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泽集卷二十一　　　　　明　王鏊　撰碑

译太伯、文王都被孔子称为具有至高德行的人，都是能够有所作为却没有去做。文王在殷的天命已经终结、纣王的罪恶日益积累、人心像水流向深谷一样归附周室的时候，仍然率领臣民侍奉纣王，这就是能够作为却不去作为。至于太王为躲避熏鬻人的祸患逃到岐山，若按周代世次推算，大约在廪辛、庚丁之际；当时商朝的国运还很强盛，太王怎么能突然产生剪灭商朝的志向呢？如果有这种志向，那么同后世那些狡猾地想着开拓疆界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难道太伯不愿跟从，而王季却愿意跟从吗？孟子说：“天下归附殷朝已经很久了，时间久了就难以改变。”太伯虽然是圣人，商朝的事业还没有衰败，又怎么能突然让诸侯朝见而拥有天下呢？我认为文王出生时早已有圣德，太王知道周家的基业将由此兴起，所以想把国位传给他。太伯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便同弟弟逃走。后来周朝拥有天下是在文王、武王时代，而王业的根基实际上在太王时期。所谓把天下让给别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起初，吴国的祖先身上刺花纹、剪短头发，混杂在龙蛇般的蛮夷之中。太伯来到这里后，穿戴礼服，整治教化，开始去除夷俗而接近华夏。直到今天，这里的文教、财赋都冠绝天下，大概其来由已经很久远了。无锡县的板村有一座隆起的土丘，相传是太伯的墓。考察汉代刘昭说：“无锡县东面的皇山有太伯冢。”《皇览》说：“太伯葬在梅里的平墟。”这样看来就不是山了。如今板村正在吴县北面，距离梅村不到二里，破屋颓墙，任凭砍柴放牧而无人禁止。我曾经经过那里，为此感到悲伤。弘治十三年，南昌姜文魁侯来到无锡任知县，我对他说：“县里有圣人的墓却荒芜，这是县令的耻辱。”姜侯说：“好。”刚一到任便商议修复，而且捐出俸禄倡导百姓。于是富裕的人捐钱，强壮的人出力，一年之后庙宇建成，殿、寝、门、堂洁净幽深，石碑高耸相对，经过的人都瞻仰而心生敬畏。姜侯请我作文刻在碑上，以示后世。铭文说：这片愚昧的句吴土地，原本以身刺花纹，起初是谁居住在这里？于是有一位至人来到。至人是谁？是周朝太伯让出国位来到这里，最终使这里拥有了国家。唉！谁知道世间教化日益衰败，兄弟争夺君位，父子彼此残害！我思念这位至人，只可惜出生得太晚，已经无法亲自称颂他。他的声名流传遥远而广大，新庙是姜侯所建。亿万年之后，经过这里的人都一定会行礼致敬。《鄠县明道先生庙碑》圣贤的道传布于天下万世，而在他们曾经教化过的地方尤其深厚。鄠县属于京兆府，位于京兆西南。宋嘉祐年间，明道先生程颢曾屈尊主持鄠县县簿事务。县南的山、高冠谷、长啸岩、凌霄峰，他都曾登临游览并题诗作咏，遗留下来的石刻往往还在。庭院中有一株大槐树，相传是先生亲手栽植的。他辨明私藏钱财的案件、制止佛教妖异之事、兴办水利等政绩，至今仍清楚地留在鄠人眼中。当今看来，先生的道传于万世，并不只在鄠地施行；从当时看来，先生的道没有在天下施行，却幸而在鄠地施行。鄠县难道不正是先生教化经过的地方吗？自南宋以来，程氏列入从祀孔庙的典礼遍及天下，而程氏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恩惠在鄠地尤其深厚。直到今天，五百多年过去了，鄠地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仍然能使人肃然起敬。《诗经》说：“蔽芾的甘棠树啊，不要砍伐，不要剪折。”可是庙宇没有专门祭祀，百姓凭什么得到慰藉呢？弘治二年，沁水李瀚君以监察御史巡按陕西，巡视各县来到鄠县，便命有关部门营建庙宇。弘治八年他再次任职，回头看见庙宇低矮狭窄，粗陋简朴，不相称。起初筹划时，巴陵杨一清君以宪副身份在陕西主持学政，意见正好相合，便命鄠县知县房嵩拆除文昌祠，在原址建造程氏祠。重重门扇，曲折的围墙，幽深明净而高大宽敞。杨君来到京城，请我记载这件事。