广陵集卷二十二

译在这里。山势背向南方而环抱北方，寺院偏在左侧。离开寺院向西走几百步，道路分开；从南向东可以得到两眼泉水，名叫虎跑、鹿跑，还有两口炼丹井。从西向北有一座庵，名叫披云庵；庵南面的轩【一本无此四字】是山中最好的地方。那里宜于生长细竹，树木适合种松，果树多有梅、李、桃、杏、梨、栗，其他果木还很多，只是繁杂茂密，无法一一记载辨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里〕 忽然看过去，山势细小得像头发。西面的山盘曲成虎窟，泉水从真山流出。珠步山在它东面，山上有泉，名叫一人下；再翻越十几座山，便到鹤林。鹤林大概就是竹林。传说晋末高祖正在防守时，曾躺在竹林下，自以为看见黄鹤是祥瑞。到后来改称鹤林，传说中的话似乎也就应验了。它东面全是山冈土丘，断开后又重新连接，直到同铁瓮城相接的润州之地，依傍着长江。城池也依靠山势来构成险固。自汉、唐发生战乱、天下分裂之时起，润州常常处在战争冲要，灾祸长久积累而没有改变。世人传说当地百姓非常困苦。太平时，他们砍伐山林，把木材顺流运入江海；其他如鼋鱼、茭白、蕨、芦苇、柴薪、木炭，也任意享用当地丰富的资源。食物用度充足后，把多余的丢弃在附近，甚至还能够取得剩余的财利。又因为山水优美，一年四时之间，人们登高眺望远方，思念离去的人便望向来路，大家都在这里游玩，并死后葬在这里。当地百姓难道不是也独自享受快乐吗？州城南北贯通河流江面，所以风俗轻便；每到时节，有船可用，城中男女出行不骑马，风俗上也不用车和轿子。他们游览时都从容闲适，因此对于山泉的隐秘之处、木石的细微奇异，只要遇到稍有异常的地方，往往就能传遍全州，作为观赏之处。这样看来，当地民间记载的事物当然很多。既然我自认为对天下没有用处，便离开官场，逃到民间，每天苟且享受衣食之间的闲暇，超脱于事务之外，忽然感到快乐而忘记疲劳。有时我想到天下盛世时君臣相处的情形，那些生逢其时的士人，都要耗尽心力处理万事的烦劳，每天察看天下的隐患，亲身承担四海的重任，甚至有人在外九年，三次经过自家门口也不进去。他们有所思考，便夜以继日；幸而得到答案，就坐等天明。所谓把力量用于天下的劳苦，就是这样。至于他们休息闲暇时，那些人想来已经富贵显达；不是宾客站在面前，就是诏令、宰相居于右侧，自己置身于拜跪揖让之间【旧本作“是”】；只要目光所及、手指所向，左右侍从就争相奔走，拿取器物办理事务。钟磬等金石乐器、琴瑟等丝竹乐器排列在前并合奏【一作“后前”】，干戚、羽籥排列在左右起舞。即使终身如此，哪里有一天的空闲可以到山水之间呢？即使有人喜爱山水，当时土地也被割裂分封为各国；若不是办理天下大事、奉行君王命令，个人不能随意经过这些地方，更何况能得到岁月来在其中游乐吗？从那以后，君臣相得的日子越来越少。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不合乎正道的事情，便逐渐引身离去，进入山林，与树木山石相处，同鹿和猪游玩，不愿做世俗的宾客和陪侍者。私下居住、安闲燕居时，妻子儿女围绕身边，相互供养，不愿做世俗权贵左右奔走的役使者。泉水流淌、鸟儿鸣叫、风吹树木发出声响，不愿听世俗的歌舞。在朝廷和宗庙社稷之间，如果自己没有承担职务，也不肯前往。这些士人，都能在内心获得自己所乐的东西，把自身置于仕进、退处、晋见、应接的次序之外；他们在世俗之外获得快乐，大概就是这样得失相伴的。我的《诗经》读到《考槃》，才知道士人能够自得，也就可以停止追求了。曾参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吹风，唱着歌回来，大概圣人曾经认为曾点的话是对的，并且随之赞叹。孔子也曾说：“隐居以求自己的志向，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自孔子、孟子去世以后，若不是合乎道义而出仕，便是因为不合道义而离去的人，我

译考察他们的结局，大概很少有始终不违背圣人的。刚离去时，他们好像真有坚定的主张，等待世道必然合于理想后才出来做事；偶尔当时的君主招他们来议论，使他们能够说明自己想在天下施行的道理，可是他们的言论多有乖谬，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却不知道他们在山林中究竟怎样。等到我离开所任的事务，放纵自己置身山水之间，认为非常快乐之后，才知道那些人恐怕也有自己的迷惑。隐居如果不是为了求得志向，却只是爱慕山林而长期往来；出仕如果不是为了行道，却贪恋肉食精米而不能离去，二者事情虽不同，但过失却相同。这些都是玩弄外物的人。

译《尚书》说：“玩弄外物，就会丧失志向。” 既然如此，隐居者对于山林，本来有借此求得志向的一面，也有可能因此丧失志向的一面。《传》说：“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自行流行。” 隐居这件事，恐怕本来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吧。《过唐论》隋文帝收拾前代的弊病，打通南北的阻隔，使天下兼并贯通而没有牵累。当时人也认为国家能够长久流传而无穷无尽；等到他的势力衰退、形势日益紧迫时，灭亡已经来不及讨论，天下已经起来争夺。到了唐高祖李渊一露面，天下士人一看，便相继起兵。因此李密攻取东都，薛举攻陷扶风，窦建德征伐西河，宇文化及进攻魏王，王世充占据洛阳，李子通控制江都，个个拥兵称王；其他蜂拥而起的军队、螳臂抗拒的盗贼，各处自行命名，争相并起，数不胜数。远的相持数年，近的只需数月，争夺天下、分割天下；一旦失败，立即失去，彼此据守，又如水火相互消灭。等到太宗文皇帝挥戈指向、奋笔发檄，向四面呼唤，天下震动倾覆而归附。即使有长兵、深城【一作“长城深池”】，也都像草折卵碎一样，随着进攻方向立刻毁坏。然而战马仍不停鞍、士兵仍不脱铠甲，经过数年，天下才大略平定。又凭借剩余的勇力对外征伐四夷，因此东面攻取辽海，西面击败高昌，北面平定突厥；其余穿毡裘的君长、说鸟语般语言的首领，都心惊气夺、面色惨白【一作“失面”】，在国内惊惧观望，争相祈求俯首屈服，甘愿像奴仆一样入朝奉事。威势和德泽覆盖四方夷族，天下无事了。贞观初年，君臣和谐，政事得到整顿和推行，年年粮食丰收，百姓繁衍生息，各自安居而没有事故，刑罚因此减少。虽然王业尚未完成，歌功颂德的大臣却已经先说天下太平了。然而房乔、杜如晦起初仍然主张有所作为，等到才智用尽、方法穷尽，便转而迎合君主进入无为之治，以为尧舜也不过如此。唉，这也值得称道吗【一作“可惜啊”】？可是我曾认为，后世如果怀念贞观而不能亲见，房乔、杜如晦正好能够成就功业；后世如果怀念三代而不能亲见，那么房乔、杜如晦也不能没有罪过。到了高宗、中宗、睿宗时期，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而其间武氏这个女子竟然坐在唐朝、周朝命运的席位上【一作“把唐朝当作周朝，坐在命运的席位上”】，可见当时用人取才究竟如何。到了开元年间，也号称太平，而世人所指为名相的，不过姚崇、宋璟一类罢了。他们的才能和见识，只以办好文书、处理事务为要务，以刑名和聚敛为职责，以听取弊病、决断疑难为官职；这只是通常的庸能，不是有公天下的志向，不是追求符合古代圣贤的谋略，也不是衡量长远、筹划久远的思考。他们亲自辅佐当时的君主，亲手运转天下，却不知道有所作为；年深日久，赏罚既已施行，却不能任用贤者、黜退不肖者。在这种时候，君主的智慧没有更加明察，朝廷没有更加修明，天下博闻广识的士人没有得到更多任用，身边便利、宠幸、谄媚的人没有减少，百姓贫富没有得到节制，兵与农也没有统一。这不过是共同守成而侥幸安定天下罢了，哪里懂得怎样做宰相呢？等到他们去世那天，尸身还没有冷透，小人已经充满朝廷；天下渐渐衰老，而明皇帝仍然安然自若。等到范阳的军队像狼一样回顾，一声呼喊，长期安定的百姓便吓得双腿发抖，来不及逃走；从前倚重的忠臣良将争相像狐狸兔子一样逃跑，失去了区区西奔的机会，想做一个旅人来保全自己，却也未必能够。回头看从前荒嬉快乐、懈怠傲慢的情形，其得失究竟怎样呢？天下尚未出现困难时，假如有人试着说出必然发生的后果，明皇帝也肯动心并留下来听取吗？然而安禄山凭着庸人的才能，乘势突然崛起，聚集险诈浅薄、台竖般的谋略，一旦发动便倒行逆施；他所攻打的地方无人能挡，所压迫之处都被破坏，祸害流毒遍及天下。唐朝凭借积累多世的资财、贞观和开元的恩惠、天时美好、丰收盈盛的余裕、府库积藏的财物和奇珍，扶持正义而起兵，有灵武这样的根据地；左右竭力效忠的大臣，有郭子仪、李光弼；坚守阵地、挫败锐气的将士，有张巡、许远；预先料知逆乱、暗中谋划并准备军需的智士，有颜真卿。再加上百姓思念唐朝而没有厌弃的心，可是各地仍像惊鸟一样散乱，像鱼腐烂一样无法收拾，历时三年才勉强得以诛灭安禄山。为天下谋划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畏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杀太子建成论》有人问：“文皇帝杀太子建成，可以算合乎义吗？假如圣人遇到这种事，应当怎样处理？”王令回答说：“这哪里能算合乎义呢？我听说过把天下让给兄弟的事，尚且还不能因此算圣人，何况为了天下杀死自己的兄长呢？”“圣人处理这件事，就是谦让吗？”“是谦让。谦让而不能保全自己，死了又有什么办法？”“那么周公也有罪吗？”“周公有什么罪呢？天下本来就是成王的天下，周公是侍奉成王的人。周公东征，难道可以不去吗？等到诛杀管叔、蔡叔时，世人固然说是周公所为，我却认为是主管刑狱的官吏所为。周公难道没有一点忧虑吗？”问者仍未明白。我打个比方：现在有人替别人做事，偶然主人家出现了盗贼，主人发怒，要捕捉盗贼，这是防卫。后来召唤做事的人来，不幸盗贼竟是做事者的哥哥，那么还要不要执行捕捉？回答说：“要。”做事者顾念兄长而不杀他，但同行的人把他杀了，那么做事者还有罪吗？回答说：“没有。”那么周公独独有什么罪呢？文皇帝同周公又不一样。“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对吗？”“对。”“那么他们是为了百姓吗？”“是为了百姓。”“说他们为了百姓而杀君，可以吗？” 回答说：“桀的行为已经不像君主了，为了百姓而杀掉他，有什么不可以？”“建成也有罪，那怎么办？”回答说：“君主之所以尊贵而拥有天下，是因为他能够履行君主之道。如今他已经不能履行君道了，难道不能废黜他吗？所以说，为了百姓而废黜他，是义。兄长之所以有兄长的尊位，是因为有亲情。亲情可以断绝吗？何况建成的罪过还比不上古代被放逐、讨伐的桀纣呢？再说，假使桀纣是他们的弟弟，他们尚且不忍杀死，而愿意以自身代替他呢？”“文皇帝如果是为了百姓，那么又该怎么办？”回答说：“这就像有一个挑担贩卖的人，家中有千金财产和一百多口人；他的兄长只想着奢侈淫逸，每天花散几十金，全家人一起谋划，害怕因此饥饿变乱，于是厌恶兄长而喜欢弟弟。”“难道一定要得到弟弟来治理这个家吗？”弟弟突然说：“这并不难，拿刀杀死兄长就是了。”于是弟弟哭着说：“不是我不顾念兄长，我只是为了全家啊。”那么这同文皇帝有什么不同呢？问者还是不明白。又说：“自三代以来数百年间才出现一个文皇帝，为什么还要非难他呢？”回答说：“只从贞观说起，我确实有所取法。若把建成之事附带来说，就像惋惜一个拥有千金的儿子，说：‘幸亏他有家，为什么还要责怪他杀死兄长呢？’我看出其中的乖戾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口〕 如今谈论太子建成的人说，他将要胁迫高祖而图谋不利，我本来就怀疑这是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假如确实不是这样，那么魏征、王珪和文皇帝又怎么忍心采用这种说法呢？《广陵集》卷二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广陵集》卷二十四，宋王令撰，《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子厚足下：同您分别已经很久，时时从南方来的人那里听到您盛大的德行，感到十分欣慰。近来又得到您的文章，都雄健善辩、论据有力，渊深而源远，世上著名的文章很多，却没有见过能超过您的。其中也稍有专务争辩而使道理屈曲、追求文辞而背离事实的地方；但古代立言的人未必都能避免这样，这也正是解说《诗经》不能因文辞而损害语意的一端。我近来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边，最近有人传送《浩初序》来，我读后大为惊骇，不知是否真是子厚所作。虽然子厚向来同佛教徒友善，似乎确实可能是您所作；可是反复读它，又惊骇而疑惑，还担心并非子厚所作，而是他人冒名所作。不然，子厚为何见解会错得这样严重呢？来序说佛教确有不可斥责之处，同古代圣人的《周易》《论语》相合；它对于人情和性理的阐述宏大明白，不同于孔子的道。即使圣人复生，也不能斥责它。子厚难道没有思考吗？《易》从乾坤到未济，讲的都是人道的始终；圣贤君子的出处、事业，乃至次第、配类，没有不具备伦理的。所以孔子推究圣人设置卦象的原因，而《系辞》的开头就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位置于是确定；卑下和高上分别陈列，贵贱的位置于是确定。” 诸如此类的话就是这样。《系辞》中又说：“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礼义才有施行之处。”夫妇之道不可不长久，所以恒卦承接在后。主持宗庙祭器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所以震卦承接在后。再往下又说：“渐卦，是女子出嫁而等待男子来迎娶；归妹卦，是女子婚嫁的终结。”这些道理都同佛教抛弃君臣、消灭父子、废除夫妇的说法完全不同。至于《论语》二十篇，大体不过是弟子询问仁、询问政事、询问治理国家、询问如何防止盗贼之类。至于子路询问鬼神和死亡，孔子都说：“还不能侍奉人，哪里知道死后的事？”之类的话，也不像佛教那样夸诞牵强地拼合言辞来蒙蔽天下。不知道子厚认为佛教同《易》《论语》相合，究竟是指什么？即使其中有万分之一偶然偷取了圣人的话，君子就可以不考虑它的祸患而尊崇喜爱它吗？这就像赦免桀、跖的罪行，只因耳朵听到、眼睛看到其中有一点类似尧的地方。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假如骄傲而且吝啬，其余的也不值得观看了。” 何况佛教抛弃父子、夫妇关系，连万分之一周公的美德都没有呢？况且子厚说我所责备的是佛教的外在行迹【一本作“我所喜爱的是行迹”】，却不知道石头中藏有玉；我也不知道子厚的学问是否果真内在与外在不同。假如这样，子厚内心怀着仁义，手里却拿着兵器追逐父兄，若说这只是外在行迹，也可以吗？子厚担心我因为外在行迹而斥责佛教，反过来用夷狄的说法责备我说：“将要同盗跖交朋友，却来践踏季札、由余。”唉，子厚又没有思考啊！从前孔子作《春秋》，诸侯采用夷狄礼制的，就把他视为夷狄，例如杞侯自称“子”就是这样。假如我不能因为佛教像夷狄而斥责它，那么孔子也不能只根据外在行迹、不考虑内在实质而斥责杞子了。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他的取舍难道还免不了子厚这样的过失吗？又不知道子厚所说的季札、由余，是不是也都像佛教那样抛弃君臣、父子关系？如果不是，那当然不能这样类比。我曾探究佛教的学说，把它同前代具有盛大德行的人相比较，却完全没有一处相同。像尧、舜、孔子，都是佛教所最应当责备的人。若从有智慧的人看来，不知道尧舜、孔子果真如此吗？若不是，佛教就是妄人之说。孔子死后一千多年，只有孟子卓然独立。如今读他的书，都是教人兴利除害，驱逐龙蛇，除去禽兽，杀牛、羊、犬、猪来奉养老人【一作“养生”】、祭祀死者；这些根本不同于佛教。这就像君子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以尧舜的智慧，却不把爱护万物放在首位，是因为急务在先；以尧舜的仁德，却不遍爱所有人，是因为急务在于亲近贤者。不能做到三年之丧，却去细察缌麻、小功之服；吃饭时大口吞咽，却去追问不用牙齿咬断食物，这就叫不知道轻重缓急。这样说来，孟子也同佛教不同，且又受到更大的指责了！况且不知道子厚读尧舜、孔子、孟子的书时，是准备全部相信它们，还是只取其中一二而抛弃十百？不然，孔子之道同佛教不能相容，已经十分明显，为什么只有子厚能够把它们容纳在一起呢？我常常看见不遵循正道的士人，一旦在君主那里失意，就转身奔向山林，同麋鹿为群，直到死去也不后悔，甚至有人背负石头投水自沉。从君子的眼光看，这些人都是内心浅薄而急于追求外在的人。可惜啊，何至于这样！如今子厚虽然不幸被朝廷斥逐，却也不能自我宽解、安守本分，竟至于身处夷狄之地而不后悔。内心浅薄而急于外在，即使以盛大德行的人来说未必如此，但从智者看来，不能不说是过错。若一定要寻找那种不爱官位、不争才能、喜欢山水而嗜好安闲的人，那么浩初的心同麋鹿又有什么完整的区别呢？内心沉溺于虚浮高远的言论，却遗弃人伦的大原则，同背负石头沉入河中相比，哪一种更好呢？我曾嘲笑今人把有智慧的人说成毁谤佛教。佛教并不是被他们毁谤的。譬如器物，原本完整，却突然被打碎成瓦砾，说它被毁坏是可以的；但它从前本来就不是器物，那是自然如此，难道是人把它毁坏的吗？这都是不懂道理的人的话。自佛教的学说传入中国，流传了数千百年，其门徒中为它增枝添叶的人很多，哪里知道其中没有人借此说来假托彼说呢？何况玩味这些学说的人，常常只是看重名相。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就比造铠甲的人更不仁吗？难道他们全都没有用意吗？正是这个意思。假使佛教的福报可以求取，它的话可信，它的教义同尧舜、孔子相等甚至超过他们，那么君子就应当在众人之前学习并实行它。明知对方有长处，却固守自己的差异，难道我韩愈肯亲自这样做吗？尽管如此，子厚还说我就是这样做了。孔子说：“道并不远离人。”奉行佛教的人竟然能使道远离人吗？说它是圣人、不可斥责，果真可信吗？果真可信吗？石头中的玉，究竟是真是假呢？韩愈白。

