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堂文集卷一

译依我看，孔子既然说是坟羊，就应当是坟墓中的土羊，是陶器出现以前的遗物。太古时候，人们把羊作为牲畜饲养。羊性情驯顺，能与人相处，所以人们喜爱它，便用土塑成羊，作为玩赏之物，或者作为宗教仪式用品，死后还用它陪葬，把它藏在土罐中，如同后代使用明器。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说是坟羊。可是记述者想夸耀圣人见识广博，于是把它说成土中的怪物，又借木怪、水怪等说法来附会，反而丢失了事情的真实面貌。我们读书考古，应当具有独到的见识，才不会被古人欺骗。假使这个坟羊在今天被发现，用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民俗学来研究，一定会有很大收获，又何必说成怪事呢！○说在宥 关于自由的说法，如今正盛行。西方翻译者把它译为“解放”，意思反而成了束缚。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确实不是束缚，但仍然没有达到至善的境界。连横说：我读《在宥》一篇，感叹庄子真善于谈论自由。“在宥”和“自由”读音相近，但“在宥”的含义更精确。为什么呢？“在宥”是顺应天则，“自由”则属于人为。因此说：“只听说任天下万物自然存在并得到宽容，没有听说过治理天下。”所谓“在”，是怕天下万物放纵本性；所谓“宥”，是怕天下万物改变其德性。天下万物不放纵本性、不改变德性，哪里还需要治理天下的人呢？唉！周代末年，各种异说蜂拥而起，有的拔高德性而堵塞本性，有的踮脚标举仁义，有的坚持刑法，有的鼓动兵争，使天下受到扰乱；而南华真人庄子独自揭示“在宥”之道，向众生普遍宣告，以大慈大悲之心，具备无为无名的道理。庄子真可以说是中国的自由之神啊！○墨子弃姓说 墨子是中国的圣人，只有孟子斥责他“无父”；这固然是孟子的过激之言，不足以损害墨子的人格，反而足以彰显墨子的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墨子本来就主张兼爱。墨子说：“圣人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事业，就必须知道祸乱从哪里产生。祸乱产生于人们互不相爱。儿子只爱自己而不爱父亲，所以损害父亲来使自己获利；弟弟只爱自己而不爱哥哥，所以损害哥哥来使自己获利；臣子只爱自己而不爱君主，所以损害君主来使自己获利。这就是所谓祸乱。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哥哥不慈爱弟弟、君主不慈爱臣子，这也同样是天下所谓的祸乱。”（《兼爱上》）墨子所说的父子、兄弟、君臣之道，难道不是儒者之道吗？既然是儒者之道，孟子为什么又斥责他“无父”？回答是：墨子确实实行兼爱。实行兼爱，所以抛弃姓氏。人之所以自私，是因为有自我；又因为有自己的祖宗和子孙。如果抛弃姓氏，就会把别人的祖宗看作自己的祖宗，把别人的子孙看作自己的子孙，这就是没有私心，是天下的公义。主张天下公义，孟子为什么又斥责他“无父”？回答是：因为墨子抛弃了姓氏。抛弃姓氏，就与儒者之道不同。成周的制度中，宗法极其明确：诸侯建立国家，大夫受赐氏，男女分别姓氏，辨别亲疏，彰明贵贱。姓氏的界限，是为了彼此不相亵渎。墨子却抛弃了它，这就是孟子斥责他“无父”的原因。而且墨子曾向史角学习。史角是周代的太史，有名而无姓；古籍中所载的周史，如史任（武王的史官）、史佚（成王的史官）、史籀（宣王的史官）、史鱼（卫国的史官）、史墨（晋国的史官），也都只有名而没有姓。为什么呢？史官是天下公器，所以先抛弃个人的私有身份，然后才能辨明是非，作为当世的法则。墨子诵读百国的《春秋》，通晓天人之间的关系，明白治乱的根源；他的行为卓异，学问精微，道路艰苦坚定，强毅地成为墨者的宗师，并且想取代儒者的地位，所以孟子斥责他。但孟子的斥责，反而使墨子兼爱的精义更加足以在天下发扬。○墨为学派说 墨子既然抛弃了姓氏，为什么还称作“墨”？回答是：“墨”是学派的称号，并不是姓氏的称谓。为什么这样说？墨子自己本来就这样说。《小取》篇说：“墨者有人根据这一点来反对它，也有人没有这个缘故。”又说：“墨者有人根据这一点来反对它，也有人没有这个缘故。”这里的两个“墨者”，指的都是学派的称号，而不是姓氏的称谓。不仅墨子这样说，孟子也这样说。孟子是抨击墨子的人，却说“墨者夷之”，又说“墨者的丧葬”（《滕文公上》）。所谓“墨者”，是学派的称号，而不是姓氏的称谓。而且不只是孟子这样说，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也这样说。这四位都是战国时代通晓各家学术、评论学术的人。庄子说：“后世的墨者大多穿粗毛皮衣，穿高底鞋，日夜不停，把自我劳苦作为最高标准，说如果不能这样，就不是禹的道路，不足以称为墨者。相里勤的弟子、五侯一派的人，以及南方的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类，都诵读《墨经》，却相互背离、诡变不同，彼此称为别墨。”（《天下篇》）所谓“后世的墨者”“南方的墨者”和“别墨”，都是学派的称号，而不是姓氏的称谓。荀子说：“所以，墨家的学术如果真正实行，天下就会崇尚俭约而更加贫困；反对战争却天天发生争斗；劳苦困顿越来越严重，却更加没有功效；忧愁悲戚，不提倡音乐而每天更加不和谐。”（《富国篇》）所谓“墨术”，是学派的称号，而不是姓氏的称谓。韩非子说：“当世显著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是孔丘，墨家的代表是墨翟。自墨子死后，有相里氏一派的墨者，有相夫氏一派的墨者，有邓陵氏一派的墨者。所以孔子、墨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显学篇》）所谓相里氏的墨者、相夫氏的墨者、邓陵氏的墨者，都是学派的称号，而不是姓氏的称谓。

译《吕氏春秋》说：孟胜是墨者的巨子，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善，奉命守卫封国。楚王去世后，群臣在丧所攻打吴起，阳城君也参与其中，楚国因此治罪于他。阳城君逃走，楚国收取了他的封国。孟胜说：“接受了别人的国家，却没有力量禁止祸乱，不能为此而死，是不可以的。”弟子徐弱劝谏说：“如果死去对阳城君有益，死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益处，反而使墨者在世上断绝，就不可以。”孟胜说：“不是这样。我对于阳城君，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属。如果不死，从今以后，有人寻求严正的老师，就一定不会到墨者中来；寻求贤能的朋友，就一定不会到墨者中来；寻求良臣，也一定不会到墨者中来。为此而死，是用来实行墨者的义，并延续墨者事业的。”（《上德篇》）又说：腹■〈黄享〉是墨者的巨子，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年老了，又没有其他儿子，我已经命令官吏不要杀他。”腹■〈黄享〉回答说：“墨者的法令是，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是用来禁止杀人伤人的。大王虽然命令官吏不杀他，腹■〈黄享〉也不能不实行墨子的道。”（《去私篇》）所谓“墨者巨子”，就是一家学派的宗师，而党徒遍布秦、楚。而且还想把自己所守持的义、所制定的法施行于天下，以昌盛自己的教义；这就说明所谓“墨者”是学派的称号，而不是姓氏的称谓。（此外，像《胡非子》《淮南子》《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还有许多相关记载，这里不一一引用。） 既然如此，墨子为什么又称为“墨”？《庄子·天下篇》说：“不向后世奢侈，不被万物耗费，不以繁琐的制度炫耀自己，而用绳墨来约束自己，以应付世间的急难。古代的道术中有属于这一派的。墨翟、禽滑厘听到这种风气便喜爱它。”墨子之所以被称为“墨”，就是因为他用绳墨自我约束，以应付世间的急难。战国七国时期，诸侯放纵恣肆，处士纵横议论，战争和劳役不断，百姓无法安生。而儒者戴着章甫冠，穿着缝掖之衣，举止从容而合乎礼，却空谈仁义，没有实际帮助。墨子对此加以非难，所以称道说：“从前禹堵塞洪水、疏通江河，使四夷和九州相通，有名山三百座，支流三千条，小河更是数不清。禹亲自拿着槁和耜，九州往来治理天下的河流，腿肚没有肉，胫部没有毛，任凭大雨冲洗，任凭大风梳理，使万国安定。禹是大圣人，身体劳苦天下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后世的墨者大多穿粗毛皮衣，穿高底鞋，日夜不停，把自我劳苦作为最高标准。说如果不能这样，就不是禹的道路，不足以称为墨者。”（《天下篇》）墨子怀抱拯救世人的志向，涵养仁爱、奔赴正义，排斥礼制文饰，穿粗毛皮衣，着高底鞋，日夜不停，把劳苦作为最高标准；由此可知，墨子衣服的颜色和质地大概都尚黑。《吕氏春秋·贵因篇》说：墨子拜见楚王，穿着锦衣，吹着笙，这是顺势而为。墨子崇尚节俭，为什么穿锦衣？墨子反对声乐，为什么吹笙？大概是为了拜见楚王并用大道劝说他，所以只是顺应一时的需要。由此可知，墨子平日衣服的颜色和质地了。而且墨子尊崇上天，明信鬼神，俨然成为一种宗教的教祖，就像异域佛教比丘的黑色僧衣、景教修士的黑色服装一样，抱持朴实、守护真性，刻苦磨炼、激励志向；使人忧，使人悲，本来就是把黑色作为崇尚的颜色。《贵义篇》说：“墨子向北到齐国，遇到占日者。占日者说：上帝今天要在北方杀死黑龙，而先生面色黑，不能向北走。墨子不听，于是向北走到淄水，没有成功便返回。”由此可见，墨子之所以称“墨”，不只是因为衣服黑，连容貌也黑。墨子是圣人，以拯救世人为急务，奔波于风尘之中，只是要使后世的墨者一定自我劳苦，以腿肚无肉、胫部无毛互相勉励罢了。因此庄周评论他说：“墨子真是天下最可爱的人啊！想求得这样的人却得不到；即使憔悴枯槁也不舍弃志向，真是有才之士啊！”我论说墨子，考察他的意志（用绳墨自我约束），考察他的衣服（穿粗毛皮衣），观察他的容貌（先生面色黑），那么“墨”是学派而不是姓氏，就十分清楚了。既然如此，墨子抛弃姓氏，是因为确实行兼爱；实行兼爱，就是捐弃天下人的私利、寻求人类的幸福，所以他适宜成为一代人的宗师，经过二千二百多年，道理将要显扬。○《尔雅》岁阳、月阳考 《尔雅》是中国最古老的辞典，相传为周公所作，有人说它是用来保育百姓、教导国子；这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学者把它视为珍宝。史书称大挠创制甲子来记载岁时。大挠是黄帝的臣子。甲子的使用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然而《尔雅》中有“岁阳”“月阳”的名称，说太岁在甲称“阏逢”，在乙称“旃蒙”；又说正月叫“陬”，二月叫“如”。自郭璞以来，没有人为它作注。我私下认为，“岁阳”“月阳”这些名称，应当是外来的语言。成周时期，文化广泛传播，四方民族相互交通，所以设置象鞮来翻译他们的语言。如果从声调来判断，又应当是楚语。为什么呢？“岁阳”“月阳”的名称，《诗经》《尚书》和《春秋》三传都没有记载，只有《离骚》使用它们，这一定是楚方言。楚国是南方大国，偏处荆蛮之地，声名文物与华夏不同，所以孟子有齐语、楚语的分别。《离骚》是楚国文学的代表作，使用了很多方言；例如把“荃”当作君，把“羗”当作“爰”，把“些”当作“兮”，这就是它的不同之处。《左传》记载楚人称虎为“于菟”，称乳为“榖”。如果不是左氏的记载，那么“斗榖”“于菟”这些名称至今也无法解释。而且从语调来说，中原的名称多用一个字，偶尔有两个字，从没有用三个字的。所以这些一定是外来的语言，尤其是外来的楚语。由此可以看出周代交通的广泛，以及南北两个大民族的接触、融合和发展，最终产生了璀璨斑斓的文学，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现将岁阳、月阳列在下面，以考察它们的不同。岁阳 甲：阏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强圉；戊：着雍；己：屠维；庚：上章；辛：重光；壬：玄黓；癸：昭阳。岁名 寅：摄提格；卯：单阏；辰：执徐；己：大荒落；午：敦牂；未：协洽；申：涒滩；酉：作噩；戌：阉茂；亥：大渊献；子：困敦；丑：赤奋若。月阳 甲：毕；乙：橘；丙：修；丁：圉；戊：厉；己：则；庚：窒；辛：塞；壬：终；癸：极。月名 正月：陬；二月：如；三月：寎；四月：余；五月：皋；六月：且；七月：相；八月：壮；九月：玄；十月：阳；十一月：辜；十二月：涂。○中国玉器时代考 人类文明的开端始于石器，后来发展为铜器，又发展为铁器；从中可以类推进化的足迹。我认为，中华民族的进化过程，在石器、铜器之间还存在玉器阶段，可以称为玉器时代。那么中华民族在诸夏建立居所，也应当是在这个时代。

