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二十一宋曹彦约撰杂著

译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二十一，宋代曹彦约撰，杂著。评论王导、谢安。晋朝中兴时期，人们称道王氏、谢氏；王导一人，谢安、谢石二人，都有人因为他们不能恢复中原而责备他们。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了。自司马氏国势不能振作以来，士大夫有的慷慨奋发、建立功业，志向远大而才力不足；有的则高谈清议、傲视一切，完全不把世间事务放在心上。像王导、谢安这样的人，能够在群小争逐的局势中沉浮周旋，难道还不算贤能吗？然而自从王敦、桓温之流扰乱王室以来，他们来时如同回到自己的家，离去时却像暂居旅舍。王敦若不是病重，王导就不敢公开说他已经死了；桓温若不是病重，谢安就不敢缓图抵制他的篡夺。江左没有灭亡，只是侥幸罢了。如今竟想责备他们擒获刘曜、斩首石勒、把苻坚剁成肉酱、车裂姚苌，难道不是过分了吗？考察王导，他凭借清明高远的见识和器量，在元帝尚未显达任用之时便识知他；在洛阳时劝他回到藩国，镇守建业时又劝他图谋兴复。患难尚未消除，便讨伐陈敏余党来振兴局势；士人舆论尚未归附，便招引名贤骑从来压服众心。他竭力辅佐王室，不肯像楚囚那样相对哭泣，把恢复大业当作不急之务；实行清静的政治，设置谏鼓，树立诽谤木，使晋氏偏安东南，称制的皇帝共有十一位。王导亲身辅佐三位君主，每次都受到亲近任用，承担辅弼之责；中兴的功劳，是无法掩盖的。王导心神安定，见识深沉敏锐，风度神韵调和畅达；他在山水间捕鱼射猎，却不把这看作逃避；终身受到禁锢，也不以为困顿。一旦处在宰辅重任的位置，承担辅弼调和的责任，便用平和宁静来镇定局势，用长远谋略来驾驭政事，不拘泥于细枝末节，以宏大的道理处理政务；他警惕秦国任用商鞅的弊端，阻止桓冲勤王的军队。退居广陵，心志却寄托在东山。王导一生出仕和退处的始末，指责他的地方并不多。谈论东晋中兴而多次称道王导、谢安，确实并不过分。然而我曾经奇怪，王导在得到皇帝信任、可以施展志向的时候，竟把“大义灭亲”的事情交给别人办理。逆臣王敦近在门内，他却不按诛杀管叔、蔡叔的先例处理，反而放纵并防护他。王导的行迹，实在无法一一细数。王敦发兵向内进攻时，专门以刘隗、刁协为名义；世人只知道刘隗、刁协二人与王敦不和。考察事情的始末，王导起初辅佐元帝，受到的亲近无与伦比。等到刘隗掌权，王导渐渐被疏远；刁协尊崇皇帝、压抑臣下，因此被王氏嫉恨。王敦既然作乱，刘隗又请求诛杀王氏，王导对这二人恨之入骨，并非只有一天；那么王敦发兵诛杀刘隗、刁协，不能说不是王导的意图。王敦录尚书事时，召见周顗、戴渊询问此事；他畏惧二人的声望，仍想让他们担任公卿辅弼。周顗曾竭力营救王导，王导却不知道其中缘故。王敦三次向王导询问，王导都不回答，结果王敦想杀周顗，并滥杀戴渊；过了很久才自己后悔。因此周顗、戴渊无罪却被诛杀，不能说不是王导谋划的。温峤陈述王敦叛逆的情状，王敦十分怨恨他，于是写信给王导，说自从太真离开以来，已经做出了这类事情。明帝还在东宫时，王敦想废掉他，询问百官意见，声色俱厉地驳斥奸谋，只有温峤一人敢于反对。王导与温峤，谁和王敦更亲近？却没听说王导有什么正面救护的举动。假如无缘无故废掉太子，王导能够推脱责任吗？这件事姑且不说。王彬、王舒都是王氏一党。王彬曾多次数说王敦的罪过，祸及家族，王导实际上也在被指责之列，却反而想让王彬谢罪。王含、王应败亡后，王舒派人迎接他们并将他们沉入水中。他从刺史屡次升迁，不过做到会稽内史，连封爵也没有得到。王导不愿看到王敦败亡，已经很明显了。夺取祖逖的兵权，究竟是谁做的？知道刘琨死了却不追问，究竟是谁纵容的？王导自负能够鉴察中兴时局，结果使天下有志之士都不能施展志向。王导固然本来没有反叛的谋划，但内心所想，往往与王敦、苏峻相合。总的说来，王导遇到事情，常常掺杂自己的私意；要想指望他公正刚直，绝对不可能。因此，明帝尚在停灵，继承皇位的皇帝还没有立，群臣商议把玉玺进献给成帝；王导接受顾命，却独自以有病为由不来。后来他带病乘舆而来，实在是卞壸强迫他的。成帝被迫迁往石头城，王导确实失去了原来的操守。后来成帝派人召他，他竟一点惭愧的神色也没有，实在是陶侃讥刺他的缘故。郭默杀害刘胤，王导立即把豫州赏给他。后来斩杀郭默父子，才服从公论，实在是陶侃专断办理的。庾亮以皇帝舅父的身份掌握朝廷大权，趋炎附势的人大多归附他。王导对此很不平，每每发出“元规玷污了人”的感叹。这说明苏峻进攻庾亮，是知道朝廷内部有矛盾；庾亮不愿替刘隗、刁协出力，只是因为没有和王导谋划罢了。成帝每次到王导宅第，都下车先拜王导，又拜他的妻子曹氏，王导接受这一切而不疑惑。侍中孔恒秘密上表指出这种不当，足以使王导惭愧了。王导听说后却说：“王茂弘只是懦弱多病罢了。若是卞望之那样棱角分明，刁玄亮那样明察严厉，戴若思那样锋芒峻拔，谁敢这样做呢？”那么卞壸死在先锋军中，也是不为王导所赞同的。孔恒没有反对卞壸，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矛盾。元帝把王敦、王导、周顗、刁协、戴渊当作心腹。明帝让王导、庾亮接受遗诏，不杀他们，也不驱逐他们；王导的意图并不止于此。王导历经数朝担任大臣，官位做到司徒、丞相、太傅，权力达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爵位达到郡公，尊号达到仲父。其他如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必快走、赞拜时不直呼姓名、赐给班剑、鼓吹、羽葆等，也都是普通臣子常常得不到的待遇。他坐视叛臣再三侵犯宫阙，终于发展到逼迫皇帝、凌辱妃后的地步。事情起初只是争权，后来竟发展到在苏峻党亲之后，自以为天下没有人比得上自己；每说一句话，满座都无不称赞；喜欢同党、憎恶异己，不顾国家大事。文中子所谓的“敬”，尚且留下了这样的评论。谢安以简约著名，所以见于外在事迹的材料还比较有限。他望见温峤便叩拜，有人认为这是怯懦；他把人安置在墙后而击退温峤，有人认为这是勇敢。得到战报而面不改色，有人认为这是镇静；经过门槛却没有察觉木屐折断，有人认为这是急躁。大体说来，他求取仕进的心思，始于桓温征召；退敌的谋略，也出自谢玄琰曾经的尝试。夹带恩威，容易受到牵制；决定胜负，却难以放手施展志向。王彪之阻止修建新宫，是掌握了正确方法；谢安言辞屈服却仍有时支持此事，不能说是服从义理。武帝在宫殿内修建精舍，是失去了正确的方法；谢安坐视此事发生而不能制止，不能说是守持正道。然而拿他同王导相比，仍然可以宽宥。王导的才能确实超过谢安，但他显露出来的行事却又如此。士大夫恰好遇到什么时代，本来就有幸运和不幸；如果不出于自己的私心，而是按照公道行事，才可以谈论幸运和不幸。评说羊祜、杜预