孟子去世以后，先王之道熄灭；先生兄弟在一千四百年后兴起，独自得到了圣道中未曾传下来的精妙。直到今天，即使是偏远荒僻的地方，也都知道诵读程氏的书；但先生所得到的，还有不在言语之中的东西。世上谁能真正知道呢？我鏊又怎么能够说得出来呢？只是两位先生同心协力，表彰尊崇正学，振作衰颓的风俗，使鄠地的人安然重新看见卿云、霁月的光辉，沐浴和风甘雨的恩泽，这可以说是知道什么应当受到尊重了。铭文说：庄严的学校祭祀之事，孔子之庙适时重新修建，已经可以再次登临。鄠地的人怀念，怀念从前夫子来到我们鄠地，辨明奸邪，审理狱讼，只凭诚心和仁爱。孔子、孟子去世以后，道统坠落，谁来振兴？上天延续斯文，降生了两位夫子。啊，夫子啊，你的道传遍偏远地方，难道只是鄠地的人吗？使这里的人也能够防守教化。南山高大巍峨，白云飘在天空。唉，距离太远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武昌忠孝庙碑》武昌城东有一座庙，叫忠孝祠，祭祀的是吴国司空孟孝感和宋代少保岳武穆二王。孟孝感是江夏人，在吴国做官，官位达到三公，曾因母亲喜欢吃笋而哭泣祈竹，冬天竹子竟然生笋；即使普通男子和小孩子也都知道这是孝行。岳武穆在宋高宗朝任职，立志恢复中原，多次击败金人，功业将要完成时却死在奸臣秦桧手中；他的忠贞愤懑之气，直到今天仍光照天地之间。鄂州是他驻节的地方，他在湖湘一带击破曹成、消灭杨么，功劳尤其显著，本来就应当在这里享受庙祀。武昌原来有孝感庙，规模狭小低陋，海陵冒侯来镇守此地，才开始筹划迁到现在的地方。弘治戊午年，姚江王恩君、西蜀牟道君都以御史身份巡按武昌，偶然到祠下拜谒，认为孝感有庙是应该的；可是像岳武穆这样忠贞，功劳在鄂地百姓身上，却独独遗漏了他。忠与孝本是一条道理。宋乾道年间，诏令在鄂州建岳武穆庙，鄂州本来就曾有庙，把二人合在一起祭祀，按礼制可以吗？冒侯说：“可以。”于是分设龛位，安置神主，改匾额为“忠孝”。在露台中间增建帛亭，分别对峙，其他地方没有增加旧有建筑。君子认为三位君子的举措，节俭而合乎礼制。于是派使者到京师，请求把这件事记在石碑上。我认为祭祀二王，孟孝感取其孝，岳武穆取其忠。孟孝感的孝行极其深厚，终于感动上天；岳武穆的冤屈极其惨酷，却不能扭转高宗的迷惑。岳武穆履行了忠的常道，功业显赫；孟孝感修养内在的孝德，声名完整无亏。况且二人出生相隔一千多年，而人心对他们的崇敬仰慕却如同同在一日，这难道不是因为忠孝的大节，正是皇帝内心的根本和百姓共同的伦理，不因古今远近、显隐变化而有两样吗？孟轲说，若交换二人的处境，他们都会这样做；韩愈说，隔世而能互相感通的人，把他们一同享受庙祀，合乎礼制。庙所在的地方是鄂州白鹤山，赐予建庙资助的是楚府相，建成此庙的是徐长史仁、王长史綖。铭文说：依傍长江的鄂州，清净庄严的庙宇幽深肃穆。庙中有两位王，岁时合在一起祭祀。二王生于不同的时代，相隔一千一百多年；死后却同享祭祀，因为忠孝本来如此。孝行能够感动上天，忠心只能以身死国；忠与孝虽然不同，功劳和德行却相同。咚咚地敲响鼓，在鹤山之下；天下所有活着的人，谁没有父亲？谁没有父亲？又有谁可以没有君主？千秋万代享受祭祀，彰明我们的伦理纲常。《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代人撰写】

译大明建都于燕蓟，每年用东南地区的漕粮供给都城。会通河实际上是国家的命脉，而张秋又是南北水运的咽喉。景泰四年，黄河在张秋决口，原武功伯徐有贞治理后，很快恢复了旧河道。弘治二年，河势向北迁移；弘治六年夏天，终于在黄陵冈决口，冲毁张秋堤坝，夺取汶水流入大海。张秋上下水面浩瀚，仿佛与天相接，东昌、临清的河流几乎断绝。前后派遣官员治理，都没有成功。皇上于是命令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前往主持。当时流言沸腾，说黄河不能治理，治理它只是劳民伤财；有人说河道不必治理，应恢复前元的海运；有人说用陆路运输虽然劳苦，却没有水患之忧。皇上又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一同前去主持。