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筼集卷一宋陈耆卿撰论【上】

译曾子论 领悟道的人凭借真实的见识，践行道的人凭借真实的力量。力量达到极点而见识不能与之相应，就像有四肢却没有眼睛；见识达到极点而力量被它弄得疲惫，就像有眼睛却没有四肢。虽然如此，世人把眼睛看作见识，却不能看见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把四肢看作力量，却不能使力量达到四肢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一定要重视真实的见识，也一定要重视真实的力量。真实的力量，是百年涵养出来的；真实的见识，却可以在一朝突然产生。哪里只是一朝，哪怕一呼一吸之间也可以产生；哪里只限于百年，哪怕同天地一样长久也可以。世人知道领悟道很难，却不知道践行道也不容易，因为把一呼一吸之间得到的领悟看作高妙，而对于同天地终始的说法却茫然不解。因此他们崇尚见识而贬低力量，力量不能胜任，见识也就受到禁锢了。忠恕，是曾子的真实见识；弘毅，是曾子的真实力量。曾子用一个“唯”字代替众人多余的言说，可见他的见识也很卓越。又何必害怕学业不能完成，而只是努力用力呢？唉！这就是曾子善于学习、独自得到圣人精髓的地方。曾子曾说：“尊重所听闻的道理，见识就会高明；实行所知道的道理，德业就会光大。” 忠恕是曾子所知道的道，弘毅是用来实行它的力量。弘毅不足、力量达不到，即使是曾子，难道能没有忧虑吗？所以说：“把实行仁作为自己的责任，直到死才停止。死后才停止，就是不死便不停止。”这不就是所谓同天地终始吗？天下广大而最难达到的，没有比仁更难的；而最切近、最容易入手的，没有比孝更容易的。曾子以孝来实行仁，就是所谓根基建立起来，道就由此产生。由此求取仁，可以说是近便了；然而他还说遥远，还说直到死才停止，那么学习不如曾子的人，难道可以停止吗？见识没有达到曾子境界的人，难道可以停止吗？唉！假使席子还没有换掉，我知道他仍然不会停止；假使手脚还没有收敛，我知道他仍然不会停止。席子已经换掉了，手脚也已经收敛了，这才随之停止，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虽然如此，曾子本人可以停止，曾子的道却不可以停止。后世的人能够实行曾子的孝，曾子就常常在眼前；能够实行曾子的弘毅，曾子也常常在眼前。圣门弟子后来的流派，都不免有弊病，唯独曾子没有弊病，难道不是因为他兼有真实的见识和真实的力量吗？有人问：拿曾子的力量同颜子的力量相比，怎么样？回答说：“既然已经竭尽我的才能”，那么颜子也曾经用过力量。然而颜子的力量施加在尚未见到卓越境界之初，曾子的力量则是在已经有所见之后继续保持它。因此，在还没有见到卓越境界时，可以施用颜子的力量；已经见到卓越境界后，颜子的力量就不必施用了。并不是不能施用，而是施用到了极点，将要进入不必施用的境地。至于曾子，则无时无刻不在施用力量。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见识还没有达到颜子的境界。这就是他操持、坚持，直到死也不厌倦的原因吗？曾子是始终用力的人，颜子是开始时用力的人，孔子是不借助力量的人。学习的人还不能达到孔子那样，学习颜子就可以；还不能达到颜子那样，学习曾子就可以。朋党论 从前读《鲁论》到君子、小人关于“和”“同”“周”“比”的地方，我没有一次不长叹的。“和”接近于“同”，但“和”有安定调和的意味；“同”不过是迎合罢了。“周”接近于“比”，但“周”有普遍周全的意味；“比”不过是结党偏私罢了。如果确实如此，《易》中有“比卦”和“同人卦”，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并不厌恶“同”和“比”，厌恶的是它们的苟且。虽然同样叫作“同”和“比”，但形成“同”和“比”的原因却不相同。因此，同人于门则没有灾祸，同人于郊则没有悔恨，同人于宗族则有吝惜；比卦从内部亲比则正而吉祥，从外部亲比也正而吉祥，但比卦没有首领则有凶险。这样看来，“同”和“比”不能一概贬斥。世人有时因为《鲁论》的话而把它们全部贬斥，这样岂不是把《易》和孔子也牵连进去了吗？从前九位官员互相谦让，最后推举到四岳，推荐鲧却没有成功；三千臣子只有一条心，但到了周公和召公之间却有不和。天下人不认为四岳是苟同结党，也不认为召公不能同人结交。因为把四岳同鲧相比确实不可以，把召公同周公相比为什么不可以呢？然而没有人把他们相比，为什么？到了后世，朋党之事兴起，小则使人丧身，大则使国家灭亡。这里所谓的同与比，难道不是完全相反了吗？原本是《易》所认可的，竟纯粹成了《鲁论》所憎恶的。不要指望他们成为周公、召公；即使把四岳同鲧相比，也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我不知道所谓“同”、所谓“比”、所谓“朋党”，这三者果真不同吗？还是名称不同而实际相近呢？从后世看来，朋党当然不对；可是前辈又说：“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只应当除去小人的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朋党。”这又是为什么呢？近来上疏抗言的大臣，怜悯士大夫心术和议论的偏颇，预先替我国忧虑，急忙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帝，请求整饬风气、厉行改革，而且说：“仇隙一旦形成，就将成为党与。”这话说得极其正确，大概是想在树木萌芽时便折断它，在堤防出现水滴时便加以堵塞。然而我对此有疑问：所厌恶的党与，是说他们各自务求树立异论来争胜。但事情很难苟且求异，也很难苟且求同。如今将要断绝树立异论的私心，就必然流于苟同的习惯。意见不同，至少有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还可以有所选择；意见相同，则无所谓对错，反而更难以把握。至高的道理像圆镜一样，它不明亮，是因为有东西遮蔽它；除去遮蔽物就明亮了。那么，成为至理遮蔽物的，不正是私心吗？只须断绝私心，不要计较意见的异同，或许就能同古代圣贤的话相合了。

译张耳、陈余论 君子重视信义而轻视利害。利害并不是可以轻视的，只是因为把信义看得重要，就一定会把利害看得轻。侍奉君主、交往朋友，都遵循同一个道理。张耳、陈余起兵，最初跟随陈王。既然跟随了陈王，本来可以终身跟随他。没过多久，他们怨恨陈王没有重用自己，便诱导武臣在赵地自立为王。于是张耳做了丞相，陈余做了大将军。从此以后，他们本来可以安心侍奉赵王。邯郸发生变乱时，即使说他们无从下手，又何必吝惜一死，不用死来向赵王尽臣节呢？他们却只为一时的计策，侥幸免除祸患，后来又去辅佐赵歇。辅佐赵歇，同辅佐武臣一样，同辅佐陈胜一样。只要利害所在，即使一天之内换十个主人也不觉得奇怪，哪里只是三次呢？看他们二人当初结交时，号称刎颈之交；自从钜鹿之战以后，却好像同对方有不共戴天之仇。赵王是陈余的君主，张耳是陈余的同僚。钜鹿被围时，燕、齐、楚的救兵已经到来，陈余却独自高卧而不加救援，这可以吗？即使力量弱小而死于战事，也是理所当然的。士君子做事，本来就不计较成败。这道裂隙一旦打开，双方便更加互相仇恨；陈余只是一解下印绶，张耳就随即把他收捕。陈余一度做常山王，便联合田荣来袭击张耳。陈余一度做代王，张耳便辅佐汉王攻打并杀死他。大抵一旦被利害所迫，就没有什么做不出来。过去刎颈相交的话，还能再记得吗？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平日里在乡里互相爱慕，饮酒吃饭、游玩嬉戏时互相追逐，强作笑语、互相谦下，握着手袒露肺腑相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同生共死，不忍心背叛辜负，真像是可以信赖的人。一旦面临一点小小的利害，只有像毛发那么微小，便翻脸如同不认识对方，反而把他挤下去还要加以石块，都是这样。”唉，这说的不就是张耳、陈余吗？虽然如此，在泜水斩杀张耳，确实是陈余薄情寡义；但追究事情的源流，也有陈余先做出导致这种结果的事情。二人又都不是毫无可辨析之处。韩信论 一百只猛禽，也不如一只鹗鸟。高帝的将领固然很多，但真正同他取得天下的，实际上只有一个韩信。大才能不能用小事来使役，汉朝的连敖、都尉，同楚国的郎中相比，差别有多大呢？这就是萧何推荐韩信时，认为非大将不可；韩信被汉王任用，也非大将之职便不能成就。大体说来，判断事情在于见识，处理事情在于谋略。韩信的见识，表现在登坛拜将和回答高帝问话时；他的谋略，则表现在请求三万兵马的那一天。韩信曾经侍奉项羽，他并不是不想辅助项羽，只是项羽不是可以辅佐的人。他所说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倚仗威势而背弃约定等事情，以及高帝凭借宽仁取得人心的大略，真像老练的狱吏审问囚犯，谁曲谁直，像太阳一样清楚，不等到垓下之战，胜负就已经判定了。这就是韩信舍弃楚国归附汉王的原因。汉王听从韩信的计策，平定了三秦。自从高帝在彭城置酒而骄傲自满之后，形势几乎败坏；因为当时韩信、英布已经降楚，齐、赵、魏也都同楚讲和了。如果不是韩信发兵同高帝攻破楚军于京、索，并亲自使诸国归服，那就危险了。荥阳、京索，是汉王和项羽相持的地方；而诸国的降服，完全依靠韩信的力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前辈说韩信统率军队，可惜没有同项羽交战一次，却不知道韩信是用不交战的方式来战胜项羽，而高帝则是通过不亲自使用韩信来使用韩信。想要拔掉大树，如果不先除去它的枝叶，根本也不容易动摇。楚国是根本，诸国是枝叶。所以韩信专心替高帝平定诸国，以孤立项羽的援军；高帝则独自同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扼住项羽的要冲，然后才可以图谋项羽。大概没有韩信，就不能平定诸国；有了韩信却不让他平定诸国，高帝即使同项羽相持，自己的气势也会衰竭。这就是韩信对高帝有功之处，正在于没有同项羽交战；可见其中有周密的谋划，不能据此怀疑他。然而考察《史记·高帝本纪》，垓下之战韩信未尝没有参战，书中说：“淮阴侯统率三十万人，皇帝在后；淮阴侯先交战，不利，退却；孔将军、费将军放开楚兵，也不利；淮阴侯再次乘势进攻，大败楚军于垓下。”那么韩信参与战事，明白无疑。他在战事中所说的不利，未必真是不利。韩信用奇兵和疑兵，攻下魏国、拔取赵军旗帜、攻下赵国、以水囊渡河、攻下齐国，都是这种情况。他所谓不利，怎么知道不是假装败退、暗中诱敌，因而用权谋攻破敌军呢？所以韩信并不是没有同项羽交战。此前不和项羽交战，如今却交战，为什么？回答说：因为诸国已经平定。诸国没有平定时，只能专心对付诸国，没有时间顾及楚国；诸国已经平定后，就可以合并力量对付楚国了。总之，其中都有深意。虽然如此，韩信有智慧和谋略来谋划天下，却不能为自己谋划，又是为什么呢？高帝取得天下，虽然一天也不能没有韩信，却也一天不能不怀疑韩信。正因为韩信一天也不能没有，所以高帝一天也不能不怀疑。有人说，高帝对韩信的怀疑开始于封他为齐王，结束于固陵不赴约。在我看来，难道只是从这些时候才开始吗？从韩信请求三万兵马、筹划天下事情清楚明白之时起，高帝看见他处理天下事就像切割案板上的肉一样，心里虽然喜欢，也非常畏惧他了。韩信攻下魏、代之后，高帝立即收取他的精兵，带到荥阳，只怕他的兵力太多，这是第一次怀疑。韩信攻下赵、燕之后，高帝早晨自称汉使，趁韩信睡卧时夺取他的印符，只怕他的权力牢固，这是第二次怀疑。至于韩信请求暂时封王，后来高帝改命封他为真王，这种怀疑于是成为事实；到了固陵不赴约，这种怀疑就更加深重。前两件事，高帝还能够控制韩信；后两件事，高帝不能控制韩信，反而被韩信控制。封齐王、割地的时候，高帝的心已经蓬勃激荡而不可遏制，只是形势还不允许罢了。所以项羽一死，高帝立即夺取齐地给韩信；楚国叛变的消息一上报，又夺去楚地，把韩信封为淮阴侯。大概是想让韩信奔走劳碌、驰逐不停，使他一天也没有闲暇安逸。当时高帝既然已经怀疑韩信，韩信也不能忍受这种困迫；他即使想不反，也做不到，即使想不被诛杀，也做不到。唉！韩信没有在群雄争夺天下时反叛高帝，却在天下已经平定时反叛；他壮年时拒绝蒯通，晚年又跟随陈豨，固然可以获罪，也实在令人悲哀。假使高帝稍微记取旧日的恩情，略微消除新近的愤怒，以诚心待他而重新封他为王，就不至于有晚年的无聊举动了。大概正因为怀疑得太深，所以才急于除掉他。韩信不被除掉，高帝就不能高枕而卧；唉，怀疑竟严重到了这种地步！钦定《四库全书》《筼窻集》卷二　宋陈耆卿撰　论【下】

