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川集卷七

译古代所谓的英雄之士，必定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两军对垒时，临机判断形势，把各种曲折情况都考虑到，这还不足以称为智慧。天下有奇异智慧的人，能够在掌握之间运筹帷幄，在千里之外制胜。他开始时似乎十分茫然，到了最后却没有一件事不如他所说，这说明他对所经历的事情极为熟悉，而见识又非常长远。因此，他开始制定计策时，众人都认为荒诞；后来取得成功，众人都认为神奇。慢慢推究起来，既不是荒诞，也不是神奇，全都出自人情事理，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崔浩辅佐魏国时，判断敌情、制定胜策，变化无穷，他的智慧无人能敌，即使张良也不能远远胜过他。他判断柔然尤其奇准。当时太武帝将要商议出征，众人都认为困难，崔浩极力辩说，促成出征，还告诉别人说：“一定能够取胜，只是担心各位将领琐碎地前后顾虑，导致不能全力进军罢了。”后来果然如此。崔浩能够临机判断形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能在事情发生以前就作出判断，这究竟是什么方法呢？我曾经评论说，古代善于判断敌情的人，必定会说：“进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柔然距离魏国数千里，依仗路途极远，守备必然松懈；我军突然兵临城下，正所谓迅雷来不及掩耳，震电来不及闭眼，敌军将望风失措。这就是崔浩断定一定能够取胜的原因。然而柔然人贪婪而没有亲和力，轻率而缺乏整肃；胜利时彼此不谦让，失败时彼此不救援，一个人先逃，万人争相溃散，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习俗。魏军乘胜前进，势如风雨，所到之处敌军奔逃溃败，像鸟一样飞窜、像野兽一样潜伏，各自逃命。柔然计谋穷尽、士气沮丧，几天之内，军队还没有来得及集结，谋略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只能彷徨四顾，不知道用什么抵御魏军；如果让魏军连续急进，以声势逼迫他们，这次行动虽然触犯了天下最危险的事情，却可以取得成功。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确定这样做，只有果断的人才能实行这样做。不明智，就会看不见明显的利害；不果断，就会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犹豫不决。抓住时机的机会，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具备这两点，又怎么能够抓住时机呢？太武帝用兵，总是考虑万全，而他的将领如长孙翰、刘洁、古弼之流，虽然不能说没有谋略，却都不能运用权变来求取胜利，所以机会就在眼前，却有时失掉了。这正是崔浩深为忧虑的地方。因此他在事情发生以前作出判断，说得如同已经看见实际情形，希望临机之时，他们或许能根据我的话作出决断；这样即使举全国之力，也如同揭开空袋一样容易，功劳哪里说得尽呢？太武帝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以致留下后悔。他并不是不知道形势可以进军，只是顾虑自己率军深入数千里、穷究敌人的巢穴，敌人有的会死战，有的会凭借险要拦截我军，有的会设伏等待我军，其中的祸害几乎无法一一说尽。既然不能保全军队而停止进军，其他事情就不是他们所担忧的了，这就是太武帝和诸将的想法。他们却不知道，事情本来就有顺应时机而建立权变的情况，怎么可以琐碎地顾虑呢？所以崔浩的判断，虽然说是奇准，但归根到底都出于人情事理，只是太武帝错过了它。唐太宗征伐薛仁杲，已经在浅水原击破宗罗■〈日侯〉，于是率二千骑兵进逼城下，薛仁杲仓促出降，大概就是用权术逼迫他的。唐太宗也曾把这件事告诉诸将。太宗的智慧，就是崔浩早已使用过的智慧。有人采用，有人不采用，这就是成败不同的原因吗？唉，这种英豪的权术，前人把它视为秘密，而我独自将它说出来，是担心后世把崔浩当成神人。李靖

译军队有正兵和奇兵，善于审察敌情的人，才能懂得正兵和奇兵的用法。敌人坚强，就用正兵；敌人脆弱，就用奇兵。用正兵挫败敌人，用奇兵袭击敌人，这是同样的取胜之道。计算好里程再行军，限定日期再交战，这是正兵，但不是我所说的正兵。依靠险要埋伏，乘着空隙出击，这是奇兵，但也不是我所说的奇兵。正兵、奇兵的区别，只存在于军队的编制罢了。正兵，是有节制的军队；奇兵，是简便迅捷的军队。有节制的军队，法度繁密，行动严整，角落彼此钩连，曲折相互呼应；前进不快速奔跑，后退不仓促逃走；前面的交战，后面的整治队伍；后面的力量充足就前进，前面的轮换休息。这样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狡诈的敌人不能偷袭，勇猛的敌人不能突击；与它交锋就会被击破，触犯它就会被摧毁。这就是所谓正兵，用来挫败坚强的敌人。简捷的军队，法度简略，行动疏阔，号令简明统一，内外贯通；前进如暴风，后退如疾电；地势险峻就像鱼贯一样前进，道路迂回曲折就像雁行一样前进；可以以一击百、以百击万，使敌人来不及知道、能人来不及抵御；远远望见就害怕，遭遇之后就溃败。这就是所谓奇兵，用来袭击脆弱的敌人。然而奇兵以简捷中包含节制，并不是废弃节制；正兵以节制保存简捷，并不是抛弃简捷。只有善于治理军队的人才能够控制它们，只有天下的奇才才能够运用它们。过去的李靖，大概就是天下的奇才。他凭奇兵平定突厥，而唐太宗问他应当怎样讨伐高丽时，他却想采用正兵；其中的用意清楚可见。颉利所面对的是脆弱的敌人，所以用奇兵逼近，使他来不及抵御；苏文所面对的是坚强的敌人，所以用正兵逼近，使他无法施展才能。因此我曾对诸将说，诸葛孔明所使用的军队无不是正兵，李靖所使用的军队无不是奇兵，难道也是因为他们所遇到的时势有难易之别，而敌人所面对的情形有坚强和脆弱之分吗？请让我接着说下去。东都末年，正是英雄聚集的时代，大的势力争夺雄长，小的势力固守自身；诸葛孔明于是用正兵进攻，南面收服孟获，七纵七擒；西面攻打祁山，三郡响应；一战斩杀王双，再次出兵赶走郭淮；军队退到木门，张郃追赶，交锋时被击毙；军队驻扎在渭南，司马懿抵御，最终不敢决战。他的军阵堂堂正正，旗帜整齐鲜明，这不是正兵不能做到的。隋朝末年，是唐太宗独自称雄的时期，大的势力仅能自守，小的势力甚至不能自立；李靖于是用奇兵进攻，扼守险要设下埋伏而斩杀冉肇，乘冰逼近营垒而击破萧铣，以轻兵抵达丹阳而擒获公祐，以精锐骑兵袭击定襄而使颉利逃走；这些都是出其不意、袭击敌人没有防备之处，不是奇兵不能做到的。然而李靖也曾使用过一次正兵。他率军西征，决定深入敌境，经过数十次大战，最终击破吐谷浑，这难道不是正兵吗？他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平定高丽，却不幸病重了。因此我曾说，自汉代以来，懂得辨识奇兵、正兵并加以运用的，只有诸葛孔明和李靖罢了。然而如果不是深深懂得时机的人，谁肯相信我的话呢？唉，奇兵见效迅速，正兵见效迟缓。诸葛孔明不是不想使用奇兵，而是时势艰难、敌人坚强，形势有不能使用奇兵的地方。郭淮、司马懿这些人也并非没有诈谋。假使我用奇兵乘其不备，他们也将设下诈谋来覆灭我军。因此诸葛孔明只是用正兵挫败他们，想在数年以后取得功效，却不幸早早去世。评论者只看见他的功业没有完成，便认为这是不使用奇兵的罪过，这就是所谓不能全面了解人的情况，却想武断地判定是非。可悲啊。封常清

译轻视敌人，是用兵的大患。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士卒虽然精锐，兵器铠甲虽然锋利，形势虽然足以扼住敌人的喉咙、踏上敌人的胸膛，却从来不敢轻视敌人。他们设置奇谋来击破敌人，窥伺空隙来夺取胜利，谋划周折，常常像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然后才能在天下取得完全的胜利。假使士卒没有训练，兵器不够锋利，军势动摇而不足以抵敌，那么本来就不敢轻视敌人。轻视敌人而失败，不是敌人击败了自己，而是自己败给了自己。用兵一开始就以自取失败为先，能称为善于用兵吗？过去开元盛世时，百姓不懂战争，士卒不知道作战，已经二十多年了。一天，安禄山突然发动叛乱，乘此间隙抓住时机，大概叛军一出动，河北各郡便全都被贼军占有了。在这个时候，即使韩信、白起再次出现，难道能够抵挡他们的锋芒吗？封常清却想挥鞭渡河去夺取贼军首领，志气固然锐利，难道不是近于说大话而轻视敌人吗？等到下令招募士兵，招来的都是市井中的庸人和差役，只能聚集起来，却不能用于作战。封常清率领他们进军，守卫河阳，砍断桥梁抵抗贼军。贼军刚到时，他全军出击挫败了他们；不久贼军大举到来，力量不能抵挡，屡战屡败，于是丢失了河、陕。这是封常清自己造成的。况且善于用兵的人，会顺着形势因势利导。贼军锋芒正盛，而我军形势大概弱小、还没有振作起来。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利用自己的弱势来使敌人松懈，收缩军队不与之交战，环绕城池坚固防守，以挫败敌军的锐气，然后再谋求取胜。所以我认为，河阳的桥可以砍断，却不必砍断；贼军的前锋可以挫败，却不必挫败。应当使他们自恃强大，气势汹汹地长驱前进，自己耗尽锋芒，而我军以完整兵力控制其后方，这才是必胜的方法。河阳、陕郡、潼关，是关中的三个咽喉要地，凭这些地方足以防守。当封常清接受讨贼命令、进兵河阳时，荣王高仙芝的军队驻扎在他的后方。替封常清谋划的人，应当告诉他说：“高将军守卫陕郡，荣王守卫潼关，整治兵器、喂饱战马，各自坚守自己的地方；封常清则修筑却月城来守卫河阳，训练士卒，储备粮食，疏浚沟渠，巩固营垒，清除野外物资来等待敌人。贼军到来就收缩兵力不应战；敌人设置攻城器具，就根据情况防守抵抗；敌人松懈就攻击，后退就追击，进食就袭击，夜间就突袭，其余应变的方法，随机处置。不到一月，贼军自然会败亡。”颜杲卿、颜真卿在河北起兵，郭子仪、李光弼在朔方起兵，已经陷落的郡县全都归国家守卫，贼军的巢穴也将危险了。这样敌军想进不能进，想退不能退，彷徨无措，最终必定成为俘虏；应当使他们不顾一切而进攻。陕郡方面，我军便慢慢从后面追击他们；他们回兵抵挡我军，陕郡的军队又从后面出击，腹背受敌，怎么会不败呢？又假使他们率军仓促退走，我军就发布檄文召集陕郡军队共同追击，等候他们渡河渡到一半之后再攻击；即使有勇猛的人，也不能替贼军抵御。凡是这些做法，都是由弱势造成强势，是万全的计策。他不知道这样做，却用没有训练的军队去抵挡正处于锐势的贼军，以至于失败。已经失败以后，才告诉高仙芝贼军锋锐强盛，难以与他们争锋。唉！封常清为什么看得这样晚呢？封常清战败后，高仙芝退守潼关，唐明皇把他们一同杀死，改用哥舒翰。哥舒翰严整军队守卫潼关，贼军不能前进，便用疲弱的军队诱使我军，希望我军再次出关。唐明皇没有察觉，急忙命令进军；哥舒翰坚持不肯，唐明皇督促得更加急迫，他不得已流着眼泪才出兵。哥舒翰明明知道这是贼军诱骗我军，本来应当凭借险要设下奇谋，激励士卒决战，也许可以取得一次胜利。哥舒翰却不这样做，看见贼军人数少就轻视他们，看见队伍不整齐就讥笑他们，反而落入敌人的计谋而没有觉察。官军一溃败，潼关失守，长安也陷落了。起初封常清因为轻视敌人而丢失河阳，高仙芝于是丢失陕郡，哥舒翰又因为轻视敌人而丢失潼关，使三个咽喉要地全部断绝，国家几乎陷入危亡。贼党的势力更加炽盛，过了数年才勉强剿灭。封常清的罪过，尤其严重啊！善于用兵的人，敌人衰弱时就一举乘胜进击，敌人锐盛时就显示弱势来挫败他，这是用兵的常规形势。封常清号称懂得用兵，却想一举乘击锋锐的贼军，那么所谓懂得用兵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马燧

译过去善于攻打别人的人，会使敌人不能合兵；即使敌人合兵，也有办法击破他们，这样进攻就必定取胜。进攻，是事情发展的末端，也是祸患的开端。智者不得已之后才采取进攻；如果长久不能取胜，敌人就会乘我军疲敝而兴起，这种祸患几乎无法一一说尽。然而智者善于趁危急形势设置奇谋，扼守要害，张大声势，来破坏敌人的联合，一举消灭两个敌人，使声威功业远远超过诸将；这样天下后世仰望他还来不及，又哪里敢非议呢？过去马燧镇守河东时，预料田悦一定会反叛，请求出兵讨伐他；他出奇制胜，奋勇作战，所向无前，即使淄青、常冀两地合兵来救，马燧击破他们也如同反掌一样容易。马燧能够使田悦陷入孤立困窘之中，他的智谋勇略本来就大大超过常人。然而他有力量擒获田悦却没有立即取胜，使田悦得以环城坚守；田悦本身不足为虑，但魏州却实在令人惋惜。魏州占据河北，遮蔽、捍卫各镇，彼此唇齿相依，牢不可破；它桀骜不驯，用来挟制朝廷，凡是朝廷出兵却往往无功，就是因为魏州没有被攻破。魏州一破，各镇就不足以平定了。当马燧处在这个时机时，正是所谓统一解决的机会，他却错过了，使朱滔、王武俊得以乘隙前来救援；朝廷十万大军一战败退，马燧竟然没有一点谋略来抵御他们，难道他的智慧到了这里就穷尽了吗？我曾经筹划过这件事：田悦屡次失败之后，士气丧失、胆气沮丧，军队不能列阵，谋略也不再产生，十天之内可以坐等将其击破。朱滔、王武俊即使合兵来救，不过三万五千人罢了。然而朱滔生性多疑，容易用声势来恐吓；王武俊只是匹夫之勇，可以一战擒获。凭马燧的才能，又没有养虎遗患的顾虑，难道这三个盗贼还值得畏惧吗？况且当时隶属于马燧的军队共有四位将领，假使马燧能够留下李芃围困陷入危急困窘的田悦，形势本来就足以击破他。他自己率步兵离开魏州一百里，占据有利地形修筑营垒，抵御朱滔、王武俊的军队；敌军到来就坚守营垒不战，挫败他们最初的锐气；另外命令李抱真率昭义军队，从洺水攻下邢州，以指向燕蓟；命令李晟率神策军，从博州攻下贝州，以捣击冀地；再命令张孝忠、康日知整顿兵马、喂饱战马，以助长这种声势。他们如果有能力，就必然回兵自救；没有能力，就会迟疑不前，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们回兵自救，李抱真和李晟就冲击他们的正面，马燧又起兵捣击其背腹，前后受敌，不败还等什么？如果他们迟疑不前，李抱真等便可以从容地覆灭他们的巢穴，而马燧坚守营垒等待他们自行败亡；他们想前进不能，想后退不可，彷徨无措，只能坐等被擒。朱滔、王武俊被擒，田悦不必进攻就会自行崩溃；田悦被破，三个藩镇就可以席卷而平定；三个藩镇平定，淄青的胆气就会破灭。命令一名善于辩说的人带着天子的诏书前去晓谕他们，他们怎么能不束手听命呢？这样以后，分别设置地方长官，安抚供养百姓，使郡县的权力全部归朝廷统辖，那么朱泚、李希烈也就没有机会萌发奸谋了。由此看来，马燧的罪过难道只是丢失田悦吗？过去唐太宗征伐王世充，久攻不下，窦建德率兵前来救援。唐太宗留下万人包围王世充，亲自率领精锐部队据守虎牢，扼住窦建德的咽喉，使他不能前进。又命令宇文士及率骑兵经过敌阵西面，向南奔驰，再引向东面，以调动敌军。趁敌军阵形混乱，放出骑兵从两侧夹击，终于擒获窦建德，降服王世充。从洛阳以东直到黄河以北的地区，一天之内全部平定。这可以称为善于破坏敌人联合。唉！凭马燧的才能，却不思考破坏敌人联合的计策，反而再次请求增援，使李怀光统率全部神策军前往，最终因为骄纵军队、丧失纪律而失败，叛乱又乘机从内部兴起。于是使李氏不能看到中原大定，而各藩镇永远成为没有讨伐的贼寇。马燧的罪过，哪里能够诛责得完呢？唐史臣说：“马燧是贤者，天下人认为他有可责之处，所以责备他。”唉！我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样吧。李愬

译天下的事情，有众人都不敢做的，却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去做，他必定有办法处理这种局面。老虎是人们共同畏惧、不敢放肆接近的动物；可是善于养虎的人，却能同它亲近玩耍，好像它从来没有什么可怕之处。这难道是因为他发疯了吗？大概是因为他的力量足以制服老虎，又能够除去它的爪牙，用肉食来喂养它，使它心甘情愿，所以即使驱使它为自己所用，它也低垂耳朵、低下头，最终不敢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有办法束缚它的心。将领是天下最难驾驭的人，驾驭他必须依靠方法，更何况是投降的将领呢？他们的心思不可测，谁敢信任并使用他们？古代人大概也有估量其是否可用而使用的人，但也从来没有专门依靠他们来成功。唯独李愬使用三个降将来擒获吴元济，当时的人都说不可以，只有李愬认为可以，于是决意使用他们，最终能够如同他预料的那样。不知内情的人认为这是侥幸，知情的人认为这是神奇。至于李愬，则是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为什么这样说呢？敌人的将领无缘无故投降，这是不能相信的，恐怕是敌人的计谋。至于到了形势穷困、力量屈服之后才被擒获的，大概可以保证他没有阴谋。况且这几个人，也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只是不幸侍奉了叛逆者；如果他们能够背弃叛逆而归顺正道，那么他们报效忠诚的心会怎么样呢？而且李愬的才智足以驱使他们，胸襟豁达足以容纳他们，又能用厚礼待他们，向他们表示赤诚，谈笑之间毫无隔阂，使他们彻底看见自己的肺腑；这就是南霁云对张巡始终眷恋、不肯离去的原因。这几个人本来已经甘愿为李愬效力了。虽然如此，李愬还没有完全束缚住他们的心。比如丁士良擒获吴秀琳、吴秀琳擒获李佑，他们的忠诚确实可以看出来。只是李愬还没有办法束缚李佑的心，却又想专门依靠他来谋划攻取蔡州，因此他的办法不能不用尽。刚得到李佑时，诸将都请求杀掉他，李愬不听，反而更加厚待他。恰逢连日大雨不停，将领和官吏喧闹起来，认为不杀李佑是上天的惩罚，李愬力量不足以压服他们，于是上表朝廷，并且说一定要杀李佑，没有人可以和他共同讨伐蔡州。诏书下令释放李佑还给他，最终依靠李佑取得了成功。大将是三军的纲纪，生杀、给予、剥夺都听从他的命令，所以即使天子的诏书，有时也不接受，又哪里会害怕将领和官吏的话呢？假使将领和官吏一定想杀李佑，不过用脸色和言辞拒绝他们；如果他们喧闹不止，就再顺势杀掉李佑，他们本来就不敢有什么话可说。何至于要上表朝廷之后才使用李佑呢？我从这件事看出了李愬的用心。他心里想的是：我这样厚待李佑，保全李佑的性命，已经做到如此极致了；将领和官吏却仍然喧闹不止，我独自的力量不能胜过他们，于是又流着眼泪把李佑送到朝廷，上表说他绝对不可以杀。这件事即使是李佑的父母要使他活下来，也不过如此。李佑怎么能不竭尽死力来报答他呢？即使拿高官厚爵诱惑他，用明晃晃的刀刃威胁他，他也一定不肯抛弃李愬而投向贼军。所以一开始，李愬虽然待他没有隔阂，却没有让他佩剑、统率军队。等到朝廷把他送还，李愬才让他佩刀出入帐下，统率六院精锐士卒，于是袭击蔡州的谋划才确定下来。李愬的用心，大概可以看出来了。我因此知道，古代英豪面对事变和时机时，从来不是没有方法，只是他们不把方法告诉别人，别人也没有察觉罢了。过去韩信背离楚国归附汉国，高帝任用他，和在楚国时没有什么不同。等到滕公向高帝谈起韩信，高帝也没有认为他奇特，直到韩信因愤怒而出走，高帝才命萧何前去追赶。萧何极力说明韩信可以任用，高帝才任命他为大将。一个将领逃走，丞相亲自追赶，君主突然任用他，韩信的心自然甘愿为汉国效力了。后来汉朝之所以平定天下，全是韩信的力量；蒯通、武涉的游说不能从中离间，这就是任用韩信的功效。评论者却认为萧何追韩信是高帝不知道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反而怀疑萧何逃走了呢？他们竟不知道高帝失去萧何，就像失去左右手一样吗？然而高帝为什么迟疑一两天而没有追问呢？皇帝的心意，本来就可以看出来。唉，古人驾驭降将的方法就是这样。如果不思考其中的方法，却想仓促任用他们，那么不被他们陷害的可能性就太少了。桑维翰

译用中原人平定中原，用外族进攻外族，这是古代的道理。借助外族来平定中原，是天下最下策，也是百姓最大的祸患。追究它的根源，竟然出自明君贤臣，大概是事情变化逼迫在前，不得已才这样做，只是权宜应付一时的需要，没有时间替天下和后世考虑。然而这种做法积累得越来越深，形成的影响延续得越来越远，人们拘泥于所见所闻，反而更加努力去实行；一旦溃乱四处发生，即使出动百营也没有人能够挽救，这难道不是可叹的吗？所以我曾经推究这件事，大概始于唐高祖，完成于郭子仪，而到了桑维翰时达到极点。有的因为创业困难，借外族作为声援；有的因为急于中兴，利用外族作为辅翼；有的因为被迫拒绝命令，依靠外族作为先锋；这些都是用权宜办法应付事变，以求迅速取得一时的功效。虽然能够满足心中的愿望，但后世受到的祸患，实在说也说不尽，这就是所谓考虑得不够长远。况且过去汉高帝曾经创业，起兵于民间，连一块立锥之地都没有；虽然聚集徒众击破强大的秦军，却百战百败，多次被项籍逼到危急困窘的境地。然而汉高帝的气势从未稍稍受挫，他聚合疲敝的士卒，占据有利形势，收揽天下英雄，最终困住项籍并消灭他，从来没有借助外族的声援。隋炀帝的暴虐遍及天下，天下人都苦于他的刑罚，厌恶他的污德，只怕他不能尽快灭亡。假如能够反过来行事，即使徒手也可以使他灭亡，更何况拥有太原的军队呢？所以借助外族声援，是唐高祖的罪过。汉光武帝曾经中兴汉朝，起初出身徒步平民，没有预先聚集的军队；虽然奋力鼓勇击破寻邑，但群盗蜂起，几乎被河北的盗贼逼迫困窘。然而光武帝的心从未懈怠，他因而思考汉朝百姓，运筹谋略，驱使诸将士卒，举兵平定群盗，从来没有使用外族作为辅翼。安禄山、史思明的罪恶天下皆知，天下人都想吃他们的肉、睡在他们的皮上，从来没有一天忘记他们。假如能够顺应这种形势，即使一根短鞭也可以平定他们，更何况拥有灵武的军队呢？所以借用外族作为辅翼，是郭子仪的罪过。至于拒绝外族命令，虽然是忠臣义士一定不会做的事，但古代人也有因时势而这样做的，孙权就是这样。曹操乘着攻取荆州的势头，率领八十万大军直抵长江，挟持天子的命令责备孙权没有进贡；这种大势不是容易抵挡的。孙权壮勇敢为，立即命周瑜前去抵御，运用奇谋、奋发机巧，大败曹军；虽然能够遏制敌人，却不能最终兼并天下，而常常凭江东的军队与中原抗衡，并没有借助外族作为先锋。潞王并非正统姓氏，却继承了帝位，他淫乱污秽、暴虐残酷，这是天下人都明白的。张敬达凭庸碌琐碎的才能统率军队，进攻石敬瑭；他的形势远远不足以与曹操相比。替桑维翰谋划，应当一举发动太原的军队，运用奇谋、奋发机巧，击破张敬达。然后迅速攻下太行，抵达怀孟，堵塞虎牢，向天下显示形势，发布檄文号召各镇形成犄角，那么区区后唐又哪里值得消灭呢？这正是光明磊落、千载难逢的功业。何至于向外族称臣，请求救援来显示自己的弱小呢？即使称臣还可以说，竟然又割让卢龙送给他们，使外族产生轻视中原的心意，长驱直入，渐渐习以为常。推究实情来确定罪责，桑维翰的罪过哪里诛责得完呢？所以自汉代以来，外族侵犯边境，大概也是有的；西面不过到雁门、定襄，东面不过到渔阳、上谷，从来没有长驱深入中原的。自唐代开始才有这种情况。因此即使唐太宗盛世时，颉利的军队也曾直抵渭水；此后外族直接侵犯长安，历代都没有断绝。大概自唐高祖以来，急于建立功业，寻求外族作为援助，使他们得以在中原施展野心；他们贪恋中原的繁华，认为中原容易对付，所以常怀着吞并中原的心思，气势上也更加轻蔑它。于是他们长驱深入，毫无顾忌，使中原百姓世世代代遭受他们的毒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有人说：“祸乱从晋代就有了，难道能说是唐代才有的吗？”我说：“越过边塞、侵犯中原的事，是唐代才开始有的。我憎恶中原的祸乱出自外族，所以像这样追究三人的罪责。然而这三个人，只是想求得一时的成功，也不知道祸患竟会发展到这种极点；假使他们确实知道后果，难道还肯这样做吗？由此看来，凡是要成就大事，果然不可以求速成。” 我在这时年纪才十八九岁，但胸中已经有这么多事情，难怪很难平静。即使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后来又拿什么来承接呢？唯独曹公的一篇论说，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龙川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九 （宋）陈亮撰写 ○论 谢安与王导相提并论

译善于观察大臣的人，常常要看他对国家的作用，而不只看他自身。晋朝拥有天下后，不到两代便成为江东政权，可见德泽在人心中还不深。然而它又成就了百年的基业：前有王导为之奠定基础，后有谢安为之扶持。两人端正安静、宽厚简约，都能决定国家的轻重与有无，所以当时有“谢安比王导”的说法。请根据史臣的记载，再加以申说。刘渊、石勒交相扰乱中原，晋朝的藩镇相继覆灭；人心虽然没有忘记晋朝，但若不是有超世的豪杰之才，便不能在北方立足。形势所在，难道是人力能够强行改变的吗？所以王导辅佐元帝，在建业建立根基，以遥相呼应的方式支援北方。当时元帝的声望尤其轻微，王导能够提高他的声望；那些名士还没有来辅佐，王导能够把他们招致而来。法令宽简，诸事草创，宫室没有修治，军国的礼仪也不完备，显得好像并不安于此地。把扬州作为京畿，粮食布帛等资用都从那里供给；把荆州作为重镇，铠甲兵器聚集在那里。于是江东的势力便逐渐强大，在上面总揽大纲，而各地的二千石官和郡守县令往往可以自行其意。将帅中有功劳的人，人才中不受拘束的人，门族声望显赫的人，民间的豪强，以及那些能够自行隐匿户口的人，也都能够在其统治下各自舒展。他不把穷究奸邪当作明察，也不把苛刻执法当作严厉。中间经历了敦厚严峻的变故，以及将相之间意见不同、互相猜疑离间的议论，王导在成败兴亡、存废之间审时度势，因事施为以取得功效，江东最终依靠他而安定。他真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唯独祖逖经营河南已经取得功绩，王导却几乎任凭他自生自灭，难道是因为江东刚刚安定，还来不及筹划远方的攻略吗？君父之痛，不能因为一朝安定便忘却。因此周访、陶侃有志向却未能实现，庾亮、庾翼、褚裒想大举进兵却自行受挫。最初不能开创局面，后来便没有办法打开局面。后来桓温借平定蜀地的势力，一时威震天下，率兵进入关中，三辅震动。当时南方军队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出征。如果径直进军长安，豪杰一定会响应，西北各郡县，谁不是愿意效力立功的人？即使有智谋的人，也无法替苻健、苻雄谋划了。桓温一心以为会有大鸟将要飞来，所以气势不足以作出决断，进退失据。这正是王猛所不屑于做的事。晋朝从此失去了恢复中原的希望，而桓温当时专擅朝廷，几乎要改换天下。谢安高卧东山，承受着天下百姓的期望，晚年才接受桓温的征辟，最终与王坦之、王彪之上下周旋周全，扶持王室，使桓温的叛逆谋划暂缓，桓温自己也因此灭亡。等到谢安辅政时，晋朝的变故已经很多了。好比人的身体，元气尚未充实，奇异的疾病却接连发生，这本来就不是长久之道。趁着稍稍安定便急于求快，就会随即灭亡。所以谢安一概从大体上加以弥补调和，号令没有什么变更，任用人才也不分彼此。外戚进朝便辅佐政事，出朝便任方伯，这是晋朝的制度。王蕴坚决推辞，谢安便以义理强令他接受，使上下都没有不满之心，也避免了后来任用失当的祸患。桓氏的族人位列内外，一旦失去职务，便会成为政治上的蛀虫。让石民、石虔担任荆州、江州的长官，使他们没有窥伺的念头，也使后来不至于因意外而产生忧患；这样，苻坚的进攻本来可以不必有晋朝参与。然而谢安仍泰然如常，淝水之战的功劳壮大了，却微薄的赏赐也不接受，君臣之间的恩意已经无法保持。只是当时正筹划经营中原，唯恐来不及，从中便可以看出晋朝之所以仍为晋朝了。只要有人壮大它的势力，后来者便还有可以凭借的基础，至于自身便无暇顾及了。等到桓氏终于因失职酿成祸乱，刘裕最终借此而起，竟然能够替晋朝一举平定河洛。司马氏灭亡而又复存，仍延续了二十多年。若不是谢安壮大晋朝的势力，本来应当不能达到这种程度。王导和谢安相隔数十年，他们端静、宽简，弥补调和、辅佐赞助，仿佛出自同一个人。江东百年的基业，确实依赖他们二人。他们大概也接近古人所说的大臣了吧？如果撇开他们建立国家的功劳，只取他们立身的一项操守来比较，那不是评论大臣的方法。所以我极力论述江东的兴亡，二人的相配便清楚可见了。王珪的确切评论究竟怎么样

译天下有才的人不知有多少，古今的书也不知有多少。人物有小有大、有高有下，书籍有浅有深、有纯正有瑕疵，这些暂且无暇评论。总而言之，天下不能没有这样的人，也不能没有这样的书，这样以后才足以承受君子的评论。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借助卦象阐明道理；后来几位圣人又设置爻、撰立卦辞，推演义理、陈述文辞，发挥《易》的卦象，使它光明盛大而不可遮蔽。此后，天下那些开发万物、成就事务的人都以它为宗旨，谈论术数的人以它为宗旨，著书立说的人也以它为宗旨。孔子、孟子大概是发挥这些道理最为宏大的人。扬雄还担心天下人不能完全通晓其中的变化，于是依据天地自然的数理，深思幽微玄妙，撰成《太玄》，阐明万物之理无穷的奥妙，以及天道和人事的极致。天下人只知道它讲的是数理，哪里知道他穷究义理的精微竟达到了这种程度？《法言》不过是《太玄》的引申罢了，世人不了解它也是应该的。桓谭称扬雄的学问超过诸子，班固也取此语为他作赞，那么也不能不充分论说其中的缘故。自古以来，圣贤生在世上，难道是为了自身而求得在世间显名吗？只是恰逢时代需要，而人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等待他来完成，那么这种责任便不能推辞；出仕便治理天下，退处便著书立说，也只是随所遭遇而定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萧何能在韩信尚未被任用以前就看出他的才能，但最终仍不能保证韩信没有反叛，甚至还要借助韩信来作为保全自身的手段。既然如此，人才充分发挥才能，竟成了一生中最大的忧患，那么在功名利禄之中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所以李泌在德宗面前极力评论李晟、马燧，两位大臣为此感动得流泪。假使李泌像张延赏那样，李晟正想以死明志，也无法得到公正的评论。到了这种地步，同列官员的公论难道不是非常可喜吗？我的长处既然已经显明于天下，却仍然看重同列的公论，这当然不是自我炫耀。因为同一群体、共同做事的人，他们的评论容易失于不公，而君主听取意见时也容易受到影响；这是自古以来共同的弊病，并非一天形成的。唐太宗兴起时，房玄龄在艰难中与他相知相得，在帷幄中谋划，奠定了大业。温彦博曾经掌管机要事务，李靖也已经在南方建立功勋。后来天下平定，房玄龄参与振兴国家、起用人才，唐朝的纲纪法度也因此焕然一新。温彦博在传达诏令、掌管出纳方面，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劳苦；征伐的责任，则确实由李靖专任。等到魏征、王珪以仇敌旧臣的身份进入朝廷，充任进谏诤言的行列，而【疑“戴由月”】也从小官得到进用，于是终于平定天下。这些任用的先后、新旧差别，也已经很明显了。太宗把他们一并举用而重用，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诸位大臣也都舒展四肢、尽力效命，不再把先后、新旧当作嫌疑。有一天，太宗因为王珪善于识别人，便让他在朝廷上评论诸位大臣的才能。王珪逐一辨析评说，都足以尽量指出他们的长处，并且切中他们的内心。他们同心协力来成就天下大事，到这时便可以释然自得了。难怪他们不约而同，都认为这是确切的评论。否则，如果只是根据诸公已经成就的事业来评论，这哪里足以称为知人，而诸公又怎么会高兴到这种程度呢？所以说：天下有才的人，固然以君主能够充分任用他们为乐，更以同列之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内心为乐。唉，王珪的评论可以说是公正的，而他的内心大概也非常平正。王珪与魏征同为谏臣，忠诚正直、切直恳切，大体相当。人情常常被自我认识所蒙蔽，唯独王珪能够看出魏征正直而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为耻的心意，并把自己置于激浊扬清的职责上。能够辨析细微差别，又明白地认识自己，那么他的评论怎么会不公正呢？我由此知道他的内心非常平正。虽然如此，房玄龄看起来是诸位大臣中最为旧交的一位，而唐朝功业的成就也有他的辛劳。汉高帝那样多疑，却大概终身不敢舍弃萧何而另行任用别人。太宗正奋然驾驭天下豪杰的心志，使新进之士轮番掌权，而房玄龄安然处之，不因自己的进退而自觉嫌疑。因此诸位大臣都能充分发挥才能，最终没有法度纷乱的忧患。任用新进之士轮番当政，却不损害国家的大体，这是萧何、曹参都难以做到的，也是王珪的评论没有涉及的。难道是房玄龄本来就乐于诸公一同任用，而这不是王珪所能察知的吗？这就是房玄龄成为宗臣的原因。扬雄的学问超过诸子

译天下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古今这样的书也不知有多少。人物有细微和宏大、高下之分，书籍有浅薄和深厚、纯正和瑕疵之别，这些暂且无暇评论。总之，天下不能没有这样的人，也不能没有这样的书，这样以后才足以承受君子的评论。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借卦象来阐明道理；后来几位圣人设置爻、创立卦辞，推演义理、陈述文辞，发挥《易》象，使其光明盛大而不可遮蔽。此后，天下开发万物、成就事务的人奉它为宗旨，谈论术数的人奉它为宗旨，著书立说的人也奉它为宗旨。孔子、孟子大概是发挥这些道理最宏大的人。扬雄还担心天下人不能完全通晓其中的变化，于是依据天地自然之数，深思幽微玄妙，撰写《太玄》，阐明万物之理无穷的奥妙以及天道人事的极致。天下人只知道它讲数理，哪里知道他穷究义理的精纯竟达到了这种程度呢？《法言》不过是《太玄》的引申罢了，世人不了解它也是应该的。桓谭称扬雄超过诸子，班固也取来为他作赞，那么也不能不极力论说其中的缘故。自古以来圣贤生于世间，难道是因为自身的缘故而求在世上显现吗？只是恰逢时代需要，人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等待他来完成，于是这份责任不能推辞；出仕便治理天下，退处便著书立说，也只是随所遭遇而定罢了。六经是等待孔子才完备的，孟子的七篇著作是等待孟子才完备的。荀卿子的书出现以后，儒者的事业才开始在世间得到充分发挥；在那个时代，不能没有这个人，也不能没有这部书。难道像诸子那样喧嚷不休，只诵读自己听闻的学说，求得在世上显露自己吗？贾谊的一篇著作、董仲舒的三项对策、司马子长记述历代的著作、刘更生传述五行的书，它们切合世间实用而不违背圣人之道，本来已经有些不同于诸子了。大概到了后世，扬雄才出现。扬雄的书并不是模仿圣人而写成的。《太玄》像《易》，《法言》像《论语》，这是它在形式上的弊病，却不是他本来用心的地方。若不拘泥于外在形式而推究他的用心，那么《太玄》对于《易》是有功的，并不是《易》的赘余。有太极而后有阴阳，所以《易》借阴阳来阐明道理；有阴阳而后有五行，所以《洪范》借五行来阐明治国之道。阴阳五行的变化可以穷究，却不能穷尽；学者仍有遗漏和未尽的思考，于是扬雄依据《太玄》来阐明道理，正是时代不能停止、事情不得不如此的结果。它从冬至开始，循环一整年，以对应事物将要到来而没有终止的状态；这就是它在时间上可以看见的依据。它从一开始，到八十一结束，运用错综无穷的计算方法；这就是它的数理可以知道的地方。它依据三方的计算而乘以九，把白天和黑夜合计为二百四十三日；把方分为三份，以一份作为一州；把一州分为三份，以一份作为一部；把一部再分为三份，以一份作为一家。用这些来总括天地的变化，这就是它的事情可以穷究的地方。它在时间上可以看见，在数理上可以知道，在事情上又可以穷究。扬雄作《首》《表》《赞》《测》，向下深入黄泉，向上高出苍天，大处包容元气，细处进入无与伦比的境界。文章意义繁复伸展，枝叶纷披，即使在一时、一日、一分、一算之间，也无不包含极其深奥的道理和无穷的作用。它开启人的思虑，发挥人的事业，使人的心与天地万物相通；天地万物的错综、闭合与开放，无不由我贯通。性命道德的道理，竟能在时日和分数之中全部获得。这哪里是制作《太初历》的人所能知道的呢？这部书一定要等到扬雄以后才得以完备。天下如果还没有明白《太玄》，那么时日分数的道理便无处能够发挥作用，又将凭什么应对事物的变化、贯通天地之心呢？所以扬雄的书虽然是人道不可缺少的，却仍然要等待后世君子来阐明。当时的人不了解它，可以；后世的人不了解它，也可以。桓谭了解它，可以；班固了解它，也可以。如果天下可以没有这部书，扬雄一定会以此为忧患；如果天下果然不能没有这部书，那么千年以后，扬雄的心也仍然如同在当日。《法言》这部书，是用来讲论古今、采集人物，从旁贯通其中义理的。连《太玄》都不了解，即使知道《法言》，仍然不能算真正了解。借助《太玄》来阐明道理，正是扬雄用来使自己与圣人相通的地方，怎么能不超过诸子呢？世上没有拥有皇极的君主来扩大它的作用，又没有具有道德声望的人来发扬它的旨意，那么桓谭的话也不过姑且表达自己的意思罢了，哪里敢说自己对扬雄有所补益呢？唉！天地万物的道理，从来没有不明白显著的。即使更换圣人、超越贤者，只要能够相互阐明其中的道理，便没有不用尽其力的；但天下人还没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作用，那么诸子的喧嚷，真可以说只是候虫自鸣自止罢了。所以说：天下不能没有这样的人，也不能没有这样的书，这样以后才足以承受君子的评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勉强实行道，大有功效

译天下难道有道之外的事情吗？然而人的内心危险，一刻也不能不加以操持。不操持自己的心，却从容沉溺在声色货利的环境中，应付一天之内万端事务的繁杂，然后还要求事情取得成效，也可以说是丢失了根本。这是儒者最为恐惧的事。道并不是出现在形体气质之外，而是始终运行在事物之间。君主凭一己之身处于崇高的地位，对于声色货利，必定要使用自己的力量来节制，不敢安然放纵；对于一天之内的万端政务，必定要竭尽自己的心力，不敢忽视。只遵循理，只服从正确的原则，求得充分发挥天下贤者的心志，使一世的人才都得到成全。这样的功劳不是不大，却不需要向外寻求。天下本来就没有道之外的事情。不依仗自己的天资高明，只是在应当做的事情上努力勉强去做罢了。汉武帝喜好铺张、喜欢夸耀功劳，董仲舒对他说：“勉强实行道，大有功效。”这可以说是对君主提出高难要求了。请让我试着加以申说。从前尧、舜、禹、汤、文、武以及勤勉不懈的仲尼、惶惶不安的圣人，他们都是大圣人。顺其自然地实行道、以利于天下地实行道，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又何必在天地之间再有所求，而像这样迫切呢？这是因为人心危险，道心幽微，二者一出一入，间隔容不下一根头发，所以一刻也不能停止操持。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在天地间接受形体、受到外物颜色影响而产生的情感。六者得到正当状态，便是道；失去正当状态，便是欲。何况君主处在能够取得一切的地位，掌握着可以取得一切的权势，眼睛接触外物，内心随着事务活动，他的喜怒哀乐、爱恶受到诱发的途径不止一端，怎么能保证事事物物都合乎正当呢？一刻不加操持，内心就放纵了。放纵而不知道寻求收回，便会陷入只有圣人才能无所妄念的境地。道哪里还有别的东西呢？不过是喜怒哀乐、爱恶这些情感的端绪罢了。不敢一刻不使用自己的力量，不竭尽自己的心思，这就是勉强实行道的实际。贤者处在职位上，有才能的人任职，使没有一个百姓不得安宁、没有一件事物得不到养护，这就是“大有功”的验证。上天保佑下民而为他们设置君主，难道是要让君主放纵自己的欲望吗？即使是圣人也不敢不存此心，本来就是这个道理。武帝具有雄才大略，杰出地看待前代，他的天资并不是不高；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喜爱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他的立志也不是不大。他忧虑典礼流失，悲伤六经散佚，他的心意也不只是想在四方夷狄中建立功劳来满足自己罢了，本来是要在圣人的典章制度上建立功业，与三代相媲美，成为世所罕见的君主。却不知道喜怒哀乐、爱恶一旦失去正当性，天下所有盛大的举措便都只是一个人的欲心，距离道就远了。即使取得功劳，也不过止于表面好看罢了。尧舜在朝廷上赞许、否定，是尧舜的喜悦；一喜悦，天下的贤能智慧之士便都得到任用。商汤、周武王发布诰誓，是商汤、周武王的愤怒；一愤怒，天下的暴乱便都被除掉了。这就是他们实行道而取得功效的原因。把经典全部送交官府收藏，并不是武帝个人的喜好；如果把它当作私人的喜好，真伪便会混杂，只会成为空洞的文章。外域侵犯侮辱汉家，并不是武帝个人的愤怒；如果把它当作私人的愤怒，百姓便无法生活，只会成为后世的警戒。假使武帝知道勉强实行道、使自己的情感得到正确运用，那么表彰经典、彰明圣人之道，就一定不会成为空文；诛伐讨平外敌、安定华夏的形势，也一定不会只成为后世的警戒。这样的功劳哪里数得完呢？武帝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却从容沉溺于声色货利的环境中，应付一天之内万端事务的繁杂，却不知道警惧。这样无论走到哪里不是祸患呢？议论的人只说武帝好大喜功，却不知道他没有勉强学习，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从事于形器之外的根本道理，达到深广精纯之后再施行。因而董仲舒想用深厚根源、正大宏阔的道理，改变他胶着纷扰的心，就像方榫和圆凿互不相合；这就是武帝最终把他遗弃于诸侯的原因。深厚根源、正大宏阔的道理，如果不能在事物中加以贯彻，那么孔子、孟子的学说就真的迂腐空疏了。这并不是当时君主不任用它的罪过。齐宣王好色、好货、好勇，这些都是妨害道的事情，孟子却想进一步把它们扩充开来。好色，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情感；把这种心情推广到百姓，使他们没有怨女旷夫，就是勉强实行道、实现共同的人心，这样好色便不至于沉溺而成为违背道的祸害。好货，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欲望；把这种心情推广到百姓，使他们没有受冻挨饿，就是勉强实行道、实现共同的人心，这样好货便不至于陷溺而成为违背道的祸害。人谁不喜欢勇敢，只是担心勇气不够宏大罢了。人心中本来没有的东西，即使是孟子也不能顺着它去诱导。不忍心看到一头牛被杀的心，孟子想把它扩充开来，使它达到五十岁的人能够吃肉、六十岁的人能够穿丝帛、家中八口人不挨饿，并把这称为王道。孟子所说的王道，难道不是切合实际事情吗？梁惠王问怎样使国家获利，并没有违背道；迁移百姓、搬运粮食，也不能说没有顾念百姓。孟子却都不认为这样就够，而极力谈仁义。这是因为计较利害，哪里是本心所应有的呢？它发展到极端，可能使人忘记亲人、怠慢君主，因而无法把道理贯彻到事物之中；这不是好货好色所能相比的，更何况是不忍心杀一头牛的心呢？圣贤所说的道，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道。处在人上地位的人，知道声色货利容易使人沉溺，也知道一天之内的万端事务令人畏惧，能够在应当做的事情上努力勉强去做，便差不多符合董仲舒的意思了。天下难道有道之外的事情吗？龙川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 （宋）陈亮撰写 ○经书发题 《尚书》从前圣人用道来衡量古今的变化，从中取出合乎道的要旨，共一百篇，留下作为万世的训诫。它的文理严密明察，事情的本末都具备，大概是等待后世君子来阐明的；那些经生分篇析句的学问，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我陈亮是什么人，竟敢议论这些？只是想要同诸位共同阐发罢了。充满宇宙的，无非是万物；日常生活之间，无非是事务。古代的帝王，唯独明白事物的缘故，发表言论、建立政令，顺应百姓的心情，因循时代的宜当之处，处在常道中而不懈怠，遇到变化而使天下得到安定。如今记载在《尚书》中的，都是这些道理。总的说来，文章义理严密明察的功用，到尧时以后才没有欠缺；诸位圣人的心意，因此可以断定以《尧典》为止而没有疑问。由此说来，删定《尚书》并不是圣人的私意，而是天下的公意。《诗经》

译道存在于天下，平正地施行在日常生活之间；能够获得性情之正的人，本来就有办法知晓它。在先王时代，天下人的情感发出来而止于礼义，大概有许多是不知道为什么却自然如此的。先王远去以后，民情流散已经很久了。然而所谓平正地施行于日常生活之间的道理，与人的生命一同产生，本来不能与人分离。因此，情感虽然已经流散，言语虽然容易流露，而天下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圣人却从其中有所取用。这又不只是先王恩泽的遗留；圣人对待《诗经》，本来就要使天下人恢复性情的正当状态，获得那种平正施行于日常生活之间的道理，难道只是拘泥于章句训诂的末节吗？这难道是圣人的本心吗？孔子说：“人的兴起在于诗。”难道章句训诂也足以使人兴起吗？希望同诸位一起探求它所以能使人兴起的原因。《周礼》《周礼》一书，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都具备其中。我的老师孔子大概感叹它文采郁郁，知道天地的功业没有比它更完备的了。后世如果有圣人，也不能在它上面增加丝毫。世俗儒者认为，政治发展到周公时，方法已经穷尽；既然穷尽，便不能再继承；周以后必定会成为秦。我的老师孔子大概已经预先知道这一点，却没有说出来。唉！如果果真已经穷尽，那么周公的志向就荒废了。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应风气的宜当之处，因循时势制定法度，凡是用来为人道树立最高准则的，都不是怀有私自占有天下的心。到了周公，汇集百代圣人的大成，文理严密明察，层层相接如同贯串的珠子，整齐有序如同绘制的棋局；委曲而恰当，周备而不污秽，不再有一丝间隙，于是人道完备了。人道完备，便足以周遍天下的道理，通达天下的变化；应变通达的道理，都具备在周公之道中。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与天地同流，难道还担心它会穷尽吗？周家的制度既已确定，上下相互维持，延续到八百多年；诸侯已经擅自建立、各自称立，周王只是空有名义的器物，微弱地立在诸侯之上，而诸侯都互相顾望，没有谁敢废掉它。诸侯究竟害怕什么而始终不忍废弃周王呢？难道不是周公的制度有办法维持诸侯不忍废王的心吗？即使当时颠倒错乱，它仍然没有灭亡。在那个时候，周王虽然自取与上天断绝，如果有人能够变通周公的制度并推行于天下，并不一定非要由周王来做，而周公的治术本来从未穷尽。秦只看到取得天下的艰难，认为周公的制度大概不适合自己，便连同仅存的制度一起全部抛弃，却不知道周家的制度一旦彻底废尽，秦也随之灭亡了。人道废弃了，君主难道能够独自存在吗？当初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王朝，即使百代以后的事情也可以预知。”大概是认为后世的王者必定会依据周制而有所损益。这样变通下去，延续百代也不会穷尽，哪里知道后来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呢？汉高祖从草野间兴起而取得天下，知道天下人厌恶秦朝的苛暴，希望有一个可以休息肩负的地方，所以君臣共同因陋就简，保留宽大的意旨，建立汉家的制度；百姓也因此安定，汉朝国运长久，断绝后又重新延续，几乎可以同夏、商相等。从此以后，追求功利、苟且应付的政治习以为常，先王不可改变的制度被抛弃而无人讲求，人道最高准则没有灭亡，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就是有志之士抱着遗留下来的典籍而兴起百世之叹，反复推究，希望重新看到天地完整大道的原因。然而自秦朝焚书之后，这部书已经不是完整的本子，其中驳杂混乱、不合经典的话，大概像黑白互不相容一样，仍然可以考察而知晓。即使如此，文王、武王的政事，仍然布列在典籍之中。圣贤之人还存在，他们的政道就能被推行。自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大概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难道上天唯独还没有厌弃这个道理吗？所以我将同诸位共同考察其中的异同，以有所等待。《春秋》圣人对于天下，从来没有凭空创作，只是有所继承和阐述。近世儒者说：“有所述说的是天，有所创作的是人。”《诗》《书》《礼》《乐》，是我的老师孔子所阐述的。至于《春秋》，它的文字是鲁国史书的旧文，详细内容是天子、诸侯的行事，而它的义理则是天子奉行天道的原则。孔子又创作了什么呢？孟子所谓的“作”，不过是说“整齐它的文字”罢了。世俗儒者于是认为《春秋》是孔子亲自创作的，所谓“该记的便记，该删的便删”，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在其中增添一句。又说《春秋》的义理只有圣人独自领会。果真相信这些说法，那么《春秋》岂不是孔氏私人的书了吗？《春秋》记载的是天子的事情。圣人以平民身份参与天子的事情，这是王法所应当纠正的。自己不能逃脱王法，又能够纠正别人吗？这样乱臣贼子就有了借口。赏赐是奉行天命，刑罚是执行上天的讨伐；天子是奉天而行的人。赏罚只要有一丝不恰当，就是怠慢上天；怠慢上天而达到颠倒错乱的地步，天道就灭亡了。天道灭亡，就是自己同上天断绝。孔子是周朝的臣民，他悲伤周朝自取与上天断绝，又不忍心让文王、武王的事业终于坠落于地。孔子取用鲁国史书的旧文，依据天子、诸侯的行事而统一加以纠正。赏赐不违背天命，刑罚不违背上天的讨伐，还要说：“这就是周天子奉行上天的地方。”有的地方去掉“天”字而称“王”，有的地方只以职官名称显现，也要说：“这就是周天子用来向上天赎罪的地方。”只要天道不灭亡，周朝就不算自取与上天断绝；周朝不算自取与上天断绝，天下就仍然有王。天下有王，乱臣贼子怎么能不害怕呢？既然如此，《春秋》是周天子的书，孔子又参与了什么呢？有人说：“《春秋》为什么要系属于鲁国呢？”我说：“天下有王，凡是诸侯国所记载的事情，难道不是天子的事情吗？何况鲁国是周朝的宗国，它的事情可以记载得更详细。”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使东方成为周朝吧！”这就是孔子的志向，也是《春秋》所以撰作的原因。因此，它穷尽事物的实情，通达应时施政的宜当；以正道来整齐等级，以宽恕来贯通人情，正直的便直行，委曲的便使之畅达。名称正确而实际不符，便赞许其名而不赞许其实，这正是孔子的本心。事情虽有不同，却责究其事情而通达其本心；使隐微的显明、幽深的彰显，既谨慎严正又宽厚从容，如同上天称量万物、平等施予，如同阴阳并行而互不违背。文王、武王、周公的政道，正是委曲而恰当地合乎人心的政道。至于说《春秋》是孔子亲自创作的，恐怕不是我陈亮所敢知道的。《春秋》所记载的事情，无不属于关于天的学问。以人的角度看《春秋》，却说自己已经领会了圣人的心意，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将同诸位以天下的公意来观察它，不要以个人的私见来观察它。文辞通达而义理畅明，或许可以窥见天道的完整面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礼记》

译礼，是上天的法则。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项。上下周旋、进退曲折，具体完备，这不是圣人凭空能够制定的。《礼记》一书，有的篇章混杂出自汉代儒者之手。如今取《曲礼》《若内则》《少仪》等篇，集中起来阅读，其中记载的不过是日常饮食、洒扫、应答之事。圣人的最高境界究竟在哪里呢？然而读这些篇章，会使人内心舒畅满足，即使想凭自己的意见增删，也总觉得不相合。回头观察自己一天之中的行为，便惊惧地发现内心有所隐伏，这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到现在以后才知道，三百三千的礼仪，无非是从我心中流通出来的。内心达不到，礼也就离开了；竭尽自己的内心，举止容貌、周旋进退无论在哪里都合乎中正。所以世人所说的繁文末节，正是圣人穷尽神妙、通晓变化的地方。礼，是学习的实际根基。由敬慎以后才可以学习礼，学习礼以后才有所依据。三百三千的礼仪只要有一丝不准确，都是敬慎没有达到、我的内心没有竭尽的缘故。一丝内心没有竭尽，那么在运用变化之际，必定会有放纵而不受约束的地方。由此说来，礼就是上天的法则，果然不是圣人凭空制造出来的。《论语》《论语》一书所讲的，无非是从下学起步的事情。求取其中关于上达的说法而得不到的人，便挑出其中似乎微妙的话来玩味探索，主观意见逐渐产生，见解逐渐增多，又进一步替它们作解释说：“这是精微之处，那些只是粗浅的部分。”唉！这就是有些人终身阅读《论语》，却陷入荆棘草莽之中，仍然自以为有所获得的原因吧！道存在于天下，没有本末之分，没有内外之别；圣人的话哪里会只举出其中一端而遗漏另一端呢？如果只举出一端而遗漏另一端，就是说圣人竟把自己和道分成了两件事。既然如此，《论语》应该怎样阅读呢？应当说：用明察来修养内心，勤勉地从下学做起，求取自己内心与圣人共同如此的地方；功夫深、力量到，日后所谓上达，无非就是今日下学的继续。这样来读《论语》，一定会懂得贯通全体而喜爱它。我对于这部书，本来就是终身愿意学习的；现在正要同诸位商量它的旨趣，作为开始入门的道路。《孟子》从前先儒说：“公正便归于一，私心便有万般不同。人的内心各不相同，就像面貌各不相同一样。”这说的就是私心。唉！私心一旦萌发，我们就不知道它最终会发展到哪里。先王时代，礼制通行，名分确定，人心有所止息，所以天下人都能认识自己的本心：亲爱自己的亲人，也亲爱别人的亲人；爱护自己的子女，也爱护别人的子女。他们的本心从来没有不同。周道衰落，王者的恩泽枯竭；利害兴起，人心动摇。内心开始盘算，外在开始谋求。起初只是打算求得便利安适，最后却发展到争夺诛杀，毒害流布四方而没有止境。孟子生在这个时代，怜悯天下竟到了这种极点，认为这种流弊已经难以完全挽救。只要人心一旦端正，各自遵循本心，天下便安定了。何况形势已经穷尽而将要变化呢？一变化而得到通达，哪里只是反掌那么容易！孟子知道其中的道理非常迅速，但当时的君主却正认为它迂阔。我因此知道，并不是这种道难以实行，而是人心难以端正。所以善于观察《孟子》一书的人，应当知道它的主旨在于端正人心；而寻求端正人心的方法的人，应当知道孟子在细微之处严格辨析义与利的区别。请让我同诸位共同探究这些道理。○箴、铭、赞 献给光宗皇帝的鉴戒箴

译五闰年间失去驾驭，伪主僭越窃取帝位，纲常像丝线一样纷乱，天下四分五裂，战争日益不断，形势如沸水烈火，百姓憔悴不堪，没有地方可以存身活命。艺祖突然兴起，上天替百姓设置君主；接受天命的那一天，兵刃没有沾血。他痛惜这片版图仍被割裂，于是半夜不能安睡，前往拜访赵普，独自站在门外，冒着风雪，谋划既定，指挥军队，谁也不敢阻挡。首先征讨扬州，斩杀重进；随即征讨泽州、潞州，李筠被杀；又进攻湖南，保权势力屈服；于是取得荆南，继冲惊惧；一战攻下孟昶的蜀地城池；出兵征讨岭南，刘鋹当面捆缚投降；派使者驰往江南，李煜局促不安；传檄吴越，钱俶献出国家。十多年间忧虑危险、战战兢兢，头发蓬乱，风雨洗头、风吹梳发，东征西伐，天下才开始统一；于是解除兵备、修通朝贡，投降的诸王列于其中；穿粗布裤、着麻鞋，身上披着布衣粗褐，训练六军，整饬法度和朝廷等级。太宗继承帝位，勤勉不懈、夜晚警惕，亲自征讨河东，督促激励士卒，使每个人的勇气增加百倍；城墙没有一处完整，便下诏宽赦，继元于是伏罪，收复漳州、泉州，洪进屏息畏惧。真宗继承帝位，效法太祖、太宗；契丹前来侵犯，人心惶惶，他决意亲自出征，俯从寇准的策略，亲自驾驭鞍马，亲手执掌黄钺和白旄。一挥军旗，王师奋发，我方气势既盛，敌方气势便衰竭，敌人叩首请求和议，战争于是停止。用祸福来说明，这实在依赖辅弼之臣；伟大的仁祖，善于继承并善于发扬。没过多久，元昊在西部反叛，又使谋臣勇将接连征讨多年，边地百姓已经困苦，国家财用也匮乏。后来智高突然猖獗，南岭东西纷扰了数月，及时将其讨平，这是狄青的功劳。靖康之难，说起来令人汗流浃背；二帝向北巡行，流离于五国，远在万里沙漠，风霜凛冽，边地尘土扑面，惊弓之声使人心惊骨寒，国运像旒旗一样飘摇，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幸赖高宗能够继承前代的功烈，仓促渡过长江，内心胆气几乎折断；皇天降下监察，风涛安定平息，所到之处都形成市镇，暂且在浙江建都。完颜亮凶暴的气焰震动四方，他把马鞭投向采石，自以为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越过，幸而军队倒戈，他自己取得了覆灭。寿皇登上帝位，求贤如同口渴求水，尊崇侍奉高宗，孝心尤其恳切；二十八年之久，始终没有缺失。高宗升天后，他悲哀号哭、哽咽难言；四方的人前来观看，面容悲惨忧伤，王业的艰难坦然明白地呈现出来。如今新王继承帝位，以祖宗为法则，不沉溺于酒，不沉迷于女色；女色能够荒废人的心志，酒能够败坏人的德行；把宰相作为腹心，把台谏作为耳目，把将帅作为爪牙，把尚书作为喉舌；提拔尊崇俊秀贤良的人，斥退奸邪之徒。不要以为上天高远，时时都像在面对上天、承受天命；不要以为百姓弱小，实际上这关系到治理的成败；不要让祸患从宫墙内部兴起，不要使忧患在仓促之间发生；不要私自赏赐而妨碍公众议论，不要私自施刑而使……受损。不要轻慢国家法令，不要轻视年高有德之人；对于没有益处的事不要妄自耗费，对于百姓的财力不要妄自兴役；不要以为土木工程只是轻微的皱眉欢笑之事，便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不要以为号令严厉，便以为没有人敢违抗我。充分尽孝，才是明主的治理；考察和任用宰相，是人君的职责。圣人的言论不可侮慢，人心不可违逆。侧耳听取公卿的言论，用心体察帝王的治国之道。不要以为和议已经成功，便不考虑长远的谋划；不要以为大位已经取得，便不顾虑细小的过失。应当效法禹王珍惜每一寸光阴，应当效法文王太阳偏西仍顾不上吃饭。不要效法夏桀建造瑶台琼室，不要效法商纣砍断涉水者的胫骨、剖开正直者的心。要像踩在薄冰上一样，深深忧虑陷没溺水；要像驾驭六匹马一样，切切忧虑它们奔逸失控。不要以为小过错应当彻底铲除其萌芽，不要以为小忧患应当堵塞所有孔穴。前后左右，都应任用贤能明哲之人。君王如果能戒惧这些事情，百姓没有不喜悦的。我这个草野之人作此箴言，冒昧告知掌管宫门政务的人。《耘斋铭》（替剡中任氏兄弟所作）。人出生时本性宁静，一有行动便会发生迁变；并不是外物使他如此，而是人心本来就这样。耳、目、鼻、口，确实是使人心发动的媒介。圣人践行这种道理便成为圣人，贤人治理自身便成为贤人。枯木不会生长，死灰不会复燃；最有生命力的，正是人，正如鸢鸟飞翔、鱼儿潜游于天地之间。恭敬谨慎而不失其正，终身奉行而周旋不息。喜怒哀乐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士人对于学习，农夫对于耕田，都应早晚勤勉不懈；舍弃这些，还有什么可以安心的呢？除去心田中的苗害，就是除去心性的偏失。一次又一次地耕耘，即使嘉种也容易被抛弃；不是不计较收获，而是害怕自己不够虔敬。不虔敬也不努力，就会耽误我的丰年。功业贵在长久，事业贵在专一。凡是你们这些君子，应当彼此勉励啊。《力斋铭》（替何晦之所作）。当初，百姓出生时必定具备完整的能力；能力在心中完备，才会显现上天的法则。形体反过来分散了这种能力，使人同外物交相役使；仿佛忘却了，仿佛遗失了，自己没有察觉，也不能自持。告诉你什么叫作尽力吧：内心明白而约束邪恶，就应当像嗜好美色一样嗅知善行的美好。下学的功夫，应当把能力全部发挥到极致。这就是颜子想停止却不能停止的原因，也是樊迟所说先从艰难处做起而后有所收获的道理。《妥斋铭》。过去的事情一同过去，未来的事情一同到来。义理如果确实精纯，行动和静止必然相伴；心胸如果广大，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天下虽然广大，我却能安居在这间斋室中。《朱晦庵画像赞》。形体具备纯粹的阳刚之气，气质含有恰当的喜怒；面容润泽，背部充满生气，我不知道他究竟以什么为乐；端坐静居，深思不已，我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忧患。把他置于钓台上，也按捺不住他的气势；把他画在云台上，也无法捕捉他的神采。天地间生养万物已经很久了，如今正等待上帝发布正确的命令。《辛稼轩画像赞》。他的目光有棱角，足以照见并映射一世豪杰；他的肩背有所负载，足以承担四国的重任。他稍稍施展才华，便突然引起震动，却不知道胡须鬓发已经斑白，只希望胆力始终无所畏惧。召唤便来，挥手便去，在天地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逃脱他的掌握。搅动他却不能使他浑浊，澄清他也不能使他更清澈；难道他天生就是做将相的材料吗？所以说：真正的老鼠即使使用也只是徒然，真正的猛虎则可以不用而用之；这正是上天宠爱他的缘故。《龙川集》卷十。●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一。（宋）陈亮撰。○策。廷对。

