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十三宋曹彦约撰劄子

译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十三，宋曹彦约撰，札子。呈给诸司的白札子。我私下认为，今天做县官之所以困难，弊病有两个：一是差遣官员的弊病，二是差遣吏卒的弊病。郡里向县里差遣官员，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官吏有罪，便不能不派人查究；仓廪中的积储有调换，便不能不派人盘点衡量。这些都是邻县官员应当办理的事情。至于一州有幕职官，便是各县所畏惧的。有时权任通判，就可以审决案件；有时差遣到邻郡，甚至可能借道经过。官员尚未到达，声势所到之处，已经足以震动全县。马匹的费用，县里不敢吝惜；吏卒的批请，也不敢吝惜。这些都是法令规定的事项，没有什么可以推辞。如今各县并没有缺少官员，却让幕职官充任摄官；各县并非没有解送钱财，却让幕职官催缴钱财。幸而所派之人贤明，知道县与州是一体的，还可以省事；不幸所派之人不贤，又让使院的吏员作为羽翼，那么全县的利益来源都被拿来作为献助，全县的正常赋税都被说成羡余。明知本州没有名额、属于浪费的钱，却不加顾惜；全县官兵的支遣，往往被放行；寄居宗室请求增加补授学职的俸禄，以求取声誉，也不加顾惜。以后如果发生利害之事，一个县的官吏将只顾祈求哀怜、请求保命，还哪里有空闲辨别是非、分清曲直呢？于是预先借取官物来毒害百姓，勒令胥吏请求增加厚禄来犒劳随从，凡是能够制造水火灾祸的事情，没有不做到的；这就是差遣官员的弊病。郡里向县里差遣吏卒，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场务有专知，于是便差遣吏员；狱案需要追捕防守，于是便差遣士卒。其他如县吏违抗怠慢，还有县典可以处理；县典违抗怠慢，还有县佐可以处理；从来没有第一期限便差遣兵卒，第二期限便差遣职级官的。近年上司严明，下属官吏承受风声，县中催科不敢差遣保正，县中杂事不敢差遣弓手。然而州郡的倅贰官差遣人手，仍有不能不在县中横行的。一名兵卒进入县门，全县的事务便废掉一半。县令坐在上面，听见廊下有人叫喊，却不敢询问；县吏逃到市中，听见上司限定期限，却不敢出来。幸而能够解送离开，那个人还不值得顾恤；不幸把他锁在客舍，或放在道路上，县官便有占留不发的罪名，公私双方还要承担计算、核查、文书的费用。派遣士卒越多，官钱就越不能解送。一名职级官进入县门，全县的事务便完全废弛。职级官在旁边站着侧目观察，县令便不能安坐处理政务、早晚宴饮；县吏也不遵循法令，寻找所谓耗剩的名目，把它作为自己的食钱，其实全都是官物。剥夺县吏的衣食来供自己日常使用，其实都是侵蚀官物的蛀虫。把全县所听到的事情搜集来作为自己的功劳，替有势力的人主张民讼，以此号令官吏，甚至安坐半年承办公事而不追回；这就是差遣吏卒的弊病。有这两个弊病，即使有卓茂、鲁恭那样的贤能官员，也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冒昧希望台阁慈爱，只把这些作为访闻所得下达执行，以革除积久的弊病，使奉天子之命来抚育百姓的人，稍微能够施展自己的志向，我将不胜幸甚。答上饶郑进士的札子。我承蒙您赐给长信指教，深深感谢您不以我为鄙陋。然而您陈述的义理很高，不是我所敢承当的。我只是田野间的书生，通过科举得以进身，平时自己知道才力分量，不敢苟且求取。有的人便指责我为高蹈远引，这与实际称谓很不相称；又因为我知道百姓疾苦，不作苛刻之政，有的人便用经世济民来责备我，也尤其不合适。不知道不苟求富贵的人，距离高蹈远引还很远；不作苛刻之政的人，也不应与经世济民的人同列。我难道会窃取这样的名声又想保全它吗？当新政下达召命时，我因病不能前往；病稍好便来，这是我本来的职分。我任职武部，也想稍微清理积久的弊病；位列甘泉，也想不时进献愚见，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说我像烟波江上的一叶扁舟，迟迟不愿前行，那是高蹈之人的事情，不是通过科举进身者的事情。如果说我只是站在旁边暗中窥视，那对我这个卑贱之人而言尚且如此；即使圣人得以执政，想要毁坏已经耗费、毁坏已经成就的事情，尚且不容易做到，难道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一个平庸荒谬的扈从者身上吗？然而我看您的器识一定很深，考察今日的事务和机会，知道自己的志向不能施行；您抱负已久，必定有深远的忧虑和谋划，可以用来挽救世道。敢问您的规模想怎样建立？次序想怎样确定？怎样才能迅速得到君上的采纳？彻底明白善道以后有什么防范？尽力履行论思之职而不侵犯庙堂的权力，几天便可以看到一点成效，几年便可以奏报完整的功勋。即使我已经老了，能够听到经世济民的急务后死去，也没有遗憾。即使遭到一次斥逐，也不值得一提。假如只是使人愤世嫉俗，在力量做不到时大声叫嚷以求取名声，虽然可以使耳目痛快，却不能符合规矩法度。若不是君臣大义，我不敢听闻这种做法。引颈等待您的教诲，还希望能够和诸位贤者共同评议。恰逢迁转事务纷扰，回复稍有迟缓，切望您融通明察。给郑文叔给事的札子。我有一点内心的隐情，想要当面禀告。只是我的身体怕冷，出门更加困难。然而我还是拿着名帖表示敬意，五次到您门下都没有遇到您。事情紧迫，不能就这样算了。十四日早晚又去了两次，恰好遇到醮事有严格约束，没能见到您。对您的尊敬仰慕，无法用言语表达。去年请求归乡时，承蒙您曲折地把我的心意转达给化地；又承蒙化地厚爱，没有立即答应我的请求，还让我以杂学士的职务领取内祠俸禄，我感激再三，不敢违背命令。起初心意尚未决定，姑且想作两三个月的打算。恰好现在正衙朝见、皇帝将到太庙举行祭享，又有进宝、上寿等事情接连而来，按道义不应离去。幸而我的病还没有严重发作，尚且可以勉强支撑，也已经半年了。到了隆冬严寒时，便很觉得勉强。第二天举行进宝仪式，几乎没有因病废职；到初二日习仪、初五日行礼，都是出门便呕吐，这是众人共同看见的。假如在殿廷上有所疏漏，那么贪恋俸禄的罪过，凭什么能够自我赎罪呢？昨天所上的表章，想来因为是假日，还没有来得及开拆陈奏。两三日之间，势必要再次上呈文书。我既然抱病不能亲自见到化地，想写札子，却又不敢把内心全部剖露。明日在斋戒处，希望您借助一句有分量的话，使我能够实现所愿，那就万分幸运了。前些日子求见侍左王丈和左史范丈，也都没有遇到。冒昧在札子中请求转达我的鄙意，实在有冒犯亵渎之罪，还请台阁察看。给郑给事的札子。

译我从前仰仗您的眷爱，冒昧曾以请求致仕一事，借助您的分量代为进言；后来又承蒙您亲自来访，我已经把内心全部说出了。昨天承蒙您赐教答复，才知道此事还没有写入言辞，实在与我的期望大相违背。去年请求归乡时，承蒙化地曲折地挂念我，使我进职奉祠；我感戴恩德，只得勉强接受任命。当时已经禀告过，不过想留两三个月罢了。恰逢举行盛大典礼，按道义不应离去，拖延到今天，忽然又过了半年；论其进退，不能说太过匆忙了。如今我的痰唾之病，日夜各满一盂，涕泪自行流出，时时污湿衣襟袖口；坐着不能和人同席，行走不能与人随队，却还想陪侍经幄，近在天威之下，在同列之间，即使他们不愿当面鄙笑我如此狼狈，又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心里非议呢？庙堂留下一名衰老之人，不考察他的平素情形，强行加以粉饰，难道就很好吗？我在这里窃食俸禄，不被时论所看重，只觉得惭愧，不敢认为是荣耀。有人说，庙堂之所以迟迟不能决定，是因为乔丈也想请求离去，难以安排，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乔丈一时突然感受寒冷，尚且可以调理；我则是连续多年抱病，日复一日地烦扰化地，从前岁秋冬直到今天，先后次序和乔丈的事情不同。况且去年秋天我刚开始恳求离去时，正赶上盛丈也有这个请求，所以不敢催促逼迫，正是想彼此避让。如今的情形，却与乔丈又多了一层不同。我因为极度怕冷，没有立即前来参见禀告，来不及当面恳求光范；切望您察知我的真实诚意，尽力为我说一句话，趁承蒙眷顾深厚之时，使我能够全璧而去，这样有始有终，您给予我的恩赐就太大了。申状不敢送入省中，恐怕只会被当作寻常事务呈上，只好冒昧拜纳。如果能够转达给光范，事情便有成功的说法；我的感激幸运，又哪里说得尽呢？无理冒犯，罪过不可宽赦，还请您怜悯体察。辞免大理卿，上任前呈给枢密使的札子。我有一番内心的恳切话，冒昧仗恃您对我的了解和眷顾特别深厚，私下向您说出。我是不成材的散木，不能胜任器用，承蒙造化陶冶，使我位列九卿之后，越级破格，忧惧惊心，私下揣度自己，不知道凭什么得到这个职位。难道是念及我卑微已久、不熟悉朝廷道路，所以想让我一进入修门，便认识并登上文石之位吗？还是想让我守卫边疆、效死疆场，所以故意用高爵来优待我，使我感激呢？如果是因为念及我卑微已久、不熟悉朝廷道路，想让我一进入修门便登上文石之位，那么我本来就是骨子里俗陋，这是天性。过去朝廷曾经以吏部郎召我，因为不合众议而停止任命。我甘愿任职州县，本来没有过分的希望。若是想让我守卫边疆、效死疆场，故意用高爵优待我，使我感激，那才是有道理的。如今守卫边疆、效死疆场，没有比蜀地更紧迫的。我过去曾在关外服役，深入讨论过那里的情况：百姓穷困到了骨髓，不能再增加赋税；财力已经耗尽，不可再议筹措规划；士兵冒犯上级、喜好作乱，不能用正常纪律整治；官员贪婪苟且，不能够胜任考核刺举。我曾作《病夫议》，向庙堂进献忠言，认为应当统一总节制三大司，使事权归一；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不治理，后来就来不及了。如今相君和元枢都知道我的主张了。不仅四年以内的事实证据都已经显现，《病夫议》中原来的主张也已不可实行，必须剖肝决脾，施以卢扁那样的猛烈医治，彻底涤荡振作，略为安定局面，然后任用儒臣来治理，或许才可以有所补救。事情的形势已经紧急，如同烈火燎原，哪里是书生中平常的才力所能胜任的？这不是隔着胸膈说的空话。我前些时候任官蜀道，不熟悉水土，拖延成病，几乎进入鬼录；承蒙造化允许我出峡，才开始恢复气血、获得生机。像这样，怎么还能再次进入宣威任所，承担小朝廷的职任呢？一张符、一面节都关系到升降赏罚，而我过去在关、剑一带任职，那是我原来治理过的地方；过去有所请求，大多难以施行，所推荐的人才也多难以荐举。即使未必肯记旧怨，我私心实在不安。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决定不能以入蜀为便利。朝廷选拔适当的人才，何止千百？不应当滥用到我这种庸陋之人身上，又使外间议论汹汹，让小人不能不深感忧惧。只有得到祠禄回乡，调养疾病、医治身体，对于我的愚拙本分来说，或许才算相称。还有一件应当说的事：我任郡守两年，年成没有完全丰收，蠲免繁重苛细的赋税，稍微动用了经费，只剩下旧谷，颇觉窘迫。如今错误的恩命已经下达，人心涣散，各县按照期限办理的事务望风拖延；如果让他们长久等待正官，必定会造成败缺。将来交割钱数时，恐怕不能像目前这样。从前我任郎官以及授为侍卫参，恰好半年，回家上坟，还没有来得及供职，弹劾的奏文已经传播开来，于是事情中途停止。听说相君还为此深深叹息，认为我为什么不早些来，却不知道长久等待正官，并不是我的本意。如今如果要等正官到任以后才允许我离职，恐怕又会重蹈前面的覆辙，使我局促不安、无所适从。冒昧希望您以枢密使的慈爱，迅速赞助说一句有分量的话，使我能够交接职事，与巩漕一起实现善意脱身。无论是进是退，都是受到无法估量的恩赐。我越分禀告，不敢告诉别人，仰望您明察。代临安教官向杨诚斋求撰壁记的札子。我们私下认为，临安设置学官，自中兴以来，所关系的事务特别重大。四方士人云集到天子车驾所在之下，就在这里居处。天子的学校，是贤士入仕之门，这里就是它的副职。因此那些执经分教、在学官之上统领教务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一州一郡的职务。几十年间，老师宿儒接踵而来。学问所浸润之处，事业开创的根基，光明显著地在人们心中，昭然不可掩盖。墙壁上应当有记文，用来编次先后；如今却空缺而没有写成，将拿什么来给后世看呢？如今岁月越来越久，姓名越来越多；逐一计数那些老成之士，还没有谁先于您门下。仰想您道德崇高、德望厚重，是本朝立言垂训的蓍龟，足以成为金石之文流传百代。后来的年轻人有幸在这所学校任职，正要表彰您的文章而传布于国中；那么挥笔记录这件事，便可以取得信实，可以流传久远。舍弃您，又将去求谁呢？从前丞相遍布天下，而只有蓝田独自传下节度使的事迹；书记官到处都有，而只有宣州的记文独能不朽。执笔记录的责任本来足以光大官职，但从来没有亲自担任过这一职务，亲手书写此事，道德足以使天下人的期望信服，文章又足以承担当世的责任；这件事的重要性，又不仅仅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罢了。我们是微贱的晚进之士，不自量力，知道自己不足以厕身于先生长者之后，却还是冒昧说出这些话，也正是为了表明我们仰慕并仰赖您的心意如此。您是答应还是拒绝，我们都俯伏等待命令。答江西帅王侍郎的札子。

译我昨天在递送的文书中冒昧贡献了关于知己、关切和彻底了解的意见，盼望李丞到来，真是以日为年。二十五日收拾行装准备上路，而李丞恰好到来，我领受了您赐给的书信、前后公文以及李丞传达的台阁意旨和曲折情况，没想到我浅陋愚拙的考虑，竟也符合总体工程的安排。我学识浅薄、才力疏拙，没有什么可以建树说明的，只是诚心为国，不敢有一丝私意夹杂其中。如果说智虑有所不周、才力有所不及，那确实是有的。今天已经从长沙出发，约定初一、初二可以到茶陵；如果对方失约不来，只得以初五为期限，分三路进攻，成败决定于初十前后。不知道使司所统辖的部队，是否也可以让他们逐步推进？水口峒距离州县最近，如果不加惩戒，各峒就会把官军看作无物。只是还不知道天意是否允许。希望侥幸依靠仁邻的力量，先取得一点小小成效，然后晓谕各峒，逐步商议下一步。如果台阁的意见有所施行，也希望告知我。李丞因为计议，留下一同相见，约定明日相互追随；或者在各州县市镇分别，或者同行到茶陵，再作归返的打算。后来收到您的来谕，说以边界到达之处为限；我的意见实在不想这样。前些日子广东向朝廷请求援兵，意思是拥兵自守，却不知道在他们请求以前，我们已经派遣数千兵马接近其边境。廖丈诚实奉公，公开说依靠这支兵力来巩固防守；而且那里请求的鄂军也已经到达近境，却想阻止他们前来。我认为这恐怕有损观瞻，也会留下曲折周旋的费用，至少要花费万缗。举出这些，是让您知道我们并不划定界限，这一点很明显。如今已经分派偏将驻兵沔渡，正与永新使的边界相近；已经约束管军人员，等您部下的兵到来，便引导接应，协力共同商议出兵。先把大概情况叙述到这里，等李丞有确定的意见，再继续申报禀告，伏乞台阁明察。给蜀帅桂侍郎的札子。我昨天听说您破格擢升为近班，接受治理全蜀的任命，制置阃帅得到了适当人选，朝廷内外都为之欢欣。正好我身体疲病，不能专门写信致贺。侧耳听说，油幢、画鹢已经从南州出发，象征威严的斧钺将要驻临西土了。四路大帅掌握生杀大权，地位声望既高，容易与人断绝；责任既重，容易与事物相冲突。亲爱的您礼贤下士，平素谦和易近人，安定富人、救济贫民，和乐仁厚而成效显著，必定能够使百姓安居，保障边境。过去崔正子尚书入蜀，向下询问西部事务，我曾冒昧把各司购买金珠、对边境不利的情况作为意见陈说，认为威州、茂州、黎州、雅州之间，往往因此发生事情，恐怕吐蕃、南诏的祸衅就会由此而起。我很承蒙他领会此事，只有崔尚书和您能够实行，所以才敢冒昧进言。有人说，近来的议论中有人想放弃关外四州，因为那里费用多而守备人员众多。不知道四州的紧急局势起于中兴时期：失去关陇，四州就紧急；放弃四州，梁州、洋州、沔州的利害就紧急；土地越狭小，危急就越严重。石晋以前，关南十六州危急；石晋以后，河北三镇危急；中兴以后，两淮危急；如果从外部看轻两淮，那么江南也就危急了。费用多而守备人员众多，如果把他们迁入内地，就好比贫困人家卖田来节省税赋，却不知道田地少了，日常用度反而更加不足。您认为怎样？崔尚书对我的信任最为深厚，询问蜀中知名人士时，我不能不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报告，往往都得到了荐举和征召任用。如今离开蜀地已经很久，可以称道的故人没有几个了。新任重庆的张倅、从前的郫县王宰、成都宰杨架阁、茶司刘干，仍然是旧日相识。已经得到选用，或者年资已够、不必等待荐举宣扬的人，有杨伯昌少卿、范少才郎中，以及王国博、成监簿，他们都可以统御众人。丁晦父的弟弟不比他的兄长差，只是我都还没有见过。这些都是公正举荐，并没有私下祈求。病后力量衰弱，不能多作陈述。上呈荆湖宣谕薛侍郎的札子。我私下认为，今天的边防有十年之防、三年之防、一年之防。所谓十年之防，是万全的利益：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三年之防，是胜负相互对比的情形：幸而获胜，也可以成就事业；不幸不能取胜，也不至于败坏大事。一年之防，是应付敌人的便利：可以防守，却不能进攻。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志向，不是仓促朝夕之间能够办成的，必须人才足以汇聚天下的精英，财赋足以供给缓急之需，士卒足以形成攻取的态势，然后才能所向无敌、所求皆得，时机也就成熟了。又必须深思熟虑，心中有尚未完全满意、不敢轻举妄动的意思，这就是诸葛武侯、羊叔子诸公养威持重、迟疑不进的原因。所以说有十年之防。如今想实行十年之防，那么其中所谓的条目章程便可以考察制定了。太平日子长久了，士大夫没有建功立业的志向；有建功立业志向的人，又未必有条件充分发挥作用。荐举不能完全恰当，征召任用不能完全公正，稍有自立之意，好事者已经窥伺其后；人才不振作，不是一道诏令、一项命令所能改变的。想振作士气、奖掖士类，必须像汉代郡国、唐代藩镇那样，取所属地区的缺额上奏荐举；选取天下有声望的人而破格任用。不问是不是权贵要人的子弟，也不嫌弃是不是平民出身的读书人；他们的志趣不同，毁誉不一，朝廷不必过问，台谏官也不必细察。任用后见到成效，荐举者有赏；不能胜任的，应当一同受罚。这样使天下有抱负的人能够在诸公之间施展，风气互相感召，人才不断涌现；对外面对敌境，对内治理州县，议论政事和治术，充实而周遍。十年以后，大概足以汇聚天下的精英了。拥有十万披甲士卒，每天耗费千金；行军用兵，把财赋放在首要位置。如今两税中既有和买、榷货等收入，又没有遗漏的利益和无名的赋税，但像丁钱一类的赋税还偶尔存在。向百姓征取的东西，可以减少而不能增加。裁减不急迫的事务，减少冗余供养的官员，淘汰老弱士卒，禁止馈赠费用；楮币中应当发行的，宜于减少；茶盐钞引中有弊病的，应当变革。这些利弊非常明显，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近来设置国用参计机构，其施行的情况远方还无法得知。如今不必以久远时期作比，只要考察绍兴修好之后和绍熙减省费用之时：那时甲兵之事没有在边疆发生，土地贡赋没有比今天更多，朝廷没有大的典礼，三军没有大的犒赏。大农寺和四总领所收入的，究竟有多少？应当支出的官兵俸禄，究竟有多少？宰执、亲王、节度使以上，究竟有多少人？防府、观察使、待制、奉朝请以上，究竟有多少员？其他卿监以下、添差不厘务、京局以上，都应立为定额；有缺额然后补充，必须坚决实行，不因权势而动摇。然后把定额颁布到州县，询问各军，让他们逐条具报上来，痛下决心裁削。

译十年以后，大概足以供给缓急之需了。古代兵力强盛后反而骄傲，是因为功劳多而自恃，力量大却不能自我约束。如今兵力弱小却反而骄傲，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安居无事，人口日益繁多，却用一个人的粮食供十个人使用；士卒子弟中强壮有力的不能招募补充，领取二三百文以上食钱的人，又遭受克扣削减的费用。主将所谓的恩惠，不过是姑息罢了。衣食不足，就因愤恨而骄横；法令不能施加，就因轻慢而骄横。起初虽只在细微处，祸害最终必发展到无法停止。这是养兵的弊病，不能再加重了。关于屯田的主张，我曾经认真讨论过其中的缘故：已经务农的人不能再使他当兵，已经当兵的人不能再使他务农。只有在兵农身份尚未确定的开始，制定等级、器仗和招募的标准，那么闲散百姓可以自行来投，军中子弟也可以减少家中人口负担。发给每月粮食和衣绢，使他们愿意前来；贷给种粮、耕牛和农具，鼓励他们建立房屋，以安定居处；确定租税课额，使他们长久经营产业。十年以后，大概足以形成攻取的态势了。人才已经足以汇聚天下精英，财赋已经足以供给所需，士卒已经足以确定形势；又有贤相辅佐谋划，有能将承担事务。十年后即使发生事变，也可以在十年内举事；百年没有事情，就能百年保持强盛。这样对于眼前的利害没有牵制。这就是所谓十年之防。所谓三年之防，一是池城，二是阵法，三是战具。中兴以来，城池多年没有修治。板筑、丈量的方法，浮桥、船只的便利，尚且没有完全研究清楚，更何况讨论几里可以驻扎几队、几步可以安置几门炮？城小而兵多的应当扩建，城大而兵少的应当裁减。多少斛粟可以供给多少时间？多少将领可以分守多少壁垒？这些就是幕府应当设局办理、宾客应当共同商议的事。一年可以列出条目，一年可以完工；拖到三年，也可以发挥作用。古代统兵，不是把阵法一味沿袭。因此黄帝有九阵，孙武、吴起有六十四阵，武侯有八阵，李卫公有六花阵。阵法内部的气脉虽然极其贯通，但临事之时，仍要自行运用机变。如今士大夫往往一概不讲，却希望百战百胜，岂不是很难吗？因为日常阅兵与大规模阅兵不同，今天的军法与古代军法也不同。如果不以经传参验，以法制推行，却只交给个人的勇力，并以古人的战功来要求他们，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人，必定做不到。近年所谓七十二子之法，老将和退伍士卒中仍有人懂得它的要领。先用正阵教他们，以观察其稳定；再杂以奇阵，以观察其变化。开始虽显得头绪很多，最终必定达到熟练。拖到三年，也可以发挥作用。兵家的制度细碎得像刺猬的毛，不是有志于功业的人，未必肯放在心上。因此进攻有冲车、洞子，防守有狗脚、笓篱；行军时有先锋、后殿，驻守时有土囊、拒马；渡水时有木罂、浑脱，火攻时有禽桃、雀杏。其他如炮座、弩床之类，无法一一列举。五种兵器若不试用，甲仗库中现有的器械就无法修整；尺寸、斤两不齐备，也不能凭空估计；胶漆要牢固，榫卯要精密，不经过三年，也不能要求见效。谈十年之久的边防，是想使内政也一并完备；谈三年之内的边防，是想使内政大略完备。然而人才尚未立即获得，财赋尚未仓促办妥，士卒还没有完全精练，仍不能算万全之计。如今边境的防备已经有了形制，戍兵调动驻屯不能松懈，已经显露的裂隙也不能消弭。春事已经深入，陂泽将要涨满，半年之内还可以稍作谋划经营。假使秋高马肥，一名骑兵侵犯边塞；否则即使天时不协调、五谷不熟，水边百姓中有一半稍有不顺，实行一年之防也不能认为无需忧虑。如今天下最急迫的事情，难道不是军队吗？军队之所以不能使用，难道不是因为将领吗？主将得到合适的人，固然可以使士气增加十倍。假如他的力量不足以披甲行军，志向不足以到达远方，能力不足以主持事务，勇气不足以决心死战，那么即使有金鼓旗帜，也无从使用。因此，整顿兵法、招募强壮之士，三年以后才能要求见效；恢复古道、实行屯田，十年以后才能成功。仓促之间应当讲求、缓急之时应当办理的，就是吴子所说的考察士兵、太公所说的训练士卒，这些不可忽视。淳熙初年，江西收捕茶寇，招募敢死之士，从亲兵一千人中征召，应募的只有张忠一人。一人应募，十八人跟着响应；想再增加招募一人，竟然也无法做到。后来他首先冲入敌阵，以此鼓舞大军，就是前一天应募的张忠。如今江上的各军，并非不知道朝廷供养我们的原因是将来要使用我们；可是有一天出戍，便说出不逊之语。老人防守边地，哭泣送别，便像即将临阵一样。平时无事，听说番兵聚散无常，竟已经胆怯到这种地步。这些人的脚步一小步也不能派上用场，却希望他们能够像书传所说那样超越石、抵御防守，是不可能的。我私下估计江上各军，虽然号称数十万人，按江西一千名亲兵计算，敢死之士也不过几千人。古人从一万士兵中选出一千人，尚且足以击退敌人；如今从一千人中选出十人，难道还不足以成事吗？只要不让他们混同于流俗，不强迫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向他们说明挑战的方法，训练他们设伏的道路；弩法有轮番次序，阵法有驻队安排，使骑兵不足以抵敌步兵，使拐子马不足以抵敌阵脚，那么勇敢的人会奋臂争先，胆怯的人也会鼓气响应。一军中若有数百名敢死士，万人便可以听命作战了。如今如果确实能让江上各军设立敢死士的标准，既得到这样的人，又设立出戍的标准，分别给他们衣粮，即使防止他们应募，也不只是对待普通士卒而已。用兵法考验他们的能力，用弓马考核他们的本领，询问中外形势的顺逆以观察见识，询问敌我双方的长处以掌握实情，那么普通士卒中也会产生将领，其贤能远胜按资序升进者。这就是所谓一年之防。不过，若要实行这三种防务，关键又在于驾驭将领。

