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礼记》的《月令》，如今人们都依照陆德明的说法，认为它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第一篇，后来人把它合编进《礼记》，这是错误的。它大概出自《周书》第七卷的《周月》《时训》两篇。蔡邕《玉篇》说是“周公所作”，正是如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本来就是采自《周书》，因此不能说《戴礼》取自《吕氏春秋》，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昼寝”。《论语》说“宰予昼寝”，郑司农解释“寝”是躺卧休息。梁武帝却把它读作“室之寝”，把“昼”读作“胡卦反”，并且说应当是“画”字，意思是宰予在绘画寝室。因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这样曲意穿凿，实在不对。如今人们很少知道它的来由，都以为这是韩文公韩愈所作的训解。“问马”。“伤人吗？”“没有。”如今也有人把“不”读作“否”，说仁者仅次于圣人，圣人难道会只对人仁慈而不对马仁慈吗？所以先问贵重的人，后问低贱的牲畜。然而“乎”字下面难道还要再有语气助词吗？这也是牵强附会。况且这并不是韩公的训解。考察陆德明《释文》已经说：“另一种读法是在‘不’字处断句。”由此可知把“不”当作“否”来读，来源已经很早了。如果确实把“不”读作“否”，那么应当在“乎”字处断句，“不”字单独成句。为什么呢？孔子问“伤人吗”，回答说：“不是。”即没有伤人；然后再问马，另作一读。这难道不比陆德明的说法更好吗？“字辨”。稷下有谚语说：“学识如何，全看点读书籍。”读书的困难，不只是句读和义理，也在于知道字的正音和借音。某个字如果失去本来的平声读法，就会变成另一个字；读上声又会变成某字，去声、入声也会改作某字，平、上、去、入四声转变起来很容易。知道哪些字应当合读、哪些字不应当合读，却很困难，不能一一列举。现在姑且推说一个例子：如“亡”字、“无”字、“毋”字，都是本来读音，并不是借音。如今点书时，每遇到“亡有”二字，必用朱笔标作平声；遇到“母有”也这样。这是因为不知道“亡”“无”“毋”“母”四字的点画各有区别。“亡”字的构形，是从一点一画和“丁”组成的，考察篆文就可以知道。因此“无”字的正体，写法与“亡失”的“亡”相同。“毋”字中间有人形，“毋有”的点画完全相通；“父母”的“母”字中有两点。刘伯庄《音义》说：“凡不是父母之‘母’字的，都读作‘无’字。”正是如此，字书中有说明。又如“元”和“既”〔上无下既〕，如今多混杂书写，陆德明已经论述过了。求学的人希望能由此举一反三，这难道不能使宰予起身吗？“非五臣”。世人多说李善为《文选》作注时立意迂曲烦琐，只是炫耀自己的学问；又因为不懂文章的意义，便竞相推重、沿用五臣注，这是大错。李善广泛征引的内容，并不都是他自己创意的注释。他不愿窃取别人的功劳，凡有旧注的，必定逐篇保存下来，并且题明原注作者的姓字；即使旧注迂曲荒谬，也不删去。若旧注不完备，或他有新的见解，便在旧注中称“臣善”，以便区别。既然保存原注，按例都加以引据，李善再加以续补，这实在是十分周详。世间流传着几种李善《文选》：有初次作成的注本，有重加注释的本子，还有三注、四注的本子，当时很快就被传抄而产生错误。他最后定稿的本子，都解释字音和意义，批注很多，我家幸好收藏了一部。我曾把几种本子合起来校勘，不仅注释的详略有差异，连科段也彼此不同，没有一本像我家的本子这样完备。因此衡量五臣注，才明白它的注释全都出自李善注。