译朕以菲薄的资质承受寿皇托付的重任，早晚恭敬谨慎，想着怎样遵循先帝的慈训、履行先帝的明法，心情十分迫切。临朝执政至今已五年，但治理没有更加进步，恩泽没有更加广布，难道是教化的实际成效还没有显著，号令的意义还没有得到信服吗？士大夫是社会风俗的倡导者，朕用来勉励他们志向的措施不可谓不勤恳，但苟且懒惰的习气仍未完全革除；诉讼案件关系百姓的性命，朕选任司法官员不可谓不谨慎，但冤屈滥判的弊病或许仍未完全消除。莫非是习惯于常情，便难以改变；玩弄虚文，便不知畏惧吗？况且在帝王之世，贤人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在野外和谐共生，风俗本来是美好的。然而谗言和败坏德行的行为，仍然需要忧虑；即使只画衣冠、区别章服，百姓也不犯法，刑罚已经可以搁置；可是对于执意作恶、触犯刑法的人，必定要更加审慎地处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熏陶、教训、磨砺，自有其中的道理吗？如今希望做士人的，都纯洁无瑕地承受圣德，趋向完全归于正道；做百姓的，都改过向善、远离罪恶，使诉讼归于公平；使名声符合实际，使是非不能替虚伪文饰；使私欲消灭于公义之中，使爱憎不能容纳个人的私情。节俭正直的义理，在各级官位中兴起实行；哀怜百姓、审慎克制的恩惠，遍及四方。这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诸位士大夫等待诏问已经很久了，如今都来到朝廷。你们替朕考察古今适宜的办法，推究治理教化的根本，凡是能够统一风俗、清明刑罚、成就太平和谐功效的，都尽心逐条陈述。朕将亲自阅览。臣回答说：臣听说，人君以宽厚要求自身，却从未以刻薄对待天下之人，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古人说，以自身的情况去观察天下，是因为天地万物的本性本来相同。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礼乐刑政，是用来督率天下并治理百姓的；仁义孝悌，是君主率先实行天下并作为天下之师的。二者相互修养并同时施用，人心便有正道而无邪曲，民众的生命便有保障而无枉屈，这正是治乱安危由此区分的原因。尧舜以及三代的治理之所以独自超出前代，是因为君道和师道没有一项有所缺失。后世所谓明君贤主，在君道方面或许还没有完全做到，而师道却于是废弃了。天下的事情，哪有比人心和民命更重大的呢？而关键就在君主一人的心。人心没有统一归向，民命无所安置，却想讨论古今制度沿革的适宜，考察兵力财赋出入的数目，以求穷尽治乱安危的变化，这就像没有土地却希望种植必然生长一样。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谦恭求治，常常唯恐赶不上，深知人心不容易端正，民命不容易保全。您把我们这些平民召到朝廷，赐下圣明的诏问说：‘朕以菲薄的资质承受寿皇托付的重任，早晚恭敬谨慎，想着遵循慈训、履行明法，心情十分迫切。’ 臣私下感叹，陛下对于寿皇，在他临政二十八年之间，难道会有一项政事、一件事情不放在圣心之中吗？在问安、视察寝宫之余，陛下借此观察言辞、察看脸色，由此得到寿皇的心意，其端绪非常多，也已经掌握其中的关键并见诸施行了。难道只是每月四次朝见，把它当作京城的美观吗？而圣问又说：‘临政至今五年，但治理没有更加进步，恩泽没有更加广布，难道是教化的实际成效还没有显著，号令的意义还没有得到信服吗？’臣由此知道，陛下求治唯恐不及的心，就像天体运行一样从不停息。臣听说禹即位三年，百姓便因仁德而获得成就。推究其根本，不过是说：‘能够节俭，能够勤劳，不自满自夸罢了。’如今时令和顺，年成丰收，边境没有震动，也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古人所谓的小康。陛下仍然察觉治理没有更加进步、恩泽没

译有更加广布，想求得所谓教化的实际和号令的意义，大概正是深知人心不容易端正、民命不容易保全。臣请为陛下讲述君道和师道，以满足陛下不停求治的心愿。所谓教化的实际，不是仅凭言语就能使人心动的；用仁义孝悌来充分实现人君所谓的师道，可以做到。所谓号令的意义，也不是可以凭权力驱使人服从的；用礼乐刑政来充分实现人君所谓的君道，可以做到。天下的学问不能彼此统一，而以道德统一风俗，是五皇极的事情。极称为皇，而皇居于五位；如果不是九五之位，就不能建立皇极。用大公至正的道理，考察天下那些不合于皇极、陷于过失的人和事，把它们全都归并到正道之中，这难道是一人私意和小聪明所能做到的吗？只是做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使天下会合于正道罢了。我的老师孔子列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把德行放在言语、政事、文学之前，是因为天下各种长处都可以自行进趋于正道。然而德行居先，是因为天下的学问本来都由此产生。周官所说的儒者以道德取得民心，师氏以贤能取得民心，也只是取得民心的两条途径。可是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起，文章和政事几乎完全被废弃了。它的学说既然偏颇，有志之士大概已经感到忧患和痛苦。近十年间，众人一同起来压制它，却不能制止偏颇、去除虚伪；天下的贤者反而先被废置而不用，旁观的人也因此愤懑而公开发言，那么人心凭什么能够端正呢？臣希望陛下彰明师道来治理天下，把仁义孝悌相互发扬并展示给天下，完全收罗天下人才，使他们各自的长处、短处、大小才干都得到任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没有一项被废弃，而始终把德行放在首位。宽广无边地与天下共同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圣问所说的‘士大夫是风俗的倡导者，朕勉励他们的志向不可谓不勤，但苟且懒惰仍未完全革除’，大概就不必再忧虑了。若以皇极为名，却任用那些苟且懒惰的人，暗中消磨天下贤者的作用，那么风俗将日益苟且，天下的事业也就败坏了。天下人的真实情况，不能任其自行表露；执掌八柄来驾驭臣民，是六三德的事情。强弱形势不同，随着时势有时放宽、有时收紧，是人君独自运转权衡、深藏不露的手段。运用君主所独有的权势，考察威福对家有害、对国有凶的情形，将其全部掌握，这难道是臣下可以轻慢使用的吗？以沉潜刚强和高明柔顺相互调节，只希望刑法适当平允罢了。我的老师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有人违犯孝道，他不忍把他们置于刑罚之中，认为教化没有达到，便不应贸然杀人；可是少正卯却在七天之内被诛杀，大概是因为他动摇民心，使人一天也不能容忍。《周官》的刑法说，治理国家使用中等刑典，大概是不愿意自行随意加重或减轻刑罚。可是二三十年来，罪至死刑的人不问实情，统统援引法条定罪，往往多到侥幸得以活命。事情既然偏颇，公正平心的人都不以为然。近年来，掌管刑典的官员竟把杀人当作能干，即使可以判生也附会判死。朝廷有时还认为这是公正的，全部听从他们，致使审奏案件的制度反而用来满足一时的私意，百姓的性命又凭什么保全呢？臣希望陛下充分实行君道，使天下得到幸福；礼乐刑政一并施行。凡天下奏报审判的案件，不论案卷长短、情节细碎，都让它们上报刑寺；情节有疑、罪责较轻的，驳回改判宽缓刑典，直到确实没有可以宽免的理由后才施以极刑；都要依据案卷裁断，不得自行任意加重或减轻。这样，圣问所说的‘诉讼关系百姓的性命，朕选任官员不可谓不谨慎，但宽纵和滥判的弊病或许还没有完全革除’，大概就不必再忧虑了。若说威福都在自己手中，便想在一天之内完全除去冤屈滥判和人的私意，固然不可信；但我们自己又怎能保证没有私

译心？不如把案件交给有关官司，至少还有准绳可依。圣问又说：‘莫非是习惯于常情，便难以改变；玩弄虚文，便不知畏惧吗？’

译臣认为，人君以宽厚要求自身，却从未以刻薄对待天下人，哪里会有自身已经做到极致，而天下最终仍不可教化的道理呢？臣希望陛下彰明师道、君道，率先实行罢了；这就是所谓教化的实际和号令的意义。臣恭敬阅读圣策，其中说：‘况且帝王之世，贤人在朝廷和谐相处，万物在野外和谐共生，风俗本来美好。然而谗言和败坏德行的行为，仍然需要忧虑。’臣由此看出陛下深知人心不容易端正。从前尧舜以师道治理天下，只要可以挽救人心的办法，没有不做到极致的。邪说横行侵入人心，叫作谗说；行为高出常情、违背正道，叫作殄行。人心危险，言论若能横行侵入，人们便会接受；行为若能高高凌驾于正道之上，人们便会屈服。这就是所谓震动惊扰，也是尧舜所忧虑的。因此一定设置纳言之官，使君王的命令和百姓的言论交替发出、彼此进入，最终共同归于正道，使天下的学问统一。到了周朝衰微时，天下各种学说争相兴起，肆意发表，彼此不肯低下，而从前所谓谗说、殄行，转变成了乡原，专门用浸润的方式侵入人心，使自己归附于流俗。天下的学问既不能统一，又因其势力不肯屈服而不自行归于孔孟，大概正是因为深深畏惧孔孟之道，知道这种情形已不是尧舜时代曾有的了。希望陛下比尧舜畏惧谗说、殄行更加畏惧乡原，那么人心归正就指日可待了。臣恭敬阅读圣策，其中说：‘即使画出衣冠、区别章服，百姓也不触犯刑法，刑罚已经可以搁置；可是对于执意作恶、触犯刑法的人，必定要更加审慎地处置，这是为什么呢？’臣由此看出陛下深知民命不容易保全。当初尧舜以君道使天下得到幸福，禹平治水土，后稷教民播种，百姓本来已经因拥有生计而欢悦了；皋陶又阐明刑法来昭示他们，堵塞那些不可通行的道路，使百姓能够从容接受契的教化、伯夷的礼法。天下人都知道禹、伯夷、后稷、契的功劳，而皋陶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影响隐然存在而不可抹杀。后世治理天下的办法，只剩下刑罚一件事。宽缓简约胜过细密繁苛，温厚胜过严厉，这些功效都可以说出来；但皋陶那种不言而成的功劳却已经废弃了。鞭子作为官府刑罚，木杖作为教化刑罚，黄金作为赎刑；过失和灾害可以大赦，执意作恶则施以刑罚。官府刑罚既然如此，教化刑罚又是这样；情节较轻的用财物赎免，情节属于误犯的依命令释放，凡是可以宽免的全都释放。所谓执意作恶而触犯刑法的人，大概就是那些不能宽免的人。天下应当判刑的人能有多少呢？后世刑罚之轻，没有比得上尧舜时代的。希望陛下考察尧舜减轻刑罚的原因，那么百姓的性命就一定可以保全。圣策又说：‘难道不是熏陶、教训、磨砺自有其中的道理吗？’臣之所以反复向陛下陈说，是因为如果充分实行师道，熏陶教化自然就在其中；如果充分实行君道，训诫磨砺便不必多说。尧舜治理天下的办法，难道能超出我们的道理之外吗？仁义孝悌、礼乐刑政，都是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臣恭敬阅读圣旨，其中说：‘如今希望做士人的纯洁无瑕地承受圣德，趋向完全归于正道；做百姓的改过向善、远离罪恶，使诉讼归于公平。’臣由此看出，陛下从未以刻薄对待天下人。他们又怎么忍心把自己当作异类呢？圣策又说：‘使名声符合实际，使是非不能替虚伪文饰；使私欲消灭于公义之中，使爱憎不能容纳个人的私情。’那么圣意似乎不免还有一点疑惑。然而天下的学问贵在正，天下的情理贵在平，最终本来没有不归于宽厚的。今天的祸患，正在于名与实、是与非尚未辨明，公与私、爱与憎尚未分明，极端发展到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还没有确定。伊尹说过：‘如果言论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理中去寻求；’ ‘如果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也一定要考察它是否合乎正道。’这个说法已经很接近正确了。可是汉代的谷永，他的话未尝不违逆上意；唐代的李泌，他的话未尝不顺从上意。那么人心难道真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吗？孟子说：‘国人都说某人贤能，一定要亲自考察确认他贤能，然后才任用；国人都说某人可以杀，一定要亲自考察确认他该杀，然后才杀他。’这个说法比伊尹更加周密。然而作为君上的人，又从哪里得到国人的真实议论呢？如今在陛下面前进言的人，谁不认为自己正确、认为自己公正呢？陛下也曾考察舆论称贤的人而任用他们。然而人的衡量能力有限，内心还不能完全公平，也不能做到全无私心。小人乘机放肆进言，把出于私心的力量强行说成公正、把抵抗说成正直，陛下也不能不被迷惑。于是想把两方面都保留下来，以为这样就是公平；但香草和臭草绝没有同放在一个器皿中的道理。名实、是非当天就混淆了，公私、爱憎也不知道归于何处，又怎能希望风俗端正、刑罚清明呢？陛下既然看见他贤能而任用他，只要他的举动有小的偏差，不实行便是了。君臣本来应当彼此如同一体，何至于保留那些肆意进谗的人，使贤者因恐惧而动摇自己的志向、在进退之间徘徊呢？陛下如果能够明确辨别名实是非的所在、公私爱憎的归向，那么治乱安危便由此分明，天下的大计也大致确定了。风俗本来会不待期望而自然端正，刑罚本来会不待期望而自然清明。清白地承受圣德、改过向善而远离罪恶，只是其中的小节。圣策又说：‘节俭正直的义理，在各级官位中兴起实行；哀怜百姓、审慎克制的恩惠，遍及四方。’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呢？关键在于辨明名实是非的所在，辨明公私爱憎的归向。办法不过是以宽厚要求自身，而从未以刻薄对待天下人。陛下每三年举行一次策问，多士应当好像只是接续旧例，也好像只是把它当作文书上的具文。臣这个草野之人也把它当作旧例，用具文来应答；过了这一关，将来陛下即使授予高爵厚禄，也未必会吝惜。陛下谋求的是名声，而臣等草野之人取得的是实际，这难道是国家所便利的吗？端正人心以建立国家根本，使百姓得以生存以延长国脉，是二帝三王最急迫的首要事务。陛下用策问来考士，已经不曾轻视我们；在末尾又策问臣等说：‘诸位士大夫等待诏问已经很久，都来到朝廷；你们替朕考察古今适宜的办法，推究治理教化的根本，凡是能够统一风俗、清明刑罚、成就太平和谐功效的，都尽心逐条陈述。朕将亲自阅览。’臣由此看出，陛下必定想端正人心、保全民命，充分实行君道和师道，直到达到二帝三王的治理境界才停止。

译只是臣是什么人，哪里足以奉答这重大的诏问？臣私下观察，陛下以宽厚要求自身，从未刻薄对待天下人，已经取得端正人心、保全民命的根本，却还要臣考察古代。如今考察适宜的办法、推究治理教化的根本，那么以宽厚自处的道理难道有穷尽吗？只要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产生疑惑就可以了。陛下的圣明孝心，即使曾参、闵子骞也不能超过；但如果每日问安、视察寝宫的事务稍有减少，人们就会产生疑惑。陛下随即恢复如常，使产生疑惑的人不负其期望；这正说明陛下以宽厚自处没有止境。陛下的英明决断出于天性，不借助左右近臣传达辞色；但如果废置、赏罚没有常规，人们就会产生疑惑。陛下最终完全不借助他人，产生疑惑的人也不负其期望；这同样说明陛下以宽厚自处没有止境。云气上升到天空，《需》卦说君子饮食宴乐；九五爻所说在饮食上等待，是等待时机而有所作为，难道应当等待在这里吗？难道陛下的圣明会以此为乐吗？然而人心不能没有疑惑。光明两次出现而成《离》卦，大人以连续不断的光明照耀四方；六五爻说流泪滂沱、忧戚叹息，是两种光明相互照耀，抚心自我警戒，不敢把自己同太阳相比。难道凭陛下的英武，肯甘心郁郁处于这种状态吗？然而人心不能没有疑惑。臣希望陛下的圣明孝心一天胜过一天，英明决断一件事胜过一件事；在安闲安逸之中振奋精明，在谦逊抑制之际振起心志，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产生疑惑，而陛下最终继承寿皇的志向、完成寿皇的事业。那么古今适宜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治理教化的根本也没有超过这的。以统一风俗来端正人心，以清明刑罚来保全民命，明显的成效和巨大的验证，足以成为万世无穷的法则。其根本不过是以宽厚要求自身罢了。《诗经》不是说过吗：‘上天的旨意，多么美好而永不停止；文王的德行纯粹无杂。’子思也说：‘纯粹而又永不停止。’以宽厚要求自身，难道有穷尽吗？臣冒死恭谨献上愚拙的答对。国子。国家的本末源流，是大臣所讲求谋划、士大夫共同遵守的。公卿大夫的本末源流，是子弟所熟习听闻、建官设学所教导的。天下的贤才，难道本来就不如公卿大夫的子弟吗？国都中的学校不能遍及天下士人，是因为国家的本末源流，不可能逐一告诉每个人。把天下士人聚集到京师，也不是培养他们厚重质实志向的办法。用天下的学问培养天下的士人，为他们制定规矩准绳，命令有关部门以宾礼选拔他们，难道是要消磨天下豪杰的心志吗？天下如果有卓然独立的豪杰之士，不等候教诏便懂得国家本末源流，他本来不可能在宾兴选拔时隐藏自己。还应当培养他们的声望和实际才能，等到天下已经信服，然后选拔出来置于高位；先王对待天下士人，本来已经没有辜负他们。至于公卿大夫的子弟，他们近在王朝左右；我们既然尊敬礼待他们的父兄，众人也共同看见了。他们的子弟同样是我们的子弟，应当让他们共同学习并加以教导；大司乐和属官用音乐使他们的心平和，这是成就德行、培养人才的办法。师氏，是天子用来增长善性、挽救过失的官职；又把处置中正、纠正过失的事情告诉国子弟。对于国家的本末源流，他们本来已经像亲身经历、亲自走过一样熟悉。因此，他们的嫡长子往往可以世袭成为卿；其他儿子的官职又召集他们的庶子，以道德教导他们，以戒令整肃他们，平时考察他们的技艺才能，紧急时按军法编制统率他们。凡是在王朝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可以任用的人才。教导他们的子弟而由我亲自任用他们，不像汉代的办法，只等他们的父兄任职后便把子弟任为郎官。即使尊重嫡子以节制其余子弟，又怎么能禁止他们后来被选拔任用呢？东汉设置五经师来教导四姓小侯，唐代按官品分设四学来教导他们的子弟，大概也足以给公卿士大夫施加恩惠了。只是教养没有法度，时势又容易改变，最终也免不了借助四方游士来装点声势。东汉衰败时的情况不值得说，唐朝盛盛之时已经这样了，怎么能不赶快改变呢？本朝监学的制度，虽兼收天下士人，却更加厚待国子，大概是珍爱礼制、保存旧制，以便有所等待。吕汲公号称杰出而有见识的人，却不知道举用先王教养国子的办法，只想在阶官前加上‘左右’二字来勉励他们，这是不探究根本而只整齐末节。这只会徒然开启后来纷纷争论的局面。如今朝廷选用人才，本来已经不再区别文武，像奏补一样。只因凭借父兄所任的官职，希望他们自行学习后再任用，却完全听不到教学的办法。因此，即使不学习而从政的人，世人也都安然接受，不觉得奇怪；还怎么能希望他们熟悉国家的本末源流呢？然而国子仍设置博士、正录，因此其中的文教制度还保留一二分。如今因为科场一时的弊病，就要像对待待补人员那样，让国子弟另行考试，那么这种制度从此就会全部废弃。何况还没有恢复它的实际内容，怎么忍心连它的文制也抛弃呢？皇上正认为山林之士不能熟悉国家的本末源流，只会纷纷扰乱听闻，而此时又有意整顿国子弟；如果举用先王教养国子的办法，哪里担心不能实行？何况还残存一二分的旧文制，难道可以因一时的弊病就彻底废弃吗？士大夫嘱托子弟的事情，以及太祖皇帝用来警诫陶榖的事，还可以考察。何至于仓促改变法令，竟类似于把器具丢弃呢？把天下士人聚集到京师加以养育，不是良法。人情已经安定的制度，不可轻易改变。太学对国子更加厚待，仍然是美好的心意。符合天理而不可没有的制度，难道唯独可以轻易改变吗？草野之人的议论，不敢因私情而损害公义。执事也不可以因为出于公义，便对私情感到嫌疑。请允许我今天把这些话说完。传注。

译从前孔子到周地去，考察上古帝王的礼制和典籍，大概没有什么没有看过的。包牺氏、神农氏、黄帝氏开始开辟天地、创立人伦；其中极为宏大的制度，本来就是百王不可废弃的，而风俗崇尚质朴，法度崇尚简约。因此，古代典籍虽不能完整保存，但保存其宏大原则；《易》中所记载的十三卦，讲的就是圣人之道。《易》这部书，则把天地古今的变化都完备地记载了。帝王开始因时制宜建立制度，可以作为万世的法程；百王治理世事变化的纲纪，从此更加详备。因此裁定编成典籍，三代制度损益变化的情况，后世圣人将有所考察。夏、商的典籍，杞国、宋国所保存的材料特别不足以征信，于是开始确定《周礼》。又考察周王朝风俗的盛衰以及列国离合的变化，删定编成《诗》。关于周代，可以说记载得很详尽了。又采录历代圣人宣扬天地和谐的内容，编列为《乐》书。后来又痛惜《春秋》时代的变化，终于无法再恢复古制。齐威公、晋文公称霸，首先改变了三代旧制，天地间的大经大法从此废弃。圣人用来贯通百代变化的道理，全都记载在《春秋》中。六经形成以后，天与人的关系及其始终变化就可以考察了。这就是圣人的志向，而王仲淹确实懂得它。九师、三傅，以及齐、韩、毛、郑、大戴、小戴，还有伏生、孔安国等人，对于六经的文字，穷尽年岁，不遗余力；师友相互传授，考订是非，不任凭胸中臆断。然而圣人作经的大旨，却不是这几位能够完全知道的。天下如果没有豪杰特起之士，那么世上谈论经义的人，难道能超出这几位之外吗？超出这几位之外的，如果不是任凭胸臆而侮慢圣言的人，就是另有依据的人。他们的学说有源流，经历盛衰变化，汇合前后人的智慧，但对于圣人的宏大旨意仍有遗漏。想把天下的学问纳入规矩之内，我还没有见过舍弃注疏便突然能使心术有所止归的。汉唐盛世之时，学者都厚重质实，不做浮躁轻薄的行为；他们的学术源流本来是有来由的。祖宗初年，不认为文字鄙陋就应当改变，而认为人心没有归宿才是值得忧虑的。因此天下士人只知道诵读先儒之说，把它作为依据，却不知道自己的文字鄙陋。于是厚重质实的风气，往往有超过汉唐盛世的时候。后来景祐、庆历年间，欧阳公首先改变五代鄙陋的文风，奋然抱持先圣遗经以考究始终，却始终不敢舍弃先儒之说，仍然恳切探求正义，大概是因为其源流还没有远离。嘉祐以后，文章日益兴盛，而这种风气稍稍衰退了。发展到熙丰年间崇尚一致，尚且还不如今天这样放纵心意、肆意妄为，轻慢玩弄圣人言论。圣人作经的大旨，非豪杰特立之士不能理解；而在细微曲折之处，注疏也已经解释得很详尽了。究竟看到了什么，竟忽略学术源流而不加讨论呢？难怪人心日益苟且，风俗日益浅薄。然而考察三朝，并没有正式立法。天下学者如果知道重视注疏，那么人心的趋向和背离，关键只在上位者怎样做罢了。采摘果实于尚未成熟之时，与等到成熟后再采摘，只相差十天，味道却相差很远。想要使天下学者的心术厚重，却先开启纷纷争论的局面，这又是执事应当忧虑的。可以同享成功，却难以同谋开创，这难道是忠厚人的言论吗？为什么不也想想应当怎样率先实行呢？江、河、淮、汴。从洪荒时代直到尧时，天下的水还没有归向之处，所以洪水的灾患特别严重。尧独自对此忧虑。当时天下善于治水的人，没有超过鲧的。四岳推举鲧，尧不敢因为他的治水方法败坏宗族而弃置不用。从前曾考察他治水三年，他疏导一条水流、筑成一条水渠，大概也未尝没有获得便利。只是他不能以为天下谋公的心来观察天下的大势，汇合天下的水流并察看它们的去向，所以虽然有疏导一水、修筑一渠的功劳，但三年之间汇集众流来考核，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因此说：鲧堵塞洪水，扰乱地陈列五行。到禹以为天下谋公的心观察天下大势，汇合天下水流并察看它们的去向，水流中最大的没有超过黄河；他使天下的水都有归宿，黄河也安稳流入大海。他疏导黄河所费的功力并不少，大体上只是顺着水势让它自然流行。因此历经三代，黄河没有成为祸患。自从齐威公贪图河流沿岸的土地，用来安置居民、增强国力，黄河才开始失去原来的河道。禹在荥泽下游，曾引黄河水向东南流入淮水、泗水，大概那时支流还不旺盛。自从秦国决开浚仪渠灌溉大梁并兼并天下，黄河和汴水才开始分流。汉朝承接齐、秦之后，所遭受的黄河水患尤其严重，大概必须有禹遗留下来的智慧，才可以治理当时的水患。然而汉代议臣所讨论的东流、北流等主张，以及贾生、韩生的论说，虽然有的足以成为一时的便利，但按照古代义理衡量，都属于扰乱五行秩序的做法，哪里足以感动上天而使黄河改道呢？到了永平年间，黄河水道已经堵塞，才开始修筑汴渠，又修治浚仪渠。后来隋大业年间，大规模开凿通济渠，黄河、汴水通达淮水、泗水，才开始平稳流行而没有阻碍，因此东南地区的转运粮食得以接连北上。本朝建都陈留，驻扎重兵以固守，所依靠的东南粮食不知有几千万石，所以设置发运使来转运，疏浚渠道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因此本朝所受黄河水患与汉朝没有不同，但享受汴渠的便利，却是汉以来从未有过的。难道水势本来没有固定状态，也会随时代而形成利害吗？如今汴渠已经堵塞了，将来版图恢复之时，谈论黄河的人，难道还可以再用过去的事情来说明它吗？也应当以为天下谋公的心观察天下大势，汇合天下水流并察看它们的去向，这样一定能够找到处理它的办法。量度权衡。

译从前伏羲氏开始画八卦，依据物象来阐明道理。虽然其中包含天地的正数，却从未把它直接告诉人。制作器物的人崇尚卦象，哪里只是谈论数呢？卦象一经显示，数便存在其中。当时风气尚未开化，人物还质朴，观察卦象的奥妙，大概不必推求数理之后才知道。因此谈论数的人把它归入律历之学，而历代圣人都以观察物象来穷尽天地的蕴奥。即使孔子已经懂得这些，也不把它当作平常言论。汉代到了建元、元狩年间，谈数的学问才开始兴盛。他们认为，数开始于一，成于三；三相积累得到八，十一相合而黄钟之律产生。度量起于黄钟管的长度，容量起于黄钟之龠，权衡起于黄钟之重量。推演为历法，推究而崇尚物象，合起来成为《春秋》的三统四时；排列起来成为皇极的三德五事；用五乘十成为大衍之数，这是道数的宗本。道取一作为依据，所以把道同数区别开来。数本来是四者的宗本，却排列成五，所以使数与器物相配。如果没有道来主宰，天下的数怎么能够不断生成而无穷尽？天下的器物又怎么能够分别而各有用途？只谈数而不知道的人，不过是真正的星官、历翁一类的学问罢了。长度以九寸为极限，用来制作黄钟之管；三分微数积成显数，用来区别度的分限；上三下二，用来显示量的形制；分割为十八，用来穷尽权的数目。这些都是数，其中却有道理。数可以推演，道理也可以阐明。洛下闳等人推求数，扬子云独能依据数来阐发其中的道理；颜师古的注释只是解释数罢了，不明白道理而解释数，怎么知道他的数果真没有悖谬呢？学者应当从《太玄》中去求取。先儒认为五十五是天地的正数：阴没有一，阳没有十；阴数收缩，阳数扩张，有时相乘，有时相除，以穷尽数的变化。因此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这不是正数本身，而是用来穷尽变化的数。律产生以后，成为度量权衡；制作器物来穷尽天下的变化，这难道可以用固定的法则来讨论它们相生相成的意义吗？姑且这样回答明白的询问罢了。铨选资格。

译有察举制度，之后才有铨选；有铨选制度，之后才有资格制度。天下的变化日益趋于下层，天下的法令也日益趋于详密。当汉、魏实行察举时，难道认为铨选可以实行吗？察举不能避免徇私，便只是严格考试考核的办法罢了。考试考核有了法度，但它的变化还没有停止；由此更加详密，那么铨选归于吏部，本来就是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到了隋唐实行铨选，难道认为资格制度可以采用吗？铨选不能避免弊病，便只是谨慎掌握注授官职的时机罢了。注授有了一定时机，但变化仍没有停止；由此更加详密，那么铨曹设置资格制度，也是形势必然发展的结果。然而铨选实行以后，人们往往认为察举只是没有用的虚名。如今人的才质逐渐不如古人，所以铨选尚且承受不了它的弊病，却想羡慕无用的虚名，以求合于古制，并希望得到盛多的人才，这是引导人走向徇私。过去察举是汉魏的良法，如今却成了虚名。铨选既有固定制度，这种说法难道容易被采纳吗？然而魏元同、沈既济之类的人，想挽救铨选的弊病，便一再致意于郡县察举，上奏疏论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恢复它。天下正苦于铨选制度没有定准，而将要转向资格制，这与铨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番议论虽然没有实行，有见识的人却很推重它。大概天下的变化可以挽回，却不能一味顺从。等到资格制实行以后，人们往往又把铨选看作难以守持的弊法。如今人的才能渐渐不如古人，所以资格制不能完全防止弊端；若想推行这种难以守持的弊法，逐渐恢复前代制度，却说古道有希望，这只是开启弊端，使天下终于无法可守罢了。从前它是隋唐的盛典，如今却成了弊法。资格既有固定的守则，难道这种说法还容易被接受吗？然而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等诸公想挽救磨勘、荐举的弊端，打算废除旧例，不按资次任用人才，并且考察百官的怠惰。天下正苦于资格制不够详备，却又要转向成例，这与铨选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虽然随即废止，议论者却为之惋惜，也是因为天下的变化可以挽回，却不能一味顺从。这样看来，铨曹资格制度的弊端，自庆历以来本来就已经被人忧虑了。后来熙宁年间，神宗皇帝想要建立法度以使天下蒙福，考察《唐六典》，大力整顿天下官制；按照名分考核实际，确实已经光大了祖宗的事业，也是元祐诸臣不敢轻易改动的。然而资格制度仍沿用祖宗的旧制，只是更加详密了。等到按照名分考核实际的意旨衰微了，资格制的弊端也依然如故。凡是大臣所筹划的、议臣所论奏的，往往只是因弊端而改变法令，却未必完全探究当初立法的本意。法令越详细，弊端反而越严重，积累到今天，铨曹资格制度的弊端已经数说不尽了。这就是圣天子日夜辛劳、忧虑政事，而执事您也将进用诸生加以教导的原因。人情难以完全考察，法令也不可完全依赖，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然而上下之间，往往都把法令当作依靠，只是因为喜欢它有准绳。按照名誉取人，人们有的会用虚浮妄诞来应付，而荐举时只把文书作为依据罢了。天下宁可困于荐举，最终仍认为名誉之风不可助长，是因为所依靠的是法令。按照功绩取人，人们有的会用浮夸虚伪来应付，而年资劳绩只不过把日月当成功劳罢了。天下宁可困于年资劳绩，最终仍认为功绩的实际不可信，也是因为所依靠的是法令。天下正把法令当作依靠，却想把任用人的责任交给法令；即使尧舜在世，也不能一天之内改变天下人的这种心理。如果一心只想从法令上求取答案，那么今天的法令也已经很详备了。圣上按照名分考核实际，常以清明的光辉照临群臣，留意民间事务，尤其重视郡县，可是弊端仍然如此，那么人情果然难以完全考察，法令果然也不足以依赖了。庆历、嘉祐年间，天下的名士常常忧虑法令不能改变。到了熙宁、元丰年间，却又把变法当作忧患。即使像苏轼、苏辙兄弟这样熟悉议论政事的人，也不过是在嘉祐年间的制策中表现得勇敢果断，在熙宁年间的奏议中却持重谨慎，转手之间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议论。他们即使自以为善于侍奉两朝，又将使君主拿什么来执守并作为依据呢？唯有张安道始终以艺祖的旧事为言，不因侍奉两朝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如果使君主能够讲求当初立法的本意，就一定会因时制宜，知道该如何处置。艺祖承受五代藩镇之祸，能够使藩镇拱手接受约束，所以各郡由京官权知，三年一换，财赋归漕司，军队各归郡府，而士人从最低的一命官以上，即使是郡县掌管仓库这样的微职，也一定由朝廷任命，于是天下的形势才统一起来。这是谋划挽回天下局势的大纲略，而不是专门依靠资格制来维持。那时宰相能够进退百官，而吏部还以身、言、书、判来考试，这仍然沿袭铨选的旧制。取人还采用名望，荐举、任用、磨勘、迁转也还没有固定的法令。凡此只是想使天下的权势掌握在朝廷手中，所以朝廷尊严，大臣镇重，天下士人不把求取进身看作才能，也不把能说会道看作贤能。历经三朝，士人中善于议论时政是非利害的，百人中也不过一两个。难道不是很盛大吗？如今吏部的资格条文一天比一天繁多，而铨选沦为空文，已经很久了。朝廷正依照资格办事，下面的人轻视上级的爵位，小臣参与国家大计，于是那种循规蹈矩、苟且求取、浮伪偷惰的风气，实在不应当还指望靠法令来解决。我愚钝不敏，不敢轻率议论时政，只是身处今日而思念艺祖。在资格制度盛行之时，却说铨选可以恢复，也不过是用来答谢明主的询问罢了。四种弊端

译古代官府和百姓是一家，农业和商业是相互关联的一件事；上下彼此体恤，有无相互流通。百姓困苦，就向官府求助；国家困苦，就取资于百姓。商业借助农业而建立，农业依赖商业而流通，彼此求得辅助，而不是求得相互伤害，那么良好的法令和美好的用意，什么时候有一天不在天下实行呢？《周官》让司稼制定征敛的法令，让旅师按人数颁发积存的粮食，使国家的费用能够调合四方、流通财利；这些事情关系非常切实，而职掌却很细微，本应曲折周密地加以防范，周家却把一切交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推行自己的意旨、完成自己的职务，舒展四肢，沟通有无，使官民、农商各安其位，安乐地生活。这才是至高治理的极致，而不是只依靠法令来防范。后世官府和百姓不再彼此了解，农业和商业也不再彼此资助以发挥作用，只求自利而不顾相互伤害，所以官府常常认为百姓难以治理，百姓常常认为官府在虐害自己，农商之间只是互相瞪视，担心对方垄断牟利罢了。利益所在，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去做呢？所以朝廷立法一天比一天严密，士大夫议论利害也一天比一天详尽，但最终仍然对事情没有补益，这是因为上下不再相互体恤。唉，这种局面难道是一天积累起来的吗？郡县困乏空竭，而这种弊端又一天比一天严重了。租税收入任意加征耗费而没有限度，义仓的粮食随意调拨而不按时，利用和籴牟取盈余，借助强力获取利益；法令禁令并非不严，议论也并非不切中要害，可郡县却安然若无其事，实行起来像是理所当然。天下的官员难道没有一个有志于百姓吗？圣明天子日夜辛劳，忧勤在上，又怎么忍心让人这样做呢？只是郡县的经费依靠这些才勉强能够支撑。假使官府和军队的一切问题都不去计较，却唯独在百姓中保持最大的信用，即使大贤之人也有时难以做到，何况正处于官民、农商彼此猜视的时候呢？这也只是端正根本罢了。等郡县稍稍宽裕从容以后，再向他们说明官民相互体恤的道理；即使不专门为这些事情制定法令，也还可以有所救济。否则，上面有这样的意旨，下面却没有实际行动，四处回环观望，法网像凝固的脂膏一样密闭，最终彼此蒙蔽，又能责怪谁呢？不过，善于谈论弊政的人，没有比当今更详尽的了；可是不了解治理之道，不研究时势变化，他们的说法虽然似乎值得听取，事情虽然似乎可以实行，追究始末，最终却归于无用，就像支撑破屋，却不能挽救它在一天之内倒塌一样。这不只是四种弊端如此。若能讲求并推行财利的本源、法制的根基、增减盈亏的变化，以及先后参酌的适宜，使天下财赋日益充裕、郡县经费日益充足，那么区区四种弊端，只是一个郡官的责任罢了，哪里值得劳烦议论？臣所讲论推究的这些事情，加上朝廷的文书约束，难道还不明白圣上的询问又一次向下征询的用意吗？张文定公认为：祥符以来，万事败坏松弛，专门务求姑息，渐渐失去了祖宗的旧制。取士、任子、磨勘、迁补的法令已经败坏，任用将领、供养军队也都不是旧日的法令。国家费用已经困窘，政令便一切从权。大商人和奸民趁机牟利，于是茶、盐、香、矾的法令也混乱了。后来神宗皇帝独自留意租赋收入和郡县储藏，常平、义仓的法令尤其完备。元符以后，调拨、借用不再遵循旧典，神宗的法令又败坏了。渡江以来，对于远大的、重要的财政事务，仍然留下许多遗憾，士大夫置之不察，难道只有四种弊端值得谈论吗？我正要向执事请教这些事情的本末，只是还没有空暇。改变文章的法式

译古人慎重对待变法，而改变文章的体式尤其不是变法应当首先做的事。天下的士人，难道不想按自己的意愿写文章吗？如果把天下所有文章都指责为不对，人各有自己的心意，未必会认为我们的说法正确。可是各种认为不对的言论交相发出、纷纷而来，议论者于是开始纷纷扰扰。纷纷的议论一旦兴起，一个人的力量绝不能胜过众多人的口舌，这就是古人慎重变法、而尤其慎重改变文章的原因。那么文章的弊端终究不能改变吗？同样都是改变，只是要审慎安排先后罢了。文章弊端到了极点，自古哪里有超过五代时期的呢？卑下鄙陋、衰弱不振，令人厌恶到了极点。艺祖一兴起，便恢宏开阔、磊落大方，不从事雕章琢句，以振奋天下士人的气节；科举文章则一概听任士人自行发挥，由有关官员按一时的尺度加以取舍，却不曾改变它的格式。后来柳仲涂作为当世大儒，从事古学，最终也不能号召天下人跟从自己。到了杨大年、刘子仪沿用原有文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天下人便纷纷仿效，称为昆体。穆修、张景专门以古文相互推重，不写骈丽文章，也不过是同苏舜钦兄弟在寂寞之地相互唱和罢了。所以天圣年间，朝廷大概已经知道厌弃这种文风，但天下士人最终仍不能跟从。后来欧阳公、尹师鲁等人兴盛古学，祖宗涵养天下已经七八十年了。因此庆历年间，天子慨然下诏，鼓励并督促学者接近古道，天下士人也一致大为改变，以符合皇上的意旨。于是胡翼之、孙复、石介凭经学来到太学任教，李泰伯、梅尧臣等人又凭文章和议论在其中往来研习，士人这才有了老师。那时学校还没有考课试验的制度，来求学的士人多到要连接房屋居住，却仍不疲倦，太学的盛况大概达到极点了。趁士气正当奋发之时，即使把三代、两汉的文章取来，立为科举取士的格式，又何必担心他们不遵从？这正是改变文章的时机，艺祖本来已经预先知道会这样。然而当时诸公改变了文章的体裁，却没有改变科举的格式；文章出入于文史之间，却没有以经术为根本；学校考课士人的办法又往往失之过于简略，这就是王文公得以乘隙在熙宁年间推行其主张的原因。以经术造就士人的本意不是不好，可是新学和字说又是为了什么呢？学校考课试验的办法不是不好，可是每月考书、每季考试又是为了什么呢？那时士人中通晓经术的，是神宗造就人才的功效，并不完全是法令造成的。等司马温公起用，在元祐年间任宰相，完全恢复祖宗旧制，却不能参照熙宁年间以经术造士的本意，只取学校考课的大略，不过是求得一时痛快罢了。于是那些擅长词章的士人，都是祖宗涵养的余泽，并不一定完全出自法令。绍圣、元符以后，号称绍述熙宁、元丰，也没有真正恢复旧制。士人都对经学肤浅，却对文章烂熟，其中的弊端哪里说得尽呢？中兴以来，把诗赋和经术参合起来，以涵养天下士气，又建立太学，以振奋四方人的观听。因此有文章的人、有德行的人、精通经学义理的人、明晓古今的人，无不各自能够奋发自立，这大概也可以说是盛况了。然而心志一旦舒展，就容易放纵松弛；议论没有选择，就容易浮泛浅薄。各种弊端有如此情形，您所询问的事情，本来就是形势发展必然会达到的结果。议论者思考改变弊端的办法，用意不是不好，但这件事却是艺祖认为困难、嘉祐年间也没有做到的。三年考课的文章，关系到四方士人在考场上的前途，这难道可以在一天之内改变吗？然而学校里的士人，对经学竟敢提出异说而不疑惧，对文章则放纵地发表浮泛议论而不顾忌，这种源头渐渐发展下去是不可长久的。这是长贰官员的责任，而主持文衡的人应当向他们表明朝廷所喜所恶，关键不在法令。过去庆历年间有胡翼之的学法，熙宁年间有王文公的学法，元祐年间有程正叔的学法；如今应当向朝廷请求，参照选取并加以采用，不要专门依靠每月考书、每季考试，来造就大学的士人，使他们成为四方的表率。那么祖宗的旧制就可以逐渐恢复，哪里一定要仓促改变文章格式来惊扰他们呢？古人慎重变法，尤其慎重改变文章，必定有深远的用意。不知道执事认为怎么样？制举

译设置科目来选取士人，而制举是用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的。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遍布天下，难道其中一定都是平常之才吗？非同寻常的人才也可能在其中。唯独制举能够专有“非常之才”的名目，难道古代的贤君是这样轻视天下士人吗？他们以一身处在王公、士人和百姓之上，对于天下的事情，常常害怕有所缺失。自公卿以下，直到郡县的小官，凡是科举出身的士人，无不可以凭自己的言论上达。可是仍然害怕他们有怀抱而不能全部表达，所以设置制举，召告山林中朴实正直的士人，让他们尽情议论当世的事情，并以非同寻常的人才来期待他们。他们既然接受了这个名号，应当怎样使自己不同于普通人呢？自然要把胸中所藏全部吐露出来，把天下人不敢说的一切都替君主说出，以符合君主求取非常之才的本意。这样，君主就可以完全听到自己平日听不到的事情，因而恐惧警戒、自我修养反省，不辜负天下人的期望。古代贤君因此设置科目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其求言的用意可以说非常迫切了，难道只是为了作这种区别吗？五代末年，天下极其缺乏人才。艺祖一兴起，便设置制科来等待后来的人才，甚至使草野之士也能自行应举，未中第的人仍然授予官职。以艺祖宏大开阔的规模来看，他当然不是修饰法度来追求表面美观，而是真正得到古今设置制科的本意，求取言论的心情没有比这更急切的了。即使当时才智之士的见解不能补益圣明，经过太宗、真宗长期涵养天下，到了天圣年间，仁宗重新恢复制科，富韩公首先应试。此后非同寻常的人才接连出现，仁宗已经用他们来辅佐自己，其余的人也仍然可以成为三代圣王后裔的辅佐。到熙宁初年，孔文仲、吕陶还能够尽情议论新法，以伸张天下敢于直言的风气，虽然制科最终因此被废止。艺祖的规模宏大开阔，后人得到的庇护实在很多，而仁宗正处在它最盛的时期。元祐年间已经恢复制科，绍圣以后又废止了。到上皇中兴，首先设置制举，以实行艺祖的志愿，但士人困于记诵问答，没有人应试。于是我主上急切求取言论，略去对记诵的要求，士人这才奋然应诏。对于国家的大纲略和当世的大计，人们不敢说而皇上虚心等候的事情，必将没有什么听不到的了。可是执事正以董仲舒、刘蕡答策中缓急不同的问题发问，而议论者都把遗憾写在题目中，难道是要从两者中斟酌取其中道，以警戒那些非同寻常的士人吗？唉，说话难以恰当，已经很久了。总之，把君主放在心上，那么言论的缓急就没有不合乎时势的。汉武帝是英明而有志于治理的君主，依仗自己的雄才大略，想要恢复三代的盛况，而汉家制度的变革也正当其时。董仲舒认为汉朝混杂使用霸道来维持尚未安定的天下，天下已经安定，而教化还不纯正。他劝武帝改变政治；可是变革之际，难道可以任意行事吗？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非常可畏，所以他放缓言辞，使武帝从容舒缓，顺应天下共同的愿望，改变那些应当首先改变的事情，哪里敢凭一丝奋厉之气去激发武帝的雄心呢？董仲舒的话虽然缓和，实际上却切合时势，是因为他把武帝放在心上；难道他还计算言论是否迎合自己吗？后来他本来已经甘心去胶西任职了。唐文宗是恭谨节俭而缺少决断的君主，处在皇权不振之后，想有所作为，却总是畏缩不前，而北司之患到这时也已经到了极点。刘蕡认为肃宗、代宗、德宗在北司手中丧失权柄，元和年间的痛苦，臣子一天也不能安然忍受。他劝文宗声讨宦官的罪行并加以讨伐；可是决断之际，难道可以暗中谋划而使自己陷入不正吗？社稷的大计不是小事，所以刘蕡使言辞急切，让文宗奋发果断，顺应天下共同的愿望，轻易达到目的如同反掌，哪里敢慢慢走路去救落水者，等待文宗自己醒悟呢？刘蕡的话虽然急切，实际上却审察时势，是因为他把文宗放在心上；难道他还计算对策能否中第吗？他被贬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惜的是文宗始终没有真正看见他的用心。议论者责怪董仲舒说得不切，又责备刘蕡直言过于疏阔，这大概是不了解他们的用心。世上的事务很多，必须把君主放在心上，言论的缓急才会合乎时势；言论的缓急合乎时势，才不会辜负国家求取非常之才的要求。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为什么要学习异端之学？

译异端之学是从哪里兴起的呢？它起源于上古的疏略，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君子。他们痛惜周代制度过于详密，忧虑世道变化难以挽救，各自凭自己的见解寻求圣人的道，得到其中一种说法，依附古代而在当今兴起。老子、庄子以黄帝之道为祖，许行以神农之言为本，墨家以禹为祖，而申不害、韩非又以道德为祖。他们起初难道自认为是在学习异端之学吗？推究它的起源和结果，最终却背离圣人的道路，所以称作异端，不可以学习。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仍然会兴起。他们天资高，眼力与众不同，得到一本书来读，其中颖悟超拔、独到见解的地方不能逃过他们的洞察，背离正道的地方也不能迷惑他们。若能得到它的精华而不被迷惑，等到背离正道的部分一旦显露并用于施政，就会像兔子脱逃、鹘鸟搏击那样迅疾，成就天下的骏伟功业，没有人能够抵挡；这难道是从异端之学中真正学到的吗？只是其中的说法触发了我的机锋罢了。假使圣人的道路没有散失，六经之学还清楚明白，他们把天资和眼力发挥到极致，伏案读书并与当世共同实践，那么后世那些名臣都将被他们压倒、夺去光彩，并且可以同三代贤人相提并论了。子房、孔明大概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贾生在汉朝不能充分施展自己，魏征在唐朝能够显露才能，也只是由于各自所遭遇的时势不同。子房做高帝的谋臣，从容地一出手便击中时机，而且曾经超然置身于事物之外；这哪里是圯下兵法中所有的东西呢？孔明如果苟全于危乱的时代，不求闻达，三顾之后才出山，却始终恳切关心汉室的事情，每每认为天人关系难以知晓；管仲、乐毅那种只讲功名利禄的学问，大概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天资高超，眼力非凡，在心中卓然有所领会，必定是有因缘才会发挥出来。贾生处在汉朝治道初步形成的时候，经营筹划，竭尽思虑，并把这些推及仁义礼乐，没有什么不能做的。申不害、韩非的书，只是直接激发了他经世济民的志向。魏征处在太宗求治如同唯恐来不及的时候，从容议论，有过错必定挽救，有善政必定申达；虽然还来不及讲求礼乐，但治理国家的体制大概也已经略尽。纵横家的学说，只是直接触发了他遭逢明主、施展才能的机缘。豪杰之士天资高、眼力异，不能用一本书来限定和衡量。唉！假使圣人的道路没有散失，六经之学还清楚明白，而这些人都能在孔子的门下尽情施展，那么即使子贡、子游、子夏也不足以进列其间了。从前圣人遍观上古的书籍和商、周的典章礼制，从唐尧、虞舜以下一直到周代，截取其中的内容，感叹上古以前的事不足以作为法则，又痛惜后世已经无法完全知道那些情况。因此他堵塞异端的源头，使它的流派没有机会重新开启。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君子最终取用唐尧、虞舜以前那些本来不应保存的说法，在世间奔走施行，那么孔子的忧虑确实长远啊！可是《诗》《书》和执守礼法，正是孔子平日所讲的内容，也是他每天与众弟子共同研习的；《易》和《春秋》却不在其中，凭什么来激发豪杰不群的志向呢？子路认为，既然有百姓、有国家，何必一定读书才算学习？孔子便深深排斥、极力斥责这种说法，认为这不是教人的常道。他本应把天下豪杰都限制在规矩准绳之中，却又在上面赞许管仲以仁德匡正天下，在下面赞许颜渊具备四代的礼乐，这大概是因为其他方面没有能够符合孔子内心的缘故。贾生、魏征算是可以的，所以我对于子房、孔明不禁再三叹息。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为什么唯独在汉、唐两代著名？

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在这期间必定有名闻天下的人出现。圣贤的出生也有一定的规律，而君臣相遇难道也有一定的定数吗？因此可以知道天与人的结合是多么困难。到了我们夫子，有扶持天下之道，有匡正四代礼乐的志向，可当时的君主正热衷于功名利禄，他有治国之道却不能相合，有治国之志却没有机会施展，只能叹息凤凰不至、周公不再出现，梦中相见而感叹定理不能应验、定数不能实现。孟子因此再次感叹他在这个时代没有得到疏通，又痛惜时运错失太过。知道天下得到休息的日子还很遥远，圣贤相遇的时期也还没有到来。时代越往后，世道越下降；即使他们相遇，君主也不是从前的君主，臣子也不是从前的臣子，只是应合将来的时运，却再也不会有三代的盛况了。孟子的叹息，大概就是叹息这一点。从汉代来说，萧何、曹参遇到高祖，丙吉、魏相遇到宣帝，可以说是汉家君臣遇合的盛况。从唐代来说，房玄龄、杜如晦遇到太宗，姚崇、宋璟遇到明皇，也可以说是唐家君臣遇合的盛况。他们一时之间的君臣遇合，足以扶持这个时代、使百姓复苏，为后世留下谋划，并使光辉映照前代。他们所谋划并成就的事业，后世都没有能超过的。可是最终仍然有愧于三代，难道是因为时运不能相接、源流不能延续，天人与人的关系极难契合吗？为什么治理之道竟然如此疏阔呢？周王室衰微直到秦代，天下的混乱到了极点。百姓不知道活着有什么快乐，只急于求得一天的安定。唯有高祖君臣明白这一点，以约法三章同天下重新开始，放宽禁网，使当时的人能够阔步高谈，没有危惧之心；虽然礼仪制度多有缺漏，但对百姓施行了德政。曹参用清静无为来继承萧何所定的统一政令，这种君臣遇合的盛况，没有一念不是为了百姓。魏相顺应天时，奉行旧典；丙吉不致力于琐碎苛细，不求一时快意，以辅佐宣帝宽大的政治，也没有辜负君臣遇合的机缘。唐朝承接隋朝旧制，距离隋文帝使天下安宁的日子还不远，天下不能不希望振举纲纪制度，并达到盛治。唯有太宗君臣明白这一点，兴起已经倾覆的事业，扶植已经僵死的局面，以《六典》整顿官制，以进士取士，以租庸调役使百姓，以府兵卫所建立军队；虽然礼乐还没有讲求，但天下荒废的事业大都振举起来了。房玄龄、杜如晦的谋划和决断相互配合，最终共同成就了这一美业；这也是君臣遇合的盛况，没有一念不是为了百姓。姚崇遇事能够立即决断，宋璟坚守正道而不阿谀，他们共同成就了明皇开元年间的治理，也没有辜负君臣遇合的机缘。汉、唐以来，虽然圣人没有再出现，豪杰却接连出现在世上。像贾生那样通晓国家体制，董生那样学有渊源而贯通一道，都想把君主推到三代圣王的地位；他们的君主也已经知道这一点，最终却没有使他们得到充分施展。第五伦、李固等人，也显明地在东汉显露才能，却再没有君臣遇合的盛况，这也可以说明汉家的天时人事是多么艰难。像陆贽那样以仁义进谏论政，李泌那样恳切主张古代制度，都想使君主成为不世出的明主；他们的君主也曾任用他们，最终却没有完全听从。杜黄裳、裴度等人，也各自能够在世上显露才能，却再没有君臣遇合的盛况，这也可以说明唐家的天时人事是多么艰难。君臣相遇，大概就是天与人的相合，也是一个时代最盛大的际遇。这难道是可以常有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去玩味《易经》泰卦、否卦的卦象呢？《龙川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二 （宋）陈亮撰写 三国纪年 序

译自从文字和契刻兴起以来，各个时代都有注记。后世圣人出现以后，对言语和行动的记载便分开了。自当时各诸侯国起，各国都有史书，一个言语、一个行动，无不全部记载。所以四方的史志，由外史掌管。天子的言语和行动，是天下的关键；诸侯的言语和行动，是一国的关键。汇合诸侯的言语和行动，也足以观察天下的变化。有源头也有流派，不能有所遗漏。从前孔子到周地考察礼制，晚年有所著述。上古最初的事情已经不能详细知道了，只记载其中变化最大的一些，《易》中所载的十三卦就是圣人的作品。至于《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断定篇章，把其中深切显明的内容定为百篇。大概孔子曾想完备三代礼制的损益，留给后世圣人参考。因此他到了杞国、宋国，却发现典章礼制再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屡屡叹息。周王分封夏、商两王的后代，让他们各自修治先王的礼制，希望后世还有可以考察的依据。哪里知道它竟衰败到了这种地步！于是开始制定《周礼》，又删取周朝的诗歌，用以完备记载周朝的兴亡，各诸侯国的风俗教化也系附其中。这样以后，古代诗歌中保存下来的作品便不再有其他用途了。当初周王室东迁，霸道兴起。孔子在世时，天下诸侯还知道有周王，却不能奉事周王。所以孔子有实行东周政治的志向。鲁国是周王室的宗国，孔子曾三次得到实现这一志向的机会。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并不是周公的本意。孔子大概想举起周礼使鲁国恢复周制，却没有成功。三都对鲁国构成祸患，已经很久了。大夫僭越礼制，家臣便盗窃权力，所以孔子主张毁掉三都，并同三家共同进行。孟氏没有毁掉，并不是孔子所忧虑的重点。孔子不能被任用，为什么竟然一直如此呢？陈恒弑杀他的君主，如果把这件事报告给天子以及四方诸侯，联合讨伐他，就可以震动天下。鲁君不听从，孔子痛惜这种变化将要造成的后果，便把自己的意旨寄托在《春秋》中。《春秋》是衡量事变关键的尺度，是支撑世道变化的砥柱。因此《春秋》像《易》一样，是最重要的著作，历代王者都从中取法。汉朝兴起九十多年后，司马迁世代担任史官，确定了纪事论述的体例，写成司马氏的《史记》。它所保存的内容很高明，但任凭主观意思和个人情感发挥，不能作为法则。史家失去源流，大概从司马迁开始了。所以自《麟经》以来，上下约一千五六百年，其中变化哪里说得尽，散布在天地之间，学者各自撰述，纷纷不一。善事可以作为法则，恶事可以作为戒鉴；文章足以揭示君子、小人相似难辨的情状，记录治乱兴衰的踪迹，使后来人有所考察，总比没有史书好。难道可以说史法已经完备于此吗？先主君臣始终恳切关心汉室事业的心意，怎么可以埋没呢？魏氏取代汉朝，得到事变的关键却没有按照正道行事，这是重大的变化。孙氏在江东倔强自立，成为一时的雄主，从此魏国便不足以匡正天下了。陈寿的《三国志》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汉朝确实有本纪，但体例却像列传；条目篇章不作为书，诏书奏疏也不作为志。志中说：“汉朝简略记载，是因为痛惜汉朝君臣的志向。” 魏确实取代了汉，我便按照正统史书的法则记载它的诏书和奏疏，也为它的臣子和后代立志。吴国与汉朝相同，我并不嫌弃它们采用同一体例。志中说：“吴国简略记载，是为了表明它自立的事实。” 把汉、魏、吴合在一起并附录记载，天下不能没有正统。魏最终不足以作为天下正统，于是写成《三国纪》，以此终结纪年。唉！汉朝有魏，魏有晋，晋有刘氏、石氏，读我这部书的人可以由此知道其中的道理。宗室、外戚、名儒、文士、近臣、刺史、郡守县令、名将、猛将、高士、列女。汉昭烈皇帝 陈亮说：诸葛亮说，从前先帝在楚地兵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庆，认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攻取巴蜀，发兵北伐，夏侯渊被杀，这正是曹操的失策，而汉室的事业将要成功了。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羽失败，秭归之战受挫，曹丕称帝；他们的君臣在天意和人事的关头反复失误，实在可悲啊！当时汉帝以山阳公的身份作为宾客居于魏，有人说他已经驾崩，昭烈抚胸大为悲痛，开始商议举行称帝大典。尚书令刘巴、主簿雅茂都认为这样不能向天下充分表明大义，前部司马费诗争辩得尤其激烈，他大意说：“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君主、篡夺帝位，所以客居万里之外，聚集士众，准备讨伐贼臣。如今大敌还没有消灭，却先自行称帝，恐怕人心容易疑惑。从前高祖同楚国约定，先攻破秦国的称王；等到已经进入关中，仍然犹豫不敢接受王位，何况如今殿下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门庭呢？”昭烈认为这话不对，便把费诗降职为部永昌从事。汉后主 陈亮说：“以后主那样平庸的人，处在阴盛阳衰、局势危疑的时候，却安然处之而毫不疑惧；即使有诸葛亮这样足以任用的人才辅佐，难道还能算后世所说的庸主吗？诸葛亮死后，汉室的事业已经无法挽救。蒋琬、费祎也相继去世，汉室仅存的一点文治遗迹，难道还不能让它在世上自立吗？天命果然可怕啊！” 诸葛亮 陈亮说：起初，汉朝设置御史大夫，职位低于丞相一等。后来又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往往由宦官担任。成帝时，才开始改用士人。中兴以后虽然设置三公，但台阁实际上专掌国家政令。昭烈在蜀地，把国政交给丞相；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以及所谓仆射、黄门侍郎，都是辅导天子的官职。诸葛亮以大公无私之道，整顿纲纪，使一切明白通达，百姓因此能够表达真实情况。正当他连年出征时，太平时代的文治事业还来不及全部完成，所以条文制度多有缺漏，并不只是史书记载失误。议论者称说，他出兵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却不忧惧。至于生死成败，又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呢？王者没有兴起，难道上天还认为时机没有疏远吗？庞统、法正 陈亮说：天下正处在乱世，刘表凭借同姓宗室的身份，安坐而窥伺非分的愿望；如果像那些始终关心汉室事业的人一样，取来作为立足之地，又有什么名义不是合乎正义的呢？何况是刘璋呢？当时曹氏取代汉朝的形势已经形成，不取刘璋的益州，就是加厚曹氏的资助。武王取代商朝时说：“上帝正在注视你们，不要改变你们的心志。”庞统、法正是善于筹策的人，具有奋发进取的志向；除了太公，还有谁能担当这样的事业呢？关羽 陈亮说：“我评论编次关羽的事迹，到了于禁等七军覆没一事，没有一次不痛恨吕蒙。当时关羽威震华夏，许都一带的百姓背着担子站立观望。假使关羽放弃樊城、襄阳，趁着兵锋锐盛直接进军，即使凭曹公的雄才，难道能够抵挡正盛的关羽之势吗？兵力在坚城之下受挫，徐晃便得以施展他的意图了。诸葛亮不能出蜀，庞统、法正又相继去世，难道上天真的无意于汉室吗！” 魏武帝