译驾驭将领的方法很多，不能一一细数。考察今天的情况，弊病在于拘泥琐细，不能发挥豪杰的作用。对外禁止回易，可是送入都城的苞苴仍未停止；在外实行辟置，而权贵要人的请托并未改变；派一个间谍、用一条军法，都听从上面的命令，而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却成了空文。有任用人才的心，却没有任用人才的政令，所以反复说了三年，天下仍把它看作具文。日月流逝，岁月不等人。三年后回头看今天，就如同今天回头看三年以前一样。因此在这里提出十年、三年、一年之说，用来结束论述驾驭将领的问题，并请您指教。恕我僭妄，我就非常幸运了。上呈宣抚薛尚书的札子 我才疏谬误，是后进之人，错误地承蒙您的知遇，您依照古人罗致人才的礼意，想让我充数于幕府之中。只是想到自己不称职，没有办法仰报您的厚意；但这份情意十分深厚，也不能虚受而使您蒙辱。二十五日我于是抵达鄂渚，见到总卿和史君，得知行府已经行进到襄岘，想舍舟直进；又因为台翰中有谕令，说到了鄂渚之日先迅速报告，听候约束，所以只得稍候严命。我这次区区前来，本来想有所表现；离家才一天，便得知唐州战败，事势更加紧急，尤其不能就此罢休，于是冒昧写成公札三件，冒犯严厉的诛责。我所学所知，仅仅到此而已。还请您将这些文稿封藏在囊箧中，不要拿给外人看，使我免受僭越言论之罪，并有幸得到您的允许。我面对纸笔，惶恐战栗。论事札子第一 我私下看到，仁宗宝元、庆历年间，西夏有事；勇于面对敌人的，没有比刘平、任福、葛怀敏更显著的；迟于建立功业的，没有比韩、范更明显的。然而刘平、任福、葛怀敏这些人每战必败，而韩、范二人的声威，却到了使人心寒胆破的地步。由此可知，用兵行军应当以成就来论胜负，而不在于那些惊人而令人欣喜的表现。最高明的用兵是攻伐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攻伐敌人的外交关系，再次是攻伐敌人的军队，最下策才是攻城。自己有能力却向敌人显示没有能力，准备使用却向敌人显示不会使用，把迂回当作直进，把祸患变成利益。面对敌人善于作战，虽然可贵在于笨拙而求速成；但建立纲常、陈明法纪，关键在于巧妙地迟缓。因此司马仲达忍受被送妇人衣巾的羞辱，羊叔子却有送药送粮、表示和好的意思；赵充国等待防御羌人自行安定，宁可违抗诏书；王忠嗣不肯用数万人的性命去换取一个官职，替国家作长远打算。这些都是号称善于用兵的人，实在是因为国家大势所关、人命所系，不能轻率举动而侥幸求成。我从远方来，不懂边疆事务，只是在道路上听说，知道出兵在唐州、邓州之间。我私下认为襄州是南北交通的重镇，应当控制扼守，内里屯驻精锐，外面设置沟堑；使偏将出战而没有后顾之忧，胜负不固定，也没有敌人乘虚捣毁的忧患。忽然听说全军正在行进，大将已经交锋，消息传到之处无不惊惧。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不敢再陈述了。如今前次的耻辱还在心中，后来建功又有诏令；从今以后，究竟应当再作什么谋划？汉高帝在灵壁战败后，在下邑收集士卒，从关中征发老弱，游说九江王使其反叛，等待韩信并与他会合，然后才取得京、索一带的胜利；但仍然在成皋深挖营垒，在小修武筑高壁。这些都是前事中明显的验证，并非深奥遥远、难以知道的道理。古人亲自经历行军作战，尚且要反复思虑；千般考虑之中，还要防止一次失误，这就是诸葛武侯所谓“攻治我的过失，是不可废弃的”。如今太平日子已久，士大夫未曾经历军旅之事；有志于当世的人，不过是相信师友、相信书册罢了，未曾亲自跨上鞍马、亲手击鼓。临机判断敌情时，更应反复回顾斟酌，何况三位使者鼎立于襄汉之间，独处其中。他们论兵力，比不上江淮；论险要，比不上关外。只是因为地近京洛，地势关系都城防卫，所以事情不得不急迫，人选不得不重要。因而应当深思远虑，求得以计谋取胜，不可以凭力量强取。了解敌我，才能百战百胜；了解敌将的贤能与否，然后才能任用将领；了解敌军的虚实，然后才能设置防备；了解敌粮聚集的地方，然后才能就地取食；了解地形的险易，然后才能行军。详细之处在于多作筹算，隐秘之处在于使用间谍。至于斥候必须审慎，壕沟营寨必须选择适当地点，推究事情的来源，自有端绪。平时要使士卒爱戴将领，见到敌人时要使士卒轻视死亡。缓急各有适宜，本末各有次序，不是可以指望在短期内计算出成效的。胜负在眼前时，来得像雷霆闪电一样迅速。我愚钝不敏，斗胆把诚意告诉您。

译论事札子第二 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用兵，教导、整饬军队，没有哪一点不做到；归根到底，也不过是整肃和从容而已。只有整肃，才能实行吊恤百姓的志向；只有从容，才能施行讨伐罪人的威势。自古用兵，把市场不改变店铺位置作为美谈；即使是极远的边地，也仍然是赤子，何况中原百姓承受祖宗德泽，又因为思慕我们的王化、困于敌人的暴政，所以应当拯救他们，使他们恢复原来的状况。既然如此，杀害一个遗民，就叫作无辜；夺取一匹布帛，就叫作不义。很听说近来军中子弟有在道路上抢掠的事，按同类推想，不能不令人怀疑。假使攻下的城邑，以巷战为名而任意屠杀，以缴获辎重为名而任意搜刮，只怕中原百姓会自行成为敌国的人，便不会有闻风迎降的事情了。所以说，只有整肃，才能实行吊恤百姓的志向。如今敌人所依仗的是骑兵，我们所依仗的是步兵。骑兵依靠牲畜，步兵依靠人；人可以通过意志取得，牲畜却不能用人情感化。因此先登城、冲陷敌阵、忍死血战时，骑兵不如步兵，道理非常明白。靖康、建炎以后，本朝与金人势如水火，前后大约交战百次，其中败多胜少，都是因为望风奔溃，使敌人能够乘虚攻击我们；只要敢于作战交锋，就没有不取胜的。按事实考察，也不过是明州城下以及顺昌、和尚原、采石等几处罢了。即使有乌获那样的力气、巨毋霸那样的身躯，见到人就逃跑，究竟有什么用？所以说，只有从容，才能施行讨伐罪人的威势。既不能整肃，又不能从容，平时坐着吃粮，已经成为心腹之忧，何况想让他们吊恤百姓、讨伐罪人呢？近年来朝廷知道债帅之弊，逐渐主动用人，不被奸邪小人和近习蒙骗，可以说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这只能要求他们不克扣剥削罢了。一个士卒应当处死，便上章待罪，得到减免释放，才开始安心。如果有孙武训练吴宫女的才能，如今也不肯被任用；连方圆曲直的意义尚且没有通晓，突然遇到变故，哪里会有长处？即使有武侯八阵之法，也不能用于今天了。如今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不能拖延，希望趁着近日小败之后，让诸将各自讨论整肃、从容的办法，逐条陈述御兵、教阵的利弊，如同王襄敏治理熙河那样，使他们各尽所见。如果确实能够严明用刑、清楚赏罚，不姑息，不草率简略；训练作战有规矩，面对敌人有方略；选择各人的长处加以任用，再一同上奏，免得从中阻挠，这也是应对缓急的一种办法。论事札子第三 我不过是读章句的书生，学习举子文章，借此窃取科第；生长在田野之间，粗略知道农夫和织女的艰苦。出来做官，只勤勤恳恳地希望不辜负国家给的俸禄罢了。古今的大义、中外的正统，只能从书籍中见到；脚步没有到过边疆，议论也没有列入军旅事务。如今突然大规模开设幕府，却让我参与其中议事，才知道自己的见识不足以胜任。若认为不可胜任而躲避，这是近来制度所禁止的；明知不可胜任却勉强去做，又是我平素志向所不安的。我早晚反复思考，想求得不辜负知己，只有推让贤能这一条路，大概可以自我赎罪。我私下认为，各府所征召的人才、边面所广泛罗致的人才，既然是众人共同知道的，固然已经值得庆贺得人；至于荐书尚未涉及、除授命令尚未下达，而人才都比我强数倍的人，不知有多少。有的人却安居在家、安然待食，处在内地；在这个时候，他们反而不被称用。我姑且略数十多人，其他人也可以由此概见：前知抚州杨方，新知惠州陈孔硕，知德庆府刘爚，知浔州廖德明，新知常德府唐彪，前衡州通判潘防，新赣州通判袁燮，新全州通判陈武，广西运干柴中行，衡州教授李肃，前襄阳府教授李燔，前赣县尉吴柔胜。他们有的是我深交的，有的是我从见闻中得知的；他们的学问都通晓古义，他们的才能都适合当时的需要。让他们在幕府中参与谋议，一定会有所补益。这只是举出大概的端绪，而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希望您在筹划政事的闲暇，稍加考察推求，审慎地选择任用他们；知道我的话不是荒谬、也不是当面欺骗，那么我这个不肖的后生，在您的照临之下承受教化、宣扬政令，竭尽驽钝之力治理小民，也可以成为保障了。我的诚意就是这样，希望执事您明察。钦定四库全书 《昌谷集》卷十四　宋代曹彦约撰序 送东林长老法平序 法平是东林寺中舍弃书生身份的人，曾专心参加科举，后来学习佛法，从东浙而来，愿意为远法师结交结缘，僧俗共同敬重他；他一定有异于常人之处。我问他从哪里来，才知道他早年曾得到慈湖杨先生的赏识。杨先生用《易》的道理看待自己，也用看待自己的眼光看天下，他所提携进用的人，必定不会平庸。法平回去见慈湖，如果问庐山的景色，他只说：“九叠云彩浮动，山却不动；重重湖面风平息了，水总是平静。”

译送辰州朱守序 仰想孝宗皇帝任用俊秀贤良，综合考察名声和实际，文治安宁、武功兴盛，渐渐达到了《天保》《采薇》所歌咏的盛况。右学的士人受到声气感召而响应，像茅草汇聚一样纷纷兴起；他们遭逢这样的时代，学习和实践这些事务，开拓边疆、扩张土地的议论逐渐成为风气，像急流中的鱼鳞、风中的羽翼一样，前后相望。如今辰阳使君朱公，独以书生的学问和力量，成为横流中的砥柱，渐次做到专守一城，声誉远播；农事得到发展，士人受到教化，所到之处一律如此；他在绍熙、庆元之间施展才能，政治和美，难道是他的老师有不同、所处理的事情有不同的趋向吗？推广、成就人才的大德，一定有所承受。太公胸怀宏大，沉浮东海八十多年，一旦遇到君主而推行自己的道，不肯诡诈随从、苟且迎合以成就功业；天道没有降祸，不敢抢先倡导；人道没有灾害，不敢抢先谋划。这种志虑，难道只在区区攻守、奇正之间吗？等到黄钺一挥、苍兕一誓，太阳正中就一定炙热，拿起刀就一定割断，把《六韬》公开于天下，这只是外在形迹的显现，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孔子终身安于俎豆礼乐，却独独说“我作战就能取胜”，在当时建立声名；等到他代理国相，首先想阻止莱人并出兵讨伐；后来毁坏郈、费二邑，在国内动用干戈。门人如子路，号称入室升堂、通晓政事的人，竟想要统率三军，这又能同谁相比呢？既然如此，官府设置两种学校，明确以吕氏、孔氏为宗，把文治和武功分成两途，不改变唐代旧制，这难道是孝宗皇帝的本意吗？先圣先师为后世设立教化，难道竟是这样吗？自绍熙以来，身穿绣服、手持斧钺的人，开始不再提拔右学之士。天下太平，信使往来，大将的命令不登坛受命，节钺的制度不在朝廷中宣示；在外任职后入幕，荐于朝廷后得到郡守之职，奏报政绩后召还，不过列为环尹；再往上升，也不过是朱华二阁的官职。辅佐宰相、位居上下的官职，原是祖宗旧制，礼遇隆重，士大夫声望高，地位也重；近年来提拔任用寒士，渐渐疏远，有人承受皇帝的简拔，也往往不能长久任职。难道当今君子只是便于自己，却不安于职守吗？穿着那种服色却以学习那种事务为耻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同列嫉妒他们，求进者排挤他们，标新立异者诬陷他们，使他们不能安然立足吗？学士院不列于銮坡，得到莲炬、获赐对答的人就有限；中书省不正对凤沼，能够在西垣起草诏书的人就有限。渡江以后，禁地、要省与百司庶务分曹错居；它的旧有规制仍然存在，不能疏远的道理也就在这里：亲近职掌，感情就会真挚；接近所在之地，地位就会重要。古代工匠掌握技艺，尚且能够进谏争辩；宰夫供应刀匕，有时也能进献规劝。何况在端闱禁近之地，担任宾赞长官，整肃礼仪等级于外表，在殿阶上明确传胪的句读；这关系到国家的大体制，也关系到君主的心术，还可以观察一个人的贤能与否，以此决定轻重，并不只是汉代谒者这一职务而已。如今使君凭儒术被召集，凭武科被选取，凭德行操守被荐举，凭事业才干被任用。天子留他在身边、使他亲近，作为自我期许，这应当怎样做呢？皇上如果不想施行文治就罢了；若想施行文治，太公在未被任用时，凭什么学说进身？皇上如果不想建立武功就罢了；若想建立武功，孔子有一天被任用时，凭什么道路施行？实际不沿袭他们的名号，却相信他们的言论而不落实于行动，这就是自古圣贤和孝宗皇帝责望的本意，不是那些分门别派、支离割裂的人所能察知的。我愚钝不敏，只是把所听闻的像向太阳取暖的乡野人一样求告出来；即使极其浅陋，也是野人的一点忠告。井田分画序 建立国土制度的方法，取其方正而容易制定，所以郑康成用“井”字解释，王荆公也用“国”字说明，都是取其方正之意。因此总是以方形包围外部，如今姑且层层叠加说明：王城方圆九里，其外共有两节，每节五十里；从王城直线量到近郊五十里，近郊方圆一百里；从近郊直线量到远郊五十里，远郊方圆二百里，用来实行六乡之法。远郊之外共有四节，每节一百里；从远郊直线量到甸地一百里。甸地有三而不是四丘，所谓甸，就是甸服之意，用来实行五遂之法。甸地方圆四百里；从甸地直线量到稍地一百里，稍地方圆六百里，开始夹杂实行井田助法；从稍地直线量到县地一百里。县有二，不是《遂人》所说的五鄙为县之意；县地方圆八百里。从县地直线量到都地一百里，都地方圆一千里，也叫作疆。从这里以上称为王畿。县之外直线量一百里，共有三十八同，总称为都，也称为疆；所谓疆，就是用来作为王畿千里的界限。疆以内，每四个小都合并，增加到方圆一百里成为大都；天子的三公以及亲王、子、母弟各自食用其中一个，也包括在九十三国之数中。把一百里四等分，以一个小都的税收收入于王，而以其中三份供给大都。大都之外有公邑，实行贡法；贡法之外也有按人口出泉的赋税，所谓邦都之赋，就是指从这里直线量五百里以内、方圆千里的土地。登复州城序 复州城过去宽阔而难以防守，没有两万士卒就不能闭门。如今在北面修筑一条腰城，引东西二湖的水灌注其后；南面本来就有义河活水，也有地利。于是询问丁卯年春天北方骑兵入城的事情，众人都说：林守还没有出城以前，韩佥相已经离去，城中动摇，抢劫和火灾接连发生。林守初六日出城居住在水边，江陵派张钤辖荣率领五百士兵守御。城中居民认为有了依靠。起初跟随林守出城的人，如今都已经回来。张钤辖虽然没有权知州事，实际上却掌管州中事务。后来魏参议良忠来代理州事，林守把州印交给他。张钤辖不高兴，退居东禅寺。到了十一日，北方骑兵突然到来，先从西北角李子园进入，然后向两旁分作两翼，分三路一同进攻。居民夺取南门渡过浮桥，来的人拥挤在桥上，桥因而沉没。北方骑兵乘势追击，死者不可胜数。其中一军奔向东禅寺，想招降张钤辖；张钤辖投水而死，于是才停止招降。北方骑兵每一个人带着两名女真人。后来他们把张钤辖的士卒杀掉，魏参议丢失州印，带着一名亲随部辖，骑马逃走。敌人于是登上江汉楼招纳百姓。后来知道无法守住，又返回应城，掠夺子女而去，事情才算结束。后来在水中找到张钤辖的尸体，诏令追赠他为拱卫大夫、果州团练使，赐名范守云。魏参议还想上奏报功，这是什么道理？去年吴宣参赶过汉阳，极力说郡印是丢失在魏参议手中。如今询问郡中人，才知道张钤辖实际上从未掌领郡印，而林守交出的印，原来是交给魏参议的。

译乐平传远乘序 乐平县的利弊，本来就不止一个方面。其中有些岁额不固定而使官府受害的事项，如县用钱、州用钱、苗钱，关系到使府；经总制移用钱，关系到府判、通判；木炭钱，关系到都大提举使衙门。还有些积弊没有除去而使百姓受害的事项，如税苗，关系到催科差役的关键，也是官民共同困苦的事情。自从判府王大夫寅任职，县用的苗钱才有了定额；从如今判府陈大夫杲任职，州用的苗钱才显出虚额；经总制移用不必专门派人办理，是因为如今府判梁朝奉纶任职，官民上下互相信任；木炭钱不同于各县，是因为前任都大徐寺丞煇和现任都大梁判院季珌前后相互配合。凡是官府所谓受到损害的，大概都可以免除了。至于百姓受到损害而官府不能除去，那又是做县令者的罪过。我不肖，幸而得以在诸位君子手下奔走效力；做官的责任既然有幸免除，而百姓纷纷议论，都说税苗不公正，做县令的人就无法逃脱罪责。我曾经讲求利弊，剔除弊病蠹害，不顾力量是否足够，勉力在县中实行。一年之间，相继归并到其他地方的也有几千户。如今离任日期已经不远，担心失去诸位君子的盛德，不能长久蒙受您的恩惠，于是又写下这件事，并把自己想实行的一两项办法附带写出，用来堵塞奸猾小吏任意搜刮的途径，减轻豪强大户兼并的意图。我的用心十分勤勉，但谋划的方法却很粗疏。于是作《乐平传》远乘。舆地纲目初稿序 舆地之书，写在车轨统一的时候还容易，写在各国政令不同的时候就困难了。即使车轨已经统一，也必须君主、宰相专心留意，郡县尽力宣扬，向下咨询访问没有遗漏，向上编纂整理的人又确有实学，然后才可以考察古代、流传久远。这件事浩大而广博，不是经生学士能够独自办成的。自从汉代班孟坚撰写地理志、北魏郦道元注《水经》以来，后世没有可以匹敌的作品，尚且还常有抵牾；要想兼备博洽和实际力量，也只能做到这样。只有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身为宰相，世人称为中叶盛世；当时条件尚可，职位又相称，与其他书相比，大致有本末；即使百项中有一项失误，也还来不及全部完备。本朝全盛时，乐史记载天下，王存撰写九域志：一个凭自己的意见，不借助朝廷命令；一个依照旧图，撮取大要；有的讨论不精密，有的记载不完备，读者颇感遗憾，仍不能算大典。欧阳忞等人又想以专门之学自许，广泛记载其事；志向固然良苦，实际力量仍有限。读书诵史，却像坐在黑暗的屋子里，向东出征、向西驾车，一出门就遇到阻碍，这是儒者的耻辱。晚年脱离吏事，整理旧日见闻，才开始按韵编成《舆地纲目》，以备查阅。对于当前的称谓，以嘉定为准；对于陷没的州县，则称作从中国失去；详写三代、秦汉以前，其次写到魏晋分裂以后；日积月累，只希望借此自我修养罢了。名称和数目繁多，地理位置尚未有暇考定，简册中还有没有完备的地方，亲自走过的地方也有未到的；字形笔画难道没有讹误，笔力难道没有差错；甚至凡例没有确立，称谓不相同，有时详尽、有时简略，明知如此却故意犯之。我正要考察各种书籍，验证异同，撰写拾遗以补助缺失；又担心宝庆年间访落录以及年老昏谬、京城尘务胶扰，这件事已经废止了。等到请求退休而获得闲暇，却被药炉困扰，残余气息如发丝一般，已经不能再考订了。凭笔力所能做到的，只能拿出初步校检稿来显示本意。至于国讳、皇帝御名，并非不想避讳，只是担心把“殷”改作“商”，盘庚就失去他的都城；把“朗”改作“明”，武陵就失去它的郡名。古人临文不避讳的道理，或许就出于此。将来我家子弟知道我的本意，寻求其中纲目大略而加以增广；看到天下本是一家，请博雅君子来订正它，使后世建立纲常、陈述法纪的人有所考据；这样似乎容易用力。或者因为它疏略而加以讥评，也在情理之中。

译开禧德安守城录序 开禧年间战端既已开启，敌人竭尽力量进攻各郡。当时守主大多是戎帅，否则也是勇将，兵力至少有几千人。唯独安陆在内地，是经略部署没有顾及的地方，所以遭受敌害最为惨重。守将虽然是将门子弟，却懦弱而不懂事务；幸而能够保存下来，是我同年兄王元父的力量。丁卯年春天，敌人留恋不去，没有离开的意图；有一个从城中用绳索缒出的人来报告，说城中瘟疫大作，年老而且患病的人把猫剁碎来佐餐。我听后流下眼泪说：“人爱猫，接近于爱自己的孩子；杀猫而甘心吃它，距离相互食人也没有多远了。”我把此事先报告给宣府，又写下这件事告知朝廷。没有安陆，就没有鄂渚；从长江以南将依靠什么？这是责备同年在位者没有防止元父尽力的用意。朝廷虽然知道元父忠诚，只是事情和力量都来不及顾及他。由于各郡没有重兵，他本人又不在承担事务的任上，却受围一百零八日，遮蔽天然的险要，困住强敌来等待水势上涨，最终保全了城池，他用力多么艰苦啊！解围二十年后，元父也已在地下修文。过去既没有亲自写下自己的功劳，那么后来到今天的人就更加无法考察其大概了。我每每为此忧虑。如今监仓君给我看《守城录》一编，细节全都完备，列举抵御敌人的方法，确实足以作为教训。至于元父如何用心，以及他如何团结众人，对上使亲属安定，对下以身作则影响妻子儿女；他讲学的明达、用志的坚定，其中有些不是文字能够完全表达的，更在《守城录》之外。我曾经谈论开禧用兵时，主持政事的人私自取用诸位老先生复仇的大义，认为用箪食迎接军队就可以立即成功，认为六月北伐就可以谋求全胜。然而体统不明，规模不定，吴曦、赵淳、皇甫斌等人已经接受密议，以重兵压迫敌境，然后逼迫诸贤拥立为王。形势和人情使人不能推辞，也不能制止。等到敌人大举进攻，三边数千里都已经遭受敌害，宣抚司在国内徒拥虚名，没有一兵可以增加援助。到董世雄等人奉朝廷命令来援，也傲慢轻视而不加防备。国事本末倒置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能够保全安陆而不失败，必定要有像元父这样的人才行。监仓君善于继承他的志向，善于叙述他的事情，有这样的《守城录》，可以说是元父的贤子。我一向与元父友善，不只是因为慈恩之契；等到我守汉阳，倚仗安陆作为屏障，知道他遭受敌人攻击的事情与录中所写没有错误，他的忠肝义胆，已经隐约显现在录中了。他以死自许，最终得以不死；即使不幸而死，元父也没有遗憾。颜平原、张睢阳因守城而著名，一人生、一人死，直到今天仍被人称道。谈论守城之事的人，把二公都列为首要人物，不分轻重，因为他们的事迹都在守城；即使有生死之别，也仍是末节。儒者把忠信当作铠甲，把礼义当作盾牌，把生死置之度外，然后才能实行自己的志向。这又是《守城录》之外的意义，不可不考察。元父名允初，是永嘉人；同年小录中载其字为茂远；监仓君名致远。嘉定甲申孟夏既望，东汇泽曹某作序。送桂阳洪守序 德星汇聚，翼、轸二宿相互映带；寿沙投石廪山而接连天柱山。湘中的部使者中，灿然有如元道州，在各郡考课中列为最优的，还没有超过桂水的。大丞相益公任连帅，重视诺言，从未自行荐举一郡，唯独说：“桂水，是我所敬重的，我一定替他向上申说。”当时，南北两国正好往来，皇上派遣朝廷近臣修治询问金国旧事。金国君臣迎接会见时，首先询问绍兴年间忠宣洪公的遗迹，下至当时出使金国而得以回来的童▯，都想知道他们后嗣是否安好。朝廷使者复命后，皇上叹息不已，详细询问左右：“忠宣的七个儿子，从内相以下，如今还有谁被任用？”桂水使君的声望，传到皇帝垂拱殿的听闻之中，已经很久了。当初，寿皇遴选二千石之官，不论边远地区，都召到殿廷赐对，询问他们治理地方的情况；即使任期只有五月而考核政绩，也期望一年便有成效，不肯因为某个人而迁就，多次调任防金陵别驾回朝。执政者向上荐举，奏章如雨；于是擢升他为本郡长官，以给后人留下福泽。皇上平素念及忠宣公忠诚正直，桂水又有能干的声誉，只是二千石之官任期不长，并非寿皇用来施惠千里的本意，任满后再作安排，终究还不算晚。如今他回来，青毡旧业或许可以恢复了。皇上如果问桂水的利弊得失，将用什么回答呢？当地珍惜自己的财宝，白银不能增加出产，百姓没有农桑之业；后来又变成征收两税，只能刀耕火种，同盘民一族相处。一旦束湿之刑骤然施加，百姓便容易像池中之水一样激荡起来；赋税收入总不应拿来同江浙比较优劣。治理政事贵在宽缓简约，不贵在苛细烦琐；财用应依制度办理，不应追求浮华奢侈。把这样的心意推行下去，即使天下国家也可以得到均平，哪里只是湘中一郡呢？使君此行，百姓已经歌颂舞蹈来称道他，这本来就是明显的成效和重大验证；如果还能把这些主张进呈皇上，那么您同那些晒背而食芹的隐士相比，就相去很远了。我不敏捷，谨敢写下这些来告诉您。

