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檐集卷五

译《曹允大稿》序 我的心中有一个人：眉目轩朗，意气豪迈高昂，一往直前的气势似乎要绝尘而出；可是这个人如今正沉静深思，喜好《易》，随顺外物而处，有着用世的想法。这是什么人呢？我们同党不必再猜，必定会跃然鼓掌说，是曹允大。鱼肠之剑，三千年后化成老虎；干将、莫邪化成龙，奇异的事情确实难以预先猜度。然而宝剑埋在地下四丈多深，光焰冲天，石匣打开后，当晚却又隐藏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莫非收藏得越深，光芒便越高吗？《易》三百八十四爻，大多包含藏的意思；而允大沉潜心志于此，发掘许多前贤尚未完成的内容，在文章的心思和玄妙言辞中舒展开来，把人格格之间几十年的积蓄一朝吐出，即使古人一次饮酒数升，恐怕明亮也不能超过它。然而那种凌厉一世的奇气、精悍的神色，仍在纸墨间灼灼发光，所以我曾戏对允大说：“你只是喜好《易》罢了。若要让你坐在皋比上，聚集年轻人讲解微言大义，你终身一定不肯。若要让你带着几册书去修理篾箍桶，还在市上卖酱，你尤其一定不能做。你若做张丞相的弟子，一定愿意进入后堂饮食、佩戴簪珥，在管弦铿锵中取乐；却一定不愿同彭司空在便坐相见，讲论卦义，每日接受宴赐之食，只同他举一杯酒相对。” 既然如此，那种不可一世的气概终究不能隐藏，反而会在纸墨之间隐约显露奇异之处，这也正如尚未打开的石匣。全稿在我的箱笼里存放已久，现在略归还一二篇，使它流传四方；四方若有知音，不要只把它当作南昌土来擦拭。《钱彦林香树林文》序 治理天下的事务，靠的是强大的力量。见识越高，学问越深，器量也越超过学问而开阔；唯独气力的强弱，正如身体强健或怯弱，不能靠学习来争得。昔日殷浩俨然像谢安石，遇到桓宣武却一次挫败便不能振作，难道不是气力确实在桓氏之下吗？新亭之会，有人甚至吓得倒转手板，而安石从容谈笑，目中无人，难道不是气力确实在桓氏之上吗？一人可以在新亭被折服，百万大军也可以在淝水被折服。折服一人如蔺夫子，折服百万如寇平仲。用文字来说，文章的局势和笔法虽然不同，气力却只有一个。力量如果不足，即使有王逸少那样远见百里的识见，等到出力任职，最终也只能把功名抛在身外。因此我曾概括谈论江左有绝世力量而显露出来的，是桓宣武，王大将军也属于这一类；有绝世力量却从容运用的，是谢安石，王茂弘也属于这一类；见识高于天下而力量不足以施展，寄托于简淡文字的，是王逸少，刘尹也属于这一类；力量不能成为当世雄杰却喜欢争竞，因而陷于困顿的，是殷扬州，庾元规也属于这一类。考察古今，从远处追溯隐桓，近至昭代，凭借学问修养而通达经世之道的，十人中不过二三；凭借气力优长而成就功名的，十人中大概有八九。才力不能强求，大概就是这样。人若苦于不能自知，妄生梦想，便常有“又能怎么办”的叹息。我私下观察同辈，也很少有这样的人。浅近地考察，文章这一途同样孱弱，勇猛刚健的少，软弱的多。唉，强大的力量竟这样难得吗？道场巾驭属于右军一派。他曾对我说：“钱彦林把后錞的习气一扫而空，使人读来痛快；只要能以恬淡持守，大概就差不多了！”他是勇猛刚健的一类，而墨迹稍一落下，也能使人想到击退千军，执笔作文的人都为之震惧。现在的人距离古人太远了，但各自也有同类。分开以后，貉、粤相距万里，往返未定，路途处处危险，我尚且不能确定自己将走向哪里，哪里能替当世士人作决定呢？若问他学业所达到的程度，那么读《香树林文》，仿佛看见昔日雄杰骑马挥槊时的情景；我早已因此折服于他的勇气。《易曦矦居业》序 我偶然进入禾城，寄宿在古寺里，灯刚刚点上。听见旁边房舍传来南方口音，僧人说是楚人。不一会儿笑声喧哗，那人进门时，仿佛有故人夜间来访。我赶忙迎上去，恍惚觉得是平日亲近的人，却偏偏说不出姓名。询问之下，原来是黄冈的易曦矦。啊！三年前曹桢父曾把曦矦的为人告诉我，如今我见到曦矦反而在见桢父之前，岂不是很奇异吗？一时踊跃而不能畅快：遇到新知便畅快，遇到旧交则慢慢纵谈文章风气。曦矦平淡地鄙弃轻巧的习气，说：“在尺水中兴起波澜容易，在万里水面上不起波澜却难。”我心领神会。曦矦的文章浩荡奔涌，我早就相信他能够达到万里之势。又常听说楚地风气剽悍，也许会有千里江陵顺流而下的气势；但他一旦发掘内藏，文字大多深沉凝重、坚毅有力，只因逆势而显得奇特。文章以顺为贱、以逆为贵，并不只是几行文字中插入一两个侧调便叫作逆，也不只是篇幅之中首尾转换、曲折盘旋便叫作逆。心中汹涌着要奔向笔端，笔端汹涌着要奔向纸面；有巨大力量的人把它逆势牵挽而前进，两个气息彼此屏住，万种声响全都寂静。此时心境不过方寸，却幽然深入万丈之底。逆势而胜，就像百神遭遇神禹而被疏导迁徙；如果命运来不及使它获胜，便决然冲出，则沸腾而成为荡天的急流，不过是在汹涌之时再加一鼓一铸罢了，而文章的奇异便增加百倍。豪杰之所以重视忍耐力，就是这个道理。难道没有看过玉局所作《赋▯滪堆》吗？万马奔腾般从西面而来，忽然有一座孤城挡在道路上。正当水势汹涌倾注、将要骄纵奔去时，忽然遇到巨大力量的控制，这也就是文章心中的▯滪堆。虽然如此，江陵顺流而下的奇势还没有机会纵览，又怎能知道▯滪的作用呢？请举近来亲眼见到的事来给曦矦作证明。前些日子我赴禾城，从武水挂帆向西。船夫蹲在船尾呼啸，我躺在船底闲想。风只有一个，为什么船桨迟缓而帆却迅疾？因为风在空中运行，船与风并不完全相合；船帆升高来逆着风，风一怒，船便疾驶起来。人看见船行得快，便以为是帆乘势长驱，却不知道其实是风被排斥而疾走。处在极顺的势头中，最终却得力于些微的逆势，大概就是这样。我不懂水道，怎么知道千里奔流不是在抑郁之后才得以舒展呢？唉！只有尺水之才的人，谁能同他说这些呢？幸好曦矦替我作证明；桢父是海内同调，贵在彼此知心，哪里一定要看尽面貌才认识呢？即使说见到曦矦就是见到桢父，也可以。况且曦矦把游草给我看，又让我一同居业；那么即使说我同曦矦一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骑〕 每天相聚，并且共同修习辞章之业，也就可以了。

译《易有功稿》序 有功不久前从盐官来，也曾看过海潮吗？潮水到来时，奔涌的像马群，竖立的像山峰，沸腾的像百万骄兵；孤城像土块一样岌岌可危。等到潮水退去，不过顷刻之间，便眼看沧海连一寸水也没有了。水的灵异大概就是这样。唉，文章也是如此。天下的字散布在胸中，有才能的人把它们撮合成句；天下的句散布在胸中，有才能的人把它们贯通成理；天下的道理散布在胸中，有才能的人凭借飞行般的气势，在纸与墨之间出入。它来时汩汩而至，壮盛时汹汹而来，奔腾时漰漰而不可抵挡，浩荡得不知有几千万里。由此可以想见蛟龙，想见能吞舟的大鱼，想见金银宫阙，想见隋侯之珠、和氏之璧；珍奇宝藏灿烂腾光，奇异事物自行而来、自行而止，仿佛豪杰踞坐将相之位，舒卷全凭心意，作者却无法测知它为何如此。有一天气势闭塞，见识仍旧，方法仍旧，辞藻仍旧，但笔墨艰涩拘滞，局促得不能舒展；即使还有精妙的构思，也像一条寻丈长的鱼，僵卧横倒在干涸的砂砾中，想腾跃却没有办法。这就是智力和勇气都困顿的时候，而作者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确实有鬼神在支配它。能者醒悟到其中的缘由，于是专心守持自己的气，不在无事时光中颓废放纵，也不在得意时刻中消散，而是从容地听任呼吸的快慢，让它同自己一起起居。昌谷说：“一泓海水从杯中倾泻出来。”青莲说：“黄河从天上落下奔向东海，万里河水倾入胸怀之间。”奇景跃然而出，在眼前荡漾，又在指端沸腾，却始终坚定不动。这样以后，真气来往运行，便不会飘忽而难以预期。圣人出世，东海不起波浪；这就是退藏于隐密之处而驱使鬼神的道理。从前我给曦矦的稿子作序，略微透露了自己的意思，但说得不详细。读有功的文章，恍惚如同站在海边望洋，私下惊叹他的言语无穷无尽。趁他出行时，我又进一步向他请教。《钱仲芳晚香堂稿》序 我直到今天才真正得到一位可敬的朋友，叫钱仲芳。仲芳是我幼年时的伙伴。我们在笔墨阵地上角逐，文章的心思一天比一天奇异。然而彼此熟悉，反而都把对方看作吴下蒙童。不久前他从天雄回来，谈起寇平、仲韩、稚圭两位公的往事，顿时沸腾起经世济民的志向。后来他拿出新建的《晚香堂》稿本，精妙奇伟，声势宏大，惊动人心；但我早就料到他能惊人，所以并不惊讶。慢慢谈到身心性命，他希望完全排除众人的嗜欲，以便在自己将要前往的道路上磨砺锐气，使我激愤流泪、想要洗雪耻辱，惭愧的汗水像雨一样流下。十年来我顽钝如石狮，今晚忽然觉得身体又有了疼痛和热气。唉！士人生在当世却自高自大，自命为千古文人，其实只是怯懦罢了。不是傲慢，难道士人应当做的就止于此吗？唐宜之近来写信对我说：“文章的妙处，是兄长的专长；至于其他事情，世间自会珍重。”这种事情不过是几十年的文采而已，求学问道的缘分却不在这里。如今仲芳聪慧而好学，偶然寄托在文字中，所以我从墨光中看见他的奇异。假使他具备莱公的铁骨和魏公的铁胆，凭此来经营四方天下，哪里还有闲暇顾问这种惊人的声响呢？再不然，他也会揭示幽微的事情，随缘舒卷，并且在残书剩本中循着一字半句深入进去。忽然有一天，我们彼此相视微笑，慢慢取出所谓《晚香堂稿》，撕碎后用来煨山家的芋头；纸烧尽了，火便传开，小火苗呈现青紫色。我也取出自己的《茅檐稿》接续着烧。那时哪里还会有所留恋呢？唉，这是百年前嚼木头般的空话。若不是仲芳，我还能同谁品味这些呢？《夏侣厐静影斋草》序 侣厐有一种冷淡的癖好，不到兴致来临，绝不轻易落下一点墨迹。他很像五日画一水、十日画一石的人；兴致一尽，便随即抛弃，稿纸散乱得几乎上下颠倒，有时有开头而没有结尾，有时有结尾而没有开头，任凭蜗牛的黏液在其中盘旋。我每次见到便把它们拾取起来，篇章实在数不胜数，却也数得过来。在我们这一党人中，若问谁最有文章心思，不能不根据这件事来推知侣厐。我曾说，文章就像影子。万物各有一种形状，得到光明后，旁边光线一映照，便分出身影而产生变化。题材没有固定的形态，以文人的慧心来描摹它，奇幻之境便出现了。再看太阳照亮白昼，月亮照亮黑夜，灯光照亮书本；夜色随着物形而变，一俯一仰，影子难道没有不相同的时候吗？然而影子的长短、粗细、大小，恍惚变化，从来不可能件件都同形体相似；可是形体的变化，又全靠影子表现出来。东坡《泛颍》诗说：“忽然鳞甲动起来，扰乱了我的胡须和眉毛。”形体分散成百种，东坡片刻之间又在这里出现。形体只有一个，水却幻化出许多影子。汉高帝进入咸阳，得到一面方镜，人正面照它，影子却倒着显现。形体只有一个，镜子却幻化出倒影。天下万物，哪里有比影子更幻变的呢？所以善于绘画的人也往往不描摹形体，而描摹影子。只求形似，确实比不上描写影子的全部变化。侣厐想必另有路径，笔下另有调子：忽然轰轰隐隐，带着万骑奔突；忽然飘飘荡荡，处在孤云深坞之间；忽然幽艳如花前丽人，怅惘多恨；忽然又像老僧拿着一瓢一麈，心境玄远淡泊，随境而入。凭侣厐巧妙的心思来映照它，凭侣厐灵巧的手来描绘它，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奇异的。我暗笑那些只会来回摆弄笔墨的人，他们不肯显露一点灵巧，大概是回头看见影子便受惊，以为是木魅吧。唉，他们哪里知道文人有慧业呢？

译《曹允大临场义》序 允大从杭州回来，把《临场义》交给我，请我作序。魏子说：允大靠文章求取功名，如果文章不如允大本人，他就不会求取功名。既然如此，天下和允大一同求取功名的人，难道全都是允大吗？我不相信。允大求取功名，尤其靠的是临场文章；如果文章不如允大临场所作的文章，便不能求取功名。既然如此，戊午年的允大远远比不上辛酉年的允大。允大自己也不相信。随侯之珠照耀车乘，已经很久了，只是时机到了才拿出来出售；若还要在众人开口之前先用巧言讨好人，岂不是把它固定在某种处境中了吗？杜甫说：“文章只是一种小技，对于大道还算不上尊贵。”豪杰之士，眼光经营九州天下，只是身处衡门之下，苦于没有办法寄托自己卓异的气概。于是姑且就着学业所达到的范围，竭力使它神明通达，希望熟练运用自己的智慧；可是因为受到习惯牵制，不知不觉便被羁绊其中，耗尽精神，送走岁月，也未尝不恨江郎之笔还不如陶家的酒瓮。凭允大英姿勃发，本来早应像雷鸣电击一样，光耀在天地之间，却把力量浪费在翰墨场中，竟然超过十年。这次应试，也只是以迅速离开这里为快，难道他只是凭此来压倒天下士人吗？不过，允大从此将会大大扬名。有的人害怕他在文章中横行，有的人窥见他在文章中的苦心。害怕他的人说：“喷吐山岳，吞纳原野，奔突非同寻常。”窥见他的人说：“击鼓前进，鸣金停止，部伍仍然整齐。”于是牢骚的人出来叹息说：“允大本来就是文章奇异的人。”考场喜欢平正，所以他的临场文章稍显平易；有人反过来说，便又说：“不是这样。允大本来就是文章奇异的人。”考场喜欢奇险，所以他的临场文章更加奇异。我担心允大没有鬼谷子的权谋，未必会用捭阖之术去游说诸侯吧？隔了一段时间，事后观察的人又会人人自以为是文章中的许负。《叔无咎稿》序 子瞻喜欢诙谐戏谑，这是子瞻的一种毛病。他还自己夸说嬉笑怒骂都可以记录诵读，于是后世纤弱之士争相趋附。那些所谓曲折注入天河、倒流连接沧海的气势，已经遥不可复得，只有口舌间的小聪明特别炽盛。大体上多半都是尖刻机巧、逼仄狭窄。小聪明飞迸出来，面容也时常为之一展。然而这就像米颠的奇石嵌空玲珑，不过是袖中把玩的东西。东海之滨有泰丘万仞高，秦始皇曾悬车束马，在崎岖风雨中登临；牧童却在其上跛行放羊，难道不是更加奇伟壮观吗？士人的见识若宏大，慧心的构想想要萌发成宝藏并藏在心中，就应当像指李的老翁，身在母腹七十多年；凡是世人眼睛所惊惧的，以及心中奔涌着想从舌头跳出的东西，都应迅速斜视而过，像没有看见一样。既然有绝世的领悟，还要用深沉的叹息来柔化它，哪里还屑于争斗口舌上的小聪明呢？不过，我将强迫那些尖巧逼仄的人舍弃旧习而游心于宽阔境界；但他们确实不能做到，就像针尖太利，刺得手指出血，借刀去砍防风氏的大腿，最终也只能颓然逃走。士人似乎有自己的天性，实际又受到格局限制。环视天下，为什么天下号称善于作文的人有一半都像这一类人呢？这大概又像有风气在起作用。元夫子说：“如今的作者烦琐杂乱过多，歌儿舞女也会相互喜爱，今天的天下实际上大多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若有人挺立伟岸、鼓荡气势、昌盛地发挥文辞，用力量追赶盛明时代博大雄浑的风气，又不让顽石砂砾和荒莽沙洲成为嵌空玲珑者的借口，这种大观景象难道就在我的叔身上吗？难道就在我的叔身上吗？《蒋去华稿》序 从前我客居莲墅时，同业的是蒋若滋、蒋去华兄弟和当湖周石僧。石僧喜欢精雕细刻，日暮举烛，烛光在短纸上闪耀，苦苦高吟。若滋抱膝枯坐，把当时彦士所搜罗满袋的东西全都排除，只要求每个字都像牟尼珠，所以他寻找文字也很艰难。我对去华说：“文章的畅快境界，应当使胸襟荡漾、层云生起，为什么要这样拘谨地自我困顿呢？”每次刚拟完题目，我们便一起游览舍后的园子。过了一会儿，我急需索取笔墨，去华却正在蔷薇架间徘徊，毫不理会。呼喊催促他，他便挥袖疾书，山峰一座接一座，波浪一层连一层，正好合于宋人“雨翻榆荚，风转柳花”的句意。退下后议论他的人，没有不心中震惊的，都认为这是锋利的才气。等到幽情另有所寄，也可能整天留在花间。因此一时之间人们都认为去华有懒惰的癖好，而我也特别因为笔墨狼藉受到几位朋友讥笑。近来我渐渐醒悟，不再把日月抛掷在字句之间，旧日学问也逐渐荒落，私下笑道：“子敬尚且懒惰，比子敬更懒的人又会怎么样呢？”等到询问同社争奇，近来谁能称雄？却只有最懒的去华独自沉醉其中。唉，我大概早就知道了！谢康乐像初升太阳下的荷花，这固然是凭天然而胜，却在争先取胜方面反而落后。颜步兵只是自己沉迷于池塘之梦罢了，他的才华哪里可以估量呢？只是想到心思意识的转变，似乎有时想进、有时想退，各自都有时机，不能勉强造成。我勤奋时你懒散，我懒散时你勤奋，尚且不知道我们两家的说法谁更高明。请把这个问题寄去问那位高吟者和那位枯坐者。