译《上王介甫书》元城王令恭敬问候临川先生，写信呈送到您身边。扬子说：“圣人在世，就有仁德；圣人不在世，就有经书。经书也如同人一样。”孟子说：“听到圣人的遗风，不如亲自接受熏陶；如果这样，那么为什么把亲近圣人放在后面，而把听闻遗风放在前面呢？”韩愈也说：“颜回有圣人作为依归，却遗憾自己没有遇到圣人。”由此才知道扬子的说法很简略。孔子去世以后，后世弟子的学术源流迁移漫散，所以六经的学问杂出异同，彼此并列而形成门户。后世求学者终身到老，仍然不断辨疑是非，含默而死，没有地方折中询问。至于亲自承受圣人之学，口中听到、耳中接受的人，怎么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呢？又怎么能说有人在世而经书内容会完全相同呢？孔子时代，品第最高、名声事迹显著的弟子，总共有七十人。即使说其中最接近圣人的，只有颜氏之子颜回，而其他人也都指向学问的堂奥门径，卓然达到很高境界。自孔子去世至今两千年，经书全都存在，但七十弟子那样的人并未按时辈出，经典由人来实践的效果，也就可以全部看见了。这样看来，听闻遗风不如亲身承受，勉力修行不如亲自接受教化，这一点已经确定。唉！像孔子、孟子这样的人，往往千年也未必出现一个，尚且值得求学者积累思虑、反复挂念，仿佛亲自见到他们。假如差可比拟孔子、孟子的人同时出现，应当怎样呢？我向往仰望他们，已经有来由了。恭敬地想，您的纯正之道和深厚德行，高出近世古人；美好的风俗和盛大的功业，正在当世流布。无知的儿童和盲人，都在窥望您的盛德，想着奋发而起，沾受您余下的恩泽；难道我就不愿意得到机会，在您门下前后供职吗？只是因为自身困顿、身处偏远，无法由自己求得机会罢了。如今您入朝为天子任用，而我恰好在道路一隅，于是自己奋发整饬而来，希望求得您的教诲，也算偿还平素的心愿。至于圣贤在出仕时进取、退处时修身的方法，以及当世取舍的适宜原则，都是您一向自己涵养的。我知道自己远远不及，哪里敢妄加言说？我作《南山之田》诗一首，冒昧奉上。随从之人轻慢地打扰您，惭愧无已。王令再拜。《代人上时相书》天下有三种言论：最高的一种以道理发言，其次的一种以志向发言，最低的一种以困穷发言。以道理发言，是因为将要有所作为；以志向发言，是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作为；以困穷发言，是因为偶然遇到机会，却不能自得其用。假如困穷而没有机会，或者有机会而没有足以倾诉的人，便都不会发言。因此，不能得道，就谈志向；志向仍然包含有所作为的愿望。困穷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是自身不得志罢了。所以古代昌明的朝代、盛治的时期，明君在上，贤能宰相从旁扶助，因而他们用人审慎，求士急切，每天招纳延请，盼望人才到来，又不断推举挽留，唯恐他们离去。因此天下士人没有人以志向发言，因为他们的口能够传达内心，舌头能够传播思虑。上位者虚心倾听、侧耳细察，下位者敞开心腹、暴露内藏【一作“内肠”】；这样一来，天下士人只恨自己施展才用还不够，哪里有空把愿望积蓄起来作为志向呢？志向尚且无须发言，更何况困穷呢？自然就没有什么可知道的了。恭敬地想，昭文相公阁下，过去曾经把治理天下的责任当作自己的责任，不久却离开了；离开不久，天子思求太平，知道太平的由来，于是又起用您。因此相公所承担的天下责任十分重大，而天下所等待、依靠相公来承担的责任也不轻。您所应当做的，是使唐虞之治重新回到已经失去的时代，使禹、稷的功业在已经晦暗之后重新显明；这样将会看见天下士人倾尽言语、耗尽心思，既然连志向都无须言说，那么困穷之人难道还可以忽略吗？我曾听说，古代最理想的治理时代，百姓中有年幼而没有父亲的，称为孤；年老而没有儿子的，称为独；孤独之民，称为穷而无所申诉的人。有所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把他们放在优先位置的。有儿子却没有条件供养，和没有儿子有什么不同？有父母却没有条件尽孝，和没有父母有什么差别？如果这样，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应当是仁人所挂念的。何况我恰好遇到大有作为的时代，家世又曾同您有旧交，并且有一天曾得到您的礼遇呢？所以今天的话虽然确实是以困穷来求见，今天所蒙受的恩赐，也就是仁人大有作为者询问困穷、体恤旧故的资助。冒犯台阁的威严，惶恐等待获罪，不再详述。某再拜。《见朱秘丞书》日月元城王令谨以此书拜见著作执事。扬子说：“周代的士人尊贵，秦代的士人卑贱。”即使如此，难道只是秦代这样吗？取用士人而轻贱士人，是从秦代才开始的。当三代兴盛时，教化的设施修明完备，因而士人的出身都有来由。等到学业有成，在乡里宾礼相待，由司徒评议，由君王授官，全都有一定的礼仪。但大体说来，都是在上位者从下位者那里选取人才，而下位者并不向上位者求取什么，因此士人的出仕和退处已经有了规范。周朝衰败末期，天下大坏；到了战国时代，各国君主都像狼一样窥视、像虎一样吞食，把天下当作腊肉，而那些深谋多术、巧诈诡谲的士人，便从政治缝隙中出现。这些人又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然而当时的君主，都撤去坐席、趿着鞋，俯身弯腰，愿意求见他们；即使子思、孟子高高自持、不肯降意相合，当时的君主也唯恐来不及奉养他们。这是什么缘故，难道还有别的吗？只是因为他们心中常常有求于士人罢了。在那时，士人的进退去就往往掌握在士人自己手中，而不在君主手中。到了秦、汉以后，天下改为郡县制，由郡守、郡丞、县尉主持政务。郡守、郡丞、县尉通常自有成熟的法度和制度，并不求助于士人，于是士人开始无用于天下。士人一旦向京师求取职位，若稍有挫折、一次失误，便有终身年老而未能遇合的人。所以，士人不能被当世任用的，从此开始多了起来；严重的，甚至不知道士人对于天下究竟有什么用处。然而这本来就是士人被轻贱的缘由罢了。王令也曾笑天下的士人善于自我轻贱。士人没有进退取舍原则的，很多都是这样：只是因为自待不高，所以希望别人接纳自己时很急迫；自我操守不坚定，所以求取别人时很轻易。不仅不加选择地去求见别人，而且连求见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如今那些匆匆忙忙奔走，叽叽咕咕求见，低头顺从、唯恐来不及，望着入门便自我献媚的人，这果真是有道之士所做的吗？不过是不养狗却给它戴帽子罢了，哪里值得拿士人的进退来评论呢？王令当初开始求学时，曾希望像古代士人那样主动求见贤者。后来终于没有能够实现。伏想阁下任县令时，已经声誉蔼然，众人都相互道贺。后来您整治政务，仍然勤勉不懈，每天无暇顾及自己的作为，内心始终警醒自励，每天都在百姓中考察比较。即使巡视周围千里、经历几十年，要谋划一件真正有利于百姓的事，也不容易得到一件。王令虽然很早就听闻执事的风范，但起初仍有所等待；如今则自己前来了。只是因为不敢妄自揣度求见执事的方式，也不敢轻率地自处，所以斗胆写信，希望执事明察。不再详述，王令再拜。

译上邵不疑书 知军学士阁下：出身草野、身份卑微的布衣，奔走于公侯之门，寄身于卿相的庭院，古人这样做认为合宜，今人这样做却认为羞耻。学问广大而谋虑深远，把义置于利禄之前，古人这样做认为吉祥，今人这样做却认为狂妄。虽然道理并没有不同，义也没有两样，只是时代和形势造成了差别。过去孔子已经成圣，却亲自拜见过七十位国君；孟子也在齐、梁、滕、薛之间进退奔走，直到死后才停止。他们何其勤劳辛苦啊！这一圣一贤，难道是为了希望亲身接近公卿的高位，满足于获得万钟俸禄吗？他们是为了道。然而即便如此，大夫也不能与齐国平起平坐，诸侯也不能享有崇高地位，所以阳货送来小猪，孔子便等到阳货不在时把它放在门口；齐王问是否愿意入朝，孔子便以疾病推辞。他这样做并不是喜欢自我抬高而忘记自己处于卑下地位，而是义理本来如此，也是士人有其用处才如此。如今割裂天下的等级，在官府中占据职位、坐享其成的人，难道只有一个吗？然而他们都有属吏辅佐，只要依照现成的三尺法令办事，就已经足以完成自己的职责，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已经尽了，他们又哪里需要士人呢？所以士人在当今出仕，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用处却自行求进，几乎没有不感到羞耻的。如果没有用处却自行求学，几乎没有不显得狂妄的；既然感到羞耻而又狂妄，几乎没有不自我贬抑的；既贫困又自我贬抑，几乎没有还能自得其乐的。然而也有不自我贬抑而能够自得其乐的人，这不只是因为义，也有因为懂得道理的缘故。如今人们所谓的利欲，难道只是富贵尊贵吗？当今富贵尊贵的人并不少，但这并不是真正值得称为富贵尊贵；唯独士人能够拥有富贵尊贵，才是不同寻常。能够淡泊无求而快乐，容易满足，便是富足得无法穷尽；知道天下所尊贵的东西，却不让自己变得可被轻贱，便是尊贵得无法穷尽；以尧、禹为榜样来学习自己，使自己的名声与圣贤相配，便是尊荣得无法穷尽；谦逊却更加光明，处于卑下却无人能超越，便是高尚得无法穷尽。士人具备这四种品德，又有什么不满于富贵尊贵的呢？又何必因为自身得不到这些而忧愁叹息，因为向别人求取而不得便愤懑呢？所以士人有正直之心而不屈服，信守道义而不改变，即使穷困饥饿以至死亡也不后悔，确实是因为内心有所存守。即便如此，这些都不是王令所能做到的，只是我也曾仰慕这种遗风。不合乎义的，不合乎道的，我也不敢去求见。因此学得越久而处境越困窘，修养越深而世俗声誉反而不来，身腹冻饿而没有人怜恤，孤儿无人抚养，寡居者无人出嫁，天天接近谋求衣食的计策，以此牵制所学，处境确实越来越窘迫。外在处境确实越来越困窘，然而处在这种境况中也不敢不安然自守。这也是古人所说的，知道事情无可奈何，便安于命运。即便如此，我既不把目光投向富贵之门，也不混杂在缙绅之间；不只是自己不喜欢迎合别人，考虑到即使追随别人，别人也未必会接纳我。伏想阁下的德行，早已闻名有日。当初被贫困饥饿所迫，希望到您左右任事，却没有途径。如今稍有空闲，幸蒙阁下怜悯，进呈杂文一编，冒昧奉到您的面前，并以律诗一首作为侍奉之作。我的学问浅陋狭窄，不值得采纳；如果阁下姑且加以提携，那么王令年纪还轻，自我要求也未停止，阁下还可以等待我日后有所成就，或许不至于辱没门下。冒昧烦扰尊听，惭愧恐惧无以复加。不再详述，王令再拜。《广陵集》卷二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广陵集》卷二十五，宋王令撰：《上孙莘老书》【乙未】莘老老先生座下：六经的道理已经完备，但学习的人一定把诗放在首位，即使圣人教导人也是如此。从前孔子曾谈到诗，说：“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风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情。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没有什么比诗更为切近了。孔子谈诗就是这样，王令曾考察圣人删定诗篇以后，后世创作的诗，大概已经同古诗不同了。承接流传、相沿成习，始终没有回转，到今天诗道已经大坏。我曾推究孔子所说的可以兴、观、群、怨的作用，几乎断绝了。那么，近处侍奉父亲、远处侍奉君主的道理，难道也略去了？如今仅仅保存下来的只是鸟兽草木罢了，哪里还在于能够认识它们呢？然而王令曾奇怪后世对待诗如此轻薄，又探究当世衰败的原因，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诗没有主旨。古人作诗有根本：礼义政治是诗的主旨；风、雅、颂是诗的体裁；赋、比、兴是诗的言辞方式；正与变是诗所处的时代；鸟兽草木是诗的文饰。礼义政治的道理得到贯彻，那么君臣关系就端正，家国秩序就和顺，天下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就确定了。这样，风诗便以这些内容来形成风，雅诗便以这些内容来形成雅，颂诗便描写这些内容而成为颂；赋，就是铺陈这些内容；比，就是直截而鲜明地说明这些内容；兴，就是曲折而明白地引出这些内容；正与变的得失，也取决于此；鸟兽草木，是用来文饰这些内容的。古人作诗有主旨，所以以风、赋、比、兴、雅、颂来完成它，再用鸟兽草木加以文饰罢了。后世作诗的人不思考根本，只取鸟兽草木的文饰来纷乱更改，怎么能不鄙陋呢？然而诗既有风、雅、颂三种体裁，颂要等到功业完成、告知神明之后才能创作，所以平时本来就不容易作；至于风、雅的道理，后世也没有人采纳，散失在草野之间。可是，有志于天下的士人，谈论天下的事情，他的诗就应当接近雅；有志于一国的人，谈论一国的事情，他的诗就应当接近风。正与变的道理，又取决于时代。作诗的人大多没有主旨，也不知道有所畏惧，那么诗能够合乎正道而不流于变异的还有多少呢？这样说来，诗真正写得好的，大概很少了。然而我曾听说，有人说古诗大约有三千篇，而孔子选取了三百篇；后世学者都争辩说不一定如此，认为其中许多并不符合孔子所取的标准。然而如果拿后世的诗来看，难道不只是得到圣人删定后留下的诗篇更多，而且还胜过圣人所选取的那三百篇吗？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事实了。王令曾读《诗经》，读到幽王、厉王以后天下大乱的时期，观察天下穷困的臣子、怀怨的百姓、被遗弃的妻子和被驱逐的妻子的心情，从诗中寻求它们，后来又从诗中获得了兴发情志的作用。观察这些诗的语言，辨析而恰当，质朴而不粗俗，文采斐然而不浮华，曲折而通畅，婉转而不隐晦。顺着它的说法，可以讨论礼；从公正的角度说，可以讨论义；直截地说，可以讨论政事；曲折地说，可以讨论刑法。这样才知道诗道广博，圣人删定而保存它们，并不是随意说说；古人作诗，确实收获很多。王令曾经喜爱这些诗，又为今天的诗而悲伤，但自己仍然没有能力做到。起初我长期跟随弊陋的老师学习，到了晚年才知道诗很难作，停笔至今已经很久了。然而听闻先生的声誉，希望能够拜见您；退而寻求没有什么合适的礼物可以进献，于是追寻旧作，得到几十篇来奉上。学问还没有符合志向，无从自我表白，又冒昧把自己的见解写下来，以便通达于您的左右，心中有所期待。先生将怎样教诲我呢？诗三章，只是说明它们为何而来罢了。如果您怜悯而不加忽视，那就幸运了。不再详述，王令再拜。

译上王乐道书 人没有不自以为正直的，常常按自己的正直去行动，却未必最终真正善于自我保持正直。为什么说人没有不自以为正直呢？从人的意气说，人人都不认为自己不正直。为什么说人未必最终善于自我保持正直呢？因为这种正直可能不是合乎道义的正直，所以未必是真正的正直。为什么这样说？一句话稍微触犯了狭隘的心胸，一件小事触犯了容易发怒的人，突然涉及他，他便始终违逆不沉默，宽容的人也奋然变色，忽然间意气激动，反目相视，指手划脚、相互责问，斤斤计较长短，细细比较轻重，争执这些事情谁是谁非，互相攻击而不停止，进而转为争斗，甚至拼死相搏。这种争辩，是事情尚未真正发生作用时的表现。然而争辩的人因为执拗而争斗，正是人总以为自己正直。千钧之重与一羽之轻，悬殊自然很大。只是瘦弱腹饥的人，和肋骨并连、勇猛而饱食的人，难道容易相提并论吗？事情突然临头，有人奋不顾身，起而争斗甚至拼死，这种争斗本来就难以匹敌，也是别人难以做到的事。然而争斗者凭借勇气这样做，仍然是人总以为自己正直。弓弦多次拉满，箭矢加重前端，长矛反复锻造，房钩【缺字】不断磨刃，能做到这些的人，才有资格正面对敌。与其迎上前去，胸膺受击、冒险格挡而使肋胁受伤，哪里比得上退后安闲而安全呢？事情突然临头，有人愤怒到踏上死地，连片刻观察的时间也没有，这是因为把死亡看得很重，也是别人难以做到的事。然而勇者凭借敢作敢为而这样做，仍然是人总以为自己正直。即便如此，这些仍不足以议论真正的正直。有些人喜好争辩，遇事必定实行，决断果敢，前面面对死亡而不回头，后面延续生命也不顾惜，确实可以说他自我坚强而勇敢。但推究他所追求的，不过是意在一味表现正直罢了；同样是为了正直，难道不也失于轻率偏狭吗？勇猛而以正直意气行事的人，我常常见到；勇猛而按正直道义行事的人，我常常希望见到，却为什么总是遇不到呢？常常比较起来，不阿附他人的自信，哪里比得上愤怒争辩、互相指责？性情坚定而才干可以勉力培养，哪里比得上拼命用力而彼此悬殊？守护义理直到死也不回头，哪里比得上冲向敌人而不顾死亡？然而人们通常对前者安然处之，对后者却惊愕畏惧，难道不是失去了本来的心吗？之所以如此，是为什么？因为情感受意气激动而行动容易，义理胜过内心私欲却很难罢了。这果真是因为难吗？也是因为平素没有把义理存养在心中。所以说：只有正直而没有别的，不足以和他讨论道；只有勇敢而没有别的，不足以和他讨论正直，因为这种人不是有义之士。士人之所以为士，类别很多，为什么正直的道义反而不如正直的意气果敢呢？假使他的正直之道像正直的意气一样，那么道中仍会有不正直的地方，我还不能相信这一点。我从前曾看过争斗的人，整日争斗而不停止。张弓持械，交替包扎头巾和伤口，难道不苦吗？推想其中，难道没有肋骨折断、眼睛受伤的忧虑吗？然而整日不停止，这是因为把不正直的事也当作正直罢了。一定要等到争胜、证明自己正直后才停止，心神放松而意气安定，人的刚强果决竟到了如此地步。至于正直的道义，他们反而害怕，既不肯与人相合，也不肯顺从别人，难道曾经不如那种必定争斗的刚强吗？真是可耻啊！王令起初有志于此，常常担心不能得到天下刚强锐利的士人而见到他们。每当诵诗读书，想到那些人物已经离世千百年，仍然屏息警惕，起身仿佛将要亲自见到他们。等到遗憾自己对那些人有未能尽意之处，仍然会流泪叹息。何况在与王令同时的时代，有距离不远而又具备这种品德的人呢？伏想阁下明白道义、笃守义理，您的声誉足以激励我这个不才之人，已经有日子了。若突然遇到您，而王令正贫困，有早晚谋生的事务，不能立即舍弃一切前往任事，那么我只能不断自我叹伤了。想到自己始终不能亲自效力，冒昧写信告诉您我的期待，并表达我的向慕之情。伏望阁下怜悯并记念我。不再详述，王令再拜。再上邵不疑书【丙申】知军学士阁下：您富贵了，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呢？南方尽头的珍珠，西方极远处的美玉，山海中的象牙犀角，蜀地的锦缎，楚南荆北的木材，都是天下的奇珍。它们有的隔着水路，有的断绝陆路，离开人们常在千万里之外；然而一旦您有一天想要它们，就没有不能如愿送到面前的，何其容易，仿佛出自您的左右。只要您不吝惜用重金宝物去交换它们，就能得到它们，正如随手取来一样。所以说：富贵了，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呢？唯独不可求得的是士人。士人有时穷困却无所求，不能用财货收买；身份卑贱却不屈服，不能用权势动摇；奉行道义直到死，不能用暴力胁迫。世上虽然有富贵，如果有人想求取士人而得到他，但所用并不合乎义、不合乎道，那么这个人难道肯自我屈曲吗？世上收藏珠玉象犀、穿锦衣而居于荆楚之地的人很多，富贵者都是这样。而清白坚定的人、诚信笃实的士人，不幸世人不想要他们；即使有人想要他们而他们可以跟从，又有谁能这样呢？这些话我已经很久不敢向别人讲了，常常认为阁下所喜爱和厌恶、所作为和不作为，大概与世俗不同。身为富贵者，即使王令不才，也私下有意向古代士人学习，并愿意效法他们。从前曾有一天幸运蒙受阁下垂顾，因为您知道王令有妻子，因贫困而不能出嫁，过了婚期将要捐出钱财资助她；当时恰好没有可以亲自办理此事的人，于是才作罢。世人正沉溺于以姬妾、车马为事，而阁下独自怜悯孤苦之人；世人正想着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而阁下却想着散发自己所有的东西来帮助一个极其卑微的王令。我的才干谋略不足以补益您的长处，声誉言论也不足以取得当世的看重。不了解阁下究竟求取什么，难道确实也与世人不同吗？所以王令如今将终身接受您所赐，以成全阁下的德行。高邮是个小地方，这也明白说明地方【一作“势”】不能使高位者分出力量，借助别人的力量也不能举起重物来帮助士人。当时世上势力超过阁下的人仍然很多，然而人们不去求他们而来求阁下，离开有余者而趋向不足者，实在是因为阁下所喜爱和厌恶、所作为和不作为，与世上的富贵者不同。往日阁下常常有所赐予，王令都推辞不受；如今我却来拜见您，因为您所得到的这种自信之士，实在难得。阁下的德行究竟如何？谨以杂文一轴呈上，其中略见我的志向，幸望加以采纳。不再详述，再拜。

译上人书 某官阁下：世上的富贵之人，其势力像父亲一样，而王令不是他们的儿子；次一等的像兄长一样，而王令不是他们的弟弟；再次一等的像君主和长官，而王令不是他们的臣属、奴仆或受宠者；再其次，即使有官府中贵贱的差别，王令恰好也没有供人使唤的侍从职役。因此我对这些都漠然置之。即便富贵之门位当要路，我每天从它旁边经过，因为在其中没有事情，也不敢求见进去。前些日子听说阁下风范义行很高，心想您似乎像是愿意求教于人。久而久之，我思考着怎样有幸进见，却找不到推辞的理由；想到没有办法与您的左右相通，便停止了。退回来后更加学习，每每追寻讲论古人的义理，推究他们进退的大概，从上古尧、舜直到圣人、贤士以及中正之人的言论。观察他们上下交往、彼此契合的时候，似乎都有命运安排，大概与今世不同。然而如果果真能够有所闻见，我将珍重它，把它作为自己的操守；难道只是内心知道，而古代有道之人都如此吗？只是自身不能由己吗？那么即使心中存有拜见阁下的愿望，行迹上却有不敢前往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自身处在人下而想进于人上，如果不循道而行，那将凭什么呢？难道只有我与别人不同吗？看古人所谓戒惧敬慎的情形，大多也是如此。时间久了更加困窘，而王令又有姐姐，自己身为弟弟，不能凭自身获得衣食，反而使她一同受苦；她年纪已超过适婚年龄，长期没有资财回娘家再嫁。偶尔坐下来思考这些事，心中忽然不知道自己的心情究竟如何。然而我想这只是命运罢了，不敢不安然承受。那些交情不深的人，平时与王令交往的很多，却从未有人提到王令的穷困。自从阁下处在要职，怜悯王令的人多了，都替我说话；如果说他们没有跟从阁下的意思，那么替王令说话的人就会认为他们有罪。我实在不敢相信他们都是先有爱心、后讲义理；但我终于得以听到长者的教诲。偶尔想到，士人所自信的，关键只在于内心究竟如何。古人的进退确实美好，但仍有看到可做之事便出仕的情况，因为形势使然。如今却已经不同了。古人即使十分穷困，毕竟还能够自我满足，不像我这样一切都做不到。上县令书 元城王令谨以书信拜见长官执事，并陈述自己。王令常见如今的士人内心没有操守，外表不能自我尊重，却以献媚争胜，出入公卿大夫之门，和奴仆一同被看待；他们脸上却像实现了志愿一样喜悦，从来不感到惭愧。王令虽然不才，内心却还有所存守。看待如今的公卿大夫，先估量自己所能存守的操行，因此从未委屈自己去求见。并不是只要与众人不同，而是只有遇到值得拜见的人才去拜见。伏想执事在任州防之时，王令曾与公子交游，每每得以窥见您的为人。直到如今二三年间，始终如一。伏想执事的孝行和廉洁，本来就是当世所没有的，也是古人不容易超过的。既然如此，小子怎么能不前往拜见呢？不再详述，王令再拜。定吴夫人书 王令启：从前听说闺中的贤淑，士大夫都说这是合宜的。王令当初任意放纵心意，甚至几乎不能自我充实，定吴夫人难道是说已经得到许可了吗？已经承蒙来信，私下惭愧自己做得不合适。即便如此，又何必再说辞谢呢？初秋比从前凉爽一些，只愿尊长近来安否？近来情况如何？伏想一切万福。冒昧送上一些钱币，数目另列在纸上。七月初九日。不再详述，王令再拜。谨呈丈人都曹座前。《广陵集》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广陵集》卷二十六，宋王令撰：《上葛闳都官》【丁酉】知郡都官阁下：士人长期无用于世，阁下却为何喜爱他们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卑微拘谨、弯腰曲身，您喜欢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吗？他们进见时低头，退下时弯腰，您喜欢他们有这样的仪容吗？还是要同他们考正道德，使他们承受您的教诲呢？士人本来就有人辱没自身来求取职位，向世俗献媚来装饰仪容，用华丽文辞而轻视实际，借外表的华美来贩卖内在的空虚；这都是欺骗、侥幸求取的道路，而里巷之士和市井之人相互修习这种做法，每天陈列在您面前，作为戏弄罢了。这难道是君子应当蓄养的吗？往日有士人以阁下为主人，归附于您门下，他们都是忠信豪迈、自信自重之士；他们固然有人以身行此道，以天下人认为不对的事为可耻，即使利禄爵赏摆在面前，只要有一项不能使自己心安，就离开它，逃入山林而不顾惜。他们自重到如此程度，难道肯用不合乎道的方式来拜见阁下吗？这样说来，阁下的贤德远远超过世人。士人依附于人，却能够用道德使自己正直【一作“自重”】，这是当世人所难有的。士人厌恶那些不能如此的人而不肯追随，也正是这个原因。既然有人能够做到，士人以阁下为主人而归附，正是应该的。前些日子王令忘记自己的不才，蒙阁下宽容雅正，有幸得到一天的接见；后来听到您的只言片语，曾经为您转述。有一天阁下听说此事却没有见我，或许还会怀疑其中的是非；况且我离开阁下的门下并没有道路遥远难以到达，却自身没有来到您面前，那么您的左右便会认为我不敬慎，这正是王令所害怕的。因此冒昧写信通达于您。不再详述，王令再拜。与知县 王令听说古代君子，虽然处在富贵或贫贱的环境中，所处的形势不同，但到了进退出处的时候，道理却是一致的。既然富贵贫贱的形势不同，而进退出处却相同，这是为什么？一定是因为有道理才如此。古代做士人，假如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即使有万钟俸禄，不合乎义便不前往，不合乎道便不接受；假如遇到合适的时代，即使只有尺寸之禄，也可以进身出仕。然而这些都因为心中有所存守。心中所存守的，也有常道。那么什么叫常道？就是举止行动不失其道。假如得志而处在王公的职位，居于卿相之列，形势可以说尊贵而重大，但有贤者仍然没有不想见他的。假如没有得志，退处在草野之下，也从未因处境而使自己在道义上屈服。退居而尊崇德行、喜爱道义，一定等待时机而后施用。假如在上位的人乐于培育众多士人，急于礼敬贤能之士，那么又怎么会不前往追随他呢？大概是因为时机相遇才如此。这些都是古代君子进退出处有道的表现。王令私下曾仰慕他们盛大的德行，愿意学习。伏想知县赞善，怀有明达诚信的资质，胸怀圣贤之道，功勋业绩的传闻，也已有日子了。凡是居处的地方，即使是困顿窘迫、穷居的士人，只要稍有特殊才能，什么时候不曾蒙受您的余泽呢？而王令独自敢以古人的道理进见门下，您也没有忽视我。只希望执事不要因为我狂妄偏狭而不肯教诲我，那就非常幸运了。不再详述，王令再拜。与主簿 王令曾对当今之世的士人感到疑惑：有些人无志向却做官，有些人无所求。没有志向，所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贵；没有所求，所以不知道自己可以保持可贵。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贵，便轻贱自身；不知道自己可以保持可贵，便自我伤害。轻贱自身，就是向别人求取；自我伤害，就是自己招致损辱。所以一方面失于不能自尊，另一方面又失于过分自尊。不能自尊是不对，失于过分自尊也不对。王令曾为此疑惑而悲伤，却又庆幸自己能够自得。偶尔想到天下，究竟谁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呢？有幸若能遇到这样的人，确实值得庆贺；不幸没有见到这样的人，那又能把遗憾怎么办呢？伏想阁下屈居主县簿已经三年，邑中的士人每天来拜访，回去后都能自得。王令本来就轻视世上的士人，虽然不敢仰视而怀疑您的盛德，仍然害怕而未曾进见。如今已经决定亲自前来，希望既不辱没自己又有所收获。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结交其中仁德的士人。”那么我怎敢废弃这句话呢？只希望找到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而有所收获，又愿意亲近他。不再详述，王令再拜。