译《送权郎中守临江序》今天子即位，改元绍熙二年，司门郎权公奉命赶赴清江视事，掌守印信；这是寿皇圣帝选用他的结果。仰想寿皇圣帝登上九五之位二十八年，朝廷无事，四方安宁，士人淳厚并形成风气，百姓富足而懂得义理；负担东西的人歌唱，行路的人快乐，和乐坦荡，共同期望达到咸平、庆历、元祐年间的治理。推究这种局面从何而来，究竟是谁使它成为这样呢？听先生长者们谈说，皇上用至仁覆盖天下，不忍心让一个人不得其所；每次选择牧守，必定召到便殿赐对，讨论千里之地的政事，反复详尽地询问，必定采纳那些有利于富民的事情，进告皇上；有的可以施行，便迅速批准其请求，间或又派部使者随同前去询访。诏令两省侍从、台谏官参与选举；小的便因任升职，大的便赐予环卫之职而迅速起用。因此各地牧守多为贤能之人，能够体会皇上爱养天下的心意，受到熏陶而逐渐改变，使天下二十八年不知战争，而且仍未停止。寿皇脱下万乘之尊的职位，将皇位内禅给嗣圣，仍然谆谆不忘把牧守之事作为急务。司门公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命而被选用，他受到简拔知遇，必定不同于寻常。中原旧家在东南不能振兴，已经很久了；士大夫习惯于簪缨门第，茫然不知道讲学是什么，幸而借助笔砚谋取仕途，足以分享国家的爵禄，便如同得到鱼的筌、捕兔的蹄，只来不及抛弃它们。司门公登上仕籍以后，更加潜心于典籍；越过山岭来到南方，愿意做葵轩先生的幕僚，涵养心性而自得。虽然还没有立即把全部才能用于世事，但至于以孝使父母喜悦，以整治来治理家庭，以友爱使族党和睦，以久已约定的交往取得乡里的信任，这并不是把先圣只当作暂居之所的人。过去端明公从诸生中崛起，慨然以国事为己任，权衡轻重，毁弃自己的家产来安定社稷；即使不能在他自身实现，也必定会有三槐王氏那样的后世报应。清江戍任已经到达，司门公正要上路，纲纪井然，已经足以使属吏听闻而惊服了。又过了几个月，他上奏五件事，天子批准了他的请求，有司得以施行他的规划；部使者称许他的才能，两省侍从、台谏官称许他的贤能，这也是通向大用的阶梯和航船。客人有时经过湘中，沿途询问清江的新政，推及他的余绪而把这些告诉我；见到葵轩先生的门生弟子，也许可以把这些转告他们。秋七月庚午，东汇泽曹某作序。《栖贤进士题名序》进士受赐及第而归，在贡院题写姓名，这本来就可以了。又在栖贤寺僧舍题名，只有南康这样做。前任太守黄秘书粹仲首先倡导此事，现任太守张著廷子宓成全了这番美意。想到过去唐代雁塔题名的意义，确实有这样的旧事。然而在江上接受赐宴、在塔下题名，唐代进士不过是夸耀君主的恩赐罢了，立身行己的根本，却看不出端绪。如今他们在白鹿书院拜见圣贤，按照年长年幼排列次序，然后把山作为高峻的榜样，把泉水作为清洁的象征。虽然繁华盛丽万万比不上曲江，但高雅的情趣和朴素的志向，似乎并没有什么不足。既然特意题写一次又再题写一次，并不是多余。过去只限于刻在木上，如今却刻在石上。过去三年更换一次，如今想在前面作序，在后面依次题名，使后来再次到来的人容易汇集，也使百世之后不会失传的情况可以考察。事情经过长久才会精密，谋划集合众人意见才更加周详，并不是认为过去疏略而今天才合宜。当初我为贡院题名作序，本来已经抒发了内心，历代圣人设置科举的本意，以及父兄爱护子弟的深厚心意，都清楚可见。如今又因自己是桑柘遗老，辞谢而未获允许，只好写下大概。并不是说我能够胜任；如果有人认为其中有所缺漏，那么近来还有贡院题名序可作参照。嘉定癸未十月初一日，同郡人曹某作序。

译《曾侍郎武城集序》士人所忧虑的是志向不能确立，不是不能遇到时机。唐代刘蕡在太和年间应对策问，句句如药石；从君主以下都知道他的忠诚，只是迫于形势不能任用他，而刘蕡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汉代贾谊被庸人所害，壮年早逝，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仍能使君主亲自行事来移风易俗；史书称他并非没有受到时遇，或许正是有所感慨而这样说吧。曾鸿父侍郎从平民中发迹，二十多岁便在朝廷应对策问，慨然立论，认为君主应以自身作为群臣士民的表率，应当把帝王之道看作必定可以实行，把圣人之道看作必定值得相信，把后世浅陋见闻和曲解经学的说法看作必定不能效法，把改善教化、改变风俗作为自己的责任，而不只是从事于勉强支撑、敷衍搪塞的办法；应把铲除积弊、振作人心作为当务之急，不敢稍有因循苟且的意思。他的论说多么壮伟。至于安排各项事务，剖析裁决是非，审察当今的治理形势而不夸耀仰慕古代；内心表示喜好进谏的本意而不追求求贤的虚名；阐明责任的办法，使宰相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台谏不去纠察小吏；实行均平节制之法，使君主的心必定以节制欲望为根本，宫中用费必定同外朝有关；吏员冗滥就应区别能干与不能干，民力困穷就应先使州县富足；彰明公道以破除依违两可的说法，放宽文法以激发办事赴公的心志。这些无不深察人情，熟悉世变，施行于今日无不合宜，拿古代来验证也无不相合。任用这样的人而推行这样的政事，哪里会有不能达到大治的呢？选拔他为亚魁，是认为一定可以任用他。当权臣掌握国柄时，恰好同他在任的岁月相始终；他从册府升进，便有异议足以动摇他的行迹；凭借边防事务离去，便有法令足以阻止他的行动。等到弓弩力量将尽、刀刃已经损坏，尘埃散去而镜子明亮，他暂代代言之笔，进而任持橐之班，草拟诏令时忠贤之神都为之伏首，批答敕书时奸谀之徒胆战心惊；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意见，正当在胸中蓬勃酝酿之时，明珠还没有剖开，栋梁却先毁坏了。与刘蕡相比，他的学说已经相合；与贾谊相比，他的身份已经显达；可是刚刚稍稍得到任用、可以施展志向时，代理凤池事务才五个月，真正掌管起部事务才十七天。他的疾病接连发作，而执笔办事的日子有限；抱负奇伟，志向却未能实现。上天不想让他的言论施行，为什么夺去他的生命这样突然呢？他死后二十年，有儿子继承他的志向，搜集他所作的文章，从廷对策问以下，凡是向皇上输诚尽忠的，有奏议、表状；同士大夫交游、吟咏性情的，有书启、序记、古诗、律诗；还有谥议、讲议，以及外制、策问一类的文章，也都收录其中。合计二十四卷，名为《武城集》。如果再搜访而仍未齐备的，当然还不止这些。凡是他所作的文章，确实足以用来观察他的学问，并了解他的品行；相信他最初的志向，就可以预知他最终能够达到的成就。只是可惜他对策中的言论，光明磊落，足以谋划王道、讨论国家治理，却不能全部见于施政措施之中。因此对于汉、唐两人的事情，我有所感触。鸿父姓曾，名渐，是建昌南城人。宝庆乙酉年阳月初一日，东汇泽曹某作序。《萧公直谅集序》祭酒萧公在乾道年间极力论说宰臣，而宰臣反而想荐举萧公。有人认为二人都是贤者，其实不对。萧公当面对答时两次上疏，已经取得了御前收纳的副本。宰臣出关待罪，已经过了一夜，皇上也没有再次召见。既然事情关系到两宫，形势不容许二人并立；即使萧公被罢职，皇上仍亲自改定御笔训词，其中有“正人去国，岂是朕所希望的”这样的话。宰臣厚着脸皮窃居职位，观察皇上的意向，反而错误地称说萧公来为自己巩固地位，哪里还会有推荐贤人的高雅心意呢？后来召萧公入朝赐对，皇上深深嘉许，屡屡叹息，所谓“思念卿的正直宽厚”和“正直宽厚之心不衰”之语，前后两次都不止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君臣之间的情形。萧公文集三十卷，其中论疏占三卷。诗文散失之后，文集尚未编定。但他立朝的大节不能不及早流传，何况他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他廉洁安静、平易正直，见于晦翁朱公的记文；他忠诚质朴、正直无私，见于丽泽吕公的诗；而他质朴厚重、不随意说话，又是南轩张公用来告诫雷卿朝宗的品德。这些都足以用来命名他的文集；唯独“直谅”二字，是阜陵亲自赐给他的，不能隐没。谨取这两个字作为文集名称，使后来侍奉君主的人有所勉励。至于其他姓氏的源流、出仕与退处的始末，则有平园周公为他所作的墓志记载。嘉定己卯二月初一早晨，女婿东汇泽曹某作序。《黄西坡文集序》西坡先生在朝廷任职，没有做到郎官、曹官；在外任职也不过是持节任容台。讨论礼制时他很有力量，到了剥夺浙右官员的权力、蠲免租税时，朝廷舆论为之变色，于是被罢职归回乡里宅第。而倡导党争论调的人，正是在这时站立起来的。他的个人遭际关系天下治道的兴衰，应该怎样看待呢？晚年在庐山脚下选择居所，每天面对五老峰、九叠峰；该用力时并不急切，不被任用时也不忧戚。后学晚进都能得到他的师承，有疑难义理，便写信到考亭请他裁决。人们只看到他写霜降水落的诗是这样，却不知道他年轻和壮年时的情况。他在乡里被选拔而入学，出门一定同胜过自己的人交谈，入室一定同能直言规劝的人切磋经籍章句的精微；又广泛探究《庄子》《离骚》、太史公、扬子云、司马相如著作中的深奥内容，发而为文时，各自究明文体；表现在行事上，各自都能恰当。由博学进入简约，由万事归于一理，然后向儒学宗师求证，在日常生活中真实积累。因此他的讲说明白容易理解，操守坚持坚定，不是那种泛泛传授于口耳之间、窃取近似之说的人。士大夫从书生起身，在任职中有一项可称道的事情，像西坡蠲免租税、讨论礼制这样的事，也常常偶尔出现；但时论的消长却与此无关。若到了晚年末路，能够在师友之间涵养酝酿，始终坚持义理的正道，那么这个时代降生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读他的文章而知道他的学问，对世道有所感慨。我列在诸位外甥之中，不敢用私人的话来评说。关于根本源流，本本原原，勉斋黄直卿已经叙述过了。我再附加一些话，写在他的后面。嘉定庚辰十月初一日，曹某谨在湖庄所性堂书写。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十五，宋曹彦约撰写记文。

译《普州四贤堂记》剑南以东有一个州，名称叫普州；士人冠带的盛况同西眉并称，即使著名藩镇和大府，有时也不敢相比。然而全郡只有三县，地域广阔也不过三百里；那些博闻多识、铺陈文采、雕琢辞句的人，却独自崭露头角，成为士人所羡慕的对象，以礼乐来文饰他们，这种风气至今没有停止。郡中有学校，从祖宗盛世一直到现在，兴废修葺的情况不能全部考察。至于大成殿的东面、从祀堂相对的两楹之间，开辟为三间屋子，合起来成为一处，绘制圣贤像并为之命名，称为四贤堂，这是从今嘉定乙亥年贡士黄盈进的请求、寄居官冯倓的帮助和使君虞方简的力量开始的。过去濂溪周先生阐明性命之理，启发后来的学者；明道、伊川二程先生以及横渠张先生继承并阐发他的道理，使孔子、孟子没有说尽的教义显明于天下。曾子、子思亲自传承的美好传统，潜藏在人心之中，于是人们共同奉祀他们，像祭祀土地神和谷神一样尊崇他们；即使经历千万年祭祀，这个世代的人也不敢使它失坠，才可以无愧。有这样一座堂设在学宫中，使郡中读书人看见它便生敬意，仰慕它便取法，有所收获便知道喜悦，不及它便知道惭惧，难道不足以移风易俗，使文物制度恢复到三代的境界吗？然而拿这件事同其他郡比较，过去本来就有因义理而兴建的。至于四位先生，有的曾经到过这里，有的宗族曾经居住在这里；声教相互关联，心志所趋向的便有渐进；师友相互传授，耳闻口说便有根据。这难道只是依靠岁时祭祀就足以说明礼制，依靠庙宇容貌的庄严就足以象征德行吗？普州地处巴蜀，听闻濂溪的遗风，不如江湖旧治之地熟悉；诵习程、张的学说，不如关洛前辈之乡详尽；但如今竟能端正他们在学宫中的位置，将他们的姓名列入祀典，追本溯源，对于尊崇德行、喜爱正道的心意，可以说是勇敢了。我又曾思考，四位贤人之所以心情急切地求道，以及后世学者之所以尊敬重视他们而不敢懈怠，究竟是为什么呢？上天生育众民，赋予他们五常之性，使其立身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人的力量大到足以争夺，也不是因为爪牙坚硬到足以决胜。没有父子亲情，就不足以聚族而居；没有君臣义理，就不足以用同一文教治理天下。隐藏在道心中的东西极其微妙，而攻伐人心的欲望却令人畏惧；正因为如此，才思考用什么办法统一天下。不能没有学问。那么所谓求学，不是因为涉猎经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就以此为富有；也不是因为言语绮丽、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就以此为华美。有了善却不知道选择什么，不能说是致知；选择了善却不知道坚持什么，不能说是力行。等到用诚意来积累它，用敬意来持守它，然后才知道致知正是为了力行，力行正是为了致知。说到修身，就是德性丰盛而仁爱成熟；说到施及万物，就是像海洋涵养万物、春天培育万物。难道这不是四位贤人垂范后世、树立教化的本意，也是后世君子表彰四贤的深厚心意吗？从今以后，走到堂庑之间，要凛然觉得四贤的论说都在面前；休息在屋漏之下，要清楚感到四贤的实践关涉内心；在学校科举之间从容行事，在富贵贫贱患难之际安然践行；从侍奉父母、敬爱兄长这些根本处做起，并把自己的善行推广到四方万里之外。建造这座堂，对名教的功劳太大了！如果不能辨明义利，只在得失的处境中作取舍；不能察知操守与放弃，在利害的道路上昏乱迷失；诵读他们的言论却不思考其中的义理，相信他们的事迹却不探求他们的内心；整天提衣在四贤身旁，却总好像同四贤隔着整个宇宙。这岂不是乡党中自以为是的人，对四贤不起作用吗？我不敏捷，谨敢把这些诚意告诉大家。嘉定丁丑二月初一日记。《江西安抚司机宜厅壁记》帅臣的属官列为三类，其中主管机宜文字的官员独自掌握印信并上呈文书；而参议幕府的官员本来已经多次经历节度使幕府，有的入朝后取得显著功效，主人所尊敬他们，不敢用琐碎事务来责求他们。其下是干办公事，与机宜文字官资格相同，但机宜文字官仍然是他们的长官；凡有建议，必定向他质询订正。中间只设一位幕僚，看来并不十分重要。我在嘉泰壬戌至甲子年间，曾以奉议郎担任此职；离开十三年，到如今嘉定丁丑年，冒昧领任帅事，而现在潘君桧正担任此官。他平素喜欢迅速出行，按籍查访各人，得到前二十任官员的姓名，断自淳熙以后，把它们刻在石壁上，并想为此作记，必定是有用意的。他是要收集姓氏、举扬坠失的典章，使后来任官的人有所考察吗？还是要记录事情始末、表彰区别能干与不能干，使后来任职的人有所劝勉，或有所畏惧呢？如果只是收集姓氏、举扬失坠的典章，使任官者有所考察而已，那暂且置之不论。如果想记录始末、表彰区别能否，使人能够受到劝勉而有所畏惧，难道竟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吗？唐代藩镇制度固然是弊政，但它选拔知名士人，还仿佛有三代举选的本意；确实有士人的品行在家中修养成熟，征辟任命传达到朝廷，出仕后参与军幕的多是奇才，入朝任王官的多是久负声望之人。近世按照铨选法取士，稍稍失去了旧典，但仍然必须以县邑考核最优作为正格，以按等级降等作为特殊情况。谋划有机密，办事有权宜，不像其他使属那样困守于单一职任而已。叛乱而不讨伐，便无法显示朝廷的威严；归服而不安抚，便无法显示朝廷的仁德。在有人被火烧伤头部之前，先献上防止烟囱突出的办法；在宴饮之间折服远方的冲击。只有有德的人可以立言，只有有学问的人可以应对变化；只有忠诚恻隐、没有私意而处在其中的人，才可以辅助长官、同僚友善。这就是温石等诸位君子能够在唐代如日月般显扬，而不与其他庸碌之人同列的原因。把他们的姓名刻在石壁上，难道只是记录姓氏吗？

译《南康进士题名记》进士题名的做法，自古就有。我们这里土地狭小，在此前三十年间，通过进士科脱去布衣而出仕的人有限，以致揭榜立石的事也缺失了。起初只是把姓名写在学官屋壁上，后来又写在佛寺的浮图上；人力财力简陋，形势本来如此。只是如今立教的意义更加隆盛，在有司处参加考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把他们表彰出来，必定将不同于过去。即使在考场这个竞争勇锐之地，也要发扬山川英灵之气，使大家共同用眼看见他们的姓名，用心思考他们的根本和始末；出仕一定把施惠于民作为首要事务，居家一定把约束自己作为切身之事；知道追踪配合古道的人值得尊敬，而一心只求温饱的人可耻。这就是国家历代圣人设置科举的本意，也是乡里父兄对子弟的深切期望。在此以前，本地人举进士，从未有人通过武科得中。如今黄侯来任本地刺史，两科赐第者竟有六人；他们在文武两科中拔得头筹，本来足以鼓舞后辈、开启将来。又在开府之初扩建贡院一百余楹，把二百年来的题名刻本迁来刻置其中；这种培植人才、劝勉诱导的美政，难道只是向士子夸耀、使乡里惊骇而已吗？既然命我直率地记述此事，我不敢不告诉大家。侯名桂，字粹仲，是三山人。嘉定庚辰十月既望，同郡人曹某记。《白鹿书院重建书阁记》白鹿洞恢复以后，设有书院。这是前任使君朱文公所建。书院中有御书石经，是孝宗皇帝所赐，也是文公请求得到的。藏书而建阁，又是文公规划土地的结果；前任学官李君琪创立了它。前任使君宗学桂博士想把它改建并扩大。如今使君太府王寺丞增加经费，命学官丁君燧监督完成。将近五十年以后，文公的志愿才终于实现，也真是艰难啊！仰想高宗皇帝在东南树立皇极，正处于胡虏横行之后，圣学湮没微弱，延续如同发丝一样危险。他亲自御笔书写，刻圣经于坚石之上，摹拓并悬挂出来，使嗣圣能够用来教诏士子。因此书阁命名为“云章”，难道不足以增加书院的分量吗？想当年圣人治理天下，设置司徒之职，把掌管教化作为根本。每家必有塾，每党必有庠，每术必有序，每国必有学。洒扫、应对、进退都有节度，礼乐、射御、书数都有文章；以孝悌忠信为根本，在州闾乡党中实行，然后用德行和技艺考核他们，选拔俊秀之才，无非是要使他们明白善道来恢复本性。因此上面倡导而下面响应，教化施行而习俗形成。后世用法度整齐天下，古道日渐衰薄。有时任用儒者，只把他们当作观赏性的装饰；偶尔称赞他们能够开启道德，延请他们来彰明六经，却对名教没有多少补益。只有我朝尊重儒者、重视正道，历代圣主相承，前后一致。因此白鹿书院获得赐经始于熙宁，而修缮的诏令发于章圣。高宗皇帝忧虑圣经之道将要废弃，在万机之余，不以声色为乐，而以书写为工；不挥洒笔墨写藻饰华丽的辞句，而用圣经来显示教训。这样把御书安奉在高阁中，瞻望而尊敬它，同汉代熹平、蜀代广政所刻的经书相比，距离就很远了。圣经为万世树立准则；凡是头圆、足方而为人的，都知道它不能有一天废弃于天下。然而口头诵读经文的人常常很多，内心思考其中义理的人却常常很少；横生议论的人常常占上风，真实践履的人却常常赶不上。难道记载在简册中的道理还有遗憾吗？是知道的人有尚未达到之处，实行的人有不够用力之处。天理本来具备，谁没有所知呢？求学却不广博，发问却不审慎，思考不谨慎而辨析不明白，这不是致知。日常应酬处理事务，谁没有所行呢？坚持不牢固，积累不长久，得到一项善行却不能拳拳服膺而不使它丢失，这不是力行。推究圣人向天下垂示法则，以及本朝先哲讲明义理、留给后学福泽的根本，纤细详尽都在于此。侍奉父母用它，侍奉君主用它，修行自身用它，施及外物也不只是云章所刻的内容而已；由此推开，凡是经籍所记载、见于简册、先儒所看重的，即使是亲手抄写的、家中收藏的、市场上刻印的，也无不以诚心求取，以敬意守持，战战兢兢，好像薄冰深渊就在眼前，只怕失足；又惶惶急急，好像骏马经过缝隙、桑荫迅速移动，只怕错失时机。下至诸子百家的学说、编年史传的记载，以及微妙的言论、正直的议论，只要有益于身心、有利于世道的，都要积累贯通，像饥饿进食、口渴饮水一样，早晚都不废弃。这就是历代圣人惠及天下的教化，朱文公淑养后学的心意；前后主持本州学校教化的人，对此特别留心，显然不是为了应付旧例。旧阁还很低矮狭窄，总计高深之数，按丈计算大都不满二丈，宽度也只增加一丈。如今增加的部分有的按丈计算，有的按尺计算，没有一点不满之处。书院宏伟了，书阁也高大而宽广了；所希望的是配得上这座阁的人，每天在其中学习，御书云章参与并列在前，走出阁外后，云章仍显现在心中。这样，在家族中便以孝著称，在乡里中便以悌著称；出仕州县，恩惠施及百姓；立身朝廷，声名昭著于当时。这些都从致知、力行开始，而又以诚敬作为根本，不能虚假。王使君栻，字式之，是故相的贤良儿子。他治理郡事有惠政，尤其重视两所学校；无论殿堂还是廊庑，没有废弃而不兴修的。大力开启这座书阁，只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件事。征召的诏节已经到了，他仍肯以斯文为重，直到这项工程完成以后才动身；他写信来告知此事，并托我作记，还说主持此事的有星子县主簿王橚、堂长魏汝谐、学录兼直学陈畊和缪惟一。彦约有幸生于此邦，从前曾在书院学习，按道义不能推辞，于是把所听闻的这些写下来。宝庆丁亥正月，同郡人曹彦约记。

