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功集卷十　　　　　　　明　薛蕙　撰序

译《坐忘论序》太史公的书说：“神，是万物承受而不能知晓的；等到它来去的时候，所以圣人敬畏它而想要保存它。正因为想要保存它，所以神也就得以保存。那种想要保存神的人，因此没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我曾认为，这是古人留下的话：“神，是众生的根本，是万有的府藏。上可以配合天地，下可以使人长生久视。实在没有什么比它更可贵，它是无可匹敌的鸿大珍宝。”然而世俗之人悠悠然弃宝取石，只看重外物而不爱惜自己的神，爱惜神却又不寻求保存神的方法，转眼之间便耗尽了，实在可悲。《坐忘论》是唐代司马子微所撰写的，大概是保存精神的秘录、安定心神的要诀。我喜爱玩味这篇文章，勤读不倦。客人对我说：“从前程子说这篇文章是坐着奔驰，他说：‘没有不能体会道而能够无思虑的人，所以坐忘其实是坐驰。有了忘却之心，本身就是思虑。’您却喜爱它，难道有什么说法吗？”我说：“程子的说法确实很好，只是他议论司马子微，大概不完全对。所谓无思，是没有妄念。只有圣人能够明白并做到这一点，领悟《易》道而迅速达到它，这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做到的。凡是学习的人，都必须从操持自己的心开始，最后达到没有妄念；逐渐学习便可以达到，急于求成反而不能成功。即使是大贤的资质，也没有越过操持心志这一步而直接达到无妄的。有人问程子：“敬，需要用心用意吗？”程子说：“刚开始怎么能不用心用意呢？”又因谈到持守志向而说：“这也属于私意。”然而学习的人若不是这样，就不能达到更高境界。他评论子微的书时，竟没有推求这个意思来谈，先儒评论事物失于不公，后世又过分相信而不加考察，难道不可惜吗？只是《坐忘论》篇末有一句：“不是孔子、释迦所能比拟的。”这就是司马子微的偏蔽，不可不加以驳斥。我曾认为，自古以来褒贬失实、抑扬过当，已经由来很久了。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安于自己所习惯的，诋毁自己没有见过的；或者拾取片言而遗漏大意，或者执着一个方面来概括众多说法，这是议论者共同的弊病。客人说：“司马子微的话属于道家一流，本来就不合儒学。如今却过分推重它，岂不是引导人走向邪僻吗？”我说：“天下的道理本来相同，只是末流有所不同；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人们用心不一致。道家、儒家二家的学问，都把没有私心作为最高境界；如果没有私心，不同又从哪里产生呢？人生来本是宁静的，这叫作一本；先圣后圣不过都是恢复自己的本性罢了。还争辩什么道家、儒学呢？如今儒学通过处理事务来治理内心，它的弊病是流荡而忘记根本；道家排除事务来安定内心，它的弊病是拘滞而不能适应实际运用。这并不是两家学问的本来面目。百家学说即使偏颇驳杂，尚且有助于挽救世俗；道家的论说质朴纯正，难道反而会引人走向邪僻吗？唉！自三代衰落以后，从秦汉以来，淳厚的风俗不断衰微，浮躁的人实在太多了。没有不肩挨着肩奔向富贵之路，车毂相撞地挤进繁华之地的。时代虽然不同，却都一样，安然自得而不知道悲哀。至于黄老清静虚无的道术，以及乔松澹泊自守的风气，已经荒废的道路被遮蔽，几乎没有人去问津。然而那些拘守教条、见闻浅陋的人，以及以自心为师、喜好争辩的人，仍然说赞同同一学说的人少，喜好不同学说的人多。难道不是错误地估计得太过了吗？还是说，这篇论说流传以后，世上将只有寂寞枯槁的人才会以此为乐吗？难道它真的不能契合儒者吗？《升庵诗序》古今谈论诗歌的人，都认为诗很难写。诗之所以难，是因为才华和学问都难以具备。才华根本上取决于天赋，学问则取决于人的努力。没有相应的才华，即使学习，也难以接近诗道；有了才华，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也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古代以诗成名成家的作者，一定兼具这两方面。只是他们的才华有高下，学问有深浅，所以文章的体制也各自形成品第。才华不足，有所限制而不能再进步；学问不足，则没有什么驾驭能力，自己就停止了。努力发挥才华而不断进步的人很少，学问浅陋而止步的人很多。学习而不停止，直到达到无法再进步的地步才废止，连古代的作者也以此为难。当朝能写诗的人，在弘治、正德年间最为兴盛；当时几位君子开始崇尚古学，文体因此发生了变化。到了今天，文笔雄健、辞藻华美的士人纷纷出现，这几位君子可以说是有功劳的。然而这几位君子也各有才华高下、学问深浅；即使才华高、好学的人，也还没有穷尽学问所能达到的境界，发挥尽才华所能达到的极限。我曾认为，知道自己接近的地方，却昏暗于遥远的境界，是学问中容易做到的；把困难的放在后面，是人的共同弊病。沉溺于当时的流行风尚而不知道自己的短处，沿袭世俗习惯而不求进步，这是古代以来一贯的弊病。俗话说：“取法于上，只能得到其中；取法于中，就只能成为下等。”我担心后人只跟随前人的后面，使高雅的诗道一天天走向低下。南岷王先生把《升庵杨先生诗》一卷给我看；它穷尽了词章的绮丽，可以看出杨先生卓越的才华；它包罗了典籍的精华，可以看出他宏博的学问。他的志向是追赶、压倒古人，而不屑于同近代作者争高下。这正是我过去所希望见到的，如今终于在先生那里得到了。不过，这一卷只是杨先生从前谪居滇中时所作罢了。至于他如今所达到的境界，以及日后所成就的，又不只是这样而已。即使如此，仅凭这一卷来评论，唐代初年的四杰也不能超过他。南岷刻印并传播这部诗集，不只是为了彰显先生的才华，更是要为他的乡里增光；还要彰明先生的学问，使它成为天下的先导。我于是推求他的用意，写下这篇序。

译《老子集解序》嘉靖庚寅年，我为《老子》作《集解》，此后多次修改。丙申年冬天，又加以删定，自认为对于阐明道德之学万分之一有所补益，于是写下这篇序。过去老子说：“我的话很容易知道，天下却没有人能够知道。”周朝衰微时，先圣的道还没有断绝，贤人君子仍有研究性命之学的。况且天下人都知道尊崇老子，而老子的话世上仍然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何况到了后世，道术几经传授、几经变化，学者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诋毁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还诋毁老子为异端，那么写在书本上的老子之言，天下就更加没有人能懂了。我听说有高明而好古的士人、澹泊而学习道术的人，能够从老子的话中得到滋味。然而如果不精研深思，又怎么能自己认识本性，从而真正了解老子的话呢？起初我年轻时喜好神仙长生之术，凡是神仙家的学说，没有不阅读的。晚年读《老子》而喜爱它。