译郦食其论 评论天下的事情容易，认识天下的形势困难。陈留、敖仓，地势重要而粮食众多。大概这是汉初最紧要的地方；如果不先占据这里，根本就会分散而容易溃败。郦食其努力向高帝说明了这一点。就这两处来说，陈留较小，而敖仓较大。进入陈留，是为了谋取秦国；占据敖仓，是为了谋取楚国。秦国容易攻破，所以进入陈留后很快便可取得；霸上之后，楚国难以动摇，所以守住敖仓必然要经历多年而不能决胜。然而当时楚军很强，汉军势力还弱。汉军能够控制楚军，而楚军仍有所忌惮于汉军，靠的就是敖仓的力量。否则，楚军本可凭借气势威吓、武力恐吓，直接攻打汉军的空虚之处。后来彭城战败，韩信收拢军队前来会合，便赶紧修筑甬道连接黄河，以取得敖仓的粮食。成皋的挑战、大司马咎和长史欣自杀之后，又夺取了成皋的军队。在广武取得敖仓的粮食，这就知道敖仓是汉的命脉。一天没有敖仓，汉就一天不能存在。高帝的智慧没有达到这一点，实际上是郦食其启发他去攻下齐国的谋略，尤其雄伟。他剖析楚汉双方的是非曲直，也十分明白。难怪田广低头听从；然而他不免使韩信袭击齐国，最终遭到烹杀，这是因为他明于谋划汉王，却暗于为自己谋划。当时韩信俘虏魏豹，攻下赵、代，斩杀陈余，使燕王投降，威势所到之处如同破竹一般容易。没有攻下的，只有齐国。大概因为齐国国势广大强盛，所以谨慎重视，不容轻率发动进攻。郦食其一旦凭几句话使齐国投降。韩信曾经犹豫不决而力量不足，郦食其却迅速成功、绰绰有余。这样韩信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在汉王面前取得重要地位的了；即使想不袭击齐国，大概也不可能。郦食其只知道自己的辩才可以折服齐国，却不知道韩信的诈术足以出卖自己，因此走向烹杀。唉！先使齐国投降的是郦食其，后来袭击齐国的是韩信。假使郦食其的话没有传入齐国，齐国的防备本来不会松懈，韩信的军队也本来不可能立即发动攻击。指示道路、传递消息的人被烹杀，借助他人成事的人却做了王。这件事情的幸运与不幸，竟然如此吗？这样说来，郦食其固然值得同情，而韩信也实在可耻。

译陈平、周勃、王陵论 诛杀诸吕这件事，说王陵是正确的，不是陈平、周勃；说陈平、周勃是正确的，又不是王陵。总之都是各执一端。大体说来，人才本来就需要互相补助。高帝遗命一定要让陈平帮助王陵，又要让陈平制约周勃。这样，陈平、周勃不能没有王陵，就像王陵不能没有陈平、周勃一样。辨明大义，应当有正直的言论；平定大难，应当有深沉的谋略。吕氏诸人被封王，高后不敢独自决定，而拿来询问三人，她心里仍有所顾忌。假使三人束手缄默，没有一句话稍微攻击这种做法的错误，那就是吕后忌惮三人，而三人却以毫无可忌惮之处显示给她。一旦冲破藩篱，能够封王的哪里只是四个人呢？所以王陵奋不顾身地争辩。高皇帝的神灵如同日月一样明亮，而吕后却像窃贼在黑夜里行走。王陵即使死也不遗憾，丢掉丞相之位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然而王陵的办法可以用于王陵自己，却不能完全用于陈平、周勃。樊哙的怨恨、吕嬃的谗言，吕氏早已对陈平、周勃咬牙切齿，只是还没有机会发作罢了。如果他们又仿效王陵争辩，旧日的嫌隙加上新近的愤怒，难道能免于诛杀吗？即使不因这件事公开诛杀他们，难道不能从旁边搜取别的罪名来诛杀他们吗？这两个人被诛杀并不值得惋惜，只是替汉朝感到可惜。有人说，发动事情、谋划是非，应当只计较道义，不计较成败。假使王陵以死相争，陈平、周勃也以死相争，吕氏一天之内把三人的尸体陈列在朝廷上，三人虽然死了，但大义已经确立，天下的义士将从四面一起起来消灭吕氏。不知道能够去死并不难，处置死生才实在困难。三人不是不能死，只是当时还不可以死。大概君子的死，有的是因为死了对国家有益；有的是因为智慧和力量已经用尽，实在无可奈何才死。吕氏虽然已经封王，仍然有可以图谋的地方；汉朝虽然危险，仍然可以延续。还没有谋划一条计策、施行一种办法，便低头去死，这只会激发变乱、酿成祸患罢了，哪里能说是善于死呢？假使吕后没有诛杀三人，只是姑且夺去他们的权力，今天王陵以病辞职，明天陈平以病辞职，后天周勃以病辞职；一人离开职位，便由吕氏的一人来占据，四面回顾，权力全在掌握之中，汉朝的事情就不可挽回了。况且王陵争论诸吕之后，退居十年，除了闭门不朝、不请见之外，有什么巧妙办法呢？如果陈平、周勃也仿效他，后果也可以知道了。这样说来，王陵不能说是不对，陈平、周勃也不能说是不对。陈平、周勃虽然同样参与诛杀诸吕，但周勃又同陈平不同。陈平性情狡诈，所以多半躲避祸患、求得保全。周勃性情刚直，所以多半冒犯艰难而不顾自身。文帝询问钱粮之事，陈平回答，周勃不回答；询问王陵背约之事，陈平回答，周勃不回答。回答的人未必更高明，不回答的人也未必更低劣。大概陈平在没有遇到危难时，善于为自己解脱；一有紧急情况就把责任推给别人。周勃在没有遇到危难时，辩说不如陈平；一有紧急情况却能确实自己担当。辩说不如陈平，是因为文辞较少；自己担当很确实，是因为性情厚重。所以诛杀诸吕时，陈平常常从容，周勃常常急迫。陈平不进入北军，而周勃进入北军；如果北军发生变故，周勃就会先遭祸。陈平不向谒者说明情况，而周勃向谒者说明情况；如果谒者不接受，周勃也会先遭祸。陈平专门把困难的事情留给周勃，自己则处在容易的位置。后来丞相职位的谦让，即使周勃想不谦让，也不可能了。周勃知道自己的地位在陈平之上，是因为功劳大；哪里知道他之所以触犯皇帝的忌讳、遭受逮捕的羞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呢？不过周勃也有自取其祸的地方。远离权力、退避势位，如果出于预先防备，那是好的；如果出于君主的逼迫催促，就已经不对了。陈丞相死后，皇上又任用周勃为丞相，也是因为资历、功劳没有人可以替代周勃罢了，总之也是不得已。十多个月后便把他遣归封国，这才显露出皇帝的本心。做丞相，却不主动抽身退下，等着君主遣退，已经很可笑了。替周勃谋划，只有深深隐藏、远远退避，却穿着铠甲去见守尉，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假使汉家想杀一个已经退休的丞相，铠甲怎么足以抵御呢？这样看来，周勃不是能够反叛，只是没有学问而愚笨罢了。假使文帝能够体谅他的愚笨，自然可以保全他不反叛。逮捕审治周勃的事情，何必等到薄太后提着棉絮加以责问后才停止呢？所以我曾经说，文帝一生宽厚，只有诛杀薄昭、逮捕周勃两件事最为残忍。但把这两件事相比较，薄昭的罪行已经明显，诛杀他还说得过去；周勃的反叛却没有明证，治罪便没有名目。世人说文帝能够保全周勃，而宣帝不能保全霍光，以此判断二人的优劣。不知道诸霍权势炽盛，确实有危害汉朝的道理；周勃厚重而无能，又已经辞职回到封国，气势形象衰落，连自我保全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危害汉朝？假使文帝没有逮捕审治这一件事，才是真正保全周勃。既然已经逮捕审治他，又哪里谈得上保全呢？可惜啊，以文帝的宽厚，尚且少恩到了这种地步。樊哙论 汉初的勇士没有比得上樊哙的。樊哙的勇敢，没有比手持盾牌闯入楚营和推门进入禁宫这两件事更突出的了。战场上的功劳反而不值得一提。可是手持盾牌闯营的事情足以使高帝脱离危难，也足以加重高帝对他的信任；推门闯入禁中的事情虽然足以消除高帝的疑惑，却也足以招来高帝的怀疑。譬如家中有强悍的仆人，用他来抵御外来的侮辱，别人还可以接受；如果主人有过错，他径直进入主人的帷帐劝谏，即使说他质朴忠诚，主人也已经害怕他了。高帝笑着起身，内心对此会怎么想呢？这固然就是周勃、陈平等人进谗的缘由。这样看来，高帝想杀樊哙，是因为他的豪壮强直本身就足以令人忌惮。卢绾论 君主报答旧日恩情，应当厚加赏赐，不应当借此授予封爵。卢绾同高帝的关系，不过是出生在同一天、居住在同一个乡里，长大后又一起学习文字，彼此相爱罢了；起初并没有运筹帷幄的辅助，也没有攻城野战的勇功。像韩信、英布这些人，功勋如此之大，也只得到一个王爵封号，而且高帝还把关隘和钥匙严加防备，像防备盗贼一样。卢绾独独凭什么封王呢？卢绾封王，那么高帝所有平民时代的朋友，能够封王的就多了。白马之盟说：“不是刘氏不得封王，不是有功不得封侯。”没有功劳尚且不可以封侯，何况可以无功封王吗？高祖善于用法令约束后世，却不善于用法令约束自己。后来四个吕氏都被封王，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借此作为借口呢？

译周亚夫、申屠嘉论 读《周亚夫传》，可以看出文帝怎样重视将领的权力；读《申屠嘉传》，可以看出文帝怎样重视丞相的权力。将领和丞相的尊贵，仅次于天子。将相不受重视，天子也会显得轻微。这就是投鼠忌器的道理。凭堂堂天子的尊贵，一进入军营，却让他按住缰绳慢慢行走，同臣仆没有区别；宠爱一个亲近的人，谁敢同君主抗争？然而文帝使他们遭受打击困辱，几乎濒临死亡才释放他们。人人都认为这是周亚夫、申屠嘉二人的艰难处境，却不知道这正是文帝自身的难处。有文帝在，才足以容纳这两个人；没有文帝，这两个人即使想成为这样的两个人也做不到。文帝并不是不能抬高自己、压低将相，只是他之所以尊重将相，正是为了尊重自己。《易》说：“谦逊却能保持尊贵而光明，处于卑下却不可逾越。”正因为谦逊，所以有尊贵而光明的道理；正因为处于卑下，所以有不可逾越的道理。世人说文帝的治理崇尚宽厚，却不知道他振举朝廷纲纪、尊重强盛国体，精神气魄凛然，销除奸邪、剥夺恶人的势力，实在合于乾卦刚健的德性，并不是把懈怠放纵当作宽厚。景帝见识不明，所以一旦疑心产生，大臣便不能舒展手脚。文帝任用周亚夫，景帝却杀了周亚夫。文帝任用周亚夫和袁盎时，景帝也杀了晁错。这两个人在文帝时如同处在天池，在景帝时却如同陷入樊篱，并不是他们前后性情相反造成的。景帝对待他们二人确实有失当之处，但他们二人也有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大凡气势强而缺乏学问，思虑直率而少有谋略，未必不会成为自身的祸患。宰相的职责，以端正君心为主，不应把偏激抗争、攻讦他人当作功劳。凭景帝的猜忌刻薄，二人不能用教化引导、融通调和的办法对待他，却在事情末节上同他力争，那么他们与景帝互相抵牾而不能善终，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他们取取筷子时的傲慢，未免因私人感情而损害公共礼法；后悔没有先杀晁错的说法，又未免因小小的愤怒而忘却大义和尊敬。唉！已经伸张的很难再弯曲，已经高亢的很难再降下。景帝不能容纳他们，也是由于文帝能够容纳他们造成的。因为二人只是在文帝那里得到容纳，便把侍奉文帝的方式用来侍奉景帝，气势更加张扬，无法收敛，所以他们的死也是应当的。由此看来，不仅可以看出文帝、景帝两位君主对待大臣的轻重态度，也可以考察周亚夫、晁错作为宰相的功业了。

