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贵耳集 宋 张端义
提要
卷上
卷中
卷下
提要
《贵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宋张端义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於苏州。端平中应诏三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此书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诸老绪馀，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后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集末一条，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二集》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三集》则多记猥杂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书中如论制诰，引陆游《南唐书》载李煜词臣有陶穀、徐铉；考陶穀由晋、汉、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书》亦无此文也。论物从中国，名从主人，引《穀梁传》谓长狄谓善稻为伊缓，考《穀梁传》乃吴谓善伊谓稻缓，不云长狄也。论《易卦》谓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后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考卦气起中孚，见《易纬稽览图》，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论《春秋》谓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经，故元祐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时人，不及见熙宁之制也。论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谓熊即侯也，非兽也，案《桯史》载金海陵王校猎国中，一日而获三十六熊，廷试多士，遂以命题，则熊兽也，非侯也。论《艺文类聚》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吴越毛胜作《水族加恩簿》祖欧阳询之遗意也，考此乃《艺文类聚》禽部、兽部集录旧文，非询作也。论伶官谓自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谐谑进，案优施远见《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观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
卷上
余从江湖游，接诸老绪余，半生钻研，仅得《短长录》一帙。秀岩李心传先生见之，则曰：“余有《朝野杂录》至戊己矣，借此以助参订之阙。”余端平上书，得罪落南，无一书相随。思得此录增补近事，贻书索诸妇，报云：“子录非《资治通鉴》，奚益于迁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悒怏弥日，叹曰：“妇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间，惟闲中日月最难得。使余块然一物，与世相忘，视笔砚简编为土苴，固亦可乐。幸而精力气血未衰，岂忍自叛于笔砚简编之旧？对越天地，报答日月，舍是而何为耶？”因追忆旧录，记一事，必一书，积至百，则名之《贵耳录》。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又有贵耳贱目之说。怅前录之已灰，喜斯集之脱稿，得妇在千里外，虽闻有此录，束緼之怒不及矣。录尾述其大略，窃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东里张端义序。
思陵偶持一扇，乃祐陵御笔，画林檎花上一鸜鹆。令曾觌进诗云：“玉辇神游事已空，尚余奎藻写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意，尽在苍梧落照中。”思陵感动出涕。《桯史》所载康与之，非也。
孝宗朝尚书鹿何年四十余，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臣问其由，何对：“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故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语奏，上始遂其请。在朝者皆以诗祖之。何归遂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之句。
慈圣一日见神考不悦，问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有谤讪朝政者，欲议行。”慈圣曰：“莫非轼、辙也？老身尝见仁祖时策士，大悦得二文士。问是谁，曰轼、辙也，朕留与子孙用。”神考色渐和。东坡始有黄州之谪，在台狱有二诗别子由。诗奏神考，慈圣亦阅之。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狱中闻湖、杭民作解厄道场屡月，故有此语。
徽考宝箓宫设醮，一日，尝亲临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对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章始达。”上问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因是使能之臣，谮言不入。虽道流之言出于戃恍，然不为无补也。