当时夏季将过，漕船聚集在张秋，帆樯密集如鱼鳞，财货堆积如山。决口水势奔腾猛烈，戒令禁止任何人渡越。有人逞强先行，到那里便惊惧失措，人船都被冲没。陈锐等聚集商议，先在上游开凿月河，长达三里，把决口引入河中连接起来。于是船只首尾相接，顺流全部通过，欢呼声传遍道路。事情上报后，皇帝下玺书嘉奖鼓励。于是才开始商议堵筑黄陵冈的决口。起初，大梁以北是沁河，向东南流入徐州；西面是黄河，向东流入淮河。后来黄河忽然泛滥流入沁河，合流向北，逐渐到达黄陵冈，再到张秋。陈锐等人商议，若不治理上游，决口就无法堵塞。于是从孙家渡起疏浚河道七十多里，经陈州、颍州流入淮河；又从中牟、扶沟、陈州、颍州疏浚河道二十多里，经宿迁通达淮河；又疏浚贾鲁旧河四十多里，经曹州流入徐州。当时接近冬天，水势将要退落到河槽中。于是就在张秋两处决口的东西两侧筑台立标，用绳索把大船连结成网，凿开船身后堵住决口，填入土牛。等到决口处移去堵塞的船只，便用大扫把压沉填塞。刚合拢又再次决开，就随着决口不断筑堵。官吏警戒，壮丁努力，簸箕、铁锹密集如云，昼夜连续不停。水于是从月河以北决出；决口堵塞后，又用石堤环绕，隐约如同彩虹；用滉柱辅助，密集如星辰。又在上游修建减水坝，又疏浚南旺湖的各处泉源，又修筑河堤三百多里。漕运道路重新畅通。工程开始于弘治六年夏天，到当年冬天完工。共使用军民四万多人，铁一万九千余斤，竹木二万七千，柴薪六十三万束，饲草二百二十万。协助这项工程的有通政使张缙、山东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挥丁全、同知刘福、通判王文，以及臣李兴、臣陈锐、臣刘大夏。将这件事上报后，皇上派使者慰劳，下令在工程上方建庙镇守，赐匾额为“显惠神祠”，将镇命名为“安平”。镇上命臣某记载这件事。臣某拜手叩首，献诗说：巍峨的皇都，镇守在上游，东南的物资由水路输送，战船和运输船纷纷漂来。黄河奔腾泛滥，势头像万马奔腾，于是侵蚀黄陵冈，泛滥到钜野。皇帝在朝廷询问：谁能治理这水患？于是询问你刘大夏、你陈锐、你李兴，你们共同谋划、合力施工，功绩于是得以成就。三位臣子奉命，乘单车来到这里；于是察看地势，于是巡行视察，于是疏导，于是开凿。黄陵冈堤坝筑成后，张秋也随即修筑。既有天时，又有时机，也有人力效劳；神灵谋划，鬼神奔走【“趡”音“醮”，见《扬雄赋》】；推倒树林，搬运土石。工程开始时，流言使人震惊；没有因震惊而动摇，也没有因困难而丧失信心，这是由于天子的英明。英明的天子，慎重选择使臣，他们的功业坚实如山。工程完成，伟大显著；路人歌唱，居民和乐；往来舟船连绵不断，何其众多。巍巍安平，新建的庙宇多么庄严，四方都归于安定，直到万年。《通州马神祠碑》国家最重大的祭祀，郊外祭祀之外就是社稷祭祀。国家的大事在于军务，军务中最大的事情在于马政。马的繁殖生长依赖人的力量，但也有人的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祭祀马神祠本来就应该排在社稷之后。天上的房宿是天驷，十二辰又以辰为马。《诗经》说：“既祭祀伯，又祈祷。”《周礼》规定，春天祭马祖，夏天祭先牧，秋天祭马社，冬天祭马步。大明建都于燕冀，这是马匹繁殖的地方；通州地势高寒平远，泉水甘美，牧草丰盛。世代相传，太宗靖难时曾在这里同敌军作战，似乎有神灵相助，因此诏令在这里建马神祠，并且命令天下各州县都建立马神祠。祠在如今州治北面，地名坝上，乡名安乡，旁边是御马苑，共有二十所。春秋两季的仲月，太仆少卿前往主持祭祀。祭文说：“皇帝命某官某前来致祭，出发时一定进宫辞别，完毕后一定回朝复命。”其严肃如此，年深日久。藩篱逐渐毁坏，低湿之地杂草丛生，任凭人畜践踏。举行礼仪时甚至只能搭草棚遮挡，礼毕便拆去。风露从旁侵袭，仰头可见星月，心中和遗迹都感到凄凉，彼此相看更加叹息。弘治八年，才把改建之事上报，诏令准许，于是把工程费用交给顺天府财赋部门办理。因年成丰收，便借农闲施工；高耸的殿宇、拱顶的大堂、长长的回廊、幽深的廊庑、斋舍、厨房、浴室厕所，都修复旧有、增建新的。围墙曲折，重重门扇，经过的人都恭敬肃穆。工程开始于弘治九年三月，到弘治十年某月完工。