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雪斋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松雪斋集》卷六 元代赵孟頫撰写 杂著 乐原 音乐以音律为根本，音律始于数，最终要由度来校正。度应当依据什么来校正？回答说：要用候气的方法来校正。怎么知道确实如此呢？古代有累黍的方法。黍这种东西，颗粒大小不一，只取其中大小适中的，纵向累积可以，横向累积却不行。因此不能把它作为确定不变的标准。必须选择天地之中的地方，让精通历法的人在那里候气。节气之气相应，音律就准确；音律准确，度量也就准确了。拿它同累黍的方法相比，不是更好吗？音律管的长短，郑氏的方法是不可改变的；因为这正是各律上下相生、又能随着时令变化的原因。声音的清浊，取决于律管的长短；至于管内的空围，则完全相同，并没有大小的差异。前代儒者制定音律时分出大小不同的管，这一点不是我所能理解的。音律不能只是作为孤立的音律存在，单有音律也不能构成音乐，必须施用于声音，音乐才由此产生。音乐施行之后，天地便有所感应，鬼神也来降临，人民因而和睦。所以说：改变风气、移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世道衰败、正道沦丧，音乐流落成低贱乐工的技艺，做士人的更加以此为耻，难道只是因为不把它看作自己的责任吗？然而音乐用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移风易俗，其中不能有丝毫差错。《礼运》说：“五音六律，十二管轮流作为宫音。” 意思是十二律各自作为宫音，而商、角、徵、羽诸音随之而定。仲冬之月，律应黄钟。黄钟作为宫音，那么太蔟就是商音，姑洗就是角音，蕤宾就是变徵，林钟就是徵音，南吕就是羽音，应钟就是变宫。这是自然的道理。把这种关系在十二律中轮转一遍，七音便齐备了；将它施用于乐器，八音便和谐了。以大吕为宫以下，也都是如此。如今的音乐把四个清声混在七音之中，难道不是荒谬吗？黄钟是众律的祖先，宫声是众音之君，二者都尊贵而无可比并。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清声。这是圣人制作音乐的巧妙作用。按照还宫的方法，黄钟均没有清声。以黄钟为宫时，商、角、徵、羽逐渐清越，自然有序，不必使用清声。以大吕为宫时，黄钟就是变宫。还宫的方法是宫音为浊，变宫为清。若在大吕均中以黄钟作变宫，那么变宫反而比宫音浊了，这是以下凌上的开始，怎么可以呢？于是便用黄钟的清声来代替。所谓清声，难道是在十二律之外另有一种清声吗？黄钟管长为四寸又二分之一寸，这就是黄钟的清声。不只是黄钟如此，十二律都有相应的清声。如今却不是这样，四个清声之外便没有其他清声了。如果一定要恢复古制，就应当恢复八个清声。八清不能恢复，却想用还宫法来制作音乐，那么商、角、徵、羽就会压过宫音，臣、民、事、物就会凌越君位。这是导致大乱的道路。琴原 琴，是上古的乐器。说它是上古的乐器，并不是说它保存了上古的形制，而是保存了上古的声音。世道衰微，道术不行，礼制败坏、音乐废弛，只是人们不知道这一点罢了。琴发出的是丝弦之音，没有丝弦便不能鸣响；然而丝弦有缓有急，声音有高有低，没有竹管便无法校正。竹管发出的声音是固定而不变的，所以用它来校正缓急、确定高低。因此，音律有十二均，调琴的方法也有十二种，而世俗却把它们混为一种。黄钟均以一弦为宫、二弦为商、三弦为角、四弦为徵、五弦为羽，六七弦相当于一二弦。大吕、太蔟也是这样。夹钟均以二弦为宫、三弦为商、四弦为角、五弦为徵、一弦为羽，六七弦相当于一二弦。姑洗也是这样。中吕均以三弦为宫、四弦为商、五弦为角、一弦为徵、二弦为羽，六七弦相当于一二弦。蕤宾、林钟也是这样。夷则均以四弦为宫、五弦为商、一弦为角、二弦为徵、三弦为羽，六七弦相当于一二弦。南吕也是这样。无射均以五弦为宫、一弦为商、二弦为角、三弦为徵、四弦为羽，六七弦相当于一二弦。应钟也是这样。所谓‘也是这样’，并不是说完全相同，而是说各弦徽位相应，只是缓急不同罢了。如果都不同，又凭什么校正呢？回答说：用竹管来校正。黄钟均以一弦为宫，吹黄钟管使它与一弦合音，然后琴弦就校正了。从此以下，用大吕管合大吕，用太蔟管合太蔟，没有不校正的。夹钟均以十弦为宫，合音时也没有不同。中吕均以三弦为宫，合音时也没有不同。夷则均以四弦为宫，无射均以五弦为宫，合音时也没有不同。这就是十二均的大概情形。以一弦为宫的，排到五弦就停止了；停止在五弦，是因为五音之外不能再增加。以二弦为宫的，一弦返回而成为羽音，但羽音不能用浊声，所以用六弦代替。以三弦为宫的，一、二弦返回而成为徵、羽音，但徵、羽不能用浊声，所以用六、七弦代替。它的正体并没有超出五弦。之所以有七弦，也是为了让清声返回宫音。至于以四弦为宫，羽音就不足了，岂不是走到尽头了吗？回答说：羽音在三弦七徽以上，用按弦取声的方法求得它，也是清声。这就是琴的大概情形。

