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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三 《无为集》　别集类二【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订：《无为集》十五卷，是宋代杨杰所撰。杨杰字次公，是无为军人，因此自号无为子。嘉祐四年考中进士，元丰年间历任礼部员外郎，出任润州知州，后授任两浙、江南等路提点刑狱，死于任所。原序称“侍讲杨先生”，大概是因为他兼带侍讲职衔。杨杰曾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交游，所以他的诗虽然意境不算深厚，却也颇有格调。那些率真浅易的诗，接近白居易；学习奇崛诗风的，如《送李辟疆》等，有时偶然近似卢仝；大体上仍属于元祐诗体。他又曾与胡瑗交游，因此学问也颇有根基。他任太常时，议论礼制沿革，讨论很多。集中如《补正三礼图》《皇族服制图》等序，以及论禘祫、明堂、乐律的各篇奏疏，都与典章制度有关。不过他的文才和学识稍弱，文章范围也略显狭窄罢了。全书赋二卷、诗五卷、文八卷。绍兴癸亥年，由无为军知军赵士防编成。赵士防序中说：“删去芜杂瑕疵，选取有补于教化的作品。至于释、道两家的诗文，则见于别集。”如今别集已经失传，所以张敦颐《六朝事迹》载有他的《雨花台诗》一首，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有他的《净居寺诗》一首，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载有他的《西湖参寥山房诗》一首，《铁网珊瑚》载有他的《佛日山别长老弼公诗》一首。“凡是僧人身份所作的诗文，如今都没有收入集中。”然而第五卷中有《书宝山寺壁》一首，第七卷中有《题宝树院五松》一首、《东峰白云院》一首、《野寺》一首，第十卷中有《圆同庵铭》一首、《圆寂庵铭》一首，未免自己破坏了所定的体例。又如五篇铭文收入杂文，赞也收入杂文，却把它列在诗中。诗分古体、律体编排，而《和谢判官宴南楼》一首本是拗体七言律诗，却误编入古诗，尤其杂乱无章。至于《魏诏君赞》中的“诏”字，大概是避宋仁宗的嫌名，但下一卷仍称“魏征君”。草堂校勘，也没有完全做好。只是杨杰的文集自南渡以后湮没失传，赵士防耗费两年心力搜集、编次，使它得以流传到今天，他保存和表彰文献的功劳，当然也不能完全抹杀。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无为集》原序 国家用文教来造就天下人才，已经近二百年了。当今皇帝继承并开启中兴事业，停止战马、讲论治道，至今已经十二年。近来诏令有关部门修建太学，大概是要用儒术来文饰治国设施，逐渐磨炼士人，这件事从来没有片刻放下。无为在淮河以西是个小城，却有许多名士。侍讲杨先生名杰，字次公，道号无为子，确实是一时的文人。先生年轻时就考中高等科第，凭雄健的文章、精妙的辞赋、醇厚的德行和美好的操守闻名当时。中间在朝廷议论礼乐沿革，人们尤其称许他。晚年曾奉命出使经过泰山，在绝顶上观看日出；重阳日又在华山莲花峰登临饮酒赋诗。后来奉诏跟随高丽僧统义天游历，前辈认为他都是因公事而得到方外之乐，所以在佛法方面尤其造诣深厚。当时如大丞相王公、内翰苏公，都为他印可。七十岁去世，生平所著文集湮没而未能流传于世，实在可惜。岁在重光作噩之冬，士防承蒙恩命，暂任本州长官；他一向敬仰并熟知侍讲公的声名。开始处理政务时，首先向士绅询问杨公的文章。