当时我正向往圣人的道，思考性命的道理，经过很久仿佛有所心得；考察《老子》的话，竟没有不同。于是才知道以前所喜好的，只是方士的小术，并不是性命之学；又知道《老子》的道，只是引导人返回自己的天性，并不是异端一流。性命就是道，是天下共同的根本；众生都共同得到它，并不是什么异物。圣人共同传授它，也不是什么异术。迷失了共同得到的本性，所以产生异见；丧失了共同传授的道，所以产生异说。因此，与这一点相同的，就叫作同；与这一点不同的，就叫作异。我看见了后人的异说，却没有看见老子的异说。如今《老子》这部书，大多都是性命之说，许多内容出自上古圣人的遗言。所以古代叙述六家学说时把它称为道家，后世却反而称它为异端。道，是修养自身并由此推及天下，天下的事务没有不被它统摄的。后世竟只把道家看作养生之学，这都是我不能理解的。我又私下奇怪，那些方士谈养生，往往在性命之外穿凿附会，不知道长生之道不超出养护本性。世俗儒者大都说要知道本性、知道天道，却排斥小道的养生，不知道养护本性就是与天道相同而不会消亡；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闻性命的真实道理，不合于圣人之道吗？古书说：“礼制失落了，就到民间去寻求。” 圣人的道在世上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学者寻求大道却没有得到，于是把老子当作民间遗存的道而去寻求它，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老子是古代的史官，是孔子恭敬侍奉过的人，难道仅仅可以同民间之人相比吗？然而《老子》一书，学者常常以为难读，大概是因为它的文辞简约，而道理宏大，正所谓“越推测它越深，越穷究它越远”。古代注本已经亡佚，它们好不好，便无法知道了。如今流传于世的注本，还没有能够阐明老子本意的。我作这部《集解》，其中若干文义细节，或许还没有完全说明。至于阐发本旨、发挥大义、说明圣人的微言、探究性命的极致，我私下认为已经接近了。若有人想求取老子的道，或许一定要把我的《集解》作为指南吧？老子说：“自我夸耀的人不能长久。”又说：“了解我的人少，我因此显得可贵。”这两句话并不是互相矛盾，各自都有适当之处。我这样自称不谦逊，也希望世上的君子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轻率妄言，或许可以成为进入大道的一点帮助。《送郏令孙子序》郏县令孙子将要赴任，内史唐子与同年乡试中举的人一起为他饯行。众人又说应当写几句话，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当初孙子得到郏县任命时，有人说郏县的风俗喜欢打官司，民情绵蛮而难以治理，即使喜好办事的官吏也会厌恶它。孙子为人诚信厚重，得到这样的地方一定会忧愁。我曾考察诉讼的兴起，大概百姓引起的只有十分之一，官吏引起的却有十分之九。百姓引起的，是习惯于作恶的人，但也很少发生。至于教化没有预先施行，治理不能公平，甚至从中取利而伤害百姓，重重施加刑罚却不体恤人民，这些都是官吏造成的。这样做了却想让百姓不打官司，尤其是糊涂。因此君子应当反省自身，而不应责怪百姓喜欢诉讼。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说的就是要反省自身。况且我听说郏县的风俗并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如今孙子以诚信厚重的品德治理它，百姓将会拥戴他，一定会没有诉讼。好的琴师不必更换琴弦就能调音，好的官吏不必更换百姓就能治理，孙子不必忧愁了。然而孙子难道就完全没有忧愁了吗？回答说：有。冉子的才能，当时只把它归入“政事”一类，然而也仅仅可以让他做邑宰。后世的君子，心中不把一邑之宰看作不值得做的，恐怕很少。如果说冉子的才能只能用于治理百姓，人们一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冉子仅仅可以担任的职位，人们却认为不值得担任，难道不是没有思考的过错吗？如今的县令，尚且可以看出有人不能胜任，何况圣门的贤士呢？或者说，难道只是县令难以做吗？天下的爵位，越往上加倍提高的，岂止一个县令；事务越往上加重的，岂止一个县邑。不知道困难的人不会忧愁，知道困难的人有谁能不忧愁呢？我看孙子是有治理天下志向的人，是知道困难的人，也是不能没有忧愁的人。《赠刘希尹序》希尹有宽厚宁静的器量，有温和善良的品行，有通达事理的智慧，有广博的才干。国家如果不用贤才也就罢了，假如任用贤才，难道会舍弃您吗？一定会把公卿的职位授予您。希尹在吏部任职八年，众人无不认为他善于担任本职。一天，一个小人进言，您便被贬为寿州通判。起初小人还没有进言时，有谁料到将会有人进言？后来小人进言了，有谁料到您一定会被斥退？于是希尹最终遭受谗言而离去。这些都是众人意料不到、事情难以谋划的地方。如今众人都为您惋惜，认为希尹有所失去；我却认为希尹有所得到。如今国家所谓善于驾车的人，一生都在国家的康庄大道上行驶，因此驾车的才能没有增加；一旦遇到狭窄崎岖的小路，才会在驾车之道上有所进步。古书说：“使他的心受到震动，使他的性情得到忍耐，增加他原来所不能的能力。”难道不是真的吗？如今您本来就是众人所说的善于任职的人，而且您的贤能还将使您处在公卿的职位上。即使这样，假如您现在一直走在平坦的大道上，登上显要的仕途，很快就处于公卿之位，也不是不可以；这就像车夫一生都行驶在康庄大道上一样，对您的贤能没有增加。处在公卿之位的人，必将参与谋划国家大事。谋划国家大事，常常担心事情出乎意料，又忧虑难以筹划。自古以来，国家本来就曾有很多贤才，但贤才有不足以深深依靠的地方，是因为不能使自己的心受到震动、使自己的性情得到忍耐，不能洞察意料之外的变化，不能周密考虑难以筹划的事情，所以不足以为国家谋划。如今您正受到磨炼而忍耐性情，您的贤能每天都会有所不同。这样处在公卿之位而参与国家谋划，或许就能有所成就吧？这就是我认为希尹有所得到的原因。

