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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文溪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文溪集》二十卷，为宋代李昴英所撰。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宝庆三年廷试对策列第三名，淳祐初年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退休后去世，谥号忠简。“文溪”是他退居之地的名称。张端义《贵耳集》记载：李昴英最初任临汀推官，陈孝严激起军队叛乱，他拿出全部家产加以安抚平定。后来曾冶任广东帅，激起曾忠之乱；崔菊坡镇守临城时，借用经略使的印信发布安抚晓谕。李昴英缒城进入贼营，向他们说明祸福，五羊城因此得以保全。贼人在肇庆被捕后，朝廷把李昴英列为首功，授任荣王府教授；他极力辞谢，不肯赴任，只说自己一向没有学问，难以改变旧有的气习，士大夫舆论都认为他说得对。由此看来，李昴英大概既有能够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又能坚定自守。后来他弹劾史嵩之、赵与【原文缺字】时，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确实是有来由的。这部集子是元代至元年间由他的门人李春叟编纂的，共收奏稿、杂文一百二十二篇，诗词一百二十五首。明代成化年间重刻，陈献章为它作序。文章质朴充实而简练刚劲，正如他的为人。诗中间或有粗俗语句，但不脱离宋代诗格，风骨气力仍然强健，也不是柔靡低弱的声调。大概文章是作者心声的表现，他刚直的气节，自然有无法掩盖的地方。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文溪集》原序 天地间的精华英气，人得到它便形成文章，可以用来辅弼朝廷，使芳名传遍宇宙。它存于胸中，必定会有一种浩然之气，使人独立于万物之上；这就是天地的正气。所以评论一个人的文章，应当先看他平日修养的是什么。先生是本朝的伟大人物，二十岁时便凭雄健的文章名列天下第一流；以他那种追逐风尘、超越众人的资质，纵横驰骋于燕越之间，他的前途谁能阻挡？可是任官而身居言责之职时，他宁肯为国而死，宁肯因进谏获罪离职，也不顾自身和家人的安危。官爵的高低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由此便可知道他的修养了。他做官时多有惠及百姓的政绩，难以一一列举，姑且只看其中最重要的。最初任汀州幕职时，恰逢军队叛乱，郡守被捆绑擒住，同僚们只顾防备逃窜都来不及，唯独先生奋身向前，以祸福晓谕叛军，使郡守脱离虎口，不到一天大难便被平定。几年后他居家闲食，循阳戍卒聚众直捣广州城，震动整个地区。清献公崔某任乡郡长官，选幕府中的人去晓谕叛贼，人人面面相觑、双腿发抖，先生凭朝廷士大夫的身份参与谋划，却毅然请求前往，缒城到达贼营。话还没有说完，联络办事的人已经拔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准备砍向他；他却神色安然毫不动摇，从容陈述大义以调伏贼心。贼人因此迟疑退却，最终收兵离去，城池依靠他才得以保全。这是深入虎穴、探取虎头，即使不幸遇难，也不过是男儿一死罢了，难道要为了保全躯体、保护妻子儿女而苟且偷生吗？真是大丈夫啊！后来他进入御史台，立于朝廷之上，若稍稍屈服心志，凭他的资历本来可以逐步升到显贵高位；但先生却在玉阶前冒死进谏，与天子争辩是非、论说可否，从袖中拿出弹劾奏文，当着群臣斥责宰相，甚至借尚方剑请求斩杀奸佞。