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龙川集》（宋）陈亮撰写。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龙川集》。别集类三。宋。提要。臣等恭谨考察：《龙川集》三十卷，宋代陈亮撰写。陈亮另有《三国纪年》，已经著录。陈亮与朱子友善，所以他曾在朱子面前构陷唐仲友，朱子没有怀疑他。然而陈亮才气雄健刚毅，有志于建功立业，所持的议论却与朱子相左。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朱子告诫陈亮说：“凡是真正的大英雄，都必须战战兢兢地从薄冰上走过去。”这大概是在告诫他不要锋芒太露。岳珂《桯史》又记载，吕祖谦去世后，陈亮写文章祭奠他，其中有“孝、悌、忠、信，常常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化；而才术、辩智，也常常不足以安定天下的常道”这样的说法。朱子看后非常不满，写信给婺州人，斥责这是怪论。陈亮听说后也很不高兴。后来他给孝宗上书说：“当今世上的儒士，自认为懂得正心诚意之学的人，都是风痹而不知痛痒的人。”这大概是含蓄地讥讽朱子，朱子也并不感到惊讶。如此等等，足以看出陈亮才气纵横；即使朱子声名极盛，天下人无不攀附他，陈亮也从未委曲求全地附和。如今看《龙川集》所载的文章，大多是议论之文，他的才思和辩说纵横驰骋，无法约束，仿佛天下没有什么能够符合他的心意。假使他得志，未必不会像赵括、马谡那样狂躁而败事。不过单就他的文章而论，那么所谓“开拓万古以来的心胸，推倒一时的豪杰”这句话，大概也不完全是虚妄。虽然他与朱子各自按自己的志向行事，却始终敬爱看重朱子，知道其中必有可取之处。《宋名臣言行录》说，他在孝宗朝曾六次到达帝廷，上书议论国家大计。如今《龙川集》中只有给孝宗的四封书以及《中兴论》，考察《宋史》所载也相同。《宋名臣言行录》又说，垂拱殿建成后，他进献《垂拱殿赋》歌颂圣德，又进献《郊祀庆成赋》，但如今集中都没有收载。叶适曾说，陈亮文集共有四十卷；如今这部集子只保存三十卷，大概流传时间久了，已经有很多散佚残缺，不再是当时的旧本。由于世间流行的只有这个版本，所以仍按它的卷目著录于此。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一。（宋）陈亮撰写。书信、奏疏。给孝宗皇帝的第一封书。

译臣私下认为：中国，是天地间的正气，是天命所聚集的地方，是人心所汇聚的地方，是衣冠礼乐所荟萃的地方，也是历代帝王相承的地方。即使带着中国的衣冠礼乐，把它安置在偏远之地，天命和人心仍然有所归属，难道可以因此认为这样就能够长久安定而无事吗？假如君臣上下只贪图一时的安逸，满足于偏处一隅，把所有志向和谋划都置中国于不顾，就像元气偏聚在一肢，其他肢体往往逐渐萎缩而自己还没有察觉，那么所谓得到元气的一肢，又凭借什么能够长久存在呢？天地的正气受到压抑，长久不能舒展，必然会有所发泄；而天命和人心本来就不是偏远之地所能长久维系的。东晋自从元帝满足于偏安一隅以后，中国没有一年不发生战争，然而石勒、刘曜最终没有留下后代，愍怀帝的悲痛仍然可以有所寄托而得到安慰。晋朝所建立的根基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江左诸臣如祖逖、周访、陶侃、庾翼这些人，都有虎视河洛的志向；桓温的军队向西到达灞上，向东到达枋头，又在其间修葺洛阳的陵寝，大概仍没有完全把中国置之度外。因此刘裕最终能够一举平定河洛，随后东晋才灭亡。百年之间，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天地的正气本来就将有所发泄。元魏兴起并承接其后，孝文帝于是定都洛阳，修整中国的衣冠礼乐；这样一来，江左原有的衣冠礼乐就不再是天命和人心所系属的所在了。因此，统一天下的最终是在西北，而不在东南；天与人的关系，难道不是非常可畏吗？一日的苟且安逸，会成为数百年的大患。恭敬地想到，我国家二百年太平的根基，是三代以来所没有的；二圣被迫北行的痛苦，也是汉、唐以来所未有的。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发誓不与敌人共存，最终竟能凭借逃亡败退后的残余力量，战胜经过百战的敌人。等到秦桧倡导邪说来阻挠此事，忠臣义士被斥退而死于南方，天下的气势便衰惰了。三十多年中，即使流寓西北的人都在东南抱孙养息，而君父的大仇却全都不再放在心上。丙午、丁未之变，距今还被认为遥远；而靖康皇帝所遭的灾祸，大概就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唯独陛下奋不顾身，立志恢复，而天下人却安然如同无事之时，有的当面议论、暗中非议，把陛下看作喜好功名而不顾后患；即使陛下也不能凭借崇高的威势独自胜过他们，只能隐忍至今。已经十七年了。从前春秋时期，君臣父子相互残杀的祸乱，整个世代都安然视之，只有孔子认为，三纲一旦断绝，人道就会变成禽兽之道。他惶惶不安地奔走，认为义不可因一时安定而最终无所作为，于是把自己的志向发抒在《春秋》一书中，仍然能够使乱臣贼子感到畏惧。如今整个世代都忘记君父的大仇，这难道是人道所能安处的吗？假使读书人知道学习孔子，就应当迫切地要求陛下有所作为，决不会以苟且安逸来阻挠陛下。南伐的军队已经多少年没有出动了？天地的正气受到压抑，郁积而不能发泄，难道堂堂中国在五十年之间竟没有一个豪杰能够奋发自立吗？它的气势必然有时会发泄出来。假如国家不能奋起承接它，必然会有别人来承接它。不能仗恃衣冠礼乐的旧有传统、祖宗积累的深厚根基，就以为天命和人心可以安坐着长久维系。上天没有偏爱，只有有德者才能得到辅佑；民心没有常定，只怀念有恩惠的人。自三代圣人以来，都知道这件事非常可畏。春秋末年，齐、晋、秦、楚都衰弱了，诸侯往往受困于陪臣而不能振作。在这个时候，即使是鲁、卫这样的国家，假如能够举起大义来匡正诸侯，天下也可以一声号令而平定。孔子对这个世道怀着深切的忧念，却始终没有人能够任用他。吴、越从蛮夷中的小国兴起，出兵逼临齐、晋，如同进入无人之境，终于成为诸侯的霸主。黄池之会，是孔子非常痛心的事情。天地之气从蛮夷小国发泄出来，正可以说明中国已经没有人了。王通说过：“百姓若怀念他，天地人三才难道会舍弃他吗？”这是当今儒者没有讲明的道理。如今敌人已经扎根很久，不可能一举就消灭；国家的大势尚未张大，也不可能在一朝之间大举进攻；而人情都以通和为便利，所以有人劝陛下积累财富、养练军队以等待时机。臣认为，通和只是用来促成上下的苟且安逸，成为妄人庸人两相得利的场所，难怪它最合乎人情的便利。自从和好达成十多年，凡是今天谋划方略的人，将来就要用它们坐在屋里筹划；今天击球、射雕的人，将来就要用它们决胜。府库充盈，无非是财富；铠甲鲜明，无非是军队。假使一旦开战，这些表面上的迹象就会败露。为什么呢？人才要在使用中才能看出能干还是不能干，安坐着显得能干的人不足以依靠；兵粮要在使用中才能看出充足还是不足，安坐着显得充盈的兵粮不足以依靠。可是朝廷正庆幸一时无事，庸碌愚昧、鄙陋猥琐的人都能够拘守格令、推行文书，来奉行陛下的命令。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而没有别的事情，于是白白使那些不拘常格的人受到排斥，不能施展才能，日月蹉跎，老年将至。所以臣说：通和是用来促成上下苟且安逸、成为妄人庸人两相得利的场所。东晋百年之间从未与敌人通和，所以它的臣子能够在东西奔走驰骋，拥有许多可用的人才。如今和好一旦不能维持，朝野议论就常常像敌兵压境一样，唯恐不能和好；即使陛下也不得不与之和好。从前敌人居住在草野之间，来往没有常规，能够使人不知道应该防备什么，军队随时都可能出动。如今他们有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都与中国没有差别；调兵聚粮，文书往来，动辄要经过数年；一方有警，三边就骚动，这难道能够年年出兵来扰乱我们吗？这本来就是不懂形势之人的议论。然而，假使朝野常常像敌兵压境一样，反而是国家的福分，也是英雄用来争夺天下的机会。掌事的人为什么要急于求和，使他们的心志懈怠呢？晋、楚在邲交战时，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其国君没有一天不征讨国人，并向百姓说明民生的不易、祸患随时可能到来，告诫他们不可松懈戒惧；

译在军中没有一天不检阅军事实力，并向士卒说明胜利不可保有。商纣虽然百战百胜，最终却没有后代。晋、楚在宋国举行弭兵之会时，子罕认为：军队是用来威服不守法的人、彰明文德的；圣人凭它兴起，乱臣凭它败亡。兴废、存亡、昏明的道理，都由军队造成；却想废除军队，这是用邪说欺骗并蒙蔽诸侯。正因为人心不能懈怠，军队不能废弃，所以即使成王、康王太平之时，仍有所谓四征不庭、张扬六军之事；这也是李沆极力不愿真宗皇帝与敌人和亲的原因。何况正处在南北对峙之时，却废弃军队使人心懈怠，让人安于忘记君父的大仇，把中国置于不顾，只是为了便利妄人庸人，那么掌事者的失策也太严重了。陛下为什么不明白大义，毅然断绝和亲的议论呢？减少车驾仪仗，退居正殿，自我严厉责备，发誓一定要报仇，以此激励群臣，振奋天下的气势，感动中原的人心。这样即使尚未出兵，人心也不敢懈怠；东西奔走驰骋，人才就会出现；兵粮的盈亏相互补足，军队和粮饷的真实情况就会显现；狂妄的言论不用攻驳便会自行平息，懦弱庸碌的人不用驱逐也会自行退缩；自然会有不拘常格的人起来，任凭陛下使用。这就是云集响应的 形势，而不是安坐着就能造成的。臣请求为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始末，提出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说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今天大有作为的时机。伏望陛下姑且降意听取。唐朝自肃宗、代宗以后，皇帝失去了权柄，藩镇彼此争强称雄，占有土地和人民，使用自己的军队、财赋，官爵任凭自己授予，人才也各自尽心于所事奉的藩镇，最终形成君弱臣强、正统屡次更替的祸患。艺祖皇帝一兴起，四方逐步平定，藩镇拱手接受约束，使各郡能够自行通达京师，由京官代理知州，三年更换一次；财赋归漕司，军队各自归属州郡。朝廷下一纸诏书到郡国，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没有滞留和困难。从管理仓库的微小职务起，也一定由朝廷任命，于是天下的形势统一了。因此京师应当驻扎重兵来巩固，郡国也各自拥有禁军，无非都是天子用来守卫自己土地的。军队都是天子的军队，财富都是天子的财富，官职都是天子的官职，百姓都是天子的百姓；纲纪总摄一切，法令清楚完备，郡县不能擅自专断任何事情。士人按照标准选取，官员按照资历升迁，不寻求不拘常格的奇才，也不羡慕举世无双的功业。天子早晚在上面忧劳勤勉，用礼义廉耻来约束士大夫的内心，用仁义公正宽恕来厚待百姓的生活，使天下都处在规矩准绳之中，二百年太平的根基便从此建立起来。然而敌人终于能够与中国抗衡，俨然成为南北两个朝廷。若不是澶渊之战，我国的形势就会逐渐衰弱，根本虽然深厚却无法建立。因此，庆历年间增加岁币的事情，富弼认为是朝廷的奇耻大辱，终身不敢自称有功。因为征讨和命令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供奉贡物是臣下应尽的礼数。敌人之所以最终战胜我国，是因为它的积累逐渐形成。建国之初，形势本来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因此我朝祖宗常常严肃朝廷而尊重祖宗旧法，宽待郡县而重视守令；在文法范围内，从不困扰天下的富商大户；在格律之外，又能够容纳、奖掖天下英伟奇杰之士，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建立国家的形势，并为意外变故作准备。庆历年间的诸臣也曾为中国的形势不能振作而愤慨，但他们的大体做法却是让群臣争相进献意见，变更法律、改易命令，从而使朝廷变得轻弱；严格监察按察的权力，借此邀功生事，于是郡县也变得轻弱了。这不但没有帮助立国的形势，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它。即使没有章得象、陈执中排斥阻挠这件事，又怎么能不自行受挫呢？只是他们废除旧例，不按通常次序任用人才，劝课农桑，致力于宽大，这些做法符合因时变革的需要；但其大体方针已经错了。这就是他们不能洗雪中国的耻辱，最终激发神宗皇帝极大愤怒的原因。王安石以整顿法度的主张，首先符合圣意；但实际上是想把天下的军队全部编入朝廷，另行教阅，以此求强；把郡县的财利搜括一空，全部收入朝廷，另行封存，以此求富；实行青苗法，唯恐富民不能陷于困境；实行均输法，唯恐商贾不能受到折损；罪行无论大小，动不动就兴起狱讼，于是士大夫闭口不敢惹事。西北两边，甚至让大臣亲自谋划经营，使豪杰以被当作差役为耻。这样只是让神宗皇帝看见军队和财物的数量已经很多，便锐意南征北伐，最终违背了圣意，而天下的形势其实始终没有振作。他大概不知道，朝廷立国的形势，正忧患于文书制度过于严密、事权分得过于零碎、郡县太弱而琐屑事务不足以依靠、军队财赋过度集中于上面而沉重迟缓难以调动。祖宗正是利用前面四项来助长国势，王安石却竭尽力量把它们消耗殆尽；不懂得立国的本末，实在不值得谋划国事。元祐、绍圣年间，一反一复，最终反而成为外族侵侮的凭借，还能指望它振兴中国、威服外族吗？南渡以来，大体遵循祖宗旧制，虽然略有因革增损，也不足以改变轻重有无的根本。像赵鼎等诸臣，本来就没有穷究变通的道理，更何况秦桧把这些旧制全部取来加以阻挠毁坏，忍受耻辱侍奉仇敌，在一隅之地粉饰太平来欺骗世人，他的罪行难道说得尽、杀得完吗？陛下对王业困屈于一隅感到愤恨，励志报仇，却不免把天下的军队编来求强，搜括郡县财利来求富；虽然施惠百姓，但富人没有五年的积蓄；虽然不重重征税，但大商人没有巨万的藏金，国势一天比一天困乏枯竭。臣担心，军籍上的士兵和府库中的财物，不足以支撑一旦发生的战事。陛下早朝晚退，希望建立中兴的功业，却用绳墨标准选取人才，用文法处理事务，由圣裁决定内外一切，大臣尸位充数，小吏坐守执行条令，各部门逃避责任，人才一天比一天卑劣。臣担心，制科文章出身的人和按资历任用的官员，不足以承担不拘常格的任用。艺祖皇帝谋划天下的大略，太宗皇帝已经不能全部采用，臣不敢在纸面上一一详述。

译如今祖宗留下的遗意，难道对陛下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吗？陛下假如推究它的本意而加以实行，可以开创社稷数百年的根基，更何况恢复旧有的【原文疑有脱误】呢？否则，维持国家的办法已经穷尽，臣恐怕祖宗积累下来的根基也不足以依靠。陛下试着降旨，让臣把这些话在您面前陈述完，那么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就一定知道应当怎样实行了。吴、蜀，是天地间偏处一方的气脉；钱塘，又是吴地的一隅。唐朝衰落时，钱镠凭借里巷豪雄的力量，起兵在当地称王，自认为不能独立，常常朝拜、事奉中国，以此自重。到我宋受命以后，钱俶带着他的家族进入京师，亲自献出土地，所以钱塘在五代遭受兵灾最少；二百年之间，人物日益繁盛，终于成为东南第一。建炎、绍兴年间，这里成为皇帝车驾驻跸的地方，当时议论的人已经怀疑它不能用来张大形势、进行恢复。秦桧又在这里设置各部门和诸府，在其中讲习礼乐；当地风俗本已华丽奢靡，士大夫又修建园囿台榭，在战乱之后享乐生活，上下安宴，于是钱塘成了享乐之国。一块狭小的地方，本来不足以容纳万乘之尊并镇压天下，何况已经过了五十年，山川的气势大概也已经发泄殆尽了。因此，谷物、粟米、桑麻、丝枲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长，一天比一天衰微，而上下却不认为有什么异常。公卿将相大多是江浙、闽、蜀人，人才也一天比一天平庸低下。科场中的士人以十万计，只要文章略有不同，就已经足以在其中称雄。陛下凭借钱塘已经耗尽的气势，任用闽浙日益衰弱的士人，却想驱使东南习惯安逸、体质脆弱的民众，向北争夺中原，臣因此知道这很困难。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期，楚国凭借它虎视齐、晋，齐、晋都不能使它屈服。到了战国时期，楚国更独能与秦争夺帝位；此后三百多年，光武帝从南阳兴起，同时与他共事的人往往多是南阳旧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这里遂成为三国交相占据之地；诸葛亮从这里出发辅佐先主，荆楚之士像云一样跟随他，汉室因此得以在蜀地复存。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都凭借此地显扬名声。又过了一百多年，晋室南渡，荆、雍一带常常强盛于东南，往往依靠它来增强势力，最终还凭借这里进攻齐国。等到这里的气势发泄殆尽，隋、唐以来，它终于成为偏远地区的下等州郡。五代时期，高氏一直独自向各国称臣事奉；本朝二百年之间，这里降为荒凉衰落的地区，北面连接许、汝，百姓居住稀少，土地产物贫乏，人才中能够把姓名通达于上国的，像早晨星星一样稀少。何况到了建炎、绍兴年间，群盗在其间出没，所受灾祸尤其严重。直到如今，虽然南北分界、交相占据，它往往又被置于不足使用的地位，百姓粮食无从出产，军队也不能从这里进发。议论的人有时为此忧虑，却不知道它的形势其实足以利用。它虽然处在偏远地区，但从来没有偏远地区的气势经历五六百年仍不发泄的。况且它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抵湖湘，北控制关洛，左右伸缩进退，都足以成为进取的机会。如今如果真能开垦土地，整顿人民，使这里的气势得以发泄并加以利用，使它足以接续关洛的气势，就可以与中国争衡。这也是形势消长的常理。陛下慨然迁都建邺，各部门和诸府都从草创开始，军国礼仪都从简略办理；又在武昌修建行宫，以表示不敢安居的意志。常常把江淮的军队作为防备敌人侵扰的力量，并精心选择一个沉着刚毅、有谋略、胸襟开阔而没有其他私心的人，把荆襄的事务交给他。放宽对它的文法约束，听任它废置取舍，在三五年间加以抚慰、整顿、振作和激励，那么国家的形势就形成了。至于根据时势相应地放宽或收紧，以适应形势的办法，有些不是书面文字能够全部记载的。石晋丢失卢龙一路，造成开运年间的祸患，大概就在丙午、丁未年。第二年，艺祖皇帝开始跟随郭太祖征伐，最终平定天下。后来契丹在甲辰年于澶渊战败；丁未、戊申年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知天下太平，这大概是本朝最强盛的时期。又过了六十年，神宗皇帝确实在丁未年即位，国家的事情从此发生变化。又过了六十年，丙午、丁未年遂成为靖康之祸。上天唯独在这一年开启陛下，又启发陛下向北报仇的志向。如今距离丙午、丁未还不到十年。天道每六十年发生一次变化，陛下难道能不采取措施来应对它的变化吗？这确实是今天大有作为的机会，不可苟且安逸地消磨岁月。臣没有才能，自幼便有奔走四方的志向，常想寻求天下豪杰之士，与他们讨论今天的国家大计。曾经多次到达行都，那里人物如林，但他们的议论都不足以振奋人心。臣因此知道，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是孤独的。辛卯、壬辰年间，臣才退而探究天地造化的本源，考察古今沿革的变化，推究皇帝、王者、霸主之道，从而了解汉、魏、晋、唐成败得失的原因。天与人的关系，明白清楚得可以观察而知晓。臣这才明白，当今世上的儒士，自认为懂得正心诚意之学的，都是【原文“疯痹”疑为“风痹”】而不知痛痒的人；整个世代安于君父之仇，却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不知道什么才叫性命。陛下接见他们却不任用他们办事，臣因此佩服陛下的仁厚；臣又明白，当今世上自认为懂得富国强兵之术的人，都是狂妄迷惑、放肆叫嚷的人！他们不在闲暇时考究立国的本末，却扬眉伸气谈论富强，不知道什么才叫富强。陛下看透了这一点而不敢全部任用他们，臣因此佩服陛下的明智。陛下励志报仇，足以对得起天命；专心实行仁爱，足以结聚民心；又仁厚明察，足以照临群臣。若不拘泥于一偏之论，这就是百代以来的英主！如今却驱使、委任庸人，笼络浅陋的儒生，来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臣不胜愤懑，所以忘记自己的卑贱而献上愚见。陛下如果真让臣把话在您面前陈述完，难道只是臣个人小小的愿望吗？那将是天地的神灵、祖宗的英灵实实在在共同听闻的事情。冒犯天威，罪当万死。给孝宗皇帝的第二封书。