译陈亮说：“东汉衰败时，贤人君子相继被杀，桓帝、灵帝从此不能算作君主了。魏武帝还借助汉室的名义号令天下，难道高祖、光武遗留下来的恩泽还留存着吗？法令不一定都要斟酌古制，重要的是一定能够实行。当时大概已经苦于长期没有政令了。汉朝虽然最终禅让，然而剪除异己，难道不是很劳苦吗？他的儿子文帝曾说：‘舜、禹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结合当时的情势来看，这并不是过分的议论。” 魏文帝 陈亮说：世人认为文帝评论汉孝文帝时超过了贾谊，错在失去了做君主的气度。我读他的论说，读到他希望当时屏息忍受的百姓能够阔步高谈，没有危惧之心时，总是不禁反复诵读、深为感慨。当时吴、蜀争夺帝位，中原差不多可以获得休息了。因此他在位七年，谥号为“文”。魏明帝 陈亮说：“明帝出生才几岁，武帝就非常惊异，说：‘我的基业要依靠你延续三代了。’他喜好学习、见识广博，尤其留意法理；口吃而少言，从未同朝廷士大夫交接相识。即位几天后，唯独同侍中刘晔整日亲切交谈。刘晔出来后，对人说：‘他是秦始皇、汉孝武帝一类的人才，只是才能稍微不及他们罢了。他向东西方征伐、营建大规模宫室的意图很壮大，但他又何曾拒绝高堂生等人的劝谏呢！’” 齐王、高贵乡公、常道乡公、陈留王。陈亮说：我评论编次魏国的本纪，看到了曹氏维持王室的谋划。曹爽难道足以担当当时的局面吗？王凌因为齐王受司马懿控制，想要另立年长的君主。他的儿子王广却说：“凡是举大事，都应当以人心为根本。”曹爽因骄奢而失去民心，何晏徒有浮华声名而不能治理政事。丁谧、毕轨、桓范、邓飏虽然都有往日的声望，却都专门争逐于世俗名利，又改变朝廷旧典，政令屡屡更改。他们所保存的名望虽然高，事情却不能下达到百姓；百姓习惯于旧制，没有人愿意跟从。所以他们虽然势力震动天下，同一天被杀，名士也减少了一半，而百姓却安然接受，这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如今司马懿的心思虽然难以测量，但事情尚未有违逆之处；他提拔任用贤能，广泛树立胜过自己的人，修治先朝政令，以体恤百姓为先。父子兄弟都掌握兵权，势力不容易灭亡。魏国到这一步已经无法挽救了。” 荀彧 陈亮说：“曹公曾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就是周文王。’假使充满这种延续数百上千年的盗贼般的谋划，死去本来就有比鸿毛还轻的，为什么竟容不下荀文若的一句话呢？齐威王的心意在葵丘会盟上已经暴露无遗，只是依赖周代制度还没有轻易破裂罢了。当初管仲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只是不能忍受天下没有霸主吗？我评论编次荀文若的事迹，已经把本末写得很清楚了。他是明白天下大势、通晓古今变化的人。世人只是把智谋计策归给他，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荀攸 陈先生说：荀攸把智谋隐藏起来，也可以说是有智慧了。荀攸不能平定董卓之乱，在汉、魏交替之际，难道是他的本心吗？凭借荀彧的力量，顺势引导他，最终却也不能使他归正。荀攸在这件事上，是用智谋来隐藏自己。贾诩、程昱、郭嘉、董昭。陈先生说：汉王室再次陷入混乱，是从贾诩开始，终于董昭。至于在曹操左右前后，帮助他成就魏国霸业的人，程昱、郭嘉的谋略最多。而曹操尤其痛惜郭嘉的死。起初，贾诩被察举为孝廉，任郎官，因病免职，回乡途中走到汧道，遇到反叛的氐人。同路的几十个人都已经被抓住。贾诩说：“我是段公的外孙，我死后，你们不要埋我，我家一定会重金赎我。”氐人便把其他人全杀了，却释放了贾诩。当时太尉段颎的威势震慑西土，而贾诩并不是他的外孙。贾诩的智谋，大致就是这样。钟繇、华歆、王朗。陈先生说：“在曹操晚年，天下已经没有什么人再认为魏国是非法的了。到了魏文帝和山阳公之间的时期，即使王朗等人也都认为魏国确实是承受天命而兴起的，所以心甘情愿地辅佐它而没有惭愧之色。否则，他们身为一时的儒学宗师，难道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吗？这样看来，吴国自行建立政权，也算是稍稍能够令人满意了！” 陈登、田畴。陈先生说：“陈登并不是主动屈服于曹操，他的内心只是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汉室。田畴最终凭借自己的志向和义气得以自保；如果陈登和田畴处在同一时代，他们又将采取什么办法呢？凭借这样的人才，却使有志之士还要考虑躲避还是出仕的计策，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 崔琰、毛玠。陈先生说：“天下厌恶长期的战乱已经很久了，所以曹操兴起时，士人无论大小，全都起来依附他。假使他们听从天命所归，那么崔琰、毛玠之所以看重魏国，难道不是很有道理吗！” 袁涣。陈先生说：“这些人都是汉末守持志节、奉行义理的儒者，却全都被曹操任用。他们的内心，难道会是为了谋求私利吗？”起初，袁涣曾感慨叹息说：“汉王室日渐衰微，天下大乱已经没有几天了。假如天下纷扰不安，我逃到哪里去呢？如果上天还没有使正道灭亡，百姓还凭借义理而存在，那么只有强大而又有礼义的人，才能庇护自身吗？”这些儒者各自安置自身的办法，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而曹操也可以说是很兴盛了。刘晔、蒋济、刘放、孙资。陈先生说：“凭陈平那样的智慧，汉高祖还担心他过于精通于进退取舍，却在紧急时刻不知道可以依靠谁。刘放、孙资竟然把国家社稷交给别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蒋济只知道专权任用的错误，却不知道后来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等到灾祸降临时，他最终也不能有所作为。刘晔在这些人中最被称为有智慧，却终于被自己的智慧困住；智慧难道真的值得依靠吗？” 夏侯玄、季丰、张缉。陈先生说：“夏侯太初处在生死祸福的关头而不动摇，他的声名并不是虚得的。只是他生逢时运不济。季丰、张缉以死守义，因而同夏侯太初一样送命，还有什么遗憾呢？” 王凌、令狐愚、毌丘俭、诸葛诞。陈先生说：“司马氏造成的祸乱，天下人全都安然接受了。只有这四个人独自以守义而死，难道仅仅是魏国的纯臣吗？至于他们起兵时没有等到事情成熟，奋发行动又没有赶上时机，徘徊着陷入包围，只希望天下发生变化。这正是他们有忠心和愤懑，却没有长远谋略；明白义理，却不知道时势变化的缘故。王广也卷入了这场祸乱，这是多么悲哀啊！” 嵇康、阮籍。陈先生说：“司马氏对魏国并没有什么大功，只是趁着人们对他们的期望，长久安定局势，暗中窃取了时机罢了。阮籍、嵇康凭借英俊卓异的才质，内心所怀抱的志向又如此鲜明，这本来是他们最感到羞耻的事。然而司马氏的羽翼已经形成，即使是孔子、孟子，又能动摇他们吗？在生死和进退的关头，本来就是嵇康、阮籍所不屑于计较的。” 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陈先生说：“按照我的评论来编次司马氏的事情，魏国的天下，如果没有司马氏就不能安定。民心究竟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吗？人们吃饱饭而嬉游，不知道高堂大厦才是舒适的；背负东西而疲劳，望见婆娑的树木便停下来休息，往往忘记离开。树木本来不能长久存在，人们又将在哪里得到最终的归宿呢？”我为此掩面流泪，《魏书》也就到这里结束了。吴武烈皇帝、长沙桓王。

译陈先生说：“吴武烈从一个小吏奋起，最终击败董卓。凭着他的忠心和愤懑，为什么却要在袁术手下进退俯仰、听命行事呢？汉末愚昧儒生拘守成法的弊病，大概已经成为风气了。这也正是促使长沙桓王突然振翅高飞的原因吧！”诸葛亮说：“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定天下、谋划计策，动不动就引用圣人之言，心中充满疑虑，胸中塞满各种困难。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使孙策坐大，终于兼并江东。”然而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如果不经历险境、懂得困难，往往不能成就事业。总之，成败祸福，也是在无穷之中相互产生的吧！吴大皇帝。陈先生说：起初，吴大皇帝不看重魏武帝，在赤壁击败了他。到了晚年才开始上书称说天命。魏武帝笑着说：“这个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煎熬吗！”但从此便同他往来。魏文帝喜欢他称臣，于是安抚了他。因此吴大皇帝安坐着取得荆州，把功劳献给魏国；在秭归发生战事，却没有留下后患。等到吴、蜀的形势已经明显形成，于是吴国同蜀国通好而断绝与魏国的关系。这就是吴大皇帝所称的名号。汉朝卫尉陈震确实来到这里，吴大皇帝与陈震在坛上歃血为盟，约定分割天下：徐、豫、幽、青、蜀、吴、兖、冀、并、梁归属汉朝，以司州的土地为界，界线在函谷关。会稽王、景皇帝、归命侯。陈先生说：“吴大皇帝建立国家，难道有占有中原的志向吗？君臣上下共同谋划以长江为界的打算，确实精明。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的恩泽，本来足以延续到后世。即使没有归命侯的暴虐，难道还能重新改变局面吗？所以君子顺从吴国自行建立政权这一事实，来说明它的兴亡。” 张昭、周瑜。陈先生说：“从前吴起同田文谈论功劳时，到了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大臣还不亲近、百姓还未归附的时刻，吴起便屈居下风。长沙桓王把吴大皇帝托付给张昭，又把周瑜留给他。后来周瑜在危急倾覆的时刻奔走效力，张昭却终于被废弃而不再任用。这是为什么呢？江东虽然已经平定，但国家的根基却轻弱了。”我评论编次他们的事迹，是为了给善于观察国家的人留下考察的依据。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汉朝兴起时，文章浑厚典雅，最接近古风。汉武帝、汉昭帝以后衰落了，只有刘向、扬雄能够自我超拔。中兴时期，班固、张衡、崔骃、蔡邕前后相继，出现在一百七八十年之间，难道只是因为他们的气格不对吗？然而他们的辞采意趣终究不相近。至于建安七子的文风，大体相似了。他们又争相在曹操父子那里发挥自己的长处，难道上天本来就要借文章来文饰他们的功业吗？到了汉魏交替之际，已经不是几个建安七子所能写成文章的时代了。曹操对此又有什么便利可言呢？” 邓禹、耿弇（附录）。起初，刘伯升死后，光武帝对于汉室的事业仍然念念不忘。他持节向北渡过黄河，邓禹首先提出重大谋略，于是参与机密谋划，接连出兵西征，关山河流都受到震动。在这个时候，他的威势和谋略达到了无人能比的地步。赤眉、延岑，难道足以抵挡他的锋芒吗？光武帝命令他进兵，他却接连失败。邓禹想到自己独任其事不能胜任，便带着疲惫的士卒不断求战。光武帝下诏赐给他说：“赤眉没有粮食，自然会向东来。我折断一根鞭子就能鞭打他们，不是各位将领需要忧虑的事。”冯异催促前往代替他，邓禹自行回来，闭口不再谈论军事。王郎作乱时，后来更始帝下诏停止进兵，如果不是耿弇坚持不决，光武帝也只会把他当作孩子一样蓄养罢了。等到齐地平定，事情没有一件不如耿弇所说，光武帝才开始真正器重他。但他跟随各位将领奔走作战，常常落在他们后面。天下平定以后，光武帝才停止用武而整治文教；胶东、高密一带都特别崇尚儒学。耿弇本来只是一名将领，到这时看来，自汉高帝以来，光武帝是最善于保全功臣的君主了。诸葛亮（附录）。曹操凭借汉天子的诏令四处征伐，是汉朝的功臣；孙权奉行义理而称藩。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的内心不可测量，曹操的叛逆节操还没有暴露于天下。正如诸葛亮所说，一旦荆州、蜀地的形势形成，曹操的叛逆之心也许就会被遏止；如果不能遏止，就可以谋划对付他。等到吴国用欺诈手段夺取关羽的秭归，又击败诸葛亮，我非常痛恨。曹丕既然已经改换国姓，刘玄德又中途死去，把大事托付给诸葛亮，直到他的儿子刘禅。诸葛亮害怕自己不能恭敬地奉行先帝遗诏，不敢立即安居，所以出兵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并不忧惧。他晚年在渭水之滨用兵，谋划和志向都很深远。他念念不忘汉室事业的心，可以上对天地；至于三国鼎立的计策，并不是诸葛亮本来的主旨。他年过五十便去世，难道不是天意吗！当初，诸葛亮游学时，颍川的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人往往致力于精通熟习，只有诸葛亮观察事物的大略。后来他在隆中耕作，庞德公也在那里。司马德操把庞德公当作兄长来侍奉，诸葛亮每次到庞德公家，都独自拜倒在庞公床下，庞公也不制止。诸葛亮任丞相时，许靖任太傅。许靖在中州时以英俊伟异著称，把颍川陈纪当作兄长来侍奉，同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人交好。这时许靖已经老了，却喜爱、欣赏人物，风采声望仍然蔚然可观，诸葛亮亲自向他行拜礼。刘玄德曾对诸葛亮说：“我曾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交往，每次见到他们，都能听到关于治理国家、应对乱世的道理，而且讲得非常详尽；他们君臣之间的始终关系，便是这样可以考察的。” 曹植（附录）。曹操从群盗手中夺取天下，可以说是有能力了。但他什么时候不曾借助汉室的名义呢？得到机会便夺取汉室，这还可以说是天命吗？这本来就是曹植不能安心接受的。何况还要让曹植继承他的事业吗？曹植的力量不足以在其中周旋，只好姑且安然接受而成全此事。如果把心意表露出来并离去，这都不是他的本心。把自己放逐在法度之外，对于事情又能承受什么呢？嫡长子继承制度，自古就存在，难道值得因此费心经营吗？大业既然已经成功，曹植困顿、被废黜、受辱，大概也能安然承受而不后悔。然而他仍然一次次上疏，恳切请求让自己出力来报效。难道这就是所谓哥哥张弓要射他，他却流着泪诉说哥哥的事吗？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孔子的学说又湮没而失传。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失去本心的人太多了。像曹植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人吧。吕东莱复信。

译我回到住处已经将近半个月了，正赶上这酷暑，疲惫困顿还没有完全恢复。本月二十五日刘国华下葬，我必须到泉溪去参加，因此将在明招停留几天，听说月末交界时才进城。如果路过内白，希望派一个人到明招来问一问我住在哪里，以免彼此错过。《三国纪年》的序文、引文以及各篇赞，我已经连续看了好几天；其中用意高深的地方，也许领会了一二分，但全书的大纲和体制还有许多没有明白的地方。序文说：“汉称为《略》，魏称为《书》，吴称为《略》。” 又说：“魏终究不足以匡正天下，于是《三国纪年》到这里结束。”我不知道《汉略》和《纪年》是同一本书，还是两本书。看三国诸君的赞语，似乎采用司马迁、班固的史书体例，每位君主各自作纪，并把赞附在后面；但《三国纪年》以甲子纪年，把汉、魏、吴并列，又似乎是把三国合为一书。所谓汉昭烈、魏武帝以下的各篇赞，必定不能附在这里；既然把三国的年代并列起来，必定是通贯叙述三国的事情。如今每位君主都各有一篇赞，必然知道它们不附在这里，那么后来又不知道应当附在哪里。难道是在《三国纪年》之外，另行叙述每位君主的始末，并把赞附在后面吗？这些都是我尚未明白的大问题。汉昭烈帝的赞，议论他君臣之间在天意与人事关头的反复，所谓深入体察本心，但批评费诗的意见，似乎没有通达时势的变化。汉朝正统既已断绝，汉昭烈帝怎么能不承继它呢？这不是汉高祖时的情形可以相比的。后主大概也非常庸弱，所以能够使他安然无疑地接受局面，乃是诸葛亮的功劳。武侯的赞，论说把国政交给丞相处理，非常好；但说汉朝侍中、中书令、尚书令都由宦官担任，考察《汉书》却并不全是这样。篇末说王者的作为，难道上天还认为它没有疏远正道吗？” 其中感慨的意味很深长，但不如后主赞所说“天命果然值得畏惧”那样言辞严正、义理端正。魏武帝赞叙述他的来历十分恰当，但末尾关于舜、禹的两句话我还没有明白。魏文帝的两篇赞，我反复体味其中的辞意，褒贬都很有意味，但魏文帝赞的含意颇为隐晦。又说魏文帝三次出兵伐吴，认为中原大概可以稍得休息，这也不合适。吴武烈帝的赞，论说汉末拘守成法的弊病以及它如何开启长沙桓王展翅飞翔的道路，非常精妙；下面三篇赞也一样。我的私见认为，吴国四篇赞最能完全表现它们构思所达到的境界，几乎没有遗憾。庞统赞论说兼并弱小的意义，非常正当。关羽赞也稳妥，但来信说司马迁虽然高明，却不愿意学习他；可是各篇赞的立意和笔势往往像司马迁，这是为什么呢？借此机会也希望你一并指教。朱元晦的功夫，大概也就是这样罢了。吴益恭，昨天收到桂阳的信，说：“如今代理郡务，却不说代理什么郡。”究竟是哪个郡呢？我近来想到：著书实在是很难的事，正准备专心玩味探索，充分涵养，深入寻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即使才智高明的人同资质迟钝的人不同，然而考察前代作者，也必须等到阅历长久、年岁较晚之后，才能下笔。如今趁着这段闲暇，编排、收集材料，本来也没有害处。然而也不能不想到，其中还有一些我有余力却不敢说尽的话。来人回去时，姑且把这些略为转达，剩下的等以后再禀告。《龙川集》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三。宋代陈亮撰写。史传序。《高士传》序。夏、商、周三代，是最崇尚古道的时代。当时出生的士人，学习有固定的专业，出仕有确定的时节，利益不能改变他们的操守，也不因名声而淹没自己的真实本性；培养性情来安顿命运，修养道德来成就德行，这是教化逐渐形成的结果。不合这些标准的人，便不被同类接纳。《诗经·大序》说：“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在那个时候，士人哪里知道这叫作高尚呢？周道衰落以后，异端一同兴起，损害人的善良本心的因素不止一个，士人要守住自己的操守，已经很艰难了。然而颜回、闵损这类人终身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早晨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吃粗菜却安然自若，弹琴来自我娱乐；他们看待天下的快乐，没有什么能换掉这种快乐。有人说：“贫穷就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就没有牵累，没有牵累就快乐。”我认为，颜回、闵损二人难道真的是以贫贱为乐吗？依照他们所行的道，即使富贵也可以得到；他们所乐的在这里，而不在富贵贫贱的外在处境。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二人怎么会喜爱它呢？富贵又有什么可牵累的呢？所以说：“困穷也快乐，通达也快乐。”又说：“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由此说来，他们的内心难道会被外物牵制，又难道一定要后世知道自己吗？只是他们坚定地立在颓败的风气和柔靡的习俗之中，这就可以称为高尚了。所以世人谈论颜回、闵损二人，往往把他们尊崇在王公之上，而王公也以能够被他们接纳为荣耀。那么，那些只顾一时得失的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因此从颜回、闵损以来，像商山四皓、严光、黄宪、徐穉这一类人，都是信守道义达到极点的人。他们平时不说话，别人却受到他们的感化；即使没有得到机会，也像藏在山中的美玉，光辉已经无法遮掩。只要稍微逼迫他们，他们有所回应，就已经同那些急切地希望出仕任事的人不同了。假使他们遇到时机而推行自己的道，用来端正风俗，难道不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吗？我遍读各朝史书，看见这样的人，私下里很是仰慕；又遗憾当时隐居山林的人，有些史书无法全部记载。幸好其中还有一些被记载下来，于是总汇编成《高士传》，以备日后阅览。俗语说：“不是你的高尚，正是我的卑下。”我将以此同求学者共同尽心探究。《忠臣传》序。

译我读书读到武庚的事情，哪一次没有为他流泪呢！唉！忠孝，是立身处世的大节。做臣子的洗雪君主的耻辱，父亲的仇由儿子来报，是人的至情。估量事情不可为，却不顾一切去做，也许只是因为自己的感情不能不伸张出来。反过来猜测而不去做，别人哪里知道我的内心呢？活着尚且会惭愧，何况最终不能免于死亡，那么将来还凭什么借口来解释呢？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凭至仁顺应天命，凭大义拯救天下百姓。然而君主、父亲并不因为无道就降低其尊位，所以武庚看见太白旗时，一定对此有所不忍。但他没有立即死去，是因为还在等待时机。等到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去世，继承人年幼，君臣、兄弟之间的猜疑隔阂正在兴起，所以武庚将借管叔、蔡叔之间的嫌隙起兵行义；他不问成败，只求表明自己的内心，奋勇去做，因此丢掉性命也不顾惜。我认为武庚是古代的忠臣孝子。世人按照成败来确立是非，所以没有褒扬他，孔子也避讳而不谈。这样看来，武庚之死过去了二千多年，至今眼睛仍未闭上。虽然如此，武庚是商朝的嫡系继承人，处在义理上必定不能停止的位置，并不是为了后世而有什么深谋远虑。至于翟义、王陵、毌丘俭、诸葛诞这些人，并不是清议一定要责备的对象；低头相随、依附上司，也没有超过常情。而这几个人忠心和胆气奋发，看见国家倾覆、自身危急，顾不得其他，反复权衡自己的力量，立即产生起兵扶助国家的意图。即使最终没有成功，他们的内心难道可以诬蔑吗？写史的人认为应当大书特书，以此显示劝勉之意，可是只把他们列在附带的次序中，而且还免不了被讥为不自量力；甚至后来传出叛臣的话说：“盖棺之后才能定论。”这难道可信吗？从前贯高曾说：“人的感情难道不各自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吗？如今我的三族都已经被判处死刑，难道我会为了换取王位而牺牲自己的亲人吗？”这样看来，这几个人的内心是多么壮烈啊！他们所受的冤屈，甚至比武庚还深。我为他们悲伤，所以把他们列入《忠臣传》，使事实流传千古，用来振兴衰颓的风俗，这正是圣人用来惩恶劝善的方法。《义士传》序。从前三代的君王中，贤明圣德的君主，商朝最多。他们施行政令、发布命令，不违背百姓的愿望，敦厚德行、推行教化，以此巩固民心。即使暴虐如商纣，百姓也没有厌弃商朝。所以周文王克制自己而心存畏惧，以保全最高的德行。孔子说：“天下三分，周有其二，却仍然服事殷商，难道不是很伟大吗？”到了周武王，不忍天下长期混乱，最终废黜了商朝。即使天下人背离商朝而归附周朝的有十家中的八家，商朝遗民仍眷恋先王往日的恩泽，坚持义理而自守；即使反复恳切地劝告他们，他们仍然喧然不肯顺从。可是周王室最终不敢用刑罚驱迫他们；不只是因为不敢，也是因为心中有所惭愧而不忍。所以只遵循商朝过去的政令，逐渐使他们的内心服从。经过三代以后，他们才安然服从周朝。推算当时的情形，年幼的已经长大，壮年的已经老去，老年的已经死去；那些年老而有威望、强健而有气力的百姓最终不肯服从，而后来服从周朝的，都是在周朝统治下出生长大的人。这难道不能称为义吗？然而他们仍被称为“顽民”，这是周人的说法；对于商朝而言，他们是合于义的。伯夷、叔齐，孔子认为他们有义并加以称许；商朝遗民的事情，在《尚书》中也有详细记载。伯夷、叔齐既然正确，那么商朝遗民就不能说是不对。伯夷、叔齐并不是认为仅仅一死就足以保存商朝，而是表明君臣之间的义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这种义理。商朝遗民并不是认为不肯顺从就足以拒绝周朝，只是先王的德泽使他们如此，他们不能自行停止。义，是立身处世的大节；爱惜生命、畏惧死亡，是人的常情。他们不因这种常情而改变那种义理，确实是知道自己应当处在什么位置。商朝以后，只有东汉的政治最为敦厚节义，崇尚廉洁退让，具有商朝遗民的遗风；所以东汉灭亡时，义士也大致如此，然而这同样足以令人流泪。至于王蠋、申包胥这一类人，都不是因为受到外在刺激才奋起，因此只是实行自己的志向，跟随他们的人并不多。然而假使他们使人们的气势受挫、胆气消失，他们所起的功效难道还会少吗？唉！商朝离现在太远了，他们的姓名已经无法详细考知。所以我写下这篇序，保存这些事迹；又把伯夷、叔齐传记作为东汉义士的首篇，并比记东汉士人更详细；其他各时代兴起的义士附在后面，希望有听到这些事迹而奋发的人，难道仅仅是为了补充阅览材料吗？《谋臣传》序。从前尧、舜时代，专门崇尚德行教化；三代的君王凭仁政治国；诸侯霸国凭谋略，战国凭武力。治乱的不同，原因本来就各不相同。从汉代直到今天，拥有国家的君主才开始兼用这些办法。然而德行教化以及仁义，都是君主亲自实行的。至于排除困难、解决纷争，难道可以不运用谋略和力量吗？这正是权变智谋之士可贵的原因。虽然权变智谋确实可贵，但如果用诡诈来实行，事情也许能够办成，也可能因此失败；失败的办法一定不能继续使用。所以君子运用权变必须合乎正道，使用智慧必须合乎义理，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因此智慧并不劳累，而事情自然迎刃而解，功业已经完成又没有后患。五常的作用中，智最难把握；仁、义、礼、信即使过分，也只是接近于厚重，智慧如果过度就会成为伤害。因而各国的策士，都干过穿墙打洞的事，穿着别人的衣服，把自己混同于平民。这些人不值得论说；所要论说的是汉代以来有智慧却不伤害正道的人，但这样的人也没有几个。因此自身和名声都能保全的，只有张子房，其他人都比不上他。总的说来，他们的作用在于排除困难、解决纷争，所以不能因为人数少就轻视他们。不过，事情本来有幸与不幸；遇到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笔法，一点谋略、一点长处也会声名显赫；如果史笔中断，即使有奇谋高计，也往往郁结而不能显耀，我对此很感慨。所以我将分章列出他们的事迹，供谋划国家的人阅览。先取太史公曾经记载的，如张良、陈平之类，标列在卷首；其他材料则删削编次、评论排列，只依从自己的意思，合称为《谋臣传》。其中奇特之处可以用来帮助成就事业，奸诈之处可以用来作为警戒，不能说没有可取之处。《辩士传》序。

译古代战争兴起时，常常派遣使者参与其中。所谓使者，就是用来沟通两国的感情，消除仇恨而订立盟约，改变怨恨而转为欢好的。古人用兵，并不是以战争为目的。使者出使而不失言辞，两国百姓实际上都依赖他们，这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孔子说：“熟诵《诗经》三百篇，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答，即使诗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大概最能充分体察人情的，没有超过诗的。通晓诗而出使，就用义理引导对方，用道理启发对方，广泛譬喻而简约说明，因此能够充分体察人情，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这样看来，古代使者的根本，在于充分体察人情，并不以纷乱繁复的辩说为可贵。到了列国时期，强弱相互对比，人数多寡彼此倾轧，一时之间少廉耻的人在各国之间往来，摇动嘴唇、鼓动舌头，用形势威胁他们，用利益诱惑他们，用他们最感到羞辱的事情激怒他们，用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驱使他们，运用开合之术加以钳制，只求应付一时、办成事情；这种人同白天抢劫没有区别。大概这种风气起于鬼谷子，成于苏秦、张仪。那个时候，彼此相继效法已经成为风气，习惯凝固而不可解脱。世上所谓有道之士，如孟子、荀子、庄周，他们立言论事时，也偶尔有辩士的风格；但归根结底仍以正道为归宿，所以没有什么可讥刺的。汉朝兴起后，郦食其、陆贾、侯生、随何等人都以善辩闻名；然而贪图利益、没有羞耻、不问道理的习气，也稍稍衰减了。相比古代那些浅薄的使者，确实已有很大的不同。至于分析利害、切实洞察事情，他们怎么可以废弃呢？从这几个人以后，士人放开宏伟的辩才来成就他人事业的，多得数不清；但他们的事迹显著可见的，却有缺漏，这是史官的罪过。所以我记录其中值得采录的人，编成《辩士传》；又叙述古今使者所以不同的原因，作为全书开头，使奉命出行的人有所考察。《英豪录》序。今天子即位之初，敌人再次侵犯边境，君主忧虑、臣下劳苦，士兵和百姓为国战死，财用也匮乏了。距离靖康之祸，到这时已经四十年了。其间虽然曾因和议而暂时休息，但苟且安逸的祸患越来越大，接连而来的祸患仍同过去一样。起兵解决，又害怕力量不足。唉！事情形势发展到极其难以处理的地步，并不是一天造成的。蔡谟曾说：“创业的事情，假如不是最圣明的人，就一定要依靠英豪。”如今皇上已经圣明了，难道英豪之士却缺少吗？没有听说。我对此很疑惑。天下发生重大变故，正是建立功名的机会。面对这个机会，却没有人来控制局势，难道重大变故最终就不能平定吗？这不是天意如此，而是上天确实生出这样的人才，人们却不知道怎样任用他们。所谓英豪，并不是主动去求人任用的人。他们宁可不被任用而死，也不能稍微降低自己的志向。所以即使饥寒逼迫自身，看待天下仍像自己的事情一样；在庸人眼中很容易做到的事，他们认为强敌也可以剿灭；随口直说，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受礼法约束，也不被生死祸福所恐惧。一旦发生事情，君子和小人一见面便能洞察实情，是非利害之间一句话就能决定。处理繁杂事务，如同庖丁解牛；处在危险疑难之中，如同匠石削去郢人鼻上的白垩。他们的才智远远超过常人。然而他们有时结伴出行、有时结伴居处，混杂在无人了解的群体之间。诋毁他们的人说他们狂妄，而真正狂妄的人又偶尔与他们相似。他们若特意自我标榜，那么那些虚张声势以求卖弄的人又会乘机误导世人。这就是英豪困顿而不能通达的原因，并不是世上没有英豪。唉！太平时代，施展才干没有什么不能任职的；可是偏偏在艰难时期困顿，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上位的人也有过错。难道不能用言语向他们谋划，再让他们在事情中接受考验吗？即使商、周两代也没有废弃伊尹、吕尚。废弃他们而不去任用，却又忧虑没有人才，同样是不对的。或者我曾听说，从前有人用千金求购千里马，买不到，便用五百金购买千里马的骨头。不满一年，千里马来了三匹。为什么呢？因为迎合了人们所喜爱的东西，这是人的常情。活着的千里马得不到，连它的骨头都还如此贵重，可以说是真正喜爱千里马了；活着的千里马自然会想到奋发。因此我详细记录古代英豪的事迹，作为千里马的骨头，真诚地追想他们的遗风来寻求英豪，今天未必不能有所收获。只是要看是否真正喜爱英豪罢了。晋武帝曾说：“哪里能得到诸葛亮这样的人，同他一起治理国家？”即使九原可作，为什么不想一想应当怎样任用他呢？我之所以对这部《英豪录》如此殷切，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中兴遗传》序。

译起初，龙可伯康在京师游历，同一班人在市肆饮酒，正大声呼喊、放声大笑。赵九龄字次张从旁边经过，他一向不认识伯康。忽然追上去拦住他，次张拉住伯康的手臂，强迫他一同饮酒。次张的父亲当时正在河东任职，正传来患病的消息。次张把实情告诉伯康说：“不要为令尊担忧，他的病很快就会痊愈。你如果觉得我合意，就替我暂且留下片刻。”次张不得已顺从了他，张开双腿坐着，笑着唱歌，诙谐放纵地戏谑，旁若无人。次张心中已经很惊异。有一天他们走出城外，经过麻村，来到观看大阅兵的地方。伯康突然说：“你也喜欢射箭吗？”次张说：“很是喜欢，但不能精通。”伯康说：“姑且试一试。”次张从旁边取弓夹箭站起来，十支箭有六七支贴近靶心。次张心里很是得意。伯康捡起箭来射，一箭命中，接连发射，十支箭没有一支偏差。次张惊讶地说：“你的箭术竟达到这种程度吗？”伯康说：“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千军万马之中，人的头目转动不定，我意念所指的地方尚且希望命中，何况这是固定的靶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次张惊得吐舌不能收回。伯康不久指着那片土地对次张说：“三年以后，这里将不再是我的土地，你姑且记住这件事。” 火龙骑日、飞雪满天，这是京城将要失守的征兆。因此他嬉笑之后长声叹息，不能自我抑制。三年以后京城失守，他的话全部应验了。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伯康。难道他在丧乱之中死于兵乱，或者奋力作为却没有成功吗？次张每次想起这个人说过的话，都叹息惋惜。绍兴初年，韩世忠在淮西抵抗敌军，兵力很是不敌。次张献策，请求决开淮西的水来灌敌营。朝廷认为他的建议轻率而不予采信。不久敌军突然退去，韩世忠竭力请求留下作战。敌军统帅派人说：“听说南朝想决水灌我军营，我怎么能落入别人的计策呢？”次张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用，却仍然足以动摇敌人的军心，大多类似这样。次张曾被李丞相征召，得到承务郎的官职。督府撤销后，次张也径自回乡。高宗大驾南渡，次张寄居阳羡。旧将岳飞曾经隶属于李丞相军中，次张在军队里认识岳飞，便把他推荐给丞相，发给牒文补任军校。后来岳飞任统制，遇到高宗大驾巡幸永嘉，便同各位将领在江上徘徊，不知道往哪里去，又缺少粮食，将要谋划抢掠。次张听说后立即前往，劝说岳飞把军队移到阳羡州，供给他们粮食。岳飞因此没有其他祸患，阳羡州境也依赖这件事得到安宁。有人向赵丞相谈起次张的生平，丞相很喜欢，想任用他。又有人进谗说：“这个人的心志不可保全，一旦让他得志，必定会成为曹操。”丞相疑虑沮丧，于是停止了任用。次张估量时势，知道不会被任用，便退居不出，最终死去。从前参政周公葵多次对我谈起这个人，还说：“我曾向朝廷推荐他，诸公都责问我：子端是正直之士，为什么要向我谈这种狂生？”于是我告诉他说：“我们平时谈论王道，讲说《诗经》《尚书》，一旦得到任用，在朝廷从容任职、掌持纲纪，这当然可以。至于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以及仓促之间应对万般变化，这种人恐怕不可缺少。我们既不能辨识他们，却又嫉恨别人有能力办事，这是把天下诬说成没有人才，并希望国家一定不能成功，这怎么可以呢？”我曾经非常赞叹周公的话，也对两位年轻人的为人感到惊异，惋惜他们不得志；曾想把他们的事迹传下来，却无法详细考察，于是感叹说：“世上豪伟卓异、洒脱不羁的人，沉没在困穷之中，不能自我奋发来为世所用；即使想要任用，最终又因疑忌而受阻，像这两个人一样的，难道还少吗？”然而自古以来，在动乱离散、战争频仍之际，往往奇才成批出现，显著地投身于建立功名的机会；像建炎、绍兴年间，确实也不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即使有的人屈居而未被任用，有的人虽被任用却没有得到充分施展，有的人施展才干却没有善终，还不到四十年，已经有不能说出他们姓名的人了，记载这些事情的文字难道可以缺少吗？从这里开始，我才想编集奇闻异事，撰成《中兴遗传》。但仍然遗憾自己听闻见识单薄，想跟从先生和故老详细寻访这些事情，所以先为它编定体例，再逐渐补充完善。第一类是大臣，如李纲、宗泽、吕颐浩、赵鼎、张浚；第二类是大将，如种师道、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第三类是死节之臣，如李若水、刘鞈、孙傅、霍安国、杨邦乂；第四类是因战事而死的人，如种师中、王禀、张叔夜、何■〈〈卤，仌代乂〉上木下〉、刘竧、徐徽言；第五类是能臣，如陈则、程昌禹、郑刚中；第六类是能将，如曲端、姚端、王胜、刘光世、刘鋭；第七类是直士，如陈东、欧阳澈、吴若；第八类是侠士，如王友、张所、刘位；第九类是辩士，如邵公序、祝子权、汪若海；第十类是义勇，如孙韩、葛进、石竧；第十一类是群盗，如李胜、杨进、丁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第十二类是贼臣，如徐秉哲、王时雍、范琼。全书合为十二册，分别为他们作传，总名为《中兴遗传》，姑且用来彰显他们的事迹，表达我的心意。不过，这部书的起因是惋惜两位年轻人失去传记，所以序文首先提到他们。从前司马子长周游四方，搜集编纂旧闻，写成《史记》一百三十篇；他的文章纵横驰骋、变化万端，使阅读的人壮心激发、眼界震动。我是什么人，哪里能使人像喜欢看司马子长的文章一样喜欢看我的文章呢？我正要广泛寻访、广泛收集，来补备史官遗漏的地方罢了。两篇列女传。

译列女杜氏，是永康大姓家的女儿。她生来端庄而且美丽。宣和庚子年冬天，盗贼蜂起，各处聚集啸叫，抢掠杀人。同乡有一伙强悍的贼人来到杜氏家，大声说：“把女儿交给我；如果不肯，现在就灭你全族。”杜家惊恐哭泣，想交出女儿又不忍心，不交祸患又将降临。家人把这件事告诉杜氏，杜氏说：“不要害怕，用一个女儿换取全家，有什么不可以的？”等我沐浴出来，赶快准备热水。家人把她的话告诉贼人，贼人一起欢笑等待。杜氏取来镜子，涂抹朱粉，穿好衣服，精心装饰。不久她登上几案站立，把丝帛系在房梁上并套住下端；估量到帽子不能容纳，便抽出丝帛套住自己的头，整理头发，重新戴上帽子，然后自缢而死。她的家人慌乱悲号，贼人听见后也很惊骇，便舍弃而离去。唉！学士大夫遭遇危难而不屈服的，万个人中或许能见到一个；难道会认为女子能够做到吗？杜氏不屈服而死，这本身还不算最难；唯独她从容面对死亡而不慌乱，同子路临死前结好帽带没有区别，这才是难处，是别人不能达到的。陈先生说：“我家世代居住在永康，距离杜氏家不过十里左右。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这件事，但祖父母多次这样对我说。即使古代的列女，又怎么能超过她呢？”我写下她的事迹后，把它给我的朋友应仲实看。应仲实于是对我说：“宣和辛丑年，官军分头捕捉盗贼，所到之处借势抢掠，经过永康，将要前往缙云。到达那里后，富民陈家的两个女儿一同被抓住，官军把刀插在旁边说：‘顺从我，我就纳你为妾；不肯的就处死。’大女儿不为所动，掠起头发、伸长脖子请求接受刀刃。官军砍杀了她；小女儿最终被玷污了。后来有人讥诮她说：‘你难道独独不能像姐姐那样做吗？’小女儿凄惨地接连说道：‘难，难。’世上那些喜欢斥责别人的人，必定会说这是‘儿女情态’；陈氏小女儿的情态也算儿女情态吗？人陷入患难而表现出儿女情态，事情结束后就放纵言辞来自我解脱，还昂然露出得意之色；面对陈氏小女儿已经感到惭愧，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应仲实从胡先生经仲二君那里听到这件事；经仲是君子。所以我把它记载下来。《龙川集》卷十三。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四。宋代陈亮撰写。序、说、引。《伊洛正源书》序。濂溪周先生在百世之后奋然兴起，穷究太极的深奥，以此显明圣人的心意，大概就是天下人的先觉者。他亲手绘制《太极图》，授给二程先生。前辈认为，二程的学问后来更加光大，而其学术渊源也确实有据可考。横渠张先生在关西崛起，专心探究“龙德正中”之道，深思力行而自有所得。他把二程看作外兄弟的儿子，与他们相互讲习切磋，无所不尽。世人把孟子比作横渠，把二程比作颜子；他们学问的渊源，难道会是随便得来的吗？《西铭》这篇文字，明道说：“某得到其中的意思，若不是子厚的笔力，不能写成。”伊川为《易》和《春秋》作序，大概是他晚年立言，留给后人的文字。他曾间或对学生张绎说：“我过去写明道的行状，我的道大概与明道相同。将来想了解我的人，可以从这篇文章中求取。”他们学术源流中可以考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把这些编成一部书，以备日后阅览，题名为《伊洛正源书》。《伊洛礼书补亡》序 我的朋友陈傅良，字君举，对我说：薛季宣，字士隆，曾经在湖、襄一带同所谓袁道洁的人交游。道洁大概曾侍奉过伊川，自称得到《伊洛礼书》，想前往蜀地把它交给士隆。士隆前往蜀地等候，道洁却没有来。道洁死后没有儿子，不知道这部书如今在哪里。伊川曾说：“过去修订六礼，已经完成七成，后来受到征召才停下。如果再过一两年就可以完成，那么确实有这部书了。”道洁所收藏的，大概接近这部书。可惜那部书散失了，不能见到。于是我从他的遗言中辑录出凡是考察礼仪、订正其中可行与不可行的内容，编成《伊洛礼书补亡》，希望遗留下来的意旨还没有泯灭，或许那部书仍然可以访求到。《三先生论事录》序 从前顾子敦曾对人说，想在山中同程正叔读《通典》十年。世上因为这件事而责难先生学问的人，大概不只是今天才有。法度不端正，人所应遵循的最高准则就不能确立；最高准则不能确立，仁义礼乐就无从施行；仁义礼乐无从施行，圣人的作用就会停止。先生的学问，难道只是寻求子敦所了解的那些吗？但作为先生的门徒，我担心子敦的话竟会在他们中间流行。因此选取先生兄弟与横渠共同讲明法度的言论，记录在篇首，又把他们平日的议论附录在后，题名为《三先生论事录》。难道认为这对先生的学问有所补益吗？只是为了自我警戒，不得不这样罢了。《杨龟山〈中庸解〉》序 世上流传着伊川先生的《易传》、杨龟山的《中庸义》、谢上蔡的《论语解》、尹和靖的《孟子说》、胡文定的《春秋传》；谢氏的书，学者都知道诵读学习了。尹氏的书简约平淡，不足以迎合世俗爱好，因而流传不到这种程度。其余三部书并不常见；那些把学习经书作为求取科举功名之志的人，大概没有读过它们。世上的儒者把《易传》拿出来同学者共享，于是众人纷纷开始知道所应趋向。然而我认为，不经过《大学》《论语》以及《孟子》《中庸》，而想通达《春秋》的作用，这样的人在学习《易》方面还没有真正用心。如今《语孟精义》已经刊行，谢氏、尹氏的书也都保存着。杨氏的《中庸》和胡氏的《春秋》，世上还多有流传，但终究苦于流布不广。现在另行刊刻成小本，使它们同《易传》一并流行，读者应当会有所取法。《春秋比事》序

译《春秋》继承四代而作。圣人治理世事的志向，寄寓在组织文辞、排比史事之中。可是读书人常常苦于难以通晓；善于读《春秋》的人则说：用《左传》考察经文中的事迹，用经文考察《左传》的真伪。这样看来，经书果然不能没有传注。游、夏一类弟子，为什么竟不能措置一言呢？我曾想直接依据经文，把有关事件按类别编次，考察事件来评论当时的形势，希望抱持这部遗留下来的经书，得以看见圣人的志向。有位客人送给我一部《春秋总论》，说：“这是学习《春秋》者的秘本。”我读后心中豁然，觉得很合乎自己的心意。虽然其中的议论不能一一切中要害，但它直接依据经文分类编排史事，以显示事情的始末，使圣人的志向可以舍弃传注而独自考察；它的志向也算宏大了。可惜作者如此勤勉地写成此书，最终却没有留下姓名。有人说：“这是沈文伯所作。”文伯名棐，湖州人，曾任婺州校官，以文章著称，却没有听说他以经学著称。假使这不是文伯所作，这部书难道可以不流传吗？假使果真是文伯所作，人本来就不能浅薄地估量。我于是替它改名为《春秋比事》，刻在木板上，同有志于此的人共同研习。《胡仁仲遗文》序 五峰胡宏，字仁仲，原为宝文阁直学士，谥号文定，是名安国、字康侯的胡文定的幼子。文定曾经凭借《春秋》这部经书，在讲筵上侍奉太上皇帝，又曾为它作训释和传注，他学问的来源是可以考察的。听诸位公卿长者说，五峰确实传承了文定的学问。近来得到他的文稿阅读，见他辨析精微，竭力扶持正道，对这个世道忧心忡忡，仿佛怀有深切隐忧，发愤到忘记吃饭。他进退出处的原则，终究不肯苟且行事，确实是竭尽自身去实践仁道的人。他教导学生以求仁为务，在全篇文字中没有不对此着意的。现在推行他的文章，同学者共同阅读，借文章来通达他的意旨，希望五峰的志向不至于泯灭。《郑景望书说》序 我听张横渠说：“《尚书》最难读，大概是因为很难做到胸襟意气这样宏大。如果只解释文字意义，就不难。从孔安国以下为它作注解的，几乎有一百多家，随着文字解释意义，各家都有可取之处。至于历代帝王用来纲理世变的道理，大概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永嘉郑公景望与他的学生读书之余，于是为《尚书》作说。他的说法也不同于诸儒的说法。至于胸襟意气的宏大，那是郑公自己所知道的，也是明眼人所能知道的；而我不过姑且同参加科举的人一起诵读罢了。《郑景望杂著》序 尚书郎郑公景望，是永嘉道德声望最高的人。朋友之间有人得到他平时同门徒考论古今文章的文字，见其议论宏大博洽，读起来整日整夜也不厌倦。有人又想刻印出来，同参加科举的人共同阅读。我于是对他说：“您的品行已经以吕申公、范淳夫为榜样，评论政事以贾谊、陆贽为准则，又对这个世道忧心忡忡，仿佛怀有隐忧，这又是学习孔孟了。只不过这些不过是您谈论之余的文字，其中或许有过去如此而今天未必全然如此的地方，难道反而会因此连累您吗？”那人说：“如果足以改变科举文章的纤弱文饰和没有根基的议论，这就是我们的心愿；有见识的人难道一定会因此把这些文字当作郑公全部的学问吗？”我无法禁止他们，于是取出今上即位之初他所上呈的《陈丞相书》，附在文集后面。我是永康陈亮。《桑泽卿诗集》序 我一生不会作诗，也不能辨识诗的浅深高下。但曾听韩退之评论文章说：“曲折有余是美，卓异不凡是杰。”黄鲁直评论长短句，认为“抑扬顿挫能够撼动人心”。把这两点合在诗中，大概就差不多了吧？至于立意精确稳妥、造语平易熟练，才不会刺人眼目。除此之外，都不足以称为诗。桑泽卿作诗百篇，没有一句一字刺人眼目，可以说是在这种技艺上下了功夫。刘牢之经历大小百战，才成为名将；何无忌从容坐谈，灵宝认为他很像自己的舅父。一次作战便获胜，也稍微像他，但终究不是真正的名将。泽卿不妨试着问问他：“渭阳李靖的兵法，既然在骨肉亲属之间已经用尽，如果还有人阻拦行军，人们将要议论这种做法太惨酷了。” 《西铭说》

译伊川先生说：“《西铭》这篇文章，推明义理来保存仁义，扩展了前代圣人没有发明的道理，同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哪里能同墨子的学说相比呢？”《西铭》说明义理本为一而具体分际不同；墨子则以二者为根本而没有分别。分际不同却被遮蔽，便会私心胜过公义而失去仁；没有分别的弊病，是兼爱而没有义。确立各自分际而推明共同的义理，以止息私心胜过公义的流弊，这是仁的原则；没有区别而迷于兼爱，以至发展到无父的极端，这是义的贼害。又说：“《西铭》把仁孝之道都具备了，片刻不按这个道理行事，就是不仁不孝。”《西铭》一书以及先生的言论，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可是世上的学者穷究其中的道理，浅薄的失去根本，深奥的又不能施用，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亲身实践。如今有人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他们是按照分际的次序来取得这种说法，并不是我们的心有不同。所取的对象虽然不同，但我们的心却是同一的，所以说“义理相同而分际不同”。按这个道理来说，“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只是直接回应他罢了，而我的心从来没有忧喜；能够喜爱人，能够厌恶人，也只是直接回应他罢了，而我的心从来没有好恶。就像镜子容纳万象，万象经过而不留痕迹，大概只能达到这种境界；佛教说万法都是幻化，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想把一切归为一，却始终免不了归于二；想排斥异端，却最终流于异端，这都是因为从未亲身实践。试着从自身观察，耳目鼻口、四肢躯体、经络血脉，森然排列而不紊乱，都是在一个身体中确定各自的分际。一处有所缺失，哪里只是失去它的作用，身体本身也就不完整了。这就是“义理相同而分际不同”的说法，也就是推明义理以保存仁义的实质。《西铭》一文以乾为父、坤为母，充塞天地的就是我的身体，统帅天地的就是我的本性；百姓是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君主是宗子，大臣是家相；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贤人是其中秀异者；把老年人看作自己的亲人，把幼年人看作自己的孩子，把鳏寡孤独者看作自己无所依告的兄弟，这叫作确定分际。在一个身体中确定各自的分际，一件事物有所缺失，哪里只是有违义理，义理本身也就不完整了。所以，义理相同正是分际不同的根据，并不是因为义理相同而使分际自然不同。假如能使我生命中本来具有的各项因素都各自符合确定的分际而不紊乱，这就是义理相同的原因。达到这种境界，也不过是战战兢兢地戒惧罢了，也不过是心胸宽广、身体舒泰罢了。战战兢兢地戒惧，是敬畏上天、尊敬亲人的表现；心胸宽广、身体舒泰，是乐于顺应上天、使亲人安宁的表现。违背义的人是自己断绝自己，损害仁的人是自己丧失自己，助长恶行的人是自己暴露自己。只有实践人所固有的本性，才能尽到这些道理；考察万物由何而来、向何而去，才能曲折周详地叙述事理；穷究神妙之理的来源，才能卓然继承先圣的志向。处在显明或隐晦的境地都能如一，才可以说没有辱没天性；不断自强，才可以说没有懈怠。减少欲望是为了敬重自身，培养善性是为了扩大孝道。活着时竭尽自身而有所感通，那么生命足以成为法则；如果不能感通，也没有尽己之道，那么死去也可以没有遗憾。保全固有的本性而归去，就没有失去所禀受的天性；顺从正当的天命而行，就没有失去自己的根本。显达时使自己志愿得以实现，困穷时用来修养自身，活着时竭尽自身，死去时安然自处。这样一来，心中没有一刻不存有此理，也没有丝毫不亲身实践此理。周遍流行于各自分际之中，又完整具备于同一义理之内，便如鸢鸟飞翔、鱼儿跃动，卓然不可掩蔽，在不忘记和不刻意助长之间，仁孝之道已经平常地施行于日用生活中了。用尽我的力量，直到没有什么地方再需要用力，然后才知道《西铭》一书和先生的言论，确实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类次文中子》引言

译起初，文中子在河汾讲学，门人都作了记录。他的高等弟子如董常、程元、仇璋，大概曾经参照取舍这些记录。薛收、姚义开始把它们编缀起来，题名为《中说》，共一百多张纸，没有篇目和卷次，收藏在王氏家中。文中子的次弟王凝晚年才把它授给福郊、福畤，于是编成十篇，各举开头两个字作为篇名，又为各篇作序。只有阮逸所注的本子有这些内容。后来龚鼎臣在齐州李冠家得到唐本，却用甲乙作为篇名，各篇的起止也完全不同。而且正文多处同阮逸本不同，那么分篇和篇序未必都是福郊、福畤的旧本。过去孔氏的遗言，大概汇集成《论语》；其中第一部分多论学习，第二部分多论学习，第三部分多论礼乐。凡是记载性的书，没有不按类别相从的。这部书分类编次没有条目，所以读者大多感到厌倦。我利用闲暇，参照取用阮氏、龚氏的本子，校正正文，按类别归并，编成十六篇。其中没有条目、八成可以删略以及大体可以省略的，往往不予收录，用来作为王氏的正书。文中子死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这一年十一月，唐公进入关中。此后，那些攀附龙凤、辅佐成就三百年基业的人，大都曾经往来于河汾之间。即使他们接受经学未必完全像传说所说的那样，但不能说没有讲论。然而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完全了解文中子的道，师友之间的义理也没有形成，所以朝廷议论有所不及；不然的话，那些公卿难道竟会忘记自己的老师吗？到了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等人，才开始知道喜爱他的书。到了本朝阮氏、龚氏，才各自根据所得的本子为它作训义。考察其始末，终究都不足以真正了解它。只有伊川程氏认为文中子是隐居的君子，称他的书胜过荀子、扬雄。文中子与荀、扬二人并不是同类。仲淹难道是隐士吗？还是不能算完全如此。所谓仲淹，是说自周室东迁以后，诸侯分散而不能统一，大多在寻常小事上用智谋，在细枝末节上争夺利益；这些事情微小浅薄，不值得议论。齐威王使天下归于正道，功劳很大，但君子仍以谈论功利为羞。到了周道已经穷尽，吴、越才开始在中原称霸。《春秋》记载天子之事，圣人实在是有不得已之处。战国的祸乱惨烈极了，保全百姓的根本、返本的策略、君臣轻重的分别、仁义与爵禄的辨析，难道会同圣人的意思不同吗？这就是孟子所以能通达《春秋》作用的地方。古人一半的努力，后人要用加倍的功夫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孟子当然知道世事变化到了极点时，仁义突然施行而成效容易显现；但必须纲纪大略已经完备，民心才容易安定。汉高帝宽厚简约，使人伦纲纪得以重新建立；魏武帝机巧多谋，却使天地因此分裂了十几个世代。这些关于《春秋》功用的内容，孟子已经写明，只是世上的君子不能通晓罢了。所以，功用的浅深，天地人三才的去留，变故相互产生，义理与气数彼此相乘，这些事情有不可不记载的，变化有不可不完备的；可是它们往往淹没在记注之书中，天地的常经也纷乱得不能恢复正常。文中子开始使它们归于正道；续作经书，正是孔子的志向。世人哪里足以了解呢？经书说：“天地确立位置，圣人完成其功业。” 传文说：“天下万物的产生已经很久了，总是有时治理、有时动乱。” 因此我编次《中说》，私下对此很有感触。淳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永康陈亮书写。《龙川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五 （宋）陈亮撰写 序 《送韩子师侍郎序》秘阁修撰韩公任婺州知州的第二年，因为放纵地施行严酷政令，百姓有冤无处申诉，被弹劾罢职。离任那天，百姓堵在府门前，愿意挽留他的，一会儿就聚集了几千人，手里拿着诉状，向代理郡事的人申诉。代理郡事的人挥手阻止他们，他们却径直上前不顾禁令，于是那人只好收下诉状，不敢上报。第二天韩公出府，百姓一起拥着他的车，路上挤得连脚都无法落地，于是冒禁通行；城墙上人群重重叠叠，接连不断，有人跪拜并哭泣，甚至有人锁住自己的喉咙，在韩公面前发誓；里巷中的小孩也有几十上百人，围在马前哭泣。韩公替他们擦泪，告诉他们这是君命，决不应当挽留；百姓便拆毁关卡，像没有听见一样。天将黑时，韩公估计无法停留，百姓就夺下刺史的车，放在路旁，用民间的小车把他抬到梵严精舍，在风雪中点燃火把，包围守护。那些乘船赶往行宫，向丞相、御史申诉的人，大概有一千数百人，但仍未停止。又过一天，韩公回船停泊在通波亭，想趁机乘船离去，百姓又一起拥住船不让它走，溪流也被拦断，无法通行。乡里的士大夫害怕像蝼蚁一样微小的百姓不足以感动皇帝，便婉转劝告他们；他们一会儿后退，一会儿上前，过了很久才说：“希望您慢慢走，天子将要有诏书下来了。”韩公点头答应，道路才稍稍让开。韩公却疾驰径直离去，后来的人责怪他的门徒不肯配合，舍弃了他们，责备、嘲骂、愤怒斥责他，简直如同对待仇敌。唉！大官是人们所尊敬的，百姓是人们所信任的。所尊敬的大官被弹劾竟然如此，而百姓信任他的感情又如此深厚，我也不知道韩公的政绩究竟怎样。还是要去向明智的人请教。《送丘秀州宗卿序》嘉禾如今是辅郡，若德政和恩意都不能完全使人信服，那么地方遥远又能怎么办呢？使君这次出行，在这里就不能苟且了。财物有隐瞒、遗漏，遗留给百姓，正是因此可以宽裕；如今却想把搜括隐瞒遗漏作为功劳，等到先王在世的时候，将把百姓置于何处呢？我对于使君此行，在这里有所感慨。古代役使百姓每年不过三天，按十分之一征税；不存心欺罔百姓以谋取利益，不喜好苛察以引导百姓争夺；上下各有制度，末业有禁令，军队不侵耗我们，僧道不侵蚀我们，使百姓各自尽自己的力量，从事自己的事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无处申诉的人能够伸张，何况有能力自我通达的人呢？草木尚且不摧残其生命，何况同我们一样具备耳目鼻口的人呢？百姓因此安宁，礼义因此兴盛。难道嘉禾的百姓独独不能享有这样的时代吗？我对于使君此行，在这里有所感慨。在上下交相困窘的时候使上下宽裕，在法令禁制所达不到的地方施行诚信，难道独独没有办法吗？因此作歌送使君。歌说：“父亲啊，母亲啊，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 《送诸生赴补序》

