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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强斋集目录》　别集类五【明】卷一 序 卷二 序 卷三 记、志 行状 书信 卷四 行状、述 墓志铭、墓表 卷五 辞 祭文 祝文 表、笺 卷六 颂 赞 铭 箴 传 文 疏 题、跋 启 杂著 卷七 诗 卷八 诗 卷九 诗集遗篇 卷十 文 诗 序 臣等谨案：《强斋集》十卷，为明代殷奎所撰。殷奎字孝章，号强斋，是昆山人。洪武初年，因荐举按例授予州县官职；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任职于近地，于是被授为咸阳教谕。死后，门人私下为他谥称“文懿”。殷奎曾在杨维桢门下受业，学问品行纯正，受到当时人的重视。这部集子是他的门人余熂编纂的，诗文杂著共九卷，又增入他与朋友交往酬答的诗文以及行实、墓志，合为十卷，附刻于书后。元明之间，承接先儒笃实的遗风，又乘开国初年的浑厚朴实之运，宋末江湖间积久的习气以及门户流弊的影响已经清除殆尽。因此表现在文章上，虽然不以华丽优美见长，但训诫言辞安详雅正，也颇有经籍的光彩。像殷奎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以文章闻名，但行为有规范、言语有法度，学问有根基，终究不失为儒者之言；与后来雕琢藻饰的文章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这部集子刊刻于洪武十五年，由昆山儒学训导、钱塘人陈振祖作序；他的文章也朴实雅正，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文风。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强斋集》原序 强斋殷公凭借明达经义的学问和高洁的品行闻名于郡邑，即使普通百姓和妇女也知道他是君子。推究他的志向，他本来不想靠文章在后世扬名；可是他的文章又都温润细密，处处合乎法度，难道这就是所谓有德之人必定有言论吗？殷公从开始求学时就卓然立志，不随流俗改变；后来经历世事，起而担任百里之地的教师，辞去府县官职，跋涉数千里，主持关陕的教育。上天劳苦他的身体以使他的气节昌盛，使他的内心受苦以扩大他的声名，并不只是为了成就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也随之进步。因此自从进入关中以来，他的文章显得卓异而富有奇气，可惜没有得到更长的寿命，竟止步于此罢了。他天性纯孝，母亲年老而未能奉养，忧伤感痛的心情没有一顿饭的工夫能够稍稍停止，终于因此损伤了生命。他的学问品行、出仕退处以及生死，都可以说晶莹明洁而没有瑕疵。唉！世上还会再有这样的人吗？新安人余熂曾跟随先生学习，等到在京师考校艺业时，已被选拔任用，身居近侍而显贵，却更加没有忘记他的老师。后来第二次在乡里服丧，便编集先生的诗文若干篇，请我作序。我惭愧地与强斋一同任职于昆山学校，了解强斋，没有谁比得上我。强斋专心学习古人，六经无不考究，尤其精通《礼记》和《春秋》。他进入关中时，立即在旅舍中画了一幅道学源流图，寄信给我；他常常以讲学、穷究义理为事，那么他的著述中涉及理学的，当然不止这些。他的名声传遍关西，学者敬仰他，我想一定被好事者拿走了，这些只是仅存的部分罢了。要了解强斋，也可以在这部集子之外去寻求。殷公名奎，字孝伯，是吴郡昆山人。洪武十五年，岁次壬戌，六月甲申日，昆山县儒学训导、钱塘人陈振祖潜夫作序。钦定四库全书 《强斋集》卷一 明　殷奎　撰 序 殷氏谱序 殷氏的先祖出自虞舜的司徒契，就是《商颂》所说的玄王。契辅佐禹治水有功，舜封赏他，商人以子为姓。契的第十四世孙履取代夏而统治天下，这就是成汤。传到十六位君王之后至盘庚，改国号为殷；又传十一王，殷便灭亡了。周朝把帝乙的长子启封在宋国，以奉祀殷的祖先。殷的诸王孙以国为氏，于是有殷氏。汉代居住在广川的有殷忠，曾事奉董仲舒，研究《谷梁春秋》；居住在东海的有殷嘉，向京房学习《易》；居住在琅琊的有殷崇，向陈翁学习《尚书》。殷嘉、殷崇的后代中有汉代博士殷谟，居住在雁门，守节不肯在新莽时期出仕。后来蜀郡有殷参，汝南有殷子征、殷有陶，都见于《汉书》。吴地零陵太守殷礼，家居云阳，生殷无难、殷督基。督基有两个儿子：殷巨在晋朝任交趾太守，殷祐任吴国内史。然而这些世系都很遥远，无法编成谱牒。能够编谱的，只有陈郡长平这一族最为显著。自汉末起，下至唐代，共传十七世，但记载也很简略。唐代三百年间，知名人物虽多，世系却并非史书都记载完整。五代乱世之中，士族的家谱又全部散失。到了宋朝，因避宋宣祖的名讳而改用其他姓氏，殷氏从此不显。我家在宋代姓戴，先世居住在嘉兴的华亭，年代久远，无法全部查明。从讳名万的府君以来，才逐渐见于传闻。到讳名澂的府君时，宋朝灭亡，于是又恢复殷姓。但如今也不敢把世系上接到长平一族，只另行标明华亭以自我区别，这是因为对此有所怀疑。既然怀疑，就把缺失之处留下。虽然如此，仍一定把长平列在前面，而不敢径自删去，这是出于谨慎。谨慎便不会忘祖，怀疑便不会妄诬。既能怀疑又能谨慎，尊祖敬宗的道理大概就接近了吧？于是先考察前代史书，编成关于长平一族的谱系；又考察能够知道的资料，编成关于华亭一族的谱系，并分别绘制世系图。把图谱的开头送给族人兄弟，使他们知道亲疏远近都同出一宗，希望仁孝之道能够彼此修养、互相勉励，不至于最终变成陌路之人而已。

译《松月轩诗序》会稽是天下美好的山水之地，自晋代以来，贤士大夫都乐于居住在那里。松月道人常常漫游仕宦于其间，寻访幽静、欣赏胜景，没有一处秘境不去探求。他常常在若耶溪濯足，在天姥山长啸，寻访谢傅的东山，探看太史的禹穴，又凭吊越栖、吴沼的遗迹。后来他在山阴山脚下结起草堂，春日的早晨、秋日的傍晚，松间的雪洒落衣襟，山中的月亮仿佛坠在地上；他放声高歌，长久抒怀，兴致酣畅、心意满足，天下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无法夺走这种乐趣，于是把“松月”作为轩名。这样一来，山水的美好尽在一室之内，竟不觉得自己遗忘了千岩万壑。后来他乘小船向西泛行，在昆丘南面选择地方筑屋，开轩对着客人，举杯相劝，说：“这就是我从前的松月，我难道会因为换了地方而改变自己的志趣吗？”即使世事不同、时光变迁，我的松树仍不改变节操，我的月亮仍没有盈亏变化。于是仍旧把它命名为“松月之轩”。松树和月亮，高洁孤傲而清冷，并没有美女那种娇媚放纵、声音婉转、姿态柔美的诱人之处，却受到如此酷爱，享受它们也永不厌倦。唉，这种情趣是不可以让一般人理解的。没有滋味之中的滋味，是天下最醇厚的滋味；没有声音之中的声音，是天下最大的声音。世人只知道外物中有可喜可乐之处，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在其实不足。内在不足的人，总是看重外物；越看重外物，内在就越轻浮，因此反而被外物玩弄。古代君子不依靠外物不玩弄自己，而依靠自身不可被玩弄。道人志趣高远超逸，舍弃众人的爱好，只爱好自己所爱好的，希望不依赖外物也能自我满足，随遇而安都能得到乐趣。君子隐居是为了求得志向，施行义理是为了通达大道，也不过如此罢了。否则，山水给人的快乐，只能前往而不能返回，岂不是已经荒废了我的志向吗？于是本地贤士共同作歌作诗，题写在他的屋壁上，并嘱托我作序。后来又系以诗说：“耳目所享受的乐趣，远不如安适闲乐的宴宴之趣；志向和思虑的勤勉不息，远不如闲逸自得的休休之乐。” 注瓦的人是侯，注金的人是瞀；那些人把荒废之事当作追求，只是自取残害。这样的生活与松树、月亮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它们的节操不改变，它们的光明极其昭著；或休息，或游赏，快乐陶然。