译《赠王直夫序》如今天下做官的人，看重京城内任而轻视外任，厌恶劳苦而喜欢安逸。因此士人一旦到外地任职、承担劳苦，往往耿耿于怀，觉得不合心意；而交游深厚的人也多半叹息怨恨，随意说些惋惜哀悼的话来安慰他。这种世俗习惯已经很久了。人人都认为这样是应该的，却没有人忧虑它的错误。我听说国家设置各级官职，只是为了百姓，并不是为了偏爱官员自身。因此古代君子一定少顾惜自己，而深切地爱护他人。所以职位即使卑贱也不推辞，事务即使艰难也不躲避，只要对百姓有益，即使是外任而且劳苦，也没有不乐意的；如果对百姓无益，即使是在京城而且安逸，也没有不忧虑的。如今做官的人却不是这样，乐意终身留在京城，却忧虑在外郡待一天；遇到劳苦只怕不能立即回来，得到安逸又只怕离开。唉！假使如今的君子真按自己的愿望行事，终身不出国都，没有一点劳苦，却获得卿相的职位，因循苟且、懒惰怠惰，对百姓毫无帮助，却对自己有利。从常情看，这可以说是做官的最大愿望；然而有志之士一定不忍心这样做。程子说：“古代做官是为了他人，今天做官是为了自己。”正因为是为了他人，所以竭尽心志和力量，专心处理事务还嫌时间不够，又哪里有空暇顾及别人呢？从前周朝兴盛时，那些在外面服役的大夫、士人，只担心自己不能完成事务，从来不说自己的劳苦，所以《诗经》说：“灿灿盛开的花，生长在那高原低地；匆匆出征的人，每每只忧虑自己赶不上。”等到周朝衰落，大夫、士人都追逐利益以便自己，一旦自己的欲望不能满足，怨刺的诗句便产生了，所以《诗经》说：“有的人安闲地宴饮休息，有的人为国事竭尽劳苦；有的人躺在床上休息，有的人不停地奔走。”人人都到了怨刺的地步，是由于上面分配不均。然而臣子难道也可以突然这样刻薄吗？如今直夫到许州任职，容色愉悦，和往常一样；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要把内任与外任、劳苦与安逸同等看待，并且有意为百姓做事。我一向与直夫交情深厚，却不敢写惋惜哀悼的话在他赴任时安慰他，于是把自己曾听说的道理作为赠言，想来这也是直夫愿意听到的。《赠王子正先生序》我曾经论说，古代的神圣、仁人、贤者，全都把拯救百姓作为自己的心愿，把拯救百姓作为自己的事业。从周公以上，那些能够推行其道的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是拯救百姓；从孔子以下，那些道不能推行的人，也从未忘记拯救百姓的志向。所以说：“得志时，恩泽施加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而使德行显现于世。”所谓得志、不得志，是说拯救百姓的志向，而不是说个人的私事。恩泽施加于百姓，是志向得到施行的结果；不能惠及他人，也就只能修养自身罢了。这是古人传下来的家法，后世的士人世代守持它。后来世俗逐渐败坏，古人的传统一天天衰微。士人说“穷达”，不以道是否通达为穷达，而以自身是否得意为穷达；说“得志、不得志”，不以拯救百姓的志向是否实现为得失，而以自己的私心私欲是否实现为得失。于是有人终身只谋求私欲，没有把拯救百姓放在心上，甚至虐待百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我因此知道，古人之所以急切地拯救百姓，正因为他们能够没有私心。后世的士人既然被私欲蒙蔽，哪里能够把百姓当作自己的责任呢？因此士人一定要克制自己的私欲，然后才能尽心拯救百姓，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孔子说：“富贵，是人人所想要的；如果不是用正当的道理得到它，就不接受。贫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如果不是用正当的道理摆脱它，就不摆脱。”君子如果舍弃仁，怎么能成就名声呢？仁的道理极其精微，而孔子谈仁，却说到富贵、贫贱的取舍之间，为什么呢？大概摆脱贫贱而处在富贵之中，正是人情私欲中最大的一个方面；君子丧失本心，也往往由此造成。孟子称述伊尹的行为，说：“不是合乎道义的，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顾。”称述柳下惠的行为，说：“不会用三公的职位来交换他的操守。”至于评论舜与盗跖的区别，也只在善与利之间，这些都出自孔子的旨意。南岷王先生从前担任御史，弹劾那些占据权要职位的小人，被贬为亳州判官，可以说是不畏惧强横有势力的人。寿阳有征收商税的关卡，当权者发檄文命先生代理管理，他于是辞谢而没有前去。从前管理这处关卡的人，私下收取的钱财不下千金。我看先生温和善良而忠诚守信，端正方正而修养清洁，他的贤能多得说不完；现在称说其中一两点，也还只是小处罢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大致的存养。克制私欲而尽心拯救百姓，除了先生还有谁呢？先生调任昆山令，我跟随勿斋周先生为他送行，又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记》

译《高氏大宗祠记》大宗祠，是大中丞乐清高公祭祀祖先的祠堂。高氏的先祖出自宋代太尉，名琼。太尉五世孙名世则，建炎初年任行营副使，随从皇帝南渡；后来以节度使身份任温州判官，于是举家迁居乐清，这就是高氏最初迁居此地的祖先，也是这座祠堂得名的缘由。祠堂由节度使的孙子、名新七的人修建，后世只知守护而没有使它坠毁。到了中丞公的曾祖父、华亭县令、名某的人，以及皇考、追赠光禄卿、名某的人，又继承孝道、继续办理祭祀事务，年年修治、月月整饬，使祠堂比最初创建时更加宏大，也继续扩充其规模。辨明昭穆次序，严肃办理祔祭和迁祧；祭祀一定按时举行，吉事和凶事一定前往报告。凡是节度使所出自的祖先，无论亲疏远近，祭祀并举行礼仪时一定全都到场；随后合祭共享祭品时，也一定全都参加。上面尊敬祖先，下面亲爱宗族，这是祠堂的大原则。还有族谱用来记载世代次序，有家训用来记载教诫和命令，有世代祭祀的田产用来供给祭祀所需的黍稷、牲牢和酒醴，有文章歌颂来彰显上代的美德，扩大后人的追思，这些是祠堂的各种制度。总括祠堂的缘由，考察礼制的义理，很少有不相合的地方，已经无需再说了。我承蒙中丞公命我写文，现在将说什么呢？只愿说：彰显上代的美德，扩大后人的追思，使百世以后的人传承德行、沿袭教训，不改变今日的传统。《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族。”中丞公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吧？高氏从一位节度使传下来，已有大约四百年，名人辈出而没有断绝。到了中丞公，又凭借厚重的德行显名于当世，家属子孙众多得无法计数。如今世上的氏族能够世代保持家业的，有的只有一两代，有的只有三四代，已经很少了。高氏世代承续如此悠久，子孙又如此繁衍昌盛，如果不是上代长久积累的福庆，谁能奠定这样的基础呢？一般宗族的人，开始时团结，后来便逐渐分散；严重的甚至亲戚还没有完全疏远，恩情却已经不能互通。但高氏宗族用昭穆制度统摄族人，用宴会联结族人；亲戚则给予爱护，疏远者则给予敬意，没有谁不相互亲近，没有谁不彼此观察、受到善行感化。如果不是上代留下的谋划完善，谁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呢？我听说，源头的水流出得大，下游承受的水就应当宽广；祖先施予的恩泽深厚，后代承受它就应当更加笃厚。要使承受祖德笃厚，就一定会想到孝敬祖先；孝敬祖先，就一定会想到修整宗庙；修整宗庙，就一定会想到和睦宗族；和睦宗族，就一定会想到敦厚礼义。这是高氏世世代代的子孙应当致力去做的事。何况中丞公又以“孝心不匮”的志向来勉励他们呢？