译今年夏天，进士已经题名，于是成均缺少弟子员，有司将要聚集四方士人，选择其中适合的来跟随我学习，来告诉我将要出行的只有四个人。我问那些不去的人，他们说：“估量没有办法凭此取得功名，去了又能有什么成就？”我问那些要去的人，他们说：“心里知道不一定能考中，只是实在不能免俗罢了。”我认为不对。古代君子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来听凭命运所决定的事；得失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事。然而既然已经参加科举，却说自己无心于得中，这难道符合真实心情吗？留下的人应当努力学习，不是因为害怕落第；落第又有什么妨害，只是我还没有做到罢了。出行的人应当竭尽自己的力量，不是把得中作为志向；考中固然很好，但我不敢期望必然如此。能够这样留下，能够这样出行，我就没有遗憾了。众人都说：“不敢不努力。”不久，出行的人说：“出行同留下不能相比。临安是天下英才聚集的地方，没有什么不是值得学习的事；如果不能找到求学的门径，就会整天空腹，谁来真正给自己以充实呢？那将怎样在留在这里的人面前看待自己？”我说：“四方英才中，我不能一一深入了解的，有一位在临安做校官的石夫子，是我的朋友。你们去拜访他，空手而去，满载而归，我在这里等着你们。”我对卢子说：“你凭通达爽朗而去。” 我对陈子说：“你凭敦厚谨慎而去。”我对何子说：“你凭开通警敏而去。”这些是你们的资质，不是学问。向石夫子求学而他没有告诉你们的地方，将来我会问他。小何子慢慢上前说：“只有准被遗漏了。”我笑着说：“如果他果真不是遗漏你们这几个人，那你又忧虑什么呢？”并且把我平常所说的话拿去问他是否恰当。假如他只是连声答应，就告诉他说：“先生说，如果不能使我得到一句话，就不要罢休。”五月初一，写于妥斋。《送徐子才赴富阳序》汉代的法令曾经选拔被表彰的循吏，让他们担任公卿，所以郡县称得上治理有方；然而他们入朝任职后，往往又不称职。在郡县任职时，难道是国家自有国家的大体，而治理之道果真不能靠官吏之道来完成吗？庞士元、蒋公琬不屑于用心治理郡县，却在谋划国事方面有声誉。当时认为他们没有治理百里之地的才能，即使诸葛孔明也是这样评论的。这样说来，官吏之道难道又有超出治理之道的地方吗？我在十八九岁时便得以同乡里的前辈交游，可那些前辈没有一个了解我。只有陈圣嘉、应仲实、徐子才三人认为我有可取之处。圣嘉与人交往的方式，仲实自处的方式，子才特立独行的品格，都是我所希望学习的。我晚年同一世豪杰上下议论，每每不能忘掉这三个人，不只是因为旧日交情。子才尤其高明奇伟，稍稍施展就有声望，诸公争相了解他。如今得到京城附近的县邑，这哪里足以施展他的才能呢？然而士人在一县之中夸耀自矜、奋发自得，并不是才力有余，而是本领只能达到这里罢了。若置之不再评论，那么志向浮夸而事功不足以取法。事情来到面前，就竭尽我的心力去做；事情结束后，不存留恋吝惜之意；处在小处却保存大体，做大事又不遗漏小处，这就是无论身处何地总能有余力的原因。治理之道与官吏之道，哪里有两种不同的东西呢？如今天下的郡县本来就难以治理，靠近京城的县邑尤其难治。那些没有名目、难以办理的费用，如果巧立名目向百姓征取，那将欺骗谁呢？倚仗公家的名义而强行搜取，百姓又有什么罪呢？何况上面的人常常不亲自承担责任，却要求我办理；百姓一有怨言，又把罪责推给我，而他们仿佛不知情，子才将怎样处置这种局面呢？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时，萧何甚至把老弱和未满傅籍年龄的人都派到军中去，这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了。然而汉高帝却称赞他有镇定国家、安抚百姓的功劳，这究竟该怎么解释呢？平时替百姓考虑得十分周到，遇到缓急和临时需要，也只是替百姓打算罢了。从来不替百姓考虑，却用一切手段催促办理，百姓没有把刀刺入自己胸中，只是还需要时间而已。如果说“我不忍心让百姓到这种地步”，有的人便高高避开，有的人闭目摇头，任凭事情自行发生、自行停止，只是借此助长那些一味催促办理者的势力，那么罪过也是相等的。这就是古代君子仍然尽心于难以治理之地的原因。子羔做费邑宰，而孔子责备子路，是担心子羔年少还不能胜任仕职。子路却认为，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何必读书以后才算学习呢？” 这正是后世英雄豪杰因事增加智慧的地方，诸儒常常仿佛瞠目落后；而且这又是孔子平时教诲中等以上之人的话，难道是用来教子羔的吗？那只不过是凭口才敷衍应付人罢了。通过官吏之道的曲折，便能得到治理之道的大体，我唯独对子才寄予希望。如果能使我从此常常不忘记这些道理，就不必等到年终才下结论了。《送吴恭父知县序》

译我小时候听说临安有一个叫太学的地方，四方英才大多聚集在那里。当时新安的两个吴氏兄弟以文章闻名天下，而小吴独爱饮酒、任性使气，把所有钱财拿来赌博，一次下注时从不考虑下一次输赢，胜负往来常常直到天亮还不停止。遇到疲倦时，偶尔招来坏脸色自我污辱，不向客人行礼，径自睡觉。他有抚育、掌握一世人的心志，却每月都要同同伴比较一天的长短。同伴往往口中诵读、心里思考，上下吟哦，记忆不停。考试前夜，眼睑不能合拢，黎明时裹着饭团一同进入考场。坐定后，心中摇摆不安。吏员把题目放在廊柱之间，众人起身观看，彼此相看都面无人色。唯独吴君神色凝定，远远问同伴题目是什么。问完便不再停留思考，打开试卷径直书写，笔下不停，通常到了中午就写完。出来后像平时一样歌唱呼喊。过了几天，榜上挂名，举目一看，众人都惊讶地说：“果然是吴偁，还是首选。”后来又说：“又是吴偁。”同伴大多敬畏佩服他，但嫉妒他的人甚至认为他该杀，大家却都不顾后果。很久以后他考中，任鄞江县尉。鄞地临海，海盗出没，神鬼也无法追踪，偶尔来抢掠百姓家，随即离去。朝廷虽然长期驻兵，也不能禁止。吴君于是暗中布置侦察，盗贼到哪里都能立即知道。他骑一匹马径直前往，捕盗的人随后赶到。盗贼惊惧，以为遇到了神灵，都拱手屈足，死了也不怨恨。他的功劳多得无法计算。吴君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后来仍然得到京秩，授任饶州安仁县。安仁原来号称冷僻的县邑，他到任后严肃整顿吏治，厚待百姓，减轻征收，放缓赋税，仓库里不留一文钱。遇到紧急需要，一张纸立刻就能办成。百姓在田野间和乐自在，前来经商的人也像回到家一样。江东强县有时都感到惭愧。适逢邻境大旱，饥民成十成百地聚集，抢夺食物以求活命；恶少年趁机作盗，势头渐渐逼近，几乎要侵犯县境。州里以此为忧，派数百名士兵戍守。有富民劝吴君带家人前往避难。吴君奋然说：“我做县令，难道反而把性命交给你们，像草丛间苟且求生吗？我宁愿同贼人一起死，何况未必会死呢？”于是登记壮丁，检阅他们；吴君骑马横槊置身其中，声势十分壮大。县里有无赖模仿邻境的做法，他便在法令之外另出办法，杀掉他们以示警告；众人都恐惧缩颈，盗贼不敢侵犯。事情结束后，吴君自行弹劾自己，朝廷没有答复。对他不满的人便趁机罗织罪名。部使者有一两人搜罗摘取罪状来责问吴君。吴君慨然说：“我所做的本来就不合乎法令，我不能胜过执法的官吏。当时事态危急，我难道还能考虑这些吗？如今即使把我投入鼎镬，我也甘心。”吏员在旁替他回答。执法的人仍想搜集他不合法的地方来治罪。龙川陈亮说：“成周讨论和任用有才能者的法则，在这里竟然不能施行了。边疆因此给人以侮辱轻视的机会。”他们把中原当作无人之境来戏弄，天子盛怒而不想赦免他们，却没有办法处置。到现在将近十年了，难道竟不能造就一个壮士，还是地势使然吗？人有气力而不能施展，也实在可叹。我在积累忧患、充满畏惧之后遇见吴君，便握着他的手，在送别时站起来，举杯相劝，感叹离合无常，而毁誉相继不断。过后张口大笑说：“这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于是他出发了。《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义。圣人早已常常以人情为根本而说出这个道理。后来才开始有了出仕是为了贫困的说法。出仕竟然到了只是为了贫困的地步，那么我们的道又怎么办呢？自从科举兴起，世上的士人往往困在一天完成的应试文章中，甚至到老死也有不能遇合的。义不能自行实现，贫困又不能自行解决。在这种处境中得到一点点方便，也就甘心低头，屑于做这些事了。实在知道义所在的地方，却有时被贫困逼迫于后。过去我的先祖大概曾在科举中受挫一次，终身认为不够，又重新从事科举，后来在杯酒之间放纵自己。而他的弟弟却认为这就是我兄长的志向，这或许也是一种道路。屡次受挫却屡次奋发，即使困穷年老，志向也不停止。晚年因恩科得到一官，冒着寒冷走数千百里，却没有怨言和怨色。大概伯夷曾以同乡人为羞，不愿同他们相处，而柳下惠甚至不把袒裼裸裎看作污辱人的事；本来就有很大的不同，各自依从内心所安。上天与人常常不能相合，彼此参差不齐。如果不是理解其中的所以然，脸面上能不显露些许情绪吗？这次出行也足以看出您的贤能。您年轻时努力学习，壮年时在学校中已有声誉，估量您得到的竟然如此，也足以看出您的内心自有坚守，并不计较所得究竟怎样。我听说尚书郎芮公、刘公正要负责江外漕运。芮公本来是我过去同席研学的旧交，刘公则一向厚待我。大帅龚公的贤能，天下都听说过，他应当不会因为贵贱尊卑、穷困显达而忘记别人。我的师友永嘉郑公，早晚将要来统领风宪，过去本来曾经给您以帮助。这四位都是天下贤者，而同郡僚属中又有刘君子澄，我早就听说他的贤能。张、吕二位君子又异口同声地称誉他，您前去拜见四位公，回来后同刘君一起评论他们。人生携带干粮走千里，求访天下贤者同他们相处，却有时不能如愿；这次出行的情味确实不错。估量您的志向可以稍稍伸展，而我正在谋划安葬您兄长，不能跟随您同行，于是写信寄给刘公，使他知道天下士人中那些困穷而值得叹息的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而部使者的权力足以为当时所重，实在不能用同一尺度看待所有士人。不违背旧日交情，那么百姓就不会苟且偷薄。您见到芮公，或许可以把这些情况说出来吗？彼此相对谈说旧事，能不感慨吗？郑公出行后，过些时候我当寄信，请他替我致意。刘君声气相应，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送岩起叔之官序》

译陈氏过去凭财力在乡里称豪已经很久了。才过五代，子孙就散落各处，往往失去庇护依靠。他们的盛衰相继无穷，难道一定是那些人的罪过吗？我的叔父岩起在未满二十岁时，慨然有为乡里排难解纷的志向，奋臂出游，往来于江淮东西，而定居临安，大约比我早三十年。诸公贵人在未显达而寄居外地时，岩起有时出力帮助他们以自我效力，有时整日同他们嬉游，不问对方官位高低，一经交往便以恩意相待。等到对方显贵后还能记得他，即使有人忘了他、不肯接见，他也全不计较。陈亮因此知道，士人若没有侠义之气，哪里能够挥动空拳，在一世之中为自己立足呢？晚年得到一官，将要到广东部使者麾下任职，冒着寒冷带着妻子儿女出行。我问他的行装，他说：“我本来就是两手空空、靠自己奋发的人。”然而世态一天比一天不同，这次出行即使是我也为他担忧。您曾经同四方人士交游，怎样才能替我把这些情况说明白呢？陈亮于是告诉他说：“四方的豪俊之士，不以我为鄙陋，屈尊同我交游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然而自从各自独居以来，他们的升降我不知道，书信问候也断绝了，我将能指出谁的姓名来告诉他们呢？”我又实在力量不足，只能勃然生起感慨，姑且把这些话依次编排，作为送行序。如果您在路上遇到同陈亮交游的人，就拿出来给他看。他若神色轻蔑、毫无心意，一定不是同陈亮交游的人。我的叔父，您要努力啊！堂堂大国，出行数千里，难道没有一个英明特出、懂得义理的人吗？假如壮士困顿在泥涂中，那么这种羞耻就有归属了。淳熙六年冬十月初一，永康陈亮写于恕斋。《送王仲德序》从前祖宗盛世时，天下士人各自凭借自己的才能效力，无暇顾及其他。从后世看来，往往认为那时质朴浅陋，却不知道那正是盛大的极点。后来文采日益滋长，道德日益丰厚，议论日益高明，政事日益更新，而天下士人已经不能安于平常。众多贤者彼此对立，互相指责，各家都自称承继孔孟，人人都把自己比作稷、契，结党互攻，以求自己的学说获胜。最后章惇、蔡京等人用王氏的学说把天下统一起来，于是天下风靡一片，望去如同黄茅白苇连成一片。南渡以来，天下士人开始各自发挥所长；虽然经历秦桧所崇尚的“同”，只能在谄媚上相同，却不能在学说上相同。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起，彼此交相唱和，却不知道它究竟从哪里来。后生小子，书还没有读成，句读未通，拿笔时手还不免发抖，已经能够拾取那些遗留下来的说法，自高自大地称誉宣讲，非议前辈，认为前辈不值得学习。世上以高明自居的人，得到时机便乘势而起，反而比没有史书更糟。难道可以说史法就在这种情形中完备了吗？先主和他的君臣一心惦念汉朝事业，难道可以埋没吗？魏氏取代汉朝，抓住了机会却不按正道改变它，这是大错。孙氏在江东倔强自立，成为一时的雄主，从此魏国便不足以使天下归于正统了。陈寿的《三国志》有什么可取呢？汉朝确实有本纪，但体例像列传；条目篇章不编成书，诏令奏疏也不列入志书。志书题作《汉略》，是为汉朝君臣的志向感到悲哀。魏确实取代了汉，我便按照史法记载它的诏令和奏疏，也为它的臣子和后代作志。吴同汉相同，它并不以体例相同为嫌。志书题作《吴略》，以彰明它自立的事实。把汉、魏、吴合在一起附列，天下就不能没有正统。魏最终不足以正天下，于是作《三国纪》，到此为止。唉！汉朝有魏，魏有晋，晋有刘氏、石氏，读我的书的人就可以知道这些变化了。宗室、外戚、名儒、文士、近臣、刺史、郡守县令、名将、猛将、高士、列女。汉昭烈皇帝 陈亮说：诸葛亮说，从前先帝在楚地战败军队，就在这个时候，曹操拍手称庆，认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夺取巴蜀，发兵北伐，夏侯渊授首；这是曹操失策，而汉朝事业将要成功了。后来吴国又背弃盟约，关羽战败，秭归失利，曹丕称帝；他的君臣在天意和人事交错之际反复变化，也实在可悲啊！正当汉帝以山阳公的身份作为宾客处于魏国时，有人说他已经崩逝，昭烈抚胸大为悲痛，才开始商议举行称帝大典。尚书令刘巴、主簿黄权都认为这样向天下显示得不够广泛，前部司马费诗争辩得尤其激烈，大意说：“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君主、篡夺帝位，所以流寓万里，聚集士众，将要讨伐贼人。如今大敌还没有消灭，却先自行称帝，恐怕人心容易产生疑惑。从前汉高祖同楚国约定，先攻破秦国的人称王；等到已经进入关中，仍然迟疑不敢自居为王，何况如今殿下还没有走出自己的庭院吗？”昭烈认为这话不对，把费诗贬为永昌从事。汉后主 陈亮说：“以后主这样的庸弱资质，处在阴疑将转为阳明的关键时刻，却安然处之而不疑惑；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贤相足以任用，他哪里能算后世所谓的庸主呢？诸葛亮死后，汉朝的事业已经无法挽救。蒋琬、费祎也相继去世，汉氏区区留下的文章，难道还不能使它在世上自立吗？天命果然可畏啊！” 诸葛亮 陈先生说：起初，汉朝设置御史大夫，官秩在丞相之下一级。后来又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往往由宦官担任。成帝时，才开始改用士人。中兴以后，虽然设置了三公，但台阁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政令。昭烈帝在蜀地，把国政交给丞相；他的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以及所谓仆射、黄门侍郎，都是辅佐、教导天子的官员。诸葛亮以最公正的原则，全面整顿纲纪，使政事明白通达，百姓也因此能够表达真实情况。当时正连年出征，太平时代的各种文书还来不及全部编定，所以条文制度多有缺漏，并不只是注记失误造成的。评论者称说，诸葛亮出兵之日，天下震动，但人心并不忧惧。至于死生和成败，又哪里值得一提呢？王者不再出现，难道上天还认为时机没有疏远吗！龎统、法正 陈先生说：天下正处于动乱之中，刘表因为同姓的关系，坐在那里觊觎非分之位；如果真像他那样恋恋不忘汉室之事，取刘表来作为立足之处，有什么名义不合义呢？何况是刘璋呢？在这个时候，曹氏取代汉朝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不取刘璋，就是增强他的资助。周武王取代商朝时说：“上帝正在注视你们，不要改变你们的心志。”龎统、法正是策士，具有发扬振作、勇猛进取的志向，除了太公，谁能担当这件事呢？关羽

译陈先生说：“我论述编次关羽的事迹，谈到于禁等七军覆没之事，没有一次不为吕蒙感到痛恨。当时关羽威震华夏，许都一带的百姓都背着担子站立观望。假如关羽放弃樊城、襄阳，乘着锐气正盛的军队直进，即使曹公那样雄强，难道能够抵挡正在扩张的攻势吗？可是军队在坚城之下受挫，徐晃便得以施展他的意图了。诸葛亮不能出蜀，龎统、法正又相继死去，难道上天当真无意于汉室吗！” 魏武帝 陈先生说：“东汉衰败时，贤人君子接连被杀，桓帝、灵帝从此也就不能称为君主了。魏武帝还借助汉朝来号令天下，难道高祖、光武遗留下来的恩泽还没有完全消失吗？法令不必全部取法古代，关键在于一定要能够施行。大概当时的人已经苦于长期没有政令了。汉朝虽然最终禅让了帝位，却还要剪除异己，难道不是很劳苦吗？他的儿子文帝说过：‘舜、禹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把这句话放在当时的情势中考察，并不是过分的评论。” 魏文帝 陈先生说：世人认为文帝评论汉孝文帝，是超过了贾谊，并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法度。我读他的评论，读到他希望让当时屏息忍耐的百姓能够放开脚步、高谈阔论，不再有危险恐惧之心时，没有一次不反复吟味、赞叹不已。当时，吴、蜀争夺帝位，中原差不多可以得到休息了。因此他在位七年，谥号为“文”。魏明帝 陈先生说：“魏明帝出生才几岁时，武帝就非常惊异，说：‘我建立的基业，要靠你延续三代了。’他好学而且见识广博，特别留心法令和事理；口吃，少言语，从不接见结交朝廷士人。即位几天后，只有与侍中刘晔整天亲密交谈。刘晔出来后，对别人说：‘他是秦始皇、汉孝武帝一类的人才，只是才能略微不及他们罢了。他东西征伐、兴建宫室的气魄确实很大，但他又何尝拒绝过高堂生等人的劝谏呢！’” 齐王、高贵乡公、常道乡公、陈留王。陈先生说：我论述编次魏朝本纪时，看到了他们维持王室的谋划。曹爽难道足以应付这样的时局吗？王凌因为齐王受司马懿控制，想要另立年长的君主。他的儿子王广独自说：“凡是举行大事，都应当依据人心。”曹爽因为骄奢而失去民心，何晏徒有浮华声名而不能治理政事。丁谧、毕轨、桓范、邓飏虽然都素有声望，却全都专门争逐于世俗名位，又擅自改变朝廷典章，政令屡屡变更。他们所保存的名望虽然很高，但事情不能下达到百姓那里；百姓习惯旧有制度，没有人听从他们。所以他们虽然声势震动天下，却在同一天被杀，名士减少了一半，而百姓对此感到安定。这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如今司马懿的心意虽然难以测度，但他的事情还没有表现出叛逆；他又提拔任用贤能，广泛培植胜过自己的人，修明先朝的政令，把体恤百姓放在首位。父子兄弟共同掌握兵权，不容易灭亡。魏朝到这里已经不可挽救了。” 荀彧 陈先生说：“曹公曾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就是周文王。’假使他充实了数百上千年间盗贼般的谋略，那么即使死去，也确实有轻于鸿毛的人，何至于不能容忍文若的一句话呢？齐威王的心意在葵丘会盟上已经暴露无遗，只是依赖周朝制度不容易被彻底撕裂罢了。起初，管仲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只是他不忍心天下没有霸主罢了。我论述编次文若的事迹，已经具备其始末。他大概是明白天下大势、通晓古今变化的人。世人只把智慧谋略归于他，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荀攸 陈先生说：荀攸把自己隐藏在智谋之中，也可以说是有智慧了。荀攸不能平定董卓之乱，处在汉、魏交替之际，难道这就是他的本心吗？凭借文若的力量，顺着事情的发展来引导他，最终却仍然不能纠正局面。荀攸因此是把自己的智慧隐藏起来了。贾诩、程昱、郭嘉、董昭 陈先生说：汉室两次陷入混乱，是由于贾诩，最终结束于董昭。至于在曹操左右前后、帮助成就魏国霸业的人，程昱、郭嘉的谋略最多。而曹公尤其痛惜郭嘉的死。起初，贾诩被察举为孝廉，任郎官，因病免职，回乡走到汧道时，遇到叛乱的氐人；同行数十人都已经被捕。贾诩说：“我是段公的外孙，我死以后，你们不要埋葬我，我家一定会重金赎我。”氐人把其他人全杀了，却释放了贾诩。当时太尉段颎的威势震动西方，而贾诩并不是他的外孙。贾诩的智谋，大致就是这样。锺繇、华歆、王朗 陈先生说：“在曹公晚年，天下已经没有谁再认为自己是异己了。到了文帝和山阳公相处的时期，即使王朗等人也都认为魏确实是承受了天命，所以甘心辅佐它而没有惭愧的神色。否则，身为一时儒学宗师，难道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吗？这样看来，吴国自行建立政权，也算稍微能够令人满意了！” 陈登、田畴 陈先生说：“陈登并不是主动屈服于曹公，他的内心只是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汉室。田畴最终凭借自己的志向和义节保全自己而离开；假如陈登和田畴处在同一时代，他们又将从哪里寻求出路呢？凭借这样的资质，却使有志之士不得不考虑退避或趋就的计策，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 崔琰、毛玠 陈先生说：“天下厌恶战乱已经很久了，所以曹公兴起时，士人无论地位高低，都一同起身依附他。假如他们听从天命所归，那么这两个人之所以尊重魏国，难道不是有很多理由吗！” 袁涣 陈先生说：“这些人都是汉末守持志节、奉行义理的儒者，却全都被曹公任用。他们的内心，难道是有所贪图利益吗？”起初，袁涣曾感慨叹息说：“汉室日渐衰败，天下很快就要大乱了。假如天下纷乱不安，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如果上天还没有毁弃正道，百姓还会因义理而存在，那么只有强大而又有礼义的人，才可以保护自己吗？”这些儒者如何安置自身，已经考虑得很审慎了；而曹公也可以说是盛大兴盛了。刘暄、蒋济、刘放、孙资 陈先生说：“凭陈平那样的智慧，高祖尚且担心他太过于详细地权衡退避和趋就，却在事情紧急时不知道可以依靠谁。刘放、孙资终于把国家交给别人，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蒋济只知道专任一人的错误，却不知道后来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等到灾祸临头，他最终也不能有所作为。刘晔在这些人中间，最被称为有智慧，却终于被自己的智慧逼入穷途；智慧难道真是值得依靠的吗？” 夏侯玄、季丰、张缉 陈先生说：“夏侯太初处在生死祸福的关头而不动摇，他的声名并非虚得，只是生逢的时代不对。季丰、张缉二人以死守义，正好与太初同样命运，还有什么遗憾呢？” 王凌、令狐愚、毌丘俭、诸葛诞 陈先生说：“司马氏造成的祸患，天下人全都安然接受。只有这四个人独自以守义而死，难道只是魏国的纯臣吗？至于他们起兵时没有等待事情充分发展，奋起时又没有把握时机，徘徊退缩而陷入包围，希望天下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他们有忠诚激愤而没有长远谋略，明白义理却不懂时势变化的原因。王广也卷入这场祸患，实在太令人悲痛了！” 嵇康、阮籍 陈先生说：“司马氏对魏国并没有什么大功，只是乘着当时人们的声望，长期安坐其位，窃取了时机罢了。阮籍、嵇康凭借英奇卓异的资质，内心所怀抱的事情光明磊落，理应把这种局面视为最可耻的事。然而司马氏的羽翼已经形成，即使孔子、孟子，又能撼动它吗？在生死、退避和趋就的关头，这本来就是二人所不屑于考虑的。” 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

译陈先生说：“根据我论述编次司马氏的事迹来看，魏国的天下，若不是司马氏就无法安定。民心哪里有什么一定不变的呢？吃饱饭后嬉游，不知道高堂大厦才是安适之处；肩挑背负而疲惫劳苦，看见婆娑的树木便希望在那里休息，往往就忘了离开。树木本来不能长久依靠，又将到哪里才是最终归宿呢？”我为此掩面流泪，《魏书》也就到此结束了。吴武烈皇帝、长沙桓王 陈先生说：“武烈皇帝从小吏中奋起，最终击败董卓。凭他的忠诚和愤慨，为什么却在袁术手下进退俯仰、听命行事呢？汉末愚昧儒生拘守旧文的弊病，大概已经形成风气了。这也正是开启桓王突然奋起、自由驰骋的原因吧！”诸葛亮说：“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定、谋划计策，动不动就援引圣人；疑虑充满胸中，困难堵塞心怀。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就会使孙策坐大，最终兼并江东。”然而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如果不经历险境、懂得困难，往往不能成就事业。总而言之，成败祸福也会相互产生、无穷无尽吧！” 吴大皇帝 陈先生说：起初，大皇帝不屈服于魏武帝，在赤壁击败了他。晚年才开始上书称说天命。魏武帝笑着说：“这个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煎熬吗！”然而从此便同他往来。文帝喜欢他称臣，于是安抚了他。因此，他坐收荆州，又把功劳归于魏国。在秭归发生战事，却没有留下后患。等到吴、蜀的势力已经明显形成，于是吴国与蜀国交好而断绝同魏国的关系。这就是大皇帝称号的由来。汉朝卫尉陈震确实来到这里，大皇帝与陈震在坛上歃血为盟，分定天下：把徐、豫、幽、青、蜀、吴、兖、冀、并、梁归属汉朝，以司州的土地为界，界线定在函谷关。” 会稽王、景皇帝、归命侯 陈先生说：“大皇帝建立国家，难道有夺取中原的志向吗？君臣上下共同谋划以长江为界的策略，已经很精密了。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的恩泽，本来足以使国家延续到后来灭亡。即使没有归命侯的暴虐，难道还能重新改变局面吗？因此君子顺从吴国自行建立政权的实际，用它来说明国家兴亡的道理。” 张昭、周瑜 陈先生说：“从前吴起与田文谈论功劳时，谈到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大臣还没有亲附、百姓还没有归附的局面，吴起便屈服了。桓王把大皇帝托付给张昭，又把后事托付给周瑜；周瑜在危急颠沛之际奔走效力，张昭却终于被废弃而不再任用。这是为什么呢？江东虽然已经平定，但国家的根基轻薄了。”我论述编次他们的行事，是为了让善于观察国家的人有所考察。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汉朝兴起时，文章浑厚典雅，最接近古代。武帝、昭帝以后便衰落了，只有刘向、扬雄能够超拔出来。中兴时期，班固、张衡、崔骃、蔡邕前后相继，在一百七八十年之间声名相望，难道只是他们的气格不合吗？然而他们的辞藻和意旨终究不接近古代。至于建安七子的文风，大体相似。他们又争相在曹公父子那里发挥自己的长处，难道上天本来就要借文章来文饰他们的功业吗？到了汉魏交替之际，已经不是这几个人所能写成的了。曹公又何必在这方面取巧呢？” 邓禹、耿弇（附录） 起初，刘伯升去世后，光武帝仍然恋恋不忘汉室之事。他持节向北渡过黄河，邓禹首先提出重大的谋略，于是参与机密谋议，接连出兵西征，关河之间声势震动。当时他的威势和谋略无人可比。赤眉、延岑，难道足以抵挡他的锋芒吗？光武帝命令他进兵，他却接连失败。邓禹想到自己专任军事并不相称，便凭疲惫的士卒不断求战。光武帝下诏说：“赤眉没有粮食，自然会向东来，我折断一根鞭子就能鞭打他们，不是诸位将领需要忧虑的事。”冯异赶去接替他，邓禹自行回来，从此闭口不谈军事。王郎之乱时，以及更始帝下诏停止进兵时，如果没有耿弇，光武帝就会犹豫不决，只把他当作小儿看待罢了。等到平定齐地，事情没有一件不如耿弇所说，光武帝才开始认为他壮大可用。但耿弇跟随诸将奔走作战时，常常落在他们后面。天下平定以后，光武帝才停止武事、修明文教；胶东、高密两地都尊崇儒学。耿弇原本只是一名将领，从汉高帝以来，光武帝是最善于保全功臣的人。” 诸葛亮（附录） 曹操借汉天子的命令四处征伐，算得上是汉朝的功臣。孙权秉持义理而自称藩臣。当时，他的内心虽然不可测度，曹操的叛逆节操还没有暴露于天下。正如孔明所说，荆州、蜀地的形势一旦形成，曹操的叛逆之心如果能够折断而不能恢复，事情就可以谋划。等到吴国用欺诈手段夺取关羽的秭归，又因此击败孔明，我非常痛恨。曹丕既然已经改换国姓，玄德又中途去世，把大事托付给孔明，直到他的儿子。孔明忧惧，奉行先帝遗诏而不敢放松义责，不敢立即安居，因此出兵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并不忧惧。晚年在渭水之滨出兵，他的谋划和志向更加深远。他恋恋不忘汉室之事的心，对天地神明都可以证明；鼎足而立的谋划，并不是孔明的本意。他年过五十便去世，难道不是天意吗！起初，孔明游学时，颍川的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人往往致力于精熟博学，孔明却只观察其中的大略。后来在隆中耕作，龎德公正在那里。司马德操把龎德公当作兄长侍奉，孔明每次到龎公家，都独自拜伏在龎公床下，龎公也不制止。孔明做丞相时，许靖任太傅；许靖在中原有英伟的声誉，以兄长之礼侍奉颍川陈纪，又与陈郡袁焕、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人友善。这时许靖已经老了，喜爱、赞赏人物，风度声望仍然很盛，孔明亲自向他行拜礼。玄德曾经对孔明说：“我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时，常常听见他们详细启发、告知治理和乱亡的道理。”他们君臣之间始终相知相得的情形，可以从这些事情中考察出来。曹植（附录） 曹操从群盗手中夺取天下，可以说是有才能。但他什么时候不曾借汉朝来作为名义呢？找到机会便夺取汉室，这还能够说是天命吗？这本来就是曹植不能心安的地方，何况还要让他继承这种事业呢？他的力量不足以在其中周旋，只能苟且安处而成全它。假如把真实意图表露出来而离开，这两种做法都不是他的本心。他把自己放逐到法度之外，对于这件事又能承受什么呢？按照年长者确立嫡子，历来就是旧制，哪里值得劳心经营呢？大业既已完成，自己困顿、被废黜和受辱，大概也只能安然接受而不后悔。然而他仍然不断上疏，恳切请求让自己出力效命。难道这就是所谓哥哥拉弓射他，他却哭泣着替哥哥讲道理的人吗？三代衰落以后，孔子的学说又沉没失传。在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失去本心的人很多。像曹植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人。” 吕东莱复信

译我回到住处将近半月，正赶上酷暑，疲惫困顿还没有完全恢复。本月二十五日，刘国华下葬，我必须到泉溪去参加，于是会留在明招几天；听说到月末才进城。如果路过内白，幸请派一个人到明招来询问我的住处，希望不要错过。《三国纪年》的序言、引文以及各篇赞，我已经连续看了好几天，其中用意高深的地方，也许领会了一两分，但全书的大纲和体制还有许多没有明白之处。序言说：“汉称为《畧》，魏称为《书》，吴称为《畧》。” 又说：“魏终究不足以匡正天下，于是以《三国纪年》作为终结。”我不知道《汉略》和《纪年》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看三国诸君的赞语，似乎采用司马迁、班固的史法，每位君主各自作纪，并把赞附在后面；但《三国纪年》以甲子为首，把汉、魏、吴并列，这又像是把三国合为一书。所谓汉昭烈、魏武帝以下的各篇赞，必定不能附在这里；既然并列三国年代，就一定是贯通记载三国之事的书。如今每位君主都有一篇赞，当然知道它们不附在这里，那么后来又不知道应附在哪里？难道是在《三国纪年》之外，另行叙述每位君主的始末，再把赞附在那里吗？这些都是尚未明白的大问题。汉昭烈的赞，评论他的君臣在天意和人事反复变化之间的关系，所谓体察本心，确实精妙；但责备诗人的议论，似乎没有通晓时势变化。汉朝正统既然断绝，昭烈怎么能不承继它呢？这和汉高祖时的情况不同。后主大概也很平庸，所以能够安然接受政权而毫不怀疑的，正是诸葛公的功夫。武侯的赞语，评论把国政交给丞相，非常好；但说汉朝的侍中、中书令、尚书令都由宦官担任，考察《汉书》可知也并不全是这样。篇末说‘王者不出现，上天还认为时机没有疏远吗’，这句话……”}], 其中感慨的意味很深长，但还不如后主赞中所说的“天命果可畏”那样文辞严峻、义理正大。魏武赞叙述来历很恰当，但末尾关于舜、禹的两句话我没有弄明白。魏文帝的两篇赞，我反复体味其中的文辞和意味，褒贬取舍很有兴味，但文帝赞的意思颇为隐晦。又，文帝三次出兵讨伐吴国，说“中国庶几息肩”，也不恰当。吴武烈赞论述汉末拘守成法的弊病，以及启发桓王纵横驰骋的气势，非常精妙；下面三篇赞也是如此。我的私下看法是，吴国四赞尤其能够充分表现其构思所能达到的境界，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了。庞统赞论述兼并弱小者的意义，非常正当；关羽赞也很稳妥。不过，您的来信说司马子长虽然高明，却不愿意学习他，而这些赞的立意和笔势却往往像司马子长，这是为什么呢？有机会还望一并赐教。朱元晦下的工夫，大概也就是这样罢了。吴益恭昨天收到桂阳的信，信中说：“如今正代理郡务，却不说是代理。”究竟是哪个郡呢？我近来想到：著书实在是很难的事，现在正准备专心玩味探索，充分涵养，深入寻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即使资质高明的人与资质驽钝的人不同，但考察前代作者，也必须等到经历长久、年岁渐晚之后，才下笔写作。如今趁着这段空闲，编次并汇集起来，当然也没有什么妨害。但也不能不思考其中还有我不敢全部说尽的话。来人返回时，姑且略述这些，以上禀告；其余详情等以后再行禀报。《龙川集》卷十二。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三。（宋）陈亮撰写。史传序。《高士传》序。夏、商、周三代的风尚已经十分久远了。当时士人生在那个时代，学习有固定的职业，做官有规定的时机；利益不能改变他们的操守，声名也不能扰乱他们的本真。他们涵养性情以安于天命，修养道术以成就德行，这是教化逐渐熏陶的结果。即使有人不合规范，也不会被列入士的等级。《诗序》说：“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在那个时候，士人又哪里知道什么叫作高士呢？周代的德教衰微以后，各种异端一同兴起，用来损害人的良知的东西，端绪不止一种；士人要能够坚守自己的操守，已经很艰难了。然而颜回、闵损这一类人终身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早晨还不能保证晚上，吃粗食却安然自若，弹琴来自我娱乐；他们看遍天下的快乐，没有一样可以替代这种快乐。有人说：“贫穷就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就没有牵累，没有牵累就感到快乐。”我认为颜回、闵损二人，难道真的是以贫贱为乐吗？按照他们所奉行的道，即使富贵也可以接受；他们所快乐的在于这个道，而不在于富贵贫贱。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二人又为什么会喜欢它呢？富贵又有什么可成为牵累的呢？所以说：“困穷时也快乐，显达时也快乐。”又说：“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没有不自得的。”由这些话来看，他们的内心难道会被外物牵引吗？又难道一定要后世的人知道自己吗？正因为他们屹然立于衰颓的潮流和萎靡的风俗之中，所以可以称为高士。所以世人谈论颜回、闵损二人时，往往把他们看得比王公还尊贵，而王公也以能被他们认可为荣耀。那么，那些只求一时得失的人，究竟得到了什么呢？因此，自颜回、闵损以来，像四皓、严光、黄宪、徐穉这一类人，都是信守道义达到极致的人。他们平时不说话，别人却受到感化；即使没有得到机遇，也如同藏在山中的玉石，光辉已经无法遮掩。受到逼迫而稍有应对，已经和那些急切地希望出来做事的人不同了。假如他们遇到时机而推行自己的道，用来端正风俗，难道还不是反掌之间的事吗？我遍览各部史书，见到这样的人，私下十分仰慕；同时又遗憾当时有些人自行隐居山林，史书无法把他们全部记载下来。幸而还有一些人被记载了下来，于是我总汇编成《高士传》，以备日后阅览。谚语说：“不是你的高，而是我的低。”我将和求学的人一同在这件事上尽心。《忠臣传》序。

译我读书读到武庚的事情，哪一次不为此流泪呢！唉！忠孝，是立身处世的大节。做臣子的替君主洗雪耻辱，父亲的仇由儿子来报，这是人的至情。估量事情不可为，却仍不顾一切去做，也许只是因为自己的感情不能不伸张。预先料定事情不能成功而不去做，别人哪里知道我的内心呢？即使活着也会感到惭愧！何况最终仍免不了一死，那么将来又凭什么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呢？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是凭至仁顺应天命，凭大义拯救百姓。然而君主和父亲即使没有道义，也不能因此降低其尊位；所以武庚看到太白旗时，必然对此有所不忍。但他没有立即去死，是因为仍有所等待。等到周武王已经即位并去世，继承人年幼，君臣兄弟之间的猜疑和离间正在兴起，所以他将借管叔、蔡叔之间的嫌隙来发动义举。成败姑且不论，只为表明自己的内心，于是奋力去做，甚至丧失首领也不顾。我认为武庚是古代的忠臣孝子。世人根据成败来判定是非，所以没有褒扬他，孔氏又避讳此事而不加称述。这样说来，武庚的死经过二千多年，至今仍未能瞑目。不过，武庚是嫡系继承人，他所处的道义形势本来就必然要求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后世的名声而作深远谋划。至于翟义、王陵、毌丘俭、诸葛诞这些人，并不是清议必然要责备的对象；即使低头相随、接连起事，也不过如此。然而这几个人忠心和胆气奋发而出，看到国家倾覆、自身危急，顾不得其他，反复权衡自己的力量，急忙产生扶助国家的意图；即使事情没有成功，难道还能诬蔑他们的内心吗？修史的人说应当大书特书，以此表示劝勉，却只是[“旅次之然”原文疑有讹误，含义不明]，而且还免不了被讥讽为不自量力，甚至把他们列入叛臣一类，传述这样的话：“盖棺之后，论断才可以确定。”这话可信吗？从前贯高说过：“人之常情，难道不各自爱护自己的父母妻子吗？如今我的三族都已经被判处死刑，难道我反而会用大王来交换我的亲人吗？”这样看来，这几个人的心志多么壮烈啊！只是他们所受的冤屈比武庚更深，我为此悲悯他们，所以编列为《忠臣传》，把真实情况流传千古，以振兴衰颓的风俗。这正是圣人惩戒和劝勉世人的方法。《义士传》序。商朝遗民并不是认为不肯顺从就足以抗拒周朝，只是先王的德泽使他们不能自已。义，是立身处世的大节；爱惜生命、畏惧死亡，是人的常情。他们不因为这些常情而改变那种义，确实是知道自己应当处在什么位置。商朝以后，只有东汉的政治，敦厚节义、崇尚廉洁退让，保有商朝遗民的遗风。所以东汉灭亡时，义士也大致如此，实在令人流泪。至于王蠋、申包胥这一类人，都不是受到外在刺激才奋起，只是特别执行自己的志向，所以跟随他们的人不多。然而假如使敌人的气势沮丧、胆气夺去，他们的功效难道还小吗？唉！商朝距离现在太远了，他们的姓名已经无法详细知道。所以写下这篇序保存其义，又把伯夷、叔齐列为义士之首；对于东汉的义士记载得更加详细，其他时代兴起的义士附列在后，希望有听到这种风气便奋起的人，难道只是为了补充阅览而已吗？《谋臣传》序 从前尧、舜时期，专门崇尚德行教化；三代的君王依靠仁政；诸侯霸国依靠谋略；战国时代依靠武力。治乱各不相同，原因也各有不同。从汉朝直到现在，拥有国家的人才开始兼用这些方法。然而德行教化和仁义，都是君主亲自实行的；至于排除困难、解除纷争，难道可以不借助谋略和力量吗？这就是权变智慧之士可贵的原因。即便如此，权变智慧固然可贵，若用诡诈来实行，事情有时能办成，也有时会失败；失败的做法一定不能延续。所以君子施行权变要合乎正道，运用智慧要合乎事理，就像庖丁解牛一样；这样智慧不劳累而事情自行迎刃而解，功业已经完成而没有后患。五常之中，智慧最难把握；仁、义、礼、信即使过度，也接近于厚道，智慧过度却会成为祸害。因此各国的策士，都像从墙洞偷窃、穿着别人的衣服那样，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自居。这些不足以评论；要评论汉代以来有智慧而不害人的人，却也没有几个。因此身名都能保全的，只有张子房，其他人都比不上。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排难解纷，所以也不能因此少加举述。即使如此，事情本有幸运和不幸；遇到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文笔，一点谋略、一点长处也能声名显赫；若史笔中断，即使有奇谋至计，也往往郁结而不能显耀，我对此非常感慨。所以我将分章列出他们的事迹，以备谋划国家的人阅览。于是取用太史公曾经记载的材料，把张良、陈平一类人列在卷首。其他人物则删削编次、评论排列，只依从自己的意思，合称为《谋臣传》。其中奇特之处可以用来成就事情，其中有害之处可以作为警戒，也算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了。《辩士传》序 古代战争兴起时，就派使者处在其中。所谓使者，是用来沟通两国的感情，解除仇恨而订立盟约，改变怨恨而使双方和好的。古人用兵，并不是以争斗为乐。使者出使而不失言辞，两国百姓实际上都依赖他，这又有什么可厌恶的呢？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答，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大概最能曲折周全地体察人情的，没有比诗更好的了。通晓诗义而出使，就用义理引导对方，用道理启发对方，以广泛的譬喻而简约地说明，因而能够周全体察人情，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这样看来，古代使者的根本，在于周全体察人情，并不看重纷乱烦琐的辩说。到了列国时期，强弱相互较量，众寡彼此倾轧，一时之间少廉寡耻的人往来其中，摇唇鼓舌，用势力劫持对方，用利益诱惑对方，用对方最感屈辱的事情激怒他，用对方最想要的东西驱使他，纵横开合、钳制对方，只求苟且于一时而成事；这和白天抢劫没有区别。大概这种风气起于鬼谷子，而由张仪、苏秦形成。当时相互率领效法，已经形成胶着的风气而无法解除。世上所谓有道之士，如孟子、荀子、庄周，他们立言论事时，也时时有辩士的风格；但归根结底以正道为归宿，所以没有人讥议他们。

译汉朝兴起以后，郦食其、陆贾、侯生、随何等人都以善辩闻名；然而贪图利益、没有羞耻、不问道理的风气，也稍微衰减了。与古代轻浮的使者相比，确实有很大差别。至于分析利害、切实洞察事情，他们怎么可以废弃呢？从这些人以后，士人放开宏伟的辩才来成就他人事业的，不可胜数；只是他们的事迹显著，史书却缺少记载，这是史官的罪过。所以我记录其中值得采录的人，编成《辩士传》，又写这篇序，说明古今使者的不同，并把它列在传前，使奉命出使的人有所考察。《英豪录》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敌人再次侵犯边境，君主忧虑、臣下劳苦，士兵和百姓因战争死亡，财用也匮乏了。距离靖康之祸，到这时已经四十年。虽然这期间曾经因和议而暂时停息，但安于现状的祸患日益增大；接连而来的祸患仍然像从前一样。想要奋起解决，又害怕力量不足。唉！事情形势发展到极其难以处理的地步，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蔡谟说过：“开创事业的事情，如果不是最高明的圣人，就一定要依靠英豪。”如今皇上已经圣明了，难道英豪之士反而缺少吗？却没有听说，我对此非常疑惑。天下发生大变，是建立功名的机会。面对这个机会却没有人来掌握它、驾驭局势，难道大变最终会一直无法平定吗？这不是天意如此，而是上天确实生出这样的人，却没有人知道怎样任用他们。所谓英豪，并不是主动依附别人来求取任用的人；他们宁可不用而死，也不能稍微降低自己的操守。所以饥寒逼迫身体时，仍把天下看作自己的事情；见识比庸人高明，认为强敌可以剿灭；随口直说，只依自己的意愿；不受礼法束缚，不被生死祸福吓倒。一旦发生事情，君子、小人一见面，他就能了解实情；在是非利害之间，一句话便可决断。处理繁杂事务，就像庖丁解牛；处在危险疑难中，就像匠石削去郢人鼻端的白垩。他们的才智远远超过常人。然而他们时而外出、时而居处，混杂在无人能够辨识的群体之中。讥笑他们的人说他们狂妄，而真正狂妄的人又偶然与他们相似。假如他们特意自我标榜，那么那些虚张声势、借此求取高价的人又会趁机误导世人。这就是英豪困顿而不能显达的原因，但说世上没有英豪并不对。唉！太平时代，才华可以在各个职位上施展；而处在艰难局面时，为什么偏偏困顿呢？上位者也有过错。难道不能用言论向他们谋划，再让他们在事情中接受考验吗？即使商、周对伊尹、吕尚也没有废弃不用。废弃英豪而不去任用，却反过来担忧无人可用，也是不对的。我又听说，从前有人用千金求购千里马，买不到，就用五百金买千里马的骨头。不超过一年，千里马来了三匹。为什么呢？是迎合了人们所喜爱的东西，这是人情。活马没有买到，连马骨都如此贵重，可以说是真正喜爱千里马了；活着的千里马自然想要奋发而来。所以我详细记录古代英豪的事迹，用来充当千里马的骨头。真诚地想通过追寻他们的遗风来求取英豪，如今未必不能有所收获，只在于是否真心喜爱英豪罢了。晋武帝曾说“哪里能得到诸葛亮这样的人，与他共同治理天下”，即使九原可以复生，为什么不也想一想应当怎样任用他们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之所以对这部《英豪录》如此微薄地尽力，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吗？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中兴遗传》序 起初，龙可伯康游学京师，与同伴在市肆饮酒，正大声呼喊、放声大笑。赵九龄字次张从旁边经过，平日并不认识伯康。不久，次张追上去阻止他，拉住伯康的手臂，逼他一同饮酒。当时次张的父亲正在河东任职，刚刚听说他生病。次张把实情告诉伯康说：“不要为令尊忧虑，他的病很快就会痊愈。您如果觉得我还合乎心意，请为我暂且留一会儿。”次张没有办法，只好跟随他，伸开双腿坐着，笑着唱歌，尽情说笑戏谑，好像旁若无人。次张心中已经觉得他不同寻常。有一天，他们走出城外，经过麻村，观看大规模阅兵的地方。伯康突然兴奋地说：“您也喜欢射箭吗？”次张说：“也颇为喜欢，只是不能精通。”伯康说：“姑且试一试。”次张从旁边取弓夹箭站起来，射十发，有六七发贴近靶心。次张心里颇为自得。伯康拾起箭来射，一发就射中靶心，箭箭相连，十发没有一发偏差。次张惊讶地说：“您的箭术竟达到这种程度吗？”伯康说：“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千军万马之中，人的头目转动不定，心意所指仍然希望射中，何况这是固定的靶子，又有什么奇怪的？”次张惊得吐出舌头，半天收不回来。不久，伯康指着那片土地对次张说：“三年以后，这里就不再是我们的土地了，您姑且记住这句话。”

译“火龙骑日，飞雪满天”，这是京城被攻破那一天的征兆。于是他嬉笑、叹息、长声哀叹，不能自我控制。三年以后京城失守，他的话全部应验。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从此伯康再也没有出现。难道是在丧乱之际死于战争，还是曾经奋力而为却未能成功呢？次张每次想起他的话，都叹息惋惜。绍兴初年，韩世忠在淮西抵抗敌军，力量很不相敌。次张献策，请求决开淮西的水来灌敌营。朝廷认为他的建议不合适，没有采信。不久敌军突然撤退，韩世忠竭力请求留下作战。敌军主帅派人说：“听说南朝想决水灌我军营寨，我难道能落入别人的计谋吗？”次张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用，却仍然足以动摇敌人的军心，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次张曾经被李丞相征召，获得承务郎的官职。都督府撤销后，次张也径直归去。大驾南渡，次张寄居阳羡。旧将岳飞曾经隶属于丞相军中，次张在军队中认识他，便把他推荐给丞相，发给文帖补任军校。后来岳飞任统制，正好遇到大驾巡幸永嘉，与各位将领在江上徘徊，不知道去哪里，又缺乏粮食，打算谋划抄掠。次张听说后竟然前往劝说岳飞，把军队移驻阳羡州，并供应粮食给他。岳飞因此没有发生其他问题，州境也依赖此事得到安定。”}], “火龙骑着太阳，飞雪布满天空”，这是京城将要攻破之日的征兆。因此他唏嘘长叹，不能自我抑制。三年以后京城失守，他的话全都应验了。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从此伯康再也没有出现过。难道是在丧乱之中，有人死于战乱，或者有所奋发作为却没有成功吗？次张每当想起那个人的话，就叹息惋惜。绍兴初年，韩世忠在淮西抵御敌军，兵力很不相当。次张进言，请求决开淮西的水来灌淹敌营。朝廷认为他的话奇异而没有相信。不久敌军突然退去，韩世忠极力请求留下交战。敌军主帅派人来说：“听说南朝想决水灌淹我的营寨，我难道能落入别人的计谋吗？”次张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用，但仍然足以从心理上攻破敌人的意志，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次张曾被李丞相征召，得到承务郎的官职。督府撤罢后，次张也立即归去。皇帝南渡以后，次张寄居在阳羡。旧将岳飞曾经隶属于丞相军中，次张在军伍中发现了这个人，便把他推荐给丞相，丞相发给文帖，补授他为军校。后来岳飞任统制，适逢皇帝巡行永嘉，岳飞与诸将徘徊在江上，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又缺乏粮食，将要谋划抄掠。次张听说后竟亲自前往，劝岳飞把军队迁到阳羡州，并供应给他们粮食。岳飞因此得以没有发生其他变故，州境也依赖这件事而得到安定。有人把次张生平介绍给赵丞相，丞相很喜欢，想任用他。又有人进谗说：“这个人的心志不可保，他一旦得志，必定会成为曹操。”丞相因此疑虑而作罢。次张估量时机，知道自己不会被任用，便退居不出，最终死去。从前参政周公葵多次对我谈起这个人，还说：“我曾经把他推荐给朝廷，诸公都责问我：子端是端正之士，为什么替我说这种狂生？”我于是告诉他说：“我们平时谈论王道，讲说《诗》《书》，有一天得到任用，能够从容地在朝廷上执掌纲纪，这当然可以。至于排除危难、调解纷争，应付仓促之间的万般变化，这种人才恐怕不可缺少。我们既不能辨识这样的人，反而憎恶别人能够办事，这是欺骗天下，说天下没有人才，并使国家一定不能成功，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曾经非常赞赏周公的话，也对两个生平感到惊异，为他们的屈抑而惋惜，曾想把他们的事迹传述下来，却不能详尽，于是叹息道：“世上豪迈奇伟、卓异不凡的人，沉没在困穷之中，不能自我奋发，为世所用；即使想任用他们，最终又因猜疑和忌惮而受阻，像这两个生人一样的，难道会少吗？”然而自古以来，在动乱战争之际，往往奇才成批出现，卓然投身于建立功名的机会之中，像建炎、绍兴年间，确实也不少。即使有人受到屈抑而未被任用，或者得到任用却没有大的作为，或者成就很大却不能善终，还不到四十年，已经有连他们的姓字都说不出的人了，记载这些事的文章难道可以少吗？从这时起，我才想编集奇闻，写成《中兴遗传》。但仍遗憾自己的见闻单薄，想向先生和故老详细求取这些事迹，所以先替它制定编纂体例，再逐渐补足。第一类是大臣，如李纲、宗泽、吕頥浩、赵鼎、张浚；第二类是大将，如种师道、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第三类是死节之臣，如李若水、刘鞈、孙傅、霍安国、杨邦乂；第四类是死于国事者，如种师中、王禀、张叔夜、何■〈〈卤，仌代乂〉上木下〉、刘竧、徐徽言；第五类是能臣，如陈则、程昌禹、郑刚中；第六类是能将，如曲端、姚端、王胜、刘光世、刘鋭；第七类是直士，如陈东、欧阳澈、吴若；第八类是侠士，如王友、张所、刘位；第九类是辩士，如邵公序、祝子权、汪若海；第十类是义勇之士，如孙韩、葛进、石竧；第十一类是群盗，如李胜、杨进、丁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第十二类是贼臣，如徐秉哲、王时雍、范琼。合成十二册，分别为他们作传，总名为《中兴遗传》，姑且借此发扬他们的事迹，并寄托我的心意。不过，这件事的起因，是惋惜两个生人失去了传记，所以序文开头先提到他们。从前司马子长周游四方，搜集旧闻，编成《史记》一百三十篇，他的文章纵横驰骋、变化万端，使读者壮心激荡、惊心动目。可是我是什么人，难道能使人像喜爱观看子长的文章那样喜爱看我的文章吗？我正要广泛搜求、广为收集，用来补备史官的缺漏罢了。二、列女传

译列女杜氏，是永康大姓人家的女儿。她生来端庄而美丽。宣和庚子年冬天，盗贼蜂起，各处聚众劫掠杀人。乡里有一伙强悍的盗贼来到杜氏家门，大声说：“把女儿交给我；如果不肯，现在就灭你全族。”她家人惊恐哭泣，想交出女儿又不忍心，不交出她祸患又将临头。家人把这件事告诉杜氏，杜氏说：“不要害怕，用一个女儿换全家人的性命，有什么不可以的？”请等我洗完澡再出去，赶快准备热水。她家人把这话告诉盗贼，盗贼们一起喧笑着等待。杜氏洗完澡，拿来镜子，涂抹朱粉，穿好衣服，精心装扮。不久她登上几案站立，把帛带系在房梁上，在下面打了一个圈；估量绳圈容不下发髻，便抽出帛带套住头颈，整理好头发，重新戴上冠，然后死去。她家人仓皇惊惶，号哭激叫，盗贼听见后也惊讶，便舍弃而离去。唉！士大夫遭遇危难而不屈服的，万个人中或许能见到一个；难道女子也能做到吗？杜氏不屈而死，这还不算最难；唯独她安详从容地面对死亡而不慌乱，与子路临死前整理衣冠没有不同，这才是她最难做到之处，实在不是常人所能及的。陈子说：“我家世代居住在永康，距离杜氏家不到十里。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这件事，但祖父母多次这样告诉我。即使古代的列女，又怎么能超过她呢？”我记载了她的事迹，把它给我的朋友应仲实看。应仲实于是对我说：“宣和辛丑年，官军分路捕捉盗贼，所到之处便倚仗势力抄掠，经过永康，正要前往缙云。到了边界，富民陈家的两个女儿一同被捕，官军把刀插在旁边说：‘顺从我，我就娶你们为妻；不顺从的就处死。’大女儿不为所动，拨开头发，伸长脖子请求受刀。官军砍死了她；二女儿最终被玷污。后来有人讥讽她说：‘你难道唯独不能像姐姐那样做吗？’二女儿凄惨地连声说：‘难，难。’世上那些喜欢斥责别人的人，必定说这是‘儿女情态’；难道陈氏二女的情态也算儿女情态吗？人陷入患难而表现出‘儿女情态’，事情过去以后便放纵言辞来自我解脱，昂然自得，面带得意之色；看见陈家二女尚且惭愧，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仲实从胡先生经仲二君那里得知这件事。经仲是君子，所以我把它记载下来。《龙川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四 （宋）陈亮撰 序说引 《伊洛正源书》序 濂溪周先生在百世之后奋然兴起，穷究太极的蕴奥，以显明圣人的心意，大概是上天所生民众中的先觉者。他亲手绘制《太极图》，把它传授给二程先生。前辈认为二程的学问后来更加光大，而它的来历也确实无可欺诬。横渠张先生在关西崛起，用心研究《易》中所说龙德正中的境界，深思而力行，因而有所自得。他把二程看作外兄弟的子弟，与他们相互讲习切磋，无所不尽。世人把孟子比作横渠，把二程比作颜子；他们学问的渊源，难道是苟且偶然的吗？《西铭》这篇文章，明道认为“某”能够得到其中的意思；若不是子厚的笔力，确实不能写成。伊川为《易》《春秋》所作的序，大概是他晚年立言，用来流传后世的文章。他曾间或对学生张绎说：“我过去曾写明道的行状，我的道大概与明道相同。将来想了解我的人，从这篇文章中寻找就可以了。”他们学说源流可以考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把这些编成书，以备每日阅览，题名为《伊洛正源书》。《伊洛礼书补亡》序 我的朋友陈傅良，字君举，曾对我说：薛季宣，字士隆，曾经跟随湖、襄一带所称的袁道洁交游。道洁大概曾经侍奉伊川，自称得到《伊洛礼书》，想前往蜀地把它交给士隆。士隆前往蜀地等候他，但道洁最终没有来。道洁死后没有儿子，不知道他的书如今在哪里。伊川曾经说：‘旧日修订六礼，已经完成十分之七；后来应召入朝，才停止。如果再过一两年就可以完成，那么确实是有这部书了。’道洁所收藏的，大概接近这部书。可惜这部书散失亡佚，不能见到了。因此我从他的遗言中辑录材料，凡是参考礼仪、订正其中可以实行和不可以实行的，编成《伊洛礼书补亡》，希望其中遗留的意旨还没有泯灭，也希望有人还能访求到这部书。《三先生论事录》序 从前顾子敦曾对人说，想在山中住下，和程正叔一起读《通典》十年。世上以此责难先生学问的人，大概不只是今天才有。法度不端正，人的准则就不能确立；人的准则不能确立，仁义礼乐就无从施行；仁义礼乐无从施行，圣人的作用就会停止。先生的学问，难道只是为了求得子敦的理解吗？然而作为先生的门徒，我担心子敦的话竟会在他们中间流行。因此我把先生兄弟与横渠共同讲明法度的言论记录在篇首，又把他们平日的议论附在后面，题名为《三先生论事录》。难道是认为这样对先生的学问有所补益吗？只是为了使自己警醒，不得不这样罢了。《杨龟山中庸解》序 世上流传着伊川先生的《易传》、杨龟山的《中庸义》、谢上蔡的《论语解》、尹和靖的《孟子说》、胡文定的《春秋传》以及谢氏的书，学者都知道诵读学习它们。尹氏的书简约平淡，不足以迎合世俗的爱好，至于其他三书则不是人们常见的；那些把经书作为志在科举取士的人，大概没有读过它们。世上的儒者把《易传》刊布出来与学者共享，于是人们才纷纷知道了方向。但我认为，如果不通过《大学》《论语》以及《孟子》《中庸》来通达《春秋》的作用，那么对于《易》中尚未用心之处，应该也没有真正用心。如今《语孟精义》已经刊行，谢氏、尹氏的书也都存在。杨氏的《中庸》和胡氏的《春秋》，世上仍有很多，只是最终还是苦于流传不广。因此另行刻成小本，使它们与《易传》一同流行，读者应当能够从中有所取法。《春秋比事》序