译晋武帝急于平定吴国，却采用轻裘缓带的从容姿态，把自己表现成道德高尚、崇尚文教的人。羊祜在世时，始终没能取得吴国。顺应人情，通达天理，认识时势，这就是武帝的谋划多么深远啊！当时正处在三国鼎立之后，鲁肃、周瑜、曹仁、诸葛诞一类人的遗风还没有远去；又刚刚亲自对蜀国用兵，钟会、邓艾一类人凭借兵力取得成功。石城以南，按道义不愿侍奉晋；襄阳以北，按道义不愿侍奉吴。处在这种情势下还想凭兵力取得它，便同人情相违背了。虐待这些百姓来取得天下，自从有百姓以来，天理从未赞同过。面对当时的局势，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峻的了。羊祜接受诏命后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别人能够完全了解的。因此他占据险要、修筑五座城池，武帝不认为他擅权；掠取吴国儿童而送还其家，武帝也不认为奇怪。步阐失败，只不过把羊祜贬为左官；侵略吴国、掠取户口，也只不过下诏责备，这还可以说得过去。他身为晋国将领，出兵巡行边境，为什么竟擅自越过吴境，割取谷物作为军粮？后来又计算谷物的价值，用帛偿还。羊祜想办法结交吴人的人心，竟然做出了这种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羊祜被称为当世颜子，本来就是贤人；但对这些事情再加以详察，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谋略。人们只看见杜预接替羊祜后，不到两年便包举江表。考察杜预的行事，也并没有在道义上大错。假如羊祜用这种办法取得吴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孙皓已经有亡国的征兆，难道应当拖延很久吗？或许羊祜驻守襄阳时，仍有行动迟缓、不够急切的议论。却不知道武帝最初有意平吴时，南方的士女还没有拿着箪食壶浆来欢迎王师的意愿；国力还很强，群贤还在。羊祜用仁厚取胜，仍足以感动他们的善意。后来勉强任用陆抗，双方德行相当，土地也相近。再后来孙皓情欲放纵而不知忍耐，真实内心暴露出来；营建修缮、迁徙百姓，使自己的力量陷入困境；陆抗、华覈一类人相继死去；韦昭、车浚无罪被杀。孙皓虽然还是皇帝，他的国家却已经空虚了。杜预于是反过来采用羊祜的谋略。吴人没有醒悟，竟上表归还张政等俘虏，已经不是当年赠药的情意了；假装进入孙歆的军帐，也不是当年邓香投降的情意了。羊祜早晚思虑的事情，难道会有一天忘记吗？吴国撤去吴人的戍守，减少警戒巡逻的士卒，开垦田地达到八百多顷，积存粮食达到足够十多年的储备。即使有荀勖、冯紞的善辩，也不足以驳倒他的言辞；王衍、王戎长期怀有的怨恨，也不足以损害他的德行。天下谋划大事的人，没有谁比羊祜更高明。杜预制定律令，就取其公正的一面；评定考核制度，就取其简明的一面。他任度支尚书时，建立籍田，恢复常平仓，整顿盐运，制定赋税调发制度，使边境安定、重视粮食储备，处置军国要务，内能使国家获利，外能战胜敌人。单看他这个人的品格，也不能说他只是庸庸碌碌地成为平吴的功臣；如果晋国没有羊祜，杜预就是独一无二的人才了。羊祜生病却能推举杜预，武帝信任并任用他，杜预接受使命而最终完成了它。前后十多年，建立大功业，未必一定要亲自出手；这一次任用关系重大，并不是通常削平祸乱的办法。考察三国鼎立以后，晋接受魏的禅让，不久便平定蜀国，又不久便平定吴国。平蜀时留下了后悔，取吴时却有长远谋划。他能认识时势、估量力量，知道武帝不是寻常君主。可惜武帝只看见外部问题而没有看见内部问题，只在外部任用羊祜，却没有时间顾及内部。羊祜说过：“取得吴国不必由我亲自出征，但取得吴国以后，才要劳烦圣上思虑。”懂得这句话，就知道武帝对羊祜的任用并没有充分发挥。评说刘元海、石勒、苻坚 晋朝的鹿已经不能保住，群戎竞相争逐，乘着时机崛起；其中有天时、人事足以同中原争衡的人，竟有三位，也可以说没有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刘渊在离石起兵，喜好学习、拜师求教，阅读《史记》《汉书》和诸子百家，议论宏大深远，以不知道一件事为耻。后来重新恢复呼韩邪单于的旧业，借助汉刘氏衰落的余绪，驱使鲜卑、乌丸如同役使奴仆；攻取蒲坂、平阳，如同折断朽木，可惜不幸早死。他的儿子刘聪、刘粲，都不足以在天下有所作为。石勒擒获王浚，击走刘琨，南面占据洛阳，北面占据襄国，随后降服曹嶷，攻取刘曜。他筹划谋略、辨明是非，足以照见郦生、子房的得失；品评人物，足以判定高祖、光武的高下；不只是喜好文学、考察诸生经义而已，几乎仅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儿子石弘不能承担重任，家族被石季龙屠灭。苻坚最后出场，恳切勤勉，尤其超过刘渊、石勒。他使荒废的职位得到修复，使断绝的世业得以继承；农业生产因此得到督课，学校因此得以建立。他任用王景略，似乎是有智慧；没有灭绝鲜卑，似乎是有仁德。至于攻取卫辰，降服慕容暐，驱逐杨氏而控制仇池，俘虏张天锡而守住姑臧，占据长安并在那里称帝，拥有中原文物制度的盛况，统率百万军队，最终却土崩瓦解、如瓦片般崩散。后世评论古代治道的君子，读到这里总会慷慨叹息，为这三个人遗憾。考察评论到这里，我私下认为，古代仁心仁政的君主，确实有一套规模制度，足以建立万世纲纪；本末先后、法度措施，都有相互配合的安排，并不是只凭颐指气使、震动天下的空文少实来向人夸示，那样不足以延续国脉，也不足以追及前代贤哲。如今就这三人的事情来说，石勒的治理略差于苻坚，而刘渊的治理又差于石勒；然而越是值得记载的人，反而越不能成就事业，稍有声望的人，反而稍有后代。实际功效相反，所受报应却不相称，难道是天道高远，不是人事所能达到的吗？苻坚有兄长苻法，长期因为不受母亲宠爱而不得志。苻坚杀害君主，本意是想自立，却想假装谦让兄长来使众人服从；苻法虽然不答应，苻坚也仍然不能因此免死。他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最初行为中，本来就已经充满虚伪。在位二十七年，安于残忍而阻止出兵；既然袭取了群雄的地盘，又让百姓在兵刃之下遭受残害，却想赦免罪魁来表示姑息；他爱好名声的迹象，正由此开始。至于讨伐晋国一事，更加明显。他对道安说：“上天生育众民而为他们树立君主，是为了消除烦乱、平定祸乱。”

译他对太子说：“当初秦始皇灭掉六国，那些国王难道都一定暴虐吗？凭区区新建立的秦国，却拥有百万不停作战的军队，内心怀有好大喜功的欲望，外表却盗取渊骞、夷齐的操行；鲜卑人的怨恨仇视遍布京畿，旧臣旧族被斥退到遥远的地方。内心和外在行迹相违背，处置又乖谬失当，转战万里而侥幸取得一次胜利，那么苻坚的失败就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暂时的。”石勒处理伏利度时，便拘捕伏利度；处理王弥时，便杀死王弥。他名义上讨伐王浚，实际上却袭击王浚，他的诡诈踪迹也无法一一列举。任用陈遐，就听信他的诬陷；任用石季龙，就放纵他的残暴。和苻坚相比，石勒虽然粗略地还有光明磊落的意向，但长远策略没有建立，只想用空文而无实际来欺骗天下，大体相似。刘渊起初侍奉成都王司马颖，后来背叛他，借着单于的名号起兵，仍不足以满足和安定自己的野心，于是迅速在天下建立帝号，也不过是戎狄中谋略杰出的人罢了。他们都生长在晋朝，熟悉名公贤士的议论，知道天下可以用力量夺取，却不能用力量使人心服；于是战战兢兢地想借信义的名声结交天下，实际上并非他们真正喜好的事情。王景略号称贤能的辅佐之臣，尚且不免拘泥于政令刑法，没有一点宽大的意思，何况陈元达、张宾、徐光一类人每天都有性命难保的忧虑，却希望使他们改变邪念、进入圣贤治理天下的境界，实在不可能。汉高祖尚未平定天下时，以关中作为腹心，以丞相府的图籍文书作为施政依据，以三军穿着缟素作为事业根本；平定天下以后，便依次制定律令、申明军法、确定章程、制定礼仪，每天忙碌得没有空闲，但规模宏大、谋划深远。光武帝放下兵器讲习经艺，停下战马讨论道理，这只是人们看见的外在事迹罢了。北匈奴和亲的主张，他没有采用臧宫、马武的策略；交阯二溪蛮人连年发动叛乱，任用的将领必定是马援。内心和行迹彼此相应，明白无误而不能掩饰。传国四百年，并不是偶然的幸运。项籍仁厚而敬重人，瞪眼怒喝时，人和马都退避；然而他起兵后刺杀殷通，取得天下后放逐义帝，主持天下却使人怨恨不平。周世宗斩杀樊爱能、何徽，军威大振，攻取秦凤，平定淮南，力量并非不足，但最终成就的功业也不过如此。讨论帝王子孙万世大计的人，可以从这些事情中得到鉴戒。