译《钱尔斐冰雪文》序 我记得尔斐刚开始长头发时，英武刚毅特别突出；没过几年便归于禅悦，神采清冷，我私下奇怪，这只老虎的气势忽然到哪里去了？去年他作《浙忠咏》，歌咏两浙逊国诸臣；又和仲芳的《短歌》十章，悼念为辽事殉难的将士，慷慨悲壮，使人冷峻的须眉忽然怒张。我读后高兴得不能入睡。近来又见他拟写陈述政事万余言，其中有痛哭而没有叹息，精力磅礴，不像贾长沙前面锐利而后面稍显散漫。每次他来拜访，我总拉着他的衣襟朗诵，每天三四遍，觉得黄河万里正汩汩奔流在我的唇舌之间。我于是写信告诫他说：“天下豪杰没有几个，一两个刚刚显露锋芒的人，转眼便会被加上重担压在脖子上。尔斐，你要努力啊！”最近偶然得到一卷他写的小题文集，题名为《冰雪文》，竟有些像东野避开世俗、独自携带文章的样子。昌黎认为东野奇特，善于鸣叫，而眉山却深深厌恶他，厌恶他的寒冷。尔斐怎么会寒冷呢？即使说它离奇夭矫、不合世俗的道路，世俗之见看见它也一定会大惊；既然世俗会躲避尔斐，尔斐又躲避谁呢？尔斐不能没有解释地处在这种境地。我请替你说明：古代豪杰要在天下大有作为，从来没有不从高远寒峻处得到力量的。豪杰的妙用在于智慧；古人把四种德性配四时，唯独智慧居于冬季。冬季的时令是冰坚雪白，万物藏伏，而作《易》的人偏偏把它作为天地运用智慧的时节。由此可见，聪颖才辨灿烂如春花，却不再存有冰雪凝冻之意，都是智慧浅薄的征兆。天下没有什么比运用智慧更奇妙，而冬德偏偏说“贞”，又可见不奇异不足以称为智慧，不正直便不能施用。奇异而又承负正性的人，大概没有不具备寒骨的。古代大豪杰即使身居将相，喷吐火焰、燎烧原野，凛然的神色也常使妖艳俗媚无法侵入，难道不是因为万壑坚冰、千岩积雪，本来就在焦灼的内心深处自有晶莹明彻之处吗？说到这里，所谓“冰雪文”，便觉得寒光闪闪，直射人面了。《陈似木白云轩文》序 似木才十七岁，却已有大成者的气象。每次同我谈话，我没有一次不敬畏。他谈赋，毅然把楚蜀置于上位，践踏齐梁；谈文章，毅然把秦汉置于下位，推尊欧阳修、苏轼；谈道术，毅然尊崇邹鲁，鄙视老庄佛教，以程朱为宗，贬抑陆王。上下衡量千年历史，进退评判诸家。遵守法则的必定推崇，迎合世俗的必定黜退。至于李氏的邪说、袁氏的绮语，以及纤弱之士纵情驰骋、沉溺其中的东西，他把它们看得如洪水猛兽，加以排斥。他写经义，昂扬如日行千里的骏马，堂堂如大将统率的军队。看那些纤弱之士的艳丽容貌和巧言舌辩，简直只是卑贱的优伶。才华和见识如此，哪里还担心不能流传千古；只是品格太过峻拔，心意棱棱如秋霜，应当用早晨的阳光来温暖它。我私下曾对他说：“我内心浅薄而外表峭拔，毛病同你一样，所以捡取格言送给你，你大概快要认为我把你日渐磨损了。”上天有所偏斜，给一个人以长处，便像要矫正另一个病人的偏处。病根并未除去，却先除去了他的长处。我站在歧路上迟疑，已经很久了。旧日习气突然发作，猝然如干将之剑，令人无法揣度。面对同病之人，我和你又依然还是从前的我们罢了。我的病没有减损，你的长处却在增长；我和你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方向呢？俗话说：“奔跑的蜂不能化成藿蠋，越地的鸡不能孵鹄卵，鲁地的鸡却本来能够做到。”我听说近古有纯粹之人，若同你相比，大概只有大程了吧？假如把这篇文章放在这里，恐怕没有谁能像我这样成为人；文章也没有谁能像你这样成为文。《陈则梁稿》序 庚申年秋天，我读《则梁易屑》，为它作序。冬天读《苋园集》，终于得以纵览全书；点着蜡烛仔细思考，从来没有一次不惊异于它的奇特。辛酉年冬天，他寄来《我韦先生传》，尤其奇绝，比起元美传、次楩、中郎和传文长的作品，不只是胜过一点。于是急忙索取数十帙，分送给同好；但则梁吝惜不肯给我，我很是恼怒。最近经过茅檐，他给我看《仑者菑》，我再次纵览全书，奇瑰变幻比从前加倍。于是我戏对则梁说：“你不过是错误地背负了奇僻之名罢了，处世做事不能像普通人。”则梁慢慢探取近稿，投给我时，峭拔得像没有尸骸，清澈得像没有泥淖。等到它繁茂兴盛起来，便像八纮、八殥、八泽的云，足以降雨九州，调和中土。唉，像则梁这样的人，真想凭这条道路去谋求使后世不凋零。过去苏子瞻对舒焕说：“欧阳公是天人，想来上天生出这样的人非常困难；如果不休息千百年，便不容易再生出这样的人。”我是懦弱的人，竟相信了这话，只愿同造物者相安无事罢了。可是世上竟有像则梁这样强硬不屈的人吗？中央之帝的七窍，儵和忽几乎已经全部凿开，而则梁还拿着凿子在旁边不停窥伺，仿佛一定要凿出八万四千只母陀罗手臂，再生出八万四千只清净宝眼。海滨竟生出这样的人，我私下担忧造物者还没有休息的期限。

译《卓珂月稿》序 黄帝说：“拿着刀却不割，是错过锋利的时机；军队没有比意志更惨烈的东西。”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拿给人看，因为它会带来忧患。”拿刀的人，刀刃在前，刀背在后；在前用刀刃，是黄帝的术；在后用刀背，是老子的术。刀刃和刀背并非有两个，难道黄帝、老子会有两种术吗？过度使用锋利来伤害万物，万物一定反过来伤害他；不通晓《阴符经》却只操持刀刃，申不害、韩非所以忧虑手指流血。卓珂月具有奇异的性情，自称文章有刀剑之气。骤然读他的文章，刻画峻峭，确实近似刑名家。等到细读他精炼坚固的言辞，即使《阴符经》和《道德经》五千言也不能超过它，便不觉肃然退立，惊叹他的智慧深沉、勇气沉着。然而爱护珂月的人，仍认为他任意挥笔诋毁，放纵言辞凌辱他人，替珂月忧虑。酒入舌便吐露言语，言语吐露便会失身，古人深以为戒；而善于沉默的人，反而借沉醉六十日来保全自己。诋毁凌辱，哪里知道这不正是古人不轻易褒贬人物的原因呢？不过我曾私下窥见一端：师尚父藏身八十年，像老子；后来会朝一战，又像黄帝。料想他当年的雄姿悍魄，把七十万众看得如同拉朽一般，而对待胜负只说几句话，又是多么小心翼翼啊！大凡才智相互搏击之际，奇异的锋芒迸射而出，无法逆转控制；但若用一点谦柔谨慎来调和它，便自然平定下来。此时在方寸之内，也会觉得兵气消融成日月之光；还哪里会有刀剑呢？古礼说：“进献戈时，戈鐏在前，戈刃在后；进献矛时，矛镦在前。”利器是天下杀机聚集之处，却能以雍容姿态呈现出来，于是礼乐依然宛然存在。又何必让前刃后镦成为众多兵械的状态呢？唉，这是古今才智之人都容易迷惑的地方，还是请教智慧深沉、勇气沉着的人来讨论吧。《支小白新语》序 我读唐人诗，感叹前后作者彼此都受到困扰。前人的困扰像剥笋，费力剥去几层，刚刚够触及外壳，而佳境却在后面。后人的困扰像披沙，先到的人迅速攫取精金而去，后来者只能在崎岖的瓦砾间拾取剩余的宝物来自我夸耀。开元时期的大家独自占据前后交会之处，夺得胜势：把平庸的意趣翻转为深沉，把朴拙的词语翻转为灿烂，把滞涩的格调翻转为活泼。既已深沉、灿烂而又灵动，还有谁能再翻转呢？他们只留下尖脆、偏僻、险峻的一条道路给后人；后起者也宁可尖脆、宁可偏僻险峻，却不肯再做初唐盛唐的优孟，于是一代的风气便日益迁变而没有穷尽。姚合选唐诗，排除李白、杜甫，大概也是英雄无可奈何的处境吧？举子的文艺到成化、弘治年间才开始振兴，到隆庆、万历年间渐渐可以同盛唐抗衡。我戏说，若少陵还没有出现，哪里会有盛唐；又怎么能有敢与隆庆、万历相盛的时代？于是举起大酒杯来饮。可是读《小白新语》，它几乎把剥取一事翻转到了尽头；即使让醉中的供奉左边陪着安石，右边陪着诸葛，浣花老人又拿着稷、契一同来到，也没有空隙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大概又是文章路径变化的极致了。天下风气随着才士而转移，倘若从此混沌之气便彻底死去，恐怕小白一类的人不得不承担这个罪责了。《顾孔昭耦花居稿》序 至于风流蕴藉，必定要让晋人占先。晋人自己却不知道；若能真正了解晋人，那么晋人早已远在十万里之外了。凭借那种超然高迈的姿态，内心自有独到之处，意念所到，往往任其神思驰骋；大概自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不在外表姿态之间。我每次进入别人的书房，看见案头放着一部《世说》，几案砚台整洁漂亮，还故意作出咳唾的姿态，衣袖之间不时散出香气，面对这种人我总想呕吐。唉！风流竟遭遇到这样的厄运吗！我的朋友孔昭，神思闲静幽寂，与外物没有抵触，怯怯的仿佛承受不起罗绮；但内心实在深厚。他写文章，几乎不能归入任何一家，偶尔写些小题义给客人看，往往清逸玄淡，具有山林丘壑的情趣。他的为人如同他的文章，仿佛有江左的风度。扬雄著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偶尔写一篇滑稽之文，暂且就足以概括名山所藏的副本了吗？何况有些人相貌像妇人美貌女子，袖中却藏着百二十斤的铁椎；人本来就不容易被了解，了解人也不容易。世人见孔昭恭谨温和，有的只把他看作清雅之人；而读《耦花草》的人，又未曾全面看过他箱笼中的收藏。万一把这些作品拿去供列在残花劣石之间，又用衣袖中残余的香气去熏拂它们，孔昭岂不是遭受大厄吗？所以我特意竭力说明他内心所蕴藏的东西，表明真正的风流并没有坠失；它与那些貌似晋人风容的人相比，实在相距十万里。壬戌年《廿房选》序 每年房书流传于世，安仁与太冲的文章交相出现，士人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它们，实在令人十分困苦。我担心自己不能应付，只看过一两个名篇；选编将要完成时，便常听任朋友拿走，始终没有读完整部书。这不只是因为懒惰，也是因为学道的人应当刻意自爱，谨慎防范，不要看得太多。凡是文章低劣却凭篇幅取胜、鄙夷一世的心态，所以我对于文章，接触得少，敬重得多。同社的人都称我为不苛刻。近来陈发交来一部壬戌年选本，错误地把淘汰文章的责任分给我。篇章既多，厌恶很容易产生。安仁不常来，太冲却纷纷送来文章。大概十篇中存不下一篇；参阅时又反复淘汰此前未淘汰的，因此保存下来的更加稀少。有朋友责问我说：你本来不是苛刻对待文章的人，为什么不以宽容来辅助它们呢？唉！难道没有听过刘梦得谈论文章的话吗？文士各自执持自己的长处，随着时势奋发，灿烂如繁星装饰天空，而光芒清寒、色泽端正，能使人仰望而敬重的，只有五星而已。我想到这句话，没有一次不悚然整理衣襟端坐。文章不论工巧还是拙劣，总要期望它有光彩；既然光彩向外发射，更应辨明邪正。那些微微闪烁、只照亮一条缝隙的火焰，不过是小小的光明罢了。譬如漫长夏夜流星坠落，尚且来不及落地化成石头，哪里足以与它相提并论呢？至于诡异放纵，光焰足以惊骇一世，却不合于正道的，那就是所谓像牛一样的欃云、像马一样的枪云。只须想象用乌号弓把它射落，难道肯让它张扬锋芒吗？因此感叹，豪杰中具有正大光焰的人，自古以来不到十人百人之数；文章中有正大光焰的，自古以来也不到十人百人之数，更何况只有三年时间呢？既然如此，这部选本也许会有人嫌它宽泛，但我本来并不是苛刻对待文章的人。

译《五朝文略》序 士人沿袭旧习的根深蒂固，有什么比制义更深的吗？聚集两京十三省的豪杰，日夜在其中角逐；若说百代之后连一个字也不能流传，我是不相信的。然而自洪武以来直到今天，侥幸保存下来的不过是游戏性质、未曾用心的小题义；至于分析义理的文章，正是豪杰专心致志投入其中的，反而习作却不精工，精工了又不能流传，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小题义可以纵情发挥才力，一进入义理便受到束缚，而且关系到仕途得失；即使高奇之士，也难免把世俗法度放在心中衡量。这个念头不能清除，各种尘气便都能侵入，所以技艺不能精工。精工之后，一两句话脍炙人口，万人争相拾取，天下只看见雷同的众多文章，却不再知道最初创作者的艰难，便把它们等量齐观了，这是第一种不能流传。才高敏捷的人吸取精华，另行传写，以新的辞藻写出；天下后来又把后出的文章当作脍炙，把原本视为残余，抛弃它如同丢弃蜕皮，这是第二种不能流传。一个人树立义理，万人争相发挥自己的才智以求胜过它；即使有崤函那样坚固的防守，也必定把它攻破翻倒；反复翻弄之后，即使新近拿起笔的人，也能拿着糟粕嘲笑前人，这是第三种不能流传。开始是剽窃，继而脱胎变化，最后剥取殆尽，前人已经没有剩余了；又有些庸陋浅薄而没有志向的人，在别人几乎剥取净尽之时，仍然像起初一样剽窃，于是辱骂斥责一齐袭来，连最初创作者也蒙受恶名；即使想靠一个字保存下来，能够办到吗？这是第四种不能流传。只有杨贞复的文章，经过几十年仍然新鲜；然而那只是宦游中的稿子，路径不合于文章的笔墨，而且属于禅学，义理又不合于儒学，所以偶然乘着剽窃不到的地方来扩大其流传年代，难道就是文章的正道吗？许敬庵、邓定宇诸公，都深厚精通义理，却缺少才锋，学人很少研习；才锋敏捷精妙的，只有许钟斗一人，但他对义理浅薄，苦心求学的人不能完全信服。只有汤霍林得到许石城的风度，树立高大的旗帜以号召天下，于是天下一致尊奉他，直到今天末流泛滥，已经难以逐家说明。谈论题意精微的人说，题意的精微不在实字，而在虚字；又不在虚字，而在无字之处，这话似乎有道理。尊奉汤氏的人于是低声下气，把没有骨力当作有法度，把没有意味当作有涵养；圣贤精深切实的道理、士人光明洒落的气象，全都用柔弱曼丽的风格消磨掉了。这种弊病在于灭去了题目中原有的内容。谈论题脉的人说，某字承接某字，某句承接某句，某节承接某节；审察题意必须像儿子回顾母亲一样，这话似乎也有道理。尊奉汤氏的人却一定连母亲的母亲也顾及；母亲的母亲还算亲近，他们甚至把路人、不是母亲的人也当作母亲；若有一个人不把不是母亲的当作母亲，就给他定罪，说：法脉错乱，它的繁琐不亚于商鞅制定的弃灰之刑，它的残酷不亚于商纣设置的炮烙之刑。这种弊病在于向题目中增添原本没有的东西。像这样的人，本来自己认为深得圣人之道；对于圣人之道，他们正是这种态度。他们也自以为有独创的奇思，但众人只是相互剽窃、脱胎、剥取，又继续剽窃，直到变成这样。我要说：不是这样。它刚出现时，天下人群起喧哗，并不是喧哗它奇异，而是喧哗它平庸。它不逞才，不使气，最适合那些没有才气的人。平时凡是唯唯诺诺、畏缩不前，不能在人前扬眉眨眼的人，一旦把自己置于豪杰之上，因为同类很多，地位便日益尊贵。即使有才气的豪杰，也低头顺从它。这些全都是没有锋刺的文章，所以充斥天下。万历末年，士人开始争相振作奋发，束缚刚刚解除，有的甚至冲破藩篱。于是有嗜好古文的人，喜欢雕琢仿佛先秦、仿佛经书的辞句，以为深奥而不必让众人理解；其中的安心自得、欺骗别人之处，也免不了被人看穿。又有轻佻放达的人，以机灵变化自喜，譬如轻浮俊秀的子弟，有戏谑而没有庄重的话，有疾走而没有优雅的步态，端正之士不会敬重他们。到后来奋力激进的人相互争作北方鄙俗的声调，忧虑时局的人已经像洛中杜鹃一样悲伤了。因此近些年来，文坛蜂拥而起，而文坛领袖始终被众人侧目，没有归属。我的意思是，必须凭借极其奇异的才锋，剖析极其正大的名理；奇异足以夺走假正的气势，正大足以折服假奇的心。后人争相剽窃，争相脱胎，争相剥取，但精微独到之处终究有剽窃、脱胎、剥取所不能穷尽的，于是便把后人无可奈何的部分，独自留在天地之间，使后世读它的人无不欣然开怀、悠然会心、快意击节，说：奇异啊！经、史、子、典、集之外，另有奇文存在，大概就在这里了吧！这样才不至于羞辱一个时代的事业吧？然而我还没有找到所尊奉的宗主，只能徒然慨叹旧习难以打破罢了。偶然选录嘉靖以来的文章，冒昧地写下这些絮叨的话。