译《五柳先生传》论 以功名为志向的人，荣华俸禄不足以动摇他的心；看重道义的人，功名不足以改变他的志虑。为什么呢？身着青色官服、怀揣金印，与扛锄头耕作田野的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志向高凌青云，与侥幸求得一时名利的人，志趣也不同。这就是伯夷在首阳山饿死、鲁仲连想要跳入东海的原因。何况名教的快乐胜过显贵的车服，违背自己的志向所带来的痛苦又超过受冻挨饿呢？看重这个、轻视那个，自然是有道理的。仲尼曾说：‘隐居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志向，施行义道是为了通达自己的道。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却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唉！像五柳先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了。《夷斋说》孟頫过去在京师做官时，认识了田君润之。后来来到济南任职，田君正任山东廉访幕府长官；相交游历已久，田君拿出一卷文章给孟頫看，原来是疎斋卢公所书写的潘君记述夷斋的文章。夷斋，是田君所居室的名称。天下以名命名居室的很多，但田君独自把它命名为‘夷’，这是用来显明他的内心。‘夷’这个字，意思是平易坦荡。老子说：‘大道甚夷’，就是这个意思。田君从少年时起就在御史府任职，从没有倾险、苛俭、刻薄的私心，他把书斋命名为‘夷’，不是很恰当吗？夷与险相对。试着谈谈险，那么夷的意义自然就显现了。天下的险，没有超过水险的。水的险处，有吕梁、滟滪，有长江、有黄河，直到大海，水险达到了极点。然而舟楫已经齐备，人力也已经尽到，那么航行就如同走平地一样；有时至于倾覆，也不过是幸与不幸罢了。至于人心的险恶，又不是水所能比喻的。谈笑之间便生出刀枪，谋划思虑之中便设下机关陷阱；不饮酒却像醉了一样，不服毒却中了毒；意见相同，便亲密得可以割颈相交、如胶似漆；意见不同，便面对面也如同楚越。等到它发展到极点，因为锱铢般的利益、毫厘般的怨愤，使君臣上下乖离、骨肉亲人分离，这种险恶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田君没有这些情形，那么把他的书斋命名为‘夷’，不是很恰当吗？因此我根据田君的心意推演成说，用来颂扬田君的德行，也警戒世间那些险恶的人。《赵郡李氏世谱》李氏属于嬴姓，是帝颛顼的后代。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任尧的大理，用刑法辅助教化。历经虞、夏、商三代，子孙世代掌管他的官职，便以官职为姓。到纣王时，理征字德灵，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不被朝廷容纳；他的妻子陈契和氏与儿子利贞为躲避灾难，逃到伊侯的废墟，吃木子得以保全，于是把‘理’改为‘李’。利贞也娶契和氏，生昌祖，任陈国大夫。五世孙硕，接受周康王在宗周赐予的采地，以苦为食。硕的孙子干字文果，任周朝上御史大夫，娶益寿氏之女婴敷，生耳，字聃，又字伯阳，任柱下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耳自己著书，名为《老子》，其中的言论极其深奥。周道衰微，他向西离去，进入流沙，不知最终到了哪里。他的孙子宗字尊祖，任魏国大夫，世人所称的段干木，就是此人。宗的孙子兑辅佐赵惠文王。惠文王遭遇沙丘之难，兑发兵救援；如果没有兑，赵国几乎不能保全。从兑开始居住在赵郡，成为赵郡李氏的祖先。六世孙昙字贵远，进入秦国任御史大夫，葬在柏人西面。他有四个儿子：崇、辨、昭、玑。崇字伯祐，任秦国陇西守，是陇西李氏的祖先。崇的孙子信字有成，任大将军，灭燕并斩杀燕太子丹，始皇帝称赞他有才能。孙子广任汉朝前将军，匈奴称他为飞将军。十六世孙暠，是西凉武昭王，也是唐朝始祖，追尊为兴圣皇帝，这是其中最为显赫的一支。玑生牧，辅佐赵国，封为武安君，向北击破林胡，开拓土地一千余里，向西击退秦军。始皇帝采用顿弱的计策，对赵国施行反间，赵国杀死了李牧，秦国灭亡了赵国。李牧的弟弟齐居住在中山，尚食监高祛曾向文帝称说他是贤能的将领。李牧的孙子左车仕于陈余，封为广武君。汉大将韩信听说陈余不能采用广武君的策略，才敢从井陉进兵，在泜水上攻击陈余。韩信已经击破陈余后，用千金悬赏寻找广武君，并以师礼侍奉他。曾孙秉字世范，任汉颍川太守，迁居颍川。六世孙脩字伯游，任后汉太尉，生膺字元礼，任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的弟弟张翔任野王令，行为暴虐，杀死孕妇；他害怕李膺，弃官回到京师，藏在张让宅舍的合柱中。李膺率领官吏攻打张翔，将他杀死。李膺生瓌、瓉、瑾。曹操尚未显达时，多次与瓉交游，瓉因而厚待他。他对儿子宣等说：‘孟德是英雄，天下发生动乱，非孟德不能安定。张孟卓、袁本初虽然与我亲近并有旧交，但都不值得依靠。孟卓名超，任广陵太守；本初名绍，任冀州牧。’后来几个儿子果然依靠曹操而免于灾难。等到曹操击破袁绍，李氏全家才返回赵郡。瑾的四世孙楷字雄万，任晋司农丞、治书侍御史。为躲避赵王伦之乱，向北迁到常山。楷有五个儿子：辑、晃、芬、劲、叡。叡字幼黄，任高平太守，居住在巷东，是东祖。劲字少黄，任治书侍御史，与哥哥芬居住在巷西，是西祖。辑字防宗，任高密太守。楷时从赵郡迁到平棘，又从平棘迁到柏人。其子慎、敦，家世一度很衰微。堂叔晃回到赵郡，晃字仲黄，任镇南府长史，合称南祖。李氏的其他宗支分为江夏、辽东、汉中三房，子孙都很兴盛。魏、齐、周、隋四代，多有人任大官。到唐代，官至宰相的有十七人：游道、藩、固言、日知、敬玄、伸、元素、绛、峤、珏、怀远、吉甫、德裕、泌、磎、▯、安期。

