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堂文集卷四

译想进入卢家白玉堂，不惜啼叫的杜鹃嫉妒年华。曲折水洲飞来的烟霭正要合拢，想象咸池的太阳即将放出光芒。到了深夜，是否还能与月亮争辉？什么时候才能涂额借助蜂黄？章台街上的芳菲同伴，不相信年华会令人断肠。日光下繁盛的香气自己也难以持守，美好的时辰未必会有美好的约期。已经随着江令夸赞琼树，回忆着曾向天阶询问紫芝。汉苑的风烟吹入客人的梦中，楚天的云雨全都令人疑惑。背对着灯独自同残余的香气低语，不取花朵芳香正盛之时。门外层层阴云昏暗不散，云开时不要让艳阳重新照回。什么时候心绪才能完全无事？独自面对一树浓艳的姿态观看。海阔天翻，迷失了所在之处；长廊深远、楼阁幽僻，只能在这里徘徊。谁说琼树能够朝朝相见，却不赐我一杯金茎露酒？可怜花木的荣枯都在朝夕之间，只能拂去青苔，检看泪痕。没有实体的事物容易迷失在三日的雾中，天一亮便可通行于九华门。春日烟霭自然碧绿，秋霜自然洁白；栀子花交错繁盛，香蓼也同样茂密。素雅的颜色不同于篱下花木的盛放，紫兰在芳香小径上，仿佛在招引亡魂。乐游苑的春日是令人断肠的时节，忽然唱和陈王的白玉篇章。在哪里拂去胸中的蝶粉，消解愁绪？或许还能保住性命，等到沧海变成桑田。红楼隔着雨悄悄相望，独自焚香躺在绣被中。玉骨消瘦得不盈一握，碧桃般的红颊却仿佛能保持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年〕 凉风只在宫殿西边吹来，雪絮般的花瓣纷纷飞舞不停。明日尚未开放，今日却已经凋谢；雨中的零落，月下的愁苦。从来这里都是在黄昏时分散去，如今又有谁能在谁家醉饮、面对那白玉般的月钩？姑且走到秦树、棠树之下，不知身世，任凭心绪悠悠。东郊传来木帝归来的消息，年华的忧愁和流水一起催迫。不要惊讶正胜过埋香骨的花事，重重门户紧锁，遮掩着绿苔。烟幕应当自会怜惜白傅，柳絮也隔着章台思念。不要让春心同花一起争相萌发，只换来年年一次的归来。郢地的新曲刚刚传来《白雪》名篇，放眼望去，频频使客子的心惊动。早晨的云、傍晚的雨长久相接，紫蝶和黄蜂都有情意。独自沿着细路来到今夜，宫门深深掩闭，隔绝了人的声音。反复吟咏，细细把玩，实在无可奈何；十年来裁诗作篇，奔走如马。有人说诗有特殊的才性，不必读书；这只是欺骗人的话。少陵是诗中的宗师，还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如今人读过一本《香草笺》，就想作诗，出门应酬，未免太容易了！我的意思是，想学习作诗的人，经史即使不能读得透彻，也必须略知二三；然后再读唐代名家的全集，沉浸在浓郁的诗意中，含英咀华，等到有所体会之后才算真正有所得，再由此旁及其他，自然不会混乱无序，下笔也才会有可观之处。春秋佳日，吟诗的朋友聚集在一起，酒后茶余，没有比联句更好的了。但也不能像近人仿作柏梁体那样，东边涂写一句，西边胡抹一句，杂乱无次，给旁人留下笑柄。必须按照昌黎联句的先例，先确定题目，参与者才力相当，彼此争胜，比试巧思敏捷，然后才有吟咏的乐趣；否则就会索然无味。近来吟社每次召开大会，花费数百金，到会者有数百人，却只作二三首击钵吟便草草结束，实在可惜。我的想法是，召开大会前先出一个预先拟定的题目，广泛征集吟咏作品，带着作品到会。到时候再出一个题目，以古人的诗为韵，各人抽取一个字，体裁任选，长篇巨制任凭来客创作，这样应当会有佳作，可以流传于艺苑。从前冒辟疆在水绘园宴请天下名士，王渔洋还作古体诗和律诗，想要争胜，由此可知名士济济一堂时，必定都能尽展才华。栎社前社长蔡启运先生，是一位风雅之士，年高德厚，众人都敬重他。蔡启运本来是竹梅吟社的成员，习惯作击钵吟诗。每次出一个题目，他总能写成数首，用来诱导扶助后学。后来栎社商议刊刻同人诗集，朋友们各自都有佳作，而蔡启运的诗却很难取舍，因为除了击钵吟之外，很少有其他创作。既然如此，想学习作诗，切不可专门钻研这一途，只争一时的长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诗钟也是一种游戏。然而十四个字之中变化无穷，遣用字词、构思布局、运用典故，都必须费心经营，不像击钵吟七绝那样可以随手写成。我认为初学作诗，先学诗钟，基础会比较扎实；将来如果作七律，也容易对偶，而且能够写得工整。福建人士比较喜爱诗钟，其中也有很多高手。听说林文忠公年轻时，曾同朋友小聚，偶然抽取“以”“之”两个字作雁足格；众人认为这两个是虚字，很难下笔。林文忠先写成一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看见的人都大为惊异，认为很有大臣的气度。后来林文忠历任封疆大吏三十年，事业功勋震耀中外。谁说游戏之中就没有惊天动地的语句呢？诗钟中作为关键位置的字，必须看不出嵌入痕迹，才称得上高手。前人有集句的作品，尤其费尽苦心。从前榕城有人以“女”“花”二字作燕颔格。其中一人说：“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倾国两相欢。”众人认为对得工整。又一人说：“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坠楼人。”众人更加认为巧妙。后来又一人说：“神女生涯原是梦，落花时节又逢君。”众人全都停笔。这两句本来都是名句，意境飘渺，情意缠绵；拿来自己创作，尚且未必能写出这样的语句，如今却出自集句，而且还嵌入了指定字，真是浑然无迹，巧妙胜过织女了。少年作诗，大多喜欢写闺阁艳情，稍微年长就舍弃了这种写法。施耐公山长曾作《艋津赠阿环》七律三十首，写男女情爱、怜红惜绿，放入《疑雨集》中，几乎无法辨别。后来他自己编纂诗集时，便把这些诗删去不存。不过其中清丽的词句，已经传遍歌楼，可作为曲中的佳话。稻江的王香禅女士曾向赵一山学习作诗。赵一山是位老儒，教她读《香草笺》，要求她每天早晚吟诵，刻意模仿。后来她在上海遇到我，便把诗袖带来请我指教。我说，想学习闺阁诗，应当从《玉台新咏》入手；然而在运用典故、构思谋篇、铺陈成章和安排格律方面，又不如先学习玉溪，所以把李义山诗集交给她。香禅读后大有领悟。接着我又教她《诗经》，再以《楚辞》加以启发，她的诗风便发生了变化。如今她已经文采斐然、成章有致，不会像谢道韫的咏絮才华那样湮没了。梁任公对我说：“年轻时作诗，也想进行革命。后来读了唐宋人的诗集，又得到赵尧生指点，才知道诗是国家的精粹，不像制度、器物和采色那样可以随时改变，深深后悔自己当初的轻率。”梁任公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所说尚且如此，那么如今所谓的新体诗又怎么样呢？

译作诗必须先审察题目，然后确立主旨。主旨确定以后，再安排篇章结构；结构安排好以后，再推敲句子；造句时还必须锤炼字词。炼字若没有功夫，就无法辨知其中的巧拙。比如少陵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平野的辽阔、大江的奔流，人都能想到；但使用“垂”字和“涌”字，就不是初学者所能做到的。又如玉溪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蝴蝶之梦、杜鹃之心，人也能想到；但把“梦”字配作“晓梦”，把“心”字配作“春心”，又用“迷”“托”二字，表现“晓梦”的迷离和“春心”的寄托，这样蝴蝶、杜鹃就不是空泛的语语了。作诗必须有分寸，题目尤其应当慎重斟酌。从前有人把哭悼父亲的诗投给报纸，请求刊登，我置之不理。后来又有人把和答朋友哭悼父亲的诗寄来给我看，这真是不可思议！父母去世，按礼制应当停止琴瑟之乐，哪里还有心情歌咏？至于和答别人哭悼父亲的诗，更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肠、如何能够下笔。初学作诗的人，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梁钝庵先生博通经史，旁涉诸子百家，年满四十岁还不敢作诗。有一天，他看到邱仙根的大甲溪诗，嫌它模仿南山诗，于是构思了一个月，写成一篇巨制。邱仙根见到后，自己说比不上它。钝庵在香江去世，诗稿全部遗失。我从各处搜求，只得到十几首，载入《台湾诗乘》，而那篇大甲溪诗没有找到。世上如果有人保存，请求抄录给我看。晋江陈铁香太史大概著有《藤花吟馆诗录》六卷，他的长子少铁从远方邮寄给我，我已经把其中有关台湾事务的作品采录进《台湾诗乘》。其中有《白牡丹》八首，我们台湾诗坛近来喜欢击钵吟，又喜爱咏物诗，所以把它们录在这里，供吟咏取材：洗尽铅华后倚着精美的妆容，天生的国色在群芳中独占鳌头。全然没有华丽艳态去讨好青帝，却有极好的名声，足以赐给素王。清雅的曲调何时才能和唱李白？春日的情怀任凭它去媚好姚黄。东风敷衍出一片繁华后已经疲倦，偏偏让冰清玉洁的姿态照耀洛阳。高雅艳丽，何曾比春色减少？姑射仙人的冰雪般精神清晰可见。十年宰相的尊贵并不在金带，三月春光却全在美人身上。富贵人家有几家能够淡泊？文章也同样爱好清正真实。竹笼中驿使空自供奉，却没有把幽幽香气送进紫宸殿。上天赐予芳华，玉石般的肌肤，分明是按照徐熙的画稿临摹而成。梨花如云的庭院是嬉游春日的地方，柳絮如雪时正值帘栊之外的午时。