译答刘公著微之书 王令再拜：承蒙赐诗，大力称赞奖掖我。我反复诵读，反而更加惭愧。放下诗来评论，如果说这些话是为当世盛德之人而发，那就不应当用在王令身上。然而圣人的学问、有道贤人的事业，本来不可假借于人来取悦别人，只有盛德之人适合承当它。王令也不应当因此欢悦。可惜您不肯保留这些赞语，来符合真正能够承当它的人，却妄自拿来比拟王令。假如王令得到这样的名声便感到高兴，那就是浅薄的小人，哪里值得承受您的交情？假如王令得到名声却不敢高兴，那反而只会增加恐惧和忧惧，又哪里算是您赐给王令的呢？这就是我反复读来更加惭愧的原因。德行之名，是上天所授的尊贵爵位。如今人间的爵位，是人们所追求的，人们尚且要精研苦思，摸索缝隙，窥探门户来求取；即使所学本来不合规范，但用尽机巧、力求射中目标的心思，也不能说不勤勉。然而仍有人终身直到长子成人也得不到它，何况上天所授的尊贵爵位，难道容易求取吗？求学的人只是不能专心一意、不能竭尽力量学习罢了。他们一面以获得名声为目标，一面又苦于自己的行为，意气激昂地自称已经得到名声便满足了；忽然间别人称许他，他却不感到惭愧，可见他求取名声非常荒妄，得到名声也很浅薄。王令虽然不才，又怎敢自己陷入这种境地？像王令这样的人，怎么敢承当您所说的那些话呢？即便如此，我曾听到您自己写的序言：“每天苦于没有贤能的老师朋友，却妄自学习章句，哪里懂得圣人的道呢？”这又说明您过分地自我贬抑了。然而王令也有一种说法，试着希望陈述出来。所谓儒者，不是说孤独冷落的人，而是说践行道并获得德的人。践行道，所以按义理修养自身；获得德，所以内心满足而不向外求取。按义理修养自身，对富贵便不会妄求；内心满足而不向外求取，即使终身贫贱也不羞耻。只有具备这两点，然后才能守道；能够守道，然后才能治理人。治理人没有别的，不过是端正自己来对待天下罢了。所以古代君子就是如此。如今士人不学习章句，也是因为古代的国家设有学校，于是有序、党，有庠，家中有塾，用来培养人才。人的资质各不相同，若不是上等圣人，不经教导便会趋向低下的方面，必须加以培养才能成材。因此设置老师、保氏，教习六经、六行罢了。等到学成，便称为贤，德行处于上等；又教习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罢了。等到学成，便称为能。所谓能，不过是能掌握这些技艺罢了；由此可知，所谓贤者本来就有高下差等。因此知道古代圣人教人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说：德行成就的居上，技艺成就的居下。技艺尚且被置于下等，何况学成却连技艺之名也没有的人呢？如今所谓章句之学，不仅不足以培养人才，反而很善于损害人才。那些耗尽心力、竭尽力量，茫然整日只做雕琢章句的事，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他们最终能成就什么呢？起初难道没有通向道、学习古人的资质吗？本来就是被章句之学败坏了。自从章句之学兴起，学者每天奔走争相求取仕进；他们的言论全是穿凿破碎，又有尺寸、形貌等琐碎标准的限制，终其学业仍然像忽略九头牛而只计算一根牛毛。假使能够举出牛皮，却忽略其中一头牛，仍然不能称为有能。唉，也太劳苦了！古代制作衣服、器械、礼乐、名物的用途，大体不过是适应时宜、便利人们罢了。三代的君主各有增损，并不是故意求异，也只是顺应时代而制作。假使后世有贤圣出现，推想也未必全部采用这些制度，其中仍会各有取舍，又何况能把古制一一详尽地用尽心力研究吗？古人没有比孔子、孟子更圣明的了。毕战问井田制度时，孟子说：“我曾听说过它的大概。”哀公问舜的冠制，孔子忽然不回答。假使细枝末节都可以称为学问，那么这两位圣人难道会忽略而不谈吗？这样说来，如今关于名数、事物的学问，哪里值得称作君子之学呢？自从章句之学兴起，天下的学者忘记了应当学习的东西，却使自己进身得官非常迅速。忘记了应当学习的东西，就没有声闻；知道进身得官非常迅速，就把谋求道义的时间看得很浅。更严重的，甚至不知道诵经读书凭什么称为学习，只说：“求取进入仕途。”学习只是为了做官，就像商人赶集一样。商人去市场，是为了流通货财；人有货财，才有到市场去的心思；如果没有货财，只能在路上快跑着进入市场，这算什么呢？如今求仕的人与此有什么不同？高位厚禄，是学者的市场；道德和施惠，是学者的货财。先有践行道、施行德政、给百姓以恩惠的心，然后求取职位和俸禄才可以。如今学习章句便求进身的人，与没有货财却只知道快跑的人有什么不同？即使跑到市场去，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士人不学习章句，最终不得不如此；如果一定要等到具备道德之后才进身做官，那么起步虽慢，先谋求道义而后考虑仕进，也还不算晚。王令所听闻的就是这样，自己要求自己也依据这个道理。足下认为怎样？如果听说您跟随杨氏学习，也将坚持这个道理，那就值得庆贺。不再详述，王令再拜。留孙莘老教授书 起初先生厚厚地赐教于王令，亲自来临。如今时间已经很久了，而您的恩惠仍然如此。只是我的眼睛不明，观察事物不精；耳朵不聪，听闻事情不详；内心顽钝闭塞而不能通达，自己还以为可以有所进步。即便如此，我也曾试着努力过。进学之时，私下得见先生的仪容，后悔以前浅薄退缩，重新仰望先生的足迹，忘记自己力量不足。即便如此，先生也已经劳苦了。敞开通向您的道路，不加闭塞反而打开，招引我们使之归附；曲折地教导，从旁边反复说明，远远地引导，不责怪我们不能立即见效。口中谆谆教诲而气色和悦，内心亲近而面色谦下；扳开钳闭的枝牙，扫除阻塞的歧路。父亲没有儿子，便忧虑我们；兄长没有弟弟，便关怀我们；交往文书纷杂，行礼拜见依次排列。讨论归宿、讲求先后，直到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高冠长缨，几乎充满门外。即便如此，我们这些人也很快乐。天一亮便起身，默默屏息听讲，蓄养精神，打开圣人的经典；早晨讨论，晚上执持所学而办理事务。洗净眼目、除去污秽，认识先生的礼法。正打算长久学习，或许可以有所成就，哪里想到先生忽然要抛弃王令呢？即便如此，王令等人先前的情状已经铭刻在心中，刻意剥取却没有得到益处。就像蓄养旧弊，积累过千百次，也不足以取用，只会增加损害。然而先生起初已经施恩于我们，幸望最终仍加以赐教，哪里能胜过我恭敬仰慕的至情呢？不再详述，王令再拜。

译纳孙莘老教授拜书 愚昧实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愚昧而能够改变，几乎就不至于流于浅薄。浅薄是不能任其发展的，这也就是愚昧不能任其发展的原因。然而之所以称为愚昧，是因为没有知识。愚昧而无知，即使浅薄，仍然可以说是愚昧；唯独有知识却不肯实行，反而使自己变得浅薄，这样的愚昧就有罪了。即便如此，王令又知道什么呢？六经的学问、圣人的事业，都是我仰望先生而求教的对象。王令又有什么知识呢？起初先生已经厚待我们，不以我们为浅陋鄙夷而教导我们，每天增加我们所听闻的知识。这些学生不知道自己为何获得这样的幸运。可是从事学习已经很久，礼法却没有确立，没有上下尊卑的区别，反而夹杂着彼此抗拒。这不仅使我心中不安，也使我左右顾虑，害怕别人议论。可是先生又为什么吝惜不肯使学生们安心呢？王令小时候本来曾学习侍奉人，已经知道敬慎、严肃和礼貌不能在人前失去。何况面对自己的老师呢？如今已经求学，却反而怅然不知该如何处在下位。难道对童子尚且能够做到，对成年人反而不能做到吗？想在乡人面前实行的礼法，却忽视于盛德之人面前，这不是王令所能理解的。伏望先生记念此事。师道不显于世已经很久了，希望先生稍稍有所示范。王令将以此为幸，也是众学生的希望。不再详述，王令再拜。慰崔伯易丧 王令再拜，向伯易足下致吊慰。伏闻您遭遇不幸，以至发生大故。伏想伯易，天崩地裂一般，如何能够承受？内心摧折、腹中悲裂，如何能够表达哀痛？坐卧起居之间，几案【一作“杖”】、墙壁、门户仍然如昔，可是亲人已经不在了，如何能够思念？即便如此，命运自有适然，事理也有终结。况且丈人已经突然活到高寿，那么伯易奉养父亲，本来还有很长的日子。请努力思考为人子、承继后代的道义，不要以至于毁伤灭亡自己。谨奉上慰问，哪里能承受这样的悲惨之情？伯易务必自重。王令再拜。讲罢谢邵牧不疑书 王令曾听说《春秋》的学问，简约而通畅，隐约而不埋没事实，其中每件事都关系到圣人的取舍进退；如果不能真正通晓圣人的心意，又把志向放在世事变化上，就不能与之讨论。后来的儒者沾沾自喜，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附会，自己没有真正领会，也不肯安然承认自己的见解，只是猜测诬妄，自以为圣，凿穿孔穴强行插入柄杆；没有条理分支，也务求自成一家，不顾自己是否正确，于是圣人的言语、暴君和污臣中有应当讨伐诛杀的，也不加以辨明；圣人之后援引相类相近的事例，没有证据，却拿来与经文相合，似是而非，反而只成为二三件不足以彰明的事情。王令曾学习它三年，却还不能通晓；曾想求得真正通达它的人来请教。如今既然有幸得到您指教，又推想其来由，是阁下有所赐教，我怎敢不拜谢？至于穷困与显达的区别、贵贱上下的等级，进见时都有拜伏承事的礼节，这些都是卑屈地侍奉人的方式；而王令正在学习的，力量还不足以使自己奉行这些礼节。王令不敢辱没执事，也不敢行拜礼。伏望阁下加以体谅。不再详述，王令再拜。谢邵牧 恭敬地承蒙学士明公怜悯我的穷困，特意馈赠财物。平素感激惭愧之情，哪里能够停止呢？虽然如此，您所学的道理若有不安之处，我仍冒昧以言辞陈述。士人不敢对显贵有职位的人有所希求，已经很久了。即使得到万钟的厚禄，也不愿用它来换取每日两餐；即使得到执圭那样的尊贵地位，回头看也不如去锄草耕田。难道只是志向不愿如此吗？这是因为各人自有命运，内心也有可以自我满足的东西。您每次读到那些书，想到要见到书中所说的人，再回头看看自己与此相反，便汗流满背，左右顾视他人而感到惭愧。我不是说自己一定能够做到，只是也愿意有所学习罢了。我又曾听说，古代君子，周济他便接受，赏赐他却不敢拜受。然而，阁下若一定认为这是周济，那么我已经有余裕而没有不足，赏赐便不敢拜受。阁下若一定认为这是赏赐，那么士人不敢承受赏赐，前人已有先例，为什么偏偏到了今天才对此怀疑呢？人本来各有各的志向，我现在正把志向放在贫贱上，希望阁下怜悯我的志向，成全它而不要强行假借名义来改变它。若认为我没有志向，那么阁下的门下也没有可以任用我的地方。惶恐至极，不再多说。王令再拜。又一次致谢卲牧。再次承蒙您前来赐赠，使我更加惭愧畏惧。然而，士人不能守持自己的操守，已经很久了。一次不顺从朋友，尚且害怕朋友，何况是当权的富贵之家，喜怒祸福都从那里产生呢？凭阁下这样的门第，竟能容纳一个守持操守的士人，难道不是美事吗？凭我这样的卑贱穷困，而能够有不顾忌权势的操守，所得已经很多了。因此冒昧再拜陈述，不再多说。王令再拜。寄给孙莘老的信 王令启：近来没有听到您的消息，我已经曾经上书问候，并附上拙诗，现在应当已经在路上了。收到您的来信，恭敬地承蒙您起居万福。近来所苦恼的是什么事？我这里完全没有听说，希望写信告诉我。您所说的介甫之事，我知道得很详细；我在这里感到疑惑的地方本来就很多，大略与此相类，这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他先教导而不改，然后诛罚他，当然是好的。以今天的世道看，上下更替，就像早晚来去的过客一样，却想拿古代已经形成的法令去责罚他们，恐怕不是懂得通变的人所说的话。圣人对于刑罚，难道喜欢轻易使用吗？只是宽宥那些有过失和无知的人罢了。至于后世，百姓因饥寒而偷盗，却惩罚他们为盗；没有教导他们，却责备他们不孝不悌。所以曾子说，若能得到事情的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不要因此高兴，说的就是这个。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官吏因受贿而败坏，是有过错呢，还是无知呢？他们凭俸禄养活百姓却做出这种事，难道还值得哀怜吗？法令已经明白昭示于天下，这类人难道不会全都知道吗？在这里教导而不斥退他，其他地方还有可以斥退的人吗？一定有应当斥退的人，只是在这里争论先后罢了。其他地方没有别的可以处置的人，这是留下祸患给天下。身居众人之上，却有盗贼一样的行为，还凭什么处在众人之上呢？不能因为他处在上位就废弃他而不用，应当罢免他，是合理的。议论此事的人既然被古代的说法牵制，又不察看事情的轻重，所以才为此纷纷争论。我还要等见面后再请教，不再多说。王令再拜。《广陵集》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广陵集》卷二十七，宋王令撰：《与刘秀才书》。王令惶恐。先前承蒙您命令您的儿子来拜访我，我迫于您的尊命，只能勉强答应，不能坚持推辞。自从承蒙他来访以后，我天天看到他颖悟聪敏的才华，正感到惊讶、赞叹并喜爱不已。怀疑自己与他比较起来尚且不及，哪里还有闲暇自认为可以凭借师长身份来教导他呢？后生可畏，圣人尚且有时难以胜过他们，何况我这个小人，学业又出在众人之后，正希望跟随别人学习而自己的学业还没有完成，怎么敢轻易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而自居高位呢？只是因为天性拙劣而没有职业，早年知道通晓文字，偶然来到这里，每天靠教导、搜集童蒙知识来使自己脱离饥饿。虽然因此能够吃饱，但又怎么能说这就是我的学业呢？因此恐惧惭愧，没有一天安宁，面对食物便兴起叹息，志气受挫，内心空虚。面对普通童子尚且如此，何况您儿子聪敏开悟，怎么还能担当得起呢？想到自己终究不敢爱惜名声，恐怕徒然损害他而没有益处，使您左右失望，也辜负了您的厚意，终究应当有所补偿，现在正是时候。恭敬地听说辛君秀才早晚将到县中，虽然我与他关系疏远，不能完全知道他的学业，但他年长而学问日深，从事学业的时间很久，即使其他贤能杰出的人也不会有不同的议论；假如他的才学合于我这一类人，必定远远超过我，何况他是因为贫困而来，所凭借的资财还很少，而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已经有余，用这一方来替换那一方，非常合宜。又何况他的实际德行并不比我高，而您儿子素来所跟随、所防范的老师，不能忽视。古人有句话说：“女子的智慧不如妇人，男子的智慧不如丈夫。”这不过是人们习惯听闻的话罢了，尚且需要长久学习才能更加通达，何况是立志于道的人呢？这才是适宜的做法。恭敬地希望您进一步考虑这件事。王令惶恐。给束伯仁的亲笔信 王令顿首。先前托任道带信，不知是否收到？袁君多次劳驾来信，恭敬地承蒙您起居无恙，实在欣慰。王令在这里已经和同学相互讲习，自己做学问，但错误很多，无法考订纠正，怎么办呢？近来听说您谋求学问不曾停歇，您居家多有闲暇，又没有衣食方面的忧患，能够放开胸怀，不被外物扰乱，专心投入学习，这正是上天赋予的资质。还要进一步破除旧有的常规，不要迎合世俗，那么将来就能在古人的境界中与你相见，难道可以不努力吗？《藏芝赋》因为您来索取，所以我曾抄录了一本，正好遇到发送给介甫的信，准备附上少量文字奉送。如今虽然得到抄本，但草稿还在瓜州，大概托袁君抄录，等下次来信再奉上。近来颇作诗，也不能得到佳妙的构思，只有《山中词》《江上词》不是随便写成的，虽然还不工巧，却是我的本心。因为一向喜爱它们，所以冒昧寄给您，请您试着和同学一起看；若不然，也请指示我。冬日寒冷，请保重身体。元韫行程匆忙【一作“迅”】，不再详述。王令顿首。又一封。王令启：先前曾奉上书信，后来很久没有得到回信。期间我也曾从扬州往返，想求得您的消息，却没有得到，过了很久，实在无从问候。近来起居如何？深切思念仰望。任道回来以后，您也见到他了吗？县中诸事如何？另外还有什么相识的人吗？谋求学问，只要不懒惰，进德便无穷无量；但还希望您更加努力，自求高远广大，不要停留在狭小浅近之中。久蒙您爱重，希望您不要停止求道，把这些高明的文章时时寄给我。春寒时节请自我珍重，不再多说。王令启。又一封。王令启：接连承蒙您两次问候，又蒙您赐诗，并把您所作的文章拿给我看。像我这样鄙陋的人，哪里能够有所知晓？但我非常高兴看到您的学业进步，只希望您更加努力，将来超过现在，那么我就更加惭愧了。近来起居安好吗？我居住在这里，幸而没有其他事情。先前想去扬州，后来终于因病作罢，久别之后，更加仰慕。近来的病是怎样了？若有方便，请把您的情况告诉我。您多次辱承索取我的文章，但我的文章粗疏错谬，很羞于给人看，因此拖延很久，白白损耗了您的勤厚之意，只抄录少许奉上，希望您把其中不妥之处告诉我，那就是我的幸运。微之两次来信，也把他的文章寄来；近来更加进步，值得高兴。春暖时节，请自我珍重。没有事情的话，能到这里来吗？如果实在不能来，也请时时寄信。不再多说