一年多后搜集到的作品不止一处，杨公遣词典雅华美，立意深奥精妙，于是删去其中芜杂瑕疵，选取有补于教化的作品，编次成集，想把它作为学者的准则，从旁帮助君主偃武修文的志意，这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其中诗、赋、碑记、杂文、表、启，共分为十五卷。至于释、道两家的诗文，则见于别集。绍兴癸亥年夏四月，左朝请大夫、知无为军兼管内劝农营田事赵士防谨慎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无为集》卷一　宋杨杰撰　古律赋 《归来堂赋》【并序】碧虚子陈景元，字泰初，最初入道，任右街录，赐号真靖，主持中太一宫。他多次请求归隐庐山，朝廷没有同意。大丞相舒公因真靖自己的话而题诗说：“身为官员有吏职的责任，遇到事情便遭受猜疑；野性难以忍受这种生活，还是回到庐山去吧。”无为子杨杰，是碧虚子的朋友，听后感叹道：“从前靖节先生作《归去来》赋，归隐庐山之南，至今已有八百年了；他的辞赋没有失传，却很少有人继承他的声调。如今大丞相因先生的话而提及此事，可见他深深爱重先生。靖节是为了躲避污浊世俗而远离，真靖是在清明朝廷中自知本分而退处；虽然离开的原因不同，但归宿是一致的。于是我追和靖节遗韵，作《归去来》歌赠给先生，也希望借此自我警戒。” 归去吧！正值太平时代，为什么不归去？恩宠难以长处，反而容易受辱；快乐有时过度，便会产生悲哀。田园荒芜了，却没有耕耘；岁月流逝了，再也无法追回。不是那匹马，却说是它；把是说成是我所指的，把不是说成不是。华美的礼服灿烂耀眼，使我的眼睛眩晕；尘土飞扬，使我的黑衣沾污。不收回视线而反听内心，又怎能求得幽微的道理？为什么要使双脚疲惫，让孤车与时光竞相奔驰，行走时不顾夜漏，归来后在晨门前自取惭愧？我听说，有善行的人，善于丧失外在的自己，反而能保全自身。不必等到牛鼎盛宴才享用，也不必借助象牙酒樽才饮酒。内心如果确实适合自己的志愿，对外又何必因面容而惭愧？一箪食足以自我养活，一枝巢足以使自己安居。车子善于行驶而不留下痕迹，门户善于关闭而不需要门闩。行动不离开车载行李，超然安处于荣华观赏之外。黄河逆流而上，曲折九道；丹砂潜伏炼制，经过七次回转。军队不必列阵便能取胜，勇力也不必显得威猛。归去吧！请让我跟随逍遥自在的游历，把命运交给上天安排；在大道之外还有什么可求？拥有名教中的真正快乐，断绝世俗的虚妄忧虑。在八索中玩味防微之道，在九畴中鉴察福祸的极致。齐同物我而归于一致，泛游在忘却心念的空船上。踏着王子乔遗下的鞋履，接近浮丘公飘逸的衣袖。磨砺我的牙齿，漱洗于石上；使我的耳朵清净，枕着流水。投入空旷山谷，便有回声响应；在长林中休息，连影子也停歇。幽静的鸟儿飞翔之后才聚集，白云飘去又重新停留。年岁将尽了，那位击壤的老人以什么为期望？舍弃自己的田地而经营别处，只是徒然劳费耕耘的力气。您为什么不歌咏大丞相的诗，脱离官身的吏职责任，归隐庐山，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一鹗赋》【雄猛凶悍的鸟类，没有同类匹敌】鹗，是鸟类中最雄猛的一种，在普通飞禽中无与伦比；它在秋风中锐利地搏击，一飞便冲上云路，直达苍穹之外，独立而无所畏惧，哪里肯混在燕雀之中。它在五行之气中属金，在德性上属于义；奋力捕捉潜藏之物，天性凝聚着勇猛凶悍；由于耿介而少有合群，并不是为了沽名激众而故意自异。即使说它像鹈鹕，形状又有谁能与它并翱翔？它从不乌合成群，曲意顺从朋党。每当树叶落尽、万壑萧瑟，云气沉降、四方昏暗之时，我便助长天地严凝之气，乘着风霜肃杀的时节，鼓动双翼直上，摩触九重苍天而俯视大地。兔子即使狡猾也难以逃脱，狐狸即使妖媚也会被全部追捕。凡是义当除去的，力量都用来攻击它们。这样在天下便无与伦比，数量少反而更加珍贵。那些凶猛的鸟即使成百上千，又有什么用？眼睛明亮如星，爪子刚劲弯曲如钩；飞腾时雄压鹰隼，捕猎时功劳胜过罗网。难怪孔融作表推荐祢衡而借此发挥文辞，邹阳上书劝谏吴王而托物寄意。