还没有用浓妆去取悦庸俗的眼睛，却只淡淡描画眉毛。为什么十户人家中才有一户能产出这样的花，却只买城东颜色深重的花枝？在十二曲回廊栏杆间徘徊，穿着白衣相逢，特意仔细观看。浓艳的花朵让人称作花中之王，冷落的曹氏却像我一样被称为朝廷官员。抛下多余的金粉，春色也一同淡去；买来了胭脂，反而更难描画。谁知道那珊珊作响的冰玉般容貌，风流姿态依旧，还享有名丹的称誉。素面新妆，仿佛汉宫中的美人，处在沉香亭北的露光之中。流苏隐约可见，偏偏适宜月色；楼阁晶莹剔透，连风也仿佛被石头阻挡。整日里晶莹的花朵使粉蝶迷恋，也有人以玉貌同惊鸿争艳。对着镜台喝尽流霞美酒，却不借潮水之痕染上一点江色。即使会说话，又何必担心美人使国倾覆？细腻如酥、粉润欲滴，令人无限爱怜。全身兼有芍药的三分碧色，先占有芙蓉的一段清姿。用素手折来，争相显出婀娜；插在红颜鬓边，更加鲜明。记得曾在资福寺中见过它，却不相信盘盂之中竟能雕琢出这样的美玉。春风中的遗憾，因见到这花而得到排遣；水晶屏风外，斜斜伸出一枝花。天赐的香气沁入骨髓，仿佛全都化成了美玉；月亮般的面容呈现春色，却不浮现红霞。兴庆池边有人倚着栏杆，善和坊里行人停下车来。如今擅长白描的画家还有谁？真要忙坏南朝的杨子华了。为了看花登上月波堤，玉石般的花饰和珠钗般的花朵朵排列整齐。沾着露水，偶尔像银制酒器般倾斜；迎着风，仿佛在劝人饮酒。汉家的团扇用白绢裁成，邺苑的春衣换上白色的绨绸。足以博得“雪夫人”的美称，凝脂般的肌肤确实配得上柔荑般的手。云母窗打开后，花色反而显得更加幽微；雪肤花貌，真像妃子。来世尽可证明它是欧家碧玉，柔弱的身子偏偏承受得住玉带的环绕。点染香名，仿佛自己就是粉黛；天生的美妙形貌，以白雪作为衣裳。大概还没有接受金轮皇帝的诏命，所以甘愿隐遁，不穿绯色官服。冷落处只占三分，艳丽却有十分；高高的画楼上，清香四处飘散。洛水女神洁白的手腕，春日里像拂开月光；巫山神女轻薄的纨衣，清晨仿佛映着紫云。这样的诗篇，或许可以和欧阳修相比；即使白了头，也仍足以傲视卓文君。水边竹林之间的会稽山路，远胜于夕阳余晖中嬉弄春色的桃花。柳宗元谈写文章说：“我写文章，从来不敢用轻率的心态去写，怕文章浮薄而不能留存；从来不敢用懈怠的心态去改变它，怕文章松弛而不严密；从来不敢带着昏昧的气息写出来，怕文章含混埋没而杂乱；从来不敢带着自矜之气创作，怕文章傲慢而自大。”我认为写诗也是这样。写诗的要领，没有比虚心更重要的，也没有比心气宁静更重要的。虚心可以通达神明，心静可以达到深远境界。大隈侯说：“中国服饰的美、饮食的精美、文章的优美，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的。”如今有些妄人却想把本来固有的精美全部抛弃，还说汉文是亡国的工具。唉！中国如果果真没有汉文，那么五胡的扰乱、蒙古的吞并、觉罗的损耗败坏，民族早就灭亡了，国家还从何谈起！而今天能够保存下来，正是汉文的功劳。人生一定要有嗜好，然后才有趣味，才有快乐。酒、色、财、货，都是人所喜爱的东西，但有的因此丧身，有的因此破家，有的因此亡国。唯有读书的快乐，能够陶冶性情、增长学问，使人每天都趋向善良，进到高尚的境界；这种快乐难道有尽头吗？我自二十岁以来，带着笔靠写作谋生，忙得没有闲暇。然而事情即使极其繁忙，每晚也一定读书两小时，然后才就寝。所以我没有一天不快乐，也不会再被外物所动摇。“两只乳燕飞入孤垒栖宿，四时的花朵共同在一只瓶中开放。”这是孙湘南的诗句。“花朵不分寒暖，随时开放；美酒常有如玉液般的琼浆，不必买来。”这是六居鲁的诗句。张鹭洲也有诗说：“少寒多暖，没有霜冻的天气；树叶长青，花朵长久娇艳。真是四季都像夏天，腊月荷花开放，春日菊花迎来。”这些诗都善于描写台湾的气候。因此，想写台湾的诗，必须发挥台湾的特色。如果用江南的花月、塞北的风云来描写台湾景象，虽然美是美，却还不算完善。台湾景色中可以写入诗歌的，美不胜收。我曾选取几十条，载在《诗乘》和《漫录》中。比如秋雨连续下十多天，称为“骑秋”；“骑秋”二字写入诗中，十分新奇。又如水面波纹荡漾，称为“鱼花”；“鱼花”二字写入诗中，十分颖异。至于南吼、北香的景色，赤嵌、白沙的情状，也都是诗歌的材料。

译周芸皋有诗说：“心中有所怀想，想去将军澳；到哪里再去寻找菩萨寮？”将军澳、菩萨寮都在澎湖，把它们写入诗中，顿时显得工整。又说：“潮水流过八卦水，风等待七更洋。”八卦水、七更洋也都属于澎湖，把它们写入诗中，是多么新颖啊！文章是使国家显耀的工具，历史则是民族的灵魂。所以文明的国家，文章就越优美；进化的民族，历史就越完整。如今台湾的文章怎样？历史怎样？众多求学的人，应当自己努力，不要被旁人讥笑。台湾闺秀中能写诗的，如蔡碧吟、王香禅、李如月诸位女士，文采斐然、声名传播于文艺界，都是才华出众的人。然而碧吟因为家事，已经很久停止吟诗；香禅迁居津门，如月也寓居苏澳，山河阻隔，幸好还时常通过书信往来，能够得到她们的近作，刊登在《诗荟》中，也足以使诗坛增添光彩。如今台北有一位吴琐云女士，邀请同道，设立汉文研究会。我十分赞赏她的志向，并祝愿这个会能够办成。然而研究会的设立，有人猜疑其中另有隐情，年长持重的人甚至对此忧虑。今天的女子，已经不再是旧时代的女子了。社会的兴衰，男女都有责任；何况研究汉文尤其正当，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只是主持此事的人，必须心怀热诚、志向高尚，勤勉从事，并且得到明师益友的切磋，这样才能符合她们的期望；那么猜疑的人自然会释然，忧虑的人也将转为欣喜。孔子谈诗说：“可以用来激发感情，可以用来观察社会，可以用来交往，可以用来抒发怨愤。”孟子说：“读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对词句的理解，不要因为词句而损害对意义的理解，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志向，这才算真正读懂。”如今读诗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眼力？如果只凭一两个字面的意思判定诗歌是在毁谤还是赞誉，并据此压抑或推崇，难道不被有见识的人嘲笑吗？诗人的诗，本来以敦厚为主。因此《国风》中多用比喻和起兴，而《小雅》中已有怨意。《小雅》议论周朝说：“显赫的宗周啊，被褒姒毁灭了。”褒姒是周幽王的王后，但周朝的君臣并不认为这是诽谤，孔子又把它收录下来作为惩戒；假如用今天人的说法来看，这难道还能免除不敬之罪吗？台北的采茶歌，是一种特有的民间歌谣，属于竹枝、柳枝一类的体式；情意缠绵，词句委婉，声调流畅舒曼。虽然大多是男女相互赠答的言辞，但也能即景抒情、借物起兴，同样是《国风》遗留下来的传统。十几年前，我游历台北，常常在街头巷口听到歌声。如今竟然寂静无闻了。如果再过十年，恐怕就要绝迹。因此我打算把它们搜集起来，编成一部集子，流传久远，这也算是古代輶轩使者采录民歌的志向。新茶上市，花香细密，游春女子如云，边走边唱、彼此应答，这本来就是天然的诗意。然而都市里的人奔波于名利之间，污浊的汗水沾满脊背，入夜也不停息，即使有美好的诗歌，也像视而不见。我们这些闲散的人，难道能任凭它消灭吗？各位如果肯把自己知道的采茶歌拿出来，并加以注解，哪怕一首的帮助，也胜过百朋。南风已经吹来，草木生长，黄莺飞翔。连日的雨刚刚放晴，满眼绿色像洗过一样。我们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在诗境之中，诗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何必等到击钵催促，才写成妙句呢？圆山、碧潭、北投，都是台北附近的诗境。远一些的淡水河畔、观音山脚、社寮岛、屈尺溪，也足以供人游览一天。拄着手杖，带着行囊，妙句自然会来。我们偏居城市，尘世的气息扑面而来，为什么不暂且抛开世俗念头，来印证真如呢？写诗是一种乐趣，但古人常常苦苦吟咏，甚至有人走进醋瓮里去推敲。然而一个字的斟酌，也要耗费极大的心力。像杜甫那样落笔惊风雨、诗成使鬼神哭泣的诗篇，本来就不是不经苦功可以得到的。谁能真正理解这一点呢？文章崇尚古典，学术崇尚创新，这是我二十年来一贯主张的。因此我读古书，总是用最新的学理来解释；而提笔写文章，却不敢随意摘取时下的语言来炫耀新奇，这才是真正的守旧。我刊行《诗荟》，有两个意义：一是振兴现代文学，二是保存旧日遗留下来的书籍。只知道古代而不知道今天，不可以；只知道今天而不知道古代，也不可以。因此学术崇尚创新，文章崇尚古典；取长处而弃短处，除去杂芜而发扬芬芳，这样以后，诗歌中的精神才能显现出来。诗人应当以天地为心，所以胸襟应当宽广，眼界应当开阔，思想应当奇特，情感应当正直。如果奔走在权势利禄之间，在饥寒衣食之中号哭，就不是诗人。以诗人的身份谄媚权贵，人们会笑他卑鄙；以诗人的身份满足私欲，人们会讥讽他鄙陋。卑鄙和鄙陋，都会损害人格。因此董江都说：“端正自己的义理，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读书人应当这样，诗人更应当这样。征集诗歌本来是文雅的事情，却有人借此追求虚名；写诗本来是乐趣，却有人借此求取赠品。像做买卖一样交往，旁观者都冷笑不已，报纸上刊载后，也招来许多非议。诗学的兴盛，难道应该是这样吗？人生在世，日月容易流逝。富贵功名，一转眼就消失；唯有道德和文章，可以独立千古。因此我所争取的，不在于一天的得失，而在于百年之后的评价。我能够著书，我的志向就实现了；我能够吟诗，我的心情就平和了；我不被物欲诱惑，我的心就澄澈了；我不受疾病困扰，我的精神就凝定了。我为什么还要急急忙忙地经营奔走呢？我将用这些力量来求得文化的繁荣。君子的道路兴盛，小人的道路消退；但君子做事，往往遭到小人的嫉妒和猜忌，小人纵情散布谗言流语，施展奸邪曲折的手段，最终却不足以损伤君子丝毫。因此君子终究是君子，小人终究是小人，泾渭分明，始终不能混同。庄子说：“井里的青蛙不能和它谈海，因为它受困于井栏；夏天的虫不能和它谈冰，因为它受限于时令。”如今自称通达世事的人，却不知道世界大势，难道能免受井蛙、夏虫的讥笑吗？韩愈的诗说：“李白、杜甫的文章还在，光芒万丈长存。不知道那些愚蠢的小子为什么竟敢肆意毁伤？小小的蜉蝣妄想撼动大树，真是可笑而不自量力！”如今那些小子，怎么竟这样愚蠢啊！杜甫的诗说：“世上的人都想杀他，唯独我的心怜惜他的才华。”唉！即使李白才华超然物外，视世俗污垢如尘糠，世上尚且有人想杀他，何况雅堂！然而又怎知芸芸众生之中，就没有杜甫这样的人呢？