译《制义自序》家夫子教我作文时说：“从义理的道路进入，摆脱义理的障碍出来。”因此我以分析义理为乐。我还在垂髫之年时，就已经对此津津有味了。我性情极其浮躁，眼睛一接触到什么，精神便跃跃欲飞。然而一旦坐在蒲团上，万籁无声，即使直到今天没有获得什么，我私下认为其中甘苦已经全部尝过了。每当回想最初进入这条道路时，仿佛独自走在空山中，苔痕小径幽静寂寥，衣袖之间不时闻到芳香；又仿佛在春风中的舞雩，三三两两；又仿佛在兰亭的美好聚会，疏疏落落，似有意、似无意，得到的趣味特别深。大概那时揣摩经营的念头丝毫没有进入胸中，所以往往有隽永的意味。甲寅年开始进入喧闹的考场，人人竞相追求声色，堆砌、凑合、修饰、删削，各种做法都坠入苦海。乙卯年以后，才愤然希望成为天下雄杰。戊午年胆气稍稍称王，手腕渐渐成熟，差不多能够运斤成风，胸中吞纳云梦泽，笔锋涌动如若耶溪，这种时候时常有之。兴致酣畅时落笔可以摇动五岳，诗写成后笑傲凌越沧洲，这种时候时常有之。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这种时候时常有之。然而有李白的豪迈飞扬，却少有杜甫的沉郁顿挫；这种气势往往喷薄激射而不可遏止。把文章拿出来给朋友看，朋友有时笑得露出牙齿，有时击节赞叹，有时又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由此看来，今天的文章值得喜爱的固然很多，令人惊愕的也更多。广东知非和尚告诫我说：“你不要放纵善气。善气、恶气两者并行，在世间没有差别。”我于是想到，平生跳荡的气势，先潜伏在心中，再慢慢发泄到文章里，又将全面显现在容貌、脸色、言辞和声气之间。这一定不只是痛快地放纵自己而已，它的毒刺必将刺中某些东西。想到这里不觉汗流浃背；况且气势哪里能够笼罩当世呢？曹操挟带凶猛狠毒的性情，掌握生杀大权，当时豪杰各自怀有踩虎尾般的恐惧，而祢衡却用恶毒的戏谑怒骂，任意凌辱他人，他的胆气确实大大超过常人，但李白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人说：“魏武帝经营八方，只把一个祢衡看作蚂蚁。”至于李白的气势，即使让高力士在殿上为他脱靴，他乘醉落笔，旁若无人，自以为是一世的英雄豪杰，而玄宗又把他看作酸腐的文人。可见气势不能撼动天下，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一往无前的气势，必须加以抑制，使它沉静平和，使它均衡分寸，甚至与庸常之人没有差别；这样以后，才可以承担天下的事情而不至于败坏。何况文人尤其浮荡而不扎根呢？我曾经游览杭州的山。刚走到山脚，湖光有千顷之广，曲折向上走，西湖忽然漂浮在树梢之间。再走几步，忽然看见浙江的波涛；再走几步，看见东南无边无际，水势汩汩，仿佛黄尘涨满天空，大概是海天相接了。俯视西湖，不只是像沟渠。同行的人跳跃欢叫，认为这是平生壮观。抬头看松树梢头，太阳仿佛可以捧在手中、藏进衣袖。回来后问山僧说：‘刚才登上的山岭叫什么名字？’僧人说：‘没有山岭。’我说：‘这么高，怎么能说不是山岭？’僧人笑道：‘只是樵夫走的小路罢了。’同行的人彼此都怅然若失。由此可见，文人夸夸其谈、自以为气势高过天下的人，都是把樵夫小径认作高峻山岭的人。当世并不少有智慧的人，从高处俯视文人，文人实在渺小得很；咆哮的像青蛙，愤怒叫喊的像蚊虫之鸣，称雄奇的像家鸡在雏鸡群中称霸，而我却傲然不屑一顾，认为胸襟磊落、锋芒锐利，便可以立即张扬自己的火焰，却不思考在内心调和于中正平和，这不也是浅陋吗？从今以后，我要空虚自己的内心，以接受当世的劝诫和药石；摆脱义理的障碍而出来，仍旧回到义理的道路中去，希望足以打破把樵径当作高山的小见识，铲除衡白的顽固骨骼。唉，这难道是容易说清楚的吗？这难道是容易说清楚的吗？己未年孟夏，命老苍头抄录旧稿一百多篇，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送钱彦林序》彦林是吴地人，有燕赵人的气概。平日慷慨谈论人物，稍有不痛快，便全都据此评论古人，已经很多了。古人不知道这件事；他若评论今人，今人就非常怨恨。彦林难道是对人苛刻吗？交游中有人有一项长处，他没有不津津乐道的。他的意思只是想把这些长处遍告当世之人；有人不接受，他便咬定不放，和对方争辩。他喜欢宣扬人的善行到了这种程度；可是到了诋毁斥责人的时候，也同样痛快发泄，毫不留情。即使平素受人称誉的人，也无不人人自危。唉！眼前的人害怕你、敬畏你的人很多，爱你的人有几个呢？近来尊人到三辅审理案件，回朝复命；彦林将带着家眷向北去，应当同燕赵之士交游。看他的行囊，里面装着诗和古文辞，凡是评论古人的文章都在其中。试想等到酒热之后，按着节拍歌唱这些文章，以此在燕市中寻求朋友，难道全都像眼前那些互不相容的人吗？然而我曾经问过北归的人：燕赵之间有隐居在屠户中的侠士吗？回答说没有。又问有像高渐离击筑、歌唱《大风》那样的同伴吗？回答说没有。所见的士大夫大多深沉谨慎、少言寡语，头顶和脚跟总是这样彼此相接罢了。既然如此，彦林在他们中间交游，又怎么能十分和谐呢？你要谨慎啊！我担心他们会反复不停地责骂你。你年长到二十岁，遍游江淮，文章更加奇特。你如果正好在这个年纪回来，行囊中的财富一定会比现在多百倍。我将看看你评论古人的文章究竟怎样。

译《赠孙痴序》六七年前，我曾遇到一个痴人，蓬头垢面，穿着破旧裤子，吃饱肚子，留着长胡须，性情嗜酒，口中常说些无法理解的话，但一开口往往奇异地说中。有人请他给人相面，他有时瞪眼直视一整天，怎么也不肯回答；有时在路上遇到人，却又把话全盘倾倒出来。他偶尔揭发别人的隐私，被市井儿童鞭打辱骂，也只是笑笑，不与他们计较。问他的姓名，他不回答；再三追问，他便诡称：‘我叫沈雨脩。’于是大家共同称他为沈痴。沈痴说：‘近年来忽然变得诡异，穿起孙氏衣冠，举止稍有改变；但往年的狂态和奇异说中的地方，反而更加令人绝倒。’不久前相遇时，钱监军在座，他手拿大杯灌饮塞上葡萄酒，席间汩汩作江涛之声，纵情谈笑，胡须张开如旗，命令众人把座下苍头全都戏弄一遍，却很少有人点头答应，过了两次仍没有完成。天雄的健儿也慨然发出世间无人理解的感叹，意气勃勃，仿佛要封狼居胥。于是满座人都肃然起敬，感叹雨脩不是痴人；雨脩却拿出一幅横幅，都是把相逢者的痴态曲折描绘出来的，嘻嘻。过去米芾因海岳的讥怒而受到责难，甚至有人写文为他的颠狂辩解；雨脩却只害怕‘痴’这个名号不能归于自己。人们既然不相信为米芾辩颠狂的人不是颠狂，那么谁会相信认作痴人的才是真痴呢？唉！我曾凭吊往古，听说那些深沉而负有奇才的人，大多寄托在一种奔走的技艺上，用来访求天下士人；而天下那些深沉且负有奇才的人，也多半故意装作狂放污秽，使别人无法听闻他们的才能。天下这么大，屠户、商贩之中难道没有才干足以担任将相的人吗？你姑且饮酒吧，我将借此询问这个痴人。《寿钱母序》【代大人作】钱长君居住在长安，非常思念母亲太安人，便上疏让皇帝知道，诏令允许他回乡省亲。恰逢太安人七十岁，乡里欢喜地谋划为太安人设宴，而我正好奉命出使经过乡里，大家都对我说：‘您是年家子弟，应当好好为太安人作颂。’我拜了两拜说：‘慈母抚摸幼儿的额头，祝愿他显贵，很少有人不希望孩子将来被朝廷任用；等到他出来主持政事，又很少有人不希望他像及时雨一样泽被天下。然而君主处在璇台紫宫之中，一个念头若施以圣明的恩泽，可以惠及几十代；一个念头若偏于严酷，也可以使几十代遭受霜雪。他最初必定各有一句话进入君主幽隐的内心，种下影响几十代的因，而外廷却不知道。早晚在经筵侍讲的人有时能够知道，只要把映照内心的话编织起来送入君主的耳中，一句话使君主精神受到感动，那么恩泽万物便将没有穷尽，所以贤者总是乐于居于其间。有时贤臣长久站在朝廷之上，却没有办法替百姓请命，即使德意层层传下去，到了官府文书便停止了，终究不能到达百姓本人。志士有时为此遗憾，譬如把婴儿交给别人抚养，自己在旁边看着、教导着；即使别人完全像自己，也终究不如把孩子抱在怀中亲自哺乳来得痛快。因此，优秀的二千石官员能够施行自己的志向这件事，我曾和天子身边的侍从大臣讨论过：亲近上层的，功效大；亲近下层的，恩泽广；都足以实现及时雨般泽被天下的愿望。’ 如今太安人教导儿子，大概已经有成效了。长公遇到明圣显皇帝，亲自被提拔为第一人，皇帝把他视为天球、太衡那样的珍宝。次君又正担任天子守护股肱之郡，幼年时母亲所祝愿的，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长君进入礼闱时，每天焚香向天祝祷说：‘臣在群臣末位曲折任职，没有什么可以借此报答明主；这次考试，希望能够为社稷网罗贤人。’太安人听说后满脸喜色。过去次君审理三辅的案件，平反了许多冤狱；近来镇守大名，声名显著，太安人听说后又满脸喜色。两位公子使太安人高兴，达到了什么程度啊！如今圣明的皇帝继承帝位，深重的忧患尚未平息；大名是古代的天雄之地，正是莱国公所说的北门锁钥，京城的保障实际依靠它。谁来滋润皇帝的心意，谁来巩固封疆守备，我知道两位公子安慰太安人的地方，一定就在这里。世人使鱼虫之类获得生存，尚且能够为亲人延长寿命；何况两位公子承受慈母的教诲，出仕以后正要使我国长寿、使我国民众长寿，而太安人从亿秭之众中取得十倍百倍的回报，这哪里能够估量呢？我不敏捷，私下认为，要使眉间的长寿延伸到无穷，没有什么比这更好；谨随诸位君子举杯献上。《贺某尹序》【代作】安福某侯任县令，瑞安的仁德声誉远播朝廷，众人都说瑞安不足以长久委屈他。于是安福县的两三位同乡，在帝都相聚商议说：‘难道忘了乡里父老的话吗？去吧，好好侍奉天子；如果想为桑梓谋利，在当今各位官员中，谁比某侯更适合做廉能的县令呢？舍弃他又到哪里去寻找？’因此冢宰便请求调换县邑。瑞安的官吏百姓听说后，奔赴中丞和直指使者那里，请求挽留；每天有几千人，于是合上奏疏请求，正如官吏百姓所说。乡人们又请求冢宰，坚决请求了很久，才得到诏令允许。安福的百姓盼望某侯迟迟到来，偏远乡村的百姓每天出来拉住行人的衣服问：‘公来了吗？’回答说：‘快到了。’百姓便大喜，回去在里巷传告；已经看见迎接的人却迟迟不来，又怀疑说：‘公来了吗？’有人说：‘不再来了。’百姓便忧愁怨恨，自责说：‘我们是小人、穷民，哪里敢希望得到乳哺呢？’又怨道：‘那些大夫不过是怯弱的儒生，哪里能招来好官？’不久，侯到了，百姓喜出望外。刚到任，官吏照例送上器具财物，侯惊愕地说：‘谁是这样做坏事的始作俑者？’原来有人荡尽县中几十家的财产来讨好新县令，侯催促他们拿走，改为把同等价值的钱送给我；我将用它买田埋葬尸骨，凡是借此润饰名声、收取一文钱以上的人，都要像太阳一样暴露出来。命令下达后，百姓都提着酒壶酒杯互相庆贺，而那些喜欢拿县令短处长处说事的人却咋舌惊惧，站在那里发冷。不久，侯发布教令，与属下各位胥吏约定：‘门外对百姓宽和，门内对公务严厉。’过了不久，便把所有领取冗余俸食的胥吏淘汰；又过了不久，把那些过去有罪、受到谴责的人全都揭发出来，文书一张接一张，仿佛乳虎被捆缚起来。小民则快活得像从滚汤烈火中出来的鸡，欢喜得难以自胜。从此以后，各项政务全都兴办起来，命令早晨发布，歌咏晚上便响起，大家都说侯对待百姓，确实可以称为竭尽心力。侯又时时召见儒生和商艺之人，诚恳地用自己熟知的甘苦来教导他们，士人的心中更加欢喜。侯因广施恩典，接受皇帝赐予的诏书，国人都共同庆贺；十多个茂才来向我请求写颂辞。我想到宋代韩公进入西府时，苏子瞻让门前诸生写几百字的贺启，却总是撕掉，说：‘明公哪里只是这些小事就能少得了？关键是应当有人能够辅佐左右。’如今我确实不习惯谄谀，而新政带来的快意又巧妙地符合人心所希望的样子，我将凭什么把它附会于古人呢？《诗经》说：‘在那里没有人憎恶，在这里没有人厌弃，希望早晚勤勉，以永远保持最终的声誉。’从前安福百姓迎接侯时，瑞安人吝惜不肯放他走，一同阻挡在城门口责骂；即使古代雍地车轮和马套停滞不前，也难道能超过这件事吗？