译中华民族原本居住在西方，在昆仑山以北。昆仑山是著名的产玉之山，所以《尔雅》说：“西北方的美物，有昆仑山的璆琳琅玕。”中华民族既然居住在产玉的地方，便磨治雕琢玉石，把它作为信物和祥瑞。向东迁徙以来，仍沿袭这种习惯，世代守护旧有器物，把它们珍视为极大的宝物。《易·系辞传》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河图、洛书是古代的玉器，中途遭遇洪水流入黄河、洛水，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并不是果真有龙马呈现祥瑞。《尚书·尧典》说：“收集五种瑞玉。”注说：“这是公、侯、伯、子、男所执持的信瑞。”《周礼·大宗伯》说用玉制作六种瑞器，以区别各诸侯国的等级：王执镇圭（注：长一尺二寸），公执桓圭（注：长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注：都长七寸），子执榖璧，男执蒲璧（注：直径都为五寸）。又说：“用玉制作六种礼器，以礼敬天地四方；用苍璧礼敬天，用黄琮礼敬地，用青圭礼敬东方，用赤璋礼敬南方，用白琥礼敬西方，用玄璜礼敬北方。”所以古代朝会、观礼和祭祀，全都以玉为主要用品。到了周代仍然如此。封禅泰山、梁父山的共有七十二代，都埋玉来告祭功绩。到了汉代仍然如此。这样看来，中国使用玉的历史很久，用途也很广。因此，军旅器物（玉斧、玉钺之类）、丧葬器物（含玉、瑁玉之类）、观测器物（璇玑、玉衡之类）、符节印玺器物（琬琰、苕莘之类）、饮宴器物（玉斝、玉杯之类）、服饰器物（环、玦之类），没有不用玉的，贵重得足以成为国家宝物。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所以想研究中国太古时代的文明，应当从玉器着手考察。大概自从向东迁徙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已经不是使用石器的人了。中国存在的石器，必定是三苗、淮夷、莱夷的遗物，不能拿来作为华夏民族的例证。○支那考一 甲午以后，日本人称中国，常常说“支那”。华人听到后，认为这是轻蔑之称。但“支那”二字出自佛典，有的写作“支那”，有的写作“指难”，都是梵语，只是语音有缓急。《华严经》把它译为“汉地”，《婆沙论》的译文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那”，意思是文物之国；二是“指难”，意思是边远鄙陋之地。《大唐西域记》把“摩诃支那”译为“大汉国”，这是因为中西交通始于汉代，就像《汉书》把“罗马”称为“大秦”一样。“支那”二字又写作“震旦”。《唐书·西域传》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玺书慰问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国王问国人说：自古以来，是否曾有摩诃震旦的使者来到我国？众人都说没有。于是国王膜拜着接受诏书。“震旦”有时写作“真丹”，有时写作“旃丹”。“摩诃”是梵语，译为“大”。有人说“震旦”有日出的意思，因为中国在天竺的东方。“摩诃震旦”就像说“大东”。○支那考二 我以前撰写《佛教东来考》，认为中国与印度的交通远在西周以前，大概就在释尊时代。《华严经》中已经有“真旦”这个名称，“真旦”就是“震旦”，也写作“支那”，意思是文物之邦。因此“真旦”这个名称早已流传于天竺，并不是由“秦”字转音而来。苏曼殊是一位奇异的僧人，国学造诣深厚，曾居住印度学习梵文。他在给玛德利马溯处士的信中说（见《南社丛选》卷三）：曾听天竺遗老说，从前民间耕种，只能依靠手指上的血来劳动。后来看到中原人带来了犁、耒、耜等器具，百姓都惊叹不已，这才知道可以仿效。从此便称中原人为“支那”，汉语意思是机巧聪慧。这一名称也见于《摩诃婆罗多族大战经》。《摩诃婆罗多族大战经》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写作于震旦的商代，当地一向没有译本，只有《华严经》偶尔提到它的名称。这样看来，商代时天竺已经称中国为“支那”，并且见到中国人而使用他们的器具。那么我说中国、印度的交通远在西周以前，应当不是凭空臆测。于是引用曼殊的话来证实我的说法。○佛教东来考 台湾的佛教传自中国，而中国的佛教始于汉明帝时期。史书称，汉明帝曾梦见金人入梦，于是询问群臣，博学之士傅毅上奏说：“臣听说西方有圣人，名字叫佛。”于是派中郎将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到西域寻求佛教。他们到了月支国，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得到佛像和梵文佛经，用白马驮载，于永平十年抵达洛阳。汉明帝非常高兴，修建白马寺让他们居住。这是汉地佛寺的开端。迦叶摩腾、竺法兰奉诏共同翻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汉地佛经的开端。佛教传入东方，并不是始于汉明帝，诸书所记大约有几种说法。第一，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携带佛经来教化，秦始皇认为他们的风俗奇异，便把他们囚禁起来，夜里有金人撞破门而出（《朱士行经录》）。第二，汉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征伐匈奴，经过焉支山，得到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带回，汉武帝把它安置在甘泉宫（《汉武故事》）。第三，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看见灰烬，询问东方朔。东方朔说：“请询问胡僧。”胡僧回答：“这是劫灰。”（《拾遗记》）第四，刘向在天禄阁校书时，往往看见佛经；又考察自古以来得道成仙的人共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经见于佛经（《刘向列仙传序》）。第五，汉哀帝寿元年间，博士景宪等出使月支国，口头接受了浮屠经（《魏略·西戎传》）。此外还有可以考证的记载。可见佛教传入东方已经在东汉以前。只是汉明帝修建寺院、翻译佛经，又在西阳城和显节陵上绘制佛像，向百姓显示，所以人们把他看作佛教传入的开始罢了。我读日本人所写的书，书中说日本祭祀药师如来，是由徐福传入的。这本书的书名偶然忘记了，但近来的杂志曾引用过它。徐福是秦代博士，秦始皇命令他寻求仙药，后来于是到了日本。既然秦代已经有药师如来，那么佛教传入东方应当在春秋末年。因此有人把《列子》“西方有化人”一句看作指释迦牟尼。

译考察释迦牟尼降生的说法，各种传述并不一致。摩腾对汉明帝说，他出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死于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周书异记》也说，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有光照到宫殿前，周昭王询问太史苏由。苏由回答：“西方将有大圣人出生，再过一千年，他的教法将流传到这里。”然而周昭王在位只有十九年，并没有甲寅年。有人认为是周桓王乙丑年（《什法师年纪》），有人认为是周庄王甲午年（《开皇三宝录》）。异说纷纭，没有统一结论。唐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命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人与沙门法琳详细考核年代，才确定为周昭王丙寅年出生，周穆王壬申年入灭。这样看来，摩腾所谓二十四年甲寅，应当是十四年丙寅，是传写造成的错误。列子是鲁穆公时代的人（柳宗元《辨列子》），距离佛成道大约四百年。当时健驮罗国王迦腻色迦深信佛法，专心尊崇、弘扬佛法，或许佛教就在那时已经传入震旦，列子曾经听闻它吧？列子的学说虽然继承老子，但其中关于虚无的论述常常与佛经相同。而且他的书喜欢谈西方，例如黄帝梦游华胥、周穆王游昆仑，实际上都有其事，并不是寓言。大概在释迦牟尼时代，震旦与天竺已经有贸易往来。凭什么考证？可以从《楞严经》考证。《楞严经》说：“如果各位比丘不穿用东方的丝、绵、绢、布。”这里所谓“东方”，应当指震旦。为什么呢？震旦是养蚕植桑的国家，广泛惠及众生，直到今天仍然兴盛。所以在西周之际，东西方商人已经往来，根本不必等到张骞凿通西域以后，才知道有身毒。我们民族原本居住在华胥，即今天帕米尔一带。黄帝进入中原居住，平定各个苗族，开始建立大国，所以仍以“华”作为族名。唐尧时期，洪水泛滥，交通道路稍有阻塞。但到了周穆王时，仍然驾着八骏之车登上昆仑山，拜见西王母，赋诗唱和，足以说明东西方交通并非始于汉代，佛教传来得也已经很早。《列子》记载孔子说：“西方有圣人，不治理却不混乱，不说话却自然取信于人，不教化却自然推行教化，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给他命名。”（《仲尼篇》）周代所说的西方，实际上是犬戎。犬戎并不是礼义之国，哪里会有圣人？当时天竺佛教正在兴起，声名和文化光辉照耀四海，所以列子听闻其事，称赞它，并且引用孔子的话加以赞美。这样看来，佛教传入已经早于孔子。《列子》又说：“周穆王时，西方极远之国有化人来到，能入水火，使山川倒转，千变万化，变化无穷。周穆王把他敬若神明，在终南山上修筑通天台，高达千仞。”《天人感通传》把化人解释为文殊菩萨。周穆王的第二个儿子在沁水以北的山中石窟（今山西上党）造了迦叶佛像。周穆王又在鼓山迦叶佛的旧寺重建竹林寺，请五百罗汉居住其中（这部书是唐代一位神异僧人所记）。《文殊泥洹经》说，佛灭度以后，文殊到雪山为五百仙人说法。雪山就是葱岭，蜿蜒向东延伸，直到终南山。这样看来，列子的言论有刘向所说的记载作为证明，事情确实有根据。秦政焚烧书籍，佛经也因此亡失，但震旦有佛塔，见载于《阿育王传》。震旦就是中国，也写作真旦、支那，意思是文物之邦。《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说：“真旦国土有菩萨的住处，名叫那罗延山，过去诸佛常常住在那里。”可见在释迦牟尼时代，心王菩萨已经知道震旦；那么东西方交通更早在西周以前，只可惜史书没有记载，于是茫然不明，难以考察了。可悲啊！○东西科学考证（讲演稿） 我今晚想要讲的，是东西方科学的考证。世界上有两大文明：一是东洋文明，一是西洋文明。近来有人认为东洋文明是精神性的，西洋文明是物质性的；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精神之外也有物质，物质之外也有精神。不过，东洋比较重视精神而轻视物质，西洋则比较重视物质而轻视精神。这固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结果。东洋学说以孔子为宗旨，而孔子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不谈物质。老子的无为、庄子的自然、墨子的节俭，对于物质甚至加以排斥。西洋则是个人主义，所以卢梭讲自由，边沁讲功利，康德讲幸福，斯宾塞讲优胜劣败，大多趋向于重视物质。这就是东西方的不同。西洋物质文明的发展，至今已经十分兴盛。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科学进步，使科学的实际功用越来越大。东洋并不是没有科学。我想从中国旧籍所记载的内容中摘取一二来供研究，也可以算作对今日科学的考证吧。

译中国科学最早的发明，首推天文学。自大挠创制甲子以后，羲和便能够确定四时。尧典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安国注释说：“‘在’是观察的意思。玑是观测天文的器具。玑用来转运，衡是横向的箫管。玑的直径八尺，圆周二尺五寸有余。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从下端向上观望，用来占测星辰吉凶的征象。七政，就是日、月和星辰。”尧典是四千年前的书，可见四千年前的人已经能够用仪器测量天象。到了汉代，张衡又制造浑天仪，用来模拟天体，于是天文学更加显著。地球以及金星、火星、水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是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太阳确实很大。然而太阳光线射到地面，只超过七分钟；其他星体的光线，有的需要数小时，有的需要数日，有的需要数年，有的需要数十年、数百年。距离地球越远，光线到达得就越久。太阳虽然很大，却还只是其他恒星系统中的一颗星，而其他恒星也各自是别的恒星系统中的星体，森罗万象，直到无穷无尽，其中最大的是北辰。《论语》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北辰确实巨大，只是我们看不见它的旋转罢了。《淮南子》说：“太阳中有踆乌。”注释者不知道“乌”是黑色，竟把它解释成“鸟”，于是把“金乌”“玉兔”当作形容日月的词语；这种谬说相沿至今，听来实在可笑。乌，就是黑色。说太阳中有乌，是说太阳中有黑点。太阳中为什么会有黑点？近代西洋学者潜心考察研究，提出的说法纷纷不一。英国人侯失勒断言：“太阳整体的状态，不是人间一切电和火所能比拟的，这是第一点。金属之气上腾，化成光轮，包举整个太阳，光明炽盛，这是第二点。太阳球体中部左右，就像地球的赤道和温带，常有强大的力量旋转，形成羊角飓风一类的现象，这是第三点。旋转处的中心形成空虚，外部压力向内挤压，物质微粒向外吸引，于是轻虚，热度骤然降低，气体凝结冻结，便能够隔绝光线，这是第四点。根据这四种道理，黑点的情形大概可以定论了。然而在两千年前，当时还没有望远镜，《淮南子》却已经能够说到这一点，岂不是奇异吗！” 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由法国人哥白尼倡导。等到哥伦布发现美洲，这种说法更加得到证实。然而《大戴礼》记载曾子说：“如果果真天是圆的而地是方的，那么四个角就不可能覆盖周全。”《周髀算经》注说：“大地向四旁倾斜，形状像倒扣的盘子。”这难道不是地球是圆形的说法吗？《书·考灵曜》说：“大地永远不停地运动，而人却不知道。”《春秋命苞》说：“大地向右转，以迎合天体。”《阿图括地象》说：“大地向右运动，从毕宿开始。”这难道不是地球呈圆形并且在运动的说法吗？《素问》说：“大地在天空之中，由大气托举着。”《易纬·乾凿度》说：“大地每天运行一度，由风轮扶持着。”这难道不是说大地内部有空气、大地之外有以太吗？《庄子》引用惠施的话说：“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国以北、越国以南。”燕国以北是北极，越国以南是南极，南北两极是地球的中轴，也就是地球的中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邹衍说：“中国名叫赤县神州，内部自有九州，这就是大禹划定的九州，不能算作州的数目。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地方还有九个，这才是所谓九州。九州之外有小海环绕，人民、禽兽都不能彼此往来。” 能够互相往来的地方，如同一个区域的，才算作一州；这样的州有九个，外面又有大瀛海环绕。”当时的人认为这话荒诞怪异。以今天大地交通的情形来看，亚洲之外有欧洲、非洲、美洲、澳洲，而中国不过是亚洲的一部分罢了。邹衍又说，九州之外有八綖，八綖之外有八纮，八纮之外有八絯。这样看来，世界之外还存在世界，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只不过很小而已。《旧约·创世纪》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信奉耶稣教的人没有不相信的。近一百几十年来，达尔文创立进化论，说人类由猿类演化而来。今天非洲的猿类中，仍有与野蛮人相似的种类。他的学说一经提出，便风靡学术界，神权也失去了依据。然而《庄子》引用列子的话说：“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和猿本来同祖，亲缘系统较近；马演化成人，则还要经过若干阶段。因此，达尔文追寻演化的痕迹，考察递变的过程，所以说得精细；列子只是举出大略，究其根本，都是进化论。近代科学中最进步的，莫过于电、光、力、化学。秦汉时代的书籍中已经颇有论述。关尹子说：“石头互相撞击会产生光，雷电依凭气而产生，可以用这种方法制造。”这不就是电学的论述吗？墨子说：“面对镜子站立便出现影子，两道光夹着一道影子。脚被下面的光照到，所以影子形成在上面；头被上面的光照到，所以影子形成在下面。镜子靠近中间，镜中所照的人就大；光源远，镜中所照的人就小。”这不就是光学的原理吗？他又说：“均匀发力、均匀悬挂，轻重不同就会使发力断绝；不均匀而能调匀，断绝之处就没有不能连接的。”这不就是力学的原理吗？他又说：“同样重量的物体，类别相同或不同；两个物体若不相合，便不属于同类。”亢仓子说：“大地脱落而成为水，水脱落而成为气。”《淮南子》说：“炼土生成木，炼木生成火，炼火生成云，炼云生成水，再反过来生成土。”至于烧汞成丹的方法、点石成金的术法，方士说得尤其详细。这不就是化学的应用吗？数学的精密，没有比《周髀算经》更突出的。测量大地、推算天体，都有完整的程序。欧洲所讲的几何学，被称为从东方传去的古老方法。至于笔算，相传起始于宰予，历代承袭，历来都有杰出数学家；与西方人相比，也没有什么可多让的。《灵枢》《素问》是中国医学的祖本，其中的理论精微，可以用来参究自然造化。《李时珍本草纲目》尤其受到西洋学者的称许。至于易筋的技法、洗脑的方法、祝由的科目以及伤寒的理论，各有各的专长，不能轻易抛弃。可惜后人学习不专心，传授又不真实，于是冒昧从事，终于受到世人的讥笑。然而比较中西医学，尚且不能断定哪一方优劣。