译《春秋》继承四代而作。圣人治理世道的志向，寄托在编排文辞、比较史事之间。然而读书人常常苦于难以通晓；善于读《春秋》的人就说：用《左传》考察经文中的事迹，用经文考察《左传》的真伪。这样看来，经书果然不能没有传注了。游、夏一类的弟子，为什么竟不能措置一句话呢？我曾想就经文把史事按类别排列，考察这些事情来评论当时的时代，或许可以抱持遗留下来的经书，来见到圣人的志向。有客人送给我一部《春秋总论》，说：“这是学习《春秋》者的秘本。”我读了它，心中豁然，觉得与自己的心意相合。虽然其中的议论不能一一切中要害，但它依据经文按类别排列史事，以显明事情的始末，使圣人的志向可以舍弃传注而独自考察，这种志向也很大了。可惜作者勤苦写成这部书，最终却没有留下姓名。有人说：“这是沈文伯所作。”文伯名棐，是湖州人，曾任婺州校官，以文章著称，却没有听说以经学著称。假使不是文伯所作，这部书难道可以不流传吗？假使果真是文伯所作，人本来就不能浅薄地估量。我于是替它改名为《春秋比事》，刻在木板上，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阅读。《胡仁仲遗文》序 五峰胡宏，字仁仲，是已故宝文阁直学士、谥文定、名安国、字康侯的胡文定的幼子。文定曾经在讲筵上以《春秋》一经侍奉太上皇帝，又曾为它作训释和传注，他学问的来源是可以考察的。听诸位公卿长者说，五峰确实继承了文定的学问。最近得到他的传文来读，见他辨析精微，努力扶持正道，对这个世道关怀恳切，好像心中有隐忧，发愤到忘记吃饭。他出仕或退处的道义，始终不肯苟且行事，是尽力实践仁道的人。他教导学者以求仁为务，一篇文章之中没有一次不对此着意。现在推行他的文章，与学者共同阅读，借着文章通达他的心意，希望五峰的志向还没有泯灭。《郑景望书说》序 我听张横渠说过：“《尚书》最难读，大概是因为很难做到胸襟见识这样广大。如果只解释文义，就不难。自孔安国以下为它作注解的，差不多有一百多家，随文解释意义，各家都有可取之处。至于历代帝王用来统理世道变化的道理，大概没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永嘉郑公景望和他的门徒在读书之余，因此为《尚书》作说。他的说法也不同于各位儒者的说法。至于他的胸襟见识是否广大，那是郑公自己所知道，也是明眼人所能知道的；而我不过姑且把它与从事科举的人一起诵读罢了。《郑景望杂著》序 尚书郎郑公景望，是永嘉道德声望很高的人。朋友之间有人得到他平时与门徒考察讨论古今文章的文字，见他的议论宏大博洽，读起来穷尽日夜也不厌倦。又想刻印成书，与从事科举的人共同阅读。我于是对他说：“您的行为已经以吕申公、范淳夫为榜样，论说事务以贾谊、陆贽为标准；您对这个世道关怀恳切，好像心中有隐忧，这又是向孔子、孟子学习。现在这些不过是您谈论文章的余绪，其中有些过去如此、如今却未必完全如此的地方，难道不会反而连累您的声誉吗？”那人说：“如果足以改变科举文章的空疏和议论的无根，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心愿；有见识的人难道一定会因此而全面要求郑公吗？”我无法阻止他，于是取今上即位初年他所上呈的《陈丞相书》附在后面。我是永康陈亮。《桑泽卿诗集》序 我一生不能作诗，也不能辨识诗的浅深高下。但曾听韩退之论文章说：“曲折有余，才会美；卓异突出，才称杰出。”黄鲁直评论长短句，认为“抑扬顿挫能够撼动人心”。把这两点合用于诗，大概就差不多了吧？至于立意精确稳妥、造语平易熟练，才不会刺人眼目。除此以外，都不足以称为诗。桑泽卿作诗一百篇，没有一句一字刺人眼目，可以说是在这种技艺上用功的人了。刘牢之经历大小百战，才成为名将；何无忌从容坐谈，灵宝认为他非常像自己的舅舅。何无忌一战而胜，也略微像刘牢之，但终究不是真正的名将。泽卿试着问问他吧：“渭阳李靖的兵法，既然已经用尽于骨肉之间，如果还有人阻止他出兵，世人就会议论他的惨酷了。” 《西铭说》

译伊川先生说：“《西铭》这篇文章，推明义理以保存义德，扩充了前代圣人尚未发明的道理，与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论说有同样的功劳，哪里是墨氏所能比的呢？”《西铭》说明义理本一而分际各殊；墨氏则以二者为根本而没有分际。分际各殊的弊病，是私欲胜过公理而失去仁；没有分际的罪过，是兼爱而没有义。有分际而推究一贯的义理，以制止私欲胜过公理的流弊，这是实行仁的方法；没有区别而迷于兼爱，最终达到无父的极端，这是义的贼害。又说：“《西铭》中仁孝的道理完备了，片刻不以此为念，就是不仁不孝。”《西铭》一书以及先生的话，明白如日月星辰；但世上的学者穷究其中的道理，浅薄的失去根本，深奥的又不能施用，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用自身去体会它。如今所说的‘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那些人只是按照分际的次序各自采取罢了，并不是我的心与他们不同。所取的对象虽然不同，但我的心却是同一个，所以说‘理一而分殊’。按照这个道理来说，‘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只是直接回应他罢了，而我的心从来没有忧喜；能够喜爱好人、憎恶坏人，也只是直接回应罢了，而我的心从来没有固定的好恶。就像镜子容纳万象，万象经过而不留痕迹，大概只是如此；佛氏把万法看作幻化，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想要把万物归于一体，却始终免不了流于二；想要排斥异端，却最终又流入异端，这是因为从来没有用自身去体会它。试着从自身观察，耳目鼻口、四肢形体、经络血脉，森然排列而不紊乱，它们在同一身体中各有确定的分际。一处有所缺失，哪里只是失去它的作用，身体本身也不完整了。这就是义理本一而分际各殊的说法，就是推究义理以保存义德的实际。《西铭》这篇文章，以乾为父，以坤为母；充塞天地的就是我的形体，统帅天地的就是我的本性。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君主是宗子，大臣是家相；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贤人则是其中的秀异者；把老年人看作我的亲人，把幼年人看作我的孩子，把鳏寡孤独者看作我无所依靠的兄弟，这叫作确定分际。把分际确定在同一身体之中，一物有所缺失，哪里只是不能合乎义，义理本身也不完整了。所以，理一正是分殊的根据，并不是因为理一而使分际自然各殊。如果能使我生命中本来具有的各项德性，都各自符合它们确定的分际而不紊乱，这就是理一的意义。达到这种境界，只是战战兢兢、心怀畏惧罢了，只是心胸宽广、身体舒泰罢了。战战兢兢、心怀畏惧，是敬畏上天、敬重双亲；心胸宽广、身体舒泰，是乐于顺应上天、使双亲安宁。违背义的人，是自己断绝自己；损害仁的人，是自己丧失自己；帮助恶行的人，是自己暴露自己的罪恶。只有践履人的本性、使形体合乎道义的人，才能穷尽这条道路；考察万物所由以运行的规律，能够曲折周详地叙述事理；穷究神妙之理从何而来，能够卓然承继圣人的志向。无论显达还是隐退都能如一，便可以称为不辱没本心；自强不息，便可以称为不懈怠。减少欲望，是为了敬重自身；培养善性，是为了扩大孝道。竭尽自身而有所感通，那么活着足以成为法则；不能感通而又没有竭尽自身，死去也可以没有遗憾。保全本来具有的德性而归返本真，就不会失去所承受的天性；顺从正确的天命而行动，就不会失去自己所遵循的道路。显达时使自己充分发挥，困穷时修养自己，生存时竭尽自己，死亡时安然自处。这样，他的心没有在仓促之际不存有此理，也没有在细微之处不能体会此理。周遍流行于各自确定的分际之中，又完整具备于一贯的义理之中；如鸢飞鱼跃那样，卓然显著，不能被遗忘或助长的私意所遮蔽，于是仁孝之道平常地施行在日用之间。竭尽我的力量直到无处再用我的力量，然后才知道《西铭》一书和先生的话，明亮得就像日月星辰一样。《类次文中子》引

译起初，王通在河汾讲学，门人都把他的言论记录下来。他的高足如董常、程元、仇璋，大概都曾参订采录这些记录。薛收、姚义开始把它们编缀起来，题名为《中说》，共一百多纸，没有篇名和卷次，收藏在王氏家中。王通的次弟王凝，晚年才把它传授给王福郊、王福畤，于是编排为十篇，各取开头两个字作为篇名，又为各篇作了篇叙。只有阮逸所注的本子有这些篇叙。后来龚鼎臣在齐州李冠家得到唐本，便用甲、乙作为篇名，而各篇的起止也都不同。并且正文多与阮逸本不同，那么，分篇和篇叙未必都是王福郊、王福畤原来的旧制。过去孔氏的遗言，大概汇集成了《论语》；其中第一部分多讲学习，第二部分多讲学习，第三部分多讲礼乐。自古以来的记载之书，没有不是按类别编排的。这部书的编次没有条目，所以读者大多感到厌倦。我利用闲暇，参校采录阮氏、龚氏的本子，订正正文，按类别编排，编成十六篇。其中没有条目可列的，以及大体可以省略的，常常不予收录，用来作为王氏的正书。王通在隋大业十三年五月去世；这一年十一月，唐公进入关中。后来那些攀附龙凤、辅佐成就三百年基业的人，大都曾往来于河汾之间。他们即使接受经学传授未必完全像传说的那样，但不能说没有听过讲论。然而，他们的才智不足以完全理解王通的道术，师友之间的情谊也没有真正形成，所以朝廷的议论有所不及。否则，诸位公卿难道竟会忘记自己的老师吗？到了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等人，才开始知道喜爱这部书。到了本朝阮氏、龚氏，便各自根据所得的本子为它作训释义理。考察它的始末，大都还是不能真正了解王通。只有伊川程氏认为他是隐居的君子，称许他的著作胜过荀子、扬雄。荀子、扬雄并不是可以同他相比的人。王仲淹难道是隐士吗？这样说仍然不够。所谓仲淹，是说自周室东迁以后，诸侯离散而不统一，大多只在寻常事务上运用智谋，在细微利益上争夺；他们所做的事情微小浅陋，不值得评论。齐威王整顿天下的功业很大，但君子仍以谈论功利之风为羞。到了周道已经穷尽，吴、越才开始在中原称霸。《春秋》所记的是天子的事务，圣人之所以记载它，大概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战国的祸乱惨烈极了，保全百姓的根本、返本的策略、君臣轻重的区别、仁义与爵禄的辨析，难道这些道理会同圣人的意旨不同吗？这就是孟子能够通晓《春秋》作用的原因。按照旧例，事情只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就一定会超过古人一倍。孟子本来就知道，事情发展到极端时，仁义突然施行，成效很容易显现；但这必定要纲纪大略完备，百姓的心也容易安定才行。汉高帝宽简，人民因此得以重新建立人伦纲常；魏武帝机变巧诈，天地却因此分裂了十几代。这些治国施用的具体情形，《春秋》已经记载，孟子也加以阐明，只是世上的君子不能贯通理解罢了。因此，功用的深浅，天地人三才的离合进退，变故的相互产生，理数的相互乘除，其中的事情有不可不记载的，变化有不可不完备的；但它们往往淹没在记注之书中，天地间的常理纷乱不堪，无法再恢复正道。王通开始加以匡正，续作经书，正是孔氏的志愿。世人哪里足以了解这些呢？经书说：“天地设定了位置，圣人使万物各成其能。” 传文说：“天下万物的产生已经很久了，总是治世与乱世交替出现。” 因此，我把《中说》按类别编排，私下对此颇有感触。淳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永康陈亮记。《龙川集》第十四卷。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第十五卷。（宋）陈亮撰写。序。《送韩子师侍郎序》。秘阁修撰韩公任婺州知州的第二年，因为任意施行严酷的政令，百姓含冤无处申诉，被弹劾罢职。他离任那天，百姓堵在府门前，希望挽留他的人，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千人；他们手里拿着诉状，向代理郡政的人申诉。代理郡政的人挥手制止他们，他们却径直上前，毫不顾忌，于是代理郡政的人只好接下诉状，不敢把这件事上报。第二天韩公走出府署，百姓一起拥住他的车。路上人多得连脚都无法落下，他们便冒着禁令走到城墙上，接连不断地跪拜，甚至有人锁住自己的喉咙，在韩公面前发誓；里巷中的小孩也有几十上百人，排列在马前哭泣。韩公为他们拭泪，告诉他们这是君命，绝对不应当挽留；百姓便砍断关门，仿佛没有听见。天将黑时，韩公估计无法制止他们，百姓便夺走刺史的车，放在路旁，把他用民间小轿抬到梵严精舍，在风雪中点燃火堆，围守着他。那些乘船逃走、前往朝廷向丞相和御史告状的人，大约有一千几百人，但百姓仍未停止。又过一天，韩公回船停泊在通波亭，想乘机坐船离去，百姓又一起拥住他不让走，连溪流也筑坝截断，使船无法通行。乡里的士大夫害怕像蝼蚁一样微小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皇帝的听闻，便委婉地劝解百姓，一会儿退后一会儿上前，过了很久才说：“请您慢慢走，天子将要有诏书下来了。”韩公点头答应，道路才稍稍让开。韩公却策马疾驰径直离去。后来赶到的人责怪那些随从没有拦住他，便离开了；他们责备、讥讽、愤怒地辱骂韩公，简直像对待仇敌一样。唉！大官是人们所尊敬的，百姓是他所信任的。百姓对所尊敬的官员被弹劾罢免反应如此，而对所信任的人又有这样的感情，我也不知道韩公的政绩究竟怎样。还是去向明智的人请教吧。《送丘秀州宗卿序》。嘉禾如今是辅郡，然而德政和恩意有时不能完全取信于民；地方偏远，况且还要怎样呢？使君这次出行，在这件事上不能苟且行事。财物有隐瞒、遗漏，是留给百姓的；这样本来可以使百姓富足，却想以搜括隐漏为功，如果回到先王在世的时代，将如何处置这种做法？我对使君此行，在这里深有感触。古代役使百姓，一年不超过三天；征税只取十分之一；不故意设法欺罔百姓以谋取利益，不喜欢苛察以引导百姓争斗；上下各有制度，末业生产有所禁止；兵役不侵害我们，僧道不侵蚀我们，使百姓各自尽力于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职业为业，忧乐相同，有无相通。无处申诉的人能够伸张冤屈，何况有力量自己申达的人呢？连草木都不摧残其生命，何况具备耳、目、鼻、口、与我们没有区别的人呢？百姓因此安宁，礼义因此兴盛。难道嘉禾的百姓独独不能享有这样的时代吗？我对使君此行，在这里深有感触。在上下交困的时候使上下富足，在法令禁制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布施诚信，难道唯独没有办法吗？因此作歌为使君送行。歌说：“父亲啊，母亲啊，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 《送诸生赴补序》。

译今年夏天，进士已经题名，于是国学缺少弟子员，有关部门将要聚集四方士人，选择其中合适的来跟随我学习；来告诉我将要出行的，只有四个人。问那些不去的人，他们说：“估计没有办法取得功名，去了又能有什么用？”问那些要去的人，他们说：“心里知道未必能够考取，只是终究不能免于世俗罢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代君子尽力做好自己能够做到的事，以等待命运所决定的结果；得失不是我所能管的事。然而既然已经参加考试了，却说自己无心于求取功名，难道合乎真实情感吗？留下的人应当努力学习，不是因为害怕落第；即使落第又有什么害处，只是我自己还没有达到要求罢了。出行的人应当竭尽自己的力量，也不是为了存心追求考取；考取固然很好，但我不敢把它当作必然。能够这样留下，能够这样出行，我就没有遗憾了。众人都说：“不敢不努力。”不久，出行的人说：“出行和留在这里不能相比。京城是英才聚集的地方，没有什么不是值得学习的事；如果进不了求学的门径，就会整天空虚饥饿，谁真正供养他呢？他凭什么在留在这里的人面前自处？”我说：“四方的英才中，我不能够全部考察了解的，有一位在临安任学官的石夫子，是我的朋友。你们去拜访他，空手前去，满载而归；我在这里等你们。”我对卢生说：“你凭通达爽朗前去。” 我对陈生说：“你凭敦厚谨慎前去。”我对何生说：“你凭开明警敏前去。”这些都是你们的资质，并不是学问。向石夫子求学而他没有告诉你们的地方，将来我会去问他。小何生慢慢走上前来说：“唯独遗漏了我。”我笑着说：“他如果尚且没有遗漏你们这两三个人，你又有什么可忧虑的？”我又把自己平常所说的话拿来询问是否恰当。他如果只是连声答应，就告诉他说：“先生说，如果不能给我一句话，那就不要作罢。”五月初一，写于妥斋。《送徐子才赴富阳序》。汉代法律曾经选拔被表彰的良吏，任用为公卿，所以郡县都以治理有方著称；然而他们入朝任职后往往多有不称职。在郡县任职时，难道是国家本来就有更大的体制，而治理国家的道术果真不能用做官的道术来完成吗？庞士元、蒋公琬不屑于治理郡县，却以谋划国家而著称。当时人认为他们不是治理百里之地的才干，即使诸葛孔明的评论也是如此。那么，做官的道术难道又有超出治国之道的地方吗？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得以同乡里的前辈交游，但那些前辈没有一个了解我；只有陈圣嘉、应仲实、徐子才三人认为我可以有所作为。圣嘉同人交往的方式，仲实自处的态度，子才特立独行的品格，都是我希望学习的。后来我同一世豪杰反复评议天下，而这三个人常常不能从我心中抹去，这不只是因为交旧之情。子才又是其中才智高明、奇伟不凡的人，稍一试用就有声望，诸位公卿争相了解他。如今得到京城附近的县邑任职，这大概怎么足以施展他游刃有余的才干呢？然而士人若在一个县邑中便自满自夸、奋然自得，并不是才能有余，而是本领已经穷尽于此了。如果把事情放置一旁不再谈论，那么志向浮夸而实际事务不足以取法。遇到事情的极致处，就尽我自己的心力去做；事情办完以后，心中不留下吝惜和牵挂；处在小事中而保存大体，处理大事又不遗漏小节，这就是为什么无论身处何地，常常都感到才力有余。治理国家的道术和做官的道术，难道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吗？如今天下的郡县本来就难以治理，而靠近京城的县邑尤其难以治理。那些没有名目的、难以办理的费用，如果巧立名目向百姓索取，那么将要欺骗谁呢？倚仗公家的名义强行搜取，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何况上级的人常常不亲自承担责任，却把办成事情的责任压到我身上；百姓一有怨言，他们又把罪责推给我，仿佛自己完全不知情，子才将怎样处置这种情况？楚汉相争时，荥阳、成皋之间战事紧张，萧何甚至把所有未成年的老弱之人都派往军中，这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了。然而汉高帝却称许他有镇守国家、安抚百姓的功劳，这究竟该怎样解释呢？平时替百姓考虑得十分周到，遇到缓急和临时的需求，也只是替百姓筹划而已。如果平时从未替百姓考虑，临时却推行一切政令来催促办成事情，那么百姓没有把刀刺入自己胸中，只不过是时候还没有到罢了。如果说“我不忍心让百姓到了这种地步”，或者高高地举身避开，或者闭眼摇头，任凭事情自行发生、自行停止，只是借此助长那些一味催促办事者的势力，那么罪过也是相等的。这就是古代君子始终在难以施行的地方尽心尽力的原因。子羔做费邑宰时，孔子责备子路，是担忧子羔年少，尚不能胜任仕进之事。子路却认为：有百姓在那里，有土地神和谷神在那里，何必要先读书才算学习呢？这正是后世英雄豪杰因应事务而增长智慧的地方，诸位儒者有时还仿佛远远落在他们后面；至于孔子平日教诲“中等才智以上的人”的话，难道是用来施加在子羔身上的吗？那只是用口舌应付、敷衍别人罢了。通过做官之道的曲折，可以得到治理国家的大体，我唯独对徐子才寄予希望。如果能使我陈亮从此经常把这些话放在心上，那么不必等到年终以后，事情的评价就可以确定了。《送吴恭父知县序》。

译我小时候听说京城有一个叫太学的地方，四方英才大都聚集在那里。当时新安的两个吴氏兄弟以文章才学闻名天下，而小吴独独喜欢纵酒任性，拿全部身家去赌博，孤注一掷，从不为下一次下注打算；赌局胜负往来，常常通宵达旦仍不停歇。遇到疲倦时，偶尔故意摆出恶劣的脸色来自我玷污，不向客人行礼，径自睡去。他有抚凌一世的心志，然而每月总要同同伴较量一天的长短。同伴们往往口中诵读、心里思考，上下吟哦，记忆不曾稍停。考试前夕，他们困倦得眼皮不能交合，天亮时裹着饭团成群进入考场。坐定后心中摇荡不安，特别不能安定。官吏把题目放在走廊柱子之间，众人一齐上前观看，彼此相看都面无人色。唯独吴君神色凝定，远远问同伴题目说的是什么。问完便不再停留思考，打开卷子直接书写，笔势流畅不停，通常到中午就写完了。出场后仍像平常一样高声歌唱呼喊。过了几天，榜上题名，大家抬眼一看都惊讶地说：“果然是吴偁，列在首选。”过后又说：“又是吴偁。”同伴们大都敬畏佩服他，但嫉妒他的人甚至认为他该杀；然而吴君全都不加考虑。后来他考中，任鄞江县尉。鄞江靠海，海盗出没，行踪鬼神难以追寻，偶尔来抢掠民家，随即离去。朝廷虽然长期驻兵，也不能禁止。吴君于是暗中布置侦察耳目，海盗到哪里便能立即知道。他单骑径直前往，捕盗的人随后赶到。海盗惊呼他如同神明，都拱手叠足投降，死也不怨恨。论功劳多得不可计算。吴君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后来仍只得到京秩，授任饶州安仁县令。安仁原来号称贫冷之邑，他到任后便整肃吏治，厚待百姓，减轻征收，缓征赋税，府库中不滞留一文钱。遇到紧急需求，一张纸条便立即办妥。百姓在田野间安居乐业，商人到这里来如同回到家一样。江东那些强县有时也感到惭愧。适逢邻境大旱，饥民十人、百人结成群体，抢夺食物求生。恶少年乘机聚众为盗，势头渐渐逼近县境。州里为此忧虑，派遣数百名士兵戍守。富裕人家有的劝吴君带家人前去避难。吴君奋然说：“我做县令，却反而把性命托付给你们而离开，这叫在草丛间苟且求生。我宁可同贼人一起死，何况未必会死呢？”于是登记壮丁，检阅他们；吴君在其中纵马横槊，声势显得十分壮大。县中有无赖之徒仿效邻境的行为，吴君便在法令之外另出办法，将他们杀掉，使全县人都恐惧得缩头，盗贼不敢侵犯。事情结束后，他自己上奏弹劾自己，但没有得到答复；不利于他的人便趁机诬陷罗织罪名。部使者中有一两人搜集摘取条目来诘问吴君。吴君慨然说：“我所做的本来就不完全合乎法令，我不能胜过执掌法令的官吏。正在危急的时候，我哪里能够顾虑这些呢？” 如今即使面对鼎镬之刑，我也觉得甘甜，官吏在旁替我回答。掌法的人仍想搜罗我不合规矩之处来定罪。龙川陈亮说：“成周议定的任用有能者的法令，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实行了。边疆因此开启了敌人的轻侮。有人把中原当作无人之地来玩弄，天子赫然震怒，不肯赦免他，却又没有办法将他归罪。这种情形已经将近十年了，难道竟不能造就一个壮士吗？有气力的人，也实在令人叹息。我在长期忧虑、多所畏惧之后，遇到吴君，便握住他的手，在送别时起身站立，举杯相劝，感叹离合无常，而毁誉相继、至今仍没有停止。过了一会儿，我张口大笑说：‘这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于是他出发了。” 《送叔祖任筠州高安县主簿序》。君子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义。自从圣人以来，就常常以人情为根本说出这样的话。后来才出现了为贫困而出仕的说法。如果出仕竟然只是为了贫困，那么我们的道义又怎么办呢？自从科举兴起，世上的士人往往困于一时的应试文章，甚至到老死仍有人不能遇合。道义不能自行施行，贫困也不能自行解决。在这种处境中，只要得到一点点便利，便也甘心低头，屑于去做这些事。确实知道道义所在，但贫困有时又逼迫在后面。过去我的先祖，大概曾在科举中受过一次挫折，终身都认为不足，再次从事科举，后来便在杯酒之间放纵自己。而他的弟弟却把这看作我兄长的志向，或许这也是一种道路。他屡次受挫却屡次奋发，即使穷困而年老，志向也没有停止。晚年通过恩科得到一个官职，冒着严寒跋涉数千里，却没有怨言和愠色。大概伯夷曾以同乡人相处为羞，而柳下惠甚至不把袒衣裸体看作污秽之事；人与人本来就有很大不同，各自顺从内心所安。上天与人常常不能相合，彼此参差不齐。如果不能明白其中的缘由，脸面上能不流露出一丝一毫吗？这次出行也足以观察您的贤能了。您年轻时努力学习，壮年时在学校中已经有声誉；估量您所得到的竟然只有这样，也足以看出您的内心确实另有所存，并不计较所得究竟如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千百里〕 我听说尚书郎芮公、刘公正要负责江外漕运。芮公本来是我研习经学时的旧交，刘公则一向厚待我。大帅龚公的贤能，天下都听说过；他应当不会因为贵贱尊卑、穷困显达而忘记相互交往。我的老师和朋友永嘉郑公，早晚将要主持监察法纪，过去本来已经给过您恩惠。四位都是天下的贤者，而县里的同僚又有刘君子澄，我早就听说他的贤能了。张、吕两位君子又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您此去可以拜访四位公卿，回来后再同刘君共同评论他们。一个人带着粮食跋涉千里，寻求同天下贤者相处，却有时不能如愿；这次出行的情味实在不会差。我估量您的志向可以稍稍得到施展，只是我正谋划安葬您的兄长，不能跟随您同行，所以写信寄给刘公，让他知道天下士人中那些困穷而值得叹息的人，竟到了如此地步；而部使者的权势足以对当时产生重大影响，实在不能用同一标准看待士人。若不违背旧日交情，百姓就不会变得苟且。您见到芮公时，或许可以把这件事说出来吗？彼此相对谈起旧事，能不感慨吗？郑公出行以后，我稍后应当写信，请他替我向您致意。刘君声气相通、闻声响应，他将怎样教导我呢？《送岩起叔赴任序》。

译陈氏在乡里以富有豪强著称，已经很久了。才过了五代，子孙便四散零落，往往失去了可以庇护依靠的地方。他家的盛衰循环不已，难道一定是人的罪过吗？我的叔父岩起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慨然有走出乡里的志向，奋臂出游，往来于江淮之间，后来定居临安，大概比我早三十年。那些显贵公卿尚未显达而漂泊在外时，岩起有时出力帮助他们以求自效，有时整日同他们游乐，不问他们官位高低，一概以恩厚之意相待。大概他认为，对方显贵以后还能记得自己，即使彼此忘却、没有得到照应，也都不计较。陈亮由此知道，士人若不是具有侠义之气，哪里能够凭一双空拳奋力在世上立足呢？后来他晚年得到一官，将到广东部使者麾下任职，冒着严寒带着妻子儿女上路。我问他的行装，他说：“我本来就是靠空手奋发起家的。”可是世态一天比一天不同，这次出行即使是我也为他担忧。您曾经同四方人士交游，准备怎样替我在当地作引荐呢？陈亮于是告诉他说：“四方的豪杰俊士，不以我为鄙陋而屈尊同我交游的，不知有多少人了。然而自从各自居处以来，他们的升降得失我都不知道，书信问候也断绝了，我将凭什么指名道姓地向他们说起您呢？”陈亮又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只能徒然兴起感慨，姑且把这些话依次写下，作为送行的序文。如果您在路上遇到同我交游的人，就拿这篇文章给他看。那些神情冷漠、毫无兴趣的人，一定不是同我交游的人。我的叔父，您要努力啊！堂堂大国，行程数千里，难道会没有一个英俊杰出、明白义理的人吗？假使壮士困顿于泥涂之中，那么这种耻辱也有归属了。淳熙六年冬十月初一日，永康陈亮书写于恕斋。送王仲德序 从前祖宗盛世的时候，天下士人各自凭借所长来效力，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从后世看来，人们往往认为那时质朴浅陋，却不知道那正是盛世的极致。后来文采日益滋长，道德日益充盛，议论日益高妙，政事日益更新，而天下士人已经不满足于平常的状态了。众多贤者彼此抗衡，互相非难，家家都称说孔子、孟子，人人都自认为是稷、契那样的人，结党互相攻击，以求自己的学说获胜。到最后章惇、蔡京等人用王氏的学说把天下统一起来，于是天下人纷纷随之望风而倒，好像黄茅白苇连片杂生一样。自从宋室渡过长江以来，天下士人才开始各自施展所长；即使经历了秦桧主张的同一趋向，也只能在阿谀奉承方面相同，却不能在学说上相同。二十年间，道德性命之说兴起，彼此反复唱和，却不知道它究竟从哪里传来。后生小子读书尚未完成，读断句子、拿笔写字时手还不免发抖，却已经能够拾取那些残余说法，自高自大地称道自己，非议前辈，认为前辈不值得学习。世上自以为高明的人，抓住这个机会，认为圣人之道全都在自己身上，天下事务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他们能够指挥后生来抬高自己，而自己本来一无所有，却使人只知道趋向自己，然后还想把天下所有学说一概取来教给别人，顽固地自命为人师。即使圣明的天子在上面建立天下的准则，天下士人仍然知道有所操守，我深感疑惑：太平之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我最终还是担心这种流弊并不容易禁止。王仲德与我家相邻，他年轻时就有杰出的才华，却不自我满足，突然前往跟随叶正则学习；他把永嘉的俊秀人才都交往遍了，却仍然不以为满足。如今又将随正则到吴门去完成学业，大概他的学问日益长进，至于将来成就到什么程度还不可估量。他难道只是不同于那些自以为高明的后生吗？即使那些顽固地自命为人师的人，也不能迷惑他、使他改变。我的年纪已经老了，将要依靠这位邻人，在他的行程中勉励自己，因此写下这篇文章为他先行送别；等他回来，一定会有什么话来答复我。送吴允成运干序 三十年前，我刚刚有了知识，还记得那时做士人的一定凭文章和品行道义成名，做官的必定凭政事和判牍显露才能，各自致力于实际事务，并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人人都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最终也不敢勉强自己。自从道德性命之说兴起，平常昏庸、熟习陈言而什么也解释不了的人，便把自己寄托在这种学说之中，以端庄谨慎、宁静深沉为体，以缓步慢语为用，务求表现得不可测度，用来掩盖自己的空虚；任何一技一能，都认为不足以使自己通达圣人之道。于是天下士人开始丧失自己的长处，却不知道该归向何处。做士人的以谈文章品行为可耻，却说要尽心知性；做官的以谈政事判牍为可耻，却说要学道爱人。彼此蒙骗欺诈，把天下一切实际事务全都废弃，结果也只能是百事都治理不好。等到他们这一派衰落以后，过去看着不平而忍耐的人联合起来共同攻击他们，毫无必要的灾祸泛滥牵连平民；这本来是他们自取的结果，可反过来的惨状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三山的吴允成，年轻时凭气概自负，参加科举，随即就考中了。他来到永康任县尉，遇到事情便办得风生水起。有一天，他屈尊驾车来访我，行宾主之礼，像是见到敬畏的人，并且对我说：“您所交往的都是一世老成之人，已经是第三第四等的人物了。” 叶同年这样对我说：“我家世代以做官为家业。我父亲竭力办理政事，却同世俗相违，你何不为我诵说几件前人的事情，并说明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我茫然叹息，心里认为自己虽然知道事情的来由，却不敢说出来。从此我们像旧交一样往来，我尽力称扬他的长处，使它们在当时显明出来；即使长期熟悉吏治的人，也知道应该敬重这个人。他在文章、品行道义、政事、判牍各方面都兼擅其长，无法掩盖，而道德性命之说本来就并不妨碍这些。就在这期间，我遭受的无须之祸尤其惨重，允成也深深体察我的心情，从旁扶助支持我，虽然惨痛，却没有达到极点；因此我们仍然彼此欢洽，没有隔阂。等到他离开永康，我准备叙述事情的始末，附在他的行李中送给他，但因多病拖延，心中一直不能忘怀，过了三年才得以写成。这大概是在新天子登基后的十二月九日。此时允成正低头任职于转运使属下的糟丘之职，却像刚做官的人一样；他的志向哪里会有穷尽呢？赠武川陈童子序

译儿童把记诵当作才能，年轻人把学问见识作为根本，老成之人把德行功业看得最重。年岁不断推移，所应掌握的范围就越来越广，所追求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穷尽天地运行的道理，探究古今的变化，没有一件不是我们自身不可缺少的事情。因此君子的道路，不把已经会的东西看作满足，反而常常因尚未会的东西而感到不足。每天完成一天的功课，月月有所不同，年年有所进步，勤勉不懈，直到死去才停止。从我们的圣人，以及后世那些贤者、智者、君子、骚人墨客来看，凡是用来告诫儿童的话，虽然措辞各自发挥所长，大体也不过如此。像我这样年轻时昏昧无知，长大后不知道自我勉励，还没有老就衰颓懒惰，像七八十岁的人一样，这是天地所遗弃的废物，又凭什么来教导儿童呢？这个儿童的资质禀赋特别不同，却还记得从前所听到、看到的事情；略略可以说的，大概就是阙党童子的故事，圣人已经同他周旋过了。因为他急于求得显现自己，使人对他将来能否有长远成就产生疑虑，所以孺悲来见孔子时，孔子推辞不见，是想借此警戒他。后世的各位贤者，对于儿童哪里能够有这种成就、辅助、引导的办法呢？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儿童，你出发吧！你的奇才妙质正在奋发显露，若不达到你所能达到的极致，就不可以停步。等到花落结实，日后我们再一起诵读它。赠楼应元序 二十五年前，我正学习写文章说话，想凭此在世上显露自己。凡是世人的文章，无论篇幅大小，我都一定设法找来阅读。曾经得到几张诗文，清新秀丽而不同寻常，尤其是其中抒发穷困的地方，写得极为深切。有人说：“这是楼君民范写的。”不久，我又在路西陈氏端愿那里见到了他本人；他收敛自己，仿佛不愿同世人争论是非长短。我一直记在心里。后来过了二十年，有人穿着丧服，带着书信到萧寺来拜访我。我打开信读了，发现他很善于自我陈说，所具备的才能正源源不断，似乎将要在士林中争得一席之地。于是他说：“我是民范的儿子。”民范如今已经死了。唉！能够伸张民范冤屈的，大概就是这个人吧？我留他同我一起学习了一年，后来他离去。三四年之间，他每逢时节一定来一次，拿出自己正在不断进步、尚未停止的文章。他还说：“自身穷困不足以忧虑，但有母亲却没有办法奉养，那还不如没有出生。何况还想完成学业，以成全父亲的遗志呢？”我很为他悲伤。一有一无，是上天所造成的。使多的减少、少的增加，是人道用来成全天道的办法。圣人反复恳切地讲仁义，又进一步疏通说明它的意义，说：‘应当怎样才算仁？应当怎样才算义？’这并不是用空话来打动人。人道本来就是这样。我常常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但我的朋友戴溪少望却认为，财富是人的命运，想靠空话劫取财富，这种做法实在大错特错。我又为此感到悲伤，却无法使他明白。即便如此，少望的话真切而合乎人情，但他对人的期望终究未免太薄。至于我替楼家儿子所作的打算，并不是不知道少望的话有道理，只是希望对人的期望更加厚重罢了。赠术者宣颠序 宣颠推论人的命运，常常奇异而准确，却不走出乡里。他起初并不知道当今公卿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执政、侍从分别是什么官职；人的善恶、时势的向背，也都不了解。我听说过许多他推论我命运祸福的话，却不认识这个人。有一天他来叩门，说我的命运明年将稍稍不同于往年。我便把朝廷显贵以及平生故旧的生辰命运交给他推算，他所说的祸福，多同我们私下的意料相合。唯独他推论罗春伯、章德懋、叶正则一定会做宰相。他连宰相是什么官职都不了解，却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很奇异。究竟准不准还不知道，而天运果真能够同人的意愿相合吗？他又自己说，某年十月一定会死；即使不死，也只能再活五年，并让他的儿子拿这话作为验证。我把这些写下来，叶正则偶然经过我家，一见便笑着说：“世上难道真有这种事，你竟相信吗？”我认为一个人自己已经判定必死，却偏偏吝惜一句话不肯说，这也太不合人情了。赠术者戴生序 括苍人刘梦求从未学得邵氏的先天数术，却能像数一、二那样知道人的吉凶；他说起别人隐秘幽暗中的事情，好像烛光照见一般，还当面质问对方。有的人说他有术法，有的人说他身上有神灵，我都无法知道究竟如何。总之，能够预先知道事情的人，难道唯独对此没有感应吗？刘梦求的术法在三衢流传，如今衢州士大夫中凡是经过三衢的人，都把没有向梦求求得卦象视为遗憾。我听说衢州有戴姓、童姓的人，得到梦求的术法而且精通。戴生带着这种术法寄居在外家，我同郑景元招他来询问。他谈论眼前的事情，十分惊骇听闻；至于谈到遥远的事情，大多向我讲禹、孟子的事。大禹的功绩、孟子的德行，正是我平生梦寐以求的，却遗憾自己的身体无法企及。神灵是借此戏弄我吗？还是戴生私下有所听闻，故意拿来戏弄我呢？全家老少都想跟随戴生询问祸福，而戴生却想同我谈论一纪的事情；我恐怕自己受到戏弄太过，就无法承受了。姑且先把我的名字写在这里；士大夫中想跟随他询问一纪、半纪事情的，都应当在这里留下名字作为凭信。后杜应氏宗谱序

译应氏出自周武王的儿子受封于应，以国名为姓；他的子孙散居在殽、函、瀍、洛一带，世代家业都有光彩。汉代有应曜，隐居在淮南山中，当时人称为商山四皓，却不如淮阳的一位老人应邵。应邵笃志学习、博览群书，撰有《汉官仪》，删定律令，献帝朝被授为太尉。魏代有应玚、应璩兄弟，都凭文学显贵，三次进入承明。宋代有应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修撰，随宋高宗南渡，入籍永康，于是成为永康人。他的儿子应子和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考中进士，题诗中有“三红”之句，当时号称“三红秀才”；后来任刺郡，升至观察使，掌管中军都督府事务。他的儿子入赘居住在东阳葛府，传到第二代应大六，名庄；他同兄长应大五一起讲书，才从葛府迁回永康。应大五居住在县城西三里的地方，应大六入赘居住在后杜；杜氏生了两个儿子，名文中、文正。应文中传给应曾，应曾传给应端，应端传给应昌，从中散大夫向东迁徙以来共七代。士珪就是应端的后代，字德璋，宋咸平年间考中解试，官至广东廉访司副使，以才名著称。他曾经悲痛于先世在汴京的谱牒没有留下记载，又担心后代迷失自己的来源，于是从中散大夫到应大六共列五代，又从应大六作为后杜始祖开始，直到应昌一共若干代，编定为一卷；世系的始末源流清清楚楚，没有混乱，可以说是尊重祖先功业了。应氏中间请我为谱牒的首篇作序。我想，世系不明已经很久了。从前唐太宗贞观年间，诏令温彦博等人撰写《氏族》，先列皇族，其次列外戚，而黄门侍郎崔干列为第三，共收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九十一家。到了五代，旧谱残缺，虽然有谱牒，也等于没有。世上愚昧不肖的人不了解自己的先世，往往妄自攀引贵族名贤作为自己的宗族，活着时违背亲族，死后又诬蔑祖先，实在可悲。如今应氏的宗谱，尊卑安排妥当，昭穆次序分明，世代官爵光彩相连，完全配得上他们的后代。谱中所记都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亲自考察的事实，难道不应以杜正伦、郭崇韬前车之覆为戒吗？这对于名教大有裨益，意义重大。表彰功德、厚待亲族、规范婚姻、明辨人伦，这些都在谱牒之中，难道可以轻视忽略吗？所以我为它作序，不只是替士珪作说明，也把它作为应氏后人的准则。《龙川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六 （宋）陈亮撰 记 笏记 我日夜盼望英才贤士，皇帝的心情如同口渴盼水。士人侥幸希求富贵，士气仿佛登高而上。希望在十五名士人中得到一人，在一千人中遇到一位知遇之主。能够蒙受知遇便是幸运，拿什么来报答称颂呢？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如太阳照临天下，如大海包容、如大地承载。贤士们纷纷而来，在明盛时代各自奋发。罗网张开得广大周密，不会遗漏一点微小的善行。何况我们都奔走效劳，一同接受您的恩施。臣等因牵连而得以被录用，只是分别采集语言上的微小差异，依次承担职役；哪里能够贡献筋骨力量，做些微小劳苦呢？仰面承受深厚的仁恩，低头惭愧自己微薄的才能。信州永丰县社坛记 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所以郊祀是天子专有的礼制，而社祀则通行于诸侯国。无论国家大小，即使是附庸国也没有不设社的，这是为了表示有所尊崇。知道尊崇什么，就知道敬重什么；知道敬重什么，仁爱怜悯之心就会油然而生。面向南方统治百姓，却没有仁爱怜悯之心，这还可以称为治理国家吗？废除诸侯、设置郡守以后，郡县设有社坛，本来就是郡守县令用来培养仁爱敬意的地方。社坛即使形式具备，内心却不加以重视，百姓就失去了依靠。我的朋友潘友文，字文叔，刚开始任永丰县令时，拜谒社坛，发现坛几乎要倒塌；旁边的房屋也已毁坏，不再重建，无法共同办理祭祀事务。他环顾四周，心中不安，立即命令工匠修整社坛，完全依照法式，又在旁边建了若干间房屋，建筑高敞明亮、深邃严密，庄严整饬、设施齐备。这才是真正知道应当尊崇什么。辛弃疾稼轩认为文叔爱护百姓如同古代的循吏，可是各位仍然追问证据。稼轩认为，役法的弊端在于百姓不肯服役，甚至不惜破家；永丰百姓却往往请求在如今县令任职期间服役，这是谁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呢？文叔是故中书舍人、名良贵的曾孙，年轻时跟随张南轩、吕东莱学习，一举一动都以他们为准则，如今又正在朱晦庵门下完成学业。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三位君子，他们治理百姓具有父母般的心肠，本来家传的教法就应当如此。我经过永丰，在路上走了几十里，却没有听到百姓一句不同的言论。等见到文叔，他谦逊地说明自己的不足，这样百姓和文叔都可以无所遗憾了。他说我受到三位君子的厚待，应当写文章记载修建社坛的始末。我实在对世上那些把急于办成事情当作能干的人感到惭愧，因此说明郡县设置社坛的原因，以及文叔如此真诚地兴起仁爱之心，并把这些话告诫当权而有能力的人。义乌县减酒额记

译义乌县尉赵师日写信来说：“县里的赋税定额中，只有酒税最重。每年二月至八月，煮酒以四百石为定额，折合缗钱八千六百多；其余清酒，仍有四千八百缗。乾道初年，有县令驱使八乡的牙柜，把酒列在市场店铺中，商人争相前来买酒，收入增加了一倍。缴纳余数给郡里以后，又增加每年一百石的定额。等到经营市场交易的人彼此困苦，官府听任他们方便，唯独酒税定额仍旧不变，拖欠的数额年年累积，以至无法计算；官府无法摆脱责任，官吏被处黥刑的接连不断。淳熙十二年，当今资政殿大学士李公镇守这个州时，尽心体察百姓的隐忧，各县的利弊，没有不完全了解的。”师日说：“请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写下来告诉我。”李公悲悯地说：“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呢？我曾经历任数个执政职位，每天都接受皇帝的教诲，没有一天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假使一个县到了这种地步，我却像没有听见一样，那就是辜负了皇上。”于是立即下令把煮酒定额减少一百石，每石在原定额上减一缗；清酒每月减二百缗，又免除旧日拖欠的几万缗。一县百姓从此获得苏息，官府逃脱了债务责任，百姓也安宁了。酒税每年一文钱也没有亏损，郡县双方都感到便利。李公的盛大德行在百姓中影响极深，县民将要在星祠东面为他建立生祠，早晚奉祀。师日身居县中僚属之末，却蒙受了这样大的恩惠，如果不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怎么能保证后世不增加酒税定额？这不是用来使我公的恩惠永远流传的办法。希望请您动笔，把这些事告诉后来的人。陈亮私下叹息，买酒专卖制度的兴起，本来是为了补助军队用度；但实际上却使百姓不能自由饮酒，尚且还不违背古代禁止百姓饮酒的原则。后来有人设计巧妙地搜刮财利，才开始专门追逐利益。如今郡县的财利几乎都被搜括尽了，有能力的人无处施展，只有酒税还可以下手，而一县的财政计划实际上就依靠它。再从酒税上搜刮，县政就无法维持了。剥床之灾已经侵及皮肤，这种忧患难道不在百姓身上吗？如今皇帝对于百姓的体察，唯独李公最为深切，而我们州受到他的恩赐最多。他免除各县的欠债，拿出官府钱财，全都给予百姓。凡是百姓缴纳的苗米不足一斗、布不足一尺、绵不足二两的，都替他们补缴。仁爱的声誉传遍道路，这正是宣扬天子的德意、深入百姓骨髓的事情。难道只是酒税一项而已吗？皇上正准备任用有旧德的臣子同他共同治理政事，李公很快就要回到朝廷，我们不能长久私自享受他的恩惠了。即使让世上以文章著名的人来写，也不能用笔完全写尽李公的美德；反而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这个默默无闻、无可比拟的人，颠倒脱漏，无法满足县民的期望，岂不是要把过错归到您身上吗？师日说：“不是这样，我们两人都将牵连着借李公来显露自己。”陈亮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普明寺置田记 永康连接台州、处州的交通要道，是婺州所属的县。从县治向东北走足五十里，群山回环，有的像蹲着，有的像俯伏，那里名叫龙窟，大概是取山形来命名的。然而它西边几里处，有个叫龙斗坑的地方，难道龙真的在这里有洞窟吗？商周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同中原交通，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没有经籍记载的事情，有无都不能凭主观臆断。陈氏居住在龙窟以南五里，耳闻目见大概已经有八九代了。自从我的祖先开始迁居龙窟，迁居不到十年就生下了我。我家西北有一座寺，名叫普明寺，正占据当地的胜景。我年轻时常常在山中读书，查访这座寺的始末，认为它兴建于梁大同年间，但无法详知。可是它的田地还不到三十亩，我仍然见过那里有僧人四五十名，他们所需的劳役也相应很多；那么依靠施舍来养活他们，已经不是一天了。作为佛教徒，乞求布施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然而寺院周围的居民，每年供给寺院的财物，从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僧人每年干办寺务，偶然缺乏支应，就至于没有椽子瓦片来遮蔽自己，僧人和百姓难道不是两方面都困苦吗？我认为，假使每个僧人有十亩田，他本来不能亲自耕种；每年借一个农夫来耕种，那么这个农夫反而以田产供养僧人，田地的收入仍然足以支付僧人的劳役。这样，一个僧人就不再成为居民的负担，而三个人可以共同依靠十亩田吃饱。假使天下的僧人都能这样，即使他们不耕种，百姓也会减轻负担。王政既然已经废坏，佛教、道教之徒本来也不必一概憎恶。何况罪过并不在他们，天下的人难道都亲自耕种来吃饭吗？起初我所见到的寺僧有四五十人，如今还在的只有七八人，加上新度的僧人也不到三十人。若有三百亩田，就可以安坐而遵行自己的教法了。因此我同僧人如靖、允禧商议，收拾寺中剩余的财物，逐渐置办田地，以一百亩为标准；将来应当有人继承这件事，不必全都由我来完成。如靖以医术往来于乡村城镇之间，很有恩惠人情，对这座寺也十分尽心。乡里的长者把他的名字报到县里，让他担任寺院主持。不到三年，已经有了二十亩田，如靖便去世了。如今计算寺院所有的田产，又足以再得到三十亩；但平庸的僧人没有长远打算，各人自作主张。不久，允禧也去世了。我将让柬如玮之彻、时济、怀顺等人共同办理这件事，所以写下这篇记，使人知道：自从天地间有这座山，自梁代有这座寺，自我以后开始置田，事情由如靖、允禧开创，最后由这五个人完成；也借此说明买田的主张并不是沉溺于因果报应，而是出于天下人的公心。田地的亩数按次序列在后面，碑阴以及所有割舍田产、施舍财物的人，也一并附录他们的姓名。普明寺长生谷记

译从前先王制定居民的制度，本来就是使他们彼此相互养活，并不是要他们截然分开、各自独立。井邑之间，互通有无，互相救助缓急，所以遇到疾病、死亡、丧事，百姓没有遗憾。鳏寡孤独得到照顾，这是上天成全万物的功绩，也是治道的极致，是圣人赞助天地化育的地方。到了后世，在百姓中又有成为佛教、道教徒的人，他们毁坏形体、穿着坏衣，不耕田、不养蚕，独自在山林中枯槁生活，求得认识他们所谓心性的根本。因此他们势必不能自行解决衣食，只能靠别人供养，而别人也乐于供给他们衣食，并不厌烦。佛教徒在衣食之外，尤其喜欢极力满足奢侈的心愿，用来达到他们所说的庄严境界。儒者因此竭力排斥他们，认为他们是百姓的祸害，甚至想把他们改造成普通人，烧毁他们的书籍，拆毁他们的居所，以实行我们圣人的常道。这不只是因为佛道徒难以教化，也因为普通人常有不忍之心。沉溺于佛道学说的人，便认为他们的道应当同圣人的道并行；即使有见识的人，也认为二者并行而不相违背。他们借助王政废坏的机会，把自己的学说带到中原，使其徒众出入于城乡之间，这样已经一千多年了。若有一天斥逐他们，使他们离开，人情上本来就有不忍；而四民之中，没有比士人更尊贵的。从后世做士人的人来看，百家众说尚且有时混杂其中，那么为什么偏偏要憎恶佛教、道教之徒呢？假使能够互通有无、互相救济缓急，只要不至于满足奢侈的欲望，难道不足以附合先王井邑相助的意义吗？起初普明寺刚刚提出买田的主张，僧人允禧又替如靖谋划，从富人那里求得谷物三百石，借给贫困的下户，按数收取利息，作为僧徒眼前的供给。乡里的长者黄处仁、胡绩，汀州户曹胡樟、吕师愈，慨然捐出若干谷物来倡导其余的人，我也参与其中。事情刚有头绪，黄君和如靖便相继去世。黄君的儿子、浦城主簿公槐以及他的弟弟某，确实完成了父亲的心愿，说：‘我不愿让先人的志愿死去。’向富人求取谷物，再从下户那里收取利息，供给山林中枯槁生活的僧人，这三方面各得其宜，确实有先王井邑制度遗留下来的意义。若还要拿王政制度的详尽条文来一一约束它，只会激起普通人不忍看到它废坏的心情，我没有看出这对我们的道有什么补益。四位君子以及所有捐谷者的姓名、谷物出入的约束办法，都详细列在碑阴；这里只是姑且说明我帮助这座寺院的本意，以发出千年来的一声感叹而已。重建紫霄观 道家有所谓洞天福地的说法，不知道从哪里兴起，往往各处都有这样的地方。然而我看世人奔走追逐耳目口腹的欲望，在是非、得失、利害、荣辱的道路上颠倒迷乱，大到天下大事，小到铢两细微之物，几乎都像蚂蚁在洞穴中争斗，直到生死也没有自觉；既然如此，理应有超脱世俗而离去的人，这些人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洞天福地也是按道理应当存在的。大概这类地方清幽深邃，与人世情趣不同，不可能突然到达并最终探究清楚，所以君子常常把它搁置一旁而不谈论。我居所的南面，走二十五里便有洞灵源福地。那里河流原野平坦开阔，居民交错杂居，又靠近驿道，并不是所谓幽深得无法寻找探究的地方。其中有一座道观名叫紫霄，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竹子，大多都是道士亲手种植用来遮蔽自己的，并非当地原有的景物。考察它的图志，都残缺不全。图志说，梁氏望见这座山有王气，挖掘此地时，大概有两只仙鹤腾空飞走了。山川深长广大，仍然担心它的王气不足；一个区区的王者，也值得使拥有国家的人如此费心思考吗？又说旁边有仙人炼丹的地方，梁大同年间开始在此依附建立道观。钱氏建国时，曾经崇奉它并加以修葺。水部员外郎陈矩记载这件事说：“清泰三年，是后唐废帝的年号。”五代时期天下分裂，钱氏占据两浙，从吴越王钱镠开始，仍然依靠中原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当时财货、兵戈方面，一天不自行整顿，四邻就争相窥伺这个国家。两浙本来就不是宽广闲暇之地，道家却正在其中修建土木工程，安然得同平时没有差别，难道真有什么所谓灵异足以感动人吗？这里的情形怎么如此不相称呢？本朝统一了天下，这座道观因此没有废弃，却在宣和庚子年被焚毁；微小的盗贼平定后，连一尺椽木、一片瓦都没有留下，无法作为遮蔽之处。道士结草庐居住，一起在前面敞开三门，使人有所观仰，但三清殿还没有建成。知观事刘居靖从最初受度时起，就把建殿视为最大的事情，于是开始筹划。后来又建堂讲说佛法作为大殿，用来崇奉圣祖，两旁配建东西两廊；斋堂、库房、钟台、藏室、厨房、浴室，以及道观应有的设施，没有不大略完备的。大殿西侧，建有明窗净几的居室，供自己开敞居处；道经、儒书轮流阅读，从不停止，文章书法、琴棋也都不废弃。客人到来后，清静地度过整日，忘记了这里是驿道旁、居民杂处的令人厌烦之地。当山川尚未通达、居民还不多、林木浓密遮蔽、禽兽麋鹿出没其中的时候，这里的幽静深邃应当远胜今日；那些超脱世俗而离去的人，难道一定不会喜欢这里吗？所谓洞灵源，大概就是这样的地方吧？地方的变迁、道观的兴废，同人的勤劳相互联系。刘居靖希望得到一篇文章来记载此事，而我实在不足以担当这个任务。北山普济院记

译金华本来就有许多美好的山水，游览的人往往依托佛寺道观，来穷尽自己脚力所能到达的地方；那些不能到达之处，自然就成了樵夫牧童私自占有的地方，高人逸士也因此能够混迹其中，而天地的巧妙有许多不是人力所能完全开发的。梁代刘孝标因为不合于当时，弃官居住在金华北山，如今他的故居就是清修院。他曾经沿溪流上行、攀登石级，想把山水的奇景全部发掘出来，于是在紫微岩结庐。吴会一带的士人多跟随他学习，岩中有石室，便把它作为讲学的堂室，就是所谓刘先生讲堂。直到今天，那座山还称为讲堂原，而陈、隋以及唐代的遗迹已经湮没，无人过问。后周显德二年，吴越王开始在岩下建寺，名叫九龙。本朝庆历六年，郡守关公曾命河南人许归用毡笔书写“紫微岩”三个大字，刻在石上。治平二年，又改赐“普济院”的匾额。山中僧人因陋就简，寺院日渐废坏。参知政事萧燧从从政的官位来到这个州，以僧人奉钦有才能，命令他前往主持。奉钦能够一点一滴积累，勤劳不懈，佛殿、法堂都按规制建成，前面敞开三门，两旁配以两廊，库房、堂室、藏室也没有不大略完备的。翰林学士洪迈恢复了他甲乙两等住持的旧有地位，免除各种摊派购买的烦扰，以激励他完成建设。如今太守秘阁殿撰赵师揆又把寺院的匾额重新书写，使它更加宏大显著；这样一来，这座山的胜景不再被樵夫牧童私自占有，刘氏讲堂也因寺院而著名。喜爱金华山水的人，从此可以不再留下遗憾了。奉钦凭一己之力，竟能在这样幽美的胜地建立功业；假使天下各处都能发挥各自的力量，事业功绩哪里会有完成的时候呢？奉钦请求我为寺院作记，我肃然提笔写下此文交给他。元宝观重建大殿记 东阳县南面四十里有一座道观，名叫元宝。世代传说齐地人陈元宝舍弃住宅建立了它，因此用他的名字命名。宣和年间大盗纵火，道观被烧成灰烬；后来当地的陈严才开始建造所谓北极殿。大夫徐端记载了这件事，颇为奇异。大夫名中的下一字，正是我先祖的名讳，今不列出。陈严的弟弟仕澄，字彦清，亲自努力经营家业，积累资产将近万万。他的志向并不在积累财富，而认为把财物施惠给乡里亲友还不够，于是又把它施舍给道观。三清殿建成，殿有两廊，合并建成三门，道观于是庄严完备。这些都是彦清所做，时间是绍兴二十一年。不久，大殿被蚂蚁蛀坏。彦清的儿子德佐经过时心有所感，想同几个弟弟合力完成修建，使父亲的志愿同大殿一起保存下来。道观主持葛元度也借此激励他的几个儿子说：‘先人的志愿如今怎么样了？’他们欣然捐出钱财，合计百万，带头捐助。元度先建造道藏一所，为百姓祈福祷告，往往立即应验。他积累的财物也颇多，便倾尽私囊并募捐众人缘资来兴建此事。大殿尚未完工，元度便去世了；他的门徒胡大云继承此事，仍然依靠德佐的弟弟德先、德高来帮助自己。所用财物合计一千万，役使人工共一万五千人。工程始建于淳熙辛丑年春天，落成于甲辰年冬天。建筑宏大壮丽，完全同彦清在世时所见的规模相当，远近的人看了都产生敬意和感叹。道家建殿供奉三清，本来就是他们的教法。三教的兴废各有时势，而它们的根本、末流宏大深远，不是历经百世的圣人不能决定。修复旧有建筑、振兴废坏事业，本来就是教徒的责任。彦清兄弟都有财力，可以在世上任意施展；但本朝出仕只有两条途径，所以他们的才干只能在乡里自负。他们的实际成效和显著验证，也都没有耗尽力量；可是后来所谓两座大殿，殿宇随之废坏，又要借助元度才得以重建，也实在令人感叹。既然元度善于振兴自己的教法，就不应吝惜力量而任其陷入废弃。大殿建成后，胡大云也去世了；众人共同完成了建殿的各种工程。彦清的幼子陈疆也跟随帮助。旁观此事的多是陈氏族人，详情虽不可考察，但想来这就是元宝观能够延续至今的原因。孙辈的一念刚烈，经过七八百年以后流传下来仍然如此。天下的事情，难道有不因志向意念的刚烈而成功的吗？陈疆和道士们共同请求我写记，我答应了他们。转眼已经过了两年，于是借此寄托我的感慨。题跋 书写《文中子》之后 把《中说》仿比《论语》，把董常比作颜子；他同门人谈话，却点名当朝执政者；同老儒、老将谈话，又毫不婉转地斥责他们，这是读《中说》的人共同的毛病。如今考察阮氏本说：‘严子陵在湍石垂钓，尔朱荣控制天下，所以君子不以取得权位为贵。’龚氏本却说：‘严子陵在湍石垂钓，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尔朱荣控制天下，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以称颂他。’所以那些仿效《论语》的地方，是门人弟子的过错。龚氏本说：‘出仕而不张扬，隐退而不湮没，被任用就成就事业，不被任用就保全自己。’阮氏本则借董常的话来表达，结尾说：‘我同你都做到了。’所以把他比作颜子事迹的地方，往往有很多过分之处。内史薛公派人给王通送来书信，王通拜了两拜接受它。推究这种心意继续下去，他难道肯退下来而称颂杨素等人吗？薛公对王通说：‘我的文章可以说是沉溺过度了。’王通离开座席拜谢说：‘恭喜您老人家知道自己的过错。’他说薛公斥责刘炫、贺若弼而不加婉转，这是过错。至于把佛说成圣人，把无所至、无踪迹当作道，把五典暗合五礼、交错并行当作至高的治理，这些都是编纂《中说》的人抄进去的，想借此扩大其老师的声望，却不知道反而成为累赘。然而仲淹的学问，如日月星辰一样光明灿烂，哪里是有没有这些累赘所能说尽的呢？姑且把我编排这些文字的用意说明到这里。书写《文中子附录》之后