译臣曾感叹，西周末年犬戎造成的祸患，是天地间的大变故、国家深重的耻辱，也是臣子最大的痛苦。自平王东迁以来，假使把这种痛苦深深刻在心中，就应当借助臣子们的愤怒，凭借晋、郑的势力，向天下诸侯报告周王室的哀痛，以大义责令他们出兵，奖助王室。那些不来的人，天下共同诛讨他们；这样就可以扫荡犬戎，洗雪国家的耻辱，舒展臣子的愤怒。然后端正纲纪，修明法度，亲近鲁、卫以安抚中国，任命齐、晋为方伯，以联合天下诸侯；文王、武王的事业便可以追寻，东周的基业也可以兴盛。如今却安于洛邑，虽然周民依赖它而大体得到安定，宗庙祭祀依赖它而没有断绝，但这使他的臣子忘记君父的大仇，把天下诸侯置于不顾；周的名号虽然存在，实际上却渺小得只剩一个列国罢了。平王在位时，世上的君子还认为他或许有所等待。等了四十九年，士君子的希望也衰落了。天子的命令不足以控制诸侯，于是他们彼此吞并消灭，大概是形势必然发展到的结果。天下不明白报仇的道义，于是君臣父子互相残杀，习以为常而不觉得奇怪。孔子伤感周王室宗主无力，痛惜人道将要断绝，于是作《春秋》；书中记载天王的义理十分严正。记载天王有所求取，是为了表明天王不能丧失权柄。书中记载讨伐贼人的义理也十分严正：贼人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说明一个国家没有臣子；一人讨伐贼人却用众人的名义记载，是表示人人都可以讨伐贼人。天子既不能保全天下百姓，而各国各自拥有自己的百姓，那么国君有志于百姓、怜悯旱涝灾害的，一定记载；无意于百姓、不怜悯旱涝灾害的，也一定记载；土木工程一定记载，饥荒也一定记载。孔子的心，从未不希望天下百姓有一天能够获得痊愈。这是君道的大端，也是圣人对天下和后世的期望，可以说深切而明白了。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励志报仇，不肯安于一隅，这对社稷有大功；然而天下那些讲习先王之道的经生学士，反而不能说明陛下的心意。陛下专心体恤百姓，每逢水旱灾害，忧虑便显现在脸色上，这对天下有大德；然而天下那些趋赴当世事务的才臣智士，又不能说明陛下的义理。谈恢复，就说修养德行、等待时机；谈富强，就说节省费用、爱护百姓；谈治理，就说端正内心；谈办事，就说遵守法令。君主把听取劝谏、努力学习当作美德，臣下把认识本心、体见本性当作贤能；他们议论安危、言说计策、采取行动，都搬出圣人，把整个世代奉为正论；经生学士联合起来，用同一种说法来规劝磨砺陛下。他们哪里知道，坐在钱塘浮华奢侈的一隅来图谋中原，并不是合适的地方；使用东南习惯安逸的民众来实行进取，并不是合适的人。财物只停留在府库中，就不足以调剂天下的有无；军队只停留在军籍上，就不足以兼并天下勇敢和怯弱的力量。提出天下奇异的议论，却对办理天下大计没有用处，这就是他们被陛下怀疑的原因。三光、五岳的精气分散，而人才中的优秀者只能达到这种程度。经生学士用大义衡量事情而被轻视，才臣智士又用大计权衡事情而受到怀疑。陛下开始不知道可以依仗谁，于是产生了想独自运筹天下的意图。因此身边亲信的大臣又能够窥测陛下的意向，献上自己的忠心。陛下喜欢他们只需颐指气使便能如意，士大夫也喜欢自己的话容易传达，所以附会迎合的风气渐渐增长，而陛下的大权转移了。平常没有过错的人安然坐在朝廷上奉行命令，陛下庆幸他们容易控制、没有别的事情，天下人也庆幸苟且安逸、无事可做，因此拖延的计策便得以实行，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也违背了。陛下励志报仇，对社稷有大功；专心体恤百姓，对天下有大德；但最终仍不免笼络浅陋儒生，驱使委任庸人，来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这就是臣忠心和愤懑不能自胜，斋戒沐浴后写成此书，选在今年丁巳日进献到宫阙之下，希望能够见到陛下的面容，陈述国家立国的始末，提出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说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大有作为的关键事务，符合艺祖皇帝谋划天下的本旨。然而等待命令八天，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一个普通男子、普通妇女不能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原文“民主”疑有误】也没有人能与之共同成就功业；使天下进言的人，过了一个月、超过时日之后才得到答复。在安定太平、没有事情的时候，尚且不应该如此。如今正当陛下大有作为的时候，有人陈述天下的大义，献上天下的大计，却八天得不到答复。臣恐怕天下豪杰因此能够测知陛下的意向，而云集响应的形势无法形成。陛下积累财富、养练军队，志在消灭敌人，却不免与敌人通和以等待时机，本来已经不足以感动天下人心。因此和好以后聚敛财富，人们反而认为这是苛虐百姓；和好以后训练军队，人们反而认为这是扰动民众。每走一步、每办一件事，都足以招致人们的怀疑和非议，只是因为没有明白大义来向天下昭示，于是大计便无法建立。假如又对臣的话无意采纳，那么天下就更加不知道应该归向哪里。张浚始终任职办事，最终却没有一项功劳可以称道，但天下的儿童妇女不约而同，都认为他是社稷之臣。他发誓不与敌人共存，屡次失败也不屈服，确实是因为符合天意和人心。秦桧专权二十多年，东南依赖他而没有战事，但天下的儿童妇女也不约而同，都认为他是国家的贼臣。他忘记君父的大仇，把中国置于不顾，违背天意和人心也太严重了。陛下将要办理天下大计，而大义还不足以震动天下，这也是掌事者应当及早纠正并预先筹划的事情。臣这片微小的心意，都已经在前一封书中具陈，只有陛下幸加裁察。给孝宗皇帝的第三封书。

译臣私下认为，艺祖皇帝谋划天下的大略，是准备上承周、汉的治理；太宗皇帝把一切都约束在规矩准绳之内，以此建立一百五六十年太平的根基。到了今天，如果不思考如何改变旧制、使之变通，那么维持国家的办法就穷尽了。浙江、闽、广的士人，粗略计算有十四五万人，蜀地还没有算在内，却一天比一天更加鄙陋拘束。候选待铨选的人，几乎以万人计算，而侥幸求进的源头始终没有穷尽。财用收入是太平时期的两倍，但花费在养兵上的占十分之九。军队不够使用，百姓却一天比一天困苦；这不一定是由于道德衰微、风俗浅薄才造成的，大概是因为本朝维持国家的办法实行了二百多年，形势本来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艺祖皇帝本来已经预先知道了。假使天下安定无事，仍将希望陛下改变旧制、使之变通，更何况如今国土一半已经落入外族手中，国家的耻辱尚未洗雪，臣子的痛苦尚未伸张。上天赐给陛下非同寻常的智勇，又启发陛下向北报仇的意志，正是要陛下乘此时势有所作为。可是十七年之间，圣心越来越劳苦，取得的成效却越来越遥远。群臣已经不足以仰望圣明，而草野卑贱之士又无法抑制忧国之心，私下认为陛下年满五十二岁，经历天下的事变已经很多，阅历天下的义理已经成熟，每举足办一件事，必不会伤害国家的大体；即使打开智囊袋底，剩余的智慧也仍足以办成这件事。强大的敌人已经延续六十多年，难道还只打算求得一天的安宁，又怎么忍心把祸患遗留给后人呢？臣认为，在拘束鄙陋的环境中，势必会有一个从草野中卓然奋发而使圣上明悟的人。臣不自量自己的身份和能力不足，却私下有这样的志向，因此把国家社稷的大计，向天地鬼神质证后献到宫阙之下。陛下也从众多言论中卓然选取了它，特意命令大臣考察臣想要陈述的意思。臣妄自认为，国家维持的办法到了今天已经穷尽，但艺祖皇帝谋划天下的大原则仍然可以依靠来维持长久。假如推究它的本意而加以变通，那么恢复旧业就不足为难。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种：有可以拖延几十年的策略，有可以作为一百五六十年计划的办法，有可以重新开创数百年根基的办法。事情的形势明白可见，而成效又有极大差别；若不是陛下聪明超过百代，决不能只听取其中一二。臣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这些内容，而大臣拱手称是，询问臣的意见；臣也只姑且选取其中可以说出大体的三件事回答他，草野之人也不知道自己一开口就触犯了禁忌。第一件是：二圣被迫北行的痛苦，是国家的大耻，也是天下共同的愤怒。五十多年里，即使天下的气势已经消磨衰惰，不再知道仇恨耻辱应当铭记，正应当由主上和几位大臣振作这种气势，发泄这种愤怒，使人人都像为私人仇恨报仇一样；这就是《春秋》记载“卫人杀州吁”的意思。如果只同一两个大臣秘密谋划，那就是把天下共同的愤怒私自拿来作为自己的计策，恐怕不足以感动天地人心；恢复旧业的事情，也恐怕茫然不知道靠什么成功。第二件是：国家的规模使天下人都奉行规矩准绳来办事，群臣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闲伸展四肢、谋求不拘常格的功业呢？所以形势必然发展到萎靡而不能振作。五代时期，军队和财赋的权柄被下臣掌握，艺祖皇帝把它收归上面，以平定祸乱。后世不推究他的本意，不断地加以束缚，所以郡县空虚，根本和枝末都削弱了。如今不改变这种形势而求恢复，即使一旦得到几十万精兵、得到数万万的财富，恢复的日期反而会更加遥远。即使敌人把河南全部土地交还给我们，恐怕也不能守住。第三件是：艺祖皇帝任用天下士人，来替代掌管事务的武臣，于是五代的祸乱不到一天就平定了。因此本朝以儒家立国，儒道的振兴尤其超过前代。如今天下的士人腐朽、熟滥而萎靡，确实令人厌恶。正应当由主上和几位大臣反过来用另一种方式教导他们，振作他们的气势、培养他们的志气，使他们临事时不至于缺少人才，依照各人的才能都足以任用；这样立国的规模就不会违背艺祖皇帝的本旨，而东西奔走以平定祸乱，也不必专门依靠武臣。前汉凭借军吏建立国家，却任用儒者来实现太平；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国方法，不容易轻易改变，只在于因时变通罢了。天下大势所趋，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我之所以替大臣们陈说这些，大致就是如此。至于所谓数十年的策略、百五六十年的谋划、数百年的根基，以及恢复大业的形势，这些事情重大、体制关键，如果圣心尚未决断，就不应泄露给大臣们。所以我只陈述其中可以说的三件大略，来答复陛下。那两三位大臣已经彼此相顾，惊骇不已；而我也惶恐退下。一个疏远的草野之人，难道还有道路能够遥望圣上的光明吗？马周不过是一时琐细的才士，唐太宗因为喜欢他替常何陈述政事，便召他来当面问话。在他尚未到达的时候，使者接连几批催促他，像是有人能够替太宗打开礼乐法度一样；这样的召见，哪里容得他喘息片刻！陛下的聪明超过太宗，却把我从众说纷纭之中提拔出来，孤立地推行自己的意旨，最终却不免湮没而止。这罪过在于我的行迹不明，以致误导了陛下。我本是太学学生，自从忧患制度以来，退居读书已经六七年了。虽然早晚都在寻求皇帝、王者、霸者的治国方略，但科举文章不合规格，不能停止不进取。去年我在一次小试中发表了狂妄的议论，全学之士议论纷纷，以至于传播诽谤，震动朝廷道路，几个月还没有停止。可是作为此事有关的学官，直到现在进退仍没有依据。我从此开始放弃学校，决意回乡耕种。不久又想到，自己几年间所学究竟是什么，而陛下的心意，我却又独自明白。如果只顾忧虑一时的毁谤，而不替陛下陈述一次国家社稷的大计，就会得罪天地神灵和艺祖皇帝在天之灵，而且无法解脱。因此我昧死请求来此；我原有旧日的名籍，已经登记在学校名册中，依法不能上书议论政事。假使我有一丝一毫攫取爵禄的心思，只要凭我所学的科举文章再参加一两次考试，而考官又能平心考核，那么也可以按惯例取得功名。我怎么忍心借数百年社稷的大计，作为一日侥幸求取功名的手段，徒然连累陛下呢？世上固然有推却万钟俸禄而不接受的人，也有为了争一文钱而互相残杀的人；人情相差之远，哪里只是十倍百倍千万倍而已呢？而我想凭空言为自己辩明，也太浅薄了。然而察看十日，仍得不到让我自行处理的命令，我将无法在山林之士面前表明自己，只会损伤陛下招致天下豪杰的方略。

译我如今再等候三天，然后渡江，发誓终老田亩，以平息众人的议论，来报答陛下从众人之中拔擢我的恩德。因此我冒死写信，向宫阙辞别。我全家几十口，离开行都不到四百里；我将在私室中铺席藉草，等待雷霆般的惩罚。冒犯天威，罪当万死。戊申年再上书给孝宗皇帝 我听说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追求非同寻常的功业，却任用平常才士，提出平常计策，办理平常事务来应对，这不用等到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必然不能成功。前代史书说过：非常之举的开端，会使百姓感到畏惧。古代的英豪，难道喜欢惊世骇俗吗？只是如果不能用某些办法更新天下人的耳目，改变百姓的心志思虑，那么我们所追求的，也不过是平庸之事罢了。上天把天下完整交给我朝，却有一半陷没于外族，这是统治天下的人所应感到羞耻的。春秋允许九代之后复仇，而到第二代便不再追问，这是做后代子孙的人所应感到愤怒的。中原圣贤所建立的制度，却全都任其沉沦，这是英雄豪杰所应共同视为忧患的。秦桧以和议误国二十多年，天下的士气因此消沉殆尽。陛下慨然有削平天下的志向，又过了二十多年，天下士人才开始知道应当归向何处。陛下对宗庙社稷的功德，绝不是我区区之言能够说出万分之一的。高宗皇帝年事已高，陛下不愿大举兴兵来惊动慈颜，于是仰体圣心、俯首尽孝，以奉养颜色；圣孝之盛，是书册记载中从未有过的。如今高宗皇帝已经配享太庙，天下英雄豪杰都抬头等待观看陛下的举动，陛下难道忍心使二十年间用来振作天下士气的事业，一旦又消沉殆尽吗？天下不能坐等取得，军队也不能永远取胜；奔走驰驱、调动运用军队，又不是年高德尊者所适宜做的。东宫平日居守称监国，出行统军称抚军。陛下近来因为居丧，特意命东宫监国，天下舆论都认为其中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间的事情最难说清。东宫聪明睿智，已经四十岁了，不必再用政事来试验他；所以东宫不敢安居，而陛下也知道其中的困难。陛下为什么不在这时命东宫为抚军大将军，每年巡行建邺，使他兼统各司，全面统领诸将，设置长史、司马来专门承担其劳务；而陛下在居丧之余，运用人才，调和天下，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就是唐肃宗命广平王统军的旧例。即使军队尚未出动，圣意一振动，天下英雄豪杰也都会知道所应趋向。天下知道所趋向，那么我们的驰驱调动也就有了凭借。我请替陛下论述天下形势，然后便会知道江南不必忧虑，和议不必固守，敌人不值得畏惧，书生的议论也不值得凭信。我听说吴会之地，晋人认为不可以建都，而钱镠却据有它来抵抗四方邻敌，大概在毗陵以外便不能占有了。那里南面有浙江，西面有崇山峻岭，东北面有重重湖泊和低湿地，松江、震泽横亘在它前方；即使有百万军马，又有什么用处呢？这就是钱镠凭借它来获得安定、国家建都六十年而没有外患的原因。只有海路可以直达吴会，但海路险恶，是吴地熟悉舟楫的人也畏惧的；敌人能够凭轻装部队直达那里吗？攻破别人的家国就停止进兵，难道可以只用轻装部队吗？书生认为江南不容易守卫，真是妇女儿童的见解。我曾怀疑书册记载不足凭信，所以曾到京口、建邺一带，登高四望，深深认识到天地设置险要的用意，也认为古今的议论还没有说尽。京口三面连接山冈，大江横在面前，江边放眼可见千里；它的形势大致像老虎出穴，而不像洞穴藏虎。古人认为京口既可饮酒，又可用兵，北府之兵称雄天下，大概是因为地势如此，而人又善于利用它。我虽没有到过采石，但那里和京口、股肱、建邺一样，必定有据险临敌的形势，不只是斤斤计较于自守。上天难道要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外，却不让它同中国合为一体吗？江边放眼可见千里，本来就是要使谋士勇士能够舒展四肢、施展才能，同中原争衡。韩世忠曾在山阳屯驻八万军队，像老熊挡住道路，淮东因此得以安睡；这就是守卫淮东的重要方法。天下有变，就可以长驱使用这支军队。如果每一处都想挖壕沟防守，分兵据守，出奇制险，像兔子护卫洞穴那样，势力分散、力量削弱，反而会造成敌军长驱直入的形势。因此二十年间众人纷纷献策，使圣上劳神，最终却没有一项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足以凭恃，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利用淮东的形势。书生便认为长淮不容易守卫，这也属于向瞎子问路一类。从晋朝永嘉年间直到隋朝开皇年间，南方以建邺为都，经历六姓，而天下分裂三百多年。南方谋划进攻北方的，不知有多少；北方谋划进攻南方的，大概也非常多；而南北通和的时候却绝无仅有。从未听说像今天这样危急，把北方看作可怕的敌人，把南方看作可忧患之地，一天不和，君臣上下早晨便不能谋划晚上的事情。罪过在于书生不认识形势，也把逆顺曲直一并忘掉了。高宗皇帝同敌人有父兄之仇，活着不能报仇，死后也必然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怎么忍心把升遐的哀痛告诉仇敌呢？遗留、报谢等事，接连派遣三位使者，金帛宝货成千成百地送出，而敌人只派一个使者，像是来临视小国一样。听说这件事的人都知道，哀悼祭祀的文辞寥落简慢，义士仁人痛彻心骨，难道凭陛下的圣明智勇能够忍受吗？想来是执掌事务的大臣忧虑畏惧万端，有什么事情误导了陛下。南方的织女，在机杼上积累尺寸之功，每年把织物输送给敌人，本来已经不胜痛苦。金银珍宝出自山泽，数量有限，而输送给敌人的却没有穷尽，十多年以后，难道不会终于耗尽吗？陛下为什么不彻底醒悟，思考如今首足倒置的情形，追寻即位初年的初心，大力施行一次，使天下重新开始呢？从未听说凭借数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刘渊、石勒、石虎、苻坚，都是僭越帝位的豪雄，尚且不能终其一世；阿固达兴起到现在，也不过八十年，而中原遭受战乱已经六十年了。父子相互残害的祸乱清楚地摆在眼前，却还害怕它成为南方的祸患，难道不是错了吗？陛下如果认为大义是正确的，认为抚军的主张可以实行，就应先经营建邺，然后让抚军统领进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两〕

译今天的建邺，不是从前的建邺。我曾登上石头山、锺阜远望，今天的城池只在沙嘴旁边；锺阜的支脉隐约向下延伸，今天的行宫占据平坦之地面对城市，城前则逼近山势而陡然断绝。这一定是后世研读《山经》、选择宅地的人所定的，也是江南李氏所建，不是为了据高临下、乘取王气而加以利用。本朝凭借至仁平定天下，不依靠险要来固守，而是与天下共同守护，所以沿用旧址而没有废弃。我曾询问此事，锺阜的僧人也能说清：台城在锺阜旁边，大司马门恰好在今天马军新营附近。那里据高临下，东面环绕平冈作为坚固屏障，西面以石头城为重镇，依带玄武湖作为险阻，又以秦淮河、清溪为阻隔，因此可以凭借王气，调动运用自如。若是如今这座城，侯景只需费几天力气便能攻下。曹彬登上长干，乌珠登上雨花台，都可以俯瞰城中，即使一只飞鸟也不能逃脱。我又曾询问守臣，他们认为今天的城不必改建；如果皇上有北伐的志向，这里不过是寄托进军道路的地方罢了。我怀疑他们的话虽然说得大，实际上却不切合实际。凭借那里的地势任命将领、出兵进取中原，不让敌人利用王气有所作为；即使省去眼前经营的劳力，谁知道将来不会眼看着得到它而又失去呢？即使今年还不谋划北伐，也可以先制定经营建邺的计划，以震动天下，同敌人断绝关系。陛下即位初年的志愿，也差不多可以稍稍伸张了。只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不能同平常人商议。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乐、是非好恶，明白如日月在天空，雷厉风行，天下正像草一样随风倒伏。只是有时失之过快，所以书生得以拘泥文辞、执守法令，来议论后续；而真正有志向的人，私下奋发努力，想求得符合圣意所在，陛下却未必知道。陛下看到天下士人都不值得仰望圣光，而书生拘文执法的说法往往得到验证，圣意也逐渐衰减。因此大事一定要集体议论，任免一定按资历，才能之士因为放纵不羁而被弃置，无才之人因为平稳而被任用，正直的言论因为迂阔而废弃，柔顺的话因为软美而得到采纳，奇特的议论被指为横议，庸常的议论却被认为合乎典则。陛下凭借雄心英略，在这些情形之间委曲周旋；机会就在眼前，却不敢突然欣喜而有所行动；面对仇敌而隐忍，却不敢奋发显示赫赫的怒气；早晨得到一名才士，晚上却因为当权者不方便而把他驱逐；心里明知是庸人，却因为表面上没有人议论而把他留下。抹杀喜怒哀乐，混淆是非好恶，把含糊退让当作仁，把告诫劝喻当作义，把笼络控制当作礼，把设置关防当作智。陛下天生聪明，英武盖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天下并没有豪强狡猾到无法制服的奸人，敌人也没有正在兴盛、尚未衰微的形势，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喜怒哀乐、爱恶，是君主用来鼓动天下、役使天下的工具；皇极所说的无为，只是不让自己过多干预其中，难道是要像老庄所说的枯木死灰，同天下人做婴儿，然后才算达到至治的极点吗？陛下二十七年间，遵循涵养、等待时机，向天下表示以有父母亲人为乐，天下便归服于您的孝；实行三年之丧，至诚不变，向天下表示哀痛并遵从礼制，天下便服从您的义。陛下凭一身的哀乐来鼓动天下，使天下随之而行，其效验如同回声和影子。乙巳、丙午年间，敌人并非没有变故，但陛下不仅没有表现喜悦，也没有把机密泄露给大臣。近来发生非常变故，敌人对慰问之礼很是简略，陛下不仅没有表现愤怒，也没有把他们简慢的文书隐瞒起来。陛下不把喜悦显示给天下，天下怎么知道机会可以利用；陛下不把愤怒显示给天下，天下怎么知道仇敌不可安处？舍弃喜怒来推动天下的时机，却想让功业自行成功，这就像闭着眼睛还想行走。小臣能够得到陛下召见，是因为有明显识得我才华的人；外臣能够替陛下奉公，是因为有暗中想到我忠心的人罢了。被任用的人很快离去，已经离去的人没有道路自我进用，这就使陛下无法向天下显示爱惜人才。大臣玩弄权力，陛下已经知道他们有阻塞进身之路的行为；议论人物的人多有私心，陛下也知道他们有欺骗蒙蔽我的地方并加以斥退，却又唯恐伤害他们的心意，发作时又唯恐他们怨恨不满；这就使陛下无法向天下显示厌恶奸邪。陛下重新思考即位初年的初心，难道会料到今天竟到了这种地步吗？我还替陛下对过去感到惋惜；但上天生下英雄，难道会让他们终老而不能成功吗？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如果得到非同寻常的人共同参与，那么像雷电扫荡六合一样，并不是难以实现的事情。本朝用儒道治理天下，用格律守护天下，天下人知道经义是通常的程式，科举是正当的道路，法律不允许各自议论私事，个人也不能擅自运用自己的才智，二百年的太平正由此而来。至于处在艰难变故之际，书生的智慧只知道议论应当端正，却不知道事功是什么；只知道节义应当守持，却不知道形势有什么用，周旋于文法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行超脱出来。陛下虽然想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来共同治理这个时代，但天下有谁肯相信呢？我在戊戌年春正月丁巳日，曾极力论述宗庙社稷的大计，陛下也对我的话慨然有所感触，最终却不能一望圣光，陈明我区区的忠诚；这不只是因为廷臣全都厌恶我，也是形势使然。我今天不是因为先前的话得到了一点小小验证，才再次冒死陈述自己，实在是因为宗庙社稷的大计，不能不在这个时候作出决断。陛下运用喜怒哀乐、爱恶的权力来鼓动天下，使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借一席之地，完成前一封书信所说的事情，把微小的姓名附列在史册之间，不让邓禹讥笑人寂寂无闻；这样陛下便可以施展雄心英略，同四海的才臣智士共同完成事业。上天生下英雄，大概不是偶然；帝王自有真正的道理，并非区区小智所能附会。冒犯天威，罪当万死。《龙川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二 （宋）陈亮撰 论 《中兴五论》序