开元年间五臣上表，反而排斥李善，难道不是欺骗自己的良心吗？况且李善没有详加说明的地方，五臣想要下笔，理应明确引证根据；仔细观察，却没有不是草率处理的。现在姑且各举一个例子。比如《西都赋》说游猎：“诗少施巧，秦成力折。” 李善说：“许少、秦成，未详。”五臣说：“古代敏捷的人和壮士，搏击格斗猛兽。”施巧、力折本来就是敏捷和勇壮，文章中已经自行解释了，哪里还需要另外说明？况且他们又不知道这两个人出自哪里。又如“作我上都”的注释说：“上都，就是西京。”多么浅近，为什么忽然改动它呢？如果一定要补充李善没有注释的地方，为什么不说：“上都是君上所居之地，也是众人会聚之处”呢？况且秦地的田地属于上上等，难道是因为位居天下之上吗？五臣又轻率地改变前贤文章的意义。李善注说“某字或作某字”，五臣便随之改动；有时李善没有解释而五臣自己也不明白，却随意移改。现在不能一一驳斥，只略举他改字的一例。曹植乐府诗说：“寒鳖炙熊蹯。”李善说：“如今的腊肉称为‘寒’，大概是韩国烹调食物崇尚这种方法。”又引用《盐铁论》的“羊淹鸡寒”和刘熙《释名》的“韩羊韩鸡”作为证据，说：“寒与韩相同。”李善又因为上句有“脍鲤携胎▯▯”，便引用《诗经》“炮鳖脍鲤”作注。五臣同时看见上句有“脍”字，便把“寒鳖”改成“炮鳖”，以迁就《毛诗》的句子。又如子建《七启》说：“寒芳莲之巢龟，▯西海之飞鳞。”五臣也把“寒”改为“搴”。“搴”是取的意思，怎么能和下面的“脍”字相对呢？况且全篇说的都是修治食物的意思，唯独加入这个“搴”字，在道理上很不妥当。上句既然把“寒”改作“搴”，那么下句也应当把“脍”改作“取”。即使这样一联勉强通顺，也和其他句子接续不上。由此可见，子建明明是有意使用“寒”字，怎么能改成“炮”或“搴”呢？这类情况每篇都有。求学的人请留意，就会知道李善最后定稿的本子，足以与日月同久。和五臣注相比，犹如虎与狗、凤与鸡。他们改字，甚至有把“翩翻”与“恍惚”相对时，单独把“翩翻”改作“翩翩”的情况，结果与下句无法照应。李善依照旧本，不避本朝的庙讳；五臣改字避讳，这是应当的。但有些李善本原作“泉”以及年代字，五臣为了显示异同而改字，反而触犯了国讳。这难道只是自相矛盾而已吗？“杜度”。

译世人遇到名和姓读音相同的人，必定称作“杜度”。我有时非难说：“白白地不称他的本名杜度。”那人却冷笑说：“韩文公《讳辨》也引用过这个例子，唯独你不这样说，是妄言。”我见他相信韩文公如同相信周公、孔子，所以不敢和他争辩。回来后自己记下说：“考察《笃论》说：杜伯度，名操，字伯度。擅长草书，曹魏时期因为他的名与武帝相同，所以隐去本名而称他的字。（就像蒯通名‘彻’，字犯汉武帝讳，便称他的字‘通’一样。）后人看见他姓杜、字伯度，便又删去‘伯’字，称为杜度。明明知道‘度’不是他的名字。况且《笃论》是杜恕所作，杜恕也是曹魏时期的人，和伯度实为同族。怎么能不相信杜恕《笃论》的原本，而去听从韩文公后来产生的错误呢？” “《初学记》中的对偶”。《初学记》的月令篇中用“吴牛”对“魏鹊”。吴牛因为不能忍受炎热，见到月亮也喘息。所谓“魏鹊”，则是引用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作为根据，这实在非常疏阔。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魏鸟”呢？汉武帝《秋风词》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如今《月令》既然说“魏鹊”，那么关于秋风的事也该用“汉雁”了。如果只是搜集文字，还有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东海徐公是博学的儒者，怎么会错得如此厉害！“七步”。