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鼎镬之刑也不躲避；一旦意见不合，便拂袖径自归去。他把轩冕官爵的来去看得如同太虚中的一粒微尘。孤高忠贞，凛然的严正足以与冰雪相争。三学诸生送行诗中有“庾岭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的句子，听到的人都为之振奋。刚正方直、正大光明的气概郁积在胸中，发泄出来成为文章，光彩自然无法掩盖。大的篇章如中等的圭璋玉瓒，小的篇章如佩玉相击；奇峭的像怪石倚靠断崖，清丽的像明星照耀秋天的银河。他入朝任职时，议论奏章如同绘画丹青，句句都是治病救命的良药，足以补益君德、匡正君心；至于穿深衣独自闲居时，嬉笑怒骂之间，字字都是规诫，也足以树立民众的伦理常道，垂示后世

译的规范。这是因为忠义是文章的骨架，学识是文章的根基，所以文章芬芳繁茂、灿烂流露，作者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作文，而文章反而更加精工。上天收去了他的声音，山岳崩颓、笔墨断绝，遗留下来的文稿散失零落，多得浩繁，无法收集。我跟随先生学习已经很久了，不过所受到的教益还只到肩膀那么高，尚未窥见他的门墙深处，正准备编成一部大集，以等待有识之人。世道中途发生变化，衣冠制度更替，灾祸猛烈地降临到主家，十二楼最终都坠入昆明劫火之中。这些文章有什么罪过，竟一同遭受这样的灾难？唉，还忍心说下去吗！先生有五个儿子，如今只剩中峰一人。孙辈们都很有才气，追念并弥补过去的遗憾，急切地寻求赤水中的玄珠。春叟已经老了，对于师门没有能力效劳，深怕文稿散失，永远辜负早年的心愿。于是勉强收集残余，仅得到奏稿、杂文一百二十二篇，诗词一百二十五首。编排成集，命名为《文溪存稿》，整理装订后归入群玉府，请求刊刻，以使它长久流传。由鼎中取出一片肉，便能知道全鼎的味道；但知味的人对此仍会有遗憾。虽然不幸没有得到全稿，尚且幸运的是这些文章还没有完全丧失。明亮的太阳运行于天空，照耀着天地。先生的节操，卓然高尚，无可比拟。先生的文章，也只是泰山、华山上的一丝光芒罢了。如今能够流传的仅仅是这些；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部分，又有谁能够窥见它的边际呢？我含泪濡笔，抚摩书卷长声叹息。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复生，我将同谁一道归去呢？先生名叫昴英，字俊明，宋朝赐谥忠简。“文溪”是他的自号。时在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中元节，门人李春叟恭敬拜了百拜书写。士人生活在世上，应当以气节为主，文章次之。古今文人有多少呢？困穷的人把才学涵养于山林之间，显达的人把文章显扬在仕途之上。然而文章流传于世，困穷者往往更多；显达者的气节难以保全而容易亏损，稍有亏损，连同他的文章也会一起被废弃。文溪先生考中丙戌科第三名，声名已经显赫。起初在汀州做官，戍卒喧闹起来想要杀害郡守，先生用身体挡在郡守前面，郡守得以免死。及至退居乡里，循阳戍卒叛乱返回，包围广州城，先生缒城出去晓谕贼人，叛军退去，城池得以保全。他的威武不能屈服，正是如此。初次进入谏官之路，因为直言进谏而离职；再次掌管从官之职，也因为直言进谏而离职。他的富贵不能使他惑乱，正是如此。立身建树高，所以言辞伟大；因此他的文章隆盛峻拔、崔嵬险峻，有如深潭、奔泉瀑布，千姿万态，都是气节充盈的表现。晚年闲适时，没有一天不登临游览，没有一天不吟咏作赋。自从骑鲸仙游之后，六丁神将取走他的文稿，遗失的不少。