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溪集卷五

译《书曹防传后》《为周昌对吕后辞》《设淮阴先生说李孝逸辞》《谢安矫情镇物辨》苻坚带着百斗锐利的军队扫荡诸国、进入侵略，像长蛇和防貐一样，腾跃突进、吞噬掠食，绵延数千里。他自以为把马鞭投进长江，就能使江水停止流动；看夺取东晋，如同疾风扫落箨一般容易，大概已经指日可克。晋国君臣听到消息，本应惊骇失色、丧失气势；周密谋划、反复计算，把这当作早晚的忧患。可是谢安当时却正悠然宴饮，谈笑自若，傲然镇定，游玩于山间别墅，同客人激烈下棋。朝廷派来援助的军队退却不用，故意显示闲暇，使议论者担心要沦为左衽之人。然而最终能够打败苻坚，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听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百胜；又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自古以来，同在一处作战却不同心，失败的很多。那么谢安取胜，是因为了解敌人吗？是因为知道苻氏军队内部不和而必败吗？当苻坚谋划南侵时，满朝群臣议论，都知道晋朝不可图谋。所以向权翼谋划，权翼劝谏他；向石越谋划，石越又劝谏他；苻融是他的弟弟，也劝谏他；苻宏、苻诜都是他的儿子，也劝谏他；原绍、石勒是他亲信的人，也劝谏他。苻氏君臣意见如此不同，却想使军队劳苦远征，不失败还等待什么？即使晋朝只用市井儿童、田间壮丁几十上百人，折断马鞭、拿着木棍，在他面前戏弄挑衅，苻坚也会向北逃走。何况伊琰、玄石都是一时奇才，所率领的又是精锐士卒将近八万人，指挥部署恰当；谢安本来就确实知道苻坚必败，所以凭借胜算而安逸，悠然宴饮谈笑；战前援军退却而不使用，战后得到胜报也不欣喜。这并不是故意矫饰感情。说他连木屐齿折断都没有察觉，是乡野人的说法。《孟母三徙辨》刘向《列女传》记载说：“孟母的住所靠近墓地，孟轲就嬉戏模仿墓地间的事情。孟母说：‘这里不是安置我儿子的地方，搬走。’后来住在市场旁，孟轲又嬉戏模仿商人叫卖，孟母又说：‘这里不是安置我儿子的地方，搬走。’后来住在学宫旁边，孟轲于是嬉戏摆设俎豆，演习进退揖让之礼。后世因此说‘孟母三徙’。”我对此感到怀疑。一个人出生就神灵聪慧，是圣人；年幼而不好嬉戏，是贤者。孟轲禀有亚圣的资质，怀有足以名世的才华，本来就应该在童年时聪颖突出，和普通孩子不同。难道会嬉戏模仿墓地、市场上的事情吗？假使孟母不搬家，孟轲难道就会成为平庸的人吗？况且听说孟母怀孕孟轲时，席位不正就不坐，肉切得不正就不吃，这是在实行胎教。哪里有懂得胎教，却不懂得从最初选择居处的道理？按理一定不是这样。子思曾说：‘孟家小孩子的话，就已经称说尧舜，天性喜爱仁义。’孟轲才一岁左右，已经卓然远远超过常人了。譬如麒麟的角一生下来就有，凤凰的毛天然成文，天生的特殊异质，哪里是人为的呢？却说因为选择邻居才成为贤人，不也奇怪吗？赵岐知道孟轲生来有美善资质，却仍说他幼年接受三次迁居的训导，大概是因袭刘向的错误而没有深入考察，我不能不加以辨析。” 《五帝纪辨》范浚说：“孔子整理典籍，从唐尧、虞舜以下开始，认为唐尧、虞舜以前的事情不可知。圣人离古代并不远，尚且难以说明；太史公却想为黄帝、颛顼作本纪，距离他们已经千百年，为什么呢？世间流传的《孔子家语》中记载《五帝德》《帝系姓》等篇，都不是古书。假使其中的说法真像那样详细，孔子早就会把它写进典籍了。我猜司马迁只是姑且搜集传记，以显示自己见闻广博，并没有再考察那些说法是否确实。黄帝是神农之后。阪泉之战如果是真的，也实在荒谬妄诞：臣下攻打君主，尚且有惭愧的德行，何况是君主的后代呢？如果这件事确实存在，那么黄帝就是弑逆之人，哪里还能成为圣人呢？” 《去四凶辨》有人说：“尧在位时，四凶还在；舜即位后才把他们除掉。”《左传》说尧不能除掉他们，那么尧凭什么称为尧呢？回答说：“《左传》这句话说错了。那四个凶人作恶尚未成熟，天下人还没有完全知道，所以尧没有立即诛杀他们；到了舜时，四人的罪恶已经彰明，才诛杀他们罢了。”汉代人本来就说：“唐尧宽缓从容，使四凶服罪于海内。”唐代人也说：“假使尧憎恶四凶，不等到试用之后就加以诛杀流放，天下人一定会认为他杀戮无辜。”这话是对的。不然，以尧这样的大圣人，除掉四凶如同拾取虮虱一样容易，怎么能说不能呢？太史公因袭《左传》的说法，把它改为“尧不能除掉”。说尧没有除掉他们还可以，说尧没有能力除掉他们就不可以。但我又有疑问：洪水正泛滥成灾，万人陷入水患，尧让鲧治理，经过九年功业仍未成功，那么百姓变成鱼类的时间已经很久、人数也很多了；难道尧忍心让百姓遭受水患，却不能忍心除掉一个鲧吗？凶恶的人实在忍心使万人受害，却不能忍心牺牲一个鲧，这难道是尧的心吗？这正是我所怀疑的地方，或许也就是所谓‘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吧？” 《琴辨》有位朋友喜爱琴，范浚作《琴辨》给他看，说：“神农观察天地万物的形象而制作音乐，剖开大梧桐木而系上丝弦，已经具备五声，确实能够充分表达天地人的和谐。到了周文王，帮助并改进它的功用，又增加了二弦。后来的圣人，以及杰出的君子、志士，没有不尊崇琴的，也没有不归向正道的。如今的人不明白古代的声律，竟有不正不纯的曲调和奇异的弹奏，沉溺耳朵而使心志放荡。你说：‘这乐器确实奏的是古代清角，我完全能够辨别。’我说：‘如果不是郑声、卫声那样的淫靡之乐，就不敢说你能辨别。’唉！古人借琴来制止淫邪之心，今人玩琴却使内心淫荡。内心淫荡而懈怠于实践，抛弃德行修养，那么琴只是学问的蛀虫罢了。若有一天的工夫，分出两成用于读书、一成用于弹琴，心就不会错乱；若分十成给琴，只用一成读书，心就会大为放纵。那时你岂不是不聪明吗？唉！琴所贵在情趣，不只在声音。不懂得它的情趣，怎么能不淫荡？假如懂得它的情趣，又何必拘泥于琴呢？唉！你有最深的快乐，幽微地存在于你的内心。那种快乐来自天性，不在丝弦，也不在桐木。假使你还不知道，也可以观察自己内心油然而生的感受，从那里就能接近它。唉！希望你还思考它。” 《耻说》

译孟子说：“羞耻对于人，意义重大。”孟子为什么认为羞耻重大呢？因为羞耻是进入道的开端。人知道错误而感到羞耻，一定会内心警惕悸动，脸色羞红地显露出来，四肢也会表现出惊惧的样子。这是谁使他这样呢？一定是因为他内心有觉知。既然如此，没有羞耻，就没有觉知，和木石没有区别。羞耻的意义，难道不重大吗？孔子把“约束自己而有所羞耻”作为士的标准，士人本来就应当有羞耻。然而有这种羞耻心并能扩充它的人，千百人中只有一个。钻墙越户，是士人所感到羞耻的行为；可是对于羞耻钻墙越户的那颗心，却不能扩充。这样，对钻墙越户感到羞耻，对同类的行为却不感到羞耻，他的羞耻也就很少了。有羞耻的人少，他没有觉知也就很严重了，还能把这种心称为心吗？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过分恭敬、把怨恨藏起来却同那个人交朋友，这些都是钻墙越户的心，所以孔子感到羞耻。孔子又说：“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就像钻墙越户的盗贼。”又说：“感情疏远而表面亲近，在小人那里，不就像钻墙越户的盗贼吗？”孟子也说：“士人不可以进言时却进言，这是用言语来诱取；可以进言时却不进言，这是用不进言来诱取。”这些都是钻墙越户一类的行为。圣贤对于羞耻之心，一定要使人如此扩充它，这就是学习的关键。人能够扩充这种羞耻心，来求得进入圣人之道，难道还很遥远吗？所以说：“羞耻，是进入道的开端。” 《悔说》古书中有句话说：“每天反省前一天，每月反省上月初一，这是多么正确啊！古人真善于学习。”人不是尧舜，不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谁没有过错呢？只有犯错后悔，后悔后改正，那么造成过错的原因就消失了。况且古代圣贤没有不是通过悔悟而成就的。成汤因为悔悟，所以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太甲因为悔悟，所以自我责备、自我改悔；仲尼因为悔悟，所以说：“对于宰予，我是改正了对他的看法。”颜渊因为悔悟，所以有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后没有再犯的；子路因为悔悟，所以别人把他的过错告诉他，他就高兴；子夏因为悔悟，所以扔下手杖行礼；曾子因为悔悟，所以说：“我错了，我错了。”圣贤没有不是通过悔悟而成就的。《诗经》说：“听从我的谋划，希望没有大的悔恨。”《易经》说：“过失不远就能返回，不会招致悔恨。”悔，并不是说没有过错，而是追求少犯过错。追求少犯过错，最终就没有过错了。悔悟难道可以停止吗？但我所说的悔，并不一定要在言行上已经失误之后才后悔才叫悔；过错产生于内心，就在内心悔悟，不再使它表现在言行中罢了。犯错而不知道悔改，叫作愚；悔悟却不能改正，叫作固执；改正了却心有吝惜，叫作吝。固执和吝惜，是悔悟的敌害，是使过错更加成为过错的东西。日食、月食，有的会完全结束，有的不会完全结束；日月被遮蔽的地方停止后，光明就会恢复。悔悟而改正，改正而不吝惜，这是天道。改过却心有吝惜，是违背天道而放纵私欲。孟子说：“使道德广大而能化育万物，这叫作圣人。”假使成汤改过而心有吝惜，就不能达到化育的境界。因此想要减少过错的人，应当像蘧伯玉那样悔悟，以至于活到六十岁便有六十次变化，也是由于悔悟而变化。悔悟后改正，改正后不吝惜，这就是达到变化的道理。悔悟难道可以停止吗？” 《水旱说》从前圣王治理天下，认为土地非常广大，不是国家所能全部治理的，也不是国家应当全部据为私有的，所以把天下的土地全部授给百姓，让他们播种五谷，税收取十分之一。圣王又认为五谷不能自行充实成熟，必须得到天地间多余的和气来滋养，才能成熟而不受损害，所以又设置宰相来调和阴阳。既把土地授给百姓，又替他们调和阴阳，那么上位者为百姓所做的已经达到极点了。这样如果百姓有不勤于耕作、田地有不治理的，就不能归罪于年岁时令；主管官吏便上前责问说：‘你的土地肥沃，天时也没有失常，你的田地为什么不能收成？你耕种不勤劳，除草培土不努力，以至荒芜到这个地步，难道能够逃避责任吗？即使谷物不能丰收，也可以督促你缴纳赋税。’这并不是主管官吏的暴虐。假如阴阳失调，炎热或雨水失时，因为水灾、旱灾而谷粟歉收，那就不是人的力量造成的罪过，而是年岁时令不适宜。于是核查确实遭受水旱灾害、应当免税的田地，予以免除就可以了。主管官吏又来责问说：‘你的田地为什么成了这样？’我不知道什么水灾旱灾，只知道税收是否入库；税收不缴就跟着鞭打，这难道不是主管官吏的暴虐吗？” 如今国家的法令仿佛说：“百姓的田地遭受水旱灾害、不应缴税的，予以免除；官吏不加体恤，处罚而不赦免。”唉，这是没有良好的法令吗？还是没有良好的官吏吗？

译题《史记·货殖列传》从前仲尼深知祸患的根源，斥责谈论财利的人为小人，说端木赐经营货殖是不受天命。这个话说得多么正确啊！我读太史公的书，评论鲁地风俗的盛衰，更加知道财利能够败坏人。即使是品行笃厚、意志坚强的士人，也将渐渐受到诱惑，日益陷入贪婪卑鄙而自己不知道。圣人忧虑后世，考察它的弊害并深加断绝，实在有深远的意义。当初高皇帝诛灭项籍，发兵包围鲁地，鲁国的儒生还在讲诵、学习礼乐，弦歌声不断。那时鲁地的老弱都披着坚固的铠甲，父子共同守卫危城；飞石和流箭像雨一样聚集在谯楼和城墙上的女墙之间。按理说人人都应当出力锻造铠甲、磨利刀刃，矫正弓箭、拉满弓弦，坚守城池，激烈战斗，连救死自保、颈项发抖都来不及；可是那些儒生却独自戴着高冠、宽衣缓带，歌诵古代义理，迈着方步、挺立如磬，在几案、席位、俎豆之间拱手作揖、跪拜起立，悠然自得，仿佛和平无事之时一样。他们对于学业，可以说确实信奉得深、守持得坚定。后来曹邴氏靠冶铁兴起，富至巨万，放债、经商遍及郡国，鲁人于是大多羡慕他，抛弃文学而趋向财利。唉！人最害怕的事情是死亡；当鲁国儒生身处围兵之中仍更加勤勉地讲道，临近危难也不改变志向，天下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他们呢？” 等到他们一旦被财利惊动，立即抛弃学业而奔赴财利，贪婪狠毒、冒险钻营，无所不至，以至于有人说鲁国人喜好经商、追逐财利，超过了周人。唉！财利能够败坏人，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应当警戒吗？我从前代史志中听说：“把义当作利，只有合乎义、心安理得，然后才可以称为利。既然义已经使心安定，还有什么利益能比得上它呢？”孔子被困于陈、蔡，自己反而认为是幸运，还说：“怎么知道我不是在桑树下得到了它呢？”这种没有菜蔬佐料的藜菜羹，就是孔子的利益。颜子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圣人端正脸色称许他的贤德，在德行方面把他列为首位；这种箪食瓢饮，就是颜子的利益。伊尹认为不合义，即使有系着四千匹马的车队也不看一眼；孟子以不辨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为耻。千驷、万钟，世人认为是利益；伊尹、孟子却把舍弃千驷万钟而安于义看作利益。假如不知道这个道理，却想靠积累财产、使房屋润饰来求利，说‘这就是我的利益’，最终有时连一文钱都不能拿来保全自身，难道不是荒谬吗？”},{ 题写韩愈的《原道》韩愈在《原道》中认为，道统由尧传给舜，由舜传给禹，传到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孟轲死后，道统便没有得到传承。唉！韩愈如果确实知道道，难道会略去子思吗？考察道却不知道有子思，是愚昧；知道有子思却不明白他的传承，是妄诬。愚昧和妄诬，都是君子所不取的。韩愈真的知道道吗？自从孔子去世，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七十弟子去世，大义也就乖离了。到了孟轲时，道已经隐微很久了。孟轲尚且没有得到子思的传承，还能有谁传承它呢？子思的学说，见于《中庸》，又见于孔氏遗留下来的著作。《中庸》列在经书之中，学者口中诵读、心中思考，内容明白可见。其中极精妙深奥的言论，精深高妙，如果没有得到孔子的传承，怎么能够说出这些话呢？孔氏遗书对叙述子思已经很完备了，只是后世很少有人能够穷究其中的学说，所以韩愈略去它，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前孔子在陈、蔡之间受困，那是天下最大的忧患。即使是子贡这样的高足弟子，也还想让孔子稍微降低原则。只有颜渊说：‘不被容纳有什么值得忧患的？正因为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的品德。’孔子也曾在两根柱子之间歌唱，欣然自得地说：‘对于我丘来说，这大概是我的幸运吧！’圣贤正是因此知道自己不同于流俗，并以此为乐，难道会把不被容纳看作忧患吗？这个道理，子思亲自见到孔子而得到它，所以即使困于乐朔，也不认为是忧患。胡母豹对他说：‘您志向太大，世人没有谁能容纳您，您为什么不也顺应时势呢？’子思说：‘志向大并不是我的忧患，忧患在于志向不大。凡是寻求被世人容纳，都是为了实行道。若毁掉远大的志向来求得容纳，我还实行什么道呢？志向大而不被容纳，是命运；毁掉志向来求得容纳，才是忧患。我不会改变。’从这些话看，子思得到孔子传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后世很少有人能够穷究他的学说，所以韩愈略去它，也是可以理解的。子思曾说：‘我伋在进见时多次听闻孔子的教诲。’他回答鲁穆公时也说：‘我所记得的，是我祖父的话，其中有些是我亲自听到的。’所以说：这个道理，是子思亲自见到孔子而得到的。

译《书曹参传后》萧何辅佐汉高祖，功劳很大。曹参哪里足以和他相比？可是当时并称萧何、曹参，直到今天也没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曹参遵守萧何所定的统一法令，一点也不改变，这就是他能够与萧何齐名、功劳相当的原因。秦朝实行暴乱的政治，用残酷的刑罚和毒辣的屠杀杀害无辜百姓，使人以看见他人为戒而祈求死亡，家家害怕祸及自身；萧何辅佐高帝拯救百姓，使处于涂炭中的人民稍稍恢复生息，仿佛获得了新生。假如曹参接替萧何以后，另行创制新的法令，改变旧有章程，那么用来防范百姓的法令就会越来越严密，谁不会心怀恐惧呢？这样与秦朝的暴虐相差多少呢？只是曹参认为自己的才能既然已经在萧何之下，而惠帝的明断又比不上高祖，与其改变法律、变更制度，过分造成纷扰，哪里比得上沿用前人的做法、守住旧制，让百姓安居乐业，安坐而使天下无事呢？不久之后，刑罚几乎搁置不用，活着的人日益繁衍，君主高拱而坐，臣子垂着衣带，天下安宁太平；从成效来看，已经和萧何相等了。由此说来，萧何、曹参难道还稍有惭愧吗？《代周昌回答吕后的辞》汉高祖去世后，孝惠帝即位。吕太后派使者召赵王刘如意，赵国相周昌让赵王称病不去。使者往返三次，周昌最终没有遣送赵王。赵王的母亲戚夫人发怒，派人召周昌到来。周昌拜见太后，太后骂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怨恨戚夫人吗？为什么还不遣送赵王！’周昌无话可答，代周昌回答说：‘臣之所以不遣送赵王，正是因为太后怨恨戚夫人太深。高皇帝对于赵王有所顾虑，所以没有把赵王托付给太后，而是托付给我这个庸臣，让臣来辅佐他。臣如今如果顺从太后遣送赵王，便等于把赵王送进鼎镬之中。臣如果苟且偷生，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去地下见先帝呢？从前戚夫人得到先帝宠幸时，赵王几乎多次被立为太子。臣不敢顾惜自己的性命，冒着万死在朝廷上争辩。东厢所听到的那些话，太后是不会忘记的。【周昌在朝廷上争辩时，太后在东厢侧耳听见，曾跪下感谢周昌说：“若没有您，太子几乎被废了。”】臣难道敢欺骗太后吗？当时臣争论太子之事，并不是因为憎恶赵王，只是为了社稷。如今臣坚决不奉诏，也不是因为偏爱赵王，只是尽力履行先帝托孤的忠诚。太后如果召来赵王，连同戚夫人一起杀掉，臣一定以死来承担责任。臣死去也足以向先帝谢罪了，只是不知道将来在太后的宗庙中相见时，先帝会怎样看待太后了。如今皇帝仁慈孝顺、疼爱亲人，对赵王有恩，内心也不愿太后与戚夫人成为冤家，只是恐怕获罪，所以不敢进言。现在皇帝能够忘掉赵王从前逼迫太后的事情，难道反而不能把戚夫人置于考虑之外吗？太后起初同戚夫人在宫中争宠，彼此都担忧日后的祸患。太后害怕戚夫人谋害自己，所以担心太子被废；戚夫人也害怕太后谋害自己，所以担心赵王不能被立为太子。两人的忧虑虽然不同，但害怕祸患的心情是一样的。如今太后一旦得志，就忘记了自己的忧虑，反而又把别人置于忧虑之中吗？太后以后能够没有忧虑，按照臣的意见，臣今天替戚夫人和赵王进言，也是希望他们像太后一样没有忧虑。如果太后确实能够放下从前的仇恨，抛弃旧日的怨恶，抚恤戚夫人母子，最终保全他们的性命，那么天下都会归服于仁德，高庙中的先帝也会欣慰喜悦。《假设淮阴先生劝说李孝逸的辞》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马李敬业等人在江都起兵，发布檄文列举武后的罪过，准备恢复庐陵王的天子之位。武后派左玉铃卫大将军、梁郡公李孝逸率兵前往讨伐。当时淮阴先生隐居在乡野沼泽之中，听说梁公的军队将要到来，便拄着杖到军中求见。孝逸以贵宾的礼节接待他。先生找机会单独见孝逸说：‘我并不是因为将军缺少前导骑兵，所以来供您差遣；我自信并非浅陋无能，愿意有话求见。’孝逸说：‘您有什么指教？’先生说：‘我听说李敬业在维扬起兵，将军率领三十万军队讨伐他，有这回事吗？’孝逸说：‘有。’先生说：‘出兵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会成功。我听说敬业起兵了，却没有听说他以什么名义起兵。’孝逸说：‘敬业开设三府，向郡县发布檄文，以恢复帝位为名义。’先生说：‘既然如此，将军为什么讨伐他呢？’孝逸说：‘敬业担任眉州刺史时，因为犯罪被贬，后来又被降为内侍，心中郁郁不得志，召集失职之人作乱，盗取广陵府库中的兵器，实际上是自行称作叛乱，只是名义上说恢复帝位。天后大怒，追究他的祖先官爵，毁坏祖坟，削除宗籍，命令我孝逸讨伐他。’先生说：‘敬业固然是乱臣，但将军看敬业的罪行与天后的罪行相比，谁更多呢？’ 如今武氏的罪恶已经满盈，上天诱发了她内心的凶恶，却把三十万军队交给将军，这是上天要夺去武氏的权柄而交给李氏，使唐朝和李氏重新兴盛。将军不趁此时迅速率军向西，向僭越临朝的武后问罪，却只把讨伐李敬业当作急务，我愚昧地认为这是错误的。况且敬业内心虽然未必真正如此，但名义上是恢复帝位；将军以皇室近亲的身份讨伐他，会使天下忠义之士寒心。从前王莽篡夺汉朝，翟文仲在东都倡导义举，刘宏以宗室子弟的身份率领王莽的军队讨伐义军，我曾替汉朝对刘宏咬牙切齿。将军不幸几乎与他相似，恐怕天下也会有像我这样对您咬牙切齿的人了。’孝逸说：‘像先生所说的这些话，我私下也曾想到过。但是我的军队没有经过平日的安抚训练，人人的心意还不相同，不是用言语就可以说服的。现在我想向西进军，假如有一个强悍的人高声喊叫，不肯跟随我，那么三十万人就会抗拒不前，我的事情就失败了。先生将怎么办呢？’先生说：‘唉，将军考虑得太过分了。天后窃取国柄，阴险残忍，杀人如割草芥，把母亲、姐姐、兄长、侄子当作鱼肉一样残害，包藏祸心，削剥亲族内脏，年高的元舅也被诛杀、灭族，群臣都战栗不安，仿佛利刃已经架在脖子上。天子刚刚即位，自己并没有过错，天后却又想肆意恐吓劫持，把他幽禁起来；虽然名义上立相王为帝，实际上与囚徒没有区别。’

译天下人推心置腹，扼腕叹息，愤恨深入骨髓，睁大眼睛、侧耳倾听，像久旱盼望甘雨一样，盼望有人扶持正义、辅佐他们复兴唐朝。所以李敬业等借助民众的怨恨，谋划起兵还不到十天，就已有十多万军队。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所属部队响应他们。山东、梁、宋一带的士人披甲戴盔，烧麦作饭，等待敬业到来。由此可见人心拥护唐朝。何况将军是皇室亲族，又拥有现成的军队，势力足以谋求恢复国家。如果顺应民众的愿望，建立大义，谁不会响应呢？将军为什么不向众人下令说：‘武氏反常乱法，拘禁侮辱至尊，铲除皇室宗亲，毁坏王室，流毒天下。我们将和士大夫一起掉转旗帜向内，尊崇扶助李氏，诛灭武氏，以成就恢复帝位的功业。你们如果还能同心协力，难道会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大功大赏，应当与士大夫共同享有。’如果这样众人仍不服从，军队不能振作，武氏不能诛灭，神器不能端正，天子不能重新临朝，那么我愿割下头颅、剖开腹部来向将军谢罪。我虽然极其愚昧，难道会用这不肖之身来试探将军的谋略吗？’孝逸说：‘先生的话固然很好，但李敬业不能放过。如果按先生的计策，姑且留到以后再图谋吧。’先生说：‘不对。聪明的人不会放纵敌人而给自己招来灾祸，勇敢的人不会违背时机而失去胜利。’ 观察事情的关键时机，间隙容不下一根细穗。行动时一旦迟疑，祸患就像发出的箭一样迅速到来。天后蓄谋改变革命，想要面南称制，她的意图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为什么不趁她还没有行动时先发制人呢？如果借李敬业的事情，终于使她改穿副祎、佩戴旒冕、穿上衮服，铲除唐朝的名号，坐而转移鼎和龟，那么她一定会把景元子孙全部消灭以后才满足。将军即使想为宗族报仇，也来不及了，还能有什么时间谋划呢？况且将军不立即率兵回师，反而帮助她讨伐李敬业，这是替贼人抵抗捕盗者，是亲手用刀刺自己的肚腹。将军难道没有听说汉代灌婴的事情吗？从前诸吕专权，危害汉室，齐哀王借此率兵进关，以诛杀吕禄、吕产为名。吕产派灌婴率军攻击齐军，灌婴到达荥阳后谋划说：‘打败齐军回去报功，这只是增加吕氏的力量。’于是留军驻扎在荥阳，与齐军结盟讲和，等待吕氏发生变故，共同诛灭他们。将军如果一定要攻取李敬业，难道不会成为武氏的助力吗？如果您能够幸而听从我的计策，派遣能说善辩的人，带着一纸檄文晓谕敬业等人，告诉他们逆顺的道理，使他们接受约束，合并军队击鼓西进，那就和灌婴一样了。况且吕产统领南北军时，高后已经去世了，朱虚侯、东牟侯和大臣们还日夜谋划诛除吕氏，仿佛坐在着火的房屋下面。如今武后还活着，既擅自废立皇帝，又在宗庙中祭祀自己的祖先并封他们为王。武家那些小儿依仗武后的势力，日益骄横跋扈，图谋危害社稷，势力超过吕禄、吕产，而且强大十倍。您却反而玩忽视之而不忧惧，我私下替将军感到困惑。’孝逸自认为受到武后的厚待，不能依照淮阴先生的话去做，勉强说：‘先生虽然这样说，难道认为凭我孝逸就能图谋武氏吗？假使孝逸在朝廷接受诏命，在野外却反过来杀贼，岂不是要得罪先帝的神灵吗？’淮阴观察孝逸的态度，知道他始终听不进自己的话，于是反复切责他说：‘我以为将军忘记了先帝，所以才不再考虑这些事。如果将军还记得先帝，那当然很好。从前先帝被天后钳制压迫，忧愁悲苦，没有一天快乐，有时仰望屋梁深深叹息；晚年更加愤懑郁结，以至于气息逆乱不能骑马，这是谁造成的呢？将军不考虑这些而拒绝诏命，是害怕得罪先帝胜过一切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像杀害先帝的吗？’孝逸最终仍坚持推辞说：‘先生暂且不要说了，我将考虑此事。’淮阴先生于是连作揖也不作，拂袖离去，说：‘这个女人，只是下巴上长着胡须，哪里值得和她谈论天下大计！’于是咬破舌头，直到鲜血流到衣襟上，说：‘我失言了，应当责罚自己。’后来孝逸率兵杀死李敬业，武承嗣忌恨他，最终使他逃窜而死；天后发动革命，国号称周。壬寅年，我和故友潘彪、文虎夜里读《唐书·李孝逸传》，文虎说：‘孝逸是唐王的孙子，却不知道有唐朝，这是为什么？难道没有人把大义告诉他吗？’我说：‘当时宗室子弟中有贤能的人，如果李孝逸不把他们置于死地，就不能成为武后的将领。他正受到武后的亲近和恩遇，即使有善辩之口说上百遍，也不会采用。’于是我假设淮阴先生劝说李孝逸，写成这篇辞来消除文虎的疑问。如今已经十八年了，我曾把它给李叔易看，叔易说：‘怎么辩说得这样厉害？这和你其他文章不像。’我把这是为文虎而设辞的缘故告诉他。叔易说：‘这本来就是我所疑惑的。’庚申十月三日，我偶然读到旧文，想到文虎的尸骨早已腐朽，叔易近来也已去世，感伤叹息，眼泪流下数行，于是写下此文来抒发我的悲哀，同时记下叔易知晓言外之意这件事。《香溪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七　宋代范浚撰写　论 《性论上》《性论下》《诗论》《易论》《书论》《春秋论》

译《月令论》《性论上》上天降下的东西叫作命，人承受它叫作性；性所存处叫作心。心只有内在本体，有外在杂念就不是心；性只有真实自然，没有人为造作就不是性。人为造作而又带有外在杂念的叫作意。意，是人的私念；性，是上天的公理。心主持性，意迷惑心。被迷惑而不能复归本心叫作愚，明知而不被迷惑叫作知，不被迷惑并安住于此叫作仁。仁就是心，心就是性，性就是命，难道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吗？孟子说：‘充分扩充自己的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天。’能够充分扩充自己的心，私意就消失了；私意消失，寂然不动的本性就显现出来，这就叫作性。《礼记》说：‘人生来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所谓静，只是勉强用来命名那种寂然不动的状态。然而《礼记》又说：‘受到感应便能通达天下万事。’所以在寂然之中，必定有一种不能简单用动或静来命名的东西，然后才称得上是性。孟子所说的‘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预期结果；心中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它’，大概就是寻求认识本性的道路。有人问：‘孟轲认识本性，把性说成善；善果真就是性吗？’后世把孟轲和荀子、扬雄相提并论，因此不能不批评孟轲。善难道果真不是性吗？回答说：‘学者的弊病，在于不寻求正确的道理，却被众多说法所迷惑。’ 如果舍弃众说而自己寻求正确的道理，那么正确的道理一旦获得，众说的是非就会清楚明白了。况且性本来不能直接言说，能够言说的只是静。您姑且从静的状态来观察它，将要认为它是善吗？还是要认为它是恶呢？一定说是善，也可以。然而善虽然不足以穷尽性，性本来确实可以用善来命名。那荀卿从性所表现的人为造作出发，把它指认为性，所以说：‘人的本性是恶的。’难道人的本性本来就是恶的吗？古人中不善的人，没有超过桀、纣的。桀、纣确实是恶人。龙逄、比干说他们不善，他们却忌讳而发怒；这说明知道不善是可耻的，本身就已经是善了。性难道本来是恶的吗？扬雄寻求性究竟是什么却没有得到，于是勉强提出说法：‘人的本性，善恶混杂。’扬雄不明说性究竟是善还是不善，却说善恶混杂，这只是他的私意罢了。他凭私意发表不明白的论断，或许希望后世认为自己深刻了解性。扬雄哪里是真正知道性呢？况且水的源头没有不清的，性的本体没有不善的。说水源头清浊混杂，是从未穷究源头；说性的本体善恶混杂，是从未认识本体。所以说：这是扬雄凭私意说出的。有人问：‘您认为善不足以穷尽性，难道性和善是不同的吗？’回答说：‘善，是性的作用，难道会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吗？’孟子认识性，所以内心不动摇；又以性的作用教导人，所以宣扬性善。《易经·系辞》说：‘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道的叫作善，成就道的叫作性。’善只是继承道，因此还不是道本身；性由道成就，因此与道合一。这样看来，善不足以穷尽性，是很明白的。况且孟子难道也认为善足以穷尽性吗？他说：‘能够使人喜爱的叫作善；自身具备这种善叫作信；充实叫作美；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广大而能化育万物叫作圣；圣而达到不可知的境界叫作神。’假使孟子认为善足以穷尽性，说一个善字就够了，哪里还会再说信、美、大、圣、神呢？所以说：孟子讲性善，是以性的作用来教导人。《性论下》天下只有一种本性。愚昧和聪明，是禀气的差别；善和恶，是习染的差别；贤和圣，是达到程度的差别。禀气、习染和所达到的程度虽然不同，但本性却相同。所以说：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实现万物的本性。难道不是天下只有一种本性吗？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习染却使彼此相远。’解释者认为，凡人出生时本性起初相近，后来有人变善，有人变恶，于是彼此相远。唉，这果真是圣人的意思吗？人的本性果真是起初相近、后来才相远的吗？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天下只有一种本性，它起初难道只是相近而已吗？本来就是相同的。孔子说人有的变善、有的变恶，是说他们的本性从来没有不相近；使他们彼此相远的，只是善恶不同的习染罢了。这样说来，恶人舍弃恶习而趋向善，不妨成为善人；善人忘失原有的习染而趋向恶，也免不了成为恶人。这譬如水，出自同一个源头，分流后形成不同的支流，有的清，有的浊。虽然有清浊的差别，但浑浊的水加以澄清就会变清，清水受到搅动就会变浊，难道不是因为它们本来都是水、实质相近吗？性譬如水，习譬如清浊的水流，这就是本性常常相近，而习染使人彼此相远。孔子又说：‘只有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蠢不会改变。’为什么呢？回答说：上等智慧和下等愚蠢，其本性彼此相近的道理本来不变。所谓不改变，并不是不能改变。上等智慧的人知道恶就是恶，坚定地不改变而趋向恶；下等愚蠢的人不知道善就是善，也坚定地不改变而趋向善。所以说：‘只有上等智慧和下等愚蠢不会改变。’有人问：尧的圣德也不能教化丹朱，您认为下等愚蠢可以改变，为什么呢？回答说：能够改变的是丹朱的本性；不改变的是丹朱的愚蠢。愚蠢不是本性，而是禀气。人出生时禀受的气浑浊就愚昧，清明就聪明。清气纯粹就是上等智慧，浊气纯粹就是下等愚蠢。清浊二气承受得均衡，就是中等之人。清气不纯，就聪明而不是上等智慧；浊气不纯，就愚昧而不是下等愚蠢。愚昧但不是下等愚蠢的人，有时能够使之改变，所以说：‘即使愚昧，也一定会变得明智。’下等愚蠢的人则坚定不移，所以说：‘只有下等愚蠢不会改变。’丹朱是浊气纯粹的人，即使是尧，难道能使他改变吗？所以说：能够改变的是丹朱的本性；不改变的是丹朱的愚蠢。再以子路为例，他是卞地的乡野人，性情鄙陋而喜好勇武，力气超过雄鸡，佩带猪牙，凌辱欺压他人。孔子只是因为他愚昧而不是下等愚蠢，所以孔子设置礼仪逐渐诱导他，他终于穿上儒服、献身从师，改变自己而趋向善。他临死时系好帽带，不使仪容散乱，难道不就是所谓‘即使愚昧，也一定会变得明智’吗？唉，解释者不能懂得本性，却妄自解释我们夫子关于性、习以及不改变的论说，使学者更加困惑了。

译《诗论》孔子完全取用周诗，上面选取商诗，下面著录鲁诗，总共有三百十一篇。又总括它们的意义，用一句话概括说：‘思想没有邪曲。’至于遗失的篇章和散佚的句子，如‘素以为绚’‘偏其反而’之类，只要有所取舍，孔子一定搜集来诵读讲说，不忍心抛弃。孔子对于《诗》，可以说是笃实认真了。然而他解释《诗》，不过是为了阐明大义，从来没有深挖曲解、穿凿附会、迁就解释的说法。所以他说：‘我读《柏舟》，看见匹夫坚守志向不可改变；读《淇澳》，看见学习可以使人成为君子；读《考槃》，看见避世之士并不忧闷；读《缁衣》，看见喜爱贤人的心；读《鸡鸣》，看见古代君子不忘敬慎；读《伐檀》，看见贤人先做事而后取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说：‘《诗》歌咏仁德竟然这样美好。’‘上天生下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孔子解释《诗》，大多不过是为了阐明大义。所以当时跟随孔子学习的人，如卜商、端木赐，他们对于《诗》，都能由已经告知的推知尚未告知的，也都致力于通达大义。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唉！深挖曲解、穿凿迁就的说法兴起以后，《诗》的意义才开始不明白。如今世上解释《诗》的人，一定要从某一首诗中寻找某一件具体事情，所以不得不作穿凿迁就的解释。他们哪里知道诗人本来就有委婉表达，而意义自然显现呢？《葛生》讽刺晋献公喜好攻战，诗中不说攻战之事，却说：‘我的美人死在这里，我独自同谁相处？’其余四章都说国人死亡，只特别说国人多有死亡，因此才知道他的国君喜好攻战。《大田》讽刺幽王时鳏寡不能自立，诗中不说鳏寡困穷之事，却说：‘那里有未收割的幼穗，这里有未收取的穗梗；那里有遗落的禾束，这里有滞留的禾穗。’这是说寡妇可以取得遗留的禾束，只说成王时寡妇有取得遗留禾束的利益，因此才知道当时鳏寡困穷。若一定要从诗中寻找与史事完全对应的文字，哪里算懂得《诗》呢？唉，正因为解释《诗》一定要穿凿迁就，《诗》的意义才开始不明白。我又曾反复熟读三百篇，寻求其中的大义，知道《诗》的志意与《春秋》没有什么不同。读《长发》，就知道桀的灭亡以及商朝兴起的原因；读《大明》，就知道周朝兴起以及纣王灭亡的原因；读《黍离》，就知道天下已经没有王；读《下泉》，就知道天下没有贤能的方伯。读《兔爰》，就知道王师遭到惨败；读《苕之华》，就知道夷狄侵凌中原；读《角弓》，就知道中原反而成了夷狄；读《扬之水》，就知道僭越的臣子逐渐发展到篡夺；读《出其东门》，就知道公子争夺君位的祸患；读《丰》，就知道婚姻之道衰败；读《著》，就知道亲自迎娶的礼制断绝；读《白华》，就知道嫡庶关系混乱；读《正月》，就知道女子造成的祸患可以危害国家；读《十月之交》，就知道灾异同时出现；读《文武成王》的诗，就知道太平时代盛德修明；读《幽厉陈灵》的诗，就知道放逐、叛逆的祸患和罪恶由来。孟子说：‘《诗》亡失以后，《春秋》才创作出来。’这样看来，《诗》的志意和《春秋》难道有不同吗？这就是《诗》的大义，不必穿凿迁就也会自然明白。

译《易论》从前仲尼和众弟子辨难疑问，众弟子彼此讨论并向孔子请教，他们的话都保存下来，总共二十篇，却没有一篇提到以《易》来提问。后来孟轲在战国时期倡导仁义，他的著作共有三万四千多字，也没有一句话提到《易》。世上的儒者对此感到疑惑；等到看到秦朝焚烧典籍，大经大法都化为灰烬，唯独《易》因为被视为卜筮之书而没有被毁灭，这才知道孔门弟子和孟轲其实都从《易》中有所领会。大概春秋时期，凡是解释《易》的人，都从卜筮出发。例如周太史为陈侯卜筮，陈仲得到《观》卦，解释《否》卦说：‘风在天上，土上有山；山有山的材质，又受到天光照耀，于是居于土上，所以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毕万卜筮在晋国做官，得到《屯》变《比》，辛廖占断说：‘吉利。屯是艰难坚固，比是亲近归附，还有什么吉利能比这个更大呢？’晋献公卜筮把伯姬嫁给秦国，得到《归妹》变《睽》，史苏说：‘《归妹》变为《睽》，就像没有相应配偶一样。’秦伯攻打晋国，卜徒父为他卜筮，得到《蛊》，说：‘《蛊》的本卦为风，变卦为山，如今一年已到秋天，我收落下的果实而取得木材，因此能够取胜。’ 这类事情见于传记的，数也数不完，没有不从卜筮谈《易》的。何况到了秦朝，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士人不知道经书，唯独把《易》当作卜筮之书，本来就很自然。既然谈《易》的人一定从卜筮出发，那么真正从《易》中有所领会的人，原本就不必一定开口谈《易》。况且孔子作有《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以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先儒认为这些是十翼，那么孔子讲《易》已经完备，弟子们又何必再问呢？至于孟轲用正道劝说当时的君主，起初并不提出过高而难以实行的议论，只是说种桑养蚕、种田吃饭，禁止过密的网来使鱼鳖繁殖，按时砍伐来使木材充足，饲养鸡、猪、狗以供老人享用，使百姓能够养生送死，没有饥寒不足的忧虑。他所说的虽然不超出日常生活中容易懂的浅近事情，但都是百姓最急需的事，一天也不能没有，并且是历经千万世都必须实行的；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能改变而不采用，这正是孟轲深通《易》的地方。大概包牺、神农、黄帝、尧、舜这几位圣人，后世仰望他们，认为他们的道好像登天一样不可企及；等到考察他们取法《易》象来制作民众所用的器物，不过是网罟、耒耜、日中为市、制作丝麻布帛的衣服，以及舟楫、臼杵、驾牛、乘马、重门、击柝、上栋、下宇、棺椁、书契之类，都是日常使用、容易明白的浅近事物，但一天也不能没有，历经千万世也必须实行。大概备具器物、制定用途，创制成器来给天下带来便利，这正是《易》之所以精微深奥，也是圣人所以通达变化、神妙教化万物的地方。孟轲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所说的王道不超出百姓的日常生活；这虽然没有一句提到《易》，难道不正是深通《易》吗？唉，《易》用于卜筮，作用确实很大，无论远近幽深，都能推知未来的事物，达到最精微、最变化、最神妙的境界。古人只知道卜筮的作用很大，所以知道《易》广大无边而不可穷尽；即使把它用于卜筮，也不妨碍他们深通《易》。后世只把卜筮当作占验吉凶罢了，所以除了孟轲以外，很少有人能明白《易》。到了汉代，有人分列蓍草、布置卦象，用来凭借射覆游戏，却自以为懂得《易》。唉，他们岂不是几乎把《易》当成游戏了吗？

译《书论》我曾读《大诰》《酒诰》以及《多士》《多方》等篇，深深奇怪它们的文字古奥、意义深远，即使宿儒老学也有疑惑滞碍、不能断句的地方，当时群臣又凭什么能够明白它的意思，从而知道君上的深意呢？有人认为，三代盛世时，家塾、党庠本来就是学习的地方，学生早已看惯听熟，所以对于君上的诰命人人都能通晓其义。然而我又听说，从前史佚没有把夭折的幼儿收殓在宫中，召公问他，史佚说：‘我怎么敢这样做呢？’召公把这件事告诉周公，周公说：‘难道不可以吗？’史佚便照做了。‘岂’是表示惊怪、拒绝的语气；‘岂不可’这句话，是周公用来深切说明不可这样做。史佚没有理解他的深意，反而认为周公答应了自己，于是就照做了。召公是贤相，史佚是贤史，以这两位贤者的才智，尚且不能明白周公的一句话；说当时的群臣人人都能通晓诰命，难道可能吗？也许当时退休的臣子担任州里父师、少师，坐在门塾中教导出入的子弟；群臣对于诰命有不能明白的地方，父师、少师以及州长、党正之类便开导说明诏告，使他们心意释然，明白教诫的意义，这样或许才说得通。陈寿说：‘皋陶的谋议简略而雅正，周公的诰命详尽而烦琐。这是因为皋陶和舜、禹共同谈论，周公却和群臣发誓约束。’正因为简略而雅正，所以皋陶的话浑厚简直，道理畅达而深意明显；正因为详尽而烦琐，所以周公的话反复叮咛，必然有深奥难通的意义。这并不是圣人撰写诰命时故意使用曲折艰深的言辞，而是事理形势自然如此。圣人乐于和众人有共同的愿望，说一句话、办一件事，唯恐稍稍违背天下人的心意；凡是用来晓谕群臣的事情，必定反复说上千百句话，曲折详尽地说明，使天下人完全没有疑惑，然后才停止。告谕越深切，百姓了解得越清楚；百姓了解得越清楚，他们接受命令并开始做事时，天下就会纷纷趋向执行，不会有犹豫不前的困惑。圣人认为，百姓虽然愚昧，总可以用道理使他们明白，却难以强迫他们服从。与其等到事情发生时百姓心里还有不明白之处，彼此观望退缩，才开始出现纷纷扰扰的异议，哪里比得上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就深切陈说、极力告诫，使群臣与自己同心，不因自己的作为而感到闷闷不乐呢？这正是圣人宽大忠厚的极致，是竭尽人情，使天下人不以服从命令为难，所以他的话不得不详尽而烦琐。《多士》说：‘不是我们小国敢于夺取殷的天命，只是上天不把天命给殷，确实没有坚守而陷入混乱；上天辅佐我们，我们哪里敢求取王位呢？只是上帝不把天命给殷，只是我们下民秉持意志来成就这一切，只是敬畏上天的明察。’又说：‘只有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二心，只有你们王家是我们所归向的，我所归向的正是如此。’当时成王在位，商朝灭亡已经很久了，而商朝顽民曾经和禄父一起作恶、反叛，周公诛杀了他们，难道他们毫无罪过，周公却一定要这样委婉地谦逊说话来告诫他们吗？意思大概是说：不是我们周人敢于夺取商的天命，只是上天没有把天命给商，只是百姓秉持心意拥护我们；你们王家已经这样决定，我也不再改变；你们商民为什么还不服从呢？大概圣人务必要使天下人乐于推戴而不厌弃自己，所以不只是用武力诛杀顽民的身体，还一定要设法从根本上使他们的内心服服帖帖。正因为深深折服了他们的内心，所以周朝即使衰落，仍然延续了数百年；即使没有贤圣的君主，人心仍旧归附周朝而不离开。这样看来，周公诰命的烦琐，正是周公用来折服人心的手段，难道不是事理形势自然如此吗？《春秋论》《春秋》是圣人用来书写王法的著作。它的文辞严正、意义精密，世上的学者都以难以明白为忧。大概是因为没有详细体味经文，只是任凭三传扰乱，所以圣人笔削的深意被湮没而不显。浅陋的小儒，往往把书卷一丢、诵读一停，就茫然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话。更严重的，放置经文不问，反而只取三传的说法，挑那些可喜的来诵读，这就叫买椟还珠。从前楚国人到郑国卖珍珠，用木兰制成匣子，用桂椒熏香，点缀玫瑰，编缀翡翠。郑国人买下木匣，却把珍珠还给了他。唉！先圣的大经不幸成为楚人的珍珠，三传浮夸的辞说却成了装珍珠的匣子。唐代卢仝善于学习《春秋》，把三传束之高阁，抱着遗留下来的经文探究始末。所以他作《春秋摘微》，不依赖传文来抬高经书，阐明圣人的深意很多。隐公二年春，记载说：‘公在潜地与戎会见。’左氏说：‘这是修复与惠公的友好关系。’把夷狄引入中国境内，正说明隐公的罪过，难道只是修好关系吗？卢仝却说：‘戎不是中原的敌人，隐公却轻率地同他们会见，这是眼中没有王法。’桓公三年秋，公子翚到齐国迎娶女子。九月，齐侯把姜氏送到讙地。桓公与齐侯在讙地会见。谷梁传说：‘这是合乎礼的。’ 齐侯前来，桓公迎接他并与他会见，是可以的。桓公不亲自迎亲，只是在讙地会见，哪里合乎礼呢？卢仝却说：‘齐侯送女儿来不合礼，桓公又同他会见，两方面都失礼。’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族战利品。《公羊传》说：‘齐国是大国，为什么亲自来献戎族战利品？这是为了威慑鲁国。’有征伐四夷的功劳，却不献给天子而献给鲁国，正是为了深责齐侯，哪里只是厌恶他威慑鲁国呢？卢仝说：‘齐国是霸主，却反而向鲁国献战利品，所以详细记载事情始末来责罚他，又责备齐侯没有尊奉天子的意思。’卢仝这类说法很多。因为他知道有经而不知道有传，所以对于圣人的深意，独自从内心有所领会。我曾私下取《春秋》经文，反复熟读、仔细玩味，然后知道圣人的言辞非常严厉，褒贬的意义也非常精密。隐公七年冬，记载说：‘戎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凡伯是天子的使者，楚丘是卫国的土地。天子的使者被戎攻打，表现夷狄凌辱中原到了极点。记载地点为楚丘，是责备卫国不能救援。称作‘带回去’而不说‘拘捕’，是不承认夷狄有权拘捕天子的使者，同时也责备凡伯不能死守职守，反而成为戎族的俘虏。又借此责备戎族所经过、并把凡伯带回去的各国，它们都安然旁观凡伯而没有救他；天子和方伯最终也没有谁能讨伐戎族。圣人的这种微言大义，严密到了如此地步。然而左氏却说，戎曾经朝见周王，在公卿那里行过贽币；凡伯没有以宾客礼接待它，所以在楚丘被攻打。公羊说：‘明明是拘捕他，却说攻打他，为什么把戎说得如此强大？记载地点，是为什么把它说得如此重大？’谷梁说：‘戎，就是卫国。把卫国说成戎，是因为它攻打天子的使者，所以贬斥卫国而称它为戎。’假如学者读经却被三传扰乱，那么“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所以，不依赖传文而尊崇经文，才可以称为善于学习《春秋》。