译评说《汉书·食货志》井田制，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后世即使只得到其中一端而施行，也还足以达到治理效果，舍弃井田制而采用的便都只是末节。从前先王划定田界，本意在于让百姓生养休息，哪里曾有一点一丝没有准备周全？认为百姓不可不安定，于是制定了土地登记和分配的办法：从六尺为一步，累积到一亩，百亩为一夫；从一夫百一十亩，累积到九夫为一井。出入时足以互相友爱，守望时足以互相帮助，疾病时足以互相救助。七十岁以上的人得到供养，十岁以下的儿童得到成长，安定百姓的成效于是显现。认为百姓不可不富裕，于是制定种植栽培的办法：有应当预备以防灾害的种子，田中没有可以栽种的树木，住宅四周种桑，菜蔬种在畦中，屋外种瓜、瓠、果树和蔬果，屋内饲养鸡、豚、狗、猪。吃肉的人有相应的畜物，穿丝帛的人有相应的原料；头发斑白的人不必劳苦提携，织布缫丝不必耗费燃火之力，富裕百姓的成效于是显现。认为百姓不可不受教育，于是制定庠序教育的办法：从六甲、五方这些细微的知识开始，推广到家庭中长幼相处的礼节；学习礼乐，懂得君臣之礼；升入大学，培养秀异俊造之士；振动木铎来采集民诗，依照音律校定后献给君上，教化百姓的成效于是显现。这也并不是井田制之外另有一套所谓的法。秦人自行断绝了先王的法度，既不足以长久拥有天下，沟、遂、径、畛的田界痕迹也随之废弃，乡里邻里的相互联结习俗日益疏远。后世圣君贤士锐意想振兴它，却始终不能达到，于是使喜欢议论的人反过来责怪它，说世态日益变化，人口日益繁多，就像封建制不能恢复、肉刑不能重新施行一样，古代所谓井、牧、田、野的制度，从税亩、丘甲以下都不能再讲求了。采用东郭咸阳的策略，煮盐经商的人可以增加资财；采用孔仅的策略，冶铁的人可以扩大积蓄；告发隐匿财产，杨可的计策取得成功；输送家财，卜式的计策得以施行。甚至玉璧只值数千钱，皮革坐褥反而价值四十万；宝货本来只有五类，数量却达到二十八种。距离井田制越来越远，一切都用无道的方式施行，似乎库中钱贯朽坏、粮食陈积，可以远远超过先王；但结果却导致财物虚耗、盗贼群起，这才知道先王的法度经过深思熟虑，自有根本和末节，并不是后世所能仿佛的。先王建立法度，对于百姓的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充分考虑的：开始先使他们安定，是担心没有办法让老年人安逸；使百姓富裕，是担心没有办法使他们心情快乐；到最后教化他们，是担心没有办法养成他们的善性。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百姓富裕，国家就富裕；百姓懂得教化，国运就能长久。这三件事相互配合、共同施行，废弃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以。后世的李悝、赵过、耿夀昌之流，没有时间再为长久之计筹划，虽然只得到使百姓富裕的学说，也还足以取得眼前的利益。从汉武帝一直到王莽，反复把使国家富裕作为急务，却到珍宝和工商末业中去求取，简直把百姓当作货物，不知道这样会使百姓怨恨、盗贼兴起，使国家日益走向贫困。想求富却失去了富裕，那还要智慧做什么！如今考察李悝“尽地力”的教法：以方圆百里的土地、登记在册的九万井为根本，以治理田地勤劳谨慎、每亩增收三斗为标准，考察春秋两季社、闾的费用，核算疾病、死亡和丧葬的开支，取上等、中等、下等的收成而分成四份，有时买入其中三份，有时买入其中一份，在魏国施行。魏国因此富强；这不是井田的法制，却确实是继承井田制度中计算各邦用度、知道民力是否充足的遗意。赵过推行代田法，把一亩地开成三条甽沟，用两张耜相向配合耕作；播种就在甽沟中，除草就在垄上。他所使用的田器都便利巧妙，分给农民的田地都有顷数，既有抵御风害和旱灾的功效，又有超过普通漫田的稳定收益，所费力气少而收获谷物多，因此颇有积蓄。这不是井田的法制，却确实是继承井田制度中有时锄草、有时培土的遗意。耿夀昌提出建议，运输谷物四百万斛，节省关东士卒三万多人；试行他的主张已经显现成效，于是便在各郡筑仓，名叫“常平仓”。谷价低时提高收购价格，以使农民获利；谷价高时降低出售价格，以便利百姓。国家借此使百姓富裕、使百姓获利。这不是井田的法制，却确实是继承井田制度中征收赋税、平均出入、使百姓粮食均足的遗意。其次又有鼂错，他知道土地不能有未被利用的利益，百姓不能有未尽的劳力，商人不能不使其地位降低，农夫不能不使其地位尊贵，于是让天下人向边疆输送粮食，以此取得爵位或免除罪责；衡量事情而论，这仍然是下策。只是其中有禹、汤预先储备的意思，重视五谷而轻视珠玉，也能使百姓不至于匮乏困顿，使天下安宁。汉文帝、汉景帝减免租税所取得的成效，常常以此为根本。假使汉代的文帝、武帝更能完全采用贾谊、董仲舒的策略，使衣食丰足的人懂得荣辱的区别，使仓廪充实的人懂得礼节的美好，向百姓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使百姓服役不超过三日，仿照近古的制度，规定名田的限额，堵塞土地兼并，严禁擅自杀人，逐渐施行仁政、磨砺义行，那么距离井田制也就不远了。当时正把使国家富裕作为急务，而君主有意使百姓富裕的已经很少；希望他们先使百姓安定，最后再施行教化，是不可能得到的。大体说来，食与货这两端，即使古代先王也不能在天下完全偏废其中任何一端。然而所谓食，就是农民种植优良谷物和生产可以食用的东西，这些东西一天也不能缺少；布帛可以用来穿，金可以用来制造器械，也不能说不是急需之物。至于龟甲、贝币、皮币，是用来使货物流通、使有无相互交换的；依靠丝帛和粮食，才能使它们一同在天下流通，而不能单独存在。《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明确列出先后次序，不能说其中没有深意。上面的人以食为主、以货为辅，那么士人便能够施行自己的学问，工商之人能够不改行，朝廷不会有废置的官职，城邑不会有游惰的百姓，土地不会有荒芜之处，君王的德泽流布周遍，礼乐也能完成其职能，原因就在这里。倘若上面的人一心只想使国家富裕，只看重货物，那么囤积货物、使价格上涨百倍的人，必然会引起管仲所忧虑的事情；用母钱、生钱相互调节的人，必然会引发单穆公所忧虑的事情；百姓因触犯法律而获罪，必然会触动贾谊的忧思。这样一来，均输、盐铁等政策，就会同诛伐匈奴、招抚南粤以及巧于诋毁、刻薄深酷的做法一同流行于世；虽然并非有意，却自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以食为主，不必特意谈论治理，却会与治理相合；以货为主，不必特意谈论混乱，却会与混乱相遇。上面的人难道不应当想想其中的缘故吗？想使国家富裕，必须先使百姓富裕；想使百姓富裕，必须仿照井田的精神来推行。这就是班孟坚两篇文章的主旨，彼此截然不同，互不侵扰、混杂，可以深入考察。若不是这样，却天天变更法令，使天下百姓走向愁苦怨恨，而自己不知道悔改，也不知道这种局面最终会发展到哪里。

译钦定《四库全书》。《昌谷集》卷二十二，宋代曹彦约撰写，杂著。《玉玺本末》。谈论传国玺的人很多，却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推究它的由来，是因为君主亲自佩服、使用它，臣下平常并不能见到，所以道听途说，难免有差错；传记和杂录又容易湮没。原注说：旧《唐经籍志》中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但僧真、姚察的书早已失传；馆阁书目中也没有徐令言《正录》，他的说法有时也被称为《玉玺谱》，偶尔见于各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光武纪》已经采用了他的说法。如今只有《蜀本朝士谈》一书，是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叙述玉玺的事情颇为详细，但最没有根据。士大夫所传的说法本来就没有根据，又把徐令言、李石的说法夹杂在其中，更加互相矛盾。原注说：徐令言相信《北齐书》的说法，认为永和年间得到的玉玺就是秦玺，这与《晋纪》不同；又说侯景败亡以后，侯子鉴盗取他的玉玺逃往江东，害怕追兵赶到，便把玉玺投进佛寺，被栖霞寺僧人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去世，弟子普智奉献此玺；陈朝灭亡后，玉玺传入隋朝。如此说来，不但晋朝所得的不是这方玺，陈、隋两朝也没有这方玺。