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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文忠集》目录　别集类五【明】卷一 奏疏【摄铨稿、副铨稿、典铨稿】卷二 奏疏【抚豫稿】卷三 奏疏【出镇稿】卷四 奏疏【出镇稿、南枢稿】判牍附录【东昌存稿】卷五 序 卷六 记、传 卷七 碑、铭 行状 祭文 卷八 画像赞 疏引 题跋 卷九 诗【小东草、石城游草】卷十 诗【余草、苕云草】卷十一 诗【闻鹤草、留都稿】卷十二 书信 臣等谨慎考订：《文忠集》十二卷，为明代范景文所撰。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万历癸丑年进士，授任东昌推官，历任至东阁大学士、工部尚书。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范景文到演象所，拜辞宫阙和祖墓，赴双塔寺旁的古井自尽。顺治九年，朝廷赐谥“文忠”，赏给田地七十亩，建立祠堂并致祭；他的事迹详见《明史》本传。他所著有《味铉堂疏稿》《思仁堂存稿》《玉静阁存稿》《且园存稿》《澜园存稿》《餐冰斋诗稿》等名目。他的儿子毓秀及外甥王孙锡等人合编，成为这部集子。范景文为庄烈帝所知，入阁不到五十天，都城便沦陷了；但他最终能够从容践行大义，安然取得自己的归宿，其大节光明显著，足以与日月争辉。至于他平生任官所到之处，也多能坚持准绳、秉持正道而不阿附。史书称他任文选郎中时，正值魏忠贤、魏广微内外掌权；范景文与他们同乡，却一次也没有登门，也不依附东林，只是孤立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已。这说明他操守严峻，却不肯故意激烈以博取声名，在明朝末年尤其难得。如今考察集中《摄铨稿》《副铨稿》等所载奏议，大多剀切详明，切中时弊；而《抚豫稿》《出镇稿》等所载各疏，对于兴利除害的方法，谋划周详，不遗余力。他虽然遭逢时局艰难险恶，未能完全施展自己的谋略，但他的办事才干，确实可以从这些大略中窥见，因此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义烈而受到推重。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文忠集》卷一 明代范景文撰 奏疏【摄铨稿】关于起用废弃官员的缘由疏 题为宣读诏书的事。文选司将案卷呈送到吏部。我恭敬地读到恩诏中的一款：“因建言而被废弃，以及因矿税之事受牵连误罪的各位臣子，已经奉先帝遗诏，酌情起用。其中有关系国家根本，因直言抗争而获罪，被降职、斥退、谪戍，终身禁锢乃至死去的，吏部应立即查明并开列姓名，分别奏请召用、抚恤、记录功劳。钦此。”那些被列入废弃名籍的臣子，被弃置了几十年，自料已经埋没沟中，再没有飞黄腾达的希望了。如今圣明的诏令一颁布，隐居山林的人也感到光彩，这确实是各位臣子罕见的遭遇，也是太平盛世的盛事。臣部仰承明诏，若一旦把这一百多人全部起用，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哪里还敢再有异议？只是这些臣子困顿隐晦，姓名常常难以及时听闻；有些年老的成名之士，生死存亡也难以全部查清。倘若对已经腐朽的遗骨重新加以防范，反而妨碍起用的大典，就不光彩；或者举措不当，使圣上的心意和恩德受到怀疑，因而事情被阻滞，这又是臣最为忧惧的。因此臣再三犹豫，遵照明诏：除关系国家根本、因抗言获罪者查明姓名，不论生死，另行具本奏闻外；对于因建言受牵连误罪的臣子，确知情况最为准确者先行起用补官，其余的依次访查，不出一两个月，所咨询查访的情况应当不会不真实；不出几十份奏疏，前后情况也不会相差太远。何况这样施行有先后，官缺也会逐渐疏通，铨选之法本来就不得不如此。只祈求圣明，奏疏一上便立即下旨，任用像流水一样顺畅；让贤能之士得到任用，那么浩荡的恩德就可以由此扩展，济世成事的美誉也会由此立即显现。关于考选科道官员姓名的疏 题为宣读诏书的事。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我恭敬地读到大行皇帝遗诏，其中说，两次考选以及散馆的科道官员，都命令授予官职，钦此。又查本年二月，本部曾题奏“当前最急需疏通等待任命的各位臣子，这是第一要务，万望立即赐予批准”的事，奉圣旨说，钦此。本年七月，本部文选司题奏“自古没有等待八年之久的臣子”等事，奉圣旨说，考选、散馆的各官已经遵照遗诏补用，吏部知道，钦此。那些经过长年累月仰望却得不到的任用，一朝便得以疏通；那些千言万语恳求却得不到的答复，一道圣旨便说得最为明白。各位臣子已经接连得到升用，臣部不必再具文奏请了。但周朝瑞等人的任职履历，前一份奏疏没有备载，谨再次开列呈上，请圣上鉴察。关于抚恤、起用因建储之事被废斥诸臣的缘由疏 题为宣读诏书的事。文选司将案卷呈送到部。查得，我恭敬读到诏书中的一款：“因建言而被废弃，以及因矿税之事受牵连误罪的各位臣子，已经奉先帝遗诏，酌情起用。其中有关系国家根本，因抗言而获罪，被降职、斥退、谪戍，终身禁锢乃至死去的，吏部应立即查明并开列姓名，分别奏请召用、抚恤、记录功劳。钦此。”那些建言的臣子中，有的言及国家根本，有的叩击宫门，有的触犯当时的宰辅，有的据义在朝廷上争辩，有的因他人而受到株连；他们都成就了先帝美好的德行，忧虑宗社的长远安危。即使圣心自有主张，不忍说这是臣下辅佐君主、扭转乾坤的功劳，但他们冒犯圣颜而不回避，怎么可以埋没其扭转局势的力量？当他们慷慨发言时，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回头，哪里会料到有今天？然而他们被斥退后长期甘愿困顿，历经九死也不悔改，这种忠诚实在值得怜念。先帝的圣明深不可测，用意深远，暗中采纳他们的言论，以巩固万年的福祉；表面上却抛弃他们本人，以留给他们一生的名声。如今皇上深切怀念旧臣，连同他们本人也一并显扬任用，即使已经去世也不忘加以优厚抚恤，这本已使他们在山林中增光、在黄泉下添彩，也是各位臣子千载难逢的时机。臣部仰遵明诏，除旧辅王家屏的功劳属于机密要务，不敢一概叙述外，其余人的姓名谨呈圣览，请圣上命令臣部再加查访；在世者不拘次序起用，已故者移咨礼部优厚抚恤。其中如果有一时开列不完备的，再行奏闻，不敢擅自处理，谨此题奏请示。关于起用原任户部主事鹿善继的疏 为了计曹官员一心想到国家急务，满朝都急切希望宽宥他的过失，恳请圣上慈悲，不要降罪，以爱惜人才，光大新政。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得，原任户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鹿善继，公正忠诚而不变心，足以称为社稷之臣；沉着刚毅而有作为，是名教中卓越的主持者。他的操守可以坚定不移，虽多次受挫仍筹措军饷，尤其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相应请恢复他的原职。案卷呈到本部：查鹿善继被谪职，是因为留存金花银；而他留存金花银，是因为军饷急迫如同燃眉，筹措军饷已窘迫到衣不蔽体，只是姑且采取这个不得已的办法罢了。他不惜放弃一个官职，用来收拢溃散的军心，保存残破的疆土，宣扬皇上的恩德和意旨，为万世留下美名。有这样的臣子，正应破格奖励提拔，以示鼓励，反而加以谴责降职，人们将怎样看待？先帝圣明天纵，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或许只是因为救济之名不是出自皇上，权宜办法却由下级直接施行，所以姑且借此警戒后来者，维护朝廷威严吧？臣部遵照旨意办理，既使朝廷的权威得到伸张，法令也已经执行了。奏疏上去却没有得到答复，更可以看出原本并非存心责罚，只是暂且留下等待以后处理。也许其中另有深意，这还不可知。近日看见皇上慨然从内帑拿出二百万犒劳边军，海内海外没有不仰头称颂圣明、认为皇上的举动非同寻常的。在内库的财物尚且可以拿出来施行大规模赏赐，在外部的金花银又有什么不能免除，以救济急需呢？像鹿善继这样的人，想来也正是圣明之主想要急切宽宥的。恳请下旨免除他的降级处分，照旧恢复官职。边军将士听到这件事，一定会说：“国家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绝不会离心离德。”朝廷大臣看见这件事，也一定会说：“国家不肯辜负别人，臣下没有不尽心效力的。”这不只是为了一个人的官职而已。关于升任原任御史刘光复的疏 题为“愚直之臣效忠值得嘉奖，圣明之主记录任用不可迟缓，恳请起用升任，以弘扬先帝德行”的事。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刘光复既然因为进言获罪了，他那片赤诚忠心【原文“欲洒臣”疑有文字讹误】，是取其敢于犯颜而不回避；他关于孝慈的言语，是赞扬皇上的美德，也是满朝共同想说的话，听不出有什么大罪。或许只是因为他声音过高、越次进言而获罪。然而像把东西倒扣在盆下使之蒙冤，已经五年，这其中也包含着磨炼人才的微妙权术；一旦在一天之内解除禁锢，更能显出浩荡的恩德和心意。若让他完成自己的志业，一定能够竭尽忠诚和谋略，报答圣明。这样既可教导臣下尽忠，又可彰明圣主的孝德，还可扩大先帝的仁爱，一举而三善俱全。恳请下旨起用并升任为光禄寺寺丞；这既能使本人感恩图报，也能使群臣闻风而起、尽心效忠，实在是鼓励臣下的一项重大举措。关于鸿胪寺正卿改用甲科进士的疏

译为了新君临朝，朝廷礼仪应当整肃。鸿胪寺正卿改用甲科进士，以恢复祖制。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鸿胪寺正卿自王用贤被考察处置以后，官缺已经四年了。先后建言的诸臣，都认为应当任用甲科进士，这并非没有依据。查万历元年十一月，鸿胪寺缺少正卿，本部复议批准，正卿仍用进士；其他出身途径的官员，虽然任职年资深久，但升任服俸官，最高只到左少卿为止。这些都记载在职掌中，清楚可考。曾有屠义英以嘉靖丙辰进士出身，由太仆寺少卿改任鸿胪寺正卿，这正是先帝初年的事。后来丧失了这一制度，大都任用其他途径出身的人，固然是因为他们一向熟悉礼仪制度。然而凭借家世资财起家的人，杂列在九卿之中，本来就不协调；即使让他们熟习礼仪、展示给百官观看，也必然不光彩。虽然资历不应拘限人才，但典章制度本来就应恢复旧制。如今南京鸿胪寺卿余启元现任用甲科进士，为什么唯独北京反而不这样做？应当立即提出请求。案卷呈到本部。查圣主登临帝位，内外共同仰望，汉代官制的仪范如今又可重见了。然而在九重宫阙整肃朝廷常规，在百官面前宣布礼法仪式，实在由鸿胪寺掌管，怎么可以再让其他途径出身的人混任呢？如果任用甲科进士，就能在行列整齐的朝班中扬眉吐气；鸿胪寺也能重新在殿陛之间树立仪范，而朝廷尊严所系，也自然不是小事。既然该司已经准备呈报前来，相应应当催促请求。请下令臣部：该寺左右少卿仍可任用其他途径出身者，听凭他们礼仪熟悉、资历深厚，只增加服俸；正卿这一职位，务必选用内外清望素著的甲科进士来充任。这样或许能使仪容整肃、典礼明白，也是革新政务中的一件事。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奏请示。关于救护吏科给事中周朝瑞、免除降职的疏 题为“愚直的忠心可以鉴察，圣上的度量应当宏大，恳请施恩免除降职，以培植敢于进言的气节”的事。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到部里。臣等恭敬读到圣谕内阁：“朕昨日阅览文书，看到吏科给事中周朝瑞在条议进献的《慎初三要》中，提出停止金花银两。朕即位之初，言路刚刚开放，矿税已经撤除，怎么能擅自提出扰乱？这项银两原是按照旧制送入内库，用来供应万寿圣节等节日及各种典礼，以及各宫赏赐、武职军官俸禄粮饷之用，难以停止削减。周朝瑞这个人为了求取名誉而妄言，本来应当逮捕审问。朕想到皇考、皇妣的梓宫还停在殡宫，姑且从轻降一级，调到外任。你可以传示有关部门，这些银两仍照旧规办理。特谕令你知悉，钦此。”随即内阁大学士方掲帖传奉圣旨：“看了你的奏疏，朕已经全部知道。周朝瑞这个人不懂事理，任意妄言，擅自议论削减内库金花银，阻断国家用度，实在可恶。周朝瑞已经有旨处分，你不必再行申救。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行。但私下想到，周朝瑞触犯皇上威严，哪里敢再说什么？臣部仰遵明旨，又哪里敢再说什么？只是周朝瑞身居言官之职，处在圣明的时代，不忍辜负自己，也不忍辜负主上慷慨发扬、开通言路的心意，所以不知不觉思虑过度，说话显得愚直罢了。至于他所条奏的内容，留下金花银以宽解百姓的财力、彰显皇上的德行，斟酌祖制以充裕国库储备，也正是忠于皇上职守的表现。可是皇上却以“求取名誉、妄言”责罪他。主上圣明、臣下正直，名声在皇上和臣下之间本来有高下之分，又有什么名誉可求取？如果因此责罪他，反而正好成全了他的名声。当应当容纳言论的时候，却发生拒绝进言的事情，恐怕不免成为圣德的累赘。近日看见皇上用人施政，下达命令如流水一般顺畅，满朝互相庆贺，都说皇上的政务没有缺失，不需要臣下补救。臣工在这种时候只应顺承圣上的德意；周朝瑞亲眼看见王居大为施行恩惠、不积聚财货，已经明白知道皇上心意所向。这正是所谓善于顺承的人，为什么还要深加罪责？雷霆一震，已经使人警惕圣威的不可测；甘露时雨随即施行，更显出圣上宽容的气度。知道圣德如天，料想圣上一定会这样处理。恳请圣上慈悲，免除他的降职谪调，照旧供职，使臣下有敢于犯颜进谏的人，足以表明盛世有人；也使君上有刻印、销印这样的举措，更能看出圣心没有私我。它所带来的补益，难道是微小的吗？奏疏【副铨稿】总催促大臣考选的疏 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朝廷的官署却渐渐显得空虚，恳请圣明立即批准推举、考选，来储备任用的人才，辅助治理。文选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大臣是国家的股肱，没有股肱依靠什么？言官是国家的耳目，没有耳目凭什么听察明辨？所以有可凭借的臣子、有羽翼辅佐的臣子，有孝行、有德行，盛世由此兴隆。衰世之所以朝廷没有人，是有了人却不用，自己沦为失去耳目的状态。如今部院现任官只剩五六人，科道官只剩十几人，可以说到了无人之极。我们屡次呈上奏疏，竟不值得答复，难道是认为臣部补写奏疏都是替人求官吗？即使是替人求官，也是为了酬报功劳；而替官府求人才，才是为了成就政事。皇上为什么如此深深怀疑臣下？疑虑积累就变成厌弃，既然有人不用；厌弃积累又变成隔阂，最终就想任用时已经无人可用。因此臣所忧虑的，是有官职却没有相应的人才。没有官职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难道没看见那些逃避困难、谋求便利的人，反而把没有官职看作幸运吗？悠悠众口，都说皇上吝惜爵禄。然而这些爵禄，在君主手中是用来发挥鼓舞作用的，在臣下手中是用来成就功名的。如果吝啬不肯给予，君主失去鼓舞臣下的权力，臣下失去取得功名的机会，士人又怎么能不贫贱呢？而君主将与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各份奏疏现在都在御前，只希望皇上留意，立即赐予批准。成就济世事业的盛况，就在眼前；辅佐匡济的功效，可以在将来收获。催促任用大臣的疏 因为九卿等官职缺额很多，时局令人忧虑，恳请圣明迅速选用，以保国家治理安定。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国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政务分属六部；设置长官来统领纲要，设置副职来分担谋划、辅佐治理，用意非常深远。太平无事时，得到人才便能辅助成就极盛局面；艰难多事时，得到人才便能挽救衰败的时运。然而缺少人才、废弃政务的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皇上试试看近来各部院的官职，是不缺吗？近来各部院的政务，是不废吗？综合考察，朝廷政事任其废弛；谈到济世成事，世人任其空虚。耽误的是谁的政务？摧折的是谁的人才？那么皇上若真为社稷打算，这样做便是错的。如今刑部缺尚书，臣部、户部、兵部缺左侍郎，工部、都察院则三堂官全部缺额。南京户部、礼部、兵部都缺尚书，都察院缺左都御史及各官，相关奏疏都在御前。只恳请圣上立即赐予批准施行。催促起用废弃官员的疏

译为了起用废弃官员一事原已奉特恩批准，不应始终吝惜不办，恳请圣上发布宽大的诏令，以完成盛典、维持太平运势。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起用废弃官员这一件事，不只是臣部在说，其他臣子也在说。满朝奏疏堆积在公车署，已经不下几十份了，但近年以来还没有起用一人。众人都说皇上有意禁锢这些臣子。臣恭敬读到万历四十一年三月的诏书说：“……”钦此，臣谨遵行。诏书一经颁下，内外都为之振奋。假如当时仰承成命，逐步叙录起用，照亮山林隐士的光彩，显示皇帝诏令的尊严，岂不是美事？可是后来又另起头绪请求指示，终于使事情受阻。那光明盛大的慈诏，臣民奉行它，万世传布它，难道不应遵守依从，还要到哪里去另求旨意？圣上的恩德本来浩荡，是臣部自己没有奉行，罪责还有什么可说？如今把臣部的过失明白地公布于天下，也只是为了成全恩诏的信用罢了。然而臣又反复思考，宣读诏书刚刚开始，本来不必再请求复核；但时日已经久了，形势又使事情难以直接施行。浩荡的恩意，也只是求皇上始终贯彻罢了。那些臣子被放逐，圣明的君主难道真有终身的愤怒吗？或许只是厌恶他们自我博取声名，借此使他们才华衰老、锐气沉郁吧？他们受到困顿、挫折和磨炼，远的已有二三十年，近的也有十多年；他们的才华已经衰老，锐气已经沉郁。假如让他们竭尽忠诚、尽守节操，一定能够替国家承担大事，平定大难而不动摇。能成全这件事，终究在于皇上；既然已经任用他们，声名又在哪里呢？只有不任用他们，才会留下这种声名。为什么？这些臣子有的忧虑国家根本，有的抗议矿税，大致是因为办事获罪的占十分之一，因为进言获罪的占十分之九。他们吐露耿直的胸怀，明白进言而且确有成效，正好彰显君主的美德；忧虑盛世、警惕危机，即使幸而没有应验，更能显示宗社的福气。一旦赐还官职、接连起用，在诸臣看来只是不可测的恩典，在满朝看来只是宽容的气度。假如已经采纳他们的意见、取得他们的成效，却仍让遗逸之臣受到压抑、困厄而不能施展，使追论的人举出他们过去的事说：“某某是为了建储，某某是为了停止矿税，某某因为一件事受到牵连，而圣上还不肯解除禁网。”这些话天天在人们口中流传，岂不是成为圣德的累赘吗？舜到了五十岁还思慕父母，这件事千古昭明，诏令所到之处，四海没有不传诵的，却唯独遗忘了山林中的英才。不了解的人会说圣明之主真有成见，已经颁布的诏令也可以反悔。臣深深替皇上惋惜这种名声。因此不避忌讳，请允许臣遵照先前的恩诏，陆续列出姓名，奏请补用。如果这样，那么皇上推恩及类的孝德会更加宏大，而微臣以臣下身份侍奉君主的责任也就稍稍可以完成了。【原文“塞矣”语义残缺】总催促考选的疏 考选本来属于典章制度，如今却空缺，严重损害政体，恳请圣明总括批准两份咨文所请的考选，以恢复祖制，慰藉人心。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上。查官员因进言而获得声名，本来就是为了采用他的意见，并不只是任用这个人。如今考选迟迟不下，题差也迟迟不下，等待九年的臣子，三份咨文全都阻塞，简直像是有意厌弃断绝言官一样。从来大的奸恶、大的刑狱，哪一样不依赖言官来廓清？正因为这样，奸人仍有所畏惧，不敢肆意妄为。进言对国家有什么辜负，为什么一定要厌弃断绝它？何况想要禁止言论，先要禁锢进言的人。皇上难道以为言论可以禁止吗？堵塞河流，最终必然决堤，日后决裂的事情一定更多。想要挫抑进言的人，先要吝惜不给他官职，难道以为人可以这样挫抑吗？守株待兔般因循等待，正气的屈抑一定更加严重。皇上即使想厌弃断绝言路，也已经不能做到，只会把这种名声彰显给天下。城门开放而言路关闭，宋人曾把这件事当作笑谈。如今正是城门将要关闭的时候，言路又仍然不开，这是有心之人深深恐惧的。我因此敢于不避烦琐，补写奏疏上请。恳请圣明阅览，迅速将癸丑、丙辰两份咨文所请考选的周朝瑞等人立即批准任用。不仅能使积压七八年的民情得到舒展，也能保存二百多年相传的典制。催促丙辰年一份咨文所请考选的疏 题为题差本来不是最初的制度，考选早应批准施行，恳请圣明迅速批准丙辰年一份咨文，以恢复旧章。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考选的办法，早年每年举行一次，有时隔年举行一次，从来没有几年不考选、过了时限还不下令的。后来自行考选变为留在部中任职，已经失去最初的本意；考选变成题差，考选的本意又失去了；题差有下达的，也有不下达的，题差的本意同样失去了。这种失误不是圣明时代应有的，想来也不是明主愿意处在的情形。皇上时时想着效法祖制，事事遵循旧章，难道唯独在考选一事上有所疑虑吗？如今丙辰年这一份咨文还在等待命令。如果一时全部下达，众臣接连升用，臣下可以免除守候，壮大敢言的气概，鼓舞任事的心志，这是一个便利；皇上也可以免于逐份批答，彰显圣心决断，昭示君权尊严，这是另一个便利；对于臣部，也只需顺承圣意、奉行办理，免于反复催请，这个便利难道不更大吗？只望圣明谋取这些好处。催促癸丑年一份咨文所请考选的疏 为了恭敬履行职掌，恳请圣明迅速批准癸丑年一份咨文所请考选的诸位臣子，以补充官缺，光大圣治。文选清吏司将案卷呈上。查臣的职责在于任用人才，而任用人才中最重要的，没有超过考选。如今癸丑年一份咨文所请，已经等待命令八年了，时间不可谓不久；已经差遣任用二十多人了，这一批人的事情也不可不办完。前后催请，几乎到了舌头磨破、笔锋秃尽的地步，但皇上的听闻却越来越高远，始终没有得到省察。既然考选是臣部的职责，却让各位臣子接连上疏共同催请，仍然不能全部下达任用，也有臣的罪过。皇上难道真想夺去臣部的职掌吗？如今正在等待任命的，科道官中只有十二人，监察道官中只有四十三人。圣明的举动，往往最初坚持得非常坚决，临到最后却答应下来；难道是想把这次全部下达任用的事情留给臣部，以保存一线职掌，也未可知。恳请皇上立即把癸丑年一份咨文全部批准，臣部对外有话可说，皇上对臣部也有话可说，难道只是补足万分之一的官缺而已吗？催促补充京堂官员的疏

译京堂官员空缺很多，积压的事务难以疏通，恳请圣明赶快下旨任用，以辅助教化治理。文选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国家任用人才，虽然重视声望，也遵循资历；而所推举为京堂官员的，不是声望高、资历深的人不予考虑。所以人才济济时，可以任作卿贰，可以任作镇抚，不难解决前途上的困窘；人才寥落时，一旦堵塞在台省，再堵塞在藩臬，后来积滞就会更加严重。如今某人推举某某，某人推举某人，有的在方面大员任上展现才能，有的在郎曹职位上施展谋略，有的在言路中声名远播，都是经过咨询考察后才有这样的推举，本来是他们应得的待遇，并没有超越范围。如今却屡次被推举而得不到答复，既然已经认为他们贤能，反而长期不予调转；这样别人没有相互观摩、相互勉励的想法，倘若正赶上资历不足，又免不了越级升迁；本人也有越过尊位、加重忧惧的危险，破坏典章而郁结人情，没有一件是可取的。各份奏疏现在都在御前，恳请全部批准任用；这不仅是酬报他们过去的劳绩，也是为国家储备大用之才，正是圣明之主为社稷打算。总催促两份咨文考选的疏 台省官员等待任命的时间太久，得到任命极其艰难，恳请圣明迅速批准任用，以补充朝班的空缺，保存臣部的职掌。文选司将案卷呈上。国家设置台省，不只是为了扩大听察明辨的作用，也是为了充实法从官的班列。如今等待任命的官员多于已经受命的，外出差遣的人多于在朝的人，乌台、青琐两处官署空寥不足。人们都说皇上不用言官。然而科臣有时也奉命执掌刑罚，监察官有时也奉命持斧执法。这说明这些臣子并非从未被任用，但任用人的权力反而不掌握在朝廷；皇上也并非从未任用这些臣子，可天下流传的却只是皇上不用人的名声。是谁掌管铨衡，竟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诸臣不能发表言论，臣部不能履行职权，皇上任用人才却得不到任用人才的名声，全都是臣部造成的。臣面对诸臣有什么脸面？面对天下有什么话可说？自己面对自己又如何安心？因此不怕频繁烦琐，屡次补写奏疏上请，恳请圣明把癸丑、丙辰两份咨文一并批准任用。堵塞到了极点必然疏通，壅滞到了极点必然舒展。臣所盼望的，是皇上明辨而得到正直忠诚兼具贤能的人；诸臣所盼望的，是老臣恳切不变的愚诚。臣的心意全在这里了。总催促两份咨文考选的疏 耳目之官万万不可壅塞，台省官署万万不可废弃，恳请圣明迅速下令任用考选的诸位臣子，以消除群臣疑虑，光大至善的治理。文选司将案卷呈上。查言论对于国家的益处很大，所以古代听取言论的人，甚至询问到樵夫，既然听取言论尚且不一定需要专门官员，怎么能设置了专门官员反而使他们不能进言？即使古代拒绝进言的人，也不过斥责像站在马厩旁的御马那样的缄默者，还是等他们进言以后才驱逐，哪里有预先防止他们进言而先行摧折的？以致清要华贵的官署成为软禁之地，省台官员仿佛成了闲住的官员；多年等待任命的人，只能等待黄河水清；大声叩击宫门进言的人，难以和转动石头相比。这样的景象，不仅盛世从来没有，衰世也未曾有过。臣反复思考，皇上有时也采用他们的意见，采用后确有成效；事情紧急时也任用其人，任用后确有成效；暗中采纳他们的意见，却公开压抑他们本人，于此批准、于彼禁止，外间议论纷纷，妄自猜测，皇上将怎样向众人解释？辅臣催促考选的揭帖，已经多日没有呈上；皇上批准考选的旨意，经过九年还没有下达；皇上不答复辅臣的请求，导致辅臣无法满足内外的期望，外间议论纷纷，妄自猜测，辅臣将怎样向众人解释？考选是臣部的事务，但题奏不见答复；考选没有下达到臣部，是臣部的责任，但催请也不见答复。平常的升迁任除，哪里足以报答君主？奏疏频繁上陈，却惭愧不能扭转圣意；即使没有人因此责怪臣，臣部又怎么向众人解释？臣惭愧而恐惧，恐惧而疑惑，实在不能明白其中缘故。然而所希望皇上自行作出决断，只在圣心转念之间；使臣等也免于获罪，同样只在圣意一决。恳请圣明立即将癸丑、丙辰两份咨文所请考选的科道诸臣批准任用。总催促三法司的疏 法司衙门全部空缺，国家法纪几乎完全松弛，恳请下旨任用，以整肃长期玩忽职守的风气，振作积久的废弛。文选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国家设置刑部，掌管刑名；设置都察院，总持风纪；诉讼审判和平反冤狱，则归大理寺，这就是三法司。祖宗创设这一制度，确实有深意。君主治理天下所凭借的，就是法。没有法便无法治理，没有人便无法执行法律；其中有一项不可缺，而如今竟一时全部缺额。刑部、都察院只有张问达一人署理，大理寺甚至连署理印信的人也没有。所有积案，由谁来核实？有疑问的案件由谁来判定？驳回复审的案件由谁来办理？转行各衙门办理，这样一来法令岂不是几乎停顿了吗？人之所以敢于枉法，是因为窥见君主有轻视法律的意图。上面自己轻视法律，后果不可言说；下面共同轻视上面的法律，更不可言说。势必发展到撕裂法网、冲毁法绳而无法收拾。皇上吝惜爵禄，固然忍心爱惜官位；难道也因为担心权力被窃取而忍心废弃法律吗？臣私下看见近年来皇上深居宫中静养，内外肃然，只凭这套法令维持其中，而因无人任事，坐看它废弛。臣的忧虑将不知道到什么地步。臣谨将前后推举的官员姓名另行开列上奏，恳请圣明慨然批准任用。这样或许使掌持法律之职有人，使天下都处在法治之中，从而整顿四海疆域，绰绰有余了。催促任用司官的疏 司官缺额很多，部务容易废弛，恳请下旨任用，以使铨政受到重视。文选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臣部的司官，在推选时，每省各一人，必须这样，才可以询问各省的事务；在补充时，每司数人，必须这样，才可以办理各司事务；在升迁次序上，每司任职数月以后再转任另一司，必须这样，才可以办完各司事务。只有人员齐备才能长久，只有长久任职才能熟悉，只有熟悉才能辨别官员，不被吏员压倒。如今除尚未推举、已经推举但尚未下令、已经下令但尚未到任的，共缺十人。缺员就只能列署兼理，时而负责此处，时而负责彼处，苦于事权没有归属；既要划分区域，又要分派人员，担心精力难以接续，这很不方便。缺员就不得不让后来者越级递进，转任也不得不加速；各种规制相承，刚到手时难以全部熟悉，自己制定的条理又难以彻底查究，这也很不方便。官员的职责容易混乱，吏员的弊端容易滋长，实际就在这里。臣正率领各司用心澄清整顿、精心厘定剔除弊端，却因缺少人员而废弃事务，首先就从臣的衙门开始。眼下将有政务中断的脉络，转眼之间又没有代替办理的人，谁来参与统理、协调各方，以辅佐圣天子清明公正的治理呢？