大震起初承受先生教诲，常常替他整理杖履遗文，可惜没有及时搜集，来充实书箱。五十年间往来于胸中的感慨，有一天他的孙子宪文携带存稿来给我看，我感伤了很久。既为其中两篇文章像姚珽而高兴，又遗憾大震不如李汉那样善于辑录。先生号文溪，因为郡城北面各山的泉水汇聚在他居所后面，原来就有这个名称，大概是地灵所钟爱的缘故。唉！溪水因文章而显名，并没有因“愚”字而受辱，山川也有自己的遭遇。大德戊戌年夏天，门人陈大震书写。我曾经对李德孚说：士人从事学问，功夫深、用力到位，外在的华饰脱落而内在的实质保存，最终达到浩然自得的境界；那时便不知道天地有多么广大，也不知道死生有什么变化，更何况富贵贫贱、功名利禄的得失，以及进退取舍之间呢？如今观看你们先世文溪先生的遗稿，刚刚涉入它的流脉，便觉得越发浩瀚，仿佛江河奔流；而且他喜欢写出鲜活奇险、千变万化的语句，读者往往惊叹不已，甚至有时不能断句，便以为文溪只是擅长写文章罢了。慢慢考察他的实际为人，就会看见他重视内在而轻视外在，难以进取却容易退让，践行义理唯恐赶不上，畏惧利益如同懦夫，卓然能够自立，不因外物而喜，也不因自身遭遇而悲，大概已经接近我所说的浩然自得境界了。于是放下书卷叹道：唉！这就是文溪之所以成为文溪、之所以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原因啊！我一

译遍遍阅读，一遍遍思考，握着书卷一定要读完，直到眼睛疲倦、精神困乏，打呵欠想要起身，却总是回头细细查看，不忍心放下它。通过言辞来探求他的内心，考察事迹来观察他的实际作用，所以一个人的深浅便全都显现出来。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得到文溪文章的精蕴，只是平日用来告诫德孚的那些话，不过是我一点点想要学习却没有做到的愿望；忽然在书册中亲眼见到了它们，粗略看去虽然模糊，即使不能完全理解其中道理，但它的归旨与此并没有不同。像这样的人，大概是很少的。因此因他的文章而感叹、仰慕、喜爱，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传》中说：“生在百世以前的人，百世以后的人听到他的事迹，没有不受到激励而奋起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德孚念及先人的事业日渐零落，遗稿仅仅保存下来，而且错误残缺很多，于是深感惭愧，四处向族人访求，得到过去刊刻本和抄本，互相参校；有疑问的地方便暂缺不补，刻在家塾中，命嗣子昭主管此事，并请我为它作序。唉！我小时候就听说文溪的名声并心生喜爱，长大后更加仰慕，唯独遗憾未能了解他的胸襟气象究竟如何。近年在京师，我有幸结交德孚，也曾看过他的家谱；如今又有幸读到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富贵果然不值得仰慕，贫贱果然不值得羞耻，功名利禄的得失、进退取舍，一切果然都不足以成为牵累。天地的广大、死生的变化，自得之人果然不是常人所能知晓；而能在百世以前奋发、使百世以后的人受到激励，孟轲氏果然没有欺骗我，他所凭借的，大概确实有所存在。所以士人一定要有志于道，然后才足以谈论这些。德孚好学，年老而志气更加壮盛；昭啊，你也会因我这些话而受到激励吗？成化庚寅年九月，同郡陈献章公甫书。钦定四库全书 《文溪集》卷一　宋李昴英撰　记 《肇庆府放生咸若亭记》人与万物繁多地存在于天地之间，禀受的气有正有偏，性灵有高有低，万物不能与人完全相同。它们虽然形体各异，却同样具有生生不息的意志。上天降生圣人，是为了厚待众生，使万物各自安于从天所受的本性，这样才不辜负上天的托付。每年皇帝诞辰当天，郡国臣子既在佛寺道观中焚香祝祷皇帝万寿，必定又把鸟儿装入笼中放回山林，把鱼装入盘中放入溪水。