译制造器物的技术，古代称为方伎，能够开发万物、成就事务、造福众生，只是不应当用来制造奇巧淫技的器物。《路史》记载黄帝与蚩尤交战，蚩尤制造了大雾。黄帝于是制造指南针。《周书》说，成王时，越裳氏进贡白雉，迷失道路，周公制造指南车送他们回去。这说明两千多年前，甚至五千年前，人们已经知道磁石的用途；后人于是仿照这种方法制造罗盘，以便利航海，并传到西洋。五洲相隔遥远，因此得以交通，都是磁石的功劳。用土圭测量日影，用铜漏传报更次，难道不是钟表的起源吗？《朝野佥载》（唐张鷟撰）说，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进献一名工匠，制造十二辰车，车转回到正南方时，午门便开启，车上的马头人像便出现；车向四方转动，丝毫不差。《元史》说，元顺帝制造的宫漏，有玉女捧着表示时刻的筹，时间到了便浮在水面上；左右有两位金甲神，一位悬钟，一位悬钲；到了夜间，神人便按照更次按时敲击。这就是今天的时钟，而且精巧奇特之处还胜过西方人。《三国志》记载，诸葛亮讨伐魏国时，用木牛流马运输粮食。《诸葛氏集》详细说明了它的制作方法，后人于是多有仿制。《异僧传》记载，唐代有一个和尚骑木驴，能够登山远行。拿它同今天的自行车、汽车相比，又怎么样呢？《宋史》记载，杨么在洞庭湖制造火轮船，用轮子激水，航行自如。后来明代郑和出使西洋，所制造的船只，构造尤其精巧。拿它同今天的火轮船相比，又怎么样呢？袁子才《新齐谐》记载，乾隆年间，江秀才慎修用一根竹筒制作器物，中间用玻璃作盖子，设有钥匙可以打开；打开后对着竹筒说上千句话，说完便关上。千里以内的人打开竹筒，把耳朵贴在旁边，声音宛如仍在筒中，好像面对面交谈一样。超过千里，声音便逐渐消散，不能完整听到。它名叫“寄语”。拿它同今天的留声机相比，又怎么样呢？飞行的技术，古代已经有人谈到。庄子说列子驾着风飞行，轻妙自在，十五天以后才返回；这还只是想象之辞。至于公输子削木制成鸟，能够飞上天空三天才落下，那么就是能够借助机器飞行了。《杜阳杂编》（唐苏鹗撰）记载，飞龙卫士韩志和擅长雕刻木头，制成鸾、鹤、乌鸦、喜鹊的形状，饮水、啄食、悲鸣，都与真的没有区别。把机关放在腹内发动，木禽便凌云奋飞，可以飞到一百尺高，到了外面一二百步才开始降落。不过这只是木制的鸟。《拾遗记》说，秦始皇时，奇肱氏乘坐飞车来朝见；这就是飞机的构造。《汉书·王莽传》说：“有人说自己能够飞行，一天飞行千里。王莽试验他，取大鸟的翅羽做成两翼，头和身体都披上羽毛，贯通并牵引环纽，飞了几百步。”可见飞行的技术和飞行器，古代早已有了，只是失传罢了。（《聊斋志异》记载，明末白莲教徒张鸿渐制造木凤，人坐在上面，能够飞在空中。这是小说家的说法，不能完全相信。） 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使用它已经很久。元世祖时，法国人随军而来，才开始学习这种方法，并把它传到欧洲。《阅薇草堂笔记》（清纪昀撰）记载，大将军年羹尧征讨青海时，有人献上一种火器，用机关转动，可以连续发射十三次。年羹尧认为它伤人过于惨烈，没有采用。今天的十三响枪，二百年前已经能够制造；如果当时采用它，训练军队、讲习武备，已经足以称雄天下，何至于任人宰割呢？古代读书人读书，书籍一定要亲自抄写。那时削竹制成简，长一尺二寸。后来改用缣素，但材料昂贵、费用很重，贫寒的读书人难以得到。到了汉代蔡伦发明纸张，书籍有了依托，而读书人仍然必须亲自抄写（苏轼《读书记》说，《史记》《汉书》都是亲自抄写的。宋代尚且如此，那么今天笃志求学的人，也应当把亲自抄写看作功夫）。到了唐代，才创制印刷技术。宋代又制造聚珍版，也就是活字版。书籍的流传因此更加广泛。西洋人把印刷术同火药、罗盘并称为从东方传去的三大文明，这并不是虚妄之言。以上所举，只是大略。如果按照旧籍详细考察，恐怕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完成的。然而这些也足以说明，中国并不是没有科学。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日益衰落？西洋的科学为什么日益兴盛？这其中有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人有创造能力，却不能持续发展，而且不喜欢改良。比如建造一座寺庙，花费几十万元，宏伟华美，轰动一时；落成以后却置之不理，日渐剥蚀，日渐损毁，最后倾塌破坏，等到有力量的人出现，才重新修建。第二，中国学术以孔子为宗，而孔子以天下为根本。山泽间的儒者、学校里的士人，大多谈论性理，重视文章，于是相继走向无用之学。他们认为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而程氏还用玩弄器物会丧失志向来告诫人。这就是科学衰落的原因。西洋却不是这样，一个人创制出来，众人便仿效；一个人没有成功，众人便共同完成；彼此研究，彼此竞争，彼此批评，彼此尊重，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政府又保护它，学会又赞许它，群众又信任它，于是科学的进步足以在世界上自我夸耀。正值新旧交替之际，东西方文明在台湾汇合为一体，我们台湾人应当扩大眼界，劳心思考，凭借毅力，追求学问，取他们的长处，补我们的短处，以发扬光大固有的科学，甚至超过西方人，这就是我的期望。至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不能偏废；愿同在座的各位先生一起振兴它们。印版考 《易经》说：“上古时代结绳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用书契。”这就是文字的起源。文字能够传播，必定要有传播的工具，然后才能长久流传。上古没有纸张，不能像今天这样便利。因此虞、夏时代的文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保存下来的只有鼎彝上的文字。至于当时传播文字的工具，是皮还是木，尚且不能确定。后来发现的，有殷墟的龟甲、汲冢的竹简；秦汉之间，才使用缣素，价格昂贵、费用很重，求取不容易。到了蔡伦发明纸张，纸张的使用才广泛起来。然而读书仍然必须亲自抄写，得到书籍十分艰难，所以珍惜它极其谨慎。

译隋朝开皇年间，雕刻撰写遗留的经书，这是雕版印刷的开始，从此文字传播加快。唐代沿袭这种做法，到了宋代更加完备。因此宋版书籍如今极为稀有珍贵。但宋版书也不全是佳本。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最好，蜀本次之，福建本最差；所谓福建本，就是麻沙本。麻沙是地名，属于建阳县，盛产榕树，木质松软容易雕刻，但错误很多，所以列为下等。雕版印书，用来传播书籍，功劳确实伟大。然而每印一本书，必须雕刻一套版，耗费很大工夫，收藏笨重，也不便搬运。南宋人又制造聚珍版，也就是活字版。活字有泥字、瓦字、锡字、铜字、木字。清代武英殿刻书使用聚珍版，所以武英殿的版本最好。宋人不但能够创制聚珍版，还能够把大的缩小。记载于《至正杂记》：贾似道得到一块碔砆石枕，想要把《兰亭序》刻在上面，却苦于石枕太小。有一名雕刻工匠用灯影把定武本缩小后刻上去，宛如原本，连缺损的地方也都完整保留。由此可知，缩版的方法本来已经流传很久。《闽杂记》说，福建省的碑版推重侯官潘氏，他能够把直径三四尺的大字缩成三四分，曾经把颜真卿《多宝塔》缩刻成袖珍本。又说，杭州运使衙门河下的冯氏，不但能把大字缩小，还能把小字放大。他先把字对着灯光照，再用白纸取得影像，双钩摹出字形，然后雕刻。由此可知，利用影像雕刻的方法，中国本来早已有了。海上交通开通以来，欧洲输入印书机器，用铅制成字，这就是今天的活版。活版技术本来不是欧洲人发明的，而是由中国传授过去的。元朝初年，欧洲人随军来到这里，于是带着印版、火药和罗经返回欧洲，称为东方传去的三大文明。没有火药，就不足以整顿军队、开采矿藏；没有罗经，就不足以航海、开拓土地；没有印版，思想就会闭塞，学术就会停滞，也不能让人人读书。因此，欧洲今天的文明从中得到的福泽相当不少。昧于事实的人不加考察，竟把印版技术说成是欧洲人发明的，这也是不追究根本。自来水考 自来水，也就是水道的设置，始于罗马城，大约在公历纪元前三百一十二年。当时城中人口繁多，污物堆积，井水受到污染而败坏，疾病丛生，于是寻找别处的水源，开凿隧道、架设桥梁，再接上瓦管，把水引到城中。使用的人都从中受益。后来各国仿照实行，众人都得到它的好处。不过抽水的方法当时还不完善。到一千七百六十一年，英国才开始使用蒸汽，瓦管也改用铁管，自来水设施才开始完备。但我读苏轼《惠州全集》，发现中国宋代已经有了自来水，并不是从西方传来的。邓守安是罗浮山的道士。广州城靠近海边，水味苦咸。城北有蒲涧泉，水味清凉甘洌，但距离城里很远，居民无法取得。邓守安曾对苏轼说：“广州城里的人饮用苦咸的水。春夏疾病流行时，损失的人口很多。蒲涧有滴水岩，水源来自高处，可以引入城中，大约只有二十里路。如果在岩石下面建造大石槽，使用五根大竹管，在接合处用麻缠绕并涂上泥，随着地势高低一直引入城中；再建造大石槽来承接。然后用五根竹管分流，把水散布到城中，再建小石槽，方便取水的人使用。总共不过需要一万多根大竹竿，二十里路之间用葵草和茅草覆盖，大约花费数百千钱就能完成。”当时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王敏仲镇守广州。苏轼把邓守安的话告诉他，王敏仲便依照这个方法引水入城，城中居民都依靠它。这就是中国的自来水，只是与今天的水道相比，有精粗之别罢了。留声器考 近代科学昌明，人类智慧竞相进步，制造出来的器物能够模拟万物，巧妙得几乎胜过天然造化。其中用途广泛、收效宏大的，有三种：留声器、无线电和活动影戏。这些都造福人群，不像那些杀人的科学，把争强斗狠、崇尚武力当作事业。留声器的制造，是美爱尔逊创制的，至今还不到四十年。起初它只是用来征集歌声、演奏曲调的器具，如今家庭使用它，学校使用它，戏台使用它，议会也使用它，以辅助社会教育。这样的器物难道是小事吗？声音本来没有形体，却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又能够把它传送出去，可以说功劳足以与自然造化相参。然而留声器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而是中国人制造的；也不是近代才有，而是二百年前就有了。凭什么可以证明？可以从袁简斋太史的《新齐谐》中得到证明。简斋是乾隆年间的人，他书中有“寄语”一则，寄语就是留声器。《新齐谐》说：“婺源江姓秀才，号慎修，名永，能够制造奇异器物。他把猪尿胞放入黄豆，用气吹满，再把口扎紧。豆子浮在正中，更加证明大地像鸡蛋黄的说法。他家耕田，全都使用木牛。出城时，骑一头木驴；木驴不吃东西也不鸣叫，人们以为是妖怪。他笑着说：‘这是武侯已经制成的方法，不过是在其中使用机关罢了，不是妖怪。’他又制作一根竹筒，中间用玻璃作盖子，设有钥匙可以打开。打开后对着竹筒说上千句话，说完立即关上。在千里以内，人们打开竹筒，把耳朵贴在旁边，声音宛如还在筒中，好像面对面交谈一样。超过千里，声音便逐渐消散，不能完整听到了。”慎修所制造的就是留声器，可惜他没能把制作方法传给后人，后人也不能阐明原理、深入研究，把它制成真正的奇器，于是开启神秘之门的钥匙竟被爱尔逊掌握了，岂不可叹！然而这也足以说明，中国并不是没有奇才。考察起来，慎修先生是清初的大儒，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享年八十二岁，著书十多种，在音韵学、历法学方面尤其多有发明。他流传于世的著作，有《律吕阐微》十一卷、《古韵标准》六卷、《推步法解》五卷、《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都足以发扬光大学术。至于制造器物、讲求实用，只是他的余事；这样一来，他又是瓦特和哥白尼的合体了。假使他的“寄语”早早流传，中国科学已经足以使人骄傲，又何至于反过来对别人的发明感到惊奇呢？艺旦考释 先前我以《艺旦考释》征求答案，至今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收到赐稿。我台湾有许多学识渊博的人，难道是把这当作游戏文章而不肯写吗？还是认为这是考证训释的题目，所以迟疑着不敢下笔呢？我学问浅陋，姑且就自己所知道的来谈，作为台湾语的资料。