译我听说治理国家有大的原则，谋划对敌有大的方略。确立大的原则以后纲纪才会端正，确定大的方略以后机变才会施行。这是不变的道理。我仰想陛下凭借睿圣神武的资质，充实以硕大光明的学问，留心政事，励志恢复，丝毫不敢自我闲逸。然而大愿没有实现，大业没有完成，或许是大的原则尚未确立、大的方略尚未确定吧？我曾为陛下对此忧虑。曾想剖露肝胆、表达真情，在北阙之下上书。又想到世俗道德浅薄，献言的人动辄怀有觊觎之心；即使没有这种心思，行迹有时也近似，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谁能不怀疑呢？既然已经怀疑，又怎么能考察他的话而明白他的心意呢？这是我最为恐惧的事，最终因此自行沮丧。今年春天，我随同参加礼部考试，侥幸考中，希望能够俯伏殿陛，尽情写出区区忠诚，使天听知晓。有司认为我不肖，最终仍将我黜落，使我不能进前仰望圣光，实现往日的愿望，只好束手东归，闭门求取自己的志向。于是我认为，功名能否在人身上实现，仍在于自己。怀有愚见、负有谋略却不拿来补益皇上万分之一，是对世道怨愤；有这样的君主而忠言不能进，是隐藏真情；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却防备别人怀疑，是自信不坚定。所以我写下这篇一千八百多字的《中兴论》，治国的大体和对敌的大略都可以由此看见。又一并论述开诚、执要、励臣、正体的方法，合成五篇上达天听。只希望陛下宽宥我万死之罪，不要把它看作草野之人的言论，而能留心采纳，这是天下社稷的福分。对我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兴论》我私下想到，天下遭受战乱涂炭已经四十多年了，百姓哀号而无处申诉，不能不拯救；国家受欺凌的耻辱，不能不洗雪；帝王陵寝不能不收复，疆土不能不恢复。这是三尺儿童都共同知道的道理，以前只是害怕敌人强大罢了。韩信说过：“能够反过来运用对方的道路，对方的强大就容易变弱。”何况如今敌方君主庸懦，政令一天比一天松弛，舍弃边地骑马作战的长处，转而追随中原浮华靡丽的习气，君臣之间日益趋于懈怠。自古以来外族势力强盛，从未有四五十年毫无变化的。考察天时，揣度人事，变化应当不远了。如果不在此时及早谋划，即使出现其他变故，又凭什么乘机而动？万一敌人受到创伤后另立贤明君主，或者豪杰纷纷起兵，事业归于别的姓氏，那么南北之间的祸患才刚刚开始。何况南渡已经很久，中原父老一天天死去，在北方出生长大的人，哪里还知道有我们？从前宋文帝想夺取河南故地，魏太武帝认为：“我从出生到头发尚未干时，就知道河南是我的疆土，怎么能说是南朝的故地？”所以宋文帝得到后又失去了它。河北各镇直到唐朝末年，都把奉事敌人看作忠义，习惯于这种做法，又时时受到敌人的恩惠，竭力同上国为敌，却不知道这是过错。过了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能恢复中原，那么中原百姓哪里知道我们是谁？即使力量增加一倍，功效也未必能有一半。用民间俗语来说：父祖把产业抵押给别人，子孙不能继续赎回；又过了几十年，时势发生变化，产业都自行向官府陈说，认为是原有产业，我们哪里还能说它曾经抵押而重新取回呢？那么今天的事情，还可以再拖延吗？陛下凭借神武的资质，忧劳勤政，侧身而坐等待人才，慨然有平定天下的志向，本来已经不被众议所迷惑了。然而仍然忧虑人心不一致、天时不顺，贤者暗自忧虑而奸人偷偷嘲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想到如何反过来运用对方的道路。只要真正反其道而行，政教就会施行；政教施行，人心就会一致；人心一致，天时就会顺利。上天并不远离人，只是人不肯自行反省罢了。如今应当清理中书省的事务以确立大计，重视六卿的权力以统摄大纲，任用贤能以清肃官府，尊敬老人、慈爱幼童以敦厚风俗，减少进士科名额而另设选拔贤能的科目，改革任子制度以崇尚荐举的实际，多设置台谏官以整肃朝纲，精心选择监司以清理郡县，简约法令、重申命令以澄清根源，崇尚礼制、建立制度以整齐习俗，确立纲目以节省浮费，说明先务以排斥虚文，严明政令条文以核实名分和实际，惩治吏奸以明确赏罚，时常选调外郡士卒来充实禁军人数，调拨总领所的余财来补助军队储备，选择良好守令以增加户口；户口繁盛，财物自然丰足。选拔将领

译和副将来建立军政，军政明确，军队自然强盛。设置大帅统领边疆，授予他专权，边疆的利益自然兴起。任用文武官员分治边郡，给予他们长久任期，边郡的防守自然稳固。重视武事以振作国家声势，招致敢于直言的人以振作天下士气。精心安排间谍以获取敌情，凭借地形来撼动中原人心。不出几个月，纲纪自然确定；等到两年收成之后，内外自然充实，人心自然一致，天时自然顺利，便会无往不利；一旦出兵，百姓自然归附。为什么呢？因为耳朵听到相同的话，内心便共同服从。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动，一旦行动，敌人自己就会争斗。为什么呢？因为形势共同趋向，利益也共同牵动。中兴的功业，可以踮起脚来等待实现。攻守的方法，必定要有奇策。改变形势，敌人必然跟随；冲击它，敌人无法救援；禁止它，敌人不敢行动；扰乱它，敌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我方常能集中力量，而敌方常被分散；敌方终有穷尽，我方却常能无穷变化。奇变之道虽然根本在于人的谋略，却常常依据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彼此形成对比，盈虚彼此造成倾斜，这都是谋略施展之处，也是奇变寄托之所在。如今东西绵延数千里，像长蛇横在道路上，地形大致相等，没有错杂的变化。攻守的方法没有其他可以变化的地方。如今朝廷鉴于固守长江的弊端，在两淮修筑大城，考虑不能说不深，但能保护我方城池的士卒守住它吗？所以不如设法扰乱敌人的行动方向。至于进取的方法，必须先向东攻取齐地，向西攻取秦地，那么大江以南、长淮以北，本来就是我腹中的东西。齐、秦确实是天下的两条臂膀，难道要夸赞敌人，说那是上天设置的险要而固守它们吗？所以必须有打击要害、袭击空虚、使敌势受阻受禁的方法。我曾考察天下的大势：襄汉是敌人所忽视的地方，也是今天应当有所作为的地方。它控制连接京洛，侧视淮蔡，包摄荆楚，联系吴蜀，沃野千里，可以耕种、可以防守，地形四通八达，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如今如果确实任命一位德望素著、谋划明审的重臣，镇抚荆襄，和辑军民，广泛宣布大信，不争小利，谨慎选择守宰，减少刑罚、减轻赋税，推进城防、控制险要，大力兴办屯田；荆楚的奇才剑客，自古以来就称雄，应当徐缓地招募来充实军籍。百姓习俗剽悍，就在农闲时听任他们讲习武艺。襄阳既然成为重镇，就把均州、随州、信阳以及先地一带，都按照艺祖委任边将的方法办理，给他们州兵，同时又允许他们自行招募；把州赋交给他们，任凭他们自行使用，使他们能够养士而获得死力，使用间谍而获得敌情。军队虽然少，却多方建立援助；官职虽然低，却提高其地位，借给他们权力；各城相互援助，邻近地区彼此和协，蓄养锐气以等待时机，触发机会便出兵。一天敌人因循旧习、安于常态，来侵犯江淮，荆襄军队就率领各军进讨，袭取唐州、邓州等地，在颍州、蔡州之间出现军队，表示一定要截断敌人后路，于是命令各州转运物资、推进修筑城池，仿照三座受降城的制度，依吴军旧城修筑蔡州城，使唐州、邓州相距各二百里，并依托桐柏山作为屏障；扬威出兵，攻打营垒，增加堤坝、挖深壕沟，招集土豪，每千家设置一堡，发展军民杂耕的利益，建立长期驻军的基础。敌人来时就环城坚守，出奇制变；敌人离去就各城互相呼应，首尾如一。精心布置间谍，明确侦察哨所，各军进驻光州、黄州、安州、随州、襄阳、郢州之间，前面作为各州的援军，后面依靠屯田的利益。朝廷迁都建业，在武昌修筑行宫，皇帝时常巡幸一次。敌人知道我方意在京洛，那么京洛一带的陈州、许州、汝州、郑州等地防备便会当日增加，而东西两面的形势就分开了。东西形势分开，齐、秦之间便可以乘机进取。四川军队亲自率领大军牵制凤翔的敌军，另命骁将从祁山出兵截断陇右，偏将由子午道窥伺长安，金州、房州、开州、达州的军队进入武关镇守三辅，那么秦地就可以谋取了。

译命令山东归正的人前往游说豪杰，暗中作为内应；水军从海路出发攻打敌人的腹背，敌人一方面支应奔走，我方大军两路并进冲击其胸腹，那么齐地就可以谋取。我们虽然在唐州、邓州、上蔡显示兵势，却不再谋划进军，只作为东西两面的形势援助，态势如猿臂；敌人将更加怀疑我方有意京洛。特别是增加龙省持重不进以表示不进攻【原文“特-加龙省”疑有误】，那么京洛的防备就会更加集中，而我方必定能在齐、秦取得成功。抚定齐、秦以后，京洛还往哪里逃呢？这就是所谓打击要害、袭击空虚、使敌势受阻受禁的方法。即使我方不发动东西两面的进攻，敌人也必定不敢离开京洛而轻易侵犯江淮，这也可以说是扰乱了他的行动方向。又使敌人集中力量压迫唐州、蔡州，那么淮西军队便出动牵制东面，金州、房州、开州、达州的军队便出动牵制西面，改变形势、牵制敌军于多方，权力才开始掌握在我方手中。然而荆襄军队必须交给一心忠于国家、没有贪功生事之心的人。平时没有战事，就要广泛施布诚信来攻破敌人的心理；一旦进取，就要见到有利机会才选择有利行动，适时停止，以遏制敌势。东西两面的军队有功，就要控制驾驭诸将，持重不进，以分散敌人的形势。如果不是陆抗、羊祜一类的人，谁能做到这些？讨伐国家是大事。古人认为，这好比拔小孩的牙，必须逐渐摇动它；如果一下拔掉，必然会伤害孩子。如今想竭尽东南的力量，形成大举进攻的形势，我担心进取未必成功，得到土地未必能守住，偶然一旦不合心意，我方的根本就会动摇。这难道是谋划国家万全的办法吗？所以我说：在攻守之间，必定要有奇变。我只是谄媚之人，哪里足以阐明天下的大计？姑且把我的愚见大略写在这里：《中兴论》，只希望陛下裁夺采纳。论述开诚的方法 我曾观察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慷慨果敢，向人表示必定有所作为的意志；明白通达，以没有隐瞒的诚意向人敞开。因此天下雄伟英豪之士，闻声响应，如云气蒸腾、雾气聚集，争相用自己的长处效力，不敢萌生欺骗蒙蔽的心思；各自分明地尽职尽责，不敢产生不满的念头。因此想要的都能得到，所做的都能成功，成就卓绝而不可企及。仰想陛下英明睿智、神武天纵，继承大统至今八年，天下都知道您是真正的英主。然而想要的没有得到，所做的没有成功，即使是我也替陛下感到疑惑。慷慨果敢方面，陛下固然已经向天下显示了必定有所作为的意志；但天下士气却消沉，不能响应我方。或许在明白通达、以没有隐瞒的诚意向天下敞开这一点上，陛下还没有完全做到吧？任用人的方法，并不是每件事都怀疑他以后才算没有隐瞒的诚意。有些人心里知道不足以任用，却姑且让他充任职位；任用久了，又姑且给他升迁来安慰他的心。身居尊位、官位很高，却未必承担重任；处在亲近机密的位置，却未必能听到机密的议论。听取他的话便授予他职位，却不责求实际成效；责求实际成效时，又逼迫他只顾眼前，不等待他完成事业。陛下自己衡量任用人的时候，是否也有些接近这种情形呢？如果接近，那么就不是所谓明白通达、以没有隐瞒的诚意向人敞开。于是天下懦弱平庸、委琐苟且的人得以容身而没有嫌疑，狂妄浮薄、荒诞之流得以放肆议论而无所顾忌。内里其实没有才能，外表却进行欺骗蒙蔽；职位实际上不相称，心中却动辄不满。平时便觉得没有什么官不能做，遇到缓急却没有什么人不退缩。这就应该使陛下临朝叹息，认为天下人才没有一个可用；如果说书生实在不足以有所作为，那也不是陛下的过错，而是天下士人造成的。虽然如此，哪个时代不产生人才？哪一个人才不以资助世道为志？天下雄伟英豪之士，从未不伸长脖子等待任用，只是每每观察君主的心意如何。假使君主虚心等待他们，推诚相待、任用他们，即使不一定给以高爵厚禄，也能使他们为之死，何况是其中的谋略呢？君主如果有轻视天下人的心，即使高爵厚禄每天摆在面前，雄伟英豪之士也宁可困穷饥饿而死，因为道义上有些东西是他们不屑接受的。天下那些可以用爵禄诱使的人，都不是所谓雄伟英豪之士。陛下不要因为他们可以用爵禄诱导，便把他们当作奴仆来使唤、像婢女一样呼喝。天下本来就有雄伟英豪之士，只是害怕陛下的诚心不够而没有前来。我希望陛下虚怀若谷、改变成见，敞开心胸、显露诚意；怀疑就不要任用，任用以后就不要怀疑。给他职位就不要夺去他的职守，任给他事情就不要用言语从旁干预。大臣一定要让他承担重任，近臣一定要让他参与机密议论。如果才能不能胜任，不要因为他容易控制就姑且留下；如果才能只到这种程度，不要因为资历已久就姑且升迁。说话一定要责求实际，实际行动一定要要求成功。君臣之间相互配合如同一体，明白通达、豁然无隐；如果这样仍不能得到雄伟英豪之士共同成就大业，那么陛下就可以斥责天下士人，不同他们共同治理这个时代。否则我恐怕陛下必定有所作为的心会受到挫折，天下愿意有所作为的志向也会受阻，彼此寻找却彼此不能相遇。凭陛下英明睿智、神武的资质，比较古代贤主，没有什么不及，甚至还有超过之处；可是成效竟然如此。这就是我区区爱君之心不能自已，便献上愚忠的原因，只希望陛下裁夺采纳。论述掌握要领的方法

译我私下想到，陛下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亲自在宫中处理政事，明察万里以外的事情，发布一项政令、任用一个人，无不出于独断；下至朝廷的小臣、郡县琐碎的政务，也一概劳烦圣上思虑。陛下虽然聪明天纵，不怕劳苦，但我私下认为，君主的职责本来在于辨明邪正，专一委任，明白政事的大体，总摄权力的大纲；如果琐琐屑屑地每一件事都亲自过问，我担心天下有人会妄议陛下喜欢过于详尽。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由三省议定，面奏获得圣旨；差除任命便把成熟的议状送入，获得许可后才由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读；有不妥当的地方，在中书省由中书舍人封还驳正，在门下省由给事中封还驳正，然后才交尚书省执行。有不妥当的地方，侍从官可以论议思考，台谏官可以弹劾举发；这就是树立政事大体、总摄权力大纲，使君主端坐其上而天下自行治理的方法。如今朝廷一项政事多出于御批，一项任用多出于特旨；假如政事都妥善、任用都适当，固然足以彰显陛下的圣德，却仍不免有喜好详尽的名声；万一并非如此，只会让那些逃避责任的宰辅得到借口。这是我爱君之心不能自已的地方。我希望陛下在上面掌握要领，把具体细节分给下面办理；凡是一项政事、一项任用，都一定要让三省审议，听取圣旨而不降下御批，不发布特旨，一切采用祖宗时代上下相互维系的办法，使权力牢固掌握在我方手中，又不重蹈往日专权的祸患；这样怨恨便各有所归，也不会有代替大臣承受怨恨的过失。这就是我替陛下祈愿的事情。我听故老说，仁宗朝有人劝仁宗收揽权柄，凡事都从宫中发出，不要让臣下玩弄威福。仁宗说：“你的话固然很好，但处理天下事务，正是不想全都从我这里发出。如果从我这里发出的都正确还可以；一旦有一件不正确，就难以立即改变。不如交付公议，让宰相来执行；执行后如果天下认为不方便，台谏便公开指出它的过失，改正起来就容易了。”伟大啊，这番帝王之言，是百代君主都应效法的，何况圣明的子孙呢？史书称赞光武帝说：“明察而谨慎地掌握政事的体制，总摄权力的纲领。”所谓政体，就是政事的大体；所谓权纲，就是权力的大纲。我希望陛下树立政事的大体，总摄权力的大纲，辨明邪正，专一委任，以使天下得福，真正掌握治国要领，并鉴戒喜好详尽的弊病；如此天下雄伟英豪之士，必定有人能够奋然出力，办理今天的事情。我不胜惶恐地怀有这个大愿。论述激励臣下的方法 我听说上下同心、君臣合力，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上下互相蒙蔽、君臣志向不同，功业没有不毁坏的。春秋时期，晋国讨伐楚国，三次交战仍不停止，大夫请求出击。楚庄王说：“先君在位时，晋国不来攻打楚国；到了我这一代晋国却来攻打，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让大夫们蒙受羞辱呢？”大夫说：“先君在位时，晋国不来攻打楚国；到了臣这一代晋国却来攻打，这是臣的罪过，请出击吧。”庄王俯身哭泣而起，向晋军拜谢。晋军听说后连夜退还。越王向吴国求和后回来，抱着柱子哭泣。越王的臣下接着严肃地说，群臣听见后说：“君王为什么忧愁得这样厉害？报仇雪恨、谋划对敌，不是君王一个人的忧虑，而是臣下的急务。”后来越国的父老兄长请求报仇雪耻，越王说：“从前受辱是我的耻辱，不是诸位的罪过，我怎敢劳烦国人来为我堵塞仇恨呢？”父老兄长说：“四境之内，全都是我们君王的臣民；儿子为父亲报仇，谁敢不尽力？”越王最终依靠他们灭掉了吴国。区区楚国、越国尚且有这样的臣子，难道堂堂大国反而没有君主忧虑、臣下感到羞辱，君辱臣死的道义吗？如今陛下慨然想到国家的耻辱，激励恢复和复仇的志向，早晚谋划，观察时机、等待空隙，而群臣却远远地不知道什么是急务，只是罗列细小事务来扰乱大谋，更有甚者，抱着侥幸苟且的态度，已经习惯成风。陛下多次下诏严厉责备他们，以天子的威严临制他们，但他们仍像往常一样苟且安逸，没有急于办事、追求功绩的念头，也没有复仇雪耻的决心。难道群臣是乐意辜负陛下吗？只是习惯于旧日的做法，长期形成的情势流弊到了这里，而自己还不知道罢了。臣希望陛下慨然振作，暂不上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早晚警惕，如临深渊，召集群臣对他们说：‘朕承受太上皇帝托付的重任，想到国家深重的耻辱，志在复仇，至今已经八年了，仿佛涉越深渊和薄冰，不知道何时才能成功；可是群臣玩习旧例、贪图安逸，没有谁肯竭尽力量，这说明朕昏暗无能、缺乏德行，不足以承受帝位、完成大业，还有什么脸面居于王公士民之上？何况敢于就此安逸而自取耻辱吗？’群臣震惊恐惧，叩头请罪。然后陛下慢慢告诉他们：‘朕本来就不敢安逸，群臣还认为朕可以有所作为；你们各自共同尽到自己的职责，努力赶办自己的事务，上级率领下级，下级勉励上级。自己估量力量不能胜任的，不要尸位素餐地占着官职；朕将明确赏罚，以勉励今后。今后群臣都替朕思考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寻求贤才、施行政事、富国强兵、复仇御敌的方法，不要用小事敷衍塞责，不要用小谋扰乱大计；相互详细讨论革新的政务，使内外都有秩序。这样，到了朕可以安逸的那一天，陛下惕然侧席图济大…… 业，而群臣却不能警惕地体察朕的心意，竭尽力量来报答君上，那就是人却成了禽兽。诛杀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上下同心，君臣竭力，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论君臣相处之道