他们手执笏板直立观看鸟儿高飞、水流深长，然后再拜退下。捕鸟的、捕鱼的争着赶在期限以前捕来，活着送到官府以供应需要。这就好比对于无罪的百姓，先把他们关入牢狱，再徐徐释放，以为是施恩；即使这样，百姓也已经稍受挫折、困苦憔悴了。终究不如既不放生、也不捕捉，让它们顺遂本性。三代以后，以爱惜生命的德政贯穿国家，没有哪一朝能比得上本朝：禁止用翠羽作装饰，停止进贡蜂蜜，放生洛水之鲤，禁止宰杀羔羊，见到虫蚁便避让退开，也不进献鹌鹑和兔子。历代圣人的心，就是上天的心。今天子聪明神武而不嗜杀，日月所照、霜露所降的一切，都被圣德包容。飞翔、奔走、蠢动、爬行的生命，哪一种能超出这颗心与天地的范围呢？大概没有一物不得其所。起初并不必等到某一天放掉成百上千亿的生命来显示小恩小惠；然而旧有典制沿袭已久，人们认为不这样做便不能归美报答皇上，所以没有人敢于改变。世人把这件事看作尊奉君主的一项礼仪，因此建造放生之处，规模高大才合适。端州原来的放生亭并非专门设置，起初只是送迎使者的驿站，后来又迁到僧舍旁边，仅仅挂着一块寄居州府的匾额，空空荡荡。历任太守大多苦于勉强维持，只好姑且把它修得狭小简陋而因循下去。霅章侯到任后，清除污垢，剔除蛀弊，节省支出，勤于积蓄，过了两年才有余财。他认为没有比这件事更重大、更紧急的，便赶快在江边筹办。七星岩秀美浓郁、险峻奇特，是全郡最优胜的地方，仿佛屏风立在后面。工程在重阳节开工，到腊月完成，题名为“咸若”，意思是万物无不受到皇帝恩泽，并不只是指这座亭每年所放的生物。亭台开阔宏敞、华美壮丽，簪缨士绅举止雍容，接连进退，车夫仆役也在旁边围观；突然遇到风雨，还有地方可以遮蔽。潜龙藩的体制和气象才开始相称。亭子虽然只有三间，但它关系到治国的大法，应当为之作记。虽然如此，君子爱护百姓，也爱护万物；爱护出于仁，而百姓又应当先于万物。孔子担心马厩失火伤及人，只问人而不问马，并不是漠然对待万物。齐宣王不忍心看一头牛受死，却使百姓没有受到保护，这就是所厚待的反而薄了。君主登上帝位，推行天地生养万物的大德；二千石官员分治一方土地，正是要流布这种德泽。连万物都是我同类，我尚且怜悯而全力保护，何况百姓是与我同胞的人呢？不要让百姓无罪而被拘系，如同鸟兽关在笼中；不要横征暴敛，如同抽干池水；不要施行暴政来逞威发怒。不要使百姓房屋空虚、妻离子散，像毁掉鸟巢、打碎鸟卵；应当像救济饥饿、救援溺水者那样，亲手抚慰、不断叹息，使百姓能够上奉父母、下养子女，和乐愉快地生活，安享其乐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恩德。若方圆千里都成为放生亭，难道只是让一片树林中的鸟栖息、让一尺深水中的鱼游泳而已吗？一定做到这样，才不愧于接受朝廷委托而治理百姓。侯君在仕途和学业上都很优秀，对此已经思考得很深，请努力使恩泽更加丰厚。侯名励为，是端平年间的士人。淳祐九年二月十六日。

译《广州帅方右史行乡饮酒礼记》田地恢复井田制度，百姓必定纷乱；战争恢复用战车，士卒必定奔逃。这些都是古代制度的弊病，放到今天更是如此。至于乡饮酒礼，古人每年按时讲习它，常常尊尚贤者，于是人们趋向善行；以年长者为先，于是人们兴起谦让；风俗因此美善，世道因此提升。这种礼仪经历千万世，也应当如同一日不变。人情往往喜欢简略因循，认为没有明显害处的便畏惧实行，认为补益不大的便忽略。有人迂腐地说：“治理军队和市场，哪里用得上这个？”有人苛刻地说：“礼节起伏、程序烦琐，将很难实行。”在二千多年以后努力挽回古风，难道是容易的事吗？方公大琮镇守南方时，第一年政绩优良，第二年教化周遍。他将要在本州举行古代乡饮酒礼，命宾客、僚佐约日在泮宫与士人领袖讨论。林公琰拿出一部书说：“这是某人近年在泉州实行的礼仪，可以作为证明。”余震、洪天锡取来那份文本，参照《仪礼》，发现有不少不合之处，便共同向方公质询。