译臣谨将官员姓名开列上奏，恳请立即赐予钦点，容臣补充各司人员，具本题奏知会，催促他们到任掌管事务。这样或许可以辅助辨别官员、治理政务，免除事务废弛的忧虑。催促吏科的疏 为了首垣空缺、发放凭证无人办理，恳请迅速批准散馆的臣子，以应付急需。文选司将案卷呈到部里。查六科与六部相关，而吏科与臣部互为表里。按照旧例，章奏奉旨发下六科后，由六科详细审看；事情若有不应办理之处，便加以封驳；事情确实应当施行，然后发抄传布。这不只是为了尊重皇帝的言语，也是为了防止奸邪蒙蔽。近来从张延登请假离任以后，印信封存蒙尘将近半年了。由谁来审看？由谁来封驳？又由谁来发抄？没有该科官员，事务就会废弃，臣部即使想举荐人选也无法办理。如果径自停置，耽误的是政务；稍作权宜，扰乱的是典章。至于签发凭证一事，既不能停置，也无法权宜处理，又怎么办而不加思虑呢？如今姚宗文巡阅尚未完成，而等待任命的暴谦、贞诚二人，实在不能拖延一日。恳请下令让他们当日到任，署理掌管印信；这样既能增加首垣的分量，也能立即疏通铨选事务，不只是免除候选人的等候而已。催促任用太仆寺少卿的疏 由于军务正十分紧急，管理马政是首先要办的事，恳请皇上防用寺臣，以求共同济事。文选司案呈送到本部：国家的大事叫作军事，如今军务日益紧张，马匹正是最急需的东西。然而由谁主管马政？就是那几位太仆寺臣。如今推举的王象恒、冯嘉防，朝廷早晚都盼望下令任用，以便分担办理此事，但屡次催问都没有答复。难道皇上认为这个职位可以空缺吗？这项事务有专门的归属，一人缺任，一件事就会废弛。法令因人而设，空缺越久，废弛的事情就越多。难道看不见近来的事情吗？派官员出行，却因搜取市民金钱难以为继，只好以赎罪作为权宜之计。连三尺之法都不能彰明，有人却不肯任事，事情紧急便这样苟且应付，这样的计策难道不是错误的吗？伏望圣明早日任用这两位臣子，使其承接乘骢出任的旧日期望，开创防简乘的新谋略，一定大有裨益。催促任用大理寺官员的奏疏。为棘司空署请准任用已经推举的臣子，以重申法纪。文选司案呈送到本部，谨据此说明：刑法，是天下公平的准则，必须有持守公平的人，刑罚才不会失当。三尺之法足以使天下信服，大理寺本来就是主持公平的机构。如今三堂都空缺，庭院中已经长满茂草了。凡是等待审判定案的、等待平反的，不知有多少；只是因为棘司没有人任职，有罪者的供状尚未定案，便希望侥幸逃脱法网；无辜者即使被释放也没有缘由，只能因遭受罗网而捶胸痛心，长期关在监狱里，连天日也见不到。如今正值外患内乱之时，却使京城之下有人哀叹怨恨而不能舒展，有郁结压抑而不能安宁，这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就拿恤刑一事来说，皇上实行了四十八年从未废止，却也因为题补差遣无人，导致超过通常期限。臣私下看见圣上每年停刑，难道不是好生之德极为深厚吗？然而每年停止本来不该停止的刑罚，还不足以显示皇恩的浩荡；反而废止五年本不该废止的典制，只会引起普天下的忧虑和疑惑。想到这里，皇上仁德覆盖天下的心意一定会油然而生，因此俞允任用寺臣，想来不必等臣把话说完了。伏请立即下令任用施行。奏疏【典铨稿】。决心入朝陈告、严禁请托的奏疏。奏为决心入朝陈告，严格禁绝请托，以澄清仕进道路，培养士人的气节，辅助圣明公正的政治。臣才行浅薄，不值得列入数内，本来甘居山野，早已没有被世间任用的志向了。幸蒙圣恩不弃，从田野间起用臣，让臣主管繁重的职务。臣自量病弱之身、微薄之力，难以胜任重任，曾两次向堂官呈文，请求代为题请辞职。但严厉的命令赫然催促，臣一旦接受职事，即使沉疴困顿，又怎敢再懒惰推诿，以耽误君命呢？况且当今圣明励精图治，德意十分盛大，臣也妄想澄清铨选秩序，以此对圣治有所补益。万一有成，这就是臣微小的私愿。如今天下仕进之路混浊到了极点，谋求职业的念头比不上谋求荣进的念头，爱惜名节的心比不上爱惜富贵的心，全国仿佛都疯狂了，贪图进用如同骛逐；臣常常奇怪古今怎么总是同样的人，为什么竟像茅草随风倒、波澜翻涌一样，突然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掌管铨选、考察官员的地方先不清明吗？善于钻营的人一年几次升迁，笨拙而守正的人多年不能调任；然而天下处于中间的大多数人本来就多，于是这实际上是在教他们争逐，却想让他们淡泊少营求，怎么可能呢？臣即使不肖，也不愿使奔走竞争的风气从自己开始。臣私下想到，除授者有规定的年限，不能私自决定早晚；升迁者有资历功劳，不能私自决定深浅；调迁者有资历劳绩，不能私自决定高低；特别擢用者有功绩声望，不能私自决定高下。一个人想徇私，既不可能；即使想对某一个人徇私，也不可能。这样岂不是明白显著、容易实行，并且天下人都可以共同遵循吗？如果不按这三项来论定，还能按什么来论定其缘由？另走门路而不问这些，人人都看得出来；那将凭什么颜面面对天下呢？况且近年来玩弄文字、破坏法令，官吏的弊病丛生，已经不可究诘。如今想彻底追查清楚，把弊病的巢穴完全清理，而自己先有拖累牵连、收拾不净的地方，官长办事最难欺骗的就是身边的人；面对这些人，又凭什么颜面行事？臣如今与等待次补的诸位臣子约定：一旦有人请托，臣不能替他隐讳；臣又与同事诸臣约定：一旦听到请托，也希望诸位不要替臣等隐讳。候选官员像树林中的鳞片一样聚集在京城，臣不可能替其中一人遮住别人的眼睛、钳住别人的嘴巴，这一点很明白。况且臣并不是故意矫饰虚伪，谁没有交往知己？谁没有人情面子？臣难道也和别人不同吗？只是反省平生，上对天地、下对自己都不惭愧，一心报国，首先就在于不徇私；宁可忘却交情、破除情面，也一定不敢辜负君父，辜负自己的内心。天地所生的人才，应当替天地珍惜；朝廷的名位器用，应当替朝廷守护；天下万世的是非公论，应当与天下万世共同承担。让别人得到他应得的，我自己不失去自我，这是臣内心可以自信的地方；但四方之人恐怕未必相信臣平素的操守。通过熟悉的捷径钻营，已经深入人的骨髓；如果没有力量抵制它，反而无休止地争逐，廉耻之风日益衰微，对世道来说最终将会怎样呢？所以臣预先把自己的痴心苦心揭示出来，说明这一切无非希望天下人各自谋求本职，各自爱惜名节，淡泊少营求，共同走上大道，难道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道理，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优先的了。除铨政大事外，臣将听候堂官次第上请；至于往日所立的誓心，首先把这些话入朝陈告。伏请皇上再三叮咛，使臣不致失误，臣怀着激切之情等待命令。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这份奏本说的是以后升迁、除授、推用，都一律按照资历声望，可以挽回争逐之风，务必认真实行；如果有人故意违背而请托，指名上奏。有关部门知道。” 复议楚省学道合并的奏疏。

译为学政一权由两人掌管楚地士人，分党鼓噪，恳请恢复旧制，以安定地方，端正士习，光大典章。文选清吏司案呈：天启五年二月十三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的兵科等衙门给事中等官王鸣玉等人的题本，称将荆州、岳州诸府归并于武汉学道兼管等事。正月二十七日奉圣旨：由本部酌情议定后具文回复。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再交司办理，现据此题覆。考察各省都只设一名学臣，而设置两名是从楚地开始的；即使楚地原来也只设一名学臣，增加设置也从戊午年开始。开始时或许是因为全楚地域宽广，绵延二千余里，道路遥远，考试难以周遍；人口众多，约束又有所不及，所以同时设置两位宪臣来督促课业。然而起初本意是分区管辖以求专一，后来却变成划分区域而增添事端。天下的事情，设一人便专一，设两人便纷乱，自来如此。像辛酉、甲子年两次发生鼓噪，士人争相结党，形势近似揭竿而起。即使两位道臣同僚协力、恭敬办事，在左右两边并不偏袒，而各地士人却分门别户，祸患常常由二三方面酿成。如果不早日恢复旧规，势必把培育人才的地方变成披挂甲胄的战场，正如科臣所担忧的，沿袭旧制本来没有过错，反而纷乱更多、骚扰更甚。这是第一点。应当将荆州、岳州诸府合并归入武汉学道，规定三年内完成一年的科试、岁试两次考试，才准升迁调转；荆岳这一道永远免除铨选补官，或许经过若干年，两次考试可以全部完成，从而使这一个职权统一，学政不致分裂。既然已经具疏送来，现应据此复请，恭候命令下达后，令该省抚按一体恭敬遵照、查核施行。请扩大增加京堂添注名额的奏疏。题为奉旨查议增加添注，以疏通仕进道路，扩大皇恩。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的大学士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题本称：今天早晨文书官李守质、陈国宁发下郭兴言的一本奏疏，传达关于考选添注之事，着令遵照前旨办理。考选奉旨，已经遵照限额四十名办理了。只是关于添注一法，臣等私下有请求。此前天启四年十月停止添注，大概是因为起用废置诸臣充满京堂，不得不加以限制。如果台省、吏部三衙门在二月、八月按例每年升转，祖宗朝都采用添注；如果等到有实缺才升补，那么十年也未必能升转一次，这是形势上必然行不通的事。伏望皇上暂且容许照旧添注，以疏通升转的困境；但不许徇情滥转，不要像近来一次多达七八人那样，或许在通融变通之中仍保留限制的意思。奉圣旨：朕看了卿等的奏本，台省、吏部三衙门在二月、八月按例每年升转，祖宗朝都有添注；但近年徇情滥转，十分没有限制。从今以后，准许卿等所请，每年科道中只升二人，道员中只升四人，吏部司官只升二人；科道中的闰转、道员中的边功劳深者，都各自停止升转。吏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送到本部，再交司办理，现据案呈到部。查看京堂近来滥行添注已经到了极点，明令停止添注，确实是慎重周密的意思；但在限制之中仍显示变通，又俯允阁臣的请求，特准科道、吏部三衙门添注。皇上的心意能够转圜，办事都效法祖宗，善意又能听从人言，天下无不称颂圣人的明断。然而藩、臬诸臣是天子屏障、宣布政令于一方的人，其中有些资历俸禄深厚而地位崇高，任期已经超过，却难以再进一步；让他们长期居于此任，对本人来说处在进退两难之间，对后来者又会阻碍升迁之路，不仅不合人情，也不合政治体制。况且卓异官员按特别举荐条例应当优先处置，既然难以全部推升，已经开府而又不晋为清卿，表面上视为贤能，实际却和不肖者一同滞留，这怎么能够彰明风气、鼓励劝进呢？如果等到有实缺之后才升补，那么前面的道路一旦堵塞，中间的阻隔就值得忧虑，铨选制度势必陷入困境，形势上也不得不设法解决。伏请圣明俯从臣议，将藩、臬诸臣也酌量添注，每年或二人、三人，像科道、吏部一样规定名额，或许内外就能均衡，铨选也不受阻碍。既然该司已经具呈送来，现应据此复请，恭候命令下达后，本部遵奉施行。施行。复议调任有司官员的奏疏。为调任首郡首邑的官员，以清理地方、振兴吏治。文选司案呈所述事宜送到本部，谨据此说明：如今天下局势危险，大概是因为多难之事太多。军情文书接连不断，征调频繁兴起，百姓很少能够安居，家家不能安定；所依靠的，是郡县得到合适的人才，能够弹压、安抚、抚慰百姓，借此维持局面，合起来形成太平。如汶上、南海等地，有的接近拱卫神京，有的远在海边，有的位居雄藩之首，有的处在交通要道，有的创伤尚未恢复，有的祸患正在渐渐滋生；这些地方对人才的需要，一天比一天迫切，空缺已经难以久等，新任官员又可能难以立即调来。如今各抚按留心访察民间疾苦，锐意等待政绩，斟酌人地是否相宜，按照才能器度任用，经过询问而确切妥当，已经列名写入奏牍，应该允准施行。既然已经查明具呈送来，现应据此复请，恭候命令下达施行。议论裁减冗员的奏疏。为议论裁减冗员、节省繁多费用，以缓解百姓困苦。谨据此说明：国家设置官员，是为了百姓。如今民生困顿危急，每天苦于事务繁多，而有人说：“减少事务不如减少官员。”但是，如果权力应当由一人独掌，就不能裁减；即使事务需要分头办理，也不一定要裁减。至于一切冗散官员，大多属于杂流，品秩低而供养的俸禄不丰厚，资历低而填满私囊的办法却很多；不仅百姓苦于官员，官员自己也受苦，这有什么不能裁减的呢？况且正值庚癸告急、呼喊借粮也无济于事、司农拿着筹算面对屋梁叹息、百姓割肉医疮的时候吗？如果罢免不急需的官员，清理耗费钱财的漏洞，不仅能缓解民困，也能帮助军需，未尝不是救济时局急务的办法。应当将各抚按题请裁减的官员调赴吏部，另行补充遗缺，永远免除铨选除授，恭候命令下达施行。复议大梁道臣的奏疏。为酌情议定就近升补监司，以安定地方。谨据此说明：大梁以西，实际由巡道分区管辖。那里山地与河流交错，军民杂居，奸邪盗贼往往出没其间，确实不能片刻缺少官员。提学副使何应瑞，才能兼具武略文才，力量足以担当宏大艰巨的责任。两次考试事务已经完成，任职年资也已深厚，就近升补，确实是便利的办法。请假呈文附录。

译为因劳成病、因病思念双亲，恳请皇恩代为题请，早日赐准归还。臣靠药物维持残生，已经断绝了出仕求用的志向；幸蒙严旨敦促，情理上难以推辞。况且堂札多次送来，情意更加恳切，面对这样的特殊待遇，怎么忍心辜负？臣强忍疾病出山，不自量力，也想勉强竭尽愚钝，澄清仕进道路，以报答朝廷，同时酬答知己往日的心愿，这就是臣自己发誓要做的事。十七日入署，距离大选只有八天，臣勉强支撑办理事务，几夜没有合眼，总算没有出差错；但平日已经如鸡肋般衰弱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住了。二十五日入朝，站在那里观看抽签，吐血不止，过了很久才苏醒。起初还以为是劳累引起的偶然发作，稍微休息便会痊愈，没想到这几天以来，全身像被蒸煮一样，眩晕、心悸一时同时发作，从头顶到脚跟，没有一处不是痛苦。由于臣积存的疾病尚未痊愈，元气还没有恢复，又遭受沉重劳累，于是病势极其沉重，性命的忧患已经迫在眼前。回想臣当初上路时，臣母看见臣带病出门，哭泣得泪水沾湿衣襟；臣父虽然以大义勉励臣，但神情郁苦，比哭泣更加严重。臣当时怕伤双亲的心，含着泪不敢落下；然而每次回想，内心就像被割裂一样。如今正逢疾病疼痛，梦中频频呼喊，想来父母思念臣，也应当如此。臣已经派人回去，姑且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信，稍稍安慰双亲。但臣吐血时，天下候选官员都亲眼看见了，万一传开，双亲受到惊吓怎么办？臣因此悲伤思念更加深重，病势也更加严重。请医生杨加伦、傅懋光诊视，他们不说脉象病情究竟怎样，只说应当赶紧早日回去。臣因此忧惧交集，反复犹豫，却不能不请求退职。伏请俯念臣的处境，准许题请回籍；从此谨慎服药调养来辅助自己，供奉粗茶淡饭以使双亲欢娱。倘若能够勉强延续呼吸，都是皇恩宏大的留存；即使最终填没沟壑，也一定铭心结草以报。臣怀着激切之情等待命令，实在无以为任。第二次呈文。为病势日益深重，职守难以空缺，祈请迅速批准放归，以重视部务。事情是这样的：臣具呈请假，奉批示说：“本官因往日声望被召用，到任以来对部务帮助很大。曾经什么时候，就说要休沐？应当以国事为重，努力挽留离去的念头。”臣私下说，臣强忍疾病到任，时间还不到二十天，只办完一次选官，任事已经超过自己的能力，罪过超过功劳，对国家有什么帮助？可是圣上又下温和恳切的话挽留，期望太过深厚，臣怎敢不努力压下离去的念头，以符合圣上的勉励？但臣的病症已经持续整整一年，即使现在调养，也不是数日便能痊愈的。繁重的司署不能容许卧病处理事务，家中子女又不能不牵动感情。臣多次思量辗转，病根正在心头。臣拿镜子照看自己的影子，觉得容貌比平时减损了十分之五，精神比平时减损了十分之七。长安城上至士绅，下至轿夫仆役，没有不知道臣有病的；但这一段内情，却未必有人知道。人人都知道臣必然要离去。如果每天说要走，却又徘徊顾恋，天下人将把臣看成什么样的人？掌管铨选、考察官员的机构，首先重视表率；已经先这样，众人还看什么呢？臣的病已经如此，却还因为空缺职位、荒废衙门事务而不肯离去；可是因拖延忍耐而损害衙门体制，臣因此更加郁闷、更加生病，也不敢再求得皇上赐予调养的恩典了。只恳请迅速题请臣退休回籍，或者辞谢此官，以平息病魔；但不要使臣这个抱病在外的游子，给年老的双亲留下忧患，也不要使一个因病空缺官职的臣子妨碍贤能者的升迁道路。这样做的裨益，似乎反而更大。冒昧再次恳求，臣实在惶恐不安。第三次呈文。为双亲有病、自己有病，彼此牵连而更加紧迫，再次恳请迅速放归，以尽人子的情分。近日臣具呈请假，想到因自身有病而使双亲忧虑，还只是心中推想。然而咬手指感到疼痛，内心已经怦怦跳动了。今天家人急驰而来，传话说臣的父母听到臣吐血，日夜惊忧，悲号不止。臣终究没有兄弟，孤身一人与父母相依为命。一个月不见，便常常精神悲伤。家中每当谈到绝裾、倚闾的故事，父母的神色便顿时惨淡不乐。如今臣父在信中说：“谁不是人臣而不珍惜自己的劳苦，谁不是人子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两位老人思念儿子，盼望儿子归来，已经十分迫切。臣还没有读完，血泪便潸然而下。臣母平素有痰气眩晕的疾病，忧郁一发作就会复发；如果久久盼望而臣不归，又加重原来的病症，臣真是天地间不孝的罪人，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臣想，国家制定宏大的纲常，并没有拿仕进之路强迫人、扩大微小的权力，不过是以忠孝之道教化天下。臣如果卧病闭门，拖延忍耐而迟疑不决，进不能尽忠，退不能明孝，浮沉在进退之间，还会大大伤害廉耻。臣即使不肖，也绝不敢把自己排除在这个以孝治理天下的朝廷之外。况且明君贤臣在上，怎么能让臣下有忘记双亲的臣子呢？况且堂官下谕挽留臣，是要任用臣。可是臣的心已经乱了，不能再发挥作用。任用臣不如成全臣，给臣官职不如给臣退职的命令；其中的轻重，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知道。如今病势一天比一天危重，生死只在转瞬之间。伏请早一天题请，早一天进入故乡的家门，使臣还能侍奉双亲的遗体，以慰藉他们临终前的心愿。全家感激皇上推恩及亲的仁德，即使只能拿着朽骨归正首丘，也将世世代代发誓以粉身碎骨来报答。臣情势急迫，向上天呼吁，字字都是眼泪，怀着激切之情等待命令，实在无以为任。第四次呈文。为病情危急，心情急迫，时刻不能等待，第四次恳请迅速放归，以挽救将要死亡的性命。事情是这样的：臣已经三次呈文控诉哀求，也可以说情势急迫、言辞已经穷尽了。还没有蒙受怜悯允准，难道以为臣装作没有病却说有病吗？昨天家人仓皇赶来，谁没有看见？臣一夜之间凄惨疼痛，病情增加了十分，谁没有看见？如果说臣以疾病欺骗亲人，以身体有病欺骗君上，这便是通天的大罪，死多少次也不能赎罪，臣难道敢这样做吗？回想前一年，臣父在吴兴做小官，肺病几乎危及生命，怕惊动臣，竟隐瞒不让臣知道。然而臣看见家信字迹模糊、内容隐晦，心中一动，立即骑马疾驰而去，水陆三千余里，十天便赶到病榻前，一番安慰，病情立即霍然好转。那时是真有病却不说有病，何况如今已经说有病，病情还用得着再说吗？这就是臣惊魂落胆、内心痛切的原因。若只是自身狼狈，反倒是小事了。人谁没有病？偏偏臣的病连累亲人；人谁没有亲人？偏偏臣的亲人又因儿子增加病情。如今贤才接连出现，等待次补、等待任用的人，哪里只有臣一个？但在同辈中，臣这只雁的行列中断了，乌鸟反哺之情牵挂着亲人，因此又确实只有臣一个。前次冒险驱车，是因为急于奉行君命；如今请求退休，是为了舒解双亲的牵挂；进退之间都不是臣自己的选择。否则，畏惧道路艰险，臣尚且抱病赶来；清闲安稳的官署，难道反而没有理由离去吗？

译臣的话已经说完了。千言万语，只有一个病字；千祷万祈，只求一个放归。放归的早晚，实在关系到生死。臣知道堂官一定会悲伤而有所触动。伏请立即赐准具题，使臣早日归返田里。这对于臣的性命，和重新造就又有什么不同？臣怀着恳切哀求之情，实在无以为任。《文忠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二。明代范景文撰写。奏疏【抚豫稿】。抚治河南时报告代行圣旨。为遵奉圣旨到任，恭敬感谢皇恩。臣原任太常寺少卿，崇祯二年七月，准吏部具题，奉圣旨：范景文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书写敕书给他。钦此，钦遵。有关文书备咨送到臣处，臣随即到鸿胪寺报名谢恩。本月，都察院到任领敕，辞朝具奏后起程，于九月二十二日进入河南境内。前任巡抚右佥都御史丘兆麟咨送原来奉旨传达的敕谕五道、符验一道、令字旗牌八面、副关防一颗，以及吏书文卷到臣处，臣随即接管事务。臣过去在朝班中仰望看见皇上精明勤政，废寝忘食，所忧虑、所筹划的，无非是替百姓谋划。诏令颁布，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如今臣却看到民间不但没有沾受到这种德意，甚至也没有听到这些仁慈的话，问由谁来承宣布告，这本来就是抚臣的罪过。如今皇上不认为臣愚昧无能，反而让臣抚治河南，既然把河南的民生交给臣了，从今以后使百姓休养生息，都是臣的责任；从今以后使百姓颠沛困苦、动荡不安，都是臣的罪过。皇上任用臣的责任这样重大，臣怎敢安然停止呢？臣发誓一定低头竭尽赤诚，恭敬奉行皇上的明令，以此对待黄河两岸的百姓。即使臣抚治两河，也哪里有什么别的巧妙办法？不过是依照皇上颁布的诏令，与几位属吏互相勉励，切实实行，使百姓确实受到实惠，如此而已。实行数月数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定，一定会有所裨益，以报答皇上。如果仍然用欺骗粉饰、虚应故事的办法，愿皇上以斧钺之刑治臣的罪，臣没有什么可推辞的。各属官能否体察臣的这番心意，彼此互相勉励？臣实在要借助诸位的力量，免得自己获罪；否则若以欺骗粉饰、臣以虚假应付，臣奉着皇上的威灵，拿着白简依法办事，那些人又有什么话可以对臣说呢？所以臣在接受职事开始时，把内心诚恳的话这样陈述出来，伏望圣明裁察。直截了当地揭示吏治病根的奏疏。奏为直截了当地揭示吏治的病根，恳请严加申饬，大力破除积弊，以此劝导有职位的官员。臣奉命巡抚河南，接受职事已经满一个月了。臣敬畏地奉行诏书，没有一天不把考察官吏、安定百姓当作谨慎戒惧的事情。因而私下感叹，今日吏治的病症只有一个“贪”字，而对症的药也只有一个“廉”字。然而贪官越来越多，廉吏越来越少，难道是因为考察官吏的人造成的吗？为什么呢？官吏能够贪，必定有才能力量可以凭恃；官吏敢于贪，也必定有靠山可以倚仗。他们那种自鸣得意、神气突出的样子，已经足以动摇人心；又善于逢迎，长于弥补掩饰，还能揣测上官心意而巧妙迎合。彼此关系既深，考察都来不及，他的志气于是放纵，胆量于是张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也没有畏惧顾忌。并且分送他们的财囊，用来供给馈赠，四处替他们传播声誉，虚假的名声很容易形成。甚至有些人害怕他们的深厚奥援，借给他们羽翼而不敢动他们。因此荐举的奏章日益升到上面，而下边的怨怒日益充满。弹劾文章所列举的，不过是一两个庸碌、诚实但没有光彩的人，姑且用来应付惯例罢了。唉！抚按的意向，是属官奔走迎合的对象；抚按的举荐和弹劾，也是属官设法改变的对象。如今竟然如此，世间怎么还会有吏治呢？“好官不过是多得钱”，原本属于古人的戏谑话，如今竟被他们奉为秘诀。人们看见得钱很多，却又被称为好官，以为这是自己通神得力，于是相互仿效。能够卓然自立的有几个人？即使说官吏大多贪污，实在是上官教导他们的，也还责怪他们什么呢？如果清廉自守、爱护百姓的人有显著功劳，剥削百姓肥养自己的人受到重罚，把这些清楚明白地公布出来，绝不假借甄别之名回护。法令严明而赏罚得当，假如不是疯狂丧失理智，谁不爱惜自己的官职？所谓借助官员爱惜官职的心，来成就他们爱护百姓的心，正是劝导激励的好办法。过去齐威王不过是一位霸主，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齐国于是大治，正与劝导激励天下的办法相合。如今皇上锐意追求太平，将要建立唐尧虞舜那样的功业，可是海内还没有看见向风归化；究竟是谁掌管安抚、振作、激励却没有成效？臣每每因此痛心思考。若要全力打破这个关口，但臣身处偏远隔绝之地，权力又在于责成办理，没有一件事不需要查议，没有一个官员不需要开报；而且臣不能施展钩距之术，能够作为耳目、又为臣所倚仗的，只有司、道、府、县各官。所以责成也应当先从各官开始。古语说：“大臣守法，小臣清廉。”难道廉节只是小臣的事情吗？所谓法，就是把廉洁作为法则。自己不廉洁却要求别人廉洁，这是没有以身作则的法；自己贪污却用命令要求别人廉洁，也是没有法。升迁的人不廉洁，降黜的人反而不贪，也同样没有法。法果真要以廉洁为法吗？那么不如断绝馈赠。馈赠，是以交际为名义，而实际上是贿赂的东西。这条途径一旦断绝，人情面子自然断开，威望自然肃然；上下之间的纲纪相互维系，职务和事务彼此考核，完全没有黏连牵带，然后真正的是非才会显现，真正的劝善惩恶才会实行，岂不是很好吗？实行数月数年，吏治还没有改变、民生还没有安定，臣从未听说过这种情况。所以坚持一个“廉”字作为对症之药，不如抓住一个“法”字。法，是祖宗用来规范后世、皇上用来约束群臣的。律法说：“官吏接受财物，应按赃物数目定罪判罚，追缴财产，革职除名。”馈赠难道不是赃物吗？徇私枉法的，全部计入赃数定罪；接受馈赠而有意曲意庇护，难道不是徇私枉法吗？臣特此把这些话向诸位臣子提出约定：煌煌法令在上，希望不敢有人违背这个志愿。臣如果自己说了却自己背弃，便无从逃脱说谎的律法。诸位臣子如果仍不改变心意来响应，臣请求执掌三尺法，议定他们的罪；那样就是诸位臣子辜负了法令，而不是臣辜负诸位；即使臣辜负诸位，难道臣敢辜负法令吗？伏望皇上降旨申饬施行。奉圣旨：“惩治贪官、责成道府官员，依法禁止馈赠，很得整饬吏治的要领。”有关部门立即复议施行。处置援兵的奏疏。

译题为援救的军队已经出发，处置的办法应当预先安排，恳请圣明下令申谕，以安定军心。臣奉圣旨征调援兵五千，已经发遣，并于十四日具疏上奏了。然而发兵是臣的职责，军队停驻的地点、行军的次序、军队的粮饷，都不能不早作谋划。处置不早，惊惶喧嚣的众人容易酿成乱子。古语说：“军队像火一样，不加控制就会自焚。”自来因征兵而导致祸乱的事情，往往如此。臣为此忧虑，逐一向皇上陈述。回想臣过去在乡里时，听说山东发兵，军士借口粮食少，因而大肆索取，导致喧哗。臣想到即使搜取后才发给，既损害威严又不足使用，因此所有安家行粮、犒赏器甲，都完全照旧例办理，一点不少减；并且仍然捐出俸禄准备钱帛、牛酒慰劳他们，以宣扬朝廷的德意，使人人踊跃前进。只是所携带的粮食有限，此后转运接济如果不能继续，呼喊借粮就会很容易发生，所以领取粮食的地点不能不早日确定。军队所经过的地方会长出荆棘，这是说军队行进很容易扰民。对于军队经过的地方，每一处住宿、每一顿饭，都委派官员提前料理，使市场不必改变商肆，军队到来时就像回到家一样。只是经过磁州以后，便不是臣所管辖的地方；万一军队没有住宿的地方，贸易失去公平，军民彼此冲突，另外产生事端，那么受伤害的人就多了。臣虽然已经移文给保定巡抚，命令所属各地办理；如果臣再奉圣旨，使军士知道皇上还要挂念这些琐细事务，他们一定会更加感动。其次，驻扎住所难道不也应当早日确定吗？中州距离京师，比各处都远，所以接到命令独自较晚。各镇先到的，想来已经分别有了驻地。官兵向臣询问，臣回答说已经到达京城附近的地方；他们追问京城附近究竟是什么地方，臣却无法回答。因此众心惶惑，不能统一。法令不统一就会被轻视，命令不统一就会混乱，这是军中的大患。驻扎的地点，也不能不先行确定。至于出发日期，臣曾申明纪律说：“军队到达后应当慎重，行军应当神速；逗留观望者，法令不赦。”如今虽然不宜触犯百里趋利的戒条，但事情是出于赴义，不能拘泥于常法；他们加倍赶路，一天必定超过两舍，出发后再派快马催促，前后络绎不绝于道路。臣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一旦出了臣的辖境之外，就只能听从将军的命令。臣既不能缩短道路，又不能分身行事，也请皇上先谕令统领将官说明后到的处罚，以安定他们的心，使他们或许不敢失误而耽误君命吧？臣已经移驻边境之上，因为还没有奉到圣旨，不敢出境，恭候明确命令，再决定进止。只是臣担心这些削弱困难的军队，或许会发展成祸乱，所以把这点浅见呈上，伏请敕令有关部门再加查议，复奏请示，采纳施行。崇祯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题。奉圣旨：范景文督率军队赴援，知道了。军队如果到达涿州，就让他们在那里守御；还没有到达的，迅速赶赴筹办粮饷。该州设法供应，援兵经过的地方由有司处置，务必使他们得到适当安置。此前已经有旨，着令再次申饬，有关部门知道。庆贺元旦的奏疏。题为《庆贺事》。臣镇守外地，提兵护卫京师，恭逢元旦节日，正值万物回春之时，也是七德成功之际；国运既与太阳一同更新，政事又与乾道运行相称。臣仰望天地，近向太阳，内心殷切希望能够随从百官行列，表达臣下拜见君上的敬意。只是臣分守指定的信地，仍隔着重重宫门，虽然像天鹅一样肃立却不能参与朝廷百官，然而遥望宫阙而雀跃的心情格外深厚。臣已经斋戒沐浴，恭候圣明诏令，欢欣仰望之情实在无以言表。崇祯二年十二月。恭敬感谢皇上赏赐的奏疏。奏为恭敬感谢皇上赏赐。臣奉命率兵入京护卫，分守在阜成门下。承蒙圣恩，颁发赏赐银三千一百二十四两八钱。臣谨在营中恭敬设置香案，率领将士面向宫阙叩头谢恩。随后把白银陈列在屋檐下，广泛传播皇上的仁德，把赤诚之心推及众人，使人人都感受皇帝的恩德。一时之间，三军都像得到棉衣一样温暖，万众欢声腾起。臣也因赏赐丰厚，更加坚定为国忘身、承担艰难的决心；这大概是借沛帅的先例来解除忧患，并且以此使臣更加信服吧。臣实在承受不起这深厚的感戴！崇祯三年正月初二日具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再次感谢皇上赏赐的奏疏。奏为再次感谢皇上赏赐。臣奉命入京护卫之初，部下士卒已经蒙受皇上赏赐，臣曾具疏上奏致谢。前后相隔没有多久，又蒙天恩再次赐赏，国库银三千九百零六两，每人五钱，比前一次更加优厚。看看这些披甲戴盔的众人，沐浴在皇上不断施行的隆恩中，承受如此大德难以忘怀，人人激发奋勇，自我发誓效命；臣又能用这些赏赐安慰部下的劳苦，愈加决心报国，同时感念皇上的眷顾，感激深重超过万分，恩泽浸润无比。臣实在无以表达铭记感佩之情！崇祯三年正月初七日具奏。援兵经过各地应预先处置的奏疏。题为援兵的处置应当预先安排，中原空虚困乏令人忧虑，恳请圣上裁决，以防止内部变乱，安定腹心重地。臣连日阅读邸报，看见陜西抚臣刘广生、延绥抚臣张梦鲸、江西抚臣魏照椉、郧阳抚臣梁应泽听到警报后入援，都已经络绎不绝地在路上了。陈列军队、整顿军旅，以保卫王室，是臣子的情义；但军队经过道路，哪有不取用沿途州县的呢？中州是四方交通汇集的地方，联系着各省；各省只把本地的事情当作大事，而中州却要把四方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情。所有这些披甲持戈的人，大多是没有道义之人，又掌握着不仁慈的武器，纷乱喧嚣很容易，约束他们却很困难。一旦失去约束，就必然有人受害，难道不是沿途地方吗？如果地方平安地承受他们的侵害，灾害便不可言说；如果地方不能平安承受，灾害就更加不可言说。即使让人都带足粮食，士兵不至于空腹，而在安顿次序、饮食办法以及军民主客之间，仍不能保证没有事情，何况未必能做到这些呢？如今接到陜西督臣杨鹤的咨文称：“派总兵官杨麟统领官兵三千二百余员名，马骡四千九百余匹头，所需粮料应当迅速提前准备。”这份咨文已经送到臣处。