译臣听说，君主以仁为本体，臣下以忠为本体；仁德遍及并包容一切，像天地那样广大，这就是仁。公家的事情，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这就是忠。所以君主施行恩德，臣下执行政令。庆历年间，杜衍辅佐朝政，遇到宫中直接下达的诏令，总是封还不执行。仁宗因为杜衍不可以责备他而停止这样做的诏令，又多于杜衍所封还的诏令。治平初年，任守忠离间两宫，韩琦乘机开导皇帝，皇帝把任守忠斥退到远方，并且不接受他的谢辞，当天就押送出国门。君主承受美名，臣下承担怨责，这就是君臣各守本分。澶渊之战时，从寇准以下都想追击作战，只有章圣皇帝悲悯地答应议和。等到商议岁币，章圣皇帝不想过分计较，而寇准告诫曹利用，不得超过三十万。天圣初年，契丹借兵攻打高丽，明肃太后稍微答应了契丹使者，吕夷简坚决认为不可而阻止了这件事。后来刘六符来要求割让土地，吕夷简召他到殿庐，用言辞驳倒了他。君主承受美名，臣下承担责任，这就是君臣各守本分。如今却不是这样，陛下锐意进取，不顾浮泛的议论，而群臣贪恋俸禄、固守职位，大多只顾收取恩宠。陛下慨然制定计划，不向强敌屈服，而群臣动不动就想顺从，图谋填满自己的欲望，使陛下孤立无援地主持大计，群臣安坐在那里窃取美名，这还算是得到了君臣相处的本分吗？臣希望陛下总揽大权，端正自身并责成群臣，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以德行自我保全。明确诏令大臣，使他们承担重大责任，不回避小的怨恨，不回避大的艰难，使天下人都感戴陛下的恩德，并敬畏大臣的操守；使敌人服从陛下的德行，并畏惧大臣的忠诚。如果这样，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什么功业不能完成呢？这就是祖宗培养人心、实行德义，端正君臣关系，作为百世不变的家法。所以希望陛下仰望效法祖宗，而大臣以寇准、吕夷简、杜衍、韩琦为榜样；这样，天下就没有什么不足以成就的事情了。这是我在己丑年多次上奏的议论。距离现在才有多少时候呢？打开旧箱子读到它，已经像隔了一世那么遥远。回想十八九岁时，意气激昂，怀有经营谋划四方的志向。酒喝得兴浓时谈到陈元龙、周公瑾的事，就拍掌大叫，把这当作快乐。在世途上历经艰难，毁誉大多超过事实；虽然有时后悔遗憾，但胸中那股耿耿不平之气始终没有消退。一天读到杨龟山《语录》，说人首先要能够安顿自己，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才智之人如果没有学力而不能安顿自己，就不能不感到恍然若失。我却仍然上奏了这篇议论，没有得到施展机会，于是闭门自守的打算才决定下来。这样算来，前后大概已经十年了，浮躁之气难以平息，竟到了这种地步。孟子说：‘用不正当的方法猎取禽兽，即使所得像丘陵一样多，也不去做。’看看自己，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地了。孟子又说：‘五谷，是种子中最好的；如果不能成熟，还不如荑稗。’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忧患吗？于是提笔记下这些话，合上书卷，独自端坐了很久。《龙川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三 （宋）陈亮撰写 问答（共十二篇）

译三代凭仁义取得天下，根本是为了拯救百姓，而不是把帝位当作快乐。齐威王挟持尊奉周天子的名义来满足私欲，破坏商、周的常法，开启了争夺、篡杀的灾祸；这种流弊已经十分惨烈。秦国兼并天下，是为了奉养一个人，任意满足他的欲望。陈涉乘着百姓不能忍受秦政的时机，徒手大声呼喊，而刘邦、项羽借助这个形势起兵。沛公号称宽厚仁慈，约法三章足以感动天下、深入人心，本来应该是以为百姓而起兵的。可是当他困顿时，远远看见秦始皇，就叹息说：‘大丈夫就应当这样！’他的心意难道是出于为百姓吗？天下已经平定，他处处防范、曲折筹划，把天下看作一家私产；这难道是三代把天下公有的法则吗？唐太宗与刘文静谋划的事情看似相同，但他为了同父亲谋划免除祸患，却又逼迫父亲听从自己，这是多么乖谬啊！尊奉隋朝、拥立代王，几乎像把泥水洗清一样；至于明白通达的事情，却只能把九锡归还给有关官署罢了。他守护天下的方式，比汉代更加严密，那么他的道义难道足以自比于三代吗？然而唐朝国运长久，百姓的爱戴也不曾比夏、商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呢？百姓不可以欺骗，那么取得和守住天下的方法，其中必定有值得说明的道理。从前百姓刚刚产生时，大致按类聚集、分群居住，各自推举君长；其中最有才能的人，就带领众人共同听从他的命令。称他为皇，称他为帝，大概是因为他的才能、德行和道义足以成为一代人的君主和老师；听从他命令的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满足。世代变迁而德行衰落，众人又共同听从那些才能、德行和道义特别突出的人。上天使一代人出生，必定有超出这一代人的人来主持他们，难道能仅凭世代次序而长久占有天下吗？到了尧的时候，天下人的真情和伪态日益显现，国家的法度也大略完备了。君臣有固定的位置，听命也有固定的对象，不是天下人能够自行制定的。朱、均虽不肖，却不像桀、纣那样足以使天下灭亡；尧认为，如果不是天下的贤人圣人，就不应处在这个位置上，难道是要用法度确定天下人的心意，而把天下私给不肖的儿子吗？他从无人知晓的人中选取舜、禹，通过各种事情反复考察，让天下人共同了解他们，然后才推举他们置于天下之上。他们的心本来确实把天下看作公有，但这种做法终究不能成为常法。禹认为，如果不能得到非同寻常的人，就应确立传位给儿子的制度，以安定天下人的心；子孙不能全都贤明，就让有德的人起来加以确定，不一定非要属于自己，这本来并不损害天下的公义。汤认为，天下既然已经听命于一家，而自己的子孙不选择适合承继天下的人，反而让不肖者有机会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那就不是仁爱天下的做法。因此有时传子，有时传给旁支，只看是否贤能而已。如果不幸传给了不合适的人，天下的公议终究不会因为他属于我家而偏私。武王、周公联合天下诸侯，使大小诸侯彼此承继，而方伯实际总领他们，让他们听命于天子。天子不能凭一己私意控制天下，所以制定嫡长子继承的法则，以堵塞觊觎和争夺的门户，使君臣的名分像天地一样巍然不可侵犯。这难道只是一代人的事情吗？秦国凭借智谋和武力兼并天下，秦始皇却不以古代为师，开始就想把帝位传到万世，使天下人痛恨地看待君上，突然都想夺取它。秦的势力一消失，田野中的小民也都有面南称孤的心思；大家争比智谋、较量力量，最终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沛公，而他的德行道义又确实足以君临天下，所以刘氏能够掌握天下的命运。假使刘氏没有表现出远远不同于天下其他姓氏的地方，那么君臣的名分仍然可以被侵犯，三代的统绪也就不能承继了。周密防范、曲折筹划，难道是要把天下据为私有吗？只是为了使天下归于统一罢了。曹孟德一旦产生把天下据为己有的私心，天下就因此分裂了。十多个世代以后，等到李氏兴起，情形仍然像刘氏旧日那样。刘邦刚崛起时，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亭长。他势力最盛时，也不过是一个年轻子弟，哪里知道天下的大计，却突然生出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心愿？约法三章，不是萧何所能教给他、用来平定天下之乱的，又怎么会是刘文静所能启发的呢？他的初心本来没有不同于汤、武。只是他的臣下都很平庸，不能辅佐他；即使他有时急于取得帝位，随着事势变化而改变做法，但始终没有失去最初拯救百姓的心，那么大功大德本来已经显明于天下了。孔子、孟子凭借天下的贤能圣德，恰好处在春秋战国的乱世，最终不能施行自己的道来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是因为没有帝位。《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帝位。’又说：‘悬垂的天象而显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尊崇高贵，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如果确实是这样的人而希望取得相应的帝位，他的心思还是可以考察的。假如说汉、唐的道义不足以接续三代的统绪，却认为三四百年的基业可以靠智谋和武力来扶持，这些都是后世儒者的说法。世俗儒者的说法不被破除，圣人的道就永远不能彰明，天下的乱局也永远不能止息了。可悲啊！

译汉高祖从平民起兵争夺天下，等到大业完成，而他的父亲和兄长原来都安然无恙。然而他后来尊崇、封赏他们，都是有所感触之后才采取的行动，有些人却还把剩余的怨愤夹杂在其中。唐太宗既然已经把一切都听命于父亲和兄长，己巳、庚申之变，难道是人道所能安然承受的吗？舜对待瞽叟、象，周公对待管叔、蔡叔，其中必定各有合乎道义的办法。难道圣人的事情在后世再也不能见到，天下人就茫然地以强弱大小互相争雄称长吗？那么，即使有比这些做得好的人，也能够使天下统一而归于正道吗？人道没有灭亡，几乎已经所剩无几了。在那些精微曲折的关头，处理好本来不可处理的事情，等待圣人再次兴起，这些道理本来不能不加以论述。一个平民没有凭借一尺土地，却拥有了天下，这是天下的大变局，也是古今未有的事情。他哪里有经过详细讨论、预先确定的规模制度呢？他的臣子们又怎会彼此携手，在草野之间奋然起兵呢？他们又哪里曾学习古制来办事呢？仁义礼乐，是先王用来维持天下的工具，既然已经全都废弃，而利害缓急又逼迫在眼前，那么分割土地、确定封爵就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至于那些铭刻在人心、不可磨灭的东西，有的因有所感触才发作，有的借机发泄残余的怨愤，这也是形势所造成的。唉，这难道能说不是天意吗？自黄初以来，衰败了四百多年，刘氏、石氏等姓氏相继兴起而主持神器，而百姓常常盼望有一天的安宁。对于那些本来不该掌权的人，人道失去了纲纪，天地几乎也不能成立了。如果没有超越世俗、勇往直前、卓然拔出的英雄豪杰，哪里能够把一切扫除干净而求得更新呢？太原的义旗一举，天下就纷纷知道了方向。高祖以父亲的身份主持大局是可以的，李建成难道可以按照通常的法则继承帝位吗？占据本来不该得到的地位，又痛恨那个本来应该得到它的人，仿佛不能容忍他活过一天；这不是上天诛罚他，就是人杀死他。上天从来不不借助人的手，所以太宗抽箭踏血，忍心对待同胞，承受天下不义的名声而毫不顾惜。他的心里认为，这是上天确实要这样做，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上天和人心对乱局的厌弃已经到了极点，难道会让李建成、李元吉得以坐等罪恶成熟，再在百姓之上任意妄为吗？人心被自己的成见遮蔽，而不知道天命归向哪里，这是治乱安危的关键。过去周公大概就忧虑这一点。孺子刚离开襁褓，能有多少时间呢？而武王病得很重，周公害怕武王的事业不能继续。于是极其真诚地把一切托付给上天，希望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去死；武王因此得以延长数年的寿命，孺子也可以在辅佐下即位。后来诛杀管叔、蔡叔，是替天下诛杀他们。关键是要使天命归于人心能够安定的地方，否则我的心意哪里能够完全向天下表明，又拿什么给后世作训诫呢？天命所在之处，就像决开的江河一样势不可挡；所以战车光明，牧野广大，即使圣人也不敢以疑惑和二心来承受天命。只是他们预先为此所作的准备极其周全。别人想谋害我，我也谋划对付他，这就是用一种乱局替换另一种乱局。那么安定人心的根基在哪里呢？即使可以说，他决定承受天命是为了使百姓脱离水深火热，足以为自己解释，但终究没有归于人心安定之处，所以直到今天议论者仍然不能心安。唉，这件事又可以全都归结为天意吗？三老董公以仁义之道拦住汉高祖劝说他，于是三军才开始为义帝穿丧服。项氏从此再也不能在天下面前自我辩解，名分道义不可背负，大概就是如此。儒者正名的学说，虽然起源于管仲尊奉周王，但自汉代以来，这件事就成为明显的验证。然而人是万物之灵，仁义、智慧和权术，大概不可以混杂着施行。如果不是出于高帝的真诚本心，却想用它来欺骗天下，那么名分道义难道会自己从外部来到吗？所以三军穿丧服，本来足以招致侮辱，却不足以显露给敌人看。然而刘邦、项羽都受命于义帝，却坐视同列之人杀害自己的君主而不闻不问，那么圣人的时代就再也不知道所谓人道了。三军穿丧服而大义才开始彰明，汉高祖定天下的关键，莫非真正就在这里吗？把内外情况合起来讨论，应该必定有处理这件事的办法。晋国的奚齐道义不足以做一国之君，圣人记载他时称他为君主的儿子；而卓子却记作君主，是因为里克拥立他为君。秦国凭借智谋和武力兼并天下，到了它灭亡时，楚国尤其无道；大概天下人想共同灭亡秦国，已经很久了。何况正当天下崩溃混乱之时，本来不一定要拥立怀王来顺从民望。项氏拥立他为君，各位诸侯都接受他的命令，那么拥立他的就不只一个人。对他作为名义上的君主有利，就拥立他；对他实际掌权不利，就加害他。有人自行拥立，有人自行废黜，各自顺从私意；这样君臣没有固定的名分，只把强弱作为轻重标准，率领天下人就像驱赶羊群，是非可否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别人也不能脱离他们。这是多么轻视天下啊！董公是发动天下共同的愤怒，借助汉高祖的力量，在人道已经断绝之后扶持人道的人。他把项氏的不义揭露给天下，使天下人都想张弓射他；即使没有汉高祖，项氏也仍然不能自行立足。董公的劝说，几乎可以同孔子沐浴请见的请求相比；至于高祖所表现出的道义，我不知道他究竟出于什么心意。所以孙权自行称帝，不合乎义。假如魏氏不能在天下面前证明自己的正当性，那么人道还不至于完全废弃，即使圣人也不能因此替孙权掩饰其不义。

译三代开创基业时，都想到封立先圣的后代；但论功行封，仍然要等天下安定。到了周代，又在其中大量分封同姓，共有五十三个国，仍然不认为满足。武王、周公本来不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上天设立君主，难道是专为姬姓而设的吗？汉朝兴起后，担心异姓诸侯势力强大，于是大封同姓来镇压他们，这种做法大概就是以周代为依据。七国同时起兵，黥布、彭越造成的祸患并没有这样一同发生。诛杀、铲除、削弱他们，直到把天下分裂，分别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同姓势力衰微之后，外戚的祸患又形成了。圣人制定法则，本来是为了使天下公有，而不是为了躲避祸乱。心中有亲疏之分，祸福就会无穷无尽地相互依伏，即使圣人和智者也无法防范。周、汉的法则，难道是世道变化到了穷尽才变成这样的吗？把天下合并起来共同奉一人为君，疏远的人对国家有什么亏欠，为什么周代却让宗族强盛？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汉朝把责任推给周朝，而周公的制度已经衰败了。过去孔子说三代制度的增减变化是可以知道的，大概从尧亲爱和睦九族，逐步发展到周代大规模分封同姓，共有五十三个国家，这些都可以看出制度的损益变化。然而这种道理后来终于走到尽头，不能继续实行，所以《春秋》中那些以子弟为卿的诸侯，圣人都称他们为弟弟。唯独季友归来时，不把他和亲属关系联系起来，而记作“季子”，大概是因为贤能的人就应当同众人共同任用；不贤的人，圣人认为只是有国者把亲属据为私有，这种做法的道理不能通行于天下。这难道不是参考斟酌四代制度，为万世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则吗？汉高祖和各位功臣共同起兵，从草野中兴起而使天下称帝。天下平定后，各位功臣都面南称孤，高祖还怀疑他们不能完全信任，于是分封子弟为王，扼守要冲；对庶出的子弟和不肖者一概不问，希望这样可以附会周家亲爱亲属的道理，却不知道权势一旦形成，即使亲属也不能保全，真正能够保全的只有贤能的人。不思考天下的公义，却使用为国家谋划的私心；是非利害只顾眼前，使前后相互矫饰，最终不能得到正道，祸乱相继而没有穷尽。不只是汉家值得悲悯，魏、晋、宋、齐不能有一天安宁，大概也是因为亲疏的道理没有弄清楚。把子弟中贤能的人推举出来，让他们同天下人共同任用；不贤的人则以国家的私恩供养他们，使亲属和贤能者交错任用，而祸福、治乱全交给天下的公议决定，自己不存私心。圣人作《春秋》来等待后世圣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项羽怒喝一声，千人都吓得失去常态，但他又能恭敬爱人，对守礼节的士人谦抑自己。他的仁德和勇力，可以说兼而有之。至于赏赐不随意给予，难道不足以自比于‘只有衣裳放在箱子里’的道理吗？汉高祖却大量赐予爵位和封邑，以招徕天下那些顽劣迟钝、贪利无耻的人；开国承家的初期，反而让小人占先，最终正因此战胜了项羽。项羽的眼睛应当死不瞑目了。假使天下人对儒者之道产生怀疑，难道不是从汉高祖开始的吗？当三代衰落时，只听说诸侯修养德行而兴盛，没有听说从草野中突然崛起的人都怀有面南称孤的心思。在草创昏乱之时，如果想用礼义来约束他们，用智勇来衡量他们，却不能同天下人共享利益，那么形势必定四分五裂，向各处扩散而无法收拾。平民纷纷起兵争夺，这不是先王时代的正常形势。高祖能够任用这些人，所以把这种形势合在一起；但他不能善用他们，所以不能获得一日的安宁。大概他起初不能同时采用项羽的长处，来消除、压伏后来党羽可能动摇的忧虑。这正是陈平预先看见并深深忧虑的事情；而开国承家之际‘小人不可任用’的道理，何曾有一天废弃过呢？大概田横尚未离去，郡国豪族尚未迁徙，四位老人隐居商山而不能招致，高祖即使死了也会死不瞑目。异姓诸侯王带来的忧患，只不过是众人共同忧虑的事情。《易经》说：‘上天创始之初处于草创混沌状态，适宜建立诸侯，却不能因此安宁。’圣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

译周公、召公、毛公、毕公，确实辅佐文王、武王，因此拥有了天下。成王、康王去世以后，王朝的公卿往往都是各位功臣的子孙族属。平民邻里、宗族朋党中的贤能者，修养自身、整饬品行，以便在这个时代显露自己的人，并不是一个两个。其中那些卓然出众的，难道不可以同功臣的子孙族属共同执掌国政吗？然而他们的官位最终不能超过大夫。人才特别崛起，不幸不是世家出身，就不能担任公卿之位。这究竟是什么法则呢？《春秋》讥刺世代担任卿大夫，而人才中特别崛起的人，最终没有一个能够附带记载在史册上。即使圣人的法则，难道也不免随时代而制定吗？汉高祖和萧何、曹参等功臣共同起兵，灭亡秦朝，取得天下。天下安定后，不是曾经经历并处理当时事务的人，就不任用为公卿。贾谊是特别崛起的人才，天子明明知道他的才能，却不能任用他，这不只是绛侯周勃、灌婴专擅恩宠和利益的缘故。然而公孙弘从海边登上宰相之位，天下从此多事了。唐太宗虽然把房玄龄、杜如晦作为宗臣，但天下的贤才也开始交错任用。可是后来便没有可以依靠的世代重臣了，任用更替不定，即使贤明的君主也不能使局面善终。难道是君臣之间没有始终如一的道义，形势必然会发展到这样吗？既然合天下而奉一人为君，却唯独把曾共同办事的臣子当作私有，这恐怕不是圣人的公道。那么，周、汉的制度果真可以成为普遍实行的法则吗？君臣关系，是天地间最大的道义。君臣不能共同保持始终，那么大义就会废弃，人道也会缺失。这难道只是偶然的事情吗？天地刚刚确立位置时，人们按类聚集、分群居住，拥戴其中最有才能的人作为首领；君主奉有才能的人为辅佐。所谓后王、君公，都是天下人推举出来的，不是他们彼此自尊自异、凭借自己高踞人民之上的。等到法度已经形成，君臣便有了固定的位置。舜命令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大概是希望君臣共同世代守护这一制度，以通达天地的大义。三代既然凭世代次序拥有天下，他们共同开创人伦、维持国家，也希望世代修治祖父的事业，使君臣彼此保全、国家长久，让天下人有所观望仰慕、爱戴，不敢乘隙窥伺，妄想侥幸取得国柄，横生意见，扰乱纲纪，使天地的大义有所废缺；又不要厌弃旧臣、喜好新人，败亡接连发生而不自知。只有当子孙族属全都不足以符合贤能者的标准时，才广泛寻求天下的贤人圣人，希望偶然遇到一个人来承接衰落的事业，不敢再有所增加。这就像宋高宗任用傅说。难道这就是君臣关系的常规法则吗？孔子作《春秋》，对于三代的道理，有的增加，有的减少，有的遵从，有的违背，必定选择适合时代的举措来施行，而不必拘泥于旧有典制。然而对于君臣的大义，他并没有改变。《春秋》讥刺世代为卿，是讥刺不选择世代为臣者中的贤能之人来任用，严重的甚至让官职世代相传，使人人轻视君上，都有掩蔽君上、夺取权力的心思，形势必然发展到君臣不能相互保全。所以他对一代的贤能者情意恳切，全都让他们附带显现在史册中，如蔡季、纪季、楚国的屈完、齐国的高子、鲁国的季友、叔肸、宋国的子哀这类人，往往不是公族，就是旧世家的人。如果都能得到这样的人来任用，那么为什么要厌弃世代为臣的人，而要在不可预知的地方寻求突然崛起的贤才呢？至于生死、恩宠、礼遇都很深厚，却恰好遭遇变故，有的人没有按应有的道义善终，圣人就严肃地记载下来，即使是曹、莒这样的小国也不遗漏，正是为了穷究天地的大义，向后世明确显示它。因此孟子认为：‘旧国必定有世代为臣的人。’只有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让卑贱者超过尊贵者、疏远者超过亲近者；即使如此，也一定要选取‘国人都说贤能的人’。由此说来，难道是乐于君臣不能相互保全、新旧臣子相互替换，只为满足一时的耳目吗？战国时代朝夕反复的祸患，大概就是从君臣不能相互保全开始的。汉高祖以一个平民拥有天下，把平时的等级关系看作人人都是平等的，无不成为可疑之人；所以他的臣子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天地的大义也不再彰明了。然而汉高祖仍然没有让后来的新生学者得以参与其中。唐太宗却把新旧之人混杂任用，换过一代人就把旧制全忘了，更严重的，早晨还是君臣，晚上就成了路人，所以凭势力相互压制，不再凭恩义相互保全；国家有缓急时没有一个人值得依靠，却反过来寻找草野中的贤才来为自己所用，这难道不是危险吗？只有我朝对于天下的贤才，一定让他们历任内外官职，培养资历和声望，然后才予以重用，所以这些人往往足以使国家受到尊重；他们的子孙熟悉先人的事业、本末和源流，家世代代守护，延续一二百年而不衰。唉！这体现的是天地的大义，而不是君臣之间的私恩。天下不可能人人都是突然崛起的贤才，那么破格提拔、显著擢用，难道可以一概作为常规吗？如果君臣朝夕之间便不能相互保全，就是把爵位抛弃给草野之人；大义废弃，天下就离散了。《龙川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四 （宋）陈亮撰写 问答