译《月令论》《月令》见于今天所说的《戴记》。汉代的贾逵、马融、蔡邕，魏代的王肃，都认为它是周公所作。晋代孔晁因此说：“周公制定十二个月发布政令的制度，作了《月令》。”然而郑康成、高诱等人认为，这是秦国吕不韦时代召集诸儒编成的。唐代孔颖达因此说：“吕不韦的《十二月纪》，正和《月令》文字相同而略有不同的地方，只有三几个字罢了。”束皙又认为这是夏代的书，刘子珪又认为这是秦国诸儒取圣王关于月令的事迹记录而成的。牛里仁又认为其中杂有虞、夏、商、周的制度，不能完全称为《周书》，也不能完全称为秦代典籍。然而我私下考察它，周代三公不称“相”，到六国时才开始称“相”，而《月令》孟春说：“命令相发布德政，调和政令。”周代有大司马，没有太尉；到秦代官制中才有太尉，而《月令》孟夏说：“命令太尉辅佐选拔杰出人才。”周代有内宰，没有奄尹，而仲冬说：“命令奄尹重申宫中的法令。”周代有酒人，没有酋人，而仲冬说：“命令大酋，黍稻必须齐备。”周代以建子月为正月，而季秋说：“会合诸侯，整治百县，使它们为来年接受朔日。”周代在春季上旬祭祀时用牲血涂龟，而孟冬说：“命令太史用牲血涂龟。” 周代五时迎接五方之气，都提前十天斋戒；《月令》孟春却说：“立春前三日，天子斋戒。”又如孟春说“兵事不起，不可由我先发动”，仲冬说“农民有不收藏积聚粮食的，牛马牲畜有放逸在外的，都可以捕取而不必追问”，这一类话，显然不是周公所说的。因此，《月令》不是出于周公时代，已经十分明显。然而在吕不韦时代，秦始皇还没有兼并天下，所以仍称“王”；而《月令》却说“天子”。秦国还没有改变周代政制，而《月令》却把孟冬作为岁首。吕不韦当时正在招致宾客游士，企图兼并天下，食客多达三千人，家僮多达万人，而《月令》仲冬却说：“罢免官府中无事可做的官员。”这些地方又使人怀疑它不全是吕氏时代的书。假如是始皇兼并天下后称天子，秦人取用吕不韦的书增补成《月令》，那么，始皇兼并天下后已经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月令》孟夏却说：“实行赏赐，分封诸侯。”始皇已经设置三十六郡，季夏却说：“命令四监大规模汇集百县的秩禄和刍草，用来供养祭牲。”始皇已经以十月初一为岁首，季冬却说：“天子与公卿大夫共同整饬国家典章，讨论时令，以等待来年适宜的政事。” 始皇的子弟已经沦为平民，季冬却说：“命令同姓诸侯国共同供给寝庙所用的刍草牲畜。”始皇已经把百姓改称为黔首，孟春却说：“施行庆赏，布施恩惠，下及亿万百姓。”始皇把衣服、旄旌、节旗全都崇尚黑色，孟春却说：“天子乘坐青色旗帜的车，穿青色衣服。”这些情况又表明，它不是始皇称帝之后的书。既不是周公时代的书，又不是吕不韦的书，也不是始皇称帝之后的书。那么，《月令》究竟是谁作的呢？我详细探求它的说法，大概可以认为，吕氏让他的门客各自记述所听闻的内容，汇集成论，编为十二纪，起初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后来汉代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以及诸儒中的大山、小山等人著书，又取吕氏《十二纪》增补成《时则训》，今见于《淮南鸿烈解》，大概也是众儒共同编成，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十二纪既然不是一人所作，汉人取来增补，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后来礼学家把它抄录合并到《礼记》中，那么《月令》怎么会是一个人写成的呢？我想，吕不韦的宾客记录各自听闻的内容，有的取自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典章，有的依据当时的事实加以论述。后来汉代诸儒又加以增补，所以《月令》中的官名和时事，杂用了虞、夏、商、周、秦、汉各代的制度。怎么知道《月令》杂用了虞、夏、商、周的制度呢？大概鸾车就是有虞氏的路车，而孟春说：“天子乘坐鸾路。”周代的大司寇，在夏代称为大理，而孟秋说：“命令理官察看伤势，审察创伤，查看骨折。”而且《月令》各篇都以夏代历法为根本，多与《夏小正》相合；车、旗、衣服则都取自商代制度而有所变更。由此知道它杂用了虞、夏、商、周的制度。怎么知道《月令》杂用了汉代制度呢？按前面所论，季秋说会合诸侯，整治百县，使它们为来年接受朔日；若认为是周代制度，就不应说十月，若认为是秦代制度，就不应说诸侯。大概淮南王刘安与诸儒著书是在汉文帝时，汉代仍以冬十月为岁首，又有诸侯，所以才有会合诸侯并为来年接受朔日的说法。考察汉代制度，只有这些内容没有矛盾冲突，应当是汉儒把它增入吕氏《季秋纪》的文字，汉人传授时又把《鸿烈解》作为定本，并改换吕氏《季秋纪》的原文，收入《时则训》。礼学家又取来作为《月令》，所以现在三部书的季秋篇中“会合诸侯，为来年接受朔日”的文字都相同。由此知道它杂用了汉代制度。怎么知道汉人曾取十二月的篇章加以增补呢？考察《周礼》，秋季献龟，以及凡是取龟，都在秋季举行；这里说的其实是夏历的秋季。《月令》季夏却说：“命令渔师斩杀蛟，捕取鼍，进献龟，捕取鼋。”大概作《月令》的人误以为《周礼》所说秋季献龟，是依据周历的秋季，于是错误地在季夏说进献龟。周历八月相当于夏历六月，所以才妄自在季夏说进献龟。正因为这种错误和妄说，可以知道是汉人增补的。又考察《时则训》孟春篇说，招摇星指向寅位，方位在东方；这一天属甲乙，旺盛的德性在木；穿用八方之风，以水防御箕星，用燧火；东方配御女，颜色为青色，穿青色衣服，弹奏琴瑟；兵器用矛，牲畜为羊；在青阳殿朝会，在左个发布春令。这些内容，都是吕氏书中没有的，可见汉人增补的地方也很多。难道只有季秋篇才是这样吗？郑康成在“鸿雁来”下注说：“今本《月令》中，鸿雁都作为候应。”孔颖达认为，《月令》各篇有先后之分，收入《礼记》的属于古本，没有收入《礼记》的属于今本。大概戴圣删削《大戴礼记》成为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东汉末年马融于是传授《小戴记》的学说，马融又增补《月令》《明堂位》《乐记》，合成四十九篇。《香溪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八　宋代范浚撰写的论 《周论》《秦论》《六国论》《楚汉论》《唐论》《五代论》

译《周论》周朝拥有天下，传了三十七位君王，历时八百六十七年，比夏、商两代长久得多；可是最终失去天下的原因，是没有贤明的君主来复兴周道，所以逐渐衰落而灭亡。有人把罪过归于周朝东迁，认为那是失策；这只是知道周朝自东迁后衰落，却不知道东迁并不是导致衰落的原因。周朝住在丰、镐，把洛邑称为东都，大概从周武王迁移九鼎时，就已经有经营天下中心的意图了。周公辅佐成王，成就武王的志愿，占卜洛地而营建城邑，郊祭、社坛、宗庙、市场、居民里巷，无不完备，这难道是没有迁都的意图吗？即使当时没有迁都的意图，难道没有替后世子孙筹划的意图吗？假如成王、周公既没有迁都的意图，又不替后世子孙筹划，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纷纷营建呢？考察《尚书》，周公告诉成王要居住在新邑治理天下，成王于是东行，所以说“戊辰这天，王在新邑举行烝祭，祭祀岁神”。虽然没有留下来作为都城，却已经在那里举行了烝祭，那么东迁有什么可责怪的，为什么说它是失策呢？难道认为洛邑的地势不如西周凭借函谷关、崤山，控制褒山、陇山吗？那么，以德行招致人心胜过凭险固守；西面有九河阻隔，东面又有险要关隘，即使这样也足以守卫。难道认为洛邑的土地不如西周所在之地，是九州最肥沃、天地间最优越的区域吗？那么，洛邑有阴阳调和的优势，不同于偏僻地区；上溯洛水，背靠黄河，左有伊水，右有瀍水，交相灌溉，土地交错而肥沃，也足以使国家富足。难道认为东迁不足以使万国来朝吗？那么，宣王本来就曾穿着赤芾、金舄会合诸侯。难道认为东迁不足以安抚四方夷族吗？那么，宣王本来就曾车坚马齐，排斥夷狄。难道认为东迁导致王室衰落吗？那么，国土每天缩小百里，周道已经衰落了。难道认为东迁导致王威衰弱吗？那么，下堂接见诸侯时，君主的尊严已经衰落了。难道认为东迁导致诸侯霸国强盛吗？那么，胶舟之难已经比周景王时询问九鼎轻重更加严重了。难道认为东迁导致外族侵犯吗？那么，四方夷族交相侵扰，已经比戎人攻打凡伯严重了。既然如此，东迁有什么可责怪的，为什么说它是失策呢？假如西周没有宣王，我知道在《板》《荡》所写的局势之后，不等到东迁周朝就会灭亡。假如迁都洛邑后又有宣王，我知道在《黍离》所写的衰乱开始时，即使迁移都城，周朝也一定会复兴。况且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商代从契到汤迁都八次，盘庚迁都五次，唐、虞、夏、商的都城没有固定不变的。汉世祖建都洛邑，延续国运二百年；魏孝文帝也建都洛邑，太和年间称为大治。假如建立国家一定要在西周故都，那么周以前的君主没有定都丰、镐，怎么能建立国家呢？假如东周一定不能建立国家，那么周以后的朝代有的定都洛邑，又怎么能建立国家呢？假如周文王、周武王定都东周，周朝难道会不兴盛吗？假如周平王定都西周，周朝难道就不会衰落吗？更何况周公营建洛邑，把它作为天下中心，使诸侯成为藩篱屏障，从四面拱卫京师。议论者认为，周平王东迁居住在洛邑，此后五位霸主相继率领诸侯尊奉王室，所以周朝在三代中最为长久。既然如此，周朝迁到东方，实际上借助了诸侯的辅佐来延长国祚，能说东迁导致衰落吗？迁都的道理是说：“洛邑的土地四通八达，治理得平正，有德之人容易凭此兴盛，无德之人也容易因此衰落。”既然定都洛邑可以使国家兴盛，那么导致衰落的原因果然在于失德。东迁哪里就一定是失策呢？《秦论》秦国取得兼并天下的条件，却失去了守住天下的办法。秦国依凭崤山、函谷关的险要，最终凭借华山等地的险胜，居高临下地面对东方诸侯，于是秦已经具备兼并天下的形势了。自孝公以来，督促耕织来致力于富国，按军功首级来奖励作战，也已经具备兼并天下的资本了。于是占据关隘，牢固防守，像老虎一样窥伺周王室，怀有包举宇内的心思。然而秦国常常自己估量：诸侯的土地足以抵得上五个秦国，诸侯的军队足以抵得上十个秦军。这样，我虽然拥有兼并天下的形势，但天下的势力还更强；我虽然拥有兼并天下的资本，但天下的资本还更雄厚。我若不多次谋划图取天下，那么天下所谓强大而雄厚的力量将会联合起来谋害我。即使扫荡境内，出动军队，倾尽仓廪，转运粮食，也仍不足以挽救败局、支撑自己，还谈什么兼并天下呢？秦人只是在这时，挟持着兼并天下的条件，凭借这些条件运用已有的资本，派出精锐军队压迫六国，却常常深深畏惧六国，不把进攻进行到底，往往拱手等待六国割让土地送来。土地送来，秦国就肥大；秦国肥大，六国就削弱，于是灭亡了。这难道不是掌握了兼并天下的条件吗？那些主张合纵的人说：赵国曾经收集率领天下诸侯来排斥秦国，秦军不敢出函谷关达十五年。天下共同排斥秦国，并不是秦国有所畏惧而不出兵，而是秦国考虑到，六国结成合纵，逼迫它越急，六国的形势就越会联合，交情就越会巩固；放缓进攻，就会拖延时日而产生裂隙，六国必然会自相图谋，可以不出兵而使合纵自行瓦解。秦国还要让辩士欺骗六国，破坏它们的盟约，这样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秦国把关中的军队按兵不动十五年而不向东出兵的原因。后来犀首的计策被采用，齐、魏、赵互相争斗，苏秦害怕而离去，赵国的合纵盟约于是全都瓦解了。秦国的君主多次采用这样的谋略，天下大概是不难兼并的。唉！权术谋略，兵家有，纵横家有，申不害、商鞅也有；但八代以来都没有听说过，圣贤也没有说过。如今秦国用谋略取得天下，已经十分浅陋，却又想用谋略来守住天下。收缴天下的刀剑，铸在咸阳，用来防备臣民叛乱，却不知道奋力挥舞白木棍的人也足以成为战争的首领；焚烧毁灭《诗》《书》，废弃古文，用来使百姓愚昧，却不知道淹没儒生帽子的人也足以建立大号；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郡县统治天下六服，用来消除尾大不掉的祸患，却不知道乘时蜂起的都是穷巷中的逃亡平民；修筑长城来阻挡胡寇，却不知道从身边刺出匕首、击打皇帝车驾的人，往往就近在肘腋之下；禁止百姓私下交谈来防止民间议论，却不知道道路旁观看、向东方游历的人会说，秦国可以被夺取而代替。这就是秦国取得天下后，仅仅传了两代便迅速失去它的原因。唉！取得兼并天下的条件，本来就已经与三代兴起的方式不同了；又想用谋略来守住天下，秦朝存在四十年，已经是极大的侥幸。贾谊说，假如子婴凭平庸君主的才干，只得到山东一带贤能辅佐，即使秦国已经混乱的土地，也可以保全而拥有。这只是看到了秦国险阻之地可以凭借，没有看到任用权术会使它迅速灭亡。孟子说：“三代取得天下，是凭仁德。”荀卿说：“汤、武并不是用武力夺取天下，而是修明道义，兴办天下共同有利的事业，除去天下共同的祸害，于是天下归附他们。”既然如此，三代本来就是凭仁德取得天下的，从没有听说凭权谋取得天下。贾谊说：“兼并天下的，崇尚欺诈和武力；安定天下的，重视顺应形势和权变；取得天下与守住天下，所用的方法不同。”因此，不能说秦国用这种方法取得天下是错误的。班固批评他的说法，是恰当的。

译《六国论》六国仰仗关隘来进攻秦国，秦国却常常拖延应敌，没有什么畏惧。秦军一窥伺六国边境，六国就像狼回头一样惊惧，无法抵挡。这是为什么呢？六国心意不一，而秦国有确定的策略。所以秦国能够使齐、楚、韩、魏、燕、赵彼此争斗，自己坐等利用它们的疲弊。当时天下称为强国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不是楚国就是齐国。韩、魏虽然处在天下的枢纽位置，然而韩国土地不过九百里，魏国土地不到千里，实在弱小。受到敌国逼迫，形势不能不依附他国。因此秦国进攻它们西面时，它们便向南依附楚国，向东依附齐国；楚国进攻南面，齐国进攻东面时，它们又向西依附秦国。秦国谋划削弱韩、魏，已经不遗余力。齐、楚进攻韩、魏两国，正是秦国祈祷祭祀、求之不得的事。齐、楚不知道深深联合韩、魏，缔结合纵亲善的关键，常常进攻并驱赶韩、魏，使它们进入秦国来求自救。因此秦国常常离间齐、楚对韩、魏的进攻，趁机收服韩、魏，巩固自己的盟友。韩、魏与秦的关系巩固后，秦国也能够挟持韩、魏进攻齐、楚，不必担心后方受到议论和攻击。不只是齐、楚，燕、赵的土地之所以没有年年危急，百姓没有年年死亡，也是依靠韩、魏的屏障，才得以不受秦国进攻。没有韩、魏作为屏障，秦人凭借轻装精锐的军队长驱千里，渡过黄河，越过潼关，占据番吾，在邯郸城下交战，赵国就危险了；越过云中、九原，经过代地、上谷，在易水之上交战，燕国就危险了。燕、赵不知道深深联合韩、魏、缔结合纵亲善的关键，反而常常转而向秦国屈服。秦国于是得以削弱韩、魏并进攻它们。韩、魏遭到进攻，南面得不到楚国援助，东面得不到齐国援助，北面又得不到燕、赵援助，形势上不得不向西归入秦国。按韩、魏的心思，它们也会对齐、楚、燕、赵扼腕切齿，想借助秦国来报仇；不以送质子、割让土地来侍奉秦国为耻，而韩、魏也将自行毁掉自己的唇齿关系，互相侵扰。这就是秦国常常使六国相互争斗，自己坐等控制它们的疲弊。秦国能够使六国争斗并坐等控制其疲弊，祸患在于六国心意不一，而秦国有确定的策略。正因为六国心意不一，所以早晨听到合纵者的言论，便联合成为合纵；晚上听到连横者的言论，便分散成为连横。合纵瓦解就彼此离散，连横形成就互相猜疑。离散，就不能互相救援，反而彼此图谋；猜疑，即使互相救援，也彼此不能安信。秦国的商君曾经用欺诈突袭魏公子，击败了魏军；齐、赵也因此多次击败魏军，这就是不能互相救援，反而彼此图谋。韩国的公仲说：“真正攻打我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援救我的，是楚国。”这就是虽然互相救援，却彼此不能安心。这就是秦国能够利用六国心意不一，挑拨它们彼此争斗的原因。秦国的谋略，是专一实行连横。凡是秦国的大臣、宗室父兄，早晨谋划，晚上议论；那些与诸侯的宾客、王子在车前凭轼结驾，向西进入函谷关献策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合纵、促成连横。这就是秦国确定不变的策略。凭借这一确定的策略，又有连横之人帮助促成，使六个心意不一的国家互相争斗，难道还不能控制它们的疲弊而兼并天下吗？假使六国约定合纵，谋略也确定而多年不改变，合力给秦国造成祸患，那么秦国便没有人能实行连横，军队也只能不出。秦军一出，六国一定从两面夹击进攻它，秦国也必然担心一匹马、一个车轮都不能返回。这样，六国反而能够在函谷关把秦国逼入困境，控制秦国的疲弊。秦国怎么还能使它们争斗呢？魏武侯去世时，韩、赵打败魏军，谋划说：“夺取魏国土地，把它一分为二。”魏国分裂为两国，力量不超过宋、卫，那么我们最终就没有魏国的祸患了。这只是嫉妒魏国不被毁灭，却忘了毁灭魏国会使秦国迅速除去后患。唉，只是当时幸亏他们的计策没有协调一致罢了。假如真的分裂魏国，那么韩国孤立，秦国的祸患就会逼近；它们将连灭亡都来不及。魏国分裂而韩国灭亡，秦军出动就没有限制，即使燕、赵、齐、楚，也会相继成为秦国的俘虏。那还怎么能等到始皇时代以后才灭亡呢？《楚汉论》汉高祖和项籍一同起兵，反抗、逃亡，追逐秦国这只鹿；双方像蚌和鹬相持一样争斗了八年。汉高祖的性命多次悬在项籍手中，但项籍最终却失败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项籍专门施行暴力，高祖专门施行仁德。高祖进入咸阳时，连秋毫都没有侵犯；项籍到来后，却放火焚烧并屠杀城中百姓。我认为楚、汉兴亡的分界，到这里已经确定了。项籍只是倚仗匹夫的小勇，劫持别人来苟且求生，所以死得晚一些罢了。凭高祖的权谋、智略和谋算，招揽英豪而驱使控制他们，大概是真正具有王霸之才的人；即使有一百个项羽，也敌不过他。韩信担任治粟都尉时，萧何多次称赞他的奇才，高祖故意不用他，想借此使韩信愤怒而逃走。韩信逃走后，高祖又追赶并找到了他；韩信本以为自己必死，没想到高祖反而立即任命他为大将。韩信受到的任用和待遇超过预期，一定会竭尽死力，最终高祖借助韩信消灭了楚国。然而韩信于是认为汉王待自己优厚，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高祖的策略之中。郦食其替汉王谋划，扰乱楚国的权势，主张拥立六国后代。高祖并不是不知道六国后代不能拥立，却拿这件事询问张良，大概当时是想观察张良的内心。高祖本来就知道张良可以任用，但因为张良起初只是想替韩国报仇，又曾使项梁拥立韩国公子横阳君韩成为王，进一步树立党羽；后来又任韩国司徒，曾经从襃中离开汉王而归附韩国。高祖恐怕张良最终会只为韩国效力而不专心为汉，因此借郦食其的谋划来试探张良的内心，起初并不是不知道六国后代不能拥立。有人问：“对于子房又是怎样呢？从试探张良的内心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然而张良当时竭力陈述八条困难，正是已经处在高祖的策略之中，却自己不知道。萧何在汉代群臣中才干最高，高祖让他承担专任，守卫关中；萧何已经独自建立了万世大功，高祖担心他突然自满骄纵而招来祸患，所以派士卒作为护卫，又把他拘系到廷尉那里，严厉压抑、挫折他，使他自己谦卑畏惧，以保全晚节。这难道是真正怀疑他吗？即使真是怀疑他，也一定会像韩信、彭越那样将他诛杀。然而萧何竟至于自污名节来求得免祸，正是处在高祖的策略之中而自己不知道。韩信、张良、萧何三人都是人中豪杰，却都被高祖的策略驱使而不自知，这就是汉朝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籍却没有这种才能：得到范增却不能任用，得到陈平却不能任用，得到韩信却不能任用，全都使他们怨恨愤怒而离去。他只凭匹夫的小勇，想在挑战交锋之间决出胜负；到了力量受挫、形势穷困时，还想驱马杀掉一两个汉将来显示自己的本领。这就是楚国失去天下的原因。既然如此，项籍的灭亡，又怎么能归望于天呢？

译《唐论》尧拥有天下，没有把它传给丹朱，而是授给舜；舜拥有天下，没有把它传给商均，而是授给禹。难道他们不爱自己的儿子吗？他们认为儿子没有才德，如果把君位授给他，天下就会受到他的祸害，所以不敢用一己的私意，改变天下公正的心意。圣人尚且不偏爱自己的儿子，要向外寻找贤人而授予天下，何况有贤能的儿子却不能确立为继承人，偏说一定要立自己所爱的人，这也太糊涂了。这就是唐太宗不明智的地方。承乾获罪时，太宗想立晋王，越级破格考虑，犹豫不决，甚至拿佩刀对着自己来胁迫群臣，使他们一定顺从自己。后来又想立吴王恪，对长孙无忌说：“你劝我立雉奴，雉奴懦弱胆怯，不能守住社稷；吴王英明果断，像我一样，我想立他为太子，怎么样？”雉奴就是晋王。唉！如果李恪真的英明果断，那么不应当无罪废弃晋王；如果李治真的懦弱，不能守住社稷，那么也不应当越级立他。如今太宗因为一时的宠爱，一定要立晋王，这难道是公心吗？况且李恪、雉奴等都是自己的儿子，尚且因为私爱舍弃英果之子而立柔弱之子；即使诸王都像丹朱、商均一样，他难道肯舍弃自己的儿子，到外面寻找贤人来授予君位吗？这与圣人的境界相距太远了。然而看太宗曾经立论讥评晋武帝，认为了解儿子的才是贤明的父亲，了解臣子的才是明智的君主；儿子不肖，家族就会灭亡；臣子不忠，国家就会混乱。国家混乱就无法安定，家族灭亡就无法整治。又说：“舍弃一个儿子，是忍小痛；安定社稷，是尽大孝。害怕小小的忍痛而忘记大孝，圣贤之道难道会这样吗？”他对前代的斥责竟如此严厉，却对自己的儿子昏昧不明，最终使平庸昏暗的继承人登上大位，受制于武则天，几乎导致国家覆亡。这难道不是所谓嘲笑古人做得不够好，却忘记自己事情做得已经很拙劣吗？自己身披铠甲、手执锐器，在百战之后取得天下，却一举把它交给孱弱的儿子，难道不想想自己所说的“国家混乱就无法安定”吗？他拿佩刀对着自己，大概是小人、鄙妇才会做的事，难道竟是太宗所做的吗？他殷切地把孤儿托付给李勣，最后造成武则天扰乱唐朝的，却正是李勣。难道他不但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也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吗？况且他以永业田安置普通百姓，以府兵制强固国家根本，以租调建立常行的制度；凡是太宗规划谋虑、想用来维持后世的措施，都是亿万年不变的良策。唯独在储君这一重大问题上，竟然失误到如此地步，难道是他的智慧被溺爱蒙蔽，所作所为荒谬悖理而自己不知道吗？尧在位时，八元八恺还没有被任用，四凶还没有被除去，五品之官还不恭顺，百姓生活艰难、粮食不足，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作为最急迫的事情来谈论，只是急于授予君位、选得贤人。如今太宗在选择储君这件事上授予失当，却只忙于制定维持后世的法令，这就像营造高大的房屋，涂抹泥灰，施加彩绘，筑起高墙，安装大锁，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却把房屋交给败家的儿子；这样能够长久传下去吗？既然如此，唐朝中途遭遇变故，宗室枝派衰败丧亡，酷吏日益出现，百姓受到残害，都是太宗立懦弱儿子所造成的祸患。君主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五代论》五代的混乱达到极点，共有八姓十二位君主，经历四十多年，干戈征战，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其中悖逆、祸败，自古以来没有像这样猛烈的；兴亡、废立，也没有像这样迅速的。周世宗凭英伟的资质，替圣人扫除祸乱，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其余各朝，都可以作为覆车之鉴。梁朝凭强大的藩镇势力夺取唐朝，所以梁朝的臣子多有跋扈专横；末帝还姑息放纵，将帅互相残杀，梁朝于是灭亡。唐庄宗夺取梁朝，以及唐明宗夺取汴京，都是石敬瑭出力的结果；唐朝势必忌惮他，既然忌惮，石氏的军队便起兵，唐朝于是灭亡。晋朝夺取唐朝，借契丹作为援助；契丹本来贪婪无厌，晋朝必然有不能忍受之处，耶律德光进入中原，晋朝于是灭亡。郭威对于后汉，就像石敬瑭对于唐朝一样，后汉隐帝也不得不忌惮他；既然忌惮，邺都军队便渡过黄河，后汉于是灭亡。大体说来，五代取得天下，都是凭借军队；军权所在，便随着军权兴起，军权失去，便随着军权灭亡；而它们之所以兴废如此迅速，是因为没有忠臣义士来维持它们。晋朝还没有灭梁时，晋国大臣多不想让庄宗登上尊位，而梁臣苏循却先按臣子的礼节拜见，手舞足蹈地高呼万岁。等到晋军进入汴京，诏令赦免梁朝群臣，李振高兴地说：“诏书已经洗涤罪过，我将要朝见新君了。”唉！有这样的臣子，梁朝怎么能不灭亡呢？冯道辅佐庄宗，又辅佐明帝、愍帝；潞王反叛时，他又迎接潞王；晋朝灭唐时，他又侍奉晋朝；契丹灭晋时，他又侍奉契丹；汉高祖建立后汉时，他又侍奉后汉；周朝灭后汉时，他又侍奉周朝。当时他还著书自我陈述，炫耀自己历事四姓以及从契丹那里得到的官阶、功勋和爵位。唉！有这样的臣子，唐、晋、汉三朝怎么能不灭亡呢？自从朱温图谋接受唐朝禅让以来，士人因朋党被杀的，虽然未必全是贤人，但总的说来，不依附梁朝而支持唐朝，也算忠臣节士。唐昭宗时，天下贤士大夫有的被杀，有的离去，留在朝班中的已经没有多少；裴枢、陆扆一类以及其他士大夫，因同案被贬谪而死的共有几百人。朝廷空虚以后，厚着脸皮侍奉梁、唐、晋、汉、周的人，都是倾诈机巧、扰乱国家、谋求自身、出卖国家的人，就像李振、苏循、冯道一样。唉！因为一时朋党之祸，使四十多年中竟没有一个忠臣义士从士大夫中出现，直到天下大坏、大乱，百姓涂炭，也没有人来拯救他们。这就是朱温以朋党之罪残害当时士人的结果，难道只是杀了几百人吗？实际上，他把天下的百姓全都置于几十年的水深火热和苦难腐烂之中。即使把他的胸膛剖开、肠子流出，又哪里足以抵偿白马驿之祸呢？《香溪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九　宋代范浚撰写的论 《孔子闻韶论》《夷齐谏武王论》《叔孙通知当世要务论》《魏郑公愿为良臣论》《房杜不言功论》《魏征劝太宗行仁义论》《圣人百世之师论》

译《孔子闻韶论》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滋味，说：“没想到欣赏音乐竟能达到这种境界。”我私下曾经对此感到疑惑。仔细想来，孔子的资质接近上圣，又多才多能，上天让他能够审辨声音、通晓音乐，这大概只是他的余事。又曾经查考传记，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大概三十五岁。不久鲁国发生动乱，他于是到了齐国，那时年纪将近四十岁。孔子最初到周国时还没有成年，已经向苌弘访求音乐之道，应该不必等到齐国才第一次听到《韶》乐。为什么他却详细品味、倾心赞叹，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一样呢？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春秋时代混乱，儿子有杀父亲的，臣子有杀君主的，却不知道尧舜禅让的美德；即使《韶》乐还存在，也没有人明白其中的意义。孔子以将成圣人的道德成为天下的宗师，各国国君和掌权大臣都以宾主礼节对待他；若有一件事辨别不清，就派使者来询问，求取正确答案，这正是他们极其尊崇、信任孔子的表现。如今孔子欣赏《韶》乐的美，甚至忘记了肉味，他们将会说：“孔子是圣人，却如此赞美《韶》乐，《韶》乐究竟表现了什么呢？”这样便会进一步从《韶》乐中探求它的意义，或许能够知道有虞氏承继禅让的美德，从而以簒夺混乱为可耻；这也是借此讽谏、告诫他们的意义。当春秋时期，齐襄公即位十二年，公孙无知杀了他；无知自立为君，雍廪又杀了他；小白去世时，五位公子争夺君位，无亏即位后被齐人杀死；齐昭公去世时，子舍即位，商人杀了他；商人取代他即位，阎职又杀了商人；商人的儿子即位，齐人又废黜了他；齐庄公即位六年，崔武子杀了他。后来孔子到了齐国，听到《韶》乐，正是在齐景公向他询问政事的时候。当时陈常擅自掌握齐国政权，变乱和叛逆已经开始萌发；圣人微微看出了它的发展趋势，所以回答齐景公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孔子对齐国混乱的感受，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了。齐国在春秋时期特别混乱，所以孔子一定是在齐国欣赏《韶》乐时，防范这种祸患的微小征兆吧？后世喜欢猎奇的人，不明白孔子的本意，却随意增饰说：“孔子到齐国城郭门外，遇见一个提着水壶的婴儿；那孩子目光清澈，行走端正。孔子对车夫说：‘赶快赶车！’这时《韶》乐正好奏响。”说孔子到了齐国听到《韶》乐，就三个月不知道肉味，这难道是有见识的话吗？《夷齐谏武王论》有人说：“武王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劝谏他，但武王没有采纳。商朝的混乱已经平定，天下归附周朝，伯夷、叔齐以此为耻，于是离去，隐居在首阳山，并且说：‘义士不吃周朝的粮食。’最终饿死，有这回事吗？”回答说：“有。”又问：“既然如此，孔子认为夷齐贤明，难道武王做错了吗？”回答说：“夷齐固然贤明，武王也没有错。纣王不行正道，不能不讨伐；只有武王能够承受天命，起兵取得天下并讨伐他。武王以光明替代昏暗，使四海百姓脱离虎口，重新依偎慈母。君子称赞他说：‘顺应上天，回应百姓。’又说：‘武王的功业极其完美，这怎么可以非难呢？’只是夷齐心中认为，臣子讨伐君主，是极其悖逆的行为。假如君主不是纣王，就不应当讨伐；假如臣子不是武王，也不能讨伐。后世若有作乱叛逆的臣子，一定会说：‘武王是圣人，当年讨伐纣王，没有一个人非难他。’这样一来，臣子讨伐君主就成了圣人的教诲，那么后世簒夺、窃取君位的事情将会更多。因此在武王手执大斧、指向商国开始进军时，夷齐拦住马头陈述谏言，以此说明君臣的名分。武王既不采纳，他们又以此为耻而离去，即使饿死也不后悔，希望用牺牲生命来减轻后世的乱局。使后世的人都说：“武王讨伐商朝是正确的，可是夷齐仍然非难他。”这样，讨伐君主就成了臣子的重大罪过，即使有人有簒夺、窃取君位的意图，也会犹豫不前，不敢发动。夷齐的心意大概就是这样，他们起初并不是认为武王错了。否则，他们既然进谏而武王不接受，为什么不死在当场，以表示争辩恳切的心意，开启武王的疑惑，说明纣王确实不可讨伐呢？却等到商朝已经灭亡之后，白白饿死自己，这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学者所信取的，不只是孔子、孟子吗？孔子曾说夷齐没有怨恨；假如他们因为自己的谏言没有被君主采纳而羞愤，以至于不吃东西而死，难道还会没有怨恨吗？孟子说：‘伯夷躲避纣王，住在北海边，等待天下清明。他之所以躲避纣王、等待天下清明，难道没有希望吗？’把纣王换成清明的君主，由此我知道夷齐的心意，起初并不是认为武王错了。他们进谏，是想使后世的乱局减轻。武王对于纣王，不得不讨伐；夷齐对于武王，也不得不进谏。没有武王，就无法在一时平定祸乱；没有夷齐，就无法挽救万世的乱局。所以我说：夷齐贤明，武王也没有错。”有人说：“议论者认为伯夷进谏这件事并不存在。他们不赞成讨伐商朝，大概是因为两位老人当时年事已高，从海边赶往文王的都城，路途远达数千里。从文王兴起到武王时代，年数也不少于十几年。有人猜想伯夷想归附西伯而志愿没有实现，于是死在北海；又猜想他死在路上；又猜想他到了文王都城，却没能活到武王时代。这些说法有事实根据吗？回答说：没有。这不是折中的言论，而是没有根据的议论。伯夷和太公都被称为年高德劭的老人，年龄大概相近。伯夷住在北海，太公住在东海，地方相距也差不多。假如说伯夷的志愿没有实现，这本来就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取信；假如说他死在路上，那么太公恐怕也不能到达文王的都城；假如说因为路途遥远、年数太久而死，那么太公恐怕也赶不上武王时代。这确实是没有根据的议论，不是折中的说法。《论语》说：“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春秋左氏传》说：“武王讨伐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义士仍然有人非难他。”唉！假如这两部书不是出自孔门弟子之手，那倒还可以；如果这些书确实值得流传，那么那位议论者的话，我不敢听信。

译《叔孙通知当世要务论》在天下刚刚草创、艰难重重的时候，却去做空泛而难以实行的事情，就好比口渴了却要舀取银河来饮用，难道合乎人情吗？如果要拯救世道、平定乱局，就不如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放在首位；知道当前应当先做什么，功业就能建立，效果也会显现。汉高祖刚刚平定天下，叔孙通想先确立君臣礼仪，以此尊崇高祖，诸位儒生称赞他说：“懂得当今最紧要的事务。”这是说叔孙通明白平定乱局的方法。君臣之间的祸患，没有比名分不严明更大的。名分不严明，君主就不知道自己的尊贵，臣子也不能安于自己的卑下。君主不知道自己的尊贵，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驾驭臣子；臣子不能安于自己的卑下，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奉事君主。这样一来，君臣失去各自的位置，轻慢、悖逆、逼迫、僭越的祸患就会产生，最终甚至会出现叛逆、簒夺、盗窃君位的事情。所以说：“名分确定，是使形势安定的道路；名分不确定，是使形势混乱的道路。”如今嬴秦失去了天下这只鹿，天下人都来追逐它，各地都有人想自立为王。因此陈胜凭戍卒身份在楚地称王，楚国派武臣攻取赵地，武臣便在赵地称王；赵国派韩广巡行燕地，韩广便在燕地称王。后来又有人在魏、齐、韩称王，有人称西楚霸王，号称要消灭秦朝，而称王的人数不胜数，大都自认为是独自起兵，称“孤”，不再面向北方侍奉他人。即使舜、禹在上面，如果不用名分来约束他们，恐怕也不能保证他们一定称臣，何况只是区区刘季，不过凭借骑马作战取得了天下。如果不是用礼法来治理，他们肯低头降心、屈曲拳服而终于服从吗？何况汉朝的将臣，大多出身于受过刑的人、盗贼、操刀屠宰者和市井商贩之流，并没有极高的智慧和远大的见识，能够通晓天命；一有不快，就挥弄叛旗，把反叛当作儿戏罢了。高祖难道能够把他们全部杀掉吗？在这个时候，要寻求所谓平定祸乱的办法，就没有比确定名分更优先的了。君臣之间的礼仪，是用来端正名分的，而陆贾竟能为高祖制定这些礼仪，因此可见他懂得当务之急。长乐宫会见诸侯时，警卫严整，仪容肃穆，从诸侯王以下，没有不震惊恐惧的。前些日子击打殿柱、醉酒高呼的那些人，此时都被钳制面颊、收敛气息，没有谁敢喧哗。假使高帝一旦懂得做皇帝的尊贵，这就是懂得应当先办什么，因而功效建立、成效显现了。后来诸侯虽然有反叛的，但名分已经确定，天下人只知道有天子，不知道有诸侯，所以他们都只是各自在偏远地方独自反叛，没有人响应援助，因而相继被杀。假如当初陆贾不端正君臣的礼仪，那么韩信就不会入朝祝贺，彭越也不会接受囚禁，天下人也将一会儿称臣、一会儿反叛，像韩信、彭越那样，而高祖就不能独自尊贵了。陆贾对汉朝的功劳，难道是汗马功劳所能相比的吗？虽然如此，诸位儒生说陆贾懂得当务之急，这话是对的；但说他是圣人，那就大错特错了。陆贾怀有张仪、苏秦那种纵横捭阖的风气，而且不能算作纯粹的儒者。他距离圣人，也相差得非常遥远。这一点可以不必辨说就明白了。《魏郑公愿为良臣论》臣下有舍身赴死的道义，但舍身赴死的人往往出于不得已。君主的无道丑行，日积月累却不知道悔改，臣下必定竭尽忠诚，指明说出。劝说而君主不听，就一定哭泣着苦苦进言。于是触犯君主的心意，遭遇雷霆震怒，赴汤蹈火，才有可能走到舍身赴死的地步。这是君主的罪恶到了极点，而臣下的道义也到了穷尽而凶险的地步。难道这是臣下内心所希望的吗？唐代魏郑公对太宗说：‘希望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这是因为舍身而做忠臣，出于不得已，并不是他内心所希望的。自古以来无道的时代，君主和臣下的名声只能两败俱伤，不可能两全其美。君主行恶，臣下不能因尽忠而死，那么臣下也就成了恶人，这是两方面都失败。君主行恶，臣下因尽忠而死，那么君主的恶行更加严重，而臣下却独自获得忠臣的名声，这是双方不能并立。君臣名声两败，君子本来就深以为耻。君主名声败坏而臣下独自得到善名，君子难道会因此感到快乐吗？有时竟至于成为忠臣，是因为不得已。所以说‘不要让我做忠臣’。有人说：‘郑公希望做良臣，是爱惜自身而难以做忠臣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郑公对于做忠臣，并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做。他的话虽然说‘希望做良臣’，其实正是想借此表明自己将来必定做忠臣的心意。太宗有道，那么郑公做良臣，这就是让他做良臣；太宗无道，那么郑公做忠臣，这就是让他做忠臣。郑公如果说‘希望陛下成为有道之君，不要成为无道之君；如果无道，那么臣将必定成为忠臣’，大概是想防止他的君主，使君主不能成为无道之君罢了。况且忠臣、良臣只是不同的称呼，归根到底都是美名，郑公又何必选择呢？他这样说，并不是为自身谋划，正是为太宗谋划。郑公做良臣，那么太宗就是有道之君；郑公做忠臣，那么太宗就是无道之君。君主因无道而在天下后世面前蒙受丑名，臣下却独自因忠节而闻名，哪里比得上自身承受美名、君主获得显赫的称号，使君臣双方的善名都能成立呢？这就是郑公为太宗谋划而希望做良臣的原因。否则，即使和关龙逄、比干在地下交游，郑公难道会有什么贬损吗？幸而太宗能够采用郑公的计策，成就贞观之治，所以郑公最终独自享有良臣的美名。虽然如此，郑公的话可以用来告诫贤者；那些庸俗奸邪的臣下，苟且求保住职位，坐看君主愚昧昏乱却不加以匡正挽救，却不知道良臣本来未尝不做忠臣。却有人说：‘魏郑公不愿做忠臣，君主即使无道，我只愿做良臣而已，于是圆滑自保、闭口沉默，最终造成君臣双方都失败的祸患，这难道是郑公所说的意思吗？’

译《房杜不言功论》君子有心于挽救世道，无心于建立功名。功劳不是君子所应当计较的事情。当时正辅佐英明的君主，平定祸乱，那么要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就不能不用力。然而他们最初的心意，难道是为了求取功劳吗？只是痛心百姓遭受荼毒，为他们加以拯救罢了。唐太宗夺取天下，房玄龄、杜如晦出力最多。然而二人始终不谈自己的功劳，因为他们有心于挽救世道，而无心于建立功名。我曾经这样说过：隋朝末年，国势衰败，像鱼从内部腐烂、土地崩溃一样；小奸小智和大奸大恶纷纷揭竿而起，四海之内全都成为盗贼出没的地区，百姓无所凭借，面临肝脑涂地的灾祸。太宗于是从平民中奋起，手提三尺长剑，铲除群凶，为万民向上天请求生命。不到十年，就平定了天下。考察他斩首、俘获和威服的功绩：消灭刘武周，俘获宋金刚，擒获王世充，俘获窦建德；向东夺取河洛，向西攻取汧陇，向南威服蛮荆，向北驱逐獯鬻。功劳崇高，事业伟大，光明显赫而盛大，简直不像人的手足所能谋划完成的，大概确实是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成就的。太宗还是敦煌公时，就收用了房玄龄；成为秦王时，就任用了杜如晦。二人辅佐太宗，本来已经多年；奇谋秘计，陈说过很多次；纠正过失、正直进谏，也已经多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他们对唐朝的功劳，几乎无法计算。按常人的眼光看，他们一定会逐一陈述、辨析自己的功劳，以求获得高爵大封、使荣名流传后代，这是毫不奇怪的。然而二人却反而戒惧自谦，贬抑自己，痛切地退让，竟然一句也不提及，难道没有道理吗？他们的心意一定是说：‘我们的君主平定祸乱，是天下归附的结果，实在是我们君主的德行。没有我们的君主兴起，我能做什么呢？’这样即使有功，也可以归给君主。又一定说：‘我们的君主平定祸乱，是凭借众多人才的力量，实在是诸位将领的功劳。没有诸位将领，我能做什么呢？’这样即使有功，也可以归给将领。又一定说：‘成功之后不能居功自处，这是古人所忧虑的事。自我夸耀而招来祸患，功劳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即使有功，也应当持守谦退，像没有功劳一样。归功于君主，功劳就不能由自己说；归功于将领，功劳就不能由自己说；持守谦退而像没有功劳，功劳也不能由自己说。二人有功而不言，想来是从这三种说法中有所领会。虽然如此，这也正是无心建立功劳的人所做的事。假使二人挽起衣袖出力，只把功名当作要务，又怎么能不自己谈论呢？我还听说：薛万均、卢祖尚、李君羡等人，太宗时都立有功劳，接受了封爵。然而薛万均因清理宫殿时不谨慎，入狱后愤懑而死；卢祖尚推辞交州都督之职，被斩于朝堂；李君羡因受到谣言牵连而被猜忌，皇帝下诏把他杀掉。这些都不是罪大恶极，只是些小过失，却没有得到保全。可见太宗对于功臣，起初并未始终加以体恤。尉迟恭在宴席上谈论功劳，因争论班次而至于不高兴，太宗便严厉责备他；并且还说过‘韩信、彭越被夷灭，不是汉高祖的过错’这样的话。当时大臣大多害怕遭祸，李靖闭门称病，长孙无忌请求解除尚书仆射之职，都是害怕有功而最终被猜疑。可是房玄龄、杜如晦不谈功劳，难道也是吸取前车覆辙的警戒吗？唉！拔剑喧哗、挥袖指点，争相占据肥沃封邑、争夺高位的人，什么时候没有呢？君子想要阐明退让谦逊的道理，对于房玄龄、杜如晦，难道不应该稍稍产生仰慕之情吗？《魏徴劝太宗行仁义论》人一定先有这样的志向，然后才能勉励他，使他更加进步；激发他，使他更加奋发。如果他根本没有把志向用在这件事上，却用这件事去劝他，那么即使给予赏赐、加以开导，在前面牵引，像张仪、苏秦那样纵横游说，在后面胁迫，我知道他办事连一寸也不会前进。因此，战国的君主不明白人的正道，习惯于剥削搜刮、积聚财物，热衷于攻战侵夺。凡是君臣早朝晚退，商议谋划、提出建议，必定都以功利为目标；君主把开拓土地当作能干，臣下把增加财富说成最高计策，征求搜刮没有限度，使百姓剥去肌肉、榨出骨髓还不停止；他们玩弄兵器、嗜好杀戮，使百姓断腿穿胸也不悔改。他们的最大欲望在于图谋霸业，长期思虑在于富国强兵，所以即使孟轲在齐、梁、邹、鲁、宋、薛之间游说仁义，往往也彼此不合，没有一个君主实行他的话。不是孟轲的话不值得采用，而是当时的君主没有把志向用在仁义上。因此，君主一定先有这种志向，然后再用这件事劝导他，他才会深切听从并切实实行。从前太宗成就贞观之治，天下安宁，边境远至岭海，家家关门不闭，蛮夷的君长都穿戴中原衣冠，带刀值宿侍卫。于是太宗说：‘这是魏徴劝我实行仁义，已经见效了，可惜没有让封德彝看见。’古今议论者因此就说，太宗实行仁义，完全是由于魏徴的劝导。唉，魏徴排斥封德彝，勉励他的君主施行教化，确实有所帮助。然而如果不是太宗本来就有实行仁义的志向，那么封德彝的话一说进来就无人能够挽回，魏徴即使百般劝说，也不免成为空话。魏徴虽然贤能，哪里比得上孟轲？太宗虽然明智，但贪图功劳、勤于用兵，仍然没有远远胜过齐、梁的君主。假使他平素的心意不在仁义，即使孟轲再生，言论也仍然不会被听取，何况魏徴怎么能够劝说他实行呢？考察太宗在贞观初年，曾对侍臣说：‘如今想专门以仁义诚信治理国家，希望改变近代以来的浇薄风气。’又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用仁义来安抚，你们应当共同实行。’只有平素的心意在仁义上，才知道仁义可以用来治理国家；而要求臣下治理好国家，也必定要求他们依靠仁义。因此他又曾说：‘仁义的道理，应当存于心中，使它常常连续不断；片刻懈怠，离开它就已经很远了。这好比饮食，要经常使身体充足饱满，才可以保全生命。’这说明他对于仁义本来就时时警惕、努力不敢忘记，所以听取魏徴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因而能够有所帮助。有人说：文皇帝铲除自己的手足，残忍得连亲人也不顾，这岂不是背离仁义吗？怎么还说他能时时记念仁义呢？回答说：这确实是太宗有损德行之处。然而仁义什么时候曾经真正离开过呢？背离仁义就是小人，践行仁义就是君子。假使太宗能够自我悔过、自我克制，处身于仁、迁就于义，那就可以了；洗心革面、改变思想，仍然可以同他一道前进，何况他还能努力实行仁义呢？孟轲说：‘五霸借用仁义，长久借用而不归还，怎么知道那不是他们本来所有的呢？’《春秋》厌恶恶行，痛恨它的开始；赞美善行，乐见它的结局。太宗既然已经长久借用仁义，怎么可以只憎恶他的开端，最终一直憎恶他呢？

译《圣人百世之师论》圣人具备正道而美德完备，是人伦的最高境界。天下的道理，都由此贯通；百世的法则，都由此统一。因此圣人是百世的老师。像孔子就是这样。至于伯夷、柳下惠，如果也把他们看作百世的老师，认为他们可以算作圣人，学者就会对此产生疑问。《中庸》说：‘君子的道，根本建立在自身，以百姓来验证，考察三王而不错乱，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谬，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迷惑。’所以君子一举动，后世都把它作为天下的道；一行动，后世都把它作为天下的法；一言语，后世都把它作为天下的准则。这就是圣人成为百世老师的原因。有人问：孔子知道自己的道不能实行，为什么还要载着书到处奔走呢？扬雄回答说：‘是为了后世的君子。’又说：‘贯通百世而不惭愧，覆盖天地而不羞耻，能说出这种道理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子贡称赞孔子说：‘看见他的礼制，就知道他的政事；听到他的音乐，就知道他的德行。’即使到了百世以后，等到百世之后的君王出现，也没有谁能够违背孔子的道。因此说圣人是百世的老师，孔子可以当之。至于伯夷，只得到圣人的清廉罢了；柳下惠只得到圣人的和顺罢了，哪里能够完全具备圣人的道呢？孔子说：‘伯夷，是古代的贤人。’又说：‘臧文仲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参与执政。’孔子对于伯夷、柳下惠，只特别称他们为贤人罢了；若把他们看作圣人，学者就会疑惑。先儒曾经说，孟轲的书并不是孟轲亲自撰写的，孟轲死后，万章、公孙丑之类共同记录孟轲的话罢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把伯夷说成圣人的清廉、把柳下惠说成圣人的和顺，确实是孟轲的话；只是直接把他们称为圣人，是记录孟轲言论者的过错。然而听到伯夷的遗风，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立下志向；听到柳下惠的遗风，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变得敦厚。这两个人在百世以前奋发立身，使百世以后听到他们的人无不受到激励，难道不是百世的老师吗？伯夷虽然清廉，但听到文王兴起就受到感发，说：‘何不归附他呢？’柳下惠虽然和顺，却不肯用三公的职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们虽然还没有达到无可无不可的境界，但也并非拘泥于一端。这就是他们不能称为圣人、却可以成为百世老师的原因。《香溪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　　　　　宋范浚撰　书总论 《尧典论》《汤誓》《仲虺之诰》论 《伊训论》《太甲》三篇论 《咸有一德论》《说命》三篇论 《洪范论》《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论【附《君陈》】《君牙》《冏命》《吕刑》论 《尧典论》孔夫子为《尚书》作序，言辞严整而深奥，不超过几句话就结束全篇，但大义灿然可明。比如为《尧典》作序，说从前帝尧聪明、有文德、有思虑，光明德业覆盖天下，将要让出帝位，把天下禅让给虞舜；这说明尧的广大德行与天地相同，开始时能够感通天地上下、协和万邦，最终能够从卑微之处求取贤才，把天下授予他，盛大的德行和事业已经完备地显现出来了。后世邪说横议，诋毁诬蔑大圣人，说尧曾被幽禁，说舜曾作为尧的臣子；这些荒诞怪异的说法纷纷出现，只要考察这几句话，唐虞时代禅让相承的美德就像白日一样明白，各种诡异的议论也会不攻自破。功业成就之后退让，这是天道本来如此。尧将要让出帝位，不把天下授给丹朱而授给舜，这叫作天下为公的道理，所以说‘将要让出帝位，把帝位禅让给虞舜’。圣人的言语已经裁断清楚，尧舜之道更加明白。于是又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孔子回答宰我的问题时，也说‘陶唐氏尧的仁德像天一样广大’。孟子推演这个道理，就说‘能够为天下寻得贤人，就叫作仁’。尧如果把天下授给丹朱，丹朱得利而天下受害；把天下授给舜，则天下得利而丹朱受害。尧说：‘我终究不能用天下人的祸患来使一个人得利。’最终把天下授给了舜。当尧考虑丹朱和天下百姓的利害哪一个更轻、哪一个更重时，假如心中怀有一丝一毫自我的私心，那么他就会认为使天下得利不如让自己的儿子受益，哪怕天下受害也无妨；认为使自己的儿子得利，即使天下受害也不在意。只有尧没有私我，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孩子，把使天下得利看作使自己的孩子得利。这样一来，自己的孩子和天下百姓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只要有利于多数人，就去做罢了。况且把天下授给舜，是公共的利益；把天下授给丹朱，是私人的利益。不用私人利益替换公共利益，这是天意。因此，他能够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孩子，效法天的伟大；能够为天下寻得舜，仁德也像天一样广大。他与天相同到这种程度，所以听觉没有听不到的，视力没有看不见的，文德没有覆盖不到的，思虑没有不能通达的，他的精神能够光明地覆盖天下。尧舜圣人的德行光明、盛大、宏伟，怎么可以用从管中窥视、以蠡测海的狭隘见识，妄自议论其边际呢？可是世俗儒者说，尧按照天道来治理人，舜按照人道来奉承天；这不只是不了解尧舜，也不了解道，更不了解天与人。《易·系辞》说：‘一阴一阳叫作道。’这是推究根本道理而说的。又说：‘建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建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建立人的道理，叫作仁与义。’三者其实是一道：在天叫天道，在地叫地道，在人叫人道。扬雄说：‘善于谈论天地的人，要借人事来说明；善于谈论人事的人，要借天地来说明。’所以把天地和人合起来说，它们的根本道理是一致的。古代的君王一定承受天意来办事，因为天理就是人事。君王想有所作为，一定要到天那里寻求根源，因为人事就是天理。何况圣人调和、贯通天与人的关系，使二者没有间隔；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违背他，后于天时行动而奉行天的时令。圣人的行为，时时刻刻没有不是天道的。说尧实行天道，难道与人事不同吗？说舜实行人道，难道与天道不同吗？假如说尧命令羲氏、和氏，恭敬地顺应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是实行天道吗？那么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天与人就统一了。假如说用闰月确定四时、完成一年的安排，是实行天道吗？那么使百官确实得到治理、各种功绩都兴盛，天与人就统一了。假如说舜把人才纳入百揆，百揆职事都得到有序安排，又让贤人宾客于四门，使四门之内和穆肃敬，这是实行人道吗？那么即使遇到猛烈的风雷暴雨也不会迷乱，人和天就统一了。假如说舜询问十二位大臣，使他们各自恭敬地履行职责，这是实行人道吗？那么就能按时辅佐上天所任的职事，人和天就统一了。唉！世俗儒者的议论，是不了解尧舜，是不了解道，也是不了解天与人的关系。