陈思王曹植七步成诗的敏捷，被运用于普通人身上，倒还可以。如果用来称誉当朝诸王，就很不恰当。为什么呢？七步所作成的诗，就是“燃箕煮豆”的二十个字。仔细想来，它能够用来比拟诸王所作的诗吗？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状》说：“淮南王因食时而受到尊贵，陈思王因《七步诗》而受到称誉。”虽然梁人是在褒扬藩王，本来没有什么忌讳，但确实不够审慎。如果要说诸王才思敏捷，幸好有“十步”之事可以相称而且新颖，为什么不从后魏的故事中选取呢？“渭阳”。征引舅父的事，必定使用“渭阳”这个典故，前代的名公往往也这样做。这是因为没有理解它的意义，怎么能轻率地相互沿袭呢？仔细考察诗文，就应当明白这个词不能随便引用。因此齐代杨▯年幼时，他的舅舅源子恭问他有没有读到《诗经》的“渭阳”，杨▯便号啕大哭，源子恭也对着他抽泣。又有“思恋”两个字，也不能随便使用，它的意义与此相同，所以附带说明，也可以在《诗经》中看到根据。“方寸乱”。如今看见别人稍有疑惑、受到扰乱而不能决定，便戏说：“方寸乱了。”这不只是用错了，实在是非常失言。考察《蜀志》：颖川人徐庶跟随昭烈王刘备率兵南行，被曹公曹操追击击败，徐庶的母亲也被曹操俘虏。徐庶将要辞别昭烈王而去投曹操，便指着自己的心说：“本来想和将军共同谋划王霸大业，靠的就是这方寸之地。如今母亲被他俘获，我的方寸乱了，对事情已经没有帮助了。”于是离开蜀地进入魏国。如果事情与这个典故不相类似，怎么能随意使用呢？如果撰写《节行》《倡娃》一类的传记，引用虽不属于正文，但说到这件事时使用它，才算恰当。“绿竹漪漪”。《诗经·卫风·淇澳》篇说：“绿竹漪漪。”考察陆玑《草木疏》说：“郭璞说：绿竹就是王刍。如今称作白脚苹，有人说就是鹿蓐草。又说：篇竹像小梨，茎红而有节。《韩诗》写作[艹毒]（读作“笃”），也说[艹毒]就是篇竹。”由此明明知道它不是笋竹。如今作辞赋的人都把“漪漪”引来描写竹子，大错特错。当时谢庄《竹赞》说：“看那堂屋中，绿竹漪漪。”便沿袭了这个错误，实在不对。考察谢庄这篇《赞》如果写得好，为什么没有收入《文选》呢？这正是昭明太子萧统弃置它的原因。所以我把陆玑、郭璞的注疏全部引在这里。陆玑的“玑”字从玉旁，不是陆士衡。我的同族人、著作郎祝曾经对此有明确论述。如今秘阁西南廊的新碑，古人的姓名像这样错误很多。因此我撰写《十四代蠲疑史目》，以便辨明真伪。“万几”。“万几”二字出自《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考察孔安国说：“几，是细微的意思。说的是应当谨慎戒备万事的细微之处。”史书说，晋太宗担任丞相时，处理政事往往动辄经历一年。桓温忧虑他办事迟缓而问他，他回答说：“万几之事，哪里能迅速呢？”这个回答真正得到了《尚书》字义的要旨。近来有人把它改作“枢机”的“机”，难道《尚书》以前另有根据吗？我从未听说过。大概是因为汉代王嘉上奏封事时引用此语，误把它写成木旁的“机”。颜师古没有引用孔安国的注来证明。后人又不追究根本，便相互沿袭错误，还说《汉书》本来就这样。却不知道班固、颜师古也在误导后学。“请长缨”。终军请求长缨，如今多数人说成是要用长缨捆绑单于，《分门书策》也这样说，实在令人不明白。考察《汉书·终军传》说：“南越与汉朝和亲，于是派终军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使他入朝，像内地诸侯一样。终军自己请求说，愿意赐给我长缨，我一定把南越王捆来送到宫阙之下。”这段文字十分清楚，为什么还要相互沿袭而违背正史呢？