译论刘向 刘向的学术还不够醇正，但他的心术和志行非常端正。他的学术表现在侍奉宣帝时，他的心志表现在侍奉元帝、成帝时。所谓神仙、黄金，正是秦始皇、汉武帝因此而扰乱国家、走向灭亡的东西。刘向凭借通达的才识和善于写作，入选名儒俊才。起初被召见时，人们以为他会提出正论以资助朝政，然而他所进献的只是《淮南鸿宝》《秘书》以及邹衍的重道延命之方而已。所谓名儒俊才，难道果真如此吗？由此推想，那么所谓讲论五经，也不过是糠秕土渣罢了。虽然如此，不遇到疾风，便无法知道草木中有劲草；不遇到恭显、王凤，也无法知道刘向。汉朝宗室固然很多，其中朴实忠于汉室的，特别只有刘向一人。可惜他没有深沉的机谋和长远的策略。为什么呢？铲除小人的方法，不在于浅薄急躁。正当萧望之、周堪与刘向等人同心辅政时，他们力量强、年纪盛，可以有所作为。当时恭显对这些人的猜疑，也还不算严重。假使他们有深沉的机谋和长远的策略来谋划此事，未必不会成功。可惜没有把话说清楚，言语便泄露出去，先遭受下狱、免官的祸患。这是引起恭显猜疑的第一件事。后来皇帝有所觉悟，赐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又征召周堪、刘向，想任命他们为谏大夫。事情的形势正有可以挽回的趋势，本来正应当暂缓处理来等待时机。为什么又让外戚上书告发变乱之事，因而再次失败呢？这是引起恭显猜疑的第二件事。两次猜疑之后，双方更加互相仇视。刘向等人对恭显的愤恨日益增强，恭显对刘向等人的防备也日益加深。看刘向用来攻击恭显的理由，专门是灾异；而恭显用来攻击周堪、刘向的理由，也同样是灾异。发生地震，几乎是恭显造成的，这是刘向攻击恭显的话；夏天寒冷、太阳青暗无光，说是周堪、张猛当权造成的罪过，这是恭显攻击周堪、张猛的话。正人指斥邪人为邪人，邪人却指斥正人为邪人。正道不能胜过邪道，于是刘向等人不能伤害恭显，反而被恭显所害。萧望之死于狱中，刘向便失去一个援助；周堪因哑病而死，便又失去第二个援助。萧望之、周堪还活着时，刘向还可以借助他们相互牵连来成就事业；等到他们都死了，刘向虽然独自怀抱忠心，却茫然无所依靠了。追究根本，实际上是刘向等人开始时轻率发言，给自己招来了祸患。有人说，刘向攻击王凤，并不是因为所谓言语泄露或外戚上书告变的过错，那么为什么刘向的谋划最终不能实行，而王凤的奸邪始终不能除掉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恭显虽然专擅权力，还没有达到王氏那样的盛大；而且刘向攻击王氏，又没有萧望之、周堪、张猛那样的助力。恭显的奸邪本来还可以除掉，只是刘向不能审察应当怎样除掉他们。王凤的奸邪既然难以除掉，刘向最终也就无法除掉他。这是必然的道理。大体说来，铲除奸邪的事由上面发动就容易，由下面发动就困难。元帝、成帝被恭显蒙蔽到这种程度，王凤又专权到这种极点，刘向等人想用言语讨伐来代替斧钺刑罚，太难了！王凤当权后，比恭显更加严重，而成帝的懦弱，又比元帝更甚。仔细反复阅读《刘向传》就会看到：元帝因地震而有所觉悟，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爵位，征召周堪、刘向，想任命他们为谏大夫。这说明他还能够封萧望之为侯，征召周堪、刘向。萧望之自杀后，天子非常哀悼悔恨，于是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任光禄大夫、给事中，受到极大的信任。这说明他还能够提拔周堪、张猛，并且极其信任他们。后来因为杨兴、诸葛丰的话，贬降周堪、张猛。等到宗庙发生火灾、出现日食，才召来先前说日变是周堪、张猛造成的人加以责问。这说明他还能够察知群臣的错误并责问他们。责问之后，征召周堪到行在，授任光禄大夫，秩禄中二千石，兼领尚书事务；张猛又任大中大夫、给事中。这说明他还能够再次征召他们，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张猛为大中大夫。只是成帝明白真相的心意，敌不过恭显进谗言的嘴，事情终于没有成功。到了成帝时，情况却不同。刘向进奏《洪范五行传论》，其中说：天子心里知道刘向忠诚精纯，所以替王凤兄弟写下这篇论。可是成帝最终仍不能夺去王氏的权力。他上奏《延陵防》时说：皇上非常感动于刘向的话，却不能采纳他的计策。他进献《新序》《说苑》以及上奏防备、陈述法戒时说：皇上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内心赞赏他的话，常常为之叹息。至于他上密封奏章极力陈说王氏之事，成帝说：你暂且停下吧，我将再想想。所谓停下，是他的真实心意；所谓再想想，却是他的虚饰之辞。无论皇帝想还是不想，结果都是一样的。唉！唐德宗不把卢杞看作奸邪，反而把姜公辅看作沽名直谏之人，德宗的愚昧迷惑还不足以责怪。成帝明知恭显专擅权力而厌恶他们，也明知刘向等人精诚忠贞而喜爱他们，却拘谨牵制，几乎连伸手援助一下都做不到，这是为什么呢？譬如一家有幼主，强悍的奴仆婢女把持并窃取了他的权力，主人固然知道自己受制，有至亲良友告诉他驱逐这些人的办法，他也已经觉得这话很好，却因循苟且，不能早作打算，那么他不终于败坏在强奴悍婢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论刘歆 刘歆与刘向的异同有两方面：一是谈论经学的异同，二是用心和志行的异同。专守一家学说、以名家自居，正是汉代儒生的弊病。刘歆、刘向虽然是父子，但他们不肯相互承袭，也很明显。一个以《谷梁传》为宗，一个以《左传》为宗；他们解释《春秋》的文辞虽然不同，但想阐明《春秋》的旨意，难道会不同吗？为什么刘向用《春秋》排斥王氏，刘歆却用《春秋》依附王氏呢？刘向所上的密封奏章，指陈《春秋》所载灾异以及弑君亡国之事，说明他知道篡逆是大罪。刘歆却独自辅佐王莽实行篡逆，难道是《左传》教他这样做的吗？大凡乱臣贼子在世上作乱，如果没有重大的依凭和支持，事情就不能成功。所以必定有苟且卑贱、毫无羞耻的人为他们羽翼，教他们粉饰太平、兴建礼乐，蒙蔽天下人的耳目，蛊惑天下人的视听，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所谓孔光、张禹一类人，都是这样。最后成就此事的是刘歆，他的罪过难道还杀不尽吗？所以我曾说，焚毁六艺的，不在秦始皇，而在汉末那几个人。秦始皇焚毁六艺，汉朝并没有因此灭亡；汉末那几个人利用六艺，却使汉朝灭亡。

译论吴王刘濞 蓄养恶疾，就像蓄养痈疽；蓄养它而不医治，最终会发展到无法医治的地步。等到无法医治时，想用刀割除，没有不溃裂而伤害自身的。吴王刘濞的恶行，从高帝时就已经萌芽，到文帝时已经形成，到景帝时已经牢固。当时谋划除掉他，应当有深沉、审慎、周密的办法，哪里容得仓促地用刀呢？晁错号称智囊，实在愚蠢到了极点。高帝善于识人，临终告诫吕后时，安排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人，神妙如神医诊断病情，半句话也没有错。刘濞显露出反叛的迹象，高帝本来不必等亲眼看见才知道。高帝把这话告诉刘濞，又告诫他不要反叛，大概是要显示自己的明察特异，震慑摧毁刘濞的反叛意志。然而这话一说出来，刘濞便知道皇帝已经怀疑自己了。既然知道皇帝怀疑自己，刘濞又怎么能不怀疑自己呢？高帝告诉他天下同姓是一家，而吴太子死后，刘濞立即说：天下是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可见高帝拍着他的背安抚他的话，已经横亘在刘濞心中，一旦出现嫌隙，便激发成了这番话。文帝时，本来应当表面上厚待他，暗中谋划除掉他；可是除了赐几案、赐手杖之外，什么也没有听说。赐给几案和手杖，说文帝善于优容，可以；说文帝善于安排处置，却不可以。为什么呢？当时刘濞已经有了邪恶的谋划，文帝不仔细谋划对付他，只说要崇尚恩德；即使暂时能够使他的谋划停止，怎么能使他日后也停止呢？文帝施恩于刘濞，恰恰因此误了刘濞；而误了刘濞，也恰恰误了自己。到了景帝时，想一下子除掉他，就不可能了。并不是七国势力强大到无法除掉，而是除掉他们的方法不对。担忧七国之变的，难道只有晁错吗？文帝时，贾谊早已对此忧虑。他说：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多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更好的办法。担心诸侯势力强大，所以想割地定制，把齐、楚、赵、燕、梁分为若干国，广泛分封诸王的子孙。对于土地多而子孙少的诸侯国，就空出土地等待他们的子弟出生，天子并没有从中谋取利益。至于想把淮南的土地拿来增加淮阳，使它能够制约吴、楚；割取淮阳的二三座城和东郡来增加梁国，使它能够抵挡齐、赵，贾谊的谋划周密防备，往往切中要害，不像晁错那样直率而疏略。后来文帝想起贾谊的话，又把齐分为六国，把淮南分为三国；直到七国反叛时，吴、楚、赵和四个齐王起兵向西进攻，梁王抵挡他们，最终击破了七国。贾谊的智慧足以使局势如此安排。假使晁错能够像贾谊那样深思熟虑地防备，七国的反叛难道会这样迅速发生吗？虽然如此，晁错的罪过不在削弱吴国，而在削弱胶西、楚、赵三国。胶西、楚、赵起初根本没有可以说的反叛谋划；在他们没有反叛谋划时便削地，晁错的本意固然是想借胶西、楚、赵来命令吴国，并表明削地是出于公义。却不知道削弱胶西、楚、赵，已经足以离间三国之心，而刘濞又能够借此号召各国。各国跟随刘濞，也是理所当然的。刘濞如果不能联合各国，自己也不能发动反叛。刘濞想反叛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有援助，也没有名义。如今既然得到削弱胶西、楚、赵作为名义，就可以激怒各国；各国既然都害怕被削地，也就不得不都成为刘濞的援助。名义显著，援助强大，于是成为汉朝的忧患。幸好守城有梁国，统率军队有周亚夫，否则就危险了。晁错即使死了，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钦定《四库全书》《筼窗集》卷三，宋陈耆卿撰序 《论孟纪疑》序 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书，而能够穷尽天下书籍的，没有什么比得上《论语》《孟子》。这里说的并不是《论语》《孟子》能够穷尽天下书籍，而是能够穷尽天下书籍所包含的道理。诵读讲说是有限的，道理却是无穷的。难道没有看见那万斛之泉吗？汲取的人越多，泉水涌来得越不停。求学的人从事于此，如果不亲身实践，用日常生活去推求，却只凭耳朵听取、眼睛掠过，口头商量、牙齿议论，想要明白道理，那么道理不但不能明白，反而会更加晦暗。譬如遥远的道路，听说它遥远的人，未必真正知道它遥远；等到亲自用脚走过，才知道它遥远。又譬如美味，听说它美味的人，未必真正知道它美味；等到亲口尝试，才知道它美味。读圣贤之言而没有体验、发明的收获，那么自身只是自身，书只是书，即使有千言万语，也只会徒增累赘，凭什么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并把道理施行于四海而成为准则呢？我年轻时读《论语》《孟子》，不知道应该怎样读；等到长大，知道怎样读了，却还没有得到其中的意趣。经历忧患之后，我闭门独居，才开始深入玩味、精心探索。起初懵懵懂懂，后来思绪涌流，再后来心境开阔舒畅。这大概就是所谓亲身实践、用日常生活推求的验证。大的方面，从天地山河，到细小的一饮一食，无不反复省察，动时思考，静时思索。所以等到熟习之后，我很觉得自身和书并不是两样东西。眼睛在书上时，书的意味固然没有增加；眼睛不在书上时，书的意味也没有减少。坐着，是书；站着，也是书。所有言语和沉默、行动和停止，没有一件不是书。唉！我从事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心中所得，本来不能用言语传达；有时不得不说，也只是姑且记录我认识所达到的程度罢了。于是把它记录下来，收藏在巾箱中，命名为《纪疑》。等到我的见识日益进步、疑问日益得到开启，将再删削、续补并订正它。这不敢说是最正确、不可更改的学说。有人说：《论语》《孟子》的解释，自魏晋以来枝蔓纷杂，也已经浩繁无边。到了本朝诸位老先生，才把它们论定。现在看来，已经达到极点、完备无缺了。你的这些纷纷议论，果真比诸位老先生的学说高明很多吗？我说：我并不是比诸位老先生的学说高明很多。然而，如果只满足于诸位老先生的说法，而内心没有真正的所得，我也不会这样做。我以诸位老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考订它们的归宿，再反求于自己的内心，以探求其中的真实，不过如此罢了。程子说：解释经书时意见不同，没有妨害；只是大体上贵在彼此相近。这就是诸位老先生教导人的道理。我谨以此回答并感谢您的询问。嘉定辛未仲冬望日，天台陈耆卿作序。