译《汤誓》《仲虺之诰论》商汤讨伐夏桀，是为天下除去暴虐。然而商人却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却去讨伐夏。’这难道不是在人心方面有所不顺吗？原来商人只把农事放在心上，这是商人的私心；成汤把讨伐夏桀看作急务，这是天下的公心。商人只知道安享成汤的仁德，却不知道天下正在苦于夏桀的暴虐。他们认为只要最终完成农事，有粮食使我们商人吃饱就够了。天下正在苦受夏桀的暴虐，我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夏桀的罪恶即使到了极点，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唉！只知道有商人而不知道有天下，这是商人的私心。只有成汤认为，普天之下都应归于我的仁德；四海之内的百姓，谁不是商朝的百姓？广泛施恩、救济众人，难道不是我的心愿吗？慰问百姓、惩罚罪人，难道不是我的职责吗？假如只急于办理我们的农事，也只能使我们这些人吃饱罢了。天下那些遭受夏桀残暴剥削的人，深深陷在泥涂中，重重跌入火炉，呼天无门，急迫得像被倒挂起来一样。我难道能坐视不救吗？如果这样，我的心就有了外界，就成了不仁的人；我把天下当作与自己无关，就会在上辜负皇天的眷顾和要求，在下辜负万国百姓希望得到复苏的愿望。我既然已经发誓一定前往，怎么能退缩而不实现呢？唉！把天下都看作商人的天下，却不把商人排除在天下之外，这就是天下的公心。然而成汤能够凭天下的公心，讨伐天下共同的祸害，上承天意，下合民愿，本来应该没有什么不安，却仍然感到有愧于德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以臣子讨伐君主，以诸侯取代天子，以一个国家取得天下，这是天下最难的事，也是天下最令人疑惑的事。圣人实行它，是圣人的不幸，是圣人的不得已。成汤遭遇了这种不幸，处于不得已的形势，所以果断决定一定前往。他实行天下最难的事，冒天下最大的疑问，所以仍然感到有愧于德行。他一定前往，是为了拯救四方的灾祸；他感到有愧，是因为忧虑后世长久的祸乱。拯救四方的灾祸，是仁；忧虑后世长久的祸乱，是仁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成汤成为圣人的原因。仲虺考虑到成汤怀有惭愧之心，虽然这是出于仁厚，却担心他因此动摇心志，妨害建立大事业的志向，所以陈述道理写成诰文，以解除成汤的疑虑。开头说‘上天于是赐给王勇气和智慧，使他成为万邦的表率’，总的意思是说夏王有罪，上帝因此不善待他；这是上天抛弃桀而眷顾成汤，成汤可以仰面而对上天无愧了。又说‘商家之国在夏国之中，如同莠草和秕糠必定被剪除’，说明商人感到危惧，同心忧患夏桀。又说成汤宽厚仁慈，使天下人明确相信，他所到之处的百姓都相互庆贺、等待他的到来；这是人心离开夏桀而归附成汤，成汤可以俯身面对百姓而无愧了。仰面无愧，俯身无惭，为什么还说有愧于德行呢？况且按常人的说法，所谓尊贵而拥有天下，不过是为了方便自己、满足自己、任意行事，尽情选择声音来娱乐耳朵，选择美色来满足欲望，积聚财物来厚实自己的封藏；凡是内心想做的事，没有不随心所欲，然后才觉得痛快。成汤却独自不亲近声色、不增殖货利，那么拥有天下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也不过是兴起天下共同的利益罢了。兴起天下共同的利益，不是为了使自己获利，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然而仲虺忠诚笃厚，深爱君主，唯恐成汤自我满足，或者产生奢侈骄傲的心志，所以虽然解释成汤怀有惭愧之心的缘由，却仍然告诫他彰明德行、建立中道、约束事情和约束内心的方法；又告诫他不要自满自用，要慎重对待结局而始终记住最初的戒惧。成汤的内心不忘戒慎，唯恐产生奢侈骄傲的心志，忽然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即使没有必要怀有惭愧，仍然向万方郑重宣告：‘我还不知道是否获罪于天地上下，内心战栗恐惧，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又告诫说：‘我自身有罪，不敢自行赦免，不要把罪过归咎于万方。’成汤能够拥有万邦，实际上正是采用了这种道理。所以荀卿说：‘汤、武并不是强行夺取天下；他们修明自己的道，实行自己的义，兴起天下共同的利益，除去天下共同的祸害，于是天下归附他们，难道不是真的吗？’ 《伊训论》做君主的人，一定要以往古作鉴戒，然后才能知道兴盛和衰败的原因；一定要效法先王，然后才能继承祖先的统业。伊尹训诫太甲，称说夏朝先王禹、启、少康，德行足以感通天地、安定鬼神，甚至细微到鸟兽鱼鳖，也都能各自顺遂地生存。等到夏桀不遵循正道，上天降下祸灾，借成汤之手讨伐他。这样是要太甲鉴戒前古，知道兴衰的缘由。又称说成汤施行光明而不杀戮的圣武，以宽政取代夏桀的暴虐，因此得到众人的心，亿万百姓都真诚地怀念他。又称说成汤从开始修治人事的纲纪，一直到拥有万邦，根本在于没有私我，能够听从劝谏，效法古代，顺应先民；作为君主明智，作为臣下忠诚。他有宽恕之德，对人不求全责备；他有仁德，检点自身总觉得还来不及。因此能够承受天命、拥有天下，其中的艰难就是这样。这是要太甲效法先王，以继承统业的重要责任。鉴戒前古以知道兴衰，效法先王以继承统业，是做君主的要务。至于告诫他继承德行要从初始做起，是希望他慎重开始；告诫他树立爱首先亲近亲人，树立敬首先尊敬长者，是希望他致力于根本。说到成汤寻求贤哲之人来辅佐后嗣，就告诉他旧臣可以共同谋划政事；说到成汤制定官府刑法，列举三种风气和十种过失，就告诉他一次过错也足以亡国；说到行善会降下祥瑞、行恶会降下灾殃，就告诉他上天降祸降福并无私心，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说到德行没有小事，万邦都会因此庆贺，不行德行即使没有大错，也会使宗庙坠亡，就告诉他小善足以给天下带来福祉，小恶足以覆灭宗庙。所有这些至理名言和善意训诫，恳切周详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是忠诚明亮、笃厚真挚地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了。这就是他在桐宫营救太甲，而太甲没有怀疑他、天下没有非议他，百世以后谈到忠臣也一定推重他的原因。《太甲》三篇论 太甲即位以后，不顺从阿衡伊尹。伊尹当时是接受先王遗命的大臣，担心太甲失去正道而危及国家根基，于是写文章来显示训诫之意，这就是《太甲上篇》。太甲能够自我悔过，最终真正保持德行，伊尹又写文章，这就是《太甲中篇》。伊尹精诚忠贞、笃厚真挚，因君主悔过而高兴，反复恳切地申明告诫，希望他达到大善，所以又写了文章，这就是《太甲下篇》。逐篇考察这三篇，贯穿其中的大义要旨，是把始终敬慎作为戒诫。人没有谁不是有好的开始，但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何况太甲不能在开始时悔过而返回善道，难道不应该以始终敬慎作为戒诫吗？君主不敬重他的德行，就会丧失天命；不谨慎对待他的德行，即使悔过也无法挽回；何况太甲曾经因欲望而败坏法度，放纵欲望而败坏礼制，难道不应该以敬慎为戒吗？所以其中有话说：‘我当初亲自在西方夏邑见过，周密地观察到有始有终的人；辅佐者也只有有始有终。后世的君王不能有始有终，辅佐者也不能有始有终，继承王位的君主要警惕啊！’这大概是在告诫君臣都应当凭忠信而有始有终。

译传文说：‘忠信是周全完备的根本，所以能够周全完备而有始有终，是由于忠信而有始有终。’ 所谓忠，大概是说我没有停息；所谓信，大概是说我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而又没有停息，难道会没有好的结局吗？假使不忠不信，就什么实际内容也没有了，哪里能够有终结呢？《大学》说：‘君子有一条大道，必须凭忠信得到它，凭骄奢放纵失去它。’意思是忠信就能得到道，不忠信就会失去道。假如得到之后又失去，那就不能算有始有终。《易经》乾卦九三说：‘君子整天勤奋努力，晚上仍然像面临危险一样警惕，没有灾咎。’孔子解释说：‘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又说：‘知道所要达到的境界就努力达到它，可以同他讨论事物的先机；知道最终的目标就努力完成它，可以同他保存正义。’因此，处在上位而不骄傲，处在下位而不忧愁，正是因为君子凭忠信增进德行，所以开始时知道目标并努力达到，最终知道终点并努力完成；这不就是周全完备而有始有终吗？这种道理，无论居上位还是居下位，没有谁不应遵循。因此夏朝先王以及君臣都有能够有始有终的美德，这正是《太甲》所应当勉励的。伊尹又说：‘谨慎保持你的俭德，唯独要怀抱长远的谋划。’这是告诫他应当谨慎保持俭德，以谋求长远并能够有始有终。《礼记》说：‘君子恭敬俭约，以求实行仁。’又说：‘俭约接近仁。’把俭约作为求行仁德的途径，把俭约看作接近仁德，那么所谓俭约，就不只是节省以满足使用的意思；如果能够守持约束而内心不放纵，这就是俭德。所以在听取意见方面节制，可以养成虚静；在观看外物方面节制，可以养神；在言语方面节制，可以养气。凡是俭约而守持约束，都可以长久持续而没有穷尽。如今伊尹告诫太甲说‘谨慎保持你的俭德，这是长远的谋划’，既然知道俭约就是守持约束，那么应当谨慎的地方大概已经明确了，也就是在内心保持俭约并加以戒慎。伊尹又说：‘始终谨慎对待你所交与的人。’这是告诫他谨慎对待贤人，才能有始有终。《权舆》诗讽刺秦康公同贤人交往有开始而没有结局。大概是知道贤人却不能任用，任用却不能信任，已经信任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这些都不是同贤人交往有始有终的意思。只有能够以极其真诚的态度对待贤人，才是始终谨慎交贤之道。所谓以至诚之心乐于同贤人共享政事，就是这个意思。伊尹又说：‘慎重对待结局要从开始做起。’这是告诫他慎终的道理在于先慎始。《易经》说：‘君子因此在做事时谋划开始。’慎重开始却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有的，但从来没有不慎重开始却能够有始有终的人。凡是想慎终，就应当在开始时慎重。所以说：君子慎重开始，差之毫厘，错之千里。能够慎始，最终就不会错乱，这才是慎终的办法。伊尹又说：‘敬重你的君主。’又说：‘敬慎地守住你的止境，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 这是希望他敬慎地对待做君主的道理，遵循成汤所走的道路。《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驭六匹马而手中的缰绳已经腐朽。’做居上位的人，怎么能不敬慎呢？做君主而不敬慎，就会有缰绳腐朽般的恐惧，所以本来就应当敬重君主之道。然而如果不知道自己应当止于什么境界，又怎么能尽到君主之道呢？所以又说：‘敬慎地守住你的止境。’意思是说，所谓敬重君主之道，就在于敬慎地守住自己的止境。《大学》说：‘做君主，就应止于仁。’君主能够止于仁，内心就是仁心；内心是仁心，那么说的都是仁言，施行的都是仁术，推行的都是仁政，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是仁。然而仁是天理，必须用敬来端正内心，然后天理才能存于心中。因此想止于仁，不能不敬；不敬尚且不能求得仁，何况能够止于仁吗？看孔子回答仲弓、樊迟询问仁，必定告诉他们出门像去会见贵宾一样恭敬，使唤百姓像承当大祭祀一样谨慎，平日居处恭敬，办理事务严肃，这必定是先敬然后才能求仁。何况想止于仁，怎么可以不敬呢？《诗经》称赞文王说：‘肃穆的文王啊，继续光明地敬慎而止于所当止。’这也是敬慎守住止境的意思。假使太甲能够知道止于仁并且能够敬慎，就可以继承成汤能够实行仁德的事业，这就是遵循祖先所走的道路。伊尹又说：‘皇天不偏爱任何亲属，能够敬慎的人才是它亲近的人。’这是又告诉太甲，皇天之所以亲近君主，是由于君主能够敬慎。《诗经》说：‘敬慎啊，敬慎啊，上天的道理多么显明，天命实在不容易承受。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察看众人，每天都监视在这里。’这是说天道非常明白，君主不能不敬慎。敬慎，上天就一定亲近他；即使上天高高在上，也每天监视着这里。正是因为用敬端正内心而天理存在，这才是上天所亲近的人。《诗经》说：‘昊天说它光明，伴随你出入往来；昊天说它光明，伴随你游行闲适。’这是说天道未尝不与人一同出入往来、游行舒展；从上天亲近能够敬慎者的意义来求证，就可以看出来了。伊尹又说：‘先王总是努力敬慎自己的德行，能够与上帝相配。’如今君王继承了美好的事业，希望你也察照这一点！好比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好比到达遥远之地，一定从近处开始。这又是告诉太甲，能够敬慎，不只是被上天亲近，成汤还能够勉励自己敬慎德行，最终达到不需勉强而自然真诚。真诚就与天相同，所以能够与上帝相配。如今君王也应当察照成汤，勉励自己敬慎。《诗经》说：‘成汤降生并不迟延，圣明而敬慎的德行一天天提高；光明显著而长久，上帝因此敬重他；上帝命令他成为九州的法则。’成汤的圣明敬慎之德能够一天天提高，是因为他努力敬慎自己的德行。上帝之所以命令他成为九州的法则，是因为他能够与上帝相配。

译《咸有一德论》伊尹把政权交还给太甲之后，将要告老归居，于是陈述关于德行的戒诫，并在篇末以‘一’作为主旨。他用来启发引导君主的道理，可以说抓住了要领；他对君主寄予的希望，可以说十分重大。‘一’这个道理真是高妙啊！‘一’这个道理真是广大啊！自从元气尚未分化，混然纯全时，就把它叫作太一。等到它分化为天地，运转为阴阳，变化为四时，排列为鬼神，散布为万物，这个‘一’仍然无处不在。因此天地凭借这个‘一’成就化育，阴阳凭借这个‘一’变化莫测，四时凭借这个‘一’变易流通，鬼神凭借这个‘一’体现万物而没有遗漏，万物凭借这个‘一’各自端正自己的本性和命运。落实到人，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出以前，在意念刚起而又坚定自守、完全断绝私欲之际，混然纯全，也是人的太一。等到眼睛凭借它来观看，耳朵凭借它来听闻，口凭借它来说话，四肢凭借它来行动，这个‘一’同样无处不在。因此观看凭借这个‘一’而明察，听闻凭借这个‘一’而聪敏，言语凭借这个‘一’而顺当，行动凭借这个‘一’而协调。由此一而不知道它的人是愚昧的，知道这个一的人是聪明的，守持这个一的人是贤者，以这个一为本性的人是圣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无论到哪里都不离于一。因此把万物会聚起来当作一个自身，是把它们看作同一身体；把万种差异合成一个事物，是把它们看作同一；洞察万种道理而归于一个根本，是贯通它们；把万世融会为一息，是使它们相通；把万种善行收摄于一种德行，是使一德包含万善；用一颗心应对万种变化，是用一统摄万变。达到使天与人相一、使有与无相一、使生与死相一、使情与性相一、使内与外相一，无论到哪里都不离于一。因而能够同天地相配其形体，同鬼神相接其灵性，同阴阳结合其化育，同四时符合其真实。天地、鬼神、阴阳、四时，与我的‘一’相合而成为一体。这样一来，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谈论‘一’达到这里，是说本性就是一。这样一来，对于圣人还有什么困难呢？荀卿记载舜的话说：‘持守一就像天地一样，施行细微之事就像日月一样，忠诚充满内心，显现于外，成为四海的法则；天下难道还在一隅吗？那有什么值得费力招致的呢？’荀卿又说：‘一与一相合，就是圣人。’又说：‘守一而不分二心，就是圣人。’如今伊尹用恳切不倦的态度告诫君主，反复以‘一’为说，是把治理天下的根本用来启发引导君主，难道不是抓住要领吗？这是用圣人的事业来期望君主，难道不重大吗？《说命》三篇论 高宗得到傅说的梦中启示，上帝赐给他一位贤能的辅弼，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人的心大概真是神妙啊！如果能够精纯专一，就会虚静明澈、洞察通达，事物到来时没有不能感应贯通的。因此孔子说：‘清明存于自身，志气就像神一样。’《中庸》说：‘极其真诚的道理，可以预先知道未来。’当高宗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时，他大概已经清明了，已经极其真诚了，志气已经如神，可以预知未来了。那么上帝赐给贤能辅弼，使他在夜间的梦中显现，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世俗议论者妄自说，高宗知道傅说贤能，急于想引荐他做宰相，害怕群臣不能心服、天下认为不合适，于是假借梦境使这件事显得神异，以便在当时取得信任。唉，这岂不是诬蔑高宗吗？假使真是借梦境来任用傅说，难道不是虚伪吗？高宗三年不说话，已经很久了，怎么可以假装呢？扬雄说：‘诚信周全而真诚，上天也会感通。’高宗的真诚与上天相通，上天因此把贤能的辅弼赐给他，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议论者却诬蔑说这是虚伪，难道不是所谓邪说横议吗？《春秋外传》说：‘从前商王武丁使自己的德行高耸而达到神明的境界。’又说：‘像武丁这样神明，他的圣德睿智而广大，他的智慧不会急躁；但他仍然自认为尚未得到治理，所以三年沉默来思考治国之道。’ 又说：“使他从梦中所见的形象去寻访四方贤才，找到傅说以后，便提拔他使他位列三公，并让他早晚规劝进谏。”只有高宗不以自己的聪明睿智自高自大，专心思考治道，恭敬沉默以增崇自己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所以他的至诚感通上帝，梦中得到贤能的辅佐。他起初并不知道那人就是傅说，只是根据夜梦中所见的形象，四处寻访而找到他，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傅说。考察经文，和传文相合，这个说法十分明白；可是议论者却说这是虚构的梦，是因为不懂得至诚可以上通神明的道理，才妄加这样的评论。他们必定以为高宗不可能到梦中去见傅说，傅说也不可能在梦中见到高宗，却完全不知道人的诚心，几乎就像明亮的镜子一样：镜子明澈通透，没有一样东西不能显现，即使各种形象杂乱地摆在面前，也会各自清楚呈现，没有什么能够逃遁。镜子并不是前去照物，物也不是前来照镜，这只是心意真实感通、冥冥中合于自然的道理。高宗的诚心既然专注于求贤，梦中得到贤人，和镜子照见物体有什么不同？大概高宗恭敬沉默时所思考的，只是想得到贤能的辅弼来辅佐自己。等到他的精诚发生感通，同类相合，同气相应，于是贤能的辅弼便在正梦中出现。这并不是对方来到这里，也不是自己前往那里，而是神意相交、默契相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自然如此。这样看来，这难道不是极其盛大的德行吗？怎么可以用邪说诬蔑它是虚假的事情呢？然而考察高宗得到傅说以后，立即任命他为宰相，命令他进献教诲，要求他端正自己；让他像磨刀石一样砥砺自己，要求他像舟楫一样帮助自己渡济；要求他像霖雨一样施泽于民；又要求他像药石一样启发并纠正自己；又要求他像赤脚看地一样使自己明察谋略；又要求他像酒曲和发酵剂一样成就自己的德行；又要求他像盐和梅一样调和补救；又要求他继承伊尹辅佐成汤的事业。他对傅说的期望，可以说恳切到了极点。可是傅说进言，勤恳而反复申说，大体上只是把听取谏言、努力学习、任用人才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听取谏言，是帝王最大的功业；而学习作为君王应做的事情，意义已经很久远了。至于任用人才，国家的治理或混乱、安定或危亡都系于此。这三件事，实在是人主的要务。何况能够听取谏言，就能舍弃自己而听从他人，做到无我而成为圣人；能够努力学习，就可以穷究事理、尽明本性而达到天命，成为圣人；能够任用人才，就能得到良臣辅佐而成为圣人。这三件都是成就圣人的道路，傅说竟用它们来期望高宗，那么他对高宗的期待是怎样的呢？他所要求高宗承担的责任又是怎样的呢？我还曾考察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并且听取谏言而不违拗。成汤对于伊尹，是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任命他为臣。他任用人才时，谁的德行盛大就给他高官，谁的功劳盛大就给他厚赏。听取谏言、努力学习、任用人才这三件事，成汤都努力实行并做到了极致。高宗任命傅说时，也曾说：“希望你和你的同僚都同心协力，来匡正你的君主，使我率先遵循先王的道路，继承我的高祖，以使万民安宁。”又说：“希望你能够帮助你的君主继承先王之道，长久安定百姓。”凡是他对傅说的期望，都是希望傅说辅佐自己，使自己践行并继承成汤的道路。那么傅说以成汤努力实行的事情来辅导高宗，不也是适宜的吗？

译《洪范》论 《洪范》的九类大法，就是所谓治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上天把它赐给大禹，武王向箕子询问并使它明白，箕子又申说它为何成为天下的大法。因此，古代圣人都得到它，天下人共同遵循它，历代君王没有不以它为法的。它的类别虽然有九类，但天地、人、神、事、物的万般差异，没有不被它综合贯通的；追究它们最终共同归宿，不过是归于皇极罢了。皇极，就是最大的中正。天下的道理达到中正，就到了极点，再没有多余的道理了。因此九畴的次序中，皇极处在中央，总括上下，因为它达到极点而没有遗漏，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如今《易》中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这是说天地的道理本源于皇极。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所以人也本源于皇极。中庸之道和鬼神之道相似，所以神也本源于皇极。凡是建立事业，都不能过分或不足，应当采用大中之道，所以事情也本源于皇极。春天是阳气的中和，万物因此生长；秋天是阴气的中和，万物因此成熟，所以万物也本源于皇极。天地、人、神、事、物虽然万般不同，却全都本源于皇极。那么九畴的意义，难道不是以皇极为主贯穿其中吗？所以第一类五行得到皇极，水就向下润泽，火就向上炎升，木就能曲能直，金就能顺从或变革，土就能从事种植收获，一切都不会失去其中正。第二类五事得到皇极，容貌就恭敬，言语就顺当，目光就明察，听觉就聪敏，思虑就睿智，一切都不会失去其中正。第三类八政得到皇极，粮食、财货、祭祀，以及司徒、司空、司寇、宾客、军旅等政事，就都不会失去其中正。第四类五纪得到皇极，岁、月、日、星辰和历数，就都不会失去其中正。第六类三德得到皇极，正直、刚强制胜、柔和制胜，就都不会失去其中正。第七类稽疑得到皇极，卜筮、五占以及采用两种推演方法来考察疑惑，就都不会失去其中正。第八类庶征得到皇极，雨、晴、暖、寒、风，就都不会失去其中正。第九类五福得到皇极，长寿、富有、安康、平安、喜好美德以及善终，就都不会失去其中正。这样看来，大法的类别虽然说有九类，但九类之所以能综合贯通天地、人、神、事、物的万般道理，实际上都本源于皇极。五行、五纪、庶征等类别，是说天地万物的中正；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极等类别，是说人和事情的中正；八政中的祭祀、五纪中的历数，以及稽疑中命龟卜筮等类别，是说人与神之间的中正。天地、人、神、事、物没有一样没有中正，而九畴把它们全部包括，皇极又用一条道理贯通一切，难道不可以称为大法吗？《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论【附《君陈》】我曾考察经书，大概从《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这八篇来看，虽然言辞繁多详尽，旨意各不相同，但大意都是因为商人的人心尚未归服，周朝才这样做的。有人认为，商朝自成汤以下七代君王的德行感化人心很深，正当纣王肆虐时，人们像处在油火之中，归附周朝就像获得归宿，来不及顾念先王的德行。等到天下大体安定，百姓从油火中出来，才又思念商朝先王如同父母；即使有武王、周公这样的圣人相继安抚他们，也不能禁止这种情形。如果真像这种说法，那么就是武王、周公不足以使商人归服，而不是商人顽固难以归服。试把商、周相代比较，商代替夏，周代替商，事情相同：成汤讨伐桀以拯救百姓，武王讨伐纣以遏止祸乱，他们的心意相同；成汤在陑地进军以承受上天的惩罚，武王渡过孟津以承受上天的惩罚，他们奉行天命相同；成汤有万邦百姓长久怀念，武王平定天下而万姓悦服，他们得到人心相同。成汤、武王的道路没有不同。为什么夏人归附商朝后不再携同叛乱，而商人归附周朝却屡屡反复动乱？即使成王贤明、周公圣明，又有召公同心镇抚，长久以后仍未归服，难道不是有原因才这样的吗？桀虽然无道，得罪了人神，自取灭亡，和纣相似；但《尚书》说：“纣的罪过超过桀。”这就是说，纣的罪恶比桀更加严重。考察《汤誓》中众人的话说：“夏王肆意耗尽众人的力量，肆意残害夏邑。”成汤告诫各方的话说：“夏王毁弃德行而施行暴威，把毒害流布到天下。”这些固然足以使他失去天下，但还不如纣的罪恶大；天下人受到桀的恶行影响，也不如商人受到纣的恶行影响那样深。考察武王誓告众人的话，一口气列举纣的罪恶，超过数十条，比桀严重得多。纣荒淫酗酒、肆意残虐，商人受到他的影响，没有不沉溺于酒的；下至百姓偷盗作乱、为非作歹，上至卿士互相效仿而做不合礼法的事，百姓彼此结仇为敌。他的凶恶气焰、恶劣德行和余留下来的风气毒害，已经深入骨髓，流传到后世；众人几乎都因酒而沉溺，难以禁止，自己制造不合典常的行为，也几乎无法安定。武庚的恶行还像丹朱一样，即使尧在上面，也未必不会傲慢暴虐；商人的恶行还像苗民一样，即使舜在上面，也未必不会违抗命令。这样看来，即使成王贤明、周公圣明，又有召公同心镇抚，长久以后仍未归服，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这是商人顽固到了极难归服，并不是成王、周公难以使他们归服。何况君子使人归服的是人的内心，而不是使人的口头服从；感化人的感情，不只是让人改变表面。治理人而尚未真正治理好时，必定先严肃敬慎地修养自己的德行，不把责任推给别人；谋求安定天下，也必定为百世谋划，而不是只为眼前一切打算。成王、周公的心意，是认为商人难以感化，并不是商人的罪过，而是纣王的恶行影响太深。既然称他们为顽民，我们难道可以对他们愤怒憎恨吗？如果不能使风气转移、习俗改变，使他们乐意归顺、真诚服从，只是用命令禁止他们，用威势压迫他们，用刑罚胁迫他们，使他们不敢违抗我们，那么这只是使他们嘴上服从罢了。他们将不敢说话却敢于愤怒，怎么能使内心服从呢？这只是使他们改变外表罢了。他们将苟且求免、毫无羞耻，怎么能使感情得到感化呢？这只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罢了。他们将说我们不先自治，反而非议他们，怎么能使他们对敬慎修德感到惭愧呢？这只是苟且谋求眼前一切罢了。他们将侧耳注目，怀有异志而希望发生祸乱，怎么能为百世谋划呢？况且周朝得到天下，并不是强行夺取，而是以德行仁，天下自然归附。天下既然自然归附，又怎么可以用威令和刑罚强行使商人服从呢？这就是成王、周公的心意。因此成王、周公对待商人，思虑深切，待遇宽厚，安置优厚；作成周城让他们迁居，希望他们亲近王室，依照周王的教训受到感化。

译选择康叔作为他们的君主，希望这样能使他们大为明白而归服。康叔的诰命反复说明商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荒淫放纵、不明正道而招致上天惩罚，使他们知道上天所废弃的，并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挽救的；又反复说明周朝称王的原因，是谨慎明察地施行德政而承受天命，使他们知道上天所兴起的，并不是人的力量能够胜过的。告诫康叔时说：“如今百姓不得安宁，内心还没有安定，走上正道也屡屡不能同心。”这是想安定商人的内心，使他们同心。告诫各方时说：“你们一再不得安宁，你们的内心还没有爱戴。”这是想使商人的内心爱戴周朝而自行安定。所有这一类话，难道不是想使他们内心服从，而不是只让他们口头服从吗？告诫康叔时说：“如果发生疾病，百姓都将抛弃罪过。”又说：“使百姓成为新人。”这是想使商人完全除去旧恶，迁向善道而自我更新。告诫众士时说：“告诉你们殷地的众士，如今我只是不会杀你们，我只是把这个命令再次申明。”这是想使商人真诚服从教令，而不是用刑杀来威吓他们。召公告诉成王时说：“君王先使殷地的官员归服，再让他们亲近并辅助我们周朝的官员，节制他们的性情，使他们每天都进步。”这是想节制商人的性情，使他们趋向善道。所有这一类话，难道不是想感化他们的感情，而不只是让他们表面改换、改变旧朝的意思吗？《大诰》中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在于王宫和诸侯的宫室。”这就是说，即使是商人叛乱，也把过错归在自己身上。告诫康叔时说：“如果上天明察而降罚杀我，我也不怨恨。只是那些罪过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多，何况说它们还会显著地被上天听闻呢？”这就是说，即使商人不得安宁，也认为是上天在惩罚自己的罪过。所有这一类话，难道不是严肃敬慎地修养自己，而不把责任推给别人的意思吗？告诫康叔时说：“听我的告诫，你应当使殷民世世代代享有安定。”这是想让康叔安定商人，为世世代代享有国家作打算。《梓材》中说：“已经像这样鉴察，只是希望达到万年，希望王的子孙子孙永远保有百姓。”这是想让康叔安定商人，为周王室万年的基业作打算。《洛诰》中说：“君王使殷人承受并遵循这种秩序，延续万年，使他们永远看到我的儿子怀有德行。”这是想让商人永远怀念周朝的德行，为万年作打算。所有这一类话，难道不是想为百世谋划，而不是只为眼前一切谋划吗？成王、周公治理商人，必定要使他们内心服从，必定要感化他们的感情；他们修治自身，必定严肃敬慎地修德，必定为百世谋划。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可以说两方面都做到极致了。这样，他们最终能够使顽民全部受到感化，也就理所当然了。然而周公去世以后，成王命令君陈分掌并治理东郊成周，仍然告诫说：“不要依仗势力施加威严，不要倚仗法令来削割百姓。”又说：“如果有人不服从你的政令，不受你的教训，就应当用刑法制止他的罪行，并依法治罪。”又说：“你不要对顽民愤怒憎恨。”又说：“一定要有所忍耐，事情才会成功；有宽容的德行，德行才会广大。”这些谆谆教诲和告诫，全都希望他不要依靠威令、刑罚和法网，而要努力实行宽容。这难道不是始终不愿靠武力强行使商人服从吗？《君牙》《冏命》《吕刑》论 穆王的事迹见于经书的有三篇：《命君牙》，任命君牙为大司徒；《命伯冏》，任命伯冏为大仆正；《命吕侯训畅夏刑》，让吕侯训释并阐明夏代的刑法。它们的言辞都反复告诫，主旨在于寻求辅佐并减轻刑罚。孔子把它们记录下来并编次，与《典》《谟》一同流传。除此以外，经书中没有见到穆王的事迹；既然这三篇被圣人采用，那么穆王确实也应该是贤君。可是喜欢议论的人却拾取传记中不合典常的话，横加诋毁，说穆王征讨犬戎，祭公谋父进谏而穆王不听；又说他想凭借车轮和马蹄走遍天下，祭公谋父诵读《祈招》诗来阻止穆王的心意。唉！如果相信这样的非正式说法，岂不是近于废弃经书吗？世上有善于研究《春秋》的人，用经书考察传文的真伪，这是学习经书的方法。难道只有《春秋》如此吗？凡是百家传记中有不同说法的，都应当以圣人的言论作为裁断标准。如今竟然因为传记而废弃经书，于是说穆王不是贤君，实在非常不可以。况且这两种说法都出自《左氏》，《左氏》浮夸，常常失实而流于诬妄。我私下考察经书，穆王命令他的臣下辅佐自己，成为股肱心腹；又命令左右前后的臣属纠正和补救自己的不足，纠正过失、匡正错误，匡正不正的心思；又以自以为圣明作为警戒，输诚求助，恳切到了这种地步，怎么会不能听从谋父的进谏呢？况且如果一首《祈招》诗尚且能够阻止穆王错误的心思，那么穆王想征讨犬戎，谋父进谏数百句话，难道反而不能阻止他的行动吗？又考察经书，穆王能够想到前人托付的重大责任，戒慎恐惧，像涉冰过虎一样；内心惊惧警惕，唯恐有危险，甚至半夜起身，思考如何避免自己的过错。这种心情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战战兢兢的心情有什么不同？他又仰慕文王、武王，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地方，这种志向也很高尚，怎么会放纵奢侈的心意，周游天下呢？《吕刑》一篇，开头说蚩尤作乱、苗民荒淫暴虐，接着说伯夷制定法典，以刑罚裁断百姓，皋陶用刑法治理百姓；又反复说明审察狱讼、谨慎用刑、保持中正并审慎办理的原则，大意在于谨慎用刑，不使刑罚泛滥，对过错加以宽宥并从轻处理。推究他的用心，即使是小过失、轻罪，他也要尽心处理，何况是动用军队和重刑，他难道肯轻易使用，只因为犬戎没有来朝贡就妄加讨伐吗？拿《君牙》《冏命》《吕刑》三篇来考察《左氏》所记载的穆王事迹，就可以看出那些说法是伪造的。《香溪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一　　　　　　　宋 范浚 撰进策 进策略 应天 远图 任相 更化

译进策略 臣听说，古代天子处理政事时，让公卿列士进献诗歌，用来讽谏近臣，使他们充分进谏；亲近的臣属也可以补充和监察；下至乐师、百工、商旅、平民，都可以进谏、传达意见，议论君上，却没有人因此获罪。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堵塞天下人的嘴，比堵塞河流更加危险。臣请借秦朝的事来说明这一点：秦始皇无道，刚愎自用，提拔引导阿谀奉承的人，斥退忠诚进谏的人；把刚强正直的人说成欺瞒君上，把直言议论的人说成妖言惑众；用威势使人恐惧，用胁迫使人沉默。天下人不能有一人伸张自己的言论，长期忍耐、含怒，无法承受愤懑不平的心情，只能瞪大眼睛、侧耳倾听，想痛快地发泄怨恨和郁闷却没有办法。等到一个人首先发难，挥臂大喊，众人便纷纷响应，一起撕裂法网、破坏禁令，聚在一起结党议论，争相诋毁秦朝的罪过，摇动嘴唇大声喧嚷，却没有人能够禁止。大概秦朝堵塞天下言论堵得太严密，没有任何泄露之处，所以一旦爆发，就像大河决堤，冲破堤岸四处奔流，汹涌浩荡，最终横向溃决而无法控制，这实在很可怕。只有君主广泛询问、广泛听取，引来众人的言论，使下情得到宣泄，没有什么被闭塞压抑而不能通达，才能在士人和百姓之上安然自处。因此，利用天下人的言论，正是君主用来治理自己的方法。仰望想到陛下励精图治，虚心听取和采纳意见，却因为太阳出现异常、妖氛之气四面汇聚，立即下达明诏，广泛寻求正直的言论。这是要采用天下人的言论来治理自己，所以臣在这里先陈述君主的道理，然后再极力陈述其他事情，恭请陛下裁察。臣听说，君主之道首先在于端正内心，端正内心就是用来治理自己的。内心不正，过失就会表现在外，天下人便可以据此议论他。所以采用人的言论来治理自己，其中最紧要的没有比端正内心更切近的了。然而君主面对亿万百姓，总管万般政务，每天事情不断投到面前，在心中交相衡量、思考的事情多得无法计算，想要保持内心端正，难道不困难吗？唐太宗曾说：君主只有一颗心，但攻击它的人非常多，有的凭勇力，有的凭口才，有的凭奸诈，有的凭嗜欲，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来攻击，各自想表现自己，以求取得宠信和俸禄。君主稍有懈怠而接受其中一种，危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困难所在。唉，一颗心受到这样多的攻击，难道不应该思考用什么来端正它吗？从前孟轲三次见齐王而不谈政事，说：“我先攻击他的邪心。”他的主张认为，不能和人一起放纵欲望，也不能和人一起随意议论政事，关键只在于匡正君心的错误；可是当时的君主往往认为这迂腐、遥远而脱离实际，不能采用。汉代董仲舒曾经把端正内心的道理向武帝陈说，唐代柳公权也曾经把端正内心的道理向穆宗陈说，但都不能被采用。这难道是君主的内心果真不能端正吗？也不过是要习惯于和正直的人相处罢了。君主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就会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直的事情，走正直的道路；想使他的内心不正，怎么可能呢？陛下如果能够端正内心，就能分辨忠臣和奸邪，察识贤能和谄佞，如同辨别黑白，如同观看高山与深谷；这样听取言论时就会洞察明白而不受迷惑，然后臣这点微薄的意见才能上达。臣还曾考察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上书建言，国家本来设置六科，是想让上面观察朝政的得失，下面了解百姓的疾苦，并不是专门为士人设置这条进取的阶梯。于是司马光请求取用制举考试所出的策问，选择其中符合时务的意见施行，使四方知道朝廷求取敢于直言的人，不是为了装饰空虚的名声，而是要取得实际功用。司马光的意思似乎是说，国家在进士科之外另设六科，正是为了求取言论；如果把这些言论搁置一边而不采用，那么即使有制举也仍然没有益处。何况如今时局正多灾难，陛下又因天象变化下诏求取直言，使草野平民和地位卑微的士人都能议论国家最重要的策略，难道不应该留心审阅吗？言语多、称说繁杂，未必就是杂乱而没有要旨；概略叙述事情、陈说心意，未必就是笨拙而没有智慧；讲述往古，未必就是背诵空谈；议论国家大计，未必就是夸张浮泛；质朴直率的言语，未必就是鄙陋；浅近的小议论，未必就是浅薄；和时势不合，未必就是错误；触犯众人的意见，未必就是不对。只要根据实际情势发言，归结起来合乎恰当与否，就请陛下自行选择罢了。应天 臣听说，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道理非常幽深，感应非常迅速，成败也非常可怕。当上天仁爱君主时，先降下灾祥来谴责告诫他；君主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显现怪异来警戒恐惧他；如果仍然不知道畏惧，对这些征兆有所堵塞、排除，轻视、忽略甚至轻率地诬蔑，祸患和败亡就会到来。这说明天心如果不再眷顾君主，就不会再显现变异来向下警戒。譬如父亲对于儿子，因为非常疼爱他，所以纠正他的违背、检举他的过错，反复恳切地教导告诫，只怕他不能归于善人之列。如果听任他逃避放荡、懒散游荡，肆意行不义之事，却完全不呵斥他，像对待路人一样，那就是不爱他、不为他忧虑，认为他已经不值得再做自己的儿子了。楚庄王见天上不出现妖异、地下不产生灾害，便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忘记我了吗？”因此古代兴起的君王，既然得到上天的保佑，必定会有妖异灾害来震动他的内心，增益他尚未达到的地方。太戊时桑树和谷树合生，高宗时鼎中出现野鸡，宣王时发生旱灾，都是使祸患转为福祉、使混乱转为治理、使衰败的国运重新振作并达到中兴的原因。这样看来，灾异难道确实是上天深切爱护君主吗？臣观察陛下即位以来，处在艰难的时运中，早起晚睡，忧劳求治，晚饭也无暇顾及，忧勤已经到了极点，而变异仍不时出现，大概是上天仁爱陛下，明白显示最严厉的告诫，以显现对陛下深厚的保佑。人的情性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自身，失德失行往往产生于戒慎还没有达到、恐惧还没有充分的时候；有些事情人自己不知道，天却独自知道。因此圣人敬畏天的警戒，惊惕战栗、震动不安，用来修养反省、思考过失，只怕做得还不够。成汤在七年大旱、沙石被煎熬得炽热焦裂时，便自责说：“政令是不是没有节制？是不是使百姓生病？是不是有人行贿送礼？是不是奸邪之人得以昌盛？是不是营造宫室？是不是女宠进谒太多？为什么雨下得这样少呢？”这六件事都是后世偏邪君王悖乱荒谬的作为，哪里是成汤应当有的？但成汤却用它们自责，大概是害怕有些事情自己忽然不知道，而上天却独自知道。做人不能没有畏惧。儿子没有畏惧，就会忘记孝道；父亲没有畏惧，就会废弃慈爱；臣子没有畏惧，就不能建立功勋；君主没有畏惧，混乱就不能治理。君主高居九重深宫，在幽深曲折的宫禁之中，尊贵到了极点；施加福泽、发号施威、生杀予夺，没有一件不能随自己的意愿。假如放纵情欲，任意行不义之事，像桀、纣，像幽王、厉王，像秦始皇，像隋炀帝一样，那么当他们肆意妄为、长久作恶而不改时，天下人有谁能够制止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得罪上天，上天加以防备惩罚并降下灾祸，所以国家颠覆，自身灭亡，天下大坏而无法挽救，使后世君主把前人的覆辙作为警戒，知道上天是可以畏惧的。

译这样说来，君主不敢放纵情欲、任意行不义之事，也只是因为畏惧上天罢了。尧、舜这样的帝王，三代的君王，他们君臣之间举止神色相互告诫，从来没有不以皇天上帝为言的。这在虞、夏、商、周的书中都可以考见。君主难道可以忽视吗？臣听说仁宗庆历年间曾遇到旱灾，在宫中吃蔬食，归咎自己而虔诚祈祷。有一夜宫中隐约听到雷声，仁宗立即起身穿戴好衣冠，露天站在朝廷中，直到雨水沾湿衣服也不倦怠。仁宗畏惧上天、怜悯百姓达到如此地步，所以能够享有长久国运，被称为盛治。陛下如果真能畏惧上天的警戒，就应当效法仁宗的敬畏，仰慕成汤的自我责备，反复筹算、周密思考：政令教化有没有偏邪违背？刑罚有没有过度失当？举措有没有不合适？正直的言论有没有尚未进呈？贤能的人才有没有尚未任用？奸邪、谄佞、欺凌负众的人有没有尚未除去？赋税征敛有没有过于繁重？困穷的百姓有没有怨恨叹息？凡是可以归咎自己、责备自己的事情，没有不加以考虑的。考虑之后思索适当施行和安排的办法，赶快纠正这些事情，难道不足以消除天变吗？从前唐文皇帝贞观年间，妖异灾害屡次出现，然而仍能使天下达到太平，治理几乎赶上成康之治，被称为贤君，正是因为他采用人的言论来应对天变、消除异象，所以并不妨碍他成为极盛的治世。当时山东淫雨不断，江淮发生大水，虞世南说：“应当登记并释放无辜被拘押的人。”唐太宗立即重新审查冤狱，赦免了许多人。彗星出现在虚、危二宿之间，经过氐宿一百多天，虞世南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功劳高而自我夸耀。”唐太宗立即说：“这是我的罪过。”谷水、洛水泛滥，漂走居民房屋，魏征认为这是没有善始善终的美德，唐太宗立即优厚采纳，废弃明德宫、元圃院，并赐给遭受水灾的人财物。旱灾不下雨，魏征陈说十条渐进形成的弊病，唐太宗立即说：“希望我改正这些问题，以终成善道。”如今陛下因天变而求取言论，如果意见可以采用，希望陛下立即施行，如同唐文皇帝一样，那么即使有变异也不会造成祸害。精气与邪气相互感应，灾害不会无故产生；以至诚感动上天，不做空虚的文章，这是臣最大的愿望。远图 臣听说，《尚书》说：“只要心怀长远的谋划。”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然会有眼前的忧患。”天下的事情，固然有些祸患在数十年以后，必须在眼前预先谋划，才能最终取得成功。譬如越人前往秦地，估量道路、计算路程，必定要三个月才能到达；如果不在预定时间前上路，却想在一天之内抵达三个月后的目的地，那么即使像鹿一样奔跑、像鸟一样飞举，也有做不到的地方。这是智者独自看见而愚者共同昏昧的道理。晋武帝每次宴见群臣，听不到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只谈平生寻常的事情。议论者认为这不是为后代子孙谋划的道理，所以西晋中途衰败，不能长久。自古以来英明的君主，没有不深谋远虑，为子孙谋划千百年不可动摇的计策的。当祸患和危机还隐藏在防备不到的地方，悄悄萌发于众人不知道之处时，就已经预先防范并逆势采取措施了。后来虽然不能完全除去所有值得忧虑的事情，总也不至于糊涂混乱到终于无法挽救。世人说汉高祖预先知道吴王濞必将在五十年后作乱，好像圣人一样。这并不是他有奇特的法术和怪异的道理能够预知，而是因为秦室土崩瓦解、海内动荡如同沧海横流，众人没有不困顿受苦的，只有江东故地遭受兵祸较少；那里的人都剽悍勇猛，多有奇才和剑客，又没有忘记项氏，容易被煽动而喜欢作乱；并且还有铸山煮海的财富，足以使当地富足。汉高祖估计五十年以后，东南地区会日益强盛，必定发展到作乱的地步，而吴王濞恰好已经受封，所以便借机告诫他说：“谨慎，不要谋反。”也是想让子孙听到这句话，不忘记防备吴国。唉，汉高祖为后世进行深谋远虑，大概还不止于此。吕后询问宰相人选时，汉高祖说：“陈平的智谋有余，难以单独任用；王陵年轻直率，可以辅佐他；周勃厚重朴实而缺少文才，但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天下已经没有祸患，哪里是在说如何安定刘氏呢？他的用意其实在于诸吕。诸吕专擅权力，汉高祖已经预见到祸患的渐渐形成，预先为此谋划。若把这件事交给有智谋的人，一个陈平也足够了；但他还担心陈平智谋有余，于是让少有刚直之气的王陵和厚重的周勃共同谋划。大概智谋有余的人急于求成，急于求成，行动有时就会早于时机而失误，所以用少有刚直之气的王陵、厚重的周勃来辅助，相互维持、忍耐，等待可以采取行动的时机。最终一举使诸吕全族被诛，刘氏社稷几乎危亡而又恢复安定。汉高祖为天下国家作的谋划，难道不深远吗？臣观察当今天下的事情，确实有应当深谋远虑的。百姓日益困苦，而征敛日益繁多；财物日益匮乏，而军队日益聚集；官员日益增多，而入仕的门路日益扩大；粮食日益昂贵，而不从事生产、依靠供养的人日益增多。这几件事情，还只是祸患中较小的罢了，所以臣可以简略地说一说。此外还有比这些更大的问题，在于陛下详细寻求它们的原因，预先防备并逆势采取措施。如果所致力的谋虑能像汉高祖那样切实周到，那么还会有什么后患呢？臣听说晋文公将要和楚国交战，向舅犯谋划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怎么办？”舅犯回答：“战阵之间，不以欺诈为可厌，君王只管用欺诈之计吧。”又向雍季谋划，雍季回答：“用欺诈对待百姓，只能侥幸取得一时之利，日后必定没有长久的结果。”晋文公说：“好。”于是采用舅犯的计谋同楚人交战。等到胜利后行赏封爵，却把雍季排在舅犯之前。他说：“舅犯说的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雍季说的是万世的利益。”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成为霸主是应当的啊！他既懂得一时的权宜之计，又懂得万世的利益。”如今陛下拨乱反正、使用武力，临时应变而采取权宜办法的事情很多，而臣所说的也固然有不得已而应变的地方。至于既采用一时的权宜之计，又保存万世的利益，以充分完成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难道能不加以考虑吗？任相

译天子把万般政务的得失、百官的进退、国家社稷的安危、百姓的休戚，近至号令的好坏，远至蛮夷的叛服，大至阴阳的失调与调和，小至钱粮的增益与耗损，凡是官府有相应的事务、事务有相应的名目，全都交付宰相并责成他办成。所以宰相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统摄的，不以某一种职务来称名其官，而是承担辅佐天子、代行百官职事的责任，国家的治乱都系于此。片刻的错误有时会留下多年的祸患，毫厘的差失有时会造成天下的弊病，宰相所承担的责任，难道不重大吗？君主对此贵在考察审慎；如果轻率任用而又频繁更换，就不足以和他共同建立功业。我曾听说，孔子辅佐鲁国三个月政事就有成效，子产辅佐郑国三年政事才有成效；圣人如孔子，尚且不能轻易遇到，贤人如子产，使他成就政事还需要三年，何况未必时时都有子产这样的人呢？唐明皇任用姚崇、宋璟为宰相，开元之治几乎达到太平，声望接近贞观；当时辅相大多任满三考就离去，所以即使姚崇、宋璟也不能超越前人。如果唐明皇知道长久任用这两人、不另用宰相，那么直到天宝年间仍可保持安定。只是他不知道采取这种做法，所以最终陷于危乱而不能善终。可是李林甫担任宰相竟长达十九年而没有赶快罢免，这又是为什么呢？大体上，君子侍奉君主，通常以正道相待；正直，君主就会敬重而有所忌惮；小人侍奉君主，通常以谄媚相待；谄媚，君主就会亲昵而感到安逸。敬重而忌惮，就容易逐渐疏远；亲昵而安逸，就容易逐渐亲近。因为疏远，所以姚崇、宋璟任职三年便离去；因为亲近，所以李林甫任职十九年仍留在朝中。能够厌恶小人并赶快罢免他们、亲近君子并长久任用他们，除了聪明睿智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做到。李德裕告诫武宗，说不应频繁进退宰相，应使权力掌握在中书，这确实是治理的根本；但这话并不完全正确。考察李德裕在宰相职位上掌握权力日久，地位尊重而有功劳，假如武宗采用李德裕的意见，反而很快罢免李德裕，那么会昌年间的功业也未必能够完成。因此臣认为，李德裕应当劝君主慎重选择宰相，不应劝君主频繁任免宰相；只要开始时慎重选择，后来就不必频繁更换。这就是唐太宗任用房玄龄十六年、任用魏征十五年而从未失去治道的原因。那么怎样知道一个人可以担任宰相并长期任用呢？回答说：宰相自有宰相的气度，不改变声色就能使危疑平定，这是宰相的气度；安坐休息、谈笑之间就能挫败远方的冲突，这是宰相的气度；隐然沉着镇静，遭遇变故也不慌乱，这是宰相的气度；一句话就足以驳倒奸人的辩说，使奸邪小人丧失气势，这是宰相的气度。唐代崔祐甫任德宗宰相时，王驾鹤掌管禁卫军已久，权势震动朝廷内外，德宗将要替换他，又害怕发生变故。崔祐甫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只要召王驾鹤来留他谈话，过一会儿，接替他的人已经进入军中了。”这就是不改变声色而使危疑平定的例子。晋代谢安任武帝宰相时，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驻扎在淮水、淝水一带，远近的人都震惊恐惧，谢安却安然自若、毫不畏惧，悠游从容地指挥诸将，最终消灭了强大的敌寇。这就是安坐谈笑之间便挫败远方冲突的例子。汉代王商任成帝宰相时，百姓无故互相惊扰，说大水将至，百姓奔走呼喊，长安城中大乱；王商独自排除众议，认为这是谣言，天子赞赏他坚定镇守。这就是暗中沉着镇静，遇到变故而不乱的例子。唐代李石任文宗宰相时，在延英殿应对，仇士良等人斥责李训，想借此压倒大臣；李石慢慢说道：“扰乱京师的是李训、郑注，但他们最初是由谁推荐的呢？”仇士良等人惭愧退缩，无法回答，士大夫因此依赖他而认为他刚强。这就是一句话足以驳倒奸人的辩说，使奸邪小人丧失气势的例子。有这四种才能来选择宰相，难道还会任用不到合适的人吗？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了，就要长久任用而不随意更换，专心信任而不三心二意，授予他权力而不疑忌，这就是责成宰相办成政事的道理。更化 一种礼仪不能用于一百件事情，一件衣服不能穿一整年。礼仪必须适应地位的高下，衣服必须适合寒暑的变化。因此时代不同，事情就会变化；时势转移，风俗就会改变。夏朝的政教崇尚忠厚，忠厚的弊病是质朴而流于粗野，挽救粗野没有比恭敬更好的，所以商人用恭敬来挽救它。恭敬的弊病是拘谨而流于鬼祟，挽救鬼祟没有比文饰更好的，所以周人用文饰来挽救它。夏、商、周三代的君王都是圣人，但他们的教化仍然不能避免产生弊病；出现弊病，就不能不加以挽救。天下后世不因为它的弊病而认为它违背正道，也不因为它的挽救而认为它反古。大概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弊病，产生弊病就应当变化，这是自然的道理，并不是故意相互违背。