译按《说文》说：“艺，种植。”《诗经·楚茨》说“我艺黍稷”，后来引申为才艺。所谓“艺旦”，是说她有弹唱的技艺。虽然“旦”字在元曲中已经出现，但这还不是它的语源。《晋书·乐志》说：“但歌四曲。”自汉代以来没有弦乐伴奏，表演歌伎时，最先由一人领唱，三人应和。因为只是清唱而没有管弦伴奏，凡是能够清唱的人，就称作“但”。《淮南子·说林训》说：“让但吹竽。”注释说：“但，古人不知道吹奏之法，只能徒然歌唱，所以这样说。”所谓“不知道吹奏”，这就是“旦”的本义。元人创作戏剧，舍弃“人”而保留“旦”，让旦与生相配，于是所谓“戏旦”便形成了。章太炎《新方言》说：“今天传奇中有称作旦的，这一称呼起自元曲；那么所谓‘表演歌伎时最先领唱’的‘但’字，本来是直接用来称呼这种人的，就像说‘让但吹竽’一样。”古代的词语一直流传，到元代还存在，后来相承至今。“旦”本来是歌伎的名称，台湾用它来称呼妓女，再加上一个“艺”字，既文雅又典雅丰富，这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鲁王迁澎辩 《明季续闻》记载，鲁王在金门居住了七年。后来询问有关人士，说到了己亥年秋天，鲁王接受永历帝亲笔诏书，仍然命他监国。郑成功把他迁往澎湖岛，处境一天比一天窘迫。辛丑年，郑成功在兵败后突然悔悟，又迎接他回到金门。连横说：这实在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澎湖是台湾的附属地。天启二年，荷兰人占据澎湖；四年，又占据台湾，修筑堡垒、驻扎军队，以扩张海上势力。己亥年是永历十三年，当时这两个岛还都在荷兰人手里。郑延平怎么能把鲁王迁到那里？即使迁去了，荷兰人难道肯接受他吗？接受了，又怎么肯把他送回来？按照当时的形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郑延平大举北伐，长期围困南京，光复之军如云聚雾起，他哪里有空把鲁王迁到澎湖呢？如果说他迁移了鲁王，那么鲁王的旧臣张尚书煌言、徐中丞孚远都在郑延平军中，难道会没有一句话吗？这在道理上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以郑延平忠贞的气节，他眷恋故国，热切希望中兴。北伐的举动震动天下，清人嫉恨他，所以肆意散布谣言，想要打击志士的信心。鲁王的臣子自从舟山溃败后，分散到四面八方，长期不再同海上往来；一听到这件事，便信以为真。这部书是汪光复撰写的，而汪光复是鲁王旧臣中剃发投降清朝的人。只怕改朝换代之后，这件事被当作史实，后人议论起来便不能不怀疑郑延平；但郑延平的大节本来是无法毁谤的。我知道这件事荒谬，所以特意在这里为他辨明。稻江图书馆议 我寄居在稻江，到今天已经五年了。从早到晚，所见所闻无非是车马的声音、南方商人的话语和喧闹纷杂的店铺，尘土飞扬、声音嘈杂，没有什么能够慰藉精神的东西。不过我因为谋求生计，提笔卖文、靠劳作谋生，不得不住在这里。幸好在退食后的空闲时间里，关门读书，稍微获得一些宁静。然而买书很不容易，每年花费上千金，仍然不够使用，于是不得不向图书馆寻求。图书馆设在城中，距离比较远，又要耗费时间。而且在烈日酷热之时、风雨昏明之际，往来都不方便。想来这也是稻江人士共同的感受。稻江是台北的枢要之地，商业繁盛，冠绝全台湾；行旅往来出入，同邻国相通。然而环顾城中，竟然没有公园、会堂、俱乐部、图书馆，甚至连阅报所也没有（文化协会虽然有港町阅报所，但规模很小）。文化低落，超过乡村陋地，难道不是稻江人的耻辱吗？而且稻江既然没有公园、会堂和俱乐部，稻江人想要消遣，只有相继进入酒楼、歌馆，花钱买笑寻欢，浪费金钱，其中的危害实在难以言说。没有公园、会堂、俱乐部的害处已经如此，没有图书馆来涵养德性、增长知识，害处就更有不忍说的了。这就是我屡次筹划设立图书馆的原因。从前大稻埕区裁撤的时候，还剩下公款一万多金。我曾经把设立图书馆的建议同林区长商量。第一，役场宏伟，位置合适，可以免去新建；第二，余款充裕，拨作基本经费，可以免去募捐，而且可以作为废区的纪念，留下人们对区长的追思。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计划了。然而林区长不以为意，竟然把役场借给市役所，把公款充给同风会，于是设立图书馆的事情再也没有人议论了，怎能不令人叹息！稻江是台北的枢要之地，居民有六七万，缴纳税款数十万，凡是应尽的义务，哪里肯落在人后？然而环顾城中，竟然没有一项文化建设。我不知道稻江人士为什么默默无言地停息下来。近年以来，文化日益进步，各郡各街没有不争相设立图书馆的。即使到了山角海边，也有巡回文库。可是堂堂皇皇的大稻埕，竟然连一个巡回文库也没有，难道不是奇怪吗？我的意思是，稻江人士如果能够赶快自行设立图书馆，以适应时势，这件事当然很好；否则就应当请求总督府图书馆选择适当地点，开设分馆，以满足稻江人士的愿望，也不是不能实行。唉！民众的伦理风气已经耗损败坏，思想混乱，来往熙攘，却谈不到正经道理；如果不鼓励读书，就不足以挽救这种弊病，而图书馆正是用来涵养德性、增长知识的，难道可以缓办吗？难道可以缓办吗？序跋 ○ 《台湾通史序》《台湾诗乘序》《大陆诗草序》《宁南诗草自序一》《宁南诗草自序二》《台语考释序一》《台语考释序二》《台湾稗乘序》《台湾诗荟发刊序》《东宁三子诗录序》《闽海纪要序》《香祖诗集序》《厚庵遗草序》《鳌峰诗草序》《栎社同人集序》《悔之诗集序》《钝庵诗草序》《惜别吟诗集序》《斯庵诗集跋》《赐姓始末书后》《稗海纪游书后》《番社采风图考跋》《台湾游记书后》《台湾随笔书后》《书陈星舟先生一遗著》《潜园琴余草跋》《梁钝庵诗集书后》《稻江井栏记书后》《跋延平郡王书》《题谢管樵墨竹卷子》《人文荟萃序》《台湾通史序》

译台湾本来没有史书。荷兰人开启了台湾的历史，郑氏建立了政权，清代经营治理，开发万物、成就事务，建立了我们宏大的基业，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然而旧志书错误荒谬，文采不显，所记载的仅仅属于清朝一代，荷兰人和郑氏的事迹缺漏不记，竟把他们看成岛上的夷人、海上的盗寇。唉！这难道不是旧史官的罪过吗？况且府志在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台、凤、彰、淡各志虽然有续修，却局限于一隅，与全局无关，而且书也已经陈旧。如果想凭两三部旧编来了解台湾的大势，就如同从竹管孔中窥看天空、用瓢测量大海一样，受到的局限也太大了。台湾本来只是海上的荒岛罢了，先民们披荆斩棘、开辟山林，才有今天的局面。自从海上交通开通以来，西方势力向东方逐渐推进，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于是有英国人的战争、美国舰船的战争、法国军队的战争，外交纠纷和战争祸患接踵而来，而旧志也来不及记载。民间豪杰前后相继崛起，从朱、林等人以下，动辄发动战争，血染山河，借口恢复故国；旧志对此也没有完备记载。后来又有建省的议论，开山安抚番人，划分疆界、增加官吏，整顿田界，筹划军队防务，兴办地方产业，鼓励教育，纲目分明、百事俱兴，于是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史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是人群的借鉴。时代的盛衰、风俗的文野、政治的得失、万物的盈虚，都在史书中有所反映。所以凡是有文化的国家，没有不重视本国历史的。古人说：“国家可以灭亡，历史却不可灭亡。”因此郢书、燕说还保存着名称，晋乘、楚杌中的话也有许多可以采录。那么台湾没有史书，难道不是台湾人的痛苦吗？然而修史本来就难，修台湾的历史更难，以今天的条件来修尤其困难。为什么呢？残缺的简册和散乱的旧编，搜集非常不容易；郭公、夏五之类的文字，真伪相杂，所以征求文献很难；年老有经验的人逐渐凋零，没有人可以咨询；街谈巷议，多有不实之事，所以考订史料很难。再加上改换隶属之际，军队和战事匆忙，档案全都遗失，私人收藏也有一半付之一炬；因此想要取得金匮石室中的典籍，完成流传名山、经受风雨的著述事业，便有许多做不到的地方。不过现在着手做，还不算太难。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才修，那就真的难以完成了。台湾三百年来的历史如果因此无法昭示后人，难道不也是我们今天这些人的罪过吗？我连横才识浅陋，向神明昭告，发誓撰述，兢兢业业，不敢自求安逸。于是用十年时间，撰成《台湾通史》，分为纪四篇、志二十四篇、传六十篇，共八十八篇，并附有表和图。上起隋代，下至割让，纵论横说、上下贯通，大事小事无不涉及，于是台湾的文献得以保存。啊！我们的祖宗渡过大海，进入荒僻之地，开拓殖民这片土地，为子孙建立万年基业，他们的功劳伟大啊！追念先人的德业，顾念未来的道路，如同涉过深渊，越发自行警惕。唉，这怎能不令人感慨！我们所有士人和朋友，只愿以仁爱、孝道为本，以义气和勇气奉公行事，来发扬民族本性；这就是我的旗帜。婆娑的海洋，美丽的岛屿，先王先民的光明使命，确实要依靠这些来实现！《台湾诗乘序》《台湾通史》刊行以后，我便搜集古今诗歌，把其中同台湾有关的摘录出来，编排成书，命名为《诗乘》。子舆曾说，王者的遗迹消失，诗也就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这样说来，诗就是史，史也就是诗。我编纂这部书，也是本着这个意思。台湾本来没有史，也没有诗。台湾是海上的荒地，我们的先民进入这里，开拓土地，养育子孙；艰苦创业的功劳很多，而歌舞游乐的事情很少。台湾没有诗，是时代如此，也是形势如此。明朝灭亡以后，汉族流离失所，回望神州，黯淡无光；而延平郡王凭借一成一旅，志在中兴，我们的先民奔走效力、疏通依附，逐渐崇尚忠诚、磨砺节义，共同挥动讨伐的天戈，同仇敌忾的心志坚定，而吟咏雅乐、弘扬文风的意愿淡薄。台湾没有诗，是时代如此，也是形势如此。清人全面占有台湾以后，文学逐渐兴盛，士人追求科举功名，家家传习制艺，开始有两三个俊秀之士凭诗歌扬名，游宦和寄居台湾的官员也多有吟咏；加上地图上的颜色已经改变，民心动荡不安，失意不平，悲歌慷慨，意气奋发，甚至超过前人。台湾诗歌如今兴盛，是时代如此，也是形势如此。然而我所忧伤的，是台湾没有史书。没有史书的痛苦，我已经说过了。十年来，我勤勉不懈地从事《台湾通史》，又利用余暇完成《诗乘》，这样我也可以稍稍自慰了。然而在惨淡经营之中，仍然有灿烂纷呈的希望。诗可以成为史，史也可以成为诗；诗能够使人兴发感动，也能够使人合群相处。读这部书的人，大概也会对风气由变坏转为淳雅的时代有所感触吧！《大陆诗草序》连横长期居住在东海，心情郁郁不乐，既患病又危险，想要远游大陆，以舒解胸中郁结愤懑的情绪。当时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悲歌慷慨的志士如云聚、如雾起。我也来到上海，同当时的豪杰、名士和美人交往，拍掌谈论天下大事，纵情挥笔写文章，讥评当时政治的得失，意气昂扬，不再有衰病疲惫的样子。后来我沿长江而上，渡过黄河，进入燕都，走出大境门，到达阴山脚下；又乘船向南，再向东渡过黄海，经过辽阳、沈阳，观看觉罗氏的故墟，凭吊日俄战争的遗迹，仿佛对东亚兴亡的局势有所感悟。我独居鸡林，徘徊在边塞之上，从夏天到冬天，又进入京城。本想在东观读书，把它作为名山事业、传世著述的计划，但老母亲在堂，年轻妻子在家，接连写信催我回去，我只好放下计划返回。到了家里，朋友们前来问候，总是索要诗作观看。我打开箱子查看，统计得到一百二十八首，这些都是旅途和客舍中的作品，语言不受拘束，于是把它们编排成书，命名为《大陆诗草》，用来记载这次游历的经历。唉！我本来就不会作诗，也不忍心用时势来束缚自己。回想这次行程，走了几万里路，历时将近三年；所听到、看到的，有经过考证确实的，也有存疑待考的，其中有别人不能说而我说了的，也有别人不敢说而我也说了的。我独自守护自己的高洁，独自醒着或睡着时吟咏，也不过是借此抒写自己的志向罢了。书稿已经刻成，我叙述它的大概，准备留待后来的盲史考察。《宁南诗草》自序一 甲寅年冬天，我从北京回来，住在宁南，重新从事报务。五年后，迁居稻江，校印《台湾通史》。在笔墨工作之余，颇常吟诗作赋。于是把近十年的诗作汇编成一卷，命名为《宁南诗草》，用来记念故土。