译《论孟纪疑》后序 我已经写了《论孟纪疑》的序言，仍然担心求学者涉猎过于泛滥而不能认识它的大旨，于是又进一步加以阐明。大旨是什么呢？就是仁义。《易经》说：立人之道，叫作仁和义。假使仁义始终明白，孔子、孟子的话也就不必流传施行了。孔子很少谈仁，孟子兼谈义，难道是故意要显得不同吗？也只是各自有所针对罢了。仁，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天地以仁作为生养万物的本心，人也得到它，把它作为自己的本心；这就是所谓五常的根本，是广大而无所不包的东西。正因为它广大而无所不包，所以人很少能够做到，孔子也很少谈它。看当时求学者的提问，都有轻视仁的心，而孔子从未轻易把仁授予他们。有人问仲弓，孔子说不知道他是否仁；问子路、冉有、公西华，孔子说不知道他们是否仁；问子文、令尹文子，孔子说还不知道，怎么能说是仁呢？即使到了颜回好学，孔子也只说他能三个月不违背仁而已。唉！假使当时的求学者知道圣人不轻易把仁授予人的意义，勤勉不懈地去除人的欲望、恢复天理，那么仁的道路就可以逐级登堂入室，渐渐进入深奥境界。孔子少谈仁，正是为了深刻地谈它。虽然如此，孔子没有说明仁究竟是什么。自孟子把仁说成人心，仁的道理才明白起来。阐明仁的道理的是孟子，揭示仁的内蕴的也是孟子。况且他为什么只谈仁呢？还把义和仁并列起来谈。孔子不说义，是因为仁已经包含了义；孟子兼说义，是用义来证明仁。孟子既谈孔子少谈的仁，又谈孔子没有说的义，难道是不得已吗？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不懂义。告子是孟子的高足，却还把义看作外在之物；他不但不懂义，也不懂仁，所以孟子兼而谈之，《孟子》七篇中有许多阐明义的论说。义的道理明白了，仁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唉！求学者难道可以不探求《论语》《孟子》的大旨吗？懂得仁这一个字，就足以领会《论语》；懂得义这一个字，就足以领会《孟子》；又懂得仁可以包括义、义可以证明仁，就可以同时领会《论语》《孟子》。如果只举其一而废弃其一，通晓这一部却不通晓另一部，怎么能说是领悟了呢？求学者应当仔细体会。腊月朔日后序。《送商羲仲倅延平序》做官的道路有品级：起初考中后，任主簿或县尉；后来调任县丞或郡曹；任满六年，得到五位大官推荐，才可以改换品秩。品秩改变以后，按法令注授县令；任满县令，又依法可以任郡守的副职。世俗看重京官，往往把任县令看作不得已，后来又把任郡守副职看作可耻。贤能而得到上级赏识的人不这样说，反过来的人便拖延日月，向当权者哀诉，求取所谓院官或辖官。唉！院官、辖官并不尊贵，郡守副职也不卑贱。忙忙碌碌地把一次升降任免当作喜怒哀乐，见识为什么这样狭窄呢？我不能用商君的事情来劝告您。当初，您任定海县官时有声望，贤能而得到上级赏识，大家都说您应当留在朝廷，扬眉吐气。您却不把这当回事，所调任的是剑浦治中。当时那些迷惑的人，不是认为您疏远朝廷，就是认为您过于激烈，却不知道您的心如行云流水，遇到外物而不必拘泥于外物，我只知道实行自己的志向罢了。内任、外任对您都没有区别，又哪里会有所谓喜怒哀乐呢？您自己没有喜怒，而对剑浦的得失，大人们说：千里之地的权力在郡守，郡守行使权力时，有副职协助，往往把副职看作不重要。这是大错特错的。使千里之内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是郡守；使郡守不能任意专断的，是副职。副职不理政，郡守就会专断；郡守专断，百姓就会受害。什么叫不重要呢？即使副职与郡守彼此抗衡、逞强争胜，不肯向对方低头，确实可以使郡守不能专断；然而副职不让郡守专断，自己却专断，那么使百姓受害反而更严重。二者都不对，也都使您成为罪人。我听说，廉正地据守职位的人，一定能够履行职责。您的到任，我知道剑浦的百姓都畏惧退避、改变看法，千里之内也会受到熏陶。于是我探察您的心意，作歌说：剑浦的水啊，深邃幽远；您的仁爱啊，与水一同争相流淌。剑浦的山啊，高峻险拔；您的操守啊，与山峰相对挺立。对您来说是屈居，对我来说却是伸展；愿人们还唱这首歌，把它告诫给后来的人。《送应太丞赴阙序》贵溪应先生在淳熙丁未年参加殿试唱名，嘉定辛未年入朝任职。他由棘寺丞请求外任，历任郡守、常平使者，升任转运使时辞谢不接受，改任处州刺史。有人询问处州的政绩，都说：先生有恢宏宽广的才干，却以谦逊来涵养；有棱棱然的威严，却以和气来调和；有明白通达的智慧，却用沉默来承载。凝香堂中整日安坐，从未有过急促的声音和躁动的神色，但千里之内的百姓都亲近他、爱戴他，又敬畏他、把他当老师。古人所谓的儒者之政，真正就是这样的人吧？和气像河流融汇，年年都报告丰收；远近的老幼免于流离、饥饿和互相非难，吃饱的是庄稼，也是在应先生的仁义中得到饱足。正准备援引借寇的旧例，请求朝廷留任他，然而任期已经届满，朝廷也将召他回去了。有人说先生三十二年的科举功名、八年的班次资历，长期在外，又因部使者委屈自己治理郡县，如今再次入朝，已经要飞翔腾达了，却不知道造物主的意思。浮花艳卉没有十天半月的长久，而高大的柏树亭亭耸立、直插云天，历经雪霜仍不改变，难道不是因为其中常有阳春吗？长期在外任职，是因为施惠于我们的百姓；以部使者身份屈居治理郡县，是辞去尊位而居卑位的义举；任满之后才召回，是不轻易夺取百姓的乳养。召他回朝辅佐太常，是因为他具有兴礼乐、致太平的才能，并把这看作太平将至的征兆。我陈耆卿不过是下邑负责勾稽的属吏，天性朴拙，先生却庇护我、提携我，用道德温暖我，用文章鞭策我，恩情格外深厚。想来即使捆起一千只兔子也不足以表明我的诚意，何况只是一幅剡藤纸呢？看唐人送李正字，都是既作诗又作序，唯独韩退之的序意旨深厚。然而看韩退之的各种序，有的属于祝颂体，有的属于规劝体；如今我要写规劝吗？还规劝什么呢？不如不作规劝而作祝颂吧。秋意渐深，梧桐稀疏；新桂在月光下香气浓郁；祖饯的帐幕挤满街道，送别的酒杯仿佛浮在空中。第一祝说：寒暑还没有完全调和，愿门户内外安泰和顺，长久护持斯文的文脉。第二祝说：皇上正在以礼招纳贤才，国家社稷如九鼎稳固，愿诏命传达到父老之中。先生离开本州，并不是忘记这里；等到您起身普施恩泽于八荒之地，那么一州百姓自然也在其中。第三祝说：我这牛马般奔走的人还伏在泥涂中，不知先生如今身在何处；将来偶然相逢，请不要忘记我。第一祝是为先生，第二祝是为父老，第三祝是为我自己。酒过三巡，祝辞也按照古礼完备了。嘉定戊寅八月望日，门人天台陈耆卿作序。

译《送罗明仲序》我早年在乡校求学，乡里的许多年轻人都跟随我游学，其中考察他们最为出色的，得到了罗生。罗生文雅而喜好修养，气质醇厚而安静高远，与乡里的其他年轻人大不相同，我非常喜爱他。罗生也乐于亲近我；两年来我多病，其他人稍稍告辞离去，只有他仍像从前一样往来。我认为长久交往的情谊，在罗生那里是没有疑问的。一天他来告诉我说：我的表叔商公任剑浦副职，将带我一同前往。我有亲人在这里，不喜欢远游，但又想到这次出行不能推辞，先生认为怎么样？我回答说：我平生喜欢游历，常想仿效司马子长周游天下，吸取奇异、收集清爽来磨砺胸襟，只是家中没有像伯仲尼那样的人替我主持家事，所以未能实现。剑浦不过是千里之遥，您为什么不去呢？况且我听说人们厌恶远游，是因为远游会使人放荡；放荡是由于漂泊而失去依靠。依靠商公，就有了依靠之处；他一定能够用平和之气陶冶您，用灵秀之气陶铸您，使您变得磊落开阔。您为什么不去呢？虽然如此，您离去是适宜的，我对您也有期望。凡是求学的道路，忧患在于稍有所得便自以为有功；自以为有功的弊病，不仅不足以谈论大的学问，也不能巩固已有的小得。如今若说您毫无所得，这是欺骗您；若说您已经有了很大的所得，又恐怕您会逃走躲避。这样看来，自以为有功的弊病，您虽然未必已经有了，我却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从今以后，立志要真实坚定，不收缩，不疏远，不停息，这样或许能够使学问增长、志趣更新。凭此去观察剑浦的山川风物，您的所得一定会很大。您努力吧！我和您分别，踪迹虽然一南一北，心却如同仍在同堂一样，请千万不要忘记我的话。《送王抑之序》四明王君抑之，年轻时凭借擅长作赋被贡送礼部，到了白发之年才开始入仕，两次升迁后任我县县丞。他笔端纵横奔放，文思如泉喷涌、如箭激射；公文诉状的来龙去脉还没有看完，他已经娓娓道出数百句话，人们都非常赞叹他。大家料想他的功名还没有到尽头。过了一年，政务办成，他忽然有些不快乐，续作陶潜的诗，向上级请求交还印绶离去。他离任那天，士大夫们左右环顾，想苛留他，最终却默然无计，只得作罢。然而王君离去，实在并非出于自己的愿望。王君想到自己是儒生，不能敲击振动、搜刮百姓膏血来求取宠幸，只想采用平平常常的办法，考核列为下下等，或许可以不愧对父老罢了。连年遭遇大灾荒，徭役赋税长期被胥吏蠹虫侵吞，未能治理，减免搁置的命令即将下达。早晚都在摆弄朱笔墨砚，即使手上生疮、脚被冻僵，也无法塞责。王君认为自己的才能只能做到这里；想强行征取百姓，他不忍心；想傲然对待上官规定的期限，他又不敢。不只是因为不敢，还将因此获罪，所以便离去了。唉！世人看见通过特科入仕的人，往往争相轻慢他们，说他们不过是苟且求禄、养活妻儿罢了。王君身体可以衰老，志向却不能屈服；而且祸患还没有临头，便提起衣裳逃走了。那些在悠悠风尘中，年纪比不上王君，却不停流涎求取富贵的人，应当为此惭愧而死了。古人说：可以停止时就停止。王君难道不是到了可以停止的时候吗？又说：有官职守责的人，如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就应离去。王君难道不是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吗？不过我听说王君本来已经老了，而且母亲还在；即使不为妻儿考虑，又怎么能不考虑家庭和母亲呢？王君说：做官是为了实行道义；收起道义而安居家中，即使喝豆羹吃清水，也觉得快乐；违背道义而在官位上不得安心，即使每天享用三牲，也不快乐。就凭他的儿子所能奉养的程度，来了解他母亲的教诲，或许还可以吧？马车已经载着他走上道路，请替我读一读这篇序文；我也只能默然无计，无法挽留王君了。《送叶孟我之官宁国序》嘉定改元的夏五月，乡里的先生叶公孟我出任宣州宁国县主簿。这次出行，本州的大夫们都高兴地祝贺他，唯独我认为可叹，公开说道：本州人了解叶公吗？叶公研究学问如同禹治理洪水，考察制度如同周公规划井田，制定赋税、落笔成文如同庖丁挥刀、匠石操斧，年轻时就已经享有声望，进入太学后，名流都以特殊礼遇对待他。当时人们以为他可以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能把使命贯彻到底，却没有随着时势浮沉，日复一日地老去。那些曾与叶公同席研习的朋友，有的已经成为宰相；曾向叶公学习经籍的，多已成为卿大夫。唯独叶公迟滞在故乡，只勉强供养妻子儿女；寒月照着半帘，清风吹过一榻，孤寂地面对自己的身影。住在别人无法忍受的处境中，这究竟有什么罪过呢？宁国是小县，主簿是卑微的官职。我正要为叶公哀叹，又为什么要祝贺他呢？虽然如此，我为叶公平心而论，叶公也请平心听我说。上天吝惜才华，贤哲之人享有富贵，这两者难以兼得，自古以来本来如此。这也许是造物主神妙的安排，为了使一世人暂时闭眼，实在不得已而取舍。应当说：宁可舍弃富贵；没有声名的富贵人多得很，而贤哲之人即使饥饿而死，名声仍如日月长存。那么将怎么办呢？县邑小，事务就便利而清闲；官职卑微，就远离毁谤。琴高山、谢朓亭，以及前人的遗迹往事，难道没有奇异非凡之处，可以献给叶公吗？在处理文书的空闲时间游览并歌咏，使歌声与天籁相互应和而不混杂，那么他看待一个主簿的品秩，已经觉得卑污了。更不用说其他方面了。《诗经》说：一天不见，就如同隔了三个月；何况分别三年呢？这正是我悲伤的原因。