译孔子具有最高的德行，却被匡人围困；释迦牟尼具有仁爱之心，却被淫女诽谤；耶稣具有博爱之心，却被祭司嫉恨，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三位圣人的行为，我虽然不能完全达到，但应当守持并实行，之后才可以称为人。释迦牟尼说，亲人和仇人应当平等看待；耶稣说，应当把敌人当作朋友对待；孔子说，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这三位圣人的话，我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但应当守持并实行，之后才可以称为人。人被认为是万物之灵，而把鸡、鸭、狗、猪看作禽兽。如果按照平等的原则来看，人是动物；鸡、鸭、狗、猪也是动物。我既然是人，就应当把鸡、鸭、狗、猪都提升到人类的地位。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都是欲界中值得怜悯的众生。我既然是人，就应当熏修佛法、证得果位而进于天界；我还应当发起广大的愿力，把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全部提升上来。观世音说：“如果有阿修罗念我的名号，我就为阿修罗而度化他；如果有地狱众生念我的名号，我就为地狱众生而度化他；乃至如果有饿鬼、畜生念我的名号，我就为饿鬼、畜生而度化他们。”大慈大悲的菩萨，愿力没有尽头，力量没有穷尽。我生在欲界，应当进到有色界的天；我生在有色界，应当进到无色界的天。三界唯心，众生都是佛；这样以后，人间的罪恶才不会产生，虚空中的真如才会自在显现。我一生虽然没有奢望，但清闲的福分，自认为胜过别人；写历史、评论诗歌，也颇有高雅的趣味。破屋足以遮蔽风雨，砚田足以供给稀粥。庸俗的官吏不来，债主也不到。起居没有固定时间，只求舒适安适。乘兴出游，一天走三十里。年长以来没有疾病，天性活泼。庄子所说的“解除帝王之悬”，就是这样吗，还是不是呢？写诗必须读书，读书必须识字，识字必须懂得小学。小学虽然标举六义，但古文中常常使用反训。例如《诗经》说：“文王不显”；注释说：“不显，就是显。”又说：“毋念尔祖”；注释说：“毋念，就是念。”所以我说，写诗不如读书，读书不如识字。买书不难，难的是能够阅读；读书不难，难的是能够熟读；熟读书籍不难，难的是能够运用。我曾见富裕人家藏书满架，但主人从未翻阅。这样的藏书，简直和古董没有区别，实在辜负了作者太多。人不能依仗自己的学问。依仗学问，就不会每天进步，反而会每天退步。孔子说：“学习并且按时温习。”荀子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我虽然是极其愚钝的人，也用这些话来激励自己。诗人应当以超脱尘世为心，情怀淡泊，视万物为空。因此，谈论利禄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诗；计较得失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诗；歌功颂德的人，更不足以和他谈诗。诗与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诗人从自然中获得领悟，禅家从明白无我中获得解脱。自然和无我，都是最高境界。因此诗人多沉浸于禅的意味，禅家也常常保有诗的情怀。西洋的文明偏重物质，东洋的文明偏重精神；但说到诗，两者并没有不同。因为诗是人类最高的艺术，对于移风易俗，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做成事情，更不能读好书。曹孟德春夏读书，秋冬讲习武事，这正是英雄的本色。陶靖节读书不求过分深究；如果不是天资聪慧的人，照这样做就一定会误事。汉代的织女，一个月能得到四十五天；我们读书，能够做到这样吗？我台湾的邱仲阏先生逢甲，向来擅长吟咏。乙未之役失败后离开台湾，居住在镇平，于是凭诗名闻海内。他从前把《论诗十绝》寄给林君痴仙。我在台湾诗界一向主张改革。二十年前，曾与陈君枕山笔战十多天。如今仲阏、痴仙已经去世，枕山也亡故了，而我奔走于诗坛，至今还没有什么成就。台湾杰出非凡的人，如果有人能够奋起发扬他们的事业，那就是诗界的福气。诗如下：真正的诗歌声音自古本来就是天生的，为什么当世流俗之人却苦苦争竞？诗歌世界中有几个强国，可惜没有人起来实行合纵连横。近来诗界高唱改革，谁果真能够独尊一时，我还没有遇到。笔端流尽黑黄之血，茫茫词海中群龙争战。诗歌中重新筑起一座大舞台，可惜几个侏儒般的人物登台演戏，实在令人悲哀。如今开幕，要推举真正的高手，选出人间天上的绝妙才华。舞台上风云激荡，发出浩大的歌声，不必再到处搜罗勇士。项羽拔山只是妄费重瞳之力，半夜里虞姬唱着“虞兮虞兮奈何”。北派、南宗各自夸耀自己，能否让流传的声调摆脱淫靡之音？诗歌中如果果真有真正的王者，那么四海之内又何妨共同归于一家。彼此纷纷谈论疆界，谁知道世上还有更大的文章？中天的北斗本来没有固定的位置，漂浮海上观望星辰，登上大郎。雪中的芭蕉也可以供人摹写，王右丞善于写出绝妙诗篇。美雨、欧风都可以成为吟诗的材料，哪里和远古那种没有凭据的事物相同？四海动荡，尚未有安定的居所；千村万落都荒废了农具和耕作。荆州失守之后吟诵杜甫，徒然追忆南阳旧日的草庐。展开诗卷重新吟诵《民主篇》，向东遥望海天，独自感到凄然。英雄的成败任凭后人评说，至少可以在诗中为自己留下年代的记录。四海之内都知道有蛰庵，重新开创诗史，发表雄健的议论。如今是什么时代，大禽大兽般的强国在哪里？放眼全球，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三水的梁钝庵先生名成枬，曾经寓居台湾，有诗三卷，后来客死香江，诗稿全部散失。我和陈君沁园竭力搜集，共得到六十九首，刊登在《诗荟》中；但其中有四十章没有见到，可见散佚的还很多。海内各位君子如果收藏有钝庵的诗，恭敬地请求抄录寄示，以便编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责任。李君汉如离开台湾已经十三年了。从前我游历上海时，常常与他互相问候起居；后来旅居燕京，又同住南柳，经常各自取出玉溪的诗篇，把修改诗作当作乐趣。等我回到故乡，李君乘时而起，投身实业界，谋划决策，飞黄腾达，不像雅堂我依然故我。然而李君因为是风雅之士，听说我刊行《诗荟》，便把自己的佳作从远方寄来，都是十年来苦心创作的作品。遥望天津的云彩，怎能不惆怅！

译中国的乐律制度最为完备，应用也最为广泛。我读《乐记》，感叹其中论述精深。书中说：“音乐是由我们的情感产生的。它的根本在人，必定是受到外物感触而产生。因此，悲哀的心受到感触，声音就尖细而低沉；欢乐的心受到感触，声音就舒缓而宽展；喜悦的心受到感触，声音就发扬而散开；愤怒的心受到感触，声音就粗重而严厉；恭敬的心受到感触，声音就直截而清廉；慈爱的心受到感触，声音就和谐而柔和。”如今台湾写诗的人，诗声怎样，就要看他们受到怎样的感触。又说：“人有血气和心智的本性，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悲哀、欢乐、喜悦、愤怒；受到外物感动而产生变化，然后内心的状态才表现出来。因此，微弱、焦躁、低沉的音乐一出现，百姓就会想到忧愁；舒缓、迟慢、平易的音乐一出现，百姓就会安康快乐；粗重、严厉、猛烈、奋发的音乐一出现，百姓就会刚强坚毅；清廉、正直、端庄、正大的音乐一出现，百姓就会肃穆恭敬；宽厚、充裕、和顺、圆满的音乐一出现，百姓就会慈爱；流荡、偏邪、淫乱、散漫的音乐一出现，百姓就会淫乱。”如今台湾的声音怎样，民众的志向怎样，我可以从诗歌中判定。诗学的兴盛，到唐代达到顶峰。唐代侍奉皇帝的诗人也主张宽容开明。因此唐人的诗常常批评国事，执政者却不认为这是冒犯。白乐天是诗人中敦厚的人，但《长恨歌》直说宫廷之事，连宫闱秘密也传播到民间，然而仍称“汉皇”而不说“唐皇”。至于李义山“薛王沉醉寿王醒”的诗句，则不再替皇帝隐讳，唐代君主也不把它当作罪过。