译《文中子世家》一篇，阮氏本认为是杜淹所撰，龚氏本却说是福奨所撰；福奨，就是福郊。如今虽已无法考证，但《世家》不能不记录，所以保存这篇记载，而删去作者姓名。房玄龄、魏征评论礼乐之事，出自福畤。所记录的内容，其中言语虽不能没有修饰，然而参考唐太宗和诸公经营当时事务的情形，必定确有这些事，如今一并保存，重新删去了旧本的说法。依我看来，魏征、杜淹对于文中子，大概曾有师友之义。至于房玄龄、杜淹，不过只是交往来往罢了。因此，凡是曾在河汾向文中子求学的人，一概抄录下来，称作“门人弟子”。他的家中子弟见到诸公声势盛大，又从旁加以坐实。文中子的道，难道要等到诸公之后才显得尊重吗？这可以说是不知道自己的老师和父亲了。关子明为同州府君占筮，把结果实录下来并收藏，连同事情始末都备载的，也是福畤。世人往往把他的占筮看作怪异；《易》既有道理也有数理，数理是从道理中产生的。掌握其道理，足以知道百世的变化；明白其数理，足以推算将来的事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像子明论说人谋与天命，有些地方是后世儒生所不能及的；《文中子世家》阐明王道，子明大概也有所助益。龚氏怎么能凭自己的私意擅自改换它呢？所以保存这三部书，题作《文中子附录》。书写《伊洛遗礼》之后 《伊洛遗礼》中还能看见的，只有婚礼和丧祭礼，而且仅存其中一两项；现在把它附在《补亡》之后。礼制即使不是先王已有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制。《补亡》所汇集的，正是其中的义理。如果精通这些义理，那么当时参与审定的情况还可以考察；至于残缺不全的制度，难道一定要把它奉为尊贵吗？记载说：“礼所尊重的，是尊重它的义理。保存那些还能看见的，只是为了珍惜那些已经看不见的罢了。” 书写《伊川先生春秋传》之后 伊川先生为这部书作序时，大概已经七十一岁了。过了四年先生去世，到如今这部书能够见到的部分，才不过二十年。世人都为它的残缺感到惋惜。我认为不是这样。先生曾称述杜预的话说：“宽缓柔和地引导他，使他自己去求取；使他感到满足充足，使他自己趋向目标。等到涣然如冰消解，怡然自得而义理顺畅，然后才算有所收获。”先生在这二十年间，对义理的阐发极其精密，分类条例也十分广博。学者如果能精心考察这部书，经过宽缓涵泳、满足浸润，在言语意义之外自行获得体会，并把它推广到其余方面，那么精微义理的功夫就在自己身上了。与整天读完他的全书，却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相比，其中的得失又怎么样呢？书写《欧阳文粹》之后 以上是欧阳文忠公的文章精粹一百三十篇。欧阳公的文章以仁义为根本，并把它贯彻到政治道理之中，大概是用来辅助六经、流传万世的。即使只是片言只简，也应该保存而不删削；可是如今仍要在其中有所取舍，岂不是诵读欧阳公的文章却不知道它的宗旨，竟敢犯这种错误而不自知吗？起初，在天圣、明道年间，太祖、太宗、真宗用深厚的仁德恩泽涵养天下，约有七十年。百姓能够自己解决衣食，安乐地生活、送终；头发斑白的老人安坐嬉游，儿童幼子十人百人结成群，在里巷之间一起欢舞。仁宗在上面恭谨自守、无为而治，太母在宫闱中主持政事，而执政大臣实际上能够共同参议可否，安然无事，和汉文帝、汉景帝太平时期没有什么不同。百姓以及亲身经历过五代乱离的人，大概在这时早已同这个时代相忘很久了；但学士大夫的文章仍沿袭五代的卑陋风气。后来有一两位大儒兴起加以斥责，而学者又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因此当时的文章独独有愧于古人。天子慨然下诏，以古道整饬天下的学者，于是欧阳公的文章便成为一代人的师法。不久，科举中只重禄利的文章，除了两汉文章之外一概不取，于是本朝文章的盛况达到极点。欧阳公在这时独自认为，先王的法度还没有完全施行于今日，这是极大的缺失。他策励学者的言辞殷切周到，询问古今制度繁简浅深的适宜程度，以及《周礼》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不可以实行；可是当时的人习惯于眼前百年的太平，好像觉得这些事无须过问，于是欧阳公的志向未能充分施展，荆国王文公便得以乘机执掌其事。神宗皇帝正锐意追求三代的治理，荆公用霸者功利的学说，再以三代的文辞加以装饰，整顿百官，确定职掌，修治民兵，制定国家财政，兴办学校以培养天下人才；这些都是神宗皇帝圣明思虑所涉及的，也曾试行过。不久察觉其中有管仲、晏婴也没有说过的内容，想要改作的意思大概已见于遗命；但天下已经纷纷趋向功利，无法禁止，学者又习惯于当时所谓的经义，支离剥裂、牵强缀合，气象日益卑下。欧阳公的文章虽还存在，天下却不再谈论了。这正是子瞻深为悲痛、屡次叹息的地方。元祐年间才开始依照遗命办事，学者又知道诵读欧阳公的文章；不到十年，渐渐又恢复了荆公旧日的风气，一直到宣和、政和末年，五代文章的风气终于盛行于世。然而这期间的事情，哪里说得完呢？两位圣主相继，又过了四十多年，天下的治理大体都恢复了，但科举文章仍没有回到嘉祐年间的盛况。这不只是学者不能向上探求圣人的旨意，科举制度也已经不是祖宗的旧制，更何况谈论三代呢？姑且因为欧阳公的文章适合今天的文章，虽然可以私下诵习，却还没有把它看作急务。因此我姑且选取其中通用于时文的部分，拿来同朋友们共同学习。由此而不停止，那么不但会完全探究欧阳公的文章，三代、两汉的书籍也将自己去求取而不可阻挡。先王的法度尚且可以期待恢复，更何况文章呢？那么即使因此犯下这种错误，得罪当世君子，我也不推辞。虽然如此，欧阳公的文章雍容典雅，舒缓宽平，反复申说以表达自己的意思，没有遗留丝毫；而且意味常常深长于言语意义之外，使人读来和悦，足以体会祖宗成就太平政治的盛况。它对于世道人心的关系，难道不是很重大吗？起初，吕文靖公、范文正公因为议论不合，党与于是分裂，欧阳公实际上也参与其中。后来西方战事兴起，吕公首先推荐范仲淹、富弼、韩琦三公，以平定天下的祸难。文正公写信自我责备，欣然同吕公共同努力，而富公独自对此念念不忘。左右大臣彼此仇视，不是国家的福气；内外相互关联而不互相阻挠，大概才是治道的根基。欧阳公和范公的心意，大概就是如此。在这个时候，即使范忠宣公还对其中的事情有所疑虑，那么欧阳公用心于圣贤之学、成就祖宗致治的美业，其由来就很久远了。韩愈曾说：“仁义之人的言语，和悦可亲。”所以我评论他的文章，推究他的心志，认为他怀有至公之心，学问以先王为根本，希望读这部文集的人能够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书写《家谱石刻》之后

译陈氏得姓的来由记载得很详细，如今不再重复。自太丘长以来，陈逵渡过长江，此后家族渐渐衰微。陈霸先据此建立陈朝，事情历历可考。到了唐末五代，与本朝初年相近时，陈氏散落为平民，家谱也无法接续。现在从我的七世祖开始记起，只依据我所能听闻到的情况。自我的皇祖以及各位堂兄弟，逢年过节举行祭祀，其中有一位所谓“军阵”者。次尹年幼时来不及询问，如今已经无人可以核实。还记得湖州有一位尚书，把这件事留下来，等待博闻之士参考。书写《职事题名》之后 笺奏是一个机构中具有识见的人，掌记是一个机构中掌管命令的人；题名的小册子关系到利害及事情的始末，而司膳一职虽然看起来琐碎烦杂，也同样有关系。我承蒙恩典来到这里，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些情况。四海九州岛的人偶然相遇而成为同年，士大夫推荐我所不知道的人，我也应当分别评定他们的才能品级加以说明，希望各人都能知道自己的职分。书写《赵永丰训之行录》之后 太史公评论婢妾自杀，说那是出于计谋，极其无聊；至于英雄俯仰之间以成全一死，是因为将来还有作为。孟子论义时说，有比死更重要的义，即使圣贤也不能逃避；人固然难以面对一死，而这种一死又更加艰难。国家遭遇阳九之厄，能够以死抗拒敌人的，本来就有一些人；但禁军士卒从内部溃败，人人不知义理，已经到了极点。赵公身为宗室，承担治理百里之地的重任，却不吝惜一死来彰明大义，这是圣贤也不能逃避的事情；他的死难道不壮烈吗？当天下太平时，天子经营边功，使边守在四方边疆，而赵公独自知道这正是祸乱的萌芽。等到金人像砍枯草一样侵削中国，赵公又想率领义师阻遏他们的锋芒。推究赵公的志向、衡量赵公的才干，他本来不是甘心把自己局限于一死的人；只是义理所在，不待约定，便自然把内心所存显露出来罢了。这是天下人所知道的，也是人们所以尊重他的子孙的原因。张巡为义而死，难道还不够明白吗，难道还要等韩愈、李翱执笔记载才算彰明？朝廷表彰死节之臣，不过时日，难道要等别人进言以后才彰明吗？大概只是还没有人请求罢了。天人感应的报应尚且落在渺茫之中，上下相通，实在关系到激励劝善。天下士人本来不少，这篇文章就是为赵公而作的。赵公的孙子彦橚拿出事情的始末给我看，于是写下这些话还给他。时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十天。书写《林勋本政》之后 以上是林勋《本政》十卷、《比较》二卷。徐宗武从巩氏家中得到它们。林勋曾在广中任官，大概是绍兴初年容州刊刻的版本。林勋为写这部书费尽心力，考察古代、验证今日，思虑周密。世上研究井田、牧地之学的人，见解没有谁能超过林勋。只是其中说要让隶农耕种良农的田地，缴纳租税按照当地旧俗办理；经常性的赋税出自良农，而谷农承担军赋，恐怕不是隶农有利之事。又让别人能够告发可以开垦的土地并领取赏赐，这有趋逐利益、引发争端的苗头，恐怕不是王政应当产生的做法。一人的智慧，思虑偶有小小不合，不足为怪。大体上归于可行，那么补足其中不足，就是实行者的责任。只是我有一件非常疑惑的事：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划定为六乡六遂，而作为禄地的公邑所占土地，应该在千里范围内加倍计算。按开方之法计算，尚未用尽的土地应当还有很多。大概王政宽大，把百姓安置在其中，不用一条标准强行整齐划一；这样制度虽严密，人们却不会想着破坏逃离，法令可以长久遵守，经常性的赋税数量也能保持一致。汉代民田本来已经没有定制，大略计算，城邑、道路、山林、川泽以及不能耕种的土地，大约占三分之二；又有所谓可以耕种和不可以耕种的土地，占四分之一；最终确定的可耕田，正好只占十五分之一。可见即使是汉代的法令，也不能完全用数字把各地整齐划一。如今林勋想把天下一律纳入同一标准，来使它整齐划一，岂不是违背圣人宽宏广大之意吗？而且也不是百姓最便利的办法。现在应当在山林、川泽、城邑、道路之外，按三分来计算，确定其中一分作为经常性定额，制定贡赋、徭役、征兵和训练的办法，一概依照林勋的规定；把另外两分作为余夫、闲田以及士、工、商所受的田地。凡朝廷、郡县的官员，都让他们有田；共同制定其法，另设一官掌管，并让他的属官掌管山林川泽，大规模制定制度，使百姓能够在其中尽力耕作，收取贡赋来补助国家用度，安抚疲惫的百姓，这样经常性的定额就能保持一致。立政要公正，并向天下显示宽广，那么百姓就不会惊骇，政令也容易施行；这样林勋所定的制度才可以一经确定而不再改变，也就差不多符合林勋的志愿了。不过，事情若不熟悉，人们的视听就容易受到惊动；突然实行它，并不是成就顺遂、取得利益的办法。林勋的书说得很完备，但哪里是人们平常视听所习惯的呢？既然不是平常习惯的，即使采用林勋所说三年颁行下达的办法，恐怕也不能没有震动。成就顺遂、取得利益的办法，《易》中所载的十三卦，圣人正是用这种办法来开创天地、建立事业的。自汉代以来，所谓人道极致，英雄特出的君主，也一定采用这种办法来有所作为。只是经过一次变革之后，安于现状，却不思考怎样使后续措施完善；这就是后世治乱无常、古道终究不能恢复的原因。林勋的书可以用于一次变革之后，哪里能找到那种先行开创局面的人呢？总之，若不考察古今的变化，认识圣人的用意，掌握成就顺遂、取得利益的办法，就不能理解这件事。因此我刊刻林勋的书，对世间君子的期望实在很深。题写《喻季直文编》

译乌伤本来就人才众多，其中称雄的人，我熟悉的有四位；他们不只是乌伤之雄。喻叔奇待人和煦而有恩意，能使人与他分别三天，便总是思念他而不能忘怀。他的文章精深、简洁、典雅，读得越久，意味越像新的一样。何茂恭眼空四海，却唯独能放低心意对待天下豪杰，士人也乐于亲近他。他的文章壮丽精致，反复开合，最终总能自己阐明其意。陈德先认为一世之人都不足以承当他的心意，人们也不愿同他交游；然而他的文章清新劲健华丽，实在不可缺少。喻季直不论遇到亲疏贵贱的什么人，都同他们尽情相交，对我尤其友好。他的文章繁茂奔放，大概将要包罗各种文体，却一字也不苟且；读起来绵延不绝而不令人厌倦。这四位君子尤其擅长写诗，只是我苦于不能学习他们。然而他们都喜欢为我写诗，我也能为他们击节赞赏。我日益贫困，独居无聊，有时便想念他们。只是茂恭的遗骨已经冷了，而三山相距超过千里。德先、季直虽说早晚都可以去同他们交游，但一出门就好像双脚被什么束缚住了。喻行之、喻牧之出行时，季直把一部旧文集给我看；我惊异地观看，仿佛得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茂恭死后，他的文章更加值得珍重，子弟们也珍爱收藏，想求得一个字都不可得。得到我季直的文章，就好像茂恭正在眼前。过去我曾读茂恭的文章，当面对他说：“九原之下的人不能复生，欧阳修、苏轼姑且不论，像世人所说的六位君子那样，您将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茂恭欣然微笑，大概认为真正懂得我的人就是我。生死幽明道路不同，每当想起这番心意，便为之萧然。如今我将从季直这里求得满足了。题跋焦伯强法帖 宝元、康定年间，是本朝最盛的时期。诸位公卿巨擘前后相接，天下间哪怕只有毫发丝粟般才能的人，也都能够得到牵引、联系而有所成就，何况像伯强这样卓然能够自我显现的人呢？他在骨肉亲属的书信之间，恩意和悦可亲，大概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行为。鲁国本来有很多君子，而宓子贱受到称许。身处衰世而侍奉当时的大夫，结交风俗浅薄之士，即使是豪杰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也还担心自己不能免受牵累；所以君子要评论一个人的时代。题跋米元章法帖 本朝诗文书法绘画的兴盛，到元祐年间已经再没有可以下手增益的地方。米元章以晚辈身份，一旦在诸公之间驰骋，声名光彩便灿然夺目。这幅法帖也可以由此窥见一斑吧？淳熙己亥四月末日，龙川陈亮为先友之子王晦叔书写。题跋朱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之后 从前广汉张敬夫、东莱吕伯恭，对于天下的义理，自认为已经探究到极其精微的地步，世人也因此推重他们。即使是前辈人物，内心也知道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我还来得及见到这两个人，听他们讲论，也略略了解到他们的精深曲折，仿佛对于事物的情状没有不竭尽探究的。至于世人所说的阴阳、卜筮、书画技艺，以及凡是世间能够动人心、悦人目的事情，他们全都斥弃不顾，仿佛将要污染自己。我晚年得以跟从新安朱元晦交游，看见他讨论古代圣贤的用心，平易简直，想彻底摆脱后世讲师相互传授、流俗相互沿袭、已经深入人心而不易解除的说法，直接趋向圣贤的心地，发挥其中的精妙，来同世人共同分享。即使他的见解不能显现于世，圣贤的命脉仍然存在，人心终究也会有时开明。对于经文中稍微不平易简直的地方，他便置之不论，认为那不是圣贤的本旨，简直像是想刊削除去它。对此我为天地间的大义感慨万分，也对秦汉以来的诸位君子抱有极大的不满，想解除他们积久的痼疾，以追随新安的志向，却没有做到。然而对于阴阳、卜筮、书画技艺等凡是世间存在而不容易除去的事物，他都保存并相信，这一点又同张敬夫、吕伯恭不同。他对于郭叔瞻的才能尤其喜爱欣赏而不感厌足，难道喜爱万物却不滞留于万物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吗？还是世人所谓画师的才能，都还没有窥见叔瞻的心地，因此不能舍弃呢？所以我同叔瞻本来没有旧交，却忍不住替诸公说明他的长处；也借此表明，秦汉以来的诸位君子，还要劳烦新安加以刮削剔除，然后圣贤的心事才能完全显明。叔瞻要求我题跋，于是把事情的始末这样叙述下来，试着呈给新安看。书写《作论法（意与理胜）》一般说来，议论不必刻意写成漂亮的语言，只要意旨和义理胜过别人，文章自然就会超出众人。所以大家的文章，不追求诡奇怪异的体制，却自然宏大丰厚；不追求险峻怪诞的辞藻，却自然典雅华丽。奇特寓于纯粹之中，工巧藏在平和简易里面。不善于学习文章的人，不在义理和意旨上下功夫，却只在文采辞句之间用力，也就浅陋了。因此杜牧说：“意旨完全胜过一切时，辞句越朴素，文章越高妙；意旨不能胜过一切时，辞句越华丽，文章越鄙陋。”从前黄山谷说：“喜欢写奇特的语句，本来就是文章的一种弊病。只应当以义理为主，义理通达而辞句顺畅，文章自然会出类拔萃。” 《龙川集》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七 （宋）陈亮撰 ○诗 廷对应制 本朝皇帝锐意进取，急于求取英才；中原被割据已经七十年，恰逢风云际会，凡事都应另积功业、计日以待。壮志超过管仲、萧何，器量浅小的人谁能识得？孔子、孟子这样的人还在世时，任用他们，事业才会流传。惭愧辜负了寿皇勤苦的教育，奏章写到一半，已经呈到皇帝冠冕之前。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 银河回环，照耀着灿烂如锦的文章；恩泽覆盖九天，光辉已经同德雨平均施布，更把仁爱的风气共同发扬。治理之道修明，正值太平安宁；皇威接连震动，直到遥远的地方。恢复国耻本来就是平生的志愿，不要说儒臣的鬓发已经苍白。○歌 《谪仙歌》并序 清静的夜晚独自坐着，天地间没有声音。星斗摇动，我欣喜地观看李白的诗集，高声吟诵几篇，篇篇都是古今无人说过的奇异言语。诗章逸句，洒脱自然，没有留下任何思虑。寥寥数百年间，扬鞭独行、使我起敬起慕的，只有太白一人罢了。感叹了很久，遗憾没有人能够继承太白之后的成就，于是写成《谪仙歌》，借此祝颂太白，举杯来酬答太白。太白如果有灵，请听我的声音，便知道我的心意了。

译李白，字太白。清风在肺腑间，明月如魂魄；扬鞭独行，只有一人。我诵读太白的诗，手掌屡屡拍击。曾听说太白就是长庚星。半夜星辰在天上，明亮耀眼。我仰天高声呼喊：“李白！星辰边上看不见白色，应声一看又疑心那就是白。星是酒星，银河酿成美酒，在天上倾注。可惜没有两只翅膀飞去见白。王母池边，任我解去酒醒。想游金陵，便从采石出发赏月，乘船归到赤壁；想登箕山，直到首阳山巅；看白雪覆地，水底沉眠着紫色烟霞。又不知他如今在何处，漱饮瑶泉，斟酌霞光酿成的酒杯。惆怅地远望，却看不见他骑鹤归来。白啊，如今你在哪里？我活着时遗憾不能同你同时，死后仍庆幸能够见到你的诗。难道不只是文章值得效法，凛然的气节又怎么可以改变？金銮殿上一篇颂文，沉香亭中的行乐词，这些都只是太白的细小事情罢了；别人知道的，我也知道。让高力士替他脱靴，使杨贵妃像妾一样看待他；这才是太白真正的大节所在，别人不知道，我却知道。歌咏他的诗篇，鬼神都会哭泣；能够使青冢中的枯骨站立起来。呼唤他的名字，鬼神也会惊动，只有群仙侧耳倾听。我如今要取昆山之玉，把白的仪容形貌精心雕琢出来。” 四面八方、上天下地，我常同你相随；江东、渭北，请不要再兴起思念。一定要请你把乾坤造化的精华赐给我，使我的笔下放出万丈光焰，长虹飞腾。○词选三十阕 《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出使北方） 南宋的军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只空谈北方敌群无能。当场凭一人之力，终究还我万夫难当的雄姿。可笑堂堂汉家疆土，若能像浩荡的黄河水一样，依旧只向东流。姑且再向穹庐俯拜，将来一定会在藁街相逢。这里是尧的都城、舜的土地、禹的封域，其中应该还有一两个依靠孤忠的人。万里战乱如此，千古英灵在哪里？磅礴的气势何时才能贯通？天命何必询问，光明的太阳自然正在中天。《念奴娇》（到金陵） 江南春色，算来有多少值得游赏清玩的景致？妖娆纤巧，只不过使飞鸟向人依偎罢了。天地开辟，地势开阔，精神明朗聪慧，究竟还是京城模样的人家；一声声轻轻细语，近似清亮的歌唱。因而想到往日的山城，那个人美如图画，已经成为中州的念想。邓禹笑人，如今无限冷落，令人不堪惆怅。秋水明澈如双目，高山一曲，使我增添几分悲壮。南徐值得安居，乘一叶帆船，今后还有机会往来。《贺新郎》（同刘元实、唐与正陪叶丞相饮酒） 修长的竹林更深处，映照着帘栊；清凉的树阴遮住阳光，坐在那里便没有暑气。水流激荡，泠泠作响，不知从哪里来；跳动的水花击碎了高栏旁的玉树倒影，却不受人间朝暮的拘束。东阁中的少年如今已经老了，何况酒樽中还有酒，怎么舍得推开，还要让我说些名流的言语。大家在绿野堂陪着安闲自得，算来轻易度过了薰风吹拂的时节；又到秋天，谁来用素手抚弄柔枝，问一声身体还康健吗？还记得当时的高雅情趣；恩情尚未报答，恐怕终将辜负。抬眼看江河，不要感伤流泪；想到有您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忧愁的？歌还没有唱完，谁来起舞？《满江红》（怀韩子师尚书） 曾经洗涤乾坤，试问如今为什么雄图骤然受挫？且放眼看看朝廷阶下，如今又增添了杰出人物，向北方争衡。幽深的愤懑仍在，南来的遗恨未消。狂妄之徒失去谋算，部曲凄凉，还剩几个人？只剩三分之一。老臣们都已成了郎君，出兵立功尚未报恩，哪里还顾念自己的家？有时也会直上高飞，随后又收敛锋芒。笑我只知道保存温饱，感念您本来就不计较门第等级。不要再登上那座百尺高的旧楼，尘土已经侵入书帙。《桂枝香》（观木犀有感寄吕郎中） 天空高远，秋气肃清，正值月色分明；秋日的容色像刚刚沐浴过，桂子开始收成。三十六宫，足以不惜让散落人间的人离去；只怕群花自嫌凡俗，向它在秋晚唤回春意。几曾有过这样的幽独？这是天上遗下的香气、残存的芬芳。奇怪的是，一树香风，十里相续。坐在花旁相对，只看见花色浮动，像金色的粟粒。芙蓉只会增添愁思，何况东篱凄凉；黄菊盛开得正合时节，太浅薄，背离时俗又太远。还是喜爱寻求前人的高尚足迹。《三部乐》（七月送丘宗卿出使北方） 暂且向穹庐低头，只要做到二满三平，共同劳作、均分安逸。您是人中的龙虎，本来应当为清明的时代出世，只适合端坐朝廷，看着指挥整顿办事、迅速扫荡敌寇。持着汉节，姑且经过旧日宫室。西风又带着暑气，把征衣穿上；有时披拂而行，不要把看花的泪眼和听弦的遗民之泪混在一起。有如明亮的太阳行走万里，依然把旧日事物带入奏章。平定天下的几条谋略，最终定于一统。《水调歌头》（癸卯九月十五日为朱元晦祝寿） 世间人物向来稀少，篱边菊花为谁而黄？去年今日，依旧倚楼而立，听人谈论出处行藏，还没有觉察到无赖的秋风。好在月光如水，心中的思绪像楚天一样悠长。讲论之中参照洙泗之学，杯酒之间上溯虞舜、唐尧。人还没有醉，歌声婉转，兴致悠扬。胸中怀着太平气象，笑那些心中郁结、几乎要发狂的人。姑且向武夷山深处坐着，面对云烟的聚散，使飘逸的思绪进入微茫。我想为您祝寿，到哪里才能得到新的曲调呢？《念奴娇》（登多景楼） 登上高楼远望，叹息这样的情怀从古到今，有几个人曾经有过？多少鬼神设法施为，竟都被误认作天然的边界。南疆北界之间，一条江横在那里，三面连接山冈，形成争雄的形势。六朝究竟做了什么，只不过把这里当作门户，谋求私利罢了。因而笑那些王谢人物，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流泪。凭借这江山，哪里管得到洛阳一带无边的兵戈？正好长驱直入，不必回头。寻求祖逖击楫中流的誓言，小儿破贼的气势已经形成，哪里还用询问强敌对手？《贺新郎》（寄辛幼安，和他怀念我的韵） 年老了还能向谁诉说？看了几番神奇与腐朽，经历冬裘夏葛。长安父老如今还剩多少？死去之后也没有仇恨可以洗雪；当年生出的头发还未干。二十五弦的瑟声包含多少怨恨，算来世间哪里有平分的月光？征妇弹奏着汉宫的瑟。树尚且如此，何况人呢？实在难以再次分别。只是您一向同我谈论的见解多有相合；去吧，把这些放下，不必再问。谁能更换美丽的外表和愚痴的内心？只要不要使伯牙的琴弦断绝，就把九转丹砂牢牢拾取。即使精金也只当作寻常铁，龙与虎也会应声裂开。《瑞云浓慢》（六月十一日为罗春伯祝寿） 甘蔗浆、酪粉、玉壶、冰酒；早朝结束后又听说皇帝宣召赐予。天子近在咫尺，拜谢再三；幸好如今还有母亲，可以把这些赠给她。年年在这一天都说，月亮进入怀中最为珍贵。正值暑天，恰逢风云际会，遇到这样的嘉祥。鹤冲上云霄，鱼得到水，一跃便直入神仙之境。若能扎根江表，开拓两河，便可成为黑头公；还未骑鲸而去，便赤手询问，怎样挥动长鞭短杖。过去王谢的风流人物，如今大概也就是这样了。《阮郎归》（端午为岳父祝寿） 水波光影渺渺，浸润着晴日下的池岸。湖岸西边有一座亭子，菱荷香气拂来，柳丝低垂。登堂献上祝寿的酒杯，红色约束手腕，绿色浸染衣裳。愿祝您寿命达到期颐；花间的妙语几乎写不成诗。一年唱一阕词。《祝英台近》（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到江陵）

译驾着小船，顶着酷暑，沿千里江面而去。夜晚住宿，清晨起行，一段段都是旧日道路。百年间的事情早已忘了年月，却被人从故纸堆中钻破出来，原来那里正是争雄之地。怎么诉说呢？想要详细分辨说明，却又无可奈何；有凭有据的，只能把生鱼活虾包裹起来，怎能这样遭遇？相逢时举杯饮酒，什么时候才能让征衣轻易脱下？您走吧，我自己还须留下。《蝶恋花》（甲辰为元晦祝寿） 手里捻着黄花，还自我发笑。笑自己比陶渊明，难道也回来得太早了吗？随世追求功名，完全草率；五湖却同繁华一起衰老。冷淡的家业令人幽怨，得道之后才知道那些旖旎妖娆不过是春梦；如今醒悟，才知道今年的年华也将过去。这种花开过之后，花大概就少了。《水调歌头》（和吴允成游灵洞韵） 人们喜爱这里新近的景致，景龙还认得旧时的深潭。不论三伏天，在这里稍作停留，便觉得寒意生出秋意。我自己醉后睡在潭上，任凭水流从下面经过，湍急得仿佛无法收束。世事就是这样，离去还是不离去，又为谁停留？本来无心，随遇而安，如同触碰空船。东山始末，姑且向灵洞中同它一起沉浮。料想神仙洞府，哪里比得上疆域万里的国家，大小如同几个琉球？只要有您的才具，又何必询问时俗之流呢？《念奴娇》（送载少望参加选拔） 西风还带着暑气，又要踏上长途；利益牵引、名声驱使，我已经没有心思。您为什么还要穿着青衫做客？偶然处于低微的位置，什么时候才能高飞？真正的消息还没有显露。大家所走的道路，到了最后总要看走到哪里；到哪里去寻找那些狂徒，难道还可能用心对待他们？再问问那些人自身的骨相，天上人间，最好是在喧闹之中保持同样的寂静。瀛海没有波涛，玉堂之路平稳，插上青霄的翅膀；归来之后又有什么事，眼光依旧清澈明亮。《卜算子》（九月十日自祝寿） 幽静寂然，菊花时节，梧桐雨把周遭洗得更加清澈，菊花灿烂开放。祝寿应当首先取得，头顶承载着御赐的黄色袍服；层层秀色从金色花棱中吐出。仙种般的花容，晚年仍有香气，人们都愿争先来观看。《贺新郎》（酬答辛幼安再次用原韵寄来的词） 从头说起这离乱的世道：爱惜我们的百姓，不爱金帛，如蔓藤葛草般相互缠累；豪壮之气全都消尽，人却脆弱得只知追逐冠盖。遥望阴山白雪，白白损害了我仅剩的一点头发；眼泪流出，像吴国女子哭泣。世事倒转，试问鲁国被齐国削弱，要到哪一年才会改变？孔丘还有子路的鼓瑟，真是幸事。重新换出一面旗帜，另行掌握指挥；把当时的一桩大义拆开又收拢，据地一呼，我就要前往。万里之外摇动肢体、震动筋骨，这句话的把柄却只成了痴狂至极。天地是巨大的熔炉，谁来扇动风箱？在其中哪里能得到长久坚硬的铁？淝水一战要破敌，关东也要裂开。《垂丝钓》（九月七日自祝寿） 菊花时节细雨纷纷，红色蓼草在水边沙洲萧萧摇曳；景物渐渐幽静，风致如此美好。秋天还没有过去，又正逢我的生日。看天空澄澈清明，本想前往登高，却还没有成行。红尘当面飞舞，有几个人凭吊古迹？牢牢收好乌帽，短发还羞于让人看见。愿长寿，身近五彩祥云深处。《彩凤舞》（十月十六日为钱伯同祝寿） 人如玉立，天色如水，特意这样安排是为什么？海南沉香燃烧着，想来寒冷却仍然温暖。算从头说来，有多少厚重的德行和暗中的功劳？人家之上，一一都是旧时香案前早已习惯的情状。暂且在我州停留片刻，才一会儿工夫，欢乐的声音就已经充满四方。不要让公子王孙只看见这些才华显露之处；那些超出书卷、经纶自出于手而又不能轻易判断的地方，也应当看见。《鹧鸪天》（怀王道甫） 落魄时边走边唱，记得往日游历。头颅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求什么？心肝都已吐尽，再没有别的事情。只求口腹安稳，哪里还会作长远谋划？才怕炎暑，又为秋天伤感。天涯的梦已经断了，虽有书信，也不能送到大都。近来眼界变浅，羡慕您凭微小官职也能把事情安排周全。《谒金门》（送徐子宜到新安） 新雨充足，把山城的闷热湿气洗涤干净。听说那里有三十六座好山峰，峰峰如玉石竖立。天下英才游历其间，追求事业，审时度势而进退伸缩；一进入境内，德星便降临，必定能带来福气，只担心金诏催促得太急。《天仙子》（七月十五日为妻子祝寿） 一夜之间秋光先照到柳树，天一亮暑气便羞惭地失守。西风不让它进入帘帷，却使漫长白昼中的沉烟透入。半个月、十天之后，秋意究竟定下来了吗？指点着荷花，久久凝望；高处结成莲花，深处长出藕。愿一百年长久同月团圆；女儿进酒，男子称寿。只是一片浮云，而人似乎仍是从前。《水调歌头》（和赵周锡） 事业成就随着人的品格而异，古今有多少人执掌旌节、建功立业？从来谋划国事，万般事情都尽由你们这些书生来谈，哪里知道鲲鹏的变化？九万里高空的风正在下方，竟能这样直上南溟。斥鷃在旁边讥笑，银河仿佛从一头倾倒下来。可叹世间有多少遗恨，什么时候才能平息？霸业王图已经消歇，众人创立的新见解又令人惊异。偶然遇到汉家龙种，正戴着乌纱、穿着白纻疾驰，顿觉自身轻快。任凭他们谈论樽中之酒吧，我的双眼又是为谁而明亮？《洞仙歌》（丁未年为朱元晦祝寿） 秋日的景色像被洗涤一新，不受凡尘污浊。如此广大的天地，这一回似乎又更加高远开阔，正如雕鹗盘旋长空。篱笆底下，只有几朵黄花。骑鲸漫游浩荡无边，哪里能有人与我同坐？赤手空拳而怀有丹心，什么也不能将它击破。试问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留下多少功名，到头来也不过是一片浮云，被一扫而空。姑且烧掉一瓣海南沉香，任意取用那历经千年的陆沉奇货。《祝英台近》（九月一日为俞德载祝寿） 天气微寒，金秋之气伴着秋雨，搅乱了整个秋日的事情。同样细雨纷纷，却又显出将要转晴的意味。世间万般珍宝，都已经成为些许无所欠缺之物。只等着以黄花为地，来招引它们。面对这郁郁葱葱的景象，新酿的酒尚未造成醉意。翻手可以成云，覆手可以成雨，造物主也不过把这一切当作儿戏。知道富贵到来时，各种事物显露出来，便成为人间的祥瑞。《踏莎行》（怀念叶八十推官） 把书册看得像仇人，旧日游踪全都忌讳不谈；怀念之情不断，人也应当已经不同。登上千山，梦魂轻飘，片帆仿佛顺流下到蛮溪。已经共同饮过酒，长久坚守海誓；见到你，忽然忘了花前的醉意。从来能通晓事理的人实在不多，也不知道是否已经通晓到最细微之处。《南乡子》（谢永嘉诸友为我饯行） 东瓯人物众多，在江心为我送别，也让我认识了许多俊杰朋友。北面尽是平坦的荒野，南面江流如画。是谁把龙骧般的万斛大船系住？走吧走吧，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潮水还在涌来，甚至越涨越高。醉后挥墨淋漓，人们都感受到旧日离愁。一夜西风吹来，竟像夏天一样温暖。《三部乐》（七月二十六日为王道甫祝寿） 西风一开始吹来，渐渐地来来去去，早已到了三分之一的秋季。春花虽有无数，终究哪里比得上秋天的果实？不必等到名品多如麻，姑且替你屈指细数：是谁在十朝半月之间接连涌现，争相观看那盘旋长空的霜鹘？从来能辨别真假，任凭盘根错节、事情仓促，也更能显示出救济时局的能手。封侯的奇异骨相，没有一点儿蹒跚不振，也不是高峻突兀。活到一百二十岁，一定能成为真正完备的人物。《贺新郎》（怀念辛幼安，依照前韵）

译这些话说尽了也只是闲谈，教导齐民，使他们也懂得为伊尹、为葛亮而忧思；举杯相逢，成为两个老人，却又想起去年风雪之中，头上已经添了几根白发。百世之后寻找人物，仍会有人接踵而来；可叹如今我们分处两地，只有三个人共看一轮月，往日的遗恨又能写给谁听？男儿何必因离别而伤感，何况自古以来也有过多少次际遇相逢。风从云合，千里之外的情谊也能长久相见。精妙的本体和本心深入骨髓地蛰伏着，百尺高楼高绝天下。姑且安适地耕作并老去，看着买犁卖剑，把平定家国的铁器铸成；壮士的眼泪，足以使肺肝都为之破裂。《点绛唇》（咏梅与月） 一夜相思，水边清浅处，横斜的梅枝纤瘦低小；窗中明亮如白昼，情意和梅香一同透入。清幽之气进入梦魂，千里之外的人长久安好，你知道吗？风雨愁云交相侵扰，梅花的格调依然如旧。○表 皇帝正谢表 伏思上天降生人才，实在关系到国家的造就；人才能否为世所用，也关系到时运的兴盛。贤才纷纷而来，个个才华出众，只等着朝廷选择，不使他们被遗弃。臣陈亮等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以圣人的大才推行天下的正道，在盛世中收敛英武之才，正合《易经》所说的需待时机；凭君主兼师长的至尊地位，成为《尚书》所说的典范。念及侍奉父母寝食之事，比报复仇敌还重；本来就将随着时势一同前进，哪里会有面对时机却不发作的道理？安静和平的福分，用来安顿心志；发扬蹈厉的功业，期望用来得到人才。臣陈亮等仰知圣上的心意，俯察自己浅陋的见闻，从本末先后考虑，难道会没有失策吗？才能的长短、品第的高下，谁能隐藏真实情况？全都等待圣上裁决，一概听从有关官员办理，从今以后开始。难道敢私自窃取爵禄来苟且度日吗？若能像太阳升起一样，也许可以凭借风云之势效劳一二。臣陈亮等内心激切惶恐至极，谨奉上表章称谢，谨此上奏。重华宫正谢表 伏思教育人才的功效，要到改朝换代之后才能显现；选拔人才的道理，只在适逢时机。虽然三年一次的考试是旧例，但某一天的特殊选拔，也无非是让士人自行进献才学，历来如此。臣陈亮等恭敬地想到，寿皇圣帝陛下仰承上天，厌倦勤劳政务而将大位传给具有非凡资质的皇帝，自己归于淡泊；怀有大有作为的志向，却以和平自守。从前臣等这些议论天下大计的小臣，也曾在适当时机触动圣人的隐忧。一时之间被排斥摈弃，长达十五年，到了晚年才遭逢机会，四百人也各自显露才识。大家共同庆幸今日能够奋身而出，却独自知道回首当年。不肖之人的姓名再次上达天听，已经献上忠诚，全部出自圣上的谋略。反复思考精诚专一的传授，无非是正大真实的道理。设科取士，虽然仍沿用旧有制度；陈述才力、报仇雪恨，也是大义所不能废弃的。把这些车轴汇聚起来，使众多人才合而为一，托付给真正合适的人。于是上祝唐家皇帝长寿，升降进退都在上帝之中，谁知道周文王的声名呢？臣陈亮等内心激切惶恐至极，谨奉上表章称谢，谨此上奏。○启 谢留丞相启 我几十年困居田野，未能实现豹变腾达的愿望；五千言的文章上达皇帝，侥幸误中龙头之选。如今回顾自然欣喜，谈到古人却深感惭愧；即使想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样道谢。恭敬地想到大丞相少保国公，是卓越的良臣、勤劳的重臣，对于尊道崇儒的正学，素来讲习明白；对于建立纲常、陈述法纪的大道理，也一向深思熟议。独自掌握宰相大权，承担重任，持衡处理政务务求适中，是社稷的元龟，也是文章命脉的掌管者。向左右献纳谋略，本来足以使前后都增光。像我陈亮这样，才能不及中等之人，学问也未达到上达之境。十年在璧水学习，面对一案一窗苦读；六次到达帝廷，上奏恢复中原的策略。两次被议论为宰相，却没有辅佐圣上的才干。幸蒙寿皇包容，具有汉光武帝般宽宏的气度，留下张齐贤辅佐后主，使宋广平成为群儒之冠。我静心想来，自己冒进叨受的恩遇很多，也知道其中有自我吹嘘的力量。年轻时立志，到了白头才奋身而出，怎敢不更加勉励初心，期望重新温习旧业？说出片言只语而使明主醒悟，尚且惭愧不如古人；若要像苏武那样上三表以系住单于，请从今日开始。若慢慢求取足以称道的作为，一定还会在所谋划的事业中得到。谢葛丞相启 平生历经艰险，难道有一件事称心吗？晚年却遭逢机会，得到圣上的信任和知遇。何况正逢重新任用丞相，正共同仰望众人瞩目的重臣。适逢这样的时刻，实在是极大的幸运。恭敬地想到大丞相国公，如山耸立、如玉高峙，胸怀广阔而学识深厚。才华不以求奇为贵，只取其能实际任用；处置事情不走极端，只求合宜。您不自知与人同心，哪里还会防备异己？是非毁誉，都不肯概然放在胸中；大小长短，都安置在度量之外。虽然周旋调节的功夫每每极其精妙，最终归宿却总是达到平稳。士人守住常心，万物都没有失望。百年旧有的典章，应当逐渐付诸施行；一日之间建立的俊伟功业，也不必担心引起震动。共同赞助朝廷选拔士人，也使草野之人遇到时机。陈亮年轻时不自量，曾以为功名不过容易取得。晚年遭遇更多艰难，即使性命又能怎样？忽然从死灰中腾起到烈焰之上。栽培或倾覆，难道上天也有什么心意吗？使枯萎者复苏，使新生者成长，哪里是人力所能帮助的？我本是您门墙下的旧日人物，又是科场中的陈旧之人，难道忍心让我白头仍保持如同初交的姿态？应当使我赤手空拳，也不再有曾经稍有直上的嫌疑。因为把您当作知己才敢放纵言语，并不是有意任凭命运安排。谢陈参政启 晚年的生涯，恍如落日；少年的梦想，转眼便像一阵好风消逝。正当大贤共同掌握国政之时，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却忽然获得超越时流的幸运。年老将至，人们会怎样议论我呢？恭敬地想到参政相公，竭力钻研古书，专心于正学，质朴而有文采。在父子之间一句话便能判明是非，学识广博而能随事通达。正逢千载难遇的君臣际会，您当承受大任，施展良好谋略。四海群贤争相攀附，百年旧典也将依次施行。正当朝廷陈述善道以杜绝邪恶，使天下回心向道。您的谋划所到之处，细微处也没有遗漏；所引进的人才，都能施展一技之长。使枯木萌发新芽，使死灰燃起烈焰。陈亮在祸患之后，心志凋残；处于尘埃之下，笔墨也荒疏了。唯有丹心不变，白头时仍从窗下自守。接受您的约言，心中明亮充盈，诚信由此而生。因此我表达志向，并非为了求学而接近名声，也稍稍仰慕不以求利为目的的正直。您在二三人之中，将我擢置于第一名的选择之列。圣恩深厚，本来不是臣下所能知晓；众人意见一致，又哪里是我的志力所能达到的？既然上天有命，我实在无地自容。我的文章声韵铿锵，却徒然劳累大人的阅读；我的风采意志隐约可见，也借此触动贤哲的怀抱。希望您稍稍转动权衡大政的力量，使一切都成为通达之路。此后将怎样裁处，我还不知道。谢赵同知启

译选拔和引荐人才，使他们相继得到任用。转眼间时局已经变化，哪里还顾得上才具的长短？只希望过去徒有的虚名，如今能够得到实际的任用。滥居首选，只是激发了我的壮心。从源头追溯到末流，探究开端便能知晓头绪。恭敬地想到同知相公，早年凭文章结得君主知遇，施展才略，遂为世所用，任官经历也已经很多。声名显赫，向北而行以恢复神州，本来就有前所未有的志向。立身中正而行正道，姑且从端正根本的谋划做起。英俊之士希望以您为先，善类也依靠您而自重。您有宰辅的美好声望，深受皇上属意。秘密筹划军事，国家怎么能没有屏障之臣？这就可见舜朝谦让贤能，哪里容得下尧帝郊野遗贤的遗憾？从前我年轻时曾见到前辈，素来以此自喜；学习《六韬》兵法，后来又饱闻《中庸》《大学》。坐想百年积下的旧病，奔赴一世的雄图。岁月渐渐流逝，祸患接连而来。人人都想杀我，只能把微薄性命托付给鸿毛般的轻微机会。您没有遗弃我，使我从虎口中保全残年。何况如今掌握文柄，想稍稍恢复古初之道。舍弃旧习而谋求更新，目标虽大，细节也可以略去。若让我接受清问，便能把您的公正言论全部传达上去。皇上也念及我的议论平正，终于因此优先作出这一选择。愿在圣明时代，把天下不同的意见合并为一体。难道会没有招致祸患的阶梯吗？若不是这样的人，又能同谁共事？同舟遇风的形势已经形成，拨开云雾而看见光明的功效也将出现。尖锐的才智，各种作用一同发挥。改朝换代以来的怨恨，一洗而空。我又有什么心愿呢？只是仰望您而已。此后将怎样裁处，我还不知道。谢罗尚书启 世间难道没有人才？只是未必都能得到任用。仁德并非只为众人所设，适宜处在高位。假如天与人完全相同，那么时运和命数自然会相合。因此即使最终得到际遇，又怎敢不知道自己的归宿？我陈亮年轻时在万人面前张扬虚浮气概，晚年却把微薄身躯托付在一线之间。年老将至，邓禹还曾笑话人。人们也有话说：孔子以我为主；得失有命，出仕或退隐都信任上天。残破零落的一生，仍然承蒙诸位大人的深切挂念。崎岖而笨拙的谋划，误受圣上宽宏的私恩。若让它就此终结，不知是否可以。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了某位大人，承受上天灵秀之气，成为国家伟人。在漠北朝廷中屹立，无人能超过他；主持周公之道，最终使一切归于平正。遇到不安之事，思考后一定能自行通达。您还顾念晚进之人，后来者中谁能承担呢？于是使被弃置的人也在末路上得到光彩。众口纷纷，却像出自一人之口。像韩信这样的人天下无双，却常常害怕萧何错误地擢用；孙弘被列为第一，最终却给汉武帝留下忧虑。事情本来就难以平衡，人又哪里容易被识别？此后将怎样裁处，我还不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谢曾察院启 劫火没有烧尽，玉本来就是这样；死灰重新燃烧，万物也有等待时机的时候。难道是非会突然完全不同了吗？大概只是得失本来无常。众人的议论汇成一股力量共同推挽，不约而同地归向同一处。陈亮想到自己孤寂无援，壮心已经凋零，余下的生命只能藏身；新进之人怎能不在鬓发斑白中感慨万千？回首旧日交游，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列在朝班之中。知道天意与人事不容易相合，也知道古今不能相同。像死蟹护住肚脐，想离去却不能；像活龟脱壳，正在艰难之时。却在此时得到这样的幸运。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察院执事，您是文章的宗主、道德方面的同类，一代正直之人；务求先行汲引人才，以百年正直的议论作为依据，用来重振朝廷、尊崇皇帝，扶持国家大义，不因毁誉而改变；整顿激励士风，使邪正由此分明。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一类人，也得到圣明的知遇。越过二三名而列为第一，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忽然升为第一，反而使我独自抱有隐忧。于是装点空疏的肠胃，姑且试着承担实际责任。此后将怎样裁处，我还不知道。谢张侍御启 主持公正的舆论，心意独在于朴实忠诚；符合皇上正当的心意，很难靠巧智来施行。即使有时属于亲自擢拔，本来也已经具备先登的条件。推究其中开启的端绪，用什么来报答呢？我陈亮脱离虎口已经很久，早已忌讳穷困和批评逆言；仰望皇帝如同攀附龙鳞，希望合理地得到任用，也许还有一割之用，哪里能百炼而更加刚强？如今再也不做争长论短的梦，只求多得一些、少失一些，以度过残年。白发迅速增长，丹心却隐约不改。话说在这里，意思却在别处；所问显明，回答却含蓄。衡量品第，也不过在二三名之数；由皇帝裁决，最终传为第一。蒙受这种错误的知遇，使末路也增添光彩。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侍御执事，您英姿沉毅，器量宏大深厚。国家典章和朝廷制度，本来就是盛世所熟悉的；历代科举和士人名册，也一向是您所熟悉而适宜掌握的。发扬这种英声，成就深厚的德行。在风宪之地，首先应当执守正道；才智如深渊，选拔人才并不容易。想使众人随风而化，应当像太阳升起一样光明。进言因为厌恶近于谄媚，纠正偏差又防止过于刚直。年轻时勇敢果决，记得曾与英俊之士追逐交游；晚年则安详自守，务求尊重独立的见识。大家同心一意，图谋补益万分之一。以正学进言，到了明时便自行献上；引导人们进谏，把大义放在彼此之前。您所想要做的事，谁敢不响应？谢黄正言启 文辞法度持守公平，哪里会仓促地把它与人的品格分开？评论权衡务求求得真实，也一定要合乎事物的情状。幸蒙您最明察的鉴识，成就皇帝的一次小小错误，足以使我的晚年增光，也激发我的壮志。我陈亮想到自己浅薄的言说能力，蹉跎到今天，无处安置自身。正想起从前的错误，回头看也感到疑惑，不知道究竟谁对谁错。难道有圣贤的学问，竟然会被世俗所憎恶吗？大概是因为不是合适的人，才招来这样的祸患。晚年以前的困顿，我私下里很是怜悯自己；光阴如此短促，争论又有什么用？幸遇您执掌最公正的权柄，肯收取我近于拙劣的文章，使我在大廷之上受到亲自擢拔。错误地先于众多俊杰，众口一致地传诵，这并非出自人的谋划，全是听从天命。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正言执事，您英姿挺拔奇特，德性沉静深厚，学问有源有流，实在不愧为游夏的后继。文章出自心机，取法于孟子、韩愈，本来不是尧帝郊野所肯遗弃的人才，也可以说是汉庭从未有过的人物。最终从王邸选入谏官，遇到事情便气势如风，同列都退缩，责难如山而立，左右之人惊叹不已。保持这片赤诚，效力于心腹之职，不遗余力地曲折补救，仍然有日后的忧患，怎敢忘记汲引人才？所以即使是我们这些人，也赶上了如今的机会，哪里只是因此而激昂？实在是听闻此事而受到激励。应当使天下合为一体，不是这样便是那样，治理之道没有两个极端。如果君主美好而自身也美好。谢章司谏启

译忌讳穷困已经很久了，世间哪里能保证我一定会得到际遇？自己看来自觉不足，别人哪里会容许我强行攀附？只要不愧对君子的议论，也就足以面对圣上的知遇。幸赖您的品评题识，几乎获得了际遇。我陈亮脱离虎口，想求得护命的符验；妄想升入鸿冥，却没有得到游仙的枕头。进退不知依据，来往只是徒然扰乱内心。想到参加一次考试而随众竞争，百般思考却没有办法，希望机会就在这里。不能承受晚年的感慨，幸而得到它，哪里还敢存有少年的爱恋？进入大廷应对，曲尽一片心意；所问本来不该说的话，哪里容许越次回答？心意虽然独到，事情却谨慎地从开端说起。因此略陈区区之意，发抒内心耿耿之情。有司所不快的地方，越过二三名而得到皇帝当面认可，以为并无其他问题。忽然从第一名侥幸到了这里，怎样才能称职塞责呢？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司谏执事，您容貌纯粹、骨相奇异，神清气劲；学问承传正统，以百圣为准绳；文章擅长古风，以两汉为织造文章的机杼。在科场上纵横而没有对手，惊动士大夫而居于他们之先。岂止是美好的谋略足以称善，后来又在王邸承受圣上的知遇，充任谏官。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说，成败本来不在计划之内。海内人才本来多如树林，自古忠诚之士也应当有定数。如今众人相互牵连而来，您加以汲引，识别分明，不担心人心各不相同。各种杰出人物，也都归附于您的门下。皇上如果确实得到人才，您一定会认识我。谢杨解元启 由几个人的眼光来判定得失，有命运相助的人往往能够得到它；让万人的言辞共同决定毁誉，有才华的人才能够称当此事。想到一时偶然的幸运，何况又面对群议的叹息？感念恩惠是有缘由的，抚躬自省便知道惭愧。我私下认为，求取贤才而下诏，间隔数年才举行一次，是国家的常规；把姓名糊住来收取一日之长，士人多半只是苟且求得。如今建立的制度美好得超过古今，但秘密得到人才的办法却不再有古代那样好。像盖宽饶那样，古人凭内心相知，这颗心一通达，这样的士人便来到；后世则互相拘持于法令，一项法令建立，便产生一种弊病。考核尺度越谨慎，豪杰之气便越受拘束；防范越严密，旷达之人越容易遭到遗弃。回顾积弊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创立法令时所期望的吗？所以朝廷徒然感叹缺少人才，而山林川泽之间难道会没有被遗弃的士人吗？即使十九件事违背本意，也希望千人之中能有一人可用。像我这样的人，才性本来不受拘束，声誉却突然超过实际；虽然起初只是诸公随意听信，最终却不能容于众人的眼目。才华是争端的起点，占据这个起点，争端便一天天来到；名声是嫉妒的府库，趋近这个府库，群体的嫉妒便纷纷兴起。人又能怎么办呢？连上天也随之降罚，忧患百般而没有止息，惊惶万状而无从支撑。既然荣辱都可以忘掉，得失也就归于一致。一个人像龙，一个人像虎，日久相习却仍不能叫我马而叫我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只因事情已经到了所说的地步，我早已决定对世俗事务死心，哪里料到还能在贤士名册上留下污点？只是因为无法脱离父亲的处境，便漫然随人求取举荐，原本不曾期待到这里，得到它时反而惊讶。这大概是因为判府先生以恢宏开阔的资质，充实宏大的学问。百年忠臣的遗骨，尚且可以看见其慷慨遗风；世代相传的义门，也仍能知道熏陶的源头。清正的声望突然得到圣上知遇，卓越的才干或许将在朝班中令人惊叹。入朝则执持橐囊，享有显贵；出任地方则掌握分符，责任重大。诉讼日渐简少，教化逐渐推行。凭这样的无能之才，也竟然叨受首荐。我怎敢不勉力弥补不足，听说把无心的瓦片作赌注反而巧妙，以金子作赌注反而昏乱。根本又有什么关系呢？恰好箭矢接连射来，而方形的箭又寄托其中，希望能够达到精妙。答陈知丞启 我常常听闻您高尚的情谊，只是担心一直没有机会，于是承蒙您赐来长信，仿佛见到了我所敬畏的人。虽然信中谦逊得过分厚重，但看您履行职责确实辛劳，我拜受此信尚且惭愧，哪里敢推辞呢？恭敬地想到知丞大人，承继世代深厚的德行，天性纯厚；年轻时奔走任事，哪里会以州县劳苦为惧？老成而淡泊，哪里肯向公侯求取福禄？只是以平常心安于久次，以平易近民的政务，熟习所见所闻，以忠信报答皇上，周旋起居之间，仍然怀抱晚进之心，得以认识前代贤者。柳下惠不以小官为卑，孔文子不以向下位者请教为耻，把这些合起来实行，也就合宜了。我经历世事多艰，谋求自身非常笨拙，处境已经穷困至极，不知道转动改变的办法。事情突然发生，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它本来不是常法，我却徒然处在下风。若以此事为贤能，又从哪里取法？若以此事看待百姓，几乎太过堕落。把它放在一边不问，即使是公事也掉头不顾，表示没有其他意思，把世俗因缘置之不理。难道只是为了报答道谢吗？拖延到此以后，仍不知道该怎么办。送陈给事去国启 伏听说您上章请求离职，保全节操而回归，衰颓的风俗称赞您的高尚，善类为此深深叹息。我私下认为，君臣本来是一体，离去或留下却自然成为两端。如果决意把离去看作高尚，那么即使留下又有什么补益？股肱护卫头颅，本来不能彼此不知；心腹离开身体，也不应是身体所乐意的。我考虑这件事很久了，却无可奈何。假如说微臣因罪应当离去，希望能使皇上主动反省而有所鉴察，还期望事情最终有结果，哪里敢自求安逸？想到这些用心，无非是为了国家。然而任用或舍弃之际，彼此的忧乐相互关联。可叹国家元气一天天受伤，而良医却突然离去。半夜起身站立，不能胜过心中的深切怀念；明日您就要离去，只会更加加重我摇曳不定的希望。恭敬地想到某官，才华完整纯粹，气度刚毅宏大，风骨奇伟，可担当大事。精神端重，深藏机谋，屹然成为老成之臣，以壮大我国。近来您正当权要之位，我本来仰慕您的风采，却不能使自己处在毫无嫌疑的位置，所以稍稍迟疑而未曾拜见。各种念头都已冷却，事情却忽然触动了内心的忧虑。几句话便使心意相通，于是忘了僭越的分寸。《龙川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十八 （宋）陈亮撰 ○启 贺周丞相启 近来朝廷发布重大诏令，任命的丞相是真正的儒者；天意与人心都知道归向何处，朝廷内外全都振奋，遥想之下不胜庆贺慰问。您具有杰出的谋略，能够辅佐兴王；至于守成的君主，一定需要持重的宰相。二者相互求取而相遇，既能深入细微，又能由细微推及粗大。宏观地看我朝，独自不同于前代：只要处在这个职位上，无不凭借儒学穷尽六经的空言，并把它们发挥为一代的实际功用。人才高下，本来就有多种情形。圣人之道自始至终，都常常由一日而兴起；这正是夏商周三代所以盛大的原因，也是两汉未能纯粹达到的地方。即使隔世才出生一位贤人，又哪里不同于肩并肩站立？恭敬地想到大丞相国公，您是万人中的杰出人物，四国所共同仰望；长江大河足以流转文人的笔墨，清风朗月足以荡漾英俊之士的游踪。凭借老成的德性气宇，改变文辞场上的后起风气；旧日人物还有谁在，能与您一同升进？显赫的经历和种种礼仪都已具备，刚刚承受任用为相的重任；历数绍兴渡江以后，哪里敢忘记建隆立国之初？您的学术渊源可以推求，实在先于游夏；一旦指挥确定，便不必数说萧何、曹参。国家有这样的人才，是上天所命定的。我登门拜访虽久，却没有资格参与乘车；心里知道局势危如累卵，纵有屠龙之技又有什么用？没想到年老之时终于遇上经纶大业，哪里还问是否合乎时宜，全部承蒙您的覆盖和庇护。贺洪景卢除内翰启