译。王令再拜启。又一封。王令启：今天丈人的文章已经随信寄出，想来我的拙文也已经收到。伯仁兄弟本来就彼此相爱，请不要吝惜把文章的短处指示给我。先前托伯易把《防山记》先寄去，不知您收到没有？如果还没有收到，遇到方便时请取来。王令近来更加偷取衣食之间的空闲来学习，尤其希望能同您相互讲论。最近又有什么新的学业进步吗？想来没有停滞，也没有流于世俗，不拘泥于眼前浅近。这两点都是求学的大患，是我私下思考并用来警戒自己的。承蒙您爱重，所以借此告诉您。近来收到宗鲁的信，知道防聚一如往常，实在时时挂念。家叔多次想写信给您，常常因事情耽搁。如今又没有和赵兴相会，所以未能奉上书信。如果您能来访，我将非常荣幸。王令因为姐姐的缘故，很想迁往远方，恐怕以后难以再相遇。这件事不想让别人知道，请务必替我保密。暂时不及详述，请保重珍爱。不再多说。王令启。又一封。王令启：前人回信给您的信已经在船中了。当日便启程到达江阴。又过了一个月，先前屡次写信，希望早些来谋求见面，最终却未能如愿，实在令人惆怅。离开润州已经很久，奉上一封小信。后来收到元韫的信，知道他已经把东西附带送去，您是否收到？近来安好吗？怎样了？想来一切万福。王令侍奉家中长辈以外没有别的事，只是一入夏病便发作，与去年没有不同，实在可怪。南北迁徙的事情接连不断，学业更加荒废，怎么办，怎么办。王令因为姐姐的婚期十分逼近，太平方面遗留下来的东西已经到了。我自己估计仍有不足，所以冒昧写信向尊长求助，略有所借，希望您也能怜悯我。万一眼下缺少这些东西，不能借给我，也希望立即写信告知。所借的钱和绵，只送给元韫即可。还请告诉我把所借之物送往润州的日期，大概是怕取送的人错过。介甫到了常州，一定会兴办学校，这也是罕见的机会。如果您果真来跟随他，那就太好了，尤其必须为长久打算。老师和学问都很难遇到，如今世上的学问分成许多门类；按我从扬雄以来所考察的，大概还没有临川这样的学问。还要靠您自己努力。我来不及把信写完。又一封。王令启：四月乘船南行，到现在才回来。道路泥泞迟缓，接连经历疾病困苦。又想到家中谋划归去，实在没有心情。抵达真州后又病了，今天才似乎稍稍好转。虽然一直思念您，最终却没有空闲写信，情势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听说您兄弟都没有被推荐，实在惊讶叹息。士人如果不能靠自己的学问和才干在世上立足，失去这次机会便不能取得俸禄，所以也值得哀怜。伯仁兄弟家中幸而富足，即使失去这次机会，又有什么值得过分忧虑的呢？如果是因为才干，古代的名贤尚且有这种遭遇，何况我们这些学业尚未完成的人，今天的失意怎么知道不是福气呢？近来有空闲谋求学问吗？王令在这里还可以停留几天，您如果肯来看我，也许可以得到十来天的相聚，希望您留意，千万。王令的脚病没有停止，不喜欢住在南方。到了家以后将向北迁徙，恐怕还会回到润州，恐怕您想知道这些。宗鲁安好吗？我因病躺在床上，没有空闲写上完整书信，想来您也会谅解。曾经答应为他的儿子作名序，在蕲州时曾经错过我的想法，后来总是没有空闲。到家后一定写成寄给您，不要见怪，不要见怪。请代我向各位相识传达情意，千万请来一趟。久别之后实在思念，相见一笑，这种快乐不可错过。王令启。又一封。王令启的信已经递送出去后，我又写信等候您三天，怀疑您终究不会来了。我因为两位叔父回去，便到扬州探望他们往返的情况；又过了四天，收到您的信，详细知道了您相聚的心意，又承蒙您惠赠笔团，都已经收到了，实在惭愧感激。相距很近，只是我脚病不能骑马，因此不能上门拜访。伯仁兄弟家中的事情都由父兄作主，怎么会因为有什么牵系而舍不得来这里一趟呢？我在这里还要停留几天，请不要吝惜来一趟，那将是我的大幸。分别以后我的文章时时也有写作，只是我因病不能抄录；您如果肯屈尊来访，可以就地抄录。承蒙您教导我谨慎自守，这正是我的志向；然而我每次有所过失，便常常自己悔恨，不肖之处没有不在这里的。如今伯仁又以此来振作我，我怎么敢不拜受您的赐教？惭愧而感荷，惭愧而感

译荷。如果您有什么听闻，不要怕频繁地告诉我；很久没有人用言语来医治我的毛病了。伯仁果真不遗弃我，是我的幸运。我还等到见面时再详谈。整个冬天寒冷凛冽，千万保重爱护自己。王令启。又一封。

译王令启：先前在常州遇到赵具，听到了您的消息。恭敬地承蒙您赐信，告诉我相别已久而不能相见，实在慰藉了我的思念。又承蒙您来信问候，更加痛恨相隔遥远，不能再次前去接受您的教益，惭愧而感荷不已。王令到达以后，家中已经到了冬至，又因为生活费用困窘，已经接受常州普通人的招请。早晚就要迁居，安定下来后，暂且再写信同您讲论尚未达到的学业。非常想同您和伯仁一起相处。不知伯仁兄弟能不能一起来呢？常州看润州虽然稍远，但终究没有什么忧患，这是第一点。为什么吝惜而不肯来见我呢？其余等见面后再拜访详谈。近来冬寒更加厉害，千万保重防护。不再多说。王令启。又一封。王令先前因为家事向丈人求助，看到您言语和颜悦色，似乎有意帮助贫困的人。我回来后非常高兴，直到天亮都睡不着，想着事情既然可能成功，应当怎样谋划报答您呢？我每次观察前世豪杰之士，正当极度穷困危急的时候，偶尔有有力量的人把他们钩援出来，他们常常脸上发热、背上冒汗，仿佛亲身承受了那个人的恩赐，于是便自己庆幸，希望能够对别人施德却又做不到，如今我竟然希望得到您的门下帮助。王令虽然不肖，不能自我修养，但尚且能够追慕古代豪杰，以光大并承受您的盛德；即使最终只能以死相报，也将忍不住悲叹。狐死尚且首丘而不闭眼罢了。侍者有幸，请替我向您说明这些，并不是敢于催促。只是怕在您身边被遗忘罢了，怎么办，怎么办？不再多说。王令启。致谢束丈。王令惶恐。我这个不肖之人，对别人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因缘际会，离开这里又回来，只求得到食物以延续生命。您对我的恩赐向来深厚，我住下来常常想到这件事，最终却没有能力完全报答；又迫于饥饿，不能自行引退离开，所以对此惭愧，早晚都不敢忘记。一旦得到您的馈赠，见到它便汗流不止，而且十分忧惧；我这种微薄之人没有什么话可说，想推辞又无法推辞，只好内心惭愧而在外表拜谢，这样心中的真实想法和外在表现便相互分离，也使彼此都感到不安。如今不料又承蒙您的命令，所以特意说明这些；只是希望减薄您的赏赐，谋求使您安心，因此才这样希望。哪里胜得过这深厚的情意，不再多说。王令惶恐。又一封。王令顿首。我观察古代圣人贤者从事卑贱事务，刚开始似乎也有可疑之处；等到仔细阅读、审慎思考，便知道其中确实有道义。因此孟子对于长者的馈赠，即使那馈赠是不合义的请求，仍然推辞；弟子对此感到疑惑，而孟子自己并不疑惑。后世求学的人，不贪图所得，却能像孟子一样在进退之间不自我怀疑的，太少了，何况是我呢？虽然如此，接受馈赠是合乎道义的，我却又在外表上感到羞惭，内心惭悔，忙乱得没有闲暇。王令不肖，没有才能，又很早失去父亲，因此不被当世容纳，近于饥饿，不能不冒昧想到向西来这里，用所听闻的学问欺哄童子来换取食物；为了一日两餐的饥饿，含着惭愧忍受羞耻，厚着脸皮面对别人，这本来不是古人所说仁义孝悌之人应当从别人那里得到食物的情形，哪里还能再拜受别人的赏赐呢？周济贫贱之人，古人都希望从诸侯、大夫那里得到，却不应当寄望于丈人。叫我怎样承受奉行呢？惭愧羞赧至极，不再多说。王令顿首。致谢束熙之。我年老鄙陋，只是徒然活着，犬马之齿渐长，所学和所作都已荒废，不能践行大道；我日夜自我思考，希望在千万次思虑中得到一二分收获，或许能够努力实行，摆脱小人的境地，但这并不是说今天就能做到，大概是终身的愿望。熙之正当年富力强，听闻见识如同树根延伸、藤蔓蔓延，彼此接连而不断；写作的文章都纯粹刚劲，使当世有盛德美才的人都将畏惧退缩，叩头折腰，愿意同您结交。像我这一类人，哪里敢奢望追随您的后尘呢？近来您到此西来，又怜悯救济我的穷困饥饿，我借您的声誉和文采来感到荣幸，已经超过昨日；您又同您的兄长一起向我坚持拜谢，意志坚强而不可改变。我承受奉接之际，头发竖起，大腿战栗，不知自己凭什么能够承当，忧惭仍未停止。再拜读您赐赠的诗，它的言辞仿佛是在描写千百年前的古人，否则就必须是当世的贤者才能相称，也许还会谦让；我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不敢把它当作可以出售的东西。稍后当亲自到府上，拜受从者的屈辱，恐惧战栗至极。不再多说。王令启。

译答王介甫书。王令再拜启：承蒙您赐信，恭敬地承蒙您起居万福。王令已经到达真州，回去不过三五天罢了。王令因为脚病，不喜欢南方，私下想在润州谋求一个可以暂时歇息的地方，不知果真能够得到吗？人情世故不容易突然离开，到了家后应当停留到春初；车马到江宁时，希望能有机会见您一面，再谋求侍奉拜谒。道路上时常听到流言，这本来就是俗人的常态；从道义上寻求，并没有看出有什么过失。这个职务怎么可以长久任职呢？所提出的请求即使频繁，也必定要有所获得才会停止。辞说既然谦逊顺从，即使烦琐又有什么妨害呢？承蒙您把诸位的议论给我看，他们认为不应当自己求取安逸，屡屡烦扰朝廷；这似乎是不衡量出使和请求知州二事轻重的人所说的话。假如出使确实不能做，那么即使请求频繁，也有不能回避的理由。世上为求取官爵而有所求请，以及认为自己受到冤屈而求得公正，书信上奏几十次的都有。若从道义上说，出使不能做已经是确定的；既从道义上说，那么即使请求频繁，与那些事情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因为害怕烦琐就突然停止呢？近来听说江东在位的人，往往怨恨发怒；这些都是王令亲眼见到的，介甫对他们的待遇并没有什么失当。然而人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作为与众不同；只是他以公心办事，不阿附朋党来混迹世间，恐怕长久下去难免遭遇人的祸患。古代的人不得逢时，有许多人靠贩卖鱼盐、商贾经商来自己谋生；然而从来没有因为贫困而去做公卿大夫的，不只是不能做到，也是形势不允许。如今既然已经参差错落地处在其中，恐怕只有得到一个州郡才会停止，不知这样做如何？配给的士兵不熟悉水上事务，我私下认为从上面所说的办法来看并无妨害。如今既然担任这个职务，怎么能没有话说呢？如果请求把河北、山东、关西、河东等路应当已经配给他人的士兵，按照道路远近，分别配给繁重的差役；有的地方没有江河，只要不是靠近边江，即使在江南，似乎也可以。至于江池、太平等州，或者上面另有靠近边江的州郡，像这一类地方，必定缺少兵士服役；也可以从附近州郡调取，不废止纲运。州郡如舒、蕲、信、歙等州，抽调坝役使用；又如江东转运司在江宁另设小营，聚集十州兵士，只为准备押送上纲之物。假如已经配在江池等州，这些人又不熟悉水事，请求一并改配到不靠近江边的内地州军，不知这样是否可以？又听说有条文不允许差遣北方人押送上纲，是真的吗？还请询问：既然知道兵士一旦押送上纲便成为繁重差役，按法律应当两年一换，如今一旦上纲，却四五年也不更换，多半被用钱财的人侵害。听说役夫服役期满后，饥寒交迫，不能养活自己，大多逃亡以求脱身；即使十将、节级也都是如此，他们下面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只是还不知道提刑司是否也治理这些事。沿途其他方面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施行设置；他们所设置的炭、定、磁等民间事务，确实使人感到便利，请把这些情况知道一下。冬寒刺骨，恭敬地请求您保重爱护。王令再拜。后面的批语。请求一个州郡，这件事不能停止，希望您再考虑。以北方人替换到其他州郡，南方人即使连同家属迁移，似乎也没有妨害。与王介甫书。王令启：船行迟缓，十一月才到家。十二月迁往常州，很久都不知道行李在什么地方，私下实在奇怪。先前承蒙您赐信，确定要来淮南。我遇到从那里来的人，总要问起您，最终却没有得到确切消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近来起居如何？恭敬地想来您一切万福。所提出的请求后来怎样了？假如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往后更加困乏，不知将用什么办法自持？如果实在不得已而接受了它，将来又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又用什么来推辞呢？然而如果一定想不接受，从今天的困境来看，对方已经有办法控制我了。即使没有办法，难道就可以这样吗？假如一定不肯接受，那么与今天自己坚持到底相比，哪一个更好呢？这也是关键所在，不可不慎重。不知您选择了怎样的办法？王令来到这里以后，事情也纷纷扰扰。往返虽多，却没有遇到相同的境况。只是因为荒废时日，加上脚病，心神空虚，喜悦和遗忘交杂，恍惚无聊，学业当然荒废了。思念仰赖您的教诲，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侍奉拜谒？如果您在淮南，将来或许有幸见上一面。未见面以前，恳请时时赐信问候。春末天气炎热，恭敬地希望您爱护防备身体。不再多说。王令再拜。《广陵集》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

译《广陵集》卷二十八，宋王令撰：《答吕吉甫书》。王令顿首。吉甫阁下，承蒙您赐教，情意十分深厚。您所推许期望的，是把我看作君子。可是我这样鄙陋的人，哪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虽然如此，事情本来有不是这样的地方，不能默默不说。王令认为，现在的学校并不是古代的学校。如今只把章句作为考核标准，只学习能够取得利益的东西，日日夜夜讲习，几乎少有希望却不会遭祸。仁义如果一定要依照如今的法度来讲，那么就不需要那些自信的士人；如果不依照如今的法度，而只陈述古代的义理，那么没有发问的人，谁来说明呢？没有听取的人，告诉谁呢？古代人教导人的方法，大概是说：“不到心里想求通而不得的时候，不启发他；不到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开导他；如果举出一个角落他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落，就不再教他。”孔子难道不想让人完全听闻他的道吗？只是形势不允许罢了。因为若不是这样，人就不是自己获得的；不是自己获得的，凭借它就不深；凭借不深，持守它就不安。王令观察近世的士人，本来有用力学习的，只是他们的志意不能安于所听闻的道理，实行义理也不由道而行。他们的弊病在于学习不明白，虽然知道却不相信。学习不明白，是因为迷惑，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知道却不相信，是因为只是从口中说出来、从耳中听进去，思考没有深入内心。古语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 何况要召集那些无所求的人，把他们所嘲笑的行为告诉他们呢？他们不听，是必然的。即使有听从的人，君子难道会这样告诉他吗？所以王令说：现在的学校，是有德之人不会居处其中的地方；德行不够的人又不敢居处其中。前面所说的，大概是在推明今古的异同，以及有德之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并不是说给不肖之人听的。前些日子到了扬州，有人把我拒绝府中命令的事告诉了我，我惊惧不安，知道那不是我应当居处的地方；又忸怩惭愧。既然已经不得已，便把这些话告诉他。自己凭不肖的学问仰慕古人，应当就是这样，难道敢在其中自行取舍进退吗？世上的公卿大夫，不谋求道德，已经很久了。如今冯公信任贤能，不知道我是不肖之人，却想把我列入民众的名册，削弱公卿的势力，又以礼相待。这确实不是草率之举，大概是有意于道德。王令也认为，人的过失在于，既然古人对我有所期望，我虽然达不到，但如果用世人讨好容悦的方式来回应他，便不能把他所说的话完全说尽。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忠，因此自行陈述微薄的意见，没想到他竟把这些话传成这样。王令不肖，早已不足以取信于人。他因为听到的说法不同，所以感到惊讶。用本来不足取信的话告诉不相信的人，又把令人惊异的话传出去，按理应当向上面回复，却违背了我的本心。吉甫您看看我平日所说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诗》难道不是合乎法则的言论吗？孔子的弟子并没有因为《诗》而责令诸事。过去确实有这种情况，只是传述的人失去了我的本意。七十位弟子对于仲尼，每天听闻过去没有听闻的，见到过去没有见到的；他们正看见它在面前，忽然又到了身后，哪里有闲暇把作诗当作事情呢？后世学习圣人的人，取得他的文字来学习；经过几百年，那些说法漫无边际，追随其流而远离他的言语，攀取其华美而不取其实际，士人舍弃道德而争相把文字作为学问，我私下对此感到悲哀，所以借着这件事谈到这里。古代保存下来的诗有三百篇，都是圣人因袭人的言语而保存下来的，因为认为其中有道存在，所以没有废弃。孔子曾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他认为《鸱鸮》这首诗懂得道，那么其他诗便有不及道的了。因此诗的作用，可以用来引发感兴，可以用来观察风俗，可以用来交合群体，可以用来表达怨情；用它来处理近处的事，就能侍奉父亲而不违背；用它来处理远处的事，就能侍奉君主而知道义理。求学本来有很多途径：想成为大人的，就学习成为大人；想成为善人的，就学习成为善人。什么叫大人的学问？不是先王的法言就不说，不是先王的德行就不实行，口中没有可选择的言语，身上没有可选择的行为。什么叫善人？不拘泥于古人的足迹，却也没有进入圣人之室的人。古代诗篇中得到圣人之道的很多，其中有不合于圣人的，难道少吗？然而它所存的意旨，最终归于善，那么它们作为善人的作品也很多，难道能够毫无选择吗？学习孔子的人，却只知道完全相信他的话而不加选择，把古人所做的一切都推说成道，并拿来教导后世，于是极力放纵言辞，驰骋于枝末，习惯并助长夸张、淫靡、华丽的写作；其中虽然有不失正道的，我恐怕正如扬子所说的“一人作风，百人劝学”，刚强有志的人本来就不会这样做。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只是不苟且罢了。”像世上那些作诗的人，能够不苟且吗？所以王令推阐孔子的意思，认为保存诗篇，是为了用来承载道；而不创作当世流行的诗，未必就不是为了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广泛听闻而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广泛见识而记住它们，这就是古人求学的方法，施用于古诗难道不可以吗？颜子说：“以文章广博我，以礼约束我。”求学本来就有自身的约束。孔子的话传到今天，大概就是这样。他的诗说：“不嫉妒也不贪求，还有什么不好？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你的居室太远了。那就说，是我没有思念罢了，思念你又有什么远近呢？” 孔子难道是毁谤诗的人吗？只是说诗中有些话不便利，有些义理没有说尽罢了。既然说是求学的人，难道可以拘执诗篇而完全相信吗？借着吉甫的询问，我又陈述自己不肖之处，请您姑且思考一下，了解我说这些话的用意。不再多说。王令再拜。与杜子长书。子长足下：王令贫穷而没有资财，身体和技艺都遵循礼法，有人责备我时不敢轻易接受；寒冷饥饿到几乎死亡，又害怕辱没祖先，后来因为某些缘故，只好苟且偷生以求保全。王令将要依靠圣人的道理，向诸公乞求食物，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诡诈拙劣，只是想到除此之外还有更加诡诈拙劣的办法。这个月二十日，想和诸公相会，子长回来后，愿意高兴地来吗？王令再拜。又一封。王令再拜。我们相识已有多日，所谈的大多是通常的格式，言语没有触及内心所存；到了晚上，又多是急切、怨恨、叹息的话，君子怀疑并且畏惧我，也是应该的。虽然如此，结交相处的道理，本来必须心意相同。至于出仕或退处、远近，以及一早一晚、十天一个月不能见面，这些本来只是外在的行迹。心意相同而行迹不同，对于交往有什么妨害呢？所担忧的是行迹相同而心意不同。十个囚犯同在一座牢狱里，也不能说不是处在同一个地方；至于内心，彼此却可能大不相同。幸而得到君子听信我的话。求学虽然贵在彼此亲近、相互渐染磨砺，但君子与我还同在一个州里的范围内；如果您不至于最终抛弃我，那么语言上的问答、文字上的借阅，本来也没有什么疑问。只怕君子一定怀疑我，所以写下这封信等待日后质问。王令再拜。