李石相信《晋阳秋》的说法，认为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从慕容永那里得到玉玺，于是送到建业；但这样说，不仅晋朝并没有得到这方玺，而且慕容永崛起时也没有得到玉玺的道理。相关说法见于《永和玺注》。正史记载也多有不同。若不是因为本朝绍圣年间这方玉玺再次出现，士大夫把纸张覆在玺上摹印，主管官员亲手摹写，那么它在天下显著流传的记载就很少了。原注说：郑望之《秦玺跋》说，绍圣四年，秦玺首次献上，诏令百官共同辨识、观看。当时我的先父任尚书郎，于是请求用纸把玺印摹出，才得到它的真实形制。《金石录》说，咸阳所获的传国玺初到京师，执政把它拿给将作监李诫看，李诫亲手摹印，于是流传于世。然而这方玺还有玉的颜色没有辨明，也就无法全部考察清楚。原注说：汉宣帝在未央宫中建立玉宝璧祠，刘原父认为那是受命宝、和氏璧，应当是根据崔浩的说法。崔浩《汉书音义》说，传国玺是用和氏璧制成的；舒元舆说，秦丞相所刻的八个字刻在荆玉上而飞上了天，那么这方玺应当是白玉。徐令言说，玉出自蓝田山；蔡京等人说，它的颜色像蓝一样青绿，那么这方玺应当是绿玉。《石虎别传》说，武乡长城县人韩强在长城西山的岩石之间得到黑色的玉。有一方四寸见方的玉，与传国玺的文字相同，写着“受命于天，既夀永昌”。石虎认为这是祥瑞，于是又有了黑色玉玺的说法。现在姑且依次叙述秦、汉、魏、晋所得的宝玺，以及白色、绿色、黑色玉玺同时出现的不同说法，然后辨明史家的差误和众说的无根，使后世君子有所考察。秦朝以前，百姓都把金、玉、银、铜、犀角、象牙制成方寸大小的玺，各人佩用自己喜爱的材质。秦朝唯独规定天子使用的印称为“玺”。原注说：见《汉旧仪》。秦始皇制作传国玺，让丞相李斯书写玺文，写道：“受命于天，既夀永昌。”原注说：《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的文字如此。应劭《汉官仪》说：“天子有传国玺，玺文写着‘受命于天，既夀且康’。”《吴志》注说：“‘且康’、‘永昌’二字，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朝士谈》说：“秦玺的正面文字写着‘受命于天，既夀永昌’，玺上凸起作盘龙纹，背面文字写着‘受天之命，皇帝夀昌’。”这些说法都没有见过真正的玉玺。考察正史和各种说法，从未有“且康”二字。至于“受命于天，既夀永昌”这句话，已经两次传到本朝。至于“受天之命，皇帝夀昌”这句话，自晋朝传到隋朝，也没有听说过有背文、面文的区别。况且既然已经说“受命于天，既夀永昌”，背面文字就不应再写“受天之命，皇帝夀昌”；意思相同而措辞不合韵律，不是古人的意思。汉高帝进入关中，到达霸上时，秦王子婴用丝带系住脖子，在轵道旁投降，把始皇帝的玺封存后献上。原注说：见《高帝纪》。后来诛灭项籍，登上天子之位，佩用、使用这方玺，世代传授，号称“汉传国玺”。原注说：见《元后传》。《汉官仪》认为子婴献上始皇玺，高帝因此佩用它，但未必会如此仓促。周勃诛灭诸吕、废黜少帝时，曾亲手把皇帝玺系在身上。原注说：见《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来汉文帝时，有人说周勃想要谋反，文帝便把他交给廷尉审问。薄太后对文帝说：“绛侯周勃佩带皇帝玺，率兵驻在北军，如果他当时想反，早就反了；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难道反而想谋反吗？”文帝于是释放了他。原注说：见《勃本传》。汉昭帝时，宫殿中发生怪异之事，一夜之间群臣都惊惧不安。霍光召来掌管符节和玉玺的郎官，郎官不肯把玺交给霍光，霍光想强行夺取，郎官按剑说：“我的头可以砍断，玉玺却不能交出。” 霍光非常赞赏他的忠义，第二天便下诏把这名郎官的俸秩提升两等。后来霍光废黜昌邑王，立即握住他的手，解下他所佩的玺绶，奉给太后，于是另立皇帝。原注说：以上都见《霍光本传》。汉哀帝去世，没有儿子，太皇太后当天就乘车到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说：见《王莽传》。《太平御览》记载：哀帝将死时，把玺绶交给董贤，说：“不要胡乱把它交给别人。”中常侍王闳是王莽的叔父，他向元后禀告，请求夺回玺绶，随即佩剑来到宣德门，对董贤说：“皇帝车驾已经晏驾，国家继承人还没有确定。你受恩深重，应当俯伏哭泣，为什么还要长久拿着玺绶，等着灾祸到来呢？”董贤不敢拒绝，跪下交出玺绶。按《汉书·董贤传》《汉书·王莽传》，哀帝曾在麒麟殿置酒，酒席间从容地笑着对董贤说：“我想仿效尧禅位给舜，怎么样？”王闳进言说：“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所有的。”天子没有戏言，哀帝默然不悦。哀帝去世后，王莽向元后说董贤年少，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于是收取董贤的印绶。由此可知，元后在未央宫收取的是皇帝的玺绶，而王莽所说的则是董贤的印绶。

译《太平御览》本来援引《汉书》，但班固、荀悦的书都没有记载，不知道它究竟出自哪一部书。汉平帝去世后，孺子婴还没有登上尊位，玉玺藏在长乐宫。王莽篡夺汉朝，让安阳侯王舜向元后请求玉玺。元后愤怒地说：“你们这些父子宗族，防害汉家的力量，世世代代享受富贵，却没有办法报答汉家；接受别人孤独托付的国家，趁着有利时机夺取它，却再也不顾及名声和道义。像这样的人，狗和猪都不吃他的余食！况且你们如果自以为凭借金匮符命就成了新皇帝，也应当自己重新制作玉玺，为什么还要使用这方亡国的不祥之玺呢？”太后流着泪说，王舜也悲伤得不能自已。过了很久，他才抬头对太后说：“臣等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王莽一定想得到传国玺，太后难道能够始终不给他吗？”太后听出王舜语气逼切，害怕王莽要胁迫自己，于是拿出汉传国玺，扔在地上，交给王舜说：“我年老将死，知道你的兄弟现在就要遭到灭族了。”原注说：见《元后传》。《玉玺谱》说，元后把玉玺投在地上，玺上的螭龙缺了一角；但正史没有记载，到了《吴书》才开始出现这种说法。汉兵诛杀王莽时，王莽带着玺绶逃到渐台躲避火灾，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取走玺绶，却不知道还应取玉玺和王莽的首级。公宾就看见了玺绶，询问玺绶的主人在哪里，于是斩下王莽的首级，把玉玺和首级一同交给王宪。王宪得到玉玺后没有把它送出去，又娶了王莽的后宫妃嫔，乘坐她的车，穿着她的服饰。过了四天，李松、邓晔进入长安，斩杀王宪，把他送交更始帝的大司马谢禄，玉玺也归于更始帝。赤眉军在高陵杀死更始帝，拥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帝在宜阳征讨赤眉，赤眉君臣反绑双手，献上高皇帝的玺绶。光武帝于是下诏，将先帝的玺绶归还王府。这是祖宗的神灵和士人的力量，应当选择吉日，到高庙祭祀，并赐给天下长子中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爵位，才接受传国玺。原注说：见《光武纪》。汉灵帝安葬以后，少帝在位，献帝尚未即位，宦官张让、段珪作乱，劫持两位皇帝前往北宫，后来又逃到小平津。掌管玉玺的人四散奔逃，玉玺也一同丢失。张让、段珪等被诛杀、两位皇帝回宫后，在阁上找到了六方玺，唯独传国玺没有找到。董卓废黜少帝，献帝从陈留王即位为尊，初平年间改元；山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逼迫皇帝迁都长安，初平二年发掘洛阳各帝陵。破虏将军孙坚奉袁术的命令进入洛阳，清扫汉朝宗庙，平整、堵塞各帝陵。孙坚的军队驻扎在城南甄官井一带，早晨井上出现五色云气，全军都惊异不已。孙坚派人下井探查，得到传国玺，方圆四寸，玺纽作盘绕的五龙形，上面缺了一角。原注说：这是《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的话。