大概普通事物容易找到同伴，奇异的禽鸟却难以找到同类。因此我不随便与人相合，也不结伴游行；独自飞翔，可以奋发自己的勇气；离开群体，也不值得忧虑。只有我独自清正，正如屈大夫身处楚国而出类拔萃；孔宣父生在周代，也并非不知道生物都要飞鸣、以同类为乐。无奈它们不把我当作同类，我也并不以它们为丑陋。与它们结群而没有益处，哪里比得上坚定自守？又何必像鸦类那样结党，停留在一起损害别人的粮食；又何必像黄鸟那样嘤嘤鸣叫，过分寻求朋友？不要以为你的羽毛丰盛，朋友同伴便与我没有差别。你不知道丹凤栖息在阿阁，大鹏迷失在天涯。你们可以按类相聚，谁说有德者必然孤独？众鸟都不能追随它的踪迹，我鄙视翩翩飞舞而难以接翼的六鹢，也鄙视泛泛而行的双凫。唉！遇到时机，便能架设在轩楹之上；失去机遇，便只能在山林草泽筑巢。若要伸展勇毅的志愿，借助英雄的力量，想要擒获异类、使四郊肃清，难道会超过一只鹗吗？有什么难的？《歌雍，彻祭赋》【宗庙祭祀时，歌咏《雍》诗以撤去祭品】君王在祖庙举行祭祀，礼仪完成后，按时歌唱《雍》诗，所以称为歌；祭器也随之撤去。周颂第一章，择取它作为永远歌咏之用；宗庙九次献礼，到此便是撤去祭馔的时候。成王以尊贵的一人身份祭祀祖先，并兼祭七代先王；有时在祠祭、禴祭时举行，有时在祫祭、禘祭时举行。况且，尽备祭品、尽抒心意，是孝子的事业；有开始也有结束，是圣人的制度。应当采用正声来尊奉先帝之尸，开始入庙时一定奏乐，随后迎接尸主祭，到了终结时，所以歌唱《雍》而撤祭。诗中说：“来到这里庄严肃穆，前来者和美雍容。祖先来到这里，公卿从我而行；眉寿降临、祥瑞降临，正是这样的陈述。”节制宰夫屏置祭器的仪容；此篇本来附在《臣工》篇之后歌咏，借此表达意义，当时因撤去胙肉祭俎，礼仪以此表示恭敬。大体说来，诗不能废弃；废弃了，祭祀就会缺失而不能长久；长久缺失，便会产生灾祸。所以我到宗庙神宇中举行祭祀，先扬奏正声然后撤祭，使声音传到外面。这并不是宾客刚刚离开的开始，而是孝子奉事先祖、用来作为神灵归去的节拍；难道不是因为迁移祭器称为“彻”，播扬人声称为“歌”吗？撤祭，是使礼仪完备；歌唱，是报答神灵降福之多。以乐为用，若不唱《雍》又用什么？因此由小师教导瞽蒙，职责就在于讽诵此诗。如今君妇废弃笾豆礼仪，声音本应纯正和谐，实在可惜！周朝气运衰败而大礼衰微，鲁国君权丧失而陪臣奢侈。用音乐奉祀祖庙，意义同于天子；他们虽然能够举行享献来夸耀自己，却不能揣知声诗的意义。因此孔子说：“有周天子来助祭的二王之后，才可以歌咏；三家祭祀时在堂上使用八佾，有什么可取呢？只是徒然彰显僭越仿拟。”由此可知，帝王威仪穆穆，上德庄严，诗歌曲调完全表达了文辞意义，礼仪也在祖宗面前告成。况且这不同于率领诸侯祭祀周文王，歌颂《清庙》；到方丘祭祀地神，演奏黄钟。愚下我曾因《雍》诗的歌咏，探求诗人的微妙用意，认为祭祀可以用来荐献盛大的牡牲，禘祭可以在太庙举行；到了撤祭时，又随之奏唱，使它成为万世遵守的典范。《周兼养老礼赋》【兼修三代养老的礼制】

译古代养老的礼制，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它兼采三代的常法，创立一代的新制度，崇尚文德以倡导教化，典章制度尤其兴盛；奉养老年人以兴起教育，饮食供养也一并修治。从前自有虞氏直到夏、商、周三代，都一定重视年长和德行，用来平均施行仁爱。然而礼有质朴的一面，也有文饰的一面；事情有兴起的，也有废止的。到了周代治理天下时，古今通行的制度兼备而明白，养老制度也得到实行，帝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全在其中。大体说，燕礼是虞代的礼制，飨礼是夏代的仪式，用太牢来进食，是商代所实行的。天下没有一种养老制度被周人遗弃，周人修整后兼而采用。