译《致仕通政檀公圹中记》公名涣，字元吉，姓檀。曾祖父名宗益，原任比部郎中，追赠正奉大夫；祖母方氏，追赠硕人。祖父名伸，原任武学博士，追赠朝议大夫；祖母周氏，追赠恭人。父亲名师醇，原任朝请大夫、湖北安抚司参议官；母亲高氏、曹氏，都封为恭人。公从小学习读书，便显著地超过其他人。写文章时，拿起笔立即写成；在考场没有中选，便得到朝廷赏赐，调任南康军、建昌县尉、澧州司法参军、归州兴山县令、黄州黄陂县令、临江军新涂县丞。只有兴山任上因母亲丧事没有赴任，其余所到之处都立即有声誉。他以廉洁约束自己，以宽厚对待下属，知道百姓疾苦，丝毫不扰民，而所到之处总能办成事情。上级官员认为他贤能而敬重他，百姓感念他的德行，他没有急切求进、争相攀附的意思。晚年仍被才选为湖南安抚司干办公事，平定剧贼李元砺等人，在幕府中奏报功劳；进秩的命令已经下达，而公请求挂冠退职的奏章也已经上呈了。他起初以升朝官身份退休，后来又以五品服饰加身。年纪越高而德行越美，议论如风生起，运笔快如飞驰，听觉聪敏、视力明亮，少壮时也比不上。等到夫妻同年，成为世人所羡慕的事情。他患末疾一年，仍然每天坐在堂上处理世务，会见宾客都和平日一样；直到临终更换衣衾时，言辞神色也没有紊乱。他生于绍兴乙卯年七月，终于嘉定壬午年三月，享年八十八岁。娶许氏，是濠州通判名焘的女儿。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梓，次子名松。松比公早五年去世。六个女儿都已出嫁，她们的女婿是黄渭、刘遵、李景亮、刘令德、李天麟、杨垍；其中四人进入仕途，二人是名家名士，还有人曾两次捧着贤书。两个孙子，一名燮，一人尚未命名。一个孙女也已经许嫁。檀氏世代是池州建德县的望族，外家则在南康。公幼年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本郡，早已仰慕庐山的胜景；后来任外县建昌尉，任期刚满便在城下选择宅地营建居所，如今又在山南选择墓地，确实是清泉乡凤凰冈，也是按照遗命办理的。梓将于这一年十一月丙午办理安葬。大事的日期不会停留，若要撰写他的事迹、刻铭墓上来告知能立言的人，恐怕来不及了，姑且命人叙述大概，记在墓圹中，以示不朽。《长女如范葬记》曹氏如范，字如范，是昌谷居士某、字简父的长女，名柔；她没有封邑，所以用字来记载。世代是南康军都昌县清化乡龟山人，如今迁居城下。她年过十岁，便聪颖明悟，孝顺友爱，好像暗中有人帮助。十八岁嫁给同县人牛斗极为妻。居士持湖北庾节、代理鄂州守职，以及后来出任湖南漕司、改任长沙帅时，她都随行。等到回到牛家，对待公婆、和睦叔妹，仍像从前一样孝顺友爱，得到公婆的欢心，公婆把她当作亲生女儿抚养。叔妹所倚赖信任她，超过对自己兄弟。她以敬意对待丈夫，以恩惠抚养婢妾，办理饮食，勤劳接待宾客；又处处亲自实行节俭，竭力承担家务，所有事情都不违背礼法，如同老成的人。亲内亲外，没有不称赞她的。居士从剑外请求归来，调任宁国，等待任次于乡郡，确实回到宁城城下，仅二十天，忽然得了吐泻病，过了一天便不起了。虽然痛苦困顿，当时说话仍不紊乱。享年二十七岁，正是嘉定十年七月十四日。呜呼，真令人悲痛！她的生母王氏因为她懂事而有情义，嫡母宜人黄氏也非常疼爱她。病时她片刻不离开两位母亲，病情危重时黄氏仍抱着她。生了两个儿子，都没有养育成人；有一个女儿名闻娘，才七岁。选择在这一年八月十五日把她迁葬到义风乡彭婆桥南面的原地，以便祭祀。斗极已经奉朝廷命令任初品官；他的父亲和兄长也都属于朝列门第，家世显达而妇人贤德，却没有长寿的命。丈夫在安葬前十日，居士记。《次女如璧葬记》曹氏如璧，“如璧”是她的字。她名柔美，是昌谷居士曹某、字简父的次女。生于绍熙辛亥八月二十日，死于嘉定庚辰五月二十四日，才三十岁，实在可悲。居士是南康军人，本来居住在外县都昌的龟山，如今迁居城下昌谷巷。她再嫁的母亲是今宜人黄氏，为潮州通判、名瓌之女。通判公任江州德安县知县时，居士还没有赴任桂阳军录事参军。如璧生在外祖父任官的官舍，十七岁时，居士代理汉阳知军，便把她嫁给同郡进士陈畤。从此居士任湖北庾节、主管湖南漕运，直到出任长沙太守，后来又主管剑外漕运、调任豫章太守，只有在剑外任职时她没有同行。因为她孝顺友爱出于真诚，所以内外没有非议；因为她聪明敏锐、通晓大体，所以应酬处理事情没有滞碍。在丈夫家，她把婆母当作母亲侍奉，把丈夫当作宾客敬重，使上下关系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两家只隔一条巷子居住，亲爱和睦如同住在一室。去世前六天，她还像平常一样回娘家省亲；到第二天以患病相告，五天后便报告病重不起。居士和黄宜人都承受不住这种痛苦，因为她正当盛壮，却突然死亡。居士的父亲名兴宗，最终官至佐从政郎，追赠朝议大夫；母亲黄氏，追赠恭人。陈氏三代都是儒者和官宦；陈畤的父亲名秠，多次参加礼部试，却乐于隐德，为自己作文记述他的死亡，又亲自书写来表彰墓地，世上没有可以相比的。他所娶的郭氏有贤德的品行，尤其把如璧像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如璧生了几个儿子，都没有养育成人，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名师妺，天性聪慧，足以祭祀母亲。将于这一年九月丙午把如璧葬在星子县丹桂乡浯陂的原地，居士为她作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十六，宋曹彦约撰写榜文。《利州客位榜》我奉持符节统领本州，并不敢厌烦接见宾客，只是精力有限，公务稍有空闲，也不愿用有限的时间来讲无益的礼节。凡是宾客中有来参见辞谢的，每天早晨接见一次；有职事要办的，饭后再接见。即使不是公事，但有私人事务，不能自行通达，或者寄居官有已经办成的事情，例如封赠、奏荐、循例升转官资、放行请给、批书印纸之类，以及士人准备科举、办理学籍之类的事务，我无不接见。宾客若带来佳作请我指教、扩大见闻来互相帮助，也都可以；尤其想听闻那些不涉及私利的事情。其余现任官员中没有职事却有事情应当商议的，每月初也定下日期，请他们聚集作揖相见一次。过了这个日期，我便不能迎接肃敬，恐怕负责接待礼宾的人不了解我的意思，反而想在额外阻隔宾客，特此告诉你们，希望务必明察。《豫章苗仓受纳榜》我任职到任之初，正逢苗仓收纳赋米的时候，听说本府所收苗米，除了常年收取的加耗以外，近年以来又增加收取斛面米，多至三升。并且所纳米按等级分为上、中、下九等之外，还有加防、添耗的弊端，百姓以此为苦。如今查得各地郡县收纳苗米所加的耗数，已经失去祖宗旧制；从前因为太平日久，支出和使用繁多，增加了差役、养老的费用，上供和送使的数额，与全盛时期相比大不相同。近年本府又有巡城、坐甲等支费，用处不一而足，数额极其广大。如果想把加耗全部减去，本来没有余力；但在近年旧例之外，又把斛面折算为实数，增加三升，这就是没有名目的暴赋，竟立为常规，应当裁减。所纳米的等级，从上上到下下既然已经有九等，那么九等之外哪里还应有可以收纳的米呢？一定是仓中主管斗量的办事人员迎合州府意旨，妄以糠粃、湿恶为名，加防添耗，等到将来盘量之日，暗中留下多余数额，实在不便。如今参考十年以内盘量的数目，可以看出本府嘉定六年权府赵吏部任内盘量时，米数最少，正是尚未增加三升的时候；加耗数目就应以此作为标准。如今本府在这个数目之外，再给予优恤；在分定的九等之外，也不许再以糠粃、湿恶为名加防添耗，等到将来盘量之日，本府更不在额外收取数目。如果本仓专门负责斗量的办事人员故意阻挠、索取钱物，或者妄称盘量有多余，仍然在旧例加耗之外增加收取三升，或者在九等之外每石再增加一升，必定重加处置施行；允许受害的民户到府陈诉，特此明确告示。《四川类省监试入院晓谕榜》我任职江左书生，负责漕运事务之外，误被朝廷选派为防全蜀举子省试的使者。庚牌制度森严，不敢推辞免任。早晚思虑，只怕不能胜任，以报答朝廷的厚意。我私下看到朝廷施行今年省试，比平常更加严格：凡主文考试官六员，都是由圣上亲自审定选拔的；而制阃大司又奉行近来的制度，凡检详试卷官十二员，还要从东南、西蜀名士中参用。这样一来，过去士人议论中所怀疑的事，以及朝廷议论中所忧虑的事，绝不会再有请托苟且、轻慢不公的情况了。至于文章方面，如果有什么想法而不预先说明，恐怕实情不能被相信，而有才学的士人或许会留下遗憾。向来四川省试设置监试、考试、检详试卷官，必定要参用东南士人，是因为他们籍贯在远方，亲戚故旧不多。然而两地的文章体式，偶尔也有不同。东南人作文，必须破题精确，冒头详整；作赋则四柱平稳，小赋的格句妥帖，但只有有才者才能使全篇相称。至于蜀士的文章，则以文势和议论见长，却有破题不够精确、冒头不够详整的问题；作赋则有四柱不平稳、小赋格句不妥帖的弊病。如果一概用东南的标准来衡量，不仅彼此格格不入，也会使他们舍弃自己的长处，迁就文体格式，一心想迎合主考官的喜好，匆忙挖井，反而失去原来的步调。士子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利害关系十分重大，难道不值得顾念吗？现在我已经同主文考官、检详官商议：每一副三场试卷，必须分散交给各位考官，凡经六人传阅考校，以学问、见识、才气为主要标准。如果第一场首尾呼应，策论又与之相称，这样的试卷就称为完备，应置于前列，固然是主考官的幸运。万一破题、冒头和四柱小赋并没有大致疏漏，而全篇确有议论；或者第一场偶然平稳妥帖，而策论确实有自己的见解，不是泛泛庸碌之文，也必须在卷中酌情安排，不能无缘无故列入不取之数。这样或许可以使各人都尽心竭力，为国家选得人才，不至于使举子有遗才之叹。我私下担心举子在外，不知道试院的意向，只见各试官所习乡俗不同，便担心自己的文章不合他们的好恶，随即改换文格，反而造成不便，因此必须先加以晓谕。《湖南军前晓谕峒贼榜》。查考郴州桂阳、郴县、衡州茶陵县各峒作乱，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在五月间亲自到山前部署军队，本来还想奉行朝廷宽大的旨意，暂不进兵讨伐。到现在已经三个月，白白耗费粮运。虽然根据本司签判、行司以及各处军前取得的各峒头目供词，他们都说没有作乱，但事情已经过了很久，仍未见你们亲自前来签判处或军前自首，事情实在不妥。查考三县各峒，属于朝廷的省地百姓，与其他羁縻峒猺并不相同。如果当初因失误而作乱，或是为了报复仇怨，或是为了守护山寨，或是亲戚做盗贼而不能自行辨别，或是群盗同时兴起而聚众自卫；既然想改过自新，就仍然是郴州、衡州的百姓，能够出入州县、往来邻里，这才是真心向化，并无其他奸伪。朝廷一定不会杀害投降者而失去威令，本路也绝不敢杀害投降者而欺骗百姓。如果深据险要、聚众动兵，对外假称愿意招安来拖延大军，对内却谋划固守以伺机而动，甚至在公文往来中俨然把自己当作敌国，索求官爵、夸张声势，致使官军迁延岁月，不能撤除戍守；

译调取各路财物作为一路的用度，调取各郡民夫作为三县的劳役，那么对待良民为什么这样苛虐，对待盗贼又为什么这样宽恕呢？我身任连帅，按道义不能逃避事务，志在体恤国家，不敢以此邀功。本来想告诫诸将合力进讨，只是恐怕长期因循，使他们不能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也担心所派招谕的士卒不能公平诚实，增添言辞、删减事实，使各峒疑惑而无法自行决断。现在委派本司赵抚干前往山前设置安抚司签判处，又委派亲兵许统领前去招谕，明确规定期限，各自制定赏格。如果在期限内前来谢罪，不带领人马同行，就仍旧是本路百姓，官府释放他们的罪过，宽免他们的租税。其中有应当授予官职、应当发给赏赐犒劳的，都听凭官府自行办理；这样一来，作乱的人还能够保全首领，岂不是侥幸吗？如果期限已满仍不来，本司不再另行商议，立即令各路进讨，诛戮及于妻子儿女。除头目一家之外，其余受胁从众一律不得妄杀一人。凡官军、义丁或各峒头目中有能效命出力的，即使是贼人的亲属，也一律推赏。我亲自到山前，亲自确定赏罚，特此晓谕。详细查明其中，茶陵县水口峒李如松一人，只是李新的亲属而已，明知他本来不是首乱者，却竟自行做了贼首，不肯亲自到军前来。现在明确限于八月三十日以前，前来龙虎平郭统制或僊子平张统领军前谢罪，听候本司处置。如果再拖延，到八月三十日仍不到，准许各色人等斩取其首级，赏钱三千六百贯，发给李新、李如松两户的财产；如果能生擒送到官府，准许仍旧填写承信郎的真命官告，另支给上述赏钱，并把两户财产发给捕获者，确实不虚。以上榜文晓谕各方，务必知悉。《利州路入境晓谕榜》。我生长于东南，受命主管蜀地，职责在于整饬风俗，但尚未熟悉这里的情况，必须广泛咨询、考察，才能不致抵触违碍。凡官属中贤能而值得敬重的、能干而可以任用的，以及贪婪暴虐而应当淘汰的、搜刮克剥而应当制止的，一路士民都应当想办法告诉我，不要隐瞒实情。若士风中有应当厚待之处，民间疾苦中有尚未消除的，经赋征收有渗漏，漕运转输有科派骚扰，一路官属也应当想办法教导我。其中容易实行的，应迅速施行；难以处理的，应共同商议，希望多少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辜负朝廷派遣远使的用意。还希望一路官属和士民都大略知道我的本心，然后彼此情意相合，不必劳烦劝阻。凡任职都应当奉公，不在于观望；议论应当诚实，不在于浮夸；书信应当简明扼要，不在于谄媚；礼仪文辞应当平实正直，不在于过分。所经过的州县，自有随行公用，不许以供应办理为名骚扰百姓。随行人员不得以办事为名擅自进入官府，不许任意索取簿册文书，以助长属吏奸弊；不许虚张按察使的声势，以助长好诉讼之风，一切只求务实。因此发布此榜，想来应当知悉。《汉阳安民榜》。照此查考，本军境内全是水乡，偏处一隅，不通骑兵。西面有德安府坚城的屏障，北面有三关兵马的阻隔。进入郡境，又有重重河流渡口可以限制隔断。本军现已派民兵赴军中教阅，召集有产业的船户防守江岸，又派官员在南河、阳台、涢口等处守把来路；还派人每天前往德安府一带侦察，确实可以守御。听说近日以来，有许多不畏公法的人编造事端，惊扰百姓，以致官民人家也有人搬运老小渡过江岸，雇买船只装载行李。这不但煽动迷惑远近人心，有损大局，也恐怕道路之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导致流离失业，到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现在查到过去的事例三件，应当加以晓谕。《魏志》记载：管宁到辽东时，避难的人大多居住在郡城南面，只有管宁住在北面，以表示自己没有迁徙的意图。后来有人来跟从他，魏太祖征召他做司空。《南史·萧允传》记载：当时寇贼纵横，百姓像在风浪中惊惧，只有萧允不肯迁徙。有人问他原因，萧允说：“人的性命自有定数，难道逃避就能免祸吗？”于是闭门安静居住，最终免除了祸患。济阳蔡氏家族在景和年间的灾难中，士人和百姓都感到危险恐惧，全都想远走迁徙。有人劝他们离开，他们回答说：“你想在外面求得保全，我想留在里面避免灾祸。”后来迁到外面的人百家中没有一家存活，只有蔡氏免于灾祸。以上，本军除了已经派人查访那些编造事端、惊扰百姓的人，另行惩治之外，现在又在城内外各厢张榜公布晓谕，军民士庶都务必知悉。议。《屯田议》。士大夫喜欢追求速成的功效，想一年就屯田百顷，不到十年就得到谷物数万斛。招募百姓，百姓又不便于承担官府劳役；用士兵屯田，士兵又不熟悉农业；连营接屋，不能充分安置牛具；三家共用一头牛，又不能专心饲养。设置团结、指挥等军额来惊动视听，假借内政府兵等古法来引发舆论。上面的人先立定一种说法，强使州县官吏勉强实行，这就是为什么筹划起来不能不耗费，驱使起来不能不扰民。古人办理这类事情，往往由上级命令推行的未必成功，而能便宜行事、不受中央牵制的，大多取得奇效。这并不是说人臣的职责在于擅自专命，只是其中有许多曲折变化，不是公文所能传达的。现在想制定简易办法逐步推行，得到合适的人，把具体条目交给他负责，然后才能办成。估量淮南各州军有荒田的地方，如庐州的盐陂、和州的元浦、湘城、无为军的柘皋，其中又有建康都统司或马司戍兵驻扎的，就从本军目前以及日后因老死、开除而空缺的数额中取出，暂且不要招补到屯田司。招募军中子弟、土著百姓以及流离无所归的人，让他们按自己的便利参加选取；年龄四十岁以下，试验手力、眼力、行走、跳跃，按等级量定兵仗：身高五尺五寸的，不问技艺；五尺四寸的，发放本等弓弩；五尺三寸的，发放一石二斗弓、四石弩。

译由州守、倅、县令、县尉亲自试验他们，截取拨给的开落钱米作为衣粮；每人相邻的原田五畝作为住宅地，盖草屋两间安置居住；每五人合试一组，以帮助他们的力量；修筑陂塘、圩岸，来确定他们的产业；发给锄、镢、板筑等工具，以减轻他们的费用。工程完成后才接受田地，有了田地之后才督促耕种。田地分为三等，共分十成：上田二成，中田三成，下田五成。有父母妻子可以帮助耕种的，给田五十畝、牛一头；只能独力耕种的，给田二十五畝。两家共用一头牛；有人娶妻而愿意增加田地的，按有妻子儿女的标准办理。凡购买牛的费用，都登记为借贷。每年春初借给种子，立夏借给粮食；每畝给谷种二斗、粮米一斗。秋收时责令偿还，其余一概不问。想卖粮的，官府收购一半。第二年每畝征租：上田四斗，中田三斗，下田二斗；再过一年各递增一斗，增到此为止。遇水旱灾害，免除相应的租课；受灾达到五成以上的，免除种子；达到七成以上的，免除粮食。盖屋、买牛以及锄镢、板筑等费用，按十分之一逐年偿还；过两年后增加为每年偿还二成，偿满十分为止。遇水旱只缓期，不免除。凡安置居住，每五户编为一比，共有田二百五十畝，住宅地二十五畝；十户编为一保，共有田五百畝，住宅地五十畝。比设师、保和长；五保为一队，一队五十人，队设队长；五队为一都，一都二百五十人，都设都长；五都为一屯，一屯一千二百五十人，屯设屯长。各屯由县令、县尉兼管，州守、通判总管要务。耕种一年后训练阵法，第二年修筑堡寨，第三年训练其手艺；不愿意的人听从其便，另行招募来承接其产业。年满六十岁，准许考选他的子弟或亲戚来替代，取其保人担保，不取服属关系；有争议时，则按服属关系排列先后。不幸死亡，他的妻子想改嫁的，就一边招募一边试验；不愿找保人、不愿改嫁的，也听从其便，并另行招募以承接其产业。牛老了或死了，力量不足以自行置办，又借给牛价的一半，分三年责令偿还。凡租课所得的谷物，以一百斛为标准：三十斛用来准备新招募人员的种子和粮食，三十斛用来准备新招募人员的借贷，可以招募二人；三十斛用来代替衣粮的漕运，可以供养一人；四斛供给保长，二斛供给队长，一斛供给都长，一斛供给屯长，一斛供给州县长官和副长官，余下一斛用来置办金鼓旗帜。大致每户种谷十石、粮食十石，房屋和牛具价值五十缗，这样一个人就确定了。借用州县桩管交割的钱一万缗、常平米二千石、买入的谷四千石，就可以确定二百人。一年没有水旱灾害，种子和粮食就都能收回；六年没有水旱灾害，借贷的东西就都能收回；六年以后，官府借出的都已偿还，而招募的人已经超过原数一倍了。一年可以成队，十年可以成屯；不能成队、不能成屯，官府不必强迫，吏员不必处罚，请依照粮食来处理私事。谁会认为不可行呢？假使贫穷的百姓都愿意披坚执锐、加入行伍，贫穷的人都愿意耕田凿井，邻邑受到影响而纷纷效法，邻郡也相继响应，那么江上的军队就会日益削减，而边地的兵力就会日益强盛。没有招军出戍的名义，不会惊动外敌；我只是担心办事者的忧患在于没有田地，而不在于军需不能接济。一定要实行内政，非管仲不可；一定要实行府兵，非苏绰不可。这样就因顺百姓的利益和恩惠而不需多费，选择可以劳作的人让他们劳作，使他们劳作而不怨恨；即使没有古人的才干，也没有什么不能办成的。事情的条目虽然简略，所依据的道理却很详尽；长久推行，逐渐使人习惯，不使用“内政府兵”的名义，却具有内政府兵的实质。其中的具体条目可以略作改变，但根本体制不外乎如此。于是作《屯田议》。说。《池塘生春草说》。“牂羊坟首，三星在霤”这类话，说明言语不可以一味追求长久铺陈；古人的用意深远，语言简淡，必定经过日锻月炼，然后才能彻底明白它的意义。等到思考而有所领会，越发觉得有滋味，不像后人一句话就把意思说尽了。晋、宋之间的诗人尚有古意，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这一句，谈论诗歌的人大多看不出它的妙处，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自经历作诗的艰苦。大概当时春天将尽，夏日景象已经到来，草还保持原来的姿态，禽鸟却已经换了新的鸣声，所以先写出“变夏禽”一句；如果只看这一句，语意还不明显，那么它上面那一句就更加难以安排。等到谢惠连入梦，诗意因感怀而生，由植物尚未改变，知道动物已经先一步感知时令；心意到了，语言也到了，怎么能不称为妙呢？各家诗话所记载的，都没有参透这个道理。数百年间只有杜子美领会了，所以说：“蚁浮犹腊味，鸥泛已春声。”句中用“犹”字和“已”字，便显出了原来的意思。然而与谢灵运的句法相比，已经觉得把意思说尽了，何况比杜子美更差的诗人呢？新春严寒中听到禽鸟的声音而感到春意，因此记下这番说法。《杜少陵闷诗说》。黄太史说：“杜少陵的闷诗，卷起帘子只见白水，倚着几案也只见青山。假如我得到这样的景致，正如王逸少所说，应该乐到死，哪里还会闷呢？”我认为，少陵年轻壮盛时，看浮云连接海岱、平野伸入青徐，便会徘徊远眺；看碧山晴后又湿、白水在雨中格外增多，便会纵情歌饮欢乐。大历年间往来于东屯、白帝之间，已经贫困多病了。所谓“为客无时了，悲秋向夕终，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面对青山白水，怎么能不忧闷呢？读黄太史在朝为官时记咏景物的诗，与他在黔、戎之间所作诗的意味不同，也只是各自描写当时的情境罢了。东坡早年经过欢喜铺，到老年仍未忘记被贬谪中遇到皇恐滩的经历，从他的文辞中可以看出。孟子说：“奏乐、打猎，有的人欣然喜悦，有的人却头痛皱眉。”正是这种情形。

译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十七，宋曹彦约撰，跋。跋陈宜州诗后。丙辰八月一日，宜州审理韦文仲等六十四人的案件。经略张玠希望获得赏赐，诬陷他们为侵犯边境，必定想杀掉他们；我奉行法令办事，知道他们无罪，必定想救活他们。双方愤怒争执，事情尚未定论，于是作这首诗来壮胆，如今录在这里：世间事情必须权衡轻重，不要一临近利害关头就先胆怯。只要知道审理案件，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即使糜烂身体也应当争辩，富贵确实各有命定，关键只在后来是否明白。如果让无罪的人全都被诛杀，我还有什么脸面度过此生？圣贤为万世建立名教，为百姓设置官府和官吏，以仁德为职责，只怕做得不够；思虑有一点不到，弥补有一点不周，哪怕差之毫厘，内心反省也仍然惭愧。上帝正在注视你们，难道还能使你们的心思有二吗？将要成为万物之灵，又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从前我的先君在鄂渚审理案件，曾经严正地同上官争论是非，以辞职还是留任来作决断，最终使正义得到伸张。后来有知道这件事的人，说不能让它不流传，便用这些话记在墓碑上，又用这些话记载并刻勒。文辞斑斑在石碑上，可以考察。等到传及我这个不肖之人，无论在州县之间长久任职，还是仓促奔波、身处颠沛之中，对此事都不敢失坠。想到从前圣贤立教的本意，必定有志向相合、道路相同、方法一致的人，共同经营道义，在不言之中彼此契合。如今陈君森脱离虞庠，正踏上仕途，牢记并奉行他先人的德行和教诲，勤勉不忘；他这种仁爱百姓的心意，有令人无法赶上的地方。将来积累忠诚来侍奉君主，存心敬慎来面对百姓，先端正言辞然后治理财赋，先禁止暴乱然后整治军队，凡是可以寄托我的仁德之处，都竭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那么对于明察慎重地使用刑罚，他就会有充分的余力。这绝不是泛泛地夸耀世家、炫耀文墨，只喜欢听人夸美而已。因此我曾恭敬地读他的先人之诗，因而有所感触。嘉定壬午重九日，昌谷曹某书写于湖庄所性堂。跋所藏赵忠定诗。赵忠定面对岷山、峨眉而询问衡山、岳山，安子顺生长在剑外却喜爱匡庐山。相国与道人出处不同，但都怀有高远的志向，不拘泥于一方一曲。跋山谷所写给黄令的帖子后。用骈俪和声律吟咏性情，本朝像涪翁这样的人，能有几个见到呢？即使不能连成连珠，也仍然可以算作连珠。同时难道没有其他作者吗？只是他不轻易许可别人，唯独对黄明府的连珠帖情意拳拳、深深归敬。仅凭这几帖，就足以使后世震动；反而让像我这样不善作文的人从旁加上几句话，果真足以增加它的价值吗？宝庆改元的第二年，冬至节放假日，东汇泽曹某书写于吴山寓舍。跋晏元献公与吕申公帖子。军队不能穷困到极点，也不能完全废弃；应当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办法，以仁厚为根本，以预先准备为常态。不得已而权宜处置以使百姓休息，也仍然要把不失人心、不损国体放在首位。只有深明治国之道的人，才能懂得这一点。临淄晏氏世代都有正直的言论，各种考虑最终都归于一致：康定年间抵御外敌，不忍心穷兵黩武；绍兴年间议和，又不肯撤去军队。近来听说有人主张开边，失策之后，又不愿把首先提出此议的人当作鱼肉来处置，以致羞辱国家；也不愿滥行招致归附，以助长边患。前后将近二百年，并不是彼此踩着脚跟、勉强凑合成一个国是，而是源流深远、学问高明，传授在言语之外，有些地方很难向见识浅薄、听闻寡陋的人说明。读晏元献公写给吕申公讨论军务的帖子，又因读诸公为绍兴尚书所作的序，看到其中关于和好与用兵不可偏废的议论，以及嘉定新进士叩阍上书的大议，必定以人心、国体为根本，使人再三受到启发。我九次叩首，起身表示敬意。嘉定辛巳孟冬甲子，东汇泽曹某恭敬书写。跋晏元献公手帖。本朝庆历的盛况，可以追踪泰和年间。当时居于宰辅之位、处事持中，辅佐皇帝、弥补缝合政事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元献晏公的谋略关系国家，史书本来就可以想见。如今观看他的手帖，他以恭敬侍奉前辈，以严格教导子弟，甚至严格到读书习礼、爱亲敬兄，树立了万世不朽的家法。从修养自身、整顿家庭，一直到平治天下，都有根本和次序。难怪他的思想发为政事，诚恳忠厚，成就了庆历的风俗，树立了本朝长久的国脉。这番意思还没有完，他又担心官员队列中的事务琐碎，急急忙忙地把远离轻薄作为警戒。君子由此可以评论一个时代了。嘉定辛巳九月十五日，东汇泽曹某恭敬书写。跋陈少师宗名均赡帖。内翰、尚书、少师陈公拿出俸禄余钱，平均供养宗族亲党。魏华父侍郎举范文正公的事来说明这一点，已经十分精切了。请允许我再推广它的意义：求学的人应当把天地看作父母，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类；从爱护父母、敬爱兄长推及天下，从亲爱亲人直到仁爱百姓，从仁爱百姓直到爱护万物，由近及远，把这一点推及那一点，一念生发，没有一处不运用自己的仁爱。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要旨，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人们只看见陈公这封帖子对宗族亲党拳拳在念，却不知道其中广大而完备的意义：他凭此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传给子孙、教示后世，难道只是宗族亲党单独蒙受恩惠吗？曹某谨慎记下。