这正是唐诗能够卓绝千古的原因。以诗人的身份而被关进监狱的，如宋代的苏东坡；奸邪小人从旁构陷他，罗织文字，想据此定罪，但宋神宗赦免了他，没有杀他。东坡是忠孝之人，他的诗能够感动鬼神，却不能使群小信服。然而东坡自是东坡，群小自是群小。考察人物并联系时代来评论，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文信国的正气震动天地、使鬼神哭泣，直到今天读者仍会为之振奋起舞。我游历燕京时，进入文公祠拜谒，肃然起敬。而元朝统治天下时，已经没有一寸属于宋朝的土地。这说明忽必烈的淫威终究比不上文信国的正气。“自古以来人生谁能不死？留下这颗丹心照耀史册。”这是文信国经过零丁洋时写的诗。唉！千古以来忠臣义士之所以精神不死，靠的就是这颗丹心。因此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去主帅，普通人的志向却不可夺去。” 台南旧俗，每年暮春，总要迎接天后，以求借此获得大福。事情一再铺张，费用超过十万。跟随香火的男女，整个城市像发了狂。黄君茂笙见到这种情况很怜悯，写了《迎神杂咏》；语言虽然诙谐，意旨却在惩戒和劝导。当地朋友读到这些诗，如果能够稍作改革，消除迷信，就是黄君的志愿。诗如下：圣母从湄州拜谒祖庙归来，年年三月庙门开放。承天府两朝都热闹非凡，把全台湾的善男信女都吸引来了。斋戒虔诚地询问吉凶祸福，财运、子嗣、福气、长寿全都尽情祈求。世上有多少痴迷的儿女，跪在神前把头磕得响亮。神轿绕境，场面纷纷扰扰；锣声冬冬，整夜喧闹。最扰人清梦的地方，是大吹大擂的四平昆。银旗过后又是金旗，事情一时接一时地铺张华饰。如今财神已经颠倒，悄无声息地不知去了哪里。满城神佛欢聚交往，凉伞和前导旗有数百竿。我们的道义已经穷尽，实在令人长叹；连文衡圣帝也随着神鸾来了。文王身高十尺，商汤身高九尺；九爷肥胖矮小，八爷高大修长。化身走进平康里，比游玩的人还要格外疯狂。神农不管人间的事情，亿万年的光阴转眼即过。为什么今天却跟随妈祖，穿着芒鞋踏遍海东的天地？冈山佛祖驾临，姑且表示一片亲交之心。董事代替他发请帖，大字写着“愚妹小观音”。诗虽然是没有实用功利的东西，小而言之可以陶冶性情，大而言之可以转移风俗教化。因此今天台湾的诗人，应当先使自己立身，然后再帮助别人立身；先使自己觉悟，然后再使别人觉悟。甜美的话是好听却有害的病，忠直的话是治病的药石。好听却有害的东西不如药石，古人早已知道这一点。因此今天台湾的诗，宁可作药石，不要作好听却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宁可写讽刺，也不要写颂扬。讽刺的诗使人读了以后思考，颂扬的诗使人读了以后欢喜。欢喜只是当时的感受，就像吃蔗糖；思考却是长久的关怀，就像吃劝谏的果实。然而蔗糖虽然甜，暴食终究会损伤胃；谏果虽然苦，稍微品尝却自然能使人产生津液。只是如今的士大夫喜欢接受颂扬，却不喜欢接受讽刺；写诗的人也天天进献蔗糖，不敢稍稍送上谏果。这样诗界终究没有革新的日子，诗人也永远不会有高远明朗的心胸。我虽然不会写诗，却很懂得诗的意义。诗贵在真实。大到山川日月、风云变幻，小到虫鱼鸟兽、草木荣枯，其中都不容有丝毫虚假；这样以后，诗的价值才不可估量、不可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四个字，是佛法第一等的真谛；写诗的人也应当在这里求取境界，然后才能达到最高妙处。如果人人都能说、人人都能知，那么佛法既然平等，又哪里会有菩萨和声闻的区别呢？我是凡夫，却追求上乘境界，因此应当懂得“不可思议”为什么称为不可思议。所谓不可思议，正是凡夫无法思议的境界。佛却不是这样：向上追溯到无始，向下延伸到无终，没有什么不知道，没有什么不能说，也没有什么不能向人显示真实。世上一切形形色色的事物都被彻底破除，佛法也就由此显现。诗人的诗如果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诗界的上乘，而诗的生命也由此存在。台湾本来有许多名胜，又有很多古迹，但征集诗歌的人竟然舍近求远，去取桃叶渡、英愁湖之类的题目；题目虽然好，最终却难以引起真实的观感。就像这次某社征集的“卧龙冈”，也嫌太远。咏怀古迹，必须亲自到达那个地方，然后才能激发幽深的情感。不然，我们坐在这间屋子里作咸阳怀古诗，即使才力发挥到极致，终究也是死诗，而不是活诗。罗山吟社也以这个原则征集诗歌，题目是“吴凤墓”。吴凤本来就是罗山人，又是杀身成仁的男子。追怀先哲、唤起国魂，是诗人分内的事情。罗山的诗人君子如果能够以此倡导，那么这对于民族的前途难道是小事吗？太虚法师是当今佛门的龙象。他从前来到台湾时，曾把诗稿赠给我。昙花般的一次相聚，转眼已经八年。太虚现在主持武昌佛学院，宣扬佛法以破除众人的迷惑；他大悲无畏的心，使我听闻后受到鼓舞。偶然翻检旧书箧，得到他旧作一首，便刊登在《诗钞》中。太虚近来的作品比以前更加优胜，将来应当继续刊登，使人知道白居易、杜甫的遗风，并不让远公独享美名。

译人不能依仗自己的力气。牛、马、狮、象是力量最大的动物，有的被用来耕田，有的被用来拉车，有的被人捉住，关在栏里。因此汉高祖说：“我能够斗智，不能斗力。” 人不能依仗自己的财富。邓通有铜山，石崇有金谷园，有的因此饿死，有的因此丧命。况且到了临终之际，即使有千万金钱，也不能换得一口气；那么财富果真可以依靠吗？人不能依仗自己的才能。世上的事物千变万化，怎么可以稍有骄傲自满？骄傲就会败坏事情，自负就会轻视万物。因此说，喜欢骑马的人容易坠落，善于游泳的人反而容易溺水。那么我依靠什么呢？我所依靠的，正是正义和人道；把它们建立在天地之间也不违背，拿它们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评判，也不会迷惑。我喜爱阅读韩愈的文章，却又鄙薄韩愈这个人。人到了贫穷的地步，吃箪中的饭、饮瓢里的水也可以，憔悴饥饿而死也可以；即使不这样，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住在泌水旁的简陋房屋里，也可以养活妻子儿女，摆脱忧患，何必三次上书给宰相，求他伸手援助呢！宋朝的张宏范替元朝灭掉宋朝，在崖山刻石，写上大字“张宏范灭宋处”，一时声势赫赫，似乎功劳伟大。到了明代，陈白沙经过这个地方，在“张宏范灭宋处”前面加上一个“宋”字；只用一个字的诛责，严厉胜过斧钺！谢迭山庄严不肯做元朝的官，被迫北上。临行时，有朋友赠诗说：“这次去只凭三寸之舌，再回来便一文不值。”迭山到了燕京，始终没有改变气节，后来饿死在悯忠寺，也就是今天的法源寺。春天寺中丁香花极盛，我曾游览那里。寺中有两株桤树，据说是唐人所植；一株已经枯死，另一株还很茂盛。稻江这次举行建醮，极其奢侈铺张，花费达百万，有心人忧伤地为之痛惜。黄君茂笙恰好来到台北，亲眼看到这件事，回去后把这首诗寄给我，也正是出于这种心意。我把它录在自己的文稿中，作为警醒世人的钟声：十月时节景色依旧，各座高坛争相装饰得艳丽。来往的男女逢人便说，这次醮会已经相隔七十年才举行。迎神时忽然报告鼓声三通，礼仪、音乐、衣冠兼有古今形式。我作揖躬身，你们跪地叩拜，都祈求福气长寿能够共同沾得。水晶朝冠高高戴在头上，仿佛带着前代冠服的气派。礼乐声停止，车马在街上相遇，可惜没有伞、扇、旗、锣相随。如今神佛已经混在一起，观音、关帝、城隍公并列。圣神最终毕竟平等，玉皇大帝的坛位竟依傍着妈祖宫。北极殿高大，屠户很兴盛；神农坛华丽，米商都夸耀。问他们花界所尊奉的是哪位佛，原来只祭祀船头的水手爷。高坛上古董一层层陈列，年轻女子和男子接连登临。夏代的鼎、商代的彝器有谁能够欣赏？众人的目光都射向电灯。不吃荤、不饮酒，各人都说是出于真心；善男信女家家如此。谁料庆典结束三天以后，持斋的人全都杀起猪来。柔毛的羊、刚鬣的猪挤满柴门，道士焚烧奏章，上达九重天。若不把天公比作贪吃的饕餮，怎么肯在门外吃羊肉和猪肉？多少妖艳女子烧香礼佛，酥软的胸脯半露，争相穿着时髦服装。体态像花一样，头发却蓬乱如草，一队天魔降临道场。老少争着走在大道上，人山人海来观看热闹。西风吹来潇潇细雨，母亲自己呼喊孩子，儿子寻找母亲。为了挽救商界、兴盛商业而大规模款待宾客，又为了加深信仰而迎神。招来无数挤满道路的香客，只是便宜了卖酒的人。僧道的钟声忽然停止，中间的人已经花费了数十万钱。可怜这样还要承受神明眷顾，神还没有显灵，人的力量已经耗尽。以台湾今天的景象来看，民众的智慧还不强，群体的道德仍然涣散，贪婪的人殉身于利益，夸耀的人死守权势。如果不是用高尚纯美的思想振奋他们坚毅活泼的精神，文化的前途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小说、戏剧、演讲、报纸，都足以启发社会文化。可是如今的台湾没有小说家、没有戏剧家；虽然有演讲，却不能普遍传播；虽然有报纸，却不能充分传达。因此文化迟迟不能进步，也就不奇怪了。我认为，凡是台湾人，都负有启发台湾文化的责任。这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人人都应当尊重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本能，鼓舞自己的热诚，朝着文化发展的道路前进。