在胶庠之学举行礼仪以表示勤勉，高龄老人全部聚集；顺应阴阳而准备礼物，不同制度一同施行，没有不具备鼎、俎、豆、笾、牲牢、酒醴的。考察四代不同的制度，把它们集中在一朝形成礼制；尊贵亲亲、尊尚年长，德、爵、财富虽然各有不同，黑衣素裳、深衣、燕服、缟服杂然穿在身上。至于奏乐，六乐并用；建立学校，五学相互参合。何况养老庶民中的老人来彰明广泛的爱，奉养国中老人来记录高深的言谈，难道不比前代更为文盛？优待上寿老人，恩泽广泛；每年尊敬耆艾老人，共有七次；在一天之内严肃陈设豆和酒觞，相关事务遍及三次。因此教化从朝廷开始，流布于天地四方；春夏先举行飨礼而后举行燕礼，秋冬先举行食礼而后举行飨礼。舜、禹、汤的盛大事业，得以追述修明；乡学、国学各有不同的制度，各自按照所养育的人实行。若不是文王、武王的盛德，周武王建立武功的严肃威势，成王使天下治理安定，周公有兼采诸代的思想，那么凭什么设置珍贵完备的礼品，使百姓仰望？况且这不同于四朝所用的礼制，记载者赞美鲁侯的盛大；文辞与三代相同，史臣推崇汉德的光明。由此可知，天下百姓没有不亲爱自己的亲属的，圣人只是能够尊养老年人。推重年长者以优厚地供事，考察古昔而顺应遵循。孔子说：“周代的礼仪多么丰富灿烂啊！”未必不是由于这套制度。《不易之地，家百亩赋》【根据土地肥瘠确定数量限额】每年不更换耕作的土地才是肥美之地，土地肥美便善于生长禾稼。只是君王把限额赐给万民：每户不得超过百亩，居于三等土地的前列；不能让种子虚耗，每户供给一防的广阔土地，怎敢再增加而过多？我曾听说，田地不授予，仓廪就会空虚；食物不足，百姓就会夭折。所以周王平定天下，划分田沟田亩，颁授给亿兆百姓。然而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产物有多少，利益有时偏颇，仁政怎样才能体现？因此，轮换耕作两次的土地，按照三倍土地计算，以补足生养的亏缺；不轮换的土地，一夫只授一份，以防止兼并的开始。大体说，君王把土地赐给人民，百姓按时耕作；人口多的不得超过限额，受宠而人口少的也不能让他们挨饿。必须计算各家人口的费用，辨别黍稷适宜的土地，以中等土地供六人使用，下等田地供五口之家生活。凡同居七人的家庭，选择上等肥田赐给他们；既然区别了丰收之年的田亩，平常丰足土地的利益也应有限制，按照农夫人数授予他们私田。不要说土地肥美，便认为你家没有足够的人来耕种；也不要说人口众多，便认为田亩不宜让其空闲。何况按土地授田的制度，要等待政令统计人口以后，把所养活的人数记在版籍上，借此知道应当供给多少，因而制定不同的限额。汉代臣下所说的制度中，田沟耕作的农民没有固定居所；又如杨子所说的防护田地，世代作为常产。瘠薄土地上的百姓，劳作而困苦；肥沃原野上的民俗，安逸而舒展。肥沃土地如果过多，民俗就会过分安逸；瘠薄土地如果增加而肥田减少，百姓就会极其劳苦。因此上等田地不能过于广阔，百姓的利益才会大体均平。空置一年、又空置两年，确实不能把这种土地当作前朝的旧制、后世的市场来处理；如果土地数量能够相互承接，那么在再次轮换之间，八家所耕作的土地，内部用公田供给国用，把余夫安排在次等土地上；仍有莱田和六遂那样的远地，可以优待农民而不耽误农时，不至于使数口之家忍受饥饿，岂不可惜！三代之后制度变革，权力分裂为七雄；井田制度一变，民田各不相同，有的住在城郭附近却没有所仰赖的土地，有的田地相连而自行富足。难道还知道辨别郊野、颁行遂师典制，取得各家正当的土地数量，制定司徒的法令吗？所以后世君主，应当鉴察古今是非，随时沿革，重视孟子的经界之说，鄙弃秦人的阡陌制度；一定要把丘、甸等土地制度用来惠及百姓，减少肥田的份额而增加瘠田的份额。《琴材赋》【梧桐中优良的木材可以制作琴】世间有美好的树木，是上天聚集了最高妙的声音。怀抱优良的材质而生长在美地，等待高明的工匠把它制成琴。木中藏有山水之声，能够防止音乐走向淫靡；尚未遇到斧斤之手，独自在高大的树林中秀出。