唉，若不是这样的人，我还能同谁作伴呢？《送昆山教谕陶先生去官诗序》国家通过科举得到人才之盛，足以无愧于前代。考取天下第一的人，又多是坚贞正直、为节义而死的臣子。自从用兵以来，如李黼死于江州，余阙死于安庆，李齐死于高邮，他们的事迹声名光明显赫、刚烈峻拔，至今仍清楚地留在人们耳目之中。当时游学于他们门下的人，也都是伟岸杰出、奔放不羁的卓异之士。陶彦植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先生生逢太平盛世，居住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曾得以接见开国初年的诸位老臣，见闻广博，当时同辈多推重赞许他。后来游历齐、鲁、梁、宋、秦、赵一带，前往京城观光，以功名自许，把富贵看得很轻，认为不值得取得。但他最终恃才任气而不肯苟合，便放纵自己于诗酒之间。一遇到失意困顿、无聊寂寞之时，必定狂歌痛饮，以宣泄心中的愤懑不平。李公镇守高邮时，用财帛招请先生，使自己的诸子拜他为师，于是二人相互引为知己。高邮失守，李公以节义而死，先生狼狈向南逃走，漂泊于吴门之间，流离困顿、跌倒受挫，但气节一点也没有衰减。当时有大臣了解他的才干，怜悯他年老而贫穷，起用他为昆山教授。先生偶尔向我谈及自己一生出仕退处的大概，从未不赞叹李公的节义、感慨知己难得，并为之长叹流泪。先生刚到昆山时，人们说这里并不适合他。先生不因官职低微而轻视它，也不因一州之地狭小而认为它局促，而把学校教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尊敬礼遇儒者贤人，提拔引进后辈，谦逊得仿佛总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讲论经书、考究史事时，谈到坚贞正直、为节义而死的忠臣义士，总是恳切地向诸生讲说。由此看来，先生平日操守行为激烈奋发，所以被名公大臣视为伟岸杰出、奔放不羁的卓异之士，难道不是远远贤于常人吗？他看待世间所谓以利益为准则的交往，说什么生死之间不相背弃，可是一旦遇到患难便抛弃离去，如同从未相识；听到先生的风范，难道不会稍稍感到羞耻吗？先生如今任期已满，接受替代将要离去，州人杨方广泛采集士大夫所作的歌诗，编成卷轴，请我为之作序。因此特意记述他的重大志节，希望使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受到激励而奋发。至正二十二年夏四月既望，州人殷奎作序。《送昙瑞师诗序》人才同世道一样有时显达、有时隐没。遇到世道太平，即使胥靡、贩鱼盐、饭牛、屠狗之类的人，也都能出来为天下所用。世道衰败时，贤士和优秀百姓往往寄身于世俗之外，以轻视世俗、放纵志意为高尚，甚至毁坏形体、废弃人伦，断绝与外物的关系而不顾。虽然他们的行为确实如此，其中本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人。与那些侥幸追求名位爵禄、贪图财利、奔逐争夺、忍心割裂人的天性和生命真实情感的人相比，岂止相差千万呢？士人本来就有甘愿选择这种生活而不屑于那种生活的，即使圣人也不会抛弃他们。像我的老师对卫国荷蒉者、楚国接舆、长沮、桀溺以及丈人的态度，就是如此。晋宋以来，贤士大夫大多同佛门人士交游，如许询之于支遁、陶元亮之于惠远、韩退之之于大颠、文畅，都概略看待他们的外在行迹，却不遗漏其内在精神。这难道也是对衰世之志有所感慨吗？昆山有一位昙瑞师，虽然出家为佛，却不违背儒家；隐遁自己的行迹，保持耿介而不受污染；内心充足，淡泊而无所羡慕，只是独自喜爱作歌作诗来抒发自己的志意。这也是轻视世俗、放纵志意、自我尊高而不肯屈服的人所作的事。常熟距离昆山一百多里，州大夫受到他的风范熏陶，空出法宁的席位，发文书迎请他前来。这难道只是无缘无故吗？一定是因为对当世的偷薄靡弱、贪婪沉溺于欲望有所感触，想得到一位当世高士，大大矫正流俗并使当地人受到教化，其中本来是有深意的。我们这些同他交游的人，都作歌作诗来惋惜他的离去，并把诗稿交给我，让我为之作序。我听说海虞山有常建、皎然等人的作品，遗留下的声调寥落，千年之后还有谁来欣赏？师此去同那些贤士大夫交游，一定会有所抒发，使前贤的高风远迹更加光耀；希望他把其中卓异的作品寄给我。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殷奎作序。

译《送蔡教授诗序》至正二十五年春三月，昆山教授蔡先生任期已满将要离去，他的校官弟子都停止学业、放下书本，拦在道路上希望挽留他；但先生归去的志意浩然不改，终于驾船向西而上。于是弟子们相继奔走到郊外送行，回望徘徊，感情不能自已，叹息嗟叹之声，表现在吟咏歌唱之中。当时凡是在职的士大夫，无不为诸生仰慕道义而高兴，也赞美蔡先生善于教育。后来两斋的学生汇集所作诗歌若干首，另编成卷轴来请我作序。我说：天下学校自从用兵以来，十有八九都废弃了，唯独吴中郡县弦歌之声没有稍稍停止；即使偶尔遭逢兵火，也都复兴起来，努力使学校更加兴盛。斯文的光明不断，如同一线未绝。这是因为他们扶持学校、爱护教化，把维护一代纲常作为考虑；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往往认为这迂阔而遥远，不肯致力于此。如今蔡先生使师儒之道发扬光大，学生对他的爱戴长存；他再次来到昆山，前后四年，有德行、有仪表，可以作为准则，也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教化之道因此彰明，礼义得到遵循而教化得以成功。各地学生远近而来，游学歌咏，步履整齐，言谈和睦，仪态有序；善于教导、乐于育人，可以说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既然如此，在分别远离之际，学生们眷恋顾念、徘徊不舍，感叹再三仍嫌不足，本来就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把这些感情传播在诗歌中，留给好事之人，也足以彰显斯文尚未坠失，并且借此略略显示我们本地士风的美好。我有幸身居师属之列，长期受到德义的熏陶，既是亲近之人，又相处日久，所受教诲并不在诸生之后，所以为他作序本来就是合宜的，于是写下这些文字。《城南小隐真率会序》大禅师悦堂颜公在二月望日，于昆山城南的小隐召集若干宾客，举行真率会。殷奎听说后作道：“唉！我州从前风俗美好，敬养老人、尊重贤人，前人制定规矩，后人遵循实行；上位者安定，下位者受到劝勉；乡饮、月约，宴饮游乐、宾客聚会，赋诗歌咏流传，用来共同享受和洽之乐、畅达和乐之情，几十年如同一日。自从战争兴起，人口聚集和生产都疲敝耗损，海上盗寇频繁到来，贼寇的土地近在眼前；人们屯聚结寨、白天警戒、夜晚巡逻，有时还被俘虏羸弱者，长驱直入，驱赶车马骑兵，父子兄弟尚且不能相互奉养，又哪里有闲暇顾及礼义的文章呢？如今突然听到这件事，太平时代的旧日景象仿佛又呈现在耳目之前，怎能不茫然长久追思、听到脚步声便深感欢喜呢？”《诗经》的《匪风》《下泉》说到这些情形，君子认为乱世可以得到治理，我对这次聚会也这样看。这次聚会每月举行一次，在朔日或望日举行；酒只喝三巡，以果品和美蔬佐酒，用琴瑟和投壶作乐；俭朴而有法度，简约而有文采。年纪未满六十岁的人、家住三里以外的人，以及担任官府职务而有职责在身的人，都不参加。这就是它称为真率会的原因。颜公年高德劭，志趣高雅，地位位居五山之首；退处之后寻访旧日隐居之所，举行这次聚会，大概近似满赞、宁的风致，而诸位君子也都是一乡的善士，言论美好、气度旷达，足以使这次聚会成为流俗的表率。” 怎么知道后世的人不会羡慕我们今日的城南小隐，如同我们今天追慕普明、妙觉的遗迹呢？后来孙公吉卿让我为此事作序。