历任三位太仆卿：创始的是安成彭礼君，继任的是钱塘钱钺君，完成的是陇西宋礼君；寺丞杨珪实际上负责督促此事。御马监太监黎春等人实际资助了费用。古代王畿方圆千里，能够出兵车一万辆。建国初年把土地分给百姓，并让他们放牧，国家和百姓都得到利益。如今那片土地本来还在，但制度已经不同。向百姓征取土地就会造成扰民，让百姓放牧又会造成扰民，国家和百姓都困苦，这本来就是有志之士所忧虑的。三位君子既然同心协力来崇奉马神祭祀，那么废弛的马政是否也将依次得到修复呢？铭文说：国中的骏马在郊野成群，奔散时如云，聚集时如雨。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庙宇，在潞州南面。最初是谁建造的？是我们文皇帝，谁敢不敬畏？天驷星光辉煌，看那银河。造父、王良这些掌管车马的星宿，原有的崇高祭祀却已经倾圮。两三位君子修复它，神灵于是降下祥瑞，人们因此获得喜悦。从前卫文公、鲁僖公，也都如此；内心深厚充实，思虑也没有穷尽。两三位君子，确实同他们相似。刻碑以示后人，希望后世继续继承，不至于坠失。《苏州府重修城隍庙碑》

译吴地原来有城隍祠，位于子城西南角，没有人详细知道它始建于何时。唐天宝年间，采访使赵居贞改建为庙宇。梁贞明五年，刺史钱傅璙加以扩建修饰。到赵宋时期，曾有诏令封为忠安王；嘉泰三年，加封号为顺应；嘉定九年，又加封号为威显；宝祐三年，又加封号为英济。本朝只称苏州府城隍之神。洪武三年，因为旧祠低矮简陋，便迁到雍熙寺旧址，即今吴城的乾位，至今大约一百三十年了。弘治十三年，住持戈原广向郡守曹凤侯陈述，说庙祀记载在国家法令中，凡是守土官刚到任以及每月朔望，都必须亲自到祠下拜谒，礼制如此严肃；可是年代久远，庙宇逐渐毁坏，栋梁腐朽，椽子折断，墙壁坍塌，台阶毁坏，神像昏暗不明，已不配接受瞻仰。曹侯说：“神明和我共同治理吴郡，我治理显明之事，神治理幽冥之事。吴地连年风雨调顺，稻麦丰收，盗贼平息，瘟疫没有发生，这都是神的赐予，我怎么敢不敬畏呢？”于是向境内下令，愿意修建新神庙的人听凭自愿。又命义官某等人负责督办工程。于是贫富之人争相捐献财物，唯恐落后；采伐木材，安排劳役，修完旧有建筑，又增建新的。第二年春天正月开始施工，到九月完工。殿宇高峻整齐，廊道曲折幽深，门墙显赫壮丽，经过的人既肃敬又喜悦。恰逢曹侯升迁离任，东广林世远侯继任，来请我记载这件事。城隍的祭祀不见于《礼经》，大概兴起于隋唐之间、吴越一带。如今从京畿直到郡县，从偏远地方直到极远的边地，没有不恭敬奉事的。而且山川、林谷、丘陵、田界，古代都有祭祀，何况城隍镇守一方，掌管开闭城门，防御盗贼，使妇女儿童安宁，使牲畜繁殖，这难道不就是所谓有功劳便祭祀吗？本来就可以根据义理兴起祭祀。何况时代有所崇尚，人们的敬意也有所偏重；如今从朝廷直到民间，祈求神灵、乞求祥瑞，昼夜不停，水灾、旱灾、蝗灾、螟虫灾便祈祷，瘟疫、夭折便祈祷，凡有所求便祈祷，有所疑惑也祈祷。而神又能显明地回应并暗中保佑，俨然像亲临其上。至于他的家庭，可以说已经灵验了。我因此把这些写在碑上，以彰显神的威灵。辞曰：多么显赫的神明，镇守南方。上帝嘉奖你，把威严和福泽托付给你。浩荡的三吴之地，惩罚和奖赏都由你掌管。谁敢违背你的意志？愚顽之人必受惩处。驾云的车、御风的马，四处巡视幽深遥远的地方；雪亮的剑、星光般的矛，诛杀斩除妖魔。妖魔终于被斩灭，善良的愿望便得到屏护。除去邪戾，播下祥瑞，使雨水阳光都调和适宜。老人和孩子都和乐，里门夜间也可敞开。这确实是神的赐予，难道可以诬蔑吗？清净庄严的庙宇，是曹侯整治的；林侯继承并完成了它，使国家的典制得以整齐。割牲献祭，进献椒酒和精米，年年祭祀都十分完备。赐福给我邦百姓，直到亿万千秋。《陈氏祠堂碑》弘治己酉年，姑苏陈氏在郡城卧龙街营建住宅，开始在正寝左侧修建祠堂。过了三个月，祠堂建成。于是太学生陈悦率领宗族成员，在这一月丁卯日，恭敬地举行祭祀。大小宗族和睦相处，远近的人都来观看。之后便备好书信派人赶赴京师，请他的朋友翰林王鏊记载这件事，以示后代子孙，使他们知道建祠堂的缘由。陈氏在吴中是大姓，但自先祖故福建佥事公以来更加显赫。公在永乐年间以进士任河南参议，同分巡官联名上疏议论政事，被编置到均州太和山，前后将近十年。