译义与利的区别，孟子已经辨析得很详细了。然而用赏赐来勉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恶行，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重大权力，难道仍然没有脱离利吗？因为有所贪图才行善，因为有所畏惧才不作恶，那么它进入人心也就很浅了。尧、舜治理天下，不用赏赐百姓却受到勉励，不发怒百姓却感到威严。所以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置，功劳有疑问时从重褒奖，难道也是知道这种影响进入人心很浅吗？然而皋陶陈述谋略时说，典礼、赏罚都同出于天，并没有轻重的区别。如果不需要用它们来办事，那么赏罚也只是从外部施加的东西罢了，怎么能说它们出于天呢？三代使用赏罚，大体仍然遵循唐虞的制度，而记载礼制的人对赏罚先后使用的次序记载得很详细。又有人认为到了周代便走到了尽头，难道是世道变化到了极点，赏罚的作用才开始变重吗？还是因为赏罚出于天，三代才开始依靠它们发挥作用呢？《春秋》是圣人治理世事的志向，却独自代替天子行使赏罚；那么圣人兴起治理天下，也一定不能改变这一点了。汉宣帝专门依靠赏罚来治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有君主能制造福，只有君主能制造威’，这是《洛书》明确记载的；而儒者最终却认为，治理天下的人不能把治理完全寄托于赏罚，难道也知道劝善惩恶的作用很浅吗？如果说赏罚不能专靠劝善惩恶，那么就没有办法治理天下；如果说赏罚是为了劝善惩恶而设立的，那么赏罚也就是利。利，是人道中最末等的东西。这样看来，皋陶所说的‘天’，难道是欺骗吗？耳朵对于声音，眼睛对于颜色，鼻子对于气味，嘴巴对于滋味，四肢对于安逸享受，都是人的本性。有一种命运因素存在：这些出于本性的事，是人人共同欲求的；归之于命运的事，则一定有制约它的力量，不能违背。富贵尊荣时，耳目口鼻和四肢都能满足欲望；危险、灭亡、困苦、受辱时，就相反。所以天下人不能任意追逐自己的欲望，一切都听从君长。君长也不能自行制造权柄，只是顺着人的欲望和厌恶为它们制定节制罢了。讲明五种伦常，制定五种礼制，以便同天下人共同遵守。能够实行这些的人，富贵尊荣就会聚集到他身上；违背它们的人，危险、灭亡、困苦、受辱就会一并到来。君主掌握这种权力，叫作赏罚；人接受相应的结果，叫作劝惩。使行善的人得到人人共同想要的东西，难道是用利来诱惑他吗？使作恶的人承受人人共同厌恶的东西，难道是用威来恐吓他吗？这是使人得到本性所应有的东西而能够自我勉励，失去本性所应有的东西而能够自我警戒。这就是典礼、刑罚、赏赐都同出于天，而车服、刀锯并不是君主自己创造的。天下人因为自己所欲所恶而听从它，君主如果反而凭个人的喜怒来控制天下，就是把刑罚和赏赐看成自己私有的东西，任意颠倒，使天下没有人敢违抗自己。善恶的位置颠倒，人失去了本性，却还想抓住区区的名位来自我尊大，不知道天下不是名位所能控制的。孔子作《春秋》，只是公正地施行赏罚，以恢复人的本性罢了。后世使用赏罚，只是把它据为己有，用来驱使天下人罢了。不是赏罚进入人心很浅，而是使用它的人使它的作用变浅了。所以，出于私人的喜怒，是亡国者的赏罚；根据天下公同的好恶，是王者的赏罚。排斥赏罚而寻求君道，是迂腐儒者的议论；执掌赏罚来驱使天下，是霸者的手段。肉刑兴起时，解说者认为它始于苗民，尧参考采用了它，用威势报复暴虐，大概是要警戒小人，并不是出于圣人的本心。因此舜多方制定赦免和出刑的办法，使百姓脱离刑罚，只把肉刑施加给屡犯不改的人；而穆王关于刑罚的训诫尤其详细。既然如此，即使圣人早就想废除肉刑，难道孝文帝废除它只是姑息的仁慈吗？可是世俗儒者崇尚古制，必定认为井田、封建、肉刑都是圣人的根本大法，不可废除。治理天下却不用肉刑，只会助长小人犯法的念头。所以说：肉刑是刑罚中很重的。汉、魏之间，常常多次议论恢复肉刑，却没有成功；到了本朝，刑罚已经比三代轻了。法家一派以仁慈宽恕为根本，只有学习圣道的君子才对肉刑念念不忘。用心为什么这样相反呢？推求天理，考察人事，再结合古今变化，追究它从哪里开始、最终发展到哪里，必定能够得到最恰当的说法。从前圣人把人类同禽兽区别开来，消除了争夺、残杀的祸患。大概一定要掌握生杀之权，然后才称得上刑罚政治。这样看来，肉刑本来已经有了大致的雏形，只是还没有形成具体法令。苗民开始大量制造残害人的刑具，并且滥用它们。尧害怕这种做法成为后世的训则，所以取来加以排列、区分、规定等级，使只有像苗民那样的人才会遭受这种刑罚。因此说是‘用威势报复暴虐’。舜又多方制定法令来使人免除肉刑，夏代对于赎刑的规定尤其详细。商人掌握刑罚来督察奸恶，伤害肌肤来惩治罪恶，大概只是严格施行那些应当使用的刑罚。既然已经多方设置赦免的途径来使人脱罪，却不严格施行那些应当使用的刑罚，就是教人轻视犯法，难道是圣人制定刑罚的本意吗？文王、武王尤其谨慎处理民间诉讼，成王、康王把刑罚放置不用，长达四十多年。穆王年老昏聩，却发布刑罚训诫来责问四方，使人知道刑罚是圣人爱护百姓的工具，而不是用来残害百姓的。汉朝兴起，承受秦朝残酷刑法的余波，先王的法度全都废弃，唯独肉刑孤零零地保存下来。汉文帝因一个女子的话受到触动，慨然废除肉刑，从此才可以谈论通晓时势变化的道理。井田、封建制度，自黄帝以来，凝聚了十多位圣人的思虑；用来维持和奉行它们的人，唯恐有一件事考虑不周，有一天做得不精细。至于肉刑，却多方设置赦免的途径来使人脱离它，只怕偶尔会用到它，怎么可以把它同井田、封建相提并论呢？圣人担心制度有一件事考虑不周、一天实行不精的那些制度，如今既然全都废弃而无法恢复，反而只对圣人害怕肉刑被使用这件事念念不忘，即使肉刑可以使用，这不是颠倒了先后次序吗？只要使百姓有羞耻之心，那么今天的法律就足够了。百姓不能依靠生存，即使每天施用肉刑，仍然等于没有法律。用礼节制百姓的心，用音乐调和百姓的声音，以政令推行它，以刑罚防范它；四者通达而不相违背，王道就成功了。我从圣人那里听到的道理就是这样。

译郦食其教高祖向诸侯显示地形和控制形势的优势；当天下尚未平定时，地形形势本来不能交给别人，大概是害怕他们因此自我夸耀。天下已经平定，本来应当把天下当作一家，以四面险塞作为形势屏障；可是萧何还在苦心经营壮丽的宫室，娄敬还劝说占据秦地来控制天下，这是多么狭隘啊！高帝宽厚仁慈、爱护百姓，天下动荡了好几年，他本来不敢轻易耗用民力；他胸襟豁达、气度宏大，想向天下显示极其公正，差不多合乎周家的道义。然而最终被宗臣的意见改变，这还可以理解；但竟然又被羁旅之臣的说法改变了，为什么呢？难道三代把天下公有的道路，后世真的不能再实行吗？还是人心多疑，流弊于是发展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说治国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要，就真的只是书生之谈了。万物都具备于我一身，而一个人的身体中具备百工所制造的各种东西。天下哪里有身外之事，性外之物呢？人的百骸九窍具备，才成为人；然而不能赤身站立，必定要有衣服来穿，那么衣服就不是身外之事。必定要有食物来吃，那么食物就不是身外之物。衣食足够了，却还不能露宿，必定要有房屋居住，那么房屋就不是身外之物。必定要有门窗、篱笆来防卫，那么门窗、篱笆就不是身外之物。到了这里似乎可以停止了，然而不是高敞明亮、干燥平坦的地方，就不能长久居住；没有弓箭、刀刃这样的防备，就不能安稳。这些都不是身外之物。只要有一项不具备，人道就有所缺失，这等于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抛弃了。然而高低、大小各有分别，可与不可、难与易各有辨别。如果放纵奢侈的欲望而忘记自己的分限，不衡量自己的力量，没有财物却想凭财物取乐，得不到也想凭它取乐，使天下人茫然追逐美好事物，专心从事争夺，以至于丧失自身还不后悔。然后又来反省说：‘身体和心属于内在，外物都属于外在；追逐外在而忘记内在，不如以自己的内在为乐，而不贪求外在之物。’ 这只是教人返本，而不是把本末一并举出的论说。尧、舜和三王未曾不选择有利的地形来居住，周公制定宫室制度时，规模宽大、端正华丽，希望把它作为万世的法则。难道是因为地形形势能够辅助德行，宫室能够装饰德行吗？这是帝王完备人道、同天下共治的原因。萧何、娄敬大概也只知道天下的形势，却不知道圣人本末兼顾、同时举用的道理，所以使议论者仍然产生疑问。况且有谚语说：‘衣服穿上就使人成为成人，水流过就使土地成为田地。’这难道在内外、轻重之间有区别吗？这是世俗儒者的议论所没有涉及的。帝王的称号，名称虽各不相同，但其中的道理却是一致的。然而学者知道称作尧、舜、禹、汤、文、武，却终究无法分辨哪些是名、哪些是号、哪些是谥。若把尧、舜、禹看作名，那么文、武独以谥号称，能够说得通吗？若把它们看作号，那么“咨尔舜禹”这句话中的舜、禹，就一定不是号了。汤的子孙用甲、庚、丙、壬作称号，那么汤就不能把它们叫作谥号。然而所谓“予小子履”，却说明汤已经有自己的名字了。后世谈论谥法的人，于是把尧、舜、禹、汤依次列入谥法之中，难道真是这样吗？文、武的子孙各自因谥号而显扬，而善恶一概交付天下的公论；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不能把私意加在其中。《春秋》中公、侯、伯、子、男这些爵位，他们死后下葬，按例都以“公”来书写，那么圣人的笔削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后世的孝子慈孙因此能够借机隐瞒恶行，也就不足为怪了。圣人斟酌古今而裁定合乎中道的原则，必定有等待百世而不会使人迷惑的道理。自从风气开始形成、人的社会秩序初步建立，于是有了君臣上下的区别，并为此设置称号，以表示尊贵和区别；那时还没有把名字、字号分别开来，也没有形成可以观赏的礼乐制度。到了后来，先有号而后有名，有名而后有字，有字而后有讳，有讳而后有谥。上至追尊祖先和先公为王，下至推及文子文孙，旁及庇护本支族属，维系姻亲和亲党，厚待朋友，不遗漏旧交，以此把亲亲之道扩展到天下，然后才达到了忠厚的极致、人道的最高文饰。这就是周家独能完备于三代的原因。孔子作《春秋》，已经把这些制度品评裁定而全部采用了。然而如果只称某人为幽、厉，而不避讳国家的恶名，就无法表达对君父的敬意；如果排列爵位只依据实际情况，直来直去地行事，又无法充分表达臣子的心意。因此，《春秋》兼有隐讳恶行的意义，遵从尊重君主的文饰，于是人文制度在这里完全具备，后世再也无法超过它了。超过这一范围以后，人心欲望无穷，不能全部顺从；天下人众又极其繁多，不能靠文饰来欺骗。因此，尧、舜、禹、汤逐步发展到周代的礼文。《春秋》的义理，是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使人迷惑的。后世想在《春秋》之外施行恩义，不过是顺从人心、欺骗天下罢了。

译吕不韦把子楚当作奇货来经营，这是战国策士朝夕反复、投机谋利的计策，是君子所不谈的。可是汉文帝即位才几个月，就修治代地来的人所建立的功劳。宋昌已经封侯，其余六人也都做到九卿。宣帝念念不忘旧日恩情，直到封五人为侯还没有停止。上天立君，本来就是替这些百姓打算，尚且不让君主只图自身安逸享乐，何况平时那些主动向君主结交、觊觎非分之望的人呢？将相大臣以天下大义迎立代王，尚且迟疑徘徊，不敢立即进见。代王已经即位，却在夜间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而让张武实际掌管宫殿内部。难道将相大臣到这时还不足以信任吗？从前他只是代王，如今却成了天下的君主，竟一定要任用从代地来的人才肯信任，这向天下显示的气量多么狭小，竟把上天的功劳贪来当作自己的力量！宋文帝能够容忍徐羡之、傅亮、谢晦，而王华、王昙首这些人从此掌握政权，使后世那些反复无常、诡诈多端的人常常企望天下发生变乱，以求侥幸获得一日的富贵，这恐怕要从宋昌开始了。汉高帝把私心施用于丰沛，连自己的生长之地也得到特殊恩遇，这是把自身局限在一邑之中，却教天下人以侥幸之心，难道是做天下之主的道理吗？南阳所受的恩遇虽然稍微减轻了，但其中的道义终究不能废弃。君主一时的私恩，难道又能成为万世不变的常法吗？裁量恩义而保持适中的权衡，使开国承家的人有所依据，作为经常实行的原则；用《春秋》的义理来衡量这件事，就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它。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跟随他逃亡的人不止一人，但只有三位士人得到称扬。等到他返回晋国，郄縠实际掌管国政，狐偃、赵衰大概才开始做卿，而贾佗、臼季这些人还没有列入卿位。郄縠死后，先轸以中军以下的辅佐身份代替他，当时人认为这是最高的德行，那么跟随流亡的功劳也就不再计较了。颠颉被处死，魏犨几乎不能免罪，而介之推没有得到俸禄；荣辱、可否都与众人相同，幸与不幸全归于命运，并不因亲疏厚薄而区别等级。再往下说，《易》说：“君子知道柔，也知道刚；知道隐微，也知道显明；是万人所仰望的人。”自古圣贤办事，以及后世英雄豪杰行事，必定把腹心托付给一同起事、共同办事的人，是因为他们观察事势、洞见实情，常常先于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旧交而特别亲近。至于身边的亲信，难道肯因为取得国家、拥有天下，就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吗？不过是不愿因富厚、安逸、尊荣而使天下国家亏待自己平素亲近的人罢了。《春秋》的义理之所以重视君臣恩义的始终，而不顾及私情，本来就是为了防止人心流于偏私。汉文帝按照大义裁处绛侯，最终却没有任用宋昌、张武掌管国政；其中轻重浅深，他必定有所了解。丙吉端庄简静、敦厚稳重，即使不是旧交，难道就可以不让他掌管政事吗？宣帝能够忍心对待霍光，却对五个人念念不忘，这不只是亲疏关系有所蒙蔽，而且权力利益所在，本来就是争端的起点和怨恨的聚集处。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遗弃自己的亲属，不使大臣因不被任用而怨恨。旧交没有大罪，就不要抛弃；不要要求一个人样样完备。”这就是圣人裁量恩义、保持适中权衡的道理，大概也是《春秋》所不废弃的原则吧？丰沛、南阳因为是君主生长的地方而得到特殊恩遇，雨露所滋润、日月所照耀，亲近而容易接触的人往往先得到恩惠；这也是天下的公义，但厚薄差别过分悬殊，就成了私心。人的正直之心，是万世不变的常法。如果不被喜怒哀乐、爱恶等私情役使，那么即使情势曲折、变化万端，周道也总会像磨刀石一样平直。唐太宗念念不忘天策学士，而秦王府的旧人却同东宫、秦王府的人一样，任用与弃置并无偏颇，大概也差不多达到了恩义平衡的境界。唉！怎样才能得到以皇极为准则的君主，与他共同整理这些道理呢？

译圣人用常典守卫中国，用疆界限制外族，明确两者不能混杂。然而百姓生命所在之处，不应因外族、中国而区别对待，所以兼爱的学说兴起，交往和好的道义也实行了。更严重的，甚至想把女儿嫁给外族，希望凭借舅甥的恩情换得一时安宁。他们只是没有受到礼义教化，所以才敢成为祸乱的起点，难道可以用人伦关系来束缚他们吗？娄敬的智谋真是昏暗啊！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后续流弊就多得不可胜言了。然而如果把中国合起来奉他们为君，既不能把匈奴拒于塞外，又不能忍受一日的屈辱，坐看百姓生灵涂炭而不去救援，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这就是齐景公所以流泪把女儿嫁给吴国的原因。孟子尚且不敢废弃的原则，难道娄敬反而能算错吗？略去事情的具体做法而取其本心，即使宋、虢使百姓得到安息，圣人也不能严正地斥责他们。有中国就必然有四方外族，接待和对待四方外族的常道，没有比周代说得更详细的；而它的变化，则在《春秋》中完备地表现出来了。舜、禹时期，有扰乱华夏的人，便命令士官以明确的刑法处置。到了汤，有外族来朝享、来称王的事情，却还没有形成相应礼制。周公辅佐成王，在明堂朝会诸侯，并把四方外族排列在四门之外；把天下分为五服，又用周人的制度和戎人的制度来划定疆界，大概是不让他们混入中国。宣王讨伐玁狁，到了太原便停止；又使蛮、荆前来接受威令，这就是周道得以中兴的原因。幽王之乱后，中国与外族混为一体了。后来，楚开始僭越称王，在中国横行；吴、越从南方奋起，与晋、楚争夺霸权，而晋、楚不能抵挡。这是商、周以前从未有过的外族之祸。圣人为此忧虑，于是作《春秋》：诸侯同他们会盟，就加以讥刺；霸主穷追远讨，就加以贬斥；只要求各自安守疆界便停止。至于吴、越，则不是周道所能完全治理的。它们起初僭越窃取名分时，本来已经被斥责并弃置了。等到它们能够参加中国的会盟，能够行聘问之礼，就授予爵位；能够纠正中国所不能纠正的罪行，能够讨伐中国所不能讨伐的敌人，就斟酌轻重而予以认可。等到它们施行诈术、沿袭本地习俗时，便照旧斥责并弃置它们。然而，可以谋求霸权，可以分有霸权，却不能独专霸权；可以称人，可以称子，却不能称公、侯，更何况僭越称王呢？这就是圣人在中国与外族混杂、毫无区别的局面中建立区别，从而树立人道、扶持皇极，留给后世的道理。吴、楚造成的祸乱已经到了极点，圣人难道不知道后世一定会有更加狡猾的外族，沿袭它们的道路来同中国抗衡吗？他希望《春秋》的义理还可以反复施行。汉代的匈奴、唐代的回鹘和吐蕃、本朝的契丹，难道可以只按对待外族的常道来对待他们，只说不能让他们混入中国就算了呢？他们本来已经越过疆界而来，窃取中国的文物制度，以抬高、区别自己，并逞强炫耀威势。然而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们，不能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平定中国，大概是害怕外族与中国失去区别。汉、唐过去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本朝远离这两种祸患，每年用金帛奉送给他们，不再发展到交战，已经享受了其中的好处。唯独让他们与本朝并称帝国，是汉、唐从未有过的事。专门造成中国的祸患，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这些都是当时朝廷大臣不讲《春秋》的过错。如今中原已经陷于沦陷，应当阐明中国之道，把已经扫地的文明重新建立起来。这样做当然可以；但如果让百姓长久辗转困苦于异族风俗之中，永远没有止境，那么做人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所以扬雄说：“五政所施加、七赋所供养，处在天地中央的就是中国。”王通说：“天地的中央，并不是别的，就是人。”大概是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龙川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五 （宋）陈亮撰 ○《酌古论》（一） 《酌古论》序 文治和武功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后世才开始把它分成两条道路，文士专门从事笔墨，武夫专门使用刀剑，彼此相互讥笑，想要压倒对方。天下太平时，文士占优势；天下有事时，武夫占优势。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适用的时机，难道最终竟不能合为一体吗？我认为，文并不只是笔墨，必须有处理事务的才能；武也不只是刀剑，必须有判断敌情的智慧。才能和智慧所在，归根到底是一回事。后世所说的文武，不过是名称不同罢了。我是个鄙陋的人，剑刀之事不是我所熟习的，笔墨之业也不是我的长处，唯独喜好霸业王道的大略、军事机宜和利害，内心颇有一些自得之处。因此能够从前代史书中私下窥见英雄尚未达到的地方，以及虽然已经达到而前人未能辨明的地方，于是加以评论著述，使得失清楚可见，可以用来观览，可以用来效法，可以用来警戒。大则可以兴起王业，小则可以面对敌人，都可以从这里斟酌取法。于是把它命名为《酌古论》。光武