译传文说：“政事无法推行，弊病严重时，就必须解开旧有的束缚而加以改革，才可以治理。” 陛下振兴王业，修治整顿各项政务，天下人本应焕然洗心，改变心志，以承受更新后的美好德政。可是士大夫奔走竞争的风气还没有停止，州县苟且简略的政务仍然很多，百姓追逐末业的习俗反而更加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因为有弊病却不加改革罢了。有些作为有利于时势，有些制度有便于事物的地方，可以继续遵守，这就是祖宗制定的成法；有些事情已经违背时势，有些法令已经不合时宜，就可以改动，这就是臣所说的应当改革。因此，士大夫奔走竞争的风气没有停止，是因为荐举制度已经有弊病；州县苟且简略的政务仍然很多，是因为考核制度已经有弊病；百姓追逐末业的习俗更加严重，是因为税赋制度已经有弊病。荐举制度本来是为了彰明公道，到了它产生弊病时，荐举范围越广，公道反而越不明。只是因为士人都追求被荐举，而荐举者起初并不寻求真正的人才，所以把朴实质真的人看作迟钝，把虚伪浮夸的人看作精明强干，把安静沉默的人看作笨拙木讷，把巧言善辩的人看作聪慧，把守持节操的人看作固陋，把趋炎附势的人看作圆通，把刚强耿介的人看作傲慢无礼，把谄佞献媚的人看作温和善良。递上奏章议论荐举的，不是世代显贵、声势显赫的名门后裔，就是高官显贵的姻亲；不是依附借助权贵门第的援引关系，就是靠馈赠财物和贿赂建立的交情；不是诡诈随和、趋附应和的奸人，就是缩肩摇尾、阿谀奉承的谄媚之士。不然，即使防守如同夷齐，政绩如同求、由，爱民施惠如同子产，声名如同子奇，也免不了徒劳无功。州县中有谁会称扬他们呢？因此，那些希望调任、谋求升进，拿着竽去讨好灶神之类的人，离开职守、舍弃本分，疯狂奔走，望见权贵的车尘便俯伏，以便在公卿权势之门伺候。若不是持身守操、坚毅而不回头的人，谁能不畏缩小心，动摇自己的操守而顺从他们呢？所以臣说：士大夫奔走竞争的风气没有止息，是由于荐举制度有弊病。考核官吏的制度，在于黜退昏暗无能者、提升贤明有才者，表彰清正、激励浊恶，用来综合核验名声与实际。国家的制度是：各道州县官员的任命，由漕臣考察其能否，分为三等，年终上报；临事怠慢者列为下等，职务大体办理者列为中等，政绩特别显著者列为上等。吏部发给考历，记载他们的功劳和过失；任期届满后，有关部门详细审察，按优劣决定升降。这个法制本来非常好，但实行日久，便被视为不急之务。漕臣起初并不精细核查州郡的考历，几乎把它当作寻常案牍。吏员把纸尾送来，选部便据此占字拟定铨选，也不再加以察看。官员在任时，有的残酷如乳虎，有的贪婪如饕餮，有的蒙昧鄙陋，连豆麦也分辨不清；有的筋骨衰弱、肉体懒散，缩手躲避事务；有的游荡沉溺，不料理本部门事务。考历上所记，只要没有过犯，便依资历顺手注授。想使官员不至于堕落懒惰，使勤勉者不贪赃，使严酷者不暴虐而归于善良，使放纵者不傲慢而谨守职分，使粗疏灭裂者变得精细周详，难道能够做到吗？所以臣说：州县政务苟且简慢的现象还很多，是由于考核制度有弊病。税赋制度规定，百姓因资产而承担两税，又因两税而有科派征收。军兴以来，征敛逐年增加，拥有固定产业的百姓日益贫困。州县索取一丝一缕、买取一根筋角，全都按照户等高下分等摊派。没有固定产业的人，连丝毫也不缴纳。于是有人囊藏金珠、捆束缣帛，等候价格涨落，借机牟取利润来肥己；有人囤积粮食，趁农民困苦之时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坐等粮价飞涨；有人凭借雄厚资产经营子钱放贷，索取加倍利息，剥削贫民。这些人都饮美酒、吃肥肉，早晨歌唱、夜间奏乐，幸灾乐祸地看着编户百姓困苦，还面有得意之色。因此，温、丁等富户，拆毁房屋、出售田产，购买耕牛犁具，彼此一起抛弃田地而舍弃本业，图谋逃脱科敛。所以臣说：百姓趋逐末业的风气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税赋制度有弊病。这三种弊病都是风俗上的大患，应当加以变通改革，却没有听说有什么革除它们的办法。所以臣说：过失在于没有变更制度、革新教化。《香溪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二　宋范浚撰《进策》《庙谟上》《庙谟下》《用奇》《揆策上》《揆策下》《庙谟上》尚未交战而在朝廷谋划中已经取胜，是因为筹算得多；尚未交战而在朝廷谋划中不能取胜，是因为筹算得少。君主在朝廷上议论战争，军队的形势已经形成，然后把它交给将领，这叫作庙谟。用兵布阵的最高境界，是达到无形。无形，深藏的间谍也无法窥见，聪明人也无法谋划。所以成为鱼鳖的，可以用网捕取；成为鸿鹄的，可以用短箭和丝绳射取。只有无形之物，才无从对付。庙谟中的成算，是预先谋划取胜，采取万全之策而必不失败，大概就是无形中最深的一种。难道只能使敌人无法窥见吗？即使是我军士卒，即使是我国百姓，也不能让他们知道。不是我的心腹大臣，不是我亲自指示的将领，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易经》说：‘君主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就会损害成功。’君臣共同在朝廷上商议战争，安危、成败都系于此，本来就是要踮起脚、贴近耳边秘密谋划的事。谨慎秘密若做不到，怎么能不损害成功呢？我听说用兵的人，常常不吝惜爵禄和百金来求取敌情。间谍、刺探敌情的士人，我方固然有，敌方又怎么会不用呢？凡是敌人派来窥探我方事务、侦察我方动静、察看我方虚实的人，本来就有近在门庭而我们来不及察觉的。我并不是故意在外面制造欺骗之事，让我国百姓知道后去欺骗敌方间谍；如果这样，那么奇谋大计和真实情况所在，大概就没有不能泄密、不能损害成功的了。现在有一只价值千金的玉杯，贯通而没有底，可以用来盛水吗？回答说：不可以。有瓦器却没有漏洞，可以用来盛酒吗？回答说：可以。瓦器虽然非常低贱，只因没有漏洞，所以可以盛酒；玉杯虽然非常贵重，只因有漏洞，所以不能盛水。这就是《春秋》用来警戒寺人貂泄露军情给齐军的事。古人本来就有想要发动天下大事时，未尝不是独自睡觉也害怕梦话使人知道自己的谋划；也有坐在高堂上把屏障全都撤去，面对面坐着谋划却不说话，用铁筷在灰上写字，写完随即抹掉，因此他们所谋划的事别人无法知道。汉高祖把陈平当作心腹，有些计谋秘密到世上没有人听闻；荀攸跟随魏武帝征伐讨伐，常常在帷幄中谋划，当时的人以及他的子弟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古代君臣对于机密之事谨慎秘密到了这样的程度，因此决策用兵，少有不成功的。如今朝廷之上，深沉的机密和秘密的谋划，如果一定像汉高祖与陈平、魏武帝与荀攸那样，那么什么攻打不能取胜？什么战争不能胜利？什么敌人不能摧毁？什么寇贼不能消灭呢？假如还像往常一样，谋划尚未确定而计策已经传出去，军队尚未行动而敌人已经知道，成算尚未交给将帅，市井行路之人却已经公开传说，那么我方真实情况由此泄露出来的原因，臣就不敢知道了。有人说：得到一万名士兵，不如听到一句话。难道不可以收集众人的谋略、扩大朝廷的谋划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广泛听取而由一人决断，是谋划大事的方法。收集众谋，是为了广泛听取，所以即使是白屋之士，也都能参与陈说自己的意见。确定朝廷的谋划，是为了独自决断，所以不是心腹大臣、不是亲自指授的将领，就不能让他知道。魏国刘廙说：智慧在独自决断时周密的人，并不以向下位者请教为耻，所以在下位广泛采纳众人的智慧，在上位谨慎保守胜算，这就是圣王得以采取万全之策的原因。凡是臣所陈说的，有时涉及军队形势，也都只说出端绪而不敢说尽，只是害怕机密之事不秘密罢了。然而仍有不得不涉及的情况：从前唐朝元万顷起草檄文责骂高丽，讥讽它不知道据守鸭绿江的险要，莫离支回答说：‘谨遵命令，调兵坚守鸭绿江。’唐军因此不能进入，这又说明机密之事应当保密。《庙谟下》所谓庙谟，就是在交战以前谋划取胜，是崇尚谋略的道理。天下没有长久安治，也没有长久动乱，不必担心乱世不能治理，只应担心用来治理乱世的不是合适的人。假如得到合适的人，不必担心功业不能迅速完成，只应担心谋划功业时没有谋略。从前晋元帝在江左开创基业，军队出征露宿，亲自穿戴铠甲头盔，把军队调往四方，刻定日期北伐，甚至因为漕运粮饷误期而诛杀督运令史。他的志向不能说不急切，然而最终不能完成克复的功业，只是因为没有谋划功业的策略。当时祖逖镇守雍丘，多次击破石勒的镇戍，归附祖逖的人很多，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人的土地。他又营建修缮虎牢，准备长驱越过黄河，扫清冀、朔地区。元帝既然已经得到祖逖在外建立威势，假如能够推诚相待、信任他，使他专门负责一方军务；又把王导作为心腹，招致纪瞻、戴若思等做策士；依靠陶侃作为屏障；诛杀王敦以断绝内部祸患；再凭借温峤忠贞明断的节操和报仇的私意，使他率领精锐军队协助祖逖进军讨伐，那么剪除群胡就如同拉枯木一样容易，收复土地就如同反掌一样容易。元帝的谋划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大军屡次出动，却不能越出江左地区。这就是虽然得到人才，却没有谋划功业的策略，仍然不能成功。如今王师讨伐敌人，本来将要收复中原、抵御强敌，把祖宗的旧地全部收复。然而所依仗的根本，实际上在江左。东晋得到一个祖逖，尚且能使黄河以南全都成为晋土，何况陛下拥有众多心腹和爪牙之臣呢？臣所不知道的，只是朝廷谋划功业的策略究竟怎样。陛下虽然有心腹大臣在帷幄中筹划，但把谁召来作为谋士呢？依靠谁作为屏障呢？让谁专掌一方军务，能够像祖逖对付石勒那样击破敌人呢？让谁率领精锐军队协助进讨呢？陛下应当与心腹大臣在朝廷上商议，审察我方扩地开国的人才应当是什么样，训练军队、统领众军的人才应当是什么样。敌方派出什么将领？我方派出什么将领？敌方坚守什么地方？我方坚守什么地方？我方将用谁来击破敌方？敌方将用谁来抵挡我方将领？谁贤能，谁无能？谁聪明，谁愚笨？谁强，谁弱？谁勇，谁怯？这些情况若全都明白，那么胜负的形势在交战以前就已经分定了。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危险。’汉高祖深深懂得了解敌我双方的方法，所以讨伐魏国时知道柏直不能抵挡韩信，冯钦不能抵挡灌婴，项它不能抵挡曹参，于是说：‘我没有忧患了。’

译魏地果然被平定，这是审察敌我双方将领而知道必胜。黥布反叛时，高祖召见薛公，询问黥布的谋划。问他将从什么地方出兵，薛公回答说：黥布采取上策，那么崤山以东就不会归汉所有；采取中策，那么胜负还不能确定；采取下策，那么就可以高枕而卧，汉朝没有忧患了。黥布果然采取下策，高祖于是击破了他，这是审察敌我双方计策而知道必胜。陈豨反叛时，高祖亲自前往讨伐他，到了邯郸，高兴地说：‘陈豨不向南占据邯郸、凭借漳水设险，我就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了。’于是击破陈豨，这是审察敌我双方地势而知道必胜。所以说，决定胜负的谋略，在于考察将领的才能，审察敌人的强弱，判断地势的形态，观察时机的利弊。如今朝廷的谋划，若能预先审察敌我双方，知道必胜的方法，又何必担心功业不能迅速完成呢？议论的人有的说，唐肃宗骑一匹马从灵武起兵，聚合弱旅，铲除强寇，军队到达渭水以西，不超过一个时辰就摧毁坚锐部队，收复两京，全部收复河南州县；如今中兴的功业，为什么不能指日可待呢？臣私下认为这是不考虑事势的说法。清除内部盗贼容易用力，攘除外部祸患难以成功。安禄山虽然是大寇，然而终究是内部盗贼。当时回纥请求讲和，吐蕃结交归附，不仅顺服，还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收复疆土，所以不超过一个时辰便清除中原的敌患，尚且还要停留等待。况且香积寺之战、新店之战，唐军被贼军袭击，几乎不能成军；如果不是回纥与唐军共同夹攻，那么即使郭汾阳、李嗣业，也将再次不能取胜。贼军惊叫说：‘回纥到了！’于是大败，唐军便收复东都。这是肃宗中兴时使用回纥，国家中兴时抵御强敌的情形。不考虑事势，却想把至德年间的功业拿来要求今日，是错误的。然而功业不能迅速完成，是事情本身的形势；时机不能不及时抓住，是人的努力。假如只顾消磨日子、抛弃时机，却说‘功业不能迅速完成’，那么又能建立什么功业呢？大禹治水，并不是一天就取得功效，然而脚踩到遗落的食物也不拾取，帽子挂在树上也不回头去取；他对于追赶时机从来没有不急迫的，那么谋求天下的功业，难道可以忘记及时行动的道理吗？《用奇》臣说功业难以迅速完成，指的是中兴的大功。至于兵家的谋略，则又有重视迅速而不重视持久的情况，臣将要说明这一点。战争拖久了，军队就会疲惫；攻城拖久了，力量就会竭尽；军队长期暴露在外，国家的财用就会不足，这就是用兵贵在迅速的原因。敌人有可以乘隙的地方，我方有决定胜负的机会，行动时如果迟疑，反而会成为敌人的利益，这也是用兵贵在迅速的原因。想要不使军队疲惫、力量屈竭、财用耗尽，行动又处处符合时机，没有什么比使用奇兵来求取速胜更好。但使用奇兵，又没有比掌握奇正变化更神妙的了。假如用兵的人用众多军队对付众多军队，用强大力量对付强大力量，取胜时杀伤仍然相当，不能取胜时便一败涂地，以为用兵不过如此，那么即使是平庸之人和强悍武夫，也都可以统率百万军队面对大敌。只有能够以少数对付多数，以弱小对付强大，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人，取胜时敌人必定溃败而我方独自完整；不能取胜时也不至于大乱，使敌人无法乘我方之隙，这难道是平庸之人和强悍武夫所能知道的吗？这其中必定有奇正的变化在运行，因势制胜，神奇地展开、鬼魅般收合，变化不可测；即使我方士卒尚且不能窥见我方取胜的原因，何况敌人呢？兵法说：‘战争的形势不过奇正二端，奇正的变化却无穷无尽。’ 奇兵与正兵相互产生，如同循环没有终点。一定有独自从心中领悟的东西，不可以单凭智慧认识，也不可以凭情理推求，才能把它运用尽。过去唐军攻破霍邑时，李建成坠马，右军稍稍退却，宋老生乘机进攻。唐太宗从南原奔驰而下，截断宋老生的军队，率兵奋力攻击，于是击败宋老生。李建成在城北列阵，这叫作正兵；等到他退却而引诱宋老生出来时，先前的正兵就转变为奇兵。唐太宗从南原奔驰而下，这叫作奇兵；等到他截断宋老生的军队、率兵奋力攻击时，先前的奇兵又转变为正兵。唐太宗掌握了奇正的变化，所以作战无往不胜、攻城无往不克。议论者认为这不是学习就能做到的，只是能够把正兵当作奇兵、把奇兵当作正兵；我方的正兵让敌人看见而以为是奇兵，我方的奇兵让敌人看见而以为是正兵，这难道是学习就能做到的吗？一定有独自从心中领悟的东西，不可以单凭智慧认识，也不可以凭情理推求。遍观自古善于用兵的人，没有不凭奇兵取胜的：有时显示衰弱而使用锐利力量，有时显示怯懦而使用勇猛力量，有时显示迟缓而使用迅急力量，有时显示近处而实际攻击远处，有时向敌人显示失败而使其懈怠，有时向敌人显示退却而诱使其追击，有时假装攻击东方而实际上进攻西方，有时假装攻击左边而实际上进攻右边；都是依据时机、随机应变，向敌人显示可以看见的形势，却不让敌人知道不可测的计谋。唐朝李泌请求肃宗下诏命李光弼守太原、出兵井陉，郭子仪攻取冯翊、进入河东，那么史思明、张忠志就不敢离开范阳、常山，安守忠、田干真就不敢离开长安；这样便以三处牵制他们的四名将领。然后命建宁王向北并进塞上，与李光弼形成掎角之势来攻取范阳。贼军失去巢穴，必定死在河南诸将手中。肃宗不能采用这个计策，使庆绪、思明的叛乱不断。后来代宗讨伐史朝义，长孙全绪请求暂时休整军队、张大声势来牵制贼军，使李光弼攻取陈留，李抱玉袭击河北，先截断贼军的手足，然后在贼军内部离间。那些被胁迫跟从的人彼此猜疑，那么贼军的覆灭就可以等待了。代宗采纳了他的话，于是消灭史朝义，平定河北。臣曾说，牵制四名将领而攻取巢穴，张大声势牵制贼军而截断其手足，这些都是奇正变化中的微妙机宜，不能错过；只是有采用和不采用的区别，所以有的建立功业，有的不能成功。先发制人、夺取敌人斗志的关键，在于抓住机会，间隔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如今讨伐贼军的形势，难道没有与李泌、长孙全绪所说的相近之处吗？只要能够施展奇正的变化，向敌人显示可以看见的形势，却不显示不可知的计谋，以达到速胜，就好了。《揆策上》

译战争中有不可以进攻的情况，也有不能不进攻的情况。不可以进攻，是因为敌人的锐气正盛；不能不进攻，是因为敌人有所倚仗。我方出兵推进，敌方出兵迎击，勇猛的士卒和精锐的部队全都以锐气前来抵拒，这就是不可以进攻，应当使用奇兵攻击它的空虚之处。敌方有所倚仗，持重自守，剩余的军队依靠它来增强力量，士气加倍，这就是不能不进攻，应当使用奇兵导致它失败。近来王师讨伐敌人，几路军队同时推进，敌人全都用精锐部队分别抵挡各位将领；各将领进攻，胜负互有，这就是进攻了不应进攻的地方。按兵法，应当让大军谨慎持守，以消耗敌人的锐气，选拔勇猛的战士少量出动，轮番进攻，时时袭扰营垒。敌人防备东边，就袭击西边；防备西边，就袭击东边，使他们奔走不及。即使有勇猛的士卒和精锐部队，也将气力耗尽。我方乘其疲惫而进攻，便可以必定取胜。况且敌人在前方防备我方的军队既多且强，那么他们在后方防备自己的军队必定少而弱。我方既已在前方使他们的强大多数军队疲惫，就可以在后方袭击他们的少数弱军。敌方强大而众多的军队既已疲惫，少而弱的军队自然孤立。我方于是用轻装部队和轻骑兵投入其中，攻击其空虚之处，兼程疾驰，不到三日便叩击汴城，出其不意，那么叛军就可以轻易俘获，首领也可以坐等捆绑。敌方在前面的强大军队回来救援，我军就从两面夹攻；不回来救援，敌人的腹心就已经被夺。这就是敌方锐气不可正面进攻，应当使用奇兵捣击其空虚之处的策略。况且敌人所倚仗的是金人。按理说，他们应当推举金人来抵抗我方，作为军队的先锋，但现在却像蜂群蚂蚁一样聚集，坚守不动，大概是因为他们把这种形势当作倚仗；这样一来，他们行动时不敢轻率行动，一旦遭受小小挫败，威势便会受损，敌军众人也会疑惧，我方就能够测知其虚实。不如让他们坚守不动，使他们的军队依赖强大而拥护这种虚声，借此壮大自己，同时显示他们所倚仗的力量来使我方疑惑，这正是敌人的心理。按兵法应当用计策调动他们，使他们即使不想同我方交战，也不得不交战。金人虽然人数多，也知道善于作战，但可以用利益诱惑。我方应当在尚未交战时预先设伏，使一名偏将率领数千人击鼓前进，冲击敌军中坚，假装失败而迅速撤走，不吝惜辎重宝物，一边逃跑一边丢弃。敌人轻视我军容易败退，又贪图遗弃的财物，必然骄傲懈怠，争相进行抄掠；这时我方伏兵可以突然出击，乘其不备，敌人一定反身逃跑，我方便乘势追击。先前像蜂群蚂蚁一样聚集的敌军一定会混乱，于是我方假装败退的军队可以回来奋力攻击，击破敌人所倚仗的力量；其余部众失去士气，然后各路将领乘胜从四面进攻，大胜就一定可以取得。这就是敌方有所倚仗而不可正面进攻，应当使用奇兵使它失败的策略。从前唐军讨伐蔡州，吴元济把精锐部队全都驻屯在洄曲以抵抗唐军。李光颜与李愬知道吴元济有可乘之隙，便暗中率军连夜出发，从文城栅出兵，奔驰进入垂瓠城，驻扎在吴元济的外宅附近，而蔡州人竟没有察觉。于是平定了蔡州；当时董重质还守在洄曲，李愬写一封简短的信召他，董重质便弃军投降。这就是捣击空虚之处而使敌军锐气自行摧毁。李靖讨伐辅公祏时，辅公祏用一支军队驻守当涂，另一支军队防守当涂南路，都是身经百战的强兵；他们修筑营栅自我固守，积蓄力量、保养锐气，以抵抗唐军。这大概就是辅公祏所倚仗的力量。李靖苦战将其击破，两军全部溃败；辅公祏的余众虽然很多，却不敢再战，于是擒获辅公祏。这就是击败敌人的倚仗而使其军队自行溃败。本来就有捣击空虚之处而使锐气自行摧毁、击败敌人所倚仗的力量而使军队自行溃败的古代事例，难道只是空话吗？《揆策下》战争持续太久的困难，实在太大了！千里运送粮食，内外骚动，疲惫军队而耗费财物，这是自古以来人们都忧虑的事。从前曹操、孙权时期，江淮之间数百里没有居民，有人把它当作侦察警戒的郊野，不是耕种放牧的地方；这还没有了解孙权的实际情形。况且曹操与孙权才智相当，将佐也不相上下，假如两军对垒交战，各自发挥长处，在江淮之间争逐，即使积累时日、延续多年，也只是徒然使自己疲弊，胜负仍然无法分出。所以双方各自空置数百里土地，坚壁清野，互相观察等待；敌人来就应战，敌人离去就固守，全力修整军队，等待敌人的破绽，这才是曹操、孙权的真实情况。然而战争本来有不得不相持的情况：以顺讨伐逆，以正义讨伐不义，出师有正当名义，士气自然锐利；敌人不败退，我方就难以自行退却，退却则我方形势受挫、敌方势力张大，进不能形成进攻，退不能形成防守。古人遇到这种情况，即使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仍然相持。所以以弱小力量牵制强敌，是汉高祖牵制项籍；以少数兵力牵制多数兵力，是曹操牵制袁绍。汉高祖与项籍在荥阳相持了数年，汉朝有义而项籍无义，所以汉军虽然多次陷入困境，却不因此变弱；然而最终能够战胜项籍，靠的是奇兵。高祖从宛、叶出兵，牵制项籍的军队而不交战，使荥阳、成皋之间得到休息，使韩信等能够整顿河北、赵地的军队，连接燕、齐，因而又返回荥阳，使项籍的防备增多而力量分散；这就是高祖使用奇兵。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一百多天，曹操顺应正义而袁绍违背正义，所以曹操军队虽然不如袁绍，却不能算少；然而最终战胜袁绍，靠的也是奇兵。袁绍派淳于琼等率领一万多兵力向北迎接粮运，曹操亲自率军连夜前往，攻破淳于琼等人，将他们全部斩杀；这就是曹操使用奇兵。如今王师出征，以顺讨伐逆，以正义讨伐不义，兵众将强，不算少也不算弱，本来有万全的形势；然而敌人尚未败退，按道理必然相持，如果不出奇谋，还看不出这样做的好处。臣所说的捣击空虚、击败锐气，确实是最好的策略；但如果暂时还不能谋划实行，那么应当让各军牵制敌人，使其不能行动，另派一万奇兵从间道袭击攻取濒海各郡，使京东的敌军震惊，撤去沿淮一带的防备来自救；这样就可以趁其震动骚扰而攻击，使它最终不敢行动，我方便可以全部攻取京东，这也是汉高祖使用的奇兵。国家得到东南漕运，所以能够把都城建在汴京；敌人虽然僭越占据汴京，但江淮的财物都归我方所有，防备敌军的暴虐攻伐既已长久，敌人必定饥饿空虚，储藏的粮食大为缺乏；应当派间谍用火攻烧毁他们的积聚，或者侦察他们粮食积聚的地方，派轻装部队夜间出动，假冒敌人的旗帜，设置诡道袭击焚烧它们；这也是曹操使用的奇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有人说：我方用一万人从间道袭击攻取濒海各郡，粮饷道路和声援两方面都被阻断了，怎么办？回答说：这里又有奇正变化。奇正的变化，没有比把主方变成客方、把客方变成主方更巧妙的了。依靠敌方粮食，是把客方变成主方；把一万人投入死地，使他们自行奋战才能求生，也是把客方变成主方；利用京东百姓思念国家的心情，恢复他们的租税并放宽徭役，使他们重新为我方效力，是把主方变成客方；已经攻取濒海各郡，等待敌方救兵到来，乘其惊慌，在险要处设伏迎击并击破它，也是把主方变成客方。哪里还用担忧粮饷道路和声援的问题呢？《香溪集》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三　宋范浚撰《进策》《巡幸》《形势上》《形势下》《用人》《朋党》《巡幸》君王观察天地间的兴衰，顺应时势来处理政事，所以不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黄帝以军队作为营卫，迁徙往来，没有固定的住处。天下有不顺服者，便跟随形势征讨他们，披山开路，从未安居。周成王抚慰万邦，巡行侯服、甸服，四处征讨不来朝的诸侯，安抚众多百姓。这难道是喜欢劳苦奔波吗？是想用一人之劳换取天下之安，这就是圣人的心意。然而臣观察盘庚迁都时告诫臣民说：‘你们不谋划长远、思考你们的灾祸，却放纵自己、助长忧患。’由此可知，古代君主将要迁都改邑，并不是徒然这样纷纷扰扰，大概是为长久之计，实在不得已才议论迁徙；而他的臣民也有所畏惧，不愿意劳苦迁动。陛下按时巡行出发，虽然不是迁都，但像銮舆行于天路，百官群司、千乘万骑，以及随从臣民的众多队伍，不能说没有烦扰，也应当考虑长久之计。非有不得已的原因而后移动车驾，那么人们就会心悦诚服，国家也不会徒然耗费。所以说：‘天子顺应时势行动，人人都以为幸。’这就是所谓巡幸。况且陛下以决策亲自出征，巡幸建康，天威所到之处，各军增加士气，义士激发慷慨，谁会不效命呢？这是非常好的举动。然而臣愚昧地考虑，认为其中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建康，是王者的居宅。东晋时，温峤建议定都豫章，三吴豪杰请求定都会稽，只有王导认为建康可以，于是决定定都而不迁移。这样看来，江左的形势险要，没有超过建康的。然而孙权居住在这里，便修筑石头城，又在江西修建濡须坞。后来孙权以七万军队在濡须击退曹操的四十万大军，可见对于能够驻军防守的地方，应当预先防备。又因为东晋时大盗侵扰，都是从上游突然到来，变故出于意料之外，所以王敦、卢循之类窥伺机会突然发动；那么上游能够作为藩篱屏障的地方，也应当预先防备。既修整了戍守，又有上游的防备，然后皇帝的车驾才可以停驻建康，以谋划经营中原。然而臣愚昧地考虑，还有一点可以说。自古帝王居住的都城，从来没有不采取居重驭轻的策略的；其形势就像身体役使手臂、手臂役使手指，小大相称而不相违背。唐太宗设置府兵八百处，其中关中有五百处；把天下所有地方合起来也不能敌过关中，这就是明证。如今虽然集中军队讨伐敌人，致力于宣扬威武，但京城之下的军队和卫士又怎么可以不强呢？这实在不是居重驭轻的道理。唐肃宗在灵武时，兵力单薄、人数少，军容不足；得到郭子仪、李光弼的军队后，国家威势才大为振作。唐德宗时，段秀实说：‘禁军不精锐，数量又削减减少，日后突然发生变故，用什么来应付呢？’猛虎之所以使百兽畏惧，是因为有牙齿和爪子；如果去掉它们，那么犬、猪、马、牛都能与之抗衡。正因为如此，想要加强根本、准备应付非常事变，是应当考虑的。从前汉高祖与楚军交战，出成皋到小修武，自称使者，早晨奔驰进入张耳、韩信的营垒，收取他们的军队，于是大大振作自己的声势。接着命张耳防守赵地，命韩信调发赵国尚未出动的士兵进攻齐国。高祖一定先取张耳、韩信的军队来增强自己，所以能够使他们低头听命，唯命是从。否则，韩信、张耳万一骄傲傲慢、不受约束，便没有办法控制他们。这实在是统率将领的策略、关系安危的关键，联系到今天，应该留在圣明的思虑之中。陛下如果立即亲自统率六军，张扬武威、彰显军节，那么戎卒在前驱进，千面旌旗、万面旟旗飞扬，天威震赫，国势就会隆盛。假如还要观兵等待时机，以进行上天讨伐，那么环卫宫禁的军队，采取居重驭轻的办法，实在不能再拖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形势上》如今国家中兴，已经具备取胜的资本，关键只在于怎样使用它。什么叫取胜的资本？就是形势。臣请用三国时期来说明。孙权、刘备都是一时豪杰，吴国有三江的阻隔，蜀国有重重险要的坚固，合并这两项长处，彼此成为唇齿相依的关系，其形势足以使魏国忧患。魏国土地虽然广大、军队虽然强盛，却常常忧惧吴、蜀一旦联合而压制自己。所以吴、蜀和好，魏国就不敢行动；吴、蜀分裂，魏国就想寻找间隙来图谋他们。正当孙权、刘备互相攻伐时，魏国刘晔便想大举出兵袭击孙权。等到吴、蜀使者重新往来，魏国贾诩却说：‘刘备有雄才，孙权能识别虚实，凭借险要防守要害，泛舟江湖之间，很难仓促谋取。’由此可知吴、蜀拥有战胜魏国的资本。孙权、刘备不是不知道相互合力来使用这种资本，只是他们的心意不同，形势也不相合。如今吴、蜀的土地都归我所有，百姓没有异心，形势没有不相合的地方，难道不是取胜的资本吗？只看怎样使用它罢了。江东与蜀地虽然仍像车与车辐一样相互依辅，但道路迂回遥远，消息往来动辄需要数月；有时道路发生警报，音信和驿传就会完全断绝。因此用重兵镇守襄阳，沟通川蜀的声援，确实是今日最应急办的事。襄阳北面连接宛、许，西面连接益、梁，南面有汉水阻隔，它的险要足以固守；向北距离河洛不到千里。所以吴人想占据它来防备曹操，晋人想镇守它来保卫上游、荡平秦地的敌寇。唐人又说，襄阳、邓州以西，平坦开阔数百里；东面有汉水和舆山、凤林作为关隘，南面菊潭环绕曲折，流入汉水；西面有上洛重山的险要，北面有白崖相连接，是形势优胜的地方，也是肥沃平衍的土地。若能广泛疏浚漕渠，运输天下的财物，便可以大量集中；那么襄阳也是取胜的资本，而且还可以用来联络吴、蜀，难道不就是所谓形势吗？晋人有句话说：‘即使还不能长驱进入中原，斩杀凶恶之徒，也不能不先占据要害，思考进攻夺取的适宜办法。’据守形势险要之地来经营中原，正是急务。然而吴、蜀、襄阳可以作为取胜的资本，却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形势。如今议论的人都说：‘长江数千里，实际上就是天下的形势。’所以魏文帝到广陵临江，看见波涛汹涌，感叹说：‘这确实是上天用来限制南北的地方。’苻宏也说：‘晋国君臣勠力同心，凭借险要防守，长江不是可以图谋的。’难道天下的形势没有超过长江的吗？

译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浅陋。吴国不能吞并曹氏、占据中原，晋国不能消灭胡人、收复疆土，大概没有别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们谋略浅陋而没有长远谋划，只局促地依靠长江的险要作为形势，到此为止罢了。吴人的谋划说：‘攻取徐州不如保全长江。’所以当时只能专有江表，成就三国鼎立的事业。晋人的谋划说：‘我们设置险要来抵御敌人，正是因为有长江。’所以当时把淮水以北大体都放弃了。既然如此，今日的谋划难道可以像吴、晋那样浅陋地依靠长江吗？必定要克复神州，不丧失旧有的土地。那么又应当纵观天下形势，制定经营天下的宏大规划；臣所陈说的吴、蜀、襄阳，是取胜的资本。《形势下》吴、蜀、襄阳，臣已经说过了。至于北方的并州、凉州、幽州、燕地，还有来不及详细说明的。至于逐一陈述中原的形势，内可以巩固藩篱屏障，外可以谋划攻取，臣请参照古代、根据今日，详细论述它。武昌是江东镇守防御的中心，不只是防御上游而已；有缓急时前往救援，奔驰并不困难。因此前代定都江左的，都把它看作要地，派重将镇守，作为内外驰援之处，那么武昌就是形势优胜的地方。夏口位于荆江中部，与沔口相对贯通，连接雍州、梁州，实在是重要渡口。所以周瑜用三万人防守它，能够击破魏武帝数十万大军，那么夏口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它以江为襟、以湖为带，北面连接豫地，西面连接荆州，那么豫章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夷陵是江东的关隘，过去吴人把它视为安危的关键；如果那里有忧患，就一定倾尽全国力量争夺它，那么夷陵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唐朝张巡用一千多名士卒守在那里，能够抵御强大的贼军，使他们不能搏击吞噬东南，那么睢阳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彭城地势四通八达，是骁勇骑兵驰骋之处，吕蒙曾对孙权说：‘如今得到徐州，曹操十天之内一定会来争夺。’那么彭城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荀彧说兖州是天下的要地，可以把它同关中、河内相比，那么兖州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魏武帝击破黄巾军后，因而在许都实行屯田、积储粮食，用来控制四方，那么许都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长安据守函谷关，背靠褒斜，带临洪河，是古代的金城，那么长安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唐朝郭子仪认为河中位于两京之间，扼守贼军的要冲；得到河中就可以谋取两京，那么河中也是形势优胜的地方。我既然镇守襄阳，使用吴、蜀的资本，又应当派良将精兵戍守夷陵，以控制荆州、吴地、川蜀的形势。还应命大帅率重兵驻守武昌、夏口、豫章，以控制上游、防备意外，这样藩篱屏障就牢固了。然后中原才可以谋取。凡是各军所到之处，顺应有利条件、利用便利时机，只要可以进取，那么形势优胜的地方都应当了解。我国军队在西面取得有利形势，就可以出兵长安；临近河中，在东面取得有利形势，就可以出兵彭城；临近兖州，在宿州、泗州取得有利形势，就可以攻取睢阳；在陈州、汝州取得有利形势，就可以攻取许都。几路军队同时进取，占据形势优胜之地，有的击鼓前进、强力进攻，有的形成掎角之势、合并力量，那么黄河以北，敌人必定连营坚守；他们用来防备我方的范围扩大，就无暇顾及远处。汴城的僭越叛军知道敌人的援救力量不足，必定采取收兵闭垒的办法；若不是得到数十万披甲士兵，连汴城也不能守，那么抵抗我方的军队都将进入汴城自保。这样一来，得到形势优胜的地方，即使不专门使用奇兵，也可以谋取敌人。然而形势本来有敌我双方共同拥有的，成败的关键也不能错过。我方得到它有利，敌方得到它也有利；我方知道它，敌方也知道它；我方能够使用它，敌方也能够使用它。先发制人、夺取敌人斗志，关键就在这时。所以不知道形势可以利用而失败于吕布，是一种情况；知道形势优胜可以利用却不能利用而败于乌承恩，又是一种情况；想要利用形势却不能先发制人而败于毌丘俭，还是一种情况。曹操说：‘吕布不能防守东平，截断亢父、泰山的道路，利用险要；于是我在濮阳屯兵。我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然而吕布最终被曹操击败，这难道不是因为不知道形势可以利用而导致失败吗？’有人说：‘乌承恩派人占据常山来扼守贼军咽喉，并且说：若舍弃要害而把它交给别人占据，四面通达却自以为安全，就好像倒拿着剑柄把剑刃对着自己，这是招致失败的道路。乌承恩犹疑不决，最终守在信都；这难道不是知道形势可以利用却不能利用而导致失败吗？’毌丘俭跟随项氏想争夺占据南顿，行进十多里，听说王基已经先到并占据了那里。毌丘俭于是返回据守项城，最终被王基等人击破；这难道不是想利用形势却不能先发制人而导致失败吗？如今臣所陈述的，地势形势固然不可不知道；然而知道了却不能加以利用，利用了却不能先发制人，也都不是取胜的方法。唉！天下地势险要的地方，从前都曾是我所有的。拥有它却不知道守护，失去它却不知道收复。失去一座城邑就放弃一座城邑，失去一个郡就放弃一个郡，随着失去而不断放弃，以至于今天；只是过去放弃它们太容易了，所以今天收复它们也格外困难。从前汉灵帝时，因为兵乱没有平息，司徒崔烈想放弃凉州，议论此事的人不同意，说：“凉州是天下的要冲，是国家的藩篱和屏卫。假如让左衽之众得到这个地方，他们士卒强悍、铠甲坚固，凭借这里来作乱，这将是天下最大的忧患、社稷最深的顾虑。”假使当初替国家守护土地的人，把天下最大的忧患、社稷最深的顾虑放在心上，就一定不会轻易放弃郡邑。即使力量不足而弃守离去，也一定会想着立即收复它。可惜他们放弃后没有立即收复，终于使左衽之众取得了士卒强悍、铠甲坚固的地方来作乱，到今天势力还很强。唉！过去的事情虽不能后悔，却可以作为今天的警戒。用人

译天下的人性情顽固，但只要不是木石，就都可以用意气打动；性情暴烈，但只要不是虎狼，就都可以用真诚感化。善于用人的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常常起用那些通常认为不可起用的人。有的从仇敌中选取，有的从盗贼中选取。仇敌和盗贼，似乎都不可以任用；但我能够任用他们，因此能取得他们的真心，使他们发挥力量。仇敌会说：“我本来是有怨恨的人，如今你释放我而不记恨我，我怎么忍心辜负你呢？”盗贼会说：“这是我的罪过，如今你舍弃我的罪过而不抛弃我，我怎么忍心辜负你呢？”他们受到意气的感动、受到真心的感化，就可以让他们奔赴深溪、踏入白刃、投入汤火而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从前齐侯念及管仲曾射中带钩的仇恨，鲍叔牙说：“他当时是为自己的国君而行动的。国君如果宽宥他而让他回来，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晋国的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为什么不召回州绰、邢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他们是栾氏的勇士，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乐王鲋说：“您如果能够使他们为您效力，那么他们就是您的勇士了。”晋国戴若思曾经作乱，后来自己悔悟，终于能够为国君竭尽节操。唐代令狐彰曾跟从安史叛军，后来归顺，终于能够忠义奋发。人的情感，谁不想竭尽自己的才能来显扬于世呢？不幸成为管仲、州绰、邢蒯、戴若思、令狐彰这样的人，却因为曾是仇敌或贼党而立即弃置不用，那么被抛弃的人就太多了。只有古人能够超越拘泥局限的见解，敞开诚心、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往往能使他们发挥出常人的十倍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所感动。臣私下想到，国家涵养天下百姓，仁恩德泽广大深厚，浸润到人的肌肤骨髓；即使是儿童和婴儿，也都不会忘记归附、拥戴的心意。那些被敌人控制的百姓，思念我宋朝的德政，日夜歌唱，盼望官军到来，并且将要扶老携幼，带着酒浆满路相迎；有的杀掉敌军首领作为我们的内应，有的望见军旗便归顺，带着土地来称臣，这都是不必怀疑的。然而直到今天，他们仍然被敌人利用，难道他们真心愿意为敌人效力吗？大概只是心中有所疑虑罢了。况且自从战争兴起以来，难道没有士民从敌境归顺我方，却没有听说得到抚恤的吗？难道没有将士从敌境投降我方，却没有听说得到任用的吗？这就是我们的赤子被困在盗贼控制的地区，所以仍怀有疑心而替敌人效力。陛下虽然曾发布恩德的诏令，设置赏格，打开他们改过自新的道路，使他们悔罪而归顺；但人们看不见实际利益，怎么能够立刻受到鼓励呢？他们内心有疑虑，对外又受到强迫威胁，敌人让他们作战就作战，让他们守卫就守卫，只求免死，别的什么也顾不上。陛下为什么不命令诸将从来降和俘获的人中选择可以任用的，按照才能授予职任，授予爵位俸禄；一旦立功，便给予优厚赏赐，同时仍用简短檄文广泛发布，诱导劝谕他们：能够献一邑投降的，就让他担任该邑的长官，以郡来降的，就让他守郡。以投降者立即任守郡之职，以献首级投降者统领军队；按照投降者功劳大小，分别厚加赏赐，使那些尚未归顺的人听到消息后互相传告说：“某人先投降而得到某种赏赐，不仅免除了罪过，又得到宠荣，大家一定要相继一同投降。”这就是让投降者受到礼遇、使犹豫者想到奋发的办法，这样他们难道还愿意替敌人效力吗？汉韩信击败陈余后，下令军中不得杀李左车，活捉他的赏赐为千金。李左车被带来后，韩信解开他的绑缚，让他面向东坐，自己面向西对坐，以老师之礼侍奉他，完全推心置腹地接受他的谋划，询问攻打燕国、讨伐齐国的计策，最终采用他的谋略平定了燕、齐。唐代李愬讨伐蔡州，俘获李祐，诸将请求杀掉他，李愬不听，把他当作宾客接待。后来李愬暗中召见李祐，屏退旁人交谈。到了夜里，李愬的军中许多人劝谏说李祐不可亲近，李愬反而更加厚待他，最终采用李祐袭取蔡州的谋略。况且韩信、李愬都是一时名将，他们一定要使左车、李祐活着并向他们询问计策，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可用之处吗？如今如果真能像任用左车、李祐那样任用这类人，也将是取胜谋略中的一个助力。朋党 谈论朋党，无非说君子、说小人。从古以来朋党兴起，小人没有一次不能得志，凭借朋党战胜君子。君子不能取胜而遭受祸患，也没有一次不惨烈。为什么会这样呢？小人奸诈而且多才，即使想要纠集同党排斥君子，如果党羽还不多、力量不足以必胜，就把祸心藏起来，徘徊不发；一面呼朋引类、拉拢牵引，增加援助，等待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所以一旦发难，必定出奇制胜，从来没有不取胜的。君子则直率任情、径直行事，不顾事情可不可行，必定想聚集众人同小人较量；但君子的同伴少、支持少，势力常常单薄，很难站稳。以直率自立的君子，对抗奸诈成群的小人，即使平庸之人也知道他必然危险；所以一旦祸机发动，便被荡涤得没有遗类而遭受祸患，从来没有不惨烈的。这就是东汉党锢之祸，足以使人流泪。君主一定要谨慎察辨朋党的邪正，使小人尚未形成多数时就赶快斥退，使君子赶快进用而逐渐增多；因此不能不及早辨别，并防范其逐渐发展。如果不及早辨别、不防范其逐渐发展，君子和小人便会结党一同进来，在面前喧争，将没有人能弄清谁是谁非，也将无可奈何。从前唐文宗以恭谨节俭自得，虽然他求治的微小心愿起初并非不恳切，最终却到了危弱而不能再振作的地步。推究其根源，实在是朋党把国家扰乱了。每逢重大谋议，甲方认为可以，乙方认为不行，朝廷上纷纷扰扰，充满争论，轮番互相攻击诋毁，就像市井商贩在集市上争辩一样，天子反而替他们用温和的话调解。那些人早早上朝、很晚退朝，所谈的也只是朋党之论，甚至说除去河北的贼寇容易，除去朝廷中的朋党困难。然而《唐史》说，他们的是非攻讦，早晨升迁、晚上贬黜，天子也对他们无可奈何。这就是君子和小人在面前喧争，没有人能弄清谁是谁非，也无可奈何。臣曾经详细考察当时朋党的祸患，大概起于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等人。李德裕固然是贤相，但李宗闵、牛僧孺起初也都是奇才，在当时很有声名。等到党派分裂，便互相倾轧出卖，甚至做出连小人也不肯做的事情；其流弊逐渐滋长，成为缙绅近四十年的祸患。像杨嗣复、陈夷行、李珏、郑覃这些人，难道全都是小人吗？也不过是被党派势力磨折排挤罢了。他们起初都不是小人，等到被党派势力磨折排挤，便产生了互相残害的心思。君子同小人分立党派，是常理；但君子也各自把自己亲近爱护的人视为党羽，这是祸患之大者。李宗闵、牛僧孺共同执掌政权，彼此唱和，排斥异己；李德裕所亲善的人全都被驱逐。等到李德裕身居相位，不是他党羽的人也都不能容身于昌地。

译即使贤能如白居易这样的中使也害怕被斥退，内心不得安宁，坚决请求到闲散之地任职，希望借此远离祸害。李德裕罢相后，凡是李德裕所轻视的人，都破格任用。至于李德裕的同党，即使草拟诏书时没有把话说尽，也还要遭到贬黜。唉！宰相的职责，本来就是替天子搜求人材并推荐他们。士人如果不是天子亲自认识、擢拔的，就不能由宰相推荐；这样又凭什么登上朝廷而被皇上任用呢？如果一位宰相离职，他的门生故吏以及亲近爱护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往往都按类别相继被废弃贬黜；否则也会因自我疑惧而引退。即使是天子亲自认识、擢拔的士人，只要曾同罢相者有一天的交往，也一定会被驱逐，竟不能在朝班中稍作停留。人材由宰相推荐，虽然未必人人贤能，却也未必没有奇能异才、卓然可以资助世务的人，往往都因朋党而被废弃不用。这样君主即使有求贤的心意，又怎能得到他们并加以器重任用呢？一位宰相离职，士人因朋党而被废弃的不知有多少；而且宰相之位不久便频繁更换，那么人材沉沦闲散的情况难道还数得清吗？这就是人材常常苦于缺乏的原因，也是牛李朋党用来祸害世道的原因。因此臣说：君子同小人分立党派，是常理；但君子也各自把自己亲近爱护的人视为党羽，这是最大的祸患。既然如此，君主难道可以不加以思考吗？做臣子的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香溪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四　宋范浚撰进策 封建 御将 赏功 劝武 募兵 封建 从司马迁、班固、曹元首、陆士衡直到唐代诸儒，谈论封建制度的人很多。赞成三代分封土地的人认为，这是为了亲近亲族、尊重贤人，表彰功德，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是深固根本、巩固基础的办法。不赞成的人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扰乱常道、触犯法纪，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如果当时正值哀、平之世，皇帝威灵衰弱，下面的官吏淫乱暴虐，情形一定不至于如此。考察其中最恰当的道理，双方都不是通达全面的论说。臣私下依据柳宗元的说法，极力说明封建制度的弊端，认为三代不能废除，后世却不能实行。为什么这样说呢？禹在涂山会盟诸侯，执玉帛来朝见的有万国。商汤兴起时，归附他的诸侯有三千，凭借他们来贬黜夏桀。周武王兴起时，会盟的诸侯有八百，凭借他们战胜商朝。从禹以来，臣服于禹而来的诸侯，成为汤、武所借助的力量，所以三代不能废除封建。汉朝鉴于秦朝孤立而分割天下土地，结果七国一同唱和，几乎危及西都。晋朝纠正曹魏的过失，大力尊崇藩屏，结果八王成为祸乱的阶梯，覆灭了东洛。因此后世不能实行封建。况且先王的良法，历时久远后常常因时势不便、风俗不安而不能在后世恢复实行，这样的事本来就很多。肉刑、井田、冠礼、郊祭、乡射、食飨，都是上古的盛大典制，如今还能保存多少呢？唯独对于封建制度，必定拘泥古制而认为可以实行，也太过分了。当周朝衰落时，补短截长，土地不过同曹、滕差不多大。凭借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安抚封疆、威服不同风俗的人，他们尚且不敢觊觎九鼎、萌生窥伺之心；还要联合诸侯，扶助弱小诸侯，共同维护封建制度，怎么能够废除它呢？唐代藩镇本来并不是赐给他们的封地，时间久了却私自把它传给子孙。田悦、朱滔、王武俊虽然飞扬跋扈，但拿各方势力比较，他们的力量还不足唐朝的十分之一。一旦得志，便擅自互相称王，如同七国的旧事，合纵结交，共同抗拒王师。以齐桓公、晋文公的强大，尚且臣服于弱小的周朝；以三位叛将的微弱，却敢僭越于强盛的唐朝。这说明，给诸侯封土、授予符瑞的制度，实行在三代，即使势力强大也没有不来朝的；实行在后世，即使势力弱小也没有不作乱的。况且汉朝分封异姓，本来是为了建立诸侯国、屏卫尊崇王室，然而那些向下国委身称臣的人，往往自行尊其国君为王，于是不知道还有天子。贯高、赵午一起谋划说：“皇帝侮辱了我们的国王。”于是便在柏人县设置埋伏。封建制度对汉朝有什么好处呢？唐朝虽然有

译时依靠藩镇军队平定祸乱，然而拥兵不朝、擅自征税而不进贡的藩镇互相观望，一起兴起。这样便是没有敌寇却丧失土地，没有交战却损失军队，稍有水旱灾害便损失粮食。田承嗣盗据吴博、魏、卫、相、磁、洺七州，却从未向天子北面称臣。蔡州帅臣不入朝接受任命达五十年，环天下的军队联合起来，也只能够擒住一个吴元济。藩镇本来不是赐予的封地，祸患已经如此，何况再以王命命令他们建立封国，那祸患将怎样控制呢？因此臣说：后世不能实行封建。况且唐朝让镇将统领军队，能够专擅威福，而刺史失去权力，所以强大的藩镇能够抗拒朝廷命令，造成僭越叛乱。如今国家让大帅统领一方，而刺史也各自履行职权，各自统辖自己的军队。方镇即使有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奸雄，最终也不能据有一州来叛乱。这说明古今郡国的制度，没有比国家现行制度更好的。但应对变化自有权宜之策，驾驭众人自有机变，这又不可不加以论述。汉高祖对张良说：“诸侯不来服从，怎么办？”张良说：“楚军将要败亡，您还没有分封土地给他们，他们不来，本来是应该的。大王如果能同他们共享天下，他们很快就会前来。”汉高祖依照张良的计策，把睢阳以北直到谷城的土地割让给彭越，把陈县以东直到海边的土地割让给韩信，让他们各自作战。于是韩信、彭越各自带兵前来。汉高祖看待所割让的土地，就像看待屈产之乘那样，不过是马厩里的马；把它从内厩取出放到外厩，也如同把垂棘之璧拿出来收藏到别处。把它从内府取出收藏到外府，暂时在当时舍弃它，日后再收回来。所以能够应对变化以完成事务，驾驭众人以取得成功。这正是汉高祖取得天下而人们没有察觉的原因。君主将要像汉高祖那样应变成事，确实应当懂得这种机权。那么如今敌人和僭叛者所盗据的边防土地、城邑，仍然都只是坚守着的空虚之地。臣本来想把守宰之职作为招降者的赏赐资本，也是权宜之计。御将 天下长期安定，军队没有平时的准备，人们不懂武备；突然有一天盗贼出现，四方传来警报，天下骚动。天子和大臣在朝廷上相对而视，不知道怎么办，只能一边吃饭一边叹息，想着得到良将来任用。得到一名武力超群的勇士，便为他解衣、推食相待，只怕待他不够优厚；把斧头交给他、把斧柄授予他来任用，只怕授权不够专一；握着他的手，把他结交到卧室之内，只怕他不肯前来。等到战争接连多年，变故已经习以为常，作为将领的人所受宠爱也更加深厚，权力也更加盛大，金钱很多、粮食腐烂，赏赐满溢；兼有多枚印信、累受符节，品秩尊崇；左边佩朱绶、右边佩紫绶，子孙也做了官；田地多而肥沃，资产丰厚；高门华屋，住宅奢侈。他们志得意满，安然自得，便昂首抗衡，不肯再受朝廷驱使。朝廷想要控制他们，却找不到办法。因为开始时待他们唯恐不够优厚，突然减薄礼遇，他们就会怨恨；开始时任用他们唯恐授权不够专一，突然夺去权力，他们就会愤怒；开始时结交他们唯恐他们不肯来，突然向他们表示猜疑，他们就会离心。怨恨、愤怒而离心，造成的祸患就不可言说了。有人说汉高祖和汉武帝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早早加以控制：汉高祖驾驭将领，常常在最初挫折他们的气势，后来再笼络他们的心；汉武帝驾驭将领，常常在外面把权力借给他们，却在内心挫折他们的气势。黥布归顺汉朝时，汉高祖坐在床上洗脚，召黥布进来相见；黥布大怒，后悔前来，想要自杀。等到他出来住进馆舍，汉高祖安排御膳饮食，侍从官的配置也同汉王一样，黥布又大喜过望。这就是在开始时挫折他的气势，后来又笼络他的心。汉武帝派使者带着方寸大的印章，直接在军中任命卫青为大将军，把诸将的军队全部交给他；但汉武帝常常坐在厕所中接见卫青，使卫青有如天子切齿痛恨般的畏惧，行动不敢专擅，以温和柔顺来取悦皇上。这就是在外面授予他权力，却在内心挫折他的气势。然而，挫折气势，是为了在任用开始时加以控制；如果将领已经安然自得、昂首抗衡，再突然强行打击