译书写先君帖子后。绍兴己卯某年，我当时才三岁，先君任崇阳主簿，与贤士交游相处。五十年后，到嘉定戊辰年，我奉命代理鄂州知州。故人陈彦功任此县县令，为我访求旧迹，得到先君写给徐士贤的一帖，原来是先君亲笔。又有《言行推磨》三铭，是先兄奉命书写的。先君在县任职将满，入州任理掾，这篇铭应当就是那时所作，具体年份无法考定。帖子中说“掷还六防”，那时正值辛巳年，先君曾经以恢复失地进说，得到当权者知遇。彦功摹写副本寄给我，士贤之子允中又把真迹赠给我，我哭泣着接受了。第二年正月，我把摹本赠给徐氏，并在后面写下这篇文字。跋安道人世通所藏范忠宣帖子。前辈的书信平易真实，都可以作为后辈的楷模。何况忠宣范公是公论所敬重的人，他的片文只字，流传在人间的并不多，更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嘉定辛巳五月戊申，昌谷曹某书写。跋许介之《东溪诗集》。读真希元所作跋许介之诗集的文字，开头称赞他的书法文章，中间期望他建立功名，末尾又勉励他以道德自立，并举孟子所说的“所性”来作证明；可知许介之高尚的情怀、雅正的操守足以达到这一境界。当初我把“所性”命名为湖庄堂名，尚未完工就因得罪时论而获罪，不久又奉祠武夷；刘后溪作记叙述这件事，许介之把其中的话辑入诗集并歌咏，有“适性穷居不加损，武夷新命从天至，一出处皆君赐”的句子。如今希元又以“所性”来期望介之，我没有想到晚年浅陋的见识竟能与希元、介之有相同的嗜好。宝庆丁亥二月十五日，昌谷曹某书写于吴山寓舍。跋《壶山诗集》。宋谦甫讲论经书，产生远大的功业，发挥诗人的巧妙构思，在古体诗中放达，在唐律诗中含蓄蕴藉。难道只是把这区区的辞章作为取得世人看重的凭借吗？从前东莱先生作《丽泽编》，诗中包含深刻意义，为儒道树立正理，为国事树立公论，为贤士大夫树立壮志，为山林树立逸气。如果胸中没有这四种东西，就不足以谈论此诗。谦甫是西园的贤良后嗣；西园收入《丽泽》阃奥，源流知道所自来，他一定会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嘉定壬午冬十月癸未，东汇泽曹某书写于湖庄所性堂。跋胡吴《春秋答问》后。吴郛字纬道，后来改名为郁。他分条列出《春秋》的问题，有文定亲笔写在后面的答语。这是江陵李南公所收藏的。读前辈解释经书的文字，便知道义理谨严之处；读前辈回答问题的文字，便知道论辨宏阔之处。不谨严，就无法垂法于后世；不宏阔，就无法启发后来的新功。经传写成书，是为了反复说明而归于简约；师生答问，则是广泛求学、详尽解说的时候吧？二者不可偏废，都有益于后学。这部编本中前辈的手泽依然庄严清楚，它确实可以从表里两方面阐明《春秋》的传文。嘉定丁丑夏五月戊午，东汇泽曹某谨慎书写。跋《延平答问》。《延平答问》一编，起初从黄岩赵师夏致道那里得到当涂刻印本，携带它经过剑阁，拿给石照度正周卿看，因此又得到周卿所藏临川邹非熊宗望的抄录本，以及麻沙刻印本；校正其中的错误，补出其中的缺疑，这部书就可以流传了。又在益昌学宫刻印，与四蜀士人共同刊行。嘉定丙子冬至日，后学曹某谨慎记下。跋彭先生《梅坡集稿》后。读《梅坡稿》七卷，诗文只有三百题，而池阳以后的两年独占一半，太多了！先生得到贤子季直，实在太晚。先生的诗文如同机轴已经制成的织物，想分成寸、尺、丈、引，略加用心就可以完成，不怕在众人面前展示。它们散落在人间，将要同前辈几位大名公争奇斗富，而今天所见的竟然只有这些。大概自从季直历练世事以来，才不再有遗憾；在这以前散失而未流传的，数也数不清。季直应当努力，访求并汇集它们，再加以增补，直到增加不止一倍五倍才停止。嘉定己卯冬至后十日，学生曹某谨慎书写。跋李寿翁侍郎家所藏名公帖子。在晋国有赵文子、叔向，在卫国有蘧伯玉、史鱼，才见面片刻而已。道理相同、言语相合，纵观当世贤人，没有谁能超过这几个人。跋陵阳袁使君桂廷对策。孝行没有比恢复宗庙社稷更大的，学问没有比容纳直言更切要的。这就是陵阳袁使君回答孝宗亲自策问时的意思。一个寒士从民间草野中来，突然就想触犯天威、抗拒权势，已经很伟大了。他内心的诚恳悲悯，仍然有深有浅；至于文章合乎体制要旨，议论合乎标准，施行于今日可以见效，流传到后世可以垂为法则，若不是确实有抱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淳熙辛丑赐进士第时，我恰好列名在他的后面。三十六年后，我访求他的遗事，记下他的贤能。袁氏后人才得到这份对策的副本，我读后因而有所感慨。宗庙社稷早就应当恢复了，喜欢因循的人却推诿说这是惹事生非；直言早就应当容纳了，嫉恨善类的人却怀疑这是沽名卖直。有孝宗这样的圣主，然后袁使君的忠诚才能自行显达；既有袁使君这样的忠臣，却不能在孝宗朝显著任用，又是为什么呢？嘉定丙子闰七月中旬，东汇泽曹某书写于益昌浴民堂。跋赵忠敏稿后。读他的文章便可以想见其为人的，我从赵君的文章中得到了这种感受。文章淳厚雅正、端庄诚实，有古代贤人的法度。我起初还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恭敬地读他的文章已经十多年了。后来见到他本人，更加知道他的文章确实可以流传。嘉定丙子八月书写。

译跋陈令举骑牛图。自己不能采薇，就不可以学习扣马进谏；妻子不能安于荆钗布裙，就不可以学习五噫之歌。像伊尹耕莘、姜太公钓渭那样的事业，不是穿着锦绣、享用膏粱的人所能做到的。一定要能够管理盐铁专卖，不把佩戴朱绶、怀抱金印当作快乐；一定要能够骑牛，不把高车驷马看作优越。能够安于任何处境而不以贫贱为耻，然后才敢谈论时事。士大夫享受君主俸禄，知道天下事情不可能全都合意，遇到机会便愤懑不平地说出一句话；后来生活困窘，连闭口不言、咬紧牙齿都不够，甚至把嘴缝上三道，也没有空闲去期待他们能够安于管理盐铁、骑牛而不后悔，能够敲着牛角歌唱。陈令举之所以令人无法企及，正在这里。当熙宁新法推行时，苏长公因讥刺时政而被投入狱中，孔经父因对策而被罢免。考察他们的年月，都还在陈令举之后。正气的根脉越受压抑，反而越强烈。说制科不足以得到人才，因而想废除它，岂不是厚诬吗？宝庆改元三月甲申，东汇泽曹某书写于吴山寓舍。跋刘倅所藏东坡论兵书后。太祖想亲自征讨河东，范鲁公竭力抱病进言：“愿陛下以百姓为念，所珍重的是凭借宏大的福德，增加圣上的寿命。”神宗想在西北用兵，苏文忠写信给执政说：“使我们的君主子孙繁多，长久拥有天下；人臣归美于上，报答皇上的，正是安静和平的福分，使皇上享有万年寿考、子孙千亿。不是与国家共同休戚、念及这些事情，是想不到这里的。”然而范鲁公当时身居宰相之首，早晚进言教诲，这是他的职分；文忠在朝廷中还没有得到重用，因受诬告上书请求外任，稍后升迁而出守徐州，得到权力后平理政务、审理讼狱，即使不废弃职责，也不能直接进谏，于是委婉曲折地替人进言；他的忠肝义胆、不把国事置于考虑之外，由此可以看见。考察薛向首先提出横山之议，实际在治平年间；后来熙宁诸公修筑堡寨、抚绥宁城，娄降裕罗格勒破防罗觉，攻取河湟，都在其后。他应当入朝对答并接受密赐，文、韩、司马诸公前后相继，却轻视他的为人，甚至有人把他看作奸佞巧诈。等他再次被任用而尚未掌政时，守正的诸位君子本来已经深深怀疑他了。文忠代张文定起草制诰，已经斥责过这件事；如今他从定州入朝赐对，又因论兵进入枢密，事情的始末都充分显现出来，这正是文忠深深忧虑的地方。文忠的话既然已经感动了他本来具有的善心，那么后来他掌政三年期间，讳言西北军事，把这称为“听到义理就能迁改”，或许有这样的道理。当时言官弹劾他，所谓“反复无常，没有大臣的体统”，应当不只是蓄养马匹这一件事；然而他已经误了国家，困苦了百姓。士大夫靠迎合而被任用，既富且贵以后，又想收拾士人的声誉，不再承认从前的主张，但自己说过的话终究无法掩盖，所以我因考察事情的始末而有所感慨。嘉定己巳下元日，东汇泽曹某恭敬书写。跋陈少师制词稿。内翰、尚书、少师陈公以辞藻代替君主发布言论，以经学辅佐君主的德性，早已听说他的声名，却还没有见到实际文章。宝庆改元初年，正好在朝廷任职，跟随他的儿子直院舍人、小宗伯之后，读到他所作的两篇两制文，佩服其体制要旨；听到他在经筵中的议论，赞叹其切实恳切，知道他的学问有来历。过了两年，请求归乡得到批准，才见到少师公的旧稿，恭敬拜读，反复熟读，这才知道少师公教育他的儿子，不只是当面训诫、亲口传授，也是在耳濡目染、观感体会中得到的。汉代儒者夸耀父子都明晓经义，唐人炫耀一家世代掌管诏令，那只是就官职而言，不足以说明陈氏的家学。跋高金紫所书《孝经》。观看金紫高公所书写的今文《孝经》，他的诚心和敬意，清楚地显现在笔画之间。前辈的风流品格，百年间能见几次？这可以传给子孙，也可以警策后学。应当珍重收藏，难道只是像珍藏魏公的笏板那样吗？跋《性善堂后集》。我同度周卿交游，认识他的为人已经十年了。他守护师道，如同守护孤城；坚持正论，如同端持一盘水。他曾经对有见识的人说过：他作文时能够收放自如，确实得到大儒的心法，不是拘拘束束、泛泛地袭用纸面上已经形成的说法，也不是在屋子下面再搭一座屋子。如今观看《性善堂后集》，便知道他平日所作，歌行已经磊落豪迈，书、序、记、跋则谆谆反复，宏大的议论反复申说，最高深的道理又极其微妙；即使认为这些还不足以使晦庵先生满意，但道南学于考亭，正如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也不过如此。黄西甫也生在合阳，相信周卿的学问而以他为师友，时间越久越加坚定。这些人都是天下的善士，并不只是一个乡里、一个国家的人。我因为得到《性善堂集》的赠本，冒昧写下这些话，以此告知。宝庆改元年末，东汇泽曹某书写于吴山寓舍。跋范季克《云坡记》后。仕途和山林，常常随着世道彼此相依、互相转化。对其中一方面深有体会的人，有时便不屑于另一方面。有见识的人评论这种情况，必定不会舍弃天爵而去追逐人爵。跋杨文公真迹后。宝庆改元之初，昌谷曹某以衰老之身在经筵侍讲，得以读到三朝《宝训》。第二年二月戊申日，读到《优近臣》篇，其中记载真宗皇帝与王魏公谈论杨文公归居阳翟的事情，称赞他峭拔正直，不攀附权贵，论文学更是无人能及。有人说：“他难道是在讥讽朝政吗？”魏公认为这是仇家诬陷诽谤的话，保证他一定没有这种意思。真宗皇帝也深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彦约读完后，当即口头奏道：“臣下如果峭拔正直、不攀附权贵，就会遭到流俗嫉妒，诬陷诽谤很容易随之而来。大凡峭拔正直的人，喜欢自我修养约束，立身廉洁谨慎，不能诬陷他说贪污；遇事公平，也不能诬陷他说冤枉滥杀。他一定风度高雅爽朗，议论光明磊落。只有‘讥议朝政’这一说法，可以使君主听信而受到触动。自古小人陷害君子，大多使用这种诬陷。若不是有王旦那样善于启发君主的人，能够保证事情并非如此；若不是有真宗那样圣明的人，能够识破这种文饰，那么不可预测的灾祸就难以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这一天，侍讲宗正章少卿也一同入对，知道这件事的经过。三个月后，文公的五世孙九江使君把文公亲笔墨迹两册抄录给我看，后面附有诸贤的题跋，其中后来多有提及阳翟之事的文字；又摹印了孝宗皇帝赐给他祖先中舍的御制文，由此可知杨氏世代都有显达之人，而且都受到历朝皇帝的简拔和关注。像这样看来，造物者没有辜负那位峭拔正直的人，确实是应当如此啊！因此抄录戊申日的口头奏议来告知世人。五月甲子日，恭敬地书写于吴山寓舍。

译跋《东阳郭氏石洞书院记》。这篇《郭氏石洞书院记》，是叶水心所作、楼攻媿所书、朱晦翁所题，称得上当代三绝了。希吕继承先人的志愿，叙述这件事，寻求他们的文章和书法，竟然都得到了，近来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事。然而当庆元戊午年冬天，党争议论正激烈时，士大夫都害怕把名字列在三公之间，仿佛将要因此受到玷污。唯独希吕在这个时候不因世态炎凉而随波逐流，从被排斥弃置的处境中请出三公，并说：‘我想使门户更加尊重，即使带着章甫之冠到越地去，遭到越人嘲笑，也应当安然处之；不能怀疑他们见识高远、笃信好学，是其他人万万不能相比的。’嘉定癸未正月上旬，东汇泽曹某记。跋《徐仲祥天麟三表说》。徐孟坚继承了叔父的学问，又以四方的贤良士人为师友，在经学方面颇有造诣，所作《周礼发言》阐明圣人的旨意，成就已经很不少了。唯独对于大司马三表的解释，还留有未尽之论，仲祥加以补充整理。前面没有前辈可以继承，后面也没有后来者可以超过，这才知道学问义理没有穷尽，越是用力钻研，就越加光明。古人把有贤能的父兄视为快乐，把有贤能的儿子视为幸运，把兄弟都贤能视为难得，确实是有道理的。汉代郑氏世代守护古典，却不拘泥于旧说：解释《周礼》太宰掌管政役、比居的一节，有人认为其中的‘政’是政役之政，有人认为是征赋之政；解释司徒颁授职事、养育材能的一节，有人认为是使闲散民众任职办事的材能，有人认为是培育竹木的材能。六官之中，这类异说多得数不清。康成一心专治经术，郑玄持论正直，并不像刘歆那样悖乱，把《春秋》说成如同垄断地利的学说。程明道在西洛设教，到伊川时才大为完备；胡文定在南方建立法则，到五峰时更加广博。本朝儒学的兴盛，父子兄弟的美德，难道只是汉代二郑那种专门传授学业的情况吗？既是为仲祥感到欣喜，也是用来勉励仲祥。嘉定辛巳重阳前三日，东汇泽曹某书。跋《泣蕲录》后。李茂钦誓死守卫蕲城，甚至毁弃自己的家产，立志最为坚定，所受灾祸也最为惨重。有人责怪他志气有余而才能不足，那也未免太苛刻了。武定军进入城中，反而成为郡中的祸患。金陵军到了边境却不来援救，郡城危急，即使有张巡、许远那样的才能，再有南霁云、雷万春那样的帮助，也决不可能凭一千人的力量守住九里城郭，抵挡数万骑兵的敌人。韩昌黎评论张巡、许远的事情，认为在当时，弃城图存的人多得数不清，拥有强兵却坐视不救的人则到处都是。不追究这些情形，反而责备二公死守城池，也不过是把他们看作叛逆乱臣，编造淫邪之辞来帮助敌人进攻；这种出于私意的妄加议论，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总之，时间久了，自然会得到公正的评定。昌谷曹某读《泣蕲录》，为此流泪不止。嘉定辛巳八月二日书。赞。中兴四将赞。赞曰：臣的岳父、国子祭酒萧之敏曾对臣说：刘锜顺昌之战的胜利，不在斩杀金军、平定和尚原之战以下。晚年镇守荆州时，听说他名声的人都争着先去拜见他。刘锜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宽阔的带子，自己说年老了应当退职。圣上念及他过去的功劳，仍命他分掌一方军权。他把自己有功劳的意思带在身上，显现在脸面上，有见识的人知道他的志气已经有限，不可以再任用了。后来他掌握兵权驻守京口，往来于江淮之间，轻率进攻，轻易退却，最终导致瓜州之败，失去了本来的心志；这不是因为疾病之后才变得昏乱。考察李显忠、魏胜两人的传记，他们忠诚勇敢，善于作战，也都是万人敌。李显忠杀死宿州投降的人，已经不足以使人心服。他所统领的各位将领，只有曹高、麦一两人很是尽力。等到张计通等人拥兵归附，李显忠便束手无策，跟着他们一同逃走；这样看来，他在识别人材、统率众人的道理上，仍有不足。魏胜以献身效死，可以说是义士。朝廷命令尚未传达到，他孤立于东海，援兵没有到来，最终在淮阴送死；他固然贤能，但临事虽不畏惧，善于谋划却不能成功，仍然没有达到中正之道。至于说到智慧谋略足以估量敌情，识见裁度足以任用人才，纪律严明而部下不忍怨恨，粮运枯竭而众人不忍背叛，死后八十年，听到他的遗风仍然感到喜悦的，那大概只有岳飞吧？古人所说的大将，不过就是这样。然而南北分合自有一定的时运，忠臣奸邪的生死也自有一定的命数，哪里是权臣在一天之内就能任意造成的呢？可悲啊！钦定《四库全书》。

译《昌谷集》卷十八，宋代曹彦约撰写的墓志。黄公墓志铭。通判公的墓有墓志铭。太府寺丞灏因为同族关系，已经答应撰写墓志。没过多久，寺丞出任广右漕司长官，诏令催促他立即赴任，执笔还没有完成，而通判公下葬的日期已经确定；按情势他不能奔走数千里前来，于是托人请求，便让某先叙述大略，放入墓穴。考察南康军都昌县土塘黄氏，支派出自江州湖口县的沙溪。从沙溪传到通判公，才六代；族人繁衍，分居两郡的有十多个族支，多的往往有几十家，而土塘这一支号称最为兴盛。这是通判公的高祖居士拱开创的。居士居住乡里时有盛大的德行，拥有百万资财，却完全不把增加财产放在心上；赈济穷困、救助贫乏，没有一件事不竭尽自己的力量。后来有人仿照佛教的说法，建立龙华会来召集天下信士；闻风而来的人无不满意，他倾尽仓廪，也毫不计较。人人都称他为居士，直到今天仍未改变。居士生子寘，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号称小居士，是土塘一族的始祖。小居士生子可，多次被推荐参加礼部考试却没有考中，只教导儿子学习《诗》《礼》，不让他们把追逐科举功名作为庸碌的打算。后来获赠朝散大夫。朝散大夫生汀州使君武。汀州使君生通判公。公名瓌，字少苏，又字继苏，是汀州使君的长子。公的母亲姓封，封为太恭人。当初，汀州使君胸怀四方志向，以奇节自许；建炎中兴初年，他投匦上书议论两河的事务，朝廷召入中书省询问，便从布衣被授予招讨司干办，辅佐大名军，参与平定剧贼田知古，招降洺州叛人王江等，建立了奇功；向朝廷推荐后没有得到答复，便离开了。后来李成侵犯江州，他特意从外地奋勇赶来，进入被围的城中，又向行在告急；当时被认为是多此一举，等到派兵前往救援时已经来不及，朝廷为此忧劳不安。于是他上书论述军国利害，面对执政慷慨激愤，受到当时舆论的敬服。高宗认为他才干非凡，授承务郎，任黄州黄冈县知县；历任婺州义乌县丞，升任郴州知州，又任汀州知州。他与秦丞相不合，奉祠闲居十多年也不屈服。通判公起初承受祖先留下的恩泽，乾道七年参加铨选，调任德安府孝感县主簿；任满后调任光化军司理参军，因为推荐者的关系改任宣教郎，任江州德安县知县，通判江陵府；遭逢太恭人丧事，服丧期满后授潮州通判，尚未赴任，便因疾病自行请求，获准主管台州崇道观。嘉泰二年十二月己未死于家中，享年六十七岁，官至朝奉郎。公天性简朴淡泊，不事张扬；侍奉父母，是孝顺的好儿子；对待各位弟弟，是贤能的兄长；与人交往和气平实正直，别人不知道他有坚定的操守。遇到事情内心明白坚定，权势地位不能改变他。做官治理百姓，一心只求不扰民。有人像雁鸭成群一样行事，公不认为这样方便，总想着设法纠正他们，却找不到机会。孝感本来没有正式的职事，只奉行诸台差遣的檄文，从未有片刻空闲。把清理钱粮的事情交给他，他总觉得不合心意；至于审理狱讼、判定产业归属，大家都服他宽厚公平，没有人能够加以指责。在光化任职四年，从未把升迁改任放在心上。贵族游宦子弟仗恃权势干扰政务，太守以下的官员都避开他们的锋芒；公秉公执法，判牍丝毫不向他们屈服。豪强大户强行夺取民田，没人能辨明其中的虚实；公查看印文不相符合，便把他们的奸情上报，全郡都惊叹不已。旧城在汉水以北，和敌境交错相接，俘获敌人后，有愚民想立即把他们处死，公说：‘这些人都是中原的百姓，不是奸细就不能杀。’案件拖延很久没有上报，最终得以从轻处理。历任长官都相信他的贤能，争相推荐他。如今资政殿大学士赵彦逾总领湖广粮饷，知道按规定他的举荐将超过名额，仍然把公的姓名上报，并且说：‘我宁可因一次举荐而获罪、被削减官秩，也不能错过一位贤者。’ 已故工部侍郎颜公度任转运副使时，以收罗提拔孤寒之士自许。当时公连续多年没有升迁，所属部门名额固定，大家都不能参加磨勘。颜公刚进入辖境，心中已经属意于公。公任期届满便辞去，没有流露出一点期待顾盼的神色。颜公立即推荐了他。德安新近减免民租，担心一年之内供给不足，数额达到近万缗。公上任时正好遇到这种困难，费用供应不上。州府沿袭旧习，泛泛地摊派催逼百姓，百姓不肯奉命；曹掾官又有所索取，仍不能供给，便姑且怀恨，罗织罪名，想把佐贰官也牵连治罪。公说：‘这是知县的罪过，不应牵连旁人。’在众人面前放言直说，没有丝毫畏惧回避。县民也都传说不可以这样做，因此事情始终不敢发动。公派郡吏查访府库财物，自己没有一丝私心。俸禄以外的餐钱，他从未按惯例领取应得数额，于是使对方理屈词穷。但公已经奉檄进入郡城，不能中途停止，便让他暂代事务、兼任幕职，以便处理郡政。佐贰官治理县事，看到州府的风气，连敲扑刑罚都深入骨髓，理应治理得井井有条，反而不如从前。县民跑到诸台申诉，希望最终能得到黄佛子来治理才肯罢休。州府这才开始感到不安，于是归还了原有的财物。大资政赵公出任四川主帅，召公回朝，经过郡中，听到这件事后兴致勃勃，面露喜色，又写信鼓励他说：‘要坚忍地侍奉上官，竭尽力量体恤百姓，像这样举荐贤者，就可以无愧于职守了。’ 公在县任职将近五年，始终如一。旁观者如果对他不满意，后来改走别的路子，立即就会招致祸败，舆论也不赞同。公喜好学习，从未放下书册；兴致来时便自己写诗，不能勉强。平日安静地坐在静室中，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除了庭院门户，甚至十天半月也不出一次。所任州县的长官任期届满离去后，有时不能立即离开；公一旦遇到宾客，彼此投契，便饮酒下棋，怡然自得，确实是乐于与人交往的人。任满时俸禄总是用尽，没有购置田产房舍的打算，往来于都昌、湖口之间，有时寄居在南康城下，只随自己的意愿行事。公娶曹氏，是彦约的姑母。儿子三人：渭、溱、洎，都能有所成就。渭曾以乡老身份献书，登名于天府。女儿三人：长女嫁给同官之子蒋槮，文雅而有贤德声誉；次女嫁给彦约；三女嫁给彦约的弟弟彦继。孙子五人：枹、棅、橚、槱、樗。孙女八人，都还没有出嫁。各位孤子将于四年十一月辛酉日葬公于湖口县五石山以北青山觜之下，提前十三天来告知日期。我得到渭所写的族谱以及蒋槮亲自见闻的德安事迹，于是参照平日听闻的情况，撮取大略，记录下来以使其流传不朽。至于撰写铭文和表文，刻在坚硬的石碑上，立于墓道，使它有利于后代子孙传承，那是寺丞的事情。因此为他作铭说：百世以后，人们知道通判黄公的墓葬在这里，便会生起敬意和爱意，无法停止。就把这篇墓表立在这里，等待后世君子来评鉴吧。黄子通墓志铭。

译黄子通任选调官三十年，没有求取进身的意思，口中从不谈论请求荐举的事情，使者和爱好举荐人才的人都深深叹服，又极力为他推举引导，事情已经有了些眉目，却没有听说他自己有什么疾苦。宝庆改元的第二年，岁在丙戌，正值重午节，他祭享家庙，侍奉双亲，欢喜而不耽误任何事情。第二天得病，随即到了临终之时，告知享年只有六十一岁。凡是听过他的名声、见过他的面貌的人，如果全无见识也就罢了；稍有见识的，无不为之叹息惋惜，甚至擦泪不止。他为人天性浑厚，父母说：‘这是我的贤子。’妻子说：‘这是贤良的丈夫。’弟弟妹妹说：‘这是贤能的兄长。’推广到宗族亲戚、朋友乡党，他救济贫困、帮助婚嫁，凡力量所能及之处，无不竭尽全力，于是大家又都认为他的行为贤善。即使本郡太守向朝廷推荐士人，也总是首先称道他的平素品行，认为无人能够赶得上。他平日开辟一间便坐的小室，在左右排列前辈遗训；听到善言善行，一定亲手抄写记录，反复展开玩味，亲身实行，唯恐不能符合。任官时善待士人，不扰害百姓；审理案件务求公平允当；议论政事以宽厚为主；代理其他职务时不领取该职俸禄；办理出纳谨慎，不取其中盈余；对外不事张扬，而人们都推许他的才干。他不是通过科举进身的，但人们都称赞他的学问。他说话似乎迟钝，行事似乎迟缓，但他主持正论、检举抑制官吏奸弊时，有万头牛也拉不动的坚定力量。起初因宁宗即位的恩典授将仕郎，进入铨选，列等后任安庆府太湖尉；两次调任处州、池州，都是法曹属官。池州太守一向佩服他的才能，等到改任朝廷使者，便急忙以宾客的资格举荐征召他，倚重他的谋划，把公道施行于府库钱粮之间；从前那些倚仗馈赠、借势逞强的人，再也无从下手。他所经历的职务不过如此，而他的抱负却不可估量。从前西坡先生跟随晦庵朱文公游学，立朝耿直坚定，没有辜负所学；持使者节旄减免租税、救济灾荒，获罪于当时舆论，闲居多年，也不为自己辩解是非。贤士大夫见到他便心醉倾服。子通完全继承了他的德行，人们敬重子通，就像敬重西坡一样。他与弟弟建昌军录事参军栝一起在远方任职奉养双亲，轮流主持家务，长幼各得其所，人人没有非议。到了这时，栝来奔丧，奉灵柩归葬，准备在这一年十一月庚申日于星子县清泉乡大矿方家岭的原野完成大事。栝带着友人胡泳所写的行状来请求铭文，我不能推辞。考察南康军都昌县黄氏，支派出自江州湖口县沙港，那里靠近都昌，所以都昌有许多大族。西坡名灏，曾任朝散大夫、广西路转运判官，娶高氏，武显大夫汝翼的女儿；年过八十，如今封为宜人。西坡的父亲名唐俊，曾任左文林郎、温州平阳县丞，追赠太中大夫，娶伍氏，追赠硕人。平阳府君的父亲名泽，隐居守德而不出仕，娶魏氏。伍氏从平阳以下迁居大宁，再往上则族人聚居松萝，都属于都昌。西坡晚年居住在城下，至今三十年。子通名杭，是朱文公为他命名的。前后两位妻子都姓陈，都是池州通判秬的女儿，也都先于他去世。一个儿子充任将仕郎，一个女儿嫁给光州陈使君椅的儿子熺。请为他作铭说：山野间树木臃肿杂乱，世上难道没有有用的材木吗？木心不正，又能有什么用呢？折取杨柳装载在道路上，世上难道没有声音吗？一进入乡里人的耳朵，只是啾啾啁啁地炫耀名声，谁能与它一起成就实际功业呢？焚毁债券，抛弃债务，表面上虽然获得强盛的名声，内心却显露出德行。议论光明磊落，神采出没如神鬼。谋划计算能够见效，百次之中也难有一次达到。贤能啊，子通！德行容貌纯粹，声音宏亮，形体厚重。像大吕、黄钟那样的正声，谁不会因此受到教养而奉养双亲？子通以奉养双亲的心志自守，谁不会因此立身？子通守持义理，内外通达，内心方正而外表宽厚。用这些来治理家庭，用这些来居官理政。官位并不显赫，我也没有什么可求的。生死如同夜晚和早晨，生命究竟是短还是长呢？持守这些道义去归报，西坡先生虽已离世，却没有世俗的牵累，还留下身后的声名。黄承议墓志铭。阁学黄尚书去世仅一年，通判君也随即辞世。君是尚书的长子，贤能而以孝闻名。造物者夺走了他，突然发生的原因实在难以说明。难道只是偶然吗？难道是因为哀痛毁伤超过常度而使病情加重吗？哀痛毁伤固然存在，事情也有偶然相互碰上的情况。然而一家失去了好儿子，仕途失去了贤能之人，士大夫们都为之黯然。正值人才凋零之时，老成之士已经相继衰亡，才华出众、器宇伟岸的人又再次沉没，实在令人气短。君名防，字子长。曾祖名彦辅，曾任从事郎、吉州吉水县知县，娶李氏。祖父名去华，累次追赠太中大夫，娶周氏，追赠淑人。周氏生尚书公。尚书公名畴若，入朝任礼部尚书，离朝后任焕章阁学士，爵位至豫章郡侯，追赠宣奉大夫。出入藩镇，家中有传记，国家史书中也有记载。通判君幼年聪颖，稍长便学习应举之业。成年后凭父亲的任用得到官职，从承务郎升至承议郎。由成都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改任签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任吉州泰和县知县。任潭州通判时，因父丧离职，忧患却已经降临到他身上。泰和是士人众多的地方，也有许多豪门大族。如果长官稍微不爱惜自己，即使爱惜自己却软弱不能立身，或者年轻而没有阅历，吏民便会掌握他的把柄，使他不敢追究任何事情。君审理案件能够直达关键，已经足以使他们心服。他整饬文书、治理财赋，仅酒课一事，就检举抑制弊端，充裕地使财用得到补足，没有欠缺。然后减轻租赋，放宽市场征税，舒缓民力，便利商贾往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理。至于修缮学校、选拔补充俊秀人才，凡属职务范围内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办。长沙为藩府，征调事务浩繁，关防决断之事比其他郡更为重要。正逢修筑城墙，他因才能被选中，独自承担这项劳役，不到一两个月便完成，公私双方仿佛都没有听说过此事。增募飞虎军士卒，也让他专门负责，选取勇猛善战的人，不问其来历。提举酒务时，在城外增设酿造白酒的两座酒库，取酒供给军队，大家都从中获利。这些是他在事业上的作为。至于他脱颖而出、超越众人之处，又有不可企及的地方。当北方骑兵侵犯边境时，朝廷担心调度接济不继，稍稍推行卖爵之法，把官资以下的资格发给州县，责令限期完成。又因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发给僧牒以帮助赈济借贷，同时急于出售各种名目杂出的凭证，不得已而祸及百姓。强者借势强行命令，弱者无法自我解脱，胥吏又从旁借机作奸，所到之处百姓都束手无策；名义上说是礼请，实际上是强行摊派，夹杂着酒宴和械系刑罚，即使采取这种无道的办法，最终也不能掌握事情的要领。