译自古以来，中兴事业的盛大，没有超过光武帝的。他以少数兵力进攻多数，以弱小力量覆灭强敌，从平民起身，不过十多年，大业便告成功。谋划计算而取得成效，光耀可与周宣王相比；这虽然是天命，难道也不是人的谋略吗？为什么呢？有一定的谋略，之后才有一定的功业。谋略不能仓促制定，功业也不能靠侥幸取得。谋略仓促制定，谋略就不能长久；功业靠侥幸成功，功业就不能继续。犯了这两种弊病，即使偶然运用奇谋、奋勇作战，所抵挡的敌人都被击破，也会刚得到便又失去，想要完成中兴就困难了。人们有一种通常的说法：光武判断敌情明察，遇到敌人勇敢，胸襟豁达宽厚，善于驾驭诸将，他能够中兴，确实是应当的。我却说，这只是光武中兴的一种方法。假如他的中兴事业只依靠这些，那么他的功业就有时而穷尽。西都末年，王莽盗取神器，群雄同时起兵，彼此共同图谋推翻他。光武于是凭借思念汉室的百姓，举起大义之师，从昆阳发迹，终于击败寻邑，经过百战而拥有天下。他取乱诛暴，有时先、有时后，却从来不是没有一定的谋略。怎么知道呢？光武自从昆阳取胜后，持节巡视河北，镇抚慰问郡县，击败王郎，进攻铜马，收复旧地；凡是经营河北并以河内作为根本的措施，都是为此而作的。河北平定、河内归服以后，按通常情理看，在这个时候，更始帝昏暗软弱，正可以向西夺取关辅，迅速占据那里，低头向东俯瞰，以控制天下。光武却亲自巡视燕、赵，只命邓禹乘隙向西征伐；难道他的意思是认为燕、赵可以急取，而关辅可以放在后面吗？我曾经筹划过这件事：关辅虽然是形势险要之地，但隗嚣在陇西，公孙述占据巴蜀，赤眉群盗在山东蜂起；隗嚣、公孙述还像虎狼一样据守巢穴，只要有东西堵住它们的巢穴，它们就不敢肆意行动，否则将有什么顾忌？赤眉还像长蛇盘踞草野，只要有东西让它尽情施展毒螫，它的毒害就会无所不至；否则还有什么地方去不了？光武没有先取关辅，是为了堵住隗嚣、公孙述的巢穴，让赤眉尽情施展毒螫，所以暂且亲自巡视燕、赵，使那里迅速平定；这样黄河以北的民心已经统一，而我们的根本也稳固了。等到赤眉攻破长安，志得意满、气势外溢，兵锋已经受挫，邓禹便得以乘隙兼并关中，冯异接着进军，于是击破赤眉，长安平定，洛阳稳固，景弇也将平定齐地。此时天下大略平定，隗嚣、公孙述虽有觊觎之心，却不能再放肆行动。光武定都洛阳，命将领讨伐隗嚣、平定公孙述，于是天下统一了。这就是先有一定的谋略，然后才有一定的功业。假如燕、赵还没有平定，光武就向西夺取关辅，那么便会同隗嚣、公孙述为敌，而赤眉也就没有地方施展锋芒了。同隗嚣、公孙述为敌，就想巡视燕、赵，而他们会乘虚进攻；赤眉没有地方施展锋芒，已经归服的郡县却可能遭受它的毒害。这样，燕、赵不能很快平定，关辅不能很快守住，河北、河内不能很快保全，天下纷乱，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呢？即使判断敌情明察、遇敌勇敢、胸襟豁达、善于驾驭诸将，又有什么用呢？由此我知道，中兴之君如果谋略不能确定，却把希望寄托在偶然成功上，就会出现我想向东进攻，盗贼却占据西边；我想前进，敌人却跟随在后面的局面。智谋和勇战没有一样能够发挥作用。如今道路上的普通人侥幸得到千金，从这里得到，必定又从那里失去。为什么呢？千金不可能经常靠侥幸取得。千金之家的子弟却不是这样，他们取得财富有方法，获取财富有途径，成就财富有次序，不到一年财富便增加百倍。这就是光武能够中兴的原因。唐肃宗在灵武起兵，不能先谋取范阳，却急着夺取关中，最终使盗贼占据自己的巢穴，不能完全收取河北，河北分裂成为藩镇，成为整个唐代最大的祸患，都是藩镇造成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能确立一定的谋略，因而不能成就一定的功业。中兴事业不能完成，是理所当然的！由此我知道，光武果然是后人无法赶上的。而且我又听说，自古以来降服群叛、驾驭英豪，没有谁比得上汉高帝；但光武的行事有两点是汉高帝没有做到的。光武降服铜马，封赏他们的首领；降服的人还没有安定，就可能发生其他变故，这同沙上谋事有什么不同呢？光武命令他们回到营地，自己单骑巡行，以真诚相示，降众便全部服从，不必像汉高帝那样封雍齿之后诸将才安定。冯异镇守关中，有人说他的威权太重，恐怕会有异心，这同萧何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呢？光武不相信告发者的话，却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惶恐称谢，光武又下诏慰问晓谕，对他的信任更加深厚，不必把他拘系下狱后才证明他没有异心。而且后世君主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很多。我起初读汉高帝的史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暗自怀疑他的计策有过失，却不知道怎样处理；等到懂得光武的两种方法，便欣然笑道：天下的事情，从来不是没有奇特的方法，而是人不能把它发现出来。光武发现了汉高帝未能做到的方法，他中兴的功业远远超过古人，这虽然是天命，难道也是人的谋略吗？先主

译英雄之主之所以能够放下个人的愤怒而从不寻求报复，并不是因为个人愤怒不应报复，而是因为有比个人愤怒更大的道义。符合道理之后才前进，审察形势之后才行动，有所不做，因而没有做不成的事，所以英雄之主常常能够无敌于天下。刘备占有荆州，是孙权暂借给他的。孙权不借给他，理亏在孙权；刘备不归还，理亏在刘备。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孙权派使者请求荆州，刘备不肯归还，于是天下人都认为刘备不正直了。孙权第一次出兵便袭击攻破三郡，第二次出兵就斩杀了关羽。为什么呢？军队所行合乎正义，气势就壮大。然而刘备对于关羽，名分上是君臣，恩情上却如同父子。关羽被杀以后，刘备愤怒不能自胜，于是大举出兵寻求报仇，却不知道魏国才是国家的深仇，不是一个关羽所能相比；吴国只是本家的私仇，而且还有唇齿相依的援助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比个人愤怒更大的道义，不过如此。刘备已经出兵，孙权派使者求和，他在盛怒之下不肯答应，这是对敌人动怒；军队向西进发，在平地扎营，却没有其他奇变，这是轻视敌人。对敌人动怒就危险，轻视敌人就失败，刘备丧失军队早已有原因了。况且我又听说，用兵的道理有进攻的方法，也有防守的方法，这是用兵的常规；以进攻作为防守，以防守作为进攻，这是用兵的变化。进攻只采用进攻的方法，防守只采用防守的方法，失败本来就应当如此；但防守专门采用进攻的方法，进攻专门采用防守的方法，又怎么能不失败呢？刘备进攻吴国，可以说是专门采用了防守的方法。刘备从秭归开始排列设置数十座营寨，绵延七百里，将要进攻敌人，计策却出在这里；即使曹丕那样平庸的人，也还能够笑话他。然而刘备难道真的昏暗到不懂用兵而不知道躲避吗？刘备的意思，是想故意显示笨拙来诱使吴军，等吴军贪图利益时一举荡平他们，却不知道陆逊持重谨慎，可以迅速压制，却不能用巧计取胜。对吴军示形而他们不跟从，给他们利益而他们不接受，本来正要控制奇兵、随机应变，谋求不败并保全军队返回；这样一来行动就困难，计策也无法再产生，这正是陆逊轻易做到的事。善于用兵的人，常常避开敌人所轻视的地方，而从敌人所忌惮的地方出击，因此一旦进兵便不可抵挡。为什么呢？敌人的士气受挫，而我们的志向得以实现。况且夷陵是荆州的咽喉。取得夷陵，便可以拥有荆州。假如刘备能派黄权率领水军作为先导，顺流而下，袭击吴军没有防备的地方；刘备率步兵分路迅速赶赴夷陵，煽动各蛮族，招诱大姓，按兵不动，再命令水军猛烈进攻，临机设置变化，奋力死战。吴军正疲于支撑、无暇应付时，我率步兵凭借高地推进，声东击西，向这里显示形势，却从那里出动乘隙突袭的部队，以初战的锐气使用它；吴军也会疲于奔命。假如他们能够随机应变而防守，就驻军同他们相持，修筑坚固营垒而不懈怠，多设置疑兵，截断险要之处，实际上却从未分散兵力；然后秘密派遣一名能言善辩的士人，取间道前往魏国，用金钱财物结交魏国的权贵宠臣，自称有谋略，要求进见魏主。魏主知道后必定召见他；他进去拜见后，先泛泛谈论天下大事，谈到吴、蜀，然后慢慢说道：“我曾私下祝贺陛下，也暗自嘲笑陛下，后来又私下替陛下高兴。他一定会问：‘为什么祝贺？’我就回答说：‘武皇帝之所以不能吞并吴、蜀，不是力量不够、智慧不及，而是吴有长江的阻隔，蜀有崇山的险阻，而且两者互为唇齿、相互援助。如今上天帮助魏国，使两个强敌相互争斗，给陛下提供了进取的机会，这就是我祝贺陛下的原因。’他又问：‘为什么嘲笑？’我就回答说：‘我听说敌人打开大门，就必须赶快进入。如今陛下不赶快谋求进取，却卑屈地相信吴人的和议；他们感到紧急时就求和，形势缓和时就会离去。抓住机会的时刻，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这就是我嘲笑陛下的原因。’” 他又问：“为什么高兴？”我就回答说：“陛下天生具有神武之才，圣明的决断容易改变，一旦看见利益，没有不听从的，这就是我替陛下高兴的原因。”他一定会问：“计策应当怎样实施？”我就说：“蜀地偏僻险要，不容易立即谋取，不如派夏侯尚、曹仁从信陵出兵，贾逵、满宠从东关出兵，或者从皖城出兵，或者从广陵出兵，东西绵延，直达长江，借助蜀地的形势，大举进攻吴国。吴国灭亡，蜀国就失去援助，然后慢慢举兵谋取蜀地，天下就可以统一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两只老虎正在争斗，应当取得卞庄子那样的功劳。”我认为，卞庄子的办法可以用来刺杀在野外奔走的老虎；至于两虎阻守巢穴，就应当趁它们正在争斗时赶紧刺杀其中一只，等它们争斗结束后，被杀的那只仍然能够阻挡在巢穴中，哪里还有取得功劳的机会呢？吴、蜀就是阻守巢穴的老虎。我担心它们一旦停止争斗，胜者扩张势力，败者据险固守，桀骜不驯来抵抗陛下；那时陛下即使愤怒，也无处施展锋芒了。机会不可错过，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曹丕一向贪图功劳，而刘晔也曾说过这件事。曹丕听到这个计策，一定深以为然，于是大举进攻吴国。吴国的力量不能同时抵御两方，必定会放弃夷陵同我军讲和，以集中力量抵抗魏国。这样我们不用交战就能取得夷陵。取得夷陵，便可以谋取荆州。不知道采用这个办法，却因愤怒而对敌人采取行动，因轻视敌人而招致失败，谁还说刘备懂得天下大计呢？所以因为个人愤怒而兴兵，又对敌人生气、轻视敌人，难道可以屡屡这样做吗？曹公

译善于谋取天下的人，没有不可战胜的强敌。难道敌人都不足以攻破吗？只是因为掌握了方法罢了。运用奇谋、派出奇兵，在两军交战之间决定胜负，这是世人所谓的用兵方法。这种方法本身仍有穷尽之处；还要审察敌情、估量敌势，观察天下的利害，知道进取的缓急：哪里可以先取，哪里可以后取，按次序收取，而且没有一件事不符合自己的意图，然后才可以谈论用兵之术。因此，掌握了这种方法，即使事变日益不同，也能从容应对，天下可以指挥而平定，汉高帝就是这样。失去这种方法，即使战争纷纷不断，进退没有依据，最终不能免于败亡之祸，项籍就是这样。至于只掌握方法的一二点，却遗漏其他三四点，于是得到这里又失去那里，即使一时强盛雄健，最终也不能把天下统一于一统之中。这虽然是曹公所做的事，却是有志之士深感惋惜的。曹公从平民中奋起，举起义兵，击破黄巾，赶走奉暹，辅佐帝室，深深占据根本之地，号令诸将。于是降服张绣，擒获吕布，消灭袁氏，击破乌桓，兵锋所到之处，敌人都授首，大概没有一项计策遗漏，北方也大略平定了。他所忧虑的，是荆州的两个刘氏、江东的孙氏、张鲁擅据汉中、刘璋占据蜀地，以及关西诸将纷纷而不能统一。要夺取这些地方，不可以没有谋略。所谓谋略，就是应当审察敌人的强弱难易而决定先后，按照形势来衡量。刘璋、张鲁弱小而容易对付，形势上应当先取；孙权、刘备强大而难以对付，形势上应当后取。荆州距离很近，刘表又逐渐衰弱，那里还有刘备在，所以不如暂且留下荆州，任凭刘备去做他想做的事，同时兼并张鲁、攻取刘璋，以孤立刘备的势力。既然想要率兵向西，而关中诸将恰好挡在前面，那该怎么办呢？我曾考察过，关西诸将都不足以畏惧，所可担心的只有马超。曹公却没有用对付马超的正确方法，这就是马超最终成为边境祸患，反而成为刘璋、张鲁屏障的原因。马腾后来不与曹公和合，请求回到京畿，这时他的势力已经容易制服了。马腾的家属全都返回担任宿卫，唯独留下马超，这就叫养虎而留下后患。曹公的意思，难道不是因为过去曾征召马超而他没有来，如今即使再召，也未必肯来吗？这也是考虑得太不周全了。况且马超不肯来，是因为父子都在关西，他不愿独自前来；又因为过去征召他的礼遇太轻，他不屑前往。等到马腾已经回来担任宿卫，曹公若能在这时以前将军的名义召马超，以厚礼相待，向他表示真诚，命他率领精锐部队常随自己，又让马超的弟弟马休、马铁统领马腾的部曲。这样，马超果敢而喜欢建立功名，怎么会不来呢？马超一来，关西诸将就都不足挂齿了。马腾、马超平定以后，整顿兵器向西进发，晓谕各位将领，使他们来合并势力，那么韩遂等人一定不敢反叛；即使反叛，击破他们也容易。然后合并军队从陈仓出散关，运用奇谋奋力进击，讨伐张鲁，那么张鲁可以平定，汉中可以占有。又在此时利用张鲁的资粮，凭借汉中的形势，整顿军队进临蜀地，那么刘璋一定震恐，不能想出办法。即使想召刘备也来不及，刘备即使来了，也不能抵御我们。为什么呢？刘备一向没有抚治蜀地，蜀人正畏惧我们的威势，一定不肯信任刘备而闭城固守；上下意见不同，又不能为刘备所用。刘璋、刘备各怀异志，暗中彼此猜疑，形势必定不足以抵抗我们。况且荆州是用武的国家，刘备一定不肯把它让给别人，而会直接进入蜀地；这样刘璋不得不投降。刘璋投降，蜀地平定后，分别安抚郡县，命夏侯渊、张郃守卫那里，而曹公亲自回到邺城，整顿军队向荆州进发；让许都、洛阳的军队冲击荆州的胸腹，蜀汉的军队捣击其脊背，断绝吴国的粮食援助，那么荆州就会被攻破，刘备就会陷入困境。然后大会诸将，共同宴飨士卒，传檄江东，责备它不入贡；命荆州军队从江陵出发，蜀汉军队从巴峡出发，合力进攻吴国上游；一军从广陵出发，一军从皖城出发，合力进攻吴国下游，使吴军疲于奔命而无暇应付。而曹公亲自率领数万精兵，直抵武昌，那么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替吴国谋划了。周瑜、鲁肃即使有成百上千，又有什么妨害呢？江东平定以后，分封诸将，抚慰士卒，于是退下来列入臣子的行列，光辅汉帝，招纳贤才、礼敬士人，修治并明确各项政务，以使天下得到幸福。即使西伯的功业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即使不是这样，也不妨碍他成为能够统一天下的人。荀彧的智谋虽然很多，却不足以知道统一天下的大计，只看见荆州四通八达，是英雄必争之地，却认为巴蜀险阻，不是谋取天下的人所急于经营的地方。等到马腾、马超平定后，他就教曹公向南征伐荆州，责备荆州不入贡，却不知道通晓大略的人往往把敌人必争的地方留下来作为诱饵，而先从事并不紧要的地方来困迫敌人。孙权曾告诉刘备，巴、汉是曹公的耳目，他正在谋划益州；取得益州，荆州就危险了。廖立也说先主不先平定汉中，却奔走去同吴人争夺南三郡；三郡失守后，汉中几乎也要丧失。由此可见孙权、刘备争夺的地方了。大概蜀汉是天下的右臂，江东是天下的左臂。哪有砍断右臂而左臂还能保全的呢？不知道砍断一条臂膀，便从断处冲入其中，反而会使两条臂膀一同奋起。这就是曹公所以向南失去荆州、向西失去蜀地，孙权和刘备争雄，天下分裂的原因。他的过失大概只在于留下马超，以及取得荆州后却不能处理由此产生的祸患，最终才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夺取天下的大计，不可以不先确定。况且曹公还没有平定徐州，却先平定兖州；还没有进攻袁绍，却先攻击刘备；击破张绣、吕布之后，才谋取袁绍、袁术。这也算掌握了一二分的用兵之术。然而曹公善于战斗，却不能完全懂得天下的大计，所以到了这里遭受失败，最终也没有人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可悲啊！孙权

译天下的事情，最难应对的，是百万大军突然压境，而群情中又有无法预料的忧虑；坐看敌军到来，望风请求命令，就会恐惧，以至于失去自己的大计；起兵想要抵抗，又害怕力量不足，反而造成大祸。只有英雄之君，才能挺身而出抵挡它，气势不受震慑，观察形势，审察敌人，随着事势变化而从容应对，切中时机，从来没有失误。这本来不是靠侥幸、畏缩谨慎的人所能做到的。因此，我要抵抗敌人，就用极少的兵力抵挡极多的兵力，却能保证自己一定取胜；如果不抵抗，就用甜言蜜语诱导他，用深谋远虑周济他，他一定不敢行动。两种做法虽然不同，却都能取得成功。从前汉高帝据守关中时，曾经想接纳项籍；而孙权据守江东，却出兵抵抗曹公。事情的变化不同，应对的方法也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项籍挟持诸侯的军队，向西进入秦地，所遇敌人都被击破，胜利的气势增加百倍，这种形势本来就不能抵抗。可是项籍为人勇猛而缺少谋略，气势虽然强盛，却有不忍之心；如果可以用言语使他降服，又何必抵抗他呢？曹公兼并荆州的军队，向东一齐进发，轻骑兵也同时推进，千里奔驰追逐利益，又要同吴军在水战中争强，这种形势却容易抵抗。曹公为人有智谋而多诈，他的话甘美，内心却残忍；一旦落入他的手中，就没有人能救出，所以即使想不抵抗，也不可能了。观察形势，审察敌人，然后才能应对大变。当时的人却教汉高帝抵抗项籍，劝孙权投降，可以说是两次都错失了时机。当初汉高帝封闭秦国府库，退军灞上，这个计策是好的；一旦被项籍的言论迷惑，仓促下令拒守函谷关，鸿门宴之事如果没有项伯，几乎就危险了。假如汉高帝能够趁项籍到来，打开关门迎接他，亲自去见项籍，拜两拜祝贺他救援赵国的功劳，起身说道：“秦国施行暴虐的政策，英雄一同起兵；章邯率领全国军队，出关攻击他们，把群雄像猎狐兔一样驱逐消灭。”在这个时候，章邯便会认为天下容易对付，渡过黄河攻击赵国，傲然自得而不加顾虑。将军率领数万军队，赶赴救援巨鹿，焚烧并丢弃辎重，亲自冲在士卒前面，叱咤之声如风雷，震天的呼喊相互响应；将军怀有必死之心，士卒没有求生之气，人人的勇气增加百倍，秦军大败。诸侯看到这种情形，心惊胆战，才知道将军是真正的英雄，于是跪行上前，没有人敢抬头仰视，哪里还敢只祝贺而不再拜致谢？这样才破灭秦国。然后起身说道：“我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渡河救赵，大破秦军；秦国的良将精兵全都消耗在巨鹿，我得以率军夺取土地，通行无所阻碍，乘虚进入关中，于是……” 降服子婴，凭借将军的威势，才得以施展一点才能；否则我凭什么能到达今天这个地步？我谨敢致谢，又再拜，请求分封为王的约定。起身说道：“我自从进入关中，连秋毫般细小的东西也没有取用，登记官吏和百姓，封闭府库，退军灞上，以等待将军。将军挽救天下的存亡、安定天下的危难，救济失败者、接续断绝的王统，功劳最多，应当成为盟主，以使天下获得幸福；分割土地实行分封，加恩于诸侯。”将军世代居住在大楚，亲自成为霸王；我希望依照约定居住在关中，同诸侯并肩错壤。我侍奉大楚，世代成为西方藩屏，有异心者就攻打他。这不是我的私愿，实在是将军的大义，谨敢请求。项籍一向有不忍之心，可以用言辞诱导他；我委曲推让，他一定会欣然接受，本来不会背弃把关中封给我的约定。我们得到关中称王的地位后，再收罗英雄之士，集合义军和归附之众，整治兵器向南进军，那么完整取得蜀地可以谈笑之间做到；向北树起军旗，那么两河地区可以指挥而平定。席卷燕、赵，像闪电一样扫过齐、鲁，凭借形势雄强之处，震慑项籍的气势，然后从三面一同进攻他，那么他将拱手束手就擒，哪里至于屡战屡败，使天下百姓遭受严重残害呢？张良号称知道天下大计，看到汉高帝抗拒项籍，却不能预先替他谋划；事情紧迫时也只能为他解围，这难道是他的思虑有所不及吗？还是他知道这个计策却不敢告诉汉高帝呢？不过幸好汉高帝在谢罪之后，项籍仍然让他在巴蜀称王，使他得以乘机夺取关中、争夺天下。假如项籍让他在燕、赵或齐、鲁一带称王，那就大大错失时机了，天下难道会很快归汉吗？汉高帝的成功，特别出于侥幸。至于孙权，大概也没有被流行的议论迷惑；他审察曹操可以抵抗，最终搁置众说而作出决断，任用周瑜同刘备合力，决定一定抵抗曹操，于是击破孟德，开拓荆州，不但免于虎口，而且建立了大功。这种面对大变而不受震慑，难道是侥幸吗？孙权既不被孟德震慑，魏文帝继位后，他才开始委曲心意侍奉魏国，用甜言蜜语诱导他，进献珍贵财物，有所要求就顺从，唯恐稍微违背他的心意，想等待他骄傲之后乘机利用变故；这个谋略很深。可惜司马仲达在魏国，他的谋略最终没能施展；这是遭逢时势的不幸，而不是孙权的罪过。汉高帝的英雄气概，不是孙权所能勉强相比的；但汉高帝的成功实在出于侥幸，孙权的未能成功实在出于不幸。所以天下的事情，不能单凭成败来下定论。《龙川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六 （宋）陈亮撰 《酌古论》（二） 苻坚