方公说：“我遵从周礼。”于是议定开始，纲领细节都考据有据，间或有一两处依从时宜，并且能够以礼义激发人心，大家学习后都很高兴。不到十天便熟练了礼仪，商议请顾君梅、陈应辰担任僎。常平使者王铎也在其中；我是什么人，竟能让他来充任僎呢？只是因为品德浅薄、年齿较长，辞谢而未获允许。于是二月十二日天刚亮，在位者都端正地戴着幅巾，穿着鲜明的深衣，系着长长的大带，穿着方头鞋，依次走到座席前，像树木一样直立，众人都闭口不言。只有献酒、酢酒、酬酒的人和执掌礼事的人彼此交往应接，行动整齐端庄，没有不使举止和歌颂合乎礼度的。洗涤器皿、尊和勺、爵和觯、笾豆和俎等，都仿照上古而重新制作。歌唱和琴瑟在堂上，笙、钟、磬在堂下间隔排列，合奏铿锵洪亮。人们眼看盛大的仪容，耳听端正的音乐，心中自然生出善意，感情也真挚欢畅，仿佛亲身处在周代姬姓王朝的开国时代，不再有像韩愈那样来不及向礼贤者行礼谦让的遗憾，真是盛大啊！主人拜礼，总共七十多次；酒爵从上面的酒篚取出，从东面的屋檐取来，在尊前洗涤，在席前斟满；传授酒爵以及其他进退升降的程序，数不胜数。亲手向宾客献酒的主人一方有二百三十人，分列并疑立观看的又有二百三十人；旅酬完成、撤去俎之后，才跪坐在席上设宴。漏壶已经过了三十刻，强壮有力的人仍然不能喝尽兴。方公安静专一、严肃庄重，直到送宾客到庠门，也未曾稍有懈怠。礼仪有三百项，威仪有三千项，而实行它们的根本只有一个，就是积累的诚意和坚定的力量。礼成后，诸位朋友共同作词请求说：“我们乡里的乡饮酒礼，百年能见几次？乾道年间龚庄敏曾经举行过，可惜记载散失，即使老一辈人也不能听闻。方公完全依照先圣的礼制，如果不把大略刻在碑上，后来的人将凭什么考察呢？” “您参与了这次行礼，这篇文章应当交给您来写。”于是我告诉他们说：“礼，是天理的节文，是学者赖以立身的东西。平日里人的视、听、言、动都应当专一；如果有一项不合礼，便先失去了恭敬的根本，物欲也就能乘虚而入。一旦在众人中间举止周旋，必定会慌乱失措，平日的防范再也掩盖不住。由此便可以观察一个人。推究他的初心，不过是拿‘众人都如此’来宽恕自己，认为古代圣人不是自己能够学习达到的，于是自暴自弃到这种地步，也实在可悲。如今方帅搜求讲习久已废弃的礼典，穿古代的器服，演奏古代的音乐，难道只是崇尚美名、夸耀美观吗？关键在于使乡里的士人君子保持古人的心志、实行古人的道理；即使处在不见不闻的地方，也像面对贵宾一样庄严；时日久了，礼仪便能在家中自然恢复，在乡里和睦，在国家恭敬。只要忠诚而无一丝一毫愧对古人，就将看见暴慢消除、争斗止息，使一方百姓受到陶冶，全部获得古代乡饮酒礼的效果；说这很容易，大概并不是欺骗人的话。唐人举行乡饮酒礼，不过稍微仿效古制。赞皇公在常州，举行登歌、降饮，人们还知道互相劝勉；裴文献在宣州，歌唱《白华》等篇章，甚至有人因此哭泣。这两人也都有正直的声名，而方公所学还超过他们。如今这次举行礼仪，礼乐仍然完备，人心又受到感发，效果将会怎样呢？” 众人都说：“是。”至于礼仪的尺寸、数目和具体仪式，已有编次记载在这里，所以不再书写。淳祐四年三月初一。

译《东莞县学经史阁记》东莞号称广博多闻之地，县邑有罗浮山深厚的地气，又背靠大海的巨大物产，秀美聪慧的百姓很多，设置学校应当与此相称。淳熙年间学校在这里开始奠基，开禧丙寅年把大成殿迁到西面，嘉定辛巳年又因而把学校迁到它的前面；面向和形势与最初略有不同，位置也处在较好的地方。到了绍定己丑年以后，才对面开辟斋舍，重建南门，刚刚具备大致规模，实在艰难。世俗的官吏大多急于应付期限，把教化根本看作迂阔；学校荒芜，积弊也不治理，旧屋将要倒塌，新建的也已经破败，谈何容易？温陵许公以海内大儒身份来任县令，士人相互庆贺说：“我们县真是幸运啊！我们的道统大概有希望了吧！”