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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提要 《筼窻集》十卷　　　　别集类三【宋】臣等谨慎考察：《筼窻集》十卷，是宋代陈耆卿所撰。陈耆卿另有《赤城志》，已经著录。考察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说：叶适提拔后进，因为自己的文章还没有找到可以传承的人，晚年得到陈耆卿，便倾心托付给他，但士人舆论仍未完全认可。叶适曾举苏轼《太息》一篇为证，说将来终究会有公论。后来不过十几年，世上的文章日益衰落，而陈耆卿卓然成为学者所尊奉的人。又说：陈耆卿的四六文，理趣深厚而光彩长久，以文人的笔墨辞藻建立儒者的典范，和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合为一家，叶适深为叹赏。拿叶适所作《陈耆卿集序》中的极力称许来核对，可知吴子良所说并非虚妄。谢铎《赤城新志》也称赞他的文章境界十分广大，而步调法度又非常准确。只有车若水为陈耆卿弟子所作的《脚气集》说：我登门拜陈筼窻先生为师时，刚过二十岁；荆溪吴名辅【按：名辅就是子良的字】早先跟从筼窻，已经考中科举。我们一起创作新式古文，每写出一篇，便互相吹捧，认为文章很有格调，拿回去呈给先祖。先祖却不高兴，心里私下认为先祖已经八十多岁，一定是老朽昏拙，不懂文章；只会顾头顾尾，有间架有结构，而且造语俊逸爽利，都同老朽不相合。后来先祖和筼窻都相继去世，我才开始想到，六经不是这样的，韩愈的文章不是这样的，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也不是这样的，这才知道先前的看法错了，如此等等。他的议论独特。如今看这部集子，虽然处在南渡以后文风衰败的余波中，还不能完全革除积习，然而纵横驰骋而始终归于法度，确实有浩大的气势流行其中，不是舒缓平弱的声调所能相比的，难怪他能同叶适交相兴起。《读书附志》记载，所著有《筼窻初集》三十卷、《续集》三十八卷。《宋史·艺文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已经不再著录，世上也很久没有传本。如今从《永乐大典》中采集汇合，共得到文章一百三十一篇、诗三十八篇、词四篇。其中像《林下偶谈》所称的代谢希孟上钱相启、 《防中鸿谥议》之类，都已经残缺失传，大概现存的只有原书的十分之一二。谨慎地厘正错误，编录为十卷，使它不至于最终湮没。叶适、吴子良的序跋以及陈耆卿的自序，仍然分别录置在前后，希望可以由此考见全书的大概。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序 建安年间，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争相修饰辞藻，在当时受到称誉。有见识的人说，两汉的遗风余泽，是因为建安七子还保存着。此后文体发生变化而衰落，即使工巧程度增加，境界却越来越低；即使辞采更加华美，也越来越浮靡。古风不再恢复，已经有几百年了。元祐初年，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各自在文章上擅长，等待时机而显露才华。称许他们的人认为，古人的宏大文章，凭借这几个人又重新出现了。到了绍述年间的纷乱和播迁流离，他们的才能没有超出宏词科的高等名次，只停留在科举方面。前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和风流韵致，又泯灭断绝一百多年了。文章的兴废同国家政治的治乱消长相应，这难道是小事吗？建安、元祐的文风，恍惚间又出现了，这大概不是可以用通常的情理来限制的。至于出奇制胜、吐露锋芒，什么地方没有人才？近来推尊欧阳修、曾巩，高高地揖让秦汉文章，却没有脱离摹拟的习气，只是成为放纵张狂的资本。