译他，又不是善于驾驭人的方法。只有把一片赤诚之心推置于他腹中，务必用真诚感动他，使他听命；赏罚分明而且确实执行，这才是驾驭将领的长远策略。臣听说唐太宗时，曾命将领守卫代州，攻击敌人立了功，而边将多嫉妒他，有人暗中上诽谤奏章，指斥他的短处。唐太宗一概不问，把奏章封好交给守代州的将领。唐太宗对待将帅，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了。然而当时从州牧长官到士卒，稍有过失罪责，没有谁得到怜悯宽恕；这正是臣所说的务必用真诚感动，以及赏罚分明而且确实执行，也正是唐太宗驾驭将帅的办法。

译李唐用兵有赏赐过厚、惩罚过轻的弊病，军队一有小胜，便夸大功劳，奔走上报功状，以求皇上的赏赐。有的一天之内两次受赐，一个月之内屡次封赏，最多的甚至多到无法计数，几乎使士兵颠倒错乱。大体上，军官便跳跃着前来，刺史便前去主持；一年还未更换，转眼已经站在朝廷的坛墀之上。所以军队不精强，粮食没有耗尽，作战却必定遭到挫败。赏重罚轻尚且导致失败，何况只厚赏而不施行惩罚，这更不是驾驭将领的方法。然而君主对待将领，不只是驾驭他们，还应当审察他们的才能并加以任用。将领固然有忠诚勇敢、令人喜爱的人，却常常失误在轻视敌人、缺少谋略。汉代李广才气无人能比，同敌人交战时，公孙昆邪担心他自负；贾复轻视敌人，光武帝便不让他独自统兵。夏侯渊作战虽然屡次取胜，魏武帝却常常告诫他说：“做将领应当有怯弱的时候，不能只凭借勇猛。”既然忠勇却不知道畏惧的人，还应当用轻敌来警戒他；也要让将帅知道朝廷了解他们的这一点，才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赏功 爵位和俸禄，是天下公有的器物，不是君主可以私自占有的。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对于爵禄，如果不该授予，即使是低微的品秩、轻薄的赏赐，也从未虚授；如果不该吝惜，即使是高位大官，也从未固执吝惜。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说：“君主也太不仁慈了！破裤子不拿来赏给身边的人，却收藏起来。”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惜每一个皱眉、每一个微笑；皱眉是因为有应当皱眉的事情，微笑是因为有应当微笑的事情。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微笑那样的小事吗？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所以把它收藏起来，还没有拿来赏人。”汉高祖攻打陈豨时，封赏赵地四名勇士，每人各赐千户，并任命他们为将领。身边的人劝谏说：“从入蜀汉到讨伐楚国，赏赐还没有遍及所有人，如今封赏这四人有什么功劳？”皇上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陈豨反叛，赵地、代地都被陈豨占有；我用羽檄召集天下军队，却没有军队到来，如今算来只有邯郸有兵。我怎么会吝惜四千户，不用它来安慰赵地的子弟呢？”所以，在不该使用爵禄的时候，韩昭侯连一条破裤子都还要收藏起来，一定留待有功者；在不该吝惜的时候，汉高祖即使把四千户封给尚未立功的人，对事情也合宜。这是古人激励世人、磨砺庸才的最高明办法。如今爵禄大概有不该授予却虚假授予的，也有不该吝惜却固执吝惜的。臣私下认为，朝廷有可以激励世人、磨砺庸才的工具却不能使用，即使使用也不得其当，于是人心有所不服，想要尽忠的臣子也没有受到鼓励。自从兴兵以来，主管功赏的官员起初完全没有核查考实，有的虚报斩获首级，有的增加叙录功勋，有的凭借权势把名字窜入功劳簿，有的行贿而冒名奏报。那些折断筋骨、冲在前面登上敌阵、拔取旗帜、割取敌人左耳的人，未必得到表彰；那些牺牲生命、损伤元气，血流肢断的人家，忘掉私利而为国死事的家庭，未必得到抚恤。凡是补授官职的，下至校尉，上至横行，车载斗量，数也数不清；却未必都是有特殊功勋、卓异功效的人，往往有一半甚至五六成是虚伪泛滥、不公正的。那些困苦而无援助、贫穷而无资财的人，即使功绩显著，文书证据清楚，官吏却还要索取贿赂，设置重重难题，年复一年，最终也得不到赏赐，没有人替他们申诉，只能彼此怨叹。这样使义士节士对于立功犹豫，对身后之事顾虑；每当看见那些贪图虚名、冒领等级的人拍掌得意、愤怒叫嚷，便替他们感到不平。这就是天下人想要尽忠却没有受到鼓励的原因。从前唐代孙承景监察清理边军，作战回来后自称亲临先锋、冒着箭石，朝廷据此奏状擢升他为肃政台中丞。等到张仁愿追问他破敌的详细经过，孙承景实际上并没有做他所说的那些事情，于是所有通过追问才弄清的虚妄赏功，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张仁愿穷究审问，孙承景就会成为第一功臣，又怎么知道他的功劳不真实呢？这就是赏功贵在精细核实。汉代赵忠讨论讨伐黄巾的功劳，甄举对他说：“傅南容先前在东军有功却没有封侯，所以天下失望。如今应当提拔贤能，纠正这种屈枉，以符合众人的心愿。”但傅南容最终也没有得到封爵。因为一个傅燮的功劳没有得到真实承认，竟使天下失望。如今有功而被遗漏的人，也很多。将用什么来安慰天下人的希望、使他们心服呢？如果说朝廷对于爵禄使用很慎重，那么泛滥的赏赐却没有加以察核；如果说使用得轻率，那么应该赏赐的人却没有得到体恤。臣因此说：有不该授予却虚假授予的，也有不该吝惜却固执吝惜的。又如四方士人到宫阙上密封奏章，有的徒步千里而来，呈上数百篇奏书，逾月过时，寄食客舍旅馆，难道没有离开故乡的思念吗？难道没有怀念亲爱之人的心情吗？直陈言辞，触犯忌讳，难道没有遭遇不测的恐惧吗？他们只是因为感慨激愤，想要挽救时局艰难，内心没有忘记尽忠，恳切不已地这样做。他们所陈述的，即使全是荒唐的狂言、琐屑的常谈，也应当偶尔召见，时时加以询问；给他们少量俸禄、轻薄的束帛赏赐，以招来众人的言论，沟通治理国家的道路。何况愚人的千虑也有一得，背柴人也可能有治国之言，难道不会有一条意见可取、一件事情可以实行吗？即使十条意见中取其五条，仍然得到了一半；可是从未听说有公开赏赐好的谋略、表彰甄别正直的言论，使天下人听到风声而更加奋发，争相献出自己的真诚，以汇集众人的谋略，辅佐中兴。这又是为什么呢？三年一次的任子，动辄以千人计；诸生由科举登进，动辄以百人计；杂流入仕，更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唯独对于进献言论的人却深深吝惜而不给予赏赐，这又是天下人想要尽忠却未受鼓励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明令有关部门，精细核实功劳和赏赐，使赏赐不被滥授。与其把赏赐滥给没有功劳的人，不如用来报答有功者；至于那些有冤屈而未能伸张的人，又不如用来酬报善言，以鼓励天下士人，这才是激励世人、磨砺庸才的最高明办法。劝武

译国家的制度规定，武臣从借职起，班次便排在文资六阶之前，其余制度也多崇尚武职。即使中间经历太平时期，修订官制时仍不改变。这难道不是劝勉武功、预防后患的深意吗？大概时局正艰难时，宠信任用勇力之士，拔距、投石、举旗、举鼎的人，都能够取得丰厚俸禄，获得显美官职。天下安定以后，收起兵器、放回战马，先前的侯爵和旧将便被投闲置散，同老校、退卒一样对待，黯然如土偶泥塑、飘尘游尘一般；这就不是劝勉武功、预防后患的办法了。因此在多难的时代，将士即使有时奋不顾身、竭尽力量，往往都怀有后顾之忧，不能把敌人完全消灭，心想从容养息、保全后路足以成为自己的凭藉。假使敌寇不被消灭，自己从世上取得的重视便不会停止，所以常常披甲拥兵，安然看着敌人如蛇如猪般不断吞食，忍受而不攻击；有时已经把贼寇打得所剩无几，却不立即彻底消灭，反而使困兽挣扎后重新兴起，成为世间大患。唐代刘巨容在荆门打败黄巢，转战一舍之地，追捕俘获敌人，大约十人中抓到八人。黄巢的力量已经穷尽，诸将想追上杀掉黄巢，刘巨容制止说：“朝廷常常辜负人，在危难时不吝惜官职赏赐，事情平定后便忌惮功臣。不如留下贼寇，为自己求取富贵制造条件。”诸将都认为有道理。吕用之劝说高骈时，也说：“您的功业已经达到极点，贼寇还没有消灭，朝廷将会有议论。况且贼寇平定后，哪里还能安稳停留、享受富贵？不如观察时机、寻求福祉，把这作为不朽的资本。”这些都是因为李唐平时不能崇尚武功、预防后患，所以刘巨容、高骈等都放纵贼寇而没有将其全部诛灭，使黄巢得以再次强盛，终于攻陷两京，祸害流遍天下。既然如此，国家的官制崇尚武职，即使经历太平时期也不改变，这确实是劝勉武功、预防后患的深意。臣私下想到，将士跟随陛下为中兴而征战，辗转艰苦已有多年；他们虽然出于忠义，但心中不可能没有对安定休息、上侍奉父母下养育子女、谋求温饱的希望。希望陛下彰明祖宗崇尚武功的意旨，诏告各军：约定收复中原之日，凡将士中有功劳的人，除已经按次序实行赏赐外，再各随官资增加本俸的一半，并终身享有，用来鼓励武功。这样将士都将互相说：“过去在没有忧患的时候，国家已经崇尚武力，如今又约定给我们增加俸禄；如果真能消灭敌人，只管安坐便可以取得富贵了。”将会看到人人想着奋发自强，抚剑慷慨，志向驰骋到敌人的朝廷，心也随之而往。又何必养成祸患呢？臣又看到军队出征时，老弱跟随其后，成为战士的拖累，似乎并不妥当。汉代李陵带兵进入匈奴境内，士卒的妻子有许多跟随军队，藏在车中。李陵说：“我的士气稍稍衰弱、鼓声打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呢？军中难道有女子吗？”士卒的妻子藏在车中，军鼓尚且不能振作，何况营帐相连、老弱接踵跟在后面，军队的气势将会怎样呢？唐代韩弘把美女送给李光颜，李光颜说：“我离开家室已经很久了，正因为替您担忧。然而战士们都抛弃妻子，踏入白刃作战，我怎么能独自以女色为乐呢？”由此可知，古人用兵，将领和士卒都离开家室而奔赴战阵。如今不如把各军的家属分别安置在江浙各郡，使他们安居，这样又有四项好处：士卒在前方作战，后方不再顾虑家人，这是第一项；分散居住，就近取得粮食，可以节省转运粮饷的费用，这是第二项；家属留居当地，人们有坚定的志向，这是第三项；即使名义上是老弱，也仍然可以弹压各郡，使盗贼不敢发生，这是第四项。仍然命令家属所到的州郡优厚地加以抚恤保存，按时供给粮食，不要让他们缺乏，这样将士就会感激，想着报答皇上的赏赐。从前唐代柳公绰以御史中丞出任鄂岳观察使，诏令征发五千士卒讨伐蔡州；军队出发时，柳公绰多次询问他们家中的疾病、生死等情况，并厚加供给。军中感激佩服地说：“中丞替我们了解家里的事情，我们怎敢不拼死作战！”所以鄂军每次作战都能取胜。如今如果真能让各州郡全都像柳公绰一样，那么分别安置各军家属，大家都会如同回到自己家中，这也是鼓励武功的一种办法。募兵 古代的兵法起源于井田制度，所以有寓兵于农，而没有募兵。后世兵农分开，兵力不足，招募士兵也是合宜的。汉高祖同楚军相持五年，多次损失军队，人数已经很多；萧何常常从关中派遣士卒补充空缺，甚至征发年老体弱、尚未成丁的人，全部送往荥阳。耿弇对光武帝说：“官吏和士卒死亡的很多，希望允许我留在上谷，多征发精兵来完成大业。”于是他同吴汉向北收集幽州十部的军队，跟随光武帝击破铜马等部。汉高祖、汉光武平定天下，都是增添兵力而取得成功。如今正要收复国土，战争刚刚开始，应当广泛招募来补充军队的缺额，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义勇之士，二是死于战事者的遗孤。况且家家操持鹤膝、户户使用犀渠，是江东的习俗。项羽所以能称雄诸侯，孙权所以能击破曹公，都是因为东吴的军队；至于驾驶戈船、顺流而下、踏动船轮、击水行进，在波涛中较量长处，更没有比吴人强的。再加上闽地山势险峻，风俗中的人都轻捷强悍，手持白梃、长铩，操持武器奋勇呼喊，锐气如火焰，难以抵挡。楚人又轻捷剽悍，冲先登上敌阵，进出如飞。把他们招募来加以训练，都可以成为精锐部队。往年敌人乘机侵犯浙右，所经过的地方被乡社民众拦击，俘获斩杀很多；由此可见江东士人胆量勇气有余，让他们抵挡敌人，往往能够取胜。臣希望陛下明发诏令给江、淮、闽、浙，招募敢作敢为的勇士；愿意效忠的人不拘数量，都发往行朝。各按路分聚集为一军，不要黥面，不要刺手，只随各州县同类结成火伍，每天加以训练，这就是义勇之士。汉朝招收从军战死者的子孙，教他们使用五种兵器，称为羽林孤儿。灌夫想为父亲报仇，披甲持戟，冲入吴军，身中十多处重伤，战斗意志反而更加激烈；大概人都有报仇的心，即使死一万次也不顾惜生命，借此任用他们，一定能立功。臣希望陛下明发诏令给各道，招募想杀贼报仇的人；所在州县厚厚抚恤他们的家属，给他们资粮，送往行朝，也聚集为一军，不要黥面，不要刺手。这些人平时心怀愤恨，想向贼寇发泄遗恨却力量不足；一旦前来应募，一定发誓捐躯，自然不会逃亡，只应教他们列阵、起坐、进退，使他们熟习金鼓之令，这就是死事者的遗孤。有人说：“从前吴国周祗想在鄱阳招募士兵，陆逊认为鄱阳郡的百姓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招募他们恐怕会导致贼寇。周祗坚持陈说招募，吴遽等人果然作乱。如今想要招募，难道不会发生吴遽那样的变乱吗？”臣认为这大概是想因为被噎了一次，就废止吃饭。况且当时是一时，现在是另一时，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译陆逊当时估量的是那些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的百姓；臣如今筹划招募，难道不是可以使尚未发动的贼寇安定下来吗？为什么这样说呢？江浙人传习妖教由来已久，近几年尤其盛行。连绵的村落、相邻的民居，到处都有这种人。作为首领的人住在穷山僻谷，夜里便呼啸聚集徒众，用神怪之事欺骗诱惑他们，天亮前便散去，像烟消鸟没。防范他们便只见鬼魅般的踪迹，捕捉他们又容易引发事端；根基牢固、枝蔓相连，势力已经暗中壮大。这些人大多奸诈豪强、拳勇横暴，不趁现在通过招募把他们收纳任用，以便把祸患消除在尚未萌发之时，臣担心吴遽未必会在今天猖獗，而张角、孙恩一定会在后来再次兴起。况且奸豪横猾之人，心性好动，大概不是那些种桑扶犁、低头安分做良民的人。譬如毒蛇巨蝎，拿来制备药物，有时反而能够治病除疾；如果弃置不用，任其日益滋生，那么它们必定会沿着墙壁、接近房屋，螫伤人而肆意施毒。因此臣希望借招募之机把他们收纳任用，这也是及时医治祸患的小办法。《香溪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五　宋范浚撰进策 节省费用 议论钱币 平抑粮价 使百姓得到实际利益 铲除盗贼 节省费用 治理财用的要点，没有比节省费用更优先的。费用不节省，却想求得财用丰足，就像借着风势放火，却希望山上的树木更加茂盛一样，是不可能的。臣认为如今财用中可以节省的有【阙】认为文饰性的事务还没有充分显现出它对实际政务的危害，如今正值大乱之后，总核名实，正是首先要办的事情。设置一个职位，还想让它兼办几项事务，何况保留那些不急需的官职，来侵蚀无边无际的费用呢？况且官职不一定要配备齐全，只要有合适的人，难道只是三公如此吗？唐代薛元超任中书侍郎时，唐高宗对他说：“有卿在中书，固然不需要很多人。”这就是说，中书有一个薛元超，其他人就可以省去。孙处约任中书舍人时，唐高宗说：“孙处约一人就足以办妥我的事情，哪里需要很多人呢？”这就是说，中书舍人有一个孙处约，其他人就可以省去。北魏裁汰选择郎官，只有辛雄等八人被留下，其余全部罢免遣散。游仆射说：“得到四五个像辛雄这样的人，共同办理事务就足够了。”这难道不是冗官可以裁省的明证吗？如果不考虑慎重选择合适的人，只想把官职配备齐全，难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实际危害很大吗？从前有人曾说，天下财赋耗损败坏，最大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军费，二是官俸。其他各项费用十项加起来还抵不上其中一项，因此从汉到唐，遇到战争艰难时，没有不裁省官员来救治弊病的。如今官员不但没有减少，有时反而增加。那些滞留在闲散部门、坐等积累资历年限的人，不知有多少？不是有功勋的旧臣，却安然领取祠禄的人，不知有多少？领取兵书、馈送和檄文，四处奔走，凭借文书券契谋求资助的人，又不知有多少？尸位素餐、窃居官位，只凭官名行走，呼喊应答却不办理职务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这难道不是冗官造成的无益大费吗？古代两国交战时，派遣使者往来其中，大概只是想平息两国的祸患、解除仇怨、修好罢了。所以有人凭三寸之舌，力量胜过百万军队。后世和亲的说法一被采用，便【阙】

译索取益发不知满足，像封豕长蛇一样不断吞食，越来越不知道停止，直到朝廷。朝廷有什么好处，却还要再次派遣使者呢？臣看汉孝文帝赠送匈奴的书信，措辞不过是：“皇帝问匈奴大单于安好。”赠送的物品不过是绣夹衣、绮衣、赤色绨、绿色缯、黄金、犀毗等罢了。然而贾谊仍然说：“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却反而处在下面。”又说：“怎么忍心把帝王的称号置于戎人诸侯之下？”形势既然卑下屈辱而祸患又不能停止，长此以往怎么会有穷尽？他甚至为之流泪。假使贾谊重新活着，如今看见我中国的金帛这样丰厚地送入北方朝廷，看见敌人的凌辱放纵这样严重，大概将会痛哭不止。况且朝廷过去在敌人面前常常屈辱退让，如今却把他们当作怨敌。过去派遣使者，所谓运送府库的财物去填补庐山般的深壑；如今则是剥削百姓，远道运送财货来奉养仇敌。这难道不是派遣使者造成的无益大费吗？臣希望节省冗官造成的大费来增加募兵，节省派遣使者造成的大费来赏赐战士，那么不必详细计较功利而使用，也大概接近足够了。议论钱币 钱币和货物耗损匮乏，是历代的忧患。有想要挽救这种弊病的人，想铸造重钱，却苦于不便使用；想铸造轻钱，却苦于盗铸泛滥，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行。如今要想挽救这种弊病，不如寻找钱币耗损的原因并设法治理。臣私下想到，国家全盛时，各道冶炼铸钱，每年供应缗钱，运入中都官府的库藏；民间积存的常有数百钜万，常平仓的储资，大郡大约有四五十万缗，次等郡也有它的一半；大邑大约有六七万缗，次等县邑也有一半。府库甚至钱串朽坏，库藏充满丰足。当时虽然四方百姓的财力匮乏，不能满足使用，但钱实实在在藏在官府中；从天下总数来看，钱并不缺乏。如今公帑已经空虚，私人财产又贫乏，公私都匮乏，不知道钱币究竟积累到哪里，竟会到了这种地步。臣曾经探求其中原因，知道钱币耗损的原因有五项：运输船和商船横渡江河、漂浮海上，被风涛覆没，这是第一；通都大邑被火灾蔓延焚烧，钱币灼烧熔化，这是第二；乡里民间的习俗，送葬、含殓、埋葬越来越多，这是第三；有些事情不严密，泄露到边境的范围很广，这是第四；禁令不严格，把钱币熔毁铸成铜器的很多，这是第五。这五种原因交相耗损，所以钱币既不能收藏于官府，也不能积存在民间，日益匮乏。要挽救这种弊病，就应当从耗费最严重的地方入手加以禁止。如今王师有百万之众，有的列营戍守，有的进军攻伐，都要用钱作为军需，于是钱财便流失在疆场。希望下诏各军加意禁察；如果有人想用金、银或丝帛换取钱来支付费用，也可酌量允许兑换。至于把铜钱熔毁铸成器物，更应申明严禁令，责成各郡县竭力执行，严加惩处。从前刘秩说，铜铸成兵器，不如铁铸成器物；铁铸成器物，又不如漆器。禁止毁铜铸器，人们就无处使用铜，盗铸的人会减少，公家的钱不会被毁坏，百姓不会因此触犯死罪，钱又会日益增加，这是一举而兼得四种好处。陆防也说，禁止使用铜器，钱就不会缺乏；这些都认为禁铜有利。太祖时，有司请求在江南实行铜禁，诏令说：寺观原有的道教、佛教造像、钟、磬、铎、钹、塔轮、火珠，以及百姓日常使用的铜镜，可以保留；其余铜器限一月之内全部送交官府，由官府按价收买；胆敢藏匿不报的，依法论处。如今倘若遵照这道诏令，申明严厉的铜禁，所得铜必定很多，就可以扩大铸钱。从今以后又不再有人毁钱铸器，钱财哪里还会不充裕呢？但是我曾考察汉章帝时，谷物和丝帛价格昂贵，县官经常性开支不足，张林说不只是谷物贵，百物都贵，这是因为钱贱的缘故。应当命令天下都用布帛缴纳租税，买卖也都使用布帛，把钱封存起来不让它流出；这样钱少了，物价反而都会下降。又如献帝末年不再铸钱，旧钱本来就不多，而且没有增加，所以谷价极低。这说明古代是因为钱少，物价才低。如今钱币既然缺乏，而百物却都飞涨，难道如今的钱币与古代的钱币有所不同吗？大概是谷价极高造成的。东南地区种植生产的利益没有比过去增加，而寄居在东南、靠东南供给粮食的西北人却越来越多，这就是谷价极高而不能平抑的原因。人把食物看作生命，对于谷粟，一天也不能不求取。如今土地的产出没有比过去增加，而吃粮的人却更多；况且所储存的谷物，都被豪民大户乘机谋利，他们关闭粮仓索要高价，价格若达不到高价，粮仓始终不开，于是谷物不能不极贵。那些购买各种物品的人，也并非不饥饿的人，本来就要估量食物和费用来购买百物，因此百物也不能不极贵。这就是钱虽缺乏而物价并不降低、所以不同于前代的原因。如今想使百物价格下降，就应当先平抑谷价；谷价平抑了，百姓的开支就会减少。再加上官府收购民间私铜以扩大冶炼铸造，又平抑谷价以节省百姓开支，那么钱虽缺乏，也不算严重的祸患。汉代刘陶说得好：“如今的忧患，不在钱货，而在百姓饥饿。” 我也认为，如今的弊病不在于钱币缺乏，而在于谷价不能平抑。平籴 我所说的平抑谷价，并不是要用严酷的法律和秘密的禁令强行压低谷价。我听说，粮食和财货有轻重、收敛和散发的权力；主管部门失去这种权力，奸民就能乘人急需而独占其利。所以说：‘百姓有饥饿的，是因为有粮食藏在某处。’又说：‘年景有丰有歉，所以谷物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物品有轻有重。’君主不加治理，囤积货物的商人就会在市场上活动，乘百姓供应不足之时，使货物价格涨到成本的百倍。那么要平抑谷价，使它不至于过分昂贵，收敛和散发的权力，主管部门难道可以不掌握吗？秦朝末年，豪杰争相夺取金玉，只有任氏把粮食藏入地窖。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时，百姓不能耕种，一石米涨到万钱，豪杰们的金玉最终都归任氏所有，任氏便靠此致富。假如当时收敛、散发粮食的权力掌握在公家手中，任氏即使有粮，又怎能索取高价呢？如今不如仿照李悝的平籴法、耿寿昌的常平法，把收敛和散发的权力收归主管部门掌握，使豪民即使粮食充足，想索取高价也做不到，这就是我所谓平抑谷价的主张。李悝制定平籴法，观察一年丰收分上、中、下三等来决定收购数量；又根据一年大饥、中饥、小饥三等来发放所收粮食，所以即使遇到饥荒、水灾、旱灾，粮价也不会昂贵，百姓也不会流散。

译这项制度在魏国实行后，国家因此富足强盛。耿寿昌制定常平法，命令边郡都修筑粮仓，在谷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以利于农民；谷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百姓非常便利。我认为应当斟酌采用李悝、耿寿昌的办法，下诏各州县分别根据所辖土地的广狭、谷物产量的多少，参考往年和籴的斛数，制定固定数额；每年又按照上、中、下三等丰收情况，把收购分成三等。每年秋收之后，立即广泛收购粮食，必须按当时市价偿付百姓，不得克扣。到了第二年春夏，谷价上涨，就稍微低于当时市价出售；也根据收购数量的多少，分三等出售其中的二等，并把再次储存、出售所得的钱作为当年收购粮食的本钱，剩下一等则留待军队兴动时使用。这样，收敛和散发的权力就全部归于公家，豪强掠夺者不能把粮仓紧闭，挟持所储粮食谋取重利，谷价哪里还会极贵而不能平抑呢？我所说的，只是大概情形。至于创制制度、拟定细密条文，以及周密防范利弊的措施，就在于主管部门详细研究后实行。有人说：‘官府自行买粮，与百姓交易，难道不会扰民吗？’我说：‘百姓不被压低价格强行卖粮，官府也不强迫百姓高价买粮；压低价格是为了便利百姓，所得余利用来供给军队；对上可以增加储积、帮助运输，对下可以检举豪强奸民、救济贫弱，确实能看到它的利益，却看不到它的扰害。’ 与横征暴敛相比，难道不是好得多吗？唐德宗时，陆贽因为关中谷价低，请求和籴一百多万斛，可以减少转运。他又想把因此节省下来的米，卖给江淮遭受水灾的州县，每斗比当时价格减五十钱，以救济贫乏；在京城东面的渭桥出售的粮食，每斗比当时价格增加三十钱，以利于农民。古人从来没有不把掌握收敛、散发的权力以及实行平籴、使百姓获利作为主旨的。谁说这些办法不能在今天重新实行呢？我私下观察世上谋求财利的人，大都把剥削下层百姓作为理财之道。所谓千方百计，整日到晚，成百上千的案牍，都是从百姓身上取来的。他们却不知道，理财的道理本来就有不伤害百姓而有利于时局的办法。唐代刘晏掌握万物价格涨落，常常掌控天下盈余的财货来辅助军队兴动；即使动兵数十年，征敛也没有涉及百姓，而国家用度充足。第五琦在军队兴动时，随事催办，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丰足。程异在江表征调财物，所到之处不剥削百姓、不增加征敛，国家经费因此充裕。元琇主管度支，正逢蝗灾旱灾，却没有增加一项赋税，军队兴动时一切都能整齐供给。这几个人都没有向百姓索取，而财用自然充足，难道是上天降下、鬼神输送的吗？也只是掌握了收敛和散发的权力罢了。这样看来，我所陈述的平抑谷价之说，难道不是不伤害百姓而有利于时局的办法吗？实际的恩惠 百姓，是至为愚朴却又至为神明的。用智巧驾驭他们，他们就会欺诈；向他们显露疑心，他们就会偷窃。待他们不用礼，他们奉行义理就会轻薄；安抚他们不用真情，他们效忠就会浅薄。既然如此，君主真想使百姓获利，难道可以不给他们实际的恩惠吗？用浮泛的文章施惠而实际恩惠不到，这就是用智巧驾驭百姓；他们怎么能不欺诈？这是向他们显露疑心；他们怎么能不偷窃？这是待之不用礼、抚之不用情；他们奉行义理怎么能不轻薄？效忠又怎么能不浅薄？君主用浮文欺骗百姓，百姓用欺诈回应君主，那么上面的恩泽凭什么能到达下面？下面的实情又凭什么能传达到上面？上下互相猜疑阻隔，日益离心，这是祸乱灭亡的根源。从前唐文皇，是贤明的君主。他常说自己以诚信治理天下，想让臣民都不欺诈。裴矩上奏说，百姓遭受突厥侵扰暴虐，请求每户发给一匹绢。文皇说：‘我不想徒有存恤的名声，却没有实际恩惠。各户大小不同，怎么能一概同样赏赐呢？’于是按人口计算标准。太宗想使实际恩惠到达百姓，用心可以说极其周到了。然而当时下诏，凡拖欠官府财物的，一律免除。不久，凡拖欠秦府、国司财物的人，却又照旧催逼索取。又下诏关中免除两年租调，关外给以一年复业的优待。后来又下敕说：‘已经服役、已经输纳的，以明年为始。’诏令散发、收回之后，才又重新追征。这是想施惠百姓而实际恩惠没有到达；即使像文皇那样用心，也不免成为浮文。我曾恭敬地阅读建炎改元赦书，其中用来勤勉抚恤民间隐忧的，不止一件事。凡拖欠租税钱财、暂缓征收以及折价输纳之类，免除的很多。又特别说明官吏削刻良民，百姓受害往往倾家破产，所以对天下人的慰抚安定极为深厚。赦令传到之处，百姓都感激流泪，认为陛下这样周详、这样恳切地施惠于百姓，不再是从前那种虚文，不是徒然挂在墙壁上的东西。甚至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扶着拐杖站着聆听，希望再稍等片刻，不要死去，好亲眼看见中兴的盛况。然而事情多沿袭旧习，官吏不奉行，前一道命令还没有完全实行，后一道命令已经再次变更。不到一两年，各种弊病纷纷出现，仍然成了虚文，起初并没有实际恩惠。即使又多次下诏赦免，恩德之音极为深厚，我恐怕这些至愚而又神明的百姓，早已对先前的事情产生怀疑，怎么能希望他们后来一定相信呢？中兴的功业，还要劳烦圣心，也未必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凡拖欠租税钱财，年久不能缴纳的，都是贫民穷户，在水旱灾害和疾病之后，衣服不足以遮蔽身体，食物不足以充饥。他们已经被寒冷和饥饿逼迫，又受到追捕欠户的差役、督责官吏登门斥骂，责令缴纳根本无力偿还的积欠，并借机满足他们永不厌足的私欲，抢走衣服，掠夺器具。鸡窝、猪圈，没有不被夺取的。大官还没有离开，小吏又来了；早晨索取，晚上催逼，剥皮敲骨、榨尽骨髓，百姓用来偿还官府的实际欠款还没有一丝一毫，官吏所得却已经车载斗量。朝廷怎么忍心为了收取微小的欠负，使百姓承受无边的痛苦呢？他们横遭侵辱，怨恨悲叹的声音，朝廷听不到；他们藏头躲避官吏，潜入山中逃窜山谷，朝廷也看不见。丰年富岁，百姓已经困于追呼；一旦发生饥荒，他们就只能拿着瓢囊四处流转，最终成为沟中的枯骨罢了，怎能不令人悲哀！我愚昧地认为，与其让追讨欠款的虚名成为差役横行掠夺的借口，不如放弃收取微小欠款的所得，为贫民谋求无穷的利益。何况拖欠在十年以前的，百姓所应承担的已经很多，最终也没有能力缴纳。稍微缴纳一点，便害怕官府要追缴全部，于是厚重行贿，请求吏部，即使是极少数钱也无人替国家收取；这又只是使瘦弱的百姓更加贫困、使官吏肥厚，而公家实际上没有任何得失。我希望重新施行屡次下达的赦诏，逐条列明百姓所欠可以免除的项目，规定从哪一年起计算，明确颁降恩德之音，把欠债名册全部削除。官吏如果不立即从名册上削除，后来又重新追讨偿还而进行奸诈的，要加重流放惩罚。这样或许百姓能够沾受实际恩惠，知道朝廷的赦令确实是为了施利泽、救困病，并非虚文。这样的政治功效，难道不是胜过唐文皇吗？革除盗患

译年景正逢旱灾蝗灾，百姓无法依靠生存，只得逃避死亡、自行求生，抢夺金钱和军粮，却不知道羞愧。严重时便成群结伙作奸，依凭狐丘，栖宿兔穴；这类人成为盗贼，大概是被逼得无可奈何，本来应当安抚、安置、聚集他们，不要把他们逼到必须诛杀的地步。至于豪强奸猾之徒，乘危机、钻空隙，兴兵聚众，大则四处飞扬转为寇盗，残害百姓；小则攻占城邑，像鸱鸟一样蹲踞观望形势，这种盗贼又怎能宽纵而不诛杀呢？过去官军讨伐豪强奸猾之贼，不但宽纵不诛，反而常常授予他们爵位官秩；于是兴兵聚众者相互仿效、接踵而起，驱掠残暴，无所不至。金钱、粮食、子女，华丽衣服、丰盛饮食、华车骏马，都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他们反而还不肯厌弃战争，才开始以请求投降的条件自行联系；官府便按照首领和部属的罪责次序，以官级和礼遇优厚者先投降、爵位卑下者后归服。官军力量有时不能制服他们，就委屈己意顺从答应，只怕稍微触怒贼心，使他们不能立即投降。等到拿出官府文书诱使他们放下武器，往往早晨还是黄巾贼，晚上已经佩紫色绶带；那些砍木为兵、揭竿而起的人，竟然插笏曳履，雁行于士大夫之间，国家威严没有比这更受损害的了。因此江湖岭海之间，跳梁猖獗、攻打劫掠市邑的盗贼，直到今天仍时常出现。我考察秦汉以来，号称中兴、显赫地为古今称颂的君主有三位：汉光武、晋元帝、唐肃宗。然而晋朝自从建都江左，奸人叛乱时常兴起；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大盗也接连出现；唯独汉朝建武年间遂无强盗，为什么呢？晋元帝时，王敦骄横放纵而不守臣节，皇帝害怕他而不能制服，自己丧失了诛罚大权，所以弊病流传后世，留下了纵养时局之贼的讥讽。唐肃宗时，平卢的一名副将杀死节度使的儿子，又推立侯希逸，肃宗不能正其罪，反而因此授予侯希逸旄节，所以弊病流传后世，形成姑息的政治。晋、唐虽然都称为中兴，但威权柄政受到削弱，因此强盗不断。光武却不是这样，他凭借英明威势和雄才决断，总揽权纲；群盗请求投降，他从未假以辞色，更何况轻易授给他们爵位官秩呢？刘恭说：‘刘盆子带领百万军众投降陛下，您打算怎样对待他？’光武说：‘只把不杀你作为对待你的方式。’杜成替王郎请求投降，要求封为万户侯，光武说：‘只要能保全自身就够了。’光武这样对待群盗，所以建武年间虽然偶有狂妄狡诈之徒兴起，最终却没有形成强盗。这样看来，用爵位官秩招降安慰盗贼，确实是开启奸邪的弊政。陛下继承并开创中兴，收回威权、尊崇国体，就应当以晋元帝、唐肃宗为戒，以汉光武为法。凡盗贼请求投降，只把不杀他们作为待遇，使他们保全自身就足够了；又怎么可以再像过去那样，让官军委屈自己，继续沿袭纵养姑息的陋习呢？从前唐僖宗时，黄巢已经攻破广州，势力大盛，上表请求担任天平节度使。宰相卢携一向与高骈交好，嘱咐高骈立功，于是坚决不同意。黄巢请求不成，等到黄巢势力更盛、攻破淮南，人人都责怪卢携。朝廷这才下诏任黄巢为天平节度使；诏书下达时，黄巢已经攻破潼关了。我曾阅读《唐史》，私下认为卢携坚决拒绝黄巢的请求是对的；当时人责怪卢携是不对的，后来又怪他最终不应把节度使授给黄巢。为什么这样说呢？黄巢虽然横行天下，不过是一个凶暴的盗贼罢了。防备盗贼奸宄，即使尧舜时代也不能免除，这是历代常有的事。假如授予节度使一职来满足他的请求，那就是让盗贼掌握旄钺，岂不是极其荒谬吗？从政治体制和名位器物来说，宁可让黄巢更加猖獗，也终究不能把节度使授给他。况且黄巢的势力如果能够肆意妄为，即使得到旄钺，仍将照样转为寇盗；这果真足以填满盗贼的贪心吗？所以凡是形成纵养姑息陋习的，都是开启奸邪的弊政。能够革除开启奸邪的弊政，就是革除盗患的首要事务。《香溪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六　宋范浚撰写记文 慎独斋记 养正斋记 拙懒轩记 不欺堂记 自牧斋记 西溪观鱼记

译慎独斋记 人把自己的内心藏起来，实在很难测知。修饰冠帽衣襟，巧妙地进退趋走，逞强辞令口辩，谁不想使别人认为自己是士君子呢？然而最终大多不免只是普通人，有的甚至陷入大恶，祸根就在内心与外表相违，却安于自我欺骗。人自欺的情形，大概不止一种：明明知道善值得喜爱，却弃置不做，这是自欺；明明知道不善可厌，却姑且去做，这是自欺；实际上没有这种善行，却贪求它的名声，这是自欺；实际上有这种恶行，却以过失为借口推辞，这是自欺；知道有这种过错，却吝惜而不改，这是自欺；实际并不知道，却说我知道，这是自欺；实际没有做到，却只想获得声誉，这是自欺；表面上取得仁的名声，居处其中却毫不怀疑，这是自欺；言语超过行为，说起来却毫不惭愧，这是自欺；要求别人做到而自己没有做到，这是自欺；自己有这种过错却责怪别人，这是自欺。其余所谓自欺的种类，大概不能全部说完，也不能立即逐一列举。喜欢欺骗的人，动不动就想修饰欺诈来欺骗人，却完全不知道一天之内百般念头纷纷生起，自己欺骗自己的地方其实很多，而欺骗别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况且他用诡诈的心欺骗别人，不顾情理，往往还没有欺骗别人，实际上已经先欺骗了自己。那些喜欢欺骗人的人，最终因为不思考而安于这种状态，能够只做一个普通人，已经算幸运了。距离陷入大恶还能有多远呢？《礼记》说：‘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自我欺骗。小人独居时做坏事，没有什么不做的；见到君子以后才羞惭不安，遮掩自己的坏处而显露自己的好处。别人看见自己，如同看见自己的肺肝一样清楚，这样还有什么益处呢？’这说的是内心真诚便会表现在外，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人有杀人的念头，往往立即表现在声音里；有想吃烤肉的念头，往往立即表现在脸色上；有恐惧的心，眼睛就会转动，说话也会放肆；有异心，目光就会移向远处，脚步也会高抬。心念一动，即使极其细微，表现在外面的东西已经无法掩盖。像这样，那些小人却想在君子面前遮掩自己的坏处。当他的念头已经不善，又想着要遮掩它时，不善的念头已经真实地存在于内心。既然真实存在于内心，内心那种想自我隐藏而又不能满足的细微情绪，就会显露在言语、心意和神态之间。他自以为没有人能看透自己，却不知道别人已经看见了那不可掩盖的东西，仿佛看见他的肺肝。唉，自我欺骗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正是我所恐惧并想用来警戒自己的，所以一定以‘慎独’给居室命名。从前海边有个人，每天早晨都跟海鸥游玩，前来的海鸥有几百只。他的父亲说：‘你捉几只海鸥来，让我玩玩。’第二天他到海边，海鸥只在空中飞舞，却不再落下。大概是他想捕捉海鸥的念头刚刚在心中萌发，虽然他自己不知道神态已经不同，海鸥却知道他的不同。内心隐微的变化，连禽鸟都能察觉，却说别人察觉不到我，难道可以吗？因此古代求学的人，都知道要慎独。即使在幽暗无人之处用心，也一定使意念真诚，从不自我欺骗。所以季札解下宝剑，系在徐君墓旁的树上离去，说：‘起初我的心已经把剑答应给他了，难道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自己的内心吗？’徐君心里想要这把剑，季札心里答应给他，这是谁能知道的呢？季子却不因徐君已死而违背自己的内心。唉！世上那些当面欺骗别人、却又以有诺言而自负的人，难道不是自欺吗？有志于慎独的人，不应当像季子一样吗？乐正子春服丧，五天不吃饭，说：‘我后悔了，从我母亲那里都没有得到我的真情，我还把真情用在哪里呢？’五天不吃饭，出于矫饰欺伪而不是真情，子春心里知道这一点，别人谁能知道呢？子春却因自己的矫饰欺伪而责备自己，仿佛有极大的悔恨。唉！世上那些矫激造作、窃取名声的人，难道不是自欺吗？有志于慎独的人，不应当像子春一样吗？汉代第五伦对人说：‘我哥哥的儿子生病了，我一夜探望十次，回来后却安然入睡。我的儿子生病，即使不去探视，却整夜睡不着。难道能说我没有私心吗？’安然入睡却一夜探望十次，是第五伦的欺诈；不去探望自己的儿子却整夜不眠，是第五伦的真情。他用心的细微之处，别人谁能知道呢？第五伦却把这看作自己的偏私，公开说给别人听，丝毫没有隐藏。唉！世上那些用欺诈看待别人，却始终隐藏自己真情的人，难道不是自欺吗？有志于慎独的人，不应当像第五伦一样吗？宋代阮长之任中书郎时，夜里到邻近的官署值宿，误穿木屐走出门阁，便据实自我陈述。门下官认为夜深无人知晓，不接受他的自陈。阮长之坚持派人把自陈送上去，说：‘我一生都不因在暗室中的行为而后悔。’穿木屐本来已经是过失，又是在夜晚；阮长之如果不自己说出，谁能知道呢？他却把在暗室中有悔恨看作严重的过失，坚持要自我陈述。唉！世上那些侥幸别人看不见，便放纵自己做不义之事的人，难道不是自欺吗？有志于慎独的人，不应当像阮长之一样吗？遍观古代求学的人，能够慎独而不自欺的，当然也很多。我独独称说这四个人，大概是举出他们对我的内心有所警戒的人，将把他们写在座位右边，作为早晚起居的警戒，希望对于前面所说的自欺种种，能够深思并努力除去。《中庸》说：‘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别人听不见的地方恐惧。没有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的，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所以君子慎独。’看不见、听不见，就是所谓独。看不见时，眼睛没有参与；听不见时，耳朵没有参与。我所说的隐微，即使我的耳目也不能参与，这就是独。这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因此，在看不见之中的看，在听不见之中的听，隐微之中存在着最大的见闻，却不能用语言说出。这样说来，慎独的学问，需要勤勉而精进，难道只是为了不自欺吗？绍兴九年六月八日记。

译养正斋记 在门上刻铭，在几案上设戒，是古代有志之士用来显示细微处的谨慎、善于自我修养的办法。如今人们天一亮就出门，牵挂事务、追逐衣食，经营办理各种事情，晚上必定回家休息身体。然而正当行动劳累疲惫时，昏昏睡去，醒来起身，又像昨天一样匆忙；他们的心事躁动纷乱、昏暗迷惘，在漂泊流转中竟没有片刻自我省察。这是只知道休息身体，不知道休息内心。他们还把一间屋子看作旅舍，只是出去又进来、进来又出去罢了，哪里还会把古人的铭戒当回事？这真是大惑不解。盈川人虞唐佐，字尧卿，跟随我范浚游学，将近一整月了。他内心淳厚、外表谨慎，始终没有一天不同；刻意询问学问，知道应以领会和通晓为要务。年末回乡拜见双亲时，他又说，平日早晚省视双亲，余暇便建屋藏书，以学习为名给屋子题作‘养正斋’，取自《易》的卦辞，希望得到我的一点意见，带回去写在斋中，早晚诵读遵行，作为警戒自己力量不够、能力不及的箴言。即使躺下和起身，难道敢忘记吗？范浚说：‘你的志向如此，已经懂得门铭、几戒的意义了。你同放纵内心、不求进取而只知道休息身体的人大不相同，难道可以不说些什么留给你吗？人一出生就有知觉，不学习就愚昧；愚昧就看不明、听不聪、思考不通。即使有知觉，也等同于没有知识。既然学习了，却没有得到正道，就会喋喋然依着眼睛追逐颜色、依着耳朵追逐声音、依着思虑追逐欲望；这种东西给心灵带来的祸害，恐怕比不学习而愚昧还严重。所以君子把端正它看作最可贵。《易》说：‘乾道变化，各自端正万物的性命。’曾子说：‘我得到正道，即使死去，也就够了。’人从上天接受性命，本来具备正性；君子保全这种正性，直到死后才停止，这就是说，上天使人获得完整的性命，人应当使它完整地保有。生存依循它，死亡也依循它，这样才可以对得起它。曾子终身想得到正道，就是这个原因。况且万物散布各异，形体生成、元气变化，没有一样没有正性。石头可以被打破，却不能夺走它的坚硬；丹砂可以被磨损，却不能夺走它的红色；霜雪极其猛烈，松树的颜色仍然茂盛；风雨使白昼昏暗，鸡仍照常鸣叫。万物一旦承受了自己的正性，尚且不会改变丧失，人难道可以失去正性吗？孔子为《易》的艮卦作彖辞说：‘艮，是培养正道，成就圣人的功业。’为颐卦说：‘培养正道就吉祥。’颐卦讲咀嚼食物，是养生之道；艮卦是万物幼小之时，想得到养育，而且艮卦的互体从二爻到上爻有颐卦的象。因此圣人以养正垂示戒诫，卦名不同而辞意相同，说明正道不可不培养，培养又不可不端正。古人想看正当的事，听正当的话，亲近正直的人；不坐邪僻之室，不吃邪蒿；行走时姿态一定端直，站立时姿态不偏斜；不侧耳倾听，不斜眼看视。这些都是培养正道的方法，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先端正自己的心。儿童的蒙昧尚未发作，内心专一而宁静，应当从这时培养它。即使由蒙昧成长为壮年，再由壮年进入老年，也将不会失去他的赤子之心。这就是可以成为圣人的功业。水未必立即流到海，但谈论水一定以到海为目标；学习未必立即达到圣人境界，但谈论学习一定以圣人为根本。道本来没有末端之分，趋向前进、应答诺然，哪怕只是捧水洒扫，也是蒙童的学习，其中却已经存在向上通达的道理。不要认为养正是浅近的事情，要努力啊！绍兴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记。拙懒轩记 古代君子持守内心厚重，所以从不夸大自己、自以为多能。即使是至圣大贤，也还要退居下来，把自己托处在无能的位置。这并不是故意谦虚、修饰逊让，表面上作出这种小小姿态。大概不这样，就不足以持守盛大德行、守住已经成就的才能。所以说：聪明睿智，要用愚朴来守护；见闻广博、善于辩说，要用简约来守护；武力刚毅勇敢，要用畏惧来守护；富贵广大，要用鄙陋来守护。后世君子却不是这样，浮躁而浅露，言语华美而行为自夸，刚写成一部书，就想得到宰相之位；刚拿起一支笔，就想裁断国家大事。矫饰的意气虚张声势，过分抬高自己的身份。甚至有人在门上大书：‘不读五千卷书，不得进入此室。’唉！古代君子的忠厚谦退，和后世这种不厚道的人相差何其悬殊啊！我曾私下听说过：求学者的祸患，没有比自满而停止更大的。他说：‘学到这个程度，也就足够了。’自满而不再学习，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了。这样怎么能不夸大自己、自以为多能呢？却不知道道的深邃、德的奥妙、学问的广大，绝不是只揭开水流、涉过水波的人所能测知的。譬如沿着水流上下行走，如果没有走出绝流的水沟、断绝的港汊，就一定以为天下的水只有这些罢了。于是又自以为天下观看水的人，没有一个比得上自己，便夸张自大，产生轻视天下人的心。假如让他漂浮在沧江之上，面对大海，水势浩渺弥漫、无边无际，不见边岸，他将眼花摇摆、畏缩惭愧，惆怅悔恨而茫然自失，为先前的见识感到羞愧，甚至来不及把自己比作蹄涔、杯坳中的小水洼。这样看来，世上那些成就一点大事就喜好自高、过分抬高自己的人，难道不正是不学习的过错吗？欧阳使君，是我的长辈。他任临江守时，以廉洁自持，宽厚而不苛刻。小民以他的政令为便利，后来因疾病请求闲居。获得准许后，他来到我乡里的萧寺寄居，开辟一座高轩，在其中游息居住，给它命名为‘拙懒’。我观察使君，年高而喜好学习，早晚面对黄卷书本，手不释卷；又有短篇长篇的文章，吟诵日益丰富。他的勤奋和才巧已经达到极致，却仍然把自己托处在拙懒之中。难道不是因为他确实认识到学问的广大，内心不自满，而且效法古代君子持守盛德的做法，想借此矫正世人造作自大、喜好自高的弊病吗？从前嵇叔夜自称懒惰、不涉猎学问，却博览而精通；杜子美自称年老而才思笨拙，诗歌却穷尽天然的工巧。崔沔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陋’，柳子厚把堂命名为‘愚’。如今使君自称拙懒，正与嵇、杜一类；用它给轩命名，又和崔、柳的意思相同。当使君任临江守时，军书正十分紧急，元帅的偏师接连来到，捷报不断传来，改道停车的使者交错不断、前后相望。凡是辇车、流马、军粮、草鞋，皮革、号角、稻秆，以及杀牛宰羊等征集军需的事务多种多样，而官府没有储备钱财，粮仓库藏又空虚匮乏，一切都要仰赖向百姓征取。不供应，军队兴动就会缺乏；大肆搜括，百姓就会告病。于是请求闲居，这难道也是使君认为自己拙懒的原因吗？我登上轩作诗后，使君又嘱托我写一篇记。我正鄙视世俗的浮薄，却乐于看到使君独自忠厚、退让地把自己托处在无能之地，不能不说些什么，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