译《三难轩记》侍御史汉阳戴君寄信给我蕙说：“我年轻时私下立志求学，却从不知道求学有多难。后来年纪渐长，经历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焦虑地勉强自己去弥补能力所不及之处，感慨地忧虑自己的不足。到这时我才感到求学之难。求学的困难实在很多，其中尤其难的有三件：一是努力实行，二是责备自己，三是坚持到底。努力实行而不厌倦，就是每天都有进步。然而前进有时会迟缓，决意立志有时会动摇，分别积蓄力量有时会气馁，充实并运用所学有时会受阻，这些都使我感到困难。因此我忧虑努力实行之难。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就是自我修养。然而偏私是人的常情；宽恕自己是常情的偏失；自以为是是偏失造成的迷惑；自以为正确则是迷惑到了极点。因此我忧虑责备自己之难。善始善终、始终如一，是盛大的德行。然而志向倾斜，结局必然懈怠；做事怠慢，结局必然苟且；操守诡变，结局必然失败；德行虚伪，结局必然二心。因此我忧虑坚持到底之难。这三件事，我常常为之忧虑，于是把我的轩室题作‘三难’，以便早晚观察反省，希望多少能有所帮助吧？即便如此，如果做事勤奋却不能守持简约，志向恳切却不能落实于行动，也还是来不及了。只有您应当设法帮助我，请为我记下这件事。” 您与我蕙同年，又承蒙您屈尊同我交友，如今有这样的嘱托，我蕙哪里敢推辞？我听说：圣人对于求学，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可是内心仍然觉得困难；普通人对于求学，是勉强努力却还不能做到的，内心反而把它看得容易。有人成为圣人，有人成为普通人，正是这个缘故。您的贤能本来就远远超过常人，又能专心致志地求学，像这三件事，虽然困难，却不是您应当忧虑的。或者是我蕙还不了解求学，又能对您有什么帮助呢？我听夫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恢复合乎礼，就是仁。’所谓自己，就是人的私欲；克制自己，是求学的关键。人生下来，私欲就跟随着他；不察觉、不谨慎，私欲便很快发作。私欲一发作，各种义理就危险了。所以行动不能努力，是私欲从中作梗；不能责备自己，是私欲蒙蔽了自己；不能坚持到底，是私欲损害了自己。这三种困难，正是私欲造成的。如今您既然忧虑这些困难，何不克制自己来实行呢？只要从克制自己做起而达到仁，这三件事就都能做到。因此，乐于遵循义理并努力实行，就不难了；兼顾自己和外物，责备自己就不难了；守住本心而不懈怠，坚持到底就不难了。《诗经》说：‘没有一句话不得到回应。’我蕙的话如果不正确，还等待听到您的教诲。杂著 用刚赠给林守 天台林先生任亳州知州时，我蕙告诉他说：“没有过度或不足，是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刚强与柔和相互调和适中，是君子的道。振救百姓、培育德性，原则只有一个。”《尚书》说：‘平和安康而正直，强硬而不结交人的就用刚强制胜，和悦而能结交人的就用柔和制胜。’沉潜而刚强，能够用刚强制胜；高明而通达，能够用柔和制胜；平和安康而正直，这才是君子的道，这种境界很少见。于是有的过度，有的不足，四种情形便终于互相对立。即使如此，开始时的偏差还很微小，到最后，贤者因此得益，不肖者因此失败；而得失的结果，却相距很远。能够察觉自己的偏差，并善于运用刚柔来调节，这是贤者得益的原因；不能察觉偏差，反而过度运用刚柔使偏差加重，这是不肖者失败的原因。得失的缘由以及刚柔的运用，不可不谨慎。我观察先生性情慈爱善良，谦逊平和而安宁，难道不是贤者吗？想来您大概更接近沉潜一类，而亳州像‘强硬而不结交人’的情况，或许很少。然而一个人在市中横行，十个人在家中习以为常，即使人数少，也足以令人忧虑。这样看来，先生自我约束以及治理亳州的政务，都应当运用刚强。运用刚强，两方面都能得到；不运用刚强，两方面都会失去。不过我又听说，运用刚强也有方法；如果不得其道，非但没有益处，弊害反而随之而来，那就不算善于运用刚强。” 善于运用刚强的人，以宽厚作为根本，以明察加以辅助。不以宽厚为根本，就会急躁；不以明察来辅助，就会悖乱。运用刚强是为了求得中道，如果既急躁又悖乱，就更加失去中道了。因此德行不能顺理而行，百姓也不服从，这不是运用刚强本身的过错，而是不善于运用刚强造成的。所以善于运用刚强的人，必定以宽厚为根本，以明察来辅助。以宽厚为根本，就是仁；以明察来辅助，就是智。仁与智，是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路。或问辩 《大学或问》说：“近世有位大儒提出格物致知的说法，说：‘格，就像抵挡、驾驭。能够抵挡、驾驭外物，就能够知晓最高的道。’又有人推演他的说法说：‘人生来本来是安静的，本性本来没有不善；后来有了不善，是外物诱惑了他。所谓格物以致知，也就是说抵挡并除去外物的诱惑，那么本来具有的善就自然显明了。’”朱子曾详细回答并辨析了这种说法。我私下思考，觉得仍有一两点没有说尽，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加以辨析，以补足朱子的意思。我看那种“抵御外物、知晓道理”的说法，大概源于《乐记》。《乐记》的话不免有偏颇驳杂之处；有人又把它附会到《大学》的道理上。《乐记》暂且不必马上辨析，现在姑且先辨析那人的说法。如果核查它的意义，那么《乐记》的是非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我认为那人的意思，大概是说：天命之性具备在人心之中，当人心安静而尚未发出时，本真纯粹而不夹杂，从来没有不善；只有接触外物而有所行动，被外物诱惑，于是才开始有不善。因此认为外物已经成为自己的祸害，所以一定要抵挡并排除外物，使所谓安静的状态不再受到感触而行动，而本来具有的善或许就不会昏暗了。” 那人的大意，大概不过如此。这是不知道他的说法的弊病。为什么呢？天下没有在本性之外的事物，能够体现万物而又不遗漏它们的，正是本性的德。孟子说：‘万物都完备在我身上。’本性不是外物，而自成其为本性；万物也不是本性之外的东西，而自成其为万物。明白这一点，才知道我的本性之道没有外在之物，这个道是完整而不偏颇的，也就是所谓内外相合、动静为一。就本性与万物分别观察，人会看见内外的差异；就本性已经发出和尚未发出观察，人会看见动静的分别。只有从真正懂得道的人看来，内外、动静无非是同一个道理。大概本性安静而尚未发出时，退藏在幽深之处，是用来成就万物形体的根本；等到感触外物而有所行动，能够与万物应答酬酢，是用来实现本性、不断保存本性的作用。这难道不是说我的本性广大而没有外在界限、这个道完整而不偏颇，也就是所谓内外相合、动静为一吗？如今那人只看见人生来是安静的，便认为这就是天性、善的根本，于是想把它深深藏起来并牢牢遮蔽；看见受到外物诱惑而行动，便认为那是本性的欲望、外物的祸害，于是想抵挡并排斥它。这就是把本性看成本性、把万物看成万物，彼此割裂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的本性就狭隘而有外在界限，这个道就偏颇而不完整，内外不能相合，动静也不能为一了。