殷奎年少而轻率，因而得以把不才的文章寄托在其中，这是我的荣幸，我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至于诸位君子的姓名、年龄和寿数，都详细列在左边。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岁春二月丁卯，州人殷奎谨慎记述。《送陈季子诗序》古代人把推行大道、救济时世作为心愿，所以学问优长便出仕。然而出仕可以，不出仕也可以；有出仕的才干而自身可以不出仕，这是明白根本道理、诚实面对自己、成为正人的表现。一个人年少到年长时所学习的东西，有司在他适合出仕时，便从乡里选拔他，由乡里推荐到朝廷，再任用他出仕。但也不一定人人都要出仕。不必出仕而居家，饮用自己的井水，吃自己的田粮，以自己的道义为乐，也同样没有什么不能实现。如今的时代却不是这样：即使有出仕的才干，上位者也不一定都任用他；不出仕而居家的人，有时连自身也不能摆脱饥寒的忧患。今古不相同，大概是形势使然。生在当今时代而能够实行古人的志向，有出仕的才能而又能以不出仕的生活为乐，这一定是卓然特立的士人吧！豫章陈季子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从前朝廷和谐兴盛，天下安宁，先生居住在乡里，凭借自己的才干器识，希望得到机会为世所用，便北上京城，用策略求见诸位公卿贵人，久久没有遇到机会，于是向东游历齐鲁，向南奔走吴越，而天下的战争爆发了。东南的大诸侯知道他有出仕的才干，带着厚重的礼物，访求他的踪迹，安置在宾馆中，原本要让他担任优厚的官职，但先生却不屑于此。住了没有多久，他就引身离去。后来又隐遁到三江以东、五冈之外，隐居授徒，准备终身如此。先生有出仕的才干，而自身能够不出仕，难道不是卓然特立的士人吗？我们这些同先生相处的人，深深惋惜他的离去，都作诗为他饯行，并请我作序。我听说外冈的地气清秀和善，往年米南宫曾到那里，在杨氏怡轩中题诗。龚立道父子居住在黄姑，那地方大概与外冈很近。如今先生寄居龚氏家，难道是龚氏族人吗？那里一定有很多秀异的百姓，懂得读书，能够考察德行、请教道业，有可以造就的人，先生才前往那里。用诗书和道义使他的学生善良，这也是施行政教，哪里一定要出仕呢？” 《送施提举任杂造司序》国家有六种职掌，工匠居其一。上天生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废除兵器呢？武备不可缺少，历史久远。聪明的人创造器物，巧匠加以承继。百工的技艺，都是圣人创造的。器物的功用，先王依赖它们。材料优良、工艺精巧，器物才会良好。和地制造的弓、兑地制造的戈、虞人制造的殳，都是伤害人的兵器；鲁地的削刀、郑地的刀、宋地的斧、吴越的剑，都是各地有名的良器。桃氏制造剑，函人制造铠甲，庐人制造殳，矛人、弓人、矢人制造矛、弓、箭，都是官府中品质优良的器物。人才不会代代都有，土地也不会兼有各国的优长；能使器物精良的，难道不是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吗？如今枢密院杂造司，就是周官中相关职掌的合并。副车施侯在我州监管市征已有三年。政府称赞他能干，命令他担任此司副提举。我知道施侯一定能使本司器物精良。他才思敏捷而运用宽裕，熟悉物料而见识周全。坚固的铠甲、厚实的絮衣，长铩和锋利的兵器，锐利的箭、强劲的弓，材料的美好、工匠的精巧，都将在这里具备。兵法不是说过吗？器械不锋利，就是把自己的士卒交给敌人。古人也说过，兵器不完备锋利，铠甲不坚固严密，弩不能射到远处，作为将领却不知道这些兵器造成的祸害。施侯如今能使本司器物精良，那么器械足以使用，将士足以依靠。用来防守便坚固，用来进攻便能攻破，他的功劳难道可以小看吗？施侯将要赴任，我姑且写下这些作为序。

译《送童彦恒之无锡诗序》古代州郡的属吏，从曹史以上，都由长官自行征辟任用。如果长官贤明，那么一府之中左右前后的人无不贤能，所以官府容易治理。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士人都由铨曹任官；即使是州县属吏，也由中书省决定任用或罢免，因此一郡一县之间，官员和属吏往往不能相互协调。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长官自行征辟任用，贤能与不肖各不相同，这也是自然的道理。海陵人童公彦恒，早年学习举子业，意气轩昂，把青紫官服看得如同草芥。遇到天下兵乱，避居浙右，低头做了谋求俸禄的官，在州郡试任属吏以来已经三次调迁。他不因职位微小而懈怠志向，不因俸禄微薄而改变操守，勤勉不懈、急切努力，一定要做到称职才停止。今年秋天，大府又调任他到无锡。如今的制度下，官员与属吏上下之间彼此寻求却不能相遇的，都是如此；偶尔有不这样的人，千百人中也不过一两个罢了。彦恒调往无锡，无锡太守张侯是贤明之人；彦恒担任属吏，彦恒又是贤能之人。无锡有贤能的属吏，彦恒遇到贤明的太守，志向相同而意气相合，言语诚信而谋议能够实行。我看张侯的贤能将因得到人才而更加显著，无锡的治理也将位列各州之首了。彦恒就要前往那里。在当今时代而符合古代的道理，有相互遇合的快乐而没有彼此不能协调的情况，大概就在这里吧？因此贤士们既惋惜彦恒远行，又庆幸他将遇到知己，都作诗为他饯行，我也参与作序。《赠医师朱焕常序》报答施恩的道理，由来已久啊！木瓜、木李，不过是微薄的物品；即使以琼琚、琼玖这样的美玉相报尚且不足，更何况别人施予的恩惠不止像瓜李那样微薄呢？那么报答的厚重应当怎样才合适？州人吴孟章的母亲，年仅七十岁。今年秋季七月，被风暑之邪侵袭，昏沉迷乱，几天不能从口中咽下一勺饮食。众人都说不能救治了。孟章说：“我州朱焕常氏，是医术高明的人。他急于行义而努力行仁，我急忙把情况告诉他，先生一定会来。他一来，病没有不能治好的。”于是立即前往朱家叩拜。焕常见他面容忧戚、神情急迫悲恻，便为他母亲诊脉。诊毕开药，一剂下去气息苏醒，第二剂下去精神恢复，第三剂下去病已去掉八九分。不久便恢复如常。孟章说：“我的母亲如果没有焕常就不能活，焕常的恩赐太大了，我用什么来报答呢？”深深感受恩德，不用言辞便无法宣泄；长久谋求报答，不用文章便无法表达。那么为焕常祝寿，应该没有比文章更先的了。于是前来求文，以表示自己不敢忘记。诗说：“没有一种恩德可以不报。”别人只要对我有恩，没有不报答的，更何况是对我的亲人有恩呢？焕常的施恩，比木瓜、木李之报大得多了。孟章想要厚重地报答他，当然是应该的。然而文章在外，感情在内。孟章爱护亲人的感情，本来应当无所不至。孟章的母亲因为焕常才得以活命；孟章如果确实爱他的母亲，那么他必然不会忘记焕常，难道要等到有了文章才做得到吗？孟章说：“您的话当然有道理。虽然如此，没有这篇文章就无法寄托我的感情，还是冒昧地最终请您写下它。”我与孟章是从母兄弟，文章虽然不佳，但情谊上有不得推辞的理由，于是这样叙述此事。《送兴化卫钱知事上官诗序》莆口是巨大的重镇，是瓯闽的腹地，处在泉州、福州两地之间，控制海上千里疆域；这里的地势形势，足以壮大南方疆土，文物的盛况在前朝已经传播开来。然而蛮商番舶来往，海上夷人和岛夷出没，必定需要武备，尤其要依靠兵法。因此朝廷议论选用武官，忧虑职事空缺。我的朋友钱君达善，像明珠生在沧海，像璞玉藏在昆山，正当鸿雁渐进、羽翼可以任用的时候。恰逢龙兴的时运，便攀附而上，停止担任大都督府的属官，进入上将军的幕府，使他参与筹划决策，凭借这些来折冲御侮。如此一来，关于用武的要务之书，便不再只是空话。施展才力、就任职列的地方，难道正是从这里开始吗？万里军旅道路，四月正值夏季，炎热之气正盛，烟瘴极其猛烈，舟车涉水的艰难，山泽间风涛的险阻，众人都说应当稍候，唯独君独自勇敢前行。这大概是因为他重义忘私，贤能而勤劳，从不懈怠。凭借诚信，便可以踏过鲸波；遵循公义，便能够探入虎穴。奉檄辞家，整理行装询问道路，我姑且前来送行，略抒饮酒饯行之情；又连篇作诗为他祭路神，寄托即将远行、与亲友离散的思念。