译臣也是率兵入援的人，安家行粮都由本省供给，已经搜尽所有物资随军出发，从未烦扰三辅；而各省竟然想要取用贫薄的中州物资。他们尚未到达秦中，情况已经如此。谁不是人臣？全都是为君王办事，臣岂敢不发文给有关部门，令其警戒、预备？只是没有明白说明应从哪一项京边正额中支取，既然已经像星火催促一样急迫，若再挪借其他款项，又把各项物资搜括一空，万一援兵没有携带物资而来，本地又没有可以取用的东西，以小则发生脱巾的呼喊，以大则发生揭竿的变乱，饥民很容易参与作乱，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形势。如今汝南、河北一带满眼都是灾荒，流民接连不断，臣战战兢兢，害怕早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还希望孱弱贫困的百姓势力孤单、胆量怯弱，不能首先倡乱，未必立即酿成大难。如果饥饿的士兵和饥饿的百姓联合起来，大乱就会从这里开始。乱事发生后如果还有办法控制，尚且可以不至于彻底决裂；如今征调已经使财力空虚，军队尚未补充，仓促之间谁来扑灭？中原一旦动摇，收拾残局的费用就更大，怎能不令人寒心？臣虽然亲自承担军旅之事，又负有守土责任，每次想到这些，半夜里都徘徊不安，冒着呕心沥血的痛苦，实在是将情况报告给君父。伏请敕令有关部门查议：援兵经过时所需钱粮应从哪项支出，安顿事务应由什么人办理？如果京边的款项难以动用，实在没有办法，也必须迅速谕令有关抚臣自行携带，解送到军前供用，不要等到临时才起冲突，导致其他忧患。只要腹心之地平安无事，天下的事情还可以办理。臣在都门下向所属各地发文，往返之间动辄经过十多天，事变难以预料，常常就在呼吸之间。更请皇上裁决，早日赐下决定施行。崇祯三年正月十三日具题。奉圣旨：援兵自行携带行粮，此前已经有旨。根据奏报，经过各地需要供给，不妨权宜办理，事后再补还。范景文移文通知抚按臣负责料理，有关部门知道。辞免新任命的奏疏。奏为臣承担枢要重任，才能庸劣，难以胜任，恳请圣上慈悲俯允臣辞免，使臣安守愚拙本分，也使兵政更加慎重。此事始于崇祯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臣接到吏部咨文，说是因官缺之事，该部会同官员具题，奉圣旨：“任命范景文升任兵部添注左侍郎。”臣敬谨遵奉，咨文送到后，立即恭设香案，面向宫阙叩头谢恩。臣私下想到，臣的才干并不适用，操守也未通达权变；皇上忘却臣的浅陋，命臣辅佐枢务，想到这份恩遇，臣发誓竭尽全力图报，哪里敢推辞？况且如今战事发生在京郊，皇上日夜忧劳未解，臣若能贡献一得之见，仰望稍稍副合皇上的焦劳，本是臣子的本分，又怎么忍心推辞？只是衡量时势和自己的能力，有些事情不能冒昧承担。中枢这一职位，用来控制九边，统领六军，参与军机筹划，帮助朝廷谋划大计，这是枢臣副职所应承担的事务。只有精通兵法方略，才能胜任此职；这难道是轻松愉快、可以轻易谈论的吗？孔子回答卫灵公说：“军旅之事，我没有学习过。”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学习就能做成的，军事尤其如此。所谓学习，就是亲身经历过，亲手经营统筹过，亲自用心筹划过，然后对关键环节熟悉，能够巧妙把握机要，临事迅速应对，而且绰绰有余。像臣这样以研习章句起家，一旦出仕做官，只知道办理文书罢了。臣生长的地方既不是边疆，做官所到之处也没有亲自经历过战阵。即使近来听闻警报而入援，仓促之间誓师出发，所到之处能够安定，也只是凭着一片忠义之心加以激发感动，仍是书生的手段。至于要求臣掌握《六韬》《三略》的奥妙、能够运用惊天动地的奇谋，这些臣概无所有。臣曾经说过，人的才干器局本来就是天分，各有能做的，也各有不能做的；人不能强迫自己成为并不适合的材料，国家也不能因此强用人。任用人而违背其所长，是古人深以为戒的。凭臣孤独的行迹、拘谨的操守，若受任一方，洁身自持、端正法度，竭尽心力访求民间疾苦，或许还可以勉强自励。然而臣过于拘束，足以概括平生，这显然不是司马之才。皇上励精图治，整顿在位官员，本来就将根据才能授予职任，依据事务考核功绩；军国大计，更应慎重。如今朝廷内外、在籍在任之中，人才济济，难道会缺少像廉颇、李牧这样足以担当此选的人吗？为什么偏偏要拿一个一向不懂军事的人，任意让他尝试兵事呢？况且臣这次前来，是洒血赴义，入京卫护朝廷。国家的危难尚未平定，却突然这样升任一官，臣心里怎么能安定？臣也已经自己审察过了：才干品行都排在人后，俸禄资序又居人后，听到任命如同受惊，按义理实在不敢接受。这就是臣内心局促不安，不得不在圣明面前尽情剖白的原因。伏乞圣上慈悲俯察臣的诚意，收回成命，另行选拔才德贤能之人辅佐中枢；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臣无才而居高位的羞耻，使兵部任用得人而收到成效，也正是皇上为军国大计着想。臣心情激切，惟有恭候命令。崇祯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具奏。奉圣旨：“辅佐中枢需要人才，范景文已经承受选任之命，着令立即迅速到任，不准推辞。该部知道。” 革除大户，实行官府召募。奏为革除百姓生活中第一等的苦累，以求长久安定太平之事。臣起初奉命巡抚河南时，每天都在思考安抚百姓的方法，务求找到恰当的办法。只是让百姓休养生息，是第一要务。如今天下百姓已经困苦不堪了：有的困于水灾旱灾，这是天灾；有的受盗贼侵害，这是人为之患。这些还可以随时补救、随地消除，不至于造成极大的痛苦。唯独官府使百姓受苦，却没有办法解除的，莫过于差役。臣请把它一一列举出来：钱粮征收有收户，解送有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都是签派有力量的人家充任，名叫大户。按理说，有田就有赋，有赋就有徭役，以土地生产物作为贡赋，似乎也有道理。但是被签派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大户，为什么呢？真正的大户钱能通神，势力能使鬼，不难侥幸逃脱，像兔子逃出罗网、野鸡飞离罗网；被牵连的多半只是中等人家。中等人家的财产和元气能有多少？一旦肩上承担差役，家产立即倾覆。一家倾覆，另一家接替；一家接替后，另一家又倾覆。这样辗转几年，县邑中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即使那些所谓钱能通神、势能使鬼而暂时免役的人家，也会日渐削减，免役与不免役最终同归于尽。这是没有水旱却荒败、没有盗贼却惨苦的情形，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译从前提出建议的人心里也暗自忧虑这件事，于是改成一条鞭法，把全境的徭役平均摊入全境的丁粮之中。这样看来，百姓的苦处应当稍有缓解了。然而试问民间有谁不是经年累月奔走于官府？有谁不是卖妻卖子、耗尽资财来缴纳赔补？可见一条鞭法自行施行了，而大户差役却没有真正革除。总的说来，差役落在百姓身上，官府就便利；差役落在官府身上，百姓就便利。这两者不能同时有利。对百姓便利，百姓便不愿革除；对官府便利，官府便不愿革除。这两者不能并立。官民彼此相争，已经很久了。有司官员即使不是没有想到民间疾苦，也无奈胥吏从中作梗。因为一经签派，他们便能上下其手，凭口舌高低增减，每天在民间索取重额，百姓只得奔走奉承他们。可叹！民间本是天子藏富之地，反而成了他们的外府，使官府日益富足而百姓日益贫困。官府中的人日益富足，百姓日益贫困。百姓贫困了，国家怎么能够富足？私下耗费多而公家赋税减少，这是必然的结果。臣痛心疾首，提议交给有司实行一条鞭法，一切差役都归官府承担：钱粮由官府雇人征收，议定廪饩；由官府派人解送，议定盘费；仓粮漕运，议定脚价；由官府委派人员办理驿递，议定草料豆料；由官府召募人员办理供应，按市价公平购买，不另立官定价格。凡是因名目繁多而产生的倾销、添搭、帮赔等费用，一概彻底免除，使百年来的祸患苦累一下子涤荡干净，岂不是痛快吗？这不是把百姓的祸害转移给官府，而是由官府承担后，祸害自然减少。官府亲自经手，亲自留心，钱财没有地方可以钻营，仓库箱柜没有地方可以损耗侵蚀，邮驿供应也没有地方可以冒领破费。百姓免除了祸害，官府也同时得到好处，唯一不利的只是胥吏。设置官府本来是为了百姓，难道是为了胥吏吗？如果有人每天与胥吏勾结，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使名义上革除而实际上仍然存在，必定用弹劾奏章跟在他后面。从此百姓除办理正税之外，脚不进入官府，眼不见穿青衣的差役，每天只管吃饱喝足、挺着肚子，在太平教化之下游乐，这也就是一时的太平乐土了。即使突然发生水旱灾害或盗贼，也有办法应对，哪里值得成为祸患呢？从前臣任东昌理事时，曾实行此法，每年节省的费用以数万计，东昌人至今还怀念它。臣不自量，想把已经见效的办法在两河地区试行，以医治沉积已久的弊病，使两河也成为两个东昌。如今臣已经调任，人离开后此法更加难以久行；但它关系到百姓生活的休戚最大，所以特地在圣明面前尽情陈述。其中条款头绪繁多，臣不敢一一烦渎圣览，暂且把大要如此陈述。臣谨会同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吴甡具奏上报，伏乞皇上降旨申明告诫，立即定为法令；如有敢于改变此法、虐待百姓的人，官吏都议处并查究，绝不宽贷。等到休养生息日久，物力逐渐充足，长久安定太平的基础必定由此开始。崇祯三年四月初十日具题。奉圣旨：体恤民间隐忧，是巡抚、按察使最急迫的职责。这份奏疏中革除签派、实行召募，以及整饬吏治、安定百姓的办法，最能抓住要领，立即定为成例，不得轻易变更。该部知道。直陈除害安民各项事宜。奏为直陈除害之事，伏请皇上降旨申饬，以安定民生。臣听说，巡抚的职责叫作保厘，就是保护并治理地方。臣承乏巡抚河南，战战兢兢地寻求不辜负诏书职责的办法，因而想到中州处在天下腹心，稍有行动就关系四方安危，而四方安危也无不与中州相关，地位确实十分重要。臣每天召集长吏、士绅以及乡里的长老询问，大体不外乎兴利、除害四个字。但不除害，就无从兴利。祸害有官府加给百姓的，也有百姓彼此造成的。除去官府加给百姓的祸害，百姓就能得利；除去百姓彼此伤害的事情，善良百姓就能得利。若不关心，便看不出它是祸害；一旦着手办理，才更加觉得难以除掉。臣经过一个多月，已经颇得要领，下令有关部门，发文各地普遍施行。只是臣很快入京卫护以来，如果仍在任事，本当只就事务考核成效，考察事情的始末，不必多说。如今臣已经调任，不敢不说几句话报告给皇上。汉代大臣说过：治理政事不在于多言，只看实际力行得怎么样。如果不能实行，说话有什么价值？如果想要实行，又怎么能没有言说？臣特地分条列出大要，以冒昧呈给圣上审察，伏乞皇上再加申饬。一是加耗。钱粮征收中的加耗，这种风气几乎遍及海内；中州因此特别出名，难道全都是这样吗？也正因为有贤良官吏努力洗刷才特别显露出来。大抵缴粮多的人，加耗反而少；缴粮少的人，加耗却特别多。难道是官员亲自染指吗？剥取百姓的脂膏，滋润自己的囊袋，怎么能做百姓的父母官？难道是经手差役侵吞吗？败坏自己的名节，肥了各个差役的身家，怎么能做百姓的长官？自己得到，叫作贪；各差役得到而官员没有察觉，叫作昏昧。但其祸害与贪污相同。加耗的祸害，是臣痛心革除的第一项。一是苛罚。刑罚本来可以赎免，难道是古代以金、箭赎罪遗留下来的制度吗？然而笞杖折赎，律文已经有明确条款，却不论事情大小，一概罚缴粮食。他们固然说是收入仓中以备赈济，但动不动就折合白银，那银子便进了私囊。有的少则七八石，多则十几石，甚至犯了笞刑，罚款却超过城旦刑的费用，这能作为法则吗？赎罪本来就是因罪受罚，那为什么还要说苛罚的祸害？这是臣痛心革除的第一项。一是私派。钱粮征收本有规定项目，从来不应有敢于私自加派的事情，但中州往往偏偏有这种现象。有时旧定额偶然不足，便向民间加派来补足；有时公用费用难以节省，便向民间加派来充用。愚昧的百姓终日不进市场，也不懂得法令；一纸符令早晨下达，敲打扑责随即而来。可叹，一丝一毫哪一样不是百姓的脂膏？辽饷反复加征，索取没有限度，连正额赋税尚且不能缴清，百姓穷困、财物耗尽，怎么还能在上面再堆积重负、继续燃火呢？私派的祸害，是臣痛心革除的第一项。二是健讼。民间各种苦难，都是官府扰民；至于百姓自己互相扰害，便是好打官司的人抓住一点事情来起诉，把小事夸大成大事，这是常有的因风而起；没有这件事却硬要起诉，满天说谎，这是变成了无影无踪的狂吠。有一件事，这张诉状尚未销结，另一张诉状又下达；前任官员已经结案，后任官员又重新受理；从一件事牵连到另一件事，由一节枝节而生出更多枝节，又是一种变化。自己的事情已经败露，便借他人的事情来求伸冤；本地的案件已经完结，便冒充异地户籍来拖累他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双方被拘提牵连，官府已经受到他们的玩弄，善良百姓哪里经受得起被他们鱼肉？健讼的祸害，是臣痛心革除的第一项。

译一是假盗。百姓苦于盗贼，严格缉捕，盗贼自然灭绝；那么缉盗就是为了安民。但又有因缉盗反而成为百姓祸害的，那就是捕役假借盗贼之名行骗，祸害尤其严重。他们把没有的盗贼当成奇货，名叫“作眼”；把赃物当作确实证据，名叫“认窝”。一旦白役介入，便胡乱攀扯人家；若没有钱财，便没有脱身的道路。这与绿林盗贼强行作恶，事情不同而祸害相同。假盗的祸害，是臣痛心革除的第一项。一是窝访。百姓之所以害怕官府，是因为官府有赏罚之权，能够决定人的生死。但如果有平民窃取官府的权力，任意决定人的生死、赏罚，谁不会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他呢？这就叫窝访。他们依凭城池、据守险要，内外勾结，虚构事件，不妨把张家的事安到李家、把李家的事安到张家，巧妙设立罪名文书。每到一处便把甲案移到乙处，使受害者捧心战栗，不知道祸患从何而来。不但平民百姓遭到他们的网罗，官府也一同坠入他们制造的迷雾。这种人是做盗贼却不拿弓矛，进攻却不用弦刃。窝访的祸害，是臣痛心革除的第一项。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题。奉圣旨：范景文条奏整饬吏治、有益安民的各项内容，着令一并饬令施行。该部知道。详细陈述中州地方情形。奏为“微臣即将交代任职，谨陈述地方情形以祈求圣上鉴察”之事。臣曾考察，河南处在九州中央，疆域包容华夏，对四方来说如同车有车毂、门户有门轴，正是所谓腹心。譬如人的腹心，一旦调理得当，咽喉、臂膀、手指都可以自如提举；若经脉相通而腹心这个地方患病，四肢身体也会随之受害。所以四方有事，河南常常处于中央来应对；中原有事，四方的力量又无法替代它，这是形势决定的。既然如此，保存、聚合国家元气，应当从中州开始。过去中州号称无事，臣进入境内以后才知道其实并非无事：黄河以北苦于旱灾，千里土地赤裸；黄河以南苦于水灾，一眼望去尽是白浪。饥民已经无法维持生活了。而两河之间又都苦于盗贼，绿林聚众呼啸，天天不断听到消息。百姓贫困，盗贼就容易兴起；盗贼兴起，饥民便会依附他们，祸患即将到来，恐怕没有几天了。更有一种邪教，神情傲慢地以奸雄自居；他们口头谈论的不是仙道就是佛法，所期待的是称帝称王，平日享受的是好色贪财，最终却说要成佛作祖。他们原本蓄谋不轨，所以创立荒诞不经的说法。起初不过一两个狡黠之人主持盟约、号召众人，后来远近奔走，像蚂蚁依附、群蜂聚合，煽动勾连，发展得迅速异常。例如北直隶的澶州、滑州，南直隶的淮安、徐州，山东的曹州、濮州，实在有很多同党；中州则是他们蔓延、藏匿巢穴的地方。先年固始的变乱，已经从往事中显现征兆。臣还没有看见他们的形迹，先已经察觉到他们的影子，每天和巡按御史吴甡战战兢兢地为此忧虑，严厉督促郡县，加强告诫防范，想要治好这心腹之患，却不能片刻放松。臣深深看出这些人的志向很大，心机很深，党羽很多，伏兵隐藏在草莽之间，一有空隙就会突然兴起。正当边疆告警之时，也正是奸贼暗中发动的机会。果然不久，鄢陵报告王进孝等人作乱，内乡报告余学文等人作乱，五营贼徒又逼近仪封界上；这只是他们首先发动的部分。但不久便都被歼灭，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是因为巡按御史吴甡主持事务，有办法挫败他们的谋划，使其魂魄丧失。臣率军入京卫护时，军队空虚，人心动摇；吴甡驻在会城，召集士兵、补充队伍，军阵排列整齐，军旗铠甲焕然有色；又渡过黄河，在滏水之上展示兵力，选练乡勇，实行保甲，赈济饥荒。臣也立即飞檄如雨般下达，但终究鞭长莫及。巡按御史当时多次进入有司，面对面授予方略，所以祥符擒获时尧相，杞县擒获魏景吾，鹿邑擒获张明山；睢州、陈州道参政刘余祐，归德府知府董嗣谌，推官万元吉，则擒获李慎吾、李小泉、张自友等人。这些都是凶恶首领，巨大的奸恶之徒，逆谋深不可测，个个虎视眈眈，窥伺天下的变乱。根据几个奸徒的口供，他们已经约定日期，准备先攻取汴城作为根本。听到这些，令人心寒。若不是预先谋划、未雨绸缪、提前搬开柴薪，那么二室三川之间都将遭受荼毒，哪里还能有安宁之地？按照旧例，兵马钱粮都由巡抚主持，巡按御史只掌管惠文法令并加以稽核。如今这些责任一并归于巡按御史，而吴甡忠诚勤勉地任事，不辞劳苦和怨言，十分的才力又足以承担，所以能够使两河重新恢复，幸而取得眼前的安定；但仍不能说已经无事。惩罚过去的错误、谨慎防范将来，难道可以一日少了重臣料理吗？伏乞圣明俯察巡按御史此前的功劳，仍命新任巡抚返回镇守，共同谋划消除地方祸患，臣不胜庆幸。崇祯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具题。奉圣旨：据奏，内外百姓饥饿、盗贼兴起、邪教煽动，吴甡有才干，能够赈济灾荒、消弭变乱，知道了。新任巡抚郝士膏，等侯恂到昌平交代后再前往。该部知道。《文忠集》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三。明代范景文撰。奏疏〔出镇稿〕。剔除旧营积存的弊病。奏为仰遵圣明旨意，谨慎剔除旧营积弊，以整肃军政之事。臣敬奉敕书，敕令臣督同总兵官，将通镇额定设置、调拨援兵、现有兵马查补整顿训练，然后再行招募万人。臣敬谨遵行。不久接到兵部咨文，说该部题奏“天威震扬”等事，奉圣旨：“通州、昌平两镇募兵，各以五千人为额，依议施行。用兵不在数量多，只要选拔训练有法，务求练成劲旅。旧兵补足缺额、清查冒占，与新兵分营训练，都着令范景文、侯恂用心办理。”该部立即行文通知，臣敬谨遵奉。如今所募新兵，臣督同司道、镇将挑选训练，兵丁既壮实，粮饷也充足；制度正在更新，弊病尚未滋生。只是通州一营额定兵二千八百人，每月领取仓米八斗，都是通州左右等四卫拨出的祖籍版军，总归副总兵魏都梁统领。臣到任之初就进行阅视，发现一半属于空额，其中只有家丁三百多人称得上精壮，其余都是老弱、幼小、残疾、衣衫破烂不堪的人，臣十分惊异。随即命谘赞主事章应望、监军道越其杰清查。查得该营原额二千八百人中，拨去巡逻、三仓、二草场、通济库、竹木厂、防守河西务、漕运以及院、部、镇、道各衙门听差、塘拨的，共一千四百人。自万历四十八年巡按御史王象恒查阅后，因旧军疲敝不堪，裁汰本营六百人，另行选募壮丁三百人，并把他们的粮饷合并供给，用来守城、侦探、解送钱粮；这就是前面所说经过阅视、颇称精壮的那批人。其余现有的听差人员，名义上是哨路、守门、碾药以及各营将领的牢伴，有的老、有的幼，有的病、有的贫，另外逃亡不到的又占十分之一。这些人过去本来就等于不存在，有的是营官侵吞隐匿，有的是营中弊吏冒领滥用，有的是被士绅占用，又有的是魏都梁冲破情面清查出来的。然而纸面上的弊病似乎清理了，营中实际队伍仍然空虚，实在难以一一查问。但他们都登记在祖军的版籍中，按名册核查便是名在人空，追问起来又互相遮掩。一旦裁汰，恐怕难以鼓舞人心；如果逐渐清理，或许可以使队伍充实。上述情况报到臣这里，臣批示说：“该营虚报冒占的种种弊病，即使经过清洗，仍有许多影射冒名，难道竟要把它交给无法查、无法补的境地吗？凡是尺籍上列名的人，谁不是领取公家粮饷？为什么不命他们披坚执锐，全部充当杂差？或者他们所充任的杂差只是护身的符号，而尺籍上虽有名义，实际上并无人呢？仰”令司道会同监军道再次详细核查。后来据司、道两位大臣查阅，发现营军隐占、卖闲等积弊种种，一向天下各处都如此，并不只是通州一处。如今查得领取双粮的家丁，现正在侦探、守城，果然都足数；至于仓场、库狱、巡逻以及防守漕运、各衙门听差，都已经成为成例。那些在册服役的人确实老弱不堪，但祖制已经确定，仓促之间难以轻易裁汰，以免引发事端，所以暂且任其似有似无。况且各军每人领取粮食一石，实际上只有米八斗，不足以供日常生活，势必要另谋生计。即使在衙门服役，也不过是早晚应差，上下分班，仍能利用空闲谋生。如今若责令这些形容枯槁、面黄肌瘦的士兵去做披甲持戈的事情，先不说他们身体脆弱不堪，只凭几斗微薄粮食，却要让他们整天服役，恐怕不近人情。不如仍让他们承担衙门差役，如守门、守狱、看仓、看库、防守粮道、解送银两、碾药、伏路等重要事务，这些事情都不能废止。若要撤去军役、归还营伍，必定还要另行雇募，加重民间负担，也会增添许多麻烦。如今只须严格查办积弊，不许侵吞隐占，从中挑选强健者，给以双份粮饷，使队伍逐渐充实。这些情况报到臣这里，臣据此认为军政的弊病由来已久。圣明临御天下，锐意同天下一起革新，臣敬奉诏书，反复查补旧额，哪里敢不严肃办理？于是发文给司道，查得种种弊状：有名义正确而人员不对的，有人员正确而事务不对的，有人与事都似乎正确却都不可靠、最终仍归于错误的。臣对此忧惧痛心，悚然发冷。但各位大臣替此事解释说：“这种弊病不是一个地方才有，也不是一个时期才有。”唉，这是什么说法呢？臣考察追究后，终于明白了它的原因。祖制把边地和内地的卫所像棋子一样布置，用军户隶属卫所，分地屯田养军；无事时屯田放牧，有警时征调。后来失去了这一制度，在军队之外另行招募百姓为兵，在屯田之外另向百姓征收粮饷；那些军户像鱼鳞般列在尺籍上，却不能承担冲锋作战的事务，久而久之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披甲之人，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果然并不只是通州一营如此。臣认为在维新之世，各项制度都应改观；即使全局都已败坏，并不只是一个地方，也应从这个地方开始补救；即使制度更替、弊病湮没，并不只是一时，也应从今日开始改变积弊。怎么能悠忽懈怠，使既定的军制变成无人过问，使有用的军粮投入不知所终？如果这样，所谓维新又在哪里呢？追问谁主管营务，营官自然不能逃避责任。但魏都梁仍是敢于任事的人，只是局势积重难返罢了。因此重点不在追究过去，而在整饬将来；今后宽限一定时间，专门责成办理，务必使军营从头振作，直到彻底澄清。如果仍然像过去一样虚有其名，那么弹劾奏章又有什么可推辞的？臣谨列举几项，冒昧呈请圣上鉴察。伏请皇上降旨申饬施行。一是核查虚报冒占。营队之所以空虚，是因为没有人；粮饷之所以被冒领，是因为没有人却声称有人。通州营的军队，应当在营中服差，却从卫所领取粮饷。如果有人逃亡就立即上报，粮饷便不会被冒领；上报后立即补充，队伍便不会空虚。所以隐瞒逃亡不报，弊病在营官；彼此勾结冒领粮饷，弊病在所属队伍。比如一个军士逃亡，管队与司总隐瞒不立即报告，等到发放粮饷后才开列姓名。把总从中得利，千总、中军也都染指；等到本将具文呈报时，本将已经不知道被冒领了多少时间的粮饷。本将又不肯立即补充，陋习相沿，积累渐久，岂不是最终变成营中无人？如今要整治此弊，除该营随时逃亡、随时报告之外，还应责令各所千户每月汇报开除人数，以便凭此核查。若有彼此勾结、隐瞒冒领的，严加追究，绝不宽宥。掌印指挥也应令其互相察觉监督，这样法令严明，人们才知道畏惧。耳目众多，弊病就难以掩盖。

译一是清理占役。占用军士服杂役，各处都有，但通州营最严重，因为它所属衙门很多。从将官的跟随侍从，到仓场、监局、道、镇、州、卫等衙门，没有一处没有占用。在营官手下占役，至少还随营有人；其他地方则一去不回，名册上有人，实际上已经失踪，无法追查。衙门虽然各有职事，也确实是因公设置，但营伍因此暗中减少。况且使用军士没有固定名额，营官便借口影射，一遇查验便任意冒开。这个项目没有清理，便会成为另一个卸责的地方：这批军士没有到，又另外找一批军士来销名；即使设法查验，最终又有什么好处呢？如今即使不能全部裁汰，也应当制定定额：某项事务应使用多少军士，某项事务应裁去多少。仓场、监局、部、州等衙门使用的军役，或者按月、或者按季，返回营中参加操练和防守；把各种占役扣除后，实际随营操练的军士有多少，就以这个实际数目作为考核的根本。这样或许就没有躲闪的道路，营伍也会逐渐充实。又一项是禁止卖闲。营伍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空虚？是因为偷闲的人太多，而且将官实际上把军役卖掉了。每名军士每月交二百多钱，便可以不操练、不防守，任由他到别的营中做事。每匹马每月交三百多钱，便可以不操练、不防守，任由它替别处驮运。追究这种弊病的由来，是从各衙门的使费开始的。倒换循环要花钱，月报、季报要花钱，年例规矩要花钱，甚至包纳罪赎、馈送礼物，所有繁杂费用，都用卖闲的钱来充抵。于是借一项名目征收十项费用，借公事之名谋私利；每月发米、催缴班钱，都毫不避讳。上上下下共同聚敛、分食这支军队，队伍还有充实的日子吗？今后要严格禁止纳班；至于科罚赎金、收受馈赠，必须从上面先做起，这就是所谓源头清洁，水流自然清澈。一是核查马匹。马匹倒毙有规定期限，追究赔偿有规定数额，用来惩罚喂养勤惰。通州营的马死了，先报告本营，发下追赔命令；总军便把上月领取的草料钱粮照旧造册支领，同时本军的月粮也留在营中，用来充作赔偿银两。比如应当追赔一两，通常却扣到七八两还不止，有的过一年，有的过半年才上报。兵部有谣言说：“马瘦了营官肥，马倒了营官喜。谁肯稽查喂养肥壮的情况，责成马军呢？”如今只有全营共同赔偿，才能自行除掉这种弊病。共同赔偿的办法，各边镇实行后已有成效，现在应当赶快实行，还不算晚。又一项是选拔家丁。通州一营，士兵不是头发斑白，就是年幼黄口，形容枯槁，面黄肌瘦，不堪入目；只有家丁颇为精壮，可以使用。询问得知，这是万历四十八年巡按御史王象恒提出的办法，把两个人合并为一个人，给双份粮饷，称为家丁。他确实看出八斗微薄粮食不足以留住壮丁，于是得到三百名精强之人，胜过六百名老弱之兵。如今如果再合并二百名，给双份粮饷，加上原来的共五百名，也可以成为一支军队的骨干，壮大一时的爪牙吧？如果担心积弊丛生、日新月异，后来三百名仍然变成今天二千八百名那样，粮饷合并了而人数反而更少，那么随时补偏救弊，就在后来的任事者了。伏请圣上裁决。崇祯三年七月十一日上奏。本月十六日奉圣旨：这份奏疏把通州营的积弊说得很清楚，着令范景文切实整顿；家丁合并粮饷之事，仍交有关方面酌情议定。该部知道。请求罢免。奏为治理军旅并非臣的才能，听到议论后自我反省，伏请皇上裁断，罢免臣职，以使兵政更加慎重。臣在邸报中看到湖广道御史的一份奏疏，奉圣旨：“朝廷大事，每每经过廷议，到了施行时，言官又多借端任意发言，这是什么心肠！”这份奏疏中摘陈五项弊病，说清理驿递中的冒领滥用反而是浮华浪费；说通镇督臣训练兵马反而是颓废，明显是图谋私利、替别人推卸责任，姑且不深究。该部知道。臣恭敬诵读之后，心中十分恐惧，还不知道台臣在论列中说了什么。等到得到他的抄本奏疏，才知道他详细谈到通镇兵马不应增加、治理兵马的人不应设置。兵力应当增加还是裁减，治兵官应当去留，自有朝廷的议论，臣哪里敢谈？只是他说：“如果因为整饬而被说成颓废，臣实在内心惭愧。”臣是研习章句的书生，不熟悉军旅，承蒙圣明恩典，皇上忘记臣的孱弱，把治兵的责任交给臣；臣受命后如同饮冰，开始从事讨伐训练，急切惶遽，竭尽愚拙心力，哪里敢自行造成颓废，仰面辜负皇上的恩遇？所以开创草创之地困难，臣从未反复诉说困难；劳心过度而生病，臣也从未屡次诉说疾病。然而在困难之处勉强支撑，时势本来就有周全不到的地方；在疾病之中苦苦维持，心力自然也有达不到之处。臣的工作是否已经颓废，也许臣自己还没有察觉，而台臣已经看见了其中的细微之处。这段像药石一样的忠言，臣哪里敢借此为自己推卸责任，只能用它来防范自己、勉励自己？但臣仍然担心圣旨所说的弊病没有追究到底。如果确实因为颓废而贻误重地，臣的罪责就更加深重，内心实在恐惧。伏乞皇上早日赐臣罢免，使臣安守愚拙本分，臣心情激切，惟有恭候命令。奉圣旨：“通镇军务，范景文必须竭力承担、妥善办理，以壮大朝廷声威，不必借言论来引申陈说。”该部知道。裁汰营将和军器局官员。奏为裁去可以省减的官员，以统一营制。查得，历来因军队而设置官员，因官员而制造器械，这是一定不变的原则。然而有时因官员而分设军队，因器械而增设官员，或许是因为有不能缓办的需要、不能违背的情势，姑且如此设置，也只是一时权宜，并非长久制度。臣初到通州时，本来草创蒙昧，不同于其他镇；查看兵器甲仗，一概没有，士兵徒手，拿什么作战？所以设置军器局，责成一名官员督造。如今一年来修缮大小铳炮以五千计，刀、枪、叉、斧以四千计，火药以十万计。按照今日兵马计算所需，按照今日钱粮计算所成，应该已经足够，军器局可以裁撤。通州标下有中、左、右三营；中营士兵是旧丁，官员也是旧官，原有官员两人。他们同为齐鲁人，新近克复永平、滦州，所谓父子兵，情谊如同一体；经历九死一生之后，突然更换将领，恐怕他们心中不安，所以暂时让原官统领旧部。如今时间已久，人心也已安定，营可以合并，官也可以合并。军器局裁撤，工匠自然一并裁去，营伍就更加充实；营队合并，士兵也自然一并合并，耳目就不会纷乱。除去多余庞杂的设置，清理耗费侵蚀，看来办法应当从这里开始。伏请敕令兵部复议，将参将白三学、守备张瓒径行裁革，赴兵部另行推补。这样不只是裁汰冗员，也是节省繁杂费用。重新确定经制。