译与李君厚书。王令顿首。王令向西来时，起初还没有感到惭愧；等到天天靠自己的学问从别人那里取得食物，这才大为惭愧。古代靠自己的学问供人食用而心安、不感到惭愧的人，都是因为内在的德性有余，能够推及并补足别人的不足，所以当时有声望的人跟随他们，经过他们身边的人也受到感化。因此说：君主任用他们，他们就安定、富裕、尊贵、荣耀；子弟跟随他们，就孝顺、友悌、忠诚、守信，因为贤能而有道的人产生的效果就是如此。假如不是这样，怎么能够让人人都来供养他们呢？如今王令所获取的食物却不同，自己已经不足，却勉强施加于别人，所以听者不服从，旁观者也没有受到感化。每天都担心遭受鞭打，而来学习的人，虽然害怕，却有一半亲近、一半疏离；然后我自己叹息，知道自己不是贤能有道的人，更加知道不能欺骗别人。正天天感到恐惧惭愧，哪里还有闲暇贪图取得什么呢？您所赐的束修，我恭敬地准备退还，情意恳切，情意恳切，不再多说。王令顿首。鲁子思哀词。王令居住在扬州时，长久以来相处共事而成为朋友的人，大多只是寻求长久亲近欢乐的关系，只有鲁氏兄弟如此。王令当时还年轻，尤其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相交的朋友起初还勉强相合，最终多半弃我而去。但对鲁氏兄弟却没有这样。王令求学日久，所作所为也越来越不同于从前；看待鲁氏二兄弟，始终感到亲切喜悦，如同从前一样；每次退下后也曾害怕这种亲近，久而久之却更加友好。按年龄排列，鲁氏二兄弟都比我年长，于是我便把他们当作兄长。鲁氏二兄弟起初谦让，不肯接受这种称呼，久而久之也顺从了。今年八月，我因事情到扬州，到了鲁氏家中，只见他的弟弟康安民，却没有见到他的哥哥子思，感到奇怪便问他：“生病了吗？”我虽然因没有见到他而觉得遗憾，却认为不过是时常有些小病，这是人人都不能避免的，也没有更加忧虑。回来后王令自己也病了，很久不与人交往，忘了写信询问。后来有人把他的死讯告诉我，我起初觉得不像是真的，传来的疑问却被证实了。子思死时，王令西来十分穷困，所作的事情也更加相信自己，因此更加认为许多朋友不能忍受我而离开。如今才听到子思的丧事，可以知道我内心的悲哀了。子思年少时便失去父亲，没有其他兄弟；他的兄弟安民，是子思叔父的儿子。子思死时，还没有娶妻，没有儿子，后来便断绝了后代。唉，实在可悲！我作哀词一首，寄给他的弟弟安民，也给过去同子思交往的人看，希望不要责怪我多有怨恨。词说：呜呼！子思真的离开我而死了吗？活着有死，这是常理，就像行路的人必定要归来一样。然而众人安稳地活着，慢慢等待死亡，你为什么忽然离去呢？难道是看见今世没有什么可快乐的，于是释然脱身而离去吗？不然，就是把你系于上天的命运，在这里终于断绝了。你的求学十分勤勉，本来希望有所施展。既已充实自身并成就科名，难道会安于走向死亡而不求生存吗？等待时机却恰好遇到世道不容你，回头看自身处境又十分困窘；而前代圣人、古代贤者，道路本来就不是快乐的。于是忽然离去，这难道不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吗？命运在这里终止。呜呼！不可推论啊！上天究竟有知还是无知？如果人人都有命运，那么人最终又是由谁来安排？我间或呼唤你，你都不回答，使我越想越疑惑。像你这样的善人，竟然也早早殒命。评论说：呜呼！子思，真是世上没有善良的人吗？口齿尚在，头发已白，成群奔走却不能站立。你如此不幸，年纪轻轻便夭亡。苍天啊苍天，那些人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让你不能长久？呜呼！子思，真是世上没有善良的人吗？本应食玉而朝见君主，本应腰佩黄金。你为什么如此不幸，连糠糟都不能容纳？苍天啊苍天，那些人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让你连片刻安宁都没有？呜呼！子思，真是世上没有善良的人吗？本应有十百个孙子，子孙如瓜蔓绵延。你如此不幸，斩断了祖先的后嗣。苍天啊苍天，那些人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让你不能世代延续？呜呼！子思啊，一切都结束了，只能令人怀念！来不及奉养父亲，离去时也没有留下儿子。声名没有留存于世，学问也同腹中之物一起埋葬。呜呼！子思啊，你究竟对上天负有什么过错呢？吊祭李显之秀才的文章。至和三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元城王令恭敬地写这篇文章，吊祭亡友李君显之的灵魂，说道：呜呼！显之如果死后无知，归于寂静沉默，一生的劳苦就此结束，万世也得到安息；如果死后有知，那么你究竟去了哪里？又果真与活着相比，哪一个更快乐吗？亲人呼喊我的孩子，弟弟哭叫我的兄长，肝肠寸断，心灵崩毁，再也无法复生；人尚且不忍听闻，你怎么忍心离去呢？这似乎不是你的心意，而是命运把祸福降临之事安排在你身上。譬如有人登高向下射箭，射中人的只是偶然，射不中的却多有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叹息呢？你有很高的才干，却被世道困顿；急切求学，只为取得一科功名来成全亲人；你喜爱文章，文采振振有仪，如同把织锦绸缎裁制成衣服，用玉尺量度、用金刀裁剪，尺寸合宜，缝合衣襟，上衣相接，下裳整齐，既可以穿着出行，也可以用来朝见君主。人人都说你合宜，你自己也逍遥自在。你曾说我的学问不能取得俸禄，倚仗已有的学问还稍有不足，我尚且不足，哪里敢说你反而不能取得科名，最终又夭折年寿呢？我曾经有一个主张：坚持原则以求自得，不如欢欢喜喜顺从别人；悲戚地看待生死，因为生死有天命，穷困显达由我自己的命运决定；求学不是为了求取官职，而是辅助我的本性。这样说来，谁是长处，谁是短处？谁是生，谁是死？谁是得到，谁是失去？什么值得高兴？什么值得叹息？什么值得发笑？什么值得流泪？只有合乎义、仁以及真实情感的事情，才是确实存在的。你如果有灵，我的话也许能使你安慰；你如果没有灵，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送穷文。皇祐壬辰年十二月三十日，谨备香和酒，送穷鬼，并且告诉它说：“唉，穷困啊！果真有穷鬼吗？人人都送你，你还要不断离去吗？从我出生直到如今，我被前面的事情牵制，又被后面的事情追赶，失足于险处，跌入深渊；抬头碰到天，伸脚却没有立足之地，上面沉重、下面狭小，始终没有安置自己的地方；身体一天天瘦削，不能肥壮，骨头露出皮肤；冬天即使温暖也总觉寒冷，白天即使短暂仍然饥饿。衰弱的人前行，遇到平坦的道路，尚且有时慢慢走；众人所躲避的地方，即使有如蝮蛇咬断手臂，也有时势必要到。人们趋向的地方应当前进，人们躲避的地方应当离去；你既不前进也不离开，对我究竟是什么缘故？这一定是有鬼在作祟，拉扯前进、推阻后退；不然为什么把进退取舍颠倒呢？”今天是除夕，听说你将要离去；有这清酒斟酌，有这香火焚烧，我作揖送行并祷告，希望你能够离开。从前唐代有位贤人叫韩公，给你立下名字，使你的名声流传无穷。他说鬼是不存在的，韩公难道是在欺骗我吗？如果怀疑鬼是存在的，你就来吧！我跛着脚倚靠着等待，眼睛昏花，心神陶醉，似乎有、又似乎没有，像是在梦中；你高高然地走来，轻捷然地到达，双脚交叠，肩膀耸起，眼睛闪动，嘴巴张开，好像将要说话，临到吐露时却又停止；回头看看前后，彼此相互指着嘲笑，于是上前说道：“赠送行人的话，对人来说当然如此；我只是鬼罢了，哪里有什么话可说？”

译“一定要赶走我，这也是有所畏惧啊。”又说：“桃枝、苇索，是古人所说的我这种非常之鬼，也不怕这些。”主人于是惊恐地上前，提起衣襟向他道歉。然而我还是不聪敏，敢问您怕什么？他说：“那长着长腿、总是抢先跑，长着长手、迅速夺取，见到利益就忘了道义，喜欢得到却忘了给予，这叫作贪；满面带笑，嘴上说好听的话，跪拜点头，进来总在前面，退下每每落在后面，这叫作佞；嘴上承担，身体受苦，内里隐藏、外表贫穷，磨针接续，修补旧物而代替新的，这叫作吝；对结局轻视开端，勇于图谋利益，闭着眼睛百般思考，开口却有千条途径，这叫作巧。贪、佞、吝、巧，正是我所畏惧的。”又说：“如果不把我赶走，我就转身奔逃。”请问主人家还有这些人吗？主人于是内心惭愧，手上出汗，舌头迟钝，口才鄙陋，实在没有。去留都愿意听从。《五铭》序 古人对于器物，常常有所铭刻。除经书中可以见到的以外，其他传记中杂然出现的还很多。只是古人不是徒然为了说话而作铭，因此越看越觉得可爱、越显得新鲜。我不敢说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独自选择那些不合我心意的事物来作铭，大概是为了防备自己、观察自己罢了。《冠铭》不能停止，也不能再加重脚步。既然崇尚它而尊贵它，也有因此而被弊害、被抛弃的时候。《衣铭》谁能有衣服而不考虑它是否美好？谁能整理衣服而不使下裳朴素端正？《履铭》既然质朴而承载双足，为什么不用它来行走？《杖铭》正因为它不能行走，却希望跛着前进；身体若得到便利，便可以辅助人快走。既然它倒下又跌倒，那又有什么力量呢？唉！手杖不能扶人，而人却用手杖来扶持自己。唉！《门铭》进来就说：‘出去的是谁？’那一天缺失了，开门不是适宜的事；来了却常常偷盗，这种祸患难道可以不慎重吗！《言铭》从前我曾经发表过言论，却不知道把言论说给人听是多么困难。等到有人对我发表言论以后，我才知道把言论说给人听的困难。而我仍然属于小人。不过，别人对我所说的话，都不是在责备我的过错，而我尚且不能虚心回答到底，何况我过去确实刺中了别人最严重的毛病？幸而遇到君子，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幸遇到像我这样的众多小人，那么我得罪的人就多了。作这篇铭来自我诵读，同时戒止多说话；它可以诵读，也可以用来警戒。铭文说：您如果认为贤人在贤德方面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表言论？别人所说的话并不符合您的本意，世人却把它当作您的言论，您从中能得到什么呢？算了吧，算了吧！您既然把它当作自己的言论，又何必忧虑呢？别人未必贤德，既然未必贤德，为什么还要发表言论？您把它当作自己的言论，即使符合您的本意，您所说的话又能得到什么呢？算了吧，算了吧！别人所说的话又能得到什么呢？故秘书丞徐君墓志铭 嘉祐三年，东平吕倚将把他的舅父徐君安葬在扬州江都县某乡某原，卜定某月甲子日为吉日。他的门人王令说：“舅父名天锡，字日休，是故吴忠武王温的后代，秘书丞某的儿子。”秘书君安葬时，南丰曾巩为他的墓作铭，并为他的家世作序，叙述得很详细。只是舅父年轻时就有奇特的志向。当徐氏家族虽然已经失势时，旧日将相大家的子弟都完全不接近书籍，唯独舅父学习来成就自己。天禧年间，他以进士身份出仕，任筠州司理参军，掌管祥符县簿。推荐他的人多称说他的才干；至于廉洁，则认为可以学习却无法赶上他。后来改任著作佐郎，知宝应县，又改任秘书丞。明道二年三月十二日因病去世，死时四十九岁。舅父在世时，吕倚尚且年幼，未曾跟随他；因为长期相处，他知道舅父为人深沉，从不主动说自己的才能，因此未能知道他所作所为。舅父去世以后，吕倚常常爱慕、思念他的贤德，惋惜他没有什么事迹流传后世；可是当时的交游者已经没有在世的了，只好到他家旧日的老人和遗留下来的仆役那里询问他的事迹，结果也都是些鄙俗卑贱的人，没有能够记载和了解的。只有人能说，他富有时看待财利毫不吝惜，到了极其贫困时，廉洁的品行大概丝毫也没有改变。有人诬赖强取他的田地，他不与那人争辩，也始终不责怪那个人。但这些都是吕倚已经知道的舅父平常所作所为，并不是他的慷慨大节。舅父治理宝应时，宝应百姓正遭受饥荒和大疫，他招募百姓拿出米来煮粥给百姓吃，聚集医药来给病人治病。他的家人多次告诫他要爱惜自己，不要亲自到民间去接近病人，舅父认为这是县令应当做的事，不肯听从。可是他最终还是因疫病去世了。二十五年后，吕倚经过宝应询问此事，官吏和百姓仍能记得他去世的年月日时，大概是因为他们称颂怀念他而不忘。他死后没有儿子，先父为此悲痛，到了吕倚时才努力办理安葬之事。安葬应当有铭，而舅父的事迹没有流传，这就是吕倚来询问我的原因。王令对他说：“古代有志之士和仁人，他们的名声流传后世；那些事迹没有流传下来的，大概多半只是因为圣贤和学士曾经推许称道过他们。后世相信这些人，认为所称道的并非虚妄，必然如此。如今您想让舅父在后世显名，却不去求取世上道德可信的人，反而来询问我，这正是我害怕自己不肖的原因。即使如此，徐君确实是优秀的人士；虽然已经不能再详细了解他的事迹，但现在听到的这些，也足以给他作铭。”铭文说：凭借自己所有的财物，便随即推散给别人，不求留下余财。喜爱廉洁，自我持守；把我当作任用来治理百姓，死也不顾惜、不推辞。美好啊！这样的善人，理应把美德留给后代。《广陵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 《广陵集》卷二十九，宋代王令撰写的《故屯田郎中张夫人许氏墓铭》。许氏的孝与慈爱，经过三代而更加闻名。当时贤能的士大夫，大多喜欢讲述她的事迹，并把它写入书中，为她编谱、作说、作序、作记，详细得总共有几千字，流传于世，世人也更加相信她孝顺慈爱的深厚。许氏的祖先已经曾经显达，如今又显贵显耀而有声名，并且世代都有孝行实迹，这样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夫人是先司封外郎某的女儿，也是今天章阁行制元的姐姐，嫁给屯田郎中张公某，过了若干年去世。夫人嫁给张公时，张公已经娶过妻，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还年幼。夫人抚养他们说：‘他们也是我的孩子，我怎么忍心独独不爱他们？爱他们却不能教育他们，仍然不是我的本心。’所以两个儿子某、某最终依靠夫人而成就，考中进士。夫人自己也有两个儿子，名叫沆、瀣。沆也以进士身份入仕，如今任某县令。瀣喜好学习，富有文才，已经成人，而负责安葬夫人的，是沆。夫人年轻时对于文学、声乐、技艺没有不学习的，最终精通诗歌，喜欢弹琴，时常学习算数。因此她的儿子端正安静、淡泊寡欲而不失于干练，大概是因为有所凭借来修养自己。她尤其能够考察诗歌并理解其义理。张公在恩州时，夫人已经生病，想到父母远在他处，便流泪叹息说：‘既然已经跟随丈夫，那么我的父母该怎么办呢？’ ‘死在这里，也是命啊。’病情越来越危急，像是想要说什么。张公说：‘即使这样，若有不幸，我将让你的儿子成为进士，让你的女儿嫁给士大夫。’夫人说：‘这样就没有遗憾了。’后来终于如同他所说。夫人去世时，比先公早十有几年；她与先公在同一天安葬。沆既已将夫人尹氏附葬于张公墓旁，那么夫人的墓就在左边。因为夫人的德行应当有铭。铭文说：《诗经》从《国风》开始，以家庭为根本；夫人凭借它修养自己，成就完美美好的德行，孝顺而不忘丈夫，慈爱而能成就子女。请问谁不能学习，却能够做到这些呢？西头供奉官王君墓志铭 王君名怀忠，字孝杰，世代居住在开封府开封县。景德年间，契丹入侵边境，天子到澶州视察军队，招募民间可以担任将领的人。当时同日来进见的有十人，皇上都同他们问答，考察确实有才能的人。每人给兵二千，让他们分守城北一角，设置十座营寨，其中一人就是王君的父亲王贞。后来王贞官至殿前班都虞侯，死后皇帝下诏追赠其父为率府率，任命王怀忠为三班借职。皇帝即位后，恩典加授奉职，监在京河南草场、澶州河南酒务；又加右班殿直，监兴元府西县商税、和州兵马监押。因获罪被免职，遇到宝元年间郊祀恩典，起用为右班殿直，任潭州、桂州二州巡辖马递铺。黄捉鬼起兵为盗，荆湖提点刑狱司上言：‘自从盗贼突然兴起，军队疲于奔命而未能平定，更多的是无可依靠的人；请挑选其中可用者上报。’幸而皇上听从了这项建议。下诏任王君为全、邵、永三州同巡简，改任左班殿直。自从群蛮在南方作乱，那里都是天下最险要的地方，军队虽然长期驻守，却不敢说能够进入；凡是敢进入的，随即失败。王君侦察得知山川道路的详细情况，夜间召集数十名壮士，和他们一同出发袭击敌人，遇到贼兵就战斗，战斗完毕才停止。对屈服者听其投降，前后斩首十九人，投降者四十六人，夺得的铠甲、弩、枪、盾等超过应有的数目。第二年，转运使商议在衡道、永三州设置营寨，奏请任王君为乐山主寨。王君修筑乐山城，挖山作壕，设置四重鹿角；城上修筑乳垣、敌楼、石炮、连弩、吊桥、闸门等防御设施，全部齐备。城中房屋、街巷、仓库各自安排在便利的位置，容易防守；又凿穿山体修成隧道，设置突门通往城中，以防备贼兵。斩杀白水峒主雷胜父子及其党羽十八人，从此群蛮离散，王君所部再没有贼兵进入。王君在南方任职八年，罢官回朝；安抚司上奏说王君的功劳应当赏赐，枢密使却认为困难，只给他与两次合人家相当的便差遣而已。因此他得到扬州江都、广陵两县巡简的职位，改任右侍禁；因大享明堂恩典加左侍禁；又因大臣推荐，充任泰州如皋等县巡简，加西头供奉官，死于京师，享年四十九岁。王君娶田氏，有七个子女：男四人，确、砺都考中进士；女三人，长女嫁殿直赵资，四个儿子如今都已任将领。某年某月某日，王君安葬在开封县某乡某原。确、砺向守元城的王令请求墓铭。王令认为，国家从景德到庆历四十年间，南北不断有事，而王氏父子仍然踏足那片土地；只是他们任军职有轻有重，遇到的敌人有小有大，所以所取得的功劳有厚有薄，但总的说来，他们都曾把自身置于荒野之中，争着冒着锋镝向前。在那个时候，连死亡都无暇顾及，哪里还会考虑日后的富贵呢？” 由此说来，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忠诚的人不会忘记君上，勇敢的人以苟且偷生为羞耻；大而言之，是要在天下遏制叛乱、阻止暴行；小而言之，也是尽到自己的职责而不感到惭愧。只要吃了国家的俸禄，就竭尽一生的力量而不后悔。这同世上那些以职务侍奉别人，只求苟且敷衍、周旋应付的人相比，他们在行为和道义上本来就有差别。这就是我为他作铭的原因。铭文说：宋朝拥有天下，使百姓登上太平之境；官吏守卫而不敢疏忽，谁敢从内部制造惊乱？敌人既然侵扰我国边境，便一路饮马于河。谁能从百姓中奋起而成为王的先驱？前面的戈矛威武，虞侯的气势震动。皇上看重军中勇士，把勇武显现于军队，指向死亡而奋勇前进。王君继承前人的事业，确实相承而相类。从前南方荒远之地，群獠正如狂兽般凶猛；穷尽的山崖、绝险的高岭，都是他们保守的巢穴，已经没有人能够通行。猿猴飞腾，王君居处其间；他捍卫城池，整顿军队，时常进入险阻之地，每每把战功上报。官吏苦于没有功劳，渐渐自己虚夸冒领。王君即使使敌人投降，也不把它们作为俘虏上报。皇帝施加显赫的恩泽，以此嘉奖你的功绩。王君不说功劳微薄，只说：‘这只是臣子的职责。若说应当长寿，靠其他事情成就功业，那有什么壮烈可言？我还没有老就突然倒下，只能埋在汴京城北阴阳原的地下。现在凿石刻铭，用来联系万古。’

译左班殿直袁君墓铭并序 袁氏出自舜的后代，与陈氏在袁乡分开，世代居住在阳夏，其支派流传已经无法穷尽。袁君的家族世居舒州，天圣年间，因家事从西边来到江淮发运司任职。父母去世后没有回去安葬，便占籍借居为真州扬子县人。景祐年间，因长期能够平正廉洁，按惯例应当授官，得到三班借职；经过三次升迁，任左班殿直，巡简杨州铜城镇，因获罪被免职回乡。袁君也正好老了，退居在扬州尹娄河边；那里大概是他曾经任官并且喜爱的地方。居住两年后，王令侍奉叔父以官职来到这里。王令当时年轻，得以与袁君的儿子相互欢悦。袁君虽然因病失语，但一听到客人来了，就争着戴好冠帽、穿好衣服出来。有时有人来拜访他，便同人相对整日，笑容喜悦一如平常，只是说话结结巴巴，已经不能表达了。因此更加不知道他一生所作所为；他的两个儿子看重他的品行，尚且在袁君有生之年，不能省察思念。偶尔听到一些，也不过是他能够忘却私情、补救奸邪疏漏，得到能干官员的称誉而已。推算起来，他也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因而获得这些名声。只是他的官职越久，家境越贫困，居家谋生如同刚开始一样，而他的用度又十分节俭，这一点确实可以证明。他忠诚廉洁，尤其喜爱读书，人们也多称他能干；即使袁君本人也曾刻苦学习，于是他的儿子便继承了他的家业。又过了几年，王令学习自省，比从前更加进步；有时曾诧异二袁兄弟争辩不休，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反而乐于自我鄙薄、顺从世俗，王令也责备他们。二袁慨然说：‘像您这样是读书人，即使我们也喜爱这种生活；可是我们的父亲老了，侍奉供养他，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自己知道家贫，眼下急于得到食物。古代的士人处在安闲之中，便专心从事学业，见识日益明白；只是我们的力量有所不足。即便如此，难道我们就完全忘了吗？听说通常的道理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开始，像这样，我们实在不敢不努力。’王令曾怜悯他们的志向，又为他们感伤。后来偶然观察他们侍奉君主的事情，才知道他们的话确实如此。居住不久，王令离开了，听说袁君也去世了。到了安葬的日子，两个儿子来请他说：‘即使如此，一定要请您作铭，只是要看您愿意怎样写了。’我也说：‘我本来知道没有铭文是很难办的。’袁君名某，字某；两个儿子名翼、轸。袁君安葬在真州扬子县某乡某原，和先人的墓地相连。下葬时间是某年某月某日。铭文说：罢了！凡人没有不是这样的，还要叹息什么？这里安葬父母，于是您也归葬于此。至于安葬您的我，又已经把父子生死的道义说完了。前左班殿直袁君墓志铭 袁君退居以后，王令才同他的儿子们相识。后来七年，袁君去世；去世三年后安葬。在安葬前三个月，袁君的儿子拜访王令，请求作铭。王令于是按次序叙述他的事迹并作铭。序说：袁氏出自陈国，是舜的后代。袁君的祖先世代已久不显达，族谱记载也遗失了，不知他的支派属于哪一支。袁君名康，字讳之，世代居住在舒州怀宁县，曾在淮南、江浙、荆湖发运司任职，积累十五年才取得三班借职，监瓜州堰；升任奉职，监某州税、某州银铜场；升任右班殿直，改任扬州铜城镇巡简；升任左班殿直，因获罪被免职，回到扬州瓜洲养老。袁君为人宽厚温和，处理事务公平廉正，治理家庭整齐俭约，教育子女修身谨慎。娶某氏，某氏去世后又娶杨氏。有两个儿子翼、轸，就是与王令相交的二人。他于某年某月安葬，墓地在真州扬子县某乡某原。铭文说：土地高阜而隆起，曲折蜿蜒而低洼；在中央占卜，认为适宜。您的墓宫修建的年月已经询问确定，日期时辰非常吉利，确实是有求而得祥瑞。您安然归去了吗？墓地不倾斜、不崩塌，以福泽您的子孙。叔祖左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公行状 王氏旧时以太原为郡望。自公的五世祖居住在魏州元城县以来，不知道最初因何迁徙；直到公这一代，都是元城县人。曾祖某在某朝任官至阁门通事舍人；祖父庭温，开宝年间任泰宁军节度副使；父亲奉諲，任右班殿直，追赠左武卫大将军。公名乙，字次公。公自幼丧父，长大后能够靠学习奋发自立，多次以进士身份上奏，却总被罢黜，后来流寓江淮之间。景德年间，诏令天下搜求秘书，公恰好拥有一部，于是离开家乡，带到京师献给皇上，并上书说：‘臣的父亲曾经在许王府任职，得到先帝推许；臣实在是他的儿子。’天子下令审查他的奏书、询问验证，补授三班借职，巡察睦、衢、婺三州私茶监；改任三班奉职，巡简温、台、明、越四州；因推荐者举荐，监越州西兴镇兵马；转运使又推荐公的才能可以进一步任用，改任苏、湖、秀州青龙镇巡简。当时皇上居于东宫，公上书说：‘太子正年幼，陛下为他选择师傅，都是贤能之人，实在非常盛美；只是身边小臣的品行才能，还没有听说有超过常人的。师傅的进退有时，太子与小臣相处却会成为日常；如果只是没有过错，尚且担心不能有所帮助，一旦有不正当之处，影响太子的习惯，岂能不慎重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希望陛下在朝廷中选择贤能而有声望的人，再多寻求同类的人，来辅佐并成就太子。”奏书上呈后没有得到答复。按照旧例，士人从两川出来到朝廷做官，即使年老也不允许回去，唯独公上书说：“陛下幸而因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为官，为什么偏偏还这样疑虑呢？蜀地虽然险要，陛下治理那里大概很宽厚，做官的人又都是贤能之士，人情上不应当另有变故；况且蜀地距离京师遥远，老人不能把他们装载在车上带走，于是便有离开父母、生死终身忧虑的痛苦，死后又被抛弃在万里之外。臣实在担心孝顺仁爱的人最终不肯为国家效力。臣愚昧地认为，听任他们回去非常便利。”诏令允许两川士人返回，又允许他们离开原来附近的官职，这从公的建议开始。公又说，像李溥、边肃这样的奸贪官吏，才能虽然有过人之处，即使重新听任使用，也不可以让他们担任州官、接近百姓。又说，近年来的制度应当更多恢复古制；可是朝廷大臣直到九品官吏，都没有宗庙，和士人、庶民一样在寝室祭祀，这不是用来尊严鬼神、增长恩爱、使天下厚行孝道的办法。希望能够按等级限制而建立宗庙，皇上没有答复。后来因恩典加授左班殿直。干兴初年，朝廷新近驱逐宰相和掌权大臣，把那些指出自身不便的人作为朋党驱逐；宣徽使曹玮素来以忠正闻名，也在被谴责之列。公据理争辩说：“曹玮是忠臣，先帝任用他为陕西、河北三路部署，来藩屏陛下。”