译侯在安福任职才几个月，百姓已经预先忧愁他更换任期、上奏考核优异，天子又认为安福不足以长久委屈他。这可怎么办呢？婴儿思念乳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从今以后，百姓要像侯所施行的那样歌咏；侯回去以后，也要像百姓所歌咏的那样施行。这样的嘉惠难道会有终止吗？既然如此，两三位同人入朝祝贺，也可以赋咏《振鹭》。《茅檐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茅檐集》卷六 明魏学洢撰 杂著（三） 《赵母传》家夫子多次说：赵归父年轻壮盛时住在穷巷，连稀粥也供应不上，却能通宵高歌，毫不忧愁。归父又多次说：归父的母亲能够守节不死，扶立赵家的遗孤。她曾侍奉患疫病的舅舅，亲自照料汤药；家中没有可以任意使唤的人，便亲自清洗席褥之间。舅舅去世时，赵母也染疫并且病危了，却跳起来，站起又跌倒，跌倒后又苏醒，仍急忙寻找丧服穿在身上。等到侍奉婆婆时，婆婆患毒疮从内部溃烂，几乎病危；赵母亲自吸吮疮口，之后又染上疰病，血和污秽物多年腥臭难忍，赵母每天为她洗涤。她的婆婆还是继婆婆。大户人家喜好摆出富贵的样子，新妇早晨起来拜见公婆，平时有时连人的声音也听不到，一室之内彼此像客人、像路人。下至乡里，礼法日渐衰微。公公烧火做饭，媳妇纺织；媳妇坐着，公公站着，几乎哪里还存有真实的情意呢？然而一旦发生冲突，也不过是公公辱骂媳妇、媳妇斥骂公公。唉，有谁愿意不以替这样的公公清洗席褥为羞耻呢？即使是女子也会以此为难。侍奉后婆婆的人尤其少有好名声，为什么呢？不过是互相赠送干粮，言语神色和善，便各自认为自己有慈孝的名声，却不知道这种虚情假意的势态不能长久。亲自吸吮毒疮、洗濯污秽，这才是真正的贤良媳妇吧？过了很久，归父的父亲去世，他多次气绝又多次苏醒，孤零零地只有影子与自己相对。过了两个月，归父出生。归父的叔父于是作祟，夺走几间房屋，卖掉几亩田地，仍不满足，又聚集族人逼迫她。赵母不肯改嫁，他就要把她的孩子打碎。赵母哭喊道：‘天啊！为什么这样为难未亡人？’于是把全部遗产都捐弃，用来养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什么罪？从此家中只剩四面墙，蚊虻叮咬皮肤，织机声不断。即使有时冬夜手脚冻裂，也没有停止漂洗丝絮；白天督促儿子，使他成名，因而终于完成学业。然而直到今天已经五十多年，归父仍困于诸生之中，有识之士本来已经替归父感到忧愁了。归父名璧，父亲名锡，是嘉善迁中的人。归父的母亲姓顾，二十五岁嫁到赵家，二十八岁守寡，六十六岁时家庭才兴盛。家夫子说了这件事，让人在她的居所题写匾额；她八十五岁去世。去世一年后，魏学洢为她作传。《曹鸿甫传》我乡有一位亲身践行道德的君子，名叫曹鸿甫先生，讳烈，字允和，后来改字鸿甫；因病不能再读书，自号青箱居士。先生幼年不喜欢嬉戏，行动举止有法度，以同普通孩子为伍为羞；长大后更加刻苦攻读，出入经书、诸子以及先秦两汉文章。他读史时，纵论激扬千古，慨然如同亲眼看见古人；至于图书、律吕、天文、地志一类，又能探究隐微、摘取幽隐，发掘前人未曾觉察之处，写成论古的深奥奇伟文章，逐渐形成一家之言。然而他不以此自夸，说：‘观察天象、推测数理，对于身心有什么关系？人的精神应当与千圣一同升降，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谈论掌故呢？’于是立志专治濂洛诸书，坚定如亭立，矫然如拔起，不再追逐细微末节。不久便竭力学习举子业，学业已经精通而疾病发作，叹道：‘我家世代以儒学为业，多次因际遇困窘；我又终于落到这个地步，这是命啊！哥哥、弟弟都在我身边，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于是全部辞谢旧日学业，专心于圣人之学；把无欲作为最高境界，把立诚作为根本。病势稍重，便不再从事耳目之事，只是枯坐一榻，自得其乐。每每对我说：‘人们知道活着必然会死，却不知道死并不曾真正死亡。我四肢身体一天天消瘦脱落，灵明知觉却不比从前减少，这不就是前一个我死去而后一个我仍然不亡吗？’但他又常常叹道：‘死本来可以；如果按照活人的办法来衡量，我还不可以死。古人尚友并且评论时代，我们这些人诵读诗书，却偏偏与当世贤士擦肩而过，希望能够背着书箱前去请教，如同心斋向文成求学一样，但因疾病不能做到。资质既不聪敏，也不能像匡衡那样佣作、像柳宗元那样亲手抄书，希望广泛收藏典籍，由粗浅而遇到精深，或许能够有所收获，但贫困又不能做到。我大概就要成为天地间的蛀虫了。’平日闲居，每当开颜便说：‘此生没有什么快乐，只庆幸见到归季思先生在县中选择朋友，实在艰难。’当时常来往的只有吴蘧庵先生志远、朱芦墟先生国望、卞子厚先生洪载、庄含英允灿、蒋永完宝衷、蒋永彻鉴旄以及家夫子罢了。曾有一个因风声改变志向、打算谋求糊口的人嘲笑说：‘古人十天有九天吃不饱，却能够不饿死；如今我一天吃两顿还想不停营求，谁会不知足呢？况且我不能勉强自己的内心，却能谄媚自己的嘴，这已经很明白了。’我侍奉先生治病半年，他把我看作侄子一样，谨慎言语、节制饮食，谆谆教诲我不停止。他多次表达对童仆婢女的怜悯，说：‘人既然舍弃自己的父母而把我当作父母，我怎么忍心虐待驱使他们呢？’又诵读元亮的疏文说：‘这个孩子也是别人的孩子。’他的耿介而慈爱，就像这样。临终那天，父母兄弟从容地握着他的手，他神色不乱，呼吸渐渐微弱。他二十八岁去世，儿子还年幼；他亲手编纂《蒙养录》，果然按照一定的规矩编成遗留给儿子，使儿子可以仿效准绳法度。魏学洢说：‘唉！先生确实是古人啊！回想跟随先生的时候，我的头发已经干燥，也并非不知道程氏先民的道理；然而距今六七年，整天饱食，无所用心，我能够免除这种过错吗？不能。整天和众人相处，说话不涉及义理，喜欢卖弄小聪明，我能够免除这种过错吗？不能。那么，当日我的轻浮纤薄，必定比今天更严重；而先生的敦厚严肃刚毅，在今天更是无人能比。既然如此，过去我侍奉先生，他大概把我当作不是人吧？想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流汗流泪。’叔廷荐也是在先生门下受业的人，常说：‘先生善于诱导人。’讲述古代、称说先王时，先生总是欣然，仿佛有机会遇见他们。唉！这难道只是我们努力奋发便能做到的吗？然而家夫子常常怀疑先生，告诫他注意容色、谨慎辞气，无论动静语默、进退出处，没有一处不合于考亭；晚年却反而同考亭抵牾，专门喜好姚江之说。我也曾对此疑惑，到今天才知道先生的志向和苦心。回想跟随先生时，先生的病已经很重了，隔几天就吐血数升，自知疾病必死，平日谈到这些时常常凄然，有日暮途远般的悲哀。他遗憾自己不能在一朝之间顿悟，痛快地看见性命的完整，却还要茫茫然穷究经书吗？不得已而希望从姚江那里寻找捷径，是可以理解的。若我们这些人悠悠忽忽，害怕循着正路前进，想到先生，也应当稍稍感到惭愧了。

译《严公传》严公讳国望，是吴江严扇人，是我妻子的祖父。严氏从前代以来，就有闻名之人。严公出生时家业富足，被称为富人。然而他仰取俯拾，仿佛唯恐家业早晚耗尽。因此，虽然不能说没有一尺土地、一间屋子的凭借，但他的功劳与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人没有不同。没有多久，便成为素封之家。于是亲戚党羽中贫乏的人，他都周济；认识的人等着举火做饭，他便供给；遇到灾荒年景，路上到处都是饥民。富裕人家大多不能拿出一升一斗借贷给人，甚至有人趁别人困窘谋利；严公却慷慨拿出粮食赈济，修塘筑堰，治理水利。百姓为此免除困苦，谁不把他看作秦越之人那样的恩人呢？严公便起身考察工役，不惜把袋中的钱财全部倾尽。众人都称赞说：‘唉！如果天子尊重卜式来教化四方，二千石官员又哪里值得一提呢？’因此，在吴地做官的人，全都把他当作榜样。晚年取得庠生资格，但他仍然非常厌恶乡里发生争执，像爱护婴儿一样，只怕身边有一个人喧哗。乡里偶尔发生争吵，严公必定委曲周旋调解，只怕有人不能释怀，因此头发已经白了又渐渐变黄。他从未认识郡县官吏，足迹所到之处也没有超过五百里。然而他收藏了独特的名画数集，画中云峦烟岛、绝壁断岸，早晚变化无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千里〕 他在几案之间笑着对人说：‘我大概每天都和茹芝一类的人，拄杖穿鞋在那些地方逍遥游赏。’他教长子学习《周易》，教两个孙子学习《尚书》。晚年又为次子谋划农桑，筹划刍草和牧养，遍地种植果树，郁郁葱葱而且长得很美。他生病时，客人为他画像。严公谢绝说：‘我曾听吴文定公说过，画像这种做法，记载礼制的书没有记载，贤人也不称道。不如记述一生来传给后代，这样可以流传长久。若画像不能保存人的精神，终将和枯骨一起成为不可流传之物。’于是亲自写下行状而终。评论说：‘海内贤士可以用十、百来计算，但一定要恩泽施及他人的才是真贤。民间平常老人，乐于替别人解决急难；农夫村妇在寒窗风雨之夜相互谈说，往往为此流泪，而他们的姓名却不能流传，不是很可悲吗！缙绅贵人，乡里有时咬牙切齿地憎恨他们，他们却把声名奔走传播到四方，这种人又为什么如此多呢？这难道真有深厚的恩泽吗？唉！像严公这样的人，大概不会与枯骨一同泯灭吧？’ 《沈少兰传》南张是我宗族聚居的地方。南边的邻居和北边的房舍烟火相亲，读书人耕作，妇女纺织，各家没有不同的产业。我在梦中也常常乐意居住在那里。于是想到像沈少兰这样笃实践行的人，确实是古人。我感慨怀念，疏录他的遗闻。少兰名应奎，我小时候还来得及见到他。他身材高大修长，声音雄壮，多次到四方经商，乡里称他为大客。他慷慨好义，有古代烈士的风范；居家时却恭谨和煦，像婴儿一样，把父母的一举一动、喜怒表情看了五十年。父亲年老，在乡里授徒，少兰怜悯父亲劳苦，当天便把他迎接回来。家中种植蓑草，因为获利丰厚。父亲每天往来田间查看，少兰说：‘怎么能让老人顶着烈日在路上奔波呢？’当天就把蓑草铲除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嫁出几个妹妹时，凡是嫁妆用具以及往来礼节所需的物品，没有不预备齐全的。他还拿出一件器物说：‘这是我的父亲一向喜爱的东西。’乡里的父老有时来访，他便取鸡、黍和一斗酒款待，必定使他们尽享平生的欢乐，说：‘这是我的父亲所喜欢与之交往、拄杖来往的人。’ 有一年，乡里的父老多有去世，少兰忧伤不已，便和妻子商议说：‘这座房子，是我早就打算替父亲修建的，但力量达不到。即使如此，亲人已经老了，将来怎么忍心让不能使亲人安居的房子来使自己安身呢？’于是便把房子翻修了；即使力量困乏，也把所有积蓄拿出来，毫不顾惜。乡里的老妇人大多信佛，吃素。母亲年老，也将要跟随她们这样做，少兰忧虑极深。夜里已经就寝，快到二更时，他走到母亲床前跪下说：‘是儿子贫穷吗？是儿子懈怠吗？是儿子的奉养没有做到吗？是儿媳妇服侍得不合您的心意吗？’流泪哭泣，列举自己的过错，种种不一。他的弟弟在杭州经商，花费了哥哥少量的钱财，少兰始终没有说什么，只怕因为兄弟的缘故使父母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少兰起初没有儿子，把侄子元锡看得很深厚。元锡已经长大，将要结婚。少兰后来有了儿子，但家道又衰败了。恰好因事滞留芜湖，便寄信给家人说：‘元锡的婚事不可草率；若草率办理，就是我因为有了儿子而薄待侄子。我宁愿将来我儿子的婚事比元锡婚后受到的待遇更差，也不能在元锡结婚时薄待他。’然而少兰已经来不及亲眼看见了。伯父曾因任官服役之事应当受笞打，少兰俯身代替他受罚。伯母没有住处，他替她修筑一间小屋，哪怕只有一椽一壁，也一定亲自参与。后来伯母又没有钱安葬，他办理埋葬的事情，从启土到覆土，没有一项不是亲自查看的。他曾买下陆氏的房屋，房主和中间人想立契约，少兰坚决不同意。问他原因，他说：‘他是中丞篑斋公的后代。中丞是我们乡里的贤人，买他的房屋已经忍心了，怎么还忍心让他的子孙拿着契约询问：这是某氏子弟的契约吗？’ 有客人替别人出售田地，后来事情败露，请求立房契来抵偿。少兰忧伤地说：‘他本来是穿戴衣冠、游走人间的人，如今事情败露，脸色已经承受不住沮丧了，又哪里需要契约呢？’乡里人听说后，各自凄然动情，称少兰为长者。他曾在杭州经商，遇到杭州饥荒，肩挑麦子，每担卖一千钱而且价格奇高。众商人利用百姓困急，闭门不肯买进；少兰却降低价格，把麦子全部卖出。居住在乡里的人，有的因急事来请求，他就借钱给他们；有的不能全部偿还，他不计较，再来请求便再次给予。有人因事情来敲门，即使是半夜风雪、道路泥泞险阻，也没有一句推辞。去世那天，远近的人都像失去了左右手。

译《曹伯化传》曹伯化，是我的邻居老人。我过去认识他的儿子宗郑，近来房屋相邻而居，往来更加亲密。宗郑曾说：“祖父心玉公有古人的风度，住在嘉兴白苎村，精通岐黄之术，说话任侠，乐于施舍。我两次挥霍了他的财产，到了年老时，儿子的家业一天天衰落，只剩四面墙壁空立。故交沈宪副陆川先生和他的弟弟介川先生听说后，感叹道：‘是谁使曹老英雄一生到老而无所归呢？难道不几乎要留下笑柄吗？’这是我们两人的过错，于是共同邀请他到嘉善居住。供给他的东西非常完备。陆川兄弟选择墓地，又替心玉公在墓旁买了地，说：‘百年之后，死者如果有知，我们几个老人到那时还可以相互往来。’心玉公晚年娶吴氏为妻，六十岁时，伯化才出生。伯化幼年就有极深的孝性，而且非常聪颖；教他诵读，声音朗朗，传到门外，人人都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心玉公已经老了，家里又贫穷，哪里能拿着束脩跟从博士弟子求学呢？没过多久，便教他岐黄之术；头发还没有干透，他就能医治奇怪的疾病，见到他的人都说：‘真是华佗门下的孩子啊！’但他不肯把医术学完，只喜欢写大字，书法日益精进，因此得以用所得馈赠供养父母。他偶尔到别人家做客，别人摆出新鲜果品，其中有父母没有吃过的，他便不敢吃。过了很久，他娶郁氏为妻，孝顺的名声更加广为人知。这时，心玉公已经八十岁，吴氏也六十二岁。四下看去一片萧索，他估计没有什么可以让老人怡悦的东西，但郁氏侍奉他却十分欢快。心玉公八十三岁时卧病，郁氏亲自尝药，连续几个月衣带不解。等到下葬时，她因哀伤憔悴，几乎不能承受丧事。此后她善于侍奉吴氏，十年如一日。吴氏这个老妇人像喂养婴儿一样喂她。吴氏八十岁时去世。伯化叹息说：‘若不是这位妇人，我凭什么侍奉我们两位老人？’从此更加恭敬尊重她，直到终身，和她相处从来没有不和悦的时候。郁氏去世后，他便不再续娶，抚养几个孤儿极为慈爱。伯化虽然生活贫困，却不在人前设防自守。他待人庄重，乡里人多半都感到安适。他曾在路上遇到一个瘫痪的人，那人困顿在大雪中，便留下为他治疗；没过几天，那人就站起来拄杖行走，再过几天便丢下杖走路了。那人愿意终身做他的佣工，他不肯接受，只给钱资助他离去。他童年所学的医术，偶尔试用一两次，常常能使人脱离困境而收到奇效，但也不常使用。他和我做了两年邻居后去世。郁氏旧日葬在祖坟中，那块地是乡里沈氏送给他的。宗郑又买了地，将夫妻合葬。下葬完毕，宗郑来拜访我，偶然谈到墓志铭由谁起笔，我于是说：‘从前苏轼不肯写墓志铭，韩愈却替人写。刘乂曾经拿着几斤黄金去见韩愈，说：‘这些东西不过是让墓中人得到谄媚罢了，不如拿来给刘君祝寿。’韩愈和苏轼的差别，大概就在这里。不过，文章本来是因人而显的。人们只传文章罢了，难道人还会因文章而获得流传吗？如果不是那个人，即使文章隆盛、黄金堆得像山丘，也没有什么益处。’宗郑说：‘您对于韩愈、苏轼的做法，究竟取哪一种？’我说：‘韩愈过于宽泛，苏轼又过于严峻。孝子爱自己的父母，哪里有穷尽呢？听到别人的美好行为，便把美好行为写下来；如果那些美德出自父母，不仅超过曾参、闵子骞，甚至超过随侯、光武帝也不为过。这并不是只为了徇私，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孝。读书人如果能运用几寸长的笔，而人子又悲悯地为将死的亲人作文，只要略有足以记述的事迹，就应当替他记述，何必孤零零地坚持不做呢？’宗郑感动地拜了两拜，说：‘如果这样做，这是不孝之子的幸运！我不再奢望墓志铭，只敢请您写几句话，让我收藏在家中。’我谦逊推辞说：‘恭敬地答应。’于是替他编次整理这些话。