我不会写诗，却敢于创办《诗荟》。《诗荟》就是汇集众人的诗作刊行，再介绍给众人；我只是承担其中的劳苦。它如果能够使台湾文学振兴，对于台湾文化也不无小小的补益。读书的弊病在于读得不广，尤其在于读得广却不精。汉代的大师们都专门精通一部经书，同时贯通各种学说，所以《易经》有施、孟、梁丘三家，《尚书》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诗经》有齐、鲁、韩三家，《公羊传》有严、颜两家，《仪礼》有大戴、小戴两家；他们都各自卓然成家，成为世人所尊崇的学派，原因就在于精专。如今的学子，刚学习文章，忽然又学诗；忽然学词，忽然学书画，忽然学金石。如果不是天才，怎么能够样样都好呢？读书是为了实际应用。然而读书只是读书，实际应用只是实际应用，分明是两条道路，不能同时兼顾。可是如今读书的人，一会儿研究政治，一会儿研究法律，一会儿研究经济，一会儿研究宗教，似乎没有什么不知道、没有什么不能谈。实际上只是博杂而没有要领，劳苦却没有成效。这样怎么可以呢？宜僚的弹丸、秋的棋艺、由基的射术，虽然都是技艺，却能够卓然成就，靠的就是精专。所以荀子说：“技艺精深的人不会分心旁骛。” 东京人士刊行汉诗的书总共有好几种，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种：《文字禅》《随鸥集》《大正诗文》，都是佳作。《文字禅》由声教社编纂，《随鸥集》由随社辑录，《大正诗文》则由雅文会印行，主持者是日下勺水翁。勺水翁年已七十，精通汉文，深谙诗学。去年才开始印行他的《鹿友庄文集》，以此颁布于文艺界。他惠赠我一部，我不胜敬仰。翁是当代文章宗师，著作不倦；我非常祝愿他长寿，并在东海扶持文运。杜甫的诗，是人世间的诗；李白的诗，是神灵境界的诗。因此杜甫是入世诗人，李白是出世诗人。我的朋友苏曼殊曾说，拜伦足以和屈原、李白相贯通，而莎士比亚、弥尔顿、丁尼生这些人，只能和杜甫争高下；这正是因为他们属于国家民族的诗人，不能拿来和神灵境界的诗翁相比。唉！英国有一个莎士比亚，已经足以使人自豪；中国有一个屈原，又有一个李白，实在足以为诗界增添气势。如今崇拜西洋文学的人，不知道是否曾经读过并研究过屈原、李白的诗呢？只有我们台湾，如今正处于文运衰颓之时，想求得一个入世诗人，渺茫得不可得到，更不用说出世诗人了。然而台湾山川奇秀、气象雄伟，其中必定会诞生诗歌豪杰，与中原诗人争一长短。

译辜鸿铭先生这次来游历，作了不少演讲，而他的论断多半切中要害。例如他引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句话，说如今旧学者大多只是学习而不思考，新学者则又只是思考而不学习。他又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可以作为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根本，施行于古今都不会违背。先生接受大东文化协会的聘请，明年春天还将再来。我希望先生发挥自己的学识，振奋人们的精神，以发扬东洋文化的特色。《诗荟》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如今又到了二月十五日；一年很容易过去，又逢花朝，世事变迁不过弹指之间。而台湾诗界的兴衰变化，也可以从《诗荟》中窥见。全台诗社第二次大会，于本月七日在台南召开。承蒙各位厚意邀请，而我旅居稻江，闭门谢客，不能回到故乡，不能跟随诸位君子之后，自己感到十分惭愧。台北文庙长期遭到拆毁，众多士人提起此事都哽咽悲伤。如今才有了重建的倡议。孔子是用《诗》来施教的，所以说：“不学习《诗》，就无法说话”；又说：“《诗》可以激发人的情志。”《诗》的作用真是大啊！美友吟社最近以“大夫松”为题作五言律诗，嘱托我为它评点。我认为这个题目写的是秦皇登封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很枯窘，实在无从着笔；如果作七律，还可以勉强敷衍，但作五律就很难下笔了。五律中咏物的佳作，杜少陵虽然可以称为老手，然而《天河》《初月》《捣衣》《归燕》等诗，大多是借物寄托情感，随着题目发挥，并不像这种课题那样以刻画物象为工。我认为凡是要作诗，必须先选择题目，再选择诗体，这样才可能写出佳作。而咏物诗则适合用七律。把这个意见拿到诗坛上，请问大家认为对不对？春光明媚，永福的桃林焕然盛放。我拄着竹杖经过一次，只见落花纷纷，满山都是作诗的材料。可惜这里不是武陵，不能借此遗世独居；不然，我就要带着妻子儿女住在这里，不知道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了。坊间商人为了牟利而射取利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竟然还有人窃取后人的诗词，放进前人的文集中，这尤其令人厌恶。王次回的《疑雨集》流传已经很久了，而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一部《疑云集》，刻书的人把它当作秘本。然而其中的诗词，大半都是别人的作品。杭州县徐仲可先生所著《可言》十四卷，其中谈到《疑云集》的词有一百零二阕，其中二十四阕是俞小甫先生所作，还有人把题目中的人名改窜了，大概是害怕读者认出那是近人，窥见其中的隐情罢了。我再检查其余部分，也都是古今其他人的词。真是恶劣的恶作剧啊！按俞小甫名廷瑛，是吴县人，任浙江通判，著有《琼华室诗词》。如今所谓的小说家，大多抄取前人的笔记，改换姓名，或者敷衍增饰其中的事情，称作创作。从前我在上海见过一份小说报，其中有一篇题为“一朝选在君王侧”，题目已经令人厌烦；等到读它的文章，才发现完全抄袭《过墟记》中刘寡妇的故事，真是大胆！《过墟记》的流传，知道的人虽然少，但上海毛对山的《墨余录》曾经转载过。毛对山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人，他的书现在还在。写小说的人，想欺骗别人也就罢了，难道还想欺骗上海人吗？买书不容易，而购买善本尤其困难。如今所谓的秘籍，大多是拾取旧书，改换书名，用来欺骗乡村愚民。所以想买书的人必须自己仔细鉴别。否则，就应当托付给见识广博的人去购买，才不会受他们欺骗。歌谣是文章的起源，从《断竹射肉》直到《明良喜起》，没有不押韵的。韵的长短出于天然；否则就不足以充分表现抑扬婉转的妙处。而如今所谓的新体诗，偏偏不用韵，连起来写就是文章，分开来写就是诗，多么矛盾啊！诗哪里有什么新旧之分呢？一个时代的文章，就有一个时代的诗，用来发扬这个时代的特性。因此，《风》《雅》《颂》变成了《楚辞》、乐府、歌行，又变成了律诗和绝句，再变成词和曲，没有一种不押韵，都是为了充分表现抑扬婉转的妙处，而且全都属于诗的系统。所以宋人的词、元人的曲另创新面貌，流畅而自然，可以说很工巧了；但创作它们的人绝不敢斥责歌行、律绝没有用，创作歌行、律绝的人也不敢斥责《楚辞》、乐府没有用。可是写新体诗的人，竟把优美的国粹一概排斥掉，这是多么鄙陋啊！台北的采茶歌，是纯粹的民谣，也无不押韵，而且极有抑扬婉转的妙处。我曾经采录它的歌词，说明其中的意思，或讽刺，或哀怨，或仰慕，都可以收入《风》诗；而所谓的新体诗更是远远比不上它。诗有六义，读书人都知道。如今所谓的新体诗，却重在写实。我曾拿杜少陵“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两句问他们应当怎样写，结果竟然无法写出来。即使能够写出，也一定不能像这十个字这样，写景写情而耐人寻味。这样看来，如今所谓的新体诗，实在还不如古代的打油诗。《升庵外集》记载唐人张打油的咏雪诗说：“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所以把这种通俗诗称为打油诗。然而这首诗有韵，而且句法整齐，大略像五言绝句，可以吟诵，比新体诗强得多了。写新体诗的人认为固有的诗体束缚太多，因此不愿采用；有的人害怕它困难，学习又达不到要求，于是竟敢斥责它。然而他们所谓的新体诗，难道不是自称有流派吗？难道也没有句法和声调吗？如果苦于束缚，连这些也都不采用，那之后才可以称为解放。汉文不可不读，而字义尤其不可不懂。可是今天台湾的汉文，既不像驴也不像马，令人莫名其妙。例如明明是酒菜，却说成“御驰走”；明明是支票，却说成“小切手”。如果不是稍微懂得日语的人，读到这些话就不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因此，台湾今天的汉文可以说已经极其败坏了。汉文字义变化多端，有些字用在这里是好的，用在那里却是坏的。例如“大行”二字，用在“教化大行”中，是说教化普遍推行；用在“天子大行”中，却是说天子去世。所以落笔时不可不谨慎。人生的快乐，没有比读书更好的了。然而要读书，必须先得到书。得到书的方法有两条：一是自己购买，二是向别人借。买书已经很难，借书也很难。即使有幸能够买到或借到书，想用无穷无尽的书来供我们随时阅读，就更加困难了。