峄阳的高峰、龙门的深谷，是纯正元气聚集之处；奇异的木材寄托在这里，成为抒发情感的器具，可以制作防止邪念的琴曲。因而想要制作时，却没有遇到我；工匠也没有测度我。它本来完整地保全天然资质，自然成为浑然一体的物。哪里才能得到梓人，使我在寂寞中发出声音？百尺高的树木，独自生长的梧桐，树干挺拔高耸，树身亭亭直入天空。没有繁密枝条显露于外，却把太和之气蕴藏在内。时机一到，便应当裁制成器；适宜取法伏羲、黄帝时代的君子，能够抑制郑、卫淫声。正声还没有传播，能识别它的人大概很少；庸俗的眼睛虽然很多，看见它却可能舍弃它。它就像藏有才能而未显露的贤士，等待选拔人才的贤者。虽然说陶令并不在琴弦之间求取情趣，又恐怕吴地百姓想把它砍作篱笆下的柴薪。不久有位智者经过，认为它是可用之材，说：“这是天地山川的秀美、岩谷中的奇异；能在冬季激荡风雪，在夏时感应雷霆。足以传达舜时百姓的快乐，足以抒发楚客的悲哀。它如同山中的美玉，隐藏着珍贵珪璋的质地；又如矿中的黄金，暂时埋没了宝剑的雄姿。既然生就这样的资质，成就功业并不在于我。”若不是钟山的美玉，它的纹理又怎能得到称誉？若不是园客的蚕丝，这根琴弦又怎能使用？将要使它发挥作用，必须先把它陈列在左边。然后，凡是希望治理天下的人，就应调和它的声音，使之成为表率和仪范。若有君子来聆听，便能使心境平和而没有懈怠。木材所禀受的资质，作用很难自行显现；工巧所施展的技艺，器物没有不良好的。假如工匠遗弃它，不剪裁它，也不雕凿它，枝条即使茂盛，又怎能发出宫调和商调？另有许多艺术汇聚之地，俊秀英才聚集的儒林，可以作为明堂栋梁的，就是这种选材；可以作为横渡大河的船只的，也是这种材料。木材啊木材，难道只是用来制作琴吗？希望工匠师傅明白它的道理。《荀扬大醇而小疵赋》

译周、汉两代气运衰败，荀子、扬雄的学说流传下来。虽然可以说他们的学问大体醇正，但也有小的瑕疵。他们都是承受天命、以文章著称的人，并非没有纯粹的学问和天生的智慧，只是比较大道的美善，还不能完全达到。我曾听说，人不同于禽兽鱼类，禀受天地完整本性的人叫圣哲，禀受有所偏颇的人叫贤智。圣人没有不通达的地方，贤人则有尚未达到的境界。因此周公、尼父大体都达到了大道的醇正，荀况、扬子云却免不了纤小瑕疵的牵累。荀子是蜀国的宗师，扬雄是齐王的老师；他们虽然怀抱重大的才能，却没有遇到盛世，想要把大道收卷起来自处，忧虑死后无人知晓。于是把自己的蕴藏写进简册，辞句如美玉瑰宝，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大功。可是没有尽善尽美之处也是有的：荀子著书三十二篇，义理有差错而驳杂；扬雄仿《易》作八十一首，义理失误而浅薄。至于他们论说性命的根源、谈论大道的极致，有的说善恶本来混同，有的说理义都是虚伪。若把礼义说成虚伪，那么尧舜的法度就归于欺诈；若把善恶混同，那么鲧与禹的用心又凭什么不同？这两位贤人对于大道，选择不够精细，言语也不够详尽。在三项重要问题中，他们得到了一项，却失去了另外两项。又如荀子回答临武君关于用兵的学问，扬雄推重子渊为希望成圣的人；把罪责推给晁错，特别显得愚昧；谈经时偏私地赞美童乌。这就是所谓珍珠并非没有瑕疵，瑕疵也不能遮掩美玉；虽然不妨害大义，实际上却给名儒的声誉带来了牵累。如果没有子思这样倡导大道的人，拿什么来教化？赞美不向新莽称臣的行为，却又近于诬妄。假如他们亲自承受邹鲁儒学的规范，能够与颜渊、闵子骞相互切磋讨论，那么善理就能全部发挥，辨析也不会迟误；数万言都能通达修身治国的道路，千百世都可以视为至宝。杂乱之处很多，就应当同太史公的著作区别开来；醇正之处很多，就可以比拟孟轲的道术。无奈人的智慧有时考虑不到，人没有全能的。一个在天禄阁中隐晦无闻，一个在兰陵腐朽埋骨。二人的著述都有雕琢杂糅之处，难以完全获得纯粹完美的称誉。也如同只求博览涉猎的人，贾山那样的醇厚儒者并不能使他满意；追逐浮华的人，子夏所说的“具体而微”又何曾能满足他？