译奏为详察军制中烦杂费用实在可惜，恳请圣明敕令重新确定，以垂示法守、便利供给之事。臣接到本部关于前事的咨文，奉圣旨：据奏，昌平、蓟州等镇的兵马文册，营伍数量相差悬殊；冗余武官依附钻营，滥用侵蚀；镇、道的公费，以及书吏、工匠、差役冒领粮饷等项目，种种积弊都没有彻底清理。着令督抚明确详细地说明并确定经制究竟办理什么事情；如果让这种积习继续沿袭，边政什么时候才能振作整饬？该部立即逐项摘出，命令查核重新确定，迅速回奏。今后各镇如有废弃的罪官、没有名籍的奸棍钻营求荐、听候任用，督抚应立即指名参奏，严加追究，重重惩治。如果徇私滥收，以致剥削军士、侵吞粮饷，责任必有所归。该衙门知道。臣敬谨遵奉，咨文送到臣这里。臣仰遵圣明旨意，详细解释原奏各条，虽然没有指明通镇，但其中所说营制应当整齐、冗员应当裁去，臣深深体会到这话的意义。臣镇兵五千人，因为有兵才设置官员，因为有官才设置粮饷，一切经制已经多次由户部酌情裁减。创立之初没有其他耗费漏洞，但既然圣上已经申明告诫，臣难道能够置身事外吗？于是从节省中再求节省，裁去其他各镇没有的设置；对于各镇都有的，也宁可按少的办理。务求裁去一个官员，就多出一份粮饷；多出一份粮饷，就可以养活几名士兵，如此而已。除去前面另行奏请裁并营将、军器局官员之外，又减少千总、把总等官员若干人，把“听用”等名目一笔勾销，每月节省二百三十多两。重新确定经制，具奏上报。至于废弃的武官钻营求进，臣向来就以冷面严厉办理；今后如果果然遇到请托文书，便立即用弹劾奏章处理。圣上明鉴昭昭，臣决不敢徇私情面而违背圣明命令。随从皇帝车驾祈雨。奏为《恭敬听闻圣驾步行祈祷，谨报告调动军队随驾护卫之事》。臣接到本部咨文，内容是钦奉圣谕祈祷雨泽，其中说内阁递出揭帖，奉皇上传旨：“久旱成为灾害，应该赶快谋划回应，应遵照皇祖步行祈祷的旧例，朕即将恭敬前往郊坛，为万民请命，卿等速传有关部门具议，选择日期举行。朕在文华殿斋居、吃素已经很久，不必再行斋戒，以免延误。”臣敬谨遵奉。礼部择定某日祈祷，请旨后传到本部，再咨文通知臣。臣捧读圣谕，仰见皇上敬畏上天、勤劳爱民，已经到了极致，无法再加。过去有盛王在桑林责备自己，周宣王因《云汉》而忧虑，千古传为美谈。如今皇上斋居便殿，亲自前往郊坛，为万民恻然请命，继承效法皇祖，诚意昭达苍穹，精诚深厚，甘霖自然即将应时而降。臣想到自己祈雨已经十天，诚意却不能感动上天，惭愧自己失职，以致扰烦皇上五夜焦劳。如今正当圣驾出行、云随龙行、万灵环护之时，臣的镇地处在郊外附近，按职责应当拥卫。谨督同总兵官李国祯，率领三千军士，列营于近处，在雨师之前警戒清道，拱卫皇帝车驾，使尘土清净。谨此具本奏闻。奉旨回奏。题目是《奉圣旨回复奏事》。接到兵部咨文，说本臣上题关于仰遵圣旨、严明防务等事，奉圣旨指出：屯政条议很多，却没有看到确切的规划和明显的成效。只是军队必须求精，不能让浮报的员额耗费粮饷，这还算是可以补救的。近来王道直奏报，各镇军队多是老弱之人；既然粮饷充足，养这些人又有什么用？范景文任职以后将怎样训练？应有多少人足以使用？援兵多少人可以撤回？都要明白奏报上来。凡督抚官员条议兵饷，只就所属地方的实际事务切实陈奏，不必泛泛沿袭空谈，遇到缓急也没有益处。兵部知道。钦此，钦遵办理，咨文传到臣这里。臣没有深远的见识，只有小心接到部咨，恭敬承受圣命，不敢不竭尽愚虑，供皇上采择；也是因为近年来清理剔除旧营，确实看到只有这样规划，才可能希望有所改观。承蒙皇上宽容臣的迂阔，因通州军务加以诘问，臣感激惶恐交集，如同临近深渊山谷。臣奉命招募训练军队，只有新兵五千人最为重要。这就是王道直所说勇武强健、意气飞扬的人。他所说的老弱，原本指通州旧营而言。这些旧营军队，过去一半属于将官卖闲，一半被各衙门占去服役；他们饱食粮饷，名册上虽有其名，实际上连这些人数也不存在。臣近来竭力冲破情面，苦心综合核查，把他们全部清理出来，又使他们归队；还让他们捐资修理器械、制作旗帜，使他们与新营分队轮流训练。然而新兵每月粮饷一两五钱，他们只有米八斗，约值五六钱。因此下令清查召集时，壮士都裹足不前，没有人来。仔细思量招徕鼓舞他们，只有清理屯田、增加粮饷这一办法。比如奉圣旨并粮的家丁五百人，也是旧营军队，但他们奔驰勇猛的气势与新兵相同，本来就是抬眼可见的。臣任职以后着意训练的，就是这五千五百人。潞河距离神京左辅很近，料想自然逃不过圣上的鉴察。至于援兵久已怀有思念故土之情，应当等到替代人员到来时撤换；湖广、浙江三千六百五十人，都可以撤回，没有一半撤、一半留的道理。只是撤兵以后，还要烦请圣明斟酌谋划，确定足够使用的人数；皇上如此重视要地，意义实在重大。臣愚见认为，所谓“可用”，是用来作战，也用来守城。作战就需要车营、骑营，非两万人不可。辛酉年间曾设置抚臣训练军队，也是这个数目。守城则通州两座城的城垛共有二千九百八十多个，每两个士兵守一个城垛，才勉强够登城防守。此外还有把守城门、守护街巷、侦察、设伏等事项，仍然需要许多人。如按己巳年守城的办法，京营和真定兵已经有一万八千人，那么无论作战还是守城，不到五千人都不能办理，这是很明白的。臣本想请求增加军队和粮饷，但因困难而停止了。所以臣与阁臣孙承宗、督臣张凤翼商议，有减去官兵而增加军队、减少客兵而增加本地兵的说法。增加本地兵以后，援兵就可以撤回。如今似乎应当预先储备一旅兵力，以防不测。这是臣就通州全局来筹划的情况。伏乞圣上鉴察，下令兵部议覆施行。崇祯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圣旨：新兵固然应当着意训练，旧营兵既已核查清楚，如果果真用心整顿，自然应当有所改观。难道五百名家丁之外，就再没有堪用之人吗？并且现在核查出的实际人数究竟有多少？先前王道直的奏报既不明白，开导范景文又再度含糊。所谓综合清理，仍然属于空话。再明白奏报上来。楚、浙援兵已经有圣旨了，兵部知道。奉圣旨再次奏报防务。

译题目是《奉圣旨回复奏事》。接到本部咨文，说本臣上题前事，奉圣旨如此如此，钦此，钦遵办理，咨文传到臣这里。臣捧读严明的圣谕，无地自容；想到新兵精练之事已经受到圣上鉴察，唯独旧营的综合清理，虽然费尽苦心，但原来的奏报确实不够明白。皇上宽恕臣的罪过而命臣再次奏报，感激天恩，哪里有尽头！通营军额二千八百人，其中双粮五百人，此外单粮一千八百人，共二千三百人，这是现有的额数，臣已经载入经制。再次呈到御前，关系到臣与臣下旧例，也就不再赘述烦渎；作为臣下，只须各尽职守，何必喋喋不休地自我辩明？如今再次恭敬承受圣上的询问，才敢详细说明整顿的实际情况。臣最初奉命驻守通州，全面核查军队，发现通营名额空虚，实在不堪入目，只有三百名家丁还稍可观。臣询问前任巡按王象恒，才知道因为粮饷微薄、军队疲弱，所以把两军合并为一军，因而与众不同。臣谨慎剔除旧营积弊，奉旨说三百名精强之兵胜过六百名老弱之兵，因而议定再合并二百人，承蒙圣旨批准，按数选完，这就是五百人之所以堪用的原因。至于这一千八百人，过去一半被各衙门占去服役，散列在各署，已经去掉大半；另一半则被将官卖闲，只领每月粮饷，吃饱肚腹，名册上所列不过是虚有其名。臣减少屏退随从，从清理被占用的役夫开始，各衙门于是再不敢占役，营卫官也不敢卖闲；从前名册上虚列的人员，才开始真正有人，这是臣不徇私情而整顿军务的结果。过去因为没有人，也没有器械；如今有了人，却仍然等于没有器械和没有人。臣又修造刀斧一千件、枪炮五百件、大小旗帜一百多件，使人人都有兵械，不再赤手空拳；只要一声指挥，就可以全军出动。这些都是军队自己捐资办理的，没有损耗国库，这是臣不惜费用整顿军务的结果。臣任督抚，只负责明确调度、执行赏罚、谨慎稽查核验；操练则由各将领负责。魏某因庸碌不能任事而被斥退，章某因疾病不能任事而被斥退；即使旧任道臣越权委托查办、接受贿赂，也受到严厉处分。千总、把总等官员，慎重选任，严格甄别；那些冗员中白白耗费薪水的，几乎全部裁汰。这是臣不避怨恨而整顿军务的结果。所有这些清除冒名、核实虚额之事，经过多番艰难经营，才使无变成有。但是，名册的去留、额粮的增减，与新营不同；要化弱为强，因此委曲求全地提出清理屯田的建议，难道可以做了一半就停止吗？其实臣的办法也不只是依靠这一点，同时还从多方面调剂、简练训练，希望逐渐改观，不辜负圣明责成的深意。总之，臣…… 臣的才赋本来短浅，但遇到事情认真办理，竭尽心力，哪里敢用旧例敷衍应付？伏惟圣上鉴察。崇祯四年七月初二日奉圣旨：据奏，通营旧军双粮、单粮的人数已经知道了。既然属于裁并出来的虚粮，查明现有额数后，更应着意训练，确实有益于作战和守城；不得仍旧托名冒充，重新滋生欺诈冒领，以致额定军伍反而亏缺，军备更加损耗。兵部知道。议论修建敌台的奏疏。题目是《议论修建敌台以巩固城防、加强重地防守事》。臣认为，自古善于防守的人，会使敌人不知道从哪里进攻。进攻有远攻和近攻。远攻时，用弓箭、枪炮，凭借城墙施放，比较容易。敌人靠近城下以后，形势急迫、力量困乏，这是危险的道路。所以古人设有敌台的制度。敌台紧贴城外，中间空虚以安置火器，三面横向攻击，出奇制胜的方法无穷；我方上下都无所畏惧，敌人也不敢逼近。一旦逼近，立即遭到毁灭，防守城池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因此说：有城而没有敌台，就如同没有城；敌台不合制度，就如同没有敌台。这就是城池用来保护人，而敌台又用来保护城池的道理。通州城曲折延绵十七里，百万物资储藏于此，关系军国命脉。过去只凭河流作为险阻，冰冻坚固以后，便又没有可凭借的险阻了，凭什么还能不感到恐惧？臣为守城筹划，去年曾议论修建敌台，部臣以时势困窘、难以兴办为由，搁置起来没有答复。但臣这个念头早晚从未忘记。近来监军道臣张春来巡视，环城察看，深深认为敌台应当修建，与臣的意见相合。张春亲自冒着箭石，守城和攻城的事情都亲身经历过，不同于远处揣测的人，这才知道这项工程确实不能不办。工程建成后，利益非常大；但兴办工程，资费也相当多。现在仍然只是请求在道路旁修筑一座房舍而已。土木、灰石等材料，臣愿意全力承担。一年中的公费，刻意节省下来，可以得到几百两。道臣将要离任，州臣刚刚到任，也都有所帮助，一切都不烦劳国库。只是第一项困难是砖料烧造不易成功。运输船上所带的砖有数万，正好足以补济。至于残缺后丢弃在河岸的很多砖，愿意请求工部拨给。第二项困难是民夫和雇工难以召集。京畿边地的班军可以酌量拨数千人前来，每天供给米二升，作为饮食。愿意请求兵部和户部办理；料想各位大臣同心谋国，或许不会再吝惜吧？伏乞皇上下令有关部门稍稍助臣一臂之力，那么十天之内就能筑成坚固的防御，京畿重地，难道只是为了通州吗？眼下将要到履霜的时节，农事空闲时召集工役，只有现在最合适。如果限定日期开工，可以希望不久告成；一旦有所拖延，就会耽误时机，臣束手无策了。还祈请圣明严令有关部门施行。崇祯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圣旨：敌台有助于防守和剿敌，览看奏疏，知道范景文不烦劳国库而愿意出力建筑。所需工料等项，由各部酌情议定，迅速答复。议论留任道臣的奏疏。

译题目是《道臣不宜屡次更换，重地不可长期空缺，谨顺应舆情、斟酌时势，请求准许留任，以巩固重镇》。臣捧读圣旨，圣旨据奏指出：张春竭力承担解围之任，充分显示忠诚能干；所举荐的刘应国等将领以及永平官兵，既然发誓报效，都着令由统领率领出关，听从枢辅调度，共同谋划剿击。事情平定后，从优提升叙功。是否应当增加督阵的名义，由兵部当日酌情答复。永平道事务仍着王凝祚用心料理。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伏地叹息说：道臣张春，前年臣刚刚奏请起用他到永平，立即取得收复滦州的功劳；今年臣再次奏请起用他到永平，希望取得救援凌州的功效。张春能够竭尽忠心，臣就可以借助他的力量。至于王凝祚复任一事，臣愚昧地仰读圣旨所说“永平道事务仍着用心料理”，似乎是说王凝祚尚未离开永平，仍然让他料理事务；可是如今他已经到了通州。前些日子从永平来到通州，这时又要从通州前往永平，道路往返难道不会耽误吗？时日逐渐过去，难道不会白白耗费吗？在永平未必能及时救急，在通州反而会造成交相耽误。难道哪里不是皇上的疆域？哪里不是国家的政事？却可以这样做吗？通州镇刚刚建立，草创经营，军务上传下达，道臣负责政务，一天缺少人手，就会一天耽误事务。如今一年之内已经四次更换官员了。越其杰因为个人原因连累地方，臣曾议论斥退他；胡福宏因为地方事务连累个人，臣曾议论改任。张春、王凝祚可以说是人与地方相称，却又相继被调往别处，不能有一天安稳地任职施展志向。没有合适的人，既然不想让他留任；得到了合适的人，又不能挽留他离去。官席还没有坐暖，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用好一个人？难道可以把通州置之不顾，把在通州任官看作临时寄居吗？恐怕从此以后，这个地方的官员把自己看作寄居之人，承担责任一定不会真切；这个地方的人把官员看作寄居之人，对政务的精神也会日益懈怠。把藩屏重地的官署等同于传递文书的驿站，把咽喉要地等同于儿戏，这实在不是用来显示朝廷威严、整肃人心的办法。而且不只是这一点，交接更替，茫然没有整顿的日期；送旧迎新，只会增加纷扰。根本重地，哪里适宜这样做？况且皇上也知道通州道缺官已经很久了吗？自胡福宏五月离任以后，中间张春在通州只停留一个月，办理完应酬、接见等事务，实际上已经空缺五个多月了。如果再调换，就必然要另行推补，计算他到任的时间，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臣坐镇一座城之外，其他地方都仿佛秦地与越地一样遥远，不像其他镇的各道错落相接，可以委托别人代为办理。因此此官可以更换还是不可更换、可以空缺还是不可空缺，圣明皇上深思熟虑，一定会有办法处理此事。伏乞下令有关部门议论，立即答复施行。奉圣旨：王凝祚已有前一份圣旨，着令速赴永平料理事务。通州道臣原本就是暂时设置的，不必推补。兵部知道。郊祀时护卫圣驾的奏疏。题目是《恭逢郊祀大典，谨报告调动军队以护卫圣驾事》。时节正值秋分，恭逢皇上开始在夕月坛祭祀月神。当时天气晴朗清爽，远远听到萧笙馨香之声，时令调和、年成丰收，用来进献美好的征兆，使神人与人间和洽。纵观中外太平盛事，没有比这更盛大完备的了。臣羁留在东郊，向往西边的祭坛，遥想宫门宏大敞开，重轮车上光彩焕发，正当万灵护卫，百官趋走，无不共同效法骏马奔驰的诚意，以壮大皇帝车驾的声势。像臣这样职在整治军务，按职责应当身佩弓囊，不能瞻仰皇上的余光，只能先于月亮引导光明。还幸而遇到这盛大典礼，可以和掌管秋收的蓐收一同清除尘埃，所以谨慎督率与镇臣李国桢统领三千士兵，远道护卫皇帝清道。臣又想到，如今祭祀台还没有修完，仍须选择地方扎营，应当使车马往来繁多而不妨碍田地茂盛；这样或许既能使皇上的车驾安静，又能兼顾四野百姓欢呼，也就是臣用来仰体皇上敬天爱民之意、严肃办理随从事务的做法。核查兵马钱粮并陈述权宜挂号办法的奏疏。题目是《依照旧例核查兵马钱粮，并陈述权宜挂号以便奉行事》。据管饷运主事臣林宏衍呈送本季度通镇兵马钱粮文册到臣这里，臣提取监军道臣的挂号文册进行比对，没有差异，谨遵从前惯例，一面将文册咨送部、科，此外特先行奏报。还有挂号一事，关系到核查，不得不酌情采用权宜办法。如今天下钱粮挂号都由道臣负责，因为各营兵马每月都有增减，所以发放粮饷必须经过负责监察的官员，逐一查实后才挂号；然后发饷官依据挂号发放粮饷。即使督抚复核，也以道臣的册籍为主要依据，以饷册作为凭证。通镇一向沿用此法，不是一天了。近来奉圣旨，道臣属于新增加的职位，停止设置、不再复设，于是挂号便苦于无人办理。臣与各位大臣商议，想交给密道办理，但往返二三百里，既不便于核查本地兵，也不便于核查援兵，事情就会拖延。想交给镇臣办理，则自行造册、自行查核不方便；想交给发饷官办理，则自行查核、自行发放不方便；想由臣亲自核查、亲自复核，也不方便，于是制度便陷入困境。臣认为，钱粮如果相互监察，弊端就难以容纳；一旦有渗漏，蛀虫就容易在无法可依的地方滋生。如果寻找办法仍然没有结果，那么暂时委托州官办理吗？那些人仍然是通过科举出身、任职通州的官员，由他们按通州的兵力核查通州的粮饷，或许可以实行。如果认为地方有司的事权不够重，那么禁止克扣、核实虚空等事，臣一概负责，只要使挂号的发饷官能够凭此办理支出，臣能够凭此综合核查，与前面三种办法相比，似乎还是较为方便。这是穷困之中寻求变通，不得不如此。伏乞下令户部议覆施行。奉圣旨：酌情议论，迅速答复。《文忠集》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四。明代范景文撰。奏疏【出自《镇守稿》】。恭敬报告节省公费修缮器械的奏疏。题目是《恭敬报告使用公费修缮器械，以求圣上鉴察事》。臣奉命出镇以后，户部复议营制已定的一份奏疏，奉圣旨说：两镇拱卫京都，士卒、马匹、粮草自然应当早作筹划，用来供给饱足。公费如果听任使用，各种名目的支出都要裁减。古代名臣亲自率先与士卒同甘共苦。如今既然已经酌情定下，姑且准许支给；还要淘汰冗余、节省浮费，积余补不足，用来供应修缮器械、购买马匹。钦此，钦遵办理。臣始终恭敬牢记。皇上既颁赐费用来养廉，又殷切训导来教忠，臣感恩佩德，哪里敢有所逾越？况且臣以饮冰自励，约束自己、奉公办事，向来就是如此。除马匹请求冏寺供应，不必另行购买外，只有器械一项，定额银一万五千两。军中所需千头百绪，想用器械来配银两，器械就不够；想用银两来配器械，银两又不够。臣开设制造局，派官员冶炼铸造，全部取用部银；于是又拿出公费另列修缮一项，有的修饰旧器，有的整治新器，专门责成一名官员主持此事。炮、枪、刀、斧等共制成三千四百多件，与制造局所制的器械相互辉映。至于兵书战策所记载的、术士剑客所传授的、可用于攻守的军火秘器，也都命令制造一件，以备掌故遗制，于是充满仓库，布列军阵，器械便多到用不完。此外剩余的银两便全部用来修筑城台，使两座敌台高高耸立，五种兵器整齐排列，这样才可以借此报答皇上。因为臣的原籍距离通州很近，只隔着一衣带水，日常所需一只船就能运来，不必再严重烦扰公仓。只是圣明君主曲意体恤臣下，哪怕一滴一粒都是恩典，开始时臣不敢坚决推辞而虚负皇上的赏赐，后来也不敢妄自花费而违背圣上的训诫。区区臣子，不过是用公家的财物办理公家的事情，臣自己又有什么呢？谨将修缮过的器械数目造册，直接送交工部备查。谨具奏章报告。奉圣旨：据奏，节省公费修缮器械、修筑敌台，范景文确实显示出急公奉公，知道了。有关部门知道。庆贺万寿节的奏疏。奏为庆贺事。恭逢万寿圣节，臣不胜欢喜，谨率全镇官员、属吏，面向宫阙叩头，具奏章称贺。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恩泽飞翔于九州，道德奉行于三无私之境，掌握五行，运转生化之机而永不停息；四时之德随心运行，包容养育万物，在贞下起元之际应合十二月而成就万物，使周天以八千岁为春。当天子有道，便能大受五福之福命，四海共同和乐，一起祝愿皇上万年长寿。臣奔驰任职已经两年，遥望五彩祥云，正值虹彩流动、雷电环绕的时辰，远远想象天颜有喜，献上天下安宁、黄河清澈的颂歌，欣喜歌唱国运正在隆盛，愿福禄、官位、声名、寿命无穷无尽，愿社稷河山永远稳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第一次请假归养的奏疏。奏为臣的疾病难以支撑，思念父亲更加紧迫，恳请天恩准许放归，以保全余生、尽到做儿子的感情。臣体质孱弱、才智浅陋平庸，本来没有什么足以承担任用的地方；承蒙圣上恩典，不计臣不能胜任，命臣到通州整治军务。臣感激知遇之恩，也自己忘记不能胜任，竭尽智虑和愚诚，希望效尽微薄之力，在镇任职已经一年十个月了。凭借皇上的威灵，能够获得安宁，臣稍稍免于罪责。如今福分过去而灾祸发生，仰面辜负皇上的恩宠，怎么能不把苦切至诚的心情向上天呼告呢？臣天生体质虚弱，向来节制饮食、谨慎保养，才勉强没有倒下。前年入援时，冒着风雪，那时危急迫切，无暇顾惜自己，因而使脾胃受伤，终于成为痼疾；风咳一类的病症，遇到寒冷就发作，到今年冬天更加严重，进入腊月后连续几天从夜到晓，一刻也不停声。食物咽下很困难，药入口便立即吐出；臣仍勉强接受医治和服药，不敢因此烦扰至尊。近来接到家信，臣父听说臣抱病，日夜忧惶，以至于减少饮食，询问臣的病情，自己看起来比臣更加危急，盼望臣归来，眼睛都快望穿了。臣一打开信，便血泪不断。父亲既然思念臣而生病，病情必定更加严重；臣既然生病又思念父亲，病体哪里承受得住？此时性命的忧患，臣还觉得是小事，但内心已经混乱，倘若因此误了疆场事务，臣的罪过就大了。伏乞圣上慈悲，怜悯臣的至情，特准臣放归，稍稍使病弱的身体得到休息，也安慰父亲的心怀。臣父子二人的性命，都是皇上重新赐予的，臣顶戴皇恩深厚，哪里有尽头？臣怀着无比激切恳求的心情，等待圣旨。崇祯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奏。奉圣旨：范景文奉命督镇，着令遵照屡次圣旨安心料理事务，不得轻易屡次陈请。兵部知道。第二次请假归养的奏疏。奏为臣的疾病调养日久而痊愈无期，仰恳天恩怜悯准许放归事。臣于崇祯五年正月十六日接到吏部咨文，说臣奏请因病难以支撑的一疏，奉圣旨：范景文奉命督镇，着令遵照屡次圣旨安心料理事务，不得轻易陈请。兵部知道。钦此。咨文传到臣这里。臣当即恭设香案，带病勉强由人搀扶，面向宫阙叩头。除了感到惶恐之外，敬畏这圣上的话，岂敢不勉力奉承圣命？只是臣到任镇守已经两年了，凡是应当料理的事务，早已竭尽心力办理，没有留下余力。所以前一年冬天胁痛病势濒危，去年初冬便血病势又濒危；当时正值枕戈待旦、忍死办事，不敢把病情上报。就是十一月内咳嗽不能进食数日，涿州兵调往通州，臣还带病勉强防守、整顿，事情办完后晕倒昏迷、不省人事达一昼夜，然而仍延挨到年关将近才开始向上天呼告。可见臣的陈请并非轻率。普通人的疾病都可以凭医药辅助治疗，抑制情绪自行排遣；臣的病却是因忧虑父亲而起，疾病因愁苦产生，愁苦越多病越重。因此从前只是减少饭量，如今却变成每隔几天便不能进食；从前只是少睡，如今却常常彻夜不眠；从前只是痰咳，如今连续不断，而且夹带血丝，以致元气日益虚弱，肢体日益消瘦，气喘、气逆、心悸等症状交替发作，每天都精神恍惚，像丢失了什么东西；勉强翻阅一会儿文书，气息就又接不上了。

译近来从千里之外请来医生，也束手无策，认为应当观察病人在冬春交替时的进退变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痊愈，治疗就更加困难。臣这才惊愕叹息，不再希望有谁能使臣起死回生，所能仰望的也只有我们的皇上了。臣受皇上选拔任用的厚恩，发誓竭尽全身以图报答，然而事情繁剧时不敢说，时势危急时也不敢说。如今通州军队每天都供调遣，营垒有一半空虚，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烦劳督治的事情，臣留下反而是多余，应当裁减；这并不是想借机逃卸责任，圣上也可以体谅臣的心事。伏乞天恩怜悯，立即准许臣退休，此后没有度过的岁月，都是皇上再生之恩；即使臣骨化形销，也没有一天不是衔环结草报恩。臣怀着极其激切的心情等待圣旨。崇祯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奏。奉圣旨：督镇是重大寄任，范景文应当遵照圣旨用心任事，怎么能屡次以生病请求离任？兵部知道。第三次请假归养的奏疏。奏为父亲的疾病和臣自身的疾病相互牵连，越发紧迫，冒死泣血恳求恩准迅速放归，以挽救臣父子的性命。臣最初因为自身和父亲生病，具疏请求退休，圣旨没有准许。后来传来父亲病情稍微好转的消息，臣第二次奏疏只说自己的疾病。臣卧病等待圣旨，近来家童从原籍赶来，说臣父先前的病又复发，医药不能入口，性命就在旦夕之间，昏昏沉沉不能写信，只能口头嘱咐让臣速速归去；倘若迟延，恐怕就等不到臣了。臣在病中听到这话，当即惊痛吐血，昏厥过去，家人急忙抢救半日才苏醒。因为臣父正等着臣回去作永别，而臣的病势又将使臣不能留下送父亲、也不能永远辞别皇上。臣心中迷乱，所有事务都不能思考整理，只有忠孝二字还明明在心。假如臣本来没有病却故意托病，以图逃卸责任，皇上必定不会容忍这个不忠的臣子，以此彰明法令；如今亲父确实有病，臣却还忍心留恋官位俸禄，皇上又岂会容忍这个不孝的儿子玷辱圣朝？这就是臣万不得已，再次冒死在圣明面前泣血陈情的原因。伏惟圣恩鉴察原谅，准许放归；即使臣回去不能挽救父亲的性命，也还可以送亲人走完最后一程，稍稍尽到人子的私情。如果没有葬身沟壑，将来尚能艰难跛行，也要报答皇上的恩德于万一。臣有心可以剖开表明，却没有眼泪可以挥洒；言语急促，情势穷迫，每一个字都像带着鲜血，臣不胜悲哀恳切，等待圣旨。崇祯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上奏。奉圣旨：已经有圣旨了，兵部知道。第四次请假归养的奏疏。奏为臣心中十分痛苦，计策已经穷尽，再次祈求天恩垂怜。臣接到邸报，知道臣所奏《臣病调理日久》一疏，奉圣旨：督镇是重大寄任，范景文应当遵照圣旨用心任事，怎么能屡次以病请求离任？兵部知道。钦此。又知道臣所奏《亲病身病相关益迫》一疏，奉圣旨：已经有圣旨了。兵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行，立即设香案，由人搀扶叩头谢恩。除此之外，臣伏念自己才智庸常、身体多病，究竟修了什么德，竟蒙皇上这样殷切不肯弃置？感念这番慈爱，越发觉得皇恩重而自身轻，即使捐躯粉身也不足以明白报答，哪里还敢再说离任？但皇上如同上天，痛苦时就要呼天；满腔血诚，除了圣明皇上，还有谁会怜悯呢？臣是独子，与父亲相依为命，从未分别超过一年。如今服役在外已经三年了，向来父子两地相隔，日夜惆怅远望；即使不时传来平安消息，也仍然难以放心。一听说父亲身体不适，心里怎么能安？情势急迫而呼求，哪里是能够停止的？臣仓皇上奏以后，一面派人询问病情，回报说臣父因惊忧过度、心力交瘁，倚门盼子，积郁成的重病已经数月不能解除。入春后又感染瘟疫，头面肿胀；前一次来使到达时，病势几乎已经奄奄一息，手不能写字，眼睛不能视物，只能在喉间微微发声，催促臣快回来，以便作最后诀别。全家围绕着哭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幸而隔夜出汗，火邪稍稍退去，但元气已经消耗殆尽，奄奄一息地卧在床褥上，如今仍没有起色。父亲年近七十，本来就像风中灯火难以保全，又经历这次危重病证，更像霜打的叶子容易凋零。此后调养比攻治更加困难，而臣兄弟很少，母亲又早已去世，汤药由谁来尝试，起居由谁来照料？回想白发老父孤单一人，形影相吊，臣难道能把肠肝铸成铁石吗？记得癸亥年，臣当时因验封休沐，回乡居住；臣父在吴兴做官，听说他抱病，臣骑马奔驰，十天走了三千里前去探视。昨天听到消息时，遗憾也不能缩地飞奔；但臣独自受命统兵，擅自离开有禁令，难道能忍痛吞悲，不敢稍有逾越。朝廷明文法令只允许臣早晚长声悲号；臣肠已断、心已碎，将吏没有不看见并怜悯的。臣想到，臣所能依靠的只是身体，而身体已经疲惫；臣所能竭尽的只是内心，而内心已经混乱。又怎么能够谋划筹策、竭尽辅佐之力，稍稍有益于疆场呢？皇上即使不为臣着想，难道就不能为边疆重地稍作考虑吗？皇上如果怜悯而放臣归去，臣父子都承受皇上再造之恩，生生世世发誓不敢忘记。即使不能这样，或者请假一个月，恩准臣回乡探望；臣的家乡距离通州六七百里，往返不过几天。如今春暖冰融，兵力寥寥，可以暂时交给镇臣代理。臣得以回去，便可以稍稍尽到乌鸟反哺的私情，出发以后还会回来竭尽犬马之报。想来圣明皇上也不会吝惜这一点。臣不胜悲哀恳切，等待圣旨。崇祯五年二月初八日上奏。十三日奉圣旨：范景文屡次奉旨谕令留任，览看奏疏，情词十分恳切，准许回籍。兵部知道。恭敬谢天恩的奏疏。奏为恭敬谢天恩事。崇祯五年二月十四日，臣接到邸报，知道臣所奏《臣心甚苦》等事，奉圣旨：范景文屡次奉旨谕令留任，览看奏疏，情词十分恳切，准许回籍，兵部知道。钦此，钦遵办理。臣痛切想到，因为父亲生病，臣三次请求归养，没有得到圣旨批准；后来听说父亲病危，情势紧迫，实在不得已才再次假借请假之名陈奏。臣这点心意，是想即使不能尽一天奉养之孝，也还可以争取见父亲最后一面。没想到臣积累的罪孽深重，灾祸延及父亲，父亲于本月初八日在籍去世。讣告传到那天，臣昏厥后苏醒，苏醒后又昏厥，反复多次。臣正在服丧之中，突然承受圣恩怜悯放归，捧读天子的诏谕，不觉感动哭泣，继而泣血。当即仰遵圣旨，赤脚奔赴南方。臣原本没有地方钱粮方面的责任，兵马一千多人，各有将领统领；皇上所颁的敕谕、符验、旗牌、关防，容臣另具奏疏缴还。除恭设香案叩头谢恩外，理应具奏报告。崇祯五年二月十五日上奏。二十日奉圣旨：览看奏疏谢恩，知道了。兵部知道。请求留下银两修筑城墙的奏疏。