宣德年间起用为御史，又上疏劝皇帝讲习《大学衍义》，有人指责他的话涉及讥讽诽谤，于是全家被捕，关在诏狱五年。出狱后又揭发辽王府的不法之事，再次下狱。出狱后又弹劾司法部门扰乱旧有法制。他忠义之心、刚正宏大的气概，屡次跌倒又屡次奋起，几乎死去也不后悔，天下人都仰望他的风采。后来府学生王养浩等几十人相继向部使者进言，说郡学原来有先贤祠，祭祀唐代贤人陆中允以下的人，本朝如周文襄公、原提学御史孙公、陈公以及这位公，有的深厚仁慈、纯粹有德，恩惠延及吴人；有的忠贞孤立、节操刚劲，震动海内，可是庙祀还没有涉及后人，这怎么能劝勉后来者呢？于是有关官员奉命把公列入乡贤祠。今上即位后，下诏修整名臣的坟墓。公的墓在吴山桃花坞，原有墓葬缺少应有的设施，有关官员恭敬奉行诏令，共同修治碑碣、华表、石羊、石虎，使其合乎制度，并且禁止人们砍柴放牧；又恢复一名后代，使其专门守护坟墓。于是他的孙子陈悦退下后叹息说：“先公的忠义名闻天下，坟墓有封土祭祀，有乡祠祭祀；可是家中却没有专门的祭祀之所，岁时供献仍然简陋随便。我不肖而且不孝，这个罪责怎能推辞？”于是依照礼制修建祠堂，正室设四龛，西面供奉高祖府君，其次供奉曾祖府君，再次供奉先公，最后供奉考教授府君。祠堂的修饰完全按照五品官的制度，并且在寝室设置大龛，供奉先公的塑像，说：“这个龛将作为亲尽而不迁的始祖位，成为陈氏的始祖。”辞曰：国家有正气，随着时代有屈有伸；即使处在屈抑之时，也终将振作伸展。陈公当时在河南，因为进言获罪，被安置太和十年。如果终身拿着农具耕作，上帝仍然思念贤臣，于是起用他为御史。陈公拜受职位后上言：“进言本来就是臣子的职责。臣有一部书，请放在陛下身边，早晚劝导讲习，天下便可以得到治理。”有人从中挑拨，诏狱的牢狱便缠住了他，全家都被锁系，几死才生。蒙诏令恩赦，早晨被赦免，晚上已经上疏揭发藩府的隐情。皇帝听后很惊讶，起初惊讶，后来又反复思考。皇帝的圣明，古代有汲黯、拾遗以进谏为志，也有魏徵劝皇帝实行仁义。比较他们所处的情形，谁更难，谁更容易？堂堂陈公，今天又出现了这样的人。庙祀庄严肃穆，邦人思念他，邦人思念他。何况他的孙子又在家中建庙，于是把同堂而异室的神位分别安置笾豆，年年春秋进献祭品，百世之后也将继续承继。荣禄大夫、南京兵部尚书薛公神道碑。

译薛氏原本是庐州无为州的旧家族。国初，大司空薛某跟随高皇帝从淮甸起兵，进入台城，攻下安庆，平定江西，收复庐州，在鄱阳作战，攻克浙江，攻取姑苏，平定中原，屡次建立功勋，军国机务必定参与，曾经奉命督运军饷。皇帝说：“你的功劳已经应当授予世袭爵位，这次出行替朕做萧何也可以。”回来后晋升为大司空，却常常被听到有怨言，于是下狱而死。他的儿子靖安被安置到琼州。永乐甲午年十月，公在琼州出生。公讳远，字继远，年少时聪颖出众，奇特秀美。宣德壬戌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景泰年间因推荐升为郎中，曾奉户部文书核查南直隶拖欠的税粮，查出数万的盈余，归还给公。又同御史倪敬巡按大同边储，搜查发掘隐藏的弊端，边地百姓因此得到依靠。天顺改元时，公奉使命出使交南回来，升任本部右侍郎。不久遭逢母亲去世服丧。当时黄河在河南决口，诏令起复公，以工部侍郎身份前去堵塞。到达后召集壮丁三万人，分配工程、授予职责，决口于是堵住。又从扬州开凿河道四十里，以泄积水；免除灾区赋税，赈济饥民；砍伐木材建造房屋让流民居住。等到返回时，百姓拦在道路上挽留他。成化初年，军队讨伐两广叛乱的獠人，公以户部侍郎身份前往，调度军队和粮食，并劝告那些人说：“能够击破贼人的，就把他们的辎重赏给他。” 人人奋勇作战。军队到达大藤峡时，公亲自冒着箭矢、滚石的危险，贼寇被平定，升任左侍郎，享受二品俸禄。成化三年，升任尚书，总督京城粮储。成化六年夏，江南漕运没有到达，朝廷命公前往巡视。到那里后，公疏通泉源，疏浚河流，漕运因此得以成功。成化十三年，请求退休，朝廷答应了。成化十五年，诏令起用公为南京兵部尚书，参与谋划军务。这年冬天，公因病请求辞职，朝廷不准。第二年正月，诏令准许退休。弘治五年三月，晋升荣禄大夫。