这方玺原本是元后投在地上的，旧说没有说缺一角，而说缺一角的记载从这里开始。第二年孙坚去世，袁术将要僭越称帝，拘禁孙坚的夫人并夺取玉玺。原注说：见《山阳公载记》。袁术僭号两年后去世，荆州刺史徐璆得到玉玺，带回许都，献给汉朝。原注说：《朝士谈》和《山阳公载记》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但《载记》的节略文字只见于《吴志》注和杂书，没有见到全文，恐怕也出自《载记》。《玉玺谱》却说，袁绍有僭夺的意图，拘禁孙坚的妻子，逼迫她交出玉玺；袁绍得到玉玺后，起兵进攻魏武帝，魏武帝厌恶此事，袁绍失败后，玉玺归还汉朝。这恐怕不对。考察孙坚任破虏将军，是袁术的意图；孙坚死后，袁术又上表任命孙坚的侄子孙贲为豫州刺史，并把孙坚的母亲迁往曲阿，孙贲后来继续跟随袁术；由此可见，孙坚的妻子不可能被袁绍拘禁，事情的道理非常明白。魏文帝将要接受汉朝禅让，派使者向献穆曹后索取玺绶。原注说：献穆曹后是魏武帝的女儿。曹后发怒，把玺绶扔到车轩下，于是泪流满面地说：“上天没有赐福于这方玉玺。”原注说：见《穆后传》。《续汉书》说：“上天没有赐福于这方玉玺。”这个意思也说得通。按《魏志·贾逵传》记载：魏太祖去世时，隐陵侯曹彰任越骑将军，随军从长安回来，询问贾逵先王的玺绶在哪里。贾逵神色严肃地说：“太子在邺城，国家已有储君和副贰，先王的玺绶不是您应当询问的。”当时魏还没有接受汉朝禅让，所问的是魏王的玺绶，并不是传国玺绶。司马师将要废黜齐王曹芳，派郭芝入宫禀告太后，取出玺绶放在座位旁边。等到迎接高贵乡公时，又请求交出玺绶，太后说：“我在高贵乡公小时候见过他，认识他；我想亲手把玺绶交给他。”原注说：见《魏略》。自魏朝传给晋朝，晋太保郑冲奉玺举行禅位仪式；此后平定吴国，也只得到金玺而已。原注说：见《晋书》。《太平御览》引《拾遗录》说：晋太康年间平定吴国，孙皓送来六方金玺，说是因为没有玉工，所以用金制作印玺。晋惠帝时，赵王司马伦篡位，派义阳王司马威和黄门郎骆休逼迫惠帝，夺取玺绶。司马伦失败后，惠帝复位，说：“阿皮扭伤我的手指，夺走我的玺绶，不能不杀！”阿皮是司马威的小名，于是诛杀司马威。原注说：见《司马威本传》。晋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进入洛阳，擒获皇帝，把他送到刘曜那里；至于传国玺，就无法考察了。原注说：《晋书》记载，永嘉末年洛阳失守，玉玺被刘聪所得；石勒灭亡刘氏后，玉玺进入伪赵；冉闵诛灭石氏后，玉玺又落入冉闵手中。到这里，经过四十二年，玉玺才重新归于晋朝；然而玺文却写作“受天之命，皇帝夀昌”，与“受命于天，既夀永昌”的文字不同。

译《北齐书·辛术传》说：辛术镇守广陵时，获得传国玺，送到邺城。文宣帝把玉玺的事告祭太庙。这方玉玺就是秦代所制的，方四寸，上面的纽交错盘着龙，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夀永昌”。又说它由东汉、魏、晋相传，后来在刘聪时失没；晋穆帝永和年间得到它，历经宋、齐、梁，到侯景时又失去；侯景败亡后，郭元建得到它，辛术把它进献上去。考察永和年间得到的玉玺，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夀昌”，到隋代仍然存在，《隋书·礼仪志》记载得很详细；至于所谓“受命于天，既夀永昌”的玉玺，却完全没有听闻和见到过。由此可知，《晋史》所载是真实的，《北史》所载是错误的。唐贞观年间编修《晋史》，其中的志书最为详备，不应当有这方玉玺却不加记载。《玉玺谱》说：这方玺属于石勒，石勒在玺的一边刻了“天命石氏”，这个题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朝士谈论说：石季龙磨去了玉玺凸起的文字，在旁边刻成“天命石氏”；但这种说法与前说并不相同，又说这个题字如今已经不存在，不知道他们所见的究竟是哪一方玺，所以不敢认为它就是秦玺。只有永和年间所得的玉玺有“受天之命，皇帝夀昌”八个字，传承情况大致可考，也称为传国玺；现在另列一条，称它为“永和玺”。马端临《文献通考》说：梁末侯景败亡时，带着传国玺一起逃走，让他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带它，并说：“如果我死了，应当把它沉入江中，不要让吴地人再次得到它。”赵思贤从京口渡江时遇到盗贼，随从把玉玺丢弃在草丛中；到了广陵，便把这件事告诉郭元建。郭元建取出玉玺交给辛术，辛术把它送到了邺城。考察郭元建是侯景的党羽，侯景败亡后，他向王僧辩在广陵投降，后来又向北齐投降。北齐派行台辛术据守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时在刘聪、刘曜一族手中失没；石氏败亡后，玉玺又向南归于晋，历经宋、齐、梁，到侯景败亡时，便又向北归于高齐。又说：后赵石虎在武乡县的长城得到一方黑玉玺，方四寸，厚二寸，玺文与秦玺相同，但颜色是黑色，不知是哪个朝代的玉玺。【原注：见《石虎别传》。考察石虎僭立帝位是在晋成帝咸康乙未年，距离永嘉辛未年共二十五年；但他得到玉玺的年份无法考定。武乡是上党郡的属县，本朝初年隶属潞州，后来析置为威胜军。】秦国苻坚被姚苌擒获时，是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离洛阳陷落已经七十四年了。姚苌向苻坚索取传国玺，苻坚说：“小小的羌人竟敢侵犯逼迫天子，难道要把传国玺交给你这个羌人吗？玉玺已经送给晋朝，不能得到了。”史书没有记载这方玺的玺文，也没有记载送给晋朝的事情，不知道这究竟是哪一方玺。【原注：见《载记》及《苻坚传》】又过了六十一年，岁在丙戌，是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也就是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北魏毁掉邺城五层佛图时，在泥塑佛像中得到两方玉玺，玺文都写着“受命于天，既夀永昌”；其中一方的旁边刻着“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书没有说它们的玉色、制作工艺以及方、宽、厚等尺寸。既然说是魏所接受的汉代玉玺，难道它就是真正的传国玺吗？但不知道为什么魏、晋之间从来没有人说过它旁边刻字的来历。既然有两方玉玺，那么传国玺已经有了副本；可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这方玉玺在史书中从未再出现。后魏承平的时间很长，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丢失的。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离太平真君七年又过了六百五十一年。咸阳县百姓段义挖地得到两块古玉；绍圣五年正月，永兴军把这件事上报，诏令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的官员考订查验后上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上奏说：“考察所献上的玉玺，它的颜色像蓝色，温润而有光泽；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夀永昌’。背面有五个螭纽，盘纽之间有小孔，用来穿系组绶。又得到一枚玉螭首，玉色洁白如膏，也温润有光泽；背面同样有五个螭纽，盘纽之间也有穿系组绶的小孔，正面没有文字。它与玉玺相合，大小、方圆没有丝毫差别。现在考察玺文，可以知道它是秦玺；它的玉是蓝田玉的颜色，篆书是李斯的小篆；文字是刻出来的，不是凸起的；字形用龙、凤、鸟、鱼的形象加以装饰，是虫、鱼、鸟的文字形体。