大概是因为《终军传》中有“正要派遣使者到匈奴，终军自己请求前往”的话，紧接着又叙述请求长缨的事，读者误把它们合成一段，于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终军自己请求出使匈奴时说：“我愿竭尽精力，奉命辅佐贤明的使者，在匈奴面前说明祸福。”如今要引用这一事，应当说终军请求在敌廷说明吉凶；否则就应当说他请求长缨来拘系南越王。说用长缨捆绑单于，是贾谊的事，不是终军的事。考察班固的赞语说，贾谊想试任属国官，施行五饵三表来羁系单于，而且也不是用长缨捆绑他。又考察《陈思王表》说：“贾谊二十岁时请求试任属国官，说要系住单于的脖子而控制他的命运。终军年轻时出使南越，想得到长缨，制服南越王，把他拘送到北阙。”由此就可以明确了。“[字形不明]侯”。汉代丞相萧何被封为[字形不明]侯。全天下都读作“鹾”，也有人读作“替”；若有人读作“赞”，反而捂嘴嘲笑他，这实在很可惊讶。邹氏清楚地说：“属于沛郡的读‘嗟’，属于南阳的读‘赞’。”又《茂陵书》说：“萧何的封国在南阳。”综合两家的说法，读作“赞”而不读作“鹾”，是明确的。司马贞确实知道应读“赞”，却不能痛切地指明后世的错误，只说这个字应读“赞”。如今许多人读作“嵯”，使后学看见现在的读法，便都说姑且应该随从众人，这是错误。可以把责任归到司马氏身上。（从文颖、孙检、斐龙驹到小颜一类学者，都读作“赞”，本来不能说如今多读作“嵯”。之所以再举此例，是希望好学者知道司马公的过失。） “柏台鸟”。

译御史台有柏树和鸟，这件事本来就发生在朱博之前。《汉书》叙述朱博请求罢免大司农、重新设置御史大夫时说：当时御史府有一百多间官吏的房舍，井水全都枯竭。府中又排列种植着柏树，常有几千只野鸟栖息在树上，早晨飞走、傍晚回来，称为“朝夕鸟”。后来鸟飞走，几个月不再回来，年长者都觉得奇怪。这是因为史书说御史大夫的职务已经废止，井水枯竭，鸟也离去。两年以后，朱博担任大司空，担心御史大夫的职务长期废止，便无法掌管和匡正法度，于是坚决请求罢免自己所任的大司空，改任御史大夫，愿意竭尽力量做百官的表率。哀帝听从了他。正史记载得十分清楚。如今多数人以为柏树是朱博栽的，鸟是朱博招来的，这是由于《蒙求》有“朱博鸟集而复”一句，《白家六帖》的注引也不完全正确。“除授”。“除”和“授”二字，本来区别得很清楚。如今多数人不能彻底考察它们的意义。俗吏不是通过调任、选拔而获得官职的，都自夸说：“我是堂除。”又有新近任官的人随俗说：“某乙除授某官。”甚至有人在贺信上题写：“送上新除某官。”把“除”理解成除掉，仿佛是在诅咒新官，希望把他除去。考察《汉书》，常说“除其官”，意思是除去旧官职而就任新官。到了晋、宋以后，史书已经不是班固、司马迁那样的笔法，多半不追究义理，有时把授官称作“除”。但记载原话时，意义仍然清楚。姑且举一例：晋王导《让中书监请为三师表》说：“臣请求得以除任中书监，竭诚保傅。”又汉代王彭祖每逢二千石官员到达他的封国，就到除舍迎接。注说：“刚刚受任时所到的馆舍。”这条注也必须仔细体会。如果说是初到的住处，那就是州府的宅第。大概是初次授官、替换调任后所住的馆亭，在临近岔路的地方，所以到那里迎接他。“除”的意义明白如白日，怎么能不懂呢？如今授官、代任而不是新任官职的人，说“有除无授”，只有这句话才恰当。若把任官文书称作“除书”，就是除去前人的旧官职而授予新人。“遍谢”。近来有人因看到授官的说法而问我：“如今新近授官的人，并不是受恩荐举之地，却一一前去致谢礼，难道不是不诚实吗？这实在没有意义。”我说：“这恰恰是旧例。刘歆被授为黄门侍郎时，他的父亲刘向告诫他说：如今你年纪轻轻而得到显要职位，刚刚受任，应当向所有贵人致谢，叩头而谨慎行事，战战兢兢，这样才可以免祸。如今遍行致谢，难道正暗合这个旧例吗？应当实行学者所传的教诲。” 卷中。“甘罗”。世人都说甘罗十二岁时做了秦国丞相，这是大错。