译那人的认识由于不足以达到这一层，所以尊重本性而轻视万物，喜欢谈安静而厌恶谈行动。尊重本性，所以喜欢谈安静；轻视万物，所以厌恶谈行动。然而，假如本性不能涵盖万物，那么我用精神妙化万物的本性，反而会局促、凝滞而沦为一物，哪里还能看出本性的尊贵呢？假如万物与本性毫无关系，那么凡是可以用来利人、崇德的事物，无不与我违逆冲突、成为敌人，又何必轻视万物呢？这即使是异端的学说，稍有见识的人也不至于偏执停滞到这种地步，何况能够拿它来谈圣贤之道吗？圣贤之道，是大公之道，所以能够穷尽本性，也能够穷尽万物的本性。那人的说法，是自私的道路，不仅不能穷尽万物，实际上已经自我损害了他的本性。这些都是他对圣贤之道的防碍之处：大概是他希望本性保持安静，却难以应对万物；不知道保持安静究竟要用来做什么；厌恶外物扰乱自己而防止不善，又不知道不善究竟由什么产生。如果不能完全知道不善产生的原因，只是拘谨地把排斥抵御外物作为要务，我没有看见这样就能免于不善。何况还说尚未发生的善会自然显明，并且可以由此知晓大道吗？我曾听说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而后来达到不善，原因有两种。大概人在出生之初，就被气质昏昧蒙蔽；出生以后，又被物欲拘束而丧失本性。被气质昏蔽，便是从内心发出而表现于外的行为常常偏颇，不能合乎正道；被物欲拘束，便是外物诱惑人时常常使人流荡，不能自行反省。这就是说，人的不善兼有这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全都归结为外物的诱惑。何况气质的偏差由自身发出，所以与自己有关的因素总是更多；外物的诱惑从外界而来，所以与外物有关的因素有时反而较少。人的气质蒙蔽较浅，外物诱惑造成的危害就浅；气质蒙蔽较深，外物诱惑造成的危害就深。这样比较内外、多少、先后、轻重的差别，二者的危害，以气质为更严重。如今那人的说法专门责怪外物诱惑的危害，却不涉及气质的不美，这就像只知道身体表面的痛痒，却看不见腹心中的疾病，也可见他考察道理的粗疏了。然而他的错误还不止这些。人的情感放荡、天性被凿伤，固然是由于外物诱惑；但是外物能够诱惑他，又是因为他不能操持、保存这颗心，所以一接触外物，心就被外物牵引。这样的念头一天天习惯起来，他还不知道察觉；于是本心逐渐偷懒，自己行动而受到外物牵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攻击他的外物越来越多，心陷溺其中也越来越深，如此反复循环，日益胶着牢固，于是私欲滋长蔓延，而善性就丧失了。如果反过来追究根本，这究竟该怪外物诱惑，还是该怪这颗心自己放纵呢？比较起来，答案显然可知。假如能够先守持自己的志向，无论动静都加以涵养，那么在尚未同外物接触时，就纯然保持清明的本体并加以深厚涵养；等外物来到时，就察辨义理与欲望的界限，取舍便会严明。这样，即使外物在眼前不断更替，我的内心也从未改变，又有什么可忧虑的，难道会因为感触外物而行动，终于发展到外物一来，人就被外物同化吗？所以如果能够操持自己的心，即使有所行动也未尝不善；不知道操持，即使处于安静状态，善也不能保持。大概心不知道操持，虽然说是没有事情的时候，内心已经昏乱纷扰，精神早已驰骋于外，又何必等到受到外物逼迫以后才开始为不善呢？由此看来，人丧失本性而成为不善，其根本危害都产生于自己的内心，怎么能把罪过归给外物，必定把一切外物都抵挡排除才觉得痛快呢？如果按照那人的说法，不仅会使人迷失根本，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用力，还只会使人劳苦于抵御外物，却不能免除过错归于自身的结果。近世有人被那人的说法迷惑，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书战国防后》我观察战国时代的士人，他们所说的富国强兵、纵横之术，都是乘着诸侯贪图利益的心理，才得以实行。因此，论当时百姓遭受的祸害，不仅游说之士有罪，诸侯大概才是罪责的首要承担者。假使诸侯没有贪图利益的心理，小人的权术哪里能够奏效？后世议论的人，只知道诋毁游说之士的邪说，却不知道责备诸侯贪图利益，他们的论说本来就已经疏漏了。由此才知道孟子‘何必说利’的话，实在是防止祸根、堵塞源头的论说。《防问》二首 问：我朝科举取士的制度，废黜词赋而采用经学，大概自宋儒以后，经学的学问更加发扬光大。于是二帝三王的制度措施、孔孟的议论，前代士人间或有未曾听闻的，如今的学者既然都诵读学习了它们，应该可以兴起教化而得到贤能人才。然而士人的风气反而更加偷薄，比过去攻习词赋的人还严重，原因是什么呢？我又私下认为，今天科举考试的文章，文辞不是自己写出的，只是因循浅陋、就简求易，却不知道自己的浅薄；义理不是自己体悟所得，只是杂乱而失去正道，却不知道其中的悖谬。有司借这种文章取士，朝廷依据这种文章任官，难道猥琐浅陋的文章就可以得到博学通达的人才吗？还是士人所具有的才能，本来就有超出文章所说内容的呢？古人曾说：‘如果说这个科举曾经常常得到人才，那只是因为做官进身没有别的道路；如今的科举阶梯是不是也有类似情况呢？’一代的制度，我不敢轻易议论。如果能够根据今天的制度来防范古代制度的弊病，使士人致力于有益的学问，朝廷得到有用的人才，大概一定有办法，这是有司所希望听到的。问：宋儒说后世的治理比不上古代，主要有三点：君主取士、用人、任官不以先王为师。并且认为，最好的制度，古代已经实行了；最不好的制度，后世都沿袭了。他所说的好与不好，能详细说明吗？如今国家取士、用人、任官的制度，斟酌采用前代制度，开始时不能说不好；但实行久了，难免有偏颇而不能振作的地方。我私下想，治理国家的人处在这种情形下，必将随着时势加以变通，学习古人的精神，用来挽救今天的弊病，这大概才可以。有人又说不应当轻率地仿效古代，而且害怕轻易改变法令。如今只知道羡慕古代，却不知道古代制度不能实行，固然是执着拘泥的见解；如果只以现行制度为是，认为始终不能有所损益，那也不过是苟且因循的习气。现在想大略仿效古法，却不至于惊骇今天的风俗，以求使取士、用人、任官取得成效，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请详细说说，来让我看看能够用于世务的学问。《考功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考功集》附录 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状，王廷撰。先生姓薛，名蕙，字君采，西原是他的号。晚年又自号大宁居士。他的祖先是河南偃师人，国初有名彬的人，是先生的高祖，因为从军隶属武平卫，于是定居亳州。曾祖名森，字茂林，洒脱不羁而有义行。祖父名琇，字廷瑞，任卫主文，能够依据文书法规使人免死。