译《代送学子之婺女序》宋朝拥有天下，德泽深厚而广远施行；皇族子孙繁盛兴旺，滋生繁衍，不只是富贵，也受到教化熏陶，因此诵诗读书，能够与平民士人相抗衡。最兴盛的地方莫过于台州黄岩，其中又分为两处，叫作江北、西桥。那里的父兄大多凭借道德性命之学成为名家，子弟们温和恭敬，恭谨奉行家学；他们读书用功，又有许多地方超过平民士人。我不只是庆贺赵氏一族的昌盛，也由此看见圣朝的教化，知道教训皇族支系的事业长久。只是我自己遗憾浅陋，生长在他们乡里却没有接近他们，私下认为这是我的惭愧。戊辰年春天，我闭门在家谋食，忽然有人带着书信和礼物来，原来是江北赵氏请我到家中授馆。我欣然答应，进入他们的学塾，于是得以亲自承受他们父兄的教诲，熟悉地交往他们的子弟。我所见到的超过我所听说的，其中赵氏子弟的行为最为出色，聪颖悟性超出常人，是我所喜爱、看重的。我和他相处，彼此非常投合；没过几个月，他要侍奉父亲到婺女任职，便来向我告别。我于是对他说：人的学习，不只取决于所处的地方，更取决于志向。如今做子弟的如果遇不到贤明的父兄，是可叹的；你的父兄贤明，已经遇到了贤明的父兄，却没有美好的资质而能够达到学问，也是可叹的。你的资质美好，已经可以达到学问；既有贤明的父兄，又有美好的资质可以达到学问，若还能充实自己的志向，那么向哪个方向不能成功呢？婺女有许多老师和朋友，你到了那里去拜访他们，一定会有所启发。你若因此率领兄长和弟弟，长期鞭策自己，追求长远的成就，就不会辜负自己的美好资质，不会有愧于贤明的父兄，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喜爱和看重。旅途漫长，又正值暑天，愿你多加保重。《送伯父归余杭序》己酉年，伯父有临安之行，那时我陈耆卿刚满十二岁，还不知道离别的滋味是什么。三十年间，我因参加考试到临安，得以见伯父有三次；伯父也因办事回到台州，得以相见有四次。第一次见面时，伯父还没有老，牙齿头发正盛，精神充足、气色润泽，一点也没有把羁旅之苦表现在脸上。后来年近衰老，牙齿头发却没有衰败；再后来牙齿头发稍有衰败，唯独他的精神气色仍炯炯如常。因此每见一次便高兴一次，高兴平定后又重新悲伤。想到我的先父已经去世，而伯父是他的同胞兄弟。伯父已经七十四岁，我却不能和他同堂共席，反而让他漂泊在异乡，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祖先的坟墓呢？然而伯父离开台州已经很久，在那里客居也很安适，说我亲手经营、双脚奔走，已经习惯得如同乡里。他把自己安顿在那里，我的儿子也寄居在那里，我的孙子在那里成长，我的魂梦实际上也依附在那里。因此他每次回来，往往不到几十天就返回；有想留下来停住的，伯父也拒绝不听。唉！我们的分别日子竟然这样多，相聚日子这样少；人生不是金石，怎么能不为此重重叹息呢？如今我在青田试任吏职，距离临安远达千里，伯父跋涉而来，说：我这次来得实在辛苦。我的内人去世已经十二年了，我忙忙碌碌不过是为了衣食而已，葬后还没有墓志铭，也没有写铭文的资金。我将要奔走告诉世上有力量而又好行义的人，请你筹划这件事。陈耆卿说：唉，这是小侄的责任，怎么敢因此劳累伯父？于是想到伯父平生奇特豪迈，稍微宽裕时，丢弃千金也像丢弃破鞋；遇到穷困时，即使一文钱也不肯轻视。临安是天子的行都，贵人林立，伯父却从未在那里求取依托，而说：让我拖着长衣襟求生，不如穿着短褐而死。他的操守就是这样坚定。如今却因为内人的葬事而被迫奔走远游，若不是有极大的不得已，难道不是夺去了他的本心吗？我已经替他写了墓志铭，只是力量微薄，不能帮助他，于是写下来声告当权者。又想到，磊落刚正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呢？伯父此行，一定会有像范、郭故事中那样的人来帮助他。我在追送之后，只恨自己被朱墨公文拘束，不能随着船头一同远行。倘若有幸任满，我还想迎接供奉伯父的华发，使他回到帢帻峰下养老。嘉定丁丑重五前一日，侄陈耆卿作序。《赠画墨竹叶汉卿序》竹子这种君子，自王子猷以来，便足以让百世传诵，使子孙在山岩洞穴间长久谈论；岁月累积，人们既已饱览真实的竹子，便又想把它的画像绘出，以便常常亲近。叶汉卿是其中的杰出者。叶汉卿穿着破旧衣服，除了一杯酒外懒于收拾整理，似乎与竹子的品格相反；然而他每天都临摹画竹，难道是内心偶然与竹子相合吗？让他试试平日所学，起初并不经意，后来奇异的姿态纵横迸发，转眼间便画出百尺高竹，风吹叶披、雨水洒落，仿佛置身潇湘之间；他的画能够流传后世，是毫无疑问的。我曾经评论世间的绘画，应当得到天然的奇趣；如果一叶一叶地比较，一节一节地计算，几乎像刻楮一般，越求形似反而越不像。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可以为之感慨。世人看见萧协律、文与可所画的残根坠箨，便生出遗憾不能同时代相遇的叹息；至于我们叶汉卿醉后挥墨淋漓，纵横满屋，有人却不知道珍爱，岂不是奇怪吗？《赠刘神童序》童子科是用来搜罗早年聪慧的天才的，本来认为他们早晨成为杰出人才，晚上就能享有富贵。刘君取得童子科资格已经二十三年了，却仍然穿着粗布短衣；即使他背诵九经，声音铿锵如金石，也不足以换来一顿饱饭，更何况富贵呢？唉，这大概是命运吧！然而别人看刘君，可以说这是命；刘君自己看自己，却不能说是命。回到故乡，访求旧日的编籍，使学问更加深厚；鞭策自己，使志向更加远大，不要让人只夸奖你的早慧，却看不见你晚年成就，这就叫自立。您努力吧！如果认为归乡所需的资费还没有准备好，一定会有使您动心的人。《送徐山序》徐君山来自永嘉，给我看诸位名公的诗作。诗中说他谈论五星非常精妙。我询问此事，才知道他是黄岩人。我没有在同乡遇到他，却在异乡遇到他，我也太浅陋了。徐君征求我的诗，还希望我不要写得冗长轻慢，于是我写在这张纸上，不知道哪里才算重要。尊贵之人难以遇见，还不如贤能之人不容易相逢。您冒着暑热跋涉万里，目光如电；如果那里有贤能而尊贵的人，请替我告诉他吧。《送朱生序》往年评论我乡里的术士，其中精通者要数朱君。朱君出身书生，往来者都是乡里的俊杰，所以他的名声显赫，居于众人之上，并不因相貌而被轻视。他曾经路过我这里，谈论祸福，情意极为亲密融洽，我高兴地为他作诗。从此十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去年我侥幸考中末科，其他术士纷纷前来祝贺，却又没有见到朱君，猜想他大概是抗衡不屈，否则就是忌讳谈自己的功业而深深隐藏起来。然而听说他非常贫困，竟放任自己处在司马相如洗涤酒器的境地，我心中十分怜悯他。难道他只是能够谈论别人的命运，却偏偏遗漏了自己的命运吗？春雨时他来访，我们叙说旧日的话，恍如一场梦。他的憔悴、朴实和木讷仍和从前一样，而且说已经有了儿子。我查看他儿子的命运，如果果真能够有所成就，那么朱君的命运也不能算太差。于是写下这些话，让人刻在他家的学塾中。

译《重赠陈良夫序》我从前替陈君作序，序文一百多字，只说了他的术数在我身上应验的情况，至于在别人身上应验的事，我还没有完全知道。他到青田任职时，我乘小船往来，和他交往尤其熟悉。问起他的术数，才知道比从前精确了十倍。水心先生后来又推算卢子高，叶季重预先推荐陈漫翁得以接近禄位，应魏二太守任满离职，何元枢去世，杜晦之死亡，以及我弟弟良卿丧偶等事，都明确指出了日期，毫无差错。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把其中显著明显的写下来，告诉知者。唉！术士在东西南北奔走取信于人，令人厌烦的太多了；我对陈君不但不厌烦，反而一天比一天敬重喜爱他。分别时便忧愁，会合时便欢喜。以我少有合得来的人、而陈君又不肯苟且与人相合的性情，我们却能如此投契，这不是容易同俗人说的事。庚辰年二月上旬，再写于筼窓。赠给周生的序 周生说自己有母亲，年老得很，依靠他的术数来维持生活。他奔走经营于四方，除了能让母亲有粗茶淡饭之外，没有别的愿望。天下术士很多，很少有人懂得这个道理。从前严君平在成都为人卜筮，和人家的儿子谈话，总是归结到孝道上。周生难道只是说说而已，是真能实行它的人吗？陈耆卿。赠给三衢叶生的序 占日者把金、木、水、火、土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判定人的吉凶、生死，其中说中的十个人里没有两三个，世人却大都被它迷惑。告诉人将来富贵，人就高兴；告诉人将来贫贱，人就悲伤。因此，占日者察看人的脸色，顺着说些柔软圆熟的话，姑且以此攫取利益而已。世人虽然知道这种话难以相信，却又不能不信，所以来询问的人常常肩挨着肩。富贵贫贱本来有命，但君子很少谈论这些。仁义礼智，难道不是上天赋予人的禀性吗？修养自身，仁义礼智没有亏缺，即使贫穷低贱也不感到羞耻；不修养自身，仁义礼智有所缺失，即使富贵也只是放纵。人不远离羞耻，却以放纵为师，所以听到命运说得不好就变脸色，而自身行为不好却安然处之。我当然知道这是被迷惑了。如今天下以不富贵为耻的人有多少？叶君如果只用富贵来使他们高兴，就是欺骗。从今以后，稍微把他们引向仁义礼智，就差不多了。你去做吧。《隘轩先生文集》序 当时，隘轩已经八十一岁，而《五经始论》……三年后的五月，孙若水才把它藏在袖中送给我。又过了两个月，才完成并领来其他著述。这大概是我郡补任官职所需的第二年。起初若水来时，我问他：‘令尊高寿多少？饮食起居怎样？靠什么娱乐养老？’若水说：‘年纪已到耄耋，吃一匙饭还不满一捧；读书常常直到半夜，疲倦极了才引枕而睡。天还没亮到鸡鸣的时候，便吟诵《五经论》一遍，天亮就起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娱乐。’后来我得到这篇论，读来深厚绵密、婉转淡泊，文章有汉代风格，内含圣贤的气象。《易》《诗》《书》尤其透彻高远，若非真正见到前辈境界，不能达到这种程度。若水又说：‘《论》写成以后，其他著述随即付梓，印了两年，书帙才不过三份，自己送给一位大田人。’如今这位先生，在我祖父那里就已经难以说清了。我看经论几千字，十篇中还不到一篇。隘轩亲自作的序只有这一篇，其他著述冷落少有人问，似乎他并不看重，或者并不精美。等到层层揭开来读，玩味其中的意旨，毫无雕琢古朴之痕，每一句都没有刻意模拟古人而自有天然丰厚。何况其大略如江潭尚未起波，而深沉的神韵本来就在其中。由此可知，并非不看重或不精美，而是精美、重要的地方还有更大的所在，那就是圣人之书以及敬斋的绪论。既然把它看得重大，就应当不因年老、不因不显、不因无人、不因无人赠送而使它沉没；既然重视它，就应当把它刊布出来。《论》既然如此，其他著述也可以由此征验。隘轩姓车，名似庆，表字石卿，号敬斋。他的祖先居于大田，是他的友人王德父的乡里。端平丙申三月初一，筼窓陈耆卿作序。《赤城志》序 图籍文书的流传，已经很久了。如今土地超过万里，县邑人口还不到万户，也一定有成书的地方。何况台州是著名的大郡，又称辅郡，延续经历了千年，换过几百位郡守，难道却缺少、散亡到无法续成吗？还是因为因陋就简、沿袭旧制，没有工夫过问呢？历任郡守中有四人，曾经为这件事尽过力。像尤公袤、唐公仲友、李公兼等，都忙碌不堪，不能完成。最后黄公防把这件事交给我，和陈维等人一同纂集。黄公离去后，匆忙间仅仅编成，仍不完备。把稿本束放起来已经十年了。再拖久了，不但不会完备，连已经完成的部分也会失去。如今青社齐公硕刚到任，想把它完成，却不到一年便来不及办理政务，于是又把这件事交给我。于是由郡博士姜君容总领校订，县大夫蔡君范以下分工订正；又两次委托陈维、林表民等人采集补充。书稿具备以后，我为它考察沿革，查问异同，调剂详略，权衡雅俗。凡是意旨不能理解的，依靠当地故老；故老不能说清的，依靠碑刻；碑刻不能判定的，依靠典籍；典籍中有漫漶不清的，就用道理来裁断，再参照人情加以取舍。各种事迹都立有条目，各卷都加以叙引和说明，目的在保存教化、认识典章，并不只是为了记事而设。像这样做了半年，书才完成。唉，同样是这个州，难道不能在今天完成吗？有人说，只是时机到了而已。从前欧阳公论学，感慨于官吏之道，认为官府文书所不负责的事，便说是不急之务。难道只有学习如此吗？说到图籍文书，岂不是尤其被视为不急之务吗？然而没有什么比图籍文书更深奥，也没有什么比官府文书更浅显。官府认为不急的事，本来正是君子所急切的。如今齐公治理政务，剖析纷杂、清除烦琐、照见幽隐，对于官府所急的事务确实处理得井然有序；而对于君子所急的事情，更是特别用心。因此才能在半年之间补缀千年的缺漏，增加十年来未完备的部分，洗去几百任郡守的因循，完成四个人曾经努力的事业。唉，这难道只是因为时机到了吗？书得以完成，是时机；使它完成的，是齐公的志向。他的志向一旦确立，时机便会随之而来。没有志向却说要等待时机，我从未听说过。难道只有一部图籍如此，天下的事情全都是这样。钦定《四库全书》。《筼窓集》卷四，宋陈耆卿撰写的记文。