译题目是《城墙工程已经有了头绪，心中急切希望完成，谨留节省下来的银两以完成前功、实现愚臣心愿事》。臣认为军中的事情，不过是作战和防守。作战依靠人，防守依靠地势；地势凭什么依靠？就是深沟高垒。想到通州是储藏积贮、屏障神京的重地，地位何等重要？臣刚到任镇守时，勘察看见旧城破败，询问得知，已经十年没有修缮了。当时就有修筑城墙的想法，但兴办工程，所需费用极多。前任知州卢承业请求发给一万两银子，还担心不够，不久又上奏缴还而停止。然而臣虽空手难以立即看到工程完成，早已苦心筹划。一年来，这件事不知在臣心中反复盘算了多少次。等到登上城墙整顿防守，看见这些坍塌的城垛、破败的城墙，不仅难以抵挡敌人冲击，连站立防御的地方也没有，何况施展特别的防守之策，实在令人凛然。臣于是顾不得估量力量，打算与敌台工程一并修建。因而拿出钱财招募工匠，趁空闲聚集工役，在一个月内补缺、加固坍塌部分，三面已经完工，增加了百余丈城墙，平坦高大得无法攀登，人们也有了坚固防守的意志。只是这项工程从未请求砖料，只是堆筑土墙；如果不加砌筑连接，终究难以长久。雨水冲刷侵蚀，先前的功劳难道不会再次废弃吗？臣原打算等春暖后完成此事，没想到自己罪孽深重而招来灾祸，听到父亲的死讯后离任。臣下筹划封疆事务，在任时就应当办好，离任后置之不理，不是忠臣。因此这座城有一处没有完工，臣的事务就没有了结；这项工程一天没有竣工，臣心中就一天不安。臣观察知州李一爵勤勉廉洁而有才干，力量足以办成此事，所苦恼的只是钱粮。臣原先积存各项钱款以备工程使用：一是制造器械，原先领取工部银两制造器械，剩余一千七百三十多两；二是操练赏银，部分裁减节省的银两已经上题作为操练赏银，除去已用的，剩余五百三十多两；三是节省下来的银两，臣从各项费用中搜剔节约，以及州官呈报的赎金，共一千三十八多两；四是盐菜和修城班军费用，户部按例准给以及临时截留每日扣存的银两，共二百二十四两九钱八分七厘九毫九丝。现在分别储存在饷司和州库，可以用来购买材料，十分充足有余。假使州官全力办理，营卫也协助出力，工程大概很快就可以完成。从此粮储重地永远固若金汤，臣这个孤身离国的人，拳拳不忘的一片心意，或许可以仰答皇恩于万一吧？伏乞下令有关部门议覆施行。奉圣旨：有关部门立即议覆。请求赐给父亲祭葬待遇的奏疏。奏为微臣将要无法及时侍奉父亲，已故先臣一生急公奉国，值得念及，伏乞天恩照例赐予祭葬，以光耀泉下事。臣私下自幼接受家庭教诲，每每把忠孝看得十分谨慎。自从接受皇上督镇的任命，日夜竭尽心力，早已发誓忘却自身。然而心中始终不能忘记的，只有明早回报君父的一念。近来因为臣父永年在籍抱病，臣痛苦得如咬指一般，泣血陈情四次上疏，才蒙皇恩准许，但臣父却来不及等到。此乃臣罪孽深重、上天降下割心之痛，又还能说什么，只能赤脚奔赴南方；到了乡里，凭棺痛哭昏厥，几次救治才苏醒。仔细询问父亲病中的各种情形，才知道他向来因倚门盼子而心力交瘁，卧病已久，却独自隐瞒不让我知道。书信往来时，还故意谎称平安。等到家人看见病势沉重，暗中派人到通州报信，父亲还从床上勉强起身阻止说：‘儿子受皇上选任，承担封疆重任，难道可以因为这些事分散他顾念国事的心吗？’臣一听这话，五内摧裂。想到臣既不能代替先父最终报答皇上，又不能带着君命与先父永诀，惭愧辜负天地，真成了被杀戮的罪民。思考怎样使父亲在黄泉下增光、在白日下显耀，使父亲虽死犹生，而臣活着也不至于白活，所能依仗的只有圣明的恩典。然而臣不敢只以私情请求。臣查考礼典，其中一条说：在京三品、四品官员的父母，曾经受过封赠或已经致仕的，各按品级修造坟墓安葬。礼典条例又有一条说：遇到有军功而官阶未满三品的，可以追及其父母。臣父原任南宁知府，按礼致仕，诰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又因恩诏晋升为大中大夫，其履历在吏部可以查到。臣先前任抚豫之职，星夜奔驰入卫，奉命守涿州；后来又奉圣旨称范景文统率军队有方，事情平定后与守卫昌平一并叙功两个月，陵寝安然无恙。守卫通州两年，漕运没有阻塞。在通州修筑城墙、敌台，整饬兵伍，制造器械节省银两三千四百多两，招募士兵节省银两一万六千五百多两，这些都曾分次题奏，案卷在各部可以查到。总之，臣三年奔驰任事，所经历的全是军中事务；三镇的防守、剿敌，所指挥调度的都是军功。即使臣没有及时将父亲带回归养而未能做到，即使归去，也都是因为军务。如今时局多故，臣已经舍弃家庭之念来报效君主，皇上仁慈广大、恩及同类，还应当借君恩使亲人荣耀。圣明君主体恤臣下，应当不会吝惜一点怜悯而赐予祭葬吧？臣又查考礼典，其中一条说：四品以上官员的父母曾经受过本品级封赠，先后病故时，可以因后死者祭祀，并且及于先死者。臣母诰赠恭人马氏，去世已经六年，至今还停柩在浅土之中，现在将要与先父合葬。如果不能一同沾受浩荡皇恩，作为人子的心情将如何呢？臣查有湖广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升任兵部右侍郎张翀，以及山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升任兵部右侍郎李景元的事例，可以援引比较。这两位大臣都是升任后尚未到任，臣实际任左侍郎已经两年，论资格又超过他们。伏乞下令有关部门查照先例，复议奏请，准许臣获得应得的祭葬待遇；这样皇上的诏命一旦焕发，臣的乌鸟私情便可以伸张，也可以把教子尽孝、尽忠报国统一寄托其中。臣不胜悲哀呼吁，等待圣旨。奉圣旨：有关部门查照先例具奏答复。谢恩奏疏。

译奏报恭敬谢受上天恩典一事：臣的父亲原任广西南宁府知府，加诰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晋阶大中大夫范永年病故，臣上奏请求优恤丧葬典礼，奉圣旨，命该部查照条例具文复奏；礼部题请复奏，奉圣旨，准照例赐祭一坛，减半制造▯马氏并祭，钦此。于是河间府知府石文器前来宣谕祭奠，本府发给安葬费用及夫役、工匠银一百五十两。臣谨叩头领受，已经依式造▯完毕，感激之情无以复加，哀痛之情也无以复加。臣想到自己四次上疏请求归养，三年奔走在外，罪过多而功劳少，幸得蒙明君宽宥；自己罪孽深重，反而给严父留下灾祸。长久不能朝夕侍奉，徒然伤痛徐庶的心情；父子永隔幽明之间，只有怀抱皋鱼般的终身悲痛。捶胸呼天，盼望死后能在泉下相从；洒血呼喊重重天门，哪里料到云端忽然降下诏命，既像丝带又像绳索般光彩的诏书，载着龙章，像斧钺又像方板，终于使父亲墓上的马鬣得到光荣；光照幽暗的墓门，使那里如同没有黑夜；使幽冥中的魂魄如同生前。几案间萧萧作响，仿佛神灵之风来此聚集；身披苫块、居丧哀号，转而泪如雨下。仰承皇上恩泽及于泉壤的仁厚，俯首深切感戴铭心；追念自己奔走劳碌、事务繁多，尚未能以马革裹尸报国，只有悲伤父亲入殓时自己无力相助，乌鸦哀啼几欲断绝，终身抱恨，觉得天地都难以容纳这份悲痛。世世代代承受皇恩，又兼有哀痛与荣耀一并达到极致；即使九泉之下的父亲能够复生，也会顿时舒解风木之悲；臣这七尺之躯尚存，岂敢忘记以犬马之劳报恩？愿与四海之人共同祝愿皇上圣寿如天。臣实在无法承受这瞻仰依恋、顶礼戴恩的至诚之情。辞谢南宪职务的奏疏 风纪重任，臣难以胜任，自忖不能就任其列，恳请皇上俯允臣辞免，以重振台纲，使臣安守愚分。事情是这样的：臣在原籍接到吏部为补缺官而发来的咨文，奉圣旨，任命范景文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钦此。臣听到诏命，感激不尽，又惶恐不已。臣自念器量资质庸陋，学术浅薄，操守不过拘谨而未通达于成材之道，实在微薄，难以适用于政务。因此二十年取得仕籍，大多时间在家奉养；服丧三年，作为活人的责任也已经尽了。如今只是闭门调养身体，以延续残余的生命，击壤歌咏，以享受圣明教化，这些心愿已经满足了。忽然听说宠命降临幽居之处，要臣统领台班，整饬南国纲纪。想到这种特别的知遇远远超出梦寐所及，臣战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知所措。臣私下想到，柏台是掌管风宪的地方，陪都又是清议所关，职位次于六卿，品阶尊隆而独居一座。这样清贵重要的职位，哪里容易称职？即便如傅淑训，资历声望也比臣高出数倍，臣正谦逊推辞还来不及，又怎敢让自己的糠粃之才先于他呢？深夜反省，徘徊不敢前进，实在害怕辜负皇上特殊的知遇，并不只是想保全自己的本来志向而已。为此披肝沥胆陈述，伏乞圣上明察，收回成命，另选贤能，将使宪台更加尊重，也稍可避免臣尸位素餐、才不胜任的讥讽。奏疏【南枢稿】整饬属官的奏疏 南京兵部尚书臣范景文谨题奏：为恭敬陈述整饬属官的要务，以肃清国家政务的规制。臣才识浅陋平庸，向来不熟悉军旅，只因时局紧急，冒昧接受皇上隆恩，辞谢未获准许，又蒙温和诏旨，受命之时如同饮冰，岂敢不勉力竭尽驽钝，以报答皇上深厚的恩德？只是留都乃国家根本之地，军机事务维系所在，平时已不易承担，今日更恐怕有所陨越。将卒骄纵偷惰已久，营伍废弛日益严重，若不彻底澄清，竭力振作整饬，把居重驭轻的军队当作草扎木偶般的游戏，又凭什么巩固丰镐、安定东南呢？想到接受皇上非同寻常简拔任命的正是臣，臣有智慧可以竭尽，有力量可以用尽，不敢不鞠躬尽瘁地办事，以仰答皇上的知遇。然而臣所分任筹划政务、共同治理事务的，是各司臣僚；他们必须同心协力，能够发挥匡正辅佐的作用，难道只是各人自行树立威信，还要来帮助臣忙碌不成？特意列举大要，共同勉力，正本清源。臣请求以身作则，而要求各司臣僚做到的有五点：第一是清廉。周官的六计首先重视廉洁，操守不清，其他节操也不能赎回，所以若不能严守一介不取，凭什么剔除整治百般奸弊？不只是在暮夜暗中送金，严重违背清议；即使是按常例交际，也会玷污官箴。贤者自爱，各自珍惜自己的名节，哪里肯走卑陋的旧路来玷污自己的身名呢？第二是公正。南京兵部虽然没有北部那样的升迁任免权，但各营官员考核有优劣，各卫选补有去留；如果爱憎之情一生，贤能与否就会混淆；请托一开，虚冒之弊就会炽盛，凭什么使人心服而消除喧哗诟骂呢？所以一定不能被恩怨牵制，不能顺从个人喜怒；做到可以告知上天，也可以对人明言，这才差不多。第三是严明。烈火使人畏惧，柔水使人溺死；统领军队、执行法令，更难宽纵姑息。如今人情争营私利，私意窥伺探察，所以一定要冷面如铁，执法如山，把出于情面关系的姑息一概除去。除入署议论军务以外，务必停止交往、断绝游宴，以防内外交通；所属武官尤其不许私下往来，以疏远防范的藩篱。第四是机密。用兵是诡道，必须以机密行事；机密泄露而导致事情失败，应当作为鲜明的警戒。难道没有谋划藏在密室，却泄露给属墙之外的情况吗？凡是在饮酒吃饭、醉饱之间，或在仆役胥吏交往之际，稍微泄露一点消息，便会被凿空夸大；文书思虑如苍蝇传播，防线像蚂蚁溃堤，尤其应当谨慎再谨慎。第五是勤勉。精明敏捷便有神助，庸懒怠惰就会招来祸患；要用智慧探讨事务，用尽力量鞭策振奋自己，不能拘谨迟钝地建立功业，却反而悠悠忽忽地消磨时日、自弃其身，那就是耽误国家了。何况如今正是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时候，正是卧薪尝胆的时期；退朝用膳时还应当专心焦虑国事，在公职上岂容身体懈怠？还应当恭敬共守你们的职位，做到顶踵俱捐、竭尽全力吗？以上五条，臣并不是向各位臣僚苛求更多，实在是痛切感于时事。正如医治盲人必用金针，治疗痿病必用砭石和药物；若不刺治，疾病就不会痊愈；琴弦若不更换张紧，声音就不会振作，仅此而已。臣自从到任，已经住在部中，拒绝馈赠，断绝交游，并且用这些要求自我约束来整饬属官，所以这样反复叮咛告诫。倘若臣自己违背所说的话，在皇上的明法面前便无可辩解；各位臣僚若奉行不力，臣也将奉皇上的明法办事。臣沥血陈言，所说的只有这些。奉圣旨：览读卿的奏疏，这几条本来就是做官的规范，枢司尤其应当谨慎遵守；还要务必以身作则，率领属官，以副托付重任。该部知道。附录五箴 范景文开始任枢部之职，首先整饬属官；入朝奏告后，仰蒙皇上训示，要以身作则。日月如在上监临，岂敢不凛然承受？于是作五首箴词，共同互相勉励，用以记载对越上天之意，不敢有任何过失和遗忘。清箴

译周官的六计，把廉洁置于首位。山中的泉水寂静清澈，市井的泉水污浊不洁。盗贼尚且忍受口渴，想到自己的名声便心生畏惧。不要说无人知晓，夜间送来的金钱也能迷惑人。高高飞翔的凤凰仪态端庄，是圣明时代的祥瑞。凤凰以竹实为食、以醴酒为饮，首先要洁净自己的鸟喙。鸢鸟惊惧腐鼠，这是失去本类身份的表现。蚂蚁造成的缝隙若不堵塞，大的防线最终也会溃决。严守一介不取，百般奸弊都可以摧毁。微臣作此箴言，谨敢告诫诸位官员。公箴 身居下位，怎样奉行“三无私”？没有私心才叫公正。用什么来作为准则呢？天，空旷便能光明；不要心怀偏私和疑忌。地，广大便能容纳；不要吝惜施布恩惠。日照月临，难道肯遗漏细小的瑕疵吗？江海浩瀚，万艘船乘风疾驰。鸣鸠悲悯七只幼鸟，平均哺育它们。难道这是失去伦常吗？只是按照资质才能给予适宜安排，使大家共同走在大道上。权衡就在这里。微臣作此箴言，谨敢告诫有关官司。严箴 烈火使人畏惧，柔水容易使人溺亡。家庭依靠严正的父亲，威信使人信服而接受教化；国家依靠严正的臣子，荆棘杂草才会枯萎，正道才会生长。贤明正直的人，即使处在幽暗之地也会敦厚自律；那些偷惰者改变心志，未感寒冷却已经战栗。凡是君子，不要总是毁谤吗？那不过是影子和回声。实际上前来的是僭越邪恶之人，只有我高皇帝的谋略训诫才严整周密。怎敢用邪曲偏颇来毁弃法度文章？显赫而微小的臣子作此箴言，谨敢告诫同僚职官。密箴 事情的成败，并非一朝一夕造成；不守机密而导致失败，鲜明的训诫便在这里标明。针尖般细小的消息一旦泄露，整个局面都会受损；良好的谋略和意图，传播起来就像风吹箫笛；谋略松弛，营垒便如獍枭般张狂；言语能够引发战争，实在是祸患的挑端。应当像古人那样，在显明处采取晦暗之道；暗中掌握权柄，像山岳一样挺立不动。珍惜这些吝惜积蓄的机密，填塞那些粗疏外露的漏洞。微臣作此箴言，谨敢告诫各位官吏。勤箴 警醒勤勉的贤士啊，应当思考自己的职守，难道因为身居官职，反而可以偷懒怠惰吗？早晨讲论，晚上谋划，夜里计算事务是否有虚弊；华美优厚的俸禄职位，不是用来供人娱乐享受的。沉溺声色美酒，却害怕辛劳，国王的事业没有片刻安宁，却不能承继前人的事业；只顾贪图时日、看着日影流逝，怎么能长久保持声誉？鞠躬尽瘁，古训说的是什么？勉力恭敬共守职位，便可施展美好的福祉。微臣作此箴言，谨敢告诫匡辅之臣。对叛贼不可轻信，其叛乱形迹已经逐渐显露。奏疏。范景文奏报：对叛贼不可轻信，叛乱形迹已经逐渐显露，谨据所听闻的机密紧急情况入朝报告，伏乞皇上明察，向各处一体申令告诫，以杜绝隐患。事情由职方清吏司案呈本部：七月间接连收到提塘官吴梦禇报告说，流贼八大亡在襄阳等处，与百姓互相交易，公开设局打造军器，又每天制造战船，累计已有一百多艘等情形。据此，已经移咨总理，秘密察看情势，抚慰和剿灭两法并用，必须防备意外，不要落入圈套；又咨文江、楚、凤、应、皖、操各抚，严令所属镇、道、府、县，在紧要处所加强防备，事后据此具题等因送到本部。臣考虑到流寇蹂躏中原至今已十年，皇上锐意荡平，已经把征伐大权交给理臣熊文灿，十二万军队、二百多万军饷，不惜竭尽海内百姓的财力和九边军力供其指挥，本来是要摧毁贼巢、廓清天下、洗荡一空，并不是让一个抚臣豢养这些叛贼余孽，作为苟且偷安的计策。从来治理盗贼的方法，有剿灭，有招抚，权宜之时可以同时施行，形势上却难以偏废，谁不知道呢？只是剿灭之后再招抚，求得招抚的主动权在贼方，而权力在我方；不剿灭而招抚，求得招抚的主动权在我方，而权力却在贼方。权力在我方，就可以自由操纵；权力在贼方，叛乱或归顺便不会恒定。而且招抚无效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了：这里刚招抚，那里就反叛；早晨招抚，晚上就反叛；表面招抚，内部仍反叛。这不是招抚事务本身局势多变，而是没有先剿灭来控制他们的生死罢了。如今楚地贼人张献忠据守理地，臣起初上疏认为他已经切实输诚，最终不会再有异志。果真如所说，就应解散党徒，卖掉刀剑，安心耕作；即使随营效力，也应收起铠甲、隐藏兵器，静听调遣。可是人员不散，队伍和器械也不撤，人员分散在民间取食，资财交给商人，又占据陆地而重新问津水路，买马又重新造船；道路间流传的消息，更有不堪言说之处。由此可见其叛逆的萌芽深不可测，正在伺机疯狂逞凶，难道只有智者才看得出来吗？理臣身负招抚之责，或许在进退取舍之间另有驾驭安排，决不至于把贼患遗留给君父忧虑。然而当局者容易迷惑，偏听偏信而不加察验；倘若养痈成患，一旦溃发，便会乘风破浪；再加上江北旱灾蝗灾，流亡遍道，饥寒之人容易响应，形势一旦决裂如涛涨，后悔哪里还来得及？臣已经秘密发布文告，谨慎告诫江流各处，等贼人来时设法歼灭他们，但仍担心千里长江处处可以乘隙，顺流横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且贼人狡猾多端，真假难以辨认，可能让人装作估客，把船伪装成商船，穿白衣摇橹，突然在一旦之间发动袭击，岂能不预先防备吗？伏乞皇上严令告诫理臣：既然负责剿贼，为什么剿灭得不力？兼负招抚之责，又如何使招抚有始有终？务必在局势尚有残余时收拾残局，在祸患尚未显露时消弭它。即使臣所说过于严重，对疆场事务也还会有好处。并请敕令楚、江、应、凤、皖、操各抚，严督道、镇、府、县各级官员，设置战舰，训练军队，远处侦察，秘密巡哨，层层布置，多方预防。再次发布关文，设法稽查商民船只，分别编定字号，不要让他们乘隙潜伏窥探。或者调遣一支水师，扼守江、楚中间，以挫败贼人的奸谋。想来朝廷一定会及早谋划。伏乞圣上裁决施行。九月十八日奉圣旨，该部审议具奏。应当保存直言，人才可惜的奏疏 南京兵部尚书臣范景文谨奏：为应当保存直言、人才实在可惜，恳请圣明曲加宽宥直言进谏的臣子，以振作士气，使人心归服。臣等在南国任职待罪，庸碌列于班行，不能有所建言，以仰助圣明的治理，日夜怀着惭愧恐惧。只是从邸报中仰见皇上精明勤政，侧身求贤，早起晚睡，急切想使天下达到三代以上的盛世，而流寇气焰炽盛，不能立即使皇上一人的心愿得到安慰。近来枚卜大臣之举，广泛咨询访问，甚至降下宽宥的天光，曲加清问，特意选定五位臣子，使他们入阁辅政；求取人才如此诚恳，选择人才如此谨慎。兵部尚书杨嗣昌忽然在服丧期间首先接受白麻诏命，想来是因为从前的内阁中没有熟悉军旅的人，而他长久经历边疆，通晓边情，必定能够雪耻除凶，确立大计，天下没有人不谅解皇上不得已而任用他的心情。辅臣从入仕掌管枢密，到后来执掌政务，屡次上封事，频繁请求终制服丧，情意言辞悲切，声泪俱下，最终感动皇上，徘徊之后接受职位；他不得已而应命的心情，天下也有很多人谅解。于是词臣黄道周等坚持义理在朝廷上争辩，不怕再三进谏，以至于仰冒触犯皇上威严，最终也没有回避。

译有人说，辅臣过去夺情起复，还可以依据军务紧急作为理由；至于现在则没有可处置的理由，难道也是不得已才争辩吗？一时之间群臣议论都感到痛快，圣主与直臣的情形如今再次出现，皇上一定会欣然嘉纳。大概爱惜人才、救济急务，不妨采用一时的权宜之计；但立法垂示后世，仍应保存万世不变的常经。听取意见和任用人才，都属于朝廷之权，二者并行而不相悖，谁敢不服？然而臣下接到严厉诏旨：黄道周降六级调往外任，何楷降二级调往别衙门，林兰友补任而降级，刘同升、赵士春各降三级调往外任。天下这才开始彷徨疑惑，私下忧虑过度。因为人才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士气难以振作却容易衰靡。山河所孕育的人才，灵秀之气并不常常集中；祖宗所培养的人才，也有用尽的时候。如今即使把服丧中的人才放在鼎铉这样的重位，也正是因为人才难得。如黄道周等几位杰出人物，任用他们还怕太晚，抛弃他们又怎能得到他们的作用？于是共同推举成熟的果实，却只能叹息抓住藤蔓。这就是臣等为人才感到可惜的地方。古人说：平日没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临事就少有能守节死义的臣子，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上位者长期培养士气罢了。而且任用或舍弃人才，实在关系到天下的趋向。各位臣子的进退处置权在皇上，若只是姑且表示创惩、更加磨炼激励他们，臣等仍担心皇上听见看见而不加察明，于是人们便认为朝廷有意厌弃直节，必将养成顽钝的风气，柔媚逢迎成为习惯，毁弃原则以求进用，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这就是臣等为士气担忧的地方。皇上天纵圣明，独能观察万物变化的根源，难道会想不到这些吗？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安定辅臣的心，想要得到他的任用罢了。臣等认为宽容他们，反而能使辅臣更加安心。为什么呢？辅臣博通古今，俨然以豪杰自负，也知道违背清议、摧毁人望，便不能出仕有所作为。仅看他昨天接连上疏剖白内心，想向天下说明自己的孺慕之情；皇上在平台召见对答时，他又竭力为道周解救，他胸中所存的心意，完全可以由此想见。容纳进谏者，辅臣的心意就能昭然；惩罚进谏者，诸臣的名节反而更加彰显。所以说，宽容他们正是为了安定辅臣。况且难道不能看看往事吗？宋代唐介极力诋毁文彦博，文彦博于是请求召回唐介，所以唐介的名声最终并没有高过文彦博。由此就可以知道，今日辅臣如何自处，以及皇上如何对待辅臣。臣所听闻，黄道周立志效法古人，学问卓有根本；清正的风骨足以使懦弱者振作，见识洞察人情天理，忠义凛然，实在怀有使尧舜成为自己君主的愿望。何楷、林兰友都具有刚强的性情和坚贞的骨气，虽历经百般挫折也不回头，像凤凰在梧桐山冈上鸣叫，一时被称为国家的祥瑞。刘同升、赵士春忠孝世家相传，成为当时栋梁，曾经亲受皇帝选拔，不辱没科举功名，天下人都心悦诚服。得到这样几位人才，臣等自许为孤忠之臣，独立敢言，不知道避忌，又有什么私人依傍呢？圣明的皇上或许也能察见他们并无其他私心吧？他们的言论虽不能说没有过于激烈之处，稍嫌鲁莽，但汉代朝廷所称的鲁莽之臣没有谁超过汲黯，而淮南王的谋反最终依赖他的鲁莽直谏才得以平息。若公孙弘那样的人，不过是揭发弹劾、振落枝叶罢了；那么对人才的任用和舍弃，难道可以不慎重吗？以人臣辅佐君主，这是臣下最高的准则；辅臣的职责在于赞助辅弼，相信他一定会竭力推举援助这些人，以彰明皇上意料之外的作为。因此愿皇上始终为辅臣保留余地，以宽宥各位臣子。臣等忝居九卿之列，情义上难以三缄其口，谨共同陈述实情上请，伏乞圣明裁察。臣不胜惶恐激切、等待命令之至。奉圣旨：大臣应当断绝私心、奉行公义，尊崇君主、体恤国家，为什么竟然借传达诏旨来求取名声，轻慢视同屡次降下的诏旨，拾取拼凑文字来亵渎，明显属于朋党谋划；把持那份奏稿、实际起草的人是谁？命范景文明白具奏，该部知道。应当保存直言的复奏 奏报遵照圣旨明白具奏一事：臣等于八月十三日上呈《谠论当存》等事的一道奏疏，近日在十月十九日接到吏部咨文，奉圣旨：大臣应当断绝私心、奉行公义，尊崇君主、体恤国家，为什么竟然借传达诏旨来求取名声，轻慢视同屡次降下的诏旨，拾取拼凑文字来亵渎，明显属于朋党谋划；把持那份奏稿、实际起草的人是谁？命范景文明白具奏，该部知道。钦此。臣谨敬遵照，将咨文传到臣这里。臣跪读圣明诏旨，战栗无地，魂魄稍稍安定后，感激更加深重。臣愚昧鲁莽已成性，冒犯皇上威严，自料即使面对斧钺也万无可辞。然而幸蒙皇上广施包容，曲加训导，臣岂敢粉饰私意、隐瞒内情，不据实陈述？臣想到臣等充任九卿，按情义应当遇事进献忠言，并不是只经营好一个职位，便可以说完成了报国责任。至于辅臣杨嗣昌夺情起复，皇上因为流寇尚未平定，不得已借重人才，原本属于一时的权宜；而辅臣以军务紧急为由不能回避，先是掌握枢机，继而执掌政务，一时诸臣援引情义相互规劝；臣等仰读皇上谆谆切切的诏谕，谨慎遵守圣旨，不敢借传达诏旨之名冒昧烦扰，战战兢兢，或许可以说自己附合了尊君体国的道义。只是黄道周等人接连上疏坚持争辩，以致受到谴责贬谪；进退升降本是圣明皇上的权宜磨炼之权，但朝廷内外的人心不了解其中深意，都替五位臣子感到可惜。即使辅臣身处这件事之中，尚且还竭力设法解救他们；臣等若坐视不管、隐忍不言，那还谈什么“知无不言”呢？当时南方各位臣子心里都有同样的想法，认为申救黄道周等人，圣旨中从未说到人才可惜这一层，大体关系重大，应当以公正之言说明。臣忝任掌道赞理的班行而居首，于是斋戒沐浴、起草文稿，拿给诸位臣子看；诸位臣子都认为可以，于是列名上疏，祈求皇上宽宥孤直之臣而安定辅臣。这就是当日真实的情形和事实。臣上疏十天以后，得到文华殿召见对答，才知道皇上称赞黄道周的操守，又说他的才华也值得爱惜。既然如此，道周一生砥砺自守，早已受到皇上鉴察，臣等盲目的议论又哪里能补益皇上的高明深远呢？只是抄传奏疏到达迟了，以致多说了这些赘语，臣含惭引咎，无地自容。臣私下想到自己不过是北方边地的寒门儒生，从来没有党羽，何况与黄道周等人连一面之交都很少；臣只是知道要为朝廷留住一个人才，使一个人才得到任用，岂敢徇私拾取言辞，仰负皇上的隆恩，以至触犯明法？臣等伏居南国，远隔玉阶；如今听到皇上的训示，更加切实地铭记服膺。若再稍有陨越，使明主蒙羞，真是斧锧也不能宽贷的罪过。正逢防御战事、内部纷争，忙于治理军务，臣日夜徬徨，言语没有条理，又不敢长久拖延。臣回奏此次事情，反而加重过错，谨此明白具奏，并一并认罪，请求恩宥。臣只有束身坐在草席上，静听处分罢了。臣不胜战栗待罪之至。奉圣旨：朝廷任用和舍弃人才的大权，岂容臣下反过来掌握？黄道周的谕旨已经说得很清楚，范景文为什么竟然倡导众人结党庇护？命该部院议处具奏。革职谢恩的奏疏