仍命我勉强写下这篇文章，作为他日荣归乡里的开端罢了。《序占赠吴仲正》虞舜禅让帝位、帝乙嫁妹、鬼方被攻克、践土会盟而诸侯朝享天子，这些都是《易》中占筮的事，历史久远。周官中的筮人掌管三种《易》，辨别九类筮法，大概各有固定职掌，所守的法则一向具备；观察卦象的变化，吉凶、得失清楚可知，起初并不需要依赖卦辞然后才作决定。后世筮法已经失传，虽然《彖传》《系辞》《十翼》以及卦爻辞都很完备，但占筮者能够认识它们本来旨意的，如穆姜理解“黄裳元吉”那样的人，已经很少了，更何况要借此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决断重大疑惑、确定大事呢？《易》最初创制卦象时，有象而没有文字，吉凶善恶的道理灿然已经包含其中，不借助文辞也能显现。中古以来，三位圣人深切忧虑百姓，于是系上文辞来阐发其中的蕴含，但后人仍然轻视它。于是有了《易林》，有了《洞林》，而世上流传的焦氏、郭氏之学，我不知道它们果真是否合乎大道。礼制失传而到民间寻求，我在吴仲正身上看到了它。仲正进行占筮，自有完整的方法，取法于卦象而不拘泥于卦辞；他回应人的求问，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什么是吉、什么是凶，都像声音有回响、形体有影子一样清楚，可信而不可诬蔑。说它与古代占筮之法相合，难道不对吗？从前朱子固然曾考察过这一点。他说：“《易》只是设置这些卦象来说明吉凶罢了，往往正如当今世上使用火珠林的方法。” 仲正的学问中，存在着一种没有流传下来的数理；假如他生在朱子所处的时代，我知道朱子一定会称许他。然而我听说：“《易》不可以用来占测险事；守正便吉，守正便有利，但从来没有不守正而能获得吉利的。”对人子讲，就要以孝为依归；对人臣讲，就要以忠为依归，这就是严君平之所以贤明的地方。我不认识仲正，是我的朋友【阙】德刚这样告诉我的。希望德刚把我的话告诉他，也许可以对他有所劝勉。

译《梅隐轩诗序》在水陆草木的花中，梅花独以节操高洁著称。天地闭藏，风气凛冽，冰雪交横聚集，而它的精华却舒展开来，凝然挺立而不屈挠；孤高的品格和刚劲的气概，使人一望见它便生起敬意。至于梅的果实，又因用阳气剥落而阳气复生，果实纯正成熟；把它放在宾客宴饮和祭祀的笾豆中，调入勺药之鼎，便和美可食，而人们不敢轻视它。因此君子取法于梅。陕西行省都司俞侯仲祥，世代为徽州婺源人，年少时便听闻儒学先贤的教诲，于是已经蓄养贞正的操守，具备经世致用的才能。即使他周旋于省署，统理一方事务，明察吏治，了解他的人仍嫌他没有充分发挥才干。尚书、齐安人吴公持节向西巡行，素来知道俞侯的才能，便书写“梅隐”二个大字，悬挂在他的轩上。称“梅”，是说它花和果实兼有美好；称“隐”，是说他的才能还没有完全显露。不知情的人说：“隐不是仕宦者的称呼。那些居住山中、以树木果实为食、穿菱叶衣和荷叶衣、以鹿猪为同伴、以渔夫樵夫为朋友的人，才叫隐士；这是不遇时的人的作为。”如今他身穿金华步武，腰束银绯，掌管制曹事务，考核校订官吏文书，正是事务最繁剧之人，哪里还称得上隐？何况梅花高远孤峭，本来就不与时俗调和，也不屑于富贵芬芳之物的品类吗？这同它相比，岂不是很不伦类吗？我说：“不是这样，这是在论说。只知道隐居是隐居，却没有看见不隐居也是一种隐居；只看见玩赏梅花，却没有看见梅花的实际用途。隐居以求实现志向和践行义理以通达大道，这两件事一向相互依存。然而，必须兼善天下，才可以称为通达。所以我的才能如果还没有完全得到施用，仍然算是隐居。”如今宗庙燕享所用的笾中果实，进献给上帝，奉给尊贵宾客，而商先生竟直接把它比作宰相事业的美好，那么梅花的作用，难道岂是孤僻闲静之人可以独自占有的吗？吴公在这件事上，对侯的期望实在很高。何况都司这一官职，古人说它是学习做宰相的职位，那么说侯如今出仕，还只是梅花式的隐居，难道不恰当吗？从前淮南小山作《招隐》辞，用来讽谏劝说遁世之士，当时却不知道王孙究竟是否曾经归来；归来后又是否有足以惠及天下的德业呢？如今侯的隐居，本来就不是那种所谓身居紫枢黄阁的隐居；即使回来也并不困难，本来没有什么需要招请的。虽说如此，用辞章招请他，只是为了慰藉仰望者的渴望罢了。这些诗共若干首，我为它们作序。洪武六年夏六月二十五日，吴郡昆山殷奎撰。《咸阳侯氏谱图序》宗法废弃以后，图谱兴起，也是团结族属的一种方式。从前宋朝南渡以后，万姓逃散，寄居在异乡他土，士人还带着家谱，尊奉自己的祖先，总算还有几分接近古代的风气。到了近代，这种风气渐渐衰微，朝廷没有世代承袭的俸禄，家族也不再述说旧日的德行。偶尔有能够尊崇自己的出身者，却又往往用意过分，多有假托冒认的情形；这样编系记录下来的传承，哪里还值得相信呢？这不是更加令人叹息吗！咸阳侯时中有一天来见我，说：“叔庸这一支，从宋、金以来，已经三百多年，承受并居住在这个县邑。从望贤门向西北走约五里，是石井泉西冈的庄子，那是我的祖居。再向西南二里，是我祖先的坟墓。金朝末年元兵进攻陕右，我高祖广甫刚成年，以民丁身份戍守京兆，后来众人溃散，逃到了山东。过了二十年，岁在壬子，才得以回到陕西，登记在赵王府属籍下；第二年癸丑才回到咸阳，举族二百人已经没有一个遗留者了。于是重新选择居处，在北面十里的毕原王车村安家，子孙至今居住在那里。高祖生了六个儿子，孙辈有五六十人，男女总计不下四百余口。至正戊戌直到己亥，旱灾蝗灾接连发生；到了第二年，张、李两军交战了。又过十年，即洪武改元的第二年，天兵攻下关西；又遇上连年饥荒，伤残者辗转死亡，原先四百余口，活下来的才十个人罢了。唉，真可悲啊！”他又说：“我高祖有六个儿子，排行第三的就是我的曾祖，他的名讳已经失传了。我的祖父名用，父亲名辅仁，我是最小的儿子。自我父亲以上，先人都隐迹不仕；叔庸才开始在县衙任职，如今幸而考核期满，只因末疾居家。每当想到我高祖活着回到故里，并登记在赵王府属籍下，正是壬子、癸丑年间；到如今家族衰败之后，又改籍于马站，年份恰好与前面相同。天运循环一周，兴废存亡的数目竟像符节相合，这就是叔庸感慨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因此追寻取得那些能够知道的情况，把名字、排行、寿年、婚姻、葬事绘成图谱。先生幸蒙您教诲我们本邑尊祖敬宗、团结族属的道理，恳请您为它作序。叔庸将把它刻在石上，留给我的兄弟和子孙，使百年以后，即使远离坟墓数千里，世代次序和昭穆关系也不会混乱，这不是很好吗？”我说：“好啊！大道丧失，风俗偷薄，即使世臣巨族也不知道本支传绪的重要，往往把近亲看作路人，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时中以平民寒门之士，竟能这样不忘本源，而且只追溯自己确知的先世，又不受假冒习气的迷惑；向上不欺诬祖先，向下又取信于子孙，难道不是接近古道的人吗？于是我整理并编次他的话，为这部谱图作了序。《如兰集序》我来到关西时，故乡南方的朋友往往为我远行而惋惜，恋恋不舍的情意，流露成篇篇诗文。我独居无聊时，每次展开诗卷吟诵，没有一次不恍然如同彼此相聚。倚身席上面对荒原，转眼已经三年，行将离去。几个年轻人于是请求我留下副本。只是我才力驽钝，不能凭借文章之道振作自己，也无法稍稍报答诸位君子寄予我的期望，因此更加惭愧，犹豫了很久。虽说如此，我虽然不敏，但诸位君子的深厚情意，怎么能够拒绝呢？于是拿出来让人抄写，编成一卷，希望读者还能知道我的过错。