父亲名镒，字大用，封承德郎，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宽厚简朴、质朴正直，不与人计较，众人推重他为长者；尤其喜欢施舍救济，救助他人的急难。乡人徐刚生病，一名方士给他针灸，结果使他死亡；他的儿子抓住方士，准备到官府控告。吏部公说：‘这只是误治，而且他又贫穷，即使控告他，官府最终也没有钱供给你父亲的丧葬。我替你准备棺材，你就释放这个方士吧。’因此方士获得释放。每逢年成荒歉，他捐金救活的百姓尤其多。嫡母杨氏，封安人；庶母侯氏，姓名不详。先生从小就聪颖奇异，出生三个月时，偶然看见芒神，连续喊道：‘芒儿，芒儿！’家人惊奇，连忙用冷水浇他才使他停止。稍长以后更加聪慧，不像普通子弟。郡里的老人相互说道：‘薛家大概要昌盛了吧？’七岁学习举子业，就能通晓举子业。十二岁就以能作诗闻名。题《邻舍三教图》说：‘这道理有三种教法，圣人的心却同出于一个天。阴阳动静的机理活泼流转，圆融为一圈。试问最终归向何处？’这种道理玄妙深奥，见识者已经由此预知他的非凡。十五岁补为郡学弟子员，十八岁参加乡试没有考中。回乡时，正值大中丞浚川王公恰好任亳州判官，一见他便急忙称赞说：‘这是天下奇才，可以继承何、李的成就。’当时信阳何子仲默、庆阳李子献吉，正一起在文坛驰名，天下士大夫多以他们为宗师。先生从此穷尽心力探究群书，采集精华，仿效古人创作辞章，声名大振，传到京城。等到他来到京城，已经是正德癸酉年，他考中南畿乡试，与计吏一同进京。当时仲默仍任中书舍人，先生就连夜去拜访他，两人一向彼此敬重推许，于是结成莫逆之交。一时名公争相在他附近置居，投递名帖来交往的人接连不断。第二年甲戌，考中进士，授刑部贵州司主事。不久因病请假。丙子年从家中起复，再授刑部福建司主事，执掌本司。凡各司的奏疏，大多经他的手笔；他既文思敏捷，又引用切合的法律条文，部中人都佩服他的才能。正德十四年己卯，适逢武庙南巡，他上疏抗争，竭力劝谏，祸患难以预料，但他处之泰然，不为之动摇。不久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嘉靖元年壬午，今上继承帝位，录用儒学硕士，分别任职，各处都是文质彬彬而有才德的人。先生在吏部任职，专以褒扬贤能、抑制埋没人才为己任，司中没有滥用职权的官吏，门前没有私下请托的人，众人尤其称道他。后来又从《文选》司主事升任验封司员外郎。第二年癸未，任会试同考官，他所识拔的人，都是当时的英俊才士。又第二年甲申，升任考功司郎中。当时太宰白岩乔公认为，考功司负责考核甄别，责任重大而事务繁多，选择先生担任此职，对他非常倚重。朝廷讨论献皇帝的称号时，朝堂上争论如诉讼一般，先生于是考察古代典籍，称述古今，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共数万字，进呈皇帝。皇帝将他下诏狱，当时部院各司也分别上疏，伏在宫阙前哭泣，将此事报告皇帝。皇帝震怒，分别施以廷杖和谴责。先生独自因为先前已经被关进狱中，没有随着诏令复职，但最终因此触怒了权贵。权贵常想抓住机会使他解恨。某给事中原本依附权贵，果然暗中指使人诬告上奏。有诏令交付审查，他返回原籍；丁亥年，遭逢母亲夫人的丧事。己丑年服丧期满，诬告审查之事也已经查明。吏部再次发文催促他起用。当时权贵的势焰正盛，先生说：‘难道还可以低头去赴汤蹈火吗？’于是完全打消了做官进仕的念头，不再赴任。可是权贵最终也还是不能得到他来泄恨。可以说是明智地保全了自身。癸巳年，吏部公也去世了。先生两次遭逢家难，又一向体弱消瘦，悲痛过度而形销骨立。丧事办完后，仍在墓旁结庐守墓。家人担心他因此成病，请亲友劝说他，他也不听。服丧期满后，他在墓地后面开辟小园、营造庐舍，希望能够早晚前往扫墓拜谒，同时借此自我适意，题匾为‘退乐’。中丞柳泉马公改题为‘常乐中’。他挖了一方池塘，种上荷花，周围环绕竹树，杂种花草药物，在池上建亭。白岩乔公题为‘莹心’。先生于是优游其中，诵读学习从不停止；有时对着客人谈论文章，饮酒吟咏，自得其乐；闲暇时就拖着鞋走到田间，靠着树木面对流水，与渔翁农父相互问答，心情安闲淡泊。先生虽然含藏才华隐居乡野，声誉声望却日益隆盛。天下士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谈到先生都无不心悦诚服。台谏官员几乎没有一年不论荐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使他充分施展才能。然而先生已经不能再起用了。呜呼，令人悲伤啊！先生性情温和善良、坦荡正直，品格高洁而自我尊重；一言一行、一取一予，必定依循裁度和道义，即使在隐微之处，也丝毫不苟且。并且他孝顺友爱都达到极致，始终不变，大概这是他的天性。癸酉年，他与郡学士子一同赴试，走到长湾时，先生开玩笑祝告说：‘我在这里，河伯为什么没有供给食物呢？’一会儿有一条大鱼跃入船中，众人惊异，传看完毕，又把它投入河中。这一年他考中乡试。居乡十七年，生活俭约，自始至终常常像贫寒士人一样。即使村中老人和乡野百姓来拜访，他也都以礼相待；有人以不合义理的事情来请托他，他便婉言拒绝，别人也不怨恨他。他曾亲自写道：‘即使是小事，也不能替别人请托；即使能够救人于患难，自己损伤廉耻也已经很多了。自己的德行与他人的事情，哪一个轻，哪一个重？这件事应当铭记在心，不可忘记；即使以死发誓，也不可改变。’他的操守就是这样坚定，对爱憎也同样严厉分明。看见别人的善行，内心就喜爱；对于不善的人，即使同他交谈，也不很融洽。有人生病，他亲自为其检选配制药方，常常脱下棉袄施舍给贫困者。有人说：‘怎么能够人人都救济呢？’先生说：‘只求不辜负这颗心罢了。’

译听到这些的人无不感叹佩服。他读书时总是几行一同看过，后来不再重读，因此沉浸于六经，通晓百家。即使星历、岐黄之术，以及佛教、道教大藏的学说，他都能探究其宗旨。早年擅长文意，诗文高出魏晋作家，终于成为文艺界的宗师。晚年才删落繁华，专心探究性命之学。人们只看见他钻研佛教、道教，却不知道他是在从砂石中淘取真金。大概自二程以来就是这样。因此，他的学问以认识并涵养自己的本性为根本，以慎独为关键，以居敬为务，最终造诣深邃幽远，不可测度，而自己所得实在很多。然而如今的人只知道先生是诗人。他著有《约言》《西原集》《老子集解》，流行于世；《大宁斋日录》《五经杂录》共若干卷，收藏在家中。先生在去年冬天忽然得病，等到后来病势渐渐好转。今年正月初一到初六，身体又恢复如常。第二天，他对家人说：‘准备后事。’到了初九夜里四更，先生倚着几案端坐而去世。乡里远近听说的人，都悲伤感泣，可以由此考见先生的德行了。去世当晚，乡人听见空中有像雷一样的震响，都认为是上天鼓声的鸣响。先生生于弘治二年己酉十月初六日，享年五十三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九日〕 妻子赵氏，封安人，没有子嗣。兄弟三人，长兄名兰，次兄就是先生，弟弟名萱。侄子一人，名存，是薛兰的儿子。薛兰将于今年十月十八日把先生附葬在父亲墓旁，于是写信来请我为先生撰写行状，将用它来征求铭文和立言之士，以图使先生不朽。