弘治八年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公对于礼、乐、兵、刑、天官、律历等无不涉猎，尤其熟悉本朝典故。在户部任职时间最长，公文、奏札全都出自公手，修订户部办事条例，删去繁琐、纠正讹误，使积存事务得到均衡节制；无论宫廷内外、远近各地、数量多少、轻重缓急，没有不以此为准则的。每当核对钱粮出入时，吏胥都束手恭立。当时朝廷内外争相陈述利弊，刚有一人认为可以实行便实行，又有一人认为可以停止便停止，公一概不听。同僚中有人厌恶请托之事，公总是以怒色对待。公说：“事情可以实行就实行，不可以实行就停止，为什么要发怒呢？”谈到驾驭吏员，公说：“用严刑惩罚，不如在事情发生前就加以防范。善于革除弊病，不如根本没有弊病可以革除。” 公做官四十年，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吃饭没有两种以上的菜，家里没有妾媵。他说：“我年轻时侍奉父母，常常感到供养不足，如今怎么忍心让自己有余呢？”他的儿子中书舍人丕将，奉灵柩回乡安葬在无为某原，请求我作文章刻在墓道前。唉！公以孤儿身份从海外起身，奋发考中进士，官至八座，声名显扬天下，可以说是一时的名臣了。公曾对人说：“户部积弊很多，假如让我长期任职，只要逐一厘清，国家就可以富足，边防就可以充实，百姓就可以安定。”可惜还没来得及实行，但他的志向已经可以看出来了。铭文说：勇健的司空公啊，首先遭逢兴运之世；文才武略，堪比当时的萧何、曹参。山河盟誓所许的福分，本应及身而未能实现；积蓄已久的福祉祥瑞，到公才开始发显。于是登上计相之位，进为大司马；出入之间，功勋与声名，有谁能同他相比？年老后退休，葬在濡须的山丘；光明昭著的德行和显耀的结局，树碑刻在道路四周。嘉议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黎公神道碑。黎氏过去是山西的望族。赵宋时有一位担任西川制议使的人，名讳某。制议使生乐平县尹黎辰，适逢宋朝动乱，不能回乡，于是便在乐平县薛塘安家，成为乐平人。乐平生元朝余姚同知黎汉卿，余姚生黎元哲，世人称为愚浦先生。愚浦生黎伟，黎伟生黎士雅，这就是公的父亲。两代都因公的显贵而被追赠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年轻时以进士身份授任监察御史，多次上疏陈述天下的利弊，有些话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出任真定巡按，罢黜贪赃官吏二十多人，革除长期侵害百姓的弊政数十项。有皇亲权贵豪强侵占民田，先后几任御史都不敢争辩，公上奏将田地全部归还百姓。后来巡按四川，洗雪冤狱十八人，使他们得以减免死罪。有大盗在汝宁、重庆之间出没，势力很是扩张，督官将其擒获，公获得白金、文绮、宝钞等赏赐。担心当权者有不快，便出任镇江知府。到任后把教化作为首要事务，每月初一召见地方老人，告诉他们要敦厚礼教、改善风俗。有空便到学校，为生员讲说义理。百姓因事来到郡府，公便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言辞情意诚恳深切，听到的人都受到感动。镇江处于南北交通要冲，百姓困于驿站差役和供给费用，贪官又从中侵吞掠取。公一开始便命人检查粮食收取情况，将粮食直接储存在府库，按时出纳，每天登记，每年考核，这些弊端于是绝迹。起初百姓每户养马，每年征收马驹；马驹生马驹后，还要继续征收，辗转无休，百姓因此破产，而马匹反而越来越少。公于是把各户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户放牧母马，中等户牧养马驹，下等户则全部免除。三匹母马和一匹马驹组成小群，每群设一匹首领母马；十匹母马和三十匹马驹组成大群，每群设一名长官。马匹若有死亡，各按类别由同类马匹补偿。马政得以振兴而百姓负担减轻，直到现在仍以此作为法则。宦官汪直威势震动天下，所到之处，有司都望见尘土便奔走拜迎。公听说他将要到来，便离开前往所属县。汪直因此记恨公。等到牟都御史被逮捕时，便乘机一并逮捕公。