译很早就凭功名闻名于世的，是李泌和李吉甫父子。李泌字长源，年轻时仰慕神仙长生之术，隐居华山。天宝之乱时，肃宗派人寻访到他，皇帝与他一同出入军中，指着他说：‘穿黄衣的是圣人，穿白衣的是山人。’后来他相继辅佐代宗、德宗，在艰难之际接受使命，使唐室重新建立，国家由危转安，大体都是李泌的功劳。他共事的又是李辅国、卢杞一类的人，却能凭智慧自我保全，所以君子把李泌比作张子房。李吉甫这一支出自西祖。其子隆字太彝，任后魏阜城令。六世孙祖威任唐仓部郎中，生思行，任嘉州刺史。孙子栖筠任工部侍郎，关中旧来依靠郑国渠、白渠两条渠道灌溉田地，但豪强权贵堵塞上游，夺取水碾之利，竟有近百处，夺去了农田灌溉用水的十分之七。栖筠上奏将它们毁掉，每年增加租税二百万。平卢行军司马许杲将要带着溃兵渡江向东，企图作乱，朝廷任命栖筠为浙西观察使，许杲害怕而逃走。后来任御史大夫，元载窃取国柄，横暴至极。代宗倚重栖筠，派他谋划除掉元载；栖筠见皇帝受到牵制，不能及时决断，忧愤而死。他的儿子吉甫字弘宪，从代宗时起，朝廷姑息藩镇，有些藩镇终身不改换驻地。李吉甫任宰相期间，一年之内更换了三十六个藩镇。刘辟在蜀地反叛，李锜在吴地反叛，朝廷采用吉甫的计策，最终斩杀了刘辟和李锜。他常常对宪宗说：‘藩镇不奉诏命，朝廷就没有尊严；讨伐叛逆的谋划应当及时决定。’李逢吉阻挠他的功劳，内心十分怨恨他。到吴元济擅自立国时，吉甫主动请求到淮西招降他；他若不服从，就一定把他俘来献上。恰逢突然得病去世。吉甫长于政事，所推举的多是贤能的士大夫，各尽其职。元和年间的治理，比起贞观、开元，大概差不多了。吉甫生德裕，字文饶，努力学习，才华卓异，有大节操，尤其擅长写文章。徐州王智兴欺骗天子，说要筑坛度僧，以此为国家求大福；德裕任御史中丞时，上奏说江淮之间失去男子六十万人，这不是小变故，诏令于是停止此事。后来调任剑南节度使，修建筹边楼，把南道与蛮人往来的山川画在左边，把西道与吐蕃往来的山川画在右边。各部落人数多少、粮饷运输路途远近以及道路曲折，全都具备；又召集熟悉边事的人共同推测敌人的虚实，全部了解清楚。他请求让安定人制造铠甲，解州人制造弓，杭州人制造弩，务必使武器锋利；每二百户抽一人训练作战，平时则务农，紧急时则当兵，分为十一军，号称雄边军。武宗即位，召回德裕任宰相。唐朝自中期以来屡屡困扰于西戎、党项、回鹘、吐蕃，各方相继杀乱边境；德裕凭借计策一一应对，使他们的势力收缩，不敢酿成大变。当时唐军屡次获胜，靠近黄河的将领都心怀恐惧，不敢行动。武宗的治理，被称为中兴。宋朝盛时，属于赵郡李氏而显达的，有昉字明远，是饶阳人。周朝时任开封尹，宋太祖时被贬为道州司马，又贬为延州别驾；他经营生计，准备终老。太祖派使者召他，过了很久他才到。太祖远远看见昉，十分高兴，说：‘赵普没有胡乱推荐人。’昉再次任宰相，持重而知大体，曾举荐王旦，说他一定能成为太平宰相，后来果然如他所言。沆字太初，是临洺人。辅佐真宗时，每天把各地水灾、旱灾、盗贼等事上奏。王旦参知政事，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扰皇上。沆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民间艰难；否则年轻气盛，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兴起营造宫室、整治兵甲、祷告祭祀等事情。我年老，看不到那一天了；那将是您日后的忧患。’大中祥符年间，丁谓等人拿天书迷惑皇帝，大肆营造宫室，耗费钱财数以万万计。王旦想进谏时，自己已经参与其中；想离职时，皇上又待他优厚，不忍离去，因此对此深以为恨。寇莱公推荐丁谓，沆不肯任用。寇准愤怒地说：‘丁谓的才能不值得任用吗？我的话不值得听吗？’沆说：‘丁谓不能让他处在人上。’寇准说：‘难道可以让他处在人下吗？’沆叹息说：‘您一定会后悔的。’丁谓任宰相后果然排挤了寇莱公，所以世人称沆为圣相。迪字复古，是濮阳人。考中进士第一名，与王曾一同任宰相，对国家大政多有匡正。昉这一支传说是德裕的次子，是比部员外郎浑的后代，居住在饶阳五公里。金朝末年，后裔成因躲避战乱迁居博陵，葬祖父于博陵西北。战乱严重时，又迁往河南；很久以后重新回到河北，居住在瀛州的参户，后来也成为参户人。生谦、荣、瑄三人。谦字仲默，生信德；信生逊、遯、迁、遹、德；德生造、达、适、遐。荣字茂之，勤于谋生，能够把余财拿出来施与别人，乡里称他为长者。生秀，世英；秀字子实，才华很高，幼年丧父，因善于侍奉母亲而闻名。原文‘嗛口之食’等字句疑有讹误；大意是说，粗淡的食物、合身的衣服，只要不需要便不预备，等到需要以后才置办；他的母亲也对此十分安适，于是他不忍离开母亲去做官。他严格教育子弟，以身作则，所以子弟都努力学习，使自己达到成人的标准。