译我曾见古今诗人，大多困顿失意、百无聊赖，身世凄凉；一旦不得志，便悲愤满怀，陷入穷愁郁闷之中，伤害自己的身体，甚至早夭。我对此十分悲哀。但我却不是这样。祸患到来，就用沉静来镇定它；蛮横无理的对待加到身上，就用柔和来回应它。至于眷恋家国、凭吊山河，虽然有许多令人回肠荡气的诗句，却不作困顿贫苦的哀叹。因此十年之中，我未曾忧愁，也未曾生病。难道是上天特别厚待我吗？大概是我能够顺全天性吧。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给这个人，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受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挨饿，使他身受贫困，使他做事受到扰乱；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原来所没有的能力。’我不是圣贤，只能以这番话自我勉励，把它作为日后增进德行的资助，也作为我这一生作诗的宗旨。《宁南诗草》还只是开始。《宁南诗草》自序二 甲寅年冬天，我从北京回来，仍旧住在宁南。宁南，是郑氏东都的一角。自从我的始祖选择在这里定居，到我已经七代了。乙未以后，我家被毁，我也漂泊四方，不再有在故乡垂钓游玩的乐趣。如今又远隔重洋，隐遁在明圣之地，山色湖光，近在座席之间；但落日荒涛，时时萦绕梦中，登高向南眺望，不知眼泪从何处流下！客居无事，于是取出箱中的诗稿加以编次，从甲寅年冬天开始，到丙寅年夏天结束，共有二百几十首。命名为《宁南诗草》，用来记念故土。唉！宁南虽然很小，本来却是我延平郡王开创事业的地方。王者之气已经消沉，英雄的遗风却没有泯灭；在鲲身、鹿耳之间，难道还有人会长叹、狂歌，和我相互唱和吗？如果有，那么我的诗就可以因此兴发了。丙寅年中秋，台南连横在西湖玛瑙山庄作序。《台语考释》序一 连横说：我是台湾人，能够说台湾话，却不能写出台湾话的文字，而且不能说明台语的意义，我深感惭愧！台湾话传自漳州、泉州，而漳州、泉州的话又传自中国；它的源头既远，流传又长，幽深渺远的遗绪纷然难明，难道真是南方蛮族如鸟鸣般的声音，不能用来调和宫商吗？我利用处理事务的闲暇，细心研究，才知道台湾话高尚优雅，有些地方不是庸俗之人所能理解的；而且有的源出周、秦时期，又不是今天的儒者所能说明的，我对此深感欣喜。试举几个例子：‘泔’、‘潘’，名称都出自《礼记》；台湾的妇女儿童都能说，而中国的士大夫却不会说。中国所谓的雅言，如今奋力称作官话，却不说‘泔’，而说‘饭汤’；不说‘潘’，而说‘浙米水’。如果拿台湾话来比较，难道不就像戴章甫冠的人和穿粗布衣的人、白璧和燕石的区别吗！又如台语把谷道称作‘尻川’，说法很粗俗，但名称却很古老。‘尻’字出自《楚辞》，‘川’字见于《山海经》；这又哪里是俗儒所能明白的呢？至于重叠字组成的名称，更有许多典雅的：‘糊口’见于《左传》，‘搰力’见于《南华经》，‘拗蛮’见于《周礼》，‘停困’见于《汉书》；它们记载于六艺、九流之书，考察于古代典籍、雅正的记录，数也数不清。这样看来，台语的源远流长，难道还不足以自夸吗？我既然已经寻找到它的头绪，想要加以整理，但事情有困难，为什么呢？台语既然出自中国，其中又有些是中国今天已经没有的，如果不研究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就无法得到它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这样说？台语把家称作‘兜’；‘兜’有围绕之意，引申为聚集。把我称作‘护’；‘护’有保护之意，引申为帮助。‘訬’本义是纷扰，却用来称呼狂人。‘出’本义是出入，却用来评论价格。如果不明白六书中转注、假借的变化，就不能知道这些词的意义。这是第一个困难。台语把公鸭叫作‘鸭形’。《诗经·无羊》篇中，‘雄’读叶于陵反，与‘蒸’、‘竞’、‘崩’同韵。又《正月》篇中，‘雄’与‘陵’、‘惩’同韵。又如把‘查甫’读作‘查晡’，把‘大家’读作‘大姑’，如果不明白古韵的变化，就不能读出它们的音。这是第二个困难。台语把没有说成‘毛’，这种说法出自河朔；把戏说成‘遥’，出自沅水；把拿说成‘扐’，出自关中。如果不明白方言的传播，就不能确定应当用哪个字。这是第三个困难。然而我是台湾人，虽然知道困难，却不敢把它当作困难。早晚思考，饮食时思考，醒着睡着都思考，偶然有所心得，就立即记在纸上；一个月之内，列举出五百个名称，我的心才感到稍稍安慰。唉！我又怎么敢自我安慰呢？我担心台湾话日渐消灭，民族精神也因此萎靡，那么我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台语考释》序二 我既已整理台语，又担心它日渐消灭，于是悠然思考，警惕自戒，悲怆地发出感慨。唉！我曾听先哲说过：要灭亡一个国家，必定先毁掉它的历史；要毁掉一个民族的根本、败坏它的纲常，必定先毁掉它的历史；要断绝一个民族的人才、堵塞它的教化，也必定先毁掉它的历史。我又听旧史家说过，三苗扰乱华夏，獯鬻侵凌中原，五胡开始作乱，辽、金、西夏割据一方，以及爱新觉罗氏的盛衰，他们的祭祀忽然灭亡，他们的语言也自行断绝；没有断绝的，也只在旧籍中保存了百分之一，供后人考查寻索。唉！我想到这些，又郑重地想到这些，怎么能不害怕它消灭呢！如今的学童七岁入学读书，天真还没有消失，刚开始呀呀诵读，乡校却已经禁止他们说台语了。如今的青年背着书箱东行求学，期望求得学问，辛苦十年回来，已经忘了台语。如今的士绅上士，乃至乡里的小吏，在官府中周旋，依附权势、趋附权贵，趾高气扬，自命为当世俊彦，彼此交往时却已经不屑再说台语了。颜之推曾说：‘如今的子弟，只要会说鲜卑语、会弹琵琶来侍奉贵人，就不用担心没有富贵。’唉！这话说得多么委婉而悲痛啊！我作为受辱的遗民，亲身遭逢这种困厄，既然看见台语日渐消灭，就不得不起而整理它，一方面保存它，一方面谋求使它发展，于是写成《台语考释》，也略微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过去我担心文献灭亡，撰写《台湾通史》；如今又刊刻这部书，虽然不足以作为贡献，但如果从此有人加以整理、阐发、发扬，使民族精神依靠它而不致坠落，那么这部书，也就像玉山上的一片云、甲溪中的一股水了吧！《台湾稗乘》序

译一场雨过后，芭蕉又形成浓荫。残余的暑气还没有消散，秋日的情怀已经淡泊。素琴放在面前，酒杯也没有漂浮。左边陈列着地图和书籍，寄托情怀于文学和历史。每当想到古人，实在有许多著作家。孔子回到鲁国，删定《春秋》；左丘明失明，便有了《国语》；屈原被放逐，于是作《离骚》；文信侯失去权势，世间流传《吕氏春秋》。凡是诗人所吟咏、烈士所感叹、思妇所怀念、征夫所寄托的，无不寄托着深远的感情，芬芳而缠绵；片言只语，也足以告示后人。真正的君子，确实应当以这些金玉般的作品为法式。我是海边一隅的读书人，投身于五浊恶世，却独自守护高洁之志。把砚台当作田地，因写书而获得收成。想到自己的著述，追忆抚念往事，于是采集旧闻，搜罗散佚。舔笔伸纸，积累数月编成此书。材料有考证确实的，也有存疑待考的，全都与台湾的事情有关。命名为《稗乘》，私下把它附列于九流之中。虞初的志怪之书，足以辅助《诗经》《尚书》；小说所记，也可以帮助人们观览感受。然而庄子删削竹简，其中十分之九是寓言；齐国赘婿因绝缨之事留下隐语。鹪鹩、偃鼠的譬喻，猪蹄一盘、酒一盂的讥刺，触类旁通而引申发挥，凭空构造篇章；自纵横家以来，这种风气已经盛行了。台湾是南方边远地区的国家。这个岛曾是田横之地，人们称它为苍葛。只是文教运势虽然开始发展，书籍却残缺不全。因此，像《稗海纪游》《东槎纪略》《瀛壖之咏》《赤崁谈》这类书，所记的事情往往凭空臆造，语言多浮泛放荡，君子以此为羞。我既已撰写《台湾通史》，又用余力写成这部书。追览古事的心情，悠远而深长。《诗经》说：‘桑树和梓树，必须恭敬对待。’何况那些人物，有的狂放，有的侠义，值得哭泣，也值得歌咏；每完成一篇，我就放下笔起身舞蹈。妻子煮茶，滋润我刚直的心肠；孩子送来烟火，帮助我寄托幽思。书稿刻成之后，把它献给同乡人。世间如果有知心者，一定会展开阅读。丙辰年七月十六日，在剑花室自序。《台湾诗荟》发刊序 台湾的诗学，到如今最为兴盛。文教运势的延续，依靠这一线希望。但想到未来，既欣喜又忧虑，为什么呢？台湾本来是海上的荒僻土地，我的先民进入这里开拓，手拿耒耜，腰佩刀枪，与生番、猛兽相互争斗追逐，因而使自己的族群壮大。这种艰难创立基业的功劳，也实在辛苦。我的先民并非不能凭诗文扬名。开创时期崇尚武力，守成以后便尊重文教。从前周朝兴起，在牧野陈列军队，穿一次战袍便平定天下。等到周成王、周康王继承王位，周公培养人才，制定礼乐，成为后世君王的范式，《雅》《颂》的声音，诗人对此加以赞美。台湾处于郑氏时期，草创初开，众人一同来到这里。而延平郡王怀着故国沦亡的悲痛，以一成一旅的兵力，切盼中兴；我的先民中那些奔走效力、归附追随的人，逐渐忠贞奋发、崇尚义烈，共同挥动上天授予的战戈，挽回虞渊落日。我先民本来不忍心以诗歌显名，也没有空闲以诗歌显名。三百年来，士人失去德行，农民荒弃田地，经历沧桑劫火之后，才开始用吟咏的乐趣消解胸中的郁结不平之气。一人倡导，百人应和，南北各地竞相兴起，设立的吟诗社团，多达七十个。台湾诗学的兴盛，是开创以来从未有过的。这就是我所感到欣喜的原因。然而今天的台湾，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景象了。西方力量向东方传播，天下彼此沟通，大势所趋，无法阻挡。加上科学昌明，奇才接连出现，争强斗智，交替相抗。当此风雨晦明交替之际，听到鸡鸣便起舞，扬鞭争先，本来就是大丈夫的志向。况且人伦纲常正在败坏，汉学日渐衰微，教育还没有普及，民众的见识仍然浅薄；徘徊在歧路上，不明白归宿和方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又是士大夫的耻辱。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即使群策群力，尚且担心来不及；众多求学者却只以诗人自命，歌咏山水、粉饰太平，这又是我感到忧戚的地方。台湾山川奇异秀美，波涛澎湃，飞禽、潜鱼、动物、植物变化万千，本来就是天然的诗境。把这些景物涵养、润泽、收取、积蓄、铺陈、赞扬，发于胸中，运于笔下，小则成为振扬雅正、弘扬风教的篇章，大则成为阐明道德、治理天下的工具；对内成为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学问，对外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我们诗人的本领，本来足以卓然立于天地之间。我只是诗坛上的一名士卒，追怀先人的德行，思念我的朋友，于是刊行《诗荟》。我仍不敢把诗当作自我拘限的园囿；但在琴书之余、农耕之暇，亲手编成这一集，彼此互相勉励，使台湾文教运势的衰颓借此复兴，这就是我的旗帜。孔子说：‘诗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使人群相处，可以抒发怨情。’我尤其希望和同道共同承继这句话，每日进步而没有止境，发扬奋进有为的精神，以传播台湾诗界响彻云天的声音。《东宁三子诗录》序 台湾是海上的荒远边地，我延平郡王进入这里开拓，以保存正朔。当时忠义之士，奉持冠帽衣裳渡过鹿耳门的，大概有七百多人。但史料零散残缺，德高望重者没有留下声名，我对此十分遗憾。过去撰写《台湾通史》，竭力搜罗，才得到沈、卢、辜、王诸公的事迹，载入列传，但文章声彩并不显著。难道他们的心史编章要长久埋在枯井中，西台的诗篇竟要完全付诸荒波吗？从那以后，我广泛查阅旧志，旁及遗书，才得到沈斯庵太仆六十九首诗。过了几年，又得到张苍水尚书的《奇零草》。又过了几年，再得到徐闇公中丞的《钓璜堂诗集》。从中选取他们在台湾以及参与郑氏军事活动的诗四五十首，合在一起刊刻，命名为《东宁三子诗录》。我的心才稍稍得到安慰。三人都是忠义之士。他们亲身遭逢国难，漂泊在海边，冒险承担危难，带着未竟的志愿死去。遥想他们的大节，远远超越当时的人。振作民族精神，把芬芳流传到后代，难道只是凭诗歌流传吗！然而三人的诗，本来足以启发台湾人的观感。台湾是延平郡王的故土，又经历诸位君子的栖居停留，礼乐、衣冠、文章、经世济民之才，以及幽深难明的事理，都值得哭泣，也值得歌咏。台湾人士中眷怀国光的人，应当以三人为方向，这样才不会使他们的事业失传。《诗经》说：‘虽然没有年高德劭的老人，尚且还有典范。’说得正是如此！说得正是如此！《闽海纪要》序