唉！荀子在前面倡导，扬雄在后面应和，帮助诗书礼乐的教化，谨慎维护父子君臣的名分。这样的文章尚未丧失，大的瑕疵也不存在；韩愈为什么还要重重责备他们？大概是因为对贤人的责备更加严格。《无为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无为集》卷二　宋杨杰撰　律赋 《五六天地之中合赋》【奇数与偶数相合，这里得到中正】混沌的太极分散，天地的形体分为两仪。天数五取得中央，地数六随之与它相合。数各有固定法则，乾刚健而坤柔顺，位置都处于正位，阴偶与阳奇相配。圣人撰述《易》，探究幽微、穷尽神妙；以高和厚来说明地数从二到十，天数开始于一而终止于九，数相互协调而运行。其义理因此能够长久，总数共有十一，完全体现大道。各种道理都是如此，只有五与六合，在中央以中数相偶。大体一开一合，五个柔数与五个刚数相配；八与三相契合，四与九相更替，也都帮助万物生成，扩展无穷的变化。为什么五、六这两个数独自在中央合为一体？大概是因为共同播布日辰：日有甲，辰有子；二者协调为声律，声音以宫为上，律以黄钟为上。用中央之数调和不居中的，用正数匡正不正的。上面完成真宰的化育，下面使群灵的生命得以实现。元气下降成为滋味，天地之间和乐融洽；人民接受它而生存，并获得中和的本性。这就是所说的，形象产生滋养，滋养产生数；数穷尽便发生变化，变化便能通达。名数本来是天地的功用，交通融合成为造化的功劳。它设置在万物初始之中，合乎大中之二气；万物开始分类立本，遵循三、二之数。五个方位相互配合，唯独不偏党于始终。后世商代设置五官，周代分设六职；经典有五典，士人敦厚地实践六德，难道不是取法于天地高下之数吗？于是鉴察人的得失，观察它而制定服饰；可以用颜色形成文饰，用次序排列成类别。所以说有福，也说有极，定数就是这样。神妙的道理就在这里，既可以推演来制定历法，又可以依照它来揲蓍占筮。也如同三和五位置不同，却有同样的功用。孔子阐述卦爻的意义，说一和六同宗而位于北方；扬雄阐明《太玄》首赞的辞意，于是知道地数杂而不纯，天数纯而不杂。万物的道理深藏其中，一年的功业循环周遍。在五十五这个总数之中，五与六称为中央相合。《导河积石赋》【疏导黄河施行工程，开始于积石山】尧的末年遭遇洪水，禹首先疏导黄河，使中原的水患得到治理。必须从积石山的山口开始，疏通主河道的横流，谋划成就盛大的功业。从金城的大镇向下疏泄余波。从前天下苦于洪水泛滥，人民希望降低地势、安定居处；上天命令圣人，以力量平定河川湖泽。禹哀悼父亲治水功业的湮没，于是穷究水源而疏通开辟。他认为给百姓造成的祸患，没有比洪水更大的；而治水的功业，也应当首先从积石山开始。向北越过降水，向东超过大伾山；有时穿过大地而水势湍急，有时凿开险峻的山岭。水流不能自行归注，治水功业便由此施行。从前河图出世，上天曾把它授予伏羲氏；如今兴复治水，山脉必定从龙支山开始。何况长江已经在岷山疏导，洛水已经在熊耳山疏通；何况黄河最大，更应当谋划开端。所以我沿着水流的道路，以山脉作为纲纪；十三年完成功业，经过的地域有三千里。河水还没有流入北海，我想到这一点而劳苦不息，水势必定趋向西平。功业由此兴起。有人说禹的功绩虽然大，黄河源头却没有穷尽；却不知道黄河从昆仑山流出而水势湍急，到蒲昌海时水道分合，那里都在塞外；有的潜入地下，不成为我们境内的祸患。所以从这座山开始，治水的神功沿着水脉到达长葱岭，到了于阗分为两支。圣人开始经营水道，西倾山、朱圉山位于它的东面，因此天下海内应当平坦安定。功勋一天天积累，治理雍州因此大体完备；进入冀州都城而树立功业，治水之事传播到大禹治过的大陆。遇到这样的洪水，乘舟到达龙门，报告治水成功。百姓有粮食可以生存，不必忧患成为鱼鳖。伟大的功业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后世还能怎样超过它呢？