它的制作崇尚取法古制而不浮华，即使拿今天流传的古书来比较，也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即使是工于篆书、文字巧妙的人，也不能仿造出它的神韵，因此明白它绝不是后世所能制作的。臣等奉诏参与讨论，排斥各家的伪说，以正史为依据作出判断。这方玉玺确实是汉代以前传下来的国宝。【原注：蔡京等排斥各家的伪说而以正史作判断，这一点是对的。但他们的奏章又说：“玺文写‘皇帝夀昌’的，是晋玺；写‘受命于天’的，是后魏玺。”这样一来，写“既夀永昌”的才是秦玺，牵强附会、欺罔蒙混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考察“受天之命，皇帝夀昌”这方玉玺，晋朝得到它，就如同如今得到秦玺一样，怎么能说它是晋玺呢？至于“受命于天，既夀永昌”，这才是秦玺，后来被北魏得到；如今却把它拆分成两方，认为“受命于天”是北魏玺，“既夀永昌”是秦玺，这种当面欺骗实在太过分了。《邵武后录》说：绍圣元年，咸阳县百姓段吉在夏日下雨后，村中立门时，脚陷入地下，得到一方玉玺，方四寸，篆文像凤鸟的形状，写着“受命于天，既夀永昌”。考察玺的记载说：秦始皇最初得到卞氏所献的玉，把它刻成玉玺；元后曾把玉玺投入地中，所以缺了一角；拿来验证，全部相合。只是记载说玉色是黄色，而这方玉却是青苍色；又说玉玺背面还刻有“受天之命，皇帝夀昌”，但实际上没有。主管官员把它奏报朝廷，朝廷议论认为这是祥瑞，于是改年号为元符，并授予段吉官职；直到靖康年间，玉玺被金人取走。】诏令礼部、太常寺考察旧例，奏报朝廷。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说：“考察《国朝会要》，元日、五月初一、冬至都举行大朝会仪式，请求届时只按照礼制接受群臣称贺。”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命宰相章惇书写玉检，诏令词臣撰写乐章，交付太常寺，供举行朝会时使用。

译丁酉日，诏令在传国宝的玉检上题写“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五月戊申朔日，举行朝会礼仪。己酉日，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日，恭敬地到景灵宫谢神。戊午日，在紫宸殿设宴。丙寅日，诏令以绍圣五年六月初一为元符元年。【原注：见《泰陵宝录》。】徽宗即位后，用白玉制作“受命宝”，作为八宝之一，玉玺方四寸有余，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夀永昌”。大观元年十一月，诏令八宝初次制成，可以在正月二十三日以后使用。尚书省说：“受命宝不是平常使用的器物，只有举行封禅时才使用。”这样看来，大观以后，本朝就有绿色和白色两方玉玺了。【原注：见《会要》。谨慎考察徽宗御制《八宝记》说：受命宝使用蓝田玉，制度仿照秦代，不能把它传示给后世、作为后世的训诫；于是参照考核典章制度，创制古制。有献上宝玉的，颜色像切开的脂膏，光气像吐出的彩虹，温润而有光泽，敲击时声音清越；有献上古篆的，形状如龙盘凤舞、鱼跃鸟飞，奇偶相生，纵横安排得当；有献上技艺精巧的工匠的，雕琢出各种形状，像切磋琢磨一样精密，分毫丝缕都清晰可见，却看不出刀凿的痕迹。这四方面都具备以后，于是把它揭示出来刻成玉玺，采用“受命于天，既夀永昌”的文字制作受命宝，方四寸有余。蔡绦说：得到的是秦玺，却没有检上的螭纽，而且玉玺也没有缺角；因此怀疑那一方缺角的玉玺，其缺角部分就是玉检。自从得到玉玺以后，考察验证得非常详细，但皇上仍然只取用它的文字而排斥这方玉玺，不予使用。旧说只说螭龙缺了一角，从来没有说缺角部分是玉检；这又是蔡绦的穿凿附会。不过古今所见的玉玺很少有相同者，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从元符戊寅年到靖康丁未年，大约三十年；从建炎戊申年到嘉定辛巳年，又过了九十四年。“永和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制作的。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夀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书·辛术传》把它的玺文写成“受命于天，既夀永昌”，这是错误的，已经在辨析秦玺时说明了。】后世把它当作传国玺，容易同秦玺混淆，所以现在特意以“永和”命名，意思是它在永和年间传到晋朝，从此名称才显著。它的制度精密，不是当时那些僭伪政权所能制作的。【原注：《晋阳秋》说：玺文是鸟篆，文字凸起，工巧华丽，令人惊叹，与传国玺不同。《隋书·经籍志》说：玺上有螭兽纽相交，五条螭龙盘绕，鸟篆文字凸起。】自洛京失守以后，南北纷争，凡是想假托天命的人都想得到这方玉玺，变诈百出，无所不用其极。【原注：《晋载记》说：冉闵杀死石祗，僭称大号，派使者常祎聘问慕容隽。慕容隽让记室封裕告诉他说：“石祗去年派张举请求援助，说玉玺在襄国，这话可信吗？” 常祎说：“在邺城平定盗寇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玉玺怎么会从那里转到襄国呢？”《载记》又说：冉闵败亡以后，慕容隽想把这件事神化，假称天命已经归于自己，说冉闵的妻子得到玉玺后献给他，号称“奉玺君”；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元玺”。《玉玺谱》又说：元帝渡江以后，几代都没有玉玺，北方人都说司马家的小儿是没有玉玺凭证的天子。有人说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曾经送来三枚玉玺，但不知道那是宇文氏得到的玉玺，并不是中原的玉玺。】晋朝在永和年间虽然得到它，但取得它并不是正当途径。【原注：】《载记》又说：冉闵被擒以后，他的儿子冉智还年幼，蒋干派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响应他们，驻扎在棘津。刘猗到达后，戴施阻止他继续前进，并责问他传国玺在哪里。刘猗回去把这件事告诉蒋干，蒋干犹豫不决。戴施于是派参军何融率领一百名壮士进入邺城，登上三台帮助守城，并欺骗他们说：“现在暂且把玉玺拿出来交给我。凶恶的盗寇还在外面，道路阻塞难通，我也不敢立即把玉玺送走，只能派一个使者骑马飞驰去报告天子。天子听说玉玺已经在我的掌握中，一定会派重兵前来救援。” 蒋干相信了他，于是拿出玉玺交给何融。何融让人带着玉玺飞驰返回。有人说何融是因为得到赏赐才取得玉玺；有人说是戴施用计取得玉玺，于是派何融飞驰返回；又有人说是冉智把玉玺交给何融，而不是蒋干。大体说来，是何融、戴施共同谋划取得玉玺的。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必深入辨析。《晋阳秋》说：“雍州玉玺一事，是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郄恢上表说慕容永称藩，并奉献一方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以盘绕的螭龙为鼻，连同玺鼻高四寸六分，四面有龟甲纹，下面有八个字，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夀昌’。”有人说这是慕容永制作的，但它究竟从何时开始制作，不详。这是错误的。那八个字已经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能抹去。慕容永不过是突然崛起的小人物，创业草率简陋，不久就被慕容垂杀死，怎么能另外自行制作玉玺？