译《梦得字序》洪武六年正月，梦得以华州倅的身份，和大府一同接受职事，派人来京征召我；当月丙辰日，我在京兆府城会见了他。算来我没有见到梦得，已经又过了一年。于是相见十分欢乐，早晚饮酒，面对床榻同卧，追叙平生，谈话连续不断，直到半夜才睡。他的话大多以《春秋》的事迹和守护祖坟为主，尤其对自己姓氏的改变耿耿于怀。梦得说：“我是符梦章氏，先世居住在扬州崇明。我的祖父名森，父亲名世昌，到我符梦这一代，已经三代登记为苏州昆山人了。当初我还没有出生时，祖父的三个同胞子女都是女子。祖父常常自言自语：‘我也已经很努力地积善了，难道竟会没有后代吗？’不久祖父病了，病势又危急，梦见一个异人拿着一株海上香树给他，说：‘把它给你孙子，过一天符梦就会出生。’家人把这件事告诉祖父，他含笑说：‘如果真能把孩子带来，我就可以瞑目了。’于是把我裹缚后抬到床上，祖父注视了我很久，就给我取字梦得。过了两天祖父去世，我的父亲和母亲也都在盛年早逝，唉，真令人悲痛！符梦没有什么才德，不能勤勉于学习和品行，早早树立自己以光显先人；后来朝廷任用儒者，我没有被弃置浅薄之才，竟忝居了一个职位。可是庸俗的官吏因为忌讳姓名，把我的姓写作‘庄’，唉，这是多么不孝、无状啊！幸而得到微薄的俸禄，虽然不能用它奉养双亲，但在岁时伏腊祭祀中奉祀父亲，还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做到；如今又夺去我的姓氏，把我归为他人家的外戚，难道不会使人怀疑我以异姓之身主持祭祀吗？”他又说：“‘梦得’是我幼年时的名字，今天虽然转作字，但祖父为我命名的旨意仍在耳边。您如果怜念我，希望为我记述这件事，使人知道我的姓是章而不是庄，或许可以稍稍借此宽慰我的内心；也许将来能够向上申诉，使我恢复本来的姓氏，以慰藉我的祖父于地下，使之终身不朽。敬请您为此劳心。”唉！如今的氏已经不是古代的姓了，但自汉代以后，本来就把氏当作姓。用氏作为姓，就能知道祖先是谁。更改它是罪过，更改它就是损害祖先。梦得对此惶惶不安，把祖先的心愿当作自己的心愿，从自己出生时的梦兆出发加以申说，以表达自己不敢忘本的孝心；那么他心中所存的志向和愿望，大概没有一刻不在自省。何况到了灌酒进献祭品的时候，想念祖先而内心真诚呢？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在这件事上自然不能得到安宁。梦得知道自己不安的原因，便不敢有一天姑且安心，恳切诚挚，一定要寻求心安之后才停止，这不也是仁者所应做的事吗？当今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关于同音嫌名不避讳、两个字的名字不逐字避讳，诏令中已经屡次说明了。只是梦得还没有提出请求罢了。明年华州任期将满，梦得将以候选官身份聚集京师；调官那天，倘若有机会蒙召赐对，能够陈述自己的情况，上天怜悯百姓，一定会答应他的愿望。梦得要敬慎对待这件事啊！不过我现在也还没有什么可以宽慰梦得的话，姑且写下这些说法，等待事情的结果。《叙星贻徐祯伯》我出生的时辰，月亮运行到南斗，牛宿昂起它的角，箕宿张开它的口；这是韩吏部出生时所对应的星象。星历家的学说由来已久。因此，依据十一颗星运行的位置来推断人的寿夭、贵贱和出生年月，是唐代都利、李弥干创立的；韩吏部所推重的，则是殿中李常容。李常容的学问，传承它的人很多。几十年前，我乡里有一位号准斋的徐君，独以这种术数闻名，为四方士大夫所称道推重。我当时还年幼，不能亲自求教于他，却有机会同孙祯伯交游。祯伯大概以儒术来推演和运用这种学说，不拘泥于一端；他所说的话依据忠孝，常常引导人行善，禁止人作恶。我进入秦地以来，和祯伯分别已经四年了。我的母亲住在故乡，年纪将老，早晚倚门盼望，而我殷奎不能回去拜见她。祯伯为我母亲推算我所对应的星象，先推定了归期，说：‘暂且居住在提举诸乘驿，等得到您的车舆，纽牙舒舒，君子就在乡里。’后来我在甲寅年十月启程，十二月到家，拜见母亲，完全如同他所推定的那样。母亲说：‘好啊！徐叔子推算星象如果不是这样准确，我怎么知道你这次一定回来，从而暂且缓解我的忧虑呢？’我确实依赖他的话，才有所等待。小子把这件事记下来。殷奎说：“祯伯推算星象的神妙之处，以及奇异而准确的应验，不能一一细数，难道仅仅是这一件吗？虽说如此，就我来说，只知道祯伯能够替我缓解母亲朝夕的思念罢了，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依靠。祯伯正当壮年，求学十分努力；要使他像弥干、常容那样在后世以学问著名，从而光耀前人，并不困难。只是可惜我没有韩吏部那样的文章来为他宣扬罢了。”姑且记下我母亲的话，告诉所有同祯伯交游的人，希望可以为他宣扬。洪武八年，岁次乙卯，北斗柄直指辰位，日为戊子，支离道人殷奎序。《强斋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强斋集》卷二 明·殷奎撰 序

译《赠医师陆君祥序》人的身体渺小，却处在天地之间；阴的血、阳的气，流行于魂魄、五脏和全身骨骸的形体之中，得到调和就健康强壮而没有疾病，否则外部受到六气邪乱的侵害，内部受到七情感触的损伤，疾病便发生了。因此才有医药这件事。阳盛的要收敛，阴盛的要舒展，虚的要固护，实的要削减，这样疾病就会消除。然而如果不善于察看脉象、审辨证候，就不能知道病因病情。即使知道了，如果对医书研习不详尽，选择治法又不谨慎，我也没有看见这样能够治好病的。昆山陆君祥，大概是精通脉象和证候、研习精深而选择谨慎的人。乡人周伯安患积气，右胁下喘促而胀满，已经五个月了。医生前来，大多用补益湿热的药剂，病情日益加重，几乎危殆。陆君诊视后说：‘这是息贲，按医法应当大力攻下。《内经》所谓“留着的邪气要攻除，土气郁结要夺去”，就是这个意思。积气壅聚在贲门，邪气还没有去除，怎么可以用补药呢？’周伯安听从了他，不到一天病就痊愈了。唉，医生是把生死托付给他的人；如果脉象证候不明、阴阳寒热不察，不能不借助药石反而把它们变成残害人的毒物，这样的医生实在太少了。像陆君这样，难道不可以说是善于行医的人吗？我听说陆君世代以医为业，他的先父曾向东垣氏学习，后代用药极其详慎，可见他们家的医学渊源确实深远。陆君又进一步研习各家学说，时时发挥自己的长处。像这次治好伯安的病，确切知道邪气所在，一决而除，这固然是刘河间的治法；同时又能谨慎稳重，以固护根本，东垣一家的学术也未尝不在其中。补救偏失、挽救弊病，关键在于适合时机，适可而止。陆君果然可以说是研习精深、选择谨慎、善于行医的人。伯安说：‘不可以没有报答。’陆君，如果要使这种长远的报答流传下去，非靠文章不可，于是来请我作文；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文章送给他。至正二十五年夏六月十六日，州人殷奎序。《赠杭州同守梅侯考满序》古代的君子为什么出仕？出仕为什么这样急切？并不一定都是为了贫困，也不一定都是为了祭祀和宴饮。只是因为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罢了。上天生养众民，不只是生养他们，必定还要有人治理他们。上天赋予我才干，不只是使我有才，必定还要让我有所施用。百姓陷溺，我将去救援；疲惫困顿，我将让他们休息；他们因寒冷而号哭、因饥饿而啼泣，我将给他们衣服和饮食。所以出仕才这样急切。然而人不一定都有才，才也不一定都经过学习；既有才能又有学问，上位者也不一定都让他出仕；让他出仕了，官位高低也不一定都适合施展。既有才能、学问，又有相应职位的人，我在杭州同守吴陵梅侯身上看到了。侯才思敏捷、才力充裕，却用廉洁来约束自己；学问充足、义理精纯，却以简约自守。敬畏天命、怜悯百姓困穷，难道不是侯一向的志向吗？所以他出仕为时代所用，历任州郡长官，所到之处都以循良著称，而钱塘的政绩尤其卓异。这正是所谓有可为之时、得可为之位、又有能为之人的情形。今年夏天，他改任两浙盐府副职，将要承受荣宠，进而执掌政务中枢；他能够做成的事情，应当还有比这些更大的，绝不只是治理一郡一官这样的小事。我同侯既亲近又相识已久，承蒙侯深厚知遇，并不是宴游一朝一夕的交情。因此我对侯的期望也很重。如今我暂代昆山职务，而侯在此留下的恩泽如棠树之阴，百姓的离任追思之情长久不衰。我私下庆幸可以依托在侯的声望之下，只是被印绶职守拘束，不能亲自到棨戟之下拜见，也不能当面陈述我的祝愿。