译台湾偏僻地处海上，书坊极小，所出售的书不过是《四子书》《千家诗》和两三部旧小说。即使是屈原的《楚辞》、司马迁的《史记》，这些读书人不可缺少的古籍，走遍全台湾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更何况《七略》所载、四部所收的书呢？因此想买书的人，只能向上海或其他地方求购，邮寄汇款往来，许多事情都很麻烦；入关时又要接受检查，往往有遗失；而且不知道书的好坏、版本的精粗，被书商欺骗的人也不少。台北虽然有图书馆，却偏在城内，稻江人不方便前往阅读。即使想把书借出来，也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没有特别券的人，更不能借到特别书。至于所谓特别书，依我看来，也很平常。像我们这些贫寒的读书人，又到哪里去得到特别券呢？台北本来就是所谓首善之地，借书尚且如此困难。至于台中、台南、新竹、高雄，借书的困难也一定如此。不过这些还算都市；如果是在偏远乡村，又能到哪里去借书呢？我十年来一直打算集合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读书会和图书流通处，一方面鼓舞读书的兴趣，一方面便利读者购买和借阅书籍；可是呼吁遍及全台湾，却没有人响应。文运衰落，难道不令人感慨吗！因为今天台湾的士绅只知道争取权利，年轻读书人又只求享乐，于是萤窗雪案的苦功便没有人肯用心了。可悲啊！不过，天下的事情只是怕没有人提倡罢了。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也有忠诚守信的人；三百七十多万芸芸众生中，难道没有两三个好学的人吗？我认为今天读到《诗荟》的诸位，就是我的同志。我应当借此机会组织读书会和图书流通处，以收到成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读书的困难，不在于买书，不在于借书，而在于选择书。就汉文而言，《七略》所载、四部所收的书，光看目录就已经足以令人头痛，又从哪里读起呢？所以书有适合精读的，有适合浏览的；有适合阅读而且必须熟读的，有适合浏览而不必全部读完的，这要靠明达老师的指导。读书的弊病在于贪多。书读得多就会浮泛，浮泛就不能精通。别人知道的我也知道，别人说过的我也说；至于书中的精微之处，却不能真正知道，也不能真正说出。这样一来，即使有所知、有所说，也恐怕会舍弃真正的珍宝而只取外表，颠倒黑白，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读书的弊病在于越级。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处要从低处开始，这是人事的常理。可是如今的青年，连字义都没有弄清楚，就去读古文，还想读秦汉文章，结果恍惚迷离，十件事中错了八九件。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读书的弊病在于没有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古人所告诫的。读书的人常常不能自己守定时间，也不能自己确定课本。一本书还没有读完，又去读另一本，东奔西走，始终找不到路径。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读书的弊病在于过度劳累。书是用来增长学问、涵养精神的。如果读得过于劳累，勤奋不懈，日夜不停，那么学问还没有得到，精神却已经疲惫了。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所以我认为，书有适合精读的，有适合浏览的；有适合精读而且必须熟读的，有适合浏览而不必全部读完的，这要靠读书人自己领会。精读的书应当少而专，浏览的书应当广而多。精读应当细致，浏览应当简略。精读应当缓慢，浏览应当迅速。精读应当规定时间，浏览应当随时进行。精读应当明白全书的始末，浏览只须知道大概。不过还有一件事。凡是在精读、浏览的时候，都应当准备札记，摘录其中的精微之处，记下有疑问的意义；遇到有所领会的地方，或者全部抄下，或者节录下来，以备日后使用，也可以用来旁证其他书籍，使各种知识贯通起来，这样之后才能得到读书的益处。我谈完读书和阅书的方法后，有两三个青年登门请教说：“先生的议论确实正确。我们想从事诗文，应当从哪里入手，才能避免白费力气而没有收益？”我说：“读书的要旨不在多，而在精。精通了才能下功夫，能下功夫才能集中志向，能集中志向才能专一。心与书相契合，书与心相融合，也就能够贯通四方，无论什么都适用，读书的要旨也就掌握了。” 古今的书籍多得汗牛充栋，怎么可能全部读完？试以我的经验，为从事诗文的人指出一条路径，大约有十种书。经部读《诗经》《书经》《春秋左传》；史部读《史记》《汉书》；子部读《孟子》《庄子》《韩非子》（从文章来说，应当读《韩非子》，取其峻峭；从学说来说，应当读《墨子》，取其广大）；诗歌读《楚辞》《杜集》（这是按照旧有分类来说的，如果按照今天的科学分类，《诗经》应归入诗歌，《左传》应归入史书）。这十种书本来都不难得到。普通人阅读，三年可以读完，最久也不过四五年。聪颖的人如果有余暇，可以旁读《昭明文选》或经史百家杂抄，那么想要撰写诗文，就能文采斐然、成章成篇了。不过我还有话要说：凡是想读书，必须先识字，所以《尔雅》《说文》不可不读。《周礼》说，保氏用六书教导国子。什么叫六书？就是象形、谐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六书是读书的基础，而台湾人多不讲求这些，于是不能读古书，古书中精微的言辞和重要的意义也就隐晦而不显明了。如今的青年大多不读书，只看过两三篇讲义，便自称博通之人，而且还想把最美、最精粹的文学破坏掉。别人没有消灭我，自己却先消灭自己，天下丧失理智、陷入疯狂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实在令人忧伤啊！梁钝庵先生曾对林南强说：人生在世，何必要求太多？只要有一间小茅屋、一个大脚婢女、一坛红色老酒，就足够了。林无闷听后替他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一间小茅屋不能破，一个大脚婢女不能丑，一坛红色老酒不能喝尽。我又给它作注说：不破容易，不丑容易，不喝尽却难。文人写书，呕尽心血，必须在自己活着时刊行出来，才可以自我安慰。如果把它托付给子孙，往往会零散失传。蔡玉屏山长凭借儒学素养起家，积累了三十多万的资产，去世后不久，家产就已经败落。《丛桂山房诗集》不知道还能不能保存完整？有人说：玉屏死后如果有知觉，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诗没有流传而哭泣，却会因为自己的财产没有守住而哭泣。

译在浪吟诗社时期，我年纪较轻，身体也较弱。我曾经开玩笑对各位朋友说，假如我没有先死在沟壑中，将来一定为诸位写一篇佳传，当时大家都以为是醉话。没过多久，吴枫桥去世，苏云梯去世，张秋浓、李少青、陈瘦痕也相继去世。如今那些去世的人中，只剩下我和蔡老迂了。岁月不停流逝，我的身体反而比从前强健，朋友们的佳传却一直没有写成。每想到这里，都感到惆怅！二十年前，我曾把《台湾诗界革新论》刊登在南方的报纸上，主张反对击钵吟不是诗。中报记者陈枕山看到后非常愤怒，写文章反驳，栎社诸位君子也帮助他。我那时年轻气盛，同他们辩论，笔战持续了十天，震动了诗坛。林无闷于是出面调和。第二年，我住在台中，无闷邀请我加入栎社，我得以和陈枕山相见。陈枕山的道德文章，是我所敬仰的；至于诗界革新，我们各自坚持一方的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损害我们两人的感情。诗界为什么要革新？因为我所反对的，正是击钵吟之类。击钵吟是一种游戏，偶尔做做可以，却不能多做；做得多了，诗格自然低下，即使辞藻工巧，也只会成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作诗应当从重大的地方落笔，然后才能达到可歌可诵的境界。《诗荟》中的诗，就是可以歌唱、可以诵读的诗。对内可以联络同好者本来就有的诚心，对外可以介绍台湾的作品。咏物诗最难做到工整；而细致铺陈、贴切描写，余味很丰富，尤其值得吟诵。近来我读《高吹万感旧录》，其中载有华亭张诗舲尚书咏白丁香的两首诗，赶紧抄录在这里：繁茂的花朵簇簇开放，散发出浓郁的香气，点缀着晴日的光辉，仿佛屈戍屏上的装饰。艳丽如白雪的花朵聚在枝头，像春天琐碎的美景；温暖的烟霭连接着叶片，玉色花朵孤洁而伶仃。把情意封在粉色花结中，搜寻妆奁中的物品；扶着病体，在香闺里查检药经。柔弱的花枝禁不起强劲的风力，只适合用轻柔的柳絮笼罩在幽闲的庭院中。花朵像钗子一样分明，构成别样的妆饰；隔着帘子偷偷舞动着白色的霓裳。洛水女神挽起手臂，洁白得缓缓垂下；玉女传递消息，接连叩门，满是香气。几处如冰的月亮使夜色更加明亮，一年中粉蝶都忙着送走春天。全无青衣女子那种羞涩的姿态，瑶台馆舍开放时，白丁香与海棠一同盛放。写春柳、秋柳的诗，作者很多。从前我读《粟香随笔》，其中有蒋鹿潭的《冬柳》四首，抄录其中一首：营门被风吹动，响起寒冷悲凉的胡笳；临水的堤岸空旷，只剩下满地白沙。