嘉熙元年元日，许公开始到文庙参拜，感叹学校破败简陋，说这是第一要务，不能再拖延，于是拿出自己的俸禄十万，交给监河张朴君负责修缮。从大殿到两廊、祭器库、校门、厨房、浴室，全都建得宏伟壮观。又亲自考核试士，选取其中最优秀的，培养教育他们，增加名额，优厚供给，士人从远方纷纷来归，弦歌声洋洋盈耳，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县里有没收入官的田地一顷八十三亩有余，金银折钱五十万有余，按法应当上交宪司，许公请求全部归入学校。绣衣吴旂公一向敬重许公，慨然不吝惜，接着又增加粮食，使供给更加充裕；用这些钱就在直舍上面建阁，建筑轮奂雄伟，广泛收藏图书，万卷书签森然排列于书架，士人得以阅读从未见过的书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元日〕 漕运使陈畴公也捐出三十万资助工程；仍然不足，便聚集节省下来的余资来完成它。工程完成后又担心毁坏，储存十万作为日后修补整治的费用，考虑得十分周全。学校将近百年，草创尚未完成，许公一手经营起来。学校的学田历来经过几任长官都漠然不问，唯独许公能够增置扩充；不过这些还都是他的余事。许公的学问得到伊洛、紫阳一派的心传，所到之处如山斗般受人敬仰。后来人们在番山讲学，规矩严明、教条完备，他每天早晚都到斋房与诸生讲论；有一项才能便极力称赞奖掖，即使资质中等或不成材的人，也循循善诱，最终使他们成为有用之人。一时间席间的士人都卓然自立，广州人深深感念他的恩德，共同在泮宫东面修建生祠，直到今天每逢朔望仍像当初一样列队拜谒。菊坡清献公从蜀地回来，听到此事后赞叹不已，正准备把他的事迹上奏朝廷，那时还没有见过许公。许公这次来到这里，东莞人信服他的德行声望，百姓说：“他是我们的父亲！”士人说：“他是我们的老师！”许公也爱护百姓，把他们当作子女；乐意和士人相处，把他们当作弟子。县务即使非常繁忙，也一定按时到学校与学生接触。开始实行每月考查、每季考试，磨炼学业；又设立小学，启迪儿童，无论大小，每天讲授《论语》《中庸》，并教他们【原文疑误】；凡是经书、诸子中着重指教作文的，都有一定方法。士人的习气焕然一新，文风大为畅盛，县里的人…… 士人仿照郡学先贤生祠的做法，于是本县接连多次乡试都没有荐送一人，后来终于有列名贤书的人了。延请钱益君，他学问深厚，终于考中儒科，这也是教化积累所产生的效果。大概许公把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治理一个县，便希望把道实行于一个县，正如明道先生在扶沟兴办学校的故事。将来如果得到更大的任用，能够用这种道理觉悟天下百姓，使天下都处于道德教化之中，那就是百里学校规模的充分扩展了。我二十岁时曾在学校游学，许公对我的期待特别深厚；而且我曾到过这个县，扶着手杖、穿着鞋在学校中行走，所以恭敬地记下这件实情。许公名巨川，字东甫，曾考中异科。淳祐四年二月初一，门人朝请郎、直秘阁李昴英记。

译《增城县新建贡士库记》曲江因文献而著名，增城因清献公而著名。清献公出身陋巷，考取高等科名，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这期间接连取得功名的人并不少，地方文风日益浓厚兴盛。可是贫寒读书人的困苦，如今仍和过去一样。县城距离行都多达四千里，背着书箱去一次，费用比中州多好几倍。州府为赴试士人饯行赠钱一百缗，这是天下各州郡都没有的待遇。然而贫困儒生旅途困顿，仍有失去原有产业的。南方士人出仕进取，不如北方人多，并不是才艺不如别人，特别是受困于地方偏远、难以出身。淳祐元年，圣明天子颁布兴贤诏令，凤阁经义、诗赋都可以参加选拔，长期郁结的士人忽然得到伸展。知县何君为县人所喜而高兴，礼遇比旧例更加优厚，以此教化全县。