饶阳这一支的后代，几乎到这里又重新兴盛起来。迪字光道，任大元吏部郎中，以才能闻名。生逸，通世；英字仲杰，生逖、述。逖任汉阴主簿，生植；述任太子洗马。瑄生义，义居仁；仁生某，居仁生道，道生高丽。吴兴赵孟頫说：‘我在太史氏任职时认识光道，他嘱托我为他的世家作序，于是我上溯下考，考得他的世系如上，再按次序叙述出来。’李氏中出自赵郡的一支，流传了两千多年，显达的人数不胜数，大概都是皋陶功业的遗泽。如今光道贤能而且能够任官，祖父辈也都有积累的德行，他的后代应当会更加兴盛。序 《书今古文集注序》《诗》《书》《礼》《乐》《春秋》都是孔子删定、删削而成的经典，后世尊奉它们为经，因为它们是天下的大经。秦朝焚书之后，《乐》终于不再保存；《诗》《书》《礼》《春秋》自汉代以来，诸儒有意恢复古制，殷勤搜集整理，却有作伪的人出现。学者没有察觉，把伪书尊为真书，使它们得以并行流传，以出售欺骗，这就是所谓《尚书》古文。唉！《书》作为一部书，二帝三王的道理都在其中；不幸的是，它在不幸之中亡失，幸而还有保存下来的，难道忍心让伪书混杂其中吗？又幸而察觉了它是伪书，难道忍心不加以说明，使天下后世永远受它欺骗吗？所以我把今文、古文分别编排，作了集注。唉！这些话可以对明白的人说，却难以对世俗之人讲。我担心这部书写成以后，知道它的人少，而不知道的人多。过去扬子云作《法言》，当时没有人理解，说后世有扬子云，一定会喜爱它。哪里知道当今世上没有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呢？

译《印史序》我曾经看近世士大夫的书画印章，几乎全都以新奇相互夸耀：鼎、彝、壶、爵的形制，迁就于对偶文字的安排，水、月、木、石、花、鸟的图像，几乎没有不把剩余的巧思用尽的。那些不同于流俗、想要符合古意的，一百件中没有两三件。有一天，程仪父拿《宝章集古二编》给我看，里面是古代印文，并且全都用印章印在纸上，可以相信而不是虚妄。我于是借来带回家，选取其中最古雅的，共摹得三百四十枚，并且修订其中考证性的文字，编成《印史》。汉魏以来典雅质朴的古法意味，大概可以依稀看见了。把它告诉喜爱古物的人，固然应当合乎他们的心意；但让喜爱奇巧的人看见，难道也会改变旧弦以求得正确的声音、改换道路以走上正道吗？《赠赵虞卿序》平阳人赵虞卿跟随哥哥来到吴兴，哥哥死在任所，虞卿于是留下没有离开。他住在冷清的旅舍里，没有一筐粮食的储备，只吃豆饭和腌菜，穿粗布破旧而污的衣服，却处之泰然，没有无穷忧愁的神色。有人馈赠他东西，他也欣然接受，从不拒绝。遇到别人有所不足，他总是向人求取，并不吝惜情面。看他这个人，神情淡然，仿佛无所作为；听他说话，却深邃得合乎道。至于他的棋艺，又通晓天下善弈者的本领。别人不知道时，他从不自夸；别人知道了，他也从不自矜。我料想他心中有所领悟，所以外界事物不足以牵累他。唉！人的忧患在于没有所得；即使有所获得，即使拥有千金的财富、驷马的显贵，也好像将要被它们玷污。虞卿难道肯用这些去交换那些吗？孔子说：‘志向在道，依据于德，依靠于仁，游憩于六艺。’像虞卿这样的人，就是所谓游于艺而志在道的人吗？虞卿居住吴兴已久，我这一同道中的士人，往往与他交游。于是大家共同作诗赠给他，而赵孟頫又为此作序。《送吴幼清南还序》士人年少时在家学习，大概也是希望将来出仕，把所学用于国家，使圣贤的恩泽充分地施及天下，这本是求学者的初心。然而他们往往长期滞留、困顿不得志，甘心生活在草野山林之间，直到老死也不后悔，难道不是畏惧天命、悲悯人的困穷吗？如果真能退下来反省自己的学问，在当时究竟有用还是无用？能够实行还是不能实行？那么我进退出处的打算就会清楚地确定在心中，也不是徒然这样忙碌奔波。近年以来，天子派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贤才，共同谋划治理的功业，侍御史程公也在使者行列中。程公想要解除天子渴求贤才的心情，找到临川人吴君澄，与他一同回来。吴君博学多识，经学明达而品行修洁，通晓时势而知道事务，确实符合这次举荐的要求。我也滥竽充数在被举荐者之中。到了京师，吴君忽然萌生归意，说：‘我的学问没有用处，迂阔而不能实行。’他作了陶渊明诗一首、朱子诗两首，便回去了。吴君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以我的无能，比起吴君来何止差百倍？吴君尚且离去，那么我应当怎么办呢？我的乡里有敖君善，是我的老师。他说：‘钱选舜举、萧和子中、张复亨刚父、陈慤信仲、姚式子敬、陈康祖无逸，都是我的朋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二章〕 我留在自己的乡里，与这几个人交游，放情于山水之间，在名教之中获得快乐；读书、弹琴，足以自我娱乐，哪里知道造物主不会舍弃我呢？而我难道是有用的人吗？吴君将要启程，有一天对我说：‘我将回去游历江浙，寻访你的朋友。’我已经把所作的三首诗写下来赠他送行，又列出我的师友姓名，让吴君见到他们时替我转达心意。到杭州后，他将见到戴表元率初，他是鄞县人；还会见到邓文原善之，他是蜀人，也是我的朋友。