译“这是因为看重他的才能而任用他，难道会不知道他的忠心吗？陛下刚刚即位，也应当招致曹玮这一类人来辅佐自己，为什么反而把他们远远斥逐呢？臣本来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意思，而是大臣竟敢用奸邪扰乱国家。赏罚是天下人赖以信服的，陛下可以亲自掌握和施行，不要听任大臣为所欲为。”奏书上呈后，一时之间人人都感到震惊。改任监楚州商税，请求废除北神堰、设置闸门，每年可以省去役夫二十一万一千三百人，节省米六万八千石。诏令认为公的建议设置闸门果然便利，加授右侍禁。大臣推荐他，加授阁门祗侯，监定州兵马，改任提举黄河埽岸。公上书说将帅力量微弱，所培养的将领并非实际可用，不能应敌。他奏议的大意说：‘臣观察三代的政治，时间久了尚且不能没有弊病，何况三代以下呢？自唐末大乱以来，强盛者竞相起兵，瓜分天下，各地拥兵自守。国家是在战争之后取得天下的，上天已经厌恶战争很久了。因此太祖皇帝逐渐收敛将帅的权力，实行久了，弊病便是将帅力量微弱；最终四方有人叛乱而起，恐怕不是边将所能应付的。何况天下的形势已经十分衰弱，陛下难道不鉴戒秦朝吗？北方强盛已经很久了，极盛必然衰败。’ 它外有强大的黑水之敌，下面又有中山、广平那些强悍而不顺服的部族。臣观察它的形势，不可能没有变化。假如五个单于在今天重新分立，其中有像呼韩邪那样归附并愿意归来的人，不接受他，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成为祸患；接受他，又将如何谋划朝廷之事呢？人的才能各不相同，君上任用或舍弃他们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人肋骨相连而力气大，手臂强健、奔跑凶悍，能够刺穿坚物而深入，这是人的才能；可以让这样的人被人任用，却不能让他去任用别人。如今设置将领而不考察他的才略，怎么能一概只凭上级的能力来驱使他呢？臣看见的正是因此而败军。凭借才能任用将领，就像能将用手指挥手指，不如手臂指挥手指。臣观察在边境的将领，若实在论其才略，几个人能够像手臂指挥手指那样灵活自如呢？军事是最重要的事，陛下既然派遣将领，又设置监军。监军如果懂得军事，哪里还需要等待将领？如果不懂军事，后来又和将领对事情互相争执，反而没有益处。军队行动要适应时机，如同旋风；争夺利益要迅疾，如同飞鸟；机谋从心中发动，变化在眼前出现，身体必须奔赴执行，稍一跌倒就落在后面。这些事情难道能够一一传达完毕吗？如果都要等皇上听闻、批准以后才施行，那么用兵就是陛下和大臣亲自指挥罢了，哪里还需要把将领安置在千里之外呢？如果一定怀疑将领，那就不要任用他；既然不怀疑而任用他，就一切听凭他自行处理，不要用尺寸之间的细节去限制他。这样做了却没有成效，甚至覆没了军队，就都可以斩杀，不加赦免，用来警戒后来的人，使人不敢把不胜任的人置于其位。这样，才会使人知道确实可能因此而死。茶和盐取自山海，出产没有穷尽。陛下如果听任有力量的百姓把它们的利益推行到天下，最终使他们把粮食输送到边境，那么边境就可以得到充实。不久，天圣年间，朝廷派御史到河北聚集购买粮食来备边，公独自进言说河北粮食少，又靠近边境，不宜收购以致使百姓缺少食粮；不如用茶盐招募江淮百姓把粮食运入河阴，这样很好。此事交给三司商议，三司认为不可。公上奏说：‘臣所说的确实十分有利，三司只是因为轻视臣，所以阻挠它。臣愿意亲自到三司去辨明为什么不可。’奏状写好后，公又列举十件利害之事，三司一件也不能驳倒；诏令认为公的意见正确，便听从了，果然便利。从此三司开始怨恨公。公加授右侍禁，监杭州驻泊兵马。公自己说：‘臣起初建议把粮食运入河阴，曾经和三司使胡则有过是非争论，后来大概因这件事被罢免；他独自怀疑是因为臣才被罢免，心里难道能没有怨恨吗？如今我又知杭州，那么臣的属官中一定有人会报复我。’ 奏书上呈后，改任真州驻泊，加授东头供奉官；因病请求监滁州商税，改任泗州普照塔；因被推荐，改任扬州驻泊兵马；因获罪被免职，又起用为东头供奉官，监光化军商税，再任阁门祗侯。推荐者说公有才能，皇上幸而另行任用他，改任淮南西路都巡简使，因恩典加授内殿崇班。公接连上书，请允许百姓杀牛后开垦荒地，请赈济饥民以平息盗贼，请停止荆湖路酒税以便利百姓；限制百姓出钱偿还官府，使百姓不至触犯刑罪；请把过去杀牛马所得的赏赐再加倍，用来收买杀人者，这样罪犯就一定能够捕获。又说铸造铜钱，利益很薄，二母一子，如今铜又将枯竭，应当禁止百姓用锡和杂铜铸钱的办法。他所提出的两件事，本来能够支持一切，但都没有被听从。公上书说：‘臣年轻时常常希望竭尽自己的才能来进献效力，如今老了，希望解除官职。’皇上任命他为左领军卫将军，允许他退休。诏书刚刚下达，公就在海州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公内心刚强，外表温和，与人相处时欢洽；一旦加以不正当之事，即使对方竭尽才能，也不能凭势力使他屈服。因此公所到之处，即使严厉尊贵的人也多畏惧他。在所任职务上，他总是据是非争辩；别人怎样动摇他，他也不改变；离开以后，下属大多思念他，都能讲述他的事迹来感叹他后来不再这样的人。然而，他的正直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始终不因仕途进退、得失而使自己屈曲。因此他做官时曾经以才干闻名，大臣多次推荐他，最终却没有得到重用。他所说的话又有很多被废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公大概自己心中满足，并不后悔。他曾从容地对客人说：‘道义本来就有必须正直的时候，即使面对天子也敢这样；即使以死相争，也不畏惧。如果事情不合道义，即使面对卑贱的人，我也会屈服。这样看来，我的操守其实也很简约。’居家时，他慈爱族人，许多人依赖他得到供养。公先娶林氏，林氏早逝；后娶刘氏。公去世时，林氏已经安葬。如今将用刘氏与公合葬。儿子三人：越石，任秦州观察判官；子建、仁杰，都考中进士。女儿二人：长女嫁进士林度，次女嫁项城主簿宋适。孙子三人：之翰、彦晖、彦卿。将于某日把公安葬在真州扬子县某乡某原。谨慎地记录公的事迹，将请求世上有道德的人为他作铭。谨此记载。荆公作志。《广陵集》卷二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 《广陵集》卷三十　宋　王令　撰 外域 请问外域与中国抗衡，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大的甚至与中国并称帝王而争雄；强大的即使相对于小而弱的国家，仍然以王者自居，对它发号施令却不肯听从，拒绝它又不能制服。国家四方的疆域，东面直到海滨，南面连接交州、广州，西面延伸到羌、巴，北面极至并州、代州，中间贯通万里，不是没有土地。人口繁衍，载入簿籍的数不胜数，不是没有人。冶炼金属、弯制皮革，贡纳铠甲于万里之外；兽皮、鸟羽、胶、漆、丝、麻，随着各地出产而来，在天下交易，彼此取用。磨砺、削刻，每天没有停止工作的工匠；各种器物在州郡交错产生，运送到天府，在各处充满，不是没有器械。拔距、投石，手臂像猿一样强健，肋力充足，能够踢蹶强物、拉开长弓，射中飞鸟，奔跑能追上快马；一天命令下达，亲自来试验身手的人就不下千万，不是没有士卒。金鼓、旗帜，进退、坐作，从来没有一天停止操练，不是没有教习。凭借百年的安定，承接已经富足的基础，以天下的力量，不是没有防备。每逢议论，都依据前代来判断成败；满朝之中，从谦恭的天子、好问的大臣，直到幽隐卑微之处，那些披荆斩棘、从岩穴中奋然而出的人数不胜数，不是没有谋略。以主人对待客人，以逸待劳，以我们的正当加于对方的不正当，不是没有名义。然而军队出动却没有功劳，遇到敌人就受挫；大量军队长期驻扎，谋略屈从到原本没有预料的程度，不能休息，内部也不得安宁；财物困于重重弊害，粮食消耗于长期费用。中国的力量因此劳顿，财物因此贫乏，而外域大概仍然如故。我考察起来，自秦、汉以来都是这样，这种策略实在不值得称道。三代的时候，具体情形虽然无法听闻，但大略还是可以举出的。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三代强盛时，天子联合诸侯来抵御外寇、排斥入侵，形势本来容易用力，与今天没有太大不同。到三代衰亡末期，中国内部互相攻伐；当时韩国、晋国、秦国、赵国都以国家自立，终身遭受战争，但力量也能够支撑。如今反而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诸位君子将要出仕，如果有机会参与大夫末席的议论，承接朝廷遗留下来的询问，那么将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希望诸位君子明白地告诉我。肉刑 请问肉刑施用于世间的情况。如今在书籍传记中能够明确看到的，是三代的刑法。唐虞时代的情况已经无法详细考察，所以记载和解说多认为肉刑起于夏后氏时代；《尚书》也说：“象刑惟明。”因此荀氏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批评说：“象刑并非起于治世的古代，大概起于乱世的今天。”所谓象刑，就是取法天道而制定刑罚。假如杀人者不处死，伤人者不诛杀，只给罪人穿赭色衣服、穿草鞋来示众羞辱，那么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足以治理，反而正好造成混乱。荀氏的论述非常详细，世人都认为他说得对。然而扬子云却独自说：“唐虞时代只是明确实行象刑，夏后氏有肉刑三千条，为什么不相互承接呢？”像诸位君子这样的学问，对于唐虞的治理已经讲得很详细了，那么肉刑应不应该施用，难道没有说法吗？今天的学问，大概不同于古代在世间实行的治道；这难道可以不加以议论吗？税法 请问古代的赋税，税法是取十税一，百姓却很富足；后世的赋税已经更加宽减了。比如汉文帝、汉景帝年间，有时三十税一，百姓却仍然贫困。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希望听听税收丰厚而百姓富足的方法，现今可以施行什么办法？赋税轻而百姓贫困，这同古代的差别从何而来？这也是治理国家的道理，希望不要推辞。礼乐征伐 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这就是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我考察《春秋》，诸侯中有改变礼制、变易乐制的，有侵犯、攻伐、包围、进入别国的，这些都符合孔子的意思。至于“征”却不说，为什么呢？假如当时没有这样的事情，孔子就不应说“征伐自天子出”；既然有而不记载，孔子的意思在哪里？如果说“征”是上位者讨伐下位者，敌对国家之间不能称征，那么天王也不称“征”，又是为什么？希望试着辨析一下。言行 《孝经》说：言论传遍天下，却没有言语上的过失；行为传遍天下，却没有怨恨和厌恶。这大概是卿大夫的孝道。从前孔子曾经说过话，陈国、蔡国的大夫厌恶他的言论，甚至用军队包围他，将要杀死他。他的行为又使宋国的桓魋想要加害他。孟子在齐王面前行礼，驩却怨恨他的礼节过于简慢。这些人都是圣贤，有的因为言论，有的因为行为，却如此不能为天下所容。考察书籍传记中所见的后世贤士大夫，他们曾经位居朝廷而受到亲信，后来最终因为谗言和厌恶而败亡的，没有不是由于言论和行为。为什么只有《孝经》的话能够做到这样？圣贤之人全都不能如此。诸位君子学习将有所进步，接着要出仕朝廷；作为卿大夫，怎样才能取得孝道的成就而避免怨恨和厌恶？我私下想听听这个道理。治理国家 颜渊问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穿戴周代的礼冠，音乐就用《韶》乐和《韶舞》，放弃郑国的音乐，远离谄佞之人。夏代的历法，自汉代以来本来就已经实行了。假如后世的作君主者，乘坐这样的车，戴这样的冠，寻求《韶》的遗音并演奏舞蹈，排斥郑声和谄佞之人而远离他们，如果完全实行这些道理，也能达到像古代那样的太平吗？封建 请问：周朝分封同姓子弟，建立了五十三个国家。秦朝兴起在周朝之后，认为周朝因为实行封建而失去天下，于是把前代的制度全部废除，即使是自己的子弟也不让拥有土地。然而秦传到二世就灭亡了。汉朝鉴戒秦朝的弊病，当时的士人争相用封建来推论周、秦长短的原因。因此高祖、文帝、景帝年间，同姓子弟占据天下一半，后来屡次因此败乱，但中断以后又重新延续，与汉朝相始终，共有四百年。由此晋、宋、隋、唐之间，谈论封建的人越来越多。晋朝采用封建，最终失败；隋、唐之间，名义上虽采用封建，实际却与周、汉不同。然而唐朝也延续了近四百年，所以后世议论者多把封建当作守成的办法。请问：周、汉、唐的君主历年长久，秦朝历年短促，果真是因为这个吗？如果果真因为这个，那么周、汉君主所凭借的又是什么？如果一定不能用这个来解释，那么怎样驳倒后世的议论？把同姓分封出去，让他们作为藩屏，以求国家永世长存，果真是圣人的意思吗？如果不是圣人的意思，那么周公为什么为周朝而采用它？请诸位君子明白地教导我，希望不要推辞。治理成效

译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三年就会有成效。”孟子说：“如果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只要能够使诸侯来朝见，就足以拥有天下。大国不过五年，小国不过七年，一定可以在天下施行政令。”自周、秦以来，直到汉、唐之间，做官的人如果不是经学明通、品行修养，世人通常都认为不合格；而孔子的学说在天下大为兴盛。士人凭借这种道理出仕，常常做到宰相和大官。这时的君主都已经统有天下，号令兴废通行四海，并不像只有百里的小国那样难以使诸侯朝见。士人中，大的出仕后有所作为，小的出仕后有所言论；即使在朝廷任职一生，能够取得成效的也很少，即使浅薄微小的成效，仍然不止五年、七年、三年，然而功效却始终不能被天下看见，不知道学习古人的人究竟失误在哪里。诸位君子既然学习孔子，接下来要出仕朝廷，是否曾经思考过去的失误并有所收获呢？我愿意听听这个道理。赏罚 商汤讨伐夏桀时，誓师说：“你们如果帮助我这个人，来施行上天的惩罚，我就大大赏赐你们；你们如果不遵从誓言，我就把你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周武王讨伐商纣，也说：“有功劳的给予厚赏，不遵从命令的公开处死。”我认为桀和纣是天下最大的恶人，汤和武王是天下最仁爱的人；他们发动讨伐，也不过是顺应民心罢了。所以《尚书》说：“向东征伐，西方的夷人就怨恨；向南征伐，北方的狄人就怨恨。”又说：“等待我们的君王，他来了我们就获得复苏。”百姓这样盼望他们，所以说“天下无敌”。既然是顺应百姓希望除掉的人而除掉他，形势就像用水浇灭火一样。为什么还要迫使百姓来服役，又用赏罚去驱使、驯服他们？誓师的话竟然如此，我私下很疑惑，希望听到明确的教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分田 请问分配田地的方法，是按照百姓的人口计算，来授给足以供养他们的田地。从五口之家开始，逐级上推到九口，作为下、中、上三等。各家虽然授田不同，本来也是均平的。除此之外，子孙繁多、超过这个数目的，就有余夫之田。我曾经考察书籍，按周制来说，法令很完备；可是土地都已经平均确定了，只有余夫之田因家中食口增多而增加，不知道要从哪里取得呢？按今天来看，上等农民家中，供养的人有时多达几十个，古代难道没有这样的家庭吗？那些田地又怎么能全部供应呢？把百姓分开迁往各自的田地，就会使父子相离；像近郊、远郊的区别，彼此大概要相隔几十里，何况四境之内，距离更远的地方难道不会有吗？如果老人没有办法得到供养，那么年轻人的居处能安定吗？即使真能让他们往来没有间隔，土地遥远也会有不能承受的地方；如果力量因此荒废在田地上，那么王政究竟会怎样呢？诸位君子博学而了解古代，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释？税法 请问，汉武帝对外经营四方，供给军饷、赏赐财物；对内兴建宫室、池台、苑囿，一切都超过古代。封禅巡游，招纳方士，祈祷祭祀无所不至，求得神仙，耗费极其巨大，以至于无法计算。到了晚年，财用极度困乏，于是采用桑弘羊的办法，开始酿酒并以此禁绝天下私酿。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天下大乱，军费日益扩大，第五琦从蜀地以御史身份出使淮南，开始征收盐利以禁止百姓私盐。后来把天下财赋按十分计算，盐利占其中六分。从此各地藩镇逐渐凭恃自己的强大，拥兵反叛，不再进贡纳赋，共有数十州。正在这时，中原的费用更加增多，财赋收入也日益增加。到了张滂、王涯认为茶也可以像酒一样禁榷，从此山海的利益没有一样留在百姓手中了。于是赵赞又创议杂税，今天各种物品的征税，古代从未有过，大概是从赵赞开始的。虽然如此，赵赞只是把它用来充实常平仓，根据年成丰歉决定收支，以便利百姓，并不是用来供给国家费用。朝廷承接五代之后，历经百年直到今天，天下已经太平，四夷没有事变，宫室苑囿没有增加，祷祀一概依照礼制，皇帝驻跸之处从未巡游，天下如一家而纳贡赋，也没有亏缺。汉、唐两代的财利全都用尽了，而主管部门的费用仍然不足，听说国家并不富足，这是为什么呢？承受中原多事之后、财力困竭之时，偶然得到这些财利，尚且还可以用来补助，哪里有像太平时期那样兼并使用它们，反而会不足的道理？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各位君子认为弊病究竟在哪里？想要革除并治理它，应当用什么办法？《论语》说：“善于谋划，才能成功。”想要出仕的人，谋划治理国家的道理，正是应当谋划的事情。礼乐 请问，礼乐败坏已经很久了，如今它们的书籍还保存着，可以考察，但全都废弃而不再实行。当世人屡屡为此痛心，难道只是今天如此吗？向前代考察，从三代以后都是这样。过去卿大夫有时在朝廷请求恢复礼乐，士人也在家中奋力实行，见到的人颇为惊怪，严重的还以为可笑，却都不能明白其中道理，何况实行它呢？我考察古代，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音乐也不一样。想要更新一代百姓的风俗，百姓却不听从，难道还想挨家挨户去观看，使他们一定要设置并使用这些礼乐吗？近来曾经制作音乐，陈列乐器，都是世人从未见过的。按照它的声调来听，本应仔细辨审，却没有人能分辨。那些兴起礼乐的士人，都独自实行，以抗拒整个时代，世人也不肯采用，反而回头嘲笑他们。连缙绅士人尚且如此，又希望下层俗人和末流之士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不是很难吗？我本来就怀疑事情不可能如此，那么礼乐究竟凭什么改变呢？各位君子应当对此有所论说。让德 请问，“谦让”是天下最盛大的德行，也是圣人所推崇的。然而，自己的德行确实足以担当时，圣贤本来就有其职责，并不谦让。伊尹曾说：“只有我伊尹和商汤接受上天的明命。”周公说：“在我这个小子旦身上。”孔子说：“周文王之道不就在我这里吗？”孟子说：“除了我还能有谁呢？”大概自己的德行足以担当时，圣贤本来就有其职责，并不谦让。至于尧把天下让给舜，舜说：“我的德行不能继承帝位。”舜把天下让给禹，禹说：“我的德行不能胜任。”然而，这两位圣人如果德行确实不足以担当天下的重任，那么同时处在舜、禹之上、可以胜任的人是谁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他们难道是在虚假地谦让吗？况且尧任命舜辅佐天下，并没有听说舜推辞。到舜任命禹时，却让禹与自己互相谦让；稷、契和皋陶又把职位让给垂、斨、伯与益，益又把虞让给朱虎、熊罴、伯夷，伯夷又把防让给龙，并把秩宗之职让给他。舜任命官员，必定是按照他们的德行来安排职位的。那四个人本来应当像舜居相位一样不必谦让才是，为什么反而坚决辞让呢？然而后来又没有听说更换这四人的职位来成全他们的谦让之意。像稷、契、防、皋陶，如今仍可在书中看到，并且列在二十二人的官职之中。