译《思爱庵记》思爱庵在北山滕侯庙左边十步远的地方。台州人感念滕侯的功德，所以建立了庙；建庙以后，又在旁边建了庵。这样做，是因为滕侯的功德无穷，而感念怀想他的人也接连不断。滕侯以郡中地位低微的属官，抗击天下的大盗，事情见于《守台录》和朱文公语录中，世人已经传知，所以不再记述。我曾经谈论过：自古以来遇到盗寇灾难，盗寇尚未到来便先恐惧，这只是一般人。较高一等的，盗寇来了并不恐惧，危急时便逃走；更高一等的，盗寇来了并不恐惧，危急时也不逃，最终以死相继。最终以死相继，难道不难吗？滕侯却不是以死相继，而是以生相继。滕侯活着，于是一城的老幼都得以生存。一百多年间，人民涵养繁衍，安闲游乐，有的织布，有的耕种，有的做官，有的求学，不知情的人自以为天下太平，庆幸自己成为安乐之民，坦腹而卧、放声歌唱；而知情的人却流泪。既然知道，便会思念；思念而不能见到滕侯，就希望见到他的家人，好像滕侯仍在一样。于是命滕侯的孙子仲宜到武阳迎接赵夫人，赵夫人在庵中居住。滕侯享受祭祀的官府拨出废田半顷，让仲宜主持祠祀。仲宜死后，由他的儿子昖主持。田地年成不好，庵也一天比一天坍塌。昖哭着说：‘如果这样下去，就不是台州人把我托付为滕侯后人所期望的了。’秋防期间年成稍好，便用田地的收入供给修缮费用，先修庙后修庵，工程完毕后向我索取记文。我想滕侯天性具有赤诚之心，把平定灾难、解除险患看得如同饮食一样自然，功成之后又推辞赏赐，从不计较厚薄。庵与庙的有无，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台州人思念忠诚，昖懂得孝道，所以对庵和庙一直挂念，庵和庙才没有废弃。虽然如此，庵和庙是台州人的责任，却反而把负担累及昖；昖只能以蔬菜清水勉强供给，又要从工匠和石料上设法筹措，这将怎么办呢？爱护根本，就应当防护枝叶。从今以后，庵和庙坍塌了就应修缮，田产不够就应增补；我先让田产收入有余，然后再要求昖承担修缮庵庙的劳苦。这样，庵和庙应当更加不会废弃。滕侯死了不能复生，如果能使滕侯的后代世世代代主持滕侯祠，祭祀不断，就是所谓感念怀想滕侯永不停止了。我记得从前陪同祭祀时，尊、簠等祭器横陈，箫声鼓声震动树梢。祭祀完毕，在庵中饮用祭肉，常常遗憾庵太小，不能容纳众人。如今这座庵已经重修，春日的猿、秋日的鹤都仿佛喜形于色，士大夫将云集而来，像云满、雾塞一样，斟酒奏乐，歌咏滕侯的功德和恩赐。如果一定能想到这是台州人的责任，而不要把它累及昖，那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嘉定十三年七月某日记。《寄庵记》金华邵大猷有超出世俗的情趣，取晋人的话题写在居所匾额上，称作《寄庵》，多次请求我为它作记，到了六七次也不厌烦。我问他，他说：‘我年老将至，对世俗的念头越来越淡薄；我将把心当作空船，把身体当作旅舍，把家当作草庐，以此度过余年而忘却忧愁。’这就是命名为寄庵的原因。我答应他说：如今的人像苍蝇一样营求、像蚂蚁一样争斗，把外物认作自己，为了击打争夺而发出呻吟，直到死也不停。听了你的话，难道可以得到疗救吗？不过，这还不足以说明它的全部意义。晋人的话多半旷达放纵而少有根基，然而他们说‘如同寄居’，并没有把人生看作真正的寄居。放眼天地之间，能永远享有荣华显耀的有几个人呢？起初以为像泰山一样稳固，转眼之间却变成闪电、流水、空虚和尘埃。原先所依靠凭借的东西剥落消磨，连一丝也留不下来。‘寄居’的说法并不是虚妄的。不过，这说的是形体。形体不可依赖，所能依赖的是理。理无穷尽，形体有终点。因此，如果认为一切都是真正的寄居，那么即使千年也如同早晚之间，即使天地也只是寄居之所；如果认为并非寄居，那么即使一间小屋中，也有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丝毫差错就会造成千里谬误。因此君子勤勉不懈，仿佛一直在思考；孜孜不倦，仿佛一直在持守，眼睛还没有闭上，心已经疲惫。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这是从理上说，不是从形体上说。旁边有人笑着说：‘你的话奇怪啊！’晋人比不上你。嘉定甲戌年仲冬初一，天台陈耆卿记。《青田县尉题名记》青田县的官舍，县令的居所依傍山，县丞的居所挡在前面，主簿的居所像翅膀一样位于右边，都靠近市场，只有县尉的居所在溪水岸边。山林空寂，水流清瘦，欸乃歌声和摇橹声交织着传到枕边。有时遇到风雨、昏暗、晴明的变化，星斗时隐时现，烟霭吞吐聚散，姿态万千。路过的人羡慕它清幽，居住的人却并不觉得。然而县尉每月的廪禄和三十缗钱，隶属士卒五十二人，大半已经散失，留下的人又没有饭吃，于是便依靠符檄，奔走乡里，喧闹抢夺，公然触犯禁令，不顾县尉闭口不问，只是孤零零地待在空屋里。房屋又低矮、陈旧、破损、剥蚀，颤颤巍巍像要压下来。刚坐下不久，就听见梁柱剥剥作响。我记得过去曾在这里任同僚，每次进去拜见，庭院里连一把椅子也没有；断椽破柱只能拿来烧火，大概不只是官舍如此，即使平民的住宅也不至于这样。地处既然如此清幽，居所却卑陋羞辱到这种地步，究竟是地方使人受辱，还是人使地方受辱呢？钱塘朱起祖刚到任时，议论改建县尉官舍，我怀疑他是在说大话；不到两个月，竟然传遍了，说县尉官舍建成后胜过我的居所。大概没有浪费公家的钱财，也没有借用百姓的劳力，房屋像天然设置一般整齐，像彩霞涌起一样光彩。人们既感到震动惊异，晶莹的光彩又映照四方，连青山碧水也仿佛更加增添了它的胜景。至于风雨昏明的变化，景色横生而迅速变幻，更加清幽绝美、令人喜爱。我因为认为你说大话而怀疑你，原来你并不说大话，实在是我不明智。由此我知道，议论事情、议论人物，不能拘泥于固定的尺度。总不过是一所县尉官舍，居住的也都是人；有的人不能拥有自己本来拥有的东西，有的人原本没有却能使自己拥有它，差别竟如此之大。可是有人却想把它们比较后视为相同，这就会使贤与愚一同被掩没，使粗劣与美好一并被废弃。到了最后又责怪当地风俗难以治理，这就像把荃草和臭草混在一间屋子里，却反过来责怪屋子不香，难道合乎道理吗？朱君既然新建了居所，又拾取前人按次序刻磨成的石头，来请求我作题名记。排列姓名，标明年月，平等地展示善恶，暗中保存劝善惩恶的意义，这个用意本来就不浅。总的说来，在一块石头上刻字，与建造官舍的难易大不相同。因此我把经过次序写在后面，把容易的放在后面，把困难的放在前面。嘉定十三年九月某日，从事郎、新庆元府府学教授陈耆卿记。

译《处州平政桥记》剖开木头做船，是为了防备涉水的危险；架木头做桥，是为了防备乘船的危险。人有千年的忧思，却没有百年的寿命。风雨中的波浪、涛水中的桥，即使依靠人力建成，也不能靠人力使它永不毁坏。不过，如果确实尽到人力，那么建成时就会坚固美好，毁坏时也会较迟；这样说来，成败又在于人力，而不在于桥本身了。处州的桥始建于端拱年间，几经兴废，事情清清楚楚地刻在石上。大理丞应公元衮调任此地的第二年，才商议修桥。桥修好还不到一个月，水势暴怒，桥基摇摇欲坠。过了三天，水势再次暴涨，桥便毁坏了，于是又商议重建。桥从仲夏动工，到孟秋完工，应公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桥工。过去主持这项工程的人，掺杂新旧材料，华饰多于质朴，只顾眼前的喜悦，放松了对意外忧患的考虑。应公独自拆除旧材料，遵循成规，下令说：‘我任期一满就要离开，这座桥应当彻底修好。’众人听说后奔走效力，工料和工程规模加倍扩大，桥伏着像龙卧地，弯曲着像虹饮水。城内外人来人往，又像在席面上阔步而行，影子散落在涧水中；山峦和山麓迎面而来，鱼虾在桥旁出没，一一都是奇妙景观。难道只是说便利通行吗？百姓更加安逸，应公却更加劳苦；劳力增加一倍，费用也增加一倍。众人说：‘如今天子把节俭看作珍宝，诸侯国也随之效法。您的治理非同小可，却不以微小钱财自我满足，反而单独在桥上多费钱财；对自己节俭，对百姓却不节俭。’ 又说：‘郡里的防城始建于天禧年间，房屋已经老旧，危险得几乎要倒塌；坐在上面指挥吏民，本来不应慢慢办理。然而桥修成以后才着手修防城，这又该怎么说呢？这是把百姓的急事放在前面，而不把自己的急事放在前面。他看待百姓没有桥可渡，比自己没有宫室居住还要严重；像这样的人，才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政绩。’还没有把这些完全说尽，应公的政绩以和乐宽厚为厅堂，以安静为车舆，千里之内的桥梁都像宽大的房屋和通达的道路。这难道是等待土木工程才有的吗？需要土木工程的，只是桥和防城两件事，这是人们所知道的；至于人们不知道的，应当到这篇记文以外去寻求。嘉定十一年二月既望，迪功郎、处州府青田县主簿陈耆卿记。《习斋记》愈材叔因为以‘唯’为名的书斋，请我作记。我说：‘你仰慕曾子，真是太深了。仰慕曾子可以，仓促地想要成为曾子那样一听即悟的“唯”，却不可以。’于是改说：‘“习”也是曾子说过的话。只从口头和耳朵获得的学问，圣贤是鄙视的。然而没有经过口耳，也没有能够在内心达到的。听到便有传授，有传授便有学习，有学习便有领悟。“唯”是领悟的极致，而它起源于学习。还没有学习就想学会“唯”，就像还没有走路便想学跑步，必然跌倒而且危险。’曾子所谓的“习”，我们已经无法听到了。我替你远远地想象并说一说：‘细流能够穿透石头，一日暴晒也抵不过十日寒冷，这不是学习的说法，却是学习的道理。学习有间断也有连续，虽然聪明不足，却不能没有长久的坚持；虽然笨拙有余，却不能没有开始。你如果有志于此，就应当在理义的深渊中吐纳，在忠信的园圃里耕耘锄治。耳朵得到的，要在心里反复习得；心里得到的，要在事情上反复实践。早晚得到的，要在岁月中反复坚持。不只是面对圣贤之书时学习，即使日常起居饮食也要学习；不只是面对父兄时学习，即使面对奴仆说话也要学习。’学习纯熟，理就顺畅；理顺畅，心就明白；豁然贯通，八方天地都在窗前。再看圣人的言语，就像冰雪消融，还需要什么问难呢？人们说曾子一声‘唯’，超出了求学者通常的路径，却不知道它是从学习中来的。你诵读《鲁论》二十篇，它开头说的是什么？《畏斋记》畏斋，是钱沆少初读书的房间。少初读书从《论语》开始，领会了‘三畏’的道理，想终身奉行，便用它给书斋命名。给书斋命名并不难，求做到无愧于这个名称，却很难。畏，是进入德行之门。人如果没有敬畏，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三畏，是敬畏中最重要的。其中又有最重要的。没有比天命更大的了。天命，就是上天赋予人的正理。上天用这种理赋予人，人因为得到这种理才成为人。片刻之间不能保存这种理，就会遮蔽天命、阻塞本性。名义上虽是人，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不同于禽兽，所以君子敬畏它。况且天理并不在遥远之处，仁义礼智四端和五常之道，就是其中重要的。细细推究，每一句话、一声沉默都必有天理，每一个动作都必有天理。知道它是天理，那么人的欲望就没有片刻能够放纵；不知道它是天理，那么人的欲望就没有片刻不放纵。因此人们知道有轰然作响的雷霆，却不知道还有潜藏无声的雷霆。潜藏无声的是理，轰然作响的不过是形和声。小人无所顾忌，即使雷霆也未必害怕；知道敬畏的人，即使没有雷霆也会敬畏。《大学》的道理，贵在谨慎独处。所谓独处，就是别人不知道而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那么，少初的敬畏，并不一定要穿戴衣冠、佩玉，坐在这间书斋里才看得出来。他一出一入，在这里潜心修习、游息休憩，澄清自己的心，使志意安静，把躲避欲望当作躲避仇敌，把除去邪念当作除去囚犯。心中常常好像上天就在面前俯临、又环绕在身旁，那么说话、沉默、行动都各有法度。长期积累下去，清明之气便存于自身，左右都能遇到根源，舒展自在、从容优游，无论做什么都能自得。天理本来不是强加给人的东西，所谓敬畏，也不只是终身焦虑劳苦、恐惧退缩而已。少初是公台的儿子，能摆脱对富贵的留恋，想在这方面下功夫，可以说是有志向了。如果能充实这个志向，圣贤的境界可以逐渐达到；否则就免不了成为普通乡人。少初，你要努力。