也请他把我的心意传达给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送凌德庸赴淮东宪幕序》世人所说的大丈夫，大多盛气凌人、夸夸其谈、骄傲放肆，常常轻视一个普通士人。至于一个普通士人，遇到仁义之事便当仁不让，奋然仗义，与人争论是非，不肯碌碌无为、苟且安止，这也不是世人所谓的大丈夫能够做到的。凌君德庸与我同乡，又同年出生；今年春天在都城相遇，握手谈笑，仿佛有深厚的旧交。大概走千里路的人遇到相似的人尚且高兴，何况是同乡同年的人呢？然而我与凌君相投合的原因，又不止于此。我听说凌君过去在建昌任司狱，有囚犯受到冤屈，他都为之平反；即使这会使他与上官抗争，他也一点不徇私迁就。府中的属吏固然不用说，甚至与察司反复辩难，也没有曲意逢迎、依附阿谀的话。凌君地位很低，又没有权要援助，容貌也不能打动人，世人所谓的大丈夫常常因此轻视他。哪里知道凌君自处时并不卑下呢？凌君所凭借的，不过是用我们的正确驳斥他们的错误罢了：他们凭借财富，我凭借仁德；他们凭借爵位，我凭借道义。这难道是空话吗？如今凌君进入淮东宪司幕府，也大致可以施展自己的志向了。用过密的网捕尽水中鱼，盛世不应这样做；罗织深文、苛刻察验，也不是君子所为。假使使官吏不能凭借贿赂行私，不敢用虚报漏报欺骗公家，那么淮东百姓确实会受到圣上宽仁的恩泽。难道这只是我个人的期望吗？如果能使世人所谓的大丈夫知道，一个普通士人所坚守的原则竟是这样，是非难道可以轻易改变吗？这不是很伟大吗？在他出行之际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凌君或许会有所取法。《第一山人文集序》宋朝通过科举选取士人，士人想在世上得到任用，就不得不由科举入仕。因此父亲告诫儿子、哥哥教导弟弟，从幼年到成年，不是应试文章便不学习，完全只是为了符合主管考试官的要求罢了。宋朝末年，文风大坏，研究经学的人不把违背经书规范看作错误，反而把立说奇险当作高明；作赋的人不把破碎纤靡看作怪异，反而把拼缀新巧当作所得。主管考试的人据此取士，文章也随之应试而变化，到了这种地步便彻底完了。沉溺于科举习气的人说：‘大儒欧阳修、苏轼，伟大的儒者程颢、程颐、朱熹，都凭这个显达；士人舍弃这个还要学什么？’这话不对。欧阳修、苏轼、程颢、程颐、朱熹，他们当初是凭科举进身的；但他们名传后世，难道在于科举吗？王君壮猷从弱冠起，作赋的声名便传遍考场，考取乡试举人如同拾取草芥。不只是王君认为功名唾手可得，当时的士人又有谁不期待他考中高等科第呢？近来科举已经废止，王君发挥胸中的积蓄，写成诗文，编成几部大书。有空时携来拜访我，请我为它作序。我读了一两遍，文章不苟且创作，文字不随便安置，意旨深厚而气势正直，涵泳于《书》《易》，出入于《楚辞》和《文选》，应当可以闻名当世、流传后世，并不是为了侥幸通过科举、迎合主管考试官而写的文章。不是从流俗中超拔出来的人，能够这样吗？我既然作了这番议论，于是写下来作为王君文集的序。王君名方叔，字壮猷；他的先世从盱眙迁到吴兴，所以推究他的来处，把他的文集题名为《第一山人文集》。

译《陈子振诗序》我的朋友邓善之、张仲实、陈无逸，都是英俊爽朗之士，他们的言语文章足以称雄一时，我很喜爱并敬重他们。有一天我同时收到三个人的书信，他们都说：‘吴中陈子振，是位优秀的士人，尤其擅长写诗。’现在他将来请求我为他作序。我长久闭门不出，听说有诗人来访，十分高兴，急忙出来恭敬地迎接陈君。陈君从袖中取出他所作的诗文，说是《壮游集》八卷。我更加高兴，赶紧取来读了几篇。陈君确实能作诗，只是我还不明白他把诗集命名为‘壮游’的意思。难道是因为陈君南行到越地，北上燕赵，东游齐鲁，西走秦晋；天下的名山大川，如岱山、华山、太行山、江淮、黄河、大海，都曾经遍览其形势、窥探其奥秘，所以用这个名字吗？然而读完整部诗集，他所到的地方不过是吴中几个郡罢了。陈君是吴人，游历没有出吴地，却把诗集命名为‘壮游’，我十分困惑，思索却得不到解释，于是拿这个问题询问陈君。陈君说：‘游历哪里有远近之分呢？只看胸怀是否豪壮罢了。’等到读到陈君的自序，其中有句话说：‘不喜欢追随、蹈袭前人的法则。’唉！像这样的人，即使我也认为他的胸怀豪壮；那么游历何必一定要广远呢？古代作序的人，都是说明作者作书的用意，所以我根据他的集名为他作序。至于诗文中优美可观的地方，应当由读者自己领会，不需要我再多说。多说而加以赞美，我担心这不是作序的方法。集子中又有一首赠叶文炳的诗说：‘墨妙当今亚子昂。’我不认识叶文炳，假使叶君擅长书法，应当可以追配古人；我的书法在世上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却这样说呢？我十分惭愧，请陈君把这句删掉。《薛昂夫诗集序》唉！我看薛昂夫的诗，确实相信学问能够改变人的气质。昂夫本是西戎贵族，穿毡裘、吃酥酪，随着水草迁徙，驰马射猎，吃饱肉食而勇猛果决，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风俗。然而昂夫却从事笔砚，读书作文，成为儒生，发而为诗；他的乐府都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有些地方甚至是世代读儒书的人也比不上的，这实在奇异。