审理于诏狱时，吴指挥绶正在镇抚司任职，说：“我听说黎太守是好官，一点也不要问罪。”不久，公改任襄阳知府，又改任宁国知府。宁国一向听说公在镇江的政绩，奸吏和豪强听到风声便迎头收敛。起初巡抚都御史王克复每每忧虑宁国诉讼太多，到这时进入宁国境内竟没有一件诉讼，大为惊异，立即起草奏疏推荐公。公升任云南左参政，不久进为广东右布政使，转任左布政使，随后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三省流民动辄以万计，号称容易发生动乱而难以安定。公以安静镇定的办法安抚他们，罢免文武官员中不称职、才能不适合所任职务的人，另行安置；掌握事情的要领，责成他们办成事务，并以无事作为考核标准。征召任命为南京兵部右侍郎，三个月后因疾病行动不便，诏令准许退休，乘驿站车马回乡。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公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公天性廉洁宁静，不追求显赫的声名和功业；到任后必定竭尽心力，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而在镇江任职尤其长久，恩泽最为深厚。后来官员往来朝觐时，百姓接连跪拜迎送，以至于道路都无法通行。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处。公的儿子某来到京城，打算在墓地刻立先德碑，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铭文说：

译黎氏望族出自山西，世代绵延而没有衰落。从江右迁来定居，自乐平县尹黎氏起经历元代。国朝没有特别显赫的人物，积累的福祉终于归于公而成就。生下少司马黎维，少司马从言官起步显达。他仪态端正庄重，气节刚强威严。有人阻挠他，于是出守京口；在襄阳、宣城，都能振作政务、守护一方。出任云南及广东东西两布政使，政声流传，如同在京口时一样。在郧阳执掌宪职，那里纷乱不能平定。怎样使它安定呢？答案只有以静镇之，于是召回。辅佐兵政而有所违逆，这是留都方面正要任用公的时候。疾病突然夺去他的生命，任用虽然未能完全施展，功勋却已经很多。把铭文刻在墓道前来昭示后世，永远不要停止。《震泽集》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震泽集》卷二十二，明代王鏊撰写碑文。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吴公神道碑。弘治乙丑年冬十一月丙申日，将我们的文定公安葬在吴地花园山。友人王鏊刻写墓道前的碑文说：“唉！公竟然这么快就到了这一步吗？皇上的倚重、海内的期望、斯文的寄托，难道就这样落空了吗？”唉！公名寛，字原博，世代是苏州长洲人。祖父名寿宗，父亲名孟融，都追赠为吏部右侍郎。公生来资质不凡，不到二十岁便进入郡学。同辈正专心于科举文章，公却独自博览群书，写作古文辞，落笔已经有老成的风格。多次在应天府应试不利，凭岁贡资格进入太学。东海张汝弼见到他，说：“天下竟有这样的贡士吗？”江阴卞郎中华伯有“低头拜东野”的诗句。武功伯徐公高迈向来很少屈尊与人交往，却同公结交，说：“这是馆阁之才。”公因为屡次举试不利，断绝了做官进取的念头，不肯再参加科举。天台陈士贤当时以御史身份主持南畿学校事务，以礼相待并敦促遣送，公不得已入试，名列第三。成化壬辰年会试第一名，参加殿试，又得第一名，授翰林修撰，随即被选为侍从，陪侍先皇帝于东宫。九年后升太子右谕德。先帝即位后，因公有旧日讲学之功，升任春坊左庶子，参与修撰《宪宗实录》。书成，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又升吏部右侍郎。过了很久转任左侍郎，不久兼任翰林院学士，入内阁掌管制诰，仍在东宫侍奉当今皇上，充任《大明会典》副总裁。《大明会典》编成，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修撰《历代通鉴纂要》，仍任副总裁。