于是勉强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我的不敏。至正二十六年夏五月，州人殷奎序。《赠医师许君仲方序》医生，是掌握人生命运的人。他参酌阴阳运行，辅助天地造化的功用，使腐朽的肉体恢复、白骨重新生长；他的功效可以使父亲不忧虑儿子，兄长不忧虑弟弟，老人不忧虑年轻人，使人享有子孙繁盛、福禄长寿的欢乐，而没有疫病早夭的忧患。他对世人的功德究竟怎样呢？今年秋天，有腹泻痢疾的疫病，百姓死亡很多，尤其是乡里街巷之间，大约十户有八九户受灾。当时我的儿子也染上这种病，病势十分猛烈，几次到了危急的地步。幸亏我的许君仲方用良药医治，后来才痊愈。唉！我确实有一个儿子，是仲方使他重新获得生命；我对仲方的感恩，究竟该怎样说呢？难道只有我感恩仲方吗？凡是有子弟来求治，而仲方使他们活下来的人，大概没有不感恩他的。恩德施加在人心，发自深切感动，若没有文章就无法宣扬；善名流传在人们耳中，想使它长久流传，若没有文章就无法传达。文章不能停止写作，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对于仲方，难道可以不作记述吗？《诗经》说：‘病势炽盛，无法救治，这种疾病就在那里。’又说：‘惠及朋友、庶民和小子，仲方正是这样。’又说：‘把它藏在心中，什么时候能够忘记呢？’ 我也借此自我比况。至正二十六年冬十月十六日，殷奎序。

译《送许仲方医师序》君子选择一种学术，采用医术，难道不是因为它能够保全生命、保护百姓，可以借此实践仁德吗？然而，行仁之人，人们都知道；行不仁之人，人们却往往不知道。医术，是圣人仁爱百姓的一种手段。百姓饥寒，就教他们农桑；没有居所，就为他们建造房舍；施行教化，使伦理纲常彰明；实行征讨，使暴乱平息。又担心疾病疫疠损害人的生命，于是制造药石，使养护和保全生命的道理得以完备。为医者设置官职来管理，为医者撰写医书来传承，这也是仁爱到了极点。如今有人学习河间的学术，使用起来却很轻率，大多采用苦寒、疏利的药剂，只图一时攻下得快；元气已经损耗，即使有良医也无法救治。这样的人究竟存着什么心呢？许君仲方，是昆山医术高明的人。他的父兄都是儒者，仲方却急于救助他人，取来医家书籍研读，说：‘唉，这难道不足以用来行仁吗？只看我怎样用心罢了。’于是早晚兼程努力从事医业，从东垣氏的著作中所得最多。因此他用药极其谨慎，务必以固护根本为先，不求眼前见效；他救活的人特别多，大约十人中不失一二人。仲方又厌恶那些斤斤计较、只图获利的人；即使有人登门求医而没有带一文钱，他也不吝惜良药。至于报酬，则看合不合乎义；如果不合义，一文钱也不收。而且他为人有恒常的操守，每每谦逊自惭，从不自满；说话迟钝而行为诚实，众人因此都称誉他。仲方确实是有志于行仁的人啊！我的朋友童彦恒甫在我任校官时，屡次称说仲方的贤德。我说：‘您完全了解仲方吗？’于是把这些话告诉他。彦恒说：‘您能把这些写下来送给仲方，使不仁的人读到它，也许会受到警醒。’ 《送吏目赵子文考满序》古代任用官员只看贤能才干，从上至疑丞、辅弼，下至府、史、胥、徒；内而朝廷百官，外而郡县边境的吏员，他们职务大小、责任轻重虽然各不相同，但官位一定根据德行厚薄来安排，任用也不违背才能的长短。这样，官职都有合适的人，吏员都称职；上面没有尸位素餐、旷废官职的过失，下面也没有遗漏贤才、弃置能人的叹息。后世把爵禄看成自己的私物，按照人来选择官职，任用升黜失当；何况又只按照资历和常规来铨选天下士人，如果一个荒谬庸碌的人凭日积月累而升迁，就可以得到高爵；即使有奇才伟器，也会被文法束缚，抑郁困顿，直到白头仍身居下僚的比比皆是。这样还希望国家得到治理，难啊。大藩兼制淮浙，地位重要，百姓众多。自从用兵以来，承制可以便宜授官；他们改革旧制，考察名实，废除旧有格套，不拘次序任用人才，因此上下各级官司无不尽职，一才一艺也无不得到施用。然而我看赵君子文，似乎仍有遗憾，为什么呢？赵君具有朴实正直、果断坚毅的资质，熟悉诗书和法律的学说，因此志向锐利、勤勉敏捷，积极办事、追求功效；任官不只是称职而已，凡是能力所及的事情就去做，不以越出职分为嫌。大概他的才干和办事能力超过常人，所以施用于事务时才会如此从容有余。然而他的职位不过是下士，职任不过幕府属官；即使想施展才能、发挥全部本领，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如今赵君总领昆山幕职已经三年，每天和长官共同议论事务，是非分明，不苟且敷衍，也不迎合随从，不用巧言文饰来求得免罪。他的劳绩不能用一两件事来计算，显然对一州的纲纪有所建立，差不多就是所谓把官事当作家事来办理的人。假使他能兼任数职、主持一官，那么成就大概不止于此；如今却还要凭借他人的限制，在参佐职位间盘旋，任职于州郡。这是我对今天掌握考核黜陟权力的人，不能没有一点不满之处。今年冬天，赵君因考核期满离任，州中属官都敬服他的教诲告诫，思念他的德行善政，便一同来请我作文送行。我因而感慨古今任官能否各得其用，写下了这些话。上位者如果有所听闻，将来或许不至于一直失去赵君这样的人才。

译《送昆山赵明远升郡府序》《周官》所载三百六十种官职，官府中有府、史、胥、徒。府负责管理仓藏，胥徒供应徭役；府、胥、徒只要谨慎敏捷、有力气便能胜任。至于史，如果没有广泛学习学问、能够背诵书名和文籍的人，就不能入选。因此，今天所谓的吏，就是这种人。然而古代的史以掌管文书为职，职务容易称职；今天的吏，如果没有才智、谋略和计算能力，足以积极办事、追求功效，就不能只满足于刀笔、簿册、箱箧之类的琐事。昆山处在吴地各支郡的中部，赋税繁重，事务纷杂；诉讼案件纠缠，公文檄书纷至沓来，几乎每天都应付不暇。何况战争兴起后，征收赋役比太平时期增加十倍，稍有懈怠，罪责立刻就会到来。若没有明达、老练、敏捷而具有超人才识的人来主持吏务，我看州中长官和佐官都难以应付；如果只来得及补救过失，哪里还谈得上善治呢？前年赵君明远来此州试任吏职，凡是政务刑狱的张弛、文簿期限，他人所不能胜任的，明远都能从容办理，如同工匠攻克坚木、庖丁切中筋骨缝隙一样。至于赋粮征输、稽核查验的事务，更非明远不可。那么，明远不但可以担任《周官》所谓的史，连所谓的府也能担任；若没有超人的才智，能够这样吗？今年秋天，他按照考核期满的惯例升任郡府属官，同列诸人纷纷来校官处称道他的善行。我说：“明远的才干如此，将来还要升任二府属官，出任一官长；事务越办越熟练，才智越发明达，不只是史和府可以任用，施用于各类官职，也没有不可的。”明远，要努力啊！至正甲辰八月初吉，州人殷奎序。《送嘉兴县丞徐侯序》【代作】征税之事，在《周官》中已有固定制度。司市的九种法令、廛人的五种税布，都是后世仿效实行的。到了今天，国家的赋税收入由此而出，制度范围更加扩大，责任也更加重大。至正甲辰年间，徐侯士良由钱唐县丞选任为禾兴县丞，负责征税职务，大概是政府选拔的干才。徐侯到任后，颁布条教，公布禁令，统一度量衡，讲信用、重契约；对上公正奉职，对己谨慎自持，对人宽恕相待。于是商业流通，货物丰盛，平抑价格，均衡市场，赋税收入因此增加，政务也因此宽裕，徐侯的职守便称职了。当初我任禾兴县令时，任期将满而徐侯来到，我们过去已有交情，所以彼此帮助、互相勉励十分深厚。不久我来到昆山，便不能长久同他相处；然而向往仰慕之情，没有一天衰减。如今听说他卸任，想去慰劳他一次，却被职守牵制，未能成行，怎能不在感情上惆怅呢？因此记述他履行职务的成绩来赠送给他，也用来勉励任官者，并借此抒发我依依不舍的情意。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岁秋八月序。《送常熟守费侯之官序》大体说来，出仕的人，有的在北方游历却被授任南方，有的习惯于齐地却到楚地任官，乃至四方遥远之地，彼此调换往来。他们攀山涉水，遭受瘴气雾霭、风雪以及毒蛇、豺狼、老虎的危害，往往如此。出行近的也不下千里，远的有时超过数万里。行动时要携带粮食和药物，经历寒暑更替；到了任所，又遇到风俗不同、语言不通、衣服饮食不习惯的情况。