昂夫曾经在须溪先生门下行弟子礼，他从须溪那里得到的东西，应当不止这些；只是我所看到的，是他的词章罢了。词章对于世间并非没有益处，因为今天的诗仍然就是古代的诗。如果完全没有补益，圣人为什么要取用它呢？由此可以观察民风，可以观察世道，可以认识人，也可以更多地认识草木鸟兽的名称，其内容是如此广博。唉！我读昂夫的诗，知道通过问学改变气质并非虚妄。将来昂夫的学问日益深厚、德行日益增进，道义的滋味深沉地显现在词章之间，那么我对他的喜爱和敬重，难道还会止于今天吗？《左丞郝公注〈唐诗鼓吹〉序》‘鼓吹’是什么？是军乐。选编唐诗却用这个名称，为什么呢？拿音乐来作比喻，它大概就像鼓吹乐吧？遗山先生的用意是深的。中书左丞郝公，在遗山先生健在时，曾经在他门下学习；他亲自从遗山指点传授中得到的东西，大概不只在诗歌方面。郝公凭借经世济民的才能坐在朝廷之上，又凭借布衣时的学问研究文字。他发挥自己博学广识的余力，探究隐微、发明深奥之处，人人的情况、每句诗都为之传释。有的诗意在言外，有的典故出自异书，他全都取来附录说明。使诵读唐诗的人了解诗人，认识典故事物的人通晓诗句意义，阅读诗句的人看见它的归旨。这样以后，唐人的精神性情才没有隐藏逃遁之处。唉！唐人的诗已经很美了；若不是遗山先生，不能有选择取舍的精工，遗山的用意真是深；若不是郝公，也不能发明比兴寄托的深意。世上学习诗歌的人，如果由此加以考察、寻绎、体会并充分涵泳，那么他们所作的诗，将会像宫商之音一样幽微可辨，像金石一样铿锵，进一步成为诗中的《韶》《濩》了。这正是郝公惠及后学的心意，也正是遗山编纂这部书的初衷吗？郝公命我作序，我不敢推辞，谨把大意写在这里。《皇朝字语观澜纲目序》我曾读《北史》，看到当时的豪门大族和贵种都以精通译语相互夸耀；其中虽不时出现一两句译语，却遗憾没有文字流传，不知道当时究竟是怎样说的。大概译语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即使想传下来，又怎么能够呢？本朝统一天下以后，才开始创制一代的文字体系，以文字寄托声音，以声音形成字形，用来通达译语，没有什么不能互通的，这大概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古婺人王伯达深刻理解其中的义理，编成这部书，把曲折微妙之处都阐发尽了，他也真是善于言语的良师。古人说：‘道路没有远到不能到达的，义理没有微小到不能贯通的。’对于这部书，我也这样认为。《送田师孟知河中府序》我读《汉史》直到《循吏传》，看到古代循吏所施行的政事和教化所感召的效果，能够使蝗虫不进入境内，使老虎渡过黄河离去，百姓甚至称他们为父母。唉，怎样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这样的称誉呢？三代以前还没有设置郡县，也没有‘循吏’这个名称。自汉代以来，士大夫中的贤者，如果不能得到一郡一邑而任守令，政事就不能显现于世，德泽不能施及百姓，又怎么能列名史官，使循良之名长久流传呢？我的朋友田侯师孟，出身儒家，二十岁时入朝做官，至今将近三十年。像铨选、财用、刑名等国家急务，没有不周知、练达的；而且他又从未有一天废弃读书，所以对于经史百家都能深入了解其义，不同于流俗。朝廷按次序升迁官员，他得以出任知河中府。有人说，像田侯这样的人，应当让他位居朝廷，发挥所学，向上成为朝廷的仪表，施展所长，也足以补益清明之世。我说不是这样。凭师孟的才干和贤德，能够得到一座城来治理，向下宣布圣天子的德泽，使它施及百姓，那么古代的循吏就会在今天重新出现。河中是古代的蒲阪，舜曾在那里建都，那里还保存着有虞氏的遗风；百姓淳朴，政务简约，也是师孟所乐意的。一旦圣明的天子选拔天下治理成绩最好的人而重用他，一定会从河中开始。临行之际，群公作诗赠送他，而孟頫为他作序。侯名衍，师孟是他的字。

译《刘孟质文集序》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理的。自六经以来，哪一篇不是如此？端正的文章自然端正，奇特的文章自然奇特，都是随着所要发明的内容而合乎道理，并不是故意制造平易、险怪的区别。后世作文的人不考虑这一点，开始把夸耀铺陈当作丰富，把轻捷剽疾当作痛快，把诙谐怪诞当作游戏，把刻意雕琢当作工巧，于是离道理越来越远。所以我曾说，学习写文章的人都应当以六经为老师，舍弃六经就没有老师了。江右刘君年纪正盛，气势充沛，作诗文数百篇，锋芒几乎不可抵挡。然而我私下思量，刘君的才力过于充沛，似乎有些本来不必写的也写了。六经的文章，在一部经书之中，一章也不能少，一句一字也不能缺，谨严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能树立为千万年世人的经典。我年老多病，荒废学业，刘君不认为我无能，曾两次来向我请教，我不敢不诚实地告诉他。刘君如果认为我的话正确，那么就一概以经书为法则，以义理为根本：非写不可的才写，不可不写的不要遗漏，不可写的不要写，不要有多余。这样将来应当可以追配古人，难道只是在屈原、贾谊的阵地上较量，压过曹植、刘桢的墙垣罢了？《南山樵吟序》《南山樵吟》，是吴君仲仁所作的诗。诗存在于天地之间，比其他文章最难写好。因为今天的诗虽然不是古代的诗，但六义不能全部废弃。