译智者之所以能够保全自己的国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善于估量敌我双方的形势罢了。敌方有可乘之隙，我方也有可乘之隙，智者不会出兵。我国没有可乘之隙，敌方也没有可乘之隙，智者也不会进攻。至于敌方没有可乘之隙而我国有可乘之隙，就应战战兢兢地自求保全，尚且害怕不能保住自己，又怎么敢议论攻打别人呢？苻坚是那种好大喜功而忘记自身丑陋、贪图功劳而不顾后果的人。他凭借自己有可乘之隙去攻打没有可乘之隙的晋国，即使妇女儿童、下等工匠和卑贱奴仆，也都知道这样做不可以，而苻坚却坚决去做，那么怎么能不灭亡呢？起初苻坚凭借氐人的雄强，攻取三国如同折断朽木，自以为天下无敌。野心一动，便立即想调动军队吞并晋国。晋国虽然弱小，却是中原之国；秦国虽然强大，却只是西方氐人之国。自古以来，西方氐人哪里有能够完全吞并中原的呢？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向东进发，想要一同攻下晋国，认为只需传令呼喊一声便可平定。谢玄率数万人迎战；百万是极多，数万是极少。以极少的兵力抵挡极多的兵力，苻坚轻视他们，毫不在意，准备横截水岸，将其全部歼灭。但晋国这数万人知道自己不是秦军的对手，于是人人贡献谋略，个个奋发勇力，一人抵挡百人，百人抵挡万人。苻坚虽有百万大军，又怎么能不失败呢？所以我曾经说，谢玄率领孤军抵挡秦军，大概也是懂得用兵之法的。然而军队驻扎在淝水时，胜负尚未判定，谢玄派人请求苻坚指挥军队稍稍后退，以便决一死战。苻坚下令后退，秦军自己互相践踏，晋军乘势进攻，于是秦军大败。世人便认为是秦军自己失败而晋军偶然取胜，并不是谢玄善于用兵，而是苻坚不善用兵。假使秦军不后退，胜负还未可知；假使秦军分成十路，同时发动、一起到达，就可以取胜而回。我曾推演过这两种说法，却总是只看见它们会失败，没有看见它们能够取胜。苻坚这件事，胜了也会灭亡，败了也会灭亡，本来不值得议论；但世人还惋惜他本来可以取胜却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个机会，因此我不能不加以评论。所以我替他分析说：同意后退，是晋国的不幸；没有分兵，也是晋国的大不幸。两军隔着水列阵，一方兵多，一方兵少，兵少的一方不敢前进，兵多的一方又不肯后退。晋军如果退兵三十里，向苻坚显示怯弱，苻坚一定轻视晋军，便会卷起铠甲快速前进，催促军队赶快渡水，来不及吃饱饭，粮食也来不及携带；而我方先派两路伏兵，张开左右两翼，趁秦军尚未列阵，整顿军队向他们进攻：指挥东面军队，击鼓进攻西面军队，正面部队抵挡其前方，伏兵冲击其腹部，奇兵追蹑其后方，三面夹击，奋力苦战。这就是设陷阱捕虎的方法。老虎看见人，通常总想把人吞掉；人先设置陷阱，然后脱身向后奔逃，老虎一定会奔向陷阱。人手执兵器在陷阱旁等着它，必然能够杀死它。假使苻坚不后退，那么晋军的计策就会施行，秦国百万大军将一败涂地，天下人会认为这是世间罕见的谋略。不幸的是事情没有这样发展，于是人们便认为晋军只是偶然取胜。所以说：同意后退，是晋国的不幸。大体说来，百万大军分为十路，想要进攻别人，必须士兵全都精锐，将领全都智勇，君主英明、臣下忠诚，内外没有祸患，这样才可以取胜。如今苻坚征发各州公私马匹，十名壮丁抽一人为兵，他的精锐在哪里呢？将领虽然很多，各人都有自己的意图，可以倚仗信任的只有一个苻融。他们哪里有什么智谋勇略？君主放纵骄横，臣下献媚进谀，数万弱卒留守关中，而根本之地却空虚。鲜卑、羌、羯聚集得像树林一样，而内部又发生了祸患。晋军如果等到秦军已经分散，便诏令各路军队坚壁清野，直到不得与秦军交战。再命桓冲、谢玄等率领数万精兵，抵达襄阳，设置奇兵迎击，击破秦军一路；同时从均地到金地进入武关，奔赴长安，兼程急进，出其不意，攻打秦军空虚之处。安抚慰问百姓，连细微的财物也不侵犯，老人感念晋国的恩德，看见晋军到来，欣喜地互相告知，拿着箪中的食物前来迎接。不用十天到一个月，关中就可以全部平定。这样，秦军各路部队中，强大的将领会不顾全局而自行割据，弱小的部队不战便会恐惧，而蜀地必然孤立。让关中的军队冲击秦军的胸腹，让荆楚的军队攻打秦军的胁部，蜀地就可以平定。这就是斩断蛇的方法。蛇从洞穴中出来，横身在道路上，想要咬人；我从中间把它斩断，再径直堵住它的洞穴，使它的头尾不能互相救援，想前进不能，想后退也不行，即使还残留毒性，也会自行毙命。假使苻坚分兵为十路，那么晋军的计策又会施行：坐镇关中以窥伺关东，控制天下；方圆百里之内，每天都有人送来牛和酒，大规模犒赏士卒，向河洛地区传发檄文，那么中原土地就可以收复，百年的仇恨就可以洗雪。不幸的是事情没有这样发展，所以谢玄即使乘胜直抵黎阳，却因不能守固关中，所攻取的土地最终又落入贼军之手。所以说：没有分兵，也是晋国的大不幸。这两条计策，都是天下最好的取胜策略。只是谢玄虽然还没有完全懂得这些，而苻坚本来就没有取胜的道理。世人说王猛临终时反复叮咛告诫，认为晋国不可攻伐；他也知道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即使制定奇谋、随机应变，又有什么用呢？韩信

译英雄之士，常常凭借更多的谋略战胜谋略较少的敌人，却从来不会庆幸对手没有谋略。敌人没有谋略，天下凡是有谋略的人，大都能够战胜他，哪里只是英雄才能做到呢？因此，凭借英雄的才干，面对没有谋略的敌人，低头就把他取胜，这不过是无需费心思考罢了，奇谋和最高明的计策也没有机会施展，这并不是英雄所乐意做的事。至于敌人离自己不远，时时都在施展谋略，其势力足以逼迫我方，我处在这种形势之间，随机应变，使他陷入困窘而自己更加明智，使他疲惫而自己的谋略更加新奇，谋略越出越奇妙，却始终充沛自如，仿佛力量有余，这时天下才知道英雄是不可抵挡的。况且天下一定要有强大而不可制服的敌人，然后上天才会使英雄之士出现，辅佐君主来应对天下的变局，平息天下的争斗。假使敌人没有谋略，英雄稍稍前进；敌人有谋略，英雄便徘徊不敢前进，那么胜负还不能判定，天下的祸患也不能平息。这哪里足以辱没英雄的名声呢？上天所生的人，必定不会这样。项氏造成的祸患，是蚩尤以来从未有过的。所以韩信出面辅佐汉高祖来制服他，韩信谋划对付项氏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穷尽了。他不与项羽直接交战，而是想先攻下诸国以孤立项羽的势力，因此第一次便平定三秦，第二次便俘虏魏豹，第三次便擒获夏说，于是想要率军继续攻下井陉。李左车劝赵国将领陈余说：“韩信乘胜远征，他的锋芒不可抵挡；赵地地势险阻，希望您借给我奇兵三万人，我从小路截断他的辎重，您深挖壕沟、高筑营垒，不要同他交战，韩信一定可以被擒获。”陈余不能采用他的计策，韩信于是一下便攻破了赵国。世上的议论者都说：“假使李左车的计策实行，韩信一定不敢攻下井陉；如果攻下井陉，也一定会被他擒获。”唉，这把韩信看得多么浅薄啊！如果韩信不是英雄，这样说还可以；既然是英雄，那么他的计策一定不会只到这种程度。况且赵国不被攻破，燕国就不会服从；燕国不服从，齐国就不能平定；齐国不能平定，刘邦和项羽的势力就不能分开。韩信用兵，古今只有他一人而已。如今如果受制于李左车的计策，不能决定刘邦和项羽的胜负，那么韩信还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呢？所以我说，即使李左车的计策实行，韩信仍然会攻下井陉，赵国也仍然会被攻破，陈余也仍然会被擒获，李左车也会被捆绑，请让我继续推演这件事。善于用兵的人，不会把人逼入死地。如今陈余的军队挡在前面，李左车的军队截断后路，进退都不可能，这可以说是死地了。把人逼入死地，却希望人不施展奇谋，智者本来会这样做吗？况且韩信的精锐部队已经到达荥阳，留下来的军队都不是平日训练抚循的部队。带着这样的军队同敌人交战，尚且会把自己置于死地来进行决死战斗，何况敌人把我军逼入死地，我又有什么畏惧而不敢进入呢？由此我知道韩信一定会攻下井陉。陈余曾经说，韩信的军队虽然号称数万，实际上不过数千人；我知道陈余的军队虽然号称二十万，实际上不过十万人。如今分出三万人给李左车，陈余所统率的不过六七万人。我既然攻下井陉，便留下数千人扼守险要作为后方屏障，以防李左车的奇兵，然后率军逼近赵军营垒列阵。赵军一定不肯出战，我便命人挑战；赵军又不肯出战，我便派人辱骂他们；赵军一定仍然不肯出战，为什么呢？因为李左车也曾这样告诫过他们。过一两天，秘密派数千人从小路前往险要之处埋伏，并告诫他们说：‘望见赵军出来追赶我军，就立即起来占据他们的营垒，攻击他们的后背。’部署完毕后，便派人巡行军中大声喊道：‘贼军截断了后路，不如赶快回去。’于是率军回返。赵军一定以为我的计策已经用尽，士气已经沮丧，又知道李左车的奇兵确实已经截断后路，是想让我军腹背受敌，这样才可以完全取胜。即使是智者也一定会出兵追赶我，何况陈余贪图眼前所得、忘记失败的心情正喧嚣而不能停止呢？赵军既然出兵追赶我军，双方的形势将要逼近，于是我击鼓呐喊，回头率军交战。军队处在死地，人人都拼死作战；而我的伏兵又突然出现，占据赵军营垒攻击其后背。赵军腹背同时受敌，反而不知道应该怎样防御了。陈余本来就可以一举擒获。陈余既被擒获，李左车的三万军队就可以传令呼喊一声使其溃散。谁说李左车的计策果真能够使韩信的军队陷入困境呢？况且截断后路的军队，古代的智将本来就曾用这种方法取胜。然而这种胜利往往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如今李左车的计策尚未实行，韩信已经窥知了。即使是天下最好的计策，也还可以预先防备，何况李左车的计策呢？善于谋划的人，连鬼神也不能窥知；假使敌人能够窥知，就不能称为善谋了。由此推论，李左车的计策便可想而知了。虽然如此，这个计策即使不是天下最高明的计策，也是一时的良策。只有韩信能够抵挡它，换作别人就会惊愕而不敢前进。推测李左车的为人，也足以担任军中的谋主。韩信想要接近他来解除疑惑，所以虚心放下自己向他请教，难道真是认为先前的计策足以擒获自己吗？司马迁、班固没有通晓用兵的机密，以为事情确实如此，于是在传记中记载说：‘广武君的计策没有被采用，韩信派人从小路窥探，知道了这件事，才敢率兵攻下井陉。’ 如果依从司马迁、班固的话，那么韩信只不过是庆幸别人没有谋略罢了。他们哪里知道，如果采用了广武君的计策，韩信难道还敢率兵攻下井陉吗？这大概只能同通晓军事机变的人谈论。以前曹操讨伐张绣，刘表截断他的后路，曹操随机应变，最终击败了张绣和刘表。张绣并不比陈余差，刘表并不比李左车差，而曹操用兵的才干，只不过是韩信同类中稍次的人。以韩信同类中稍次的才干，尚且能够击败张绣、刘表，难道韩信唯独不能攻破陈余、李左车吗？由此看来，我的说法并非妄言。薛公

译谋臣策士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能够审慎推测敌情，从而解除君主的忧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即使面对面交谈，也不能互相测知。敌人远在数千里之外，却想察知他的情势，推测他的计策从何处产生，这不是智者不能做到的。正当敌人勃然兴起，君主环顾四周、惶恐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假设各种情况，制定确定的计策，使之正好符合敌人的行动；他说得明明白白，如同亲眼看见事情发生，使君主能够预先筹划处置，那么先前的忧虑一下便消除了，这就是谋臣策士可贵的地方。然而君主奖赏他，天下人推重他，后世又相继信服他，因为畏惧他推测精明，便不敢议论他说得对不对。所以即使他的话有时过分，也再没有人出来辩论。以前黥布背叛汉朝，高帝对此深为忧虑。薛公制定三条策略来推测黥布，并说黥布一定会采取下策，后来果然如此；他的智慧大概高出常人几等。然而我考察这件事，薛公说黥布采取下策汉朝就无事，这话是对的。至于他说采取上策山东就不归汉朝所有，采取中策胜负就不可知，难道不是说得过分了吗？我的看法是：黥布采取下策不能取胜，采取中策也会失败，采取上策同样会失败。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所谓英雄，并不只是凭借炫耀智谋勇力、占据有利形势而已。这两点只是英雄事业的末节；依仗大义，顺应上天和人的愿望，才是英雄兴起的根由。假如天命和人心已经有所归附，而我却在战乱之后卷起衣袖起兵，以卑下背叛尊上、以逆犯顺，名义上就是盗贼；即使想炫耀智勇、占据形势，借用英雄的资质，能够成功吗？所以薛公所谓上策和中策，都是英雄赖以成事的条件。英雄使用它们就可以成功，黥布使用它们却只会加速灭亡。请让我推演上策：向东夺取吴地，向西夺取楚地，同时兼并齐、鲁，向燕、赵传发檄文，牢牢守住已经取得的地方。吴地在黥布身后，楚地在黥布左侧，用武力夺取它们确实容易。再竭尽力量兼并齐、鲁，兵力就疲惫了；而百姓心向汉朝，未必愿意替黥布效力。既然用武力夺取齐、鲁尚且如此，又想向燕、赵传檄文，能保证它们一定投降吗？即使它们迫于形势投降，百姓的人心又怎么可以预知呢？汉朝如果派一位可靠的大臣，如周勃一类的人，持符节前往慰问晓谕，燕、赵一定重新为汉朝所用；于是命令周勃率领燕、赵的军队收取齐、鲁，而高帝亲自率领关中、陇西、韩地、魏地的军队同黥布交战。黥布的力量已经疲惫，一战必败。黥布失败后，吴、楚便可以不战而收复。我据此推演，黥布采取上策也会失败。中策是：向东夺取吴地，向西夺取楚地，兼并韩、魏，占据敖仓的粮食，堵塞成皋的关口。韩、魏处在天下的中央，关陇在它们西面，齐、鲁在它们东面，燕、赵在它们北面。取得韩、魏而没有取得齐、鲁、燕、赵，即使想占据敖仓、堵塞成皋，又有什么用呢？汉朝如果派一两名能干的将领，如曹参、滕公一类的人，率领燕、赵、齐、鲁的军队合击黥布后背，黥布一定会回军自救。高帝便乘机用关陇、蜀、汉的军队夹击他，那么黥布哪里能不失败呢？我据此推演，黥布采取中策也会失败。薛公善于推测敌情，却不明白上下之分和逆顺之理。所以他以英雄所凭借的条件，替黥布设计三条策略，却不知道自己的话说过了头。有人问：司马懿推测公孙渊，石勒推测刘曜，于谨推测萧绎，结果究竟怎样呢？我说：司马懿认为弃城预先逃走是公孙渊的上策，于谨认为席卷军队渡江是萧绎的上策，这些都说明他们认为敌人非常不足畏惧。对于不足畏惧的敌人，他们的推测已经说中了，即使不谈也可以。至于石勒谋划对付刘曜，却有值得说的地方。刘曜包围洛阳，石勒准备前往救援，于是推测说：刘曜集中重兵驻守成皋关，这是上策；据守洛水，这是次一等的策略；坐守洛阳，便会被擒获。率兵进攻别人，停留在坚城之下，几个月不能攻克，士气已经沮丧；一旦强大的援军突然到来，又不能扼守险要抵挡，那么就会腹背受敌，不失败还等什么呢？成皋关是天下最大的险要。假使刘曜留下万人包围洛阳，自己率领精兵扼守成皋关，那么石勒一定不敢前进；如果前进，就可以凭借高处攻击他，必然能够取胜。石勒既然不能前进，洛阳失去依托，刘曜便可以从容坐取洛阳，这就是上策。假如刘曜据守洛水，石勒也不能前进；但是石勒可以设置疑兵，同时秘密派兵渡水。刘曜能够应对就会取胜，不能应对就会失败，这就是中策。所以我曾经说：刘曜采取上策，洛阳就不会归石勒所有；采取中策，胜负还不能确定。把这个道理用于黥布，薛公的话就说过了头。邓禹

译善于用兵的人，懂得什么时候应该用兵、什么时候不应该用兵，然后才能凭借完全的把握同天下争胜。战争中，长期取胜之后，军队就不能再使用；敌人已经恐惧，就不必再使用军队。军队不能使用却强行使用，就会受挫；不必使用却使用，就会疲劳。既疲劳又受挫，敌人反而会乘我方衰弱而彻底击败我方，上则损害国家的威势，下则损害个人的名声。一次跌倒之后，先前的功劳全部丧失，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所以智者要警戒这一点。以前韩信用兵，第一次平定三秦，第二次俘虏魏豹，第三次擒获夏说，第四次斩杀成安君。出奇制胜，变化如神，兵锋所到，敌人便授首，可以说每一次行动都没有遗漏计策，天下人都知道他不可抵挡。然而在这时，战争虽然取胜，军队已经疲惫；军队虽然疲惫，敌人已经恐惧。因此军队虽不能再战，却也不必再战。只要声势使敌人恐惧、气势压倒敌人，本来就足以取胜。所以广武君告诫韩信先传檄文使燕国投降，然后再出兵逼近齐国，韩信听从了他的意见，最终取得成功。然而我认为，即使广武君不说，韩信的计策也将会这样实行。为什么呢？因为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程，连鲁地的薄绢也穿不透，这说明形势已经不能再用武力。受过弓箭惊吓的鸟，即使只拉空弦也可以射落它，说明形势本来不必使用武力。既然军队不能使用，也不必使用，智者当然会不使用。如今韩信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不同呢？他之所以还恭敬地向广武君请教计策，大概是大功即将完成，不敢不谨慎罢了。不然，他怎么能够每次行动都取得成功，从来没有受到一点挫折呢？邓禹徒步拄杖来到军门求见光武帝，一见光武帝，便谈论霸王的大略，陈述安定天下的宏大计策；可见他胸中本来就有远超常人的才略。他连续出兵向西征讨，所遇敌人都被击破；平定河东后，又平定关中，威名声势震动四方，敌人吓破了胆。将领们劝邓禹乘胜直攻长安，邓禹却制定计策，想等待敌人自行灭亡。光武帝逼迫他，使他赶快进兵；赤眉向西逃走，邓禹于是攻取长安。不久粮运接济不上，投降的人离散，赤眉回军攻打长安，邓禹重新失去威名，功业大受损害，最终没有成功。议论者都认为邓禹的计策本来是对的，是光武帝逼迫他才使他失败；唯独我认为不是这样。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安而无处求告，应奋力拯救他们，唯恐来不及，何况我军已经取胜却随后沮丧？不进兵还要等待什么呢？假使邓禹已经占据长安，大力张扬胜利的气势，分头慰问百姓，集合犒赏士卒，再让辩士用一封书信宣扬威势和恩德，那么赤眉、延岑就可以指挥而平定了。这就是韩信攻破赵国时的形势。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才率领疲敝的军队同延岑交战，在蓝田失败，这时本来可以停止了。可是邓禹又因愤恨功业没有成功，重新收集残兵，想同贼军交战；粮运一天比一天匮乏，屡战屡败，难道不是邓禹的才略有所不足，也没有谋士把传檄使敌人投降的计策告诉他吗？我观察邓禹的失误，才知道懂得用兵或不用兵的适宜，大概确实很难。唉，邓禹的失败也是有根源的。邓禹命冯愔、宗歆等守卫栒邑，两人争夺权力而相互攻击，冯愔杀死宗歆后又反过来攻击邓禹；邓禹茫然不知所措，只好向光武帝求计，依靠黄防才勉强取得冯愔的首级。冯愔、宗歆只是偏将和副将，邓禹起初不能防止他们，最终也不能制服他们，敌人本来就因此有机会窥伺我方。假使邓禹能够防制冯愔、宗歆，不让他们彼此攻杀，那么栒邑就不会动摇；栒邑不动摇，敌人就不能窥伺我方，粮运也一定不会断绝。敌人不能窥伺我方，余党就会不等招降而自行服从；粮运既不匮乏，归降依附的百姓也会日益增多。长安的功业，本来不在冯异，而在邓禹。由此看来，邓禹实在有足以导致失败的原因，光武帝又有什么罪过呢？古语说：‘行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所以古代的智者，常常在功业将成的时候竭尽心力。马援

译用兵的原则，不能按照固定的常规来评判。走险路，是兵家认为危险的事情；智将常常使用它而取胜，其他将领却常常因此失败。取胜并不是因为道路险，而是因为凭借谋术取胜；失败也不是因为道路不险，而是因为没有谋术而失败。胜败在人，而不在险；只有处在险境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能力高下。况且不进入老虎洞穴，怎么能得到虎子？冒大险然后才能建立奇功；不冒险，即使说有功劳，我也没有见过什么奇特的功业。所以智者不厌恶走险路，却厌恶没有谋术；多方设置疑误，使敌人受到迷惑，这是用兵的最高谋术。声称攻打东边却攻击西边，显示要从这里出兵却从那里出兵，即使在平坦之地也应如此，何况险要之地呢？险要之处，是人们容易防守的地方。我如果把要从险处出兵的意图明白告诉敌人，敌人就会分兵据守险要，而我军本来就会因无法取胜而自行沮丧。至于智者处置事情，则声称要进攻敌人必然意料之处，显示要奔赴敌人必然趋向之地，却忽然乘险前进，敌人便惊慌沮丧，不知道我军从何而来。智者来不及谋划，勇者来不及交战，一举击败他的党羽，覆灭他的巢穴，这样之后才可以称为世所罕见的奇功。以前马援率景舒进攻武陵溪蛮，军队驻扎在下隽，道路有两条：一条叫壶头，一条叫充。壶头道路近但水势险，充地道路平坦但运输路远。景舒想走充地，打算用正面交战取胜；马援想走壶头，打算用奇兵取胜。所以马援极力说道：‘白白耗费时日、损耗粮食，不如直接前进，扼住敌人的咽喉。’光武帝于是舍弃景舒的意见，听从马援。马援进军后，贼军凭借高处据守险要，使我军想前进不能，想后退也不能。不久天气酷热，士卒大多染病，最终没有交战便自行失败。唉！像马援这样，可以说是不懂得走险路的策略。我认为应当公开声称要走充地，放纵敌人的降卒回去，叫他们传话说我军大肆设置疑兵，擂响鼓鼙，盛张旗帜，好像要从充地进军；贼军一定会倾巢而出抵抗。我暗中派轻装部队乘船快速前进，直接从壶头袭击敌人没有防备之处，出其不意，那么贼军就会丧失斗志、气势沮丧，不知道怎样防御了。五溪各部蛮人可以一战擒获。马援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却明明白白地走险路，他的失败本来就应该如此。然而马援已经失败，议论者却认为景舒的计策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只看见牛而没有看见羊。于是依从马援必然失败，依从景舒未必取胜，采用我的计策则出兵必定命中目标，进攻必定攻克。因此韩信攻打魏豹时，大张旗帜率兵逼近晋地，却派伏兵从夏阳袭击安邑，最终擒获魏豹；曹公攻打马超时，大张旗帜率兵逼近潼关，却暗中派兵渡过蒲阪，攻取西河，最终击败马超。这就是兵家的奇妙谋术，并不是我的臆测。可惜马援没有采取这种办法。他起初在掌握之间谋划对付隗嚣，在指顾之间攻打各羌，攻破交趾，平定峤南，出奇制胜，前面没有坚不可摧的敌人，不能说不是一时的豪杰。然而到了这件事上却失败了，难道是他临终年老而智慧衰退了吗？光武帝曾说：‘伏波论兵，和我的心意相合。’每逢有谋划，从来没有不采用马援的。马援提出这个建议，光武帝便听从了；光武帝也认为这样可以取胜。后来马援失败，光武帝又加重罪责。起初不能预料这个计策不可行，却仓促听从；最终又不能稍稍宽贷其过失，反而重重责罚。唉，光武帝也不能说没有罪过。《龙川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七 （宋）陈亮撰 ○《酌古论（三）》诸葛孔明（上）