译《雪鸥阁记》所谓雪鸥阁，是谁的雪鸥阁呢？是何荻秋庵的雪鸥阁。所谓荻秋庵，是谁的别业呢？是吴子先生的别业。芦花丛中露出一座小楼。凭楼远望，楼像蹲伏着、收拢翅膀躺卧着，漂浮着，仿佛随着游动的水波上下起伏，这就是雪鸥阁。楼背靠陆地，前面临堤，旁边开着小门，依靠横倒的树枝上下罢了。于是水波浩荡，脚步走下去，慢慢登上高耸的楼阁。风吹动它时，它又像一只扁舟。远望杂乱的芦苇中，炊烟斜斜升起，小船倒着驶出，是渔人划船归来。旅人结伴歌唱，梳着椎形发髻、提着方筐的，是田间堤防上回来的人。所谓‘防防’，是风从青苹末端吹起的声音。所谓‘齿齿’，是石头。来回奔涌冲击的，是急流相互撞击。水天相接处，露出一点东西，只有一径尺大小。早晨有露水、晚上有星星时，突然望去，忽然像大江中横亘着豫章。一下子敞开，广大无边，真叫人欣然领会其中的趣味。万里长天，像鹅溪绢。短短的篱笆、茅屋、倾颓的枝条、残留的白雪，疏疏密密，像龙眠的画。西风吹落草木，草木枯黄；怀念那个人，在水边徘徊，便又像潇湘和洞庭。吴子先生曾和玉峰归子、锡山高子在这里吟咏歌唱，认为可以寄托情趣。所以取名为荻秋。阁为什么叫雪鸥，是因为它蹲伏着、收拢翅膀躺卧着，漂浮着，仿佛随着游动的水波上下起伏吗？凭楼慢慢观看，确实有些像这样，所以就这样命名。门人魏学洢在这里读书并以此为乐，说：‘在这里收藏修养，在这里休息，在这里游玩，借此寄托自己的情趣。’说完。《息关文》我的才华不像绣虎那样斑斓，性情却像寒蝉一样沉默；一心固执而浅陋，百事昏乱而糊涂，困守邺侯的书架，很像专门抱守愚拙；几次窥视董傅的园林，实在有懒惰的癖好。感慨于一次覆试没有进步，害怕三不朽终究不能成就。抚躬自省，知道自己遇到人就该拜服。早年怀有千里负墙而学的愿望，却惭愧缺少九年面壁的功夫。巾车驭马有叔度那样的宽广，我的游思却全都收敛；廷玉有伏波将军那样的矍铄，我的懦弱筋骨才勉强站立。面对这两个人，我惭愧自己一无所得；徒然抱着五穷的本领，却从来没有十驾之勤。远行难以期待，坐着却不能停止神驰。鸿鹄将要飞来，我拉弓射它；斥鴳小鸟哪里知道，只能在地上被人牵引罢了，这样仍不免成为乡里庸人，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今年以来，荒废学业尤其严重。三月三日本应修禊于兰亭，我偶然乘车向南，五月五日本应作蒲觞诗，却还耽搁着向北划船。春夏忽然更替，道德学业都荒芜了；不肯扬起祖生的鞭子，几乎丢失江郎的文笔。弹冯驩的剑铗，羞涩难当；击碎阿黑的唾壶，感慨纷纷。笑自己才露头角，如今又成就了什么呢？看见髀肉又长出来，只能重新自我悲叹罢了，于是再三责骂自己，忽然忧愁不安。弓已经生锈，手也生疏，坐在那里空耗臂力；笔力枯竭，心神摧折，实在辜负了燕颔的雄姿。若想奋发成为豪杰，或许可以彻底翻然改过、重新开始。因此准备好船帆，背起书箱亲自携带，不怕千百般劳苦，将要召集两三个同伴，振作锐利的志气；旧日学业一夜之间九次回转，季若心情炽热，世资进步一日千里，自以为结交聚集已有日期，马上就要磨砺自己以等待时机。没料到客人们纷纷到来，正好又赶上主人家有很多事情：长松一同祝贺，乔木刚刚迁居，宾客亲戚成群到来，连续十天，杯盘狼藉，连日不绝。我从此案头尘土积厚，刚刚和书斋的帷幔亲近，好像背着重担在路上行走后才卸下；肩膀刚歇下才知道疲劳，好像从烈日中进入房屋，抬眼却什么都看不清。可叹精神还没有恢复，才觉察身体非常疲惫。如果不是回到帷帐中获得舒适，岂不等于又给自己加上桎梏之刑？何况蕉叶那么大的酒量，也难以同荷筒痛饮。河朔饮酒十日的豪举，我私下曾经仰慕，像沛国那样饮五斗酒来解酒，我实在做不到。于是息心绝交，决意闭门，伸脚长睡，先学习希夷先生的睡眠；低眉枯坐，慢慢结成幼安先生那样的跏趺坐。芭蕉叶长成树林，时时剪下叶尖写字；蔷薇搭成花架，每每从枝叶缝隙中传递饭食。至于驾车的人是谁，任凭他来来往往；能找到我的门的人大概很少。姑且悠闲自得，构思《子虚赋》，即使史册将写满，又何必邀请同伴来观看？读《留侯传》，自己举杯也很豪迈，又何必带朋友共同饮酒？留心精妙的义理，庄重诵读六如；浏览前人的言论，喜爱观看《五蠹》；拥有万卷书，面向南方坐着，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乐趣呢？如今拈取一枝花，西天竺似乎并不是这样。孔子说：‘我不能停止。’《诗经》说：‘终究不能忘怀。’倘若遇到志趣相投的朋友，想到独居的苦处，鞋子聚集在门外，马停在江边，那喜悦就难以言说了。私下还有一个请求，听高贤畅快的辩论，实在胜过读十年书。无奈我这不敏的凡庸才质，还承受不起三日之后便令人刮目相看的要求；稍等我检阅书籍有所收获，便应当穿鞋前去求教。现在仍处在长期懈怠之后，不免害怕退步太快，谨慎地关闭崤山函谷的门户，用一丸泥封住。若有人冒犯鹿门的关口，我这三寸笔管就像法律一样严厉。《古钱说》人实在不可以有所嗜好，有所嗜好就会变得愚蠢。我的弟弟刚开始读史书，我替他撰写《纪元考》，因而开玩笑地编集古钱，并不只是为了考察改元。钱币的圆形制度没有修整，钱制纷杂错乱，正可以借此观察世情。不到两天，拿唐宋钱来交易的人接踵而至，其中多数连钱文都辨认不出。甚至有朝鲜的商人来到这里，而开元、太平钱居多。开元并不是玄宗的钱。隋末钱币滥劣轻薄，甚至削皮糊纸来铸造。武德年间推行开元通宝，轻重适中，远近都觉得便利，所以流传于世的尤其多。太平钱不知道起源于哪里，吴主亮、梁敬帝都曾改元太平，怀疑两朝都没有铸钱。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想来这就是宋钱吧？最后得到小钱一枚，钱文是‘货泉’；大钱两枚，钱文是‘大泉五十’，都是新莽的钱。钱的制度始末，详细载于班固《食货志》和范晔《世祖论》中。《四愁诗》说：‘美人赠我金错刀。’既然不因为王莽而鄙视错刀，我对于这些货泉又为什么要憎恶呢？旧钱累计已有几百枚，忽然拿其中几枚作为领先之物。从此以后送来的钱大多是重复的，我也已经十分厌倦了。然而来的人没有停止，有时清晨门还没有打开，儿童已经拿着钱等候在门外。

译我于是听了便笑着说：‘弟弟，你也知道买齐桓公防血盆的故事吗？’程氏喜欢古玩，用千金买下这只盆。众人都认为齐桓公不可能用盆盛血，便哗然嘲笑。程氏恼怒说：‘只说它不是盛血的盆，谁告诉你没有这只盆？’我解释说：‘它是真是假，我哪里能够辨别呢？’从前唐朝裴相国得到一只古盎，腰部有九个字，没有人能辨认。兖州的鲁先生说：‘这是大篆，九个字就是齐桓公在葵丘会盟那一年铸造的，依照篆书验证，字的形势还保存着。’裴公把它当作珍宝，像钟、玦、郜鼎一样。舍人刘蜕笑他说：‘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葵丘之会是第八次盟会；那一年怎么能用谥号称公呢？’裴公才恍然大悟。假如今天有人说这是赝品，而且全都像刘舍人那样提出证据，说它是赝品，那当然可以。否则，就姑且听任主人把它当作珍宝。汉武帝有一件旧铜器，问李少君。少君说：‘这件器物齐桓公十年曾经陈列在柏寝。’考察它的刻文，果然是齐桓公的器物，整个宫廷都大为惊骇，以为李少君是活了几百岁的人。假如主人所说是真实的，而且果然像李少君所说一样真实，那当然可以。否则，从今以后，且希望你珍惜那一千金。’众人都笑说：‘舍人刘蜕容易，少君李少君难。’ 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笑倒的。如今我不过一时游戏罢了，却居然因愚蠢的癖好而闻名于人，和那个买盆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如果爱好而不能停止，连周景王的大钱都流行了，有人送来，又何况西京三官钱呢？弟弟，你要记住这件事。人实在不可以有所嗜好。《瘗鸡铭》有一只白鸡从吴江来到我家饲养，朱红的鸡冠，洁白的羽毛，走路昂首挺胸，叫声嘹亮，传到一里多远；它最善于斗鸡，多次进攻并打败同群的鸡，叫声所到之处，邻近的小鸡都望风迁走。它的母鸡随它一同来到，雄鸡走到哪里，母鸡便跟到哪里，一饮一啄都相伴，也常常借雄鸡的势力欺侮邻近的小鸡，称霸过好几次。有位客人说：‘我曾经游历燕、赵、青、徐一带，见过摴蒱、六博、蹴踘和纵酒，那些自称豪侠的人接踵而来。我私下观察这只斗鸡，它大概可以排在英布、彭越一类人的后面。’过了不久，田家子送给我一只黑鬛红身的鸡，把它放入鸡群。天将黑时，白鸡不见了踪影，只见血淋漓地沾满羽毛，混在其他鸡中无法辨认，原来刚和黑鬛鸡斗完。起初交锋时，两只鸡都不出声，仿佛嘴里衔着枚，又像害怕有人从中把它们分开，所以彼此不肯退让，直到精疲力竭，白鸡的左眼也因此失明。恰好老妇人来到，便把它们分放到别处；母鸡正好带着小鸡回来，看见白鸡后惊讶地退开，随后慢慢上前，便狂叫不止。雄鸡也渐渐靠近它，像是在安慰它。母鸡却转身奔向鸡群，仔细盯着黑鬛鸡，见它两只翅膀血丝不断流出，便奋翅扑击，追赶败逃的黑鬛鸡数百步，旁观者都觉得壮烈。但雄鸡从此也疲惫不堪，母鸡于是也不再进食，彼此依靠着过了一夜便死了。雄鸡死后，反而留下身后的十三只小鸡。它们在母鸡身旁悲鸣，主人怜悯它们，便把它们埋葬在园中。从此以后，黑鬛鸡便在乡里称霸。铭文说：生时称雄，死时令人悲痛；把它取来埋葬，使它们共处一穴。这就像楚子葬马，以及孔子埋狗一样。唉！难道还要跟随那些隆重的葬礼吗？《春夜与仲弟论文数条》凤凰的鸣叫，是在高冈之上；大的声音如金钟，小的声音如鼓。可是普通鸟类却把像鹈鹕一样的鸟舌当作奇异，不也太低劣了吗？如今的文集实在就像这样。壬戌年以来，当时的杰出文士各自造出似是而非的句子，把它们当作古奥，即使空腹无学的人也争相仿效。唉！精深的思考、幽微的见识，确实开辟了千古未有的境界；只管振笔写出，气势已经使人惊愕了，何必借助鸟舌般的怪声怪调呢？如果仅仅是怪声怪调，即使乡里人的耳朵都受到惊吓，哪里经得起明眼人的审视？胸中的思想磊落坦荡，有的平正，有的奇异，都应当让天下人共同看见。明知会受到众人侮辱，却故意歪曲言辞来欺骗别人，是光明磊落者所羞耻的，不要这样做。唐代文学由初唐发展到盛唐，而到了中晚唐却像蛇神掌管时令一样走入歧途，谁能把江河挽回山上呢？有人说：‘大概不是这样。宋庆历年间，文士还崇尚纤巧诡谲，轧茁的文调兴起，这也是鬼怪之流。欧阳先生树立二苏的旗帜，来号令天下，于是喧哗的群体都害怕屈服，没有异议。读书人终究只看自己的力量如何。文中子说：乱世的征兆，是文章隐藏光彩；振兴衰败的人正要逆流挽回天河，哪里能顺着下流的便利呢？’ 那么，拘守前人的成法，难道要说：‘唉，平庸啊！平庸啊！’吗？那只不过是骠骑将军一样的勇将罢了。面对茂陵，他说：‘连古代兵法都没有学习，却看得出他那种泰然自若、毫不在意的神情，眼中根本没有孙武、吴起，已经很久了！何况肯为程不识呢？’近世所称的法家，大多只守着党塾中人人都懂的规则，偶尔制定出法外之法、例外之例，用来抬高自己、约束别人。善于使用这种方法，也不免像街亭初次落子时犯下小错，后来全局便不敢再下一个子；错误地使用它，就已经是房玄龄在陈涛斜的失败了！试想牧野原野广阔，檀车光彩煌煌，四匹赤色骏马奔腾，当时太师尚父姜太公鹰扬奋发，难道不是卓然成为天下雄杰吗？法家谈论法，法就应当这样。运用的精妙，存在于人的心中，大概就在于才华和情思的杰出。才华和情思是一回事吗？回答说：不是，两者不同。能够挥弄柔软笔毫的，都是才华；能够把哀乐的情致表达得极其精妙的，又有几个人呢？古人之中，只有三闾大夫屈原和司马子长司马迁的情感最深。读他们的文章，就像划船经过蓬莱，海水深深涌动，山林幽暗冥寂，悄然之间将我的情感也移换了。这大概都是得到了情感中悲哀的一面。《诗经》三百篇，其中可以歌唱、可以舞蹈、可以悲伤、可以流泪的，情感变化不止千种。如果没有慧心来充分体会它们，哪里用得着没有情感的文辞藻饰呢？所以说，情感产生文章，文章又产生情感；才华和情感相结合，这才叫文人。智慧和勇气，本来应当相互匹敌，为什么偏偏困在讲理的场所呢？回答说：有成千上万队貔貅般的勇士，却仰望函关而不敢进攻，能称得上雄杰吗？分析义理的人，应当鼓动自己才情的锋芒，在义理内部纵横驰骋。兴致酣畅时，应当像岳飞岳鹏举从百万军中夺取敌军军旗而挥舞；否则，也应当像李临淮把刀插入靴中，旗帜三次飘动便已触地，万众拼死奋战，这才差不多。面对战事艰苦、阵云寒冷，却舍弃困难，在花草之间悠然自得，说：‘我能够做到空灵，只是具有一点聪慧罢了。’