译君当时在泰和，独能深思熟虑，在学校里谋划这件事。他把事情托付给士子，衡量那些力量足以承担的人，让他们互相劝导，不使用公文，也不让他们像雁鸭成群那样应付。卖爵、卖僧牒所要求的数额都得以筹集，一时之间，守令中没有人能超过这种奇异的办法。我有幸充任帅守的属员，亲耳听到这件事，便把君的姓名上报给诸台，也先后多次举荐。正逢朝廷急于求贤，认为他将要进入清要之职；他请求方便侍奉亲人，后来才得到潭州通判的职位。由他所处的职位推测他的成就，我怀疑他将成为长寿而显达的人。听到讣告回去后，忽然悲痛得不能自持，以至于遭逢大丧。平生淡泊于仕进，不因越级升迁而动心。调任剑南职官时，总领粮饷的人召他进入幕府，他辞谢避让而不接受。在长沙遇到宝赦，按例应当进升官秩，他却迟迟停留而不请求。听说母亲生病，最终没有上奏，因此官阶没有达到郎宿，并不是没有得到际遇。他生于乾道癸巳年，卒于嘉定癸未年，享年五十一岁。娶熊氏，是同邑进士炘的女儿，也是江西安抚司干办公事方之的曾孙女。儿子四人：端卿、良卿、敏卿、厚卿，都努力学习而能写文章。端卿将承受尚书公致仕的恩命。孙子一人，孙女五人。家世属于隆兴府外县，起初居住分宁，与双井同谱。七世祖迁居丰城沇江，自高祖以下四代，获赐宅第的共有八人，于是成为丰城第一大族。黄氏的诸位孤子准备在甲申年闰八月丙申日，将他葬于新建县南阳小象牙山的原野，端卿写信来请求墓志。我既蒙尚书公深知，又曾与通判君同为官僚，既推重他的名声，也传播他的实际德行，于情于义都不能推辞，于是为他作铭说：他的行为恭谨温厚，是心怀经国济世之才；他的政绩诚恳厚实，是为了消除顽固愚妄；进身时循序渐进，是为了尊重自身；退处时默默无闻，是为了保存真实。有俸禄却皱眉，因为怕使百姓困乏；没有疾病却呻吟，因为归去后再也见不到亲人。他胸中的抱负没有得到施展，本应处于安泰却反而遭逢困厄。死后跟随祖先，求仁而终于得到仁。萧孺人黄氏墓志铭。孺人是江夏黄氏敏的孙女、良弓的女儿，嫁入河南萧氏，是朝散大夫固的儿媳、郢州通判之美的妻子。黄、萧两家本是江州湖口的著姓，地域与南康军都昌相接，族人众多，于是成为两郡的望族。黄氏世代以文章传家，教导女子遵守四德。孺人早年失去父母，却仍能博览群书，翻阅两藏经书，亲手抄写，装满了书帙，往往多能背诵。通判公在南康参加进士考试，后来取得太常寺选第，与兄长祭酒公居住在湖口，乡里聚居的人们齐心治家以求和睦，做官则秉持正道，乡党没有非议，子孙又有合乎义理的家教，这些实在都有赖于孺人在内的辅助。孺人名德方，起初因淳熙己亥年恩典受封，到癸卯年通判公去世；又过十四年，于庆元丙辰八月二十日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儿子二人：颜、颇。孙子五人：九龄、九思、九畴、九成、九仪。通判公在世时，颜以乡贡身份参加礼部考试，如今虽然尚未得志，人们却多认为他非凡；颇和各位孙子也无不博闻强记，仕进前途正在逐渐通达。女儿二人：长女嫁给迪功郎、澧州司法参军游逢，次女嫁给进士黄滂，都已经先去世。孙女六人：长孙女嫁给进士曹士肃，其余五人尚且年幼。这年十二月庚申日，孺人将祔葬于湖口小桂山通判公的墓旁，家人请我作铭。我本来就是黄氏的外孙，孺人按母辈的关系是我的舅母；我的妻子又是萧氏的女儿，而我的姐姐早已替她执掌家务，所以每到岁时，我都能前往拜见，了解通判公家的家法。通判公和孺人既然都通晓古今，履行道德、践行善行，任满时俸禄总是用尽，不经营生计；家中子孙男女，无论长幼，一读书便能理解其中的义理。平时遇到无事之时，他们常让孩子们依次坐好，拿出书册来教诫；嬉笑谈论也不超出这些内容。子孙男女即使还在襁褓、刚换牙，也大都能流利应答，与父祖有同样的志趣爱好，并以此为乐，年年如此，仿佛一日未变。义理清楚地显现在他们心中，富贵不能动摇他们的外在操守。通判公和孺人都活到七十多岁，未曾有疾病疼痛，召医问药，忽然临终留下遗诫而逝；与世俗中被利益驱使的人相比，应当怎样呢？铭曰：粟米不能长久保存，玉器也不能世世拥有。读古人的书，汲取其中精华，得到其中的平正之道，便可以齐同万物、看淡生死；践行其中的德行，便可以治理家庭而规范国家。既已培植根基，又逢春天生长，以此造福后代子孙。黄氏夫人墓志铭。安陆所属的孝感有一位贤能的县官，爱护百姓，政事与百姓相合，退朝后仍以公事自守。两人相视而笑，心意完全相通，于是彼此结为婚姻。县令蒋公名元龙，有个儿子叫槮，字季长，端正谨慎、修身洁净；选择主簿公的嫡长女嫁给他，这就是黄氏。黄氏名惟淑，字顺师，世代是南康军都昌人，追赠朝散大夫可的曾孙女，朝散郎、汀州知州武的孙女，朝奉郎、潮州通判瓌与安人曹氏的女儿，十九岁嫁入蒋家。她遵守妇道，妇德完备，得到公婆的满意，直到终其一生。蒋氏本是莆田人，在京口居住已有两代，但迁徙没有固定地方。季长最终没有兄弟，缺少手足的帮助。外家是申国吕氏，寄居九江，与南康共同依傍庐山而相近；由于两族的关系，便在干山南面择地筑屋。家中并不富裕，顺师以俭朴持家，平素喜好《诗》《礼》，用家法教导子女，对待下人没有嫉妒苛刻之心。开禧丁卯年春天，季长寄信从古沔来，说蒋家不幸：顺师在去年十二月癸亥日突然患腹泻病，医生们环视而束手无策，从早晨到中午，忽然成为古人，年仅四十九岁。我已服丧一个多月，准备在三月某日葬她于城西南四十里的定冈田舍，你何不为她撰写墓志并作铭文呢？顺师是我的姑女，也是我妻子的姐姐；我们屋舍相连而居，所以对她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她有三个儿子：忠已经娶妻，焘年近二十，幼子还没有取名。铭曰：蒋氏兴盛时，门第声望高峻；等到向西迁徙，家道和睦融洽，弦歌诵读不断，足以使家庭相宜。她本人贤良，内助的功劳也很多。上天正接连降下灾病，死者如同水波消逝；贤与不贤只差一线，生与死却同样归于一途。过去前往哪里，便铺设在淛水一带；如今归葬何处，便安息在庐山脚下。她正值盛年而死，但德行不会磨灭。留下白发双亲，上天却为何如此无情！侄女曹氏墓志铭。

译江州与南康之间，居住着许多大族；说到亲戚关系兴盛而连绵不断的，总要称说曹、黄两姓。即使其他大族，也乐于谈论此事，并不以为忤，因为说两姓结交已久，反复结成婚姻盟约。黄氏虽望出江夏，中途迁到豫章，又从豫章迁居沙港，成为江州湖口人。曹氏望出谯国，迁到宣城，又迁到龟山，正处在今天的都昌境内。两姓聚族而居，这件事不在本朝才开始，有的已延续十代，有的十多代，少的也有几十家，多的达到百家。两郡号称两道，而沙港、龟山相距不过十多里；地方相近，所以风俗相同；通婚很多，所以感情更加亲密。又有族人像星星一样分散出去，另立支派居住。因此今天土塘黄氏以沙港的大支著称于都昌，同时又与曹氏同属一县。我们家从先父大夫到我们兄弟，以及各位子孙这一辈，已经有六人娶黄氏为妻，其中土塘黄氏超过一半。我的姑母又是土塘黄氏的妇人，至今长寿而显达，所以我的侄女曹氏嫁入土塘，成为执掌家务的人。她的丈夫名淮，字季海，是朝散大夫可的曾孙、隐德肇的孙子、饶州赡军琯的长子。这位曹氏，是我兄长粹父名彦纯唯一的女儿，在各位弟妹中排行最前。我的先父名兴宗，只见过这个孙女，她出生在鄂州司理官的官舍。我的母亲宜人早已特别疼爱她，不同于其他孙女；又因为她嫁给本族人，所以母亲亲自送她出嫁。她为人通达聪敏，把书册当作日常功用；像我的父亲一样善于处理各种事务，以礼法作为准则；像我的母亲一样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羞耻。她的母亲又是京西李机宜、名知几的女儿。她平时仿佛不懂事，遇到事情却能妥善处理、分别判断，超过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侍奉公婆时和易恭敬，居丧时内外都严整，言语受到闺门规矩的限制，亲戚之间甚至互相指给别人看，真是儒家贤女，使荣耀及于我族。她作为长嫂，与妯娌共同管理财产而不露痕迹，上下百口人无不归心。她又能成全季海的志向，生了三个儿子，名叫防、浩然、集训；他们都以义方受到教育，在科场上有声誉。如今乡老把浩然推荐到天府，渐渐已有显著成效。嘉定己巳年，因想到嫂氏年老，亲自前来归宁，住了若干日，得病若干日后去世，正是某月某日。季海把她的灵柩送回土塘，第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乡某山的原野。我因任职长沙前来奔丧，本想按日期请求墓志；但地方遥远，来不及把文章刻在墓左，也可以凭此传之不朽。铭曰：曹大家作《女诫》，常常害怕被贬斥羞辱；她哀伤女儿出嫁，却不是担心子女和谷物，而是害怕在别家失去容色、使宗族蒙羞。恭敬地想，我的皇妣每天诵读这些话，又把自己已经实行的事情拿来教导女儿，并推广到孙女，使她们践行规矩。像金玉一样，长孙女战战兢兢，接受教命，如同接受敬慎的告诫。她所说以顺从为正道，德行深厚的人，流传的光辉必然会留下余庆。因此治理家庭有法则，约束自己而无瑕疵。应当与君子白头偕老，举止从容和顺。为什么不到五十岁，寿命便如此结束了呢？梅坡孺人曹氏墓志铭。孺人曹氏，是梅坡彭先生的继室，南康都昌人。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文，次子名方。文已经早逝，方凭经学在省试中居首，许多士人称道他；后来在池、扬二郡任校官，出任复州景陵县令，而孺人已经在他安葬母亲时去世。方依据行状叙述她的德行，告诉孺人的从弟某，请他作铭。行状说：‘孺人天性聪明通达，遇事有独到见解；严格约束下人，最终又以慈爱收束；以俭朴应接事务，以礼义作出决断。方和姐姐都是前母陈氏所生，家人没有非议。岁时馈赠问候亲戚，一定把颍川外族列在首位。居家以理法治理，使方在官府任职时也能如此。近来方分教时，大家都能奉养安车中的母亲和清淡的饮食。唯独景陵奉命先行，尚未来得及拜见告别，讣告就到了。方不忍心说起这件事。唉，这难道还要等方说出来以后才值得相信吗？’先生与孺人同乡而居，他们的祖父过去又同在一舍居住；政和年间在朝廷对策，又同年登第。他们的声气和志趣，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孺人超过适婚年龄十多年，先生中年丧失陈氏；因为儿子方在科场有声誉，而太安人秦氏年事已高，家中非常需要内助，先生得到这位贤良的配偶，德行和道义彼此相安。孺人以妇人的道义侍奉秦氏，直到为她养老送终；以妻子的道义侍奉先生，始终恭敬；以母亲的道义抚养儿子，使他在科场成名，成为当时贤能的士大夫；她把家中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年年计算家用还有余裕。她抚养方的姐姐和方的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经营生计有条理，学习读书有课程，约束自己有法则，使人不知道她是先生的继室。先生的祖父名图南，最终任淮宁府校官；父亲名时中，隐德不仕。先生起初名蠡，后来以小字行世，名凤。孺人的祖父名省，最终任雍丘县丞；父亲名一防，最终任信丰县丞。这些都是方与我共同知道的事情。从前雍丘公恳切为民，以正直之道触犯林灵素，获罪后长期废弃不用；靖康初年，朝廷想破格提拔重用他，恰逢敌寇到来而未能实现。信丰公以师道居于乡里，持论严正，后生中没有受到德行熏陶的人不敢从他面前经过。他们世代保持刚毅，同时又极其喜爱贤者、乐于行善，这样的美德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相比。先生以学问为根基，纵横发挥笔力；他与信丰公先后设教，使求学者共同仰慕他们立言和制行的品德，这些都已详见我过去所撰的墓志。因此孺人的见闻和修养，专心遵循礼法，安静专一而有操守；她在曹氏家中是贤女，到了彭氏家中又成为母仪，确实有其端绪和根基。这些是方与我共同听闻的事情，而我尤其清楚。孺人生于绍兴丁丑年，卒于嘉定壬申年；去世的第二年，方在九日丙午日择定葬期，准备让她随先生葬在南山旁曹总塘的原野。请铭曰：为了奉养母亲而娶妻，贤子尽到了职责；饮食奉上以承顺母亲的心意，贤子作为儿子的职责便尽到了；请求母亲体察父亲所承担的责任，慈爱孝顺都做到极致，父亲的责任也就完成了。放眼天下，继室多到千亿；成功的却寂寥无闻，失败的则积累成堆，是什么使她们如此？是憎爱如戈矛相向，是什么使她们如此？是见闻浅陋狭窄。孺人出自名门，恭敬自持，受到熏陶而成为先生的配偶，在《诗》《礼》方面与先生相称。遵循妻道而端正，不迟缓也不急迫。作为妻子和母亲，两方面都达到极致。两姓和好，成为一家，寿命和福泽绵延。心地端正、修养自身，便可以治理国家。人虽然已经逝去，功效却更加有力。君子由此可以观察她的德行。从兄云梦县尉墓志铭。

译绍兴戊辰年，乡郡遭遇大饥荒，粮食每斗价格三百钱，百姓疲于奔命。在我家方圆百里之内，人们都含着食物、拍着肚子，安乐和乐，仿佛遇上丰年，这都是我的祖父双桂居士所做的事情。居士以仁爱之术养成自己的品德，家中积粮很多；当年成歉收之势、粮价暴涨时，唯独他能把粮价降低一半，与百姓共同承担。每五天开仓一次，前来领取的人多得像围墙一样。于是他制定规章，审定次序，带领众子弟和仆人从早到晚尽力供给；有人坐着等待时间太久，他还供给饮食。人们无不举手加额，为他的子孙祝福。几十年后，仍能见到头发斑白、拄杖的老人指着房屋互相谈说此事。晦庵朱先生在淳熙庚子年赈济旱灾时，也访求他的规章次序，把它作为郡县赈济的办法。云梦县尉兄生于戊辰年，还渐渐受到前人的心志风度熏染，光明磊落，不拘泥于浅陋之见以迎合世俗；科举业没有成功，便改学弓马。学成之后，不再使用亲自督课农桑的办法，却有成倍收益的收入。运用计然的余术，也足以在一时成为雄长。然而他喜好施舍，崇尚气节义理，不储存几个月的粮食，屡次濒临困苦，最终也没有稍稍改变。与人说话不假借辞色，开始时多使人不快；等到对方遭遇患难，他却无不竭尽力量相助。乡里的善人，以及出游在外的贤能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卑贱仆役、刀笔小吏和差役，听到他的姓名，无不欣然称道他。遇到缓急事务，大家都争相倚重他。治理家务井然有序，教育子女都让他们参加秋赋考试，懂得为人处世的正道。开禧丙寅年多事之时，荆湖宣抚使招纳豪杰之士，有意授予他官职，便以版牒授任迪功郎、德安府云梦县尉。间隔一年改元嘉定，他时年六十一岁；又到戊辰年便去世了。由此可知，不被人了解、虽有志向而才华过剩却不得施用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家亲族和旁支凋零得十分厉害，自从两位伯叔祖去世以来，门户已经很久没有振兴。兄弟八人，枝叶凋尽，延续得像衣带一样微弱，仅仅维持到今天。中间因多难而去世的，大概有一半；每逢触景生情，已经不忍再举说。如今似乎又少了一人，但他的品格气度又刚劲挺立，不是庸碌之辈。岂止我们一家，即使在我本郡以及别业所在的旁州，凭此受到同辈称誉的人也有几位。得到一官而没有实现出仕愿望，但他的名声在人们中间竟如此显著的人，放眼当时，也不容易屈指计算出很多。我们家世代是南康都昌人，卒于江州朝宗门外的别业。曾大父名充，曾祖母为段氏。大父名敦礼，就是双桂居士，祖母为段氏、陈氏。父亲名绍宗，号环山居士，母亲为刘氏。几代人都富有德行，却没有遇上合适的官位。到了我父亲朝散公，才考中进士。曾大父曾经积蓄钱财，后来全被强盗夺去。乡人替他抱不平，把盗贼的姓名和赃物情况一并带来，他却说：“这是贫穷逼他这样做的。”亲手解开了盗贼的捆绑。有个恶少喝醉后，拿戈袭击他，他因此把那人放走。第二天恶少来道谢，有人认为不该宽赦，他说：“这是醉酒使他这样做的。”最终不再追究。大父刚满二十岁便离开科场，确立了治家的准则，一家人和睦相处，甚至那些奔走听命、办理杂务的人，也都可以倚仗。选取其中的子弟加以教导，有文士称赞他，如戊辰年发放粮食时，直接打开粮仓办理此事，这只是其中一件。他沉潜自守，以棋和酒自娱，从不向有官位的人作揖求见。娶王氏，生五个儿子：士恭、士章、士文、士龙、士达。五个女儿，长女嫁给进士李然，次女早逝，其余都尚未出嫁。士恭准备在巳巳年某月某日安葬于都昌太平乡小港里原上，请我作铭，铭文说：“看那苍苍青天，年成虽好却不丰穰。唉，我所怀念的人啊，双桂古堂。看那明亮青天，年成虽好却不平顺。唉，我所怀念的人啊，云梦县尉兄。指着双桂居住的屋舍，行路之人都说这是有福之家；得有贤能的孙子，众人都注目称许。” “大概县尉兄的棺木，天道不肯回转，死于与执徐相同的年份。”云黯梦山说：“占筮是为了决断疑惑，说祈祷可以扶助危难，指着事情询问上天，可是上天也不知道。说煮饭一定会熟，说播种一定会收获粟米。事情久了再问上天，上天便顺从人的愿望。” 萧景渊墓志铭 高宗开始开创中兴，南渡十多年后，才没有强敌入侵，士人的风气文雅有礼，又恢复了太平时代的旧貌。南康推崇贤能，称道萧氏兄弟二人相互辉映、竞相秀出，当时的士子很少有能超过他们的。长兄名之敏，第二年考中进士，从州县官进入朝廷，在执掌法纪的御史台任职，官至权知小宗伯，又正式任成均祭酒，诚实忠勤，事迹载入国史。次兄名之美，接续贤能的科第，改换官秩任县令，因政绩最优而被记入考课；后来又佥书荆门幕府，兼任郢州通判。他的官位虽不如兄长，声誉却确实相近。为这两位贤者作墓志的，正是故相益国周公和广陵葛公，他们亲自掌笔，文章显赫，当然足以取信于天下后世。通判公有贤能的儿子，景渊正是长子。我十七岁时，恰逢姐姐的次女出嫁，景渊在我家寄宿很久。第二年，景渊和我一同被乡里荐举，一起随计吏赴京，当时祭酒公正任春官副职。又过一年，我娶萧氏为妻，和景渊相处更加长久，于是详细了解他的为人。他从少年时代便随父亲出游任官，熟悉并承继两位父亲的志业，日夜研读经史，至于前朝名公的著述，也都能背诵而不差一字；议论醇正，具有前辈的气骨。两位先生都非常欣赏他。他写诗纯熟，即使不刻意雕琢，词句和意趣也平和舒缓，具有《诗经》雅正的体格。祭酒公将要任湖南转运使时，当席命他作长短句，众人脍炙人口，赞叹吟咏，常常不离口。他的书法达到坡仙苏轼的八法；经过荆州时，听说湖州有人善于悬腕运笔，立即就作成了作品，其精妙之处又被豫章人向巨源见到，他和向氏谈论钟繇、王羲之书法的源流，向氏更加深信他的书法。即使他长期沉病，执笔时手或许颤抖，得到他书札的人仍收藏起来当作珍宝；那些字迹森严端整，没有一丝不稳之处，庄严得如同他本人，不是识者不会心悦诚服。至于他的孝友出于天性，德义表现在日常操行中，安于贫困而乐于行善，安然自得，即使古代的隐逸之民，又怎能超过他呢？从前祭酒公以正直闻名，对弟弟的友爱极其深厚，却还说：“我的弟弟太耿介了，恐怕不合于世俗。”常常替他遮护。祭酒公的正直，已经无可再增加了。乡人往往举出他的事迹，深深称说他的耿介；通判公凭耿介得名就是这样，而他的儿子履道看待前代贤者也不惭愧。如果说这会使他不为有关官署所喜欢、不合于世间的任用，那反而只是小事了。嘉定改元第五年，他已经六十八岁。三日戊午，防若忽然感病，却还嬉笑着对家人说话，像是将不再开口；家人觉得奇怪而询问，他回答说：“从前我父亲临终时，神色舒畅，和往常一样；现在说起这件事，也算把我的心志全说尽了。”