我王廷最为庸劣，过去任亳州判官时，承蒙先生一见便与我意气相投，于是忘记年齿而同他交友，早晚讨论学问，颇为深入恳切。因先生的品行和大节，我所知所闻较为详尽；拿他同古人相比，确实也很少有能与之匹敌的。于是根据国子生薛汝清所列举的事迹，编次写成这篇行状，恭敬地希望您采录并为他撰写墓铭，使其流传不朽，这实在是文坛的幸运。辛丑年四月十五日，王廷谨状。吏部郎中薛西原先生墓志铭，唐顺之撰。西原先生姓薛，名蕙，字君采。先生怜悯学者陷于多种歧途，作《约言》；学者拘泥于文字训诂来寻求圣人的心，却不能亲自发现自己的本心。又作《五经杂说》；方士在性命之外穿凿附会，却不知道涵养本性就是涵养生命。世俗儒者拘泥于有无的表象之中，却不知道无为正是有为。于是作《老子解》。先生的学问无所不窥，不专属于一家。中年开始喜好养生家的说法，从此断绝文字，收敛耳目，澄清思虑，默默观照。这样过了若干年，最终却没有所得。很久以后才醒悟说：‘这只是生死之障罢了，不值得学习。’然而因而阅读《老子》和瞿昙氏的书，领会了虚静、慧寂的说法，内心并不违逆。后来又用六经和濂洛诸家的学说加以验证，读到《中庸》‘喜怒哀乐未发叫作中’，便说：‘对了，对了。’所以他的学问一概以复归本性为目标，以慎独为总纲，以喜怒哀乐未发为奥妙，以能够认识未发之中并达到它为关键。从此收敛耳目，澄清思虑，默默观照。这样又过了若干年，才真正相信自己的心。他对自己的信念确实坚定，然后才把它著述在书中。呜呼！心学衰亡已经很久了，有一个人倡导本心之说，众人便哗然，甚至诋毁它像老子、佛教一样。学者逃避老佛之形，却害怕它们的影子，即使精微宏大的议论出自古代圣贤，也迷惑而不敢相信。先生却直接援引世俗儒者所最为诋毁的学说来建立自己的信念而不受迷惑，他难道不是特立独行的人吗？先生年轻时曾经精心雕琢诗作，世人极其喜爱其工巧。如今流传的《西原集》，是他年轻时的作品。既然有志于道，便放弃诗文而不再创作；即使创作，也完全不再计较工巧与否。然而世人争相仿效、爱慕《西原集》，喜欢《约言》《老子解》的人却很少。先生在正德甲戌年考中进士，授刑部贵州司主事，因病免职。起复任刑部福建司主事，因才干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嘉靖初年，先生在吏部任职，历任考功郎中后罢官。十八年后的辛丑年正月初九，因病在家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他罢官，是因为议论大礼而获罪。先生任刑部时，适逢武庙南巡，上疏抗谏，祸患难以预料。先生安然无恙之后，大礼之议兴起，于是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辩》，奏疏呈入后被下狱，后来恢复官职，但已经被权贵记恨，不能放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后来终于是给事中陈洸主使构陷先生获罪，先生上书申辩，因此被罢官。后来所构陷的事情查清，吏部多次发文催促先生赴任；当时权贵势力正盛，先生说：‘难道可以撩起衣裳跳进深渊吗？’最终虽屡次被荐举，也不再起用。先生面容清瘦，气质清正，同他交往，不用询问他的学问，便知道他超出尘俗；他的品行一向高峻清洁，表里明白显著，没有一点污浊；爱憎从不假借。先生才华虽高，却坦率平易、开朗通达，抛弃矜持和界限，豪杰都仰慕并愿同他交往，平庸之人也没有嫉恨他的。只是因为一两个权贵，竟至于一次被斥退后便不再任用。先生于是灌溉花圃、培育花木，淡然自处，而当时社会都共同为他惋惜。先生居住乡里，绝不肯替人请托。至于亲近亲族有人生病，他亲自替他们检选药方、配制药物，常脱下棉袄施舍贫困者。有人说：‘怎么能人人都救济呢？’先生说：‘只求我的内心无愧罢了。’先生起初号西原居士，后来把书斋题作大宁斋，又改号大宁斋居士，而世人仍称他为西原先生。薛氏祖先本属偃师人，国初因戍守武平卫，便成为亳州人。祖父薛琇，父亲封为吏部主事的薛镒，母亲杨氏封安人。薛氏自薛镒主事以上，世代都不显赫，但世人都推重他们为长者。

译薛主事有三个儿子，杨安人确实生下先生；次子与长兄薛兰虽为异母所生，但兄弟友爱尤其深厚。先生妻子赵氏，没有儿子，薛兰替他料理丧事。将要把先生葬在亳城南面的祖坟旁边，并封存他的遗文，于是通过苏州知府王君子正请我撰写墓铭。不久，薛兰派人来催促墓铭，并告诉我葬期说：‘去世那年的十月十八日快到了。’过去先生常写信给我，询问“致虚极、守静笃”与“未发之中”的旨意是否相同，我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也没有向先生请教。我私下妄加揣测：说“中”，就是贯通虚实、动静；说“致虚”，就遗漏了实；说“守静”，就遗漏了动。寂静却并非一无所有，有感却不曾执着于有，这大概是我们儒家所说的“中”吧？内在有门闩而不向外出，外在有抵挡而不能进入，这大概是老子所说的“虚静”吧？我把这些答复先生，不知先生会同意我吗？即便如此，先生注释《老子》，可以说是得到了它的精髓。我于是私下取用先生的意思，为他作铭说：从前老聃掌握玄妙变化的枢机，人人都争相炫耀机巧，唯独他像愚人一样。我的老师感叹道：他大概就是龙吧？纷纷扰扰的末流学问，枝叶一天比一天繁茂，难道不是枝叶虽茂盛，却拔去了根吗？老聃的出生，确实来自谯、亳一带，寂寥至今。西原先生有所著作，闭门独自探究，五千字的微妙言论，放在孔门之前，获得了与我相同的认识。孔子说“未发”，老聃说“静虚”，所立的教法虽有两种，最终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譬如进入大海，所珍贵的是得到珍珠；至于从哪条道路进入，难道一定只有一条吗？从此反躬自省，精心思考，努力践行，默然间有所领悟，与天地自在遨游。亳州南郊，有一座高大的坟墓。呜呼，西原先生如今还留下什么呢？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碑铭。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丙申，吏部考功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因病在亳州乡里去世。这一年十月庚午日，葬在城南一里祖坟旁边。他的朋友苏州知府王廷砍取石料为他的墓表，长洲文徵明在石上书写道：‘呜呼！先生是天下的士人，如今却已经去了。像这样的人，还能再得到吗？’起初，弘治、正德年间，何大复、李空同的文章声望闻名天下，铺陈辞藻，凌驾于汉晋之上。一时朝野士人都一致推崇他们。先生虽然稍后出世，但声誉、才华、声望和实际成就，大略与他们相当；又都感慨激昂，有志于建立功业。天下士人所仰望他们的，并不只是文辞而已。后来这两位公卿先后以提学副使的身份去世。先生在嘉靖初年任吏部属官，声望逐渐显著；但他刚正疾恶，常与时俗抵触，最终被小人乘隙陷害，直到后来废弃而死。