有一天升堂，对诸生说：“我不聪明，学问也浅薄，但和乡里的士人日日相处，看见士人习气淳厚古朴，受到清献公遗风的熏陶，实在值得尊敬。”汉代制度规定学习先圣之术并参加计偕的士人，县里实际供给他们粮食；要使这种利益长久地惠及他们，何不立即拿出三十万钱，改由学校掌管，听凭百姓拿自己的财物抵押借出，归还时收取十分之二的利息，积累三年便可得到若干余钱。新中贡士每人给五十千，加上州府所给的钱，既不损耗家中一分一毫的储藏，又足以使他们带着书籍和行李从容往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先前已被荐送、如今返回参加考试的人，也因贡额狭小而受到激励；在京师太学考试的人，都按等级给予优厚供给。等到题名金榜、飞捷传来，又资助他们举行庆贺，条文规划细致周全。士人欢喜地相互告知说：“只担心学业不精，哪里还担心行装粮食不充足呢？”从此他们面向西方赴试时，只一心温习旧学、获得新知，不再像过去那样惶惶不安地为筹办行装而困窘。将来还会有像前代贤人那样具有清白声名、高尚节操的人出现，这种恩惠难道小吗？凡是努力救济别人困乏的人，必定是亲身尝过艰难险阻的人。何君虽然身受诗书教养，从未亲口尝过粗粝咸菜的滋味，却对寒酸士人的处境体察深切，为他们周全打算到子孙无穷之久；这是真正知道斯文的重要，是从良心善性中自然发出的，无法遏制。他的天资远远超过常人，假如再用问学充实拓展他的才干，将来成就一定非常可观。琴堂主人奋起于平民，穿着草鞋来往奔走。贡士库是何君亲自创始的，其他政绩来不及论说，仅凭这一件事，已经足以专门为他写一篇记了。我又奇怪近世士大夫想要掩盖残害百姓的行迹，往往厚待内部交游；他们以为士人的游谈聚议足以毁誉自己，浓墨大字足以抬高或贬低自己，于是讲究礼貌、赠送礼物，唯恐稍有失欢。大概他们认为百姓愚蠢而软弱，不会伤害自己，于是便捕捞搜刮、敲骨剥削，只要能使自己富足，无所不为。他们不知道只要得罪一次百姓，就已经得罪了名教；即使每天给他们千金，又怎么能堵住乡校议论政事者的嘴呢？那种辨别是非的良心，只会被一点小恩小惠转移，这样的人不过是卑贱的丈夫，面对一箪饭、一豆羹，喜怒便显现在脸上，哪里配称作士人？增城孤立地处一隅，读书人全在学校中；乡间居住的士人，只有石滩是一个集中之地。至于深山穷谷，家家养牛犊，人人使用耒耜，能够听到的只是稀少的弦歌诵读声；对士人来说，这确实是很美好的环境！但一定要使这种恩泽充足而周遍地惠及百姓，然后恩泽才会广大。何君为何不把用来滋润后进士人的办法推行到乡里田间，禁止苛刻征取，禁止曲意判决？什么事情对百姓有利，就一定兴办；什么事情对百姓有害，就一定废除，这样四民都能受到安抚教养。即使赐这个古代鲁国的卓然之士再生，又凭什么超过何君呢？何君名籍月湖，尚书是他的祖先。月湖在石城，送人赴省试时有“道在功名小之”一句，这种意思又超然于利禄之外。请和朋友们仔细体味它。淳祐五年上巳日，同郡李昴英记。

译《广州新建备安库记》自汉代以来，出使广东的人，以陆大夫最早；他带着二千金离开，当地人却不认为他贪污。后来进入南方的人便把贪取财货视为当然，刺史一过城门，按惯例便收取四千万钱，传闻起来令人惊骇。一千多年间，清廉的官员大多只能载入史册，像晨星一样稀少；能够从污浊风俗中拔身而出的，哪里只是近世才少呢？我们广州全盛时，大船首尾相接，拥满江面，远望像蜃楼般高大；各个偏远蛮荒岛屿的珍宝，乘风破浪运来汇集，四方豪商都来，以各自地方所适宜的货物贸易，使百姓富足奢侈。使者家属的赋税足以供给军费还有余，所以费用有余，储藏充实。近来唐儿很少到狮国，编户百姓凭财力自雄；只是强悍的盗贼频繁呼啸，重兵屯驻屡屡增加，战争多，戍守劳苦，人人都得到加倍的资级供给，竭尽所有共同供给军需，于是州府骤然贫困。我三十年来亲眼所见，公私气象由丰美转为狭窄吝啬，一年比一年严重。