译至于殳斨、伯与朱虎、熊罴，又没有看到舜因为垂、益的推辞而改任别人，最终还是任用这些人，以成全他们的谦让之道，并把他们列在相应职位上。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各自相称，不能替换。这样说来，这四个人难道是假意推辞吗？孔子说：“防只通晓音乐而不通晓礼，而伯夷却把典礼之职让给他。”这又岂是把你所知道的全都说出来了吗？有人说：尧、舜的朝廷中，大臣即使有盛德，也不敢承当显要职位，大概是这种风气一向如此。然而伊尹、周公登上太师、太保的职位，并没有听说像古代那四个人一样叩首推辞。孔子、孟子以天下之道自任，也没有说还有别人可以担当。古语说：“泰伯可以说是具有盛德，因为他能够把天下让出去。”既然他能够谦让，那么不谦让的人就不值得正直地对待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自己的德行既然足以担当，都应当本来就有其职责而不推辞才是。请各位详细说明。谋断 请问，我读书读到舜、禹的盛世，也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他们彼此告诫，大概说的是：“没有经过询问谋划的意见，不要采用。”有人认为，人的谋略彼此不同，已经很久了。以孔子、孟子的圣贤之才，尚且避居于天下，屡次只在诸侯之间奔走。当时担任朝廷事务的卿士大夫，严重的想要杀害他们，稍轻的也认为他们迂阔而没有用。因此孔子自己说：“没有人了解我啊！我所见到的机会也太少了。许多人在我退隐之后便冷落我。”假如他们的谋略都相同，询问之后都能得到正确意见，那么他们的困顿就不会如此了。从前汉文帝商议任用贾谊为公卿，朝中大臣讥讽他，认为他年少，只会专门扰乱政事。贾谊最终因此被疏远。唐宪宗将要讨伐淮西，只有裴度坚持这一主张，其他将相大臣都认为还不可行，但裴度最终立了功。这两位君主本来都曾询问意见。汉文帝询问后听从，结果是错误的；唐宪宗询问后不听从，结果反而成功。为什么一定要询问呢？考察《诗经》，它也忧虑人的谋略不一致。诗中说：“谋士实在太多，因此事情不能成就。”为什么《诗经》和《尚书》的说法并不一致呢？各位君子认为如何？德禄 《礼记》说：“有大德的人一定得到相应的地位，一定得到相应的俸禄，一定得到相应的名声，一定得到相应的长寿。”古代可以称为有大德的人是谁呢？不是孔子、伯夷、柳下惠、颜渊、冉伯牛这一类人吗？然而孔子在鲁国受到排斥，在宋国被驱逐，在天下周游，应聘他的国家有七十个，最终却困穷而死。地位是一定能得到的吗？他吃粗饭、喝清水，弯着胳膊作枕头也能自得其乐，在陈国、蔡国之间还断了粮。俸禄是一定能得到的吗？如果没有孔仲尼，那么他们不过是西山的饿夫和东国的失意之臣。名声是一定能得到的吗？伯牛早夭，颜渊短命而死。长寿是一定能得到的吗？从前孔子对待世事，也只是说没有什么是必然的罢了。如今却说大德之人必定得到这些，为什么呢？有人认为，这句话是指舜说的。既然已经说是“大德”，那么天下有大德的人都应如此，难道只限于舜一人吗？请各位明确说明。民食 请问，民众粮食的制度由来已久。我考察《周礼》“廪人”的职掌，其中规定：“凡万民的粮食，食用者每人四釜为上等，三釜为中等，二釜为下等。”解释的人认为，这是供给万民粮食的方法，说四釜、三釜、二釜都是以一个月为标准。年成虽有丰歉而不固定，但百姓的粮食数量本来应有常规，难道也可以增减吗？如果吃二釜就够了，却给到四釜，不是过多了吗？如果吃二釜还不够，那么制定制度的人在歉年也让百姓挨饿吗？供给粮食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把粮食集中在国家，给百姓规定的期限就远了，出纳难道会没有困难吗？如果把粮仓分散在乡野，给百姓规定的期限就近了，那么官吏的职务又会多得难以胜任。百姓粮食的问题，关键只是为之制定制度罢了；使他们积蓄有余、使用有节，百姓自己储藏粮食，实在容易。想要在方圆千里的土地上由天子设置官吏，按时供给粮食，不也很难吗？如果粮食不足，就迁移百姓去就食，假如按照这种说法实行，势必使当地土地空虚。如果土地空虚，耕种锄作怎么能够按时进行呢？如果不使土地空虚，迁移百姓的制度又该怎样呢？古代也有实行这种办法的人，书传中有记载吗？后世年成歉收时，百姓流亡，十分困苦；居上位的人想用法令制度来约束他们，但议论者又认为困难。各位君子正在求学并将要出仕，难道可以不思考这个问题吗？兵法 请问，世上谈论兵法的人，不以孙武的书为宗旨，便以《司马法》为依据。它的道理有什么值得说的吗？然而其中谋划国家事务、统率军队、计算利益以除去祸害的说法，也有长处。自孙武以后，直到今天，大约一千多年，有人或许还未能超过它。这样说来，难道可以不取法它吗？它说：“军队长期作战而国家得到利益的，从未有过。”我看后世的情况，确实如此。近来西方也常有战事。军队出征三年，大臣们忧劳困顿，军费耗费财物，并没有好处。等到敌臣服，就立即赦免他们的罪并听任其归顺。这大概是朝廷经营国家、体恤百姓的制度。我考察古代，却不是这样。《易经》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诗经》《尚书》记载周公东征，时间也与高宗没有不同。凭两位圣人的智慧，为什么成功得这样迟缓呢？从后世的情况推想，军队长期作战而国家不能获利，高宗、周公难道也不忧虑这个问题吗？难道有忧虑却不得不如此的情况吗？难道圣人的用兵与后世的用兵有所不同吗？赋税 请问：圣人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也就是用财物资助百姓、养活百姓。然而天下广大，调度繁杂，征赋收税如果不能调节到适中的数量，就是桀、貊那样的做法。考察古代，大概有什一税的制度，这是谋划治理国家根本的人所应当考虑的。国家承接五代的弊病，驾驭四海的百姓，旁边连接三方边陲，延伸绵亘万里，其中又有偏远而强大的地区。先朝接受各地归附之后，致力于使百姓安宁便利，一概采取宽免宽缓的政策，因此税法虽然存在，但轻重并未适中。如今如果突然要把天下的户籍、赋税全部拿来平均，却又担心百姓长期安定，重新给他们造成烦扰。至于经营制度的方法、安排措施的办法，也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各位君子学问广博，必定有好的谋划，请尽心陈述，希望能纠正我的浅陋。《广陵集》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广陵集》附录 《有宋王逄原墓志铭》　　　　　　王安石 唉！道理不能彰明，难道只是教化没有达到吗？士人也有罪过。唉！道理不能施行，难道只是教化没有达到吗？士人也有罪过。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之心，是古代所谓的士人。士人如果确实有恒常之心，掌握群圣人的学说并努力实行，那么道理即使不能在天下彰明，也一定能在自己身上彰明；道理即使不能在天下施行，也一定能在妻子儿女中施行。内能在自己身上彰明，外能在妻子儿女中实行，那么他的言语和行为一定不会孤立于天下。这就是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扬雄一类人对世间有功的原因。唉！凭我昏昧软弱、不成器的资质，本来也是士人中有罪过的一个，却有幸得到这样一位朋友。我的朋友字逄原，名令，属于王氏，是元城人。起初我喜爱他的文章，因而了解了他言语的根本；后来我喜爱他的操守品行，因而了解了他行为的根本。最终，我从他的言语中得到的，是浩浩荡荡、仿佛沿流而下不可穷尽的境界；从他的行为中得到的，是高超卓异、仿佛想追赶却无法达到的境界。于是我慨然叹息，认为能够担当天下重任并对天下建功的人，将会是这样的人。我想得到他，却已经不能了。唉！王令离开我而死去了，真可悲啊！逄原是左武卫大将军王奉諲的曾孙，大理评事王珙的孙子，郑州管城县主簿王世伦的儿子。五岁时父亲去世，二十八岁时去世。他去世九十三天后，即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在常州武进县怀德南乡薛村的原野。夫人吴氏也有贤德的品行。此时她正怀孕，还不知道腹中孩子是男是女。铭文说：你的寿命为什么不长？实在是上天吝惜你。有人说：上天并非不佑助你，而是因为厚爱你的德行；厚爱你，所以培植你；使你因快乐而不疲倦，是上天的厚爱；吝惜你的寿命，是为了把这种德行推及后世。不要因此怨恨而心生疑惑。唉！上天所养育的贤民，大概就在这里。《广陵先生传》　　　　　　　　　刘发 王氏旧籍属太原，自先生的七世祖居住在魏地元城以来，不知道最初是何时迁来的。先生的叔祖父王乙居住在广陵，先生由王乙抚育，因此就成为广陵人。十几岁时，白天跟一群孩子嬉戏，夜里独自诵读书籍，常常读到天亮不睡，通常把这当作常事，从未跟随老师学习辞章。即使雄伟而老成的人见到他，也都惊异。年纪稍长，卓异豪迈而不受拘束，乡里有急难，他便出力解决；对于做不义之事的人，当面斥责折辱，从不回避，人人都畏惧而服从他。乡人满执中，是个谨慎厚道的人。有一天先生拜访他，满执中认为先生的所作所为不对，先生于是自我悔改，闭门读书。过了很久，他的学问更加宏大深邃，于是作《竹赋》来开阔自己的胸襟，全文载在文集中。他的姐姐守寡，贫穷得无法自存，于是到天长聚徒授学。不久在堆积柴薪中得到灵芝的叶子，先生有所感触，便写下《藏芝赋》；赋序多未收入，赋文则收入文集。这时丞相荆国公奉召入朝，路过淮南，先生作《南山之田诗》，前去拜见他。荆国公得到先生后非常高兴，认为他的才干可以与自己共同在天下建立功业，于是把夫人的妹妹嫁给他。后来先生迁居高邮，太守邵公一定要聘请他主持学校，先生推辞不得已，只好勉强应承，不久又辞去。邵公任部使者，把他的节操品行上报朝廷，却没有得到答复。先生既然喜爱退隐，思念江南山水的胜景，于是迁居润州，作《江上山中词》。居住了一段时间后，熟悉了润州山川道路的情况，又写《游山记》来寄托自己的心意。住了不久，因为江阴偏僻幽静，便离开润州，迁往江阴。江阴地势低洼潮湿，他得病而苦于脚弱，于是又迁到常州。不久因脚疾去世。天下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为之痛惜。荆国公为他撰写墓志；墓志写成后，荆国公又悲伤思念他，写在诗中的有十多篇。先生的德行功业进展敏捷，就像驾着四匹马在平坦大道上奔驰，迅疾奔驰，即使健步的人也远远赶不上。然而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他没有不赞叹仰慕、自认为赶不上的。他侍奉寡姐如同侍奉父亲，教育姐姐的孤儿不亚于教育自己的孩子。每逢年节祭祀父母，他一定流泪。亲友馈赠的东西，哪怕极其微小，也没有接受的。诸生有献礼时，他估量对方家中情况，按礼节接受，即使对方很贫穷也不索取。平生写文章，多半拿着纸站着就写，从未保存草稿，有草稿便焚毁，所以到最后家中没有遗文。先生刚出生时，父亲王管城给他取乳名“令儿”，还没来得及另立正式名字，王管城就去世了，所以先生最初便以“令”为名，字钟美。建安人黄莘因为他造诣深厚，给他取字逄原。吴氏嫁给了他。先生去世一年，吴氏守寡归居，治理田地桑园，穿布衣素服以度余生。她的志趣操守和议论都与先生相合，确实适合做先生的配偶。先生去世后，吴氏才生下女儿，荆国公替她选择合适的人家，把她嫁到了吴夫人的族人家中。师礼也是名士。唉！道理不能在世间彰明，已经很久了。正因为道理不能彰明，所以士人出仕或退隐，都不知道怎样才合宜。守在朝廷任职的人，只知道进取罢了；时势不允许有所作为，即使有人援引他离开，他仍不能自行停止。否则便是沉溺于丰厚利益，苟且顺从世俗以谋私利，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隐居山林的人，只知道退隐罢了；时势似乎允许有所作为，即使有人援引他出山，他仍不能屈意出仕。否则便是喜爱名声高显，苟且违背世俗以自我炫耀，也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天下有道时，便以道来约束自身；天下无道时，便以自身来守护道。古代君子并不一定出仕，也不一定退隐，只看道理怎样罢了。如果离开道理而拘泥于出仕、退隐的外在形式，当然就没有一种做法是可以的了。先王盛世时，培养士人有方法，优厚教养、崇重培育，使他们形成独立自得的真实学问，而不让他们稍稍受到外物牵累，所以士人多能见到道的全貌，进退、出仕、隐遁都没有什么疑惑。

译三代以后，世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培养士人，士人也没有明白应当怎样修身行道，却纷纷被外物牵引；既然已经因此改变了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们所守持的东西没有适当的归宿，本来就是如此。唉！像先生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豪杰之士了。距离三代已经这样久远，而先生凭借宏大的才干、敏锐的见识、伟大的节操和高尚的品行，独立于一时；假如没有不幸早死，而能有幸活在世上，那么他将会施展出怎样的作为呢？虽然如此，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就天下的士人，直到改商为周，具备道德之美的士人应当多得数不清。管叔、蔡叔只凭一句流言，朝廷上下就全都相信了；知道保护周公、把四国交给他治理的，才不过十个人罢了。这样说来，不等待文王便能兴起的士人，难道只是在后世少有听闻吗？即使在先王的时代，本来就已经如此了。由此推论，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容易得到吗？世上了解先生的人，有的因为他的文章，有的因为他的品行，但这还不能算真正了解先生。真正了解先生的，只有荆国公；而世人有时还怀疑这一点，所以我详细记载先生的事迹，并加以论述编次。门人刘发谨慎地作传。《致王逄原书》　　　　　　　　　王安石 安石叩首。读到您屈尊赐下的书信，言辞足以说明您的才华，浩大充沛，不是安石所能赶得上的。我询问当地人，知道您的品行和学问都合乎君子，而且正在不断进步。可惜安石行程匆忙，不能长久地跟随您游学。等到寻访您所称道的满君并见到他时，您所给我看的稿本副本，我总想反复玩味，却没有时间细审。不知您还会不会屈驾来访？我非常盼望。二 安石叩首。逄原足下，前些日子在旅舍饭食之间匆匆与你相见，感谢你却不能收取你的馈赠。一日之内，正要同你把最想说的话尽情说完，船却立即向东开去了。读到你的书信，我私下有些疑问，不敢不告诉你。信中有感叹苍生、流泪的说法。君子求学，本来有志于天下。然而应当先修治自身，然后才谈他人；自身治理好了，而天下治理与否，只取决于自己是否得志罢了。自身尚且属于命运，天下的治理难道可以不属于命运吗？在实行方面有所收获而在认识方面没有收获，我以此为耻；在认识方面有所收获而在实行方面没有收获，我并不忧虑。尽自己的本性罢了。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无法成为君子。”又说：“道将要施行，是命运；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运。”孔子的说法如此，可有人认为君子求学，急切地以忧虑世事为务，这就是迷惑。由于迷惑于此，在出仕退隐的行为上不能得到孔子的真传，是有这种人的。所以才有孔子坐席还没有暖热便离开的说法，韩愈也这样解释。我却认为，圣人的内心从来没有被忧患所困扰。有人对我说：“这样说来，圣人忘掉天下了。”我说：“不是忘掉天下。” 否卦的卦辞说：“君子以节俭自己的德行来躲避灾难，不可以用俸禄来使自己荣耀。”初六爻辞说：“拔起茅草，因为同类相连而一同拔出，守正则吉。”象辞说：“拔茅而守正得吉，是因为志向在于君主。”志向在于君主，就是不忘天下；“不可用俸禄来荣耀自己”，就是懂得天命。我虽然不忘天下，但命运未必使理想实现；忧虑它，难道就能使它实现吗？《易经》说：“遁世而内心不烦闷，乐于顺应天命而知晓命运。”说的就是这个。《诗经》三百篇，如《柏舟》《北门》一类，确实有忧愁。然而在那个时代出仕却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不能不忧愁。出仕时权势不在自己手中，不能影响天下国家；至于不出仕的人，则从来没有忧愁。《君子阳阳》《考槃》一类诗就是这样。即使有忧愁，也不能推翻圣人不忧的说法。《诗经》并非一个人的言辞，出自各国贤者，所以它的道理不能完全合乎圣人，也是应当的。然而急切地以忧虑世事为务，孔子固然有所取，却并不这样做。孟子说：“伊尹看见天下百姓中有一个男子或一个妇女没有受到他的恩泽，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可以说是忧虑天下。”然而汤聘请伊尹以后，伊尹仍然自得地说：“我处在田野之中，以尧舜之道为乐，难道会像那些所谓忧虑天下的人一样，奔波劳碌，委屈自己，只求自己的道能够被采用吗？” 然而他说孔子：“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止就退止。”这些人全都是圣人。至于我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他又论说禹、稷、颜回同一道理：“乡邻发生争斗，披散头发、戴好帽子便去救助，这是迷惑。如今自己困穷在下位，却说我忧虑天下。”天下到了痛哭的地步，难道不近于救助乡邻吗？孔子把道理极力说到知命而不忧，是想让人知道天下治乱有命，而出仕不能苟且，如此先王之道才能得到伸张。唉！即使有七十弟子那样的贤能，亲身处在孔子的时代，也只有颜回说“任用我就实行道，舍弃我就退藏”；何况距离圣人已经久远，而只是凭个人力量用功求学的人呢？孔子论圣人有先后高下，学者知道这个道理，就应当效法孔子，怎么可以只羡慕自己所羡慕的方面呢？世上有能够明白知命之说，却不能慎重对待出仕退隐的人，是有的。这是认识达到了，却不能守住仁德。起初得到你的文章，只是特别喜爱你的才华罢了。后来见你衣服磨损、鞋子破旧，坐着谈话从未提到自己的困穷，退下后又听说你一年到头吃饭不吃荤，也不拿极少的钱财去妄求于人。世上像你这样自立的人有几个？我认为，认识既然能够达到，就一定能守住它，所以把安石所学的道理告诉你。荀子说：“道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凭您的才行，我怎么敢不以孔子之道与您交友呢？不再详说。安石叩首。三 安石叩首。逄原近来已经托人带信，也收到您赐下的教诲，特别感到欣慰。只是逄原对我的教导，正好说中了我内心想要请教的事情，我正想请您指教罢了。承蒙朝廷召还京城，终于得以脱离这里，也很值得高兴。但这次授予我的官职，又不是我这不肖之人所适合担任的，免不了再次烦扰朝廷，更增加不了解我的人的毁谤。然而我自己盘算，应该这样做，哪里能顾及流俗之人的纷纷议论呢？不久我将到真州，希望逄原能来一见，不知您是否有空？幸望借来信告知。安石暂且只住在和州。此次到真州，是为了迎接老母亲来探望妹妹，之后回到和州，等待命令。冬日寒冷，请您珍重自己。安石叩首。四 安石叩首。承蒙来信，知道您已经到达江阴，并与贤夫人都平安，我很是欣慰。安石住在这里，郁闷无聊，想到如果不见君子，还有谁可以与我谈论这些事情呢？不久我要到江宁，希望逄原能来一趟，不知可以吗？如果可以，能和子明一起来吗？不知道您近日脚气怎么样，务必千万谨慎保养。近来见到黄莘老，他本来就不肯与人交往，我早知他一直如此。可是他来信过分称赞我，好像把我当作俗人来礼遇，不知是什么缘故？既然我已经担任这里的职务，他这样对待我，大概也是合宜的。冬日寒冷，请您珍重。五