译奏报恭敬谢受上天恩典一事：臣在邸报中看到吏部的一份题本，是关于遵照圣旨明白具奏一事，奉圣旨说：“范景文植党营私，沽名钓誉，倡导众人，大臣体国的情义在哪里？着革去职务，作为平民，其余暂且不追究，员缺速速推举堪任者来补用。”钦此，谨遵奉。臣想到自己昧于时机，不知进退，鲁莽而任性，四年辛苦经营，徒然留下报国的热忱；疾病缠身，又惭愧缺乏匡救时局的策略。按照臣负才尸位的过错，早应列入幽黜之条；仰蒙皇上广施包容，俯加宽贷，姑且只惩治微罪，仅追究多言，将臣列入编户平民，解除肩上的负担。像从天上听到皇上的诏旨，犹如从梦中醒来；伏地反省自己的过失，浑身都是冷汗。结党不是盛世所应有的事，求名哪里是臣子可以占有的？臣即使愚顽，难道敢故意去做吗？实在是迷惑太深而不能自解，见识昏昧而不知收敛言语，以致福过而灾来，刑罚随之夺去官带。越发知道皇恩情义深重，自觉自身轻微。臣的罪过应当诛罚，却妄想移山填海来报答；君恩如此深厚，和厚地高天有什么区别？从今以后凿井耕田，歌咏都归于皇帝的德泽；同时以补鼻、息止断足之刑般的宽恩，臣从头到脚都感激皇上无穷的再生之恩。铭记在心，愿至死不忘。谨于今日辞别陵墓，恭敬设置香案，向北叩头谢恩。外臣实在承受不起这惶恐叹息、瞻仰依恋的至诚之情。奉圣旨，该部知道。遗疏 大学士臣范景文谨奏：孤臣竭尽节操，恋念君主之情深切。臣不过凭借虚浮平庸的资质，仰蒙皇上特意选拔，曾发誓竭尽忠诚、抒发忠心，以报答隆恩。然而受命之日，正逢太原告急，大厦已经倾覆，凭一己之手难以支撑；臣尸位负任以致局势败坏，罪过万千。等到贼兵已经逼近京城，臣竭力主张联络人心，坚守城池等待援兵。可是十九日夜里，皇上的车驾一经迁移，众人的心就乱了；力量耗尽，无法施为，只有一死来报答皇上罢了。皇上本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却使政令采取唐德宗、宋高宗那样的举动，本来就多灾多难；深重忧患使国运如此，这是谁造成的？怎能不痛恨那些耽误国家的奸人呢？伏乞皇上效法商汤改过，像周代那样更新政治，亲近贤人、远离奸邪来任用人才，减轻徭役、降低赋税来安抚百姓，振奋精神，鼓舞忠义，早日谋求恢复，重新收复故都，立即成就中兴大业。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怎能说尽这哭泣流涕、依恋不舍的至情！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附录审理文牍【东昌存稿】濮州周士元 周士元品德高明，才干谋略周详娴熟；三年间整治剔除弊端，使狐狸般的奸邪之徒和巢穴都被清除；恩泽沾润两地，百姓歌颂如甘棠茂盛。他确实是廉洁善良之人，实在是循良官吏，正应当共同担当重任。哪里料到他忽然产生退隐之意，拿自己的病情比作父亲病重；谁说你应当谨慎地安闲休养？于是病入膏肓，果然难以在早晚之间治愈。挽留又不能止住他的疲惫，而他又想回来；与其把他束缚在进退之间，使他徒然郁结心情，不如给他一个安闲高尚的名义，以成全他的志愿。只是他的贤名显著，志向操行值得嘉许，是否可以准许他退休，仍加授职衔，以示激励劝勉？或者考虑到他年力正强，等病痊愈后起用；这属于格外的恩遇，统请上级裁夺。王玉 王玉与丁财富两家土地相邻，心里却互相构怨。王玉怀疑丁财富偷了他的豆子，便和父亲一起到丁财富门前辱骂，这件事理屈在王玉。丁财富恨王玉喧闹辱骂，便带着儿子殴打王玉的父亲，这件事理屈在丁财富。小小的愤怒不能忍让，双方都犯了错，但并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深仇。为什么王玉竟然动辄以盗窃罪起诉呢？后来王玉以盗窃罪告状，州衙便按盗窃罪缉捕丁财富；又后来刁承恩拿着票据前来，而丁财富的三钱也随之被索取。无风生波，反而耗费了钱财，丁财富能不对王玉痛恨入骨吗？若说是盗窃，则没有赃物，王玉、丁财富互相殴打辱骂确实都是多事；若说是受贿，则有凭据，刁承恩索取诈取钱财的行为不能不惩罚，因此两人各杖责，并不枉屈。王民 王民殴打致死高保一事，用木棍殴打到这种程度，与伤势相合；在昧爽时殴打到这种程度，与时间相合；因为害怕受牵累而喧闹争吵，达到这种程度，也与情理相合。种种都相合，那么前面的疑点难道不能由此打破，后来的命案难道不能由此定案吗？这件案子从前审录详查时，职官也曾反复提出怀疑，因为没有证据，恐怕不是真相。如今竟然不用动刑，王民满口自行招认。天下难道还有比自招更真实的证据吗？既然确实看见高保的性命死于王民之手，却还想议论释放他，这不仅是内心不能安定，也是法律不敢如此施行。否则，尸体、亲属、证佐如今都已不存在，释放他又有谁能禁止呢？只是恐怕鹄亭会有冤魂，而凶犯会漏网，成为吞舟之鱼。人命不是轻事，妄加刑讯锻炼当然不合适；过分宽纵，也同样不可以。反复勘验对质，审讯后认罪而无别的辩词，如今以后或许可以使这件案子不再冤屈。仍照原拟议处，解除其功名。王家瑞 王家瑞假借烧香来逃避差徭，叶时新甘愿接受寄托而肆意影射，王春融进入室内掠取全部财物，刘希元因搬运而侵吞的也很多，这些人都有罪，前次审理已经处理得当。但是王春融与王家瑞是叔侄关系，而因逃避差役引起诉讼，虽是偷盗的恶俗，终究应当和解平息。只有叶时新凭借自己是青衿而干预他人事务，实在有损士风，剥夺巾服才足以正法。刘希元是什么人，竟然又无缘无故提出这样大的诉讼？关于同伙盗窃、诈取银两的话，完全没有依据，也是极大的欺骗。看来王氏叔侄相争，都是这些小人从中挑拨构陷。叶时新是王家瑞的塾师，便偏袒家瑞；刘希元是王春融的佃户，便偏袒春融，致使无风起浪，倾覆人家、败坏家产，而自己从中任意妄为，实在令人痛恨。若不依法彻底处置这两个人，王氏叔侄的争端终究不会有了结之日。姑且依照后拟呈报转行；可惜除了剥夺叶时新的巾服之外，法律没有更重的处罚，仍令人遗憾。韩大学 韩大学与王氏互相殴打确实是殴打，上吊也确实是上吊，前次审理已经查明，不容再议。但是既然是上吊而死，王九卿关于自己被打死的申告不能说完全虚假；然而既然是死亡后上吊，九卿关于韩大学打死他的申告又不能说全部属实。因为他的申告并非全假，所以不按诬告罪论处，只概括从轻杖责；因为申告又非全真，所以遵照原告解审的批示，只解送九卿一人。如今按察宪司驳回，仍将两名犯人一并解送，等候清理审讯。单独解送和一并解送，都是遵照宪司批示；其罪姑且照旧拟定。李灿然

译李灿然贪婪如狼，媚态如狐，乘病官耳聋眼瞎之机，放松缰绳不加约束，引族党作为心腹，乘机肆意诈骗：如侵占田产、房屋，使贫苦者因此受损；又如恐吓库吏、柜头，使富有者因此饮恨。至于解送银两时的克扣，以及工食银的扣除借支，又一件件都有记录，历历有凭，实在是借助丛党作祟，使贪婪凶恶之人无人不敢取利，依恃险阻而无人敢触犯。于是到处都喧嚣骚乱；这样的积年蠹虫，应当论罪发配，以警戒贪婪放纵的人。若李荣廷借李灿然的势力充任快手，赃物数额达到满贯，也应定罪发配。李中廷借李灿然的势力充任里书，先前已经逃亡，仍应提拿归案，追究其赃物，分别发还原主或没收入官，解送审理定夺。孔之升 大体说来，一个县每逢县官放松管束，奸人就会蜂拥而起。如前任恩县县官病聋之后，有胆大妄为、玩弄法律、侵盗库藏的，是燕朝贵、李灿然；有从旁挟制、肆意恐吓诈取的，是孔之升、刘恩泽；有因为确实存在盗窃、挟持等凭据，便借机牵连多人，巧妙布置骗局的，是盛可腾。哪一个不是奸人？总之，燕朝贵新近已经由按察宪司访查，依正法处理；李灿然又经马院详审批准，应当听候另案发落，按理不能重复科罪。至于孔之升、刘恩泽，虽然盗窃库藏的申告属于虚假，但恐吓诈取的事实却是真的，依法应当按罪发配。至于盛可腾假造词状、网罗牟利，如果不追究他的刁诈谎骗，难道会有停止的时候吗？应当一并照拟定罪徒刑；他所开列的粘单中，只有涉及燕、李二犯的多半真实，其余都是捕风捉影，应遵照本院不得株连的批示，免予追究。吴氏 预谋殴打有可以准许抵罪的条例，故意杀人则没有可以准许抵罪的条例。像吴氏与同母姐妹袁氏杀死吴邦这一案，必须辨明究竟是殴打致死还是故意杀人，吴氏的生死便由此决定。根据她们因辱骂而称说恶言，似乎不是深谋；根据她从旁边持刀砍杀，似乎也不是首要凶手，这些都可以这样说。然而刀是什么东西，竟然加在吴邦身上；若不是故意杀人，为什么要拿刀这样做？以诬陷他人致死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从吴氏口中说出；若不是故意杀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即使投井以求自避，也只是事后胆怯，并不能解除她当时下手狠毒的责任。至于邻人的听闻，听见的是她们杀死吴邦后仓皇的样子，并没有听见两边互相吵闹争斗。若果真是互相争斗，两个妇人怎么可能把一个壮男子制服得像孤雏一样？这明显是趁其不备，一刀砍死，不是故意杀人又是什么？本案根据两人都曾下手，应按谋杀论罪；但追究其实际情况，事先并没有谋划杀人的情节，只是因为吴氏平日怀恨的话偶然被吴邦揭破，吴氏便不觉愤怒与袁氏合在一起，一定要砍一刀以泄快意。虽没有预谋，但主观情状却属于故意。律例中关于预谋殴打、可以准许抵罪的条例，是说原本没有杀人之心，只是殴打过重，因而致死；所以共同殴打中有一人死亡，便足以相抵，情理上也可以没有遗憾。可是吴氏确实有杀死吴邦的心思，袁氏哪里能够代替吴氏承担罪责呢？仍照原拟处理，似乎并不冤枉。丁毓华 丁毓华狡诈如短狐，贪婪如大鼠，已经充任探马，不久又充任快手、掾吏；为什么一人身兼三种差役而相互更替？既然骗取马头的钱财还不够，又骗取生员、上舍，为什么一味图利而使许多人受牵累？其他如扣留驿马的工食银，强行索取负担差役人家子弟的钱财，种种手段很多，累累罪行难以尽述，全都是肥己瘠人，哪里顾念财物藏得越多，怨恨也会积得越多？应拟定徒刑并发配，以此收敛暴行、惩罚贪婪；判令班银分别没收入官、发还原主。《文忠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五 明范景文撰

译序 姚给谏奏疏叙 从前先龙图担任谏议时，我曾为他的言论作序，说：他极尽心意反复论说，切实研磨谋划，纠正违拂情欲；有时辨别忠臣与奸佞，安排他们的进退，奏章上了一次、两次，直到几十次；有时暗中争辩、独自陈说，有时把谏官、御史全部召集起来共同议论，纵情直言。当时君主虚心采纳意见，因此改变命令，变更废置和兴举的政事；近的有时立即听从，远的有时超过一个月，有的甚至到后来最终被采纳任用。因此那时天下的民情没有不上达的，违背事理的事情没有不曾停止实行的，奇邪诡诈、阿谀随从之人最终都归于败亡毁灭，于是能够使海内安定，达到极盛的治理。三代以后，汉文帝、宋仁宗都与之并称，正是由于这条道路。又说：因循众议而不凭个人意志，是天道。是非、取舍、赏罚全都归于公议而不任个人意志，这就是君主之所以如天的地方。每次读到这些话，我没有一次不流泪。人臣即使竭尽忠诚和思虑，难道真的能比君主更聪明吗？即使有所补益于皇上的高明深远，也贵在议论出于公心，天下人都知道，也都想说出来；只是朝廷之上有时还没有来得及知道。只有言官是天子的耳目，所以言官的言论就是天子的聪明。譬如日月高悬于天，哪里敢把功劳归于自己？常常想到姚公具有贾谊、董仲舒那样的才华，读遍宫中秘藏的书籍，出仕后在青琐门下执笔，知道的没有不说的；他所陈列议论的事情动辄关系国家大计，慷慨而条理清晰，根本出于忠诚。最后，他因论述谷城抚剿盗寇之事，触犯了权臣和人们的意旨，被权臣排挤，借这个题目削夺官职而离去。抚剿之局难以善终，中外人士都知道它必然失败，只是畏惧长期积累的威势，彼此观望，熟视而不敢开口。魏永言多次争辩，上前进谏，往返再三，同僚们都吓得缩颈流汗，他却丝毫没有停止。当时权臣为了防备自己的过失，把众人的言论全部钳制起来，凡是涉及军事谋略的话，都秘密扣下不许传布，所以防守天下的实情，上天子也不能完全看见。魏永言为了军国大事，愤懑而不能申说，于是时时私下取出谏稿阅读，掩面流泪，希望以长期积累的诚意感动皇上的心志；这件事实在可悲。我也曾谈论过此事，正是权臣所说的“南北同声”。他所以对我怀恨入骨，如今结果究竟怎样呢？说中了不幸的事情，并不是进言者的本意；反而不思考事情本身，却把疾病当作忌讳，那本来就没有办法了。魏永言天性真挚笃厚，立身清白，因此他所系的是天下安危的重任，并不只是靠言论而已。即使只看他的进言，他忧虑时局像长沙王太傅贾谊，恳切激烈像敬舆刘蕡，坚持正道、不向权势低头像长孺汲黯。有这样的臣子，怎么忍心抛弃他？天子圣明，一旦醒悟，披阅他的奏章，想到那些已经应验的话，询问当年给事中在哪里，召来询问天下大计，那么给事中所回答的，一定会比从前更多；他并不是徒然进言。这些只是郁闷悲伤的往事罢了。赠给王庆我：为王家一门三节奉诏旌表其门闾的叙文。我近来居住乡里，闭门谢客，很少有可以交谈的人，只有时时同王伯绳亲近往来，彼此没有隔阂。每次来往，酒喝到兴浓耳热时，谈到节烈之事，他必定眉飞色舞，意气勃发，仿佛要奋身而起；我由此知道伯绳是个有志有心的人。一天晚上，我根据从前听到的事情，详细询问伯绳的前辈事迹。他神色悲伤，逐条详尽地说：“我的曾祖父以义侠闻名乡里，他挺身在危难中救过王盐使，慷慨仗义，境界很高，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断传诵，这些您都详细知道。记得祖父去世时，祖母才二十七岁，留下的孩子孤苦伶仃，先父还在襁褓中，姑母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家中空空如也，四面墙壁而立，环顾四周毫无依靠。她夜里纺绩，早晨操持家务，抚养儿子和女儿，直到他们成人；她忍住悲痛、吞下哭声，经历了不知多少九死一生。等姑母长大，嫁给陈氏之子，不到两年丈夫又去世，她孤身一人回到母亲家中，尚未立下嗣子，外来的欺侮接连而来，但她最终意志没有改变。当时两个寡妇相互慰藉，悲风在夜里呼号。幸而先父的生计渐渐拓展，带着资金经营产业，进而供给米浆等食物，母亲也亲自劳作帮助他。祖母很高兴，认为没有辜负姑母的心意；谁料上天竟不仁慈，严酷的惩罚接连降临，先父又在中途去世，这样凄凉的寡妇身影，加上母亲，不是又有三个了吗？” 一家之内，几年之间，丧车频繁驶来，白昼仿佛变成昏暗；意志受挫、肝肠摧裂，哭出的泪都像血一样。三位母亲日夜教导督促我们这些不肖兄弟，又像曾祖母当年抚养先父和姑母那样抚养我们；而且上无一片瓦遮头，下无一根锥子可以立足，十年间七次迁居。三位老人盼望我们成才，就像盼望丰收之年一样。如今我已经这样年长，还困顿于参加公车考试，只能用四方宾客赠送的束脯钱，为姑母置办田地房屋，立下嗣子，使她安度余年；可是三釜之俸尚且有待，一官之命还没有得到，我拿什么报答两位母亲和曾祖母呢？”说完，眼泪数行流下，不能停止。我由此更加知道伯绳是个天性至孝的人。恰逢今年巡按使考察他的节操品行，把事状全部上报朝廷，皇帝下诏旌表他家，树立表楔加以褒奖赏赐，这实在是盛大的典礼。唉，当三位母亲意志受挫、肝肠摧裂、泪流如血时，哪里会想到会有今天呢？他们能够走到今天，难道不也是圣朝激励世人的一点权力吗？然而如此丰厚的赏赐并不普遍，王氏一家仿佛受到特别偏爱，也可以说是人世间至高的荣耀了。她们含辛茹苦、以苦药换取甘甜、调和药丸，是母亲的慈爱；伯绳因悲悼母亲而勤苦自励、以粥充饥，是伯绳的孝心。慈爱和孝心，都足以流传于世。王氏一门奇异的德行和美善的操守，远不止这一件，难道仅仅因为节操而显名吗？伯绳果真没有忘记报答两位母亲，还应当奋发努力追求功名，以精诚清白的操守侍奉天子，把孝心转化为忠诚，来成就两位母亲的慈爱和荣耀；施加在王氏一门身上的恩泽，大概还没有止境。

译贺外甥王申之首次进入泮宫的序文。我的外甥申之，年纪还在总角时就参加童子试，受到新安汪公、太丘萧公的特别赏识，在众多士子中连续夺魁。报到传来的那天，我喜悦涌动，却又因悲伤而来，怜悯沉默、久久不能说话。我赶到妹妹家，与他相对慰劳，随后流下眼泪，是因为悲伤我的父母没能见到这一天。中秋后一日，县令亲自带领诸生来到泮宫，听取歌咏采芹的礼乐。外甥穿着白净的脸庞和青色长衫，衣袖飘然，昂首领先，观看的人都欣羡不已。礼毕来拜见我，我在思仁堂坐定，便叹息着勉励他说：“你可知道你这一身所承载、所联系的是什么吗？那是你的祖父母、父母，以及你的外祖父母和我三代七个人的精神魂魄，是他们年年岁岁辛勤操劳、炊煮积累，才使你形成今日的形体。现在我为你叙述往事，让你记住。你家先世原本富有，大多用捐资的方式取得郎官之职。你的祖父城武公奋起成为著名儒者，后来在鲁地做官，专以循良著称，成为名宦。可是他的七个兄弟姐妹全都在子嗣问题上历尽艰难。城武公因为积累阴德，过了四十岁才生下你的父亲和姑母。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报答善行，天道对人并不爽约。城武公一生唯独同先中丞交情深厚，即使古代的廉颇、蔺相如，陈重、雷义，也没有超过他们。辛卯年科举中，城武公考中，先中丞却几乎考中后又失去机会。城武公心中郁闷，脸上没有喜色；等到他死在任所，先中丞哭得极其悲痛，和哭兄弟没有不同。” 回想那时，你父亲才七岁。王太夫人张孺人头上戴着丧髻，身穿丧服，独自承担抚养两个孤儿的责任；回去后内有家庭困难，外有他人欺侮，不久便忧郁成疾，病势沉重。先中丞捶胸叹息说：‘王氏的孤儿寡妇难道要完了吗？’虽然有好朋友，却没有人来援救；婚姻既有约定，内心也已盟誓，难道忍心忘记吗？于是把年幼的女儿送去，你的母亲便成了王家的媳妇。张孺人不久也去世了。两个孤儿相互凭吊，孤苦伶仃的情景，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呢？于是便带着你的父亲，把他抱在怀里，照看他、反复教导他、训诲他。我父亲在东边做官，他就跟随到东边；我父亲在湖州、松江做官，他就跟随到松江和湖州。十年之中没有片刻分离，你父亲虽没有亲生父亲，却也等于有了父亲。为他延请老师、选择朋友，把他陶冶培养成才，在学校中有了声誉。我的父母与王家的生死交情，到了这时才得到畅快，而他们内心的苦心也实在深重。可是上天降给王氏的灾祸，仍然没有结束。你刚刚能够立身，你父亲又因赴试死在京城旅舍。你的母亲曾多次想以身殉夫，想到我的父母和我，便指着你哭泣劝阻自己，说死去容易，抚立孤儿实在艰难，何不去做那艰难的事。于是她开始节衣缩食，每天只用方寸匕大小的食物度日，以泪洗面；多年不改，含辛茹苦，像熊胆丸那样以苦味教诲你，没有一天不盼望你成人成才，希望自己能够稍稍展颜。所以我今天喜悦中又涌来悲伤，追述这些往事。就是这样，孔夫子不是说过吗？立身行道，把名声流传给后世，使父母显耀。寒门单薄的家族，只要有一人进入学校，便可以称为光耀宗族；出生在世代显贵的衣冠之家，诗书本来就是他的家业。即使将来身佩青紫官印，飞翔于皇帝的仕途之上，如果学问还没有深入极远，也很难说已经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何况一入学便已经为你增添荣耀，难道还令我多说废话吗？如今王氏宗族世代衰败，已经凋零殆尽，城武公如雁字般的一行遗脉，也随风消散，幽深寂静中不留余韵；仅存的一线血脉，独独集中在你身上。难道不应当早晚努力，崇尚光明的德行，以报答祖先、振兴先世事业吗？你回去后闭门垂帘，应当深深自我反省：把光阴抛弃，就像抛弃自身，那么或许就差不多了。我所说的到此为止。” 贺杨明府的太孺人节寿叙。鸣宇杨明府由清地调任安陵，到任期满而政绩卓著，天子下玺书褒奖赞美。恰逢他的母亲太孺人七十七岁，暮春开始时正是她的生日。乡中士大夫将共同进见祝寿，彼此谦让，请我撰写祝酒的文辞。唉！太孺人自有长寿之道，我哪里能为太孺人祈求长寿？即便如此，历来谈论长寿的人，没有比仁者的一句话更精当的了：使生命不断滋长叫作仁，有了不断滋长的生命，才可以长久生存。离开生命的滋长而谈长寿，是妄说。然而有些说法拘泥于舍生取义的义理，因此产生疑问。若一定要舍生之后才能成就仁，那么仁便成了伤害生命的工具，行仁的人岂不是更少了吗？或许其中自有心安理得的地方，仁者只是不应当为了求生而损害仁义，并非一定要主动舍弃生命。那些慷慨舍生的人，是志向受到激发、名节得以成就，难道不足以使世上那些隐忍苟活的人惭愧吗？可是从人的本心考察，如果没有达到十分安适满足的境地，那么对于生命不断滋长的道理，又该怎么说呢？所以说仁者长寿，正是因为能够完整地保全生命的生生之理，使生命不能穷尽，并不是指吐纳导引。太孺人对这个道理，想必有很深的体会吧？太孺人的丈夫去世时，她才二十岁，昏厥倒地，一勺水也不肯入口。公婆抚养明府，反复诚恳地开导她：杨氏家族命脉几乎断绝如一线，只因还有这个幼小的孤儿，那么究竟由谁来哺养他呢？” 难道还要到地下去同他相随吗？太孺人于是勉强起身进食饮水，除去簪珥，亲自从事汲水舂米等劳作，进奉米浆等食物，使公婆不失欢心；而且家中只有四壁，年年遭逢大灾荒，吃粗米也从未有过饱足的时候，却唯独早晚极力督促明府读书。母亲纺织，儿子读书，寒夜里共同守着一盏灯。等到教导有所成效，明府很快登上贤书，出任赤县官，而太孺人的喜悦可想而知。明府初次做官时，她把他叫到庭下告诫说：‘我这个未亡人含辛茹苦，已经将近五十年；你做官后不要忘记我的这番心意，否则你就是不肖之子。你难道愿意因为家世清白而有所陨失，使它蒙受羞耻吗？’明府拜了两拜接受教诲，直到今天仍然两袖清风，清白无污，这都是太孺人的教导。想来太孺人当初决意绝食时，已经发誓不再活下去了。假如当时一死了之，决不回头，自然可以在一时获得艳称，芳名流传千古；但她内心深处或许还有未完成的事情。最终她反复筹谋，做到心安理得，不再留下遗憾，这难道不是仁者吗？仁者使生命不断滋长，生命不可停止，即使活到百岁，也还没有达到生命的终点。所以说太孺人自有长寿之道。听说太孺人虽然已经超过七十岁，但面色红润，饮食强健，精神更加旺盛；如今又抚视四境，颂声交相传来，太和之气蒸腾，福禄安抚着她，这一切汇聚千万人的欢心而成。聚顺明府用来为母亲祝寿，自然还有自己的道理，难道仅仅是削酏、进酒、舞彩衣、祝祷福禄来庆寿吗？明府出治理政，大体以仁心为根本，一定乐于听到我的话；如果把这些话进献给太孺人，她听了也一定会高兴，并为此再饮一杯酒。

译贺韩霈霖学博擢升为栢乡县令序。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经过学习就能做成的。经过学习然后才能做到，即使上等智慧的人也不能自外于此；中等智慧以及以下的人，不学习就不能做到。凡事都是如此，何况像出仕治世这样的大事呢？古语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说的就是学习。学习是为了学习所从事的仕途，这是古人的学问；做官是为了实践所学的学问，这是古人的仕途。因此颜氏之子不过是住在陋巷的平民罢了，他每天讲求的，都是继承阐明虞、夏损益商、周制度的事情，却不认为这是僭越；即使由、求、赤这一类人平日讨论志向，也只是兵农礼乐等国家大政，并不认为这是妄诞。这些哪一样不是仕途中的事情？而今天的学者，只会咿咿唔唔诵读章句，除此之外没有涉及别的事情。至于做官，宓子弹琴，政事便能推行；季路治理蒲地，庭院清闲，这又是多么从容舒适啊！他们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古时期，崇尚节省简约，土地有明确的分封，人民也少而质朴，所以能够有宽裕的闲暇。如今则白天赶赴期限和会集，夜里处理文书，手中批阅公牍，口头下令裁断，即便如此仍然应接不暇，又从哪里能得到一刻多余的光阴呢？古今之人的能力不能相及，也是时代造成的。所以以学习兼及仕途，近世没有这样的官职；这样一来，学士之家往往迂腐空疏而不切实用，做官也漫不经心地把政务当作尝试，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正是因为没有学习。唉，这是什么事情，竟让不学习的人来承担？它造成的祸害必然有人承受，百姓的生活哪里会有幸运呢？拿上等智慧者尚且不能做到的事情来概括责求所有人，怎么能说没有把天下驱赶去作无休止的试验呢？世间没有吏治，虽然绝世的才俊或许并不少，但像诸葛亮在隆中谋划三分天下、以秀才身份承担天下大任这样的人，已经很难得了。若说某种官职前代没有，而国家现在已经设有：按照令甲，孝廉上报春官，列入一榜的人，通常可以署理博士事务；考察有功绩后，依次入太学任职；其中通晓经术而有经世济民才能的人，推选为郡县官吏。祖宗创立制度，意旨宏大而深远。士人离开蓬草般的贫困之家，戴上进贤冠，所进入的全是仕途，所交往的全是仕途中的人，所见所闻也全是仕途之事。再以旁观者的冷静眼光，凭无牵累的闲暇身份，在局外考察乡里百姓，难道还有什么不能洞察、不能筹算的吗？处在仕途与学问之间，哪里有像这种官员的人？霈霖韩公出生在越东，充分汲取四明、慈水的灵秀，他确实属于上等智慧一流。癸丑年科场中他已经考中，只因名额超出而被删去名次，后来来吴地教导众多士子；对于民间隐藏曲折的情形，难道还有一件不能了然于心、明白在眼前的吗？” 至于他对百姓的抚育、诊察和救治，即使尚未亲自着手，难道还有一件不能洞彻于心的吗？他又第二次掌理县印，更加敏捷机警，仿佛一向就是做官的人。如今报请升任栢乡县令。栢乡隶属京畿，距离我县只有三百里，土地风俗和崇尚习惯相差不远，其中的关键要害，他已经熟习得不能更熟了。凭此挥刀而下，必定会发出顺畅的声响；我知道那里必然有足够的余地供他施展。这次升任，我还来不及向您祝贺，却先替栢乡百姓拍手称庆了。《李防军诗》小序。古松下的茯苓，樵夫和牧童不能识别，任由牛羊践踏。等到遇见扁鹊，拾取它制成灵药，于是便能救治天下，功绩留传千古。人也是这样。我在庚午年夏天出镇潞河，因公文往来认识了李掾。当时军情文书纷至沓来，李掾在左右供事，多次建立功劳。他所凭借的翰墨学问，出入于经史；对于兵阵、星象历法、刑名等学问，也都各有所宗主。出口成章，发声成文，文采蔚然可观。我药笼中正蓄有溲勃，只怕良史没有被写成仙苓。于是把他的功绩转报铨部，一年后得授津海防军。他到我的住处拜见，带着他的《松斋集》，请求我作序。我一向知道李掾通晓音律，只是他身在军旅，没有空闲同我谈论。如今看到他的诗，流畅清新，情景相互融合。假使李掾生在晋唐时代，或许应当列在孟嘉、韩翃之后吧？我对此兴味实在不浅。因此写在篇首，并进一步勉励他说：‘你如今出仕，一旦任职为官，就应当保持平日的操守，谨慎从政。津门临近沧海，月明之夜，一定有像我这样以青眼相看的人。若说我从药笼中拾取的东西没有误判你的学业前程，那么你的成就就不可限量。你应当努力啊！’