江湖、猺峒错落分布，盗贼巢穴险要、党羽滋长，出没没有定时；他们裹挟盐徒聚集成百上千，所到之处寻找借口，抢掠船只，成为水上盗寇，乘风涛出没飘忽，难以防备。水灾、火灾、旱灾、蝗灾没有哪一种可以说不需要防备；应当预先准备，以防万一的大规模调度，可是各级官府力量都已竭尽，富足的粮仓也没有可指望的，危险啊！柱史方公从莆田带着十乘车来到这里，刘克庄公对他说：“我每天向南方转运使唐璘公办理漕运时，他总说州府每年短缺六万钱；我曾代理政事查核簿籍，大约只欠四万，但要筹办起来也并不容易。” 方公说：“州府如果不难治理，那么人人都可以自己显现才干，还用得着我们这些人做什么？”他到任以后，施行政教，使治理合于古道；处理狱讼，按时审察；其余力量则治理赋税。他清除污秽、整治积弊，遇到问题便迎刃而解；从未严厉催逼、苛刻征敛，百姓信任他，租税不拖欠；商人乐于往来，税收不懈怠；财用充足，政事清明。除供给军队衣食之外，凡是不急需、无益处的费用一概省去聚集，剩余的钱用于各种工程，还能有所余。到第四年，所得钱以缗计算有三十万，另外储藏起来，设为甲、乙、丙三库，每库十万。他说：“如果一方突然发生紧急警报，实在没有其他钱可以支取，就从这里取用；命名为‘备安’，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使远方百姓安定。”允许百姓拿物品抵押借贷，又限制官府收取利息；官民互相资助，生生不息。过去号称强健敏捷的官吏，凭借科敛润饰自己的屋宇，买卖官吏职位，家中每月都不空乏，仍然感到不足。方公只按照赋税常额收取极细微的钱财，又把它交给朝廷；因为认为方公适合治理南方，人们不愿让他离任，朝廷准许借留，又将任满再考察后才得离去。于是这些储蓄哪里有什么其他巧诈呢？士大夫担任职务应当思考民众的忧患，这已经值得书写；方公对此更是切切在意。他离职以后人们对他的思念，难道是为了沽名誉吗？他到哪里都努力实行好事，大概本来就是他的初心。乙巳年夏五月晦日，狂风怒发，阻遏夜潮不能退去，又驾着白昼的潮水重重涌来。向西北方的江水泛滥，暴雨恰好突然到来，沿海房屋转眼便浸在四五尺深的急流中，共有八千多家受灾。方公怀着不能坐视百姓溺水的心情，巡视安抚、赈济救助，花费若干缗钱。腊月初下了三天大雪，积雪超过一尺，城中如银、林木如玉，群犬不停吠叫，这是炎热地区过去从未见过的景象，实为祥瑞。方公又怀着不能坐视百姓受冻的心情，给城外贫困百姓和各营健儿按等级发放救济，花费若干缗钱；这些钱都是备安库所得利息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救济的效果也很快显现。考虑祸患深远，是智慧；使恩惠长久流布，是仁德。所学稍微施展一点，已经达到这样的效果。清献崔公晚年辞去奉祠所给的俸禄，担任乡部帅时也不接受俸钱二万多、米二千多斛，留在州府家中，却没有人过问仓库官吏，最终便全都没有了。一个人一身所需有多少呢？贪婪的人即使满足了自己的欲望，钱袋空尽，留给子孙，也不足以供他们愚蠢地笑一笑。用清白留下芳名，后代必定昌盛。高官厚禄和完备的俸给，自有后来者承受，谁也不能强求。积存在官府的财物，就是其家族取之不尽的宝藏。贤者为后来者谋划，只要依照三十万的办法推广，百万、千万也可以安然达到。即使不能有所增加，能够爱护财物使它不毁坏，也还不失为中等人的作为。至于搜刮余利、用各种名目运送献给上级，巧取豪夺，只图自己富贵，使地方百姓在紧急时无所凭借而受害，那么连中等以下的人也不肯这样做。那不过是小人不畏天命罢了。偏偏自称君子，正是方公所感到可耻的。淳祐六年正月。《文溪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文溪集》卷二　宋李昴英撰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