译《浩斋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得失成败，是非荣辱，像鱼鳞、像猬毛一样彼此摩擦激荡，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息。突然遭遇这些事情，足以使人欢喜，使人悲伤，使人疑惑惊愕而心惊胆战。若有人能够像墙壁一样挺立不动，从高处俯视万物之外，这难道不叫作气吗？气存在的地方，不必三公的地位便尊贵，不必九鼎的财富便富有，不必松柏便长寿，不必花卉便荣耀。大概只要自己的气势广大，外物就都显得细小，天下没有什么能侵入它。然而这种气不能强行索取，也不能虚假冒充。强行索取的，内里空虚；虚假冒充的，必然失败。因此不如探求形成这种气的根本。气并不是难在求取，而是难在得到所求的根本。人没有不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但有的人却变得萎靡、昏乱，是因为向外求而不向内求。向外求而不向内求，就一定会变成客人攻击主人、儿子伤害母亲，整天寻求浩然之气却终究不能浩然。气有义理之气，也有血气之气。义理之气，不发怒也有威严；血气之气，发怒却没有威严。发怒而没有威严的，越放纵，气越小；不发怒却有威严的，气越平和，气越广大。如今想求得使气广大之道，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凭空用力，以主敬为根本，以立义为目标；面对羹墙都能想到圣贤，参与衡量万事，日日在这种理中周流，不敢越出一步。等到日久之后，气质完整精粹、纯正成熟，正大而高明，就像培育桐树梓树，天天变化、月月成长，而栽种它的人自己却察觉不到；这时所谓浩然之气才真正存在。这样以后，才能处于显达时不失其道，处于困穷时不改其志，可以快乐，可以忧愁，可以抵御赞誉，也可以抵御谗毁。外物彼此攻伐、相向而来的事物有千千万万，而我始终不变；究竟是外物胜过我，还是我胜过外物呢？郡博士姚君以‘浩’为斋名，来向我索取记文。我忙忙碌碌应酬世事，尚且不知道操持存养的诀窍，连自我谋划都顾不上，哪里能对博士有所帮助？姑且诵说我所听闻的道理，求的是为你启发、作一点药石之助罢了。凭博士的气质，再探求养成浩然之气的根本，施行于天下，他的浩然之气还有谁能抵挡呢？《植松记》树木中没有芬芳艳丽、对人的观赏又没有益处的，没有比松树更明显的了。然而松树有三种不同寻常之处：它的内心可以独立自持，它的颜色可以经受变化，它的气干可以延年益寿。这样说来，树木中能够有益于人的观赏的，难道有超过松树的吗？唉，世上以芬芳艳丽来取悦人的事物太多了，我从观赏松树中得到观察人的方法。辛未年春天，我从种圃人那里得到两棵松树，栽在堂下。我谨作记并赞颂道：‘松树的内心，不是铁却坚硬。一日成为独立不屈的人，千年也可比作比干。松树的颜色，可以经受霜，也可以经受雪。汲黯立于朝廷，群臣都耸立战栗。松树的枝干，永远不偏离正道。伯夷、叔齐卧于首阳山，即使呼唤他们也不肯回来。’松树具有这三种品质，起初并不借助外在文饰的功夫。人不能这样，难道不应该对这两棵松树感到惭愧吗？《拙养斋记》宁川土地肥厚，风俗淳朴，士大夫磨炼礼义，砥砺名节。百姓贫穷的努力耕作，富有的勤俭节约而不争斗。我家和郡城相望，却连鞋都没有互相往来的机会。每次听见同乡邢子崇称赞他的贤德，主人胡君总是说个不停。他说：‘这就是所说的勤俭节约而不争的人。’胡家本来以财富雄厚著称，但他守身如处女，婚嫁完成后，在住宅东边开辟一处居所，题名‘拙养’，想在这里终了此生。所谓拙养，是胡君给自己取的名号，但胡君并不是拙笨的人。胡君年轻时学习儒业，出入文史之间，也想凭一两件事在世上留下名声。后来没有得到施展，便谋求一个收敛形迹、安息身心的地方，并说：‘我只怕自己不够拙。’希望我为它作记。我说：‘你没有看见天地间的动物吗？凡是被称为机巧的，大多都以笨拙而告终。当它们强盛时，所谓伸爪张距、以角相斗的，几乎震撼阴阳、冲撞日月；后来一个童子拿着一支戈，就能捕获它们，得到唾液鼻涕还笑着把它们切碎，反而不如沼泽中的鼋鼍、山中的麋鹿，悠然自在地享有这一生。’我听说“拙养”的事情，问他所养的是什么，书斋前后有什么东西，他说：‘用松树来涵养我的内心，用竹子来涵养我的气节，用花来涵养我的性情，用山水来涵养我的仁爱和智慧。’ 这五种东西，人们只知道它们是五种东西；有的人也许能拥有它们，却未必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你却把它们收摄于自身，不把它们当作供人观赏的外物，而把它们当作实践修养的准则；即使把今天天下所有机巧的人召来替你谋划，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这样还果真是拙吗？’我听说你所居住的乡里，没有士人显达。你能够鞭策自己的儿子，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选择老师来教育他，想凭此振兴家族，洗刷乡里的羞耻。如果果真如此，你就更加不是拙笨的人。子崇教育儿子，不应只教文艺，而应使他德行成就、品行尊贵，取法前代贤哲，使乡里沐浴于善行之中，这才叫知道根本。科举功名和利禄反而是末节。请进入你的学塾，替我写下濂溪的《拙赋》，来代替我提醒你，不必多说。嘉定乙亥年良月既望，临海陈耆卿记。《暗室记》陈子的居所低矮而狭窄，东边有一间学塾，一丈见方，洁净而幽静，完整而不华丽。陈子喜爱它，于是早晚都在这里。可是窗外就是墙，墙外就是道路，道路离墙只有咫尺，墙离窗也一样近。因此房屋局促闭塞、昏暗遮蔽，不足以照见阳光。于是就题名为‘暗室’。有客人经过而笑他说：‘你的居所真简陋啊！小人居住的地方也一定要依傍高明之处，你却偏偏寄托于黑暗吗？’陈子说：‘不是这样。暗这个名称只有一个，但我和你的看法不同。按照你的看法，黑暗可以忽略；按照我的看法，黑暗值得畏惧。《诗经》说：‘看看你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要在屋漏处感到惭愧。’《礼记》说：‘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谨慎戒惧，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恐惧警惕。’在屋漏处感到惭愧，还没有流传到街巷；在不被看见、不被听见处的邪恶，还没有暴露在人们的耳目中，而古人却为此忧虑。正因为光明之处容易矫正，黑暗之处却难以克服。黑暗给人的祸害，也很巧妙。君子处在黑暗中会恐惧，小人处在黑暗中会放纵。我对待这间屋子，不学习放纵，而学习恐惧。如果果真学会恐惧，就不会把黑暗当作祸患。因此越黑暗就越恐惧，越恐惧就越思考，越思考就越修养自己。凭此闭门反省过错，深居而体味道理，焚香而以古人为友。’ 如果万一有所收获，那就是黑暗所给予的功效。你竟然认为它可以忽略吗？’不过，房间本身没有所谓明暗，明暗在人的心里。心明，房间就不暗；心暗，房间明也不明。这又是一种说法。你自己选择吧。客人离去后，陈子把这段问答写在墙上，作为这篇记。表

译《瑞庆节贺表》良月将近圆满，四海都记载虹流的祥瑞；上天之后难以衰老，百官歌唱虎拜的篇章。欢庆的声音如雷震动，和暖的气息像春天回归。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体行周遍而又谦抑敬畏，亲自遵守禹的节俭勤劳。无思无为，教化从吹拂万物而自然隆盛；像天像地，恩德早已贯通天地人三才。因此长寿和太阳一样长存，即使巧妙推算历法直到终年，也不能穷尽。臣的精神飞驰到北方的枢极，向南方的弧星占验天象，捧着祝皇上万岁的玉杯，遥想百官排班而隔在天子之上。愿以千秋不变的明鉴，姑且伸展鳌鱼舞动般的恭敬。代为答谢赐予历日的表 历法由清台考核，才显现太史观察天象、密切推测天意的使命；小国由此知道圣王抚育治理天下的公正。臣捧读新颁历书，遵行的仍是旧制。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治理历法、彰明时令，大概对农稷之官规定简略，而对羲和之职规定详细；因为推求验证如果有一点不审慎，那么劝农助耕便没有合宜的时机。光明伟大的我王，确实明白这个道理。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教化像吹拂万物一样隆盛，恩德的妙用贯通天地人三才；先于天时而奉行天道，内在已经严守心法；使太阳运行不失其时，外在尤其整饬官府常法。于是编成历书，来惠及天下。臣承受恩流而才能浅薄，拜受恩赐，知道这是荣耀。面对七十二候的分配，岂敢说只是虚文而已；在三百六十日之内，愿意使实际的德泽得到宣扬。代为慰问太皇太后升仙的表 太皇太后的母德承载大地，正要延续重重宫闱的庆福；如今仙游而成为汉天之宾，悲痛却缠绕着当朝皇帝。即使远隔天涯，沾着露水，也都知道悲泣如雨。恭敬地思念大行尊号殿下，补天的功业与女娲相匹，顺应大地而凝聚祥瑞。宏大的功业在马太后、邓太后之前，淑美的德行在莘氏、涂氏之上。竭力扶助皇帝刚健之德，把祖先的谋略留给后代；巧妙地引导皇帝如日初升般的光明，使其继承祖先的功业。正当梦见明月降临、将获崇高福祉之时，却乘云追随漫无边际的仙游。皇帝陛下的德行与上天齐同，道理和太阳一样光明。归尊于长乐宫，抬头看去，寿数将超过千岁；在未央宫称庆，转眼之间却只开启了八十岁的寿限。长久想起这种摧伤割裂般的悲痛，哪里能说尽它的形容。臣被阻隔，不能到大庭慰问，卑微地羁留在小小营垒。愿陛下加倍爱敬，百姓深知孝治的隆盛；又愿陛下谨慎勤勉，万机政务都能节制哀情，不至于过度。疏 《奏请惩治好争讼者疏》【按：《历代名臣奏议》说，这以下三篇奏疏，都是宁宗时陈耆卿任青田主簿时所奏。】臣听说民间风俗不好，不止一个方面；其中好争讼的祸害最大，因为大夫、州县正是用来平定天下不平之事的。百姓有不能得到公平的，便向州县申诉；州县不能替他平正，便向台、向省申诉。这本来是情势所迫，谁能因此怨恨厌恶他们呢？然而看今天州县的诉讼，未必都是确实没有得到公平。善良百姓以打官司为耻，顽劣百姓却以打官司为乐。以打官司为耻的人，即使确实没有得到公平，若不是到了极其惨烈的地步，也有人忍受苦楚而不说；不幸到了必须诉讼的地步，也有人没有多久便中止了。顽民正庆幸这一点，所以常常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侵夺了别人以后，又害怕对方到官府申诉，便先粉饰自己的言辞，以便在诉讼中自我表现。因此如今天下不占理的人多半成为首先起诉的一方，而占理的人只能起来应诉。他们喜欢争胜、爱好争斗，如同嗜好饮食；又能拿出很多钱来诱使胥吏，用强硬言辞来蒙蔽官府。还没有等到官府书判，就已经想预先掌握胜负，说不胜诉就不罢休。所争的不过几缗钱，但求胜的心，即使耗尽家产也不吝惜。稍不如意，就凭空捏造理由越级申诉，不遗余力。因此官吏听到这种风气便害怕，往往对黑白是非一概容忍，天下于是有许多不能判决的诉讼。因此喜欢诉讼的人一天比一天炽盛，天下不能得到公平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多。告发他人有法律规定，自己诉讼也有法律规定，与己无关而告发也有法律规定，向上级告发而不据实陈述同样有法律规定。如今未必都严格执行，所以奸民更加勇敢，毫无顾忌，风俗也更加苟且偷薄。臣愚昧，请求颁下圣旨，申令省、部、台、郡：凡百姓的诉讼，无论大小，已经审理判决并查明事实，却又任意枝蔓、诬告申诉的，各按其罪治罪，不要让他们侥幸逃脱。他们知道喜欢诉讼没有好处，就会相继归于不诉讼。恶草除去，良苗自然滋长，这是自然的道理。臣不胜恳切。《奏请急办水利疏》臣听说水在土地之中，就像人有血脉一样，一天堵塞，必定有人因此受病。所以水利一事，忧虑百姓的人多半为之焦心。有人说：‘去年泛滥的灾害，牵连各郡各国，房屋倒塌、庄稼毁坏，处处相望，只看见它的害处，没有看见它的好处。’即使如此，天灾流行，历代国家都有；水泛滥时看见的是它的害处，干旱时看见的是它的好处。因为泛滥便不为干旱作准备，近于因噎废食。庄稼是百姓的生命，水是庄稼的生命。春夏交替之时，壮丁聚集，甚至有人为争夺一点水滴而丧命。东浙的田地多依傍山地，本郡正是其中之一。山岩沟谷高峻险恶，沟渠池塘很少，所以灌溉的事情一天也不能废弃。水，疏通它就流动，堵塞它就枯竭；疏通它必定有源头，堵塞它也必定有缘故。小民所争的不过涓滴之水，因斗殴而死的也不过一人。可是强宗大族占据着纵横田畎，常常把水泽全部蓄积起来使自己田地丰足，不顾别人田地贫瘠，他们所害死的人，难道还能计算吗？即使风调雨顺，也未必看出水利的害处；一旦突然发生旱灾，土地立刻龟裂，富人的禾苗安然无恙，穷人的禾苗却倒在地上。上面的人这才慌忙祈祷，等到歉收，又慌忙赈济，也已经晚了。所以如今州县之间，多把水利看作不急迫的事务。既然认为它不急迫，从前已经堵塞的就更加堵塞，原来没有堵塞的也会堵塞；近来正应当疏浚的不能疏浚，尚未疏浚的也不知何时才能疏浚。谋划得不早，难道还想责怪年成不好吗？臣愚昧，想请求把命令发布给外台，选拔官吏，普遍巡行查考；凡荒芜淹没而无人治理的，或者被大姓强行占据的，都要尽力疏通引导，使它恢复原状。至于尚未形成的陂塘水泽，只要可以经营，也一定要广泛开挖疏浚，以救济枯焦的土地；不要苛扰百姓，不要只做成空文。万一遇到旱年，百姓还有所依靠，即使不能把歉收变成丰收，得到的水利好处也超过一半了。《奏请整治簿书疏》臣听孟轲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田界开始。划分田界，本来是良法。不幸田界法废坏了，那么所能信赖的只有簿书；如果连簿书也不足以信赖，那还凭什么取得信任呢？’况且有田地就有赋税劳役，这是常理；田地有多少，赋税劳役就有轻重，也是常理。如今世上却有田越多而赋役反而越轻的，有没有田而赋役反而越重的，这种弊病到处都有，而本郡尤其严重。姑且以青田一县来说，自从往年发生大水之后，片纸簿籍散失，田地的纵横变化只掌握在吏员手中。税赋的厚薄应当看财力，财力的高下应当看产业。如今田地的顷亩根本不见于簿册，财力的贯陌却单独记在簿册上。这样一来，根源已经丧失了。过割使用物力簿，催征使用二税簿，这两者本应相互关联，如今却完全互不相知。每年遇到编造簿籍，不过沿袭抄录前年的旧册而已。田产的升降、转移、隐没，既不能详细查明，乡胥和里豪便得以制造株连和奸伪，作为牢不可破的计策。因此有一户变成几十户的，有本来没有一寸产业却被富室承认、抱入而立户的，有虚列姓名在名籍中以逃避摊派，稍久便形成侵吞隐没的。