改变这些处境不容易，了解当地民情也不容易。等到任职日久，稍稍习惯变化，逐渐通晓民情，任期却已有期限，接任者将要到来，便可以引身离去了。他们哪里还能专心思虑、精心谋划，以使治理完善呢？有的人本来就是四方人士，各自在本国任官，不是在东部边地，就是在西部边境；没有跋涉的劳苦，没有瘴气、风雪、蛇虎的毒害，也没有经历寒暑的长久困难；山川、土地、田野、市场街市的情形，风俗、语言、服食的变化，政教的条目，百姓万物的安危，他们平时已经熟悉惯了。他们施政时缓急轻重的事务，不必向旁人咨询、长久察访便能掌握。这样出仕，哪里会有治理不善的呢？东平费侯先前任昆山守，能干的声誉很大，后来升任郡府别驾，政绩更加显著。如今又因特选出任常熟守。常熟和昆山同属一郡，侯既曾在郡中统理事务，而两州土地犬牙交错，河流道路相连，五谷田垄彼此接续。所谓四方人士各自在本国任官的人，还有谁比侯更接近这种情况呢？侯既已充分听闻、熟悉这里百姓的事务，又有明敏的才干、坚强的操守，可以承接上级意旨，惠及下民；要做到善治，实在容易。我们有幸继续承受侯从前留下的政教，也私下觉得可以依托在邻近的光辉之后。因此在他出行时写下这篇序送给他。《送昆山偰使君迁守嘉定序》【代作】古代政治昌盛的时代，人们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即使是《兔罝》所写的乡野之人，也可以同公侯相匹敌。因此，内而朝廷大臣以及百官，外而诸侯国君以及各级官吏，只要在官位上，就一定都是善人君子。善人君子居官，百姓便都能得到安置。所以风气淳厚、习俗美善，上下相安。当时天下全是循吏，却从来没有‘循吏’这个名称，因此那个时代得以太平。到了汉代，循吏的名称才建立起来。循吏之名建立，是世道的不幸，因为人人不能都这样做，所以才需要设立这个名称。对国家而言，如果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这个名称，治理之道或许就要熄灭了。至正二十三年，高昌偰侯因治理县邑考核第一，来任昆山州，抚慰教导、诱掖扶持，施行了许多和乐仁厚的政事。昆山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他在州任职两年，又因政绩第一升任嘉定。昆山百姓无不叹息流泪，感动仰慕得失声痛哭。大概侯施政时，不树立威势，而用和悦的脸色接待人；不依赖刑罚，而用言语教诲人；谆谆教导，和蔼亲切，像贤明的老师教导学生、慈爱的父母抚养儿女。百姓陷入罪责，他便体恤其中的情由而不以此为乐；百姓困于劳役，他便节省他们的力量而不使他们穷困；探求百姓的利弊，他便沟通他们的好恶而不加阻塞。因此到了这里，百姓的真实感情自然有无法停止的表现。百姓即使赏给他爵禄，也不能因此得到他们的赞誉；即使对他们施加刀锯，也不能禁止他们的毁谤。百姓的感情真是可怕啊！如今赞誉侯的善政，一州之人仿佛同出一口，难道只是声音笑貌所能装出来的吗？这一定是因为侯顺应他们所希望的，除去他们所厌恶的，真正深深获得了他们的心。像侯这样的人，列入古代循吏之中，也可以毫无惭愧了。当初我因为没有才干，将要在海上统领水军，曾与侯有一日的交往；等到分别戍守州城，又同侯有同僚之谊。亲眼看见他的政绩如此卓著，在他离任之时，难道能独自停止言说吗？于是作序赠给他。史臣正在铺陈国家的宏大功业，一定也希望把循吏传之后世，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提供一些可采之处。

译《送丁节判赴嘉定州诗序》至正二十二年秋八月，节判丁君克明由昆山调任嘉定。这两个州土地相连而分属不同，起初本来是一个县。疆界、田亩、沟渠彼此犬牙交错，羊牛放牧相杂，鸡鸣狗吠彼此相闻。岁时伏腊，乡邻以酒食互相馈赠；老人、幼儿、妇女在东边田间和北边道路往来。人才没有不同，居民没有不同，风俗、冠服没有不同，适用的器械没有不同，调制五味没有不同，调和刚柔、轻重、迟速也没有不同，都是齐同的。克明任昆山官三年，以廉洁治理自己，以宽厚使百姓富足，以恭敬协调同僚，又以沉静安定风俗。如此，又用图书史籍的文章来扩充学识，用宾客议论来裁断事务，以承接上级、治理下属。州中人没有不信服他的贤能、安心接受他的治理的。如今他前往嘉定，没有翻山涉水的艰难，也没有边地寒风、朔方飞雪、瘴雨蛮烟的痛苦；不到一天一夜，已经坐在嘉定的正堂，面对当地吏民了。那里的土地田野、市场街市、风谣习尚、语言嗜好、得失利病，不用向旁人咨询、长久察访，便已经熟悉。推展这种心意前往嘉定，在这里能够做到的，难道有在那边做不到的吗？我看嘉定的政绩，不满一个月就会向上级报告优异成绩，丁君也将被重用。我们同道交往已久，仰慕他的贤能而惋惜他的离去，又担心他不久便会被朝廷进用，距离越来越远，更难相见。于是赠给他诗说：“青山青青啊，云气悠悠；您这一去啊，谁同我游？蒹葭染霜啊，秋水如白练；乘一叶小舟渡河啊，谁说它遥远？鸿雁渐渐高飞啊，愿您凭借羽仪翱翔天路，面对这样的情形又能怎么办呢？” 《昆山州都目沈君茂先考满序》国家考察古制而设置官职，各司各府设置的吏员日益完备，都是为了百姓。然而吏员中最接近百姓的，没有比州县吏更近的；而州县吏中想要治理好政务的，又没有比幕职更加困难的。为什么呢？主持一州的人，纲纪政令的松紧操纵都由自己决定，所以治理容易建立功绩。幕职官员所掌握的只是文簿和期限，所做的只是刀笔和簿册事务；其上有倅、有贰，直到长官，提出谋划却不能保证被采用，提出建议却不能保证被执行。百姓的利弊、各种政务的得失，知道了便一定进言，这是自己能够做到的；进言后一定被采纳，难道也是自己能够做到的吗？如果进言没有一定被采纳的道理，事情就有一定失败的隐患。事情失败，责任又首先落到幕职官身上，所以幕职官受责容易而施政困难。他们大多没有显赫的功劳，却能辅佐长官、平理政务，使责任不至于追究自己，并以此获得善誉。像沈君茂先这样的人，也就可以称道了。茂先因文【阙】被公府推选，任昆山都目，到现在已经三年。凡是他提出谋划来辅佐上级、帮助政令并惠及百姓的地方，大概也出了不少力，并不只是避免承担责任而已。茂先要努力啊！将来由此升任公府属官，登上显要职位，专门承担一官之任，肩负治理百姓的寄托，得到调度操纵的权力；那时不但能在言语上表现出来，也将会在实际政事中表现出来。唉！避开他所难以施展的职位，去谋求容易施展的职位，我看东南州县中取得显赫治理功绩的人，一定就是茂先。茂先要努力啊！《送昆山吏目俞君序》至正二十六年六月，协助昆山州幕职的俞君大有，因任期已满将要离去。从州大夫、群吏、父老到我们这些文学之士，全都带着酒食，设席在驷马桥左边，惆怅叹息，都希望挽留他却无法做到。于是上前说道：“人的才德，犹如山中的树木，本不期待人来使用，却被人发现并任用。即使生长在深林穷谷之中，也一定要尽力把它挽引出来，因为它适合使用。于是可以做栋梁，可以做欂栌，可以做舟车器物，只是根据树木的材质来使用罢了。人也是这样，才识敏达之士，是国家有用的器材。因此先试用他担任吏职来办理事务，任命他做官而使职位与才能相称；爵禄到来，正如水源不断涌来。怎么可以让他长期任职而埋没屈抑呢？所以应当增加他的俸秩，提升他的阶阶，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并加以任用，使他不至于沉滞，然后才停止。士人因此愿意尽力履行职务，不敢稍有懈怠。俞君温柔恭谨谦逊，儒雅出众，任职至今三年，品德如玉如雪而没有污点。他谋划辅助美政，已经被行人百姓所看见听见，难怪人人都愿意挽留，希望他再多任职一段时间，不要离去。然而俞君的才德，藩府本来已经知道。如今将要重用他，那么不是我们能够留住的，也不是我们可以私自挽留的。” 于是州大夫又进酒祝贺他。我因而追述古道，记录他们的话，作序赠给俞君。《送上海苏明府擢授平江府经历序》【代作】上海在浙江西部，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县。