译我住在承天，这里是延平郡王的东都。我追怀忠义，希望激发英雄遗风，凭吊山河，感慨流泪。等到长大读书，又旁及地方志书，看到记载延平的文字，大多充满诬蔑，我对此十分痛恨！从弱冠以来，我发誓著述，于是写成《台湾通史》三十六卷，把延平列入本纪，称作建国，以便在沧海之上保存正朔，在汉族中振扬上天般的声威。删削编订之间，我搜求旧籍，其中记载延平的，有黄宗羲的《赐姓始末》、郑亦邹的《郑成功传》、江日升的《台湾外记》、鹭门梦葊的《海上见闻录》，都是实录。如今又得到《闽海纪要》，读完后狂喜，认为汉族的历史不会湮没，这部书一定会显扬。此书由泉南夏元斌先生撰写，是陈铁香太史所收藏的。起于隆武元年，终于永历三十七年，记载郑氏三代的事情，按年编排、以月系联，大小事情无不记载；尊奉郑氏宗统和延平郡王，义例如《资治通鉴纲目》，这就是正史。而且足以补充我的《台湾通史》的缺漏。因此抄写副本，交给刻书人刊刻。延平的精忠大义，东都的创建经营，谋臣猛将、耆旧名流的功勋，灿然如锦的文章，一同流传于天地之间，难道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吗！《香祖诗集》序 澎湖处在大海深处，三十六座岛屿风涛喷涌，奇异树木不能生长，礁石怒立，船只一碰就会破碎。因此那里山地荒秃，土地贫瘠，物产贫乏，百姓劳苦，风俗质朴；耕种原野、到海上捕猎，只够养活自己，还担心不能满足，又哪里有空从事文学呢？然而自从施肩吾选择在此定居以来，中原文明也随之传入；诗文中已经出现对鬼市、咸水的吟咏，但这里仍是荒昧之乡。元、明设置官吏，政令时紧时松，行政命令不能推行，教化尚未开启。那些在此聚居出入的人，不是桀骜不驯的游民，就是横行的海盗，这里本来仍是瓯脱之地。延平郡王开始创建基业，文武并用。到了有清一代，受到教养、磨炼和砥砺，鄙陋闭塞的风气渐渐开放，弦歌诵读的声音随之出现。读时文而取得科举功名的士人，代代都有；蔡香祖先生也因此崛起，可以说是全乡的优秀人物了。先生名廷兰，是双头乡人。年轻时喜欢学习，严格自我磨炼。十三岁时，被选为博士弟子员。后来考中进士，出任陕江令。澎湖的科举功名，从此开始。当初，先生参加秋试时遇到风暴，到了越南，越南人以礼相待，写有《越南纪略》《炎荒纪程》两部书，至今还有流传的；但他的诗我却没有见过。丁巳年春天，我因办理报务，编纂《台湾诗乘》，想保存一代文献，于是旁搜远引，遍寻名山藏书。他的同乡陈子瑾堂终于抄录先生的诗寄给我，长短诗共一百一十五篇。我读后十分喜爱，选取了其中一二篇。虽然他的诗还不足以进入古代贤者的境界，但也确实是一时之作。澎湖是海中的极远边塞，楼船、墩台、烽火相连，蛟龙长啸，鳌鱼鸣叫；当地百姓习惯战斗，而先生独以文章显名，受到乡里人士的敬仰。上天降下人才，本来不会因地域而限制，只是担心人不能自我奋发罢了。即便如此，澎湖是台湾的附属地，转眼即可到达，而我还没有去过。在渔村蟹舍之间，难道没有两三个奇士，足以和我谈论沧海桑田吗？那么我将去寻找他们。一叶小舟横渡黑水，凭吊渔岛的沉城，访察隋家的古垒，让天风鼓起巨浪，拍击船舷而歌，与潜伏的蛟龙相互应和。《厚庵遗草》序 诗有可以流传的，也有不能流传的。能否流传取决于我，而不能流传则取决于别人。厚庵却不能使自己的诗流传，这也很可悲啊！厚庵去世两年后，他的父亲嘱托林先生替他辑录诗作，准备把它们展示给世人。唉！厚庵的诗不能由儿子传下去，反而要由父亲来传，那么厚庵无法亲自看到这一切，就更加令人悲哀了！不过，这些微薄的诗作能够得到林先生为之表彰，使它们流传不朽，厚庵如果有知，也应当在地下起身舞蹈了。厚庵是个醇厚谨慎的人，生性孝顺友爱，把全部力量用在实用之学上，所以作诗极少，诗也不太追求工巧。然而其中关于世事沧桑、乱离的感慨，诗坛酬答唱和的篇章，随事抒写、直陈感情，能够兴发、观览、群居、抒怨；从这些作品中，也可以略微窥见厚庵的大概。丁未年冬天，我游历大墩，在旅舍中见到厚庵，握手相交如同平生故友。后来我南归，厚庵也隐居了，彼此从未通信往来。但林先生却极力称道他的品行、文章，认为可以振救末世风俗的弊病。唉！世风浇薄，大雅沦亡，后生小子认为道义无足轻重，争相追逐繁华淫靡的场所，动辄以自己的诗歌自鸣得意，这本来正是厚庵所感到羞耻的。父子慈爱孝顺的天性、朋友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是人伦的根本、王化的源头，本来不需要借助诗歌来流传；但编排厚庵的诗篇，也把父子天性、朋友情谊一并彰显在篇首，这正是我乐意为它作序的原因。厚庵是台中人，姓吕。林氏字痴仙，是厚庵的至交。《鳌峰诗草》序 大肚山从南向北蜿蜒二十里，延伸到鳌峰山脚，土著居住在那里，射取飞禽、追逐猎物，以武力相互争斗。过了二百多年，才开始被我族夺取。我的族人既然居住在那里，便开辟田地，建造房舍，形成城镇聚落，以抚养繁衍子孙。强悍凶猛的风气渐渐改变，礼让的习俗随之兴起；读诗书、取得科举功名的士人接连不断，而陈茂才基六尤其杰出。基六一向擅长作诗，不写骄矜浮躁的言辞。偶尔行医，也像他作诗一样，不使用猛烈攻伐的治术。难道不是有德之士吗？起初我住在大墩时，基六常到台中，我们又同属栎社，声音相应，志气相投。等我客居稻江，基六恰好来到这里，我们相见十分欢喜。他拿出所作的《鳌峰诗草》给我看，并请我作序。我接过来读了读。随后感叹道：鳌峰本来是荆棘荒莽之地，经过多年才有我族居住；我族之中又有像基六这样能作诗的人，难道不正是山川灵秀的表现吗？然而我族不重文教已经很久了。汉学日渐衰微，纲常沦落。追逐时尚的人争相追逐浮华，稍微学到一点唐宋人的说法，便得意扬扬，以作诗自豪。种族天性昏庸，我心中更加忧伤。基六能不能用诗来医治这种弊病呢？给他们服用敦厚的药，带领他们接受平和的药剂，让他们饮下华实兼备的汤剂，用浩然正气来滋养他们。用诗来施行教化，或许可以有所疗效。否则，鳌峰山脚下还有石器，那是原始人的遗迹；我恐怕台湾的诗歌也将被弃置在荆棘荒地之中，使后人反过来嘲笑我们这一代人不够勇武！《栎社同人集》序

译栎社成立二十年后，在菜园立碑，又把同人的诗作汇集刊刻，准备留给后人看。唉！栎树是无用的木材，诗也是无用之物，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如此眷恋它呢？文教运势的盛衰、人物的兴衰、朋友的聚散、道义的兴隆污损，都在这里体现。怎么能因为它没有实用价值就抛弃它呢？在这以前，戊戌年，林子痴仙首先倡议成立这个诗社，应和的有十几个人。过了七年，我住在大墩，被邀请加入诗社。我本来就是无用之材，又作无用之诗，幸而能够跟随诸位君子之后，扶持风雅，那么我哪里敢因为自己没有才能就自我放弃呢？沧海桑田之后，士人中不得志于时的人争相逃入诗歌，以寄托自己困顿无聊的感受；一人倡导，百人应和，南北各地同时兴起，奔走归附的人，每个诗社都有十几个。我们的栎社屹立其中，左右萦回，声名飞扬于诗坛。文教运势的保存，依靠这一线希望；人物的兴盛，在当时光彩显著。诗虽然无用，也会有发挥作用的一天。众多求学者，怎么能因为自己没有才能就一同抛弃它呢？然而林先生已经离去了。林先生并不是无用之材，而是以此作为自己的旗帜。追怀道义，眷念朋友，我虽然无用，也希望和同人共同继承这一志向，请把这部集子作为共同信守的根基。《悔之诗集》序 悔之去世八年后，我才辑录他的遗诗，刊刻流传。唉！悔之是岑奇之人，难道仅仅凭诗歌流传吗？即便如此，人类多得很，芸芸众生糊里糊涂地活着，又糊里糊涂地死去的，哪里数得清？即使侥幸获得富贵功名，显赫一世，过了多久便尸骨腐化、形体消灭，与草木一同腐朽，又有什么值得说的？还不如悔之能够凭诗歌流传。丁未年间，我住在大墩，开始认识悔之。悔之是栎社的杰出人物，主持诗坛，鼓吹风雅；但他独独喜爱我的文章，我把他当兄长敬奉。春日早晨煮茶，夜雨中围灯而坐，谈笑唱和，欢乐无穷。悔之嗜好饮酒，一喝就醉，醉后便纵论当世之事，有时朗诵屈原的《离骚》，来发泄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因此他的诗也幽深峭拔、苍凉悲怆，芬芳缠绵，受到世人看重。过了四年，我游历禹域，行程万里，三年后才回来。回来后隐居宁南，于是不能再和悔之相见。林无闷去世时，我们一同在詹园聚会；悔之虽然握手叙旧，悲喜交集，但形容和精神都已憔悴，鬓发也已苍白，像是心中另有深重忧患。我暗自为他悲伤，却没料到这竟会损害他的生命！悔之去世时，我不能为他抚棺送行；等到下葬，又不能亲临墓穴。内心一直耿耿于怀，深感亏欠！如今辑录他的诗作使之流传，我的悲痛或许可以稍稍减轻。然而我对悔之的思念，又怎么能够停止呢？《钝庵诗草》序 丁未至辛亥年间，我住在大墩，和林南强交游，常听说三水梁钝庵先生的事迹，慨然前往，想求得他的诗，却没有得到。钝庵有才华和器识，在乡里不得志，渡海来到台湾，担任栋军的掌书记。刘壮肃看到他的文章，认为奇异，便发文命他办理东势角的抚垦事务，还很想在那里置办产业。割台之战中，他率领自己的佃兵，与吴汤兴、徐骧等人在新竹、苗栗之间转战，事情失败后离去。他曾作《台湾诸将四十首》给南强看，南强收藏很久却遗失了。等我寓居稻江，遇到叶友石。友石说，钝庵北游时带有诗稿三卷，正准备抄录副本，忽然接到电报，仓促返回，于是在香港客死，诗稿也全部失去。于是他吟诵了其中《破画残稿》二首，那是战乱后再来台湾时所作。唉！钝庵以岭南山野的英豪，成为东宁的羁旅之人，胸怀文章，抱持道义，许多人都敬仰他的品行，但他的诗却独不能流传，真可惜啊！我竭力搜求，共得到六十八首，编成一卷，交给刻书人；这样钝庵的诗才稍稍保存下来。钝庵难道只是凭诗歌保存名声吗？假使不是遭逢非常变故，招抚百姓和土著，开垦田地、种植树木，他一定会有所建树，哪里至于穷困忧愁而死呢？然而士君子立身处世，应该着眼于百年，而不只是一日；钝庵虽然去世了，但本来还有可以不朽的东西。因此刊刻他的诗作，来告知我们的同道。《惜别吟诗集》序 台南连横从三山回来，滞留鹭门，拜访观察林景商于怡园，纵论人权的新学说，尤其把实行男女平等作为主张。酒喝到兴浓时，景商拿出一卷诗稿，说是榕东女士苏宝玉所作，她的身世在她哥哥干宝的序文中说得很详细。连横读完后叹息道：中国的女权竟衰弱到这种地步吗？三纲的谬说禁锢、蒙蔽人心；道德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出现？政治的根源，从夫妇关系开始；族制的教化，从建立家庭开始。婚姻礼制端正以后，才能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近来的士大夫倡导保全民种，把原因推究到女子教育不兴，这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即使如此，像宝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深受女学影响的人吗？而上天偏偏使她遭逢困厄，又是为什么呢？宝玉出生在寒门，明白诗歌，学习礼法，因为父亲酒醉时的胡言乱语，错误地嫁给了并非自己的天命之人，当时年纪还没有到笄年。假使女权兴盛，人各有自由，那么早晚就会成为专制制度的区别线。她何至于含着苦楚难以言说，只能寄托在吟咏之间，自己抒发压抑郁闷和牢骚之气呢？习俗能够改变人的性情，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我不责怪宝玉，只特别谴责创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说的人，使这种流毒竟达到如此地步。同样的身体，同样的灵魂，男女难道是不同的种类吗？可是那些扶助阳性、压抑阴性的人，却说女子应当依附别人；把她们当作奴隶、牛马，生死荣辱都仰赖他人，不敢冲破这张牢笼之网。如果说这就是女诫、就是妇道，那么这些卑鄙小人执迷不悟地遵守荒谬之言，苍天难道能任凭他们承担罪责吗？近来中原有志于女学的人，大力振兴妇女事业，设立女子学校、创办女子团体、发行女子报刊，接连不断。宝玉正处在这样的时代，却埋没在荒远偏僻的地方，不能和吴撷芬、张竹君、薛素琴等人携手并肩，宝玉实在不幸！幸好她还能凭诗歌流传。唉！中原动荡，国家权力废弛丧失；想要取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先要取得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平等；想要取得君民之间的平等，先要取得男女之间的平等。我挥笔写下这些话，告知景商，也拿它向天下有心人求证。壬寅年冬十月十五日，台南连横天纵甫，写于鼓浪洞天之下。