也如同引渭水防止泾水泛滥，是从鸟鼠山开始谋划；疏导淮水入海，是从桐柏山开始。可惜圣人离去久远，百姓还要烦劳疏导；禹的遗迹已经湮塞，只能徒然听汉代歌谣感叹哀悼。为什么不访求名儒、修整水官，讲求《夏书》的深奥道理呢？《能赋，可以为大夫赋》【因为能够赋诗，可以担任大夫】邻国交往友好，古人看重诗歌。假如贤人能够作赋，因此就可以担任大夫。因感触事物而创作，促成两个国家和睦相处；量才录用、考察德行，应该再次授命来优先推举他。我曾听说，诸侯凭贤能受封土地，君主接受邻国的祭肉，不能不与邻国和睦。臣子的职责不应当不完备，将要参与谋划政事，必须寻求能作诗赋的人。况且诗有六义，能够宣扬列国的诚意；智慧足以胜任一官，就应列入大夫之数。大概善于比喻和起兴，能够用劝诫来惩戒；出使四方，便不会使君命受辱。善于用一句话，国家便会随之兴盛。既然通晓古代风雅之道，就可以成为君主的股肱。诵读三百篇遗诗，足以彰显才智；应当到五十岁以后才授爵，以此宠待贤能。等到接受使命出使国境，随从君主与邻国会盟讲和，以修睦邻关系、兴利除害。我便把文辞寄托在他的心意中，声名传到国外，宣扬《诗经》四始以深切告谕，成为两个国家所依赖的人。因此班固说，图谋政事、晓谕心志，居于首位；卢恺议论审定官员、以诗歌为大事；由此可知，辅佐列位君主的人，尊贵地位达到大夫，俸禄不可超过，爵位不可逾越。假如不擅长诗歌，哪里足以称为贤人？一定要像鸿雁应时而鸣，才能担任归生那样的职责；像善于诵读《羔裘》，才能成为子产一类的人。何况君主的意旨深远，国政的防务纷繁琐碎，托付给篇章诗什而后才能传达，不是贤才又怎么可以呢？诗人的诗，讽诵其中的意义，已经精微深远。受禄之士所得的俸禄加倍，同时兼具才能，才承担得起。因此圣人制定培养人才的方法，端正选取士人的依据，认为想进入官府的人，应当学习古代；夏代诵读的诗，要在春季配弦歌而学习；夜晚学习《小雅》，反复练习三次，开始由师氏以及能通晓九德的君子教导，逐步进用为陪臣。后世诗道衰微，圣人的言论湮没晦暗，义理失去风雅的旨趣，文章徒增华饰；学习不足以侍奉君主，吟咏也不能借物寄意。然而地位有时竟达到公卿，难道不应对身着簪绂而感到惭愧吗？《深衣可以为文武赋》【穿深衣的人可以担任文武之职】

译先王大概制定了法定服装，古人称它为深衣。只有圣贤能够穿在身上，用它体现文武之道，使纹饰合乎规矩、行动符合权衡；以礼仪修饰自身，可以担任摈相，也可以治理军旅，辅助德行并树立威严。我曾听说，服装不能随意制作，礼义各有主旨；有的专门用于朝见聘问，有的只用于任官行伍。唯独这种深衣创制于先古，按照法度约束：不能露出泥土，也不能显露肌肤；穿衣在人，可以用来彰文，也可以用来施武。从尊贵的天子到卑微的庶人，衣服所用的纯色各有不同，随时制宜以求实用。好的衣服中次一等的，等待兼具文武才能的人来配用。它对应《易》六二爻，得到正义方直的节度；实行三千种礼仪，完全包含干戈与揖让的仪式。它的布料用十五升，衣裳有十二幅。用于燕礼和飨礼，也用于军队出征、田猎；军队和田猎时，肃然追念有虞氏养老的制度。从前曾亲自穿用，若不是通晓圣道的仲尼，谁能称说这种服装？大体说，衮衣不是不华美，却不能施用于武事；黼裘不是不威严，却不足用于文事。能够兼顾而适用，这就是它与众不同的地方。既可以列在六种礼服之次，又可以统领三军。设置五种法度，圣人昭然有制，凭借它掌握天下文武二柄。穿衣可以成就功勋，由此可知宾主能够彰明诚信，军队能够奋发刚果。将领崇尚右位，宰相处在左位；因此服装必须有制度，然后人们才不会懈怠。兼顾高下、短长的法则，礼义各有归属，参照并适用于征伐之间，施行起来没有不可以的。所以说，它足以洗涤服饰而使深衣完备，能够执掌威严而彰明教化，能够安定意志而平和内心。也如同委貌是田猎所戴的冠，燕国臣子也用鷩冕作为飨射之服。祭祀之事交给后世的人，文才不足以治理国家，武力不足以保卫社稷；即使穿着盛服，成就功业的希望也很少。