译温州永嘉县不欺堂记 县令的职务比其他官职最接近百姓。每天早晨起身穿戴好冠服，坐在公堂上，召进前来诉讼的人，听取案件要领；直到太阳落山，有时还不能休息，甚至要点灯办事。各种虚假的情状、伪装的面貌、诬蔑抵赖的言辞纷纷摆在面前，奸猾的胥吏从中挑唆，玩弄法律条文来帮助他们强词夺理。又加上县令要同宾客应答，好像将要迎接大官一样；大官出行归返境界，他也要到境上迎送，没有一天空闲。偶尔检查熟悉的事务，便有吏员抱着簿册案卷，衣袖相连地进来，提笔批阅签押，竟多达上千份文牍；若不是精神十分敏捷，就不能不感到劳累。若精神昏昧，蒙蔽欺骗、当面欺诈的人便更加乘机而入；县令想使人不欺骗自己，实在艰难啊！我的兄长茂安任永嘉县令，任职已经超过一年，恩惠遍及百姓，禁令得到信守，门庭日益安静，因政务无事写信给香溪，告诉他的弟弟范浚说：‘我做县令，并不以能干闻名；幸运的是本县士人很多，乡【句】俗中没有豪强狡黠之徒，使我还能稍稍从这里领取俸禄。我就在处理政事的东堂里放置几案和砚台，有空闲便在这里休息，因此给它命名为“不欺”，用来自我警戒反省。这并不是要求别人不欺骗我，只是要求我的内心不欺骗自己罢了。你替我写一篇记吧。’范浚说：‘我的兄长安抚一千户人家，就像处置环堵之室一样容易；治理纠纷，就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中一样容易；使卑微猥琐的吏员改过自新，使争执不休的案件不再出现。“不欺”二字怎么会达不到这种境界呢？’ 又听说古人有话说：‘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自我欺骗。’内心真诚，就能感化别人，将会达到不下令而百姓自然响应的境界。大概还有作用在政令之外的东西。婴儿出生三个月时，面对轩冕不知道欲求，面对斧钺不知道恐惧，然而慈母的爱却能使他明白。蛟龙潜藏深渊，它的幼子在高陵迎接变化；这种精微的感应，实在难以用言语说明。我的兄长如果能够不自我欺骗，那么安坐空堂，就像面对上官、面见贵客、面对百姓一样；随后胥吏便会把一个念头稍有差错看作与众人言语不合，把一次失念看作耳边听到诽谤。能够像这样不欺，就可以上对鬼神、下使金石洞开。何况这些百姓难道还会忍心欺骗我吗？从前有人谈论‘三不欺’，说‘百姓不忍欺骗’最好；我曾私下评论说：‘百姓不忍欺骗，是说本来想欺骗却不忍心，这仍然有想欺骗的念头。’大概所谓三不欺，都是要求于别人，而不是要求于自己，所以即使像宓贱那样善于治理，百姓想欺骗官长的念头仍可能萌发。他拉住两名史官的胳膊，责令他们记录，这就已经欺骗他们了。又怎么能使别人连想欺骗他的念头都没有呢？唉！精诚在暗中相通，比大声呼喊更有力量；是否欺骗，存在于内心，似乎沉潜阻隔而不容易探取，却会在告知众人的事情上清清楚楚、无法遮掩。从前齐侯与管仲谋划攻打卫国，齐侯退下后见到卫姬，脸色有所变化，脚步高抬，气势强盛。卫姬知道他想攻打卫国，第二天见到管仲时，说话缓慢而面有惭色。管仲知道齐侯已经放弃攻打卫国。齐侯隐藏自己的实情，可以说很秘密了；进内被卫姬看出，出来又被管仲看出。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能欺骗，而想要欺骗人，尤其不可能。何况还想使别人不欺骗自己，就更加不可能。关键在于不自我欺骗，这一点是清楚的。我的兄长厚重、简朴、廉洁，施政首先治理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不欺骗，不要求别人不欺骗自己，这是使自己心意满足的学问。用这种方式感化别人，别人将会自行改变。因为心中没有欺骗的萌芽，所以范浚叙述给堂命名的用意，并论述‘三不欺’以及‘精诚’能够感化众人的道理，作为这篇记。绍兴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记。自牧斋记 永丰人柴喆，字吉卿，怀揣铅笔、束着书来到香溪跟随我游学，同他谈论万物之理、性命之学，他欣然喜悦，看起来确实有志于调治气性、涵养心性，大概是非常专心的。过了几个月，他告辞回去探望父母，又说：‘我柴喆不才，起初不知道学习，但也不敢一天忘记自己想学习的东西。以后在冬温夏清、侍奉双亲的空闲，结草屋作为斋室居住，命名为“自牧”，这大概就是我想要学习的事情。希望您赐一言，让我带回去写在斋壁上，以此谨慎提醒自己能力不足。’早晚都能受到好的教诲，而师门并不遥远。我回答说：‘你知道“自牧”的含义吗？我将扩展你的意思来说明。《易》说：“以谦卑自我约束。”这难道只是说在当世与人交往吗？善于学习的人，以千年前的古人为朋友，最终与他们相齐，正是用这个道理。世上那些腹中空空却自以为贤能的人，读书还不能做到断句，就把跟随郑玄学习的人看作十之八九都是庸人；他们只是把自己置于庸人之上，认为超过庸人就够了，所以夸大自己来抬高自己。然而自高正是造成卑下的原因；以卑下自我约束，才是崇高自己德行的原因。如今登山的人，所处位置已经很高了，抬头向左右看，那些巍峨高耸的山仍然在他的上方。求学也是这样，贤如孟轲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却还担忧自己不如舜；大概古人的学习不到极高处便不停止，因此只看见自己的卑下，而没有看见自己的高处。你想不做一个庸人吗？那么就应当效法古人的用心，思考着追赶他们，然后才可以谈论自我约束的道理。人出生本来就有某种天性，浑然由天生成，只在于善于涵养、不加伤害罢了。自我约束的道理，就是用礼来制约它，害怕它放纵；警戒外物的感诱，害怕它引诱；居处在虚静之地，希望它安定；饮用上天的和气如同甘泉，品味道的肥美如同享用美草；惩戒愤怒、堵塞欲望，如同除去腐败的群体；专一而不二心，如同厌恶歧路。勤勉它，谨慎它，这才叫自我约束。自我约束久而成习，身体端正而充实，不断更加用力，内在充实而外表光辉，将要达到无论进入何处都能自得的境界，又哪里还需要别人来牧养他呢？能够懂得这些，那么自我约束的学问必定以圣贤为老师，仰望大道的高远，才一步一步从低微处履践而行；面对已经做成的极其浅陋之事，哪里敢虚张声势、自我欺骗呢？看起来你给斋室命名的用意，难道正是取于这些吗？你回去吧，带着这些话作为《自牧斋记》。绍兴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记。西溪观鱼记 西溪翁清晨把大鱼送给范子，范子接受后把鱼煮成羹，用来佐助早饭。饭后，他摸着肚子在西溪边散步。当时霜气清冷，溪水下降，风停而水面不起波纹，潭水光亮澄澈，明亮的太阳照映下来，可以看见下面群鱼游动，几乎能够逐条数清它们的先后次序，鱼儿随意接连向东向西游动。范子回头说：“唉！刚才佐助我早饭的，不就是这溪里的鱼吗？它们为什么困在溪翁手里，自己招来油锅之祸呢？”鱼儿正在清澈的深潭中潜游，或浮在浅滩上，随处到哪里便适应哪里，却不知道自身就是水，水就是自身。鱼的快乐也达到极点了。鱼饵虽然美味，鱼钩其实锋利，为什么竟贪图一豆之微的腥膻腐食，便舍弃清凉水中的自在呢？等到腹部被剖开、肠子流出，鳍被割掉、鳞片脱落，在沸腾的锅里糜烂，这难道和那些追逐微小名声、细微利益而失去无价身体的人一样迷惑吗？我从鱼身上有所感触。回到屋里，记下这些感触，将要把它告诉懂得见机的人。《香溪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七　宋范浚撰，记 衢州龙游县学田记 三益斋记 存心斋记 讷斋记 平堂记 饶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记

译衢州龙游县学田记 当今天子继承并重新开启中兴事业，以极大的仁德和神武之威，停止战争，使百姓安定，使天下安宁。于是建立太学，教化震动四方，文治兴盛，广泛传播到遥远之地。凡是雄州、偏郡、壮县、下邑，都一并设置学校，营造校舍，务求崇高壮盛。长官和副职主管学政，稍有一处不加防备，便是不称职。然而以铜墨之职任官的人，责任专一而事务繁多，与其他官员不同。中等才干的人担任此职，往往被公文和朱墨束缚，忙于用刑责防止弊病、弥补不足、挽救过错，连自己的才能都来不及发挥，更谈不上把养育士人放在心上。可见，必须是既有文章学问又通晓世务的人，然后才能以教化治理著称。括苍吴君彦周担任龙丘县令，已经免除百姓疾苦，又巡视学校，询问登记在册的学生有多少人。吏员禀告说：“廪米接续不上，士人竟至于空着肚子诵读经书，有的连席子都不能暖热，便又背着书箱匆匆离去。”前任县令看了很久，想要议处，却没有来得及。县令说：“唉！这是教育的根本，我如果把它放在后面而不设法解决，就是不懂得要务，又怎能办好政事呢？”当天便查取官府废弃的田地，请求州府把它作为本县的学田，每年规定其收入，可以供养几十名士人。太守待制张公认为他的想法正确，答应了他。于是那些戴着高冠、穿着宽袖、怀抱方册的人，一同在高堂校舍之间往来，从容论说古今，讲述仁义，纵情雄辩而探究义理要旨，终年都依赖这些田产得到安定。县令为诸位儒生所赐予的恩惠，真是丰厚啊！县令凭评论才学、选拔俊秀而登上科第，文章高雅刚健，意气和才华都很出众。他做官时仍然爱好学习，处理事务稍有空闲，便取出书架上的书，吟诵玩味来自娱。休假时在便厅接待客人，又退然如同平民读书人，即使畅谈一整天，也不离开文章学问。世上本来有些人，早晨刚脱下平民衣服、取得科第名声，晚上已经气焰直冲霄汉，把穷巷中的士人看得如同泥土做的偶像。县令做官二十年，气质习性仍和书生时代没有不同，那么胸中所存的东西必定超过常人；他如此专心于学校，正是理所当然。我曾客居县境，看见士大夫以及市井中的旧相识，都称道县令性情刚正耿直，操守清白如冰雪，官阶和品行都已完备，而治理县邑的规章始终不变，和最初一样。除了按照经赋征收的赋税外，即使一铢一粒米，也不忍横加索取，以此残害百姓。他铲除奸邪，清理弊病，属吏全都受到惩戒而恐惧，个个屏息战栗；顽固凶暴之徒也都改过自新、销声匿迹。这大概就是县令既有儒学文章又通晓世务，知道养育士人、劝勉学习最为紧要，所以教化施行得极其容易，如同在高屋上把水从瓶中倾下那样顺利。县学生徐安节、学职徐振业等人，一同详细叙述学田事情的始末，请我撰文，并且说：“我们这些学生，从前聚集在一起时，干粮都不够吃，只能勉强牵强地学习，各种事情都十分艰难，不能完成学业。等到县令施恩于我们这些学生，使我们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便专心致力于求学了。”而且因为能够努力，居住在这里久了，县人都说：“好啊！我们有了子弟，实在是县令供给饮食并教诲他们。”父兄们都知道感戴这份恩德，认为不可忘记，应当刻在金石上，大大表彰县令美好的谋略，希望我把它记下来，以安慰父兄和子弟的心。我答应说：“记载县令真实的德行，使县人歌咏而不忘他的美好，难道可以推辞吗？”只是县令养育士人，士人想要用行动报答，应该看看怎样自我修养；自我修养端正了，县令所养育的士人也就端正了。从前孟轲论说养心是根本，而把养护口腹看得低下，这是因为心的范围广大，像穹隆的天空一样覆盖四方，又承载、包容八方万物，包含万事万物，无论有无，没有一物能在它之外；它和天地流通，与阴阳冥合，却始终看不见形状，这就是所谓大体。自我修养的人善于养护这个大体，不去计较区区的小体，那么县令和士子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也都合宜。这篇记虽然文辞不佳，也可以因此寄托于不朽。何况龙丘是信安属县中事务繁重的县，素来以多儒生著称，如今又渐渐受到美好教化的熏染，家家修业，人人自勉，将会有优秀百姓和杰出士人接踵而出，在当世受到显著提拔，以此光大县令的深厚恩惠，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县令名叫芑，现在任左宣教郎。绍兴十九年夏四月壬申日，兰溪范浚记。三益斋记 学问还没有达到极其完备的程度，即使上等的颜子也不能没有进步，何况那些刚刚立志并努力实行的人呢？他们急切地结交朋友、寻求益处，本来是应该的。然而人们只知道从朋友那里得到益处，却不知道所以能得到益处，实际在自己而不在别人。从前孔子读《易》读到《损》《益》两卦，慨然叹息，认为自己有所减损的人必定会得到益处，自以为增益的人必定会有所缺失。求学的人减损自满自多之心，以虚心接受别人，所以能够成就自己的充实博大。自以为贤能，那么天下的善言就无法传入耳中了。我曾经议论过这件事：世上本来有些人，虚浮骄傲、狂妄夸诞，见闻还没有一丝一毫，却自大得像山崖一样。有人指出他细微的过失，他必定盛气凌人、面露怒色，用虚假的辩解推辞说：“我有什么过错？我有什么过错？”这样，正直的人将被他拒绝，他只是自我欺骗、自许自信罢了。这样以后，他又一定认为别人是在欺骗自己，那么诚实的人将被他怀疑；他看待自己实在太过自负了。就像冯夷还没有到达东方，便傲视秋水，必定认为天下的美好没有超过自己，那么见闻广博的人也会被他看成浅陋。背负这三种过失，怎么能够接受别人的善言呢？既然听不到善言，即使有朋友，也如同没有朋友。所以说：“朋友是用来互相增益的。”既然如此，朋友正直、诚实、见闻广博的益处，难道不在于自己吗？我的同郡人陈九言，字叔永，是一个有志向并努力实践的人。他家住在义乌的菱塘，奉养双亲，读书求学，把书斋命名为“三益”，并请求我为它作记。九言是我的孙辈女婿，又跟随我学习很久，因此我告诉他说：“凡是得到益处的道理，并不是能够在本来所有的东西上硬添一些、使它增多。只是人的本性极其广大，起初没有限量；益卦所说的‘益动而巽’，就是不断进步而没有止境，那么一切德性的充裕，都是本来具有的，并非虚假造作。所以《易系辞》说：‘增益使人增长充裕，而不是人为安排的；益处难道是由人造成的吗？’只是因为人不能充分认识自己，所以需要正直的朋友来弥补不足；因为诚实的朋友能弥补自己尚未学到的东西，因为见闻广博的朋友能弥补自己的浅陋。然而最终所以得到益处，都是自己获得的，可见确实在自己而不在别人。”你性情温厚，品行端谨，把明白自己的事情作为勤勉追求的目标，我希望你努力避免那三种过失而得到益处。因此又告诉你推究古人所得益处的道理。孔子所说的正直、诚实、见闻广博，正是古人所说的正直、诚实、见闻广博。和今人相处，考察古人，那么得到的益处就更大。孔子曾评论直躬说：“我们一党的正直者与此不同。” 评论管仲说：“难道要像普通男子、普通女子那样拘守小信吗？”

译评论见闻广博说：“对疑惑的地方暂且保留，对其余的事情谨慎地说；又说，选择善的方面而跟从。” 孔子所说的正直、诚实、见闻广博，大概就是这样。孔子又说卜商喜欢和贤于自己的人相处，端木赐喜欢和不如自己的人相处，于是说：“卜商每天都有增益，端木赐每天都有减损。”如今你想在当世寻求三种益友，实在很难；而要推论古人，也同样很难。都应当依据孔子的话去寻求。绍兴十八年二月十日，香溪范浚记。存心斋记 寿昌邵恂，字子信，和范浚舅家世代友好。因舅父介绍，他来到香溪，在我的居所留学；他的趋向非常端正，立志非常坚定。一天，他告诉我将要回家，并说家中屋子的南面有一间斋室，名叫“存心”。探望省亲之余，应当再次温习学业；住在那里，冒昧请问应当怎样修养才可以存养本心呢？我回答他说：“问得好！从前邹轲谈论存心的道理十分完备，我曾经探究它的宗旨而知道求学的方法，姑且借你的问题妄自说一说。君子的学问，以心为根本。心不在这里，那么看着简册也看不见，听人诵读也听不见；连口耳间的学问尚且不能进入，何况穷究事理、达到知识呢？因此求学的人必须先存养本心。心存养了，根本就树立了；根本树立以后，才可以谈学问。所谓学，就是觉悟；觉悟由心而来。心尚且不能存养，哪里会有觉悟呢？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如果本心不能存养，大概将会昏暗、偏邪、违背正理，触动情欲便顺从欲望，不能使自己同禽兽有所区别，又还能觉悟什么呢？这就是君子急切存养本心的原因。然而人的念头和思虑横生，纷纷扰扰有万种头绪；羡慕、沉溺、嗜好，厌恶、憎恨、嫉妒，得到和失去的欣喜与忧愁，失望、狠毒、愤怒，惊惧、逼迫、忧虑、恐惧，以及各种私意和妄见交错丛集，在心中纷乱，受到冲激而混乱变化，没有片刻安宁停止；即使魂魄进入梦境，也还会颠倒昏冥、迷乱昏愦，飘荡流转而不能自持。那人的方寸之心动荡不安，就像疾风摇撼大海，波涛汹涌；想求得一息安宁尚且不可得，那么存养本心不是很难吗？然而心虽然从未不动，却有所谓至静。那些在心中纷乱的，只是浮动的念头、邪僻的思想，是外物交接而引发它们。即使百般思虑烦扰，所谓至静的本体本来仍然如故。君子论说本心，必定说存亡；心并不是真的灭亡，只是从操持和舍弃来说罢了。人若能知道怎样操持本心，心就存了。心存了，就不会被外物所役使；不被外物役使，正是区别于外物的地方。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一个人欲望少，即使有时不能存心，不能存心的情况也少。用减少欲望来养心，使心不被外物诱惑，这是存心的开端。至于把心藏在深处，就必须有所作为却不要预先期待结果，能够在既不忘记、又不助长的状态之间，默默体认所谓至静，这才是存心的深奥境界。既然如此，存心可以就此停止吗？回答说：不能。凡是求学，开始于存心，中间在于尽心，最后在于尽性。只有把心发挥到尽头，才是无心；并不是没有心，而是没有私心，是道心。道心精微，于是对它精纯专一，才能尽知人的本性。当他正在存养本心时，仍然有一个存养它的人，这还不是所谓尽心，说明本心尚未穷尽。既然不是所谓无心，还不能尽心，又怎么能够尽性呢？本心尚未穷尽，又怎么知道所谓本性呢？孟子说：“能够尽其心的人，就能知道他的本性；知道他的本性，就能知道天道。存养他的心，养护他的本性，这是用来侍奉上天的。”大概本心已经穷尽后，空明清澈，然后才能知道本性之所以为本性，原来全都是天理。既然如此，存养本心，就是存养天理，求得穷尽本心罢了。颜子诚心诚意地牢记并实行，这是存心的学问。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这是颜子存养本心的表现；至于多次达到空明，他也曾经尽过本心。然而只是多次达到空明，不能常常空明，是因为他那不违背仁的本心还存在罢了。不违背仁的心本来是好的，却反而成为不能空明的牵累，这就是所谓仍然有一根毛发就有伦类分别。扬雄说：“人的心大概是神妙的吧？操持它，它就存在；舍弃它，它就消亡。能够长久操持而使它存在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扬雄只是知道存心，却不知道心虽存而尚未穷尽，不能凭此尽性，所以把长久操持而使心存在当作圣人境界。侍奉圣人的人，心寂然不动，顺着本心行动而不越过规矩，哪里还需要谈操持和存养呢？所以我说：“凡是求学，开始于存心，中间在于尽心，最后在于尽性。” 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孟轲的教诲。如今你有志于存心，这是求学的开始；现在正寻求存养本心的方法，这是存心的开端。你可要谨慎自己所存养的东西啊！古书说：“差之若有毫厘，错误便会相隔千里。” 大概事物没有不是如此的，而对于本心尤其如此。你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邵恂听了我的话，起身说：“请允许我把这番话记住并实行它。”我于是为他作记，使他回去后以此勉励自己的学业。绍兴十七年四月晦日，香溪范浚记。

译讷斋记 人刚在襁褓中，还不能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思，整天咿咿呀呀，没有人明白他想要什么；乳母保姆教他说话，他只能说出东、西等名称，家人便纷纷欢笑，认为他早慧，向别人夸说又有什么过错呢？只是后来崇尚口舌、修饰言辞，夸耀浮华、背弃诚信，讥评议论、诋毁他人，招来牵累、召致祸患，于是便有了三缄其口的警戒。所以说：上天生人，使他有嘴可以说话；如果不学习怎样说话，还不如狂人。然而人本来不能没有言语，只是要谨慎说话罢了。我的哥哥的儿子伯通，家居南面偏处，有一间斋室，把它命名为“讷”，请求我作记。我赞许他懂得谨慎言语，又高兴地告诉他说：花朵不繁茂，果实一定丰硕；水流不外泄，源头一定丰沛。话语不轻易说出，内心积蓄便广大而深厚，这是确定无疑的。古代求学的人，把心思用在内在修养上，深入钻研而自行获得心得，默默体会、神妙领悟，深思道理的奥妙，哪里有空闲去做无益的言谈呢？那么君子希望说话谨慎，不只是区区选择言辞、希望不犯过错而已。如今伯通，侍奉长辈慈爱而防谨，和朋友相处甘美，兄弟和睦，宗族亲戚行为谨慎敬畏，他说过失当言语也很少，却仍然诚心诚意以少言为务，难道不是有志向吗？难道不是因为把心思用在内在修养上吗？孔子曾说：“我想要不说话。”道理达到无言的境界，就是最高境界。那曾子的一个“唯”字，大概还不能免于多余，何况说很多话呢？求学的人想知道无言的根本，应当从谨慎少言开始。绍兴十七年夏六月晦日，香溪居士范浚书。平堂记【代作】法曹在州府中是地位较低的官员，但他的责任最为重大。州属各县凡有重大诉讼，全部上报州府；州府有关官员审理并定案，材料报备齐全后，由法曹承担相应罪责。判决公平，执行诛罚，受杖者都没有冤屈；一旦失去公平，就会有人含恨而死。这项责任，难道不是很重吗？我曾切实想到，刑罚一经确定便不能更改，君子在这件事上必须尽心。如果不谨慎而滥行横加罪名，那么难道只是得罪不可欺骗的百姓而已吗？还必定会遭受阴间的祸患和鬼神的诛罚，即使快跑也不能逃脱，使自身遭灾、家族败亡。这就是古人抱着案卷哭泣的原因。汉代虞经担任郡县狱吏，依据法律公平宽恕地断案，曾说：“于公修建高门，后来做到定国、丞相；我断狱六十年，虽然赶不上于公，或许也差不多吧？子孙难道不能做到九卿吗？”虞经后来有个孙子叫升卿，官位果然显达。升卿对他的儿子说：“我侍奉君主奉行正直之道，行为无愧；只是后悔担任朝歌县令时杀了几百名贼人，其中怎么能没有冤屈的人呢？从那以后已经二十多年，家中没有增加一口人，这是获罪于上天啊。”唉！虞经用法公平宽恕，六十年才得到一个显贵的孙子；升卿只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便受到责罚，影响竟然这样长久。难道不应该把这些事铭刻在红笔上，作为判决案件的警戒吗？我才德不肖，前来担任永嘉法参军，谨慎履职而战战兢兢，所以奉行刑法极其谨慎。想到要自我警诫，便把办公的屋宇命名为“平堂”，并且说明这样命名的意义。后来的君子如果不认为这个名称正确，那么今天的高椽大屋必定会被改成马厩、车库和奴婢的住处。还希望有人能够辨明我的心意，使这座堂不至于废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年月姓名记 饶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记【代作】饶州在江南属于上州，所辖地域广大而遥远，田地划分疏阔；又正逢战争兴起，人力疲惫困顿，拖欠赋税、荒废田亩的很多，土地被弃置而不耕种，假如稍有歉收，市民便面带菜色，越过州境外出求食，几乎成了常态。绍兴九年，正好遇到大旱，米价飞涨，百姓无法安居，幼儿和老人被携抱着，大量流离逃亡；官仓空乏，不能赈济供养，官吏眼看百姓离散，也无可奈何。冬十二月，诏令以竹制左符命令镇江帅、阁学程公，晋升一级官职，调任镇守本州。程公到任后，分条举办公共救荒事务，安置聚集流离者，温言抚慰、养育百姓；离去的人得以回来，留下的人因而复苏。他招徕商人，船只首尾相接，粮食聚集如山，园仓和市场中的积存粮食充盈，像丰年一样富足；百姓吃饱后欢快嬉游，化悲戚为欢喜，变羸弱为健壮。只有属县浮梁的百姓获得了重生，都说：“程公救活了我们。”于是共同商议绘制程公的画像，在宝积佛庐建立生祠，供养僧人祈福来报答程公。赐给你大概是古代奉行善政的官吏，他们的高尚行为和特殊功绩，如同大恩；既然受到百姓仰慕爱戴，便在他们生前建立祠堂，像石相、于公一类，事迹载在前代史书，百代称颂，其遗留的风范凛然可敬，仿佛可以想见。然而都不如程公救活千里之内的饥民，使他们不至于转死沟壑；这样百姓感戴恩德，几乎没有穷尽，远远超过石相、于公了。我对于程公是门下之士，承乏担任本县官职，乐于和编户百姓一同沐浴仁政，又有幸参与瞻礼建立祠堂的盛事，怎敢不记下百姓的歌咏感叹，刻在美石上，悬挂在祠堂下面，永远昭示后人。啊，你们县中的百姓，经过这里的人都应起敬，祝愿程公长寿，不要忘记程公的恩德。《香溪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十八　宋范浚撰，书 寄上李丞相书 寄上富枢密书 答徐提干书 答胡英彦书 上婺守周侍郎书 答姚令声书

译寄上李丞相书 我听说，从前东周衰微的时候，王道虽然衰弱，但朝廷、公卿、大夫的名位制度仍然存在，分封爵位、赏赐土地的权柄，天子仍然能够使用。大的有齐、晋、秦、楚，小的有宋、卫、陈、郑，凡是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并使百姓臣服的诸侯，也无不设有卿佐等职位，供给俸禄粮食、黄金白璧，备有高车大旗，足以招徕天下贤能。然而当时豪杰英伟之士，大多都提起衣裳、提着鞋子，像鱼鳞和云雾一样聚集，争先恐后地拿着扫帚到孔子门下，只怕自己独自落后。像颜渊、闵子骞、冉求、曾参、子游、子夏、子贡这些人，他们的才能都足以辅佐天子、建立南面之治，却不去齐、晋、秦、楚、宋、卫、陈、郑游说诸侯，也不在周朝出仕以求一旦获得富贵，反而甘心独自栖居在蒿草茅屋、土墙陋室中，饮水而食粗菜，连看门人的供养也没有来填饱肚子；穿粗布破衣，衣带断结，身上没有五两丝带来装饰；面带菜色，处于困厄之中，困窘颠沛，宁死也不后悔，为什么呢？大概士人若不是狂妄迷惑、鄙陋浅薄，便都希望在当世有所建树，使声名光彩流传后世。那七十弟子有圣人作为归依，行道守义，共同享受其中的快乐而忘记贫困；把天下的富贵全拿来，大概也没有值得拿来交换这种快乐的。所以七十弟子的成就，都足以不朽。上等的，窥见圣人的境界，仰望高处，钻研坚深，穷尽性命道德的精微；即使以鲁钝浅陋的资质，也都能深入造诣、自有所得，直到临终换席、结好衣带时，仍然安然不动其心，安于死亡。下等的，也还能够取得美好的声名，流传无穷；千年以后，人们仍称他们为孔门高第，想望他们的风采却无法企及。唉，天下的富贵，哪里值得用来交换这些呢！后来孟轲在战国干戈纷争之际，以仁义之说倡导于世；而告不害、公孙丑、万章等人，也都舍弃了纵横捭阖、刑名以及杨、墨以来的学说，跟随孟氏求学。当时，带着纵横、刑名之术游说诸侯的士人，无不脱掉草鞋而获得圭玉之爵，解下粗布衣服而怀抱符节，一番谈笑便取得客卿、封君的尊贵地位，拥有高门大屋，宅第开在宽阔大道旁，吃精米、啖肥肉，心满意足，乘朱轮车、黄屋车，带着随从车马驰骋在秦、楚、齐、赵、燕、魏的郊野。而告不害等人却独自离开荣华而趋向枯槁，舍弃众人所追求的东西，来向孟氏求学；他们大概认为孟轲就是道所在之处，而且足以托身于不朽。唉，从战国到现在，已经一千几百年了，其间虽然并非没有出身寒微而又豪杰英伟的人，但不幸没有圣贤作为他们的归依，他们最终的成就，哪里能和孔门相比呢？难道能有孔门高弟、孟轲一类的人吗？然而也幸而时常有名人杰士作为一时的领袖。例如李膺凭借节操义行显名，成为世人的楷模；被他容纳接待的人有登龙门般的荣耀，四方士人同声响应，无不奋发激动，像水波荡漾一样跟随他。因此东汉虽然衰微，士人却多有忠义之气，慷慨解衣赴鼎镬，伸颈伏在刀斧之下，彼此牵连着走向死亡而不畏惧。这虽然无益于汉朝的存亡，但振作了衰败的风气，挽救了衰颓的习俗，在卑下浅陋、委靡不振之后，对于名教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帮助。唐代人物，比秦汉以来各代最为兴盛，大概开始时，隋代王通凭儒术在河汾兴起，求学者带着经书典籍跟随他游学，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薛收、李靖、温大雅等人，全都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成为辅佐君王的人，功勋声名卓著。后来韩愈在衰败乖谬的文风中振兴文章，成为诸儒的标准，有跟随韩愈的人，号称韩门弟子；于是唐代文章郁然兴盛，具有西汉遗风。学习古道的人肩挨肩、足迹相接，继承韩愈而兴起，各以自己的长处在当世发光，因此唐代人物比秦汉以来最为兴盛，实在是韩愈的力量。过去本朝承平日久，天下无事，士人能够深沉专心地学习，又有韩、富、欧阳、司马、二苏诸公卓然相继成为儒学先生，各以所学收纳引导天下士人；有的广博而约束其人，使他们知道趋向；有的借助清谈和议论来成就他们的名声。因此天下士人有了归依，更加自我勉励、磨炼砥砺；以德行、文学、政术著称的人纷纷出现，奋发入朝，都能正色直言，以忠节直道、深远谋略、盛大功业以及高文大册、声诗雅什为国家增光，这也都是因为有韩、富、欧阳、司马、二苏诸公作为他们的归依罢了。如今世道艰难险恶，天下动荡，士人在战争凌辱、强弱相互吞食，以及按户征税、按人口收敛、横征暴夺、寒冷饥饿和憔悴困苦之余，还能保持志气不衰、自期在世上有所建树的，大概很少；而公卿不向宾客作揖，将相不屈身待人，大多简慢尊大，不是逢迎柔顺、低头讨好、谄媚陪笑，便不能屈辱地得到他们的一顾和录用。那些耿介而崇尚气节的人，即使让他们弯腰折节就能得到万钟俸禄，也还有所不肯做；何况让他们收束衣冠，夹杂在仆役中倚靠墙边，弯腰窥伺，只为求得贵人一揖一顾，他们将认为即使杀身也不足以洗去这种耻辱。因此他们浩然远举，只怕足迹被权贵之门玷污；那些有志于挽救时局、勉强自任的人，也因而犹豫退缩，想依附世俗而弯曲节操，却做不到；想遗弃世俗远走，又不忍心；想寻求归依之处，却没有可归依的人，惶惶然如同在迷路黑暗中行走而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时代，士人如果不能信道坚定、自知明白，出仕或退处由自己决定，不因别人而开始或停止，那么他的成就实在难以预料。唉，今世士人离孔子、孟子已经很远，又不能像李膺、王通、韩愈那样成为人们的归依，这是多么不幸，竟到了这种极点啊！

译然而对此我有一番说法，希望可以用来安慰天下士大夫的心。我认为阁下功勋德行极高，名声充满天地，士人仰慕您的英风、希望得到您的余光，希望一见您便有轻视万户封侯的心意，希望听您一句话便觉得像九鼎大吕那样重要，谁不愿意游于阁下门下，以便把自己托付于不朽呢？阁下所招待接纳的人本来就很多，假如再加以关心，稍稍看轻权势地位，亲自吐哺握发，以此一变近来公卿简慢尊大的风气，平等礼待寒门士人，接纳后进；有时广博地约束他们，使他们知道趋向，有时借助清谈议论来成就他们的名声，那么将会看见天下士人提衣提鞋，争先恐后奔走，把阁下当作归依。即使拿富贵来和这种归依交换，他们也将有所不愿；士人若不是狂妄迷惑、鄙陋浅薄，谁不愿舍弃众人所追求的东西，把心托付给阁下呢？阁下正将重新执掌大权，辅佐我君平定衰乱，那么必定会有奋发忠义、建立功名的人出来为朝廷效用。阁下尊贵显赫，位列槐鼎，是元勋宿德；文章言语和实际事业相称，确实是当今宗师。执笔作文的人也得以仰观您的标准，更加努力钻研，以便在文坛取得名声；这样阁下和当时士大夫都无愧于前代贤人了。后世将会说：我们宋朝又有阁下作为士人的归依，大概是韩、富、欧阳、司马、二苏的继承者，这不是很美好吗？我又曾听说，侯嬴想成就魏公子的名声，故意长久站在公子的车马旁边的市中，使人知道公子是厚道而能屈身礼贤的人。汉王生在公卿朝廷之中时，让张释之给他系鞋带，并说：“张廷尉正是天下名臣，我故意姑且让他给我系鞋带，是想借此抬高他的身份。”汲黯和大将军平等行礼，有人劝汲黯说：“大将军尊贵，确实看重您，不能不下拜。”汲黯说：“大将军有能让宾客作揖的气度，反而不是对他的尊重吗？”大将军听说后更加认为汲黯贤能。所以古人把尊贵者屈身对待卑贱者，当作成就名声；今人却把它当作羞耻。古人把它当作取得声望；今人却把它当作受辱。如今的士人未必比侯嬴卑贱，贵人难道能为他们长久地站在车马旁的市中吗？如今的士人未必不比王生贤能，贵人难道能在朝廷之中让他们给自己系鞋带吗？假如今天的士人和贵人平等行礼，贵人能像大将军看重汲黯那样认为他们贤能吗？如果竟认为这些不是圣贤之事、不值得计算，那么周公屈身访问平民陋室，本来就有手持礼物来拜见的、退还礼物再来拜见的、整饰礼貌而来拜见的、以及想要进言而请求把事情办完的，接见超过千人而不感到疲倦。既然如此，近来公卿简慢尊大的风气，比不上古人太远了，实在希望阁下纠正这种过失，豁然作出彻底改变。如今强敌正盛，神州沦陷，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尸骨僵卧暴露在原野，幼儿老人流离在道路上。圣主曾在九重宫阙之上卧薪尝胆，睡不安席，边疆每天都令人惊惧。近来以长江一带作为守御之地，手持兵戈、挺立刀刃、乘障守望侦候的士卒，把性命悬在箭锋刀镞之上，甲胄中生满虮虱，却不能在草庵之下伸腰打呵欠。义人志士感伤时局而激烈慷慨，鼻酸落泪，长吟长啸、扼腕叹息，这正是圣哲奔走天下、践行遗训而不取私利的时候。公卿如果不在此时倒穿鞋子奔走迎接国士，倾身接纳他们，同他们共同谋划解除忧患、克服艰难、扩大疆土、强盛国家、尊崇社稷、显扬宗庙、使君主得到庇护、使百姓得到安定的最高计策，却独自坐着养成威严，任由宾客满堂，在那里傲慢地等待、蹲踞着接见；甚至有人洗脸漱口后早早起来，天未明便守在门外却被拒绝，守门人双脚忙乱也不能让他上前，真可悲啊！士人本来就忍辱含垢到了极点，而公卿拒绝人、推却宾客，也实在太过分了，这哪里足以倾动天下士人呢？一旦掌握大权，坐在朝廷中，任免百官，才知道栋梁下面要有柱子，柱子下面要有基石，基石下面要有土地；到那时寻找人才却找不到，只好坐着诬蔑一代人，说他们缺乏人才。像李吉甫担任宰相时，自称很少接触认识后进人物，茫然不知道他们才能如何，这也是简慢尊大的过错。所以说：“士人如果没有预先准备并熟悉讲习，突然君主有所询问，却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大臣的职责或许就有所缺失，因此不能害怕烦琐。”如今天子侧身空席、振作心意，专心期待阁下，对阁下十分眷顾；从缙绅君子直到洞穴中的平民百姓，无不伸长脖子、侧耳倾听，盼望阁下重新入相，就像盼望丰收年景一样。我因此希望阁下平等礼待寒门士人并加以关心，更加努力开门接纳，以便赶快回来，成为鸱阁栋梁下的柱石。我恭敬地希望阁下以高明的心察看我拳拳恳切之意；这都是海内众人的共同愿望，而如今主持我道的责任，阁下其实应当承担。我又因为身份卑微、身处偏远，不能奔走伏拜于您的门墙之下，再拜在您的下风，陈述这片区区之心，只能把诚意寄托在书信中进献，越礼冒昧，深感惶恐，也祈求阁下宽恕。

译寄上富枢密书 我范浚不肖，伏居蓬草芦苇之中，仰慕阁下盛大的德行，希望瞻望您的威望，已经多年了。近来得以走到您的车马门前，冒昧递上名帖，多次有幸侍奉在您的杖履旁，听到您的声音，慰藉并解除鄙陋之心，几乎如同所谓听到一句教诲便七天不吃饭、却像享用太牢那样满足，实在幸运，实在幸运。虽然如此，我本来确实仰慕阁下，却不敢以此求得您的知遇。如今阁下竟然有意把小人的姓名写入荐书，听到这个命令后惊惧惶恐，不知所措。我既惭愧自己浅薄昏昧，不足以承受您特殊而卓异的知遇，又深深赞叹阁下高尚宏大的气度，您大概将以厚重德行镇定浮薄风俗，改变浇薄风气。我听说公卿担负的重大责任，没有比寻求士人更重要的；而士人却以自我推销为可耻。我曾奇怪近来的公卿大人不肯低眉屈身礼待士人，大多轻慢弃置寒门士人，不加察看录用。狂妄的书生、卑贱的儒者，习惯于浮躁争逐，望见高门便奔走拜谒，弯腰曲背、低眉顺眼，只希望得到一次回顾或一揖，却始终不能如愿。这样，前辈从来不曾向后进求取士人，后进却偏偏独自向前辈求知遇。次序颠倒，见闻积习日久，渐渐浸染而成为风俗，被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我闭门居住在穷巷、不在显贵之门留下足迹的原因；即使吃豆叶、饮清水，仍然守着自己的愚拙，不肯改变。阁下凭借年高德厚、声望卓著，辅佐天子中兴，历任显要美职，进入执掌枢机的职位；您荐举贤能、辅助国家的事迹数也数不清。如今您在琳宫均分闲暇，以接纳寒门士人为勤勉追求的事情，更加不知疲倦。士人踏着鞋走到墙边屏障旁，想瞻仰您的光辉、希望得到奖掖识拔的，也很多了。然而您的清谈和议论，独独涉及我这个守拙抱愚的小人，这难道不是您将要以厚德镇定浮俗、改变浇薄风气的缘故吗？古人说，要挽救风俗渐渐衰败的弊病，必须等待德行和地位相称、卓然建立明确主张的缙绅先生来实行。阁下如今正是德行与地位相称的缙绅先生，本来可以镇定浮俗、改变浇风。那么今天蒙受您的盛意，难道只是小人的幸运吗？天下寒门士人实在也很幸运。然而想到我的才智朽短，有些事情不能胜任，便应当仰面推辞您的严命而心怀警惕；我恐惧不敢立即前往，谨先写信，粗略陈述我的愚见，随后将奔走伏拜到您的门屏之下，舒展叙说内心的一点想法，以祈求大君子幸加察看。假如阁下不嫌弃鄙贱，最终认为我范浚还可以教诲，那么或许能够和宾客、后乘同行，时常到馆舍进见阁下，以有幸得到道义方面多余的教诲。即使蒙受荐举的美好命令，如今不能恭谨承受，但我这寒微的踪迹，本来仍将出入门下。将来如果有机会可以竭尽心力，报答国士知遇之恩，我哪里敢不竭尽自己呢？恭敬地希望阁下体察我真诚恳切的内心，不要认为这是用诡诈言辞为自己辩解；还请曲加明察，容纳并允许我的请求。我冒昧触犯您的威严，惶恐不安，等待您的命令，不再详述。答徐提干书 我前些日子拜递书状，过分承受您的回复和赐予；华美的书信安慰并教诲我，殷切地显露出您对我的深厚眷顾和知遇，我敬佩您的厚意，感激之情哪里说得尽呢？我愚昧无知，对世间事务全都不通晓理解，只是私下独自有志于学问。我曾认为，士人生在衰乱末世，距离圣人已有一千几百年，虽然不能再看见圣人的仪容形貌，但依照遗留下来的经书传文，去寻求那些没有直接传下来的精妙道理，仍然可以看见圣人的内心。又认为《论语》一书，记载孔门的格言善行，最为本真。如果孔子重新出生，恰好有善于提问的人进到面前，孔子对他作一两次教诲，也不会超出《论语》所记载的内容。所以我诚心诚意牢记奉行，妄想窥测圣贤深微的意旨。这好比幽暗屋子中的穷人，从缝隙里看见天空，虽然偶尔有所见，也已经十分微小了。然而我时时把自己的臆说告诉朋友，求他们订正我的错误，没想到竟然玷污您的听闻和阅览，又蒙您曲加推许和称誉，实在惶愧，不敢当此。我心里当然知道您爱护我，希望我达到这样的境界。铭感激动之余，私下有所感触。大概自从《大学》的道理失传以后，士人习惯于世俗风尚，把喜好修饰自己、求取声誉当作最高境界，把辞章和记诵当作首要事务。即使把圣经中性命道德的学说告诉他们，能够理解而不茫然、还能表面应答的人也很少。把这些道理认为是正确，并能洒脱地实行的人，就更加少见了。至于能够和他讨论精微之处、探究要旨，防守言语和意旨之外的深微之理的人，大概千百人中也难有一两个。这并不是此道难以认识，而是由此道而有所认识的人难得。过去李翱在唐代诸儒中，论道最为纯正，然而他用心十分勤苦，当时人却没有理解他，后世也没有理解他。李翱跟随韩愈学习文章，文辞色彩虽不如韩愈，但议论浑厚，例如《复性书》三篇，贯通群经，探究义理的根本要旨，阐明圣人深微之意的地方很多，恐怕是韩愈所不能及的。然而韩愈只称赞李翱学习文章颇有所得。李翱自己也说，和人谈论没有人认为他说得对，这就是当时无人理解他。近世著名儒者议论古人很多，却没有人谈到李翱论道，有的甚至把《复性书》指作《中庸》的义理训释，还说：“愚笨的人即使读了它也不明白，也不值得作这样的书。”这就是后世也没有理解他。李翱说：“有人向我询问，我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传授给他。”于是把这些话写进书中，用来开启诚明的根源，使那种残缺、断绝、废弃而不被发扬的道理，几乎可以在当时流传。李翱用心如此，而当时和后世竟都没有理解他，确实可见学习此道后难以向人说明，并不是只在今天如此；往前追溯古代，也不只是一个李翱如此。凡是圣贤都是这样，只因没有人理解自己，却仍努力实行而不迷惑，所以成为圣人、贤人。浚我实在十分愚昧，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只是私下有志于学习；明知此道难以向人说明，却常常寻求能够和我志同道合、共同遵循此道的人，大概很不容易得到，而如今竟有幸得到一位。如今您对浚我，不必多次见面，只几次来信便已知道我的愚陋；您寄来的书信有好几纸，立论精密切实，若不是见道明白，做不到这样。我既深为叹服仰慕，又为能够找到共同遵循此道的人而自喜，如今又得到了您，实在是莫大的幸运。只是我住处遥远，隔着墙垣和序次，不能经常奉承您的高论，以慰藉自己勤切仰望的心；身处繁忙之中，谨写信具文致谢。承蒙您知遇深厚，因而有所感触，写成许多话来冒犯您，内心实在惶恐惭愧。

译答胡英彦书 英彦足下：早已敬闻您的美名，却未能见到您的仪容；远远收到您的书信和赠礼，您的勤恳以及深厚情意实在到了极点。虽然您过分推许我，我惶恐惭愧，不敢承当。然而读到您论说求学和师友之道的文字，考察您的用心，可见您善于学习，和我志同道合；相隔千里，却使人欢喜无可比拟。您所引孔子向人请教礼乐以及批评韩退之的话，都很恰当。孔子是圣人，道大而无我，把善看作在人身上或在自己身上没有区别。他向别人请教，就像心与口彼此交谈，并不分辨是为彼方还是为此方，哪里还会以请教礼乐为羞耻？后来回答曾子关于礼的问题，一定说“我从老聃那里听来的”；回答宾牟贾关于乐的问题，一定说“我从苌弘那里听来的”，始终不把听来的东西掠为己有，大概他的广大就是如此。因此归依他的人众多，正如百川汇归大海。再看孔子起初和宾牟贾谈到武乐时，虚心反复询问，仿佛从未听说过；即使知道宾牟贾所说不对，仍然详细询问。随后指出宾牟贾的两处错误，又详尽讨论六种成法，都是宾牟贾不知道的。圣人不以自己已经听闻的知识为满足，而是如此喜爱请教，难道不是因为他无我吗？后世学者见识狭小，拘泥于已有的知识，傲慢虚夸，像蜗牛以角自大，把不知道当作知道，哪里肯放低姿态向别人请教事情呢？他们往往年幼时便怀抱疑惑，直到头发花白、头顶脱落，也没有人替他们解除疑惑；这虽然表面上像是好高骛远，实际上他们安置自己的处境却十分鄙陋。我怀疑韩退之也未免有这种毛病。韩退之固然是大贤，想把自己比作孟轲，但最终没有达到，毛病就在于不能克制自己。孟轲愿意学习孔子，于是拜子思为师，这才是善于学习孔子的人。韩退之却说：“世上没有孔子，我不应列在他的弟子之中。”难道他懂得求师的意义吗？孔子的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大处以天地为师，所以向上取法天时，向下顺应水土；小处以万物为师，所以在山上喜爱它的高，在水中取法它的有本，在《易》的卦象、《诗》的比兴以及自己所引用的譬喻中，凡是经书中显现的事物之理，都加以取法。向上以古代圣贤为师，所以继承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自比于老彭；向下对人没有不学习的，所以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作我老师的人。”好的就跟从，不好的就改正。从孔子的观点看，凡是可以效法、可以作为鉴戒的，都是我的老师，哪里一定要称作弟子呢？大体说来，古人的学问不越出穷究事物之理；哪里有道理，哪里就有老师。取法各种事物的道理，都可以作为我的准则；能够明白万物的道理，把它用于自己的事情，除了得到老师的教导，还能是什么呢？乔木与梓树俯仰相对，是父子相师的道理；常棣花朵相连、花萼相承，是兄弟相师的道理；鸟儿嘤嘤鸣叫，是朋友相师的道理；羔羊跪下接受乳汁，是有礼的师法；蚂蚁幼虫按时学习，是进学的师法；石上泉水潜流而清，是慎独的师法；劲松凌霜冒寒而秀，是砥砺操守的师法；兰花的香气、鲍鱼的臭味，是善恶的师法；玉石不可弯曲、蒲草可以卷曲，是刚柔的师法。由此类推，有这样的事物就必有这样的道理，眼睛所见、耳朵所闻，没有不是我的老师，何况是人呢？看见舌头，便知道守柔；回顾自己的影子，便知道持后；从自身尚且可以得到老师，何况是别人呢？如果韩退之明白这个道理，一定不会说出前面那番话，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如此鄙陋的处境。他反而忘了自己的师说：所谓无论贵贱、无论长幼，只以道为师；以及“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的说法。若用韩退之的矛去刺韩退之的盾，他就会失败。难道他在答复吕生的信时，正想用高谈阔论来自我抗拒，没有思考到这一点吗？足下能够知道韩退之言语中的过失，那么您立身处世一定自有准则，所以我虽未见过您的仪容，却由此知道您善于学习，和我志同道合。您家学有深厚渊源，兄弟又都博学多闻；知道亲近老师、寻求朋友，彼此切磋，在这条道路上不断进步，前途不可限量。现在正值严寒，不知您的起居近来怎样？没有机会亲自拜见，只能希望您及时珍重身体，事业自当看重人才；再请代我转呈这封信，草率写成，内心惶恐不安，无法尽述。若借着风势，幸望您偶尔寄来音问。不再详说。上婺守周侍郎书 浚听说，古代有人闭门高枕而卧，也有人披头散发去救人争斗，他们所遵循的道理相同。君子的出仕和退处，原本没有两样：被任用就出仕，不被任用就退处；退处时学习是为了自己，出仕时施用学问、所作所为是为了别人，这难道是两种不同的道理吗？自古以来的学问没有流传下来，士人便把出仕和退处看成不同的道路。因此，凡是住在蓬屋、穿着白衣、闭门隐迹的人，都自以为对世间没有用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别人不了解自己，本来就是守道者所不屑的；然而公卿有职位却不能取用人才，人才困穷便失去，这样看来，我们的道理不能显明，难道不是更加严重了吗？浚我极其愚钝，身处卑贱困约，自视浅陋，无法迎合世俗，从未妄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没想到阁下过分留意，赐给我珍贵书信，又加以奖勉和问候，礼意十分深厚。这一定有人把浚我推荐给阁下。只是我仰慕贤德虽然已久，却从未在宾客之列留下足迹，竟蒙受如此特殊的知遇，这确实说明阁下取人的方法与世间轻弃寒士的人大不相同。因此我前来伏拜于门墙之下，希望仰望您的德容，以慰藉我区区仰止之心。这并不是因为得到阁下知遇而只为自己私下欢喜，而是认为阁下取人的方法如果如此，那么一切幽隐远处的士人就会更加相信自己所守的道理；后世的人也会知道，住蓬屋、穿白衣、闭门隐迹的人，自有他们所守的原则，并不是君子所应抛弃的。我们的道理能够显明，或许有希望了吧！恭敬地想，阁下作为天子近臣，镇守这座著名重镇，仁德施行如春，威严施行如秋；百姓安居田庐，门户不必施加刑威，官吏也享受恩惠，教化已经普遍，而您又增修学校，教育士人，并且将要使浚我参与讲说的末席。这实在是阁下大力振兴我道、格外重视它的表现。浚我虽不能接受您的命令，却更加知道我们之道的显明，实在要依赖阁下；那么浚我所受的知遇，难道只是自己的私下欢喜吗？这就是我前来求见的用意。