译以上文章刊载于《鹭江报》第六十一册。《鹭江报》是旬刊，由西人J ○Sadler发行，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 ○二）创刊，最初设在厦门，后来迁到鼓浪屿。民国四十五年，我在台北旧书摊上买到一册，原来是把《鹭江报》各期的‘诗界搜罗集’从第四十七册到第六十五册装订成一帙的版本（缺第五十七册）。封面标为第五十一册，并记载出版日期为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即公历一九 ○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考查这一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按阳历实际应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可知阴历、阳历必有一处错误。按照每十天出版一次计算，刊载本文的第六十一册，应当在光绪三十年农历正月中旬、阳历三月初出版。当时正值农历年末和新年，全国各报照例放假，所以《鹭江报》第六十一册出版的确切日期，只能这样推算，无法断定。方豪谨慎记载。《斯庵诗集》跋 以上是《斯庵诗集》一卷，鄞县沈光文所著。斯庵是明朝遗臣，成为东都的隐逸老人，孤苦零丁地居住在海上，著作很多。从荷兰时期直到郑氏政权的盛衰，他都亲眼见过这些事情。台湾文献把他推尊为最早的祖师。著有《诗文集》《台湾赋》《流寓考》《文开杂记》。听说全谢山先生曾将他收入《甬上耆英集》，但我寻找没有得到。只有《续选甬上耆旧诗集》中保存他的诗六首，加上我搜集到的，共六十九首，编入《台湾诗存》。谢山既为斯庵作传，后来评论他说：‘唉！公自己认为不幸，没能早早死去，又看见沧海变成桑田；但我却认为这是不幸中的幸运。咸淳年间的人物，大概是上天要留下他来开启边远地区的文明，所以没有被强藩悍帅所害。假如公像蔡子英那样身在漠北，始终依恋故国，那么他死后确实可以瞑目；然而凭子英的才华，难道没有著述吗？把著述丢弃在毡帐皮衣之间，也不能不使后人深深叹息。公能够巍然不死，使他的文集得以重新面世，成为台湾人的开创之作，这大概足以稍稍慰藉他在虞渊落日之下的遗憾了。公的后人后来居住在诸罗，如今已经繁衍成族。恰好有鄞县人到台湾游历，我让他访求公的文集，竟然得以带回来，共十卷。’ 唉！谢山评论斯庵，实在正确！谢山虽然是清朝人，却眷恋怀念前朝，景仰前朝遗贤。忠义之士的著作，他全都加以收存和表彰，用来发扬那些潜藏的德行；他也是天下有心之人。当时居住在海上的鄞县人，还有张尚书煌言、陈光禄京第，他们也都有文集。雅棠跋。《赐姓始末》书后 以上是《赐姓始末》一卷，由余姚黄宗羲撰写。我读完后，于书后写道：梨洲的议论，大概是针对鲁王世子而发的。舟山失守后，鲁王进入福建，延平郡王以尊贵的礼节接待他，极其诚敬。后来鲁王在浯州去世。永历十八年，王世子惟俨才和嗣王经一起进入台湾，而延平已经去世两年了。延平在东海建立国家，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并不是只打算苟且安逸。上天不保佑，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光复大军带着未竟的志愿覆没。当时永历帝远逃，生死尚未可知，延平遥奉永历年号，便宜行事；怎么能再另立一位君主，来同时奉戴两个太阳呢？这正是延平的忠心。宗室诸王流离海上，延平无不按旧日礼制对待，从未听说有轻视他们的话。假如上天保佑黄帝后裔，能够返回治理中原，延平一定奉立故君之子，发布重大诏令，昭告祖宗，以尽臣子的节义，又怎么会招致梨洲的怀疑呢？梨洲的议论，大概也只是局部的见解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稗海纪游》书后 以上是《稗海纪游》一卷，由仁和郁永河所著。永河字沧浪，是个爽快豪迈的男子。康熙三十六年春天，他从内地来到台湾，亲自走遍南北，在北投采硫磺，事情办完后离去。看看他百折不挠的精神，确实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书中记载的山川险阻、瘴气毒害肆虐，与今天相比，何止天壤之别。北投，就是今天所说的乐土，歌舞楼台，天地仿佛开辟成不夜之城，山温水润，号称长春之地；而在当时几乎一天也不能居住。这是治理开发的功劳，而沧浪开创了它的先声。沧浪所著的还有《番境补遗》《海上纪略》，可惜书版早已失传，知道的人比较少。至于书中所谈抚育土著一事，我们今天读到它，又会有怎样的感想呢？《番社采风图考》跋 以上是《番社采风图考》一卷，由满洲六十七撰写。六十七字居鲁，乾隆九年，以户部给事中的身份担任巡台御史。我已经选取他的诗收入《台湾诗乘》。这部书所说的土著风俗，富有远古时代的遗风。因此想到，今人号称文明，却在物质上互相炫耀，在才智上互相争逐，以欺诈虚伪彼此欺骗，以强凌弱、相互吞噬，抢夺扰乱，昏昧困顿，日日夜夜不得休止，反而不如那些睁眼张望、浑浑噩噩的人，仍然保有远古的纯朴本性。读完后不禁为此长叹！《台湾游记》书后

译右边是释华佑所著《台湾游记》一卷，我寻找它很久都没有得到。日前林孔昭君从新竹来，带来给我看。书中有《台湾内山总序》一篇、杂记一则、地图十三幅，各自配有说明文字，似乎是辞赋一类；这是青乌家一派的说法。不过从总序来看，似乎还缺有《前山》一篇。图中的地名都译成番语，至今仍有沿用的。至于《内山》一图，南起琅■〈王乔〉，北到鸡笼，山川的脉络记载尤其详细。凡是可以建立城邑、屯田的地方，以及陆地防守、水上作战的区域，无不指出其中要害，这又是经世致用一派的说法。杂记中说，里刘有唐代碑刻，上面写着“开元”二字，清清楚楚可以辨认；又说巴老臣人中有许多人识字，能读《孝经》《论语》。这实在奇异。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台湾的开发，远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用隋代经营流求的史事来相互证明，就更加足以考察取信。《隋书·流求传》记载，大业二年，隋朝派虎贲中郎将陈棱、朝靖大夫张镇州率兵从义安渡海到高华屿，又向东航行两天到■〈句黾〉鼊屿，再过一天便到流求。流求王住在波罗檀洞，陈棱将其击破。高华屿就是今天的花屿，■〈句黾〉鼊屿就是奎壁屿，都在澎湖，而波罗檀就是葫芦墩。不过这些是台湾西部的事情，东部还处在草昧未开的状态，没有文献可以考证。如今这部记载中却有唐代碑刻，说明唐人已经到过台东，并且在那里留下后裔，所以后人能够识字读书；但他们只作菩萨诵，大概是因为地处偏僻、与夷人杂处，又同外界不通，文化逐渐衰退，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这自然是环境变迁所造成的，有些事情并非预先有意，却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的朋友福清人黄乃裳君长期居住在婆罗州，曾经进入沙罗越内地。他说拉耶种人性情纯良，识字读书，还能诵读唐诗；据说他们的远祖遭逢唐末战乱，漂流到那里。黄君在光绪末年率领乡里子弟开垦沙罗越，后来在厦门与我相见，亲口把这些事告诉了我。如果考察这一说法，那么唐人来台东居住，似乎并不是虚构。况且唐人曾经居住在澎湖。《全唐诗》中有施肩吾题咏澎湖屿的一首诗。施肩吾是汾水人，元和年间考中进士，隐居而不出仕。有人说他后来远居澎湖，子孙在那里繁衍。台、澎之间只隔一片水面，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唐人既然已经居住澎湖，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进入台东居住呢？可惜华佑没有详细记载，只举出“开元”二字。又说：各座山的名胜处，都是蝌蚪文碑刻，无法辨认。蝌蚪文是大篆以前的文字，难道三代时华人就已经到台湾，而《列子》因此有岱舆、员峤的称呼吗？我曾经考察过那里的地望。里刘如今写作理刘，在木瓜溪北面；它的外面就是花莲港。华佑图中也有这个港口，却没有记载港名，只说可以停船，只是害怕敌人暗中渡过，所以防备特别严密，扼守其险要之处；如果敌人登山开炮，就很难抵御了。巴老臣究竟是哪里，我没有查清；从图上看，它在交里宛北面，中间隔着一条溪。交里宛如今写作加礼宛，是番社，那么巴老臣应当就是今天的鹊仔埔，而冬仔烂应当就是新城三栈一带。华佑是普陀山的僧人。他来台湾游历，有人说是在郑芝龙据有台湾的时候。不过图中有“红毛大山”。台湾人称荷兰人为红毛。按照这个名称考察，应当是在荷兰人进入台湾以后。当时荷兰人的政令只到赤嵌，而华佑二人却遍历全台湾，东西南北无处不到，忍受饥渴，冒着瘴疠，出入野蛮人之间，所到之处没有不去的地方；如果不是意志坚强，怎么能够到达这里？华佑离开台湾以后，住在安溪李光地家中，不久便圆寂了。李光地精通堪舆，喜爱他的书，秘密收藏起来视为珍宝。传了几代以后，他的后裔某人把书带到鹿港。此人死后，书便散失了。听说关帝厅萧氏保存有六十多叶，北斗街某人也有三十多叶。将来如果能够得到这部书，再加以考订，用来阐明台湾的古代历史，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台湾随笔》书后 右边是《台湾随笔》一卷，华亭徐怀祖所撰。怀祖是明代左佥都御史闇公中丞的侄孙，事迹不详，应当是一位游幕之士。乙亥年是康熙三十四年，也就是郑氏灭亡后的第十三年。游客著书，把这个年代看作很古老。书中说，番民的种类非常繁多；有人说秦始皇时代方士带着五百名童男童女入海，大概只是到达了这座山，于是繁衍成种族直到今天；这种说法很奇特。我曾经因为“台湾”二字怀疑它就是《列子》所说的岱舆、员峤，而方壶就是澎湖，二者读音确实相同；再用方士的说法来证明，更足以取信。台湾高耸在大海之中，大海就是渤海之地。山川秀美，气候温和，花卉长春，草木不黄；这不就是所谓的仙境吗？玉山是群峰之冠，高达一万三千六百多尺，常年积雪，形状像玉；这不就是所谓“远望如云”吗？海船到达这里，突然遭遇飓风，只得回帆逃走，转眼之间便行驶千里；这不就是所谓风一来便把人带走吗？台湾出产黄金，世人传说而羡慕；远古荒昧之时，到达这里的人极少，于是便怀疑黄金白银是宫阙，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十洲三岛都有这种诡异传说，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列子》所说的“大壑归虚”，似乎就是澎湖的海。澎湖与台湾相距很近，中间隔着浩大的水面，黑水流经之处，风涛喷涌冲击，实在是一个仿佛没有底的深谷，所以叫作落际。又有万水向东汇流的险要，人们因此怀疑那里是海上的仙山。台湾虽然是一座岛，从前航海者却常常误认为是两座岛。明万历初年，荷兰人连少挺驾船经过台湾，曾绘制一幅地图，也把台湾分成两部分（这幅图我已经翻印在《台湾通史》中）。大概从海上看，中央的群山被云雾遮蔽，而大甲以南、浊水以北仍是一片水泽。何况《列子》成书在两千年前，书中所引用的夏革的话更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列子是周考烈王时人，夏革是商汤时人），所以才称作岱舆、员峤。我的见解就是这样，请教于高明之士，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正。《书陈星舟先生一遗著》人应当积存钱财吗？钱财越多，子孙就越骄纵。人应当积存书籍吗？书籍越多，子孙就越愚鲁。我曾见过世代穿戴冠服的家族，几代之后衰败下来，后人贫穷得不能自立，每天抱着先人的零碎绢帛和残断书册，到市场换米，甚至不能吃饱；更严重的，竟然把先人的著作全部拿去焚烧。假如鬼魂有知，怎么能不痛哭呢？