译于是安静地躺下去世了。通判公最后官至承议郎，他的妻子孺人黄氏，广泛通晓典籍，具有妇女的德行。我曾经听姐姐说：通判公闲居时，常常和黄氏一起坐在堂上，命令各个儿子及其妻子、女儿全都坐下。他们偶然泛泛谈论当天从书册中看到的内容，以及由所遇之事、所见景物引发的议论，都用正理加以概括。黄氏的赞语如同回声一样应和，内外都符合前代贤人的道理；嬉笑一定以此为准，饮食也一定以此为准。他们的见闻和持守就是如此。他家的事务井然有序，直到今天仍像同一天一样。通判公的父亲名固，赠朝散大夫，母亲为彭氏，封宜人。大夫的父亲名仲山，母亲为徐氏。景渊名颜，“景渊”是他的字。四个儿子：九龄、九思、九畴、九成，都学习进士的学业。五个女儿，分别嫁给进士曹士肃、刘▯、李日勤、刘燧和黄拭。九龄以及嫁给刘▯的女儿都先去世了。按萧氏本是江州湖口人，因为上代葬在南康，所以散居两郡，有的居于属县；只有通判公始终住在刘市，距离族人最近。景渊也没有改变。去世后的第二年，几个遗孤准备在十一月甲申安葬于彭泽乡漕湖山槲林的原上，姐姐命我来请求墓志。铭文说：“冠帽衣裳相承相继，世人夸说家族盛大。” 历数仕途上的官职，门第功勋彼此辉映；声名流布于私人交往之间，爵位又在朝廷承袭。外表大致相同，内里却空虚，谁能像治中公这样，足以匹配他的兄长？儿子使家族扬名，上天赐予他这样的福庆；前代贤德之士高大如山，我使他的后代昌盛，也许还会有人继承我，这是事物反复变化的规律。看那漕湖，湖边有坛而不是土墙。勤勉地刻写墓宫中的铭文，愿它还能告知后来的世人。” 朝奉大夫、主管崇禧观萧君墓志铭 崇禧萧君名必简，字季然，是赠朝散大夫固、宜人彭氏的曾孙，朝奉、朝秘阁修撰、赠朝散大夫之敏、太恭人项氏的孙子，赠奉直大夫顗、恭人刘氏的长子。他凭修撰公的遗泽补授将仕郎，二十一岁时赴淳熙丙午年春季铨选，列入等第，授迪功郎、宁国府南陵县主簿。任期届满，调任郴州司理；恰逢军中遭遇父丧，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差任湖州长兴县合溪酒官。合溪是提领所征辟的属官，过去的主事者自恃为贵游子弟，往往遥领而不到任，只戴鹖冠代理职务，酿酒政务荒废，拖欠的钱粮堆积如山。萧君到任后亲自巡视办理这些事务，奉行每月的六项规定，没有一点差错。还未满一年，便因政绩考核最优而受到表彰。有人上奏说治理县邑的关卡苛刻，商民和旅客都以此为苦。他创设机关和陷阱，祸及近郊，向郡守报告此事，但仍未能革除，于是让他参与弹压事务，彻底遏制吏员的奸邪，百姓不再受到横暴骚扰，事情也没有废弛。任期未满，又遭母丧，服丧期满后，因荐举改任较高官阶，出知绍兴府山阴县。山阴县靠近京城，调度繁多而急迫，事务力量单薄，不能和其他县相比，赴调任职的人都不敢过问，唯独萧君认为天下没有难事，欣然前往。适逢成肃皇后升仙，按规定应当承担宿顿接待的职务，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尤其更加纠缠复杂，但最终没有耽误任何事务，也没有使百姓受苦。复土安葬后上奏功劳，最终获得优厚奖赏。任期届满到朝廷，差任兴化军通判。先代的仇家掌握权势，阻止他赴任，于是改任均州通判。当时边防事务本来就多，房陵和光化缺少守臣，他代理处理政务，日夜不得安宁。蜀帅听说他的贤能，征辟他为金州通判；荆帅不忍他离去，又改辟为襄阳府通判。不到两个月，选任知郢州。郢州处在万山之中，舟船无法到达；正供贡物以白银换取泉货，起初认为有利，后来银价越来越高，券值也越来越广，和过去相比，所偿付的何止增加三倍。官府无力办理，便向胥吏索取；胥吏又不够，便向百姓索取。郡地偏僻而鄙陋，没有人敢申诉，唯独萧君大声向总饷官申诉，又向各台告急，直陈利害，终于恢复旧制。郢州逼近边境，郡中的财政依赖各项收入；榷酤制度并立，三座库场的官吏冗杂混乱，本息微薄，支出日益增加，收入日益减少。萧君制定计划，合并裁省，归为一处；弊害消除后，经费便充裕了。起初有人议论郡城外郭狭窄，紧急时难以防守；城外东南面一百多步处的坡地反而高起，可以俯瞰城内，形势像从井口窥视，过去曾在那里修建堡寨，但基地空旷遥远，无法坚固守卫。开禧年间敌寇来犯，直接占据了那里，城中人惊恐不安，几乎无法汲水做饭。前任守臣李国录诚之巡视后裁减缩小，想用版筑修城却没有成功。萧君到任后立即商议完成此事，直到工程结束。城墙高二丈，周长一千步。城门、楼橹都和州城一样，吊桥、羊马墙也俨然如同面对敌军。又想到百姓熟悉战争，容易流于苟且简略，对俎豆礼仪之事漫不经心，便拆除新建的大成殿宇，增加拨给的公田来资助教养；因贡士有庄田，又拨田增加其费用。美好的声誉上达朝廷，于是升任提举京西南路常平茶盐公事，兼任本路提刑运判。朝廷下发盐钞以充实边防，每年以万计，称为军前钞。盐钞到达后，先按次序供应食盐，不与其他钞票同等办理，商旅争相想得到它。历年既久，有人把它用来互相馈赠，彼此沿袭成习，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萧君痛切革除旧弊，招募人员运输米粮到边塞。经过八九个月，积存枣阳米十五万石，而且当年的盐钞也没有使用。州县用丁夫运粮，过去没有固定名册，临时调发时，奸吏掌握其权柄，贫富承担的劳役不同，怨声载道。萧君随即斟酌办理，定为三等排列。每当制司大举进入敌境，随军办理供给事务，从未缺少过任何事项。适逢调发越来越紧急，他顾不上休养身体。驾着六辔督运粮饷，冲冒霜露。到了第二年，获得防若在行在所上奏政事的机会，但萧君已经因病请告了。他大声上章奏请，以归田为请求，获授主管华州云台观，改主管建康府崇禧观。病势危重，又请求辞去职事。嘉定甲申年十月望日，在正寝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累积官阶至朝奉大夫。娶陈氏，是朝奉郎、池州通判柜的女儿，封宜人。两个儿子，名有大、 有立。他们谨慎守法，家中有规矩，都应当接受诰命。孙子三人、孙女一人，都还年幼。从前修撰公因为正直诚信受到孝庙深知，任殿中执事、祭酒，掌管胄监，又代理仪曹副职；穿绣衣、乘轻车，持使者节，成为乾道、淳熙年间士大夫的表率。萧君尚未成年时，还来得及侍奉他。奉直公议论峻厉刚劲，诗文清新流畅，辞官而不接受，凛然有晋宋人物的风骨。他耳闻目见、所受观感，自然不同于一般世俗之人。这些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烈，集中体现在崇禧身上。萧君因此侍奉父母以孝闻名，对待诸弟以友爱著称。他做学问有根源，做官从不苟且。喜爱贤者如同亲近至亲，治理百姓则如同唯恐他们受伤。丞相葛公邲、京公镗，以及观文赵公彦逾、端明赵公方，都爱重并荐举引进他。

译萧氏本是江州湖口人，因为先世葬在南康，便选择住在城下。家中堂屋之外，前面不能接待宾客，后面没有宴饮休息的地方；依靠祠官廪食过冬过节，尚且不够。他去世时，几乎连丧葬用品都没有。两个儿子准备在十二月丙辰安葬他于星子县清泉乡庐山凌云峰下、凌云庵旁。他们请求我作铭。我曾经为奉直公作过铭，难道还能忍心为他的儿子作铭吗？推辞不得，只好告诉他们说：“承受先烈遗风，是古人所看重的。仅凭科举登第，便说是自身取得；突然在题名中崛起，夸耀自己超出众人，却没有什么可取的准则，实在可怕！崇禧之家有清白传统，发誓继承祖先风范；正直诚信，崇尚义理，胸中充满醍醐般的清明。既是宗庙所用的栋梁，寻求这样的人还怕没有余味吗？把贫困视为常态，把奢侈看作可耻。死后有身躯却没有安葬费用，就像从前的部民；如今擦着眼泪，甘棠树也没有来到门前。没有官吏已经足够了，报效国家却远不止这些；把这些刻在铭文上，难道不能流传百世吗！” 李左藏墓志铭 庆元三年，岁在丁巳，冬十一月庚申，已故提辖行在左藏东西库李君，安葬于南康军都昌县黄金乡梅坑的原上。下葬前十天，他的表弟曹某因有远行千里的差事，哭着到灵柩前告别。左藏的三个弟弟景东、景源、景恭一同说：“我们兄长的丧事，我的从兄枢密院编修官本来想为他的墓表彰。如今日期已经确定，但表文还没有送到，只好摘取其中要旨，先藏在墓中；有些事不能废弃。你此行虽然匆忙，但对于从兄的事，应该没有谁比你更详细，何不把他的事迹写下来？”我虽然不才，怎敢不据实说明。江州湖口县南安李氏，是八柱国之一。支派分出于唐末，五代时聚族而居，国初隐德，到了中兴时代又重新显达。当时他的曾祖居士名舜申，曾祖母为黄氏，凭借盛德在乡里成为首领。到了祖父承事公名箎，祖母为沈氏，才开始以教育子弟取得成效。父亲通判公名知几，母亲孺人为曹氏，尤其希望用诗礼使前人光耀更盛。曹孺人所生四个儿子都很贤能，左藏公居长。四次参加礼部考试，不到三十岁便考中进士。这时承事公还健在，通判公改换官秩，想要出任县令；编修官也和他是同祖兄弟，同样以贤能之科相期望，谋求禄仕。李氏家族的兴盛，渐渐达到了古代衣冠世家的程度。左藏公登上黄甲后，授迪功郎，调任筠州司户参军；任满一考，遭逢曹孺人之丧，服丧期满后调任汉阳军司法；任满二考，因荐举升从事郎，又遭逢通判公之丧；服丧期满后调任辰州沅陵县令；任满三考，又因荐举改宣教郎，调任吉州庐陵知县；再次升为承议郎，又因荐举授任中都官，最终除任提辖左藏而去世。他生于绍兴癸亥十二月除夕，卒于庆元丙辰二月中浣。他出生时，众人都敬畏而爱护他；他去世时，人们反而惊疑不信。等到大家相信之后，无论相识与否都流泪哭泣，直到今天仍过了很久。乡党中的亲戚朋友每逢岁时聚会，谈到左藏的事，没有不为他的死感到冤屈的；并不是说他没有获得善终。幼年在襁褓中，从不好玩闹；稍长读书，便显露才华；侍奉父母从未使他们失欢，平时心情平和，从未有懈怠的神色；对待兄弟没有丝毫嫌隙，和睦对待长幼，不把产业分成彼此；居丧合乎礼法，治理家务又有规矩约束；别人有做不到的地方，他内外都尽力帮助，面对面辨明是非，却使听的人不怨恨；别人遇到缓急，简直像自己亲身遭受一样。他轻视钱财而重视施舍，不论亲疏远近。等到出仕以后，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侍奉上官，没有不被了解的；和同僚相处，没有不尽情熟悉民间事务的。他明辨清楚狱讼文书，两次进入属官机构，各台和郡守无不倚重他。在沅陵时，邻郡有诉讼不能决断，宪台选择贤能者，越过三尺常格而命他审理。等他到达，只一见面便判明生死曲直。庐陵号称江西事务繁剧的县邑，政务烦多、赋税沉重，他果断处理三年，执掌方面事务者都相互庆贺。前任宰相益国周公、广陵葛公接连上书荐举他，终于使他登上朝廷仕途。幼年求学，壮年施行，足以无愧于心。而且他面对宾客举杯，从未喝醉。早年丧偶，身旁没有妾侍。相貌伟岸，议论宏达，人们都说他应当长寿，成为士人中的表率。升任朝廷官职，还没有来得及交接官印，便因病临终，享年五十三岁。公共舆论之所以叹息，是担心行善不足以劝勉世人。左藏名景范，字器之，娶萧氏，是国子祭酒之敏的长女，也有妇德，先于他去世。三个儿子名严、迈、克，都学习应举之业，端正谨慎、恭敬有礼，凛然具有父亲的风范。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迪功郎、筠州新昌主簿欧鉴，次女尚未出嫁。我既然奉命作铭，而他的事迹细节，墓志中不能全部记载；那些可以昭示后来人的内容，又有编修官所作的墓表在。因此先作铭说：立身可以努力实行，遇到事情可以依据义理争辩，极尽孝道可以使父母喜悦，壮年出仕可以成就名声。至于遵守规矩来保全自身，却不能因此使人的生命长久；是上天不使他长寿，而不是他不合乎为人之道。钦定《四库全书》

译《昌谷集》卷十九，宋代曹彦约撰，墓志 萧景仁墓志铭 景仁名顗，是国子祭酒萧公之敏、封太恭人项氏的次子。淳熙五年，当今资政殿大学士赵公任南康守，刚开始建立府署时，对属官说：“我早年就认识祭酒萧公，景仁又是他的贤能儿子。祭酒公去世后，听说景仁想把自己所得的官职让给兄长的儿子，可是州县官员不敢上报。我恐怕无法成全他的美德。”于是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景仁因此没有补授官职。当时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举手伸颈，思考用什么来激励颓败的风气、感发人的善心，景仁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我六岁时已经得以拜见祭酒公，因为他和先父友善，后来又哭吊他的丧事。八岁时在亲戚李氏家见到景仁。二十岁时娶祭酒公的小女儿为妻，登上萧氏的门庭，对祭酒公和景仁的事情听得最为详细。景仁的操行和祭酒公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但要说领会祭酒公立身的要旨，没有谁比景仁更深。祭酒公早年丧父，以孝道侍奉两位姐姐，以友爱对待弟弟；郢州通判公友爱兄弟，亲族中都知道。景仁既能很好地侍奉父亲，那么他侍奉通判公，也就像侍奉我们的祭酒公一样。祭酒公年老时，有田几十亩，常常分给姐姐和弟弟；景仁经营农事，辛苦奔走田间，与两家的兄弟共同承担贫困，甚至到了不能养活自己的地步。祭酒公以刚毅立身于朝廷，孝宗皇帝思念他的正直诚信，在圣谕中称许；他弹劾官员的风采，使听见的人胆寒。景仁掌握品评人物的权柄，褒贬人物，即使当面与人失和也不感到歉意。祭酒公起初拜任副端，便因论事获罪外出；主管成均，考核朝士品第，将要任持橐之职时，恰逢大肆类聚，事情杂乱而无人防备，景仁毅然退避，勇猛的同列也不能动摇他。景仁把一官看得如破鞋，从不和人商量进退；愿望实现后，怡然自得，没有丝毫勉强。志趣崇尚端庄严正，有祭酒公遗留下来的正直；稍稍留意诗文，便合乎祭酒公的格律。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祭酒公的贤子。景仁有兄长早逝，有弟弟而年龄相差很大；中年承担治家的责任，祭酒公又朴素节俭，所以景仁用力勤苦，衰老也来得早。到甲寅、乙卯年，询问病情时已经侵入身体了。有人谈论导引之术，景仁当时也相信。经过弟弟婺源知县硕的官舍，于是很恳切地访求方士；会见后回来，裹带一年的粮食，还准备再去。和亲友聚会时常说：“我明年应当不出门。”如今已经到了离别之时，一天收拾行李，买船上行，停泊在南康城下，拜访亲友邵艮子山的书馆，对子山说：“我有一件大事要来托付给你。”子山没有领会。两人面对床榻而卧，半夜景仁急切地呼喊子山；子山起身看他时，他已经不能说话。子山善于救护，扶持着他重新上船，载他回去。过了六天便去世了，这一天是庆元丁巳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五十八岁。景仁学习导引术时，其实已经患病；和方士谈论，对他的病实际上没有损益。只是景仁心地一向明白，所以能够知道自己的病情。病势危重后，他又知道自己将死；如果认为这是因为学习方士之术而死，那实在不了解景仁。有人说他知道死亡，是从方士那里有所获得，这又是迷惑了。景仁大体上天资很高，深信自己，容易同外物相忤。他清心寡欲、轻视外物的一面，似乎与方士相合；但到了救助他人利害的紧急关头，他奋不顾身，确实广泛地爱人，这终究不同于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只是世人有时不了解罢了。家族本是江州湖口人，先世都居住在南康都昌，迁居湖口县城之下，从景仁开始。娶刘氏，是耒阳丞渐的女儿，内室有法度。祭酒公、太恭人都认为她贤淑。祭酒公的父亲名固，赠朝散大夫；大夫的父亲名仲山。景仁有三个儿子：必简、必端、必复。必简任修职郎、郴州司理参军，因谨慎诚实受到上官信任，知交们荐举他入公车。必复是长兄必简的弟弟，后来和必端一起学习应举之业，都不是庸碌之才。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胡瑜、李日严，都是名门子弟而且有学问。两个孙子有大、有立，准备在己未年正月丁酉安葬于彭泽乡加塸里漕湖亭子山的原上。下葬前几个月，景仁的几个儿子曾经提到请我作墓志。我推辞说：祭酒公和通判公的墓志，实在是丞相周公、葛公所作。近年太恭人下葬时，如今的丞相京公又亲自主持撰写其事；现在为景仁作铭，也一定要有像三位公这样的大手笔才行。我推辞了好几次。距离下葬还有半个月时，又收到婺源君的书信，说日期已有确定期限，没有时间远道派人来请；又说我对祭酒公和景仁的事听得最详细，必须让我作铭，不能推辞。于是铭文说：孤竹国的两个儿子，圣人称许他们的清白；突然没有祭祀，终究未免近于求名。有祭祀便不饥馁，像汉代的刘、邓、丁氏；即使地位卑微而处于中道，也差不多可以成为典范。鸿恺任太尉，彪去世后任太傅，开始时辞让卑下的地位，却不辞让富贵。哪里比得上景仁，孝顺友爱都真挚深厚；只要有利于继承弓冶之业，便崇尚朴素而安于贫困。难道他是陶唐氏的百姓吗？” 萧景苏墓志铭 祭酒萧公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早逝，景苏是幼子。他读书能探究本末，善于作文，温和恭敬、知礼谦逊，做事井井有条而有典章法则。做官不触犯他人，因而能够办好政务。他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在家中已经治理得很有条理；把这种操行移用于做官，无论到哪里都获得称誉。他本应长寿以使家族更加显达，却在五十二岁多时去世。君子因此说善行受到压抑。从前我的先父任司理，与祭酒公友善；两家各自生子，取名常常多有相合。我年纪比景苏小，从戌年到丑年，我们取名也相近，乡人甚至作诗歌咏，以为两家应当结为婚姻。我先父去世后，不肖的我还没有成就，祭酒公戴獬豸冠立于朝廷，便把女儿嫁给我。因此景苏和我，年少时亲近，长大后相爱，又结成朱陈那样的婚姻。这样为景苏作铭，有人认为我可以胜任，我又怎能推辞？不过，自从出仕以来，我和景苏亲切相处的机会也只有几次。我们同时到铨曹，都得到一个县尉的职位；我还在等待建平任职，景苏先赴蒲圻，我驾船送他，同睡同住了两三天，谈论从政起步的事情，彼此心意相通，有疑难之处便直率地提出质问。景仁在旁边的船上，叩击船舷称快。隔了一年，我经过鄂渚，当时今资政殿大学士赵公彦逾、太府卿商公飞卿正在那里。

译两位先生早有高雅声望，重视并许可人才；他们说景苏廉洁谨慎而有家法，又善于办理公家事务，郡守和通判都敬重爱护他。又过了两年，景苏交还官印，经过建平来看我；我粗略询问蒲圻的政务，发现他对事情纤细详尽、处理缜密，不做惊动人而讨人喜欢的事情，但整饬吏治、爱护百姓始终如一。后来他再次参加铨选，任岳阳法曹掾。当时国家正遭大丧，丞相京公镗那时任宰相；士人被选为金国报谢使，景苏以亲属身份参与议论，认为北方宴会不应奏乐，便和京公依据经典坚持礼制，众人无法诘问。回到湖口，他讲述了这件事以及其中的原委。京公回朝复命时，孝宗赞叹了很久，只给京公增加官阶；景苏本应改授美官，但他急于奉养父母、求取俸禄，并非他的愿望。岳阳任期届满，因荐举改任京官，调任海盐县令，却因母丧未能前往，又调任婺源县令。我往来湖湘之间，没有遇到景苏；相别八年后经过婺源，观察他的县政，又询问岳阳的事情。他自己说，侍奉两位郡守时，不只是专心办理法令条文这一项职务，常常凭借幕府筹划相互倚重，了结民间长期未决的案件，不知其中有些案件已经相承数十年。郡学缺少博士，命景苏代理此职；他以旧例辞谢，未获允许。郡中士人联名请求，并且准备到各台申诉，他不得已接受这一名义，却不领取俸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有关官署办理钱粮正册，督促考核进度，郡中无法完成。夺识者称赞他做得对。婺源地大人多，被称为像沸锅一样。东南县学斋署名“止沸”，士大夫用柱后惠文冠所象征的严法来治理，士人更加喧哗，百姓更加强悍。景苏到任后不设置防备，而是以礼接待他们，像平时相安无事一样。有犯法者也不宽赦，于是没有人敢毁谤侮辱他。他从容听审判决，洞察而通达情理与法理。有顽民最终争讼，想要推翻自己的说法，他以和缓方式处置，不显露愤恨嫉妒。强悍的吏员想要舞文弄法从中取利，最终也不能改变判决。好事者把这些事汇编成一册，拿给老成之人考察，探究其中旨意，把以教化敦厚风俗作为首要事务。某年发生小灾，不是水灾也不是旱灾，百姓困苦却没有地方申诉。景苏查明其中的隐患和疾苦，向部使者说明此事；使者认为他的言论有气魄，唯独准许婺源减轻输纳，不与其他县相同。又过两年，我在乐平，和景苏修好邻郡关系，询问边境所听到的以及亲自接触到的情况，证实传闻没有错。景苏在任时，邑人歌颂他；离开后，又思念他。郡太守上表荐举他，方伯、部使者以及主管钱粮的王人也接连上表推荐。适逢京公执掌朝政，他因嫌疑主动陈述请求回避，于是调任宁国府通判；路过乐平，停留四天便请求离去。从此和景苏分别，不知道他在宁国的政绩了。辛酉年考取贡士时，宁国的属官中有负责考校旁郡的人经过乐平，都称赞通判的贤德。都大府所依赖的经总制积弊已经很久，登记的拖欠账目以万计。景苏治理侵吞之弊，核实虚假的数额，不合实情的便加以整顿，因此以办事有方闻名，使各县得到宽免，没有苛刻征取。去年冬天，我从江西防帅任上向东来，才在乡里和景苏相见。郡中事务有规定期限，他留我吃饭却不能进食，给我斟满大杯酒，最终喝完了自己的酒，也没有回敬。问他原因，他说：“脏腑有毒病，稍一发作腹泻便止不住。”我和他相处已久，知道景苏饮酒有节制；在婺源时把县中事务看得最重，整年甚至不举杯饮酒。如今又停止饮酒，可见他非常自我戒慎。唉，哪里知道他的生命竟止于此呢！今年夏天，我从临安回来，乘船经过湖口，询问景苏，别人说他已经不在了，成为古人。问他的病，正是去年所说的那种病。他有美好的德行，上天却不让他长寿；他的先人有显著德行，上天却不让他的家世更加显扬；他的病又不足以致死，却偏偏因此死去，这将如何向善类解释呢？景苏名硕曾，大父名仲山，祖母为徐氏；曾祖父名固，赠朝散大夫，曾祖母为宜人彭氏；父亲名之敏，朝奉郎、国子祭酒、赠朝散大夫，母亲为太恭人项氏。本是江州湖口人，靠近南康边境。彭宜人开始葬在都昌，祭酒公考中进士，也是因为南康荐举；景苏承受遗泽，也由南康上报其事，如今便在这里选择居住。家世以儒学传家。学业传到祭酒公，才以刚正立朝而闻名。家中有文集和奏议，国史也有传记。景苏的前妻是京氏，宣教郎、赠太师卫国公祖和的女儿，没有儿子。现在的妻子是周氏，通直郎、江淮宣抚使司干办公事、特赠承议郎凤溪先生燔的女儿。两个儿子必学、必则，从十七岁到十二岁，聪慧都超过实际年龄。两个女儿，长女嫁给我儿子况，作为长女婿；次女尚未许嫁。景苏孝顺友爱出于天性，诚实纯粹表现在外貌神态上，在父母膝下能够使父母欢悦。祭酒公任职所到之处，常常都把他带在身边。御史台的密奏，多出自他的手笔；让他负责笺翰文书，他从不删改窜易。米盐等细小事务，不上堂请示。兄弟聚会时，如果没有景苏，大家就不满意。事情有难处，经景苏分析，往往没有人提出异议而遵从。和先生长者交游，他们总是称道他不止；在同辈群居之中，人们爱护他而更加敬重。临近会见或应酬时，他对尊卑礼节和各种心意都准备周全。他所到之处，离开以后，人们都怀念他的德行。婺源任期结束六年，那里像父母一样的歌谣仍未停止。御史因其他事情提到他，终于传达到皇帝耳中。他来到南康不久，外任的时间多于居处的时间。他去世时，没有人不惊骇叹息。寒暑已经变换，大家仍像失去了什么。生于绍兴丙戌年四月，卒于开禧乙丑年五月六日。历任官职从迪功郎到奉议郎，做过县尉、属官、县令、郡丞，最后任待次防检赡军酒库所主管文字。刚居住南康时，靠近城郭的田地一寸也没有，只得到林地几十亩来供应柴薪炊爨。乡名清泉，山名福源，距离家十里，人们认为很便利。后来择墓地时龟筮多不相合，唯独福源显示吉兆，准备在当年十二月庚申安葬。请我作铭，铭文说：刚强明达、正直无私，这样的人生不多见；上下千年，屈指可数；汉代的贾谊、黯、舒，唐代的李贽、韩愈、李蕡、李揭，光明如日月，后世却没有听闻。只有祭酒公光明不朽，因为有贤能的儿子，可以借此为说。既然贤能而出仕，上天实在应当厚待他；既然出仕却困顿，上天为何又如此吝惜？当初祭酒公入仕受困、出任持节之职时，旅途中的灵柩归来，空置的瓦屋徒然设在那里。景苏三次升迁，房屋还没有修完；离城十里的地方，谁来为他修筑这座墓道？两代清贫，家法始终如一，国人都说这是幸运。” 有了贤子，上天之道仍然茫茫；什么是有，什么是亡，只有这美好的德行，百世不会被遗忘。福源山有泉水，清澈映照庐山；景苏的遗风，将永远赐福给你的后代。奉新知县赵公明墓志铭