译细微得像气，微弱得像声音，这才可以称为温养。不能像木鸡一样，怎么能自称黄钟大吕呢？举步如山一样沉重的人，发出的声音必定像雷一样响。如果一定把柔弱优美当作最高境界，那么诗家中最清弱的人就要先占据首位了。这样又怎么能够列举李白、杜甫呢？八风、十二律，各自都有适宜使用的地方；而一个人的才力所赋予的、学力所达到的，应当不违背这个人的天性。不衡量他的器量，却一概用羽声律来评价，因而不至于衰靡的人，实在少有。所以世上有人说箫声像凤凰鸣叫，我辨析认为这是失传了伶伦的本义。威严的凤凰振动九苞之彩，万鸟全都臣服；如果听它的声音，竟然低微得像冶妇般妖媚柔弱，我不相信。况且所谓看上去像木鸡，是说它还没有交战的时候；用来比作文，就是还没有拿起笔的时候。如果爪和距的锋芒已经交锋，却仍像木鸡那样不动，那么强健者就会把它抓住杀死。温养又在哪里呢？崇尚奇异的人以时下的杰出文士为宗，崇尚端正的人以先民为宗，如今两者都没有做到。怎样才算文章呢？回答说：文章只是一种小技，对于大道还算不上尊贵，但也不过是随着自己的爱好罢了。得志显达时就应当成为欧阳修、苏轼，困穷不得志时就应当成为李白、杜甫，难道能舍弃这些而另有所仰慕吗？唉！我对于诗歌事业还没有穷尽，正要谈论诗歌事业，却已经说到这里了。《茅檐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茅檐集》卷七 明代魏学洢撰写 杂著【四】《志伊尹之所志论》士人君子立定志向，必须一呼一吸都始终同天地万物一起运行，然后才适合充实他性分和器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因为所谓性，是贯通天下的。乾坤由小往大来，百姓欢跃歌啸，直到草木繁荣凋零、昆虫鸣叫蛰伏，没有一样不令人感到仿佛肌肤受到刺痛。这样，他救助天下才会开始急迫，承担天下才会开始坚定。如果所立的志向冷漠而与天下无关，即使独自修行凌驾一世，也不过完成一个人的事情罢了，在天地之间不能算有功。譬如弯曲山涧清澈的水，石头参差，水波细密，不过是供给饮食之物罢了。哪里比得上应龙伏在深渊之下，奋飞到玄远高空，挟带江海巨流，降下霖雨遍及九州呢？所以志向狭小的人成就也狭小，志向宏大的人成就也宏大。世间万般事务，总体上都像最初愿望所设想的样子。这就是子思、周子论述追求成为圣人的原因时，必定要以伊尹的志向为志向。可是有人疑惑说：伊尹的志向太奇特了，他辅佐天子，放逐天子，又放逐他所辅佐的天子，再辅佐他所放逐的天子，这是非常之举，百姓会害怕，谁还敢走他的道路呢？却不知道，这只是伊尹留下的行迹，并不是他的志向本身。他的志向在哪里？回答说：他想到天下凡有一个男子或女子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自己已经把那个人推入沟中一样。唉，这志向多么伟大啊！亲自耕作，是为了这个志向；接受征聘，是为了这个志向；到桀那里任职，也是为了这个志向；直到后来牧宫之役、桐宫之举，冒着万世非议而直截了当地完成，这一切总不外乎这个志向。至于谈论草木腐朽、像巢父、许由、樊仲父、石户、州伯那样隐居的人，不足以和他们谈匡正救济天下的奇略；即使像夷、齐以及其他辅佐者那样悠游于礼乐文饰之间，也会认为那不是救时济世的宰相所应做的事。难道只是孤零零地完成一个人的事情吗？问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志向？回答说：让尧舜成为自己的君主，即使只是五十里之地的君主，也能开创十一征的功业，使九州百姓像流水一样归附他，这就是使汤成为尧舜。因而以侍奉汤的方式侍奉继承王位的人，这就是使太甲成为尧舜。伊尹曾说：汤虽然仁厚，但成效缓慢；桀虽然残暴，如果早晨听从我的话，晚上就能使天下得到治理，这是连桀也要成为尧舜的愿望。心中抱有救民的大愿，于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尧舜，既然如此，后来以此志为志的人就可以知道了。只有出仕这一条路而已。眼看洪水而不肯承担救援，因为害怕弄湿自己的鞋；看见火灾而不肯承担抢救，因为害怕烧焦自己的衣襟。像这样的人，只完成一个人的事情，是一味推卸责任的人，不要这样做。孔子说：‘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能够独自行事。’隐士竭力苦守而志向不够开阔，其中大多是为了自己的打算。如果志向果真宏大，那么看见别人做得不善，就像自己已经把他推入汤火之中，正要急忙呼喊、狂奔去救援，难道只是像试探热汤那样轻描淡写吗？这就是所谓一呼一吸都和天地万物共同运行，是一心承担责任。总而言之，圣贤立志，他们的心从来没有对天下冷漠过。处在山岩洞穴中，绝不敢说：‘这些葹、薋、薜、荔姑且供我游玩。’处在朝廷廊庙之中，绝不敢说：‘兵、农、礼、乐姑且用来经营我的职业。’处在蝉声喧闹、沸汤翻滚、鼎将倾覆、震惊恐惧的局面中，也绝不敢说：‘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兵、有戎，天下惊恐，我姑且选择一件没有大罪、也没有大功的事情，巧妙地从中脱身。’因为他救民的一念，即使困在不能救、不可救、来不及救的境地，梦中醒时仍然耿耿于怀，不能释然，一定要等到有机会施展才罢休。所谓‘以伊尹的志向为志向’，大概就是这样。我曾经俯仰古今，衡量豪杰，李唐以后得到伊尹相似之处的一共有四个人：得到他的见识的，是谁呢？大概是怀英吧？周唐之际的人物，像挽引天河来洗涤四海的污秽，却看不见反手的痕迹，这是得到了伊尹的见识。气概相似的，是谁呢？大概是平仲吧？一谈一笑，光焰照耀万里，这是得到了伊尹的气概。胆量相似的，是谁呢？大概是稚圭吧？身处惊险危急之地，连孟贲、夏育都要汗毛竖起，而魏公独自不受惊惧，这是得到了伊尹的胆量。心志相似的，难道只有洞霄宫使吗？即使死万次也把归宿置于此，以九天为正道；即使臣子的血将要流尽，臣子的骨骸也不会朽坏，这才可以说是得到伊尹之心。虽然如此，这几个人有的像龙潜伏，有的像龙飞跃，有的像龙飞得过高而后悔；他们都足以降下霖雨遍及九州，但若在才情、气魄之间加以比较，仍然只是沿着旧有行迹彼此追寻罢了。寻求志向的人，有没有愿意超越前人的行迹而觉悟本性本体的呢？请从学习颜子的学问开始。

译《韩非论》魏先生说：韩非难道就是卫鞅吗？卫鞅天性刻薄。辅佐秦国，使秦国称霸，最终在秦国被车裂；韩非于是接着出现。韩非死了，也就是卫鞅的道路。卫鞅进入秦国而成为相国，韩非进入秦国而死亡。然而我不因此判定二人高下。韩非死去，卫鞅活着。只是因为李斯的谗言得逞，而天下人为韩非悲伤，认为韩非的功业不如卫鞅。又有人说：韩非的才华超过李斯，却终于因为李斯而死。韩非的遭遇不如李斯，李斯已经做相国很久了。韩非以羁旅之身进入秦国，立即想着揭露李斯的过失并夺取他的相位。韩非哪里比李斯差？又有人说：韩非的智慧不如应侯、范雎、蔡泽，这是什么话？应侯进入秦国时，昭王正失去权势，却倚重任用应侯，使他独占尊位，所以应侯得以迟延几年，最终才在一朝发难。秦始皇时，天下已经平定，正准备一口接一口地把天下全部吞并；而君臣相得，李斯又正把自己寄托在忠信受重望之人的行列中。韩非新近从韩国来，假如不效法蔡泽驱逐应侯，反而在朝夕之间夺取他的地位，怎么敢指望拖延到很久以后呢？所以韩非进入秦国而死，是天意。上天一定要让他死，没有人能够使他活下来。他不是为应侯而死，也会为应侯而死。不仅如此，他既然为应侯而死，即使换成卫鞅，也必定死，甚至还会死得更惨。而那个当日杀死韩非的李斯，也一定会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韩非是韩国人。韩国人进入秦国，即使没有李斯，难道秦人就不会猜疑吗？即使秦始皇读到《说难》《孤愤》《五蠹》等书，慨然与韩非交游，李斯把上卿之位让给他，那么不到一年，韩非为了韩国的情形，必定会自行失败。既然失败，韩非也必定不得善终。所以说，韩非之死，没有人能够使他生存。想不让他死，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用他。韩国任用他，韩国便可以借助韩非削弱韩国的资财，并且做到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巩固城防，广泛储备。如今他的著作都还在，里面本来就清清楚楚、完备地写着成套的谋略。无论合纵还是连横，借十年时间来从内部修治，国内的韩国虽然疲弱，仍足以扼守天下的要冲；但现在这些也已经来不及了。不得已，才想到要在秦国朝廷中保存自己的宗国，难道不困难吗？我不能不为此三次叹息。

译《荀彧论》《献帝春秋》说：董承被诛杀后，伏皇后写信给父亲伏完，说司空曹操杀了董承，皇帝正要替他报仇。伏完得到信，把它给荀彧看。荀彧厌恶这件事，便把信藏起来不说。伏完又给妻弟樊普看，樊普封好信呈给曹操。荀彧害怕事情败露，想主动揭发，便请求出使邺城，劝曹操把女儿嫁给皇帝。曹操说：‘伏皇后还在，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皇上？’荀彧说：‘伏皇后没有儿子，而且曾经写信给父亲，言辞丑恶，可以废掉。’曹操说：‘你从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荀彧假装惊讶说：‘从前已经曾经为您说过了。’曹操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我怎么会忘记？’曹操因此怨恨荀彧。荀彧最终忧郁而死。袁暐把荀彧写得如此鄙陋。裴松之极力辩说这是诬陷，我也深深认为这是诬陷。只是姑且设想事情偶然确实如此，如果真的有这件事，应当怎样呢？回答说：‘泄露别人的言语来求取私利，这种事勇士都不做，何况是危害君父呢？文若荀彧不说，本来就是应该的。’有人如果责问他，他便从容回答：‘荀彧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从董承失败以后，曹公已经秘密防备天下所有像董承一样的人，哪里还需要报仇呢？假如仓促之间把此事说出，在曹操暴怒之下，举动容易失当，或许将会出现因为害怕投鼠而顾忌器物的情况，那天下后世将怎样评价曹公？’ 这就是荀彧从前不说的原因。难道只是从前不说而已吗？即使事情在今天败露，他仍然会希望曹操三思而后行，不要给忌恨我的人留下口实。这样一来，言辞正直而谋划忠诚，曹操应当会因此丧失气势。即使不是这样，面对豺狼肆意妄为，也应当毅然用大义折服他们；难道有接受九锡并且竭力争取的力量，却不肯争取反对杀害皇后的事情吗？又考察年份核对事实：荀彧是在寿春服药自尽的。第二年，曹操被立为魏公。又过一年，伏皇后被杀。以曹操的凶狠，绝不会把毒害荀彧的念头藏上几年。袁暐的谬说，也不足以再加以辩驳了。完。《拟治安策》我私下听说：极其安定的局面可以有所作为，极其混乱的局面也可以有所作为；处在将要陷入危亡的关头，却在外表上蒙着安治的形态，这种局面难道可以有所作为吗？不仅不能有所作为，甚至不能有所言说。宋代苏轼说：‘天下无事时，公卿的言论轻如鸿毛；天下有事时，平民的话重如泰山。’如今太平日久，士大夫听到极其细微的警报，便惊恐得唯恐来不及；一个晚上消息稍微平静，就又忧虑不安，好像要层层登高，直到公卿年老头白、牙齿脱落还不能停止。杞人因此皱眉，没有不撇嘴露齿讥笑，并且觉得冷漠的。唉！贾谊说把火放在柴薪下面，自己睡在上面，已经是明显的危险；如今实际上正类似这样。清平的天下，享受它的是温饱的人；窘迫的天下，众人推来推去、互相推诿。君主于是仓促地选择、交付责任给平日不肯承担世间福祉的大臣；火还没有燃烧，哪里容得下谋划搬走柴薪的人说一句话呢？《诗经》说：‘那个人真是这样。’孔子说：‘这不正是说今天吗？’虽然如此，请允许我恭敬地陈述自己的愚见。君主所忧虑并筹划的，是敌人。敌人不在边疆，而在华夏内部。为什么这样说？如今天下并不是曾经遭受水火涂炭之苦，并不是有繁重的徭役使鳏夫、孤儿无法生存，也不是有九年水灾、七年旱灾，漂浮的尸骸和枯萎的草根相互枕藉。敌人只使一方困苦，还没有立刻成为天下的祸患。然而百姓已经思念动乱，脸颊上的肉横向突起；市场上的年轻游食之徒往来频繁，喜欢谈论非常之事；出没海岛的大盗扩大声势来招聚亡命之徒，借亡命之徒越多越感到快乐；草泽中的党徒也将要杀害吏卒、焚烧官船，严重时甚至在路上遇到县邑官员，就跪下责骂并释放他们。百姓身怀百金以上而能够安睡的，大概已经很少了。至于形貌奇异，声音、服饰混杂，忽然聚集又忽然散去的人，遍布三吴之间；估计他们一定会做出不该做的事，却没有人能够追究他们的踪迹，这尤其是隐藏的忧患。唉！如今是什么时候，难道还可以不察看这种景象吗？从前北魏羽林郎焚烧张彝的宅第，杀死他的父子，高欢说：‘时局的情形可以知道了。’于是散尽家财，结交豪杰。如今苏、松诸郡中那些对豪强大户怀有怨恨的平民，动不动就焚烧他们的住宅，掠夺他们的财物，驱散妇女，官吏不敢触犯他们的锋芒；动乱从怨恨中产生，远处听见的人往往还称快。自古奸雄发动事变，没有不把众人的愤怒作为开端的；愤怒和怨恨向下发泄，是大乱的根本。危亡已经临近却不防备，反而把满足私欲当作嬉乐，只有那些愚人颠狂而喜悦，正是这种情形。近来天象屡次变化，国家遭遇大变，人心惊惧疑惑而未安定，街巷间每天多次流传飞语，互相惊吓。传说‘荧惑星降落到地上，就会成为儿童’；自古以来，奸雄制造祸乱，在一日一夜之间聚集数万人的，从来没有不煽动谣言的。《诗经》说：‘百姓的讹言，也实在太多了。’难道可以不寒心吗？帝王统摄威服天下，利用人心的畏惧来建立纲纪，又用虚声来辅助法令。假如人心放纵而无所忌惮，彼此较量实际的智慧和勇力，窥破虚声没有作用，那么居于人上者的真相就会暴露，势力就会屈服，像赤手空拳一样无法搏斗。如今主人呵斥仆人，询问时仆人不敢回答，鞭打时便身体松软、承受鞭笞，难道真的是力量敌不过主人吗？难道真的是害怕官府用禁制束缚，日后会有祸患吗？不过是一时惶恐，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控制他，却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控制他，这就叫人心。人心一旦死去，人人就会挽起臂膀起来反抗。因此，纲纪建立在无形之中，禁绝于事情尚未发生之前；斧钺束缚住权势而渐渐生锈，下民没有谁敢触犯它。张彝被杀时，难道没有斩杀八个人来向张彝谢罪吗？但既然已经敢于杀张彝，势必发展到连那八个人也不能斩杀；百姓在国都喧哗，在野外骄横，纲纪大概就是这样了。替张彝做事的人危险了，替高欢做事的人将来如何，更不可测。近来江南米价突然上涨，百姓成群拥挤着呼喊，官府买粮的人也成群拥挤着应和，在公堂之上，他们拿着升斗，蹲坐着责问。