译只看见逃亡、绝户的人家一天比一天多，租税数额一天比一天减少，上下都叹息忧愁，却不知道弊病的根源在哪里。有心治理的县令想要整顿纠正，但小民可以吐气，大姓却愤怒不满。官府本来是治理百姓的，如今反而受制于百姓；由此类推，又哪里只是一个青田呢？三年一次推排，这是常规。如今有的甚至十年也不办理，就是使百姓的忧患痛苦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簿书从哪里能够得到整治呢？臣愚昧，请求颁下圣旨，传令各路，告诫约束所在官吏，申明并严格推排之法；凡有出入、规避的，重重依典章治罪。每年编造簿籍，必须选一名清廉强干的县佐亲自督办，完成后连同旧籍一并呈送郡府。郡府再委托僚属详细审核；如有申诉不平，或者查出实际情况，官吏都一并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使赋役均一，文书诉讼减少，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劄子 代为上奏请求缴纳钱币的劄子 臣私下认为，今天征收赋税的办法，大体上已经到了极点。而在极重之中，又有轻重不同。粮食和丝帛，是百姓拥有的；钱，是百姓所没有的。百姓本应缴纳粮食和丝帛，官府却让他们缴纳钱，这本来就不合理。至于名为上供银钱的征收，其祸害比二税还要惨重，这是不能不知的。福建有八个郡，其中最严重的叫泉州。臣因巡行进入该地，看见那里土地贫瘠、濒临海边，百姓大多艰难度日；永春、德化、安溪三县处在偏僻穷困的山谷中，困迫尤其严重。连正赋都窘迫得无法办纳，何况其他赋税呢？考察旧例，每年台州、信州、建昌、邵武四郡，总共缴纳上供银一万五千六百两，大概是作为本州购置衣帛的补助。减免一半之后，只有广信勉强能够缴足，其他三郡则不能。从乾道到开禧，已经积欠十五万匹，折合钱七十五万缗。在这以前，守臣虽曾把情况报告朝廷，但只涉及三州拖欠的弊病，没有涉及本州征敛的弊病。祖宗旧例规定，产业钱一缗以上的，都应缴纳银钱，不分官户、民户。后来祝圣道场以及逃亡、绝户可以免除，免除的还不多；再后来，一命以上的官员都得以免除，免除的人这才多了。再说后来，凡是士人被推荐到天府并登记入太学的，全都可以免除这种负担，得到免除的人越来越多了。免除的人越多，承担当科的人就越少。因此把官户、士户合并征收的赋税，转而集中到贫弱人家。财产不满百的，照例摊派科配；这种税的价格稍有上涨，每两科征至二千八百文。正税钱以外，还有头钱、代钞发纳钱、纲脚钱、暗脚钱等。百姓无从应付，于是有的沦落，有的逃散，有的只是咨嗟怨恨、号哭呼喊罢了。一根手指受伤，整个身体就不得安乐。三州的百姓是百姓，泉州的百姓也是百姓。他们不知道缴纳，而由这里代为承受，这种祸害难道能不令人忧虑吗？开禧初年，曾有防严催促各郡按照原定名目办理供给，但积压仍和从前一样。如今的办法，除非得到朝廷主持盟约，把三州应缴的银额拨回去，使他们承认缴纳，而本州的衣缣自行设法办理，否则弊病无法革除。即使不能这样，也应当为七邑的下户彻底消除过去的扰害，并把负担均摊到有品秩的人家。财产不满一贯却被摊派到额外项目的，凡负责摊派的人必定严惩不赦，决意实行，不要只是挂在墙壁上，那么远方百姓就可以歇一歇肩膀了。臣不胜恳切忧虑。代替皇上请求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札子 臣听说，天下并不是到了大弊极坏的时候才值得忧虑，反而是小有安定的时候更值得警惧。孟轲说：“国家有闲暇，趁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刑法，即使是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又说：“如今国家有闲暇，趁这个时候纵情享乐、懒惰傲慢，这是自己招来祸患。”同样是有闲暇，圣明的君主利用它来自我修治，平庸的君主利用它来放纵自己。如果果真放纵自己，即使天下大治也不能保全，何况只是小康呢？臣仰想皇帝陛下兢兢业业、勤俭自持，可以与古代帝王相配；登基二十三年，变更旧政也将近七年了。从前权奸在内部侵蚀，掌握我们的决断，如今没有了；从前僭越叛乱在外部交相骚扰，扰乱我们的疆域，如今没有了；从前盗寇在南方兴起，不断剿除，如今没有了；从前戎狄在北方作乱，纠结不解，如今没有了。人谁不说这是有闲暇的时候？陛下也曾思考过这些吗？从前面对敌人，只忧虑它不灭亡；如今反而忧虑它灭亡。忧虑它不灭亡，是怕它强盛起来同我们争斗；忧虑它灭亡，是怕它残余的气息忽然断绝，而有崛起者成为我们的邻国。这样看来，外表似乎安闲，内心却有隐藏的忧患。趁这个时候放纵自己，可以吗？臣向陛下进言，并不只是说搜求兵士、选拔将领、修筑高城、挖深城池来作为防御之策。“自治”这一句话，如今成了书生的常谈，但自古以来的圣贤没有谁能够舍弃它，因此才能达到治道。概括地说，不过是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罢了。任用人才，好比资助耳目和股肱；听取言论，好比疏通经脉络脉。经脉络脉堵塞，股肱耳目即使有所作为，也不能随之运转。自从变更旧政以来，求取言论有多少次，进献言论有多少次？去年大小廷臣慷慨激烈，争相谈论时政，有人认为指斥得太过。臣说：“没有关系。”只有圣明的君主能够接受尽情直言；言论正确，可以成为国家的福气；言论错误，也可以成为国家值得庆贺的事。所谓庆贺，并不是庆贺言论已经过分，而是庆贺言论虽然过分，但在上位的人能够招致它、容纳它。不过，过分的言论应当容纳，至于切实而恰当的言论，却不应只停留在能够容纳。有人说，陛下不斟酌可否，一概容纳，圣人的气度虽宽大，众人的期望却未能满足。其实只要在群臣奏对之间，选择那些稍微可以实行的，依次施行，用来收拢士大夫之心，就可以了。至于任用人才这一件事，陛下与二三位大臣在上面权衡，广开公正之道，痛切断绝私下请托。有德行的任用，有才能的也任用，正与“翕受敷施”同一轨道。可是上面的意向难以揣测，下面的人体会起来容易偏颇。任用一个精明的官吏，就有人用苛刻明察来迎合他；任用一个刚强的官吏，就有人用严峻刻薄来迎合他；任用一个善于理财的官吏，就有人用聚敛财货来迎合他。看见影子就怀疑形体，看见叶子就怀疑根。上面未必真有这种意思，下面却不认为上面没有这种意思，这也是朝廷应当察知的。臣愚昧，希望陛下再与二三位大臣筹划斟酌，并降下圣明的防范之令，向朝廷内外公布，使人知道招致正直敢言之士、奖用忠厚之人的意旨。这样或许上至朝廷、下至郡国，没有不明白方向、专心听从皇上的。经脉络脉既已畅通，耳目股肱既已运转，元气既已稳固，敌人也不过是外来的邪气罢了。惟愿陛下赶快谋划这件事。代替皇上请求考察核实郡县军队的札子

译臣听说有郡县的军队，有边疆的军队。边疆军队，是可以急迫办理而不可缓慢的；郡县军队，表面上缓慢而实际上紧急。如今郡县军队的数量并不少，供养它们的费用也不能说不丰厚。这样做，是想让它们保卫百姓、巩固我们的边防。可是，难道只是这样吗？一旦有缓急，就免不了把原本用来巩固边防的郡县军队派去守备边塞，这样郡县军队也就是边疆军队。臣前些时候以庸劣之才考察浙东军队，往来各处，大略探访底细，大体上是把供养军队视为困难，却不把训练军队看作紧急。年老的人本应淘汰，如今却怕被淘汰，先把他们卖给别人，哪里还管这个人是否适合当兵？死去的人本应从军籍中除名，如今不除军籍，却改为登记他的子弟，哪里还管他的子弟是否适合当兵？补充兵员时不衡量资质，教练时果真有方法，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训练究竟怎样呢？所谓路钤的按阅，不过是一年到辖境来一次罢了；即使亲眼看见大概情况，也不能心里详知细节。他们勇敢还是怯懦，技艺精良还是笨拙，关键在于预先训练并长期坚持；否则只是虚名罢了。以射箭为例，甲能射而乙不能，这是人所共知的。到了实际射箭时，却有不能射的人偶尔射中，而能射的人反而偶尔不中，大概是他们私下互相替换，来欺骗掌管军务者的观察和听闻，实在很应当治罪。幸而察觉出来，固然没有害处；如果没有察觉，就会出现能者不得赏而不能者反得赏。由此类推，其他情形也可以想见。军队必须先有敢于死战的气概，然后才有必能生存的道理。平时操练已经同儿戏一样，突然有调发命令，就听见金鼓声而战栗，面对妻子儿女而哭泣，说：“我将要去送死了。”既然自己认为是去送死，又怎能指望他击退敌人而生还呢？古人的军队，有所谓以一人抵挡百人的，重视精锐而不重视数量。如今如果这样，即使人数多也没有用。臣愚昧，请求圣上慈悲，严厉告诫各郡，每逢补充登记士兵时，务必谨慎考察核实，以彻底清除从前的弊病。至于简选阅试这件事，兵官详细督察具体事项，守臣亲自掌握大纲。士兵勤惰，兵官可以赏罚；兵官勤惰，守臣可以赏罚。对于有才艺而精良优秀的，优先加以表彰区别，每年把姓名上报密院、本路钤总，并且时时出其不意地防备摘按视察，务必使人人自我奋发，伸出爪牙来捍卫国家。用他们来作为长城，守卫江淮、澄清风气于河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惟愿陛下留意。钦定四库全书 《筼窻集》卷五　宋陈耆卿撰　书 给水心先生的信 十月五日，迪功郎、处州青田县主簿陈耆卿恭敬斋戒沐浴后写信，拜了两拜，奉献给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阁下。耆卿听说道存在于人身上，就像日月存在于天空，有昏暗有明亮，却从来没有消灭。为什么呢？昏暗和明亮，是日月的光；人能够凭借光看见日月，却不能凭借光穷尽日月。因此昏暗和明亮千变万化，也不能损益日月一丝一毫。道有昏暗和明亮，并不是道本身如此，而只是道所发出的光如此。平庸的人对于道，就像行路的人对于日月。行路的人一刻看不见日月，眼睛就像瞎了一样；平庸的人一天看不见道，心就像瞎了一样。《诗》《书》《易》《春秋》，是孔子发掘源头的经典。他所说的仁，源自《易》的“元”；所说的诚，源自《易》的“无妄”；所说的“造端乎夫妇”，源自《诗》的《二南》；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源自《书》的《尧典》；所说的以桓公、文公为羞而贬斥管仲、晏婴，源自《春秋》的尊王。经书是种子。四书，是培植种子以获得谷物；经书是曲蘖，四书，是用曲蘖酿成醪酒。吃谷物时想到种子的功劳，饮醪酒时想到曲蘖的美好，这才是善于饮食的人。如今四海之内的士人，茫然不知往哪里去，把先生的门下指作门户，把先生的咳嗽唾沫拾来当作八珍大飨。耆卿从山林中出来，不敢自绝于这条道，私下窥见先生的学问，觉得千年难逢的机会如同一朝出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依赖它而不至于断绝。吐纳太极，交织三光，驾驭风雷，转动乾坤。我听说您所著的书有一部叫《习学记言》，天下学子争相拜师诵读，希望同古代圣贤一样永垂不朽；但耆卿还没有做到。今天来此，只是想提起您的耳朵把这话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