译伏听说您完成东观藏书的编修，接受北门起草诏命的正式任命，担任这个官职实在很久了。或者说您先前已经被下级官员所推用，只是到了今天才得到陈述顾念的机会。于是凭借旧有的德望卓然成就，治理朝廷的人共同举荐这一公论，众口一致。我私下认为，周代设置内史之官，汉代重视尚书的选任；政事要用法令的副本来考核，朝廷内外要用合乎义理的文章来应答。责任重大、声望崇高，掌管四方册命；职位亲近、处所机密，办理一人听断政务之后的余事。它有时废止，有时兴起，有所因循，也有所改革。翰院起于唐代，而官制在本朝更加尊崇；这不是私人职位，而是内相。玉堂夜间值班，动辄奉诏到王宫寝殿参与朝参；退下来便起草诏书，以谋划君王之体，以壮大国家纲纪。正当此时，老成之人应当成为我们的心腹。恭敬地想到侍讲、修史、内翰，胸襟洒落，风度纯和，道德文章足以成为一代宗师，才器政理足以超过群臣。您如羽仪般立于朝廷，翱翔于禁中之路。百年旧事将编成大典，使千古没有遗漏；陈旧的编籍，谁说圣人的传授可以秘而不宣？您的名望蔚然，从众望而起，也简在皇帝心中。想到二位贤者交相居此职位，正应当让一位奇才独居殿阁，本来就应先授予试任，随后正式任命。皇上的眷顾之意正盛，对您的任用也正在进行；您的嘉言善论，早已长久地浸润圣上的耳目。至公至诚的心意，即将独自开启天子的步武，使旧日景象全部恢复，足以慰藉众人的瞻望。我有幸从游于您的门屏之下，亲眼看见衣冠人物的盛况；一次受命、再次受命，都恭敬地沿墙而行。特意写下这封大信，执笔等待。谨再拜，派遣一名使者捧着启事到宫阶之下投递。伏望您慈爱垂察，特别赐予鉴念。谢王丞相书 诽谤如刺猬竖起的尖刺，找不到解脱免除的端绪；性命像鸿毛一样轻，哪里敢希望获得保全生命的幸运？若不是丞相独自在皇上面前主持公道，那么廷尉也不能成为天下公正的代表。最终我把微贱生命归于您的宏大造化。想到我性情本来稍有不同，命运也多有奇特。即使居住之处没有选择乡里，难道就是恶人的地方吗？道路即使有时从小径通过，难道会向小吏送上钱财吗？不按照世俗通常的情理来察看，哪里敢期望君子的大道？官吏的文书杂乱办理，只知道无端锻炼；流言横生，实在应当相信犬吠之声的可怕。所幸圣贤在上，不使孤苦无依之人独自面壁。虽然木索加身，失去了明哲保身的办法；然而杖笞得以免除，都是皇上光照万物的功劳。还给我无罪的身躯，使我长久生活在有道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遇到大丞相国公，您是两朝的老臣、隔世难遇的伟人。对于细小事务也勤勉不懈，总是遵循毕公的正道；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便说这是伊尹的罪过。希望百姓没有冤屈，全靠国家有政。我的辩词虽然是在自我陈述，每每却感叹狱吏竟然成为尊贵者。我这个士人本不足道，但也使大夫知道避免冤狱。即使想要报答您的恩德，也只希望在没有死去以前能够做到。谢留丞相启 没有什么比意志受到摧残更惨烈，《春秋》因此严厉惩罚首先作恶之人。事情不能得到公平，法令便用来求取显明的事实。如果主管官署有所疑惑、意见不一，就应当由朝廷讨论并公正判明。小人以为可以欺骗，微薄身躯便凭此而无所畏惧。哪里敢说是偶然侥幸，实在依赖于保全生命。我私下认为，万般不同之处，最终都要合并为百姓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杀死一个无罪之人，便是损害君王之心而违背上天之心。即使只是这样细小的灾祸，最终也会连累长久的福祉。只要有一点相似，就应当在众目严密的监督下明白辨析；至于完全没有关系，哪里肯在众口铄金中含糊依违？由此判然分出生死的不同道路，也由此使是非大为明白。我想到自己不了解自身，甘心承受诽谤，只求饱食而已，难道还谈什么言论？推究平生的志向，并没有别的，只是想尊奉君主、庇护百姓，却令人叹息未能做到。晚年更加害怕流言，曾以为杀人伏法还有什么可疑？没想到事实已经清楚，还要等到诏狱审理以后才定案。风波汹涌，余势还没有平息；日月照临，幸而容许光明不被遮蔽。若不是得到这一结果，那将怎样呢？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大丞相少保国公辅政，您是两朝仰赖成就功业的元老，不因纷纭而产生喜怒，不因疑似便决定刑诛；全身上下无非至公，哪里还须等待仁声传达？与四海共同享有这场大庆，共同看见生养之道得到施行。朝廷没有错用刑罚，人民有了确定的方向。可耻的是在我这一代，竟造成大夫可以离去的机会；还希望使百姓相信，君子最终一定会归于宽恕。事情并非小小的补益，正好遇到您宏大的恩私。不必劳烦有力之人呼喊，也不再有独自面向角落哭泣的人。从头顶到脚跟，全都横受无法估量的恩惠。刻骨铭肌，只遗憾余年已经不多。谢葛知院启 人才即使稍有才华，也不知道死亡将临于何处，世人却都想杀他。这难道是公正之心吗？只是因为您爱惜士人，出于至诚，便慎重处理刑罚；看重事情的大体，把门墙下的旧人、如蝼蚁般微小的生命听其诉说积累的冤屈，纳入您宏大的造化之中。我想到自己年轻时放纵不羁，长久以来逐渐疏远世事；学剑哪里只是没有学成，不过徒然保存着逸荡的想法；读书并不求深入理解，只是采择高远的标准，随意称说有古人的心，却不被世俗的眼光认可。既然处在无用的位置，理应招来难以说明的祸患；身居下流却得到士大夫推举跟随，又怎么会甘愿困居，使衣食仅仅能够粗略满足？事情仿佛没有缘由，人们却说我是豪强，把我处置成任侠之徒，把虚假的诽谤加在真实事情上，把不可信的话放进疑心之中。我内心自觉安定，受赞誉不因此欢喜，遭毁谤也不因此沮丧；外面的传言却太过分，厌恶我的人希望我死，爱护我的人又希望我生。平时积聚的因素合成了奇异的灾祸，又加上当权者的用心，再加上众人凭空制造的怨恨。给人千金，仍不能使他完全相信；一家之中各有一张嘴，仍然会留下后话。于是烦劳诏狱兴起，确实可说是审查事情；连不胜谗言的人也直到今日才得以昭雪，如果不是朝廷议论极其公正，恐怕残生早已永远结束。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知院相公，您有绝人的器量，涵容盖世的英才；开合往来，最终归于无事；是非好恶，都消弭在不争之中。当您还是平民时，本来就已经具备宰辅之才；较量才艺时超出众人，哪里肯夸耀自己的才能？世代相继而兴起，何况又经历时局变化；收天下之小成而汇为大成，把人情的不同合并为一致。您扬名历任朝班，从容处于廊庙；像禹、稷那样把百姓的饥溺放在心上，像萧何、曹参那样以指挥确定政局。对众人说出一句话，群吏都肃然听闻而更加审慎；从旁四处观察，同列也熟视而生出感叹。想到有识之士能够预见事机，怎么能无故杀害士人？为国家作长远考虑，希望百姓没有冤屈；只要二三位大臣同心，哪里不是福？使亿万年都承受福祉而有庆，关键只在刑罚公正。谢胡参政启

译群贤共同建立功业，使人得以遇上没有冤屈的时代；能够保全性命，常常想到应当为苦难之时而痛惜，虽是自我怜悯，怎敢不知道这是幸运？我想到自己立志虽广，所受才性却疏浅；年轻时不如别人，所到之处都像撞上墙壁；年老将至，反而陷入罗网，只要有一点可以怀疑的迹象，哪里逃得过众目所指？自叹命运浅薄，恰好又走到穷途；一纸传闻传递虚假，把过路人拘系而定罪；三年置于对案，任凭狱吏取便。文书不为讼者着想，谁能说不是如此？只要仇人得逞，反复审问，竟把有疑说成无疑；杀死一个无辜之人，便担心损害世代无穷的福分。凡是君子，容易产生私下忧虑、过度谋划之心；想彻底探究事实情状，最终还是上达朝廷的议论。这大概是因为遇到参政相公，您为国家作长远考虑，成为时代的先导；衡量事物而公平施行，施展一代经纶之才；议论案件、宽缓死刑，辅佐皇帝施行断决之仁；希望百姓能够瞑目无言，必定先从平心公正地取决开始。您从九死之中拾回我的一生，难道会把这无妄之灾当作不必用药的小病，置之不理吗？把万事交付给大公，哪里会有施恩而不求报答的道理？我前来私下致谢，也只是常情未泯。谢陈同知启 鹿并不是在厨房里出生的，它的生死只系于自己的命运；盆哪里能够遮蔽日月，不过是暂时掩住了光明。可叹普通人遭到这样的奇祸，怎肯在圣明时代忍受冤屈？一定要向群公申明事实，最终把微薄生命归于您的宏大造化，怎敢凭借旧日雅交而妄自把自己列在同等之中？我想到自己年轻时浏览古书，担心终于流于无用；晚年经历世故，才渐渐看见世路难以通达。难道只是专门求田问舍，也难道只是闭门造车而可以验证吗？一丝一毫以上的事情，都用来沟通乡里的缓急；一年到头，也不过使妻子儿女得到温饱。怨恨所在之处，明察之人也未必知道；假如真有邪心，即使是过路人也甘愿被拘系。直到遭到毒手，旁观者都知道这是冤屈，只是因为当权者憎恶我，何况旁观者又共同诽谤。仇家在外面凭空编造，狱吏在其中罗织文辞，俨然成了凶人，没有一项可以免除。把我置于诏狱，众人究竟会怎样说？追问事情的来由，实在令人惊骇。等到风波平定，事实也就清楚了。过多取得天地之间的虚名，本来应当受罚；但仍有鬼神明白的证据，最终依赖公正持平。国家还有贤人在，事情便不会有冤屈。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枢密相公，您英姿非凡，学力超绝，不向上天留下遗憾，也不求与世俗相同。怀有古人的心态和相貌，读前辈未曾见过的书；先知先觉，得到历代圣人未传尽的学问。虽然我对世事淡泊，难道内心就能对时局完全无动于衷吗？凡是刑名、度数等诸家学说，都应当通晓其源流；作为掌握规矩准绳的大器，本末都要兼通，用来规范百姓人伦，用来裁断国家议论。正当寻求使万事合乎法度，又不忍心让一个人掉入沟中。从前年轻时，您许诺与我结为朋友；到了晚年末路，对我也不只是如同新交。哪里敢因为自己受冤而自我陈说？本来已经没有一封文书不是您听取的。恍如一场梦，完全忘却了乡井城市的旧事。我愿意用余年，自附于您门墙下的一件小物。谢罗尚书启 从头顶到脚跟，全都横受诸公的恩惠；与您以口盟誓、以心相指，使我残余的生命如同获得第二世。虽然施恩并不求我报答，但顾念道义，必定知道归向何处。我自惭行迹奇特而困厄，却使您格外费力保全我的性命。我想到自己不善于应对世事，也拙于谋求自身，性情直率，任意而行，把毁誉看得像风一样不加顾惜；进退两难，正处在谷底，令人惊惧。先前还是路人，忽然却遭到重重罪责；想到木索刑具都已齐备，哪里还能保全头发皮肤？如果因为疑似便残害我的身体，我哪里敢为了当权者而爱惜自己？至于罗织罪名而摧残我的性命，又恐怕会成为圣明时代错用刑罚的过失。最终不采纳人们的言论，于是特意兴起诏狱。半点以上都是凭空凿造、没有根据的言辞，众目之中却有左验非常明白的事实。平心察看双方，低下头来听取已经定成的狱案。事实既然真实，舆论也都认为公允。死生道路不同，有天地鬼神在鉴察；骨肉聚集成围，父子夫妇都为之感泣。事情关系到皋陶积累德行，内心知道伯夷为百姓受折损。申明上天的休祥，使我们的王国长久昌盛。此事大概是因为遇到修史、侍讲、判部尚书，您英姿非凡，器度来自上天。还在平民时，本来就有担当当世大任的志向；等到掌握从橐之职，没有人不归向大贤。内心蕴藏着骏发的才华，显著负有老成的声望。您如青天白日般清明，如雨后明月、和煦清风般洒落。怀有不忍一个人掉入沟中的悲悯，掌握使万事合乎法度的权力。即使小用经纶，也有重大关系。我敢以平生的旧日交情，特意把您作为处理缓急之事的依靠。仰赖您的恭敬和仁心，于是张扬公道。惶恐而又恻隐，知道纳交求誉之类的做法全都不是正道。即使倒毙沉埋，难道还要以繁复的言辞来增加您的烦渎吗？只能暂且把九死之身留下，万分恩德仍无从报答。谢汪侍郎启 孝敬父母的道理，我一向有所亏欠；父亲遭难并不是因为有罪，而我营救父亲的诚意又没有做到，蒙受冤屈却无法伸雪，这些过错全是自己招来的，心中的苦情又有谁来体恤呢？这样哪里足以成为君子挂念的事情？没想到竟遇到执法公平的人，使我们父子得以团聚吃一顿饭，我对余生能够有这样的幸运深感感激。永远思念天地间最大的义理，没有什么比父子之间的至情更重要，这种感情在心中无法解脱。它与生俱来，又将随死而去，哪里敢吝惜自己的力量？没有一处高远之地不去求告，也没有一处幽隐之处不去寻找。当时处在仓皇急迫之中，没有时间顾及事情的是非利害，只要开口便自己陈说，并不是为了夸耀；遇到人就往往大声呼喊，只希望或许能够遇到可以救助的人。这一切可怜的情状，都是出于想要脱离困境的心愿，只是这份诚意没有能够显现出来。又有谁会顾念我呢？伏望某官独力担负经国济世之任，以明察诚信自持；在赤子将要掉入井中的时候，具有乌获牵挽绳索那样的力量，怜悯而将其救出，难道是为了别人吗？只是我长期沉沦到这种地步，幸而能够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得以自附于人子之列，由必死而获得生路，无非是拜受大贤的恩赐。不知道应当到哪里去报答这份恩德，只觉得捶胸自怜，痛苦稍定之后，也只有眼泪流下罢了。谢梁侍郎启

译法律如同江河，如果让人容易躲避，人们便会把它视同金玉而加以珍惜，因此不会留下瑕疵。哪里会有清白而容易被看见的情形，竟形成长期不能判决的案件？我被牵连逮捕，号哭请求申诉，世间难道没有冤屈吗？只是自叹所受的冤屈太过分了。伏念我本人和名声都没有成就，时运和命数全都不利；在乡里所能得到的豪强地位又有多少，不过是迫于妻子儿女而没有谋生之策。谁肯登上垄断之处去取利？又怎能羞于到坟间乞食？推究平生所作的打算，不过是选择较轻的祸患；及至晚年遭遇许多艰难，转身便无处可去。又加上当权者切齿痛恨，再加上群小凭空捏造，众口纷纭而无法调和，只是承接虚妄、附和声响；众目共睹，却感叹因为误会而形成讹传。那些在道路上昭然可见的人，不过徒然把人逼入险境。设置刑狱，贵在取得公平；事情的真相，不能超过事实本身；天地鬼神都实际存在，死生祸福也终究各有分别。这都是因为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长者的用心，了解前辈大人的行事原则，宽厚而不暴猛，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体制；只有宽恕才能公平，足为官吏师法的表率。大概您兼有张廷尉那样敢于违逆权贵的风骨，也有徐司刑所难以做到的操守，哪里肯让权要任凭私意行事？没有一件案子不加审听，还唯恐普通百姓有所申诉；把法律作为公器，哪里敢无故杀戮士人？这样可以使王国长久，充分显示上天的威严。我还愿在余生拭目以待，观看您陶铸人才、治理天下的盛举，并发誓来世再以至诚捶心报效。谢陈侍郎启 您的恩德超过丘山，而人并不是土石，我不敢浅薄地揣度君子的见识，却竟然失去了侍奉大夫应有的恭敬，罪过又如何逃脱呢？但我的心意仍然是可以看见的。我私下认为，遇到别人处在险境，必定会触动自己的内心；既然施以出己之恩，又有什么可嫌于道谢的呢？这是不可改变的常理；只是没有真正知道事情来由而被激发、被感动的人，往往会做得过分。越石求见晏子而没有停止，叔向安置祁老之后亲自入朝。我只是知道仿效别人，却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回想从前，我惶惶不安，心里究竟在忧虑什么？所谓那个人，远远望去，好像将要玷污我。五年的屈辱，一天之内便得以伸雪，过去徒然号哭呼喊，最终却由于幸运相逢。此盖伏遇某官处身于法度准绳之内，面对百姓怀有父母般的心肠，宁可失于不够周密，也不忍看着有冤屈的人独处一隅哭泣。您爱护我这个人，竟不以从未见面的嫌疑为意，只凭一句话借助自己的力量，使一个濒临九死的父亲获得生路。即使捐躯也不足以报答，何况只是到府门拜见一次；拿起笔来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实在觉得自己无地自容。谢郑侍郎启 以文章构成诋毁欺诈之罪的法律，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使将死者生还、使白骨长肉的恩德，今天才亲眼见到。事情关系到国家体制，处理也确实符合人心。回顾我余生所遇的一切，无非都是大造化。伏念我年轻时曾经有志于当世，晚年才安于一所居处。自身和名声都沉沦了，便置之不论；衣食刚刚够用，表示自己没有更多要求。别人真以为我有余裕，而我内心本来就怀疑自己能否取得。何况奴仆还要谋求每日生计，子弟还要筹划年终的生活。怨恨总要找到归处，于是以为可以任其如此而不必忧虑。内心常常没有什么亏欠，哪里料到事情竟难以说明白？不料累世积下的冤屈端绪，仿佛从天而降。道路上的人互相残杀，罪责却牵连到异乡；当权者看我不顺眼，便从旁郡来审问我。汹汹的声势令人可怕，炽盛的火焰又将如何抵挡？一死一生，足以连累长久以来积累的福分。众目共见、众手共指，都知道事情来历并非如此。无法平心而论，便兴起诏狱；是非交错出现，真假彼此混杂。若不以大公之心一同观察，怎么能依据众人的证词细加考察？如果附会法律把我杀掉，即使有百张嘴又能说什么？如果只凭主观意图行事，又恐怕一纸孤证没有依据。想到天下有冤屈的人，正是古人所用心的地方。应当使周道坦然而平正，如汉庭那样和洽而公允。全都归于法度准绳之下，也还要相信鬼神。这都是因为伏遇判部侍郎以独到的明察，持守极其公平的论断。您学习期望达到圣人的奥秘，哪里肯姑且顺从世俗的传说？您的心与天相通，哪里肯曲意顺从世间的好尚？您神色庄严而不屈挠，以法律自我约束。想到曾子的慨然有为，昔日听说这种勇气；假如宣尼还在世，今天也会看见您的刚正纯粹。您的心意认为国家不会遗弃微小的人，能够从焚烧和溺水中救出一个匹夫，唯恐稍有损伤。您从容处理大事，足以看见您总揽全局的一端。精妙的经世手段，长久的才干和古今相通的道义，合而成为完整的德业。正人端士，都清楚地处在您的影响之下。您使我这个微贱之身，也能显扬于后世。我一家六十口，本来都没有免于祸患的希望；实行法令二百年，从来没有这样美好的事迹。从今以后，法令和命令知道应当归向哪里了。谢曾察院启 上下共同攻击，性命危在丝发之间；是非既已确定，恩德重如丘山。您不愿使普通百姓蒙受冤屈，哪里肯无故杀害士人？公正的舆论所在，善类都知道应当归附哪里。伏念我本来没有其他长处，只以处在人下为耻，常常想效法英豪的行事，却随即又沦为尘俗凡人；颇能体会圣贤的用心，却又混杂在污泥尘滓之中。我的身名不显，本来就是应该的；徒然只把衣食作为谋划。志向不能走出乡里，社会底层又多有诽谤；我的姓名同朝廷又有什么关系？依靠厚禄的故人，反而造成悔恨过失，再也无法洗清。虽然明知我并非有罪，却有谁肯公开替我说话？只能暗中希望有人加以怜悯，私下祈祷。只是到了穷途末路而哭泣之时，忽然遇到阳气增长、通达顺利的时机。这都是因为伏遇察院执事，具有挺拔英明而果断的性情，禀赋笃实，又以正大深厚的学问作为辅助；严格要求自己，出仕之后便把这些都体现为功业；心中爱护百姓，行动必定关系到治理之道。您怀抱规矩准绳那样的大器，也爱护毫发丝粟那样的小才，把我从深沟中取出，安置到平地上。扶植正义，以协调上天的心意；审慎而详明地处理刑狱，以延长国家命脉。您的行动如风而动，形成了令人仰望的声望。难道会因为我像蝼蚁一样微小，便始终不值得挂念吗？归根到底，我也是天地间的一条性命，永远感念您的私恩。谢何正言启 您整肃台院纲纪，无非是为了体恤国家；审求事情的真实，哪里容得下私心？正当各种议论纷纷腾起之时，若不是诏狱便无法判定，于是秉持公平加以听断，最终只归于事实本身。若让我死去，便不止如此；使我活命，却在仓促之间。伏念我虽然有凌驾高空的志向，却本来没有适应时势、供当世使用的才干；同故旧朋友共担忧乐，于是被称作任侠；又为乡里通报缓急，便被看作豪强。想要谋求温饱，反而自己招来摧残的灾祸。诽谤超出事实之外，纵有百张嘴也无法说明；意外的变故发生在意料之外，三位肱股之臣也一同折损。朋友私下忧虑我死后的事情，儿女们则围着我在生前哭泣。难道我的道理错了吗，竟困穷到这个地步？男儿死就死了，什么才叫正命呢？台院的评议想把此事交付给大公，天意最终竟使它归于无事。国家大局所系，私人的恩德也有了归宿。这都是因为伏遇正言执事，禀性卓异，像山一样屹立；胸怀从容，心境清澈如镜而平正，完全洗去偏私阿曲，能够辨明真实和虚妄。一世中的端正之人，没有谁能超过您。二百年来的忠言嘉谋，在这里一同建立起来。所以即使是微小的人，也能使事情昭然明白。何况我这只如蝼蚁般微小的生命，也是天地间的一条性命？如果仅凭私意便可以使人死去，那么圣明朝廷岂不是容许倚仗法律之威来行事？您希望百姓不受冤屈，是在替国家作长远考虑。周道虽有小人窥伺，也要使各方都归于公平；汉朝的纲纪没有奸邪吏治，本来并不是过分苛察。可叹我余生还有什么用处，只能联合我们各人的力量来成就公义。复吴氏定婚启

译上天所作的婚配，本来不是偶然的。人各有自己的心意，却不容易彼此相合。众人都认为可以，谁又敢违背呢？听说某人从容地处在学校之中，声名如此卓著；而我家小女儿却深藏在闺门之内，女子的训诫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愿意为她安排婚姻吗？哪里敢自我欺骗说已经得到了一位贤士？承蒙朋友传达意旨，于是终于在这里结成美好姻缘。带着币帛前来，也只是遵循旧例罢了。战战兢兢地接受您的命令，仓促之间哪里说得出什么话？略表答谢礼意，详细内容都写在另纸上。《龙川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十九 （宋）陈亮撰 书信 给周参政（葵） 我愚钝而没有才能，百事中难得有一项长处，只是曾经学习写文章，凭此得以蒙受您的知遇。我自己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地方，每当思索，便希望寻访天下的贤士，把他们荐举到公门，使本朝诸位公卿不至于独自专美于前，这也就是我一点报答您的万分之一的心意。因此从前曾把我所知道的人反复称说，但您没有屈尊留意；现在敢于再次挑选其中最突出的人来谈一谈：左宣教郎胡权，研究六经的主旨，领会圣人的心传，立身端正方正，俯仰之间都无愧色。如果把他置于讲学劝善的职位上，应当能够增益君德。左文林郎王衜，勤学力行，内心严谨而外表和顺，通晓并考察民情的利弊，明白政事体制的是非。如果把他置于议论政事的职位上，应当能够资助补益时政。左朝奉郎叶衡、右迪功郎孙伯虎，文章清雅古朴，议论正确恰当，临机处事明敏，治理政务公平方正；教化顽劣狡猾之人而有条理，处理繁重复杂的事务而不混乱。叶衡在临安于潜任职时，百姓从未有过翻供；到府任职后，整个境内风俗教化肃然。孙伯虎任婺州永康县尉时，百姓有诉讼，都请求州里交给县尉裁决；等到他代理县政，百姓彼此告诫，不要用曲折的事情到县里来。这些都是众人耳目共同知道的事实，不是我敢夸大其词。如果把他们安置在繁重艰难的地方，一定能够随机应变，处理得井井有条。这四个人，都是当今人才中可以数得上一二的人。您如果把他们论荐给朝廷，天下人将一致认为朝廷得到了人才。如果您只凭一句话说不行，我也应当在您门下受到诛绝。如今仇敌尚未消灭，边防仍然扰乱，财物匮乏、兵力不足，士人怨恨、百姓离散；您正主持大政，应该日夜搜求人才，把他们荐至朝廷，共同办理这些事情。倘若说京城官署暂时没有空缺，姑且留待以后谋划，那么一天拖过一天，事情就会错过；即使伊尹、吕尚再生，又能挽救什么呢？我的一点心意就是如此。伏望您以宽厚的恩意特别加以裁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给王丞相（淮） 我私下想到，大丞相首先掌握国家大权，天下士人归心于您门下，哪里只是诚心佩服您的德行和义理，其中也不能没有求取利益的因素。天下士人中不求取世间利益的本来就少，而您的权力又足以使天下人奔走相从，这种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只有我对于您，是内心喜悦而诚心服从，却从未明白说出，所以丞相也无法知道。年末时曾想略微陈述诚意，但仓促间被迫回乡，又形成了自外于门下的样子。入春以来，贫困和疾病交相侵扰，没有一天好些。虽然想写一封信叙述事情始末，也一再拖延。私下想起从前丞相在宾客退下之后，促膝让我坐下，使我能够从容谈论很久；又忧虑我无用于时，想让我得到一次施展的机会。那恳切的恩意，即使父兄对待子弟也不过如此。我若自外于您的门下，真是连犬马都不如，所以曾希望亲自献上自己的愚忠，只请丞相审察听取。圣上具有如天日般的表率，本来不是苟且安于无事的人，而且英明远胜古今。前后任用的宰相也不止一人了，大概也曾有特别属意的人；但有人倚仗权势来行私事，圣上最终也会厌弃他。唯独丞相您布施诚心，开辟公道，进退取决于舆论，任用废置遵循准绳。您侍奉皇上已经很久，皇上也察知您没有别的用心，所以坚定地信任而不怀疑，长期任用而不撤换。章圣皇帝所说的王旦侍奉我已久，而我也已经充分了解他；你们有事只管同王旦商量，所以他在中书省十四五年，皇上不以为疑，下属也不认为过分。丞相今天确实有王旦的遗风了，实在盛美，不是其他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我唯一非常忧虑的是，秦丞相主持和议，势力熏灼天地；他本人享有权势不过十五年，又过了六年和议便失败，通共只有二十一年。近来的乙酉、丙戌和议，本来就不是确定不变的计策，而如今也已经二十一年了；照这种形势，恐怕不能长久。南北分裂至今六十年，这是天数到了应当复合的时候；阿固达兴起至今将近八十年，正是他的气运应当衰落的时候。天下统一时，尚且不能五六十年间一直无事，必定会有水旱、盗贼乘机偷偷发生的变故，何况南北对峙的形势，想苟安三十年，恐怕也很难。天下无事时，皇上信任宰相，别人无法从中离间；一旦有紧急情况，丞相能够保证皇上始终任用我吗？保全自身而退职，对丞相来说本来不是难事；然而平时对我有所失望的人，能保证不把我当作奇货吗？无事时我享受他的福泽，有事时却由别人承受灾难；这又不是丞相有意薄待、命运招致的结果，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君举、象先都将要任转运使，徐子宜又掌管畿内的小节度；正则也得到淮郡这样靠近京城的地方，能够吃饱饭并带着妻子儿女上任，稍微有些志向并且能有所施及于物，这本来就很不错。天运和人事究竟会发展到哪里，也不是一手一足所能办到的。经过武昌时，一定要同象先、元善稍作款叙；我们这些人要聚首一次，实在很不容易。对于旧日部属中应当尊重的人，不能因为相马而嫌它瘦弱；采葑采菲，也要取其可取之处，确实有令人不能忘怀的地方。玉色本来还不足论说；从前看过他的歌，您门下那篇词作的抑扬高下都十分可听，他也知道世间有所谓品格的人，您难道也是凭这一点而对他假以辞色吗？在污浊红尘中沉沦，终究恐怕不能把自己同凡流区别开来，士人不得志，难道也是这样吗？姑且一笑。荆公有几首小诗极好，一位乡僧收得，共有二十多首；他亲自抄写的太史迁《史赞》，也有二十来篇。如果有人能够把它们刻印出来，也算是金陵的一件奇事。番罗縠子，又让您为我屈身下拜，实在惭愧而感激。恭敬地想到您的褒奖诏旨，能够看见对军政举措的肯定，并且对有功劳者一定记念，这也彰显了我们君主的圣明，实在盛美。想说的话多得没有限度，这里姑且说一二，实在非常简略。给应仲实

译我同仲实分别至今已经八年了。经历祸患而奔走，我本以为彼此生死都不会再有消息。后来恰好得到上天的幸运，终于得以跻身于普通人之列。然而对于故旧的书信仍然缺少往来，几乎像是自己外在于您的门下。再想起年轻时，我狂妄放纵，乡里人都不齿。仲实以儒学先生的身份抚育熏陶我，像对待兄弟朋友一样；即使有见识的人也曾怀疑他不择交，但仲实并不顾虑。困苦之后，百般念头都冷却了，看从前的事情已经像隔了一世；洗心涤虑，以为这样便可以接受君子的教诲了。然而八年之间，彼此没有言语往来，吉凶也不相互慰问吊唁，反而有了白头相交却如新交的嫌疑。退下来追究原因，哪里敢把责任推给别人？去年秋天，在监中参加群试，有司认为我没有才能，于是我开始决意谋划卸担息肩。所居住的地方偏僻，有疑问却无人可问；我依仗仲实这类人，正在打算放慢脚步前去拜访。恰逢仲实有到行都任职的差事，迟疑数月，终于听说您新近得到的官职情况极好，职事简少，儒学先生很适合在那里任职。圣贤之道得到伸张，这正是开端，我高兴得甚至不能入睡。上月底才听说您归来，天气暑热如此，不敢立即到斋阁拜访。又想到这次分别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进退犹豫不决，最终把我想向仲实求取指正的事情寄托在这封信中。我近两年来才明白孟子所说的“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很少”这句话：仁德对于我，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时候？早晨还可以成为夷人，晚上就可以成为跖；不仁对于我也哪里有固定不变的时候？早晨还可以成为跖，晚上就可以成为夷人。只有圣人不存念头便会成为狂人，只有狂人能够存念头便可以成为圣人。圣人并不是姑且这样训诫人；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不要像受那样沉溺于酒，也并不是只忧虑治理世道、危及明主。人心无常，果真就是这样吗？曾子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过错了，小子！子张说：“君子称为终，小人称为死。”我今天大概可以接近君子了吧？古代贤者自我警戒，大概就是这样。因此能够不愧于屋漏之处，而心胸宽广、身体舒泰。世间求学的人，把心思玩弄于无形之理的表面，以为自己卓然有所得；事物虽然众多，这种所得浅的人，不过像枯木死灰而已。所得深的人，纵横运用，放肆而不受约束，哪里知道所谓条理严密、观察精细的道理？他们漂浮在水流中央，没有到达之处，却还自以为有所收获，难道不可悲吗？所以格物致知的学问，是圣人对天下后世恳切叮咛的内容，说得明白而没有隐瞒。道存在于天下，什么事物不是道呢？道路虽有千条万条，都因事情而制定法则。如果能够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上潜心玩味、省察，亲自体认，就会知道孔子的道不过是忠恕而已，并不是故意设置的言辞。我年轻时不能自我努力，放任自己的心而不知道寻求，到了三十岁才明白这件事。日常生活之间，颠倒错乱，像整理乱丝一样，始终找不到下手之处。一天又一天，终究免不了自我放弃。不认识仲实，我凭什么能够得到救助呢？近来写了十篇文章，寄去请您加以删改整理，请放下其中的言辞而探求其中义理的是非，在左边批注，使我能够从中得到省察。仲实对于我，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切不可只凭旧日的成见对待它，说一声“是”或“好”就算了。儒道和佛道，分明是两条道路；此方正确而彼方错误，彼方正确而此方错误。可是沉溺于佛教的人，难道只说佛道有我们儒家所没有达到的地方吗？还说它的精微之处与儒道完全吻合，而高明的人仍说儒佛两家的深处只差毫厘。这正是世人都因此沉溺其中却不自知的原因；即使知道它不对，也像猩猩知道酒将要杀死自己，却一边咒骂一边饮用。近世张给事学习佛法有所领悟，晚年跟随杨龟山学习，自称能够悟知佛法的错误，便驾驭这种说法来鼓动天下求学的人，众人纷纷随从。家家收藏他的书，人人学习他的佛法，几乎形成缠绕束缚、胶着坚固的局面。即使世人所谓高明之士，也往往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它对人心的危害，哪里只是战国时代杨朱、墨翟所造成的危害呢？我不顾自身，曾经为此痛心疾首；只是力量微薄、能力很少，又没有德行足以自我坚持，即使发言也不会有人相信，只能感慨而止。然而假如贼人借募兵士的名义进入帐下，一旦起事便把他捆绑起来，这就是李元平被李希烈当作儿童戏弄的原因。如果没有儒学先生驾驭学说加以辟斥，那么内部崩溃、外部溃散的形势就会形成，我们的道统便会危如一缕将断的丝线。仲实确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他将用什么话来推辞呢？我胸中所怀的千万种念头，于是都替仲实说出来，只是笔力困乏、纸张有限，不能详尽。暑伏时恐怕还不能到道路上迎接您；如果果真没有日子，仍应当握手倾吐肺腑，不敢因为怕打扰您便自外于门下。万一您就要上路，恐怕宅中家眷既多，一定免不了跟随应某等取道龙窟，能否经过我这里停留一晚叙谈呢？这是我的希望，却不敢认为一定能够实现。如果从铜坑口走界牌，所节省的路程不会超过一二里，而道路曲折也不少。临纸之际，实在情意恳切。给吕伯恭正字（四） 家奴回来，得到您的答复和教诲，读完十分欣慰敬仰。请问近来您的身体又怎么样？您把《士龙墓铭》给我看，我反复读它，文章布局有统绪，记载有法度，精粗本末都能一贯说清。正字虽然不以文章自我标榜，但近世那些以能文著名的人，哪里有谁能这样呢？只是让像我这样的人参与其中议论，足见您的用心广大，并不因为他人而使见识变得狭隘。谨把一点意见写在另纸上，请您再详细斟酌，不必认为一定如此。意思并不是不明白；皇上既然已经听说可以，那就姑且算了，可是仍然不停地絮叨，岂不是近于愤怒和憎恨吗？又喜欢声名，实在只是正中伤害人的一件事罢了。这一点即使不记载，也可以说明正字正受到善类的倚赖。至于石显、郑注一事，也反复这样议论，为什么无事而把官府牵扯进来呢？使人畏惧而远离您，这同正字平日所说的并不相合。希望您从公正方面再次进言，说：“停止！”皇上认为这话是对的，并把这一段删去；这样不只是完整记载事情的体制而已。正字认为如何？或者另有深意，也希望赐教。这张纸读完后，应该立即烧掉，因为很像事情尚未发生，自己先制造了一桩公案。我的一点心意，一定蒙您明察。本朝政书的刻板末章所寄望的，也是任负世间责任的人平时应当深入研究的。世上本来有共同喜爱这部书、共同疏理这件事、共同施行这个策略的人，但他们的实际用心却并不相同，这一点不可不加以辨析。在横流之中屹然独立而不随波站立的人，我所见到的只有正字一人；想来您决不会随世俗的好恶而改变自己的判断。我已经不再向这个世道有所求，只是对于正字仍然不能默然不言。承蒙您的教诲，只是相距遥远，尚未有机会请教；希望您努力进食，保重自己。又一封信

译分别离开之后，又重新得到您的允许。久未向您表达敬仰之情，近日正值初夏，天气清和，伏惟您主持文事，一切顺利，台候万福。廷试揭榜，正则、居厚、道甫都名列前茅。我从听说您被派为考官时，就已经知道会是这样；然而对于德远，仍然遗憾他本应稍稍有些名望，为什么呢？正则的才气都不在人后，若不是您，谁能提携他使他成就？天民考试之后有没有得到指示，还请更加恭敬地告知；他也得以应试，想来也是有遇合的道理。这个人蹉跎日久，如今已经老了；六十岁以后，即使身体健壮的人也不能有所作为。辛幼安、王仲衡都被召回，张静江没有另行任命吗？元晦也有可能来吗？天下的事情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够引导同类；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人，都可以借助他们求进取的心，形成恢复大业的形势。在阴阳消长、交替更代的时候，这些道理可以仔细体察。吴平定之后，忧虑尚且不少，何况未必能够平定呢？我已经如同枯木朽株，不应当参与议论这些事情，只是旧日习气不容易一下子除掉。我本来想通过科举谋求一个官职，既然不能实现，便想放开手脚经营生计；又怕日后收拾不了残局。于是想出外到空旷的田野耕作，又怕没有退路；想低头读书来度过余年，又自知不能像新婚三日的妇人那样保持新鲜；想借饮酒呼喊来使自己同士君子区别开来，又觉得自己老丑，不该再击掌高歌。每当想到这些，有时推开桌案大声呼喊，有时悲伤的泪水充满胸臆，有时头发冲冠，有时拍掌大笑。到现在以后我才知道，克制自我的功夫，以及使喜怒哀乐都合乎节度，实在不是圣人不能做到。天下了解我的人只有兄长一人，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开口的人；即使沉浮于乡里之间，自己的操守和取舍也不足以自我救助，哪里会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事情呢？然而一个人的忧乐悲欢，在天地之间，距离蚊虫的声音相差不了多少，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面对真正了解我的人，终究不敢不把自己列陈一番。时机也非常紧迫，好比失火的人家，众人认为这个人确实能够救火，那么他也就没有地方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正是秘书今天的处境。事情的关键所系，不能过多退让，何况谦让也不足以救火，这话也是有道理的。子约一直在您身边吗？不敢反复询问，敬请转达对尊阁宜人的问候，祝她一切安好。新妇和儿女们再三拜问起居。又一封信 近来家奴回来，得到您的答复和教诲；正则来了，又承蒙您另写专信，并赐给香和茶，十分珍贵。信中教诲我的话，无非都是至理名言。像我这样浅薄的人，哪里承受得起？然而事情没有亲身经历过，常常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我现在已经知道它的艰难了。孔子斋戒沐浴后请求参与政事，是因为他曾经跟随大夫之后。孟子以布衣身份接受诸侯供养，大概也是被事变所迫；全天下都陷在其中，唯独我卓然有所见识，形势使我不能只作罢而已。他们都是以自身承担道义，拿一根小棍去撞击万石大钟，明明可笑，却又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大著为什么不警告他越俎代庖的罪过，反而怀疑他是不是因为怜悯那口井干涸而不取水饮用呢？天下只怕没有人才；有才的人，只要是赤手空拳之徒，踏上一片闲置的田地，便可以得到饱食暖衣，在一方称雄。他安于有才却还要寻求出仕的地方在哪里呢？有才而急于求用，他的才也就可想而知了。大著如果不体察我内心的忧虑，我还能希望什么呢？我放纵自己沉溺杯酒，也常常首先是替大著忧虑啊。人生难道 一定要做秀才吗？我平生本来就不是能够成为秀才的材料。因为春初发生的事情，侍从中那些有声名的人，本来已经在名次上用文章加以排斥；我难道还会恋恋不舍于鸡肋般的东西吗？也只是因为依仗有大著在罢了。王道甫告诉我，那些忌妒的人会乘机诽谤毁谤，实在可怕；潘叔度却认为，三年三百件绿袍，又哪里能够动摇他的心呢？同样都是人，爱憎好恶却各不相同，这两位君子还不知道这一点。我所敬仰听闻的是，圣贤迫切忧虑时局，而内心却常常像无事一样；不知道用什么道理才能使这两者并行而不相悖。这不是书信语言所能解释的，只希望大著在真实处指教我，使我有所凭藉来度日，您的恩赐就不小了。君举听说正在谋求金华添倅，为什么不早些决定？形势上不能不出仕；大著新近升迁，也应当从容处置其中的事情。况且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力量，不可彼此仿效。初秋时伏惟台候万福。又一封戊戌年冬日的信 我入冬以来无所事事，于是同乡野相忘了。君举、天民一出仕，恰好大著没有应当离去的道理，只能安坐不动。同类之人散落各处，也不是我所应当过问的。公家有“敬而无失，恭而有礼”的说法，无论到哪里，哪里不是我们同道之人的地方呢？进退去留只看各人今天所处的位置罢了。百年的盛世中，往往在这种事情上还不能豁然明白，激发成党派之论，不能不把罪责归结到一次迁调上。至于二三个小臣的来去，哪里就能牵涉国家大体？如果真能把天地贯通于一身，哪里会有这么多扰乱，竟像进入屋内自相操戈？请不要怪我冒犯。叶正则在闰月二十三日遭逢丁忧，我曾派人去慰问他。接连收到近来的书信，情况极差。居厚的病还没有痊愈，您的来信确实如此，谁敢替他说话呢？《文海》已经编成了吗？子约在身边吗？祝台眷上下全都安庆，请千万为世道加以尊崇保护。给林和叔侍郎 我私下认为，侍郎卓然成为四海端人正士的宗主，国家依靠您扶持颠危、支撑危局；其中有一种与上天相通的地方，不是世人能够完全知道的。我入都之后才完全听说这些事。南渡以来，永康任用端正公正之人的，到了侍郎已经有三位；您完全遮盖了前人的业绩，发挥出特别的操守，这哪里是永康可以私自据有的呢？这是从永康产生出来而同天下共同享有的。您使人心悦诚服，完全忘掉个人的私计。朱元晦是人中之龙，多次写信给朝廷士大夫，赞叹佩服您的高尚情谊，不能自已；也深深赞叹二位属官能够相互比肩，说这样的议论实在难得，并且说：“世间还很广大，自然有人在，鼠辈还不能任意跳梁。”他感叹到这种程度，整个天下没有不处于您的下风的。九重天子慢慢思量，您的言语很有意味，德行情谊值得尊敬。圣上亲自对何坡说：“林某是好人，朕非常思念他。”已经把章贡换成有空缺的地方，记录下这种用意便不能自已。行善的人果真有什么事情是不利的吗？我亲眼见何坡这样替我说，圣意已经昭然可见，难道可以不替我们的君主出力一次吗？丞相却只想到您的清贫，盘算俸禄的厚薄，这实在不是您门下本来的志向。侍郎已经成为天下公论所归向的人，我这只蝼蚁般微小的生命，依靠您的门下而保全正直，不过是个人的私下打算罢了，不敢一一细说谢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只是时局一天比一天艰难，父子夫妇之间的事情已经不是智慧和力量所能解决的；而且天变十分异常，不是最公正的心和最真诚的血性所能担当。圣贤在不足以施展才能的时候仍然奔走努力，侍郎却一心系念王室，也应当使自己的考虑不同于常人。

译给韩子师侍郎 我拜别您之后，又见到秋天了。偏僻居处中同诸位学生每天钻研旧纸，虽然有时也能得到一些意味，却不过像咀嚼橄榄一样。怀想着同您促膝对坐、拍掌畅谈的时候，每每想要高飞奋动，却始终不能实现。近来听说您将有任职乡邦的命令，高兴得甚至不能入睡。自从吴明可离任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群吏主持政事已经很久。老吏和小猾残害无辜，罪恶已经满盈，上天将要诛罚他们。百姓听说贤明的使君到来，都举手加额，以为上天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吏卒也震动得胆碎，有人望风而逃。那些在县中肆意违法的人，也自知不能免罪。从今以后，一州清明，我也将列入幸运百姓的行列；我高兴得不能入睡，不只是因为有机会追随您的私情。然而贤士大夫中间有人怀有私忧、过度谋虑，担心临安治理过于严厉；我便把韩丈过去屡次对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京城和外郡本来不同。又听梦锡、叶丈说，和州的政令平易近民，百姓至今仍像对待父母一样感念他。严厉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事情，正怕矫枉过正罢了。宇宙虽然广大，能够明白贤者心意的人又有几个？我本来想见面说明一点心意；乡邦的弊病，绝对逃不过您清明的鉴察。老奸小猾，铲除其中最严重的；那些肆意违法的人，也改变一二处，以此震动其余的人，然后全面实行平易近民的政令。本州百姓并不难治理，又见贤使君这样严明，都已经存有不触犯官府的念头；顺着形势加以引导，几乎像翻手掌一样容易。不到一个月，政令平顺、诉讼平息，一定会有事情能够上达天听，使贤士大夫不再怀疑，也使那些把白说成黑的人没有机会插嘴。这本来就是我过去对您门下所抱的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可以从容抽暇拜见您，同您叙说旧日交情以自娱；而将来全州百姓对于父母官的恩德，也将牢固而不可解。侍郎对此已经熟悉，我怀着爱护贤者、思念故旧的心，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些僭越了。我正要同全州百姓拭目而待、拱手观看新政，您平生所学一定可以施展出一二，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祈望得十分恳切。复楼大防郎中 我病中昏倒，虽然收到您的书信，起初却完全不知道。只是听说您从门前经过，以为您将取道永康县城向西而去，心中实在怅然。若早知道您还停留在界牌，我一定会忍着病死般的痛苦被人抬出去，只求见您一面。又承蒙您赐下教诲的书札，如今已经安定下来，才明白先前根本不必追赶到双溪去。对您的敬仰更加无法抑制。恭敬地得知近日已是晚秋，晴雨不定，郎官清闲多暇。愿天人与叶丞相共同护佑，祝您起居万福。温诏催促您返回，仍然暂居郎署，实在不必厌恶乘舆。台端、谏省这些职位，若不是您还有谁适宜呢？庆贺的文书正应当在此时送来，如今不必向您说了。我平生做什么事都落在人后，只有身体还算健壮。眼看暮年将至，被他人的取舍弄得憔悴病苦，反而把求死当作快意。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汉朝公卿都是伟大人物，英俊之士遍布朝列。边境情况难以预测，深怕被敌人轻侮。若他们叔侄兄弟仍然彼此牵制，还可以偷得一日安宁；否则不要让祸患发生，担心表面上无罪而上下却动色相庆。私下把我的心意告诉您，请不要使我再次获罪。我不再另行陈说；台阁宏邃之处若有可以驱使委任的事情，希望听从您的约束。复陆伯寿 五月底，因为雨下得太大，终于不能实现湖上的聚会；又新近得罪了别人，心情很不好。虽然想陪您从容交谈，但归心如飞。冒雨渡江向东，只觉得更加惆怅。仰承蒙您赐下台翰，恭敬地得知近日已是晚秋，天气转晴。拜受任命之后，神明和人事共同护佑，祝您起居万福。舍试揭榜，伏承您终于在崇化堂前脱去布衣、取得出身，正合众望。这一选拔因此更加增重，凡列于朋友之中的人，意气都为之光彩。寿皇在位二十七年，参与这一选拔的只有六人。自明早夭，纯叟中途废弃，怎能强合人意？新天子登基，而兄长首先得到这一选拔，于是使新政增添光彩，实在盛美。正想专程写信来道贺，却反而先承蒙您赐信，惶恐得难以言说。时事一天比一天更新，天意不容易测度，只看人事能否相称配合罢了。浮泛的君子不足以承当好运，庸庸的小人也不足以穷究运势由盛转衰的时机；一切好恶，只看屋下郎。这才是真正观察时运的方法，只是如今那些专靠天意的人自然不肯相信。兄长认为如何？英杰满朝，不要被仇敌欺凌。如果他们叔侄兄弟仍然彼此牵制，还可以偷得早晚的安宁；否则敌情不可预测。我从七月二十五日起病得不省人事，已经两个月；从那天起白天不能吃饭，夜里不能上床，过了二十多天才渐渐好转。到了八九月，能够吃饭和睡觉，才开始可以同常人相比；然而不到五更便睡不着。眼看暮年已经如此，与其这样，不如早早一死，反倒痛快。其余的事情都不适合说，只是因为交情深厚，不知不觉又发作了狂态。请不要让别人看见这封信，幸甚，幸甚。复杜伯高 这两年间，我每次到八城左右，您一定屈驾来看我。我又常常困于世俗应酬，竟未曾有一次畅快的谈笑，似乎是自己招致疏远。但我的内心并不是这样：我知道您是贤者，知道不是别人所能比及，也知道本应终日相接而不分离。只是事情有时偶然如此，外在情形似乎又无法自行说明；然而您身边的人却独自认为并非如此。平时您还常以书信相互慰问，情意不断增加，没有止息。我日渐衰颓沉沦，怎么能从贤者那里得到这样的情谊呢？实在既惭愧又庆幸。给正则的信，足以看出您的胸襟远大，当今君子无人能与您相称。那两篇赋我反复吟读，不能离手：意境开阔，格调高远，节奏明晰，语言妥帖，铺陈叙述端庄典雅，抑扬顿挫，最后归于质朴厚重、整齐统一，变化而终于达到了楚人的辞章境界。敬佩羡慕之情之后，继之以长叹。我二十年间评论并结交四方贤俊，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有几人？反观自己沉沦到这种地步，处在前面不能使人看重，处在后面也不能使人轻视，力量又不能使这篇赋一日之间纸贵。苏季子所说“这都是秦国的罪过”，一声叹息哪里能够说尽？贤者的胸怀深远，必定不会因此挂怀；值得挂怀的，只是我们这些人的冷落寂寞罢了。叔昌能够让贤者住宿，欣慰欢喜之情简直无法自胜。这两封信，烦请有机会时替我转交给您的兄弟们，祈祷之至。仲高的词、叔高的诗，都已达到能品，我时时得以借此洗涤老眼，这是我的何等幸运；若一句也不相信，岂不是对诸位贤者何等辱没。您的笔力正如江河奔流而来，不要让楚、汉两家在前人中独占美名，才足以副合后辈对您的期望。是非长久之后自然会判定，在我自己不应有丝毫歉意。请问尊长近来身体起居又怎样？年岁将要更替，愿您自己多加保重，以担当世道上的事情。匆忙不再详说。再复杜仲高

译过去承蒙您屈驾到城门内两次来访，虽然匆忙之间没能奉陪畅谈欢笑，但望见您的容貌、观察您的举止，已经知道您不是寻常之人了。分别之后只有惆怅仰慕，忽然由永康转递到您惠赐的书信，并附有高妙的文章和华丽的诗句。读过一遍，看到所谓“花儿半落半开，含有遗憾；春光时晴时雨，显得无力”，已经令人眼睛为之一动。等读到“别船缆绳解开时风势紧急，离席酒饮尽处花飞迅疾”，这才知道晏叔原的“落花时节人独自站立，微雨之中燕子成双飞翔”，不能永远独占美名了。“云破月来花弄影”这样的句子，哪里还值得欧公那样拳拳称许呢？世间没有大贤君子为文章主持评定，只让像我这样的人得以放开胃口大吃一番；您的文章写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屈尊了。虽然如此，也不值得挂怀。伯高的赋，如奔风送来疾驰的脚步，又以声音应和鸾铃，在节奏之间俯仰变化；叔高的诗，如兵器森然林立，具有吞虎食牛的气势，而您的作品又在其中发散春日的妍丽光彩，彼此辉映。这不只是一个家门的盛事，大概也可以说是一时的豪杰了。我的微薄力量虽不能增加您的分量，但众人的力量又哪里足以阻挡正奔流而来的江河呢？只愿您更加努力罢了。至于纸笔上所谓格律法度严苛，法度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吗？前代君王认为正确的，著为法律；后代君王认为正确的，定为命令。何况只是区区语言，本来就不足以作为凭据，又有什么严苛可言？再收到您的来信，我也不敢认为这种说法就是正确的。信久未回复，您又再次辱临赐问，惶恐之情无法言说。岁末之际，千万珍重自己，爱护道业。再复何叔厚 亮叩首复信。承蒙您回示，深深慰藉了您挂念我的情意。请问近来侍奉尊长又如何？听说您有失去孩子的悲痛。您正当盛年，这本来不值得过分忧伤，只是将来恐怕还有许多忧患。不过，处心平和宽舒，也是我们应当经常自我提醒的。亮寄居临安，倒是一概无事。只是既然已经断绝了科举的念头，颇为想到自己平生所学，不能不把它倾泻出来，以回应时机。前些日子于是极力论述国家社稷的大计，使之上达圣听。忽然蒙受非同寻常的特别知遇，皇上想召我当面奏对，于是先命令召我到都堂审察。我一时率然答应，便触怒了赵同知。我的奏书原本没有被压下，是诸公极力请出；然而书中又加重了诸公的怒意，内外合力阻挠，不让我得以面对皇上。如今竟议论着授给我一个官职，以堵塞皇上的意愿。我虽然无耻，难道能忍到这个地步吗？只等早晚命令一下，便把官职退还给皇上，最终向东归去罢了。难道我想开启社稷数百年的根基，竟是为了换取一个官职吗？事情不能成功，这就是天意；又哪里是诸公所能阻挠的呢？我朋友所说的“纷纷扰扰、令人害怕的议论”，说的正是这件事吧。大丈夫出仕或退处，自有深远用意，难以同那些小孩子说，也难以躲避世人的毁谤。这种心情只有吕丈知道。叔范与我相聚得很好，我本来已经知道他非同寻常，但世间还有许多大事，不能马上就认定这样便是正确。仓促之间没有时间回复他的信，见面时姑且勉励他立志于远大的事业。皇上聪明睿智，气度超过百代；一看到我的奏书，便有想把它张贴在朝堂上来激励群臣的意思。假使能当面奏对，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只是渡江的时候，已经占卜知道天意尚未顺遂。仲几大概也参与了这件谋划。如此等等。再复吕子约 二月间匆忙告别，随即有金陵、京口之行。放眼观察当世人物，只有怀向值得称许。五月二十四日到家，人事纷繁，没有能够拜见问候起居。后来才收到您惠赐的书信来问候，感激之情无论生死都难以言说。问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梅雨暑湿之中，恭敬地请问您增进德业是否有所助益，尊体一切安好。亮已经买下京口的一所房子，又买了一两处芦地，便成了江上的人。土地宽广，就可以藏拙；民风朴厚，就可以随俗浮沉。五七年以后，或许能够稍有成就而不刺人眼。周丞相保护自身，如狐狸保护尾巴一样谨慎，然而最终仍不能免祸，可见智慧果然未必能护卫自身。他对于亮，正是赵平叔所说的“我向来不善于修饰行迹，而修之对待我也很淡薄”；谏疏开头竟以提及我的微末行迹为累，实在只可付之一笑。谢昌国忽然得到这个任命，为什么呢？脚踏两只船，从今以后可以相信他确实不够聪明了。朱丈辞职得以实现，这是朝廷处理事情的善举。叶正则近日经过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他说二十七日吴石才考问他，不知当天渡江后考试结果究竟如何。城中想必已经听到一些消息，千万请回信告诉我。仲权也是一位好士人，您曾认识他吗？叔晦减免了一任政绩考核，也很便利。不过近来朋友们都趋向老成，生气很少，连叔晦也已经老成了。近来我曾写信给朱丈说：“侍讲平生的事业，只怕是眼光生疏；如果又随队伍进入熟习而繁杂的事务，亮就必定归入小人一类了。”契兄认为如何？正则很想念您，想要见您一面，只因急着回去朝见他的父母，再三托人转达心意，也曾把这封短信给他看。约定六月中旬再经过这里，并恳请您留意。天民最终没有起身，朋友几乎凋零殆尽，活着又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令人气塞，稍稍平定后就去哭祭他。即使六月极热，也不敢推辞。尊兄的德业日益不同寻常，不仅一天比一天成为朋友们取法的对象，也足以在地下慰藉亡者。像我这样的人离死还能有多久，不值得再谈，只有请兄长努力。再过十天还应当去一次，匆忙之间姑且写这些，感谢您屈尊来信。再复吕子阳

译承蒙您来信详细说明，我完全了解您的高雅心意。古人有句话说：“自己使自己安定，把自己献给先王。”这不只是国家大臣的道理，凡是人都应明白这一点：使自己的内心光明通达，自然会有知晓它的人。以前朋友们曾问陈平、王陵的事情，谁做得正确？我回答说：“假使王陵发自内心地不愿让诸吕称王，像日月高悬那样光明，即使不幸因此国家破亡、自己身死，他的内心也像日月一样光明，不可诬蔑。如果只是想得到直声，认为朝中群臣都没有一个比得上自己，那么事情成功或失败都会留下遗恨。假使陈平的根本心愿，一定是要使刘氏安定，同时委曲周旋、弥补缝合吕氏的势力，以便为日后筹划；即使不幸事情没有成功便死去，这片内心也是光明的、不可诬蔑的。如果只是占便宜，半为私心半为公心，那么进退都构成罪过。”孔子所说的仁人，只论他的内心所主张的根本目标；如果心意泛泛地向外驰逐，即使说是在行善，仍然是君子所要抛弃的。亮虽不才，也必须让这一内心作为主宰；眼下不必要求一件件事情都完全正确，但这颗心的光明，我自己本来知道，并不等待别人替我筹划。我们用心，如果果真坦荡明白，即使眼下还不纯洁，最终也会有纯洁的时候；即使不被别人知道，最终也会有被知道的时候。如果仍然不能免于羡慕外在的声名，即使声名显赫、深入人心，难道就可以欺骗世人吗？一切都不必多说，各自用这个道理反省自己就够了。子才回信，是一时之间绝妙的答复。若像我们这样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又要烦劳朋友详细说明了。再复李唐钦 亮从患难中抽身，早晚只为一碗饭而奔波，闭门谋生，即使天下豪杰都不敢求与我交往。若不是您主动命我结交，我也不敢如此。书信问候没有往来，也是形势所迫。您在久相隔绝之中，又主动先给我来信，还想索取我的盲言，以开启清明的见识。寡妇尚且无心织布，却忧虑周室覆亡；上天已经宽恕了她万分之一的罪过，我难道还敢留下稿子来招致天诛吗？承蒙您吩咐，惭愧恐惧，不知怎样回答；即使承蒙您来访，我也本来不知道怎样回答。近来的诗充分显现了您的胸襟，我一味叹服。然而王茂弘即使是门下之士，也只是因为这一点罢了。有公心便没有私心，有私心便不再有公心。若王道、霸道可以混杂使用，那么天理与人欲也可以并行了。亮之所以反复细说，是不想再增加一条歧路，而是要拓展中正之道，阐明幽微深奥的道理，辅助秘书省的正统学问。难道是喜欢发表异说，想要超出秘书省之外吗？如果不深入体察我的心意，那么现在就可以停止了。近来见陈一之的《国录》，说张体仁太博是门下士，每次读到我给门下的信，便气愤得头发冲冠，认为这是异说；每次见我来，就把我当作怪人，总是离开而不和我同坐。由此说来，这几封信不能免于世俗的责罪，也已经得罪了许多门下士。不停止的话，楚人又将把我钳制在市井之中，进退两难，也只好一笑置之了。很想逃到武夷山住上十天半月，近来自己又多病，眼前事务纷纷，连摆脱都来不及，且看冬季中旬怎样再说。听说您的生计也颇为费力。叶正则独自认为，秘书省不应求取世俗的容纳，我们不应以姑息的爱护彼此牵累，这话很有道理。天下的事情，哪里是人的智慧所能装扮制作、勉强凑合的？总之，当今世上的学者终究是不能完全信任天命，还没有闲暇安于义理。至于像亮这样乖谬颠倒，明明与世俗相违却毫不顾惜，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定叟的智慧超出父兄，却最终不能免于虎狼蝼蚁之祸，实在不容易选择。亮正在学习治理园圃，也想修治一两座亭子，能力达不到的事情很多；能够做到的又被风吹撤了洛阳的亭馆。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真是井底之蛙、只见瓶中粟粒的人。接连写信求您作《抱膝吟》，不是求秘书省替我装饰撰写、铺排辞藻，只想描写眼前景物，讲述今昔变化：一篇作和平之声，一篇作慷慨悲歌，用来娱乐他独居乡野的生活。随手直接写下，自然就有抑扬顿挫，何必过分思虑来互相玩味呢？把仆人留下来等几天也完全不妨，希望您试着构思，在入秋时写成。我的脚气病特别作怪，心绪极差，想写一封信，往往要几天才能下笔，而且写不成完整的话，派仆人送信也就这样耽搁了。秘书省一定能察知我并非有意怠慢，岂敢怠慢您呢？寿之宣教在您身旁，学问日益精纯，失去孩子的悲痛如今能够放下了吗？尊府家眷长幼都平安，荆妇和儿女一并拜问。多次问候起居，尚未承蒙相见，千万请为世道保重身体，亮不胜区区祈祷。《龙川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二十一 （宋）陈亮撰写 书信 致叶丞相（衡） 亮恭敬地想到，相公以辅佐大臣的崇高地位，镇抚坤维，经营关陇。听说兵备已经非常完备，大计也已确定，只是苦于朝廷议论不能一致。然而内外事务本来都是相公应当通晓的。如果真正通晓内外，那么意见不合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大体说来，国家的气势还没有张大，而庸人的议论正占上风；五十年来痛恨愤懑的仇恨尚未报雪，而二十年间主张备战的言论才刚刚出现。文士既不懂军事，武夫又怯于面对敌人，大体都想把事情推开，只用言论搪塞，以成全自己的妄想罢了。这种建立功名的事情，儒者认为困难，却是有志之士共同叹息的。凭今日堂堂中国的广大、圣天子的英明，如果能够彼此协力，整顿五年，使民力稍稍恢复，国计有所依靠，豪杰为之动心，中原知道归向，那么纷纷的议论便可以不去顾虑了。可是为什么这样悠悠然地消磨日子呢？此前的迟延已经十年了，而今后的迟延更是难以预料。这样辜负了圣天子卧薪尝胆的本意；如今丞相本来就有志于此。总之，如果夹杂着曲调，时常搬弄虚文来相互应付，难免悠悠度日；又恐怕小人有时乘隙而入，正论反因意见不合而受阻，使豪杰失望，那么又同谁共同成就这番功名呢？亮积累了许多忧虑和畏惧，不敢登临深邃的府第，因此借此书信希望您珍惜光阴来整顿内政，辨明正道以建立大计。这本来是同僚之间的道义，而相公的志向也可以由此得到施展。又一封信