公素有古学，进入翰林后，凡有文章写成，往往传播于朝廷内外；地位越高，声望越重，学者称他为匏庵先生，却不敢直呼其字。每次在东宫进讲，公都从容闲雅、详细明白，心中寄托着讽谏；遇到治乱、邪正的关键，总是反复为皇上诵说。当今皇帝在东宫读书稍有间断，公率领僚属上疏说：“我私下认为，东宫讲学，除去寒暑、风雨、朔望、节令等情况，一年之中不过几个月，一天之内不过几刻，何况中间又常有间歇。人到了八岁便出外跟随老师学习，住在外面，确实是想远离亲近的习惯、亲近正直的人。平民尚且如此，何况拥有天下的人呢？即使说在宫内学习，终究不如出宫跟随老师，亲近儒臣，讲明治国之道，所得的益处更多。”有人建议说，元代儒者吴澄出处不正，不宜从祀孔子，诏令朝廷廷议。公说：“是否从祀，也只是看他对经传有没有益处罢了。如果确实有益于经传，那么扬雄、马融过去都没有被废止，为什么现在偏偏要废黜吴澄呢？” 太皇太后将要祔祭太庙，诏令议定礼制。公提出相关礼仪说：“过去周朝祭祀后稷、姜嫄，在别庙祭祀，《诗经》称之为‘閟宫’。鲁桓公的母亲仲子不能祔祭太庙，《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宫’。到了宋代才有两位皇后一同祔庙的说法，然而这难道是后世应当效法的吗？”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公刚满七十岁，多次以疾病请求退休，朝廷屡次下诏恳切挽留。有学问、品行、声望和名誉，舆论都归向并赞美他。过了一个多月去世，是弘治甲子年七月十日。讣告传来，先帝震惊悲悼，命有关部门办理安葬，四次下诏祭告，发给驿站船只，派官员护送灵柩回乡，特赠太子太保。长子奭，授中书舍人；次子奂，补为国学生，都是非常的恩典。公喜好古学，勤奋求学，到老也不厌倦。对于权势和荣华利禄，他总是退避，仿佛畏惧一般。然而在翰林任职时，他在住所东边修建园亭，杂种花木，退朝后手执一卷书，每天在那里吟诵。每逢良辰佳节，便准备酒食邀请客人，分题联句作为乐趣，仿佛不知道自己是有官职的人。被选为宫廷属官时，人们纷纷面带喜色向他道贺，公却皱眉说：“我凭什么担任这样的职务？我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劳苦？”后来在内殿主持日讲，这尤其是世人所认为的荣耀之事，但公推辞了两次、三次。当权者看出他的诚意，便没有强迫他。等到公长期掌管制诰，众人都希望朝廷任用他执掌政权，当权者却嫉妒他，使他迟疑不进。人们以为公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失望。公说：“我起初的期望并没有达到这里，我处在这个职位上非常合适，也非常安乐。”众人的议论于是为他消解了。等到吏部尚书职位空缺，朝廷内外都推举公，公又坚决辞让。公端庄宁静、深沉肃穆，不混混沌沌地随众同流，也不孤高峭拔地故意求异。士人无论贤能还是平庸，见到他没有不归心的。公也能保全和谐、兼容并蓄，不显露界限。平生没有听说过有人毁谤或称誉他，也没有见过他喜悦或恼怒的神色。他就是古人所说的高雅君子吧！公写文章不刻意雕琢，只是严守体裁；含蓄简淡，义理情致悠长。作诗用典浑然天成，看不出痕迹，沉着高远雄健，彻底洗去了近世尖巧新奇的习气。书法姿态润泽，其中不时流露出奇特倔强的笔意，虽然取法于苏轼，却有许多自己的心得。唉！公由侍从官做到八座，声望已经很高，爵位已经很尊贵，朝廷的恩典也不可谓不多，年到七十也不可谓不长寿。然而远近之人带着叹息，好像仍有未满足之处，难道不是因为他一生没有一天执掌宰相权柄来施行自己的志愿吗？公自身所立的事业足以不朽，即使地位低、寿命短，也不能说不尊贵长寿，何况他两者都得到了呢？他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与公同乡，同朝做官，彼此相知最深、最久，所以用这些话表彰在他的墓上；表达悲哀而不怨恨，也是公的志向。嘉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