译公明姓赵，名炳，是江州德安县人。起初，淳熙辛丑年我和公明一同随计吏赴京，因为同乡关系相识，在临安旅舍互相递交名帖。我们一起奏名释褐，是同年出生。那时孝宗皇帝用射艺考核新进士，我和公明在贡院考校学业，等到德政殿廷试时，公明列入上等，于是和我一起注入黄甲。公明志意广大、气势锐利，仓促间没有可以拟授的职位；我看选榜得到池州贵池县尉的职位，便告诉公明，强劝他赴任。又过一年，我和公明在江州相会，一同游庐山，纵马驰行到太一峰下，相处十分欢乐，但那时还不了解他的为官才能。又过三年，我经过贵池，当时公明任期将满；询问他的言论和政绩，他详细列举考核情况和办事经过，周详娴熟、精审缜密，和往常大不相同。后来我任湖南官，又调任湖北，公明先后任平江府昆山县丞、郢州长寿县令；我和公明分别后，有十八年没有见面。嘉泰壬戌年，我入江西任帅幕，公明刚改换官秩，出知隆兴府奉新县；因职事到府中拜谒，我们得以相见，叙说平生，这时已经看出公明的病体。他恳切地讲述县中事务，如同尚未患病时一样。过了一年，他来告知病情；又过一年，他来告知下葬之事，于是我为公明书写墓志并作铭，怎么能推辞呢？公明年少时便成为孤儿，凭借努力学习在科场中取胜，门外常有求见者的鞋子；凡是立身行己、做官治理百姓的事情，全都出于自己的见识，没有依附别人。他所到之处都以办事有方闻名，不肯碌碌无为而落在众人之后。在贵池时，他尽力兴修水利以便利百姓，捕获盗贼后却不肯接受奖赏。户部尚书张公抑当时任常平使者，认为公明能干，便上奏其事，公明因公车荐举而得以提升官阶。在昆山时，他把学校当作自己的责任，考核学生的学业，文书堆积如牛腰也亲自处理，分析官府文牍如同劈竹一样顺利。参政袁公说友当时任郡守，认为公明能干，首先上表荐举他，不让他有一天离开幕府。在长寿时，他一心把百姓的事情放在首位，救荒赈济贫困，尤其竭尽全力。吏部郎中鲁公三聘任郢州守，宝谟阁待制程公九万又任襄阳帅，他们从未通过介绍，却争着想让公明出任自己的属官。公明从孤寒之家起身而登上朝廷官籍，所到之处总是自行施行自己的志向，上官都认为他贤能而敬重。处在当今世道，像公明这样没有沉没于选调而能有所作为的人，大概很少。奉新是豫章的佳邑，前任县令往往能够安坐而治理，也不耽误事务。公明对细小事情也必定谨慎，不忍稍有不便于百姓；簿书和期限事务一定要亲自建立办理的机轴，白天不够便接着点烛处理，即使严寒大暑、下雨也不停止。他自得其乐，饮食往往没有节制，渐渐因过度沉溺而成疾，劳碌至死，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生于绍兴甲子四月癸未，卒于癸亥十月癸卯。大约在第二年某月某甲子日，葬于奉新县七里建康乡新塘，又以该县为家，遵从他的遗命。曾祖父名真，祖父名芹，都隐居守德而未出仕。父亲名庚，因为公明的缘故，获赠承事郎。母亲李氏，赠孺人。公明娶蔡氏，后又娶高氏。儿子五人：坚早逝，基、奎、垕、壄，都通晓《诗》《礼》。女儿五人，都尚未出嫁。孙子一人，名铸。公明世代为儒生，没有固定产业。每逢伏日、腊日，他常说自己未中科举时，以蔬菜和羹汤奉养父母，未曾不流泪。祭享完毕，夫妻便分开接受祭肉，没有不面露满足之色的。他居家清廉自守，不肯积聚财产，把祖业变卖来为后日置办产业。至于死后竟不能归葬，这是可悲之处，也尤其值得铭记。于是作铭说：贫穷是士人的常态，有什么值得深计的？三军可以夺去主帅，匹夫却不可夺去志向。以仁惠慈爱可以预卜邻里，以诗礼可以传给后世。百世流传的风范，百世享受的祭祀。奉新的赵氏，就如同桐乡的朱氏一样。故利州路提点刑狱陈君墓志铭。陈君姓陈，名元勋，字彦功。因祖荫任将仕郎，铨试列入优等，授吉州永丰县尉。任期届满，调任道州军事判官；遭逢父母丧，服丧期满后调任汉阳军汉阳监。按照举主资格本应改授官阶，于是被征召任鄂州崇阳县知县。任期将满，又被征召为湖南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调任安庆府通判。刚满三个月，升任郴州知州；一年多后，又升任利州路提点刑狱公事，兼任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数月后兼权兴元府事，过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他在永丰时，考察境内水利，找到旧陂塘十八处，晓谕豪强百姓共同出力修治，事情完成而没有扰民。堤防修得严密，蓄水更加充足，用来灌溉田地达二万余顷。在道州时，他协助州府核正簿册中的错误和失陷，推究事情始末，使属吏不敢妄动。郡守安坐黄堂，委托政务并接受办理结果。邻郡零陵报告旱灾，流民成群涌来，常平使者李公楫选拔人才负责荒政，檄令他办理此事。他便深入溪洞，挨家挨户慰劳抚恤，不怕辛苦；借用寺观租税作为赈贷本钱，减轻关市征税以便利商贩；有时劝导富户分财以调均贫富，有时减少膳食费用以增加修缮经费。粮价顿时下降，百姓如同遇上丰年。使者想把此事上报，因担心他离任而未能实现。在汉阳时，正值开禧年间用兵，敌军进入郡境。朝廷增铸缗钱十万，数量是旧额的两倍；此时筹办铁和炭最为困难，他分别安排工役，矿井管理井然有序。正额完成后，又补足以前的欠额；把监卒和郡兵分别编组，使彼此配合；推荐人员超过规定名额，又按功劳增加官阶。在崇阳时，军务紧张尚未解除，他负责办理粮草、收买器械，革除多年弊端，筹足官府钱粮；事情没有耽误，百姓也没有受到惊扰。修造浮桥以便利道路，建造丛葬墓以掩埋枯骨，请求转运粮食以宽解旱年困难，核正户籍末册以确定差役。在湖南时，他参与了捕获李孟一事；又分别主持酃县、资兴、桂东三县事务。议论幕府檄令相互配合，防备罗世传叛乱；征召、恢复、复任以及便宜行事等事，往来于前后两洞之间，部署各将领。贼人被擒后，他才得以回到幕府。任安庆不久，随即改授他职；已经规划测量吴塘陂，但工程尚未开工。在郴州时，他首先与帅府议定拨付缗钱以帮助边费，激励犒赏戍卒，使他们窥察盗贼虚实；又增筑州城，并修筑外县城池，储存谷粟以备不时，捐出租税给百姓。桂东的李大成刚想倡乱，他已经挫败了这一阴谋；治理时从容不迫，延请进士一类人才，又举行乡饮酒礼，以示奖惩好恶。他改任将要离去时，仍条列上奏本郡三件事：希望选用守臣，选取有声望和魄力的文人，而不要任用武将。

译将来本路使者有缺额时，是否可以从这里选取人才？又应当兼管郡事，以壮大他的权力。飞虎军轮换戍守，并不是长久之计；他想招募士兵移驻郡城，以免徒然耗费。又有些残破县分，虽然把官府钱粮暂时搁置，但租税没有明确的蠲免制度，后来若有贪吏，必定还会重新征取，百姓都在替郴州百姓作长远忧虑。他离任时如同初到任一样。在剑外时，他兼办各使司事务，清理积滞，纠察吏员奸弊；各关报告饥荒，他每日商议赈济借贷，开仓发粮、停发俸禄以救济百姓，没有一件不办妥。听说金人在凤翔聚集兵力，意图难以测度，他便调度各将领，严戒不可轻举妄动。帅府正倚重他时，陈君却已经病了。他上表请求告老，朝廷舆论惊叹诧异，于是晋升一等官阶，但诏命尚未送达，已经传来了他的讣告。他出仕和退处的大节就是如此。至于他的孝友笃实，以学问为辅助；慈祥和乐，以诚意贯彻，这些又都有根有据，无法掩盖。他做官深思熟虑，似乎不轻易表示可否；遇到重大议论，往往到他这里才能定夺。临事刚强果断，听到命令便勇往直前，考察他的成就，从未追求眼前功利。他接受俸禄很清廉，不仅没有额外索取，即使所得的添给，也另设账局用来款待宾客。他与人交往从不使人违逆，人们也不敢以私事求他，历久而不变。他仰慕前代贤人，所到之处都访求他们的遗迹。欧阳文忠公的母亲葬在永丰，年代久远，墙垣已经残缺，他便增筑坟墓、培植树木，并访求欧阳氏后人，使他们奉行祭祀。张忠定公治理崇阳时有惠民政绩，百姓至今称颂他。他便考订其事迹，写成《年谱》，搜集遗文，刻成书册，又显著修建庙貌，使当地百姓以尸祝之礼祭祀他。郴州靠近城郭的县邑，是濂溪周先生过去治理之地，但祠宇不相称、祭祀牲酒不丰，他便拆除重建，奏乐祭祀。他所到之处，学校都焕然一新，士人增添志气；别人把这些只当作旧例，他却独自以实际行动去实行。他年少时，乡里的先生称许他的贤能；出仕后，上官称许他的政绩；去世时，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惋惜他早逝。他的官阶从迪功郎积累到朝奉郎，从未向世俗求取更多，而因褒奖升迁所得的官阶常常占一半。故知枢密院雷公孝友、签书枢密院宇文公绍节、前参知政事卫公泾、同知枢密院安公丙、端明殿学士薛公叔似，以及今礼部尚书任公希夷，有的预期他将远大有成，有的推荐他担任重要职务，有的把权力和事务委托给他，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他当权者的推许、同僚朋友的敬重，也难以一一列举。他生于隆兴甲申，卒于嘉定丁丑六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四岁。家族世代居住在蔡州新蔡，靖康年间避乱南渡，迁居袁州宜春，如今成为宜春人。曾祖父之纯，皇朝任朝请大夫、潍州知州，赠金紫光禄大夫；曾祖母蒋氏，建安郡夫人；程氏，永宁郡夫人。祖父升，皇朝任朝请大夫，退休后赠正议大夫；祖母晁氏，硕人；徐氏，宜人。父亲公璟，皇朝任朝散大夫、西和州知州，赠朝议大夫；母亲骆氏，赠恭人。三代以来都凭才德掌管藩郡，到陈君才开始持使者节，家族全都清白自守。娶柳氏，封孺人。三个儿子：衍、业、进士衢、衡，均为将仕郎；衡出继给季父元老为后。孙女二人。众子服丧期满后，扶柩归葬。第二年十月丙午，葬于信义乡德成里貂石岭的原野，附葬在西和府君墓旁，完全按照遗命。丧事前四十天，派使者带着张公右史嗣古所写的行状来请求作铭，这似乎把次序颠倒了。只是右史曾经执笔站在螭坳，为天子记录言行，难道应当写行状却不作铭吗？我本想以此作为推辞，也惭愧自己学问不足，使我更加为朱墨文书所困；但想到下葬日期已经临近，又有来不及办理的忧虑。回忆当初兼领汉阳时，郡里送迎新旧守臣的士卒不到十人，钱不到一缗，米不到一斛，不到一个月敌军已经来到郊外。虽然决意死守，但环顾同僚，谁能和我共同承担这件事？彦功议论平正，不畏惧也不沮丧，有慨然忧世之心，于是我请求命令宣威，让他参与幕府事务。凡是出郊追逐盗贼、闭门捕捉乱兵、设置营寨、招募宣效军、选拔谋士、守江护城等事，没有一项他不参与。敌军退去、戍防撤除时，彦功本应脱离选调，恰逢崇阳县缺少县令。宣总司很难找到合适人选，我便对宇文公说：‘非彦功不可。’彦功得以免去班次引见，直接掌管县印。我后来代理鄂州事务，又兼管常平使者事务，举荐一道之内政绩最佳的县令，谁能排在彦功前面？提刑官钱公文子恰好到任，首先与我共同商议，一起上奏彦功的治理成效，全部是如实记录。后来我改任长沙知州，便想让彦功进入机幕，也向朝廷公开说明；朝廷舆论拘泥任职年月，未予允许。等彦功任期将满，又重新提出以前的意见，才得以共同任事。后来彦功参加铨选进京，和安庆通判一同到庐山脚下拜访我，留连不忍离去。在剑外时，我虽然任职不同，仍来得及与他同列为僚友。我回到家还没有放下行李，便听到了彦功的讣告。我曾六次向朝廷推荐彦功，除改官升迁之外，又四次上章推荐，更不用说在士大夫之间为他呼吁了。安葬彦功却不为他作铭，还能有什么推辞的话呢？于是作铭说：贤德啊，彦功！他不曲意逢迎来求取声名。不必表现得激烈来称雄，他不触犯别人，似乎通达圆融而无人能抵挡他的锋芒；内心平和却不苟同，事情办妥便不留下踪迹。可以守持中正，可以折冲御侮。以清白贯穿始终，具有古代君子的风范。贤德啊，彦功！朝议大夫、直焕章阁范季克墓志铭。

译嘉定己巳年，我奉命开始任湖北使者。恰逢当年谷物没有成熟，地方百姓向各郡报告旱灾，于是讲求荒政，设置机构赈济抚恤，选择郡中僚属主持其事，必须是贤能而且熟练的人。常德处在庾台之下，我尤其亲眼见到这一情况。郡里任命录事参军范君季克主持这个机构，他尽力勤勉敏捷，内心悲悯。凡一郡四县，道路远近、积储丰歉、百姓贫富、户口多少，事情的本末细节，没有不彻底考察的。姓名和等级，大都默默记在心里。有诉讼和请求，随到随即裁决。郡中没有耽误的事情，百姓如同遇到丰年，他也尽到了咨询职责，没有旷职。我从这时知道季克治学，就是一心关注民事，而不在其他方面。季克姓范，名仲武，起初字仲烈，后来才改用现在的字。家族世代居住在隆兴府丰城。曾祖父大舆，祖父英，右承务郎，退休。父亲人杰，从政郎、衡州常宁县令。自常宁公开始卜居高安，如今是瑞州高安人。季克天生资质非凡，读书过目即不忘。十二岁就能作文，所学有根基。稍长便在科场闻名，于秋试中名列第一，庆元己未年登进士乙科，任临江军新喻县主簿。县里事务重大而繁杂，胥吏趁机作奸，户籍反复改动，无法查考；强者通过诡寄田产来逃避赋役，弱者遭受刑罚却无处申诉。季克推究弊端根源，铲除吏员积弊，使县里得到好处，催征赋税也不扰民。某年遇到大灾荒，他承担赈济抚恤的责任，劝导富户分粮，调运粮食，安排得井井有条。贫民既得到实际恩惠，豪门大族也没有受到骚扰。任期满后调任常德府录事参军，所谓主持赈济局事务，不过是他职责中的一项。沅江有尚未成形的盗乱，被县里捕获；县令想要借此谋求推赏，拷打逼迫他们作伪供，说他们想劫掠仓库、占据县城叛乱。季克负责审讯勘察，看出其中夸大之处，按照真实情况平反；县令肆意散布诽谤，他也不为所动。改任吉州太和县知县时，百姓诉讼繁多，一向号称难治。恰逢推行秤提褚券之令，各地奉行过度，以严酷苛刻相互标榜；季克不忍把这种政令一概推行，只按平常办法办理。钱币流通正常，百姓各安其业。他想到过去治理这里的人物，才德出众的没有超过黄太史公庭坚，于是访求他的旧政，遵循实行，成效显著，没有人有异议。癸酉、甲戌年间，金人被鞑靼逼迫，逃窜到古汴，使者往来断绝，意图难以测度。山东遗民不断前来归附，朝廷急于任用文武人才，求取人才唯恐不及。朝廷早已知道季克的才干，不等太和任期届满，便升任他为安丰军通判，让他负责边防事务。他一到任便周遍巡视郡境，向年长者询问，凡险要关塞和要害之处，没有不详细考察的，并且一一向朝廷陈述。又升任知军事，首先议定选择将才、招募勇士，恢复武定军以保卫乡里，广泛实行赈济以巩固根本。又因城池过宽难守，缩减北面城墙；既与戎帅共同承担责任，又在城外环绕挖掘壕沟，以增加险固，后改任涪州知州。任职仅八个月，也毫不遗余力，放宽盐课以优待盐户，尊重贤士以劝勉求学者。改任嘉定府知府时，恰逢关外用兵，总管军饷的人沿袭开禧年间的下策，征收四路免夫钱，期限严急；一时有妄庸之人想借机催办，向百姓索取，百姓难以承受。季克取用公帑办理，不向百姓征收。时局更加紧迫，升任成郡路转运判官。兴元溃兵张福、莫简在利州作乱，劫掠仓库，焚烧城邑，杀害朝廷使者，拥众向南而下。内地郡县久不知兵，闻风惊惧，制帅退守阆中，檄令季克节制本路军马。他立即调集犍为土丁、黎雅牌手和飞山军，扼守资荣、怀安的道路，与简池守军各自据险抵抗贼军。他招请戎帅张威从敌军腹背夹击，多方制作干粮以备运输供给，药物和鞋袜输送不断，官军争相奋战，把贼军困在普州铁山。贼军计穷，诈称投降以拖延我军；季克极力说贼人不可信，必须彻底消灭，以伸张国威，遏止叛乱的开端。贼人被斩首后，公论称许他的意见。他尤其留意人才，首先严明科举，给解试考官增加常规费用，不设虚假的防范，彻底革除旧弊。到两次乡试类省试时，得以实行自己的学说，抽取考卷评校，与同僚没有不同。四路知名士人都在选拔之中；至于接纳后进、表彰奇才，杰出者推荐给朝廷，次者也量才授职。至于贪婪暴虐的官吏，则是他一向厌恶的对象，审察弹劾，绝不宽贷，终身不改。在蜀地八年，朝廷倚重季克，长期让他承担重要职务；他竭力劳心，接连上章请求退闲。皇帝正想见到他的仪范，重视选择替代者；起初让他在道山直宿，后来又升任外府丞，等到召回朝廷、声名显著时，正将要重用他。季克请求归乡更加恳切，已经无法遏止，于是在旧居筑室，以‘云坡’题名；奇花异木遍植其中，青云白石便是他深藏的情趣。他旧有寒疾，到这里更加严重，回家不久，终于病得不能起身，可以说是知道自己的命运了。他生于隆兴甲申年，终于宝庆改元正月乙酉日，享年六十二岁。讣告传来后，晋升官阶为元士，升职尧阁，这是非同寻常的恩典。娶黄氏，先于他去世，赠宜人。儿子之晋，现为从事郎、郢州司户参军。女儿一人，尚且年幼。之晋已经在第二年十月把季克葬于南康军建昌县卜邻乡乌溪原野，于是按照遗命，带着武宁章令君洪所写的行状，几次派使者到昌谷请求作铭。我知道季克居乡时，受到故知枢密院雷公的知遇；在湖北时，受到前参知政事曾公从龙、故礼部尚书袁公燮、今兵部侍郎胡公槻的知遇。他在蜀地时，尤其受到阁学后溪刘公光祖的敬重，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后溪向朝廷公开称赞他，认为他谋划对付贼军没有遗漏，供应军饷没有缺失，保守各座城池，捍卫遮蔽两川；士大夫口耳相传，都说并非过誉。他又作《德星堂赞》，认为小范老子胸中有甲兵，不主张招降，最终用此平定贼乱；他主持公论，这一点尤其可信。这样的功业，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如今我年老衰病，疾病交相发作，旧日的笔墨已经不能再整洁使用，四方来求文章的人全都谢绝了；唯独因为季克一心办理民事、不在其他方面，愿意为他说几句话，实在不是虚饰之辞。

译人只有尊奉君主，才会想到庇护百姓；能够庇护百姓，才真正能够尊奉君主。要知道天地生养百姓的意旨，既然已经把百姓托付给君主和师长，那么君主和师长爱护百姓的责任，也必须托付给官吏。从初入学直到辞官，一直以这个意思为根本，那么任官时就会与百姓一体同心：审理案件不滥施刑罚，取财不妄加索取，抵御外患能够抓住要领，遇到患难能够懂得权宜，轻视财利、尊重士人，都由此心发露出来。所以说，一心办理民事，就是他的学问。季克从太和调往安丰时，路过洪府，临时主持军务的长官听说他的政绩，设酒从容询问他在县中施行政事的始末，季克便滔滔不绝地说明。说到蠲免贫民下户的余税时，长官面色不悦，挺身说道：‘我对民事没有不尽心的地方，只是不认为姑息养奸是对的。况且贫民下户的余税，难道是他们自己欠下的吗？富户取得田产却不替他们收纳，户主得到钱却不缴纳；如果一概蠲免，那么只是这两种人得到好处罢了。’季克于是说：‘蠲免贫民下户的余税，富户和包揽户籍的人确实会从中得利，正如您所说。然而如果不停催逼，那么受害的就是贫民下户，而不是那些富室和包揽户所忧虑的事。’长官受到启发，称赞说好。我听到后拍节赞叹，认为季克对于百姓疾苦，可以说看得明白透彻了。后来宣司征敛蜀地财物，季克以漕运计议官的身份承担此任，却没有涉及下户。有人说，大户巨室中有些人把财产诡寄为下四等户，若免除下四等户的摊派，恐怕不是好办法。宣司被这种说法迷惑，准备改变办法，季克说：‘宁可让富民有侥幸得利的机会，也不能让真正贫弱的人再次遭受困苦。’意见于是定了下来。季克有这样的抱负，施行于政务，显现于具体事务，怎么能说他不是一心为民呢？请作铭说：当初生养百姓，天地为他们建立君主和师长；同宗子弟和兄弟，本来没有界限。是谁吝啬骄矜，把他们分成两边？百姓的疾痛病痒，竟全都不被我们知晓。把高位加在我们身上，对于百姓就不合宜。圣贤建立教化，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四肢；举手动足，没有一样不是我的私事。你寒冷，我便战栗；你饥饿，我便挨饿。以此接受官职，面色没有惭愧；以此尊奉君主，礼节没有缺失。季克治理政务，端正百姓的根本，以正道教导他们，以慈爱安置他们。想起古人秉持的常道，本来不设藩篱；取来那些封闭隔绝之处，全部剖析决断，不留遗漏。除此之外的条目，都是他的施政。上天赋予他特殊禀赋，谁能阻止他迅速施展？虽然施展迅速，声名却传遍四方。松柏光明挺立，枝叶始终不改。云坡仿佛仍在，他的心实在与之相似。缪南美墓志铭。缪南美去世后，有官场事业可以书写；他的遗孤写成行状，派使者跋涉二千里，告诉昌谷曹某，请求作铭。南美名仲公，是永嘉平阳人。说到当今擅长文章、持守正论、品评人物的人，没有比永嘉更多的了。既然了解南美的事情，近处的情况就详细，不应舍近求远，何况行状中所说的又是这样呢？如今大参雷公主持政务，号称严肃庄重；从前持使者节时，深知南美有操守，得到士人舆论的敬服。近来将作监杨公简凭借时望主持裁决，永嘉人在月旦评中称许他，路旁的人都推重他的仁勇，不把这个名额归给别人。事情核实而且容易记载，可以借此取信于后世。拿这些来答复他的请求，并非没有道理。考察他所以来到这里，事情的来由有不可拘泥之处。南美困顿于科场，晚年才得到官职；回乡后有善行，但力量不足以惠及他人。他任饶州乐平县主簿时，我正任该县县令；调任郴州推官时，我也将沿这条道路赴任；奉檄进入幕府时，又正逢我主持帅府事务。平生担任官职，仅有这三次，所到之处总能与他相遇。相遇时正好志趣相投；即使遇到擅长文章、持守正论的人，他也喜欢谈论和称道，但一定考察后才发言，质证后才相信，未必亲自履行，却内心敬重信服。事情大体就是这样。乐平县被奸猾的吏员利用诡造户籍来愚弄百姓，县丞、主簿没有恻隐之心，反而帮助他们辨别曲直，使粮袋和役法颠倒，灾祸殃及贫困者。长官受人牵制而不敢处理，谁能替他们解脱？后来县丞职位空缺，南美兼领其事，按照百姓的意愿办理，削除吏员一切摊派，以法律绳治他们，使奸计无法施行；协力治理取得成效，并查出冒充作假的七千多家。县学举措废弛，他恢复学校、供养士人以施教，学生居职冠带整齐，都推重敬仰他。第二年在礼部奏名，县里举荐善士，人数比平时增加一倍，而且多是执经讲学的士人。防作乱于郴州属县，渐渐波及近郊，平民有的落入他们手中，被胁迫服役；不幸被官府捕获，便以死罪论处。郡中每晚惊恐，有职事的人也不施救，离乱没有多久，南美恭谨地居守官署，协助谋划守城，又为无辜者平反断狱，丝毫不迎合流俗。等到群凶被荡平，他便对帅府的议论淡然处之，不再谋求什么，不只是请求解除职务而已；又以年老自陈，终于获准退休。他仕途的始末，大概没有比这更详尽的了。至于还有未曾知道的，以及虽已知道却尚未涉及的，行状中都有考据，不能略去。缪氏是鲁缪公的后代，以谥号为氏。唐咸通年间，有人在闽地做官；近代选择横阳之地居住的人，其上世有名文珂者；曾祖父名敏，因收捕方腊有功，补授进武校尉，后来隐居而未调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祖父名从才，从广南补授通州助教。父亲先任迪功郎，后升从事郎，再改承事郎；其品级官员经历主簿后进入郴州幕府，又更换帅府幕职；他任职时生于绍兴丁巳，卒于嘉定壬申；其享年为靖康年间死于义举者；家中有贤女黄氏先去世；他的妻子遵奉遗命，以侄子入继，名伯垕；伯垕是长子，梦岩、梦履、梦过是次子，直到最小的儿子，共有三个成家者，都是仕宦家族；有一女尚在室，行状中说她已经出嫁但尚未命名，另有二人；孙子名清容；粗略稿本记载他居住的轩名和所著文集；亲仁乡燥溪原野是他的葬处；癸酉十二月壬寅是他的葬日。过去我与南美相处很久，见他对四个儿子一视同仁，又独自为长子娶妻，不知道其中有并非亲生的；如今行状如此记载，足以相信他的德行显著于家中，声誉传闻于乡里，由此推及办理国事，也有根有据。行状又说他早年失去父亲，早早侍奉所依靠的人而得到欢心；与兄长相处没有怨言，兄长去世后便抚养他的后代；与人交往不随时势冷暖变化；平日谨慎少言少笑，整天像面对贵宾一样。即使有些事情我并未尽知，也可以根据所见来证明未知之处，相信行状不会虚妄。行状又说，请求作铭的本意也是遵照他的遗命，诸子不敢违背，这就更加不能推辞了。于是作铭说：士人担忧的是立志困难，不担忧晚年才得到官职；担忧不能吐露自己的奇才，不担忧官职卑微。有志向而得以施行，就会仁厚而长寿；儿子们学习并能作文，世代守护他的事业。在临终时躺在窗下，死后也不会朽灭。唉，南美没有遗憾了。曹次萧墓志铭。

译君姓曹，名防，字次萧，起初名随。他读书通晓大义，便不拘泥于传注；努力学习，苦心思考，往往暗合先儒之说，发问能提出新意，议论又与世俗不同，因此多次参加科场考试，却总是不被偶合取中。主管考试的人多年燃灯苦读，他仍兀然不止。后来叹道：‘父母老了，我想求得三釜之禄却不能，又将连奉养父母的微薄产业也失去，无法仰事双亲。这样难道算孝吗？’于是砍伐茅草建屋，带领童仆治理田地，日积月累，厨房不缺供给，按时供奉父母使其冬温夏清。既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便又诱导提携后进，训诫子弟，所讲的是义理之学，不拘泥于纸上空谈。他性情刚直，不阿谀奉承，不依附时俗；豪强仗势欺凌乡里，他总不肯屈居其下。对于贫困无告、为人所不齿的人，他往往出力帮助，毫无为难之色。他努力求学、竭力践行，大多都像这样。享年六十岁，庆元庚申六月庚戌，因小病在家去世，这件事值得记载。查考族谱，龟山曹氏本是宣州南陵人，来到都昌已有几百年，世代为儒学之家；他们考中进士，则从君的祖父雍丘府君开始。府君在政和年间任岳州士，曹州有天庆观，最为富饶；当时道士林灵素居中掌权，由他的高弟主持，州守和通判迎合他的意旨，样样如意。那人犯法夺取民田，肆意妄为，谁也不敢过问。有一天府君代理州事，便杖责驱逐他；因违逆时俗所好而获罪，从此被废置不用。靖康年间朝廷褒奖忠直，曹防升任雍丘县丞，但四郊已经多有战事。他感伤时局，郁郁不得志而死。这就是曹氏源流深远、留给后人的根由。雍丘府君的父亲名通，是曹防的曾祖父；雍丘府君的长子名一飞，是曹防的父亲。从曾祖父到曹防四代，都娶黄氏。两个儿子忠辅、忠弼都参加进士考试，宗族极为称许。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擅和的黄维屏；黄维屏也是进士。准备在癸亥十月十九日甲申，把曹防葬于江州湖口县帅家湾原野，来请求我作铭。我其实是曹防的族弟三从弟，又曾跟随他学习，于是作铭说：学习是为了做官吗，还是为了修养自身？做官是为了摆脱贫困吗，还是为了求得仁德？宁可独自忍受寒冷，不可失去奉养亲人的欢心；宁可遭受百次贬谪，不可荒废爱护君主的职责。退居时不背叛道义，进仕时不媚附时俗。像从前的祖先那样，给我无穷的恩惠，要让子孙永远守护它。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