译答姚令声书 收到您上月月底的来信，文辞和情意都十分殷勤；我一直挂念的事情终于释然，心情豁然欢喜。然而您在问候寒温之外，首先提到有人冒用我的姓名，把《元祐赋》摹刻印板，散布出售，似乎想让我赶紧设法自行辩白，这正说明您爱护我情深。我也从道路传闻中听说，伪造的《和赋集》已经流传。我的文章本来浅陋，那个妄人又想借此玷污诬蔑我，真是支离而更加丑陋，并且还要蒙受不洁之名。然而似乎听说他所和的赋没有一句值得读；如果确实如此，就不必逐家逐人去说明，只要一看，必定能洞察其中的虚妄。世人说荠苨会混淆人参，蛇床会混淆蘼芜，大概只是厌恶它们相似。如果伪赋确实没有一句像我的鄙文，恐怕它还不能玷污我，那又有什么可辩的呢？您读过古今名人巨公所写的书和文集很多了，伪造、妄增的事情往往都有。何况我浅陋卑微，横遭玷污诬蔑，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唐代元稹、白居易的诗，被当时人抄写、摹刻，在市井中夸耀出售；更有甚者，竟盗用他们的姓名，只求自行售卖，真伪混杂，无法可想。如今伪赋自成一集，不把我的文章混在其中，就没有真伪混杂的弊病；它盗窃姓名的事实反而很容易看出来。不过，传闻失实、颠倒名实，是古人也曾叹息的事情。近来我也曾向官府说明，请他们发文到建阳，毁掉印板。先前散布出售的书，人们得到后，应当立即拿来盖瓮、包药或糊纸；若有人不知道详情，您可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香溪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香溪集卷十九　宋范浚撰：书 上潘大著书 代上范丞相书 上致政胡待制书 答罗骏夫书 与潘左司书 答虞梦符书 与林权县书 上潘大著书 孔子、孟子去世已经很久了，义和命的学说在世上不再显现，因此士人立心越来越苟且。立心苟且，就会把富贵看得很重。所以处在贫困卑约时便忧虑富贵，得到富贵后就苟且偷安。对富贵抱有苟且之心，就一定会守护自己的宠爱和职位，像庸俗商人守护钱袋一样，忧惧不安，唯恐它忽然丢失而不能追回。有些人怀着这样的心思，只怕君主不昏庸、宰相不愚昧，使自己不能得到容纳。如果朝廷只把一捆草放在高大的殿堂之上，给它穿上公卿礼服，派仆从侍卫辅翼它，称它为宰相，它也会说自己是贤相。若不是豪杰英伟、天性坚定，在衰颓风俗中挺然自拔，明白义命而没有丝毫富贵之心的人，哪里能够冒犯皇帝的威严，正直论说，历数并抨击当时的宰相，以警醒君主的听闻呢？近来听说阁下在明主面前进见奏对，指斥权臣，毫不回避隐讳，声音畅达严厉，震动宫廷；即使遭到斥退贬黜，也甘心承受而不顾惜。想来阁下就是安然实行义命、把富贵看作泥土尘埃的人吧？四方持守忠诚、抱持义理的士人听到您的风声，都更加振作，彼此传颂。所谓豪杰英伟之士，除了阁下还能是谁呢？假使朝廷中的士大夫君子，从三公九卿直到九品官员，全都像阁下这样，那么孔子、孟子所说的义命之说，一定会在今天重新大为显明。可惜阁下的道路，难道没有谁来帮助吗？不过，古代以抗直的情怀伸张鲠直的议论、来规劝上位者的人很多。他们的言论不被采用而遭贬黜，往往便怨恨暴戾，讥讽诋毁，写信著论来发泄诽谤；否则就放逐自己到山林园圃和杯酒之间，闭口不谈世事，以表示旷达。因为言论不被采用便发出诽谤，固然是小丈夫的行为；至于闭口不谈世事，也不是君子的心志。君子有所谓忧国爱民之心，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它。向君主进言，并不计较是否被采用。被采用固然是君子的愿望；如果不被采用，只是言论未能施行罢了，对忧国爱民之心又有什么损害呢？从前孟轲在齐国不被任用，住了三夜便离开昼地，还认为离开得太快，并说：“大王如果改变了，我一定回来。”又说：“我即使这样，难道会舍弃大王吗？”又说：“大王或许会改变，我每天都盼望着。”孟轲并不是看重离开齐国，却在不被任用后仍反复这样说，是因为他心中没有忘记使齐王向善、安定齐国百姓，这正是君子的心志。浚我实在希望阁下察考孟轲离开齐国时的话，不要忘记君子的心志，更加思考忧国爱民的方法。当今天子早晚求治，将来一定会醒悟阁下奏对的忠诚，突然起用您。如果阁下把我置于身边，询问政事之道，我知道阁下被贬黜的日子不会长了。冒昧陈说这些赞语，愿阁下俯察。

译代上范丞相书 我没有才德，却有幸隶属于幕府之下，也已经有些年月了。只是才能衰朽、力量微薄，办事又迟钝，早晚惊惧不安，唯恐不能完成差遣，因而招来责罚，成为同僚的羞耻。然而如今我还安坐在官署中如常，并未因弹劾而被罢免，难道是我自以为有才能吗？实在是依靠相公深厚的德行和宏大的气度，包容荒疏，容纳愚钝，不愿因我迟钝的过失而抛弃士人。所以我也得以厚着脸皮，滥列在群宾众属的末位。相公的恩德不是已经极为深厚了吗？但我如今还要在相公门下进献瞽言，是因为到了可以进言的时候，不能沉默。士人本来以自我推销为可耻，以浅露的方式求取知遇，这是大不可为的事；但到了可以进言时却不说，也未必正确。鬷蔑只说了一句话而说得很好，叔向说：“如果您不说话，我几乎就要失去您了。”假如古人都不用言语来显露自己，那么这句话也不应记载在《春秋》一类的史书中。这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原因。如今荐举人才的制度已经很完备了，但仍然有被遗漏的人才，为什么呢？是居上位的人忽略而不察，处在下级官职的人又拘谨而不求进用罢了。汉代王子师任豫州刺史，尚未下车就征召荀慈明，下车以后又征召孔文举；这些人平素声誉显著，不需要自我推荐，而人们本来就很了解他们。若不是这一类人，却偏偏拘谨自守，像寒蝉一样默不作声，即使王公大人喜欢鉴识人才，仍说“我不求取他，我不求取他，他就只能如此罢了”，那么谁能知道他呢？古人本来就有惴惴不安、唯恐不能出仕于大贤门下的人。至于书信屡次上呈，甚至多次走到门前，也不以为惭愧，他们难道甘愿冒犯自我推荐的丑名吗？只是认为仁人处在上位而自己不去告诉他，便是果断地自我放弃，因此才自我进荐而不疑虑。何况我辱居下吏之职，早晚奔走趋奉，远望拜见您的光彩；进言并非没有缘由，退处也不是自我推销，又怎么能自我怀疑而闭口不言呢？如今海内骚动，烽火点燃，铠甲和兵器遍布天下，百姓疲困，居家的人困于催缴赋税，出行的人劳于运送军粮，百姓嗷嗷盼望治理，正想着休息肩负，却还没有得到机会。那么辅佐明主谋求中兴的人，除了我公还能是谁？众人瞩望的重任，大概就在您身上。有一天忽然环绕颁赐来到，天子会下令说：“丞相赶快来朝见，随后我将再次任命您为宰相。”那时深广的府第高如云霄，泥途中的卑贱士人连伸长脖子、仰望宫阙的余光都做不到，又怎能弯腰迈步，进前瞻仰您的威严，以求有幸得到一次回顾呢？这就是我所说的今天正是可以进言的时候。每天早晚都在相公门下，听候指使，幸运已经到了极点；可是不能凭一句话得到评定，这就是我的愚钝不足以辱烦您的品评，人们会怎样议论我呢？还会说：“这个人本来是丞相幕府的属吏，能够因职务每天拜见丞相，却没有被知遇；这样一来，伯乐因为不肯顾视他，难道他就不是普通马了吗？”如果这样，那么我终身都不会再被人知遇，即使丧失生命也不足以洗去羞耻，这也是相公应当深为怜惜我的地方。我又听说：“横放一根木材来支撑明堂屋梁，它的力量固然很多；但它下面还有柱子，柱子下面还有石头，石头下面还有土地，积聚这三样东西，屋梁才得以完成。”相公将要返回朝廷，承担栋梁的重任；到那时衡量鉴识人物，适合作柱石的人确实不会少。像我这样琐屑的人，或许希望能够和一块土并列，便足以作为终身荣耀，即使闭眼也可以没有遗憾；小人实在敢有这样的奢望吗？冒犯您的威严而进言，越过本分，只怕自己承受不起内心惶恐灼热之情。上致政胡待制书 我听说，君子的品分由本性决定，外物不能增加它，也不能损害它，所以从不把出仕和退处看成两条道路。有的人三次出仕、三次退隐，却全然没有因荣枯而产生的心情。因为从有道之人的观点看，视千万年也不过如俯仰之间，哪里还会在百年寒暑之间计较被任用或弃置、得到或失去，而产生小小的喜悲呢？阁下凭借卓越超世的资质，早年在父亲庭训中听闻道理，学问渊源确实有来处。所谓乐天知命、无论处在何种境地都能自得，阁下本已洞彻并深入实行。因而能够在壮年请求致仕，像脱掉鞋袜一样抛下簪绂和囊橐，远远抽身于尘嚣之外；若不是见性纯粹透彻、修养成熟而品分已定，不受外物高低左右，能做到这样吗？浚我私下常说，近世士大夫中功名可以充塞天地、忠义可以贯通日月、学问穷尽千古、文章高冠一代的人，往往前后相继，甚至并肩而出。至于努力实行所知之道，以圣贤为准则，轻视蝉冠冕旒，鄙薄万钟俸禄，抛弃荣华而独自前行，内心在寂寞之地仍然舒畅的人，大概几乎没有，只是偶尔有一两个。因此浚我早晚盼望阁下的德行仪容，心情一直恳切。浚我生于四十九年，回头看头发已经斑白，却常常安于穷巷，不敢妄怀求取进身的念头。难道这是把它看作拘谨小节吗？因为这条道路，扩展开来可以遍及宇宙、穷尽日月，约束到自身却不过是自身的修养。古人对于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事情，不敢自负地替别人承担。孔子曾经让漆雕开出仕，漆雕开回答说：“我对这个还不能确信。”孔子是大圣人，他了解人的才能和品性十分周详。既然准备让漆雕开出仕，必定是认为他确实有可以出仕的条件，而漆雕开却这样自我反省。难道不是因为从自身探求、还不能穷尽深远之理，便不足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吗？然而他说“这个”究竟指什么呢？从漆雕开能够说出的来推求他不能说出的，那么他的内心一定还有未完成的事情，只是难以把它具体描述成某种外在的道理。他只是用心于内在修养，却尚且不能没有疑虑，正急切地努力自修，哪里还有闲暇去求取出仕呢？这本来就是后学应当懂得的道理，也是浚我将终身努力的方向。孟子说：“禹、稷、颜回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就像关起门来制造车子，推到四方去行驶，车辙没有不相合的。禹、稷的车辙遍及天下，而颜回是在简陋里巷中造车，难道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吗？士人虽然未必能够成为颜回，但都可以学习颜回。至于把修养自身作为学问，在简陋里巷中造车，那么人人都能这样做。阁下的车辙本来已经遍及天下，如今浚我用造车的比喻，请您看看是否也与您的道路相合。伏望阁下明察。不再详述。

译答罗骏夫书 在浦阳分别，转眼已经五年，殷勤思念可以想见。前些日子我派人去询问，因为长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便顺便寄托问候。恰好从来信中得知您替我的朋友问候，于是承蒙您专门写信赐教；惭愧感荷之余，欣慰洗涤了许多。您的朋友近来情况怎样？既然承担门户之责，各种事情都勤苦艰难，实在不容易处置。然而能够处置别人所难以处置的事情，才看得出学力达到还是没有达到。士人应当以弘毅自我期许，这样才能承担重任，努力实行而不懈怠，处在困境中而内心舒畅。如今人的资质本已浅薄，学问又不牢固，一旦稍有困顿便忧闷不堪，只要能够脱离寒冷饥饿、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没有不去做的。他们不知道士君子所说的穷困，只是人的处境困窘罢了；人的天性和精神，谁能使它穷困呢？内心应如太虚，外物应如浮云。浮云有来有去，太虚没有得失；浮云有变化消灭，太虚却从未动摇。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便心胸宽广、身体安泰，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即使面对生死也如走在平坦道路上，何况外物呢？骏夫的资质本来聪颖出众，但经历世事还少，我私下实在担心您习惯了过去的富裕安逸，或许不能安然面对今天的勤苦艰难。谨把我一向坚守并用来勉励自己的道理奉上劝勉。古代的人，大都经历困厄劳苦，动摇心志、坚忍性情，然后才能成就光明事业。哪里知道骏夫今天的勤苦艰难，不会胜过从前的富裕安逸呢？只愿您时时珍爱自己，这是我的祝愿。与潘左司书 远远违离您的教诲，忽然已经将近两个月，瞻仰思念之情无法用言语陈述。去年十二月，拜领您的赐信，感激深厚情意，实在无穷无尽。想到我不肖而且卑贱，只接受了浅薄末流的学问，本来没有传承的来源；所可喜的，只是以自己的心探求道理，还能见到古人自得的意味，不急切追逐世俗的趋奉仰慕。执事是闻道在先的前辈，却因此了解我，不计较年辈，使我得以玷辱您的交游。您以规劝、约束、挽引之意，想要成就我，对我许诺深厚，具有对子弟般的爱护。交往日久，情意更加亲近，常常对我说要在林泉间终老，显示出长久相交的情谊。对于这一番情义，我铭刻在心骨之中，口头不能表达，并不是像世俗人那样感恩受惠，喋喋不休地推辞道谢。我私下曾奇怪当今世上的贵人，大多凭势位自高，而穷困士人也因贫贱而自我屈服。自高的人以降低身份交往为世俗所羞；自我屈服的人则暗中攀附上位，以求一旦的荣耀。贵人失去德行，穷士失去操守，这就是此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此道不能实行，也已经很久了。若要起而振兴它，没有当世的贤达之士，还能有谁呢？执事对浚我如此眷顾，正是应该的。浚我实在固陋，只是从未向别人求取知遇；从未求取知遇，却承蒙国士知遇，这实在是最深厚的恩情。我想，这种情义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求，如今却在您身上遇到了。执事是多么幸运啊！承蒙听说您升任司都，正将受到重用。愿您调养精神、自我珍重，与一两位贤君子共同在上位主持、维护我们的道，并使世间像浚我这样的穷士能够共同仰望您的余光，在下位乐于求道、自我勉励；这样，道的实行或许就有希望了吧？这是我早年的一点心愿，因感激您知遇，借此写下这些话。答虞梦符书 近来使者到来，承蒙您寄下一封书信。我拆开信封赶快阅读，起初心情顿时欣慰，中间又因自己惭愧而羞怍，最后释然欢喜。浚我只是因为与您久别，长久驰心仰望，情意十分殷切。忽然读到您的教诲，简直与面对面交谈没有多少不同，所以顿感欣慰。又想起分别以来，我竟没有写一尺一寸的纸张，向您这位君子问候。前些年梦符考取名列前茅，按理应当写信表达欣喜震动和私下祝贺；只是缺少便利的机会，因循拖延，终于没有写成。因此如今要提笔写信，详细答谢您来信的恩惠，实在惭负太多，难以措辞，所以感到羞惭。后来反复阅读您的书信，情意周到缜密，于是自我安慰说：“难道他这样惦念我，还会因为我没有写信问候而责怪我吗？人与人相知，贵在彼此知心。梦符已经知晓我的心了，我还有什么遗憾？于是释然欢喜。”凡是梦符与我相知的地方，都不是世俗所谓的交情，应该不必再一一细说。茂仁兄说：“梦符服瓜期、戍期在秋末。梦符才华高、学问丰富，志向品行卓然，应当立即在天衢上腾达，趋向开泰的境地。然而如今却要收敛羽翼，栖息在枳棘之中，处境似乎很不相宜。不过，屈伏蛰居正是为了伸展，哪里知道六月乘风，不是为了图谋飞向南溟呢？不以小官为卑微，本来就是君子无论处在何种境地都能自得的原因。” 梦符对我的问候和关心，曲折周详，十分完备，我铭记并感谢您的深厚情意，什么时候能够忘记呢？我非常愚昧浅陋，与世俗背道而驰，放迹于荒野之地，荆扉蓬屋，竹树遮蔽。读书之余，偶尔写些小文章，或低声吟咏短歌来舒展情怀；即使瓶中储粮屡屡空乏，也可以忘怀。除此之外，都不值得向您说起。炎热暑气烦闷湿重，伏望您在侍奉长官之处多有闲暇，神明保佑，尊体万福。不再详述。

译与林权县书 兰溪这个地方虽小，也是有万户人家的县邑。征发赋役的期限、奉行宣读诏条的事务，与讼案文书混杂在一起，纷乱纠缠，大概每天都忙不过来。官员频繁更换，事情更加无法治理；弊端积累，蠹虫深入，胥吏上下其手，寻找细小过失并夸大成罪，完全按照贿赂钱财的多少来决定罪行的轻重。前任县令只是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实在无可奈何；若不是刚健精明、通达事务，命令严明、禁令可信，并把遏制吏奸作为要务，本来就不容易治理。执事不嫌弃这里的百姓，屈尊前来安抚教养；清白自守、奉公办事，刚直耿介、痛恨邪恶，私下请托和曲意拜谒不得行于您的门庭；判决案件、处理刑法，务必亲自作出，不交给属吏。检举奸邪、揭发隐伏，有犯必不宽贷；小胥老吏全都收敛脚步、屏住气息，战栗得如同踏在冰上。这些都是执事美好的政绩，也是百姓欢喜歌咏、认为有幸亲见的事情。然而仍有小处未能达到，大概是因为弊政事务繁多，积习已久，荡然没有条理纲目，堆积的案卷接连不断，纷纷聚集而来；所以即使凭借高明才智处理，有时也来不及。千虑之中偶有疏漏，还有遗留的事情，仍须勤苦精思。以您裁决繁剧事务的能力，偶有小处不到，本来不应立即成为美政的累赘；但我私下把它比作结绿、夜光这样的宝玉，光明晶莹，其中有如毫毛般的瑕疵，虽然不损害它的珍贵，终究不如全无瑕疵令人快意。何况执事安排官署事务，使它们依照期限和法令办理，按类别、按次序处理，剖析裁断而不使案件壅滞；这样旁观者也能明察，远处的事情也能看清，事情一到便全都显现，没有一件不详尽。政务既已井然有序，那些像雁鸭一样排列的属吏，也不敢再说欺骗之语，哪里还敢做细微的奸弊呢？退堂进食后有很多余暇，便可以安坐舒展衣带，静心保养精神，不是很舒适吗？浚我鄙陋，恰好有名籍和数目在部属附近，曾经前来拜谒进言；馆舍中的人委婉地替我推辞谦让，您接见作揖，礼意十分周备，并不把我当作编户百姓看待。因此我应当竭尽愚见，稍稍帮助您的高明。十多年来，更换了六七任县令，这个小县长期困于弊政；如果确实能够使百姓得到休养，我对您的爱戴仰慕之心会是怎样呢？如果说“我暂且代理治理这个县，不必考虑是否尽职”，那一定不是执事的心意。鲁国叔孙所住的馆舍，即使只住一天，也一定修葺墙屋；他离开时，馆舍像刚来时一样。既然居官办事，难道有不如叔孙修治馆舍的吗？伏望您加恩于这里的百姓，思考尚未达到之处，始终不感疲倦；这样将看到您的才能声名显著，部使者互相写信推荐，受到褒奖擢升的日子不会远了。这个小县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幸运呢？香溪集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 香溪集卷二十　宋范浚撰：启 贺中书张舍人启 贺婺守林给事移镇绍兴启 贺婺州吴尚书再任启 贺郑侍郎移镇平江府启 贺楼枢密启 贺徐江州启 代贺詹中丞启 代贺张帅启 代贺章察院启 代上太守谢解启 代谢李提刑荐举启 代贺富枢密启 代贺吴尚书知婺州启 代贺罗尚书启 代贺赵丞相画像启 回许丞启 代谢循资启 代贺许右丞启 代谢太守荐举启 代上太守启 代邑宰醮太一青词【附】贺中书张舍人启 敬闻您恭敬接受皇帝的恩命，进入中书省掌管诏令，仰望宿德得到登擢，众人的舆论无不一致。私下认为，掌管诏令的中书近密清要，凤阁清华，职权分掌六曹，责任尤其严峻于四方禁令；一定要有使文章光耀国家的人，才称得上起草诏书的能手；只有精于识见、深究义理，才能尽显判花之美。能够当此盛选，确实应当属于大儒。恭敬地说，某官敦厚宽裕而刚正方直，高明而严肃端谨，卓异才名闻于当世，深厚德行足以镇服浮薄，学问洞达古今；如灵龟千年而五总龟之名远播，如大器能容百斛却只盛半器而显得谦虚，向来崇尚难以进取的高洁风气，积聚着老成持重的声望。受到皇帝的简拔眷顾，仪列于重要道路，校订天阁中的隐逸文章，整顿祠曹的礼仪缺失。刚入门下省，不久便列名于直书之中；位居尚书省，随即与近臣同班，处在献纳谏诤、参与谋议的职位，掌管典谟训诰之文。岂只是使温和诏令和雅正辞章，光明如三代同风？必将有美善谋略和高雅文辞，卓然独冠一时。皇帝既然格外重视，承担成就大政可以期待。浚我早年承蒙您的鉴识知遇，远远受到恩光庇护，听到紫泥黄纸颁下任命，只知道增加欢欣；遥望红药苍苔环绕的中书省，却不能前去整肃容仪拜见。伸陈祝贺有一定限度，陈述言辞无法穷尽。贺婺守林给事移镇绍兴府启 论功行赏而疏远的恩宠，移镇之地以宣扬风化。想来京畿的疆域治理，非贤能不能安定；希望帝城附近共享福祉，与国家同享安乐。皇帝眷顾寻求掌管囊橐的英才，大为颁布出自中书的诏命；这是皇帝亲自留意，也符合众人的意见。恭敬地说，某官学问洞达圣人真实之道，道德足为师表；凭借至大至刚的气概，辅以先知先觉的资质。早年得到皇帝的简拔，久已位列禁中要路。近来分担重任，来到著名州府。以恩惠养育百姓，道路上已有歌咏衣食丰足的声音；诛除积久的蠹虫，使属下没有丝毫奸弊。一个地方刚刚承受您的治理，三个月便已经看到了报政的成效。德化之风追及古人，治理成效冠绝当时。推算名世之臣的期限，到今天已有五百年了；考察共同治理天下的功效，难道不就是优秀的二千石吗？赶快上报最优政绩，厚厚承受特殊恩宠。于是升任临近京城的屏藩之地，使远大的谋略更加显著。婺州境内留下您所爱的棠树，百姓思念您，甚至拦住车辙；想来稽山百姓将争相迎接，日日等待您扬旗而来。大概因为两地都广受皇帝仁恩，所以两地百姓都同样爱戴歌咏。魏相治理扬州，已经得到皇帝深知；萧公被授任冯翊，姑且作为详细考察。既然百姓仰望您已久，就知道您的公望更加崇高。浚我私下承蒙您的庇护，惭愧地受到顾念知遇；仰面欣喜地接受十行诏书的成命，谨陈三重祝贺的区区心意。调换治理之地，难道只是庆贺越地百姓得到安宁吗？越地辅佐王者入朝为相，又将看到周旦归于周室。欢欣歌颂有一定限度，宣扬陈述不能穷尽。贺婺州吴尚书复职再任启 敬闻您上奏政绩卓著，治理大藩而受到褒奖的盛典；荣列华美的延阁，与近臣联班，皇帝深深寄托眷爱，全部恢复宠遇恩数。恩德所及之处，欢喜起舞之情都是相同的。恭敬地说，某官平和纯粹而刚正方直，高明而敦厚宏大，德行之风镇服浮竞，光明的节操贯穿险夷；久居禁严之地，公望日益隆盛。以竹符分任，寄托于镇守天子之邦；以苇杖施行教化，行古人之事。至诚不言而能使人信服，和气无形却如春天。政绩考核完成，优厚恩典加以勉励；尊临千里之地，又借重一年；兼且荣升西清之职，共同治理东道仍要烦劳您。帝城与婺州一同沾受福泽，难道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刺史入朝成为公卿，正将受到大用。浚我仰望山斗，只是末学寒士；曾私下有幸登龙门，又惭愧地受到您顾念如顾马的知遇。远远听闻新的恩典，欢快喜悦之情难以抑制；不能前往角落趋拜，只能远远作厦屋般的祝贺。贺郑侍郎移镇平江府启 敬闻您报政之后论功行赏，恭敬承受恩命；移镇之时百姓攀住车辕，朱方道路上惠政大为普及；更换官印、颁行政令，荣宠远胜白居易；希望帝城附近共享福祉，这正显示朝廷深知您才干。近任州将，正加以大用；凡是处在恩庇之下的人，无不十分欢欣。恭敬地说，某官学问探究圣人真道，声望足为师表，年高德劭而俊伟长久，历任两朝从臣；正直方严而光明广大，所行之事被推为一时杰出的德政。多次分任藩镇，每次都上报最优政绩。如今您离开北固，郡人留下思念；来到中吴旧治，郡人相互庆贺，又依托外相的恩光；儿童前来迎接，争相观看细侯的风采。深思治理之道贵在得到适当的人才，众人正忙于使草木都知道您的名声，唯独您与阴阳相合、德行同调；您所到之处百姓富足，换到任何地方都如此。皇帝心中早已记取您，正是承受上天宠命。既然很快得到褒奖，等待不久便会奉召回朝；入朝成为三公，永远使四海清平。浚我久已承蒙您的恩情，远隔遥远，不能亲近瞻望台阁仪容；仰慕您宴寝之处凝聚的香气，也没有闲暇前去行礼，只能仰望驿站传来的诏命，徒然内心欣喜。祝贺之情真挚，书信难以尽述。贺楼枢密启 敬闻您恭敬奉行诏书，重新受到恩宠而掌握枢密权柄；让旧臣共同参与政事，百姓岂不是将得到实惠吗？歌颂圣主得到贤臣，天下也都欢喜了。我私下认为，君主有庆，四方无忧；即使当时收起五兵，不再通过决战取胜，但武事有七种德行，本来是为了安定百姓、建立功业，所以应当任用大臣，进入枢密重地。恭敬地说，某官承受上天赋予的正气，当时被推为大儒；得到大学之道，三个月不违背仁；能够诚实修身，万物都具备于自己；在义上勇敢，在德上果断。大概自己比作孟轲，以此道觉悟百姓，就像伊尹一样。历经夷险，始终没有被磨损染污；外表虽然恭敬谨慎而少言，内心实在堂堂正正而不可屈挠。过去晋升提拔时，正值艰难危急；在北门掌管诏制，挥笔响应紧急召令；在西府掌管兵权，运筹谋划多次借助张良借箸之奇策。众人正不知道如何处置，您却独自从容，仿佛无事。随即奉使命出镇，远远慰问边地百姓，安抚秦陇荒残之地，使关河恢复应有的怀抱。确实是兼具文武才干，应该受到皇帝对于安危大事的重视。后来遭逢私人丧事，公望长久受到抑制；等到迎接您重新执掌政衡的日子，分任共同治理天下的重任，暂且以藩镇之职宣扬政令，皇帝在侧席等待您的眷顾更加殷切。人们都说，凭阳城的贤能任刺史，美好教化很快便会遍及一方；使陆公的道路得以实行，朝廷的大恩可以均施四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于是因移镇之事，再次入朝拜见皇帝，皇帝便命令把您留在朝中，哪里容许您长久在外？又恢复您掌管机密的旧职，兼且升入政务重地。皇帝既然深深简拔您，今后必将依赖您的勤劳；您一定会把嘉谋奏告朝廷，使恩泽更加下达百姓。与同僚同心协力、恭敬合作，和衷共济来辅佐君主；禁止暴乱、平息兵戈，保全大局以使天下安宁；谋求功业、镇抚四方，使一世仁爱长寿，让战阵的询问不再发生，而道德威望自然强盛；中原百姓都能安居，四方异族也无不依赖您的恩德。浚我仰慕您的风采，积日累月而更加深厚；很少能进献八行书陈述区区心意，您的宽广气度却足以容纳万顷。想到自己远在他山之下，正遥远得不能亲自承受、拜见您；在此道之中我从未违背远近亲疏，却只能仰望您在大册上的应答，没有闲暇作为下宾前去进献。只庆贺朝廷得以治理，又提升年高德厚之臣；您早晚将建立深密宏大的功业，我正等待观看您辅佐治理的勋绩；朝廷询问贤能、任用得时之臣，也将很快端正仪范之位。春日和煦清美，盛大的府第安静深沉；神明会听取正人之言，上天一定赐给您纯厚的福泽。愿您顺应六气，调养四时，仰承皇帝日间接见的恩惠，向下不辜负天下仰望的重任。祝颂之情更加欢悦，宣说不尽。贺徐江州启 从殿上起用，府第荣耀，分掌左符；成命隆重颁下，群情都感到满足。恭敬地说，某官蕴含端庄凝重的器度，具有卓越超出的才能，诚实质朴而不事浮华，像古代奉行循良之政的官吏；通达事理而见识深远，是当时闻名的人物。屡次承受重任，在藩镇宣扬政教，所到之处都大大彰显声名政绩；多年之中政绩均称优异，舆论却长久等待您的进一步任用。皇帝心中早已记取您，治理地方的成绩久已著于屏障；如今眷顾这个外服之地，姑且烦劳您持节出镇，以承接流布恩泽。何况九江是著名城邑，控制千里胜势，确实是重任所在，理当依赖能臣。皇帝的重视如此深厚，登擢显用可以期待。浚我素来承蒙您的知遇，却远远阻隔，不能前往趋拜；仰面庆贺这次恩命，徒然深切欢欣歌颂。代詹中丞致贺启 您论事进谏的奏章密封上达，使人领悟其中深意；您持守公平，任职宪府，接受皇帝诏命，以恭敬承受恩典。御史台的纲纪因此肃然振作，四海之人都仰慕您的风采。恭惟您德行符合皇帝所赐，所行之道足以觉悟百姓；性情厚重而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敦厚弘大，深得古人之心；操守刚劲，自然不屈，端庄凝重。如今正逢盛世开泰，您骤然历任清贵显要之职，出入两禁，位列七卿之首。您有美好的谋略和治国方略，如王导、魏征那样善于进谏；所说的都是正直之言、正当之事，不合尧舜之道的便不陈说。您的忠实源于爱君，志向安定，不求自我夸耀。纯诚上达天听，皇帝的眷顾更加深厚。您接受掌管印信的简命，已经听说晋升之事；又受到覆瓯之考，当谨慎行事，等待庆贺登用。我久已私下依附仰赖您，最承蒙您容纳接见；如今仰闻诏命，怎敢不来道贺，只是私自倚仗您的情谊，反而有所戒惧。等您主持成就大业，将有幸得到您的提携；现在来不及拜见，只能徒然更加欣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人〕 代张帅致贺启 恭闻您手执黑矟统率军队，显著建立了御敌的功勋；接受皇帝赐予的朱弓，盛大彰显了收复失地的功劳。三次胜利传遍四方，万众欢声雷动。您威名宣扬于漠北，声望出于山西；攀附龙鳞而进，飞扬燕颔之姿。银章光彩灿烂，执掌兵权，谨慎守卫千庐；玉节辉煌华美，建立旌纛，兼有四印之荣。正当远方敌人射月般来犯，纷纷出动战马饮水于江。您直渡胥山，横向窥伺禹穴。皇帝震怒，授予您征伐之权；您应当率军进击，骑乘骐骥。您在军前筹划，早已谋定请缨出征的策略；击鼓鸣金，径直推进，终于建立浴血奋战的功勋。兵力锐不可当，形势如破竹。敌军党众四散如风逃走，我军一鼓作气如鹰腾空。扫除远方地区的尘氛，拯救百姓于沸鼎之中。您唱着凯歌入朝觐见，宽解九重宫阙向北顾望的忧虑；捷报传遍四方，抒发了四海百姓南奔逃难的愤懑。这样的功业前所未有，声名也达到今日的最高。我冒昧私下依附您，曾承蒙您接见，如今亲自仰观您一心谋划的胜算，怎敢忘记三次道贺的欢言。代章察院致贺启 恭敬接受皇帝的诏令，晋升为御史台官。大丈夫正应当处在敢于进言的职位，况且又逢清明之时；圣君任用不世出的贤臣，这是盛大的事情。赞书广泛颁布，欢呼颂扬之声交相传来。恭惟您平和纯粹而刚强，方正清明而敦厚弘大，拥有超越常人的奇伟操守，如秋霜般凛然、如昆玉般高洁；文章秀出当世，兼有阵马风樯般的气势。历任显要美职，声名日益显著。如今进用正逢开泰之时，深受皇帝简拔知遇的眷顾。皇帝认为天子的耳目之官，谁还能比您更合适？您是朝廷的羽仪，只有您凭借盛德足以接受识拔，光耀地承受宠遇，迅速升至高位，使御史台更加增重。您的直言足以惊醒皇帝，岂只是连加二阶而已；迅速登上崇高职位，可以等待您当日超越九级，进入近侍之列，更加发挥贤能的谋略。我过去曾承蒙您交往接纳，如今欣喜您得到升擢；我抚着低微的冠帽来尽职，仰望大厦以蒙受庇荫。愿您肃清政事，深厚安定；正值芳春和美，祈愿符合众望，更加蒙受上天的和气。代上太守致谢解额启 某谨启：近来看到本州发榜，蒙列入被荐举者之中，其中英俊之士交游甚盛，都是考场中的高才。我的微末技艺算得了什么，竟也列在荐书的末尾？静心反省，实在惭愧而惶恐。私下认为，伟大的皇家安定天下，治功光明，文物制度兴盛。斟酌千古以来的美好法度，继承历代朝廷的旧有典章。在国都设立太学教育，已经形成四方的风气和议论；从乡里选拔优秀士人，又颁下三年一试的诏令。通晓经书者可以入选，擅长作赋者分科考试，各种名望和技艺没有不予容纳的。如今得到人才最为盛大，何况乡土人口繁多，儒学风气又蓬勃兴起。于是选士次第排列至山樊，家中藏书有的多到充满栋宇。珍贵的士人群体，联袂聚集在广阔考场的，几乎有四千人；主持鉴别评定、预先遴选的人，才三十余名。应当有杰出的人才前来接受选拔。我这样一个孤单的寒门学生，资质低劣、器量浅陋，靠拾取萤火般的微光自我用力，连数马都还愚钝。识字仅仅达到一丁，读史哪里谈得上明白三已？研磨丹砂、濡染墨汁，徒然辛勤写满十纸；面对试卷辨别题目，也还不能分清八吟的课程。哪里料到随众进身，冒昧参加计偕，退下来反省自己的因缘，实在是幸运至极。这都是因为恭逢某官您，融会百家之学，倡明六经之文，追慕古代风流，成为当世师表。借由禁中的道路入朝，成为名藩之主。亲身践履丘明、孟轲之道，如唐代的韩愈；士人都比拟齐、鲁之士，正如教化蜀地的文翁。您开诚接纳，陶铸成就人才而不分等级。因此像我这样孱弱琐陋的人，也蒙受甄别选拔。我怎敢不更加磨炼顽钝如铅的资质，鞭策自己的劣马前进？倘若最终实现了登名仕籍的愿望，必当竭尽全力报答您的恩德。除此之外，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代谢李提刑荐举启

译我洁身奉公，仅仅免除了尸位失职的责罚；您还特意上奏荐举，过分承蒙您的私情。一句话的褒奖，使我的身价增加十倍；刻骨铭心地感激，反而惭愧得汗流不止。私下认为，人本来就不容易看清，名誉有时会超过实际；只是虚伪的人多而真实的人少，岂不是很难吗？只要观察他所凭借的事物、考察他心安于何处，就完全可以识别。那些浮躁炫耀、锋芒外露的人，难道只是想享受爵禄，必定还贪求福寿吗？善于自我修养者可以成就功名，心志行迹既已显露，人的品流自然可辨。我资质迟钝，不聪颖，所学朴拙而没有用处，偶然列入下等科第，随意从事微薄的官职。我虽然不能用花言巧语、虚饰容貌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却独有铁肠石心，常常以身发誓，坚持自己的志向。众人正嘲笑我，谁还会知道怜惜我？自任职以来，没有三件奇异的政绩，只有勤勉恭敬之意，不忘记为民办事；深深痛恨吏员奸诈，害怕出现索钱的弊病，不敢损伤农民的财力，宁愿甘受执笏办事的劳苦，起初并非喜好修饰声名，只是姑且尽到职责。哪里料到大贤您宽容接纳，众人也俯身怜惜我这个小官没有别的过失，赐给我品评，使我获得了存心抚恤、办事严明的名目，令我得以磨砺自己，竭尽依归报答的诚心。承受这样深重的恩德，实在无以为报，反省自己又从何做起？这都是因为恭逢您出身于宰辅之家，才干挺拔如栋梁，文章光耀国邦，高入霄汉，已经亲自显露了才能；登车出仕，声望重于朝廷，必将符合众人的期望。您广泛选取群才，将用来担当大任，因此连我这样的樗木散材也被甄别收录。我怎敢不更加努力地走好这条笨拙之路，坚持守持本分？从今以后，我这孤单的行迹既然承蒙您的陶铸成全，即使不顾自身性命，也当竭尽微薄力量来报效。代富枢密致贺启 恭闻您显著升任秘阁之职，光辅国家枢机，诏令迅速传布，欢呼之声如雷震动。恭惟您出身高贵门阀，英名显赫；士人推重您如韦康般深厚宏博，实在是伟大的世用之才。皇帝说您如魏謩般正直切直，真是名臣。您在阁中屡次上奏论事，在车驾之下执掌宪法而刚正不屈，很快承担统领军队的重任，正接受皇帝深厚的注意。然而如今强敌横行骄横，连年大举入侵，侵逼上国，残害百姓，掠夺土地、覆败军队，难道就这样任其攘夺吗？隔绝江河、并吞海内，竟没有人能够抵挡吗？边疆还没有取得奇胜的军队，帷幄之中也听不到伐谋制胜的议论。皇帝在深宫向北顾望，只能辛勤忍辱、卧薪尝胆；四海百姓向南奔逃，深切盼望能够休养生息。如今正需要有人疏浚堵塞、奋力拯救横流。若有人能在此时竭尽忠节，辅佐皇帝的谋略，必定能够振作君主威严、兴隆王室，这个人大概就是您吧？对内铲除飞扬跋扈的奸邪，对外抵御暴虐放纵的敌人，恭敬拥戴圣上，谋求中兴。将来正位宰辅，功勋刻入金册。我刚刚脱去布衣开始做官，曾承蒙您接见而修饰自己；陶铸之门既已打开，私下庆幸获得三薰般隆重的恩赐。如今君臣相逢彼此欣庆，欣喜遇到一生难得的荣耀。代贺吴尚书知婺州启 恭闻您敬奉皇帝诏令，起身出任名镇。此地离帝城不远，是重要藩镇，和三辅地区相同；民间习俗一向流传，贤良太守应当成为百姓的百人之防，因此仁德声望先已融洽，欢呼颂扬之声交相传来。恭惟您之道达到中庸，器度凝重方正；适逢兴盛朝廷开泰之时，受到明主的简拔知遇。您曾以华贵的车辙历任要职，又在宫禁中回翔，担任遗补；进谏能够施泽于百姓，坐镇铨衡，官吏清廉而风俗随之改变。近来听说您长期均衡安逸而心愿郁积，如今特意分掌左符，实在是皇帝眷顾求贤之意。您作为尚书居于八座，在九重宫门之外，过去早已因履声为人所知；如今作为刺史执掌一节，当接受皇帝的环佩赏赐。姑且详细考察政事，等待您迅速回朝。我是寒门贫士，孤单地从泥涂中进身；姓名列在山公的荐士簿中，心神却向往孔夫子的宫墙。您包容荒陋而不遗弃我，我事奉先生已经多年。知道恩德从何而来，就应当把您当作国士来报答；何况同列百姓将要承受您的庇荫，这种幸运，哪里是依附仰赖之情所能胜任的？听到部曲传呼，远远仰望您驱车早行；在道路旁伏地拜谒，将看见百姓骑竹马在前迎接。三次道贺只能勤勉表达，八行书信仍不足以尽意。代贺罗尚书启 恭闻您敬承皇帝诏制，晋升为天官之长，总管选拔官员的三铨，位居辅佐君王的六职之首；士人的心意归向您，舆论也一致赞同。恭惟您是德高的儒宗，杰出的才士和声望卓著的人；适逢开泰的盛运，迅速历任禁中要职。在皇帝身边直言进谏，常常提出可行之策、纠正错误；在殿中执掌法令，不向刚强者低头，也不欺凌柔弱者。为天子所知，为真正的宰辅之才；如今拖着革履位居八座，暂且以明察鉴识人才，调和阴阳而登上三台，等待以丹青般的功业治理万物。我是登门受教之客，私下蒙受您的庇荫，虽如泾渭分流，仍仰赖您公平持衡。燕雀相互庆贺，欣喜大厦已经建成；颂咏之意只有更加勤勉，文章却哪里说得尽呢？代贺赵丞相画像启 恭闻皇帝深切眷顾，命人绘制宰辅的英姿；天子亲自褒扬，挥洒如奎星玉钩般精妙的笔墨。恩德隆盛于当代，事迹超过前代传闻；朝野争相传颂，百姓歌咏称赞。私下考察古代简册，偶尔记载明君良臣。西平侯刻画功臣图像，并非当时君主亲自挥笔；马令接受皇帝赐予白书，也没有长久的德行和伟大的功勋。一定要遇到有作为的圣君，才会出现元老大臣受到如此知遇的事情。恭惟您如甫侯般辅佐时代，与成汤同德；预先制定成法，完全排除异议，果断解决驱逐戎敌的方略，登上辅佐君王论道的职位。政绩达到极盛，奋力成就再造之功。使长乐宫中冬温夏清，终于彰明圣王以孝治天下的心意；四海丰足富庶，使百姓进入仁厚长寿的境域。您的功勋辅佐成就皇帝，皇帝因此作歌；画像光耀麒麟阁，文章声名如鸾凤飞腾，用来赞美股肱之臣的美德，也显示庄严体貌的尊贵。各国君主都来瞻仰，说宰相的形貌最为肖似。皇帝的睿智文辞深厚褒奖，显示王者制度坦荡光明。文采多么郁郁盛美啊！光明洁白，实在无人能够超过。这样确实足以把美好的福泽垂留万世，岂只是当时表示宠遇而已？愿您永远镇守朝廷，使天下安定。我冒昧承蒙知遇，久已玷居您的陶铸之中；衔恩戴德，如今遇到这样的荣盛。诵读圣上的宏大言辞，私下仰望其光明；仰慕真正宰相的威严气度，却来不及称庆。心中飞驰着欣喜，抬头遥望依恋。回许丞启 光荣地接受荐书，调任繁剧县邑的县令；仰赖您如庆云般的庇护，依附之情正深；想到您爱惜人才、使人留恋的情怀，攀依之意哪里能尽？蒙您寄来书信告别，感激之情铭刻于心而更加深厚。还希望将来迈步前来拜见，稍稍安慰我摇荡不定、系恋不舍的心情。代谢循资启

译我冒昧承受多次赏赐，越级获得官阶资历，面对墨迹实在不堪承受；枯木蒙受春风吹拂，自有其缘由。回想我资质羸弱、行动迟缓，才干只够勉强担任一职；低头受学，本来列在诸生末位，弯腰求食，卑微地混迹于末吏之中。起初不能圆滑逢迎，所以常常像方榫插入圆孔般难以相合。虽然迫于饥寒，却以求得权势为耻；迂疏无用，潦倒可笑。谁肯许我同道？只见讥笑嘲弄。我身陷泥淖几十年而不得调迁，内心却清明如水，虽历经万重曲折也不改变。若不遇照见人心的明察，哪里能吐露扬眉吐气的心情？这都是因为某官您推重士人，衡量评定人才；大贤没有不容纳的，小的善行也大都予以记录。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困滞的人，也被您传播声名。我与您不过有门间半面之交，却突然承蒙您记识；堂下没有一句美言，却蒙受您鞭策驱使。偶然因鸡鸣般微小的功劳获得收录，照例得到稍稍伸展，如同屈曲的尺蠖。士人应当为知己者效用，我愿从今以后以言语自勉，更加磨砺操守、坚修德业，慨然舍弃自身安逸而发誓。小人有幸得到国士知遇，必当报答。代贺许右丞启 显赫地接受诏命，晋升为宰辅之职；仰见仁人居于高位，庆幸圣主得到贤臣。华夏和戎狄都惊叹瞻观，朝野欢声振动。恭惟您有伊尹、皋陶般的事业和才略，早年便以龙渊般的声华振动四方，学问渊博，向来为人所推重。您有紫鸾般的意气，自信具备腾达超越的姿态；文章如峻峰高耸，又兼有中和之美。历经三朝的老成硕德，操守始终不改；入朝任职时，曾多次在议论是非上直言驳正；进用而簪白笔，按察弹劾从不避讳权贵。您深受皇帝知遇，擢升为宰辅副贰。上天若要唐室中兴，您正是辅佐商王那样的重臣。整顿纲纪、挽住车轮，岂只是庾宣所说的规制；治理天下如及时之雨、成为渡河之楫，真可与傅说的经纶相媲美。等待您端正宰司之位，以符合朝廷和天下的期望。我冒昧承受您的奖掖鉴识，照例进入陶铸之中；大厦建成，怎敢忘记燕雀的庆贺？神龙垂下恩泽，愿与百姓一同享受太平。代谢太守荐举启 任职三年，曾经没有取得割鸡般的小效；私下承受您如二天一般的庇荫，又蒙受您顾念马援般的厚意。您过分提携，又特意加以论荐。我反省力量微薄而惶恐，感戴恩德，铭刻在心。考察旧闻，前代的志书明白记载：只有善于荐举的人，才能把同类人才荐给君主，哪里会不容纳呢？选拔犀角，固然贵在精心搜求；储藏牛溲，有时也能因适用而被发现。只要善于诱导，多数人才都不会被遗弃。可是距离古代已十分遥远，选取人才的情形大不相同。举荐六个人而只任用一个，势必有所夺取；选拔十人而到任五人，也会有所遗漏。鉴别人才也太疏略了。必须既明察又智慧，并且以公心灭除私情，才能充分容纳多余而卓异的人才，也不遗弃寒门卑微之士。像我这样，是穷乡僻壤中孤独进身的人，学问曲僻，见识浅陋，只是心中怀有一腔忠诚，却很缺乏婉转柔和的文辞。任着粗官而落拓，处在仕途末路而衰迟。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才能，实在没有足以计数的长处；不是合乎义理的事、不是正当的道路，哪里敢妄求知遇？何况凭我这样的劣才，冒昧任职于繁剧县邑。民风复杂，文书事务纷乱难理。我凡事勉力办理，全都遵循条令教化。平日多有耽误事务的地方，已经蒙受您宽容体谅，哪里还敢再承受品评题名这样的厚重恩遇？我质朴鲁钝，实在惭愧于诚实恭谨；迂拙愚昧，又哪里有端方的才德？我持心奉公，大概本来就是藩屏之臣教化流传的结果。您认为我或许能够胜任繁重要职，将来有意使我得到成全。这样的幸运实在深厚，我与您的因缘也有其由来。这都是因为恭逢您挺生为当世名臣，出自相门而光大先业，成为人物所依归的人，承担藩屏重任。您洞察长吏的治绩，不必等到巡行考察；乐于成就士子的声名，常常在余论中加以表彰。因此连我这样顽钝鄙陋的人也蒙受采纳收录。我怎敢不努力符合您的褒奖，更加坚定地守持拙朴？谨慎修身，尽力任职，以逃避尸位失职的过错；效忠尽心，发誓竭尽身力来报答。代上太守启 我曾以布衣身份侍奉您的座席，承蒙一日之间的知遇；如今任卑微小官，将要私下承受您如二天般的庇荫。静心想来实在幸运，依归之情深切，谨敢问候起居，并表达内心的诚意。恭惟您清明而刚大，洞达而端凝；气势充塞天地，声名高过日月。言语精妙冠绝天下，根本源于博大精深的学问；出入朝廷，位居诸公之首。您有凛然英秀、奇伟杰出的姿态，却停止在禁中任职，来到名邦。您像父母一样抚慰百姓，又如神明般揭发奸吏；奸吏销声匿迹而胆寒，齐地百姓吐气扬眉。岂只是草木知道您的名声，也同时看见百姓穿着裤襦而受到您的恩惠。您镇守藩国，安闲治理，考核政绩被推为优等；又蒙恩延任一年，已经受到褒奖崇宠。假使您将来总理百官，必定可以看到考察慎重的任命。我是卑鄙低微的寒门士人，年老力衰而孤独进身，冒昧列在属吏之中，即将奉行您的教条。想到自己正随文书前来趋见，还来得及在您赐予还乡之恩以前受教。上天或许会使我有所际遇吧。您若真的收录我，我应当怎样报答呢？我瞻望黄堂如仰望北斗，倾尽丹心而摇动旌旗。此时正值梅雨暑热、麦熟转凉之际，更愿您保养身体，立即庆贺您登上崇高职位。代邑宰祭祀太一青词 臣听说，道虽然不主宰万物，却以神妙的功用难以名状；神虽然没有固定形迹，却能凭借精诚而感通。臣冒昧倾吐内心诚意，叩拜至高神灵。臣自念才庸德薄，却滥任繁剧县邑；正逢阳气过盛的灾异，旱灾虐害已经超过时限。虽然遍走各处神祠，却始终没有显现效验，大概都是由于政事荒谬，积累了罪过。臣曾恐怕灾祸刑罚加身，却反而使枯旱灾害波及万物。百姓将要空腹受苦，臣又怎能安心？因此恭敬地清扫洁净祭场，招请高真道侣，斋戒明洁，选择吉日，诚恳地祈求哀怜。恭闻太一尊神，庄严居于天神尊贵之位，通晓天帝纪纲，形象显著如北极枢纽。岂只是按时巡行、照临下界，广施五福？实在也主管风雨水旱。您上临三阶星位，臣谨敢向苍穹祈告；严格遵守科仪法式，诵读洞经于蕊简之上，在玉杯中进献芳香美酒。凭借焚香之力，上章悔罪，希望得到开释，使恩泽顺从所求而流布。伏愿神灵在幽冥中相通，风神纷纷聚集；上真明白答应，列位圣神怜悯，哀悼平民无罪受苦，拯救将要枯槁的众多庄稼。愿风雷震动冲击，驱遣左落等神灵；甘霖滂沱，救苏中田焦枯卷曲的禾苗。阴云深厚积聚，浓云绵延无边。将要期待三日连绵的霖雨，不只降临一雷之地。臣叩首再拜，心神飞驰于九重天关。《香溪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二十一　宋范浚撰　传 《徐忠壮传》《汉忠臣翟义传》《蔡孝子传》