落日照着荒村，那里还系着马；冻云笼罩小苑，乌鸦将要栖息。无数枯槁的芦苇，寄托着悲凉的心事；一树婆娑的柳枝，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往日的风流如今还在吗？回头望向江南，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了！鹿潭是江南人。当时正值洪秀全、杨秀清之乱，战争纷扰，身世凄凉，所以自然不觉得自己言语中的痛苦。然而这首咏物诗借物起兴，写得最为精工，并不只是剪裁字面、以辞藻铺饰为能事。台湾虽然号称文明，但艺术方面却很不振兴。戏剧、音乐、书画，都是艺术中最真实、最美好的门类；可是如今的台湾，没有戏剧家、音乐家和书画家。即使有一两个人怀抱天才，成就独到的学问，发挥自己的特色，却不受社会重视，那么它不振兴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黄君士水凭借雕刻技艺闻名海内。黄君本来住在东京罢了；如果住在台湾，就会同庸俗之辈混在一起，又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被尊称为艺术家呢？台湾山川美丽，风景清幽，自然变化多端，形态千奇百怪，蕴藏无穷，必定会有伟大的艺术家出现，来发扬海岛国家的雄风。然而今天还没有人挺身而出从事这件事，是因为社会不把它当回事，孤独的歌唱没有应和，寂静得无人知晓。伯乐一经过冀北，马群就显得空了。冀北并不是没有良马，只是没有得到伯乐的赏识，又怎么能超越公马母马、黑马黄马的外表而知道它是良马呢？士人的际遇也是这样。不过，艺术家本来就不应把穷困或显达、得失挂在心上。他们独来独往，超越形象之外，不因利益而趋附，不受名声诱惑；这样，艺术的价值才会达到无法用数字和比喻衡量的境界。如今台湾人士所崇尚的，不就是诗吗？诗社的设立，多的有十几个；诗会的召开，每天都能听到消息，但真正懂得诗的意义的人还很少。诗是最好、最美的文学，小而言之可以陶冶性情，大而言之可以转移风俗，它的作用是神妙的。可是如今的诗人懂得这些吗？能够不把诗当作应酬和歌功颂德的工具吗？台北虽然号称文明，但文化设施还有很多没有完备的地方。从稻市这一角来看，尤其显得冷落。稻市本来是商业繁盛的地区，人口富庶，行人旅客拥挤；可是走进其中，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阅报室、讲演堂、俱乐部，甚至连一个小公园也找不到。我不知道稻市人靠什么消遣，市议员又为什么不发言呢？妓院、酒馆、戏园，都是寻欢作乐的地方，实际上却是耗费钱财的窟穴。都市发展虽然不得不设置这类场所，但它们并不是公众消遣的办法。所以，一个都市、一个城市，直到一个乡村，如果没有公园、图书馆、阅报室、讲演堂和俱乐部，说它没有文化设施也不算过分。何况还是名声赫赫的大稻埕呢？艋津的繁盛不如稻市，那么文化设施也应当不如稻市。然而听说艋津人士将要在龙山寺前筹划开辟公园，而且已经有了俱乐部，可以读书、阅报、讲演；稻市却没有。稻市人事事争强好胜，不肯落在别人后面，而文化设施竟不如艋津，夜深人静时自己想想，难道不惭愧吗！炎热的暑气蒸腾，热度高达百度。住在这种地方的人，都感到困苦。那些穿绸裤的富家子弟、大腹便便的商人，虽然可以到草山、北投避暑，带着妓女游玩，悠然置身尘世之外；否则就高卧北窗之下，靠电扇乘凉，吃冰调雪藕，自得其乐，也可以消磨漫长的白昼。可是穷屋里的孩子、靠劳动谋生的人，烈日灼烤着脊背，污汗流满全身，想求得一个清凉世界也不可得。因此，稻市人士若要为自己和公众谋求快乐，应当先筹划开辟公园。用市税来充当经费，本来不是难事。如果再进一步，就利用淡江作为水上公园，在两岸植树，设置茶亭。到了夕阳将要落下、夜月刚刚升起的时候，画船小艇漂浮在江心，清风徐来，波光荡漾，岂不是炎热国度中的水上都市、尘世中的净土吗？这个计划如果实现，快乐就没有尽头了。我将先作《淡江杂咏》，使它和秦淮、珠江一同流传天下。台湾汉文日益衰落，私塾的设置又受到限制。再过几十年，将会连种子都没有了。而当局不但没有振兴的心思，甚至还有任其消灭的意图。这难道对台湾有好处吗？

译汉文是东洋文明的精华，也是道德的根本。中国使用它，日本也使用它。欧战以后，思想混乱，日本有见识的人大多谋求振兴汉文，而雅文会尤其大力鼓吹。该会出版的《大正诗文》（十五帙第七集）中有两则时事琐谈，是藤本天民所写的，现抄录如下：第一则说：如今那些比较有气节、有见识的人，不论所从事的行业相同还是不同，全都是具有汉文素养的人。试着拿《大正诗文》初刊以来的各期来阅读，这样的人一个个都可以数出来。但是怯懦浮薄的人动不动就尝食欧美的糟粕，把汉学看得像蛇蝎一样可怕。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汉学究竟是什么。后生只要不受迷惑就可以了。又说：文部省私自把汉文限制为一千九百六十一字。大阪《每日》、 《朝日》两家报纸改为二千四百九十字，用于普通教育还可以，用于高等教育却不行。各国都有自己的古史和古典，而这些无不使用汉字；所以不认识汉字，就没有古史和古典，其危害比秦朝焚书坑儒还严重，难道可以不思考吗？唉，台湾的青年们，请听一听！台湾那些排斥汉文的人，也请好好想一想！台北附近的山，以大屯山、观音山最为著名。两山高高耸立，对外控制着大海，对内环抱着平原，中间夹着一条向西蜿蜒的水流，那就是淡江。山水的美丽，冠绝北部。山色苍茫浓郁，气象万千，大地的灵气蕴藏已久，必定会逐渐显露，所以这里适宜形成这样巨大的都会。观音山的高度海拔二千二十余尺，而大屯山则有三千五百余尺，层层山峦耸立着苍翠，几乎接近云霄。我住在淡江岸边，常常和两山相对，仿佛山灵有知，在招呼我前去。观音山上有凌云寺，本圆和尚曾在那里驻锡。我每年必定去游览，每次都住上几天，因此得到的诗很多。大屯山因为没有主人接待，我还没有去过；然而一打开门就能看到山，已经让我产生了躺着游览的想象。李君金灿住在稻市，性情风雅。去年他在大屯山上建造房屋，题名为“大观阁”。又在山中各处胜景分别选择一处，遍求名人题写石刻，命工匠把它们刻下。经过苦心经营，到现在才完工。李君邀请我前往游览，我于是拄杖出行，住在大观阁上。楼阁在谱茶坡，背靠大屯山而面朝观音山，因此命名为大观。俯视阁下，万顷平畴一片新绿，像铺着地毯；碧潭、剑潭等水流汇聚到关渡，再流向沪尾。入夜以后，北淡各处的电灯在眼前闪耀，仿佛万点明星，辉映着天河，确实是大观。我既然住在阁上，于是得以遍览山中的各处景色。儿子震东随我同行。第二天早晨，又登上最高的山峰，俯瞰苍茫大海，向上临近仰天池。池深七百余尺，大约三十亩，是过去的火山喷火口。如今虽然久旱，水仍有数寻深。震东沿着池壁下去，用手捧取泉水。大屯山的各处景色，李君已经自己记述过了，我不再赘述。不过想到我们这些人蛰居在稻市，暑气蒸腾，尘世喧扰，想求得避世之处却不可得；如今承蒙李君邀请，得以饱享山中的清新气息。我另有诗作，将留下鸿爪般的踪迹。寄语山灵，我还要再来。庄生说过：“井里的青蛙不能同它谈论大海，是因为它被拘限在井边；夏天的虫子不能同它谈论冰，是因为它局限于自己的时令。”如今那些狂妄的人却谈论文学，简直和井蛙、夏虫没有区别！我喜爱并敬重战国时代的任侠之士、东汉时代的清议之士。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没有正气；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没有良心！人能够节俭，就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宽裕的；人能够勤劳，就没有什么时候不是从容的。所以说：不浪费时间，不荒废事情，不浪费物品，这是治理生活的根本。面对名花读奇书，是名士的风流；拿《汉书》佐着浊酒饮用，是才子的气概。宫词这种诗，古来就很多。近来我读吴江金天羽天放楼的诗集，其中有《春秋宫词》十二首。我曾认为《春秋》中有许多奇异女子，打算吟咏她们的事迹；如今遇到这些诗，可以说正好先得到我的心意。他日有空，还要续貂作诗。鲁国、卫国分封在山河之间，生下女儿时上天传来许多吉祥的话。欣喜地得到君侯亲自为她退扇，笑着携来仙掌，辨认兜罗。淇水像碧玉一样环绕宫墙，白色的奈花开放，使人不断肝肠寸断。归妹没有来，女子很容易老去；一双双燕子送走了斜阳。金殿上从容地在夜里举杯，谈论兵事，昨天还看见烛光催促。几句话便看透了君王内心的动摇，儿女和英雄竟然只有这样的才干。台榭之上秋高气爽，碧月明亮；牵牛花开满鲁侯城。宫中的纱衣半臂已经薄得不堪，又何必漫说当年割臂盟誓之事。君王的恩宠如海，海也难以填满；扰乱春心的是管弦乐声。死后谥号作“桃花”，只因命薄；在细腰宫中忏悔流逝的年华。在女婿的乡里安稳地醉饮流霞，醉中扶着君王登上玉騧。一剑割断恩爱，从此临淄城外便有了天涯。秦云生剪裁美人的衣裳，仙人眷属的风流世间罕见。一夜箫声吹奏不绝，她骑着红凤飞上了天空。三月里承受君王欢爱，得以侍奉君王；秋夜里盖着被子，梦见乘坐铜辇，享受温存。如果能用千金请词人作赋，就说南威还没有报答恩宠。在宴会清晨，花影掠过栏杆；谈论道理时，三公的礼数很宽松。哪里禁得住美人掩口发笑，相公白白戴着进贤冠。花奴敲击羯鼓，声如春雷；杨柳青绿，旗帜飘扬，小队人马归来。本来是宫中游乐的地方，却把球场假装成战场来开战。