见识不深而自我欣赏太过，想要满足眼前的实用，本来就很难；又怎么能达到长远呢？您的文章，涉猎既广，积蓄也深，规模广大而又严密，气势浩瀚而又平正，错综交织而合乎法度，经纬匀称。它能滋润枯槁的文笔，安定缓解困窘的步履。这样一来，把它荐于宗庙郊祀，王朝的法度就会显得美善；把它藏在山林，就能使隐逸的愿望得到满足。至于考察您所遵循的道路，不强求同人一致；衡量您所能给予的，不把它看作容易得到。进退取舍都以一颗心来判断是否真实，以百世公认的标准辨别善恶，那么您的文章哪里只是建安、元祐的文章而已呢？叶适序 《续集》序 文章有统绪，也有气脉。统绪建立在正道之上，并且绵延发展、分出旁支的文章，才算得上有统绪。气脉积蓄深厚，并且盛大华美、以外在辞藻修饰的文章，才算得上有气脉。六经的地位最高，它们不只是因为文辞著称，那些谈论文章的人也总是先推重六经。难道不是因为六经是统绪的开端、气脉的源头吗？自周代以来，文章没有比汉、唐、宋更盛的。汉代文章由贾谊、司马相如倡导，继承他们的是刘向、扬雄、班固等人。唐代文章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继承他们的是李习之、李翱等人。宋代东京的文章由欧阳修、苏轼、曾巩倡导，继承他们的是陈无咎、陈无己、张文潜等人。宋代南渡以后的文章由吕祖谦、叶适倡导，继承他们的是陈耆卿。陈耆卿年轻壮盛时，远则参究洙泗之学，近则探求伊洛之学，沉浸于深奥幽微之理，拓展出宏大广阔的境界，早已把文字技巧的藩篱看低了。等到内在积蓄充盈而发为文章，便如江海浩渺、波涛起伏，如山麓秀丽繁茂、山峰高峻险峭，如门户管钥相摄、枢纽运转，如车舆仪卫齐备、冠冕庄严雍容。他的奇特不是怪诞，他的华丽不是浮靡；他的严密并不紊乱，他的疏宕也不是松散。他在贾谊、司马相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之间周旋，境界十分广大，而步调法度又非常准确。不幸吕祖谦没有来得及见到他，而叶适晚年才见到他，惊讶得起身站立，为他的著作《论孟纪蒙》若干卷、《筼窻初集》若干卷作序，认为陈耆卿在学问上继承谢良佐，在文章上继承晁补之、张耒。至于他独自从古代圣贤那里领会到的道理，曾在半夜传授给我，又在临死前嘱托给我，说：“我从前把这些话告诉吕祖谦，如今又把这些话告诉陈耆卿，已经四十年了。”叶适去世后，《筼窻集》的文章终于巍然成为世人所宗奉的文章，大概是因为它的统绪正、气脉厚。元祐以后，谈论义理的人以程颐为宗祖，评论文章的人以苏轼为宗主，于是义理和文章分成了两件事。吕祖谦认为这样不对，想把二者融会贯通。因此吕祖谦的文章早年如花朵般华美，晚年则结出果实；到了叶适，便穷尽高远、探至深奥，精妙卓异，具备天地间的奇异变化，连一个字、半片竹简也没有虚设。陈耆卿一见到他，也奋发跃起，努力追赶，几乎能够赶上。那么，所谓统绪正而气脉厚，难道只是文章而已吗？我十六岁时跟从筼窻，二十四岁时跟从叶适，叶适也把他嘱托给筼窻的话嘱托给了我。我懒惰而不再进步，每当远远想起这些事便叹息，所以《筼窻初集》已经在海陵刊刻，如今又把他的续集在豫章刊刻，使统绪、气脉流传下来的情况还有可以考察的依据。吴子良序。

译自序 我八九岁时学习写文章；十二岁进入乡校。先生和长者认为我粗通科举文章，便急忙进用我。那时我还没有懂得学习。后来闭门守丧，离秋试的道路很远，才得以尽力钻研古今之学；这就像登上昆仑山，琳琅满目的美玉光彩夺目，千姿万态。我想同它们抗衡，却应接不暇。于是知道作文的艰难。诗歌是吟咏性情的，不受感触便不写。其他文章即使勉强写作，也不多见。四六文浮薄，至于把家皋夸作皋陶、把人稷契夸作稷契，读起来令人想呕吐。我心里以此为忧。后来应付四五位郡侯的请求，接连用书札嘱托我，我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只得不停动笔，没有休息的时候；如今计算起来，不下千百篇。