译《徐忠壮传》徐徽言，字彦猷，是衢州西安人。年轻时为诸生，广泛涉猎书籍传记，凭着意气豪迈行事，胸怀奇特志向和宏大谋略，喜欢谈论建立功名的事情。宣和末年，任石州知州，兼任权知晋宁军。当时金人大举入侵，围攻太原；徽言派出偏师在岚石以及靠近黄河的险要处设防，截断我军的粮饷援兵。察访使张灏因为徽言曾统率河西军讨伐西夏，认为他是有名的将领，于是上奏请他率军牵制敌人，牵动太原的围攻。徽言选拔精兵三千，径直进击，一战大胜，于是打通了岚石以北的道路。朝廷认为他的功劳奇伟，就地任命他兼任晋宁知军、岚石路安抚使。敌人再次入侵，进攻国都；陕西制置使范致虚集合西部各路军队赴难，传檄徽言镇守河西。后来皇帝下诏分遣大臣，把两河地区割让给敌人，以缓解祸患。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兵河东，被敌军劫持胁迫，竟割让河西三州给西夏人。晋宁百姓大为恐慌，说：‘麟府丰都被放弃了，我们恐怕不能独自保全，怎么办？’徽言晓谕父老说：‘只管不要害怕，这只是奉行诏命的人误解了使命。三州本来属于河西之地，即使下令割弃，事情也还应当报请朝廷复核，并且应当上奏说明不可割让，何况根本没有一尺一寸的正式诏书呢？’后来听闻朝廷命令，认为麟府丰和晋宁都隶属陕西，徽言于是率兵收复三州，并攻取岚石等郡邑。不久，两京相继覆没，河东、河北的名城重镇往往陷落。徽言能够巩固军队、整饬防备，搜集兵甲和军众，开垦并堵塞地界，储备物资丰富充足。士卒报告没有衣服，他就暗中派兵夜间渡过黄河，砍断栅栏袭击敌军，多次缴获丝帛来救济他们。他又教戈船士卒乘坐羊皮筏，趁乱渡过河流，偷袭敌人，使敌军毫无防备。敌人每天都担心遭到袭击，震惊恐惧而不能整军，于是增兵设防，攻克胡寨、吴堡津。敌人任用渠帅为九州都统，修筑营垒与晋宁相对峙。徽言出动奇兵挑战敌军，擒获九州都统而归。敌众极为恐惧，互相说：‘一定是这个人给我们带来祸患。’于是把晋宁视为忧患。建炎二年冬，敌军从蒲津渡河进入夏阳、澄城，奔赴延安、绥德。延安守帅弃守绥德，迎接投降，敌军行进毫无阻碍，于是逼近晋宁。此前徽言移守府州，约折可求出兵夹击敌人，说不能坐守自困，等祸患到来。折可求因为敌人扣押他的儿子，所以同敌人相通。敌人挟持折可求到城下招降徽言。徽言把折可求看作外舍亲属，于是登上城墙，以大义责问他。折可求仰头说：‘您对我为什么这样无情？’徽言拉弓厉声说：‘你对国家没有情义，我还对你讲什么情义？’ ‘哪里只是我无情，这支箭更无情，我一发就射中你。’折可求逃走，徽言于是出兵纵横攻击，大败敌军，便斩杀罗索贝勒的儿子。当时河东四周都已成为敌区，只有晋宁孤城屹立，横挡在敌军冲要之处，形势相差悬殊而不能抗衡。然而徽言坚守城壁，持久防御，抚慰救治疲惫伤病者，抵御外敌进攻；又派不会游泳的人潜入水中，召集逃散、藏伏在山谷中的百姓达数万人，编筏向西渡河，在河上与敌军激战，大大小小数十战，每战都俘获、杀伤很多敌人。晋宁地势险要，号称天下险地。徽言扩建外城，东面压临河流，城壕深不可测；城楼和女墙雄伟坚固，防守器械设置齐备，命诸将分区防守。敌军到来，便亲自到最危险的地方竭力作战，并派精兵往来支援。敌军多次进攻都失败，不能得志，于是更加急切地图谋攻取，筑土山环绕城池，编笼填塞城壕。晋宁的习俗是不挖井饮水，取水依靠黄河；敌人驱使投降者装载茭草和石头，填塞堵住河流，城中水源枯竭，粮饷物资也逐渐耗尽，铠甲兵器破败，人人忧惧，知道死亡已不远。徽言能够取得众人之心，便在空腹饥饿、残兵疲卒之余，收集折断的长矛、残破的刀刃和箭支，拼死固守。时间久了仍无援兵，他估量已经无法支撑，取出机篦格若等守城器具，把所有防守器械都烧掉，说：‘不能把这些留给敌人。’又派人夹带写有密信的液蜜书，混在道路上逃向东南，告诉他的兄长昌言说：‘徽言孤军守国，已将以死报国了。兄长您要努力侍奉圣君。’ 一天夜里，城内的内应把帛书系在飞笴上，暗中约定让罗索打开外城，接纳敌兵。徽言带领帐下士兵拼死决战于城门之内，几乎在相遇处杀死了大批敌人，身边的将士也几乎死伤殆尽，只得退守牙城。敌军不断进攻，像蚂蚁一样登城。徽言坐在厅堂上，慷慨激励将士说：‘我是替天子守土的臣子，按义理不能被敌手轻侮。’于是拔出佩刀想要自杀，左右呼喊着来救他，抓住了他；仓促之间来不及割颈，敌兵大批涌来，把徽言挟持带走。然而敌人仍畏惧他的威势，不敢对他施暴。罗索找到徽言的亲近之人，让他劝说徽言，不如整好冠帽衣带去见敌帅。徽言斥责说：‘朝廷礼制是朝见君父，难道可以穿着礼服进入敌人的穹庐吗？你平素厚待我，而且身为华夏士人却在北朝做官，不能立即惭愧而死，反而把它当作荣耀；你想向我夸耀，还要替敌人摇唇鼓舌充当说客吗？不赶快离开，我的力气还足以搏杀你。’罗索亲自去见徽言，说：‘二位皇帝都被带到北方去了，你究竟是在替谁守这里？’徽言说：‘我是在替建炎皇帝守城。’罗索说：‘我们的军队已经南下，中原的事情还难以预料，你何苦自寻痛苦？’徽言愤怒回答：‘我只恨不能把你们这些人的尸体带回去见皇帝，以死报答太祖、太宗于地下，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罗索又拿出从旁边伪造的诏制，摇动诱惑徽言说：‘只要你稍稍屈服，我就让你世代统帅延安，并拥有关陕之地。’徽言更加愤怒，骂道：‘我承受国家深厚恩德，死正是我所愿，这双膝难道会向敌人屈服吗？你现在应当亲手杀我。’为了不让别人看见，罗索举起兵器向他砍去，想使他恐惧而屈服；徽言神色自若，敞开衣襟迎向刀刃，没有一点改变。敌众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于是射杀了他。尼堪听说徽言死了，大怒，对罗索说：‘你粗暴凶狠，为什么专门杀害义士来满足自己的私怨？’于是严厉治罪。罗索自己也悔恨不已。晋宁被围总共五个月，徽言于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去。本路使者和宣抚使相继把此事上报，朝廷哀悼，追赠晋州观察使。第二年，昌言把晋宁死守的始末详细上奏皇帝，朝廷加恩赐谥忠壮，又追赠彰化军节度使。河西人思念徽言而不忘，家家绘制他的画像，又建庙祭祀他。兰溪范浚说：‘徽言死于疆场，依祭祀制度应当祭祀；之所以给他改定谥号，是为了劝勉忠臣。只有我国家承受上天之命，统御四方，圣圣相承，仁德滋润，天下安闲和乐，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百姓年老之时都没有亲眼见过兵革军政，武备废弛，因安逸而变得衰弱不武，士卒懒散衰老、昏聩不明，军籍兵符和戈甲腐蚀败坏，城池堡障倾圮。一天外侮乘隙而起，敌兵南下，击鼓长驱直入，所向之处都投降陷落；大城小邑的督帅偏将，有的舍弃城池逃身，望见敌旗便奔逃，有的甚至打扫馆舍、准备饭食等待敌寇到来，只求侥幸逃生，不知畏惧、不感惭愧，这样的人数也数不清。’

译‘像这样忘掉自身、殉身报国，伏节守义而不屈的人，千万人中大概只能得到一两个。至于忠贞的谋略、正义的气概、魁伟的才德和奇异的杰出，几乎没有谁能与徽言相比。当徽言竭力保卫晋宁时，深深忧虑敌人像鸱鸟一样盘踞天下，日夜焦心痛恨，想要从敌人的心腹要害处击破并使之溃亡。等到形势逼迫、力量穷尽，他仍然自我激励，咬牙切齿地怒视敌人；即使被擒，耿介之气也丝毫没有衰减。他难道不知道稍稍低头便可以苟且活命，而且还能获得很大的利益吗？可是他刚劲的节操挺立不变，至死不改，他心中所守持的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听说徽言和刘光世自幼就是旧交。光世任鄜延总管，奉命援救太原，驻军吴堡津，却停顿不肯前进。徽言写信催促他出兵，没有得到答复；又告诉他太原危急，早晚盼望救援，总管奉诏赴急，不应当拖延固守而获违抗命令之罪。光世仍然进退不定，徽言便公开上奏弹劾他迟延退缩，并封存副本交给他。光世惊惶，立即引军上路。又因为河东人不忍受敌人侵凌，十分忧愁悲痛，吟啸盼望官军，希望能够合力攻击敌人。徽言派人暗中联络汾、晋之间的豪杰，有能聚集军队收复故地的，便上表奏明功劳，按照所收复的郡邑让他们世袭担任守长；这样召集了首领千百人和民众四十余万，把事情逐条上报，等待诏令准许，便想亲自率领精锐攻取太原。’ ‘径直攻取雁门，留下军队戍守；把所联络的土豪部众聚集起来，合力谋划攻击敌人。他还说：‘如果平定整个晋地，险要形势就归我们所有。中原应当限期平定，机会只有一时，绝不可失。’奏章上报以后，诏令徽言听从鄜延王庶的节制。这个计划既被阻止，军队便不再出动。唉！守卫晋宁而急于援救太原，又将夺取整个晋地来谋求收复中原，他的心意难道只是想在孤城中拖延岁月、以死求名吗？然而最终怀抱志向而死去，这正是义士所悲悼叹息的地方。起初，光禄卿范寅敷陷在敌境，后来自己脱身，经过河东回到朝廷。他在行在上书，叙述敌情，并且说：‘敌人称赞南朝善于作战、能够坚守，只有晋宁的徐徽言、陕州的李彦先二人；我在路上看见汾、晋百姓被驱赶到晋宁，攻城失败逃回的人，伤口相连、接踵而来。’他又大力称赞徽言多次浴血作战，使敌人困窘，擒获九州都统，杀死罗索贝勒的儿子。敌人于是增添铠甲、储备粮食，预定一定攻下晋宁。晋宁形势孤危，已经难以支撑，朝廷才派使者安抚晓谕河西诸郡，并下诏让徽言率领部属前往行在。使者辗转艰难行走数月，才抵达鄜延，而晋宁城已经陷落，徽言也死去很久了。唉，真是可惜啊！《汉忠臣翟义传》汉代忠臣翟义，字文仲，是永始丞相翟方进的小儿子。因父亲任职的关系做了郎官，逐渐升任诸曹官。二十岁时，出任南阳都尉。宛县令刘立与曲阳侯结为姻亲，又一向在州县间有名望，轻视翟义年轻。翟义代理太守行事，巡视县境到达宛县；当时丞相史住在宛县驿舍。刘立带着酒菜前去拜访丞相史，酒还没有喝完，翟义也到了。外面的属吏把刘立到来的事报告给他，刘立仍照常说话。翟义从里面拜见，直接进入，刘立这才下来奔走迎接。翟义回去后大怒，查究刘立主守盗窃十金、盗杀无辜之人的罪行，把他捆绑送到邓县狱中。属吏夏恢认为宛县是大县，害怕翟义被人夺权，便告诉翟义可以等随后巡视县境时再把刘立押送邓县。翟义说：‘如果要让都尉亲自押送，那么还不如不要逮捕他吗？’于是把刘立载着绕行宛县市街，才押送出去。官吏百姓都不敢妄动，威势震动南阳。后来翟义任弘农太守，又升任河内太守、青州牧。他所任之处都很有声名，继承了父亲刚烈正直的风范，而且超过了父亲。后来调任东郡太守。几年后，汉平帝去世，王莽代理朝政。翟义内心厌恶此事，便对姐姐的儿子、上蔡人陈丰说：‘如今王莽代理天子之位，号令天下，故意选择宗室中幼小的人做孺子，假托周公辅佐成王的义理，不过是借此观望，必定要取代汉家，迹象已经逐渐显露。’ ‘如今宗室衰弱，外面没有强大的藩王，天下人都低头服从，没有人能够抵挡国家的灾难。我幸而得以作为宰相的儿子，亲自镇守大郡；父子都承受汉朝深厚恩德，按道义应当为国家讨伐贼臣，以安定社稷。我想起兵向西诛杀不应当代理天子的王莽，选择宗室子孙辅佐并拥立他。即使时运不济、事情不能成功，死于国事而留下名声，仍然可以不愧对先帝。如今想要起兵，你愿意跟从我吗？’陈丰当时十八岁，勇敢壮健，答应了。翟义于是和东郡都尉刘宇、严乡侯刘信、刘信的弟弟武平侯刘璜等结谋，起兵拥立刘信为天子。翟义自称大司马、大将军，向各郡国发布檄文，说王莽毒杀孝平皇帝，假造诏命代理尊位；如今已经拥立天子，大家共同执行上天的惩罚。各郡国都震动，北至山阳，聚众十余万。王莽听说后大为恐惧，于是派孙建、王邑等与翟义交战。翟义战败被杀。唉！王莽扰乱汉朝，残酷到了极点，弑杀君主、窃取国权，罪恶贯盈，比田阎还要高。汉廷群臣竟没有一个以忠义愤怒闻名。刘歆、刘宏都是宗室，竟然做到王莽的国师、将军。刘义兵向西时，刘歆反而替王莽驻守宛县，刘宏反而替王莽统兵。刘氏宗室如此，其他姓氏的臣子又能有什么指望呢？王莽刚听说翟义起兵，就向汉朝群臣宣称：‘周公代理政事时，管叔、蔡叔挟持禄父反叛周朝。’ 王莽把翟义挟持刘信的事情拿来与管、蔡相比。汉朝群臣都说：‘若不是遭遇这场变故，就不能彰明圣人的德行。’他们谄媚到这种地步，哪里还会有人因忠义愤怒而起兵？在这个时候，只有翟文仲能够凭借小小的东郡，倡导大义，想要拥戴汉室宗亲，为国家诛杀逆贼。他的功业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志向和气概究竟怎样呢？又听说翟义起兵之初，三辅人霍鸿等也同时起兵响应，谋划攻打长安，人数达到十余万，也不能说没有人帮助他。王莽当时惶恐不安，以至于不能进食，日夜抱着孺子，到高庙祈祷；又颁布大诰，传告天下，说明将要归还政权，孺子也有意让翟义来促成此事。如果这时能够取得一战胜利，诛戮首恶就像摧折枯木一样容易，恢复帝位也会像反掌一样简单，功业必然成功。不幸很快失败了，仍然应当记录他的忠义大节，树立表彰，彰明于世。班氏作史，既不为翟义立传，只在翟方进传后特别记载此事，又讥讽翟义不能估量力量而使宗族覆亡。《春秋》褒贬人物的原则，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翟义说‘死于国事而留下名声，仍然可以不愧对先帝’，情感言辞慷慨激烈，显然已经把使宗族覆亡、为国殉身作为自己的期望。不能估量力量而死，与侍奉汉贼而苟生相比，哪一个更好？班固这样的评论，在这里实在大错。因此我补写这篇《汉忠臣翟义传》。

译《蔡孝子传》蔡定，字元应，是越地会稽人，家世贫寒。父亲蔡革依附郡中狱吏，靠替人抄写文书为生。他努力让蔡定学习，自己辛劳困苦也供给他。因此蔡定进入学校，渐渐有了声誉。郡中狱吏有一天因玩弄法律条文获罪被拘押，蔡革因为牵连误入其案，也列在弹劾之中。蔡革已经七十多岁，按法律本应免于拘押审讯。任泽却削去他的年龄记录，把他定罪，罪名将与狱吏相同。案件已经完备，府中上奏朝廷，正等待朝廷命令，所以两人都长久囚禁，而蔡革不能单独结案。蔡定暗自悲痛，想到父亲年老却因无罪陷入牢狱，发誓要以自身赎父，多次到府中号哭申诉，请求代替父亲入狱，不被允许；请求到军队中以性命效劳，也不被允许；请求编入军籍做士兵，又不被允许。蔡定知道父亲终究无法赎出，仰天呼喊：‘天啊，难道要让我坐视父亲被刑具捆绑吗？父亲年老，不应当受到牵连拘押；替人抄书的罪，也不应与狱吏相同，这些道理都很明白，却无处申诉。父亲老了，反而要刑罚我活着，这样有什么益处？’蔡定于是打算自杀，想着有关官吏或许会怜悯他，幸而释放父亲；即使自己把身体投入黄泉而使父亲登上高天，也没有什么不同。于是预先亲自写好墓志铭，又写了一份像是前往府中申诉的文状，结扎放在衣袖之间，其中都叙述自己舍生致死的缘由，希望这样一定能使父亲获免。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投河而死。府帅听说后，惊叹道：‘真是孝子啊！’立即下令释放蔡革，厚厚地为蔡定准备棺木殓葬之事，并抚恤周济他的家人。兰溪范浚说：‘唉，大孝之人，我没有能够亲眼见到。像蔡定这样的孝子，也是当今世上少有听闻的。世上的人看待父母，像看待妻子儿女一样用心而急切的，没有几个。那些人只把平常的爱用在妻子儿女身上，而对父母只有片刻的爱；有劳苦之事也不肯亲自辛劳手足来替父母分担，他们难道肯牺牲自身，把父亲从囚牢中救出来吗？如今做儿子的，有一杯酒、一盘肉拿来奉养父母，就已经面露得意，自以为这是难得的孝行，何况像蔡定这样舍弃自身来使父亲活命，他的孝又哪里能够穷尽呢？’我得到蔡定所写的墓志铭和文状，被其中的言辞情感感动，悲哀至极而流下眼泪。想到蔡定如此孝顺，理应在当时受到表彰，可是事情没有上报朝廷，蔡定将无法显扬自己，所以我替蔡定作传，希望将来万一能够得到良史家的私下采录。《香溪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香溪集》卷二十二　宋范浚撰　墓志 《高府君墓志铭》《安人胡氏墓志铭》《吴子琳墓志铭》

译《夫人章氏合祔志》《张府君墓志铭》《右朝请郎致仕范公墓志铭》【代作】祭文 《祭侄端受文》《高府君墓志铭》右修职郎高府君，名廉，字清臣，七十岁时卧病死于家中。已经询问龟卜，确定了下葬日期，他的儿子栴来信请我撰写墓志铭。栴是香溪范浚的三义之亲，我不能推辞。因为栴与我是同乡，又娶了我外兄江处州的女儿，并且跟随我学习很久，所以特意向我求铭。他的信中说：“我栴积累的罪过没有消除，竟使先人未能享禄，我将靠什么聊以为生？只是送葬之事还未衰败，姑且续着残息，冒昧告知下葬日期，祈望您深切哀悼。如果还能得到您的墓志铭，使它彰明于幽冥，那么垂示后世就没有止境了；这岂只是我这个不肖孤儿所依赖的？先人实在可以安居墓中，不留下遗恨了。”栴哀痛思慕父亲，至死不已，而又殷切求铭，这也算是称扬父亲的孝行，正是我日后教诲学生的道理，因此墓志铭怎能推辞？栴的族兄弼把府君的行实送来，请同乡宗弼代为陈述。宗弼是乡里的老儒，敦厚朴实，不说虚饰的话，我于是摘取其中事迹写下此文。考察府君是婺州兰溪人，曾祖名之胜，祖父名全，父亲名逢世，凭资财在县里成为豪富。到府君时才成为诸生，参加有司考试，多次不利。父亲劝他说：“凡人求仕进不只有一条道路，能够辅佐国家、供给财用，像汉代卜式那样，难道不也可以吗？”府君听从，补任太庙斋郎，调授右迪功郎，任信州弋阳县主簿。将赴任时，适逢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浙部使者因府君有吏才，檄令他代理台州临海县尉，任职五个月，代任者到后归来。又征辟他任杭州昌化县尉，还未赴任，恰逢青溪大盗张甚攻陷邻近郡县。府君慨然说：“先人本来就以卜式之事命我，卜式知道忧虑边疆，我难道反而不能保卫乡土吗？若因此而死，便是辜负父亲、抛弃他的教诲，我就不能算作儿子了。”于是招募勇士，集合乡众，扬兵固守营垒，实行武装防守，盗贼不敢侵犯。王师收复婺州，府君因功应当越级升五阶，恰好兄长的仇人也在受赏之列。府君哭着说：“我恨不能亲手刺杀那个人，使我兄长在地下消除遗憾，我还有什么脸面同他一起冒领荣宠？”于是拒绝接受赏赐。后来防遏使记录府君的其他功劳，上奏升任右修职郎。当时有人劝他出仕，府君叹息说：“我的母亲抱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正侍奉在她床下，不能片刻离开，还谈什么做官？”母亲不久去世，府君最终也没有出仕。府君天性孝顺谨慎，自幼祖父失明时，能够扶侍而不知疲倦；长大后尽子职，从不遗余力。亲人有病，奉药奉膳必定亲自办理，夜里不解衣，时间久了仍更加谨慎。两次遭遇父母丧事，哀毁憔悴，形容枯槁。两个兄长商议分割家产时，府君把肥沃美好的田地推让出去，自己只取荒废、低洼、贫瘠的土地。兄长死后，他按礼备办葬具，资助侄儿，使他娶妻；又乐于施舍。我所经过的道路上，若有人资财匮乏，或亲友叩门求助，他总是周济，从不吝惜。荒年煮粥熬糜来救活饥民，有时打开粮仓赈济借贷；有人拖欠租税、负债很多，他便折毁债券，不要求偿还，乡人都称颂他。晚年悠闲居家，修饰园宅，每天与客人举杯登高，放达胸怀以求适意，不把利害得失放在心上，只专心教训儿子。他建造斋馆，在里面排列群书，厚礼聘请文人儒士担任教师。当时让栴跟随我游学，他亲自把栴送到我家，恳切地对我说：“栴的才资低下，本来应该摒弃不教；幸而承蒙您收留，他将学习什么？只听您的安排。只希望栴或许能懂得修身行己的一点道理罢了。”世间那种凭技艺谋求科举、迅速求取显达的方法，不是我敢于希望栴去追求的。看府君责勉栴的用意，可以说是知道根本了。栴也能够约束自身、努力学习，和顺谨慎，足以继承家业。我曾谈论世上自称善于经营生计的人，往往强横暴虐，凭财力役使弱小者；即使毁坏土地、积聚资财，却成为后人怨恨的对象，而且怨恨越来越深。只有府君修治祖业而使这种风气止息，从不争逐财利，只是独自施行恩惠，奔赴他人的艰难急困，使乡里乐于他的和厚，又知道用义理教诲栴；因此他留给后人的东西，与时俗确实不同，值得称许。府君于绍兴十有七年春三月丁卯下葬。其妻舒氏于绍兴十有八年秋九月己酉去世，比府君晚九年，墓在县里的甘棠乡仁寿原，是府君准备与她合葬的地方。共有子女四人：长子才之，早夭；次子就是栴。长女嫁给进士徐毅，次女嫁给右迪功郎江防。有孙女二人。铭文说：对亲人竭尽力量，对别人施行恩惠，这是他的厚德。这样的品性正是根基，后人继承它，希望继续承受他的福庆。安人胡氏墓志铭 安人胡氏，是左朝奉郎、知处州江公讳惇禔的妻子，奉议郎、致仕后赠朝散大夫讳术的儿媳，世代为严州寿昌人家。她的祖父楚材任真州判官，因秉持正直为事抗争，触怒部使者，便拂袖径自归去。父亲彝参加有司考试不遇，撕去夏课，穿着居士服，在州里树立义行，崇尚气节，豪迈行事，世代都有美德。安人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节操品行纯正完备。她幼年时，性情淑静，仪态庄重文雅，不习惯嬉游玩耍，不作矫饰的笑语戏言。外祖父太府少卿范公锷认为她奇异，对居士君说：“您的女儿柔婉美好，姿态非同寻常，应当嫁给贤良之士。我的外孙惇禔，是江氏的俊秀，器量风度很伟岸，品行磨炼而且有文才。您的女儿若舍弃这个人，还能嫁给谁呢？”居士君说：“哪里敢不听从您的意见。”最终把女儿嫁给了江氏。当时婺州兰溪谈到有美好声誉的姓氏，都推重江、范两家，而胡氏也是严州的著名宗族；三家各有族人上千，人人都称安人贤德。她进门拜见，公婆上下都互相庆贺；她恭敬尽行妇道，时间越久越显孝顺。侍奉疾病时不解衣带，服丧时形体消瘦毁损，几乎与丈夫一样。时节祭祀供奉蔬食豆品，必定亲自查看，十分谨慎。对内外尊长和与自己地位相当以下的人，以及侍妾婢女，她都分别对待而合乎分寸。她称呼丈夫为处州使君。丈夫历任官职很久，所到之处都以善于治理著称，减免民间困苦，救济凋敝百姓，人民长久怀念。安人确实在旁边警戒补益，帮助他施行宽大政策。宣和初年，山贼从婺源而来，攻陷兰溪，杀害官吏以逞凶暴，四处搜捕不止，有人逼迫使君出走。使君当时正为父亲大夫公服丧，身穿粗麻丧服，回望灵位，伏地哭泣不能起身。安人拭泪劝慰说：‘您只管不要忧虑。您从前治理婺源时使那里的人受到恩惠，即使凶暴的人也不是禽兽，怎么忍心忘记恩德而加害自己的父母呢？’后来果然如她所说，贼人没有加害。后来使君代理衢州江山县丞，恰逢叛将苗傅兵败，经过县境，王师急迫追赶。其他官员惊惧逼迫，不知计策，准备都轻装逃走。使君说，按义理应当坚守，供给我军；若离开，军需供应就会缺乏，即使因此被杀又有什么补益？安人也激烈地赞成劝勉说，使君在这里负有责任，效死坚守本来就是他的职责，不要因为我们而产生私人的忧虑，我将和您一起死。使君最终没有离开，人们认为他忠诚。这是因为安人见识通达明悟，行动时常能预先看出事情的后果，辅助使君取得了成效。她性情俭朴，不随俗追求艳丽华饰；簪钗、耳饰、短衣和裙裳都没有彩翠华饰。一件破衣服即使多次缝补洗涤，仍然穿着不丢弃。养蚕织布总是亲自劳作，儿子有时劝她停止，她便说：‘这本来就是妇人的事情，不是为了获利。’

译她又说：‘你们是儒家子弟，耕种劳作艰苦勤勉，懵然不及知道这些事，我亲自做这些，不过姑且警戒你们罢了。’于是命长媳稚妇说：‘你有妇人的职责，怎么可以一天不谨慎？当初我嫁给你公公时，奉行沃盥之礼，在堂下拜见，婆婆用先世勤俭的规矩训诫我，我每天都铭记在心。现在拿它来教诲你，这岂只是你应当遵守的，也应当奉为世世代代的戒训。’使君去世后，她便嘱咐儿子，不要让家事牵累自己；每天取来天竺佛经诵读、沉潜研习，不忍心剪断活着的生物，戒除荤腥，吃伊蒲塞的素食，安静沉默，不营求世务，仿佛自得其乐。平常从未患病，头发秀美，身体更加康健，视听清楚聪敏；这是由于她内心平和宽易所致，本来应当长寿。忽然患急病，便一病不起，听到的人都为她叹息哀悼。那是绍兴十有九年正月壬辰，享年七十有三岁。她生有三个儿子：男曰防右，任右迪功郎、前防州瑞金县西尉；男曰▯举，是进士，曾经谨慎自持。女儿嫁给进士高栴。孙子六人，都是防，其中一人是男孩。安人临终时告诉防等人：‘我看自己病势危重，气息将要接不上，幸而赶上你们已经长大成人，能够继承家业。只希望你们修整自身，不要懈怠，希望永远有所成就。你们若能实行我的戒训，我就等于没有死。’ ‘我还想到你们的父亲做官时勤劳繁剧，终身没有变坏。后来他弃下你们这些年幼的孤儿，我周遍查看箱笼，竟没有积蓄一铢一缕。我只得辛苦劳作来抚养你们，才使你们到今天，而我更加没有余财。死后如果你们能够安葬我，按照家产情况遵守礼制，使别人无可非议，这就是你们替我完成最后的事情。我在地下见到你们的父亲，便没有遗憾了。’两个儿子遵照她的话，派人来告诉少卿的孙子浚说：‘我们的母亲将于十有一月甲申，安葬并附葬在县里的龟坑西原先君墓旁，冒昧请您撰写墓志铭。’浚想到自己的母亲荣国夫人，认为居士君实是她的长兄，从中表关系说，浚是处州使君的外甥兄弟，安人又是浚的外姨姐；安人的墓志铭没有谁比浚更合适，于是谨慎答应，作铭说：芳美的声誉，淑善的品行，是世代为人、为女、为妇、为姑、为母的规范；这就是她的准则。我把她的美德事迹和声名采集写入诗中，把它刻在珍贵的美石上，埋藏其中，告诉后世，永远无期。吴子琳墓志铭 君姓吴，名珪，字子琳，是婺州金华人。曾祖名藻，祖父名善，父亲名权，世代隐约未显。君幼年谨慎柔顺，成年后渐有建树。父亲知道他可以倚任，便让他选择别墅，经营家业。君也想到世业正在衰败，忧惧不安，遵命考察地势，在灵岳找到山林泉石的胜景，建屋居住，以作富裕家业的长远谋划。他常常鄙视世俗贪利之人，认为那些人贪得无厌，拿子女作抵押，向豪强放贷，谋取加倍利息；自己却不这样做，只求凭信实取得人们的和悦，赈济孤苦贫穷者，以本业不能成立为原则。有人欠债违约，他将要剔取其田契屋契抵偿，便笑着说：‘凭债务去夺取别人的田地房屋，难道是我的本心吗？’最终放弃追讨，不再取回。凡是他的心胸气度，大多如此。四十多年过去，他积累的义行非常丰厚，财产也日益增加，资财渐渐富足。绍兴年间，睦州剧贼到处横行，无法制止，四处劫掠邻近郡县，婺州渐渐成了盗贼区域。君迁家并聚集族人，凭险筑壁自守，距离居所十多里，每天经营防守计策、耗费资财；他自恃没有仇怨，常常照常外出归来。有一次遇到凶恶的盗众正在剖杀百姓，人人都丢下兵刃、收敛衣襟。君急切地上前开导安慰说：‘我不敢公开暴露你们的罪恶，你们不必害怕。’其他盗贼经过时，也互相告诫，不要窥伺吴氏；每次望见屋舍便引路离开。哥哥的儿子昺家中遭遇兵乱，举家先已归来。过了很久，昺才从小路冒险回来，被恶少拦住，问他是谁、要到哪里去。昺据实回答，恶少惭愧道歉，煮黍饭供待，并护送他回到君处。当时逃避战乱、与君有姻亲旧交而来依附的，共有几十族，君供给资财药物，平等施惠，始终如一。邻里中依附盗贼的人拿米肉来馈赠君，君便借机向他们说明祸福，劝他们何不立即归顺，不要长久迷误，做这种不祥之事而白白让自己成为官军锋刃的牺牲品。众人受到感化，放下柴械，回归百姓行列的有十分之九。盗贼平定后，那些曾借君之力保全性命的人，大多负恩不知报答。人们说，从此以后若有人因急难来告诉君，君应当关门拒绝他们。后来成皋带着溃散的士卒攻打婺州郊郭，扰乱乡里，依附君的人更多了。君更加开放接纳，厚意慰劳，必定为他们安排住所，心意远远超过从前。君性情和厚宽裕，对兄弟友爱和睦。正在商议分立户籍时，把所有财产均分，丝毫不把一铢私产记在自己名下。与朋友交往，从不因身份尊贵而轻视寒门，不对小人物区别对待，务求一并容纳；即便被人欺骗、戏弄、吝啬对待，也从不追究。有时有人倚仗豪强权势来欺凌他，他便毅然不接受。乡里人推他为长者，都仰慕依赖他。有的人从外地往来，常常遇到年老者聚集在门前，像等候哺食一样。乡里有争斗，他一句话判明是非，双方都心悦诚服地解散离去。这大概是因为他平日立下的诺言一定兑现，所以一向得到人们的信任。绍兴十有八年六月己未，君因病去世，享年七十有三。娶郭氏，生三个儿子。儿子名昶、昴、晟。女儿五人：长女嫁给进士邵汝能，次女嫁给进士何溟，次女嫁给左奉议郎、湖州州学教授唐尧封，次女嫁给右迪功郎、宜州河池县主簿俞允恭，次女嫁给进士何洌。孙子八人：三锡、三益、三畏、三省、三思、三复、三俊、三英。孙女六人：长孙女许配唐仲义，其余尚未出嫁。君一向知道仰慕善行，开设馆舍，储藏书籍，延请良师硕友，让子弟接受教育，所以昶等都争相奋发，能够自我砥砺。昴凭才艺学业名列荐书，士人朋友都称赞他。君病势严重时，回头对昶等和诸孙告诫说：‘当初我到灵岳时，还没有解决温饱的办法。如今衣食有余，并不是凭智慧得到的，而是有命在其中。你们应当更加增长学问，不要致力于增长财富。努力实行勤俭、谦厚四件事，像我一生给你们的训示那样就够了。’话说完便突然闭眼去世。唉！如今人们爱护子女，男孩留给他们的积蓄，恨不得达到百万；却使他们失学无教，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能记得。女儿嫁给高门大族，也不再选择品德相当的配偶，多半嫁给普通人。只有君能够用诗书使子孙成为儒者，临终的话还委婉地勉励他们遵循义理；他所得到的女婿又都是郡县中的俊彦，可以说真正懂得怎样爱护子女。绍兴二十年正月丙午，葬于县东溪古寺山的原地。下葬前，昶派人到香溪范浚处请求墓志铭，昴也亲自前来托请。浚想到同乡，又得到君的行状，考核所听闻的事情以求真实，有的还根据行状补充遗事；他们托付浚说：‘这些事应当传载。’因此知道君的为人值得称道追念，死后也不应被忘记，这篇墓志铭怎能推辞？铭文说：人在艰难道路上，应当有所畏惧；自身困窘而无处容身时，君遭逢危难，却能够振兴宗族，施惠于乡州，具有长者的风范。恩德有时惠及孤弱，我也将因此获得善终。用儒学教化子孙，福庆由自身积累；有墓志铭刻在幽暗墓地，流传显示而永无穷尽。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葬墓志。

译夫人章氏是开封人，故将仕郎讳发的孙女，赠朝奉大夫讳志孟的女儿。章氏世代为右姓，大夫性情宽厚，是位长者，喜欢用义理解除他人的急难。当初我的祖父少卿考中进士，客居京师，大夫与他交情非常深厚。我的祖父入朝做官后，想到大夫素来高雅而且不忘旧交；大夫爱护夫人，也想把她嫁给范氏。我的祖父回头对叔父说：‘你把她纳为妻，作为你的配偶。’于是夫人嫁到我章家，范、章两家更加亲近。后来大夫的儿子震任陈留官职，遇兵乱因忠节而死，三个儿子背着母亲逃奔，一同南来投靠夫人。夫人腾出内室安置他们，供给侍奉多年，恩意更加深厚。人人都称贤夫人，说她成全了我祖父思念旧交的心愿，能够善始善终。夫人明敏聪悟，安静庄重，奉行宗族事务谨慎，孝敬公婆，对待下人宽厚而严正。凡是辅佐我叔父，总是顺从而且有帮助。她本性节俭，衣着俭朴，饮食和日常用度不奢侈；我叔父去世后，夫人推辞家务，让儿子每天清心研读西方佛书，喜爱善行，乐于施舍救济；遇到河渠就架桥，遇到疾病就用药石防治，遇到死亡就负责安葬；对有孤苦贫穷、不能出嫁的女子，替她们置办嫁妆、选择配偶，使她们能够出嫁，姻亲邻里大多都受到她的恩惠。夫人七十有一岁时，患了积寒之疾，卧床多日，病势日益加重而不见好转，于绍兴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癸卯死于家中。于是到了十有二月己酉，距我叔父葬于胜观原已经二十有四年，按照夫人的遗命，重新在墓园东十步处卜选墓地，迁葬我叔父。过了三天，把夫人合葬进去。夫人生有五个儿子：长子淇，曾任右承直郎、衢州开化县令；次子注，三次参加乡贡；次子汲，学问广博，有志气；次子滂，任开化县令；其中仲、叔、季三人都先于夫人去世；幼子名津。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右丞议郎、洪州通判徐端礼；次女早亡。孙子九人：炳、煜、炜、焯、煇、光、炤、焘、烜。津和诸孙都努力学习，煜曾列名国子监荐籍。孙女十有二人：长孙女嫁给右承直郎张文之；次孙女嫁给右承直郎章著；次孙女嫁给进士蔡九龄；次孙女嫁给右迪功郎晏节；其余还年幼。曾孙四人：坦、垍、▯、埴；曾孙女五人。夫人合葬的日期确定后，津拿着葬辞来托付他的族兄浚。浚说：‘叔母夫人，出自先世的美好家族，父亲能行义，兄长能够尽忠。’ ‘夫人的贤德，本来就应当由贤者为她作传来昭示后世，这也是合宜的。只是我的文章荒疏鄙陋，怎敢不尽力呢？’于是只因我叔父的世系、爵里和事迹另有志书，今且撰写墓盖上的文字，记述夫人的美德和葬年月日，刻成后送回墓中。张府君墓志铭 诸暨人张龟年为父亲府君卜定安葬日期，在下葬前一个月带着行状写信到高平范浚处请求墓志铭，说：‘龟年没有什么才能，平日有幸拿着扫帚在墙屏之下侍奉，私下把自己列入诸生之中，冒昧告知父亲未获善终。只是我自身背负罪过，反而给父亲带来祸患，使慈爱的父亲想要抚养我的愿望直到终天也无法实现；如今正当主持家门、办理丧事的时候，不敢立即死去，安葬日期已经确定了。如果有幸得到您的墓志铭，使我可以把它告知父亲于墓穴之中，这就是深深怜悯我这个弱孤而顾念覆护我。先人如果有知觉，将不会在地下遗憾。’信送到后，浚读了一两遍，忧闷不已，仿佛看见龟年叩首触地，诉说他的悲哀。当初龟年来兰溪跟随我学习，府君先写信给我，询问是否可以不收他为弟子。接连寄来几封信，又借我所敬重的人写信来说明，后来又写信道谢；情意恳切，直到龟年亲自登门，礼貌恭敬，言辞和顺。我收他为学生后，他学习服行不懈怠，心地平正直接，没有旁门歧路。同舍学生都交口称赞他。由此知道府君努力教导儿子不是一天两天了，又让他越过州境前来求学，他的心意也已经十分深厚。当今世上那些积累家产、居住华屋的人，所缺少的并不是钱财；他们却命令子孙倚靠市场、坐着经商，抬头低头只顾取利，争夺细小的利润来增加积蓄。子孙若读一页书，他们就夺来藏起，有时甚至撕碎拿去糊缸，发怒说：‘我将使金钱高得顶到斗牛星，以粮食来计算，你这愚蠢的孩子却败坏我家的事业，难道想忍饥挨饿，翻看这些旧纸吗？’ 因此大家族的子弟多半鄙陋懒惰，最终有的甚至无法自立。故我称府君知道用义理的方法教养他的儿子，这与末流风俗不同。如今得到他的行事状，更加看出我先前预知府君果然没有错；何况龟年曾经向我求学，所以来请求墓志铭，他这样叩头恳求的悲哀，我难道能拒绝吗？考察府君名绪，字端远，是绍兴府诸暨人。他从幼年就知道勉力学习。父亲居住在县城房屋中，以气概和诚信闻名，尊礼宾客，喜欢让子弟跟随善士游学，因此府君更加研习学业。宣和初年，府君名籍在州学。青溪发生盗乱时，他挺身越过部府，召集族属聚落，合力保卫营垒，众人全都归附服从；贫困的壮丁和轻薄狡猾的人不敢离去行劫，乡境因此安宁，而家产和用度也没有剩余。后来遭逢父亲大丧，生业更加衰落。府君得到计然的心算方法来经营产业，累年之后终于富裕丰足；但自身生活俭朴节约，懂得推究本分、安于所得。有人向戚里权要推荐他，奏补承信郎，这本来并非他的志向，他也不求官位进取；于是筑围墙、开园圃、挖池沼、引泉水，建造游亭和问馆，种植杂花美木，置酒游览来娱乐宾客。士大夫经过这里，都赞美他的好客好事。他平时又喜欢周济邻里，急人所急，有人贫穷而且生病，便送给他们珍贵药物。药物不论贵贱都送给他们，自己却吝惜每年的粮食开支；粮食有余便排出积存，平价出售，有人需要借贷，通常只取很少的利息。乡里的放债人因此把他作为榜样，不敢多收利息。曾经遇到大雨大雪，寒冷凝结，积雪遍地。府君登楼凭栏远望，看到有的人直到午后还没有炊烟，便慨然打开粮仓分给他们，救活了很多人。大体说来，他存心本来就是仰慕善行，所以亲近乡人而厚待他们到这种程度。府君于绍兴十有五年夏六月丁酉去世，次年冬十月甲辰，葬于县里的槩浦乡梅塔原，享年五十有二。曾祖参、祖父湜、父亲誉，都没有做官。娶蒋氏，生两个儿子，龟年是长子，次子名椿年。孙子三人，孙女一人。铭文说：勤劳使生活富厚，又知道用义理教导子孙；谋划得当，后代子孙不要忘记。卜定墓地，安葬在西原山冈；墓穴挖在其中，藏身于此，愿其安稳无伤。右朝请郎致仕范公墓志铭【代作】

译绍兴五年夏六月癸亥，右朝请郎高平范公去世。冬十一月乙酉，葬于婺州兰溪县北观后山前。他的儿子端疑认为父亲命运不济，先人任鄱阳通判时因病请求退休，随后便去世了。几个孤儿想到安葬是重大事情，姑且忍住死亡，含悲奉丧归来，选择日期办理丧事。如今已经定好日期，想求一篇墓志铭刻在墓石中使其不朽，冒昧以此劳烦执事。潘良贵与公同乡，又有旧交，墓志铭怎能推辞？考察公名溶，字茂宽，世代为兰溪人。起初因祖上恩荫补任郊社斋郎，调授将仕郎、开德府司理参军，历任洪州左司理、潍州士曹、左推狱，知历阳、武康二县，代理饶州通判。官职共升迁九次，至朝请郎，服饰为银绯。公熟悉吏事，尤其审决案件详细明断。三次担任州级刑官，两次治理县邑，都以公平宽恕著称。在澶渊时，有囚犯殴打妇人，伤势很重；掌管司法的官员按打断骨头的期限定罪，已经四十九天，妇人死了。公说：‘法律规定打断骨头的定罪期限是五十天，而创伤定罪不超过一月；现在已经四十九天，假如并没有打断骨头，岂不是冤枉吗？’ ‘活着时固然不容剖开肌肉来辨验，死后即使骨头腐朽也可以检验。’检验后确实只是创伤，于是按超过一月来论罪，囚犯得以不死。他这样平反案件的事例大都如此。治理历阳时有惠政，恰逢淮河东西发生大灾荒，米价涨得非常高。他所到之处都开仓，实行救荒政策，许多地方都缺乏成效，唯独公处理安排有条有理。饥饿瘦弱、流离失所的人纷纷前来，仿佛找到了归宿，救活的以数万计。朝廷派遣访察使考察两道赈济情况，首先推荐公有能力。当时郡将喜欢柔顺谄媚却又凶悍刻薄，对待属吏如同捆扎湿物，稍有一句话不合意，便罗织罪名。曹掾等人阿谀迎合，仍然战战兢兢，不能自安。公每天以职事前去拜见，耻于苟且顺从，常常援引义理坚持争辩。郡将不高兴，便借机使公困窘，把县中的胥吏全部拘捕，戴上刑具，施以笞打，推问许多事情，最终没有查出丝毫罪过。等到涉及公时，公长期称病卧床不出，郡将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一概听取。过了一段时间，郡将惭愧于无法把公怎样，便派人暗示公请罪。案件本来将要定罪，公不屑地说：‘我如果确实有罪，请罪也没有用；如果确实没有罪，为什么要请罪？我正准备投下官帽，等候弹劾罢免，这已经不是我所掌管的事情了。’于是没有请罪，案件也无从结案，便渐渐搁置。有一群盗贼横行抢劫，没有人能制止。公设下奇计将他们捆捕，审讯官却轻判其罪，以此陷害公。上级赏识公说：‘这正合我的心意。’公凭职务捕盗，盗贼获释而不被诛杀，既完成了责任，又没有使人遭受残害，还有什么赏赐比这更好？于是没有再争辩。到武康后，他访问县中父老，询问疾苦，大家都申诉前任县令制定的财物征收标准过重，原本几千钱的物品竟多出十余万，科敛因此烦苛，百姓也不能及时输纳，公想要更改。属吏说：‘册籍已经上报郡府，必须三年后才能改定。’公说：‘这将使我的百姓困苦，一天都不能忍受，难道能等三年吗？’立即发布告示晓谕父老，大体减去十分之二；接着列举其中弊病，禀告郡府追回并更换旧册。人们认为他有利于民而不谋私利。钱塘乱卒围住城池自守，距离县城不到三舍，声称要到境上砍柴，百姓都挑着担子逃走。公排列民夫，屯守险要，封固边界，整饬防备，侦察巡逻严密，全境因此依靠他而没有恐慌。正当各道防御会合的军队像乌合之众一样环绕盗贼，却不听号令，尚未交战便溃散逃去。他们经过之处便暴虐抢掠，有人侵犯县城，趁着暮夜砍破栅栏，喧叫着进入。公率众迎击，晓谕他们说：‘你们是来讨伐盗贼的，难道又想成为盗贼吗？王师马上就到，不要自己招致断头的灾祸。假如只是借道，不过想求一夜安稳；如果你们放下兵器，不扰乱我们，我将把你们安置在市中，粮食、被褥、饲草都按你们所需供给。否则，我们的士气锐利，不可激怒。’ 那些人都惊惧倾听，惭愧畏服，一致说：‘只听从公的命令。’于是脱下铠甲，捆束兵刃，进入馆舍居住，不敢轻易外出，也不敢与市民交谈。不到两夜便径自离去，因此武康独独没有遭受抢掠的祸患。临近代任时，县里百姓安于公的政绩，又两次到行朝请求把他留任鄱阳。鄱阳号称事务繁剧，公以镇静辅佐治理，即使军书、馈饷文书纷至沓来，没有一天空闲，也总能妥善筹划供应，不扰乱百姓。事情办完而遇到旱灾，官府平价卖粮来帮助饥民，公恰好代理郡守，命令属吏不以郊外和城郭为限，百姓来到哪里就供给到哪里，又加倍发放粮食，通常每人每天得到足够两天的食物，比其他州施惠更多。后来旱灾更加严重，公为之忧虑，遍走各处祠庙，极力祈雨，因此得病，最终不起，人们都哀痛他。公从年轻时就诚恳地爱好读书，入仕以后仍不荒废，间或提笔参加举子考试，两次以宾贡身份补入太学内舍；虽未考中，学问却更加专心，贯通经史，缀辑文章、裁制诗歌，言辞都温润精粹而有典则。性情宽宏厚道，对兄弟、宗族、亲党、朋友没有不友善的。立义极高，喜欢帮助人解决急难。北海工曹元亿应当改任京官，然而推荐他的奏章临近考核合格期限，且即将离任；一旦离任，奏章便不能获得。公把自己已经得到的奏章推让给他，人们称这很难做到。公一生恬淡正直，从未奔走竞争；虽多次任职，仍清苦自守、刻苦自励，又喜好施舍救济。去世时家中已经空乏，没有余财，享年五十有四。曾大父中孚，曾获赠左正议大夫；大父锷，曾任左朝议大夫；父亲筠，曾任左承议郎，屡次追赠左金紫光禄大夫；母亲安定胡氏，赠同安郡夫人。娶今右朝散大夫、庐陵欧阳中的女儿，先公十四年去世，赠安人。生有一个女儿，嫁给今右承议郎林元忠。四个儿子：惠州文学端，疑为长子；次子端丞、端辅、端弼，都努力学习。孙女一人，孙子三人：武仲、文仲、牧仲，都尚年幼。公去世后，凡是认识他的士大夫、州县朋友旧交，乃至田间乡里的普通人，没有不叹息哀悼、流泪的。铭文说：他的平和中正在哪里？不困穷，不欺凌，也不能长享高寿。他做官的才干在哪里？又施惠又清廉，却没有做到公卿。只有积蓄的德行丰厚，成为后代子孙所承继；这些事实，可以由这篇铭文作证。祭侄端受文

译某年某月某日，叔浚等以清酒和各种祭品的祭奠，祭告亡故的四十五侄之灵。呜呼！我的伯父与先兄沈光，隐藏才华，两代都没有显达；你却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积少成多，最终有所成就。女儿都嫁得合宜，儿子知道学习，辛勤劳作而有了房屋，这些家业的经营，难道不是你辛苦所得吗？若以常人看待，你本应连饮食休息都没有空闲，可你对外结交士大夫，对内和睦宗族，至于乡里、姻亲、旧友，对上承奉而恭敬，对下抚慰而仁慈，各自都能得到他们的心。有急难之人叩门求助，你只看自己力量所及，从不显出丝毫吝惜的脸色，由此就可知道你的才德。我与各位叔父、子侄，承受着桑梓乡里的敬意；每逢岁时节日、腊日，互相吊慰、庆贺、祝福，舟车马匹的踪迹经过县城下，不论早晚，住在你家、吃用你家，究竟有多少年了？始终如一，也实在难得。都以为上天会给你寿命，使你享受行善的福报，谁知一病便不起；你的儿子正跟随学习，不能等到他有所成就。这难道就是你自身得到的回报这样浅少，却把深厚的福泽留给子孙吗？我和各位叔父、族人，尚且能够抚养你的孤儿，以完成你的心愿。如今你的下葬日期已经确定，我率领香溪族人，在道路旁设祖奠祭祀；你如果有知觉，或许能够前来鉴察。请享用祭品。《香溪集》卷二十二 《香溪先生文集后序》朱子为《孟子》作集注，完整载录了范浚的《心箴》，因此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声，而且他的名声将与天地一同长存。范浚字茂明，是婺州兰江人，因居住地而称为香溪先生，学宫中祭祀他已经很久了。我师道曾经访求他的文集，却没有得到；读到默成潘公写给范贤良的信，才知道他们有交往；读徐忠壮的《徽言传》，知道其中采用了范浚的言论；又得到前辈诵读传述的姑苏台赋、杂兴等诗，更想看到他的其他作品。然而仁山金氏《四书考证》说范集将近亡佚，以金氏广博的见闻而这样说，大概是真的没有了。我居住在他的乡里，思念其人，却不能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能不感到遗憾。至顺辛未年，才从亲友应氏家得到先生的文集七卷，大概是开头编成的部分。陈公岩肖的序说，范先生的从子端臣、右史所编共有二十二卷，那么散失的还很多。有一天，先生的族孙俊来告诉我，家中所藏的文集缺少第一至第五卷，可惜没有办法补全。于是我欣然把所得七卷交给他，足以合成完整的编本。唉！百年隐藏的作品，一朝显露；两家的收藏，不期而然地合在一起，难道其中也有命数存在吗？先生在绍兴年间被举荐贤良方正，因为秦桧执掌国政，最终没有出仕，这是大节所在，伟大啊！他的学问多取法于经书，贯通而精密，他的各种文章都峻拔奇绝、矫健有力，确凿明整，卓然成为乡里的名家；先正的法式，大概从先生才开始。古代贤者曾经忧虑没有子孙传承自己；而有子孙的人，又常常忧虑他们不知道学习。近来范氏族中，难道缺少富贵之家吗？可惜他们不能为先生建立祠堂、奉行祭祀。至于这部文集的流传，不过是当时一笔短暂的费用罢了；浮华的荣名和悖理的财货，转眼便消散殆尽，而不会亡失的事物依然存在，这也足以用来自我警戒。如今右史的后裔元璹想到残缺的文集得以复全，害怕它很快泯灭，首先刊刻数卷，将率领族人的力量把全书完成，不把这项美事据为己有。又因为右史的《防斋集》还没有刊行，便把其中与香溪先生唱和的诗先附录在这里，请我为此事作序。我本来就愿意为这部编集有所记述，又赞美元璹能够光显昭明他的先祖，希望他真是贤德的子孙。凡是参与此事的人，难道不也共享荣誉吗？某年某月某日，后学里生吴师道作序。题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后 进士唐君尚虞治理兰溪时，用儒学修饰吏治，善于履行职责，能够协调上下，声誉一致传播。于是他在处理政务之余，查阅地方志，访求遗书，礼敬乡贤，准备兴复废弃、举起坠落之事，使教化崇高、风俗美善。此时香溪先生范公的后代永昌，拿出家中收藏的文集，共二十二卷。这是先生从子、右史防斋所编次的。唐君读后叹息说：‘先生的文章，世人知道诵读学习的，只有《心箴》而已；其他作品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读他的言论，像是把知耻作为入道的开端，认为古代圣贤没有不是通过悔悟而成就的；又说学习就是觉悟，心尚且不能存养，哪里谈得上觉悟？这些都在学习方面有超然自得的见解，极能警醒启发人，并不只是《心箴》值得取法。因此朱子有“不知从谁学”的话，而前辈说他从孟子那里学到的最多。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豪杰之士吗？幸好这部集子还存在，怎么可以使它泯灭而不流传呢？’于是命人刻板印行，以惠及求学者，并让懋把这些话记在篇末。我私下认为，先生的学问文章以及立身处世的大节，侍郎陈公岩肖、礼部吴公正传已经作了详细序述。懋出生得晚，不能亲自听到前辈关于先生成就的遗论，连其万分之一都未能窥见，又哪里敢赞说一句呢？只是想到我们乡里的圣贤之学，在此以前还没有人听闻，而疏浚其源头的，自先生开始。后来又有东莱兄弟讲授丽泽之学，再后来何、王、金、许相继获得考亭的道统，道学的传承于是兴盛起来。若不是先生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如今正值道学将要失传之余，唐君又用先生的文章加以倡导，他对我们同道士人的期望不可谓不深。难道上天又想使这一道统大为昌盛吗？不然，为什么它先前长期隐藏，却在今天显现呢？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隔着几百年遥想他的为人，能不奋然振作、兴起效法吗？这就是懋对唐君刊刻此集一事再次产生感慨的原因。屠维大渊献之岁季秋九日，同乡后学章懋拜手谨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