忍着眼泪去和亲，实在太可怜了；送着娇小的女子登上吴地的船。千秋之后齐国女子门前的道路上，垂柳在西风中摇曳，暮蝉发出呜咽。歌舞在青山间进行，太阳已经斜斜衔在山边；西施刚刚脱下浣纱的衣衫。荷花处处都能消解暑气，偏偏香泾被称作锦帆。《啜茗录》施靖海因平定台湾的功劳，被祭祀在名宦祠中。祠堂在台南文庙棂星门的左边。有个书生看见后，作诗讥刺道：“施琅进入圣庙，孔夫子含笑；颜渊长叹，说我的道统怎么这样不肖！子路怒容满面地说：这个人来了更妙，我如果统率三军；还可以叫他割马料。”这可以说是戏谑而且刻薄了。台湾实行共同学习的时候，有个老学究对我说：“孔子真是先知！”我问：“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你没有读《论语》吗？《论语》说：可以同他一起学习，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走向道；可以同他一起走向道，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立身；可以同他一起立身，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权变。这不就是孔子关于共同学习的议论吗？”我思考他的话，觉得颇有意味。有个书生在厦门求学，父亲去世后留下数万遗产，他却自称无产青年，还和同志结社互相标榜。有个朋友想同他一起实行共产，这个书生不肯。朋友说：“你没有财产，我也没有财产，为什么不可以？”书生默然无言。像这个书生一样爱慕虚名而不求实际，已经算是较轻的了。

译林时甫光禄住在台湾时，曾经建造大观书院，聘请晋江庄养齐孝廉担任山长，用来培育乡里的优秀人才，可以说对文化教育有功。等到光禄避居鹭门以后，他的后人竟然每年收取学租，却不继续办理书院，导致书院坍塌毁坏，路过的人都惋惜悲伤。听说前年才把学租移交给庄长，如今又要兴办孔教，希望不要辜负先人的善举。台北陈迂谷广文著有《偷闲集》四卷，去世后还没有刊刻。前年有位先生想替他代为印行，他的后人竟然索要一万金，事情于是中止。文人著述耗尽心血，能流传还是湮没，虽然取决于书本身的好坏，也取决于托付给了什么样的人。做子孙的如果能刊刻先人的书，便是美事；否则，应当请名人鉴定，借助他的力量使书籍流传后世。如果拿先人的著述来据为牟利之物，夜深时自己想想，怎么承受得了呢？科举时代，学习八股文的人大多有固定腔调，作诗也是如此。有位先生会作一首《剃头诗》：“听说头可以剃，遇到人就剃头。有头全都可以剃，没有剃头就不成头。剃头任凭别人剃，头还是我的头。怎样剃头的人，就随意剃别人的头。”这种套腔，无论什么题目都可以套用，比读三百首唐诗还方便。台中有个村子里有位塾师，是个老学究。一天，他讲到《论语》中“子之燕居”这一节，说“子”就是孔子，“之”就是前往，“燕居”就是燕子的巢，合起来就是孔子前往燕子的巢。学生大多怀疑他的说法。有人问他：“孔子是人，燕是鸟，孔子怎么能到燕子的巢里去？”塾师说：“你还没有读《孟子》。《孟子》说，德行广大而能化育万物叫作圣，达到圣而使人无法测知叫作神。孔子是圣人，能够变化，能够神妙莫测，能大能小，又怎么知道他不能到燕巢去呢？”提问的人都笑了。有人说：“塾师这番话是在几十年前说的，所以人们认为荒谬；如果在今天说，也许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有人问：“怎么说？”回答说：“燕巢不是今天的庄名吗？它属于高雄州管辖。假如孔子活在今天，又怎么知道他不能去燕巢呢？”按：燕巢原名援剿庄，是郑氏时期援剿镇屯田的地方，现在改名为燕巢。关帝庙的楹联有很多佳作，而台湾商家尤其喜欢用自己的字号作联首。有位朋友说，陈迂谷先生曾为锦同饼店撰写歌颂关壮缪的楹联，内容是：“锦书一道辞朝去，同榻三人为汉生。”认为非常贴切。我说，这还不如我南部尚亦的一副楹联精彩。尚亦是染坊，开张时祭祀关壮缪，于是请名人撰写楹联，想用“尚亦”二字作联首，众人都搁笔不写。最后一席的人站起来写道：“尚不愧于屋漏，亦是以为成人。”两句话都出自《四书》，又符合关壮缪的身份，真是天然生成的妙句。灯谜是文人的游戏，构思精巧、相互争胜，妙趣横生，所以我也喜欢制作灯谜。年轻时曾听前辈讲过一个谜面：“子路率尔而对曰，是也；颜渊喟然叹曰，非也；夫子莞尔而笑曰，若是也，直在其中矣。”谜底是一个“也”字。运用成语，仿佛从他口中自然说出，可见其老练典雅。罗君蔚村创办《梨花新报》，只出版了一期。林君荣初从天津寄信给我说：“蔚村的梨花，是恕放了呢，还是凋谢了呢？如果不是十万金铃，我恐怕衰败零落已经近在眼前了。”唉！十万金铃，谈何容易！然而梨花已经再次开放，也祝愿它不要遭受风雨。《闽海纪要》是清代禁书，却也是郑氏政权的信史，所以我高兴地把它刊印出来。某位先生读后对别人说：“这部书的记载，很多与《台湾府志》不同。雅棠校订刊行时，为什么不改掉它？”我说：“这部书的价值，正是因为它与《台湾府志》不同。《台湾府志》是清代官修书籍，其中关于郑氏的记载多有诬蔑；而这部书是私人著作，依据事实直书，藏之名山，传给后人。这正是它值得珍视的地方。”我认为读史应当多读野史，考察异同，辨析是非，才不会受官修史书的局限。台湾人一向祭祀天后，信仰极其深厚，称她为“妈祖婆”。从前我在上海时，看见《中华新报》曾用“社会党”三个字征求对联，没有人应对。我打算用《战国策》中的“君王后”来对，觉得很不妥当。到如今想来，以“妈祖婆”对“君王后”倒比较工整。庄子所说的周遍、普遍、全都包含其中，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黄君茂生来访，说从前有一天晚上，他偶然赴朋友的宴席，席间有个妓女名叫“乌肉”。这个名字虽然俗气，她的容色却很美。酒席间她请我撰写楹联，第二天想把她的名字冠在联首。我开玩笑写了两句，不知道是否可以。联语是：“乌衣子弟偏偏怜爱你，肉食者和须眉男子总是惭愧于你。”我说：上句是纨绔子弟的本色，下句则使今天所谓的绅士们都无地自容了。台湾诗学虽然兴盛，但闺秀中能作诗的人还很少。《诗荟》创刊以来，投稿的人有王女士香禅、李女士如月、余女士芬兰，她们的清丽词句传播在诗坛。如今又有黄女士金川。女士是台南人，十九岁，刚开始学习吟诗，像雏凤初鸣，声音清亮，已经不是平凡的鸟了。如果再增加人生阅历，她将来的成就不可估量。十多年前，我听说过洪女士浣翠的名字，也读过她的诗，诗中多有凄凉哀怨的语调。如今她已经洗去俗调，几乎每句话都芬芳，所有词句都秀美。这样我才知道，诗歌确实同人的境遇有关。女士是稻江人，曾向杜逢时先生学习书法，也会篆刻。现在住在台中，专心研究诗学，又得到陈沁园先生的指导，因此她的诗囊中常常储藏佳句，便把近作寄给《诗荟》。颂椒咏絮，闺中女子也多有才华。诸位女士铺陈文采、发扬芬芳，将要同艺苑中的文人争光于文坛了。台北正在筹建圣庙，选定大龙峒为地点，背靠大屯山而面朝文山，定于十月八日举行奠定基础的仪式。如今文教衰落，伦理败坏，异说纷纷，人心没有定向；如果能够阐明大道，指示归宿，把这里作为讲学的场所，那么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将会有很多帮助。三十年来，汉学日益衰颓，到现在已经到了极点；如果不是各个吟社加以维持，后果已经不堪设想。只是各吟社的提倡，重点放在诗歌上。诗是文学的一部分，如果想作诗，就必须读书。若趁此时机加以提倡，使人人都知道读书的快乐，汉学的复兴就可以预先预见了。

译草山温泉名闻海内外，因为在那里洗浴可以使精神爽快、祛除疾病。然而温泉虽然好，远方的人却难以享用。张君耀庭于是取得温泉发源处的磺油，把它制成块状，颜色白得像粉末，供人洗澡，命名为“汤花”。我认为“汤花”二字非常雅致，可以作为诗歌题材，将来应当作一首诗来吟咏。南社成立已经二十年，社友也有很多凋零离散。我打算先编集陈瘦痕的诗作，再编谢籁轩的诗作；两人都曾和我一同在《南报》任事，但稿件并不完整。籁轩的侄子星楼答应抄寄。瘦痕没有儿子，他的弟弟也已经去世，只能从报纸上搜集。听说王炳南收存得很多。炳南也是社友，不知道他肯不肯借给我？星楼也能作诗。他二十九岁时，才带着儿子到东京留学。有人讥笑他太迟了，星楼说：“我的学业能否完成，虽然还不能确定，但我的儿子可以免于荒废学业。”这样过了十年，星楼终于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了，他的儿子也在中学读三年级。唉！人所怕的只是不好学，又怕虽然学习却不能专心。像星楼这样的人，足以使那些年少却不知求学的人感到惭愧。稻江的叶炼金博士能作诗，擅长书法，性情又洒脱不拘。一天，他到大龙峒王庆超家，看到厅堂上新悬挂着一副竹制对联，对联写道：“处世有才经百练，读书无字不千金。”炼金故意对他说：“这副对联是我托朋友代为刻制的，怎么会误送到你这里来了？”庆超大为惊愕。炼金指着对联上的字说：“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庆超明白了他的意思，慨然把对联赠给了他。唉！天下事情的凑巧，竟然有这样的。假使审理案件的人只凭证据办案，能不发生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