此前慕容隽是慕容廆的儿子，父子二人雄踞一方，尚且以没有得到玉玺为耻，只能诈称封冉闵为“奉玺君”，何况慕容永呢？说它的起源不详，实在是毫无根据。】姑且因循史家各家的说法，推究源流而铺叙如下：永嘉五年，王弥攻陷洛阳，得到六方玉玺，送给刘曜；刘曜又送给刘聪，这方玉玺就在其中。【原注：洛阳陷落时，秦玺也应当一并送给刘聪；但秦玺后来不再传授，怀疑是被乱兵遗失了。】刘聪死后，其子刘粲继位；刘粲的大司空靳准发动叛乱，自称大将军，擒获刘粲并杀死了他。等到靳准被乔泰等人杀死后，众人推举靳明为盟主，靳明派卜泰把玉玺献给刘曜。刘曜大喜，对卜泰说：“使朕得到这方神玺而成为帝王的人，就是你。”石勒听说后大怒，增加兵力攻打靳明。刘曜败给石勒后，他的儿子刘熙逃到上邽；石虎攻克上邽，派主簿赵封把玉玺送给石勒。前面所说的六方玉玺，其实只有其中一方是传国玺，其余不过是太子金玺而已。【原注：以上材料杂见于《晋书·载记》。考察天子有六方玉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使用方式各不相同。应劭《汉官仪》和各史都记载得很详细，它们与传国玺同时流传于世。永嘉以后，每当说“传国六玺”，其实是说六方玉玺并不全在，把传国玺也算入其中，总数才是六方。《前凉录》记载，张寔元年，兰池县人赵婴上言说，在青涧中得到一方玉玺，玺纽像钳子，光彩照到水面之外，玺文是“皇帝玺”。《后周书》说：宇文氏因打猎得到三方玉玺，玺文写着“皇帝玺”，这一定是永嘉以后丢失的玉玺。到唐德宗贞元二年，神策军将领温嘉顺还得到一方白玉印，印文是“天子之宝”，也可以作为证明。

译赵封把玉玺送给石勒时，只有一方玉玺，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石勒死后，石虎篡位。石虎死后，他的儿子石世继位；石遵、石鉴、冉闵相继篡位。冉闵被慕容恪擒获后，他的儿子冉智守卫邺城，年纪还小，于是通过他的臣子蒋干把玉玺献给晋朝。【原注：《燕书》说：元玺六年，蒋干派太子詹事刘猗携带传国玺前往晋朝求救。刘猗背着玉玺走了几里路，天空变黄，大雾四面弥漫，无法前进；他改取行玺，才得以离开。这件事荒诞虚妄，完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玉玺送到建业，百官全都庆贺。【原注：见《晋穆帝纪》。】晋朝把玉玺传给宋朝，宋元凶刘劭作乱失败后，传国玺不见了。询问刘劭，他才说玉玺在严道育那里；前去便把它取回。孝武帝即位后，任命蔡兴宗为侍中；蔡兴宗每逢谈论政事得失，都无所顾忌。孝武帝刚举行陵墓祭祀时，曾让蔡兴宗背着玉玺陪同乘车。宋朝末年，谢朏任侍中，兼任秘书监。齐高帝将要接受禅让时，谢朏当日值班，百官都陪位，侍中应当解下玉玺。谢朏假装不知道，说：“是什么公事？” 传诏的人说：“解下玉玺，交给齐王。” 谢朏说：“齐王自己应当有玉玺。”于是拉过枕头躺下。传诏的人害怕了，只好让他称病。谢朏说：“我没有病，有什么可说的？”随即穿着朝服步行从东掖门出去，登上车后仍然回了自己的住宅。这一天，朝廷便任命王俭为侍中，由他解下玉玺。后来武帝请求诛杀谢朏，高帝说：“杀了他，反而成全了他的名声，正应当把他宽容地置于法度之外。”【原注：以上均见《宋书》。】齐朝把玉玺传给梁朝，到简文帝被侯景篡位时，侯景败亡，玉玺不知去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在广陵得到八方玉玺，献给文宣帝；文宣帝把这件事告祭太庙，而这方玉玺就是其中之一。【原注：《辛术传》说：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夀永昌”。推究它的来源，认为是永和年间僧施得到的那方玉玺，由督护何融送到建业，历经宋、齐、梁，到侯景败亡时，侍中赵思齐把玉玺交给侯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又把它送给辛术，辛术再将它进献上去。它的玺文与《晋纪》所载不同，怀疑《辛术传》记错了。如果认为它是晋永和年间的玉玺，而辛术所得到的又是另一方玉玺，只是《辛术传》引用时弄错了，也是一种说法。但永和玺后来确有传承，而辛术所得那方玺，所谓“受命于天，既夀永昌”，在齐、陈交替之际却完全没有传承记录，所以知道《辛术传》所载是错误的。】此外，文宣帝本纪记载献上的是八方玉玺，但《辛术传》只记载传国玺，又不知道其余七方究竟是什么玉玺。此前北齐接受东魏禅让时，确实曾派太尉彭城王元韶等人奉送皇帝玺绶；魏宗室元晖业还骂他们说：“你们连一个老妇人都不如，背着玉玺送给别人，为什么不把它打碎！”这件事见《魏书·景穆十二王传》，由此可知当时的玉玺不止一方。八方玉玺中，也一定有前面所谓的六玺，只是宋、齐两朝传下来的，并不是西晋旧有的六玺。】北齐河清年间制定法令、确定制度，除六玺之外，只有一方传国玺，用白玉制成，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夀昌”，就是这方玉玺。【原注：《隋书·经籍志》记载，北齐的玉玺除传国玺和六玺之外，只有木印；这样看来，辛术、元韶所进献的玉玺已经不能完整保存了。】北齐、西魏都并入北周以后，传国玺才开始与神玺同时流传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得到神玺，因而大赦天下，但没有说神玺的玺文。只有《隋书·经籍志》说神玺、传国玺都是宝物却不使用；神玺表明承受上天之命，传国玺表明承受天命运数，所以神玺的玺文也与天命有关。】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把传国玺改名为受命玺。【原注：见《隋文帝纪》。朝士谈论说：开皇九年平定江南时，得到真正的传国玺，于是把此前得到的玉玺改名为神玺；这又是没有考察事情始末的说法。秦玺在晋永嘉年间失去，后来在北魏太平真君年间稍有出现；永和玺重新归于晋朝，而隋朝已经从北周那里得到它。陈朝怎么会有真正的传国玺呢？说陈朝有梁敬帝近代接受禅让时使用的玉玺，还说得过去。何况西魏、北齐早已有“神玺”之名，显然不是开皇年间才改名的。】隋朝灭亡时，玉玺落入宇文化及手中；宇文化及败亡后，被窦建德得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平定东夏，窦建德的右仆射裴矩奉献八方玉玺，其中确实有受命玺。【原注：宇文化及的事虽见于朝士的谈论，正史却没有完整记载；然而新旧史书在《窦建德传》中都说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那么隋炀帝在宇文化及那里丢失玉玺、宇文化及又在窦建德那里丢失玉玺，事情是清楚的。】唐朝有受命玺，用于封禅祭神，就是前代传下来的那方玉玺。【原注：《新唐书·志》记载，神玺、受命玺之外，只有天子、皇帝六玺，共称八玺；既然说有传国玺和八玺，难道把传国玺算进去后反而成了九玺吗？《志》对八玺记载得很详尽，却唯独没有说传国玺，看来是把受命玺、传国玺误认为两方玉玺了，应当说合传国玺在内共八玺才对。】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又刻制受命玺，玺文是“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这样一来，“受命”这个名称又与传国玺区别开了。武后长寿二年，曾经把“玺”改称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把“宝”改称为“玺”。【原注：这三件事都见《通典》，但本纪没有记载，只是在长寿二年九月乙未日记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把传国宝改称为承天大宝，但“传国”这个名称仍然没有废除。【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在宣政殿把传国受命宝授予皇帝；由此可知，虽然改称承天大宝，旧名称仍未废除。】五代战乱离散以后，这方玉玺就不再存在了。【原注：蔡绦《国史后补》说：本朝创业艰难，各种宝玺多用阶石制成，元丰年间才下诏依照古制制作六玺，虽然已有玉料，却没有完成。《会要》说：唐末六玺亡失，本朝用金鍮铸造；太宗雍熙三年，诏令把天下合同之印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称为“书诏之宝”，都用金铸造。可见玉玺并没有传到本朝。】受命宝最初应当出自传国二玺：一方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夀永昌”，另一方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夀昌”；二者都有“受命”的文字，但当时还没有以“受命”命名。