由此推论，今天的诗仍然就是古代的诗。鸟兽草木，都可以寄托兴致；风云月露，也不只是吟咏物象。何况从古到今，各有名家：有的以清淡著称，有的以雄深闻名，有的崇尚古朴奇怪，有的看重华丽缜密，有的在长篇中舒展从容，有的在短韵中收束凝练，不能一一列举。而人的好恶各不相同，想凭一个人的创作来求得与众人相合，难道不是确实很难写好吗？一定要天赋才华，又充实自己的学问，然后才能尽到诗歌的道理。吴君年纪正盛、资质敏捷，不因家事废弃学业，所以他的诗清新秀婉，保有唐人的遗风。这就是我深深嗟叹、再三感慨，喜爱得不能停止的原因。山谷道人说：‘以《国风》《雅》《颂》为根本，以《离骚》《九歌》加以深厚，这是作诗的好方法。’我既然为《樵吟》作序，又把这句话告诉吴君，是为了激励他。吴君名寿民，仲仁是他的字，南山是他的自号。《古今历代启蒙序》金陵王君元鼎取三皇五帝以来的事迹，编成四言句，又使文字押韵，想用来教育童蒙，使他们诵读学习，了解古今；他带来给我看，请我作序。古时候八岁进入小学，十岁学习文字、计算、射御等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二十岁行冠礼，才开始学习礼；从这以后广博地学习，并不专门教他们，也从未用了解古今来要求儿童。后世希望子弟早日成才，认为在应对之间不知道古今便是可耻，所以做老师的也必定以此迎合求学者的父兄。大概从唐代李瀚已有《蒙求》开始，像《蒙求》一类的书有十多种，都没有流行于世，唯独《蒙求》还有人诵习，实在是因为《蒙求》的文辞意义明白易诵吗？然而这些书都不如王君所编的包括古今、详备治乱，也不违背先儒关于小学的议论，不能说没有补益。不过我快速读了一遍，仍然认为其中事迹繁多，有些不是儿童能够全都掌握的，即使成年人也可以阅读，把它作为历代史书的纲要。王君用心如此，不是已经很勤劳了吗？我恭敬地题写在书卷的开头，归还给他。《玄武启圣记序》《易》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是数的开始；水，是万物开始成形的根源。生数为奇数，成数为偶数。在方位上属于北方；北，就是背。北方象征人的背，所以北极从地面看最高。并且‘北’字的构形，就是从两个人相背而来。阳气到冬至停止，又从冬至重新生发。在卦中属于坎卦。‘水’字的构形像坎卦。水向东西分流，在乾坤的四德中属于贞；贞就是端正而坚固。这里有两层意义，《太玄》仿照《易》，把贞说成‘罔冥’，也有两层意义。在天上，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排列在北方，成形为玄武。玄武就是龟蛇。青龙、白虎、朱雀各是一种动物，唯独玄武是两种动物。不称它为龟蛇，而称为玄武，是因为玄色是红中带黑，龟蛇正是这样；它们有鳞甲，也象征武。玄武之神，最初在宋真宗时降临，后来祠庙遍布天下。大元的兴起，实际开始于北方。北方的气运将要兴盛，所以北方之神先行降临，以此作为征兆。上天已经作出告示了。武当山在西南方，巍峨高大，玄武神依居于此。他身穿黑衣，披散头发，手持宝剑，脚踏龟蛇。人们常常能够看见他，直到今天仍是这样。五龙观主张君洞渊笃信道教，意志坚强，奋发自立而不屈服。皇太后听说后召见他。当时京师大旱，从去年九月一直不下雨，到四月仍然如此，天子为此忧虑。皇太后派人带着香，跟随张君祈祷。张君预先说下雨的日期和时辰，后来果然应验；大雨连续下了几天才停止，远近之地都得到充分滋润。皇太后厚重地赏赐他，他把赏赐全部分给徒弟们，不把一文钱留给自己。他的行为如此，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难怪神灵会护佑他。张君拿着刊刻的《启圣记》，请我作序。我于是把听闻的事情诵述一遍，写在这里。《清权斋内稿序》清权子居住在山林之中，却不忘世事，所以混迹于人事之间而不被尘俗所累。他戴一顶草帽，穿一件布衣，逍遥于天地之间，傲然俯视景物之外。他的歌声清越响亮，仿佛从金石中发出。古人所说的那些奇崛怪异、卓然不群之士，我是何等幸运，竟能听到他的言论、诵读他的著作啊！古代善于著述的人，距今已有千年，或数百年，都无法亲眼见到他们。所能依赖来流传的，只有书罢了。既然如此，我虽然没有机会同清权子交谈，却本来已经凭借他的书了解了他的为人。也不知是否有人会因我的话而了解清权子的心志呢？清权子名叫石翁，姓黄，清权是他的自号。

译《叶氏经疑》序 大凡读书，不可能没有疑问；读书却毫无疑问，大概是因为心中没有得到什么。没有所得就没有思考；既然不思考，又有什么疑问呢？这正是读书的大弊病。善于读书的人，一定会竭尽心思：一个字不通，就不放弃而设法求通；一句话不通，就不放弃而设法求通；一章不通，就不放弃而设法求通；一篇不通，也这样反复求通。这样思考深了，思考深了就必然会产生疑问。因这些疑问而竭尽心思，那么就会有所收获。凡是书都如此，经书尤其如此。为什么呢？六经流传得最早，传承久了便产生讹误。凭今人的臆测去推度古人，我看是做不到的。这样说来，疑问多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通川叶君终身研究六经，把所有疑问汇集成一编。