唉，难道不对深衣感到惭愧吗？这是不贤而只知道它一点小意义的人。《继别为宗赋》【君主的别子，其继承者成为宗子】诸侯的庶子称为别子，别子的嫡长子称为宗子。这样做是要使世系端正、相继不绝，厌恶族人各怀心志而各自顺从。君主的弟弟初生时，按照法度应当使宗统延续，使族人仰望奉事，礼仪全部达到敬谨恭敬。古代列侯先端正自己的后裔，凡是确定次序，祭告之后世代相传的，就是这个人。君夫人把他视为儿子的母亲，他必然有弟弟。卿大夫按照同样的制度管理你的宗族，以始祖的身份尊崇嫡长子，称为大宗。凡庶出的后代承继宗嗣，既然已经确立礼制，就没有不主管亲族丧祭中的升降、昭穆尊卑、吉凶仪容、婚冠威仪等事务的；族中所应办理的事情，我都主持。职责在于成就家族，继承一宗的根本始祖，世代相继承袭服制，难道会到百世便迁移吗？也有从别国开始到来，与本国同列；既然分封了他的土地，便称为别子，也从自己这里命名后来的后裔。嫡系代代相承，可以兼摄小宗；承继不断。大体说，举起纲绳，网就不会乱；端正表木，影子就无法欺骗。想使家族和封邑都得到治理，舍弃宗子还凭什么呢？难道没有看见鲁国三桓，立嫡长子而统率下面的族人；郑国七族，建立根本而统率支族？由此可知，“别”就是区别：父亲的别子不同于诸侯之氏；“宗”就是尊贵：宗子尊贵，优越于嫡长子之列，以继承他的德行，延续他的美名。考察经典，并没有责备建立家室的说法，关键在于完全理解“能够成就家业”的道理。那个人在国中享有采邑，开始开辟封疆；这个人凭借宗族而得到人民，继承纲纪。这样便能仰承公子，向上尊奉国君，使正统完整而保持尊贵，同姓之人也不能扰乱族群。况且这不同于后世把三从之亲都称为宗的做法，庶子地位低下，也不能成为长子。既然载于前文，哪里比得上我在九族中尊贵，并且称在五宗之上？不辱没父亲的德行，能够安定家族和社稷。所以说，继承祖先的人，世代相传而不迁移，是因为重视宗统。《借田居少阳之地赋》【天子借田所处的土地位于少阳】各个位置都有法度，借田不能妄为实有；圣人亲自耕作的地方，应当处在少阳之地，在田中建立王社，顺应时令举行祭祀；在国都外的东方春方举行礼仪，顺应阳气施行。大概是追念供养祖宗，告诉并祈求天地，用酒醴荐献，用黍稷等谷物充备祭品。因此凡是建立国都的开始，必定选择适合设置田地的位置。然而制度并不相同，方位也各有差异；周人盛世时，曾处于南郊；到唐代帝王昌盛之时，又改居东方。其用意似乎是说：大地播布生气，时令遵循少阳，于是土壤肥沃，万物昌盛。这既然兴盛于王者借田，我便可以把它落实于神仓。因此广泛开辟农田，作为天子亲自耕作的地方；仰承乾道，正当一年生发的方位。当有时清晨出现农祥星，太阳运行到天庙之时，朝士一定谨慎接受司徒的告诫，王者接受后稷官署的诏命，携带农具勤劳耕作，率领众人前往田地。稍稍向东从事春耕，礼制自然符合虞帝的典籍；祭坛设置在郊外，哪里会惭愧于孔子的讥刺？为什么不处在北方？因为厌恶靠近严寒凝结之地。为什么不处在西方？因为厌恶专主秋冬肃杀之气。靠近严寒凝结之地，庄稼不能繁茂；专主肃杀之气，也只是徒然从事耕作。哪里比得上我的土地乘着东方震卦之气，顺应上天启发；王畿中有千亩土地，土壤称为深厚肥沃，遵循五行木德，位置占据东方一隅。这就是所谓借助人的力量，把田地称为借田；因循先圣而建立，并不是后世君王能够改变的。礼制不同于西汉，贾谊不必再献上自己的议论；时当陶唐，羲仲可以兼任而居守其职。这样以后，天下农民不敢懈怠，诸侯的供养也不能废弛。如今依靠我广大的良田，占据这盛德的开端；也如同君王所在的明堂建立在国都南面，臣下兴建的小学位于宫城左侧。后来政事失去纲纪，君主轻视耒耜，上面沉溺于宴饮安逸，下面也忘记耕耘锄治。国家应当举行盛大典礼来兴复借田，继承唐代天子的制度。《无为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