译《苍雪轩集》序。我曾经翻阅天下舆图，考察龙门的胜景，自从神禹开凿以来，便独擅千古。地灵之处，往往古代贤哲辈出，多得无法一一数尽。后来天下学者所尊崇推尚的，首先推文中子为德行文章的冠冕。当他年轻慷慨时，向朝廷上呈《太平十二策》，声名震动天下；等到归隐河汾之间，千百人跟从他游学，所立之说流传不朽。即使以司马迁的雄奇文藻、郭璞的博学广洽，以及下至裴、柳等群才汇聚，也没有超过他的。只是天下人赞美他的学问正大，却未尝不惋惜他际遇艰难。我大明人物蓬勃兴起，耆宿如林；而家学渊源足以继承前贤的，没有谁比得上我的老师哲臣先生。先生承继父亲任斋公以德行文章传家的事业，海内士大夫都仰望他，如同仰望龙门、泰山北斗。我受到先生特别卓异的知遇，超过寻常等级，私下以弟子身份奉事他，深知先生有豪杰的经世才干，又兼具圣贤的学问。他穷究濂洛、关闽之学，已经窥见其中堂奥；吐纳精华，又能以古代铸造今日，直可凌空超越前代作者。他早年进入承明，锐意以经世自任，历任宫詹，渐渐登上宰辅之位。海内人士把他的出仕和退处当作占卜世道安危的依据，谁知大业尚未完成，他已经骑箕星而驾鹤升天了。朝野人士都抽泣叹息，感叹一位哲人已经去世，国家也因此困顿衰败。然而先生在史馆中是一个时代的文臣，在讲学帷幕中则是千秋不变的正统学术。他心神明达，构思精巧，潜心广泛阅览，从奏疏传记直到精微言论和短小诗咏，无不取材其中。文章宏富，格调高远旷达，有词人的灿烂文采却没有他们的浮靡，有山林隐士的俊逸却没有他们的枯槁。典雅正大的文章法式，足以在著作之林中称雄。试着循序阅览他的遗稿，深邃得无法测量边际，只见其文采灿烂、内容浩博，鼓舞吹奏经史之音，统摄经术的大纲和性情的幽微；这难道不是天赋灵异、胸中积蓄深厚通畅，文采斐然而有所获得，并最终集大成的人吗？我早就打算校刻他的遗集，以尽弟子门人的责任，但我的同门李仲晦司马已经先行搜辑，刊刻流传。如今每当讽诵其中篇章，先生的风范仿佛仍在，禁不住产生泰山崩、梁木坏的哀思。然而先生虽然没有完成调和元气、辅佐天下的事业，却以文采润饰宫殿砖石，以灵光照耀文苑，文饰光明时代；同文中子未遇的处境相比，他的出仕退处本来就大不相同。如今君主圣明、时局清平，对先生的知遇尤其深厚，这一点古人也比不上。至于笃志求学、著书立说、陶冶铸造后人，也差不多可以承续河汾学派的遗绪，不辜负此地的灵秀，也确实符合人们的期望。后来的学者反复诵读这些美善的文章，有这部文集存在，即使百世之后，听闻风范也将奋发兴起，难道只能遥望龙门而长叹吗？《朱吉甫稿》叙。朱子吉甫具有世所罕见的才能，同我交好已经多年。他作为都城人士，暂游东南，博学强记，又富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即使阴符之术、象纬之学，也无不揣摩研习而达到精善。他心中筹划经营，把天下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他的尊人任楚豫巡抚时，在军中任事；朱子在入侍父亲之余，参与帷幕中的谋划，并不是那种只会拘拘然读父亲旧书的人。他寄居襄阳时，中丞、宪使常常亲自来询问方略，朱子在旁筹划，奇谋正策交相产生；并且时时登城防守，成为一方所倚赖的长城。不久越过边境，襄阳便无法守住了。唉！假使他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和谋略，或许可以听从百姓挽留而守住半壁江山，或者不至于决裂败亡到今天；这种不幸反而成就了朱子的名声，难道是朱子的本意吗？朱子平生擅长科举文章，兄弟二人在文坛先后齐名。仲弟于己卯年考中畿内乡试，长兄却只是天意使他的才华老去，多次应试困顿而显得奇特，不能自行显露，于是终于在南雍完成学业。大司成王公、少司成吴公一见便识得他的才华，每月考校众士，常常把他列入高等。考察他对于经术、兵法、王制、律历、盐铁事务以及术数诸书的学问，他都洋洋洒洒，洞悉源流始末，穷尽神妙、通晓变化，一时名流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两位公卿确实善于识人啊！如今刊刻他的文章，因此索要我的序文；也因为我同他交好多年，知道他足以在天下发挥大用。我也可以说是了解朱子了，于是便自信真的善于识人吗？

译《长干三子时艺》序。时文这一门学问，屡次趋向变化，受到几次风气的推动，逐渐积累而形成。然而其中一定有人要奋力扭转它，才不至于随波逐流、波澜倾覆而没有归宿。每隔三年考场文风流行时，有见识的人便共同辞去浮华，振作晚成之秀，志趣意气渐渐开拓，另行打开门径。下一科的文风，便由此开始孕育。因此，考中者的文章形成自己的家法和体制，往往在前一年就已经定型。吴君汝为，是少司马行可公的儿子，侨居长干一带，凭借胜地，招纳名流朋友，同当时贤士大夫意气相投，于是发为文章，创新求简而别具一格，大概领先于一时的变化；体制比前代正统作家更加明白简洁，法度尺度没有丝毫失误，这正是他的志趣所在，并不是故意追求怪异。唉！长干一带，自古以来兴废变化很多；登上佛塔的人不知道瓦官寺的魏阁，凭吊平原的人不知道凤台的江流，但钟山的山势盘郁、浩荡江波向东流去，千古不变，是因为大势仍然存在。如今那些故意求异的人，力量不足，却突然想填平沧海、鞭打泰山，识者只会把他们当作玩笑。来年秋天，三位才子将转变时文而不被时文改变；他们的文章高悬国门，成为雅士所追随的对象，到那时应当以我的话作为凭证了。送余侯奉召入朝诗叙。余侯到任我县时，正赶上兵火之后的残破局面，死者尚未安葬，受伤者尚未起身，逃亡迁徙的人还没有回来，驾车治理这样一个地方实在艰难。余侯一下车便吊慰死者、扶助伤者，尽力安抚百姓，并首先把整顿防务、安定众人作为第一要务；他拿出自己的财物鼓舞士民，修筑砖城，人人踊跃从事，用四十二天的劳作，取得亿万年保障的功绩，功劳十分盛大。至于供养鳏寡，抚恤孤儿，劝课农桑，兴办学校，革除弊端、维持风俗，审察冤屈，平反讼狱，使凋敝的风俗焕然改观，他对这个小县的贡献，难道只是莱芜值得歌咏、山阴值得传诵那样而已吗？我每次读到古人所谓政绩最高，大多说弹琴治理，足不出堂而百事得到处理；又如垂帘听政、白日无事，或花满河阳那样，都是何等闲暇从容。如今看余侯，勤勤恳恳，辛苦劳作，甚至废寝忘食，不再凭借优游来消磨时日；但最终政化推行、讼狱平理，士民安宁和乐，那么同弹琴治事、种花成荫的古人风流相比，又何必相差很远呢？如今他将以卓异政绩上报朝廷，天子嘉奖他，特地下诏征召，召入朝廷置于翰林和都察院之间，扩大任用以光耀社稷。我作为承受他庇护的人，欣逢这件盛事，又是何等幸运啊！”},{ 尽管如此，侯君已经要走了，后来者很难超过他。元纮调任时，乌鹊拥道相送，攀住车辕、拦路挽留的人不知有多少。我过去长期羁旅，曾在道路上徘徊，没能跟随父老们拦截马镫请求他留下，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以言语表达心意，于是远远眺望着作歌为他送行。歌辞说：勤勉不倦的我侯，是上天所授的人才；玉垒山钟灵毓秀，蛾眉山诞育英秀；忠孝如神明，声名飞扬，才德茂盛。我的侯君极其美好，读书五车；放眼百里之地，含英咀华，吸取精粹；诗书满座，退衙时只隔着疏帘。侯君施政非凡，五申三令；以仁德抚恤弱者，忧虑百姓如同自己患病。百姓生了孩子，便以侯君之字、之姓为名；金堂县留下了对他的怀念，釜中之鱼也留下了歌咏。谁治理崇阳县，便防止荼毒，植桑养民；以德化引导百姓，佩墨绶、执铜章。榆次招来凤凰，茂陵驱除蝗虫；这位仁侯，使百姓都认识甘棠。甘棠枝叶茂盛，荫蔽这座小城；吊慰死者，扶助伤者，使离散之人停止哭泣；修缮倾圮的城墙，使军伍每日操练；抵御祸患灾害，因此百姓得以安定。遥想我侯，虽有山川阻隔，仍勤勉不倦；高大的厅屋如帷盖一般庇护百姓；俯仰行事都无私心；琴声具备三善十奇，明朗如秋月，怎么能不思念他呢？圣明的天子，顾念这样的循吏，赐给他绯服并加以褒奖，五题召试，一日九迁；他是国家的伟器。如今侯君将离开县邑，百姓拥道遮留，歌诵他的美德，谁能与他匹敌？刻碑勒石以记其事，使他的遗爱流传千秋。光明盛大的君子，百般福禄都聚集于身；我思慕他的风范，如同高山高耸、流水长流。为扶摇李契丈庐墓礼成所作的序。北溟李先生，是一位专心致志学习圣贤之道的人。他平日立志成为圣贤，立身高洁，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不苟且取舍。他侍奉父母极其孝顺，竭尽心力使父母在生活上得到安养。父母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居住了三年。期间多次出现感应灵异的祥瑞，远近传诵，都认为这是奇特的节操和非凡的行为。即使是古代紫芝、白兔那样的孝行，又怎么能超过它呢？李先生谦逊推辞说：‘我没有什么才智，但曾经立志求学。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学习怎样做人。做人的道理，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所以舜终身怨慕父母，闵子骞兄弟之间没有嫌隙，曾子读《丧礼》时流下眼泪，仲由想到干枯的鱼而长久悲伤。这些都是竭尽做人之道的表现。至于卧冰求鲤、哭竹生笋、涌泉泣冰、赤乌巢门、白雀游墓，都是由于一念笃厚真挚，因而神妙地感通了天地。一个人只要尽到做人的道理，天地也会被感通。所以不孝，凭什么做人？不能尽到做人的道理，又凭什么求学？我孜孜不倦地寻求做到这些，每天还担心自己没有达到。即使亲自背土以完成先人的遗志，也不过是孝行中的一件事，哪里敢夸耀自负，认为这是奇异之举呢？如果是为了追求奇节异行、借此求取声誉，那还怎么能算李先生呢？’我听了这些话，感触更加深了。唉！李先生真是所谓学习圣贤之道的人。凭借他这样至诚的天性，哪里比闵子骞、曾子差，却反而谦退自抑，认为不能满足自己的心意，这是什么样的心呢？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高的；圣人的内心已经使各种行为醇厚完美，却仍然好像有所不足。李先生有这样的心，大概可以达到这一境界，这才可以同他谈论孝道。《孝经》说：‘人的身体、毛发和皮肤，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立身行道，使名声在后世显扬，这是孝的终结。’李先生请试着扩充发挥这一道理，在侍奉君主、立身处世之际加以体验，以求达到所谓通达神明、光照四海的境界；这样，德行便在当下成就，名声也会在后世树立。总的说来，只要有这一念心，就没有做不到的。李先生勉励自己吧！众人都说好，于是把这些话写在绢上，准备作赠词。

译为祝贺含翁萧侯父母初度所作的序。含翁萧侯到我吴地任职，任期满一年，政绩已经显著，恰逢他父母初度之辰。这时瑞雪遍地飘洒，甘美的雨水四处滋润，黄童白叟都歌舞起来，纷纷效仿华封人的祝颂；除了祝愿多福多男，还祝愿多寿。我一向承受他的恩德庇护，铭记于心，歌颂于口，又能用什么话来祝侯君长寿呢？遥想侯君刚到任时，盗贼四处兴起，荆棘将要滋生，百姓肌肤和骨髓已经困苦不堪，心神也没有安定。侯君先使局势镇定下来，接着安抚怀柔百姓；清理平乱日日勤勉，披星戴月，没有一天懈怠。他不把百姓的疾苦置之不理，而是筹划治理、加以抚慰。至于暗中潜伏的祸乱，他不动声色，立即在内部彻底铲除；苦心防备，耗费心力，经营筹划到吃饭没有滋味、睡觉不能安席；任劳任怨，甚至不惜损耗自己的精力和身体，只求百姓能够获得安宁的居处。这叫作以自身的辛苦，换取百姓的长寿安宁。到了今天，城墙高耸稳固，乡里安乐宁静；即使邻近地区的震动仍足以作为警戒，外患仍令人担忧，四境百姓却仍能安稳地耕田、打井，和乐融融，仿佛登上了春台。百姓哪里懂得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凡是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人就是有德之人，大家交相拱手说：‘怎么才能长久地借助我们的侯君，来保全我们百姓呢？’侯君也抚慰他们并为此高兴，说：‘从今以后，我才可以稍稍感到愉快了。’和气能够招致祥瑞，百姓的帮助真实而天意也顺遂；侯君将不会衰老，并且长久地承受福禄。这叫作聚集百姓的欢乐来为自己增寿，也使百姓长寿，使自身长寿；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日益丰富更新，广大无边的美好福泽，永远不要使它衰替延续下去。我还有什么话可以祝公长寿呢？近来颂扬之声传遍四方，推荐他的奏章屡屡上达；圣明天子精心治理天下，又特别注意从各地访求人才。像公这样的政绩，应当很快被征召为耳目之臣，用来培植国运、流布淳厚教化，造成世间太平安康的福寿。国家的福祚将会长久不衰，所得到的福气难道只限于一个县邑吗？我之所以这样向上推荐公，正是这个意思。至于吐故纳新、辟谷导引之类的方术，根本不值得拿来配得上侯君的一声轻笑。《梁匠先豹陵初集》序。我从前承乏梁州，每次向东眺望豹陵，只见白云紫气氤氲缭绕，仿佛蛇伏其间，心想那里一定是奇异人物的居所，因此心神向往了很久。近来我隐居山中，匠先先生奉持符节出行，绕道前来拜访，在山林溪谷之间留连，我们相对数月；他吐露言论，流淌着美善，气度深沉肃穆，而内涵又不可穷尽。直到如今分别数年，他的风采和蕴藉，时时萦绕在我的梦寐之间，使我不能忘怀。先生禀性清正美善，胸怀寄托雄奇古朴；对于经史百家，没有不贯通条理的。因此他的精神气韵远大汇聚，学问综合深厚、积蓄丰富，发而为文章，雅正博大、宏阔深远，像川谷倾泻奔流；各种文章体制兼收并蓄，又各自精到独具造诣，达到各自所能达到的极致而且精工。凡是叙事、传记、记述，以及赋、颂、诗、歌，都达到佳妙的境界。文章效法两汉，诗歌取法三唐，词作则有宋人绝调；他不屑于堆砌拼凑前人的作品，却能与前贤并驾齐驱，距离并不遥远，哪里只是那些才华出众、以文章辞采炫耀于世的人可以相比呢？我领略汴梁的胜景，见到九州才士荟萃，绮丽才华芬芳竞出，时代盛行风雅。汉晋以来，往往雕琢奇丽、汇集文采，吟咏雪景、歌唱风物并不困难，前后都光彩相映。匠先在晚世崛起，仿佛冶炼铸造而兼收众长；具有阮籍的瑰奇姿态，仰慕陆机的风操节义；提笔便能成韵，仿佛谢灵运具有作赋的才华；驰骋思绪，超越群伦，带有谢朓秀美的诗句，风采流动，汇集了各家之大成。当代的作者，人们窥见的不过是‘酉穴’之书，家家都擅长灵蛇之誉；像这样典雅有法、卓然自成一家的人，实在不容易一两个就能见到。匠先凭柱史之职骑骢马巡行，足迹遍及太行、沧海，声势足以震动山岳；在大江以北，借此建立威势、消除祸患的萌芽。公务之余，他吟哦诗文，感慨也寄托其中；凭吊古迹、观察风俗，都一一写成篇章。至于挥羽扇、投鞭而谈经世济民之事，都是他的余事；当世之人所倚赖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长公大行君将要以著名进士的身份显达，大大振兴家声；父子二人的文名互相争胜，正如房融有房琯、李泌有李繁勋一样，声名和品行还将世代相承

译。这样的美好家乘，悬示于国门，这部集子难道不是它的开端吗？惭愧我近年来浪迹尘途，笔墨的兴味有一半被军书消磨了；从前游览大梁园苑，承受书信委托，却徒然惭愧；如今读到六朝遗留下来的文章，花无梦展读吟诵雄文，便已经远远落在后面了。[‘花无梦’及相关语意原文疑有讹误。]《鹿奉常集》序。我自癸丑年登记入仕以来，和定兴的鹿伯顺、吴门的周景文一同在司马署中任试政官，志趣意气相投，彼此以名节相互砥砺，约定结为经得起岁寒考验的朋友。后来我和景文先后出任齐、闽地方官，而伯顺任户部郎官；他因为争取留下金花，获罪降职离去。我在庚申年进入吏部，推荐景文与我同舍，又回到家乡，以原官身份起用伯顺。辛酉年，我休假居乡，写信给长安，推荐伯顺可以进入吏部议事。事情确定后，正值高阳相公出兵边地，伯顺自愿辞去铨选职务随军同行；五年后量才迁调为尚玺，己巳年转任奉常，渐渐将被重用了。他心中嫉恨那些掌权者把持政务，最终托病归乡。海内人士都低声议论，正以他的出仕或退处来占验世道的兴衰。丙子年遭逢变乱，他最终为守城而死。唉，他一生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他这个人本来不需要依靠文章来流传，而我又评论并订定他的文章，刊刻它并为之作序，难道是他一定要借文章才能流传吗？那是因为我本来就把这些看作伯顺的文章罢了。喜爱其人的人，即使是他的一言半语、片纸只字，也会视若天球琳琅，何况伯顺的文章确实足以流传呢？如今文坛上众多庸劣之作杂然并立，徒然精工于佩巾之类的细饰；即使能够振兴作者之林，踏着先贤的轨迹前进，凭此被称为词人之雄，也就到此为止了。对于世道人心，本来没有什么助益。如今伯顺的文章完整地保存着，用意忠厚，遣词恳切悲恻；谈君父，便说慈爱仁厚；谈臣子，便说恭敬孝顺；谈兄弟，便说友爱恭敬；谈朋友，便说坚贞守信。上至军国朝廷宗庙的仪容，下至闺门帷帐之间的事情，所说的一定深入实情，言语没有留下可以指责的漏洞。笔光墨痕，像剥开显露出血腥；指拂残笺，剜剔出人的内心肝肾，使读者时而欢喜喜爱、击鼓起舞，时而悲愤流连；激愤地思考，骤然受到感动，于是正直中和之心油然而生。由此探究伯顺立言的用意，他不摹仿古人，也不拘守今人；发于真情，而止于义理。即使百世以后，听到这些文章的人也将受到激励而奋起。然而这既是伯顺的文章，也就是伯顺这个人本身。老人白发苍苍仍有孩童般的孺慕之情，四代同处一庖，家中没有喧笑争吵，家风安静肃穆；他的根基本来就十分深厚。因此，为了接续三军的命脉，他完全可以不争夺府库钱财，却毅然争取铨选职位，也可以毫无怨言；因为忧急于君父的危难，他可以洒然辞官，也可以毫不留恋地离去；因愤恨掌权者的嫉妒而飘然离开。最后他慷慨殉城，谋划决定后毫不回顾。假如他只是平素庇护一间屋舍，仓促遭遇灾难，或许会被难以割舍的家累牵绊；或者寄希望于城池坚固而侥幸保全；又或者畏惧功令、拘束于文法，在生存还是死亡之间再无其他考虑，于是才死去罢了。伯顺难道有一点属于这种情形吗？既然如此，伯顺本来可以不死。所谓可以不这样做，是说圣人不拿它作为约束他人的律条，而贤者却以此显明自己；这是内在至性所存，不能勉强压抑。善于学习圣人的人，有谁比得上伯顺呢？然而他不吝惜自己的身躯性命，浩然正气始终长存，扶助推进淳厚的风俗，足以树立顽固者和怯懦者的志气。伯顺果真死了吗？因此反复考察文集中的忠孝之语，伯顺是在亲自为自己画像留影。究竟是人使文章流传，还是文章使人流传？由此可见，这部集子对于天下后世的功绩，实在不小。难道还屑于同那些缀辑文章的人计较工巧拙劣吗？伯顺曾经在自己的文稿上题写道：‘真正认真地对待根本，那么人和文章就都能流传了。’ 《来禽馆文集》序。有人说：“文章这一道，随着世道的盛衰而升降。”我回答说：“不是这样。文章各自随着人的耳目所习惯、所崇尚的不同而变化。把它移到屈原、宋玉那里，反而会被芊衰之世所辱；左丘明之后呢，难道《春秋》获麟是在唐朝末年吗？韩愈、柳宗元相继兴起，难道是在宋朝末年吗？文天祥、谢枋得崛起，又怎么能说文章随着时代而升降呢？不

译只是时代没有升降，文章也未曾有升降。善于写作的人，不过各自穷尽了自己的精神所能达到的境界罢了。《易经》说：‘万物相互杂合，所以叫作文。’这说的是文章可贵正在于杂合。既然如此，却厌恶绮丽柔靡，只取拙朴；排斥华美文采，只遵循浅近平易。这就像认为华美的礼服不如粗布短衣，凤凰麒麟的皮毛也不能同牛羊的皮相比。难道不是荒谬吗！”汤显祖常说：“自从有了这种道术，前人已经登峰造极；后来的作者，估计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只要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就够了。”这确实可以说是懂得了正确的话。那些没有能力的人，跟在人后面亦步亦趋，就像优伶在乡饮酒礼中行礼酬答，仪式虽有条理，却难免带有戏谑气。至于有能力的人，才华达到规范，情感合乎法度，踌躇满志，不达到极致便不停止。这难道是用时代升降来给文章涂饰吗？明朝初年的文章，盛行于刘宋。等到李梦阳、何景明出来，便忌讳谈刘宋了；

译七子出现后，又忌讳谈李梦阳、何景明了。七子的文章在世上流行得较久，天下人都尊奉它，过了一百多年，才有人取其浅近平易之说加以攻击，没过多久便败落了。如今研究攻守器具的人，生吞活剥注疏的剩余话语，把它当作理学；把策论中蛀虫啃剩的套话拼凑起来，当作经世济民之学，却说‘我能写得拙朴’，把前辈全部扫除净尽。唉，这种一算子式的书法，不过是三家村学究所能做到的罢了，哪里还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呢？我还来得及见到临邑邢先生。先生生于济南，后来写文章，也想打破济南秦汉文章的拘束，而逐渐用六朝文章来洗润自己。但先生为人，自我标榜风范操守，豪迈洒脱而平易，推重贤者、爱护士人，常常唯恐自己做得不够。因此他写文章，才华足以超越形式的限制，韵致足以配合自己的情感；即使逼真地呈现了先生的精神，总也不失济南文章的风范。古语说：‘齐鲁之间，对于文学，大概是出于天性。’济南以后，除了先生，我还能同谁一道呢？神宗万历年间，朝廷曾想搜求良史之才，想让先生与越地的长卿、楚地的本宁应选，布衣王生也在其中。现在看来，王生只不过能写吴地人的纤巧语句罢了；长卿放纵颓唐，俗气未除；那位楚地的人才，才足以同他抗衡。不过我稍稍惋惜本宁先生不善于保护自己的名声以传于后世，哪里有著作堆积起来高过自身，却没有杂乱败坏的呢？近来我来到南方，南方知道先生的人，只是因为先生临池学书的技艺天下无双；至于他的文章很多，却大都应验了前人所说的：王羲之、赵孟頫都因为书法掩盖了文章。我对先生也这样说，所以写下这篇序来使它流传。《三山游日记》小序 人如果有能力游历，而且能够不游吗？没有能力游历，而且能够游历吗？庄子把《逍遥游》放在篇首，并且着重说明外物，这不是说得很好吗？他说：人的身体有重重的关隘，心灵却有天然的遨游。天作为一种事物，缥缈而苍茫，远得无法追究。心又是什么东西？难道有形体、界限和边际，可以拘束而迅速把握它吗？心与天相遇，便形成遨游；遨游也就达到极致了！于是从仁者、智者那里获得快乐，把畅快寄托在山水之间。若不是有这样的心、这样的天，是做不到的。过去有人在海上寻找三座神山，这大概是把心游于虚妄之人的幻境，而不是游于天。蓬莱、方丈、瀛洲，心中本来就具备它们，天也同样具备它们。我友人阮氏有《游三山日记》：他的三山，是极其广大的境域；阮氏所写的三山，是极其细小的边际。说细小和广大，究竟有区别吗？还是没有区别呢？我读了他的自序和谢皋羽的文章，更加对游历之道有所感悟。谢皋羽是闽地人，文天祥任制置使时，他曾上书制置幕府，被以礼待为上宾，资助筹划。等到文天祥在柴市成仁，谢皋羽往来吴越之间洒泪哭泣，有游记，有歌诗，总是用来抒写他深沉刚强、郁勃壮烈的气概，最终没有回到闽地，死后归葬于严滩之南，与严子陵祠相对，以此表示千秋万代的知己之情。严先生除了回答范君房的几句话外，他的言论和风范没有大略流传；而谢皋羽的种种著作，又一方面是不侍奉王侯，另一方面是做臣子的忠贞不屈。后世的游人登上子陵台，来到皋羽墓前，他们之间究竟有区别吗？还是没有区别呢？大林丘山对于人有好处，神妙之处也说不尽；如果能够领会神妙，那么取乐、寄托畅意，去哪里不可以呢？把沉郁刚烈的情怀陶冶在世间，化为缥缈，化为苍茫，而胸中并不容置一丝优柔平庸的形象。即使放开胸怀而想象海上的神山，空虚而游历于无何有之乡，寂静而寄托于广漠之野，奇异而吟咏《逍遥游》外物的篇章，只有心中有天然遨游的人才能做到。阮氏大概接近这种境界了。《赵忠毅公文集》序 自古以来，那些在一代中崛起、成为百世风范的伟大人物和大儒，往往因为节义掩盖了文章；然而天下人得到他们片纸只字和片段议论，便反复吟诵、低回不已，共同爱惜并使之流传。所以士大夫卓然独立、行为特异、秉持正道而不阿谀的人，他们的论著决不会跟随别人亦步亦趋。志向达到极点，便统率其气；气充足，便尽其才。于是把感愤激烈的志向抒发出

译来，吐露为文章，像水波层层流转、云气纷纷连接。后世听闻其风范而私下仰慕学习的人，也能依据他们的话想见其为人；这样看来，文章这一途径，未尝不是由节义而流传的。我从少保赵忠毅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公起初考中进士，以汝南司理的身份升任度支郎。当时江陵病卧在家，不去参加祈祷祝祷的人有三位，公是其中之一。后来升任吏部考功，因为刚强执拗触犯贵人，被罢官逐出，离开京城，在家居住三十年，闭门著书，海内人士仰慕他，如同仰望雨后初晴的云霞和黎明的星辰。神宗最初以太常卿的身份从田野起用他，历任西台长官，很快升到宰相之位；正统之士得到任用，可以说是得到知遇了。当时朝廷内外正要信任赵公，他最终也没有委曲敷衍，始终高峻严肃地屹立在那里。一时被提升任用的，多是正直端方之士，都是与公志气相投的人。然而嫉妒者虎视眈眈地交相窥伺，奸邪之徒更加用力嫉恨，于是共同谋划依附宦官，宦官掌握炙手可热的权柄，能够毁掉别人，便想借此取得赵公而泄恨，最终诬陷他受贿，使他戍守振武，至死而终。公死后名声更加显赫，加上他以正直的节操和忠贞的谏诤关系到时局的兴衰，难道不可悲吗？公享有天下的重大声望，我在五十年间见到天下人把他比作司马元城。他并不屑于以文士、词人的身份显名，但笔势飞动如七曜，气势充沛如三湘；濡墨展纸，又是多么壮伟浩瀚啊！即使写抒发闲情的赋咏，放声歌唱而简淡旷达，不刻意经营庄严严厉的辞气，但片言只语也都足以震动天下，也足以使当世不朽。至于他主持铨选、秉持宪法，起草奏议、陈述谋略，斥退邪恶、辨明奸佞，推举贤者、辞让能者，即使晁错、贾谊在他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难道还不足以登上作者的坛坫，成为千秋的标准吗？自古忠孝之士蒙受冤屈，心怀牢骚怨愤，大多在诗歌和论说中流露出悲恻感慨。如今打开公的遗集，其中扶助忠臣、诛除奸佞的意旨，发为崩云裂石般的声音；感慨深沉，积蓄宏大，这是本来就应如此的。至于寄托情怀高峻刚烈，抒写辞意冲淡，志向正直却不夸张，忧虑君父却不怨恨，如果内心没有真实的修养和力量，哪里能达到这样呢？我是公的乡里后辈，敬仰他的风范，常常以公的仪范自我勉励。当明熹宗天启末年，前后因触犯宦官而离开国家，公离去不久灾祸便发生了；公的儿子、外甥以及公的门客都遭到祸害，流亡散失，连自己的家也保不住。唉，即使是司马元城，我也不知道同公相比如何。只是公独自剩下的这些残篇，没有全都被酒、鸱鸟的贪食和蠹虫毁坏，似乎有神明在替它们防护保存。后来公的儿子上书申诉冤屈，皇帝下诏令礼部议定谥号，追赠晋升官秩为少保。天子怜悯他的忠贞明亮，鬼神知道他的正直，天下后世都可以想见他的风采。然而公的文集还没有流传于世，这是后死者的责任。我为他整理编次，得到诗文二十卷，于是命人刻印，使它流传。总而言之，公真正值得流传的东西在于他的节义，不在于这些文章。《葛震甫诗》序 当初我读震甫的梅花诗时，精神仿佛相互订交。我听说他家在震泽苍翠之间，便想着什么时候买一只小船，荡漾在烟水之上，到梅花深处，同他面对而坐，以慰藉平生。后来我在铨曹任职，看到候选人的名册，震甫的名字列在其中，十分高兴。又想：像这样的高士，怎么会来到这里？等到在候选人的队列中认识他，只见他神采奕奕，超然于尘世之外，为人果然没有辜负我先前的探寻，心中更加欢喜。等到一纸任命交给他而离去，他沉浮数年，清白的声誉自得其乐。空着钱袋回来时，只有一囊诗卷罢了。在潞河相对而坐，尽情畅饮谈文，过了一年又分别离去。如今我留守枢府，而震甫正好因家事留在此地，时局非常艰难，我忧心如醉，每次同震甫相对，都无不暂时涣然释怀。我们二人相互仰慕非常深厚，踪迹又屡屡巧合相逢，大概也是上天的幸运吧。震甫喜欢作诗，我喜欢读震甫的诗。震甫的诗没有一首不使我读了便心中有数，震甫没有谁比得上我了解他。如今要为他的诗作序，使它传遍海内，而我一句话也不说，怎么可

译以呢？我曾笑文人多事，在文坛上互相争高下，心中无不想把前人所作的全部改易，独自雄视千古，却不知道矫枉过正，指摘前人反而只会增添过去的纷争。一代出现几个人，便相继起来倡议，如同波涛；吴下的正德年间用修，近代翻案王世贞、李攀龙，后人必定非难前人，沿袭下来成为惯例。