考察《史记》说，甘罗侍奉丞相吕不韦（《战国策》说是吕不韦的庶子），因游说赵国取得功劳，才开始被封为上卿，从未做过丞相。担任秦国丞相的是甘罗的祖父，名叫甘茂。“押牙”。武职令中有“押衙”这一名目。“衙”应当写作“牙”，这个职名不是押守衙府，而是掌押牙旗。如今又有“押节”之类的职名。考察《兵书》说：“牙旗，是将军的旌旗。”所以必定要在门前竖立牙旗。因此史传都写作“牙门”。如今“押牙”既然写成“押衙”，那么“牙门”也要写成“衙门”吗？“扬州”。扬州，是因为当地风俗轻浮张扬，所以用“扬”来称呼这个州。如今写作杨柳的“杨”，是错误的。“星货”。店铺中有的用筐，有的用笸箩，有的倚放，有的悬垂，把货物像鱼鳞一样排列出来出售，称为“星货铺”，是说货物种类繁杂、排列密集，如同繁星。如今俗称“星火铺”，是错误的。“合酱”。民间多在正月晦日制作酱，这一天偶然没有空做，便说“时机已经错过了”，这是大错。考察过去，卫国的政令催促百姓在正月制作酱。那时农事尚未开始，让百姓趁着这段空闲准备一年调和食物的用品，所以假意说：“雷声响了还不制作酱，肚子里就会响雷。”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如今百姓不要在二月、三月制作酱，担心妨碍农事。如今不亲自耕作的人家，何必以正月晦日作为期限，也不必躲避雷声，只要问制作豆酱是否合乎方法就行了。“座前”。身份低微的人给宗族亲属和近亲写信，必定称“座前”，这是比“几前”低一等的称呼。考察“座”字，是坐在床上的意思。就是说，卑微的使者不敢亲手递交，把书信放在对方所坐的床前，等有空时再打开，表示不敢直接进见。如今有时给朝廷内外的人写信，称“座前”便认为尊重，称“空前”便认为轻慢，于是又创造出“坐前”，其实没有意义。这个“坐”字既不居于下方，岂不是让前人坐在地上，极不合礼吗？不如直接说“座”字空着“前”字即可。（至于“阁下”一词，考察《礼记》说：“凡诸侯朝见、会遇，傧介奉行使命、传达文书时，不直接指斥对方。因此对天子称陛下，对太子称殿下，对公卿以下称阁下。”有时也称“执事”“足下”“侍者”。应劭说：“这大概是逐渐进言的措辞。”如今不论贵贱，通用书信都称“阁下”，“执事”“足下”已经不再使用；“侍者”二字，则转用于道士、僧徒、山人、处士之类。唉，难道只有这一两个字被滥用吗？把这些称呼借给行路之人，用来谄媚他们的富贵，甚至降低慈、孝一类本不应谦称的字眼，这成什么体统！） “起居”。身份低微的人写信，又要在结尾说：“附上书信，问候起居。”在“状”字下面应当加“候”字。考察王肃说：“起居，就如同说动静。”如果不加“候”字，难道可以只说“附上书信，问候动静”吗？语意既不完整，道理也就不通，末吏写的简短书信也是如此。“不仅”。如今书信的题辞中多说“不仅人情”。“仅”字训释为“劣”，“不劣人情”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仅旬”“仅别”，这样的用法还可以；否则，交往便不合人情了。“彭原公”。如今人们多传说，已故丞相彭原李公对他的儿子李廓说：“我不如你，因为你有好儿子。”这是说李廓的儿子李画很早就擅长辞赋，而李廓自己却不能辨别字形。考察刘氏《代说》记载，张凭的父亲没有才干，张凭的祖父张镇对张凭的父亲说：“我不如你，因为你有好儿子。”当时张凭只有几岁，拱手回答说：“祖父怎么能拿儿子来戏弄父亲呢？”好事者见彭原公还会说诙谐话，便把这个故事移到他身上，用来博取一时的笑谈，却不知道这样极大地损害了丞相的名声，实在是深深诬蔑他。否则，彭原公难道没有见过张凭的故事吗？（有人说，这是彭原公引用旧事来勉励李廓。） “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