译百姓到了极柔顺的时候，也到了极强悍的时候。一个人来到县衙门口，胥吏便挺胸呵斥；那人头撞地面不停乞求哀告。十人、五人结成群体，便好像鞭打长官也不会获罪。情势到了这种地步，是忧虑时局的士人因此悲痛而几乎哽咽的原因。项梁只微微使眼色，郡守通便低下了头；田儋把奴仆捆起来，狄县令便丧命。不要说这是过去的事情。堂下喧嚷呼喊，堂上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形势也已经十分仓促危急了。法令哪一天不约束百姓，而百姓没有了畏惧，逐渐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忧时之士哽咽之后再次悲痛的原因。人的元气已经耗散，穿戴衣冠、谈笑自若，看起来仍像常人；但一遇劳苦、寒暑，便会立即倒下。如今天下元气耗散已经很久了，只是还处在劳苦没有达到极点、寒暑没有严重到极点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极其恐惧吗？问：‘百姓为什么不害怕法令？’回答：‘因为不害怕官吏。’问：‘百姓为什么不害怕官吏？’回答：‘因为官吏贪欲太多。’因为他们损毁法令，所以非法之事不能制止；因为不施行法令，所以平时常常枉法；法令不足以令人畏惧，紧急时即使奉行法令，法令也不能实施。那么振兴纲纪从哪里做起呢？只有清理吏治罢了。办法不如惩罚县令的贪墨，同时加重郡守的权力。国家把一千八百个地区的百姓分给官员管理，众多官员争相吞食他们，很少有人怀有恻隐之心。只要有人按照惯例取足钱财，却没有达到受贿卖狱的程度，这在当今世上就已经是伯夷了。唉！祖宗朝代深深憎恶贪暴的官吏，往往把他们置于重刑之中。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也应当使君主有所动念。官员贪婪还是廉洁，是百姓生死的根源。一经剥削，几十年的生计都会萧条；而巡按使拿着白简办事，大多只取一两个科贡官员，抵得上出鞘的刀锋去搏击兔子，不能和搏击老虎相比。到了考核之时，苍头已经先把行李送去了。郡守严肃地居于他的上位，他正因为日后可能进入台省而心怀恐惧，不敢触犯；而那些官员也日夜为将来进入台省铺路。大官没有什么畏惧，百姓因此更加贫困。考察《汉书》：朱博召见各曹官吏、书佐以及县大夫，查看其中可以任用的就留下，不能任用的就罢黜。薛宣发文书给属县，贪婪狡猾而不谦顺的人全都解下印绶离去。他更换平陵、粟邑的县令，两位县令任职几个月，两县都得到治理。由此看来，罢黜、升迁和更换任用，郡守得以自行掌握汉代二千石官员的权力，大概就是这样重要。现在请酌取汉代制度，使郡守能够进退各县县令。县令早晨把一纸文书下达到县邑，府中晚上就能听到，速度很快；百姓的疾苦，整个国家都难以安抚，了解得最清楚。诉讼、刑狱、田赋，从来不曾牵制他的手脚，这是极其宽松的制度。郡守选取这五六个人，考察比较他们的长处和短处，这是极其简便的办法。只要不是极其昏乱糊涂，就很少会达到错乱乖违的地步。县令远在地方时，要向铨曹申报；一旦接近铨曹，铨曹就在眼前。县令远在地方时，要向台省申报；一旦接近台省，台省就在眼前。每月有代巡，年终有大计，这会约束他们在内部经营私利的想法，并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郡守的权势；郡守又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百姓的实际需要，用来施惠于百姓，这或许是一条办法。况且百姓距离天子遥远，恩泽经过几次转递便容易枯竭。能够把恩泽真正送到百姓手中的，是郡、县官员。譬如剖开竹子接引泉水，曲折百转才进入屋内，而想要得到恩泽，却只是从宫中饮食处稍微汲取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远近的形势不同。所以郡守，是天子托付来抚养婴儿般百姓的人；他庄严地位居几个诸侯之上，不能说不尊贵。然而到外地任郡国长官时，却只怕不能迅速离开那里。郎官出任郡守，总是回头仰望承明之庐，连梦中都还忧郁不乐。大概因为国家的权势不在他手中，只把赤子般的百姓寄托给他，却使他怀着自卑和不满的心情，孩子怎么能养得肥壮呢？所以郡守不尊贵，奸猾贪墨的官吏就无所畏惧，从来没有能够施惠于百姓的。施惠于百姓的办法，应以积蓄粮食为先。晁错说：‘尧、汤遭遇水旱灾害，而国家没有因为饥饿死亡、暴尸荒野，是因为蓄积很多，事先准备完备。’ 高皇帝即位，首先发行楮币；积谷的事情办成后，又诏令天下每县设置四仓。这一制度本来出自李悝的平粜法，李悝又本于管子关于轻重之权的主张，管子又本于周公遗留下来的用意，难道不是有利于百姓的良政吗？只是近年青、齐一带遭受灾害，赤地千里，连蓬子、槐叶、藜菜都供应不上，只好析取尸骨、杀害子女来供给食物。然而四仓制度仍然存在。散发积滞的粮食，拿出陈旧腐败的储粮，使饥民吃饱的有几个人？爰书中所收的财物，本来就是圣制借以购买粮食的资金。官吏平时不私自没收罚金的有几个人？百姓不聚集就不会作乱，不流散也不会聚集；饥寒逼身，盗贼蜂起，豪杰鼓动并利用他们，那么不可测的祸患就可能在一天之内酿成。自古山东一带容易作乱而难以平定，游侠聚集谈论，古代帝王仿佛随时会从袖中出现。那时守土大臣能够补救弊病，使魁杰之徒不至于乘隙发动，也只是侥幸罢了。天下哪里容易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呢？不过还可以解释说：遭受严重灾害如近来江南米价昂贵时，往年并非没有丰收，只是小有歉收罢了，并没有山东那样的灾害，也没有戊申年的水灾。为了防止市场价格突然上涨，百姓相继要求平粜，官吏却相继阻止粮食买卖，又各自限定价格，于是国中的商贾无法流通，居民大为喧哗。货物没有固定的流向，总是争相聚集；价格高的地方，价格越高，境外的粮食就会流入境内，境内的粮食就会流出境外。像卢坦这类人尚且要故意抬高价格来招徕远方商人，怎么能把价格压平呢？况且所谓平粜，只是平抑官仓中积存的粮食，并不是平抑民间的粮食。既不能取出我们的陈粮供养农民，又不能让官吏赶快办理运输粮食的事务，却反而压低商人的价格来称作平粜；即使把商人都杀死在市场上，价格也只会更加高涨，哪里能够平抑呢？古代也曾劝导富户分粮救济，但所谓劝导，不是强迫。如今却是强行征取，所以米价虽然被压低，仍然高于平时。大户人家没有损失囤积获利，也不愿承受横暴强迫；又不愿得到富有仁厚的名声，于是彼此观望，都不肯发粮。由此，胥吏和士卒趁机索取，贫穷的人喧闹，藏匿米粮和食盐，捕捉商人和盗贼，局势危急而难以自持。而富民中那些受强力压迫的人，以及巧于行贿的人，最终还是藏匿不肯发粮。因此，家中连炊烟都断绝的人拿着重价钱进城，直到天晚也买不到粮食，贫民更加困苦。谚语说：伤寒不服药，反而可以算作中等医生；救济荒年也是这个道理。不过这些都只是一时防备失误，根本问题则在于官仓空虚。粮食足以支撑一年，即使年成不好，百姓也不会恐惧；百姓不恐惧，价格就会高涨而不会飞跃。否则，稍微歉收就足以扰乱国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长久无事；它的祸患一定会变成盗贼，并且一定会在凶年爆发。

译《传》说：有了准备就没有忧患。难道可以讥笑说，这是看见弹丸便寻找猫头鹰来烤吗？然而官吏习惯于懒惰怠惰，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灾害相隔遥远，便顿时忘记往日的仓皇；又害怕正好满足奸邪之人的私腹，却使后来者的口袋更加丰厚，所以姑且迟疑不前罢了。外任大臣不受尊重，贪墨官吏不受惩罚，实际政务不加整治，却想用这种办法安定万民、杜绝后患，这就像救治小腿却拉住脚一样，从来没有成功的。回顾当前时局，不觉忽然流下眼泪。形势中有与国家一同长久存在的东西，大概就是门户之争吧？如今群臣表面上号称同为一家，实际上却是战国的局面。早晨听从陈轸，天下便合纵；晚上听从张仪，天下便连横。一合一横，势如洪水漫天、烈火燎原。天子的权力分散到下面，四海的利益集中到内部。即使有贤能的太守、县令，也不能不窥伺乡党向背，把这当作本领。官场道路混乱，百姓憔悴，纲纪日渐败坏，原因就在这里。门户之争的开始，必定是有果敢、才智、希望在当世自树立的人。他们网罗同党，剪除异己，将要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朝廷中枢的人便一齐顺从。强者大多联合，弱者屈服。那些纤弱而濒临危亡、无人援助的人，也趁机依附。正在这个时候，顺着风势扬帆，即使豪杰也不能自持，更何况那些追逐腥膻、趋炎附势的人，得意地施展其能为，却成为舆论所非议的对象。有见识的人早已料定这种形势不会长久。另有果敢、有才智的人出来，锐意触犯一时的锋芒，与他们作对，而先前不被接纳的人也一齐归附。舆论所抛弃的人，公开成为众矢之的。大体上他们都狼狈不堪，最先发难的人也为此牺牲。这是时局的一次变化。正在这个时候，强者大多联合，弱者屈服；那些纤弱而濒临危亡、无人援助的人，也趁机依附。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从前一样。再次变化之后，脉络混乱。那些濒临危亡、无人援助的人，有时锐意首先挑起天下祸端，忽而像奸佞，忽而像贤者，忽而联合，忽而分离。即使黄帝、孔子复生，也无法追究清楚。君子忧虑时局，看见气焰正盛，便忧愁地认为它超过了限度，默默地远避。新的锋芒接连兴起，隐约可以凭借它寄托希望；君子又认为它过度，于是又忧愁地远避。因此门户分裂，只有那些濒危而无人援助的人能够延续朝夕的性命，而大君子常常独立在凄清之地。果敢、有才智的人最终成为他人的牺牲品，于是首先发难的人也没有得到利益。总而言之，只是被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利用罢了。所以亲近君子、远离小人，自古大臣入朝向皇帝进言，从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近来听到这些事情，总是痛心计较，唯一的办法只有综合考核名实罢了。一群人排斥一个人，他们的用意一定不只在这一个人，君主却不追问，若罪状确如文书所写，罢黜他也可以；否则，就是陷害忠良。一群人举荐一个人，用意也一定不只在这一个人，君主却不追问，即使他确有显著功绩，难道就可以庸常地任用吗？否则，就是结党营私、相互欺骗。圣明的君主宽容进言之路，哪里至于大加谴责呵斥？稍稍表示薄惩，进言的人在天下人面前就已经失去信用了。这譬如树木，几次挖掘它的根，枝叶自然会脱落。两方面的功过，立即剖析清楚，进言的人自然会减少。明主不可以反复试探，人臣侥幸求取万分之一的明察，却难以断定一定能得到万分之一的醒悟。万分之一的机会，明智的人不会去追逐；这样欺骗的人自然会减少。并不是党羽不会更加坚固，而是在雷霆威势之下，胆怯的人先献出自己的肝胆，他们的交结必然失败。况且所谓宽容，不是概不追问，而是说宽恕那些误触皇帝的人。若是辩论官职事务，就一定要依据事实彻底追问。太平盛世可以使天子受些委屈，却绝不可以使臣民受委屈。使天子受委屈没有罪，是为了使言官能够畅所欲言；综合考核名实，是为了平息言官的喧嚣。从前宋仁宗时期，议论者讥讽宰相奉行台谏的风气和规矩，而天下人称为治平，这正是言论过于喧嚣的表现。这总比蚊蚋的嗡鸣混入犬吠和景物声中而无法辨别好；如果无法辨别，听到的人就会轻视它。所以言路不清明，言论必然不受尊重；考核言论的人，正是在尊重它。况且评论风俗强悍与否，常说一个人怯于私斗就是勇敢；但最终遇到大奸，却反而成为软弱无能的人，这种情况也有。因而综合考核名实，正是珍惜干将之剑，不让它任意割伤人，而将来用来在大腿和小腿上发挥大作用。议论喧嚣，诗人也为之忧虑，所以说“众人聚谈而背后相互憎恨”，又说“好像不是在谋划出行，而是在商议居处，纷纷互相咬啮”。一旦有紧急情况，万张嘴争相喧沸，事情本来就危急了。我曾读《宋史》，读到《李纲传》时，国家大事已经极度败坏，而门户之争反而更加坚固；仅仅存有李纲一人，也一定要驱逐杀害他才肯罢休。这就是忠臣义士读到这里掷下书卷站起，号哭悲痛不能停止的原因。名实混淆，议论嘈杂，即使尧、舜也不能凭此治理天下。最紧要的事情，没有比选拔大臣更重要的了。《诗经》说“告诉你们我忧虑同情，教导你们排列爵位”，选拔大臣、安排爵位的根本，在于同他们朝夕相处，亲自考核。三公、六卿分别询问其职责，平生留心军国大事的人，一定能够清楚具体地说明利害，并且可以施行。中等才能的人能够陈说祸害，却不能陈说利益，大多是内心害怕，或言语吞吐、辞意游移；这种人就赐给他骸骨，让他退休回去。这样一来，朝廷大臣便会肃然，不再是轻慢侮辱之才。然后推行综合考核名实的政务，向下与贤能辅佐者共同谋划。天下虽大，天子日夜应当筹划的事情不过十几件；外面的高级官吏以及中丞以下，天子应当彻底了解内心和才能的，也不过十几个人。屏风前有了得力的人，国家的纲领和要领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还要时时询问各郡国的疾苦和官吏才能，飞诏褒奖他们；奸邪贪墨在各道中最严重的，便飞诏逮捕他们。时常像高皇帝朝那样选用一两个贤能之人，天下本来就已经大为震动了。鼓舞一个时代，哪里一定要依靠程颐、石介那样的人？明主以余力做这件事就够了。孝宗驾驭群臣，似乎还不足以称为明德之主，但民间却安乐；海内都得到治理，是因为他白天多次接见大臣，甚至哭泣挽留大臣。明主求治的愿望，确实能够浸润到百姓心中。君臣同心，再加上言路参与，天下达到极盛就指日可待了。而且它的好处还无法一一数尽：大臣不能受到皇帝训诫，严厉的争论便会聚集，权柄落到小臣手中；大臣苦于众人的喧嚣，势必依附左右近臣，内则迷惑君主，外则抗拒天下，权柄便落到大臣手中；群臣不能从君主的脸色窥知意旨，执政者在内结党，庶官在外纷乱。若不是凭借神武的姿态、依靠社稷的福祐，不成为秦国那样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权柄便会落到宦官手中。