铨选县令，必定选择有名望、能干而廉洁的人。然而那里地处偏远，向东靠近海边，不是水陆交通要冲，也不是驿传往来的通道。因此在那里施政，如果没有非常美好、特别卓著的成绩，就不能闻名于上。过去我任提举舶市时，几次分赴沿海要地，有时接近上海。县中来的人，大多谈说他们县令苏侯的政绩优良，并且感念他的德行。我听后惊讶地说：‘今天天下州县，因政令苛刻而愁叹的百姓到处都是，却没有听说有像苏侯这样善于治理县邑的人。你试着为我讲讲他的政事。’那人说：‘我们县令治理县邑有本有末。地方虽然偏远，却不轻视它。他知道百姓明白政令来自教化，所以兴建学校来向他们显示；知道学习应当先于刑罚、礼教应当先于惩罚，所以奉养老人来向他们表示敬意；知道农业的贫困在于懒惰，所以劝勉他们努力而不加扰乱；知道徭役的困苦在于过度劳作，所以节省他们的力量而不使他们困穷；处理诉讼案件，体恤其中的实情，使人自己觉得没有受到冤屈；驾驭属吏，洞察他们的欺骗，使属吏不敢相互勾结、借机作奸。’我听完后私下仍感到疑惑，猜想这些话或许出于私情，或许因为畏惧苏侯，否则传话的人未必如实；他的政绩怎么会好到这种程度呢？今年春天，苏侯因政绩第一升任平江府经历，而我也随后来到这里；进入他的辖境，农民所说的同先前没有不同；进入他的县邑，士人的议论同农民所说的也没有不同。我所见的不是一个人，所听的也不是一件事，看来并不是因为私情或畏惧而失实。苏侯确实善于治理县邑。大概苏侯仕途顺利而学问通达，通晓治理的体要，所以上海的政绩卓然可称。我因为没有才干，却有幸结交并承受他的友谊，私下也感到荣幸。姑且记录百姓的话，借以自我依托。

译《苏州别驾戚侯行县诗序》济宁戚侯以苏州别驾身份巡行昆山县。当时公文檄书纷至沓来，县令、县丞正急于调发军需，日夜办理事务，哪里敢有片刻安宁；征召、鞭打、掠取接连不断，纷扰得无法应付。戚侯屈尊来到这里，人们都说侯来后要迅速剖断繁杂事务，计算文书和钱粮，根本没有闲暇考虑其他事情。有人说侯的施政并非苛刻，而是严猛；也有人说不是这样，他是用震撼冲击来镇定局势，以安静平稳统摄；车马疾驰、士卒奔走，却向人显示从容整肃。别驾是北方学者，学问优长而出仕，历任南北各地，对治理百姓的方法研习已久。当此之时，各项事务极其紧迫，他治理这些事务，犹如治理乱丝；如果越治理越乱，就不可能真正治理。侯懂得治理的根本，难道会这样吗？等到侯开始处理政务，便张举纲纪，以简驭繁，掌握政务的纲要，既有体制又有要领；在余力所及之处，又把这些表现于唱和诗文中。若不是安静从容、处理有余，能够做到这样吗？于是县中士人庆幸侯的到来，又惋惜侯的离去，彼此将赞颂之辞汇集起来，编成组诗，联缀为卷轴，赠给好事者，希望采风谣的人能够从中得到考察。洪武二年己酉秋八月丁卯序。《题瞻云轩卷序》“瞻云”是说看见云彩便思念亲人。眼睛所接触到的景物会引发思念，但思念并不是由眼睛产生的。爱意极深，亲人便仿佛常在；诚意极深，这种感受便格外显著。既然显著而又常在，必然会有所见闻。然而难道只是看见才会这样吗？这是因为心中没有遮蔽。不然，看泰山便不会看见它的高大，看东海便不会看见它的深邃，看天地日星便不会看见它们的广大明亮；何况是眼睛所接触的细微事物呢？金氏安葬亲人后，在墓地筑室，命名为“瞻云”。云是活动变化之物，变化没有定时，来去没有定处。君子看见它尚且悲伤而生出思念，不能自已；何况我亲人的形体魂魄所在之处，只隔着咫尺土地，像这样近，难道心中的感受还会更深吗？心中没有遮蔽，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思念？又何必借助茫茫云彩呢？难道是故意舍近求远吗？也只是广泛地说明这个道理，以扩展他的思念罢了。雨水浸润、霜降之后，惊惧悲怆的心情来来去去，哀乐的感受无处不在。那骨肉之身虽已化为泥土，魂气却无所不至。究竟是想求知我亲人的魂气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呢？精气发扬，香气蒸腾，彼此在恍惚中感通，这与云彩又有什么关系呢？云的茫茫无际，尚且足以寄托我的思念，何况儿子与亲人同出一气、血脉流通，常常仿佛能见到亲人的声音容貌呢？所以，这就是金氏命名“瞻云”的意思。以逊拿卷轴给我看，请我写在后面，现将它归还。送张汉臣医师归苏城序 洪武纪元二年春天，中台御史李公奉诏到吴地巡按治理，威仪严肃，官吏百姓都各自尽职。到了三月癸卯，他巡视各县到昆山，刚一到任，便因受寒而病势严重。县中官员面面相觑，惊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赶快把病情报告郡府。郡府长官和副长官召集商议，都说：“非有我们张君不可。”随即一同登门求请。张君到来时，御史公的气息已经只剩一线了。张君日夜诊察，连续投用汤药，攻治病邪并加以调护。过了二十天，病便痊愈了。张君是吴地医术高明的人。凡是吴人患病，病势危急的，必定去找张氏。张氏救活的人，不下数千。如今他救起御史，原本就是应当的。不过，御史公出任地方官，承担着天子耳目的重托，掌握着百姓安危祸福的命运；他一身所担负的责任如此重大，关系到上下各方，难道只是区区一个人的得失吗？将来公回朝，在朝廷从容奏对之时，如果能逐一陈述东南百姓的疾苦，使天子的耳朵听到，凭借精诚感动上意，使言语得到听取、计策得到采纳，那么倘若东南百姓都受到重获新生的恩赐，张君的功劳便不只在御史公一人身上，而在这些百姓身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不只在这些百姓身上，而在国家千万世太平的根基命脉上。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张君归去之时，写这篇序为他送行。送南恩太守张侯上官序 国家承接天命，君主登临帝位，迅速拥有整个中原，天子的兵威所指，谋略超过神明的筹算。于是考察古代制度来谋求治理，与天下百姓休养生息，认为亲近百姓的官吏，没有比郡守、县令更重要的；百姓生活的安危祸福、国家的安定危亡，都以此为根基。于是诏令宰相，慎重选择人才，分布任用到四方，以兴隆教化；其中淳厚谨慎的长者，更是特别注意，不使有所遗漏。洪武纪元二年正月某日，任命前昆山州同知张某为南恩州太守，大概就是慎重选任的意思。张侯先前在昆山，正值新归附之初、吴郡尚未平定之时，郡中百姓惶恐忧惧，不知归向，流离遍野，呻吟于道路；仁恩尚未取得信任，教化法令尚未成熟，而张侯能够恭敬地对待僚属，以安静镇定使他们安定，抚摩安慰他们，向他们显示从容整肃的态度；功业成就后又不居功，退下来安于家居，恪守约束、甘于贫困，收敛自持，没有丝毫自夸得意的神色。若不是深厚、廉洁、谨慎、朴实而德行高尚的人，能够这样吗？朝廷替百姓选择牧守，于是起用张侯做郡守，正是希望他以清静达到治理，使百姓得到休养。过去汉朝拥有天下，承受秦朝法令造成的弊病和兵乱凋敝之后，高祖、惠帝及其臣下致力于以宽厚清静作为天下的准则，任用治理百姓的多是长者；他们任职之地百姓富足，离任之后人们思念他们，天下安宁，于是奠定了四百年的国运。这也由于郡守县令选得合适，他们逐渐施加于百姓的影响深远。如今天下刚刚安定，创伤还没有恢复，君主正要铲除虚伪、恢复淳厚，思求达到无为而治，也不愿让庸人在其中再次扰乱。南恩虽然偏僻地处南方边远炎热之地，也必定要选择长者来治理；不是把它交给一般人，而是交给张侯，其中的深意也可以看出来了。张侯到任后，一定能够奉行职守、遵循事理，尽力承担承宣布化的责任，使偏远地区的百姓服从教化，成为各郡的榜样，希望风气转移、习俗变美，共同开创千万年太平的根基，难道不是盛大之事吗？难道不是盛大之事吗！《强斋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强斋集》卷三 明代殷奎撰 记【附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