他所提出的疑问有深有浅，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容易解释清楚的；但他之所以产生这些疑问，足以看出叶君在经书上所下的功夫，不是浮泛的口耳之学可以同日而语的。叶君因为我曾经从事这方面的学问，不远千里来求我作序，所以我把他为什么产生这些疑问写在这里，读者应当详细阅读它。《阙里谱系》序 鲁国孔君文升写信给我，拿《阙里谱系》给我看，请我为它作序。他还自己叙述家世说：“文升的十二世祖讳桧，后唐同光年间避乱，从阙里来到温州平阳居住。桧生奕，奕生源源，源源生实，实生丽水县丞会，会生防，防生平，平生达，达生公志。公志生处州司户参军师古。师古生炳，炳生贵敬。贵敬生潼，潼的孙子就是文升的皇考。于是开始在杭州安家。宋德祐末年，任职教于建康。当时元军大举渡江，道路阻塞，无法南行，于是又在这里安家。至元廿八年，因公务前往大都，途中在临清去世。文升忍住悲痛，扶柩归葬建康，而几个孤儿中年长的才十岁，年幼的还没有断奶。想到家境贫困、子女众多，不能再回温州。后来又娶妻于溧阳，带着几个孤儿投奔外家居住，于是成了溧阳人。我私下害怕时间久了忘记自己的来历，所以急切地把编修谱系作为要务。”我曾经说过，人的姓氏起初都是同一个源头。到了末流后裔，往往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这是由于年代久远、迁徙无常，并且文献不足以考证。如今孔君从曲阜迁到温州，又从温州迁到建康，再从建康迁到溧阳，总共迁徙三次了。孔君看待温州的族人，已经如同温州人看待曲阜的族人一样了。数代以后，距离越来越远，关系也越来越疏，编修谱系怎么能够拖延呢？孔子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说出来，但杞国的后代不足以作证。殷代的礼，我能够说出来，但宋国的后代不足以作证。那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孔君品行清正，勤奋好学，所以能够继承祖先的志向，编纂家谱，使后世子孙知道本支的传承，历久而不忘。礼，是用来教导民众不忘记自己由何处生出的。君子说，孔君在这件事上可算是懂得礼了。谨按：从先圣到平阳府君，共四十二世；到文升，共五十四世。从今以后，子子孙孙继承先世的志向，勤勤恳恳地把修谱系当作要事，即使百代以后也能够知道自己的世系。年代虽久，迁徙虽无常，又何必担心长久以后会忘记呢？孔君字退之，现在任浙西廉访掾。《高惟正〈吴山纪实诗〉序》吴地僧人亢拙同我交游三十年。有一天，他从吴地经过我这里，拿临邛高文度、字惟正所作的诗给我看，并且说：‘我的乡里有个丁景仁，从小跟随高惟正学习。惟正去世后，景仁哀悼老师一生未能成就，直到去世也不忘。他寻求老师的遗稿，得到诗一百篇，刊刻在木版上，使它流传于世。’我听后很赞赏这件事。自从师生之道废弛以来，世上的求学者起初没有不曾有老师的，等到自己稍有成就，便把老师视为忌讳；这还不只是老师死后便背弃他而已。何况高君一生困穷，活着时没有资财可凭，死时也没有寿享，又没有子孙来继承他的后人。景仁拳拳不忘老师私下传授的恩德，一定要使老师的名声借这部诗集而流传不朽，真是忠厚到了极点。由此推想，他在人伦关系上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深深赞赏他，替他作这篇序。至于高君的诗，清新俊秀、奇特高雅，我的朋友龚子敬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景仁名应荣，是济阳人，现在居住在吴地。《松雪斋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松雪斋集》卷七 元赵孟頫撰 记 《吴兴山水清远图》记 古人曾说：‘吴兴的山水清幽深远，若不是那种悠然独往、内心有所涵养的人，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南来的水，发源于天目山南面，流到城南约三里处，汇成玉湖，水面浩荡，约有百顷。玉湖上面有座山，山势平圆高耸，形状像车盖，叫作车盖山。从车盖山向西，山势更加高峻，叫作道场山。从这里往前，山峦奔腾相接，实在无法全部描绘。它北面的小山平缓绵延，叫作岘山。山上多石，草木稀疏瘦弱，像牛毛一样。各座山都临近水边，道路环绕山麓，远望只见草木沿着山势分布。湖心有巨石堆积，坡势起伏，石块嶙峋，芦苇丛生；它不因水面的涨落而改变高低，所以叫浮玉。浮玉山南面有两座高低参差的小峰，叫上钓鱼山、下钓鱼山。再往南有一座长山，叫长山，横跨湖面向东延伸；与车盖山相对峙的，叫上河口山、下河口山。再向东有四座小山，横向看去分散而不相连，纵向看去却连接得像鱼鳞排列，叫沈长山、西余山、蜀山、乌山。再往东北叫毗山，远处树木迷蒙，山的中央突起，像倒扣的锅。玉湖的水向北流入城中，在城东北与苕水汇合，又向北向东流入震泽。春秋佳日，乘小船逆流而上，城南众山环绕四周，像翠玉雕琢而成，空浮在水面上，随着船只上下起伏。洞庭湖中的群山苍翠可见，这就是其中最清幽深远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