我三十五岁时，侥幸考取末等，别人看我并不算太过分；但忽然显出老态，头发先白，而且卧病的日子十有九日。有人说我技艺发痒，是劳役形体才这样。我想了想，确实如此。只是想到从前的辛劳困顿，不忍让它们都化为尘土，于是选择其中粗略可合我心意的，记录收藏起来。从今以后，应当沉浸于义理之学；对于辞章的习气，不但不敢再从事，也没有时间再从事。姑且记下我的过错，告诫后来的人。嘉定六年寒食节，陈耆卿序。钦定《四库全书》《筼窻集》卷一　宋陈耆卿撰　论【上】颜子论 学习贵在真实，内心贵在虚静。不虚静就不能真实。因此学习的人必须有所不接受，然后才能有大的接受。明镜之所以明亮，正因为它不接受尘埃；正因为不接受尘埃，所以能够承受万物的光照。否则既然已经被外物污染，又怎么能承受外物的照耀呢？学习的人跟从圣人，也是想接受圣人的道。交游相处、并行相合，不合乎道的就不亲近；请教询问、辨析论说，不合乎道的就不陈述；探究玩味、修养实践，不合乎道的就不思考、不实行。难道他不是想接受这个道，最终却又不能接受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预先已经有所接受了。孔子的道达到了极点，颜子是接受道达到极点的人。孔子说：“我整天同颜回谈话，他从不违背我，像个愚笨的人。”又说：“对于我的话，没有一句不喜爱。”这说明颜子能够接受道。那些弟子处在圣人门下，向圣人请问的人彼此相接，接受圣人教诲的人也彼此相接。圣人的教诲并不是不简易明白，但他们有的怀疑，有的争辩，有的恼怒，有的讥讽。因此即使圣人特别用心陶冶他们，竭尽力量铸造他们，仍然有人不能领会。唯独颜子为什么整天不违背孔子？又为什么对孔子的话无不喜悦呢？这不是颜子自身有意区别于众弟子，而是众弟子的内心不虚静，颜子的内心虚静。人的内心本来极其虚静，但一有欲望就不再虚静。颜子的虚静根源于克制。能够克制，就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内心就虚静。内心虚静，就能看见天理。因此孔子以天理传授，颜子以天理接受，形体和精神相互映照，骨骼和血脉都融会贯通。他整天不违背孔子、对孔子的话无不喜悦，是理所当然的。其他弟子不是不想喜悦，而是做不到；颜子不是有意追求喜悦，而是不期望喜悦却自然喜悦。难道一定要等到听见话以后才喜悦吗？在话还没有说出之前，他本来就已经喜悦了。未说话时，他喜悦的是道；说话以后，他喜悦的是话。因此颜子对圣人，可以有言语，也可以无须言语。他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都是从内心虚静中得到的。内心不虚静，那么方寸之内全是私欲。我被私欲困住，连应付私欲都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顾及道呢？唉！私欲难以去除，已经很久了。并不一定要贪恋财货、声色之后才叫私欲。用善的眼光看待事物，以善来做事，却不能不偏执于某一方面，也仍然是私欲。因此，作恶的私欲容易看见，行善的私欲却难以察觉。孔门之中，不因穷困或显达而使志向受到牵累的人很少。子路、冉有之类，既不能不求任用贤能；像闵子骞又把不被任用看作高尚。唯独颜子不是这样，被任用就实行道，被舍弃就隐居罢了。一定要实行，是私欲；一定要隐居，也是私欲。颜子的心没有私欲，所以不一定要实行，也不一定要隐居。正因为不一定要实行，也不一定要隐居，所以他的隐居不是狭隘，他的实行也不是放纵。这就是颜子接近孔子的原因，也是闵子骞不如颜子的原因吗？他收敛形体、怀抱身影，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却自得其乐，似乎已经没有这个世间了。孔子问他治理国家的办法，为什么又那样勤勉呢？既然如此，那么在陋巷之中，未尝没有高大宫室和宽广厦屋。这就是颜子接近天道的地方。天下把陋巷当作颜子的人很多；不把陋巷当作颜子的人，才是颜子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