译我们县的陈星舟先生陈震曜，是一位淳厚谨慎的读书人。嘉庆十五年，他以品行优异被贡入太学，后来任陕西宁羗州知州。三十年后，罢官回乡，行囊空空，只带回汉、唐碑帖十几箱。他一生的著作有《小沧桑外史》四卷、《风鹤余录》二卷、《海内义门集》八卷、《归田问俗记》四卷、《东海壶杓集》四卷、诗一卷，全都没有刊刻。光绪元年，台湾开始议论开山，沈文肃上奏请求设置恒春县，这正是先生从前的主张。文肃于是访求他的著作，请求把他列入乡贤祠祭祀。过了二十五年，我撰写《台湾通史》，曾到他家借读，并抄录两篇。又过了二十五年，我打算刊刻《台湾丛书》，再次去借取时，书却已经毁于火灾。幸好我所抄录的，是一篇主张裁减戍兵、增募乡勇的奏议和一篇主张增募屯兵的奏议，都收在先生的传记中。否则，星舟一生的心血将化为烟消灰灭，难道不可悲痛吗？我曾说，积存钱财的人贪婪，积存书籍的人痴迷，这些都是败坏德行的事，所以不如积德。庄子说过：“我的身体并不属于我自己，它只是天地寄托给我的形体；我的性情和生命并不属于我自己，它们只是天地寄托给我的顺应之性命；子孙也不属于我自己，他们只是天地寄托给我的蜕化之物。”既然我的身体、性命、子孙都不属于我自己，那么对于钱财又有什么可执着的？对于书籍又有什么可执着的呢？《潜园琴余草跋》右边是《潜园琴余草》七卷，淡水林占梅所著。鹤山凭借华美富裕的家境，享受山林泉石之乐和诗文饮酒的盛况，在北台湾首屈一指。后来家道衰败，诗稿没有刊行。我从李适园君那里借到一部，书前有南通徐树人中丞的序，是鹤山亲手编订的。我读他的诗，五言律诗最好，七言律诗次之，古体诗稍显薄弱。因此选出一百一十五首，大约占全集的十分之二。至于《南征》八首，诗本身虽然平常，但事情关系重大：戴潮春之乱时，全台湾骚动不安，鹤山倾尽家产救济危难，竭力保卫北台湾，又率领训练的勇士协助攻克彰化。可惜早早去世，没有能够成就名声。然而鹤山的功业显赫，人人都听闻看见；如果只拿诗来评论他，岂不是把他看小了吗？雅棠跋。《梁钝庵诗集书后》我编纂梁钝庵的诗，因而想起从前在大墩听林无闷说过的话。无闷说，钝庵是个奇特的人，曾经自己想道：“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间茅草屋、一个大脚婢女、一坛陈年红酒，就满足愿望了。”无闷说：“请把‘不’字加进去。”钝庵问是什么意思。无闷说：“一间茅草屋不能破，一个大脚婢女不能丑，一坛陈年红酒不能喝完。”钝庵大笑。如今无闷已经去世，而钝庵的诗即将付梓，追忆起他当年的话，实在不是容易做到的事。《稻江井栏记书后》稻江旧日的天后宫有一口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凿的。光绪年间，安溪林氅云先生居住在这里，替它制作石栏，又借用蓝鹿洲的名义写记说：“大稻通津，天妃庙后，郑延平驻军于此，拔剑砍地得到泉水，于是命名为淡水。康熙六十年四月乙酉，漳浦蓝鹿洲镌刻记载。”旁边又有篆书“小剑潭”三个字，落款为施世骠。氅云也题写道：“汲井可受福。”从前扩大市场道路，庙被毁坏，井也被填埋，已经没有遗迹，但石栏还保存在发记茶行。我因为氅云的作品是伪作，担心误导后人，所以不得不纠正其中的谬误。淡水本来就是土番社的名称，明人著书时已经有这个地名，何乔远的《闽书》也提到过它；因此它不是郑延平命名的，也不是拔剑得到泉水而得名。这是第一处错误。郑延平进入台湾后，开始营建承天府，却从未到过北部边境。后来郑经虽然讨伐蓬山，在大甲展示军威，也只是在铁砧稍作停留，从未到过淡水。这是第二处错误。朱一贵起事时，蓝鹿洲曾经参与军幕，随军进入台湾。然而朱一贵在五月初一攻打府治，清军到六月十六日才攻克安平，那么四月时蓝鹿洲还在漳浦，怎么可能到达淡水？这是第三处错误。蓝鹿洲如果确实到过淡水，也应当是在平定朱一贵以后。《东征集》中虽然有记载竹堑埔的文章，竹堑就是今天的新竹，距离淡水还有一百几十里，当时荒僻丛生、杳无人烟，哪里会有镌刻碑记的事情？而且康熙六十年四月并没有乙酉日。这是第四处错误。施世骠是水师提督，率兵平定台湾，不久便死在军中，那么施世骠一定没有到过淡水，又怎么会有“小剑潭”这个名称？这是第五处错误。大稻埕原名大佳腊，是番语，汉语意思是晒谷场，地址在今天的六馆仔街；建府时，因为开辟市场店铺，才把它译成今天的名称。那么二百年前，怎么会有“大稻”二字？这是第六处错误。《淡水厅志》修成于同治七年，既不记载这座庙，也不记载这口井，由此可知它是在建府以后才修建的。然而却把它杜撰成二百年前的遗物，不过是自欺欺人。这是第七处错误。从前我游历厦门，在鼓浪屿的怡园见到氅云先生，园中有一口鹿泉，氅云刻石作记，也说是郑延平拔剑砍地留下的遗迹，与这里的说法如出一辙，因此我本来就怀疑氅云有附会之处。不过郑延平曾驻军鼓浪屿，断戟沉沙的事还可以凭吊，所以鹿泉的故事还比较接近事实；不像这口井，完全是凭空编造的。文人喜欢附会炫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名胜之地和名山，往往有一半是靠文辞润色而成。因此写史的人应当追求事实，纠正谬误。否则，若把这座井栏的故事流传到几百年以后，修志的人就会据此写成书，却不知道自己被氅云欺骗了。《跋延平郡王书》延平郡王的书法，世上很少有人见到。近年来赝品日益出现，甚至有把“大木”写成“大目”、朱印还鲜明可见的。造假的拙劣之处，识货的人一看便会■〈咶，虫代古〉之。此幅是晋江大姓黄氏所收藏的，长三尺有□寸，宽一尺□寸，以草书写周子《太极图说》，共五行，五十四字。它虽然不能和岳忠武王的前后《出师表》比较大小，但那种英灵之气从笔端涌出，鄂王以后也只有这一人而已。从前开元寺僧人传芳游历到泉州，听说此事后便请求得到这幅字。黄氏因为寺院是郑氏旧址，里面供奉着延平郡王，于是取出相赠。传芳带回寺中，珍重地保存它。延平郡王的翰墨从此开始镇护东都。东都的山川难道还要继续被造假者玷污吗？那么我们这些人尤其应当珍重保存它！《题谢管樵墨竹卷子》

译诏安谢管樵先生名颖苏，号懒云山人，又号书画禅。他年轻时就负有奇才，喜欢谈论军事，精通武术，只是不得志于乡里。后来东渡台湾，遍游南北。此后参加彰化林刚愍公的军幕，最终在漳州殉难，谈论此事的人认为他具有烈士的风范。我撰写《台湾通史》时，把他的事迹附载在林刚愍传中。管樵擅长书画，精于水墨兰竹，间或画山水、花卉，也有潇洒不凡的气概。他怀有才华却没有得到施展，抱持道义直到终身，所以他的名声没有传遍大江南北；然而闽南士大夫没有不知道有管樵这个人的，这也可以算是不朽了。这卷画是乡友张子振梁家所收藏的，尤其值得珍视。戊午年是咸丰八年，距离现在已经七十三年。榕坛就是海东书院的讲堂。管樵南游时，长期寓居在那里。经过战火之后，那里已经荒废成废墟。不知道那棵参天的老榕树，是否还会在半夜发出风雨之声？展开画卷，令人惘然。庚午年新春初三日，题于淡北的大遯山房。《人文荟萃序》我二十岁时，出门谋生，来往交游的多是一时名士，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也因为劳累而自行退隐。把砚台寄放在稻江，闭门修习清静，几乎像是与世隔绝、无人知晓。可是过去交往的人，有的也许因为我疏懒，不再彼此通书信；但我怎么能够冷漠地把他们忘掉呢？前些日子，台北远藤写真馆的主人把《人文荟萃》拿给我看。我打开阅读，里面大多是当代人物；有些我曾听过他们的言论，接触过他们本人，有些只听过他们的姓名而没有见过面，如今却都能够见到了。庄子说，逃避到空谷中的人，听到人的脚步声，便会发出跫然之声而高兴。唉！我因为隐居，著书自娱。如今得到这部册子，比听到脚步声，又是怎样的喜悦呢？在风晨月夕、酒后茶余，面对洁净的书案和明亮的窗户，欣然与这些人相对，怎么能不使我生出黄莺鸣叫以求友的心情，并产生风雨故人的感慨呢！《雅堂文集》卷二 传状 墓志 杂记 哀祭 书启 传状 ○ 《谢颂臣先生传》《沈少鹤传》《陈鞠谱传》《林痴仙传》《郭寿青传》《郑慧修女士传》《书何水昌》《书陈三姐》《书吕阿枣》《书黄寺僧》《书韩藩外》《翁阿二》《谢颂臣先生传》先生名道隆，字颂臣，是台中捒东上堡人。年轻时学习科举应试的帖括之业，进入县学。只是他不屑于做寻章摘句的儒生，驰马试剑，内在强健而外表柔和，有古代烈士的风范。乙未之役，台湾人自主建国，拥立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台中人邱逢甲为谋主。邱逢甲与先生是世代姻亲，平素以道义互相切磋；邱逢甲担任义勇军统领后，先生慨然起身召集乡里人士帮助他。不久，唐景崧逃走，邱逢甲也逃奔他处。先生知道事情不可为，便解散军队回乡，以医术为人治病，对贫困者还赠送药物。大甲溪是台湾的大河，源头遥远，水流湍急，轰鸣奔腾着流入大海。它的右岸有一座山叫睦督科，俯视东势角西北一带，而西边的山峰独自高耸。先生买下这座山，种植桃树、李树几千株，在山腹修筑坟墓，安葬祖母；左右两旁又修建两座墓穴，预先作为夫妻合葬之处。他曾经自言自语说：“我本来要战死在大甲溪，用马革裹着尸体回来，最终却没有实现志愿，这是命啊！”墓穴建成后，他邀请文人置酒举行盛大聚会，亲自作歌写诗来张扬此事；台中会写诗的人，不论参加与否，也都共同作诗为他助兴。县里的林痴仙把这些诗编成诗集，共得到一百七十六章。先生读了诗集，高兴地说：“我死后能以这部诗集相伴，比玉鱼金碗更好了！”过了七年，乙卯年夏季六月某日去世。有几个儿子。次子秋管也因医术闻名。连横说：丁未年夏天，我在台中旅居，才有机会与先生交往。听他说话，从眉宇之间隐约可以看出侠义之气，难道不是古代的隐士君子吗？生圹诗集刊行后，邱逢甲当时在广州，作序说：“只有先生这样的通达之人，知道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所以把变化看作常态；知道有不会死的东西存在，所以把死亡看作生命。唉！先生的一生已经尽在这几句话中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沈少鹤传》我年过二十岁以后，交游遍及南北，但与沈少鹤的交情最深。衣食方面彼此救济推让，疾病时彼此扶持，道义上彼此切磋，患难中彼此帮助。 我和少鹤就像兄弟一样。只是少鹤正当年轻力壮，怀有大有作为的才华，却最终抱着未实现的志愿死去，上面对不起年迈的父母，下面留下妻子儿女，我怎么能不悲痛呢？少鹤病重时，我日夜守在他身边，照料医药，祈祷他不要死；过了几天少鹤竟然还是死了，我又怎么能让自己的感情平复呢？少鹤姓沈，名伯龄，是我妻子的弟弟，祖籍安溪。他的父亲德墨公到台湾经商，娶王太孺人为妻，生下少鹤和两个弟弟，于是定居在府城。少鹤天性聪颖，仪表端正秀美，亲戚族人都喜爱他。起初德墨公靠经商致富，得到十几万金的资产。后来改隶之后，资产被官府侵占，经商又屡遭挫折。少鹤慨然对我说：“家父年老，几个弟弟又年幼，我想稍微振兴旧业，您能不能给予帮助？”当时少鹤正与南方人士共同设立台湾实业会社，投入大量资本，准备奋发有为，却不到几个月便去世了，仿佛预先知道自己将死，所以把这些话托付给我。哭祭完毕的那天晚上，我呼唤少鹤并告诉他说：唉！你可以没有遗憾了。父母由我来奉养，弟弟由我来教导，寡嫂孤侄由我来照料抚养；我们有这样的誓约，明神可以鉴察。唉！到了今天，我还能凭这些话去面对少鹤吗？少鹤生于光绪二年，卒于明治三十三年，享年二十五岁。葬在宁南门外。妻子吴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清龙四岁，次子清根才满一个月。连横说：古人有句话，一死一生，才看得出交情。少鹤死后，我替他料理身后之事很多。少鹤去世四年后，他的幼弟夭折，次弟娶妻，我既为此悲伤，又为此高兴。又过了一年，德墨公去世。再过五年，王太孺人也去世。我替他们办理丧事、营造坟墓，处理家中事务。只是这十年之间，没有一刻不把少鹤挂在心上。如今他的遗孤渐渐长大，都在学校求学，将来一定有振兴家业的一天，也可以在地下慰藉我的少鹤了。《陈鞠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