译隋文帝接受北周禅让后，便拥有东魏、西魏传下来的玉玺，名称并不相同；其中所谓传国玺、玺文为“受天之命，皇帝夀昌”的那方，就是永和玺。它传承得最久，开皇三年才被特别标出并公布，命名为受命玺，于是“受命”这一名称便确立了。隋朝把它传给唐朝，唐太宗却没有把它称为受命玺；贞观十六年，才自行制作一方受命玺，用白玉雕成螭首，玺文是“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这样，隋、唐之际各有一方受命玺，但玺文不同。本朝继承五代之后，两方玉玺都不再存在。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刚即位，中书门下上言：“皇帝受命宝，请把‘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作为玺文。”诏令批准，但没有说明它的形制。【原注：《会要》把“膺”字误作“应”字，而《长编》没有记载；在《宏词类编》中旁见此事，写作“膺”字。虽然不足以作为确证，但历代皇帝都作“恭膺天命之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关官员详细制定封禅仪式，请求把玉牒、玉册都刻上文字并填金，用金涂银绳联结，以玉匣封藏，放入石匮之中；封匣所用的是金泥和粉、乳香调制的材料，盖印用“受命宝”三字，方一寸二分，玺文是“恭膺天命之宝”。这样看来，真宗一朝曾两次制作受命宝。【原注：《会要》说，请求依照旧制另造玉宝，玺文与“受命宝”相同；这样就是八个字完全相同，但《长编》只记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大概是节略文字。当时又制作“天下同文之宝”，用金铸成，用来封石匮。《会要》虽然说到“封匣”“封匮”的宝物，却没有说另外制作，所以记载仍有简略之处。】干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说：“皇帝登位，所有受命宝以及与宝有关的法物，请下令交给文思院、少府监办理。”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令因为宫城失火，重新制作皇帝受命宝；这样看来，仁宗初年也曾制作过两方受命宝。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说：“臣听说大行皇帝的受命宝想要拿来随葬，恐怕不符合先帝恭敬节俭的本意。请把受命宝留给陛下自己珍藏使用，也借此表示有所传付。”诏令检讨官查考、搜寻典故，并命两制和礼官详细议论。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说：“受命宝，就像过去的传国玺一样，应当作为天子世代相传的器物，不应当重新制作。我们现在应当采取省约的办法，以符合先帝恭敬节俭的实际。”后来另行制作了受命宝，但没有采用这项议论。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说：“奉诏篆刻皇帝受命宝，请用‘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作为玺文。”朝廷采纳了。【原注：以上均见《会要》。】由此看来，本朝皇帝即位时都制作受命宝，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玺文。但在真宗以前，还有太祖、太宗两朝；在真宗以后，神宗处于英宗、哲宗之间，而受命宝也没有制作，难道制作或停用也随着时势而变化吗？还是史书遗漏了呢？哲宗得到秦玺后，绍圣五年四月，诏令制作传国玺，玉检上题写“天授传国受命之宝”；这样，哲宗就有两方受命宝，而秦玺是其中之一。徽宗初年也制作受命宝，因袭秦玺的旧制，采用“受命于天，既夀永昌”作为玺文；这样徽宗的受命宝就不再使用“恭膺天命”的旧文了。既制作受命宝，又制作镇国宝以及天子、皇帝的行玺、信玺六宝。大观元年，八宝全部制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令从第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以后开始使用。【原注：镇国宝、受命宝本来是两方宝玺，但《会要》却记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令，在“受命宝”三字上增加“镇国”二字，这就会同镇国宝相混。到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令规定八宝的名称：第一是镇国神宝，第二是受命之宝；这样看来，受命之宝从来没有加“镇国”二字，《会要》为什么把两种记载并列呢？】如今这些玉玺都不存在了。【原注：朱丞相《秀水闲居录》说，靖康年间京城失守，八宝全都被金人劫走了。不过，八宝既然已经丢失，而镇国宝却单独保存下来；它的玺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夀无疆”，又是朱丞相记错了。镇国宝的玺文九字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范围天地”以下十六个字的，叫作定命宝，是朱丞相在维扬见到的那方宝玺。把定命宝也算在内，称为九宝；靖康年间八宝全都丢失，只有定命宝保存下来。蔡绦《国史后补》对九宝记载得非常详细，与《御制八宝记》和《会要》等书互相印证，应当以蔡绦的说法为正确。】我考察玉玺的源流，有一本所谓《云麓漫抄》，是赵彦卫景安所作，我没有见过，怀疑其中还留有未论述的内容。我的考察大致确定后，才在亲戚之间见到这本书；只是书中的说法略有错误，不足以采信。比如秦玺是用什么玉制成的，有人说是和氏璧，有人说是蓝田玉，总应当以一种具体实物作为证明。如今却说秦朝得到和氏所献的玉，命李斯篆书，又诏令工匠孙寿用蓝田玉制作，这是什么道理？汉献帝起初虽然丢失了玉玺，后来又被孙坚得到，再落入袁术手中，徐璆又把它献到许都；如今却说汉献帝出奔时丢失了玉玺，这是什么道理？曹操虽然没有接受汉朝禅让，但他的儿子曹丕确实接受了禅让；玉玺旁边刻着“魏所受汉传国玺”，即使不能确定真伪，也从未说是曹操亲自刻的。如今却说曹操在担任丞相时就先取到了这方玉玺，这是什么道理？晋元帝渡江以后，几代都没有玉玺，北方人因此开始讥讽司马氏是没有玉玺凭证的天子；后来永和年间得到玉玺，君臣相互庆贺，如今却说三国鼎立时已有“假版天子”的说法，这是什么道理？秦朝以前的玉玺只有方一寸，到了秦始皇才把它扩大，制作成受命玺；如今却说它方圆四寸，显然是伪玺，这又是什么道理？像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尽举，这里姑且举出大概，以此自作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