他经世致用的学问、卓越的才能，以及一切有所作为的志向，都没能在世上稍稍施展，而今已经结束了。呜呼！我之所以在这里深为感慨，难道只是替一时一地惋惜他吗？本来是替天下惋惜他啊。先生名蕙，字君采，号西原，晚年号大宁居士。他的祖先是河南偃师人，国初因编入赤籍而隶属武平卫，于是成为亳州人。高祖薛彬，曾祖薛森，祖父薛琇，世代都有隐而不显的德行。父亲薛镒，封为吏部主事。母亲杨氏，封安人。先生在正德甲戌年考中进士，起初授刑部贵州司主事，因病免职。起复后改任刑部福建司主事，不久改任吏部验封司，升为员外郎，再升考功司郎中。去世时五十三岁。先生生来灵异，七岁就能作文。稍长以后，说出的话已经使乡里的老人惊异。十五岁补为郡学生，参加应天乡试没有获利而归，便竭力求学，辨析义理、阐发议论，深深领会道味。除了经学义理，他尤其致力于古文辞。亳州原本偏僻鄙陋，求学者没有可以承袭凭借的传统。先生从平民中崛起，能够自己找到老师，不经过层层阶梯，直接达到作家之域。后来大中丞仪封王公任亳州判官，读到他的文章，认为奇异，说：‘这本来就是何、李一流的人物！’便急忙替他传播声誉，品评推重、引荐扶持，使他更加闻名。因此先生尚未做官，名声已经隐约震动京师。考中进士以后，他同诸位公卿雅正交游，更加精进而不懈怠。最初任职于司法部门，面对法律条文、文书格式和章程，披剖发掘其中的繁杂错综，但先生仍没有忘记求学，把群经史籍读了几遍。他所写的各种论说文章，精深典雅，法度严整，不作冗长之语。诗歌温和雅正、绮丽严密，有王维、孟浩然的风格；乐府歌词追踪汉魏的遗风。然而先生不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才能，只希望在实际行事中表现出来。他审理案件精细审慎，不作歪曲迁就；分析法律详尽明白，所判定的事情必定允当。他曾任本司官员，凡各司上奏的审判案件，都由他详细审定；传达、援引、议论、上报，既没有疏漏，又用文辞加以修饰，条目排列灿然分明。当时法律界人士都推重他，认为他很有才能。在吏部任职后，他尤其负责考核甄别，公正清廉，铨选叙用十分审慎。按照旧例，司曹的事务只有长官参与裁决，副职和佐贰官员往往不能过问。当时各司长官都是先生的相知，凡有事务必定集体讨论，先生审查裁定，理清头绪。每次公开发表意见，在考功司任职不久，选拔人才、处理事务已经显著有了章法。他性情刚强执着，遇到事情直面而上，从不观望。武宗南巡，先生上疏抗议劝止。同样进谏的人，有的只写表面文章以显示正直，有的故意宽缓拖延以恐吓劝阻；先生既不攻击别人，也不随波逐流，只直接申明自己的志向。即使皇帝的震怒难以预料，他也坦然等待命运，不改变立场。如今皇上讨论追尊皇帝的礼制，朝廷大臣纷纷上奏，皇帝起初并没有坚定主意，而主张此议的大臣坚持得很厉害，所以各位大臣往往因此获罪离职。先生说：‘这件事不能只用空话来否定。’ 于是撰写《为人后解》，大意是说大宗不可断绝，但如果礼义发生变化，嫡子可以作为后嗣；又撰写《为人后辨》，认为继承统绪所以要继承嗣位，而继承嗣位正是为了继承统绪。并且礼制中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即使是天子、诸侯的儿子，如果没有得到君父的认可，也不敢自行成为尊贵之人。他的言论出入经传之间，引证精确核实，但文辞和议论颇为激烈，使人感到旁惧，而皇帝也没有因此特别忤怒。刚下狱不久便获得赦免，但主张此议的人却记恨他。适逢陈洸以给事中身份调任外职，中途上书议论礼制，得以再次被召见陈述政事，于是依附当权者，把持不同意见的人全部攻击排斥出去。先生当时已经获原宥，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于是陈洸便挑起颜木之狱，先生也因此离开京城。此前亳州有一名跋扈无礼、暗中残害他人的武官，在境内施暴，横行强夺，渐渐不可控制。颜守任亳州时，彻底揭发他的奸私，深入查究他的罪案，将他依法处置。到这时，陈洸称冤，朝廷下令有关部门推问审讯陈洸；因为先生是亳州人，颜守又是他的同年进士，便怀疑其中有奸诈谋利，诏令勒令停职听候审理。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先生没有因此获罪，按惯例本可牵连复职。然而先生接连遭受祸患，已把仕途看作荆棘险路，于是收敛自守，不再有参与当世政务的志向。

译台臣接连论奏推荐他，年年都没有空缺推荐；四方士人每天都盼望得到他的任用，可先生却已经不能再出仕了。先生性情恬淡安静，欲望很少，天下万物没有一样能够动摇他的内心。他所交游的人，如果不讲道义，便不亲近；那些纷华、声名、利禄之类的话，他一句也不说。平生从未凭私事求托于人，别人也不敢以私事求托于他。晚年自认为从老氏〔原文“老▯”疑有讹误〕玄默之旨中有所领会，于是注解《老子》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文字简约而道理明白，其中有许多是前人未曾发明的。〔原文“发又喜观”疑有脱讹〕他又喜欢阅读佛教各书，认为佛教能够看淡生死、超脱形骸，想要汲取其中精华，以求与我儒家关于性命的道理相会；大概也只是闲居无事，借此寄托自己幽深寂静的情趣罢了。有人认为他因此有所沉溺，其实并不是这样。他居所的西面有一块数弓宽的空地，就是所谓的西原，原来便有水竹之美。到这时，他更加种植培育，房舍清幽深邃，松竹秀美地排列着，池塘里养鱼，园中栽花；每天在其中游赏，著书明道，悠然自得，终于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著作有《约言》《老子集解》《五经杂录》《大宁斋日录》《西原集》，总共若干卷。先生侍奉父母很孝顺，父母去世时丧礼虽从简却能深切哀痛；与兄长兰虽同父异母，却侍奉他极为恭敬。家中事务无论大小，全都由兰主持；兄弟同居五十年，友爱始终没有间隙。先生娶赵氏为妻，没有儿子，兰确实主持了他的丧事。铭文说：薛氏的先祖，世系从偃师传承；后来分支入籍于谯地，世世代代承载着德行。显赫诚信的考功，世代功业由此发扬光大，文辞也记载并辅翼着它。薛氏宗族英才济济，谁会不称颂？我选取其中的俊秀之士；他内心如玉般纯洁温润，又坚定地履行其笃实之德，因此得以跻身周行，即官员的行列。于是〔原文“▯”字不明〕其身，未曾有过过失，因此德行完美；掌管刑狱便明察，任用官员有条理，能够相亲相辅，所任之事无不办理妥当。显赫诚信的考功，正直自守而不屈折，确实倾吐自己的忠诚，从不怀有私心而攻击他人。天高地卑，礼制因此有尊卑定分；并非没有常经与权变，而我只遵守正道。忠言直谏，刚正不阿，谁能阻止他，使他阿附权势？难道只是天高在上，而奸佞之人实在太多吗？那些奸佞之人虽多，我所遵循的却自有正道。天将昏暗便转而明哲自守，于是安然休息。考功安处自守〔“言考于槃”语意有疑〕，履行正道而持守恒常；著书充满家室，自身命运困厄而道义却得以通达。亳地以南，有一片高而干燥的原野；我把这些铭刻在您的墓中，等待千年之后的传扬。《考功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