译安石叩首，承蒙来信，深感欣慰。船只只要乘到蕲阳，难道还会没有人过问吗？何况这是吴舅依法应当做的事情，又有什么可嫌疑的？不必亲自驾船往返，顺便装载官府的物品也可以。旅居僧舍，实在也很无聊。请千万保重自己，时常来信指教我。今天还苦于大风，不能出行。匆忙写信，礼数不周。六 安石叩首。我奉命出使江东，按察刑狱之事，明天就要出发。想要到扬州后停留一宿，暂作告别，请您替我安排一艘差船，我非常想见逄原，幸望屈驾相见。我将在丹阳等候您，千万不要以事务为借口推辞。其他事情当面陈说，这里不详细写了。务必前来相见，专程奉候，等待您，十分切盼。七 安石叩首。承蒙来信，已经完全知道您所指的陈山人。如今他正在这里，正好方便去拜访朋友。其他事情当面拜见时再谈，匆忙写信，礼数不周。安石叩首。八 安石叩首。前些日子承蒙您来访，只是我顾念旧情而又事务纷繁，实在不能从容地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您就这样远去了。区区思念和向往之情，哪里是言语能够尽述的？到了天长，才知道您的行李已经到毗陵，脚气也渐渐痊愈，实在很欣慰。近日起居，想来和吴夫人都平安。您的家眷各自康宁，已经到了宿州，傍晚便要出发，再过几天就到京师，另行写信禀报。但书信传达的道理，哪里能够完全表达心意呢？近来听说治疗脚气，只要早晨起床、尚未下床也尚未说话以前，取唾液用手的大拇指按摩脚心，按摩到极热才下床，久而久之脚气自然不再发作。我曾经试过，听说有人用这个办法治病。葛子明收到信了吗？二舅那里有信来吗？天气炎热得难以承受，实在令人忧虑，这该怎么办呢？安石叩首。九 安石叩首，已经两个月没有见面了。虽然我在尘劳中奔波劳碌，但仰望您的盛德，哪一天没有呢？忽然承蒙惠赐书信，知道您用《论语》的义理来教导我。能够洞察细微、深入幽深奥妙，直达孔门境界，如果不是极其高明的人，谁能做到呢？我仰慕不已。近来承蒙子固、夷甫来访，因而和二位一同阅读，深为赞叹佩服。什么时候能到金陵，与您尽叙久别之情？安石叩首。十 安石叩首。自从与逄原分别后，一收到信，便不知道您的行李如今在哪里了。想来您已经回到暨阳，现在特派使者前往，幸望详细告知您的起居，以安慰我渴望思念之情。住在江阴，果真可以迁徙吗？安石的处境，恐怕还不能自行摆脱这里。罪过日积月累，又没有朋友来救助，这就是我日夜惊惧、茫然不知如何是好的原因。逄原不知道可以到番阳游历吗？番阳也有很多士人，可以在那里从容度过一年，试着考虑一下。使者回来时，请回信一封，幸望珍重自己。安石叩首。十一 安石叩首。收到您的亲笔信，知道您还在江州，思念仰望之情哪里说得尽呢？安石昨天到金陵，匆匆便又回到番阳。冬末必须再到金陵，不知逄原这次什么时候到江阴？如今您一定会和吴亲家同船渡江，但到了金陵以后，是否还需要另找客船前往？最近朝廷限制船只，实在难以设法。从金陵到润州只有一两程，到了润州，再找船到江阴也容易。安石处在这里，看来还没有离开的道理。像孙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且写信劝我留下，我不宜自行求取便利。安石屡次烦扰朝廷，那么其他人还有谁可以希望得到朝廷的察知呢？罪过日积月累，却不知道怎样脱身，足下认为应当怎样替我谋划呢？配发的士卒不熟悉水战，事情很严重；但按照如今的形势，这类事情都不能公开议论，不知您认为应当怎样施行？幸望试着写信说明，若另有听闻，也请全部告诉我。您所到之处，幸望留心访察，询问那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冬末到金陵时，希望逄原能到金陵来访，不知可以吗？我私下有许多事情，急切想当面请教，请试着考虑一下，幸望能来一趟，那就太承您的惠意了。安石叩首。十二 安石叩首。逄原足下，我正想写信，恰好收到您赐下的书信，尤其感到欣慰。只是逄原所教导我的，正是我内心想要说出的；我身处偏僻之地，没有交游，所能商议的人都不过是流俗之人。若不是逄原教导我，我哪里还能听到这些话？我正在竭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事情，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罢了。到了冬春交替之时，如果还不能脱离这里，希望能在江宁相遇，不知您肯来访吗？承蒙您答应这样做，那就可以依约相见了。只是为什么不打算居住在润州呢？江阴难道不可以停留吗？如果住在润州，相遇就更容易了。配发士卒的事情，必须当面叙说才能详尽。若我另外有所听闻，也都希望得到您的指教。如今世上已经没有朋友彼此劝告的风气，而且意见也未必能够被采用。大体说来，您来信教导我，是想让我与世俗相同、合乎世情罢了。若不是足下教导我，我还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呢？请千万不要有所保留。冬日寒冷，请您珍重。安石叩首。《寄王逄原》　　　　　　　　　王安石 北风吹来乌云，埋没了九州大地。草木凋零，空池荒凉。六龙躲避逃遁，不敢出现在地上。只有寒山高峻，我披衣起身行走，忧愁而不能自得；回去又拿起书卷，时而合上，时而打开。长久怀念古人，可如今已经过去了。感慨近世的情形，又能做什么呢？申不害、韩非以及诸子百家，像火焰一样冲天而起。孔子的大道，却冷得像灰烬。穿儒服的人纷纷出现，似乎要布满大地，却再没有气焰，只剩下空煤和灰炱。竭力排斥异端，有谁来帮助我？想起曾见过孔夫子，真是奇异的人才。楩木、楠木、豫章，树干高大，直凌白日，只等待匠石，姑且加以穿凿裁制。我正被官职拘束，不能前往。您若有闲暇，应当能够来此；我们相互交谈，一同进入圣人境界，取来万古的光芒使它回转。《哭逄原》　　　　　　　　　　　王安石 穿布衣、行走在田间小路上的人到处成群，卓越出众的高才之士，我唯独见到了您。杞梓、豫章盘曲在绝壑之中，麒麟般的人物跨越浮云。出仕或退隐，早已许诺终身共同生死，哪里知道行至半途便分离，才害怕世间再没有奇异的才质。从此以后，郢人鼻端的白垩也没有人挥斤削去了。《逄原挽辞》　　　　　　　　　　王安石 蒿里究竟在哪里？从此生死两相分离。徒然传说仙人掌能借来长生，又有谁见过鬼神为死者写文章？蔡琰能够传承父业，侯芭能够为老师起坟。令人伤心的是北风吹过的道路，风吹泪水，沾湿了江上的云。《思逄原》　　　　　　　　　　　王安石

译自从我失去逄原，遇到事情便总是忧愁思念，难道只是为了故友吗？抚摸内心，实在悲伤。我有什么长处，有谁来相助？我是谁的知己？我的过失和长处、我的思想，有谁能与我谋划？我的话又有谁来听？早晨出门，骑一匹马奔驰；傍晚回来，又骑一匹马疾驰。这样奔波驱驰，自己并不自在，却勉强跟随世人谈笑。仰卧在屋中，长声叹息；起身行走，眼泪不断流下。想到你的坟土上，草茅已经纷乱披散。你的妻子年轻而柔弱，只有一个兄长在婺地；你的高尚义行感动乡里，还能够筹集钱财。我在朝廷穿戴官服，勉强能够置办稀粥粗食，安葬祭祀却没有什么可以相助，内心和脸面又能怎样安排？听说你的妻子想回北方，我踮起脚常常盼望她。寒冷的汴水已经封冻，此行又错过了。又听说她将要生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生下呢？贤者本来应当有后代，理当梦见熊罴。上天本来就不可以依靠，我的愿望恰好就在这件事上。我疲于求学，又误入歧途，与世俗不相适宜。往昔早已约定心愿，要在同一山冈上搭茅屋。如今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已经不可能了，又有谁知道呢？渺渺的江水与潭水，茫茫的山岭与坡陂，我怎么能够长久偷生求食，最终辜负故人的期望呢？《思逄原》　　　　　　　　　　王安石 如今想来，坟上的蓬蒿一定已经纷乱披散；秋风又一次吹过坟头。绝妙的才质没有被太平时代所发现，精微的言论只有故人才懂得。庐山从南面倾入书案，湓水从东方流来，注入酒杯。往日的遗迹可怜地随手消失，想要欢聚，却再也没有当年那样的人了。又一首 百年相望，本可以建立救济时世的功业；岁月道路哪知缘由，竟走到如此穷困？鹰隼奋飞，凤凰的羽翼却短。麒麟被埋没，马群中空无杰出者。中郎留下的事业，没有儿子可以托付给康子。高才之士已有妻子，只能共同想象江南原野上的坟墓。树枝凋零，纸钱随风飘散。《与舅氏吴司录议王逄原姻事书》　王安石 安石启禀：仲冬严寒，想来尊体起居万福。近来见到王令秀才，他的文学、才智、品行和义行都高出常人，因此挽留他来这里求学。他虽然贫穷，不参加科举，但为人也通达，并不至于过分苦守节操而失当。他恐怕二舅不愿意与他结亲，所以久未能委婉说明。不知尊意如何？传闻都不可信。安石亲眼看到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觉得他很可爱。尚未拜见，千万请保重尊体。不尽。安石拜上。又一封 安石启禀：新年伊始，想来二舅都曹尊体起居万福。先前曾经上书，不知已经送到您身边了吗？王令秀才如今在江阴聚徒讲学，他的文学、智慧见识以及本性品行，确实是豪杰之士。有人传说他的所作所为过分，都不足以相信。安石深深考察他的行为，大体只是守节安贫罢了。近来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也不至于极其贫困，何况他家人口少，也容易供养。虽然他不参加科举，依安石看来，如今参加科举的人未必能及第，即使及第也未必不困穷，请您再斟酌。这个人只是恐怕长远来看不会终身困穷；即使终身困穷，他养活妻子儿女，也应当不至于使他们无所安身。他却盼望二舅来信，确定知道这门亲事最终如何，幸望赐信答复。天气还冷，恭请善自保重。不尽。安石叩首。《与崔伯易思王逄原书》　　　　　王安石 伯易足下：逄原突然这样去世，我悲痛思念无穷，特意为他作了墓志铭。趁吴特起离去，把这篇铭文奉呈给您；一生所作的墓志铭中，写这篇最不觉得惭愧和遗憾。这样的人却只活到这个年纪，以安石这不成器的资质，本来不敢说足以了解他。然而我看逄原的学问和行为，他每天都在进步；在高邮见到他时，已经觉得仿佛无法企及，私下认为值得敬畏，并且希望他能帮助我的人，没有比这位君子更合适的了。即使足下的言谈，也认为他正是这样。如今却已经结束了，实在可悲可痛。然而这些话只是可以对足下说罢了。爱逄原的人很多，难道也有像你我二人这样了解得彻底的吗？可悲可痛。安石再拜。《与王深甫》　　　　　　　　　王安石 安石叩首。近来已经奉上书信，不知你收到了没有？我一直不能脱离省中，到今天才就任。听说您将要入京，希望能早些来，好让我得以见您一面。如果您来迟了，那么安石这个月就要请求离开淮南去迎接母亲了。出发不过三四天，就会返回京城，希望您暂且留下来等安石回来。我想同您商讨的事情很多，千万不要匆忙离去。如果不能让您见上一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拜见您，千万不要急着回去。有人叫王逄原，才华卓异，令人惊叹；他从常州和我一起游历江南时，我已经看出他有过人的地方。等我回来再见到他时，他所学习和坚守的更加超然，几乎无人能及。忽然得到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上天这样对待善人君子，真可叹，真可叹！像王逄原这样的人，放眼当世，恐怕还没有见到可以与他相比的；不知道常君认为他和谁更贤呢？真令人痛惜，真令人痛惜！只恨您不能见到他罢了。书信不能尽述心意，望您珍重，珍重。安石叩首。送别孙莘老，思念王逄原诗　王安石 我还不熟悉逄原时，已经同您相知；自从结识逄原，对您的了解就更加没有疑惑。手持湖上的船桨，盼望您归来的时候；茫然之间却各自分散，独自背向东南奔驰。寂寥地居住在西城，后来与您相约相会。鸡鸣时进入省门，朱笔墨笔纷纷而来；心中含有的情意无法自得，只好勉强装作若无其事。我们常常在夜间相聚，青灯照着书籍诗篇；往往同盖一条被子交谈，直到天明也不说疲倦。您匆匆离我而去，使我以后该跟从谁呢？送您时没有出门，我自己正被羁绊；这样我的内心反而能够自如。如今我跟随您，随着您来到湖上；这里曾是逄原游玩的地方。想来荷叶已经凋尽，北风卷起寒冷的水波。我已经怀有今日的愁绪，又更加思念往日的悲伤。相逢又能有什么呢？只看见镜中的白发。有客人把王逄原的诗编示给我，于是写成这首短诗。逄原是广陵人。死时二十八岁　张舜民 古人深深遗憾不能与贤者同时；即使能够同时，也未必能认识他。如今只能独自手持他的遗稿，想象他的风采气质。上天究竟辜负了什么，竟使他十年有期的生命如此短促？王逄原哀词　郭祥正 追想那故国的山丘，仿佛又见到你；与你相遇，听你说话，声音仿佛秋日般清肃。你的言谈和悦而纵达，举止严整而收敛；使我的心感到快乐，与你一同遨游。你将要在南州娶妻，我不能跟随你前往，只能反身自省，幽独而悲伤。河川和陆地沉浮变换，日月已经运行了两周。听说你长久地离开人世，使我陷入深切的忧伤。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将到哪里寻求这样的道理和学问？那苍苍的上天啊，为什么这样安排，又向谁求问？谁能像你这样治学，却使你不能位列公侯？想要用嫩草祭奠你，你的魂灵又从哪里接受这祭品呢？追想你的风采和志趣，又能怎么办？惆怅往日情景，绵延无尽。淮南部使者邵必的奏状

译臣伏见国家下诏，开年选贡士，反复叮咛告诫并加以劝勉，已经十分勤恳周到了。然而士人中也有安于自己的学业、不求闻达的人，臣担心州县不能把他们荐举上来，天子也不能知道他们。臣伏见扬州布衣王令，文学和德行都出众，在众人之上；他侍奉寡居的姐姐如同严父，教育孤独的外甥如同爱子，即使处在寒冷、饥饿和困窘中也不改变操守。寻求当今士人，还没有见到能与他相比的。臣忝列职司，国家的利弊都可以上言；见到贤人却不举荐，实在是臣的罪过。先生生平事迹 前忠武军节度推官、知滁州来安县孙侔，被授为通直郎而退休。孙侔上言：“我寻求医治疾病已经二十二年，请求退休。”朝廷特意授予他这一官职。孙侔字少述，是吴兴人。四岁时父亲去世，和母亲胡氏一起生活。七岁就能写文章。长大以后，读书多能自己领会，文章非常奇特古雅。内在品行孤高严正，很少认可别人；不是他所赞许的人，即使是邻居也不与之交往。庆历、皇祐年间，他与王安石、曾巩的名声传遍江淮之间。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母亲病重时把这件事当作遗憾，所以孙侔按道义不能出仕，寄居在吴门、吴兴、丹阳、扬子一带，士大夫都敬重而畏服他。扬州知州刘敞推荐他说：“孙侔在家就孝顺友爱，做官就忠诚守信，足以纠正风俗、扶助世道。在朝廷中寻求这样的人，也就是吕公著、王安石一类。”诏令任命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扬州州学教授，他推辞没有赴任。刘敞任永兴军知军时，上奏征辟他掌管机宜文字，他也因病辞免。英宗即位后，沈遘、王陶推荐孙侔以及王回、常秩可以充任侍从，朝廷都授官任用他们。孙侔任忠武军节度推官、知滁州来安县。熙宁三年，翰林学士韩维又推荐他，任命为常州团练推官，他仍都没有接受。安石年轻时就同孙侔友好，把他当作兄长侍奉。安石任军职宰相时，经过真州，孙侔仍像他布衣时那样接待他。孙侔晚年性情急躁，甚至辱骂同席之人、对邻居发怒，评论者认为这是年老而德行衰退了。当初，王回、常秩、王令都有盛名，王令的品行才能尤其卓异，各位公卿最早称道他。王回也没有长寿，常秩做官稍显达，只有孙侔始终没有出仕。【出自《哲宗皇帝实录》】先生逸闻 有道的处士中有孙侔、常秩、王令。孙侔是扬州人，居住在苏州湖边，喜欢写古文，尤其方正廉洁，不能随俗沉浮，但待人接物却近于和善。常秩是颍州人，参加进士考试，起初没有人知道他。欧阳永叔镇守颍州时，命属吏核查郡中的户籍，厘定等级。常秩家产微薄，被列在第七等。众人赶忙请求说：“常秀才清廉贫寒，希望放宽他的等级。”欧阳永叔奇怪他竟然受到谦让，询问缘故，众人都说：“常秀才孝顺友爱而有德，不是平庸众人。”欧阳永叔便为他从户籍中除去这一等级，并请常秩来相见，向他说明事情的原委。常秩由此知名。后来张唐公镇守颍州，便把常秩推荐给朝廷，朝廷赐给他粮食、麦子、束帛，他坚决推辞不接受。自己说明当时正参加科举，并没有隐士的实际身份，不敢承受赏赐。那时我镇守扬州，也把孙侔的情况上报朝廷，朝廷像对常秩一样赐给他物品。孙侔接受了，却没有致谢。两个人的取舍不同，有人解释其中的意义。我认为常秩是崇尚节操，而孙侔是安于礼法；从周全礼数来说，孙侔也可以接受。崇尚节操的人清白而耿介，安于礼法的人宽广而通达。王令也是扬州人，当时落拓不羁，不加检点，还没有受到乡里的尊重。后来改变操守，专心读书，写文章有古人的风格。王介甫唯独赏识他，把他比作颜回。【出自翰林侍读学士刘公敞《杂录》】

译吴夫人传 吴氏是临川人，家世代代治儒学，见闻广博熟练，谨慎而有智慧。她出嫁后守寡，她丈夫的朋友王安石前去吊唁，说：“康子才华很高，却有这样一位妻子；同样的情形，正如黔娄的妻子。”王氏、吴氏都是临川的望族，两家人物兴盛，世代通婚，所以安石知道她贤德，记载得很详细。元祐七年三月，唐州上言：“臣伏见本州泌阳县上马乡已故江宁府录事参军吴蕡的女儿，二十二岁时嫁给布衣王令，不到一年王令就去世了。当时王令的妻子刚二十三岁，只有一个遗腹女儿。她的哥哥想强行夺去她的志愿，让她改嫁，她号哭不答应，回到年老父母的家中，隐居乡间，经营田地桑蚕来奉养兄嫂。她头插荆钗，身穿布衣，不事修饰，这样已经三十二年了。如今她独居在本县黄池陂，掌管治理陂塘的事务。每年农闲时，亲自率领数千多名农夫修治堤坝，蓄水灌田，利益惠及一方。一方百姓都遵守并禀受她的教令，子弟中有不遵从的，便自己带着槚楚刑具来请求治罪。农民没有知识，不使用威刑就无法整治；如果不是节义出众，凭什么能使他们服从？请求朝廷特意赐予旌表，诏令赐绢十匹、米十石。” 后来她在泌阳的居所寿终正寝。【出自《国史列女传》】节妇吴夫人墓碣铭 侄子、朝请大夫、擢发遣简州军州事王云撰写。夫人吴氏，是抚州临川人，广陵先生、元城王公的妻子。先生名令，字逄原，道德文章闻名一世，二十八岁去世。夫人怀抱刚出生的遗孤，回到母亲和兄长那里，面对改嫁的议论，哭泣着发誓守节；于是隐居在别墅中，住处仅能遮蔽风雨，穿粗劣的衣服，吃粗糙的食物，这些都是常人不能忍受的，却终其一身坚持了三十五年，凛然如古代的节妇，天下人都称赞她。吴家起初迁来唐州，唐州有许多荒地。熙宁年间，诏令招募百姓开垦治理荒地，修复废弃的陂塘，确实是追踪古代民间杜诗的遗迹。众人害怕工程太大太繁重，于是略加观望，没有人敢于兴办。夫人因哥哥占有陂塘旁的田地，慨然对众人说：“我不只是为自己谋划，兴修陂塘实在是全州的利益，应当这样开工，这样完成。”于是开辟污秽荒芜之地，均衡灌溉，亲自承担劳作；修筑环形堤坝来蓄水，设置斗门来泄水，使土壤变成肥沃的良田，百姓吃上粳稻，而她家里的资产也累积到数万。夫人丝毫不把这些财物据为己有，生活仍像过去一样节俭；同时又急切地赈济贫困，周济有病患的人，借出去的钱无法偿还就替人烧掉债券。她的德望日益传播，远近都信服她；有纠纷不必到官府，凭她一句话就能裁决。时间久了，四境再没有凶年，百姓深深感念夫人的恩惠，共同向州府陈述，州府上报朝廷，朝廷优厚地赐给她米帛，乡人也以此为荣。考察她的恩泽遍及一方、功绩昭著当时，哪里只是古今女子未曾有过的事情，即使刚烈的大丈夫有所建树，也没有超过她的。唉，这才真正是先生的配偶啊！夫人是尚书屯田员外郎德筠的曾孙女、尚书都官员外郎敏的孙女、江宁府司录参军蕡的女儿。她温婉聪慧而有成就，父亲认为她非同寻常，出嫁时不轻易许诺。广陵先生年少英俊卓异，声名震动江淮，荆公一见就把他当作朋友，劝他的舅父把夫人嫁给他。婚后不久先生去世，留下一个遗腹女儿；女儿长大后具有美好的德行。荆公从众多士子中精心选择，把她嫁给钱塘人吴师礼。吴师礼历任博士、谏官、右司员外郎，是当时的名臣。夫人才性超群，文辞书法精美，不需要老师传授；她喜欢读孟轲的书，议论见识超过宿学老儒；因为人们说这些不是妇人所能做到的，她都秘而不宣，不炫耀自己。她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兄长，像对待母亲一样侍奉姐姐；姐姐去世时，她悲痛感伤，因而得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正是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她的兄长是位豪迈奇特的人。夫人去世两年后，因先生葬在常州，兄长亲自护送灵柩向北而来，途中因病也去世了。十年后才得以在唐州桐柏县淮源乡合葬【一本作“窆”】。又过了十四年，外孙吴说升任大农，出任雍州佐官；他因为早晚思念这片州土，不远行数千里，竭力请求改道经过唐州上坟，看到墓碑还没有刻成，于是派人来请求撰文。王云说：“夫妇相处的道理，自古以来就很难做到圆满。清正的规矩和美好的德范，实在少有能够同时记载的。如今先生的名字载入国史，夫人又有美好的传记，夫妇二人都贤德，伟大奇特而卓然出众，高视千年而遥遥无人与之匹敌。过去荆公为先生撰写墓志，认为他可以承担天下的重任，对天下有功；又说夫人有贤德的行为，并作诗哭祭她说：‘康子才华高，却有贤妻相伴。’等到为司录公撰写铭文时又说：‘小女儿有特别的操守。’像荆公这样作为天下人的老师，却一再如此称颂推重她，由此就可以知道她的贤德了。这些事又将像日月星辰一样光耀后世，谁还敢在它们后面再加一言呢？虽然如此，前面的墓志只记载了安葬在常州的事情，如今合葬于唐州，却没有文字记载，那么百代以后，又从哪里考察并取信呢？我这个族侄实在不肖，因为这件事感到悲悼和忧惧，所以冒昧把伯母夫人的德行功烈刻在墓上，作为唐州人无穷无尽的传记。铭文说：” 光辉赫赫的夫人，妇人的节操高出当世；对百姓有功，才华实在如同国士。兴修陂塘灌溉田地，使千里之内都得到均等的利益。唐州没有凶年，年岁已经过去四十年。方城以南，百姓有百万之多。等到您王云到来，怎敢忘记这份恩惠？桐柏山高耸，淮水从它东边流过。只有德行永不磨灭，只有声名无穷无尽。墓门前有一块石碑，刻写并记载您的美好功绩。凡是唐州人经过这里，一定下车致敬。《广陵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