译英雄之士，能够做到智者不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他尚未做到的事情，大概就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来推测了。骏马奔跑如风，登高不感到艰难，踏湿地而不被沾湿，越过山岭和壕沟，转眼之间奔驰千里。假如恰好有另一匹马也能够这样，那么即使这匹骏马如此优秀，也不足以胜过它。于是把骏马套在轻车上，车上鸣响和鸾，步行和奔驰都合乎尺度，缓急都合乎节奏，车声铿锵地行驶在道路之间；它虽然能够奔驰千里，却也能够停下来不奔驰。即使没有一时奔驰的骏马，长久下来也能建立万全的功业。为什么呢？因为我避开它所擅长的地方，发挥它所不擅长的地方，就可以扼住它的喉咙，夺去它的气势。况且诡诈变化无穷、谋术策略层出不穷，是智者所擅长的。抛弃诡诈而向敌人显示大义，放下谋术而用正兵面对敌人，这是英雄的作为，是智者做不到的。因此，诡诈是司马仲达所擅长的。如果孔明也这样做，就是以智谋攻击智谋，以勇力对抗勇力，胜负还不能判定。哪里比得上用正道攻打智者，用大义攻击勇者呢？这正是孔明的志向，他怎么敢只求眼前的小效呢？所以仲达凭借奸诈，孔明凭借忠诚；仲达凭借私心，孔明凭借公义；仲达凭借残暴，孔明凭借仁爱；仲达凭借欺诈，孔明凭借诚信。军队尚未交战，仲达的气势已经沮丧。八阵列在前方，四面为头、八面为尾，接触到哪里哪里就是阵首；前进不能迅速奔驰，后退也不能仓促逃走。突击部队不能冲击它的正面，奇兵不能迂回攻击它的背后，伏兵不能冲击它的侧翼，追兵不能袭击它的后方，间谍无处窥探，诈谋无从使用。正面抵挡它就会被击破，触碰它就会溃散。锋刃尚未交锋，仲达的才能已经无法施展。仲达出奇制胜，变化如神，天下没有不畏惧他的；即使孙权也认为他可怕，而仲达自己也以才能自负。孔明率领十多万步兵向西行军千里，坦然地寻求同他交战；仲达率三十万精锐骑兵，却只能自守，孔明来时不敢迎战，孔明离去又不敢追击，贾诩等人常常逼迫他出战。两军一交锋便会失败，所以不敢再出战，姑且以等待死亡为名义；而他的计策，不过是早晚盼望孔明死亡，没有别的办法。他哪里是孔明的对手呢？议论者认为孔明治理军队是长处，奇谋是短处；即使聪明人也只是认为他知道自己的短处而不使用奇谋。唯独我认为，他既能做又能不做，是为了扰乱仲达所擅长的方面，发挥仲达所不擅长的方面。所以我曾经评论说，假使孔明没有早死，那么仲达必败，关中平定，魏国可以攻取，吴国可以兼并，礼乐可以兴盛。请让我把这个道理说完。仲达凭借自己的才能，向君主邀功要挟，压制同僚，并在国人面前夸耀自己；如今收拢重兵自行防守，只说：‘等待孔明死亡。’然而孔明开始训练军队，有时因为粮食不足而退兵；晚年在渭水之滨交杂耕作，为长期驻留打下基础。木牛流马每天运送粮食到达，那么等待孔明死亡就不可能了。拖延一两年，仲达将拿什么借口来解释呢？不交战，君主会怀疑他，同僚会议论他，国人会轻视他；自身不得安宁，英雄气概也无处施展，本来就免不了交战。交战就会失败；失败后魏人会胆寒，郡县震动，我军便可引兵攻取土地。平定关中后，可以分别慰问百姓，彰显汉朝的恩德，然后出兵逼近关东，攻取之势就像劈竹子一样顺利，所进攻的地方都会被攻下。关东平定后，再用诚信和道义晓谕燕、赵，燕、赵可以指挥而平定。到了五六年后，魏明帝去世，齐王即位，君臣上下互相猜疑，内部祸患发生；我军引兵会合进攻，就可以一举覆灭魏国的巢穴，俘虏魏国君臣，分别平定各州县，安置聚集流亡百姓。魏国既然被攻取，吴人就会胆破。何况孙权晚年，猜疑更加严重，果断嗜杀，即使陆逊也不能为自己辩明。到了十年，陆逊去世；此后步骘、朱然、全琮之类的人又相继死亡。孙权勇决的气势也已经衰退，嫡子和庶子争斗，内部不能控制。于是让蜀汉的军队顺流而下，让荆襄的军队乘势前进：一路从夏口出兵，一路从皖城出兵，一路从广陵出兵。吴国群臣没有谁能够抵挡，攻城夺地，谁能防御呢？用一年的力量，吴国就可以被攻取。江东平定，天下统一之后，停止武事而修治文教，表彰善行、惩罚恶行，尊崇教化，移易风俗；几年之间，天下大略得到治理，然后兴修典章礼仪，整顿雅正音乐，这些百姓就可以重新看见太平盛世了。况且孔明治理蜀国，是王者的治理。治理是实际内容，礼乐是外在文饰，哪里有能够做成实际内容却不能做成外在文饰的人呢？有人能够舍弃价值千金的璧玉，却不能推辞谦让，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人。我本来就知道孔明一定能够兴起礼乐。不幸上天没有帮助蜀国，孔明早早去世，天下尚且不能统一，何况礼乐呢？假使后世的妄庸儒生任意发表见解来议论孔明，那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诸葛孔明（下）

译孔明，是伊尹、周公一类的人物。然而议论他的人大多有不同说法，这是因为他难以适应时势，又处在英雄不幸的境遇中。众人都在进取，唯独我退守；他从容居于草庐，经过三顾之后才出山；挺身而出接受托孤，既不推辞也不专擅，别人没有一句非议的话。权势逼近君主，而君主在上面不疑忌他；势力压倒群臣，而臣下在下面不忌恨他。他振作精神治理蜀国，风俗教化严肃整齐；宽恕过错，不论大小，依法惩罚故意犯罪，不论轻重，这就是帝王的政治。用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即使劳苦百姓也不怨恨；以使人获得生存的方式杀人，即使被杀也不怨恨。杀伐是王者的事情。孔明都能出色地做到，确实是伊尹、周公一类的人。可是议论者却说他自比管仲、乐毅，委身于偏远一方，只不过是霸主的臣子罢了。这哪里值得同他们讨论孔子在鲁国做官、以及自比老彭的事情呢？更严重的，竟然认为孔明不是仲达的对手，这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他们难道不是因为相信仲达的话吗？却不知道仲达的话全是诡诈。仲达不能在孔明面前施展诡诈，所以常常窥伺孔明行动的开合变化，胡乱说些大话来欺骗部下。议论者只是没有察觉罢了。起初孔明出兵祁山，仲达出兵抵御。听说孔明将要割取上邽的麦子，便卷起铠甲急速行军，早晚兼程赶去。孔明因粮食缺乏已经退兵，仲达用诡诈的话说：‘我军兼程赶路而疲劳，这正是懂得用兵的人所贪图的。诸葛亮不敢据守渭水，这很容易对付。’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却调动军队转身交战，即使能够取胜，凭什么继续下去呢？稍微懂得事机的人一定不会这样做。仲达心里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在外表上说大话来欺骗部下罢了。后来孔明从斜谷出兵，仲达又率军抵御。他知道孔明的军队还没有逼近渭水，便率军渡水，背水筑垒。孔明移军将要到达，仲达用诡诈的话说：‘诸葛亮如果勇敢，应当从武功出兵，依山列阵；如果向西走上五丈原，各路军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敌军已经处于死地，却率领众人直进同他们交战，这也是稍微懂得事机的人不会做的。仲达知道孔明一定不会这样做，只是假装说这些话，妄自表现孔明的怯弱，显示自己能够料敌，同时稍稍安定本军三军的心。所以孔明率领军队谨守节制，不使用权诈，不贪图小利；仲达却说：‘诸葛亮志向很大却看不见时机，谋略很多却缺少决断，喜好用兵却没有权变。’这些话全都是窥伺孔明行动的开合变化，胡乱说大话来欺骗部下。难道这是真实想法吗？善于观察人的真实心情，不应在敌人尚存时观察，而应在敌人灭亡之后观察。孔明活着时，仲达的话确实如此；等到孔明去世，仲达接收并巡视他的营垒，整理衣襟叹息说：‘真是天下奇才啊！’他看见孔明的规矩法度，都是自己所不能做到的，恍然若有所失，不自觉地说出了心里话。由此便可以看出他的真实心情了。议论者不相信这一点，反而相信他的诡诈言辞，难道不是又被仲达欺骗了吗？唐代李靖，是谈论兵法的杰出人物。我曾读他的问答兵书，看见他叙述孔明军制的精妙，曲折详尽，却始终没有称道仲达一句。他通晓兵法，本来就有办法看出其中的真相。读书人的议论，为什么反而不是这样呢？孔明距今将近千年，还没有人能够体察他的内心。我为孔明的不幸感到愤慨，所以详尽地议论这件事，使后世那些只凭成败评价人物的人稍加警戒。吕蒙

译成就天下大功的人，是有着深远谋略的人；能够制定平定天下的深远谋略的人，是有志于天下的人。天下如此广大，却存于我的志向之中，那么消除天下的祸患、使天下百姓安定，都是我的责任。他深谋远虑，一定要使天下统一才会停止。即使天下尚未统一，他的志向难道有一天会忘记吗？汉高帝失去职守向西退走时，天下人将要认为他从此不能振作；然而高帝想要向东进取的志向，仍然轰轰烈烈而没有停止。所以他烧毁并截断栈道，使项籍以为他不再向西，然后乘机平定三秦。后来又率兵从武关出击，使项籍的军队赶快向南，于是又乘机平定各国。汉朝一天天扩大，项籍一天天窘迫，最终能够兼并项籍而统一天下。这就是志向宏大、谋略深远，而功业也与之相称。孙权依凭先辈的功业，雄踞江东，选拔贤能、任用有才之人，磨利兵器、喂饱战马，等待中原困敝，似乎将要有所作为。然而我观察他命令吕蒙夺取荆州这件事，未尝不叹息他的志向不大、谋略不深，由此知道他没有夺取天下的方略。关公喜欢勇力而没有谋略，凭恃意气而骄傲自满；他的功业和势力正处在很容易用计欺骗的状态。为什么还要急急忙忙地想夺取他呢？假使先攻破樊城、襄阳，然后从容谋划夺取他，那么汉水、沔水以南全都将成为我们的土地。这就是说，关羽攻破两城，对吴国有利。然而他最终没有攻破两城，是因为吴国不能给他声援。当关羽擒获于禁、斩杀庞德时，曹操认为形势非常困难，商议迁都以避开关羽的锋芒；司马仲达劝说曹操，劝他让孙权从关羽后方袭击，迁都的议论于是被搁置。迁都的建议，是最下等的意见。守边的将士依仗曹操，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假使曹操迁都渡过黄河，那么士气就会完全消散、不能振作，淮水、泗水以南就可以袭取。这样看来，曹操迁都正是吴国的利益。然而最终没有迁都，是因为吴国答应从关羽后方袭击他。这难道不是孙权的志向不大、谋略不深吗？所以我曾评论这件事：当曹操劝孙权从关羽后方袭击时，孙权应当明白告诉曹操：‘关将军依据军法出兵，为汉家铲除残暴、扫荡污秽；我作为同盟者，按道义应当竭尽力量。’这句话为什么要说给我听呢？果真这样做，曹操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防御，形势必然发展到迁都。关羽进军时便完全不必向东顾虑，可以竭尽力量攻打樊城、襄阳。徐晃哪里能够仓促抵挡呢？曹操既然迁都，孙权便可以亲自攻打皖城，再命一名将领攻打广陵，会合起来吞并淮水、泗水一带的土地。关羽一败，樊城、襄阳被攻破，吕蒙趁机率兵袭取三郡，乘其疲敝而进击，全部收取汉水、沔水一带的土地；东面占据淮水、泗水流域，西面占据汉水、沔水流域，土地日益开拓，形势日益壮大。这样以后，才可以虎视中原，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青州、徐州。这就是夺取天下的大略，可惜孙权君臣竟然不足以知道这些。他们的志向只在于夺取荆州来巩固江东，早晚所谋划的，不过是袭击关羽罢了，哪里有空暇为天下考虑呢？鲁肃说：“帝王的兴起，必定有为之驱除障碍的人。关羽不足以畏惧，我私下认为这话是有远大志向的。”可是孙权却笑他，相信他不能有所作为了。唉！假使周公瑾还在，他的才智一定能达到这个程度。我看他谋划击破曹操、拓展荆州之后，便想进取巴蜀，与马超结盟援助，以截断曹操的右臂，然后返回占据襄阳来逼迫曹操；这不是有远大谋略的人不能做到的。假使这个人不死，必定会成为曹操的大患。不幸的是他的志向没有实现，上天便夺去了他的生命。孙权称帝时，回头对群臣说：“周公瑾不在了，我就不能称帝了。”他也知道像吕蒙之流，只足以保有一方，而天下奇才，必定就是周公瑾吧？邓艾

译自古以来，英明杰出的人顺应时势而出世，辅佐自己的君主。他们之所以能够摧毁坚强的敌人、开拓疆土，使声威、功绩和功业显明于天下，没有不是以谋略为根本的。他们平日闲暇时，谋划和策略早已在胸中酝酿成熟。到了突然遇到事情而施展出来，就像坐在千仞高处推动圆石滚下，那种勇猛果断的势头，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因此，他们用力容易，而取得的功效很大，并不是径直行动而没有谋略，靠侥幸求胜。靠侥幸求胜，侥幸成功便是福，不幸失败便是祸，祸福之间相差不到一寸。这就是君子的议论不取这种做法的原因。然而其中有的确实出于谋略，表现却像侥幸；有的确实出于侥幸，表现却像谋略。即使君子也不能没有疑惑，为什么呢？因为相似难辨，容易混淆。桓温征伐蜀地时，军队驻扎在窄桥，李势率众出战，龚护战死，众人害怕想要退兵，而击鼓的军吏误敲了进军鼓，于是军队前进并击破了敌军。这件事表面看像是侥幸。然而桓温谋划攻蜀，已经确认必定能够攻破，才进兵征伐。假使击鼓的军吏没有误敲进军鼓，桓温难道就会真的退兵吗？所以我认为，桓温看见主客双方形势悬殊，而敌军又决心死战于一场战斗，不如顺着他们的恐惧，姑且命令退军来使他们松懈，趁其松懈时发动攻击，结阵前进，这样可以取得大胜。这就是曹操击破张鲁的原因。谋略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击鼓军吏却误敲了进军鼓，士卒勇猛作战，一举荡平了敌军。天下人只看见他的功绩而没有看见他的谋略，都说窄桥之战的胜利是侥幸。谢玄抵御秦军时，军队驻扎在淝水，苻坚在岸边列阵，谢玄派人请求苻坚指挥军队稍稍后退，苻坚的军队彼此践踏，于是谢玄进兵将其击败。这件事表面看也像是侥幸。然而谢玄抵御秦军，已经确认可以击败他们，才进兵迎战。假使苻坚退兵时队伍整齐，谢玄难道就会停止进攻吗？所以我认为，谢玄看见双方人数悬殊，苻坚又想靠一举取胜，不如请求他退兵，自己进兵求战，假装败退，等到秦军过河一半时再发动攻击，挫败他们的先锋。这就是韩信击破龙且的原因。谋略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苻坚的军队却已经彼此践踏，韩信于是率精锐一战将其覆灭。天下人只看见他的功绩而没有看见他的谋略，都说淝水之战的胜利也是侥幸。所谓侥幸，是先经过试探，然后才获得成功；如果不幸情况不是这样，就无法应对了。那两个人谋划得如此长久，制胜的方法如此深远。即使胜利看起来像偶然，假使情况不如预料，也不妨碍它仍然是胜利。怎么能称为侥幸呢？然而史家不能稍稍揭示其中的道理，二人的志向又被掩盖压抑而不能伸展；如果不是有智慧的人，谁能辨明它呢？邓艾攻打蜀国，从阴平道经过数百里无人之地，冒着危险、历经艰难，无所不到。邓艾裹着毡子滚下山去，将士们悬绳沿着山崖，像鱼贯一样前进，最终击败诸葛瞻，使刘禅投降。天下人都认为邓艾是能够冒险谋求胜利的人。我曾经评论说：假使诸葛瞻能够守住束马之险，邓艾就会不战而自行沮丧；刘禅假如能忍住几天不投降，邓艾就会束手就擒。他邓艾不过是凭侥幸成功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宋武帝征伐慕容超，率军直接越过大岘山，最终能够击破他，是因为他预料慕容超一定不能抵挡。邓艾难道能够预料诸葛瞻一定不能抵挡吗？唐太宗已经击破宗罗■〈日侯〉后，率二十名骑兵直抵薛仁杲城下，最终使他投降，是因为他预料薛仁杲一定会出城投降。邓艾能够预料刘禅一定投降吗？邓艾既不能事先预料这些情况，却率兵径直前进，难道不是侥幸希望事情或许成功吗？自古以来，凭侥幸而成功的人很多；但死后论定，像邓艾这样欺骗后世的，还没有过。羊祜

译进攻必定取胜，防守必定牢固，这是天下的奇才。世上谈论用兵的人，谁不说“我能进攻，我能防守”？然而让他们面对坚强的敌人，却不能完全像所说的那样，这说明他们的才智必定有所局限。敌人防守而我去进攻，这不叫善于进攻；敌人进攻而我去防守，这不叫善于防守。善于进攻的人，进攻敌人没有防守的地方，行动在九天之上，使人无法抵御；善于防守的人，防守敌人不进攻的地方，隐藏在九地之下，使人无法窥探。因此，用进攻就能取胜，用防守就能稳固，天下后世也因此佩服他，说是“奇才”；反过来，就会有人议论他。过去的羊祜，大概是一时的良将。他修养德行、推行义理，以倾覆孙皓的政权；推诚守信，以笼络吴人的心。使财物不受损伤，军队不遭消耗，百姓因此安定，这就是国家的辅佐、百姓的司命。然而在进攻和防守之间，或许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难道是他的才智有所局限吗？况且羊祜镇守襄阳时，晋朝把谋划攻吴的责任交给他，把安定边境的责任交给他，而羊祜也把这些作为自己的责任。假使进攻不能全胜，防守也不能全固，那就仍然违背了他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兵法说：“敌人一旦有可乘之隙，必须赶快攻入。” 西陵是吴国的要害之地，是晋朝想得到却一直得不到的地方。步阐凭借西陵投降，这正是所谓时机一到便不可错失的机会。羊祜应当亲自率领襄阳的军队迅速赶往西陵正面，命令徐嗣率领巴东水军迅速赶往左翼，日夜兼程前进，与步阐合成声势，扼守险要等待吴军。到达之后凭借高处攻击吴军，必定可以击破他们。假使陆抗的军队先到，而我军从外面急攻，步阐从里面乘机出击，内外受到夹击，怎么会不败呢？再过几天，西陵就可以取得；取得西陵，就能诱使群蛮动摇，江陵也可以谋取了。这样以后才可以称为善于进攻。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却停兵不进，而陆抗的军队已经包围西陵了。只命令杨肇前去救援，自己却进攻江陵，难道他认为江陵就是吴军一定要救援的地方吗？可是江陵坚固，并不是陆抗一定要救援的地方。不久杨肇战败，步阐被擒，而羊祜最终一无所获，这又和进攻敌人不防守之处的道理相差多远呢？兵法说：“使敌人显露形势，而我方不露形迹。”襄阳是羊祜镇守、吴人不敢窥伺的地方；江夏、益阳，却是敌人认为我方不会防守、我方又认为敌人不会进攻的地方。羊祜应当派一名能干的将领，率领数千精兵前去驻守，偃旗息鼓，常常装作那里无人。敌人以为那里没有防备，想要放肆侵掠，就设下埋伏等待，诱使他们深入后再攻击；敌人离去时便凭借险要拦截，趁其懈怠而击破；这就是出其不意，即使兵力少，也仍然可以击败众多敌人。击败其中一支，后来即使没有军队，敌人也不敢窥伺了。这样以后才可以称为善于防守。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却把军队集中屯驻而不分兵，于是吴军得以劫掠江夏。虽说那里遥远来不及救援，但开始不设置防备，难道是因为他认为江夏有可以不防守的理由吗？江夏如此接近，难道是羊祜应当不防守的地方吗？不久朝廷责问他，他却只能放肆地争辩回答，这又和防守敌人不进攻之处的道理相差多远呢？这说明羊祜在进攻和防守之间，或许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人们能够议论他。即使他讨伐吴国的计策像看见敌人的心腹一样清楚，能够准确处置，并使杜预、王浚借此取得成功，也只是因为吴国无人之后才能做到这些。假使陆抗还健在，羊祜难道能够有所成就吗？所以我说：羊祜只是一时的良将，并不是所谓天下的奇才。唉，权变诡诈之事，本来是君子所羞于做的，但也是兵家不能废弃的。假使不愿意用权变诡诈来攻取西陵，那么不如公开告诉吴国君主说：“占据城池反叛，不是忠臣的行为。接纳叛臣、得到城池，我还要你这个君主做什么？你赶快守住它吧。”这样就足以向天下彰显最大的信义了。又假使不愿意用权变诡诈来防守江夏，那么不如公开告诉吴国将领说：“各自守住你们的土地，不要互相窥伺。没有防备就不能偷袭，杀伤许多人又有什么意义？请你仔细考虑吧。”这样就足以把赤诚之心推及邻国。果真如此，进攻和防守都不使用权变诡诈，就差不多可以达到王者的举动了。如果不是这样，却还厌恶权变诡诈，使功业丧失、名声受损，那么也是智者不会做的。《龙川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八 （宋）陈亮撰写 《酌古论》（四） 崔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