译《诗经》说：“不教导、不训诲，时常就是妇人和宦官。”有识之士大概对此深深忧虑。从前幸而只是犯了最轻的疾病，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下去，必然会有极重的灾祸。君臣和谐融洽，各种祸患都不发生，这是万世的利益。程颐说：“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应当多，接见宦官宫妾的时间应当少。”苏轼说：“尊卑之间隔绝，上下之情就会疏远；礼节繁多，君臣之间的情谊就会淡薄。”如果确实能够使君臣和谐融洽，删减礼仪节数，让大臣坐在朝廷上讨论政事，让台谏官入内侍奉，取祖宗治理天下之道，就像农夫除草培土一样，早晚谋划，希望使四方边防不得平静而出现问题，也是无法做到的。东部边事，在于慎重选择经略大臣并长期任用他。如今士大夫习惯于所见的只是边塞荒草和边云，能够看见敌阵便心惊胆战、听见金鼓便意志不动摇，并且精神向往边塞的人，百人中也难有一个。出关的数百万生灵寄托于此，宗庙社稷的安危也寄托于此。没有准备，却把百万人的性命一掷，只凭国家侥幸，这不是可以轻率议论、轻率发动的事情。刚进入虎帐，如同在黑暗屋子里摸索，久而久之才会渐渐明白。如果不是卖国误国、已有明确的证验，都应当放宽时日，解除文书法网，慢慢等待他的成效；这不是可以轻率议论、轻易更换的事情。如今却不是这样，整个朝廷推举一个人，仿佛方叔、召虎复生于今日。稍有不见成效，整个朝廷便攻击他，仿佛杜重威、韩侂胄也复生于今日。一个人有才还是无才，难道会在顷刻之间相反吗？是旁观者造成了这种局面。镇守边疆的大臣没有时间观察外敌，却时时探听朝廷内部的形势，怎么能不危险？当然也有确实不能胜任的人。但后来所谓的方叔、召虎，考虑到今日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不是推举者的错误，就是更换者的错误。国家大事难道可以反复出错吗？战斗士气尚未恢复，很难要求取得大胜；稍有失利也一定会有。刚刚走出国门，朝廷中人已经按日月计算，过了不久弹劾文书便送到了。大的便胡乱作战来敷衍责任，小的便隐瞒失败来掩盖罪过。将来酿成非常的灾祸，一定由此而来。大体说来，当今世道是执法宽松，却苛刻地议论人物。所谓宽松，是边防将领辱国后仍然羞惭地怀念故乡；所谓苛刻，则是弹劾文书请求斩首示众，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免罪。如今的人本来不是不知道解除文书法网的道理，只要罪行稍有显现，立即便加以诋毁。所谓解除文书法网，难道只是空话吗？正是连同他的罪过一起宽免。儒者所谓的极大罪过，在当政者看来却可能极小；罪过大小，不可不加以辨察。从前范仲淹烧毁西夏侮慢的文书，宋庠说：“范仲淹可以斩首。”以正直的人议论正直的人，却苛刻到这种程度；众口交攻而不肯宽赦，大概已经很久了。如果真能打破大众的议论，打开功名之门，没有比长期任用更好的办法。长期任用，就不如重用；重用，就不如让他全权提出攻守策略、进退安排、钱粮收支，任凭他施展，而局势不可轻易动摇。即使稍有小败，已经看见告诫的端绪，仍然延长十年的期限，使他隐约产生亲自经营战事的意志，事情才可以大有成就。这是学士们的常谈，实际上也是筹划边防的长久办法。如今边臣说：“辽兵不能使用，辽地不能屯田。”这难道合乎实际情况吗？他们大概是怀有怨恨的言辞，估计日后也没有可以居功的事情。重用他们，他们又会说调兵的危害；官府县邑拿出金钱招募士兵，士兵却没有响应，乡里百姓无所依靠，只贪图那几枚钱还没有募成，便先怀有中途解散的念头。近来浙江士兵向北行进，横行抢夺百姓的船只，拔刀抽箭，怒目斜视；渡江时有人死亡，沿途抢劫，动辄说：“我将要去送死，谁敢阻拦？”兵戈所到之处，什么变故不会发生？就像近日米价哄抬，有人认为是商贾阻塞流通；这样既酿成中原腹心的祸患，等到靠近军队，又只足以成为供敌人吞食的资粮，这不过是浪费钱财、招来祸害，究竟有什么补益呢？俗话说：“战争胜利的威势，使民气增加百倍；战败的士卒，终身也不能恢复。”然而唐朝发生动乱时，河北没有敢于作战的人；由于有李光弼的严明，营垒都整肃精良。宋朝南渡时，长江以南没有敢于守卫的人；由于有岳飞的坚强果毅，强敌也避开他的旌旗。所以兵法说：“有必胜的将领，却没有必胜的百姓。”辽人不守辽地，却一定要联合天下来守卫辽地，边臣的计策太过固执。而且再说屯田的好处：屯田一钟粮食，抵得上运输二十钟粮食，原因很容易说明。苏轼说：“有百顷闲田，足以放牧千驷马，却不知道所需费用；聚集千驷马，再把百顷田的牧草运输过去，费用便增加百倍。”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了。所以赵充国所统领的不过六万人，但仍说难以长久不解散，徭役不能停止，恐怕会成为明主的忧患。如今把天下的军队集中在一隅，而大农令每天运送金钱粮食供养他们，没有一刻停歇；即使没有遗失一支箭、一枚箭镞，官府也已经坐困了。辽地原本是成熟肥沃的土地，不同于沙漠荒地。新近遭受大战，肥沃土地全部荒废，估计并不是豪强大族阻碍造成的祸患。新开垦的田地每每被安置成石田，众多士人也被安置成木偶。边臣还有什么借口呢？难道认为披甲士卒早晚都在等待作战吗？那么请让他们以耕田等待作战。从前局势是据守围城，割草猎禽，迁驻郊外牧场，游骑往来徘徊。把士卒放在必战之地，胆怯的人便忘记生死；向敌人显示必战的形势，勇敢的人也会害怕死亡。修缮乡亭，疏浚沟渠，栽种果木；精锐者操练兵刃，疲弱者耕作田地，且战且守。即使耕耘培土不能按时完成，难道不仍然胜过坐困吗？又担心他们侵扰突袭我们吗？那么请立即用我们的智慧困住他们。汉代的匈奴追逐水草，迁徙没有定处；东方人却不同。他们有城郭房屋，和我们一样；靠耕种南亩而吃饱，也和我们一样；也同样害怕我们侵扰突袭他们。只要在要害处屯驻重兵，派游骑往来巡察；敌人懈怠就像猛禽一样出击，敌人来就停止行动。夏天焚烧麦子，秋天焚烧禾稼。我不这样困扰他们，他们就会这样困扰我。争先占据有利地势，也只在于将领而已。汉代陇西三次被匈奴困扰，百姓没有取胜的信心；边吏于是磨砺自己的节操，击败敌军，杀死一个王，百姓便重新振作起来。所以将领不能只依靠一次战役的威势，士卒却可以借助一次鼓舞的气势。如今即使害怕大败，也不妨采用伍员训练楚军的办法，使士卒熟悉敌人并与敌人相处。一旦取得胜利，边地之人就又可以使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况且勇敢和怯懦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有个人不敢出行，遇到盗贼便非常害怕，把所有衣服都脱下来献给盗贼。后来又遇到一条船，心里想自己已经困窘到了极点，不如也效法盗贼所做的事。船上的人非常害怕，也把所有衣服都献出。天亮一看，正是先前丢失的衣服。人还是同一个人，做盗贼时就勇敢，遇到盗贼时就怯懦，欺负弱者、害怕强者，盗贼和我们不过是同样的人罢了。趁着士兵正在集结，应当赶快讨论训练士兵、运输粮饷的办法；供给粮饷后，应当赶快讨论屯田使用的办法，以便对外扰乱敌人，对内保护耕作。即使黄石公再世，也不能改变这个办法。做将领的道理，在于赶快收取敢死之士。越王勾践因愤怒的青蛙而受到激励，拔剑自刎并献上首级的有十三个人。死亡难道真的值得高兴吗？实在是有办法激发他们罢了。如今士卒如果确实疲惫，却能面对刀刃、奔赴汤火，不避艰险，难道是没有人的缘故吗？燕、赵郊外，赌博饮酒、报仇杀人、奔赴死地如同野马的人，数也数不清。这些人不过是市井中的头目、盗贼和豪杰罢了，可他们正自夸慷慨奋发，有像在赵州浇酒祭奠那样的意气。如果真能把他们招致麾下，就可以用气势驱使他们。只要才能确实可用，暗中揣摩他们的欲望，稍微满足他们，他们将只听从上级的驱使。正当他们意气激昂、自负不凡时，没有不说：“士人为知己者死”；也没有不说：“斩断脖颈、挡住胸膛，大丈夫本来就乐意这样做。” 追究这些弊端的根源，就没有不是为了谋取私利的。韩非说：“凡是利益所在的地方，都有人像贲诸那样奔赴。”俗谚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并不是空话。从前韩信攻破赵国，广武君进献一条计策，便可以看出这一点；成安君不肯采用，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敌我双方顷刻之间的动静变化，就会使同室之内出现生死异同。如今敌人到来，距离百步以内还在踉踉跄跄、四处张望，不向北逃还等什么？所以制胜的办法，在于赶快选取敢于赴死的士卒，并善加抚恤任用他们：用来侦察，就能走得远；用来作战，就会勇猛；用来防守，就会坚固。过去有句话说：“钱粮的出入，只看它想怎样做。”这就是范雎所说的“金钱用尽，功业就多”。至于在朝廷谋划战胜敌人的办法，就只在于慎重选择、推举人才的时日罢了。唉！形势有表面上缓慢而实际上紧迫的，责任有看似平安而实际上危险的，京营正是这样。祖宗朝的貔貅之军，曾经驰骋帝都，如今大多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几乎都成了寒乞之徒。即使号称亲兵的锦衣卫，过去有十万人，听说近来不过一万人。既然实际上没有一万人的功用，却仍使国家每年耗费养十万骑兵的钱粮；军事实力因此衰败，祸乱的苗头反而滋长，这是剜心剔髓般的忧患。然而逃亡绝户已经很多，世俗之人最终却把补充兵员视为苦事。百姓补充兵员困难，宦官和纨袴子弟又在其中借机侵占；各种诡诈的名册彼此相连，既不敢追问，治理起来也很困难。势必要借操练检阅来核查名册，然而又不可能全部检阅。那些人往往一人顶着几个姓名，清查起来，即使是屠夫、酒贩和削刀者，各自都有私人营生，连操练都不能按数参加，因此训练军队也很困难。戎政薛操任期稍微严密一些，众人便沸然拿着要牌喧闹，合营军队都把妻子归于薛氏、把薛氏视为纲纪；到了这个地步，若不是张彝几乎要出事，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大体说来，今天的京营不足以抵御敌人，却足以在仓促发动时制造乱子；若只图苟且维持一时，又担心养成奸弊。恐怕掌权者不能高枕而卧。如今防备的办法，是赶快选择深沉有胆略的大臣担任司马，再用威望足以压服诸将的武臣辅佐他。并且赦免在此前隐占军额的人，不治他们的罪，使他们重新开始。武官在军中任职已久，对其中的情况和弊端应当全部知道。偏将以下，各自接管所属部队；治理时主要销除虚名册，不要只看实际编伍。那些怀着罪过而愿意效力、已经侵吞隐匿钱粮的人，一定会先行吐露实情。对于现存的士卒，应按制度发给他们应得的粮饷，免除他们遭受克扣、拖欠和等待的困苦。有才艺的，应防止他们混杂在普通士卒中，额外赏给他们弓箭器械和训练费用。诸将之中有才能而且廉洁、应当及时尊显的人，长期被压抑，闭塞言路并夺去他们的俸食。若有人贪恋权位而不能割舍，就选择其中爵位高而罪行多的，斩杀一两人以示众。这样命令发布时就不会引起惊扰，刑罚虽重而军队也不会喧哗。大将军再次检阅以后，军政就会整肃，群盗也会止息；浮冒的粮饷逐渐恢复，骁勇之士也可以逐渐得到。即使畜养了万余名寒乞之徒，也不是军政上的大患。治理的道理是：先有赏，才可以施刑；纲纪已经混乱，先有格外的赏赐，才可以施行格内的刑罚。赏赐从卑贱者开始实行，刑罚从尊贵者开始实行。赏赐从卑贱者开始实行，就是散发十万份多余的钱财，便可以鼓舞百万人的欢声。刑罚从尊贵者开始实行，就是罪行已经昭彰、权势又孤立时，直接像捆缚狐兔一样将其擒拿，使众人的愤怒不被触犯，同时声威震慑天下。这是关系安危的关键、治理和混乱的枢纽，不能不明察。然而天下的事情，没有钱就不能办成。打开仓廪，赈济贫困；几千里之内遭遇水旱灾害，百姓面有菜色，是因为仓中储粮太多吗？冒着刀锋呼喊着冲在最前面，是因为厚重的粮饷驱使他们。浮冒的粮饷尚未恢复，赏赐的标准先行施行，不担心不能继续，是因为国库充盈。考核名实，一定要从财用入手，应当赶快实行。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不足。”我私下认为，财用的流向一定有归宿：归于君上，君上就富足；归于百姓，百姓就富足；不幸的是如果中途被侵吞而归于群奸，群奸也就富足。然而法令不能修明，气象日益衰败，往往公私双方都陷于困顿，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人之常情是，靠本业致富的人，守财吝啬；靠奸诈致富的人，却把钱财看得轻。农夫拿着犁耕作，把一百钱挂在腰间，视为生死所系；商人就稍微看轻一些。斗鸡走狗、摴蒱六博，黄金散出去还会再回来，就更加看轻钱财。官吏胥役割取人的血肉而不感到疼痛，对钱财就看得更轻了。偷取衣服、享用美食，沉醉于红紫服饰和嬉笑之中，节俭吝啬的人反而局促寒酸，不值得一提，自己死后还会使子孙困窘。大概把财用投入田宅器物，田宅器物还存在；把财用埋葬在衣食酒色之中，就等于把它抛进大海而已。一个郡县之内，挖空侵吞财物的人数也数不清；一个省之内数也数不清；各处渡口、桥梁、关卡、闸门的防守中，侵吞财物的人数也数不清；漕粮、钱币、盐务各局中，侵吞财物的人数也数不清。到了京师，便聚集了五方的奸徒来挖空国库：奉承宦官，结交外戚，勾连卿相，穿着华贵皮衣，骑着高头骏马，眼中尽是偷窃之意而气焰高张；他们任意玩弄钱财，即使在官场老练的人也不能诘问。就拿一次大规模工程来说，从宫内的各位宦官直到乞丐和胥役，都靠着它谋取衣食；民间一两金能够买到的东西，价格还不止翻倍，必定要抬高到十倍、百倍。木材石料等原本可以由工匠就地取用的材料，他们一定不肯稍加采办，必定要从几千里之外曲折运来。郡县征发民夫，走过百舍之远，牛马脚上重重生茧，沿途倒毙也不怎么珍惜；而且只怕工程很快完成，必定拖延到数年以后才罢休。

译天子与士人、庶民当然不同。贫民进市场，如果不赚取利润就不回去；富裕人家把事情交给僮仆办理，也不过稍有损失。士大夫不懂得核实价格，价格常常是皇帝之家所付的数倍，难道真是要同那些局促吝啬的人争一点小利吗？然而在考核名实的朝廷中，本来一定明知这些情况，却故意宽纵。可以明知而宽纵千万钱的巨利，却绝不可以欺骗蒙蔽而侵占一丝一毫。宽纵千万钱，也不过就是千万钱罢了；如果连一丝一毫都任人侵占，必定发展到万亿乃至秭数之多，仍然没有尽头。这就是考核名实的大概原则，不能不明察。司马迁说：“世俗对人民的影响已经延续很久了，即使挨家挨户地讲解微妙的道理，最终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怎么能使天下人在一天之内都像伯夷、叔齐那样呢？”治理的原则在于去除过分严重的弊端；过分严重的弊端不除，就不能治理。借一两个最为贪婪狡黠的人来惩治群吏，群吏就会廉洁；群吏廉洁，挖空侵吞财物的人就没有办法施展奸计。从宫禁内部直到京城郊外，估量他们所积蓄的财物，动辄累计数万。尊崇贤者豪杰，招募壮士，惠及百姓，不增加国家赋税，而财用自然充足。这就是根本办法。主管防务的官员却不明察，只把卖爵当作奇谋。卖爵是苟且的政令，是一定要革除的。官吏在内部接受贿赂，输送者便在外部取回本钱；他们舞文弄法，伪造文书、刻写图章，挖空侵吞财物的人遍布天下。他们所得的不过秋毫，而国家所防范的却像丘山一样巨大。这简直是可怜老虎没有翅膀，反而给它加上翅膀。明主不会这样做。明主的治国之道，是任用贤能，赏赐必信，惩罚必严。三公九卿，下至州县的小吏，都一概用这一原则来整饬。因此，如果君主的心思不在于求得治理，就没有什么治国之道可以施行；君主如果求治，那么挽救时弊的人就一定要把考核名实作为当务之急。拟定上奏：皇帝在暖阁召见辅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当面商议章奏；因刘健等极力陈说盐法的败坏，便命户部全面查考旧制，重新议定后施行。谢表【弘治十八年】。臣等恭敬地认为，和谐的乐声已经响起，皇帝的恩眷延续着千秋之喜；重新起用法令、整顿政务，臣等的言论正为五位大臣的筹划而劳心。先朝本来已经树立了良好的规章，只要能够奉行，财利的源泉自然会开辟。圣明时代完全遵循既成的法典，共同考核名实，将要使各种弊端立即清除。臣等拜手扬言，抚心自感惭愧。臣刘健、臣李东阳、臣谢迁诚惶诚恐，叩头再拜上言。臣私下认为，帝王总揽天下，最重要的是亲近大臣；宰相辅佐君主使政治光明，最重要的是肃清各项政务。至于理财这一急务，更需要经久远大的良策。自从九府盐铁互相资助，既经营山中资源，又经营海中资源，历代盐屯相互接济，既足以供给粮食，又足以供给军队。后来到了本朝，全面收取各项赋税；想到东南的美利取之不尽，反而将使私自煮盐者富有、奸雄得势；想到西北的储蓄正艰难，又将使供给军需成为闾左百姓的困苦。不如向边塞输送粮食，采用鼂错的忠诚谋略，借此取得盐引。运司尽用刘晏的长远筹算，一张盐引缴纳二斗而有余，对商人来说费用少而利息多。九边省去万里运输的劳苦，对朝廷来说谋划深远而利益长久。于是千百成群的人如蚂蚁般聚集，成万的铁锹如群蜂般屯集；凡是被草木覆盖、被荆棘丛生的地方，到处都成为我们的疆土、由我们治理。从此，勇猛如虎的军队、貔貅般的队伍，欣欣然既吃得饱又能驰骋。大概中外之间的血脉既已联结，将士兵卒的胆气自然壮大。然而这一法令施行久了，弊端便多种多样，国家渐渐陷于窘迫，下面的百姓只能仰面望屋而叹。幸而皇帝从九重宫阙降下睿明的照察，忽然使臣等惊承三次召见的光荣。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祥瑞像玉器般铺陈，治道与安寝垂绳相合；您施加恩爱、养育百姓，吹拂薰风、惠及万物。亿万百姓每天都像还在襁褓中一样，您仍感叹国家还没有完全太平。臣等二三人多次请求辞官归养，陛下总说：“卿难道忍心舍弃朕和父老百姓吗？”还屡次为此加额叹息，满朝都不知不觉流下眼泪。如今既承蒙在殿陛之间勤恳交谈，又听到暖阁召见。皇帝面容温润肃穆，想到臣等是师保公孤；天子的言语温和，看待臣等如同家人父子。陛下特别忧虑天下万方的利弊，遍览百官的封章。君臣相合，实在是值得留存的盛事；韶乐笙管，您认为如何？愚臣也附和着吹奏埙箎，相互看着开怀欢笑，共同庆幸圣朝无事，却又不禁皱眉，独自忧伤盐政弊病很多。臣等深恨盐法违背祖宗制度，便把事情的始末详尽陈述给君父。行盐地域没有扩大，盐引却日益增加，因此积压滞留的盐引很多；发放盐引没有增加，价格却日益上涨，因此改行别业的商人很多。盗卖公开进行，到处像鸱鸟张开翅膀一样肆无忌惮，私盐泛滥实在令人忧虑。盐场受到削减克扣，防守之处人人像鸿雁般站立而无所依靠，因此对于余盐的禁令应当放宽。哪些是官船，哪些是私自装载，夹带私盐的积弊很难清除；有的是外戚，有的是宗藩，借奏报和核计而蔓延的情况尤其严重。总括起来说，盐法败坏的最主要问题，没有什么比把盐课改折现银更严重、更应首先革除的了。海洋如此广大，不知有几千万里，却没有一滴水能够用来补助军需；军饷支出大约要耗费几千万缗，为什么连一丝一粒都要依赖输送和转运？肥沃的土地被抛弃成荒滩，耕种者丢下农具逃亡，处在丰收之年却如同遭遇灾荒。士兵都脱下头巾叫骂，弊端流传到这种地步，法制还怎么存在？幸赖我主圣明，向有关部门颁下诏令，严格考察创制盐法时的原意，赶快议定改弦更张的命令；谋划如何整治多年因循的弊端，使它一朝得到整饬。臣等才能如袜线般微薄，职位又靠近衮衣之侧，想炼五色石来补天，自己惭愧才能短劣；又像铸造六州铁来铸成大错，时时切切忧虑危殆。欣喜地遇到陛下垂爱赐教，冒昧希望借此相互砥砺。伏愿虞舜之门日日开辟，禹王的磬声常常悬鸣。因刘健等三人的愚拙忠心，广泛收取其中一得；因盐法一件事的败坏，全面警惕万机政务。这样，宫府中的各位大臣就会争相效法媚兹的诚意，文官、武官各局也都会呈现振作整顿的气象。《茅檐集》卷七。钦定《四库全书》。《茅檐集》卷八。明代魏学洢撰。书信、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