译《贵耳集》，宋代张端义著。提要 卷上 卷中 卷下 提要 《贵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都是宋代张端义撰写的。张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住在苏州。端平年间，他应诏三次上书，因被指责妄言，安置于韶州。这部书就是他在韶州写成的，共分三集，每集都有自己的序言。初集完成于淳祐元年。序中说，他平生接触过许多前辈，承接他们的余绪，写成一册《短长录》，获罪以后却被妻子烧掉了。于是他追记旧事，取名《贵耳集》。“耳”对于人来说最为珍贵，言语由声音传入耳中，事情由言语听闻；古人有“入耳著心”的训诫，又有“贵耳贱目”的说法。集末有一条专门叙述其生平，最为详细。《二集》完成于淳祐四年，《三集》完成于淳祐八年。这部书多记朝廷轶事，也涉及诗话，另有几条考证。《二集》末尾附有“王排岸女孙”一条，开始涉及神怪。《三集》则多记猥琐杂事，所以序中说其中有稗官、虞初一类的文字。书中论述制诰时，引陆游《南唐书》说李煜的词臣有陶穀、徐铉；考察可知，陶穀是由后晋、后汉、后周进入宋朝的，并没有在李煜手下任职，《南唐书》中也没有这段文字。书中论“物从中国，名从主人”，引用《穀梁传》说长狄把善于种稻的人称为“伊缓”；考察《穀梁传》可知，原文是吴国把“善”称为“伊”、把“稻”称为“缓”，并没有说长狄。书中论《易卦》，说汉代的《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于是认为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就是汉代《易》的遗法；考察可知，卦气从中孚开始，见于《易纬稽览图》，这是孟喜所谓“六日七分”的方法，并不是《易卦》的排列次序。书中论《春秋》，说王安石贬斥《春秋》不是圣人经典，所以元祐年间诸人多作《春秋解》，并说这是从胡安定先生开始的；考察可知，胡瑗是仁宗时人，没有活到熙宁年间的制度出现。书中论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说熊就是诸侯，而不是野兽；考察《桯史》记载，金海陵王在国内校猎，一天捕获三十六头熊，廷试士人时便以此命题，那么这里的熊是野兽，不是诸侯。书中论《艺文类聚》把鸡称为稽山子、把驴称为庐山公，说吴越毛胜撰写《水族加恩簿》，承袭欧阳询的遗意；考察可知，这些内容其实是《艺文类聚》禽部、兽部辑录的旧文，并非欧阳询所作。书中论伶官，说从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诙谐戏谑进身开始；考察可知，优施远在《春秋》中就已出现，并非始于东方朔；东方朔后来官至大中大夫，也不是伶人。看这三集，大体上可以看出作者本是江湖诗派中的人物，又意气用事、喜欢议论，所以引用考据并不是他的长处，往往像这样颠倒错乱。然而书中所记颇有逸闻，足以供考证参考；他论诗、论文、论时事，也常常有可取之处，这些长处固然也不能抹杀。卷上 我游历江湖，接触过许多前辈，承接他们的余绪，半生钻研，只写成一册《短长录》。秀岩李心传先生见到后说：“我有《朝野杂录》，已经写到戊己年了，借这部书来帮助参订其中的缺漏。”我在端平年间上书获罪，被贬到南方，身边没有带任何书。我想得到这部录本来增补近事，便写信向妻子索取，她回信说：“你的录本又不是《资治通鉴》，对于被贬逐的罪臣有什么用？早就烧掉了。”我整日郁郁不乐，叹息说：“妇人女子，只知道要求一个匹夫保全名节，这篇文章有什么罪过呢？大概人生处在天地之间，只有闲暇中的岁月最难得。假使我孤独地做一个无知无识的东西，与世俗相忘，把笔墨砚台和书籍都看作泥土草芥，当然也可以自得其乐。幸好我的精力气血还没有衰退，难道忍心自己背弃从前与笔砚书籍相伴的生活吗？面对天地，报答日月，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于是追忆旧录，每记一件事，必依据一部书，积累到一百条，便把它命名为《贵耳录》。耳对于人最为珍贵，言语由声音传入耳中，事情由言语听闻；古人有“入耳著心”的训诫，又有“贵耳贱目”的说法。惆怅于前录已经化为灰烬，又庆幸这部集子脱稿；妻子远在千里之外，即使听说有这部录，也来不及发怒烧掉了。在录本末尾叙述这部书的大概情况，私下把它比作太史公的自序。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东里张端义作序。思陵偶然手持一把扇子，原来是祐陵亲笔所画，画的是林檎花上的一只鸜鹆。思陵命曾觌进献诗作，诗说：“玉辇神游之事已经空无踪影，只剩下御笔的文采描绘着春风。年年花鸟都含有无穷的意味，全都留在苍梧山的落日余晖之中。”思陵感动得流下眼泪。《桯史》所记的康与之，并不是这件事。孝宗朝，尚书鹿何年过了四十岁，上奏请求退休。孝宗惊讶地告诉宰臣，问他是什么缘故。鹿何回答：“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到自己的德行配不上职位，所以稍微纠正一下世上那些不知进退本分的人罢了。”孝宗听到这句话，才答应了他的请求。在朝官员都作诗称颂他。鹿何回去后便修筑一座堂，题匾为“见一”，大概取自“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句诗。慈圣有一天见神宗面色不悦，问他为什么。神宗回答：“朝廷大臣中有人诽谤讥刺朝政，想要议罪处置。”慈圣说：“莫非是苏轼、苏辙吗？我曾在仁宗时见他策试士人，仁宗非常高兴，得到两个文士。我问是谁，仁宗说是苏轼、苏辙，朕要把他们留下来给子孙任用。”神宗的脸色逐渐缓和。后来苏轼开始有黄州之贬，在御史台狱中写了两首诗告别苏辙。诗作进呈神宗，慈圣也看到了。诗说：“圣明的君主如苍天，使万物沐浴春光；小臣愚昧暗昧，反而自行送命。百年寿命还未满，先来偿还宿债；一家十口无所归依，又连累了别人。无论何处的青山都可以埋葬我的尸骨，只怕将来夜雨之中，独自为你伤神。愿同你世世代代做兄弟，又结下今生未了、来生再续的因缘。”“御史台中霜气森森，夜色凄凉；风吹动门上的琅珰，月亮渐渐西沉。梦魂萦绕云山，心像鹿一样惊惶；魂魄飞入汤火，性命危如鸡卵。眼前这只犀角般聪慧的孩子，正是我的孩子；死后想到让老妻穿牛衣，实在惭愧。百年之后神魂究竟游向何处？大概会葬在桐乡、浙江以西吧。”苏轼在狱中听说湖州、杭州百姓连续数月为他举行解厄道场，所以有这样的诗句。徽宗在宝箓宫举行醮祭，有一天曾亲自前往。道士伏地上章，过了很久才起身。徽宗问他原因，他回答：“刚才到了天帝所在之处，正遇到奎宿奏事完毕，所以章表才得以上达。”徽宗问：“奎宿是什么神？”道士回答：“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为惊讶，因此后来凡是才能出众的大臣，谗言都不能传入。虽然道士的话出于恍惚迷离，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