译如今各自在家中，同时争胜，议论起来像打官司。仿拟古人、创造新体，进入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尊崇吴地、推重楚地，各自坚持自己的方法，彼此喧嚣争辩，谁是谁非难以分辨。我看震甫论诗深入精微，只是从来没有听见他在口头上评论谁好谁坏；他以一人之身自我定位，而当时有名的诗人只要被提到震甫，无不在内心自觉屈服。这样看来，震甫不只是才华胜过别人，就连他的见识气度同别人相差又何止万里？譬如高台之上群贤交相辩难，一个真人安静地坐在中间，一言不发，凭沉静的气度使众人慑服，各种议论全都坠落。请问这个端坐的人，谁更高明呢？如今的老宿常把陈眉公、葛震甫并称，有人说震甫比不上尚在世的眉公，只差出山一步。虽然诗歌因困穷而更加精工，也因游历而更加出色。震甫家从前并不贫穷，后来为求米粮奔走长安，所以产业全都耗尽；而车马奔波，动辄行走万里，九州的奇异险阻足迹几乎遍及。假使他一直安卧故山，这种滋味从哪里能够经历？如今他的诗老而更加精胜，怎么知道他不会由此更进一步？造物主和人共同经历千秋，哪里可以用常情测度呢？震甫已经在这种境遇中老去，得失全在内心，不说也自然明白。对于我的这番话，他应该有心心相契的感叹。我为他的诗作序，并不在诗歌本身上品评高下，只把今昔欢乐聚会的因缘和称许诗歌的大意保存于篇中，大概是因为知道震甫的诗必定能够流传，不需要等待我的话；同时也想让后世知道有我这个人。两个人彼此知心，唯有深厚到这种程度。《阮同悟真译翼》序 魏伯阳自称不喜欢权势荣华，视名利如脱鞋，以安静退居、淡泊自守为乐。张平叔年幼时便亲近而喜好道术，对于儒家、法家、历算家、医家、兵家、阴阳家、谶纬家，没有不专心研究的。后来遍游海岳，于是遇到异人。这些都是英雄豪杰，超出世间，用来驾驭气、修养性情，使自己强健、增益身体。他们秘密采集神妙的文字，全都写成炼丹口诀。其根本源于羲皇《易经》，他们的话也不违背圣人。哪里有什么旁门异术呢？圣如孔子，尚且曾问老子；孔门弟子中，传说有施存，得到遁化变景之道，只是没有列入七十二贤。孔子本来就没有把玄妙之道作为教法传授。大司马甄公体察而充盈道德，作为圣人和真人的羽翼，列于杏坛，难道会在端木氏之下吗？端木氏认为，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是不可能听到的。既然不可听闻，自然只能靠体察和觉悟；称他为圣门中的伯阳、平叔，甚至还嫌一句赞语多余。世道丧失，道术衰微，人性隐藏，天道被凿破，真理与异端一同离散，真实被妄诞消灭。像黄石丹书所说的身有八杀、命有四业，司马公对此感到悲悯痛惜，便取《阮同悟真》两编，为它翻译、辅翼：翻译是为了辨析特殊的言语，辅翼是为了补助三种注解的义理，抽取隐秘内容，精妙地解释真实的道理。又首先列出五戒：敬奉天地，忠于君主、父母和亲属；戒除贪、嗔、杀、妄。再下一层，则以建立人伦为主，用仁义启发民众、教化风俗，使人不遭受刑罚诛戮和凶德所带来的灾祸，使性命可以长久，天下可以安定太平。唉，这不是很宏大吗？至于日月、龙虎、男女、刚柔等说法，不过是阐明玄妙幽微，纠正那些错误。虽然明白采炼的根本功夫，直接指出金丹的大药，却并不是沉溺于追求长生，徒然羡慕飞升，把它当作驾驭蛟龙、控制仙鹤的境地。公忠贞明亮而慈爱和善，审理刑狱谨慎小心，正想补益国家的元气，贯通四海的精神，引导阴阳的和息，调和水火的争战，哪里有闲暇去修治玄同之学、学习广成子呢？考察古代闻名于世的大臣，大多曾以神仙身份示现人间。过去杨文公是武夷君，陈康肃是南庵主，欧阳文忠是神清洞主，韩、富二公是紫府昆仑真人。公将来应当名登玉简，列入青华仙籍，翻译并辅翼这些篇章；应当知道，觉悟在于本性和天道，心传在于元始，而功行就在著述之中。我身体多病，又不善于养生，不能像唐仲俊那样读《千字文》，从‘心动神疲’的话中获得领悟，又怎么能很快领悟公的译翼呢？愿意向公求取一点丹药，幸而借药石来救治我。”},{ 《友梅先生四集》序 摆脱名利之途，远远退隐而去，这样的志向本应没有什么不能实现的，但也要看所处的时代。天地闭塞之时，自身和文章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受激愤而逃避现实。即使能够超然独行，内心也必然多有幽深的忧愁。只有天下已经太平，我还要出仕做什么？寄情于一丘一壑之间，吟咏歌唱，无不都是皇帝恩力所及。在这样的时代出生，又能为这样的百姓效力，也可以说是快意之事。因此，考察那些寂寞幽隐的声音，寻访隐逸者栖身的踪迹，便可以看出世道运势的盛衰，以及朝廷治理天下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评论时代的方法。我朝历代都太平和顺，孝皇、世皇在位尤其长久，淳厚的教化广泛流行，连偏远的穷乡僻壤也都受到影响。长江以南山水繁茂清丽，林谷幽深秀美，我想其中一定有许多隐士和遗老，徜徉在山水之间，不与名声接近，名声也不去接近他们。独自睡醒后吟咏歌唱而不传于世的，不知有多少。如今我才从震甫那里知道了他的祖父友梅先生。先生生于弘治年间，老于嘉靖年间，生长在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之间，居住在东洞庭山各峰中景色最胜的地方。家中有许多祖传的书籍和玩赏之物，以及祖先留下的住宅，这些都从宋元以来世代守护；至于治理世务所需的书籍，他没有不读的。在此以前，山中有王文恪等诸公，他们的功业建立在朝廷之上，吴地之人多受其激励而奋发。先生独自对志同道合的人说：“天下有幸没有事情发生，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用呢？我和你做太平时代的百姓，不也可以吗？”于是坚定了归隐箕山、颍水的志向。我曾恭敬地瞻仰他的遗像，吟诵他的诗篇，感慨万分，神往了很久。凭借他安闲的家业和富厚的家族，使教化施行于乡里；我为他写下墓志，使后世知道他的为人，难道他只是放情于林野草木，一心想埋没自己的名声吗？假使他出仕为世所用，一定会有可观之处。最终隐遁埋没，这难道不是一件可惜的事吗？假如他生逢盛世，却不知道歌咏太平盛日，反而舍弃近处湖山的美景，在尘世风尘中困顿失意，或者像晚世那些富有的平民子弟一样，操持猗顿致富之术，疲惫不堪地计较本金和利息，衡量财货的肥瘠，早晚不停地拨弄算筹，那么志向见识就会更加低下。想要像先生那样在铁柯、香雪之间逍遥，每天与山水和故旧相伴，放声高歌而忘却衰老，哪里能够得到呢？这样说来，先生的胜景和高远踪迹，固然只能想象而不能攀及；但能够以闲适之身，占据烟波胜境，振起寥廓之中的羽翼，发出淳厚古朴的声音，虽然是尘世之外的卓异轨范，实际上也是盛世的美好风尚。读他的遗文，思慕他的高尚情操，难道能有谁不怀念我孝皇、世皇深厚的恩泽吗？从前子美有祖父以诗著称，从唐初传到他的孙辈，家族的文风于是大为振兴。震甫是当今的子美，他的草堂靠近我的枢署，我时常同他唱和往来，人们把这比作浣花时期的旧日游赏，作为一段佳话。如今他又在灰烬和虫蛀残余之中传布祖父的文集，并嘱托我为文集作序。我当然不敢以学识浅陋为辞推辞，而我又是多么幸运啊！

译《为臣不易编》序 先父司马在云间任官时，常常喜欢称述郡中的人士，首先推重澹志黄先生；先生才名很盛，与那位难兄太守相比，不逊于二陆。然而追溯其考取魁首的经历，实际上与我同年，以己酉年登南北榜；文章、气节和情谊，遥相契合，已经很久了。没想到这样宏大的才华和深厚的抱负，沉浮于卑微职位之中，最终只以辅佐郡政终身。我还记得在长安道路上，偶然见到《为臣不易》编这部书，当时没有来得及阅读，却已经在心中记住了它。如今我来到南枢任职，和先生相隔盈盈一水，却未能如愿执手相见。恰好先生的外甥章子宜昭游学于我的门下，拿这部书来请我作序，我才得以接受并读它。书中感慨时事，规劝针砭臣僚，含义深厚而意味悠长。我只觉得，做人臣子的道义，到今天大概很难说清了。用才能经世，用节操持守世道；才能不可以在艰难面前推辞，节操不可以有止息。二者相互依赖，这是上等臣子的根本。自古以来的名臣哲士，秉持坚定贞正的志向，谋划长远宏大的事业，以一身承担国家安危的重任，扶助今古名教的衰微；志向和思虑彼此感通，精神由此迸发，所以能够尊崇君主、庇护百姓，成就光明俊伟的功业，流传光辉于史册，声名灿然。至于庸碌之流，经营只在自身和家产，办理事务不过是文书簿册，考察他们所建立的事业和大略就可以看出，又怎能希望他们卓然自立，见到将相的宏大功烈而感发于节义的深切情怀呢？澹志援引古事来讽喻今世，从虞、夏一直到赵宋，只选取了一百人左右；他所褒扬和贬抑，严谨而详实。然而寄托宏大深远，阐发遥远幽深的意义；看他系在人物之后的赞语和微意，即使是《春秋》褒贬削夺的笔法，又怎么能超过这里呢？虽然为他遭遇不幸而伤感，说他生逢明时却跌跤失足，困居低级官署，地位与品德不相称；但他上疏进呈此书，皇帝在御座上嘉奖，称它有助于臣下借鉴，所立之言足以不朽，足以作为明君良臣观感的助力，也不能说他没有得到知遇。听说先生年轻时就擅长古文辞，编纂的著作很多。这部书评论古人，因感触时事而抒怀，忠于君主而不忘，言辞委婉却含有微讽。诗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这些，所以才像这些。’他在篇中所称引的节义和才略，无论大处小处，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如今学使者采集民间风俗，表彰美善，把他的文章用于瞽宗，我没有来得及见到先生本人，只见到他的文章，便知道先生天性笃厚真挚，博通事物而醇雅，力量足以振兴顽劣怯弱之人，见识能够使贤者豪杰知进退。称他具有百世流传的风识，知道我的话并非虚妄。难道他的志向和气量，竟只是仿效前贤、成为乡里的表率便满足了吗？《岳心翼先生医家正印》序 史书载，阮氏《七录》中有医经九卷；郑渔仲《艺文志》记载医方一家，共二十六种；马氏《经籍考》又把医家列在子部，同经、史、集三部并传。广成子、河上公的事迹，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了。心翼先生取法于六经，兼综九流；对于琐碎谈说和繁杂辑录，没有不翻阅的，咀嚼吸收后，时常加以发明。著有《医家正印》，它取名的意思，大概是为医家中偏离正道的内容加以印证、纠正。先生年轻时多病，像李云翼遇到安期生一样，于是精通医术，医术越来越精良。保养自身的心，也存有保全世人的心。他在这部书中所论，凡是繁育后代、保护婴儿、颐养老年、尊重生命，直到男女疾病的诊治，以及居家读书、客居旅行、出仕任官、行军乘车和疾病救治、济难扶危，即使是细微的肌肤问题也必定防治，轻小的过失也必定刮除。他指出脉理的源流，辨别药石的利弊，根据五运六气调节变化，顺应寒热温凉，散解郁抑和燥急，辨别坚脆、衰弱和强健，因时、因地、因人而施治。按照病情制定方剂，用方剂治疗疾病，没有不把其中的道理发挥尽的。唉，这也真是精微啊！从来以神奇医术救济天下的长桑君，以圣明医术著称；陶弘景精于养生服食；他们大都像亲手调和咸酸苦甘的滋味一样，斟酌补泻的方剂，以调和天地自然的变化。所以拯救时局要借助名相，治理天下要依仗良医，这难道是小道吗？先生是三吴的名儒，理学和经世之学无不精通深奥；保养和谐、式范善行，有万石君、朗陵侯的家风。长子以画省望郎的身份，出任名郡颍渤的太守，同被称为翰林中的人物；他不因与父亲同样明达而自矜，识者预料他将成为大器。过去游彦哲向宗主询问政事，宗主谈论政事说：‘治理政事并不难，只要调治气息、修养心性罢了。心正就不会偏私，气平就不会暴躁。’董仲舒养气的说法也是这样。由此看来，政治同医术相通，医术也可以通于政治。如今天下的元气正一天天生病，百姓正在劳苦、恐惧、悲伤、忧思之中：忧思使气结，悲伤使气消，劳苦使气耗，恐惧使气下；许多人带着呻吟和创伤，寻求重新苏醒，尤其盼望医治国家的人，哪里能得到先生的针石艾灸，使天下立即起死回生呢？这部书，应当同艺文、经籍一起记载并流传。《范母八行图说》序 我听说，播种耕耘付出功力，必定会获得丰收。我曾经考察古代妇女的美德，例如陶侃、孟博的母亲，教诲子弟、使其成就善业，教诲如同回声一样得到回应。至于上天显现的征兆，福气汇集、吉祥到来，家族世代绵延昌盛，享受贤母带来的善报的，大多是她们的家庭。为什么呢？感动之后才会行动，这是人的本性。我推究人在嬉戏于俎豆之间、还没有就学于外傅的时候，凡事没有不依靠母亲的；母亲触目即教，提耳即诫，孩子便能自己找到老师。忠孝虽是本性所生，典范和声誉也一定根本出于慈母的训诲，这是有原因的。我和虞城范氏同出于先文正的谱系，近来又同乘六使君交好，往来问候不断，熟知王太君的母仪足以树立典范，不逊于钟、郝两位大家。当她经历各种艰难，几个孤儿呱呱哭泣时，既歌咏鹄丸熊胆的故事，又备尝苦难，唯独靠母亲的声律、仪态和操守亲自教导孩子。等到家门困窘，她筹划应对阴雨，不吝惜簪珥的费用，帮助几个幼弱孤儿勤学并获得美好的声誉。乘六成为著名进士，同几个兄弟一起如凤飞鸾翔，才华和德行都很盛，文武兼备。至于乡里的选举、弓旌的征聘，只有虞城范氏最为突出。比起古代积累笏板、世代传授砚台的家族，那种美盛光辉，都应归功于母亲的教诲，实在宏大而深厚。乘六使君尤其能雅正地继承前人的修养，牢记先哲龚遂、黄霸的治绩，声名流布于滹水、恒山之间；既已施展出朱旛的事业，也没有失去如婴儿般的孺慕之情。于是刻印母亲遗留下的训诫和图说，亲手编成续编，广泛流传，难道只是为了彰明闺门内的法则、使人不忘《南陔》之孝吗？还要把它示给后人。读到这部编著的人，儿童从小学习便早早成才；家族世代传承，乡里受到教化；借此阐明太君画荻教子、剪发资学的贤淑美德，把慈爱推广给同类，把教导一个家庭的方法推广到天下。这难道不是坤道贞正的德行，可以垂下无穷声誉吗？乘六洒泪寄语说：‘想到我母亲辛勤耕耘，而我如今已经来不及乘安车奉养她了。希望借这部编著流传下去，使我们永远砥砺名节品行，不使家声坠落；也如同先父永远不忘当年吃虀粥的时日一样。’我怎敢不拜受它，把它作为家庭的规范。

译《眉寿集》序 我过去听说维扬有位不盈顾小侯，是少年中的人杰。他具有文武方面的卓越才华，志向意趣不同寻常，我仰慕他已经很久了。后来我任职留钥，正好遇到淮甸发生警扰，江南江北大为震动，扬州也戒严，登城墙防守。不盈提出方略，辅佐当事者筹划策略，贡献很多。警报稍稍平定后，他在白门同我相见，交谈非常投合。他胸中筹划综理的，都是关系天下的大计，这才感叹先前听闻并没有错。不盈是少保超之的弟弟，身边有环卫持刀，自己穿着五色袍，骑着六闲马，直接驻守在官署宿卫之内，难道不是极其显贵荣耀吗？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从前宦官的气焰熏灼逼人，所以急忙避开离去；由此可想见他内心所存的志向。回来后便闭门著书，留心史学，不过问门外任何事情，遵守礼义法度，侍奉母亲太夫人十分孝顺。太夫人安然享受这种和适自在的生活。不久因烽火警报令人惊恐，他扶杖穿履，迎接超之到通侯府第。今年丙子年春季二月，正值太夫人设帨庆生之日，不盈指云山为豆，指凤河为酒，祝母亲长寿。又请东南各地人士汇集言辞来为母亲称寿。我想太夫人是英国公的姐姐，少保的德配，身为朝廷命妇，衣着袆翟，龙章封诰藏在匣中，却仍像襄恪、荣靖、荣僖那样甘于清贫，保持盈满、节省用度，为后人留下余裕，这不是很难得吗？少师曾奉命封禅岳山，为天子祝愿万寿；又拜了两拜，请愿太夫人以百岁之身，日日在堂上享受子孙侍奉，在列侯鼎食之家入内奉上精美饮食，出外则施展力量、发誓尽忠，匡扶保卫社稷；而不盈又左手握着龙泉剑，右手操持不律之笔，将祭坛文章和文苑事业一并兼办。太夫人还有什么不感到愉快康乐、饮食日益增加七分的呢？如今将各位祝寿者的话汇集成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叹故国的世代勋臣，富贵本来就是他们固有的；但要报效国家、传承家业，完全在于忠孝。像超之、不盈这样的成就，追溯其来源，实在根本出于母亲的教诲。如今得到流传，使它在当时交相辉映，后世又奉持在膝前，更加昌盛而安康。世上为父母祝寿的人，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啊！从前张都督德远为母亲秦国夫人建造眉寿堂，如今有《眉寿集》，古今道理相同。我既高兴又敬佩，题写此文后归还给他。《王质行制义》序 文章这一件事，天下贤者、豪杰和俊才之士，大多凭借精气神彼此取法，暗中摸索，也必定能够找到知己。像宏通气谊的人，犹如导师传授衣钵，一句话说到心里便传授给你。在考场中挥动麈尾，灯火青荧，神气往来之时，彼此已经一一在心中认识，根本不必等到发策考试、探问姓名；这就是性情和器量相同的欣然感受。丁丑年榜单发布，石斋黄太史录取的人尤其多，如鲁詹彦升、卧子诸位，号称一时的玉笋班；王质行尤其凭借年少而奇异的才华受到当时文士推重仰慕，有人用庾信、鲍照来品评他。我混迹军旅，久已没有同文章之道结缘，近来因羽书稍有空闲，偶然翻阅房中公文，看到质行的文章雄伟华丽、卓然出众，并且兼有众家体裁的优点，心中赞赏不已。等到质行授官南曹，我们初次见面便十分欢喜；看他本人，却又是多么谦冲柔和，毫无文士矜持装饰的神态。我因此感叹石斋真能得到人才。石斋评论质行说：‘文章外表柔弱如处女，心中的意度却想开辟宇宙、扫除狂妄的阴翳，广大开阔。’人的为人和文章并不是两回事，具有卓绝才华的人，必定有宁静淡泊的情致；拥有渊博宏大的学问的人，必定以忠孝之心为根本。难道八股制义这种小道，就没有根本来源吗？如今看质行的文章，有时温暖如春日初升，有时明亮如秋江，有时舒展如铺开的彩绮，有时洁白如竖立的冰柱；其中往往有一股不可磨灭的气，显现在语言和尺幅之外。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从其中升起。凭借这样的才华和魂魄来挽救时局、匡正世道，同各位同道秉持正直的志向，建立俊伟的功业，以光大老师的传授、报答天子，难道仅仅做一个沾沾自喜的文章之士吗？或者我看质行的志向根本不屑于当世，以不如古人为耻，如同汉代孺子在圯桥上接受奇异的书籍；他的禀性高远渺然，我不知道他将达到什么境界。请问石斋，认为这样说对不对？《王子云留响草》序 子云凭文章著名于世已经很久了，然而子云难道只是文章之士吗？他行为敦厚、砥砺节操，慷慨而仰慕道义，具有古代烈士的风范；所以子云恰恰不应只因文章而被人认识。我看那些志向软弱、趋向纤巧的士人，天天沉没在声名利禄的场所，身心之中没有可以凭借来使自己自重的东西，即使有炫耀才艺、称雄文坛的声名，也只是所谓采摘春花而忘记秋实，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子云世代守持清白，不问家人的生产经营，时常困于贫穷，甚至断绝炊烟，著书饮酒，安然自得。今年春天因料理弟弟的丧事，误登公车，行程经过金陵，拿着名帖到我的府邸拜见我，时时来往；除了道德仁义，什么也不谈。饥饿时便像自家人一样喝粥吃面。我曾收到他的信，信中说：‘我平生所衷心敬服的，只有赵忠毅和您罢了。’我的品行才能浅薄低劣，哪里敢同忠毅相比？但子云早晚亲手捧读忠毅的遗集，吟诵不暇，所以他写文章的声情和法脉，也同忠毅极其相似。我想到忠毅浩然的正气充塞宇宙，大节光明，与日月争辉；这本来就不是靠文章显名的人。而子云在风雨之余，焚香展开文集相对而读，想象他的为人，以至于长叹流泪不能自已；这样看来，子云难道只是文章之士吗？如今子云正处在困厄之中，才华尚未得到充分施展，牢骚和穷愁若不借此便没有可以自我排遣的东西，所以我刻印他的稿本，使它流传于世。那么世上读子云文章的人，也会想见他的为人，为之叹息感慨；这样的人又不知会有多少呢？不过，储存粮食的人不怕荒年，储藏珠玉的人不担心饿死；子云拥有这些文章，也可以不再悲叹怀才不遇了。

译《赠白斋上人》序 有客人询问我的近况，我笑着推辞说：‘在流月的夜晚泛舟，在回曳光烟的清晨徘徊，周围的鸟儿渐渐亲近我而相识，飘来的云彩无心而自然聚合。我大概是忘却世事的人吧！有时研习佛教经典，似乎有所领悟，越发觉得山野樵夫、乡野僧人都可以同我交往。’我听说有位白斋禅师，从前由楚地泛舟而下，在南郊驻锡，已经将近二十年。他发下的愿心广大，持守戒律精严。他营造清净的居所，工程想要同天地造化相等；接引众多信徒念佛，功德想要同佛相等。我心中感到奇异，便去同他交谈，像远山彼此应答，又像积雪交相辉映。一切声光都降伏了下来；听说每当众人缺少供养，他便七日不进食，感动人和天，布施者云集而来。可以说是分身为百佛，在十方示现了。从此以后，梵音乘虚而上，三大佛鉴察他的苦行，天花铺满大地，五大寺也逊色于他的宏大功德。千香灵树自行生起风烟，九乳慧钟独自在霜雪中鸣响。这样怎能不普遍救济往来僧俗，广泛种下莲花善因呢？然而檀越和善信们忧虑他的势力不能长久，功业便不能完成。希望借助众多信徒宏大的慈悲，为他买下数顷福地，使每一粒米都成为布施而不再混杂杂草，使每个村庄的檐卜花都不闻到其他香气，香气直上照耀一天、二天，直到三十三天，没有一座门户不被打开；再向下彻达一地、二地，直到一十八地，凡有障碍的地方都被打开。事业不是小事，功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因此感受到儒、释两教的相近之处：戒律精严，似乎是忘却世事的人；愿心广大，却又不是忘却世事的人。但总而言之，不能精严，必定不能广大。由此可见，两教圣人入手和出手，各有可以验证和领悟的地方。白斋大概可以同他们相比。古语说：‘对万物生起一念仁慈，必定会有所救济。’白斋形体枯瘦，天天只喝水，不谈禅理，不说佛法，却凭借精严和广大来出世、度世。又何必沾沾自喜地借助权力、推辞事务，来考察他的功德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请檀越和善信们再共同勉力成全这件事。《张蓬元抚畿疏草》序 都御史张公镇守畿南，超过一年，奏章总共有几十次上呈。书版刻成后，他拿出来给我看。我不才，读后感叹：圣明的君主深知公，重用公，而公为国家效力的作用又是长远的。恒山这一镇，距离神京很近，这是怎样的地方啊！天子向南顾念，叹息认为非公不可，于是命他持中丞的节杖前往；由此可见天子对公的了解很深。公到任后简阅军事实力，储备粮草，补足员额，救济灾害；一番更置之间，各种废弛的事务都清楚地兴办起来了。他能够做到：内地先使百姓安定，外方先使人震慑；平时先使人安定，临变先使人震慑。这些都兼顾了，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但公却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说：‘功名不是我所有，头发皮肤也不是我所有；只希望洒尽一腔热血，向上报答君主和父亲罢了。’只是如今天下已经动荡，形势将渐渐不可收拾，也只能先厚实坚固国家元气，慢慢解除它的毒害。突然发生事变，我们有办法等待应对，也就足够了。白莲教妖人到处揭竿而起，每天在邹、滕之间蹂躏，已经奉诏令派军队前去助剿，军队将要出发时，景武来告急。公当夜飞速发布檄文，集合东面援军，协同津兵合力攻击，同时又亲自传授方略，攻打敌人的意料之外。在一指一顾之间，白家屯的巢穴便覆灭了。一时那些不得志而图谋不轨的人趁机观望，蠢蠢欲动的，无不如鸟兽般四散逃跑；邹、滕也因为援军断绝而获得平定。若不是神妙的谋划早已确定，临机稍有迟误，任凭他们向西同妖贼会合，向北窥伺天津、瀛洲，而京城中的奸细暗中连通线索，边境防卫的精神随之衰竭；他们分布各处的羽翼蜂拥而起，天下像鱼烂瓦解一样崩溃，那还忍心说下去吗？一个地方发生紧急情况，人们只能看见一个地方。如今每个地方都在动荡，关系到天下，更何况畿南难道只是一个地方吗？这样看来，这次战役以断绝山东、河南两地的掎角之势，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以消弭四方的祸患，这是人们未必知道的；而其他秘密消灭大奸，预先销毁祸根，更有许多是人们看不见的。唉！这是什么时候，哪里还承受得起有可以看见的功劳呢？公的功劳之大就可以知道了。即使如今时势如此危险，邻里百姓仍安居如常，好像不知道有动乱，独独依靠的是我公在这里。公还勤勤恳恳询问民间疾苦，每天安抚巡察他们，斥退贪墨，压制暴虐，使百姓焕然一新地开始生活。大概最初形势紧急而人心还安缓，公便以整肃从容应对；后来形势缓和而人心急迫，公便以振作激励来整顿他们。在事情缓急之间，他的谋虑是多么深远啊！由此说来，他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又怎么样呢？因此，凡有补益的奏牍，皇上无不撤去冠上的纩塞来倾听，随后逐一批示准许。我对于皇上知道公、任用公，以此预卜太平，尚且来不及歌颂；而公的功德，也不是一两句颂词所能说尽的。这就是这篇序。

译略加标举而作的序 有一代相沿袭的气运，也有一时激发壮盛的才略。才略大概是由气运产生的。积久的衰败，正是后来兴起军队的契机。因此，豪杰骏雄之士感慨时事，追怀往昔，观察世务的短缺，指出事机所系，于是因事设防，乘机建立功业，用尽一生的胆略和力量去完成它，而才略便由此产生。这就是气运迁流的缘故：它既能困厄天下的人才，也能产生天下的人才。陆贾说：“天下安定时要注意宰相，天下危急时要注意将领。”国家几十年来，轻视选择宰相，却难以选得将领。每逢事变，拍着大腿思索，向左右四处张望，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已经不是一天了。大概由于承平日久，文弱之风相沿，即使号称宿将重帅，也不过高雅地唱歌、宽衣缓带，把坐镇当作乐事，谁还知道在帷幄中筹划、决胜于千里之外，防备尚未发生的变化、综合谋略，并且以宏通为贵呢？然而近来东西交相争战，边境之外没有功绩，难道全都是武臣的过错吗？考察古代、验证今日，发掘统领和指示的方法；谋划不善，是因为文士没有尽心罢了。我近来编纂战守等书，用来训练军队，希望他们通晓方略；至于上观千古，屈指计算尚且没有闲暇。等到看到东南才俊中留心时务的人，往往确实思虑深沉、谋算周密，衡量策略、发动事机；即使又低头从事雕虫小技，也没有忘记弃繻请缨的志向，轻视那些纨袴子弟，羞视那些巾帼之人，这或许也是气运激发他们所致。江左各州，是人才荟萃之地；丹穴的艳丽，在海内负有盛名。台公尤其具有卓异才华，富于经世济民之才，处理幕府事务之余，常常喜欢仗剑而行。幕下参与谋划的，是行间的中丞张公；他一向十分看重此事，时时暗自感叹时事流失，国家却没有可以倚赖的干城之臣。凡是军政方面的进退措施，大多失当，令人感慨愤懑不已。于是从浩繁的史传中摘取可以训导军队、合于古代兵法的内容，编成一书，题作《将略》。题名中的“将略”，是以军队如水行地中的意思来命名的。将领得到这些谋略，就像水遇到源头一样；凭此行军于大地，便没有什么能够抵挡。譬如治病，有方剂，也有医案，一经指点，岐黄的精微道理便如在掌中；至于能否神妙地运用它，就在于个人了。《易》说：“知晓事物的先兆，就接近神妙。”能够知晓先兆，就能知晓谋略；用兵如神，又有什么困难呢？我欣喜南方人才众多，足以辅翼气运，国家将有所期待。像周子这样留心国家大计的人，不难建立显著功勋；使国家受辱的耻辱，我知道将可以免除了。《文忠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六 明代范景文撰 记、传 游南园记 癸亥年闰十月，按原来的月份计算，月初仍然是晚秋。几天来露水零落，夹杂着细雨，到初三才放晴。轻云时时点缀天空，草木含着滋润，纤尘不起，游人竟不知道这是秋天。早晨以后，我和李生仲昌、含朴、王生君翰一同出行，从迎薰门出去。路旁芦荻瑟瑟作响，溪流曲折环绕；我们走在古桥高堤上，只见一带衰柳，老绿、深黄和红色相互映发，转而更加撩动人心，远胜春日的艳丽十倍，令人一见便喜爱。古人当年为什么见到这样的景色反而悲伤不已呢？大河南岸是李园，园中桧柏高耸入云，数量有万株，阴森苍翠，挺拔奇异，真是令人惊叹！人世间的寒暑仿佛到不了这里，我将把它作为岁寒之交，终身托付给它。我们在观物轩吃饭，饭后登上南山亭，拂拭石面围坐；柏子纷纷落在席间，几乎铺满了席面。取来焚烧在炉中的香，气味格外清冽辛烈，与野外的意趣很相称。此时即使是龙涎香、鸡舌香，反而也不如它了。酒壶和酒杯交相传递，笑语接连响起；林木的影子错落纷乱，夕阳渐渐西沉。远远看见游人中有抱琴而来的人，我们停止饮酒起身，整理衣襟端坐，悄然无语。含朴反复弹奏《高山流水》，琴声琅琅，另有一种韵味；又命童子到洞中听琴，仿佛山谷都在应和。君翰说：“听说这里有祭风台，何不去看看？”于是骑马前往。到了那里，只见几个健儿；看见所骑的马腾跃而起，气势旺盛，便命人让它们在道路上奔驰。这时人与马相互配合，凭鞍生风，马蹄踢踏如电飞驰，几乎连眼睛也看不清了。急忙在雾气中仔细辨认，只见马上的人起舞一般，时而翻身，时而卧倒，时而折身，时而蹲踞，时而坐着，时而歌唱，时而抱持，时而脱身，时而跃起站立，时而顿住侧身；有时用手撒开缰绳，有时用脚踩着马镫，身体离开马镫借势而动，像要拖着身体坠落，却旋转得越发熟练。观看的人无不咋舌，而他神色安闲自若。我说：“台名叫祭风，起源于赤壁，却没有什么根据；不如就叫戏马台，不拘泥典故而又符合实情，怎么样？”众人高兴地登台。道路十分曲折，屡次转弯才到望亭，又休息两次才继续登山。树枝低垂，和帽子相碰；到达山顶四望，只见夕阳衔着山峰，归鸟隐没；回头看城郭，万缕炊烟同暮色交相混杂，高低错落的茅屋一会儿显现、一会儿隐没。仲昌说：“这正是米家得意的画笔，怎么把它摄取来了？”于是大声赞叹其美，直到极点。我认为这里的景致，大半是在雨中、月下才显得优胜；当地居民很少有这种雅兴，最终没有人趁着夜色冒雨踏泥而来。除此之外，要收取这里的妙处，没有比晚景更好的了。那种烟气氤氲，无法形容；景色微茫，难以辨认。没有雨水的淋漓清冷，却有雨天的寒意；没有月色的凄清，却有月下的淡淡幽静。这大概是上天特意留下来，给闲人享受，而人们却不能取得的东西。因此凡是登高游览，晴天不如阴天，白昼不如夜晚，冬夏不如秋天。如今这些条件可以兼得，难道还不算奢侈吗？赶快叫酒来，我举杯向天发问。随从告诉我酒已经喝完了，但我的兴致还没有尽，等到月下雨中，再继续这次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