译亮过去遭受许多祸患，惊恐忧虑种种不堪，再也不敢奢望在人群中取得一席之地。自从蒙受您的知遇怜惜，才产生了重新活下去的念头。因为家父的缘故，终于在去年夏四月十二日得以从白免罪，父子团聚，欢喜至极而流泪。推究事情的根源，实在是相公使我父子得以保全性命。我很想写几句骈俪文字向门下致谢，只是这些无用的辞句正值您筹划调度之时，徒然扰乱您的耳目，所以恭敬地又不敢写。但这颗心已经知道归向了。然而痛苦平定之后，抚摸内心却茫然自失，正如雨停而墙壁倒塌，火焰熄灭之后余烬仍然炽热，再也不能自我抑制。去年秋天忽然偶尔被有司录取，得以充任成均生员的名额，不能高飞远举，也姑且如此罢了。难道我敢不明白造物主的意思，却还在荣辱场中计较是非利害而不自我省悟吗？明年秋天我一定离开这里。又加上三位亲人的丧事尚未安葬，而没有一寸土地可以耕种，供奉父母的甘美食物缺乏，每当想到这里，几乎无法聊生。我又羞涩得不懂得向人诉说贫穷，越发觉得艰难。即使能够说明自己的贫穷，我本来也会安然自处。因为相公一向详细了解我家的事情，所以特意拜谢您。相公早晚终将成为布施甘霖的贤相，那么困顿的鱼和枯槁的草木，自然应当都会有复生的希望。我向西望着您的门墙，只能踮脚站立，依依仰望罢了。又一封信 亮自从上次拜别相公，忽然已经五年了。奇特的贫困和祸患，还有什么没有经历过？只是因为先父承受了您保全身体性命的大恩，最终含恩入土。每天早晚在灵位前，每想到这深重的恩德，只有感激流泪。去年温州进士戴溪经过这里，曾冒昧写信到相府，不知最终能否送达相公阅览？冒昧的罪过，我不敢逃避。腊月间先父的丧事，终于遇到三祥之祭。即使亮能够免除服丧而不死，但五年所学的本领大多像屠龙之技，即使学成也没有用处，最终又凭什么报答先父含恩入土的恩德呢？对于门下，我有生死难以偿还的负愧，不知说些什么。仰想丞相，难道会向亮索取报答吗？我自己思量的心意，大概就是这样。区区心情一定蒙受相公明察。又一封信 亮上月二十六日，私下听说您的旌旗仪仗即将回来，便想爬行奔赴、伏在相公的屏门之外。可是环顾自己所穿的丧服，衣着凶恶，不合侍奉王公大人的礼仪。犹豫了很久，才敢稍稍表达自己的诚意。写这封信时，不知相公哪一天谢绝宾客，是否可以允许我请求拜见？这样或许可以不更换衣服便进去。亮久已不被乡里人接纳，出门的时候极少，请求拜见的意思确实冒昧率直。谨伏地等候相公的命令。亮惭愧恐惧至极。致周参政 亮至今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机会瞻拜相公，连一封问候的书信也送不到记室，如今又两年了。只是我倾心归向门下，始终如一，长久以来就像同一天一样。我所希望的是辅佐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天下都均等地受到他的恩泽，而亮也能列入受惠的一人之数。如今蹉跎渐渐进入晚年，志向和心念不能走出乡里。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妻子儿女还可以保全无忧。可是连年大旱，富裕中等的人家连糊口都不够，贫苦百姓忧愁瘦弱得像鬼一样，实在不忍看见。今年还依赖稍有收成，否则像亮这样的人也活不下去。今年春天雨水很多，很像去年的情形，又令人怀疑。这正是朝廷焦虑劳苦的时节。参政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承担责任，那将由谁来承担？近来见您写给元晦的信，情意恳切地谈到煮粥给饥民吃，又担心施粥过多、发放没有节制。依亮所见，这些都只是整治末节。替元晦考虑可以这样做，但这不是参政首先应当做的事。渡江以来安定了五十多年，辛巳之变很快消除祸患，这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大概天下并不把它看作真正的变故。自淳熙改元以来，必大年年收成稍好，长短相补，共有六年，上下都习以为安。如果认为这是上天祥瑞的到来，那么看这两年的情形，时势正使人劳心思虑。讨论安定之策、陈述谋划，动不动就引用圣人；各种疑虑充满腹中，众多困难堵塞胸中，这是古今儒者共同的毛病。把朱墨批示当作法则，把议论当作政事，这又是本朝制度格局独有的弊病。正当圣贤奔走而仍不足以济事的时候，却考核一时的成绩作为功劳，孔光、胡广也会因此笑人。朝廷官职有缺失，只能由仲山甫来弥补，这还只是为平常情形设置的说法。诸位贤者几乎凋零殆尽，只有参政和元晦巍然存在，镇定着局面。参政又正在此时协助赞成国家的议论，却让像亮这样的人忧虑早晚没有饭吃，这就可耻了。天下大计不会逃出参政所思考筹划的范围，亮正甘愿放弃，也不应参与听闻此事。即使有所议论，也粗疏空泛，不能自相吻合。只愿参政尊重自己所听到的意见罢了。致周丞相（必大） 亮没有机会瞻望相公，匆匆之间又过去两年；仰慕敬重之心，如同江水历经万次曲折也必定向东流去。困居乡野，每天与海内人士一同在陶冶之中，却独自能够知道自己的来由。今年春天因年老获免参加礼部考试，本来有进谒的便利；临近考试却生了一场病，狼狈地拖着勉强支撑的身体，魂魄几乎进了阴间而没有死，仓促渡江，兄弟们在江头接我，搀扶着回到家中，又过了一个月才会吃饭。一个庶弟最终染病而死，妻子儿女又轮番生病，心情惘然，几乎不知道自身和世事还有什么可依靠的。正困顿时，又听说诏令昭然公布，您晋升而执掌国政二十年，海内所仰望敬祝的愿望，一旦终于实现，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欣幸。仰想丞相凭借应时降世的才华，获得旷古罕有的学问，平生治理国家的老练本领，到此时便可以毫无疑虑地施展了。皇上有如天日般的仪表，本来就不是苟且安于无事的人；上天完全赋予他重任，承担百年丘墟复兴的责任，那么向北收复中原的志向，不能同那些好大喜功的人相提并论。丞相难道会在今天忘记这些思虑吗？亮质朴至极，甚至想起身相贺；虽然病还没有立即痊愈，喜悦慰藉却无量。我也曾撰写骈俪文字，想派一个使者快马送去献上，因循拖延至今；这份心意的光明，还希望丞相最终能够察知。如今又听说朝廷不再像从前那样安静，朝廷中应当也有许多事情，哪里有闲暇从容阅读士子的言语？想到这份心意不能不传达，所以终于派人送去；倘蒙略加阅览，实在万分幸运。亮蹉跎而终于进入晚年，技艺学成却无用，又加上多病，料想不会在人世长久，本来应当一笔勾销；但心中耿耿之意却不容易立刻消灭。何况是门墙中的旧人，哪里能就此闭口不言？又不敢反复絮说以致亵渎，虽然一再写信恭敬请教，也以为丞相已经厌烦我，不会再出来相见了。亮过节后因一点小事到浙西去，取道行都，首先应当俯伏在相公屏门之外，以求了结平生心愿；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冒昧烦扰尊长的罪过，仰仗相公慈爱，必定会予以体察容纳。亮内心惶恐至极。致辛幼安殿撰

译亮闲居无事可做时，常常想起在临安相聚的快乐，没想到一别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道路一在云端、一在泥中，又到了这种地步。本来不想写信自通，并不是敢于把自己置于您之外，而是形势如此罢了。前年陈咏秀才强迫我写了一封信，后来又有一位朋友强迫我写了一封，都不知道是否送达。不只是久违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慰藉相思。去年东阳一位宗室子弟从玉山来，详细说起您屈尊问候我的事情，还说您想亲自来临教导我。孤陋日久，听到这些话不觉起身。虽然未必真的会来，但这份心意也是如今诸位君子所不能发出的。感激之深无法言说。近日春天的事务已经过半，恭敬地想您闲居自得，天人相助，尊体万福。亮愚钝顽劣，渐渐已经老了，面目棱角嶙峋，气象衰败。平生所谓的学问，也将被扫荡得一无所有，只是偶尔见到故旧还能大笑罢了。自己毫无可依赖之处，已经明白得很，实在不足挂齿。只是想到世道日益艰难，懂得这种气息的人，不但被人摧残，也被上天压倒，天下四海所寄托希望的人几乎将尽；东序只有元晦，西序只有您和子师罢了。又觉得彼此之间格格不入，很想有个伯恭在中间调和周旋。天地阴阳运行，开合往来的机理，怕的是人没有锐利的眼光、精强坚硬的肩膂和头脑耳目。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本来不足为怪。前年曾在和平山间拜访子师，如今也很想念他。我要到上饶去，顺便进入崇安；但既然已经做了百姓，正值农田和养蚕的时节，只能等到秋末再去。听说您建造的房屋十分宏丽，传到上梁文就可以想见了。见元晦说潜人前去观看，认为是耳目从未见过的景象。这位老先生的话一定不会虚妄。去年亮也建了几间房子，很有鹪鹩自比鹍鹏的意思；比较长短、衡量大小，尚且不配给人做奴仆。又听说您常常寄词给钱仲耕，难道不能分给我一纸吗？偶然有顺便的机会，于是写这封信问候起居，也询问前一封信是否送达。这次使者一去不回，若能找到方便，写一两个字告知我，就非常幸运了。其余只愿您崇高保重身体，大大施展胸中所蕴，以决断天下大计为祷。致张定叟侍郎 亮近日到您的台屏前参拜，特别蒙您让我进去，慰藉之意十分深厚，这些都不是我在衰落余年所敢承受的。后来正想禀告辞别，却得知您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丧亲之痛，只好迟疑退下，徒然加重了我对您的崇仰。惟有魏国先忠献，以最公正的心和赤诚之情面对天地，凭崇高功勋和盛大德业震动华夏，是中兴社稷的宗臣。我平生仰慕，希望为他执鞭随从，却始终没有机会。荆州凭借卓绝见识和纯正诚信继承世业、建立功勋，虽然没有最终完成志愿，但他的志向实未泯灭；总括他的遗留功业，都集中在侍郎身上。侍郎遇事便才思风发，见到善行如同自己所为，使人怀疑荆州并未亡故，而是把忠诚赤心自身承担起来，发誓不与敌人同生，那么先魏国早已对您有所托付了。近来晦庵入朝奏事，侍郎恰好退朝随从班列，满城父老无不以手加额庆幸，不敢在心中分辨先后高下。亮当时亲眼见到这些；孔子所说的“不辱没先人”，在侍郎身上可以看见。干道年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和荆州三人鼎立于一世，成为学者宗师，亮也有幸承受诸公教诲。后来彼此讨论他们的学说，如今新安巍然独存，我更加缔结了晚年的交谊。子约因为他兄长的缘故，也同我亲如骨肉。唯独侍郎已经显贵，我不敢援引旧例求见；没想到您的台府慈意肯自我谦抑，也像对待旧交一样接纳我，使我得以把侍奉荆州的心意转而在门下表现出来，幸运得超过期望，难以言说。侍郎将要登上执政之位，凡是能够报效国家、光耀先祖的事情，本来不必等待别人的帮助。然而天下是重大的事物，哪里是一个人的一手一足所能建立功烈的？亮有幸从诸位君子那里得到知闻，倘若可以凭此继续得到进用，正是我所愿；但不敢断定。致勾熙载提举 亮从万死之后捡回残生，拖延逗留，终于又见到了新春。如今幸而大概不会死，能够在您的辖境之下安眠熟睡，无非是承蒙您的威令风采有所庇护，使我得以保全；仰望感戴之心没有尽头。很想前往参拜，听取您余下的议论，以满足平生仰慕的心愿。因为历经多难、畏惧惹事，即使门外也不敢妄自出行。这份恳切耿耿的情意，没有一天不向东遥望、心驰神往。恭敬写下短札，仰候您的起居。冒昧祈愿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以便将来获得禁林中不次第的任命，把胸中所蕴发抒于论思之中，周旋运转于宰执中枢，和天下共同享有这种福利。亮不胜恳切祈祷。又一封信 亮六月回来，从临安取道经过，听说您手脚都患了风湿，不能按礼仪行礼，便不敢进去拜谒。后来曾略具禀帖，竟承蒙您回信，十分宠厚。等到您的轻车出来巡按，又蒙您欣然想屈驾来访。如今的君子，有的只是少有共同笔砚之交，有的则是交游二十年的旧友；一旦贵贱稍有不同，便像路人一样。那些想要用心勉强敦厚平生交情的人，终究显得生硬，不能出于真情实意，旁观者便能窥见他们内心所存；他们自己却安然处之而不顾。郎中负有一世的才华声望，汉庭群公尚且退避；出外持有使节，一路威严凛然。至于我这个辖境内的小人物，与您素无一日交情，踪迹埋没，德行又没有名声，有什么可取之处？您却忽然想忘掉皇华使者的尊贵身份吗？难道郎中想要收纳一世人才，无论高下，都不让丝毫才华被遗弃，也想忘掉自身的下位而采纳我的微末意见吗？这心意真是高尚而厚重，亮幸而正好遇到这样的时机。否则就会像田光所说：“如今太子只记得我壮盛时的情形，不知道我的形貌已经赶不上了。”亮年轻时曾有一点志向，到晚年末路尚且不能使自己区别于乡里的小孩，其他又还有什么可说的？技艺学成却没有用处，还要因此招受羞辱；我也曾想同一世豪杰之士共同审定是非可否。既然不能把这些心意全部写在纸笔上，而彼此相隔三百里，出行一次又十分困难，也只能徒然加重这份情意罢了。若执事真认为我可以交谈，或者使者车驾出来巡按台州、温州，取道经过天台、雁荡，能赐我一封回信，我就将拄杖相随，在山水之间作十日畅谈，或许可以施展平生所学。近来建有柏木屋三间，名叫“抱膝”，叶正则、陈君举已经替它作了《抱膝吟》，朱元晦也答应作一篇。执事也能赐下几句话，为它增光宠幸吗？率然冒昧相求，惶恐。致彭子寿祭酒

译亮先前收到您的台府书信并作答以后，仰慕您的道义交谊，实在难以承受这种情意。朝班中有门下这样的重臣，屹然如同中流砥柱。然而时局日益艰难，典礼日益变异，满朝危惧，田野隐忧；举世的隐忧，本应竭尽血诚共同穷究解决，实在片刻也不能缓。地位尊贵却比常人差，不算真正尊贵；才德贤能却比常人差，不算真正贤能；都应依次受到责罚，不得自行宽恕。亮只是田野间的小人物，近来偶然蒙受一时的误恩，仍不敢安心居于田里。门下是道山玉府中的英杰，却承担着春秋时代那样的责任；挽回天意的力量，如果不能寄望于二府、给舍、台谏、侍从，就只能寄望于诸位贤者。享受俸禄却懈怠职事，可以吗？这正是田文与吴起论功的时候。亮躺下不能安睡，吃饭也没有滋味，将要跟随诸位贤者追问他们平生所讲的道理，顾不得按贵贱来分别。然而疾病的发生有根有柢，有逐渐发展、有日积月累；它穿过经脉进入络脉，触动营气并波及卫气，直到渗入骨头、透彻骨髓，之后便不可救治。如果在病根处医治，可以不求智慧之名，也不必建立勇武之功；若等到渐渐浸染之后才医治，药力也不会太重。君主以一身面对天下，要求众多贤明之臣辅翼国政，起居行动都必须知道根源和渐变，也必须觉察到旧日君子效力虽微而收功甚大的情形。如果上下都没有觉察，发展到经络、营卫之处而药力仍然轻微，就无可作为了；等到药力必须加重却仍不能救治，那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察。如今还来得及辨察，诸位贤者为什么不赶快追究辨明呢？愿门下恭敬遵守时令，精心调养睡眠饮食，共同扶持天地的常道，使人找不出任何瑕疵，然后恢复原初状态。亮不胜恳切祈祷。致范东叔龙图 亮近来远望您的台府光彩，蒙您以温和的态度接待、奖勉和赞许，情意十分深厚。连续几年到行都，自顾自己的踪迹日益沉沦，没有脸面多次到您的台屏前，只是时常同您的侄子稍稍约定问候。承知您起居处置的详情，足以慰藉我的尊敬仰慕。初夏曾到金陵一次，与章丈侍郎在泉石之间亲切游赏，每次玩味您留下的字迹，必定相互吟诵赞叹，惆怅仰望很久。章丈也说右司很盼望您的到来，失去这次畅谈的机会，尤其感到怏怏不乐。亮从七八月交接之时起病，几乎病死，如今幸而苟存一息，百般念头都已灰灭，但尊敬大贤君子的心，仍然明亮地存在。又一封信 亮私下想到，提刑右司是西州人物中的英杰，一旦成为朝廷士大夫的表率，文章议论为当世宗师，道德风采伴随君王左右，在禁林两地任职，汉廷无人能超过。您翻然离去，不能再留，虽然高尚的节操令人凛然，但徘徊眷恋、忠于君主的情义，仍有值得思考之处。您持节到湖外，那里的百姓是何等幸运！族兄君举竟能与您同为僚属、托付交契，如今厚情在共同游处之间，快乐必定没有边际。使者车驾接连而来，贤者仁人的言语声誉交相发扬显现；我无从到其中游历、目睹这番盛事，只能惆怅仰望罢了。时局反复无常，天运所至，也要看人事如何相应配合。浮泛的君子不足以承担重任，好运也终究不能使庸庸小人完成事业。处于背阴的时候，人若不自我努力而一概交给上天，难道不危险吗？亮有一位亲戚梁锐，任郴阳判官，经过您的辖境，按情义应当伏地拜谒。他虽是北方人，如今与亮为邻，而且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亮不敢先写一封信替他介绍，倘蒙您赐予温和的容色，接见这个孤寒小官，那是生死一般的万幸。他蹉跎于选调，不善于在官场俯仰周旋，经历十四五次考核而被举荐的，只有一两个人；性情生硬而自信，实在可以一笑。右司若加意怜惜他，本来是他的愿望，却不敢奢望。亮明年年初又将随众人到春官应试，忍辱至此，只是想为遮护门户、维持家业打算。如果再不能成功，就将暂且在乡里随俗沉浮，同农夫、乡野老人相伴，此生再也不对今世抱有希望了。新天子登基，日夜思念英贤，决不是您能长久留在湖外的。诏书一下，驿车鼎然而来，更希望您崇高保重寝食，最终为四海而出仕施展，我平素所积的心愿，不胜千万祈祷。致尤延之侍郎 近来留在临安二十天，不敢多次到您的台屏前拜访。并不是想自己招致疏远，实在因为天气极热，必定不是主人喜欢接待客人的时候，所以不敢不知进退。匆忙告别，当夜便住在退居之处。第二天早晨就渡过钱塘江，思念仰慕您的道义交谊，连梦中也念着。侍郎又兼管繁忙的部门，皇上所委托的事情和眷顾之意日益深厚。东西二府，非您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像我这样迟钝无用的人，只应擦亮眼睛等待天下太平。林黄钟得到郡守之职的第二天，朱元晦得到祠禄，朝廷的安排很合人意。然而元晦日益衰老，世俗之念淡薄，时下贤者不应终身被置之不用。几仲、正则听说想要求外任，周丈独自掌握政权，为什么要使贤者到了这种地步？君举遥远地同蛮貊为邻，鬓发斑白，旧日知交满眼，却没有谁挂念他，这本来是他的命运。亮衰落到这种地步，也不再同世人计较是非；如果能够偷偷获得朝夕的安宁，还有什么气力值得谈论？但既不容我安宁，也没有人挂念我，这种苦楚实在难以言说。亮冬季中旬将再有京口之行，取道修门，自然应当前来请求拜谒。在未相见之前，冒昧希望您崇高保重寝食，以回应皇上格外的眷顾，亮不胜至诚祈祷。致吴益恭安抚

译陈亮与你一别，没想到转眼就这么久了。期间伯恭转送到婺州我这里的文章，我没能看到，实在遗憾。前年在萧山路上写了一封信，托梁节推带去，还记得当时在灯下写得很详尽，如今也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正月间到了临安，又收到梁节推的信，才知道你已经离开广州很久了，十分想念。很想见你一面，却深以为难以实现为忧；临行时才得以和天民促膝交谈。一天又收到君举的信，才知道兄长来这里的日子前后相差很短，人生相聚之难竟到了这种地步。回想从前我们在井亭桥上大醉，片刻也不肯放手，确实是人间的乐事。近来听说你将奉召对答，男子年过五十，才有机会面见天子，自然不应再有所隐瞒；不过像你这样的人，也不必等到估量妥当后才入朝。我私下认为你一定会有非常的际遇，每天都在盼望。忽然郑景元来访，还没来得及寒暄，先问起这件事，才知道你的奏疏十分宏伟，九重天子对你的期待也极其深厚。然而最终竟免不了要去邕管，这是我们这些人的遭际大多如此。皇上正在侍奉光尧祝寿，难道忍心让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再次进入瘴疠之乡吗？如果把实情明白地告诉皇上，应该没有不被采纳的道理；你却想等候缺任到来以后再请求祠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天民一见面就得到际遇，从此以后应当平步进入显要的官位了。天下没有不能作为的时机，也没有不能利用的形势，只是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实在太不合时宜罢了。栾武子所说“不能在我这一代使诸侯归服，反而失掉诸侯”，这句话很值得深思。陈亮已经像枯木朽株一样了，即使马上填入沟壑，本来也是应有的结局；只是胸中所怀的千万句话再也没有开口的地方，因此深以为苦。四海之内真正相知的只有伯恭一人，其次没有谁比得上君举，此外只有天民、道甫、正则罢了。这件事如今已经一笔勾销了，等等。听说你将等候在邕州应对皇上，应当把实情告诉皇上，不能再等到明年；临机不发，反而再去向别人求情，恐怕将来不免留下遗憾。伯恭、君举对兄长极为相知，只是力量不能帮助到你；他们在临安也曾多次与你亲切交谈吗？三四年来伯恭的气度和谋略宏大开阔，已经不是过去可比。敬夫、元晦都明显处在下风，不能再用寻常眼光评论。君举也很不一般，都应当刮目相看。叶正则才智明敏、颖悟过人，他看待天下事，仿佛都能迎刃而解，只是力量有所不足。他待陈亮非常厚重，对于他所厚待的人，如兄长和天民，情意极为深切，大概不能把他当作普通的科举士人看待。这个人再过六七年，确实很难有人与他抗衡，只是不知道他对伯恭会怎样罢了。徐居厚卓然自立，立身处世也和其他士人不同。听说你的住处离他很近，想来时时能够亲切交谈。本朝以绳墨法度立国，本来就是一个重视文法的世界，超出常规的人往往多不能容身。比如西边战事兴起时，滕宗谅、张亢稍微放开手脚，就被文法所约束，只有范文正公竭力保全他们。孙元规、滕达道、李诚之都是一代伟人，但世人对他们的是非评价却各占一半。世人不能深入体察兄长，本来也是形势使然。然而陈亮认为，局促拘束到了极点，形势必定要来一次痛快的突破，然后才能安定。如今的浅陋狭隘也已经到了极点。兄长一辈不必担心不能稍稍舒展自己的抱负，即便有一点小的起伏，也姑且安然承受吧。无聊困顿，还有谁比老弟更甚呢？也只能满怀郁结地度日，想来兄长也不必等我细说了。致郑景元提干 近来你的儿子回来，承蒙你赐信，我已经详尽地答复了。子宜兄约定在永嘉城中相会，又收到你先前附来的信，充分表达了思念之意。但分别已经很久，始终不能释然。问候之后，正值暑伏炎热可怕，想来你在候补期间一切起居都平安。黄岩人约他二十日到你府上交纳钱，陈亮另有一封信给你。如今已经过了这个月，他一定早已到了那里。建康的信如果方便，请给我看看。你来信详细说明出处进退的意思：从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北方，都是那些考察缌麻、小功服制的人所关注的。如果与世事没有关系，即使到了淮河边，也没有妨碍；如果确实牵涉到人而没有饶恕你的余地，即使进入南方，也不能免于种种后果。陈亮不能自我解脱，是因为从前留下的影响还没有得到世人的宽恕，而朋友们又帮助促成了这一点。如果几年前就像近两年这样，那么如今一定可以免除。大体说来，永嘉的议论，多半是随着时势高低而变化，最终仍会成为过去。如果一旦把它当作过去的事业，也就自然没有事情了。契兄请仔细想一想。尤延之又被议论罢免了，看来眼前更没有什么好景况。然而天下的事情正不是只由这些议论决定的，要等到黄河一泻千里的形势形成，才没有可以遏止的地方。这种局面，哪里是那些庸碌之人所能担当的？人也贵在能够审慎地估量自己。陈亮把这些事情已经看得像耳边风一样。闲居无事可用心，反而想为一生的故旧朋友作三十阕近拍词，作为前人未曾有过的创作留给后世。以方言俗语为根本，夹杂街谈巷歌，揉合义理，剥取经传，最后归结到曲子的格律上，足以奉献给百代豪杰英才一笑。只是如今还没有人为我击节赞赏。到七月三十日已经写成十一阕，另有香一片、罗一端，祈求你长寿千百年；你能不能让善于歌唱的人替我唱一曲，以助一杯酒，再亲自举杯回来祭奠我呢？不想专门派人去打扰你，顺便托德载带去，决定不会漂泊失散。没有机会在文集中奉告，千万要为长久伟大的事业保重自己，厚重地自我珍护。致陈君举

译分别已久，不能不时时怀念；仰望着却久久没有得到你的音信，也已经很久了。眼前这些琐事于是因循拖延下来，但我的心从未不在你那里。近日秋高气爽，想来你在候补期间一切起居都平安。陈亮今年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随意把时光混过去，也全然没有察觉。人生各自能有多少日子，竟这样虚度，实在令人自我哀伤。朋友们经过这里，都说兄长进德修业一天比一天不同，无不叹服。但陈亮始终认为，兄长过去所有的成就已经足以震慑一世，继续增进也不是难事；那些小小的得失，大概都只是浮云般的遮蔽。只要到了九万里高空，那么风就在身下，地位才可以坐看千万重群山无不拱手作揖，供我驱使。即使那些背离我的人，也本来只是我座下之物；他们来回翻覆，不过是自己劳苦罢了。一旦风云际会，即使在左右前后，也摸不到我，便可以安坐而享受一世的福泽。百姓如果困苦到了极点，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也只能使人一时服从罢了；那些背离者便无法奈何他们，也只能够使我们的君主一时欢喜。退下来以后则会被人一扫而尽，便什么也没有了。不过，这不是为一世的才人智士说的；若不是像我兄长这样有根基和境界的人，别人一定不会相信这些话。陈亮与朱元晦所讨论的，本来不是为三代、汉、唐而设，而是想说明，这一道理存在于天地之间，像明星皎月一样明亮；闭眼的人一睁眼便能看见，哪里有所谓暗中契合呢？天理和人欲难道是同出一源而作用不同吗？只是情感流动之后，才成为人欲罢了。人欲怎么能够主持世界？陈亮的议论，是替天地日月洗雪冤屈；兄长却把它称作跳跃叫喊、执戈直上的行为。元晦的议论，只是替二程维护门户；兄长却称它为正大，并且占据地势平正、以逸待劳的有利位置。唉，真是冤枉啊！兄长是一代儒者中的巨擘，议论已经这样了，那么陈亮就应该闭口藏舌，不再妄加注解。只是始终想到胸中还有未尽之意，这并不是二十年相聚的本旨，姑且再说这些。另行抄录元晦给陈亮的答信，请把前些日子我再次写给他的信更加详细地反复看一遍，不要再为前面的说法申辩。如果他的议论始终不能契合，从此就可以一笔勾销了。道甫简直像做了一场梦，象先一见面便得到的喜悦，远远不同于同辈；他做事不显得惊异，恐怕从此可以稳稳地平步上升。子宜很久没有得到差遣，为什么会这样？大防平日对人没有什么怨恶，也竟然如此。时势艰难，确实如此。雪梨、甜石榴各一篰，姑且用来问候。石榴确实很甜，只是苦于太小。胡君的墓志写得很好，也与往日大不相同，难道他的进步就是这样的吗？还没有承蒙会面的日子，千万要为世道厚重地保重自己，这是我的至诚祈愿。又一封信 江头相约，前后相差一个月，哪里想到一别就这样久了？我卧病滞留，妻家又错过了侍奉问候的期限。后来收到你留下的字和括苍的信，十分悲伤。家君很为不能稍备礼物而感到抱歉。象先转来去年十月的信，宽夫附带送来正月的信，辞意亲切周到，越发显出深厚的思念。但其中常常把得失联系起来，说警戒爱护我到了极点，难道可以说是真正相知吗？像我与兄长以及天民这样相知，自以为差不多达到莫逆之交了。凡是所谓不能免俗的事情，都可以略去不谈，唯独对柂楼之说始终情意深切。陈亮对兄长所说的话，本来已经隐约记在心中，因读来信又猛然醒悟，这正合乎我的期望。妥斋的教诲确实正确，如今不再采用了。很想得到几句话来警策我，既然答应了，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呢？大体说来，朋友的书信除了寒暄问候之外，应当有善处彼此指示，有过失彼此告诫，即使相隔千里，也常常像面对面讲习，这样才不至于成为毫无意义的自我监察。魁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但世道到了这样，足以成为我们这一党的庆幸，甚至使人高兴得睡不着。你的盛名在人间已经很久了，从此就会显露出你为自己的作为；因为人人对你的期望很高，等着看你失手跌倒的人也不少。盛大名声的兴起，是古人所戒惧的，兄长对此已经思虑得很熟了。至于怎样妥善处置它，陈亮在忧患之余百念俱冷，回头看其中，连自己都觉得不足，天意又重重压抑他，使他少想一些。至于自我修养之道，兄长出仕、我退处，归根到底是一样的。人生难道一定要完全相同吗？还记得未参加考试以前，我在子充侍郎那里共同饮酒，促膝交谈，几乎直到天亮，平生的胸怀也略略倾诉尽了。如今的事情，只应当闭门读书，追怀往事、思念旧交，从中求得新的领悟。但三件丧事还没有举行，早晚都在眼前，使人肝胆摧裂，简直不想活下去；手还没有拿起书卷，心已经被夺走了，怎么办，怎么办！今年无论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办理，等等。状元之首没有谁能替代兄长，兄长荣归时一定要决定取道乡里，不要再以绍兴故人为辞；我很想见你一面，当面谈谈这些事。榜上人才之盛，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兄长横行于江浙，李深卿独步于七闽，一榜收得两只猛虎，这已经是奇事了。何况象先、元宾、子宜、益之、德修等君子又一同发迹、并至朝廷呢？真是盛事，盛事！象先的家事怎样？这次去能够免除作馆职吗？东阳郭君很想屈尊请他来，这个人志向高亢，实在令人喜爱，往往他家里很有礼数。象先如果不作馆职便罢了，如果仍然不能免除，那就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他也不敢逼迫你，五月间来一趟也没有妨碍；百里之内的使者来求信，心意十分殷切，因此我和象先商量，勉强写了这封信来，幸甚。陈亮正想专门派人送信，忽然有了这个便利。廷对即将举行，天下大势大致可以看出来了。依照正理来说，应当以爱君忧国为主。董仲舒的三策，大体都是他胸中的话，舒缓而切实，谦逊而正直，可以作为廷对的范本。这也是臣下对待君父的道理。致石天民

译船中夜谈，实在亲切，足以慰藉分别两年之久的思念，只遗憾被催促回去，太匆忙了。入夏以来，不知你客居之中的近况怎样？回信在二月二十七日以后收到圣旨召见，你究竟在哪一天应对皇上？所说的话能够开启皇上的听闻吗？应当最终用三篇策论应对，后来有什么指挥和曲折，幸望写信告诉我。士人被召而得以应对，便可以伸眉吐气，也是男子得到际遇的机会。听说益恭也得到应对的机会，应当有得到际遇的道理。这个人蹉跎岁月，已经一天天老了；六十岁以后，即使身体健壮的人也不能有所作为，实在令人挂念。他也时时和你相见吗？我专门写信去问候，不知道你安顿在什么地方。君举得到应对的机会，是在这几天中的哪一天？应对以后到底怎样？想来应当就此留下。假如让他乘机到边垒任职，也很好，只恐怕他很挂念年老的母亲。辛幼安、王仲衡等人都被召回，新任宰相很留意善类，老兄以及伯恭、君举都应当有美好的任命。兄长在同辈中最不树立党派标准，因此不被人忌恨。将来朋友们终究会得到兄长的力量，时势的消长反复，即使阴阳还不能预先判断，总之不可能长久平稳下去。兄长应更加思考怎样开阔自己的胸怀；只要不是元凶大恶，难道会没有向善之心吗？王道甫常说人情并不十分疏远，这个意思很值得体会。正则、居厚、道甫都在前列，只遗憾肖望、德远、应光罢了。肖望终于免不了参加铨选考核，怎么承受得了呢？见到他，应当尽力开导宽慰。只要穿着绿衫在父母面前行礼，本来就是人世间第一等的乐事。穷达富贵，哪里有固定的标准呢？自龙兴、干道以来，不按照科举名次任用人；从癸未年数到现在，榜上三名而在朝廷的不过三四人。我们本来不应计较利害；即使按利害来计算，肖望也可以没有遗憾了。这一榜所收取的人才，除了这些以外，即使世上那些以一种善行自我标榜的人，大体也没有遗漏。唯独老仆顽强地没有被这一世所录用，还能靠饮酒呼叫来度过时光。肖望看到这一点，确实可以没有遗憾了。陈亮做士人、做农民、做商人，都站不稳脚跟；上天困厄人，难道会有穷尽吗？致石应之 陈亮自从新路口与你作别，匆匆之间又过了一年，不能不怀念仰慕。期间世事变化，也已经很多了。夏秋间我在建邺一带，契兄和仲权被召去考试，喜悦得几乎要手舞足蹈，真可以说幸亏还有这件事。然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小。古代君子凭微小的一己之身而能够与天地并立，难道是靠上下周旋、曲意周全所能做到的吗？发出诚心，竭尽力量专一向前，前方道路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形势本来就难以直冲过去。这并不是有意趋避取舍，所以大体归于一定能够成功；即使不能成功，也可以归之于命运。如今一个有意趋避的人，却想凭一己之身造就自己的命运，如果这样还能成功，那就可以说没有天理了。这只是毫厘之间的差别，却会造成无穷的谬误，契兄不可不谨慎。近来看到你所答的策论，写得非常好；子约认为它使人烦闷，但陈亮的看法不是这样。由此曲意周旋不止，便是有心趋避；由此发出诚心、竭尽力量专一向前，那么天和人都会帮助、顺应你。象先已有一些成就的迹象，只是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即使思虑精密审慎，事情过去以后也只能徒然思念，很像桓灵宝的《起居注》一样。依陈亮的判断，契兄的成就和时机一定会在象先之后显露出来。浙江一带并不是没有其他人，只是形势发展得慢，唯独希望兄长努力，不要辜负朋友们的期望。前人的道路可以作为鉴戒；但平生所学的所谓公私二字，应当在这里着眼，即使让他拿着钥匙胡乱开锁，也很可笑。完。又复吴叔异 陈亮年轻时很不自量，几乎和一世的豪杰较量长短，把他们的本领都探究过了；最终自身与所做之事相违，后来的人才蜂拥而起，三五成群，像乱山一样无法从一个方向看尽，于是长叹，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穷尽的时候，自己理当退伏乡里，退下来听闻一切罢了。近两年来精神衰退，筋骨也不能自我支撑；看见世上有人稍有一技之长而自命不凡，仍然要整理衣襟表示敬意，何况像您这样有志于卓然自奋的人呢？我们相距三十里，我本来不敢存有结交的念头，一旦承蒙您赐来骈俪之文，受到您的宠顾，熟读一遍，足以看出您的志向深远，使我又生起年轻时不自量的心。如果陈亮还剩一寸生气，一定要同您辩论文章的始末以及与古人交接的道理；凡有不如您所说的地方，就反复辩论到穷尽为止。如今我老了，既不能回应您的请求，又哪里敢再论究到底？不过也不敢虚应敷衍。陈亮听说，古人对于文章，正如对于做官一样：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写文章是为了承载自己的道。道不在自己身上，那么即使做官又有什么用？即使有文章，也不过是和能言善辩的人争个高下罢了。韩退之的《原道》无愧于孟子、荀子，但最终仍不免把文章作为根本，所以程氏认为这是把学习的次序颠倒了；何况那些只停留在驰骋语言上的人，本来就是君子所不谈的。即使他们整天喋喋不休，想压倒一世的人，有见识的人也只会低头暗笑，哪里肯同他们争论是非呢？君子不促成人的恶行，难道愿意让他到了这种地步吗？然而对方既然不可理喻，即使同他辩论，也像把水泼到石头上一样，甚至比这更糟。为什么呢？水泼到石头上，不渗入就停止了；人若难以理解，必定还要招受羞辱，所以君子不这样做。同样都是人，胸中所蕴藏的东西本来有超出常人意料的，这种人不能只按一般人来判断。邵尧夫是百代英豪，他侍奉李挺之，事事都供仆役差遣，有时还不能合乎李挺之的心意；他为什么要自取羞辱到这种地步？一定是深深看出李挺之有超出常人意料的地方，如果能够进入他的堂奥，便可以借助他同百代豪杰争胜；一时的屈抑，可以换来百世的伸展。张良如果不向下拾取鞋子，那么也只是博浪沙中的一个侠士罢了，怎么能光耀古今，使人怀疑他是帝王的辅佐呢？不过，如今的君子哪里有空顾及这些？稍有一点善处、片长之技，就总想同圣贤并列、与豪杰争胜，哪里有空去争取百世的事业呢？陈亮老了，已经同当世的君子们一概告别，难道还要再同后生牵连往来吗？我诵述所听闻的道理，来答谢您对我的宠顾，不能把您的施予看作报答，回复又十分迟缓，是因为事情太多，并不是敢于怠慢。十二日如果您肯和景阳一起来访，我还可以奉陪一笑；其他事情都不值得再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又复张好仁

译前些时候在行都见到你的眉宇，本来就知道你不同寻常，也曾对一两个朋友说过。遗憾的是相见匆忙，后来又有建邺之行，不能求得亲切交谈，因此怅然。您不厌烦来访，有机会便给我写信；我又不能一有机会就写信答复，您的情意是多么深厚，而我是多么疏远啊？既感动又惭愧。陈亮从十八九岁时起，就有机会同从前的诸位老人交游；后来一世的贤者豪杰，往往也不太鄙弃我。虽然我的天资有许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所听闻见识也并不少，只是这些终究都没有补益自身。一世的贤者豪杰将要尽了，留下来的人大多困顿而无所用，何况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就很难免于此。您也是看着老马而追念它年轻力壮的时候吗？十多年来才俊不断涌现，但笃厚的气质已经一点不剩了。能够不侮辱老人、不虐待困厄之人，像您这样的人，才可以期待成为成就远大的人才。《礼记》说：“甘美之物能接受调和，白色之物能接受染采。”轻浮俊逸而浅薄的人，能够有所承受吗？您凭这样的资质，又跟随子约交游，谁能比得上您呢？远大的事业、长久的成就，您不应让给别人。久居异乡，疲倦得很，姑且寄上这封信来答谢您的来访；其余的话还要以后再续写。又复胡德永 近来从象先等人那里听到你的盛名，私下知道你的志向很大、期望很远、所向很广、涉猎很宽广，对这个世道的期望也不止一端。心里知道仰慕你，却没有机会见面，十分遗憾。没想到你慨然惠赐书信，开头陈说的义理极其高明，本来就增加了我的敬佩和感叹；又期望同我交往深厚，使我肃然起敬而不知道怎样回答。古语说：“天地难道不宽广吗？只是我自身不能容纳自己。”人不能容身于天地之间，都是自己不能容纳自己，并不是天地没有容纳之处。一定要像我们夫子那样，才可以说是天地之间无处容身。他的道足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只是时运不当，所以无处容身。我们这些人正忙于求取别人养育自己，别人不养育我，便说天地不能容纳我，可以吗？陈亮正把一切门内门外的是非置之不顾，只求自己能够容身于天地之间，或许可以免除祸患。如今所受召用的事情，都是几年前余波泛滥的起点，决不敢因此自我沮丧。您自称走遍四方，没有什么没见过的，难道还没有觉察到能否容身的道理吗？既然把我这个老仆列为可以交游的末流，必定乐于听闻异同，我不敢顺着您的意思敷衍回答。时事屡屡变化，天意尚未确定，过一年半载以后，这些话才可以平静地评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岁〕 陈亮偶然发热两天，昏迷不省人事，近来才稍稍苏醒；弓兵马上来索要书信，只好让儿子准备纸笔，于是任凭心意直接写下，也不再衡量轻重是非，只希望贤者体察我的心意罢了。我退伏乡里，没有机会一望您的风采，还希望您更加厚重地修养自己的道业，不久便得到非同寻常的识拔之恩，这是我的至诚祈愿。又复喻谦父 陈亮平日居处不得其道，谦父等人相互指点，有疑难便向谁请问，只是用来克服自己的愚昧罢了。陈亮年轻时失去师友，晚年又不学习；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本来就很少，这是我最为恐惧的。平时以杯酒嬉戏，亲友聚首，开口一笑，本来是圣人不禁止的；但如果习以为常，就会丧失人的本心。陈亮颠倒错乱，不知该止于何处。所听到的师友教诲，经过耳朵便忘掉，离开谦父以后，我靠什么来挽救自己呢？正打算恭敬地追随您的后面来请教，竟承蒙您谦抑自己，赐给我一篇教诲文章，载有您的盛美文章，用来启发我这个不肖之人。我拆开信封赶快读完，文中的话没有停滞，真痛快，真痛快！近世那些争强竞胜的人，很难比得上您。忧患摧折、衰落之后，我仍然为之痛快跳跃、振奋迅疾了很久，留下这篇文章反复玩味，有疑问不敢不来请教。谦父凭借超群的才华和勇往直前的气概，承载这些道理前进，一天走一千里也不难。我区区的心愿想献给谦父的是：请您按辔徐行，以和鸾之声鸣响，以《采齐》之乐调节步伐，使骏马不以力量受称，而以德性受称；如果没有谦父，我还能同谁一道呢？二位喻氏兄弟以后如果肯来这里，希望常常借使者带来美好的音信，慰藉我的困顿；只求不要说“先生如此如此”，那就万分感激了。又复黄伯起 前些时候一见面，没能知道您卓然与众不同，确实如此。如今我已经老了，等收到您惠赐的信，才怅然自失，想到没有什么可以答复您。又因为老妇人想安葬她的亲人，忙乱了一两个月，直到现在才稍稍得以休息。又想到陈亮沉沦下僚，不为世人所重视，凭什么能够郑重地面对当世的俊秀呢？并非不想答谢，只是不知道该答谢什么。再次烦劳您写信教诲并加以责备，我不能按照礼节与您往来，这个罪责就无从逃避了。但我的心意确实很值得您体察。从前的君子生活在这个世上，大致有三等：上等是用自己先知先觉的道理启发后来才知的人；其次是守持先王之道，等待后世的求学者；再其次是使自己的门徒善良，并推广到乡里。所以孟子把这种看作中等。培养资质中等的人，是有才；培养没有才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有贤能的父兄。如果中等之人被抛弃，没有才而有才华的人也被抛弃，那么贤者和不肖者之间的距离，几乎不能用一寸来衡量。唉！上等的事情不是陈亮所应当议论的，其次一等也不是我所能议论的，至于再次一等，我也不能努力做到。即使想勉励自己，德行不足以取得信任，言语不足以得到重视，也只能让这颗心耿耿不安罢了。根据您的文章推求您的志向，您一定会联合乡里之人努力求取，以便在士人之中显露自己。至于像陈亮这样的人，拿什么来补益您呢？《诗经》不是说：“心中爱着他，哪里会不说出来呢？内心把他藏着，哪一天能忘记他呢？”我只能恭敬地把您赐来的信珍藏起来罢了。不过还有一件事：陈亮正学习做一个老农、老圃。您如果肯到田垄之间来访我，使我放下锄头、放下水瓮，铺开荆条同您坐在一起，截取古人的诗句来吟咏歌唱，这也就是我能报答您的万分之一了。您听了或许会有所感触，这样差不多可以酬答您当初对我的期望；不然，陈亮也还可以私下取得爱贤乐善的名声。这样一来，反而是您补益了陈亮。您还是考虑一下吧！来人催得很急，答信写得草率，姑且写这些，不能按次序详尽表达，作为答谢。《龙川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二十二 （宋）陈亮撰 祝文 告祭先圣文

译天下的道理，都具备在《易经》中。治国之道的始末，都记载在《洪范》中。《诗经》所表现的喜怒哀乐，是求学者平日用功并加以实行的大原则。当时的学者把这些记载下来，成为《论语》。后世众儒整天讲论，却不能达到那种境界，于是免不了争论。帝王世代相承所依据的原则，《尚书》记载得很明白。三王对制度的损益，因为夏、商的文献不足，只有周代的制度记载最为详细。这正是孔子深深感叹之处，而《春秋》所以完备四王的制度，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而不使其迷惑。人的才性有长有短、有高有低，学习功力有深有浅、有得当有不得当，怎么能超出规矩、准绳、标准之外呢？秦、汉以来，世间有所谓英雄豪杰的人，自以为凭智慧和力量可以超出孔子之外，也实在可叹。如今我们陈亮等人对于孔子的书，各自都知道用力，却不能达到同样的程度。今天皇上分别授予我们官职，使我们得以从事于孔子的书；学习有深有浅、是否得当，不是旁人能够参与的。我们俯身拜谢，仰首祝告，怎敢不尽全心全意，以免辜负天子显赫美好的诏命？孔子实在鉴察着我们。告祭先师文 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着一箪饭、喝着一瓢水，有什么值得快乐的呢？然而我们的先师孔子却以此为乐。近世诸儒想求得这种快乐，却不能得到。曾点在沂水沐浴的志趣，也终于因我们的夫子而得以由此自我进益。夏、商、周、秦四代的礼乐，也可以端坐等待时命施行。陈亮等人都知道自己对此有所疑惑。然而我们同漆雕开又有什么不同呢？穿着天子命令所赐的礼服，来拜见我们的先师，希望求得能够由此自我进益的道理，或许可以不辜负先师。唯愿我们的先师真正启发我们。告邹国公文 在四端微妙的萌芽处用力，把它推广到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广大方面，最终达到同天地造化共同成就功业的境界，于是天下的治乱没有不掌握在手中的。这就是邹国公所以能自我通达于天子的原因。用一半的力气而取得古人两倍的功效，难道是当时诸子百家的众多学说所能知道的吗？陈亮等人凭借随时应试的科举文章，侥幸得到国家授予的一项官命，希望稍稍在这个世上显露自己；如果不向邹公祈求神灵护佑，那么平生的志向就荒废了。石井祈雨文 龙能够伸缩变化，呼吸之间兴起云雨。在一潭之中，龙便安居。百姓有事没有禀告，龙的回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唯独这一带承受龙的恩泽已经很久了，如果一年之中有一次不能周济，也是龙的耻辱。龙的恩泽不能在一个早晨之内遍及天下；十里之内的百姓这样嗷嗷待哺，难道是龙所安乐的吗？油然兴起的云雨，既然已经有了端绪，再起而促成它，岂不是反掌之间一样容易吗？广惠王祈雨文 从前农民在每个月都勤劳地用力，而向神祈求帮助，是有时才做的。陂池、湖泊、水泽中原本储有水，雨水不按时到来，百姓也不会预先忧虑。神在这时享受百姓的报答，是非常安逸的。如今农民懒惰得厉害了，刚到春天没有事情，本来正可以用力，却不堵塞陂池，不治理湖泊水泽，把希望寄托在上天的恩泽上，仿佛恩泽不足。到了四月，田里长满青草，才草草浅耕，随意播种，除草培土也不认真，良种不能生长，只庆幸它能和青草一起活着，便指望今年有收成。十天没有下雨，就惶恐奔走，向神祈告。神怜悯他们愚昧，降下恩泽，使他们以为年年都可以这样。既不改变懒惰的习惯，却一再恳求神明；屡屡顽固而不自我反省，神难道能够永远恩惠这样懒惰的百姓吗？陈亮等人如今想到自己的过错，惭愧悔恨，恨不得钻入地下。想预先储备水利，已经来不及；坐着看下去，将会没有粮食可吃，永远死去，再也没有侍奉神明的日子。我们厚着脸皮再次悲哀地祈告，而云雨布满天空，仿佛将要答应我们的请求；愿神更加宽缓对我们的惩罚，最终赐给我们一年的恩泽。但农民的懒惰仍然沿袭旧习，毫无疑问可以把他们抛弃在沟壑之中。我们发誓表明心志，陈述祈辞，恭敬地等待您的恩赐。佑顺侯祈雨文 百姓极其愚昧，却唯独对神明虔诚。如果可以用自己的勤劳来感动神明，即使头发皮肤也不吝惜。神明也察知他们的愚昧而怜悯他们，往往立即作出回应。所以百姓谈论神明，多有不同寻常之处。只是神明正大，难道会故意以奇异之事惊动愚昧的百姓吗？人情惶恐不安，形势自然如此，并不是人心本来如此。陈亮在百姓之中，又是愚昧得最厉害的人。平日不能侍奉神明，到了紧急时刻却还要向神明求助。只是哪里知道神明何时一定回应呢？于是心里以为丛祠相望，灵验的回应层出不穷。那些奇异之事不值得依靠；值得尊敬、值得信赖的，只有神明的正大，而不以奇异示人的，也只有神明。陈亮希望神明像古代圣贤那样，怜悯地兴起仁心，施恩于人、利及万物，却不求取报答。如今禾苗焦枯，一天两天不下雨，禾苗将要枯死，连枯草秸秆也将不能供给牛马。神明难道忍心听到这种情况，却吝惜举足之劳吗？所以陈亮率领同伴恭敬地拜于祠下，献上自己的心意。其中又有人施行佛教的方法，向神明祈求灵验。他们心里认为，除了这种方法便没有地方可以表达诚心。陈亮的力量不足以通达神明的心意，只好一概听任他们各自表达诚心。危急困窘到了这种地步，神明应当怎样怜悯他们呢？所有一同前来的人，察看他们的心，都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唯独陈亮希望神明以正大之事相待，始终不改变。如果神明不肯听从陈亮，就算陈亮自己得到应有的结果。只是百姓把神明看作神异之物，终究不会停止，而神明的作为果然也不是陈亮所能知晓的。陈亮的脚从未登上这座岩石，然而心意却独自先到了。如今亲自前来登临，而神明又不回应，难道不仅是对世人的期望狭小，对神明的期望也狭小吗？如果还敢再次冒犯神明，就让神明降罚吧。告祭高祖、曾祖文

译绍熙四年，岁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孝玄孙承事郎、新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亮，和妻何氏、儿子沆、瀹、沃、涣、涵、女儿缪、缯，谨用家中肴馔常食，设奠于我高祖考贺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吕氏安人的灵前，并说道：‘我的高祖早逝，高祖妣在盛年守着一个儿子，终于使他有所成就。丙午、丁未年间，高祖考赴京城守御，跟随大将刘延庆死在固子门外，尸骨再也没有归葬故乡。因此我的高祖妣与曾祖妣婆媳相依，成为陈氏两代坟墓的守护者。我的叔祖高安府君常说，这座墓一定会给陈氏带来福气。高安府君由特奏名出任筠州高安县主簿时，指着墓对陈亮说：‘这一定会带来福气，福气大概就在你身上，这正是它成为墓地的原因。’十二年以后你出生，这不是人的力量，恐怕是天意吧？’陈亮惶恐地拜了两拜，不敢认为自己能够承受这句话。高安府君去世以后十年之间，陈亮两次因罪被关进棘寺，实在成为祖先的羞耻。绍熙癸丑年夏天，天子亲自在朝廷上考阅礼部进士，从众多试卷中选出一卷，称许其学术渊源，把它置于选首；拆开封号一看，原来是陈亮。凭陈亮这样的不肖之身，哪里能欺骗圣上的耳目？难道这也有天意吗？坟墓真的能够带来福气吗？两代祖先不能亲自拥有自己的坟墓，而把遗留下来的福泽集中到陈亮身上吗？心中感到不安，推求事情的根源，高祖的魂灵随着祈祷而来，夫妻二位在自己的位置上共同享受祭飨。将来陈亮显贵时，看着所招致而来的子孙，使祖先绵延不绝的先绪能够延续，恐怕更要怀着如履薄冰般的敬意；并不是把这些当作虚伪。水陆各种祭品，难道不想齐备吗？只是力量做不到，就再三再四地逐渐补办。告祭祖考文 绍熙四年，岁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孝孙承事郎、新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亮，和妻何氏、儿子沆、瀹、沃、涣、涵、女儿缪、缯等，谨用家中肴馔常食，设奠于我皇祖三六承节、皇祖妣黄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黄氏七八孺人的墓前，并说道：‘过去皇妣生下我时，年纪才十四岁；皇祖、皇祖妣抚养我，教我学习，希望我一定能在这个世上有所成就，并认为我一定能够在众多士人中夺魁，所以曾经在梦中显现过这样的情景：状元是童汝能，便认为这是我的孙子。年少时给我取名陈亮，以汝能为字，取字同甫，情意深切恳挚，即使被乡人取笑也不在意。等到陈亮二十六岁时，改名为亮，在乡里首先被贡举，而皇祖去世已经十个月整，皇祖妣也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皇妣却已经四年还没有下葬。又过了二十六年，我才被礼部录取，等到在大殿应对策问，天子从众人中选拔我，置于首选，竟完全没有经过有关官员的安排；皇上的恩德深厚，使我惶恐得无地自容。我皇祖的梦直到这时才得到验证，只是不知道所谓童汝能，究竟是什么祥兆？’ 我的先人抛下不肖的孤儿离去，转眼已经整整二十年；我穿着天子赐予的官服，却不能回去荣耀祖先，反而得罪上天。事情拖延至今已很久了，孤零零一人，又将归罪于谁？天地没有穷尽，我从头到脚都承受着恩德；终身谈论报答，恐怕死后也找不到报恩之门。如今归来告诉各位祖先，指日为誓：亲人的恩德来不及报答，也要报答君主，永不废止。七十年之间，重大的责任总要有所归属；如果不能完成大事，内心实在以此为耻。唯愿我两代祖先忘却我的不足，还能想到我心中的过失或许有所存在；我把天子的诏书抄写下来，焚烧在九泉之下，使幽冥中的祖先共同得到广博深厚的恩泽渊源。我的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一定不会只为这一顿祭食的安享而满足。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呜呼，公啊！困穷与显达，难道就截然分在东西两边吗？处在两者之间，也有不尽相同的情形。若凭一官之职效力，随事建立功勋，做到公卿高位，却因志向不得施展而止步，怎么知道显达未必不是困穷呢？呜呼，公啊！是非究竟在哪里？只在遭逢危疑之际，容不得丝毫顺从退让，便停下来谋求最终结果。此心尚未昭白，便匆匆离开国都。自古以来，这样的人还很多，内心并无愧怍。呜呼，公啊！您的学问博大而精纯，气节刚毅而宏伟。百般才能尚未有一样得到施展，何时才能论定呢？公为公卿所叹惜的，正是穷困与通达的问题。晚年登门拜访，受到的知遇最为隆厚。如今老成之人已经逝去，泪水搅动着我的心胸。祭奠周参政的文章 呜呼！您是万夫之中的杰出人物，本来就是上天特意降生您的；您又是百年中的英才，实在由世人共同造就。堂堂故国，乔木高耸，并非火焚昆冈、玉石俱焚，玉也不会轻易改变为民生长久谋利的本性。世道一治一乱，而大道宏远、德行弘厚；遭逢变故时便显现出来，生死也不能改变，何况贵贱呢？百圣列在眼前，您安然以自身所学贡献于世。宣和年间的太学诸人都说这是新的经学，唯独公不这样认为，并以自己的著述闻名。绍兴初年，有人论说朝廷所尊崇的是伊洛之学，难道御史不知道而故意这样做吗？到了后来，人们任凭私情而求安逸，并非由那个人制造祸乱，而是形势容许奸邪，权势没有止境，举国风从，公以死力争，坚定地屹立其中。所处时代虽然不同，难道就没有共同之处吗？公为什么偏偏乐于处在这种困穷之中？上天终究会使正理战胜人力，后来将有考甫那样的人出现。三十年后，公已成为当时的老成宿儒；所以当公从山林中起身渡江时，诸位贤者都为您让路。晚年登上朝廷重臣之位，而当时的后辈安于走在前驱之后，进不得遂行自己的心志，退又不能阐明自己的道理。只是公的忠言嘉话，皇上内心独自知道；至于事业和崇高功勋，士人至今仍有遗憾。公安然归返田里，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这颗光明磊落的心，实在昭示于上天。我陈亮年轻时纵观历代兴废，喜欢在文章中放言，还曾说愿意试行兵事，以狂妄言论震动公；公一见我便感到惊异，借重我的言辞。后来公做到公卿，我对您的敬爱如同骨肉亲情；您是前辈的典范，我早晚听您讲解《中庸》《大学》，您随事教诲我，即使我愚钝也必能得到启发。我的行为有时不能尽力，难道敢忘记您的诚意吗？晚年因为三次丧事都未能举行，我没有脸面去见公，所以几年前约定的相见始终没有实现。不久先父去世，又恰好在公去世前后，因此三年服丧期满后，想去祭吊公也未能实现，只看见人事变迁如此乖离，不知道墓上的青草已经生长了几回。假如祭奠和斟酒能够排遣哀思，我岂会在这件事上拖延，以致辜负天地，长久痛哭失声？姑且为日后作打算，希望用行动使自己明白。祭奠吕治先郎中的文章

译呜呼！公是东北世家中的贤者，来到我们这里居住，生下贤明的儿子，使一方百姓受到教化。公的官位尚未达到能够充分施展所蕴含才能的地步，便突然去世了。使您的贤子呼天喊地，仿佛不愿活下去。他向西乡叩头，以接受一方人的吊唁。这样的悲哀，大概与是否认识公没有关系吧。我作为晚辈，来不及在堂上拜见公，只能跟随公的儿子交游，对他诱导扶持。大概正因为接受了公的教诲，今日我俯伏在路旁，举杯痛哭，实在不敢径自把自己附会为真正知晓您生平的人。谁是相信公而来的人，谁又是屈身而去的人？这颗心明明白白，希望公能够享用这祭品。祭奠薛士隆知府的文章 我走遍天下，私下里对当世有志向。凡道德纯正明达、可以作为师表的人，我都带着礼物前往拜见，在门下聆听精微的教诲。退下来后又同那些磊落不羁的士人交往，饮酒欢笑，歌舞作乐，往往自以为是当世的英雄。至于山巅水涯以及穷乡僻巷之间，只要有人怀抱才德而与世隔绝，只要我的脚力所能到达，就一定要去见他。即使力量不足以亲自前往，也要设法与其声名、姓字相通。到晚年将要归隐休息时，才得以见到公；公与我握手一笑，从容交谈，使我心满意足。我低头来到东南，三年之间，竟然安于做这个困穷之人。谁能不死？偏偏公又遭逢死亡，还夺去了我的父亲。上天降下如此凶灾，使人生竟到了这个地步。我实在像与死亡一同俯仰，惶惶然不知最终归宿。祭奠三五伯祖的文章 呜呼！当陈氏兴盛的时候，每年按时聚会，动辄有数十上百人。公凭借长寿、年高、健康、安宁，在各位老人相继去世后，便成为族中长者。后来数年间，死生与困顿，什么没有经历过？回头看往昔，令人悲怆。公也不再对这个世间抱有留恋，忽然就在异乡去世了。呜呼！盛衰的道理，我不再思量。送终的礼仪，还有仲子继承办理。可是从今以后，在一族之中，年幼的人由谁抚养？不守规矩的人由谁教导？患病的人由谁怜悯？死去的人由谁替他料理后事呢？使同族相互收恤、同宗彼此听从的道义，从此缺失了。对于公的去世，我大概不能不怨憾上天。哭泣时不能抚摸棺木，送葬时也不能亲自牵引绳索；这份深切的心意，有如明亮的太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祭奠三七叔祖的文章 呜呼！从前我的曾祖以及国家强盛的时候，我们是生活在百年太平中的百姓，尽力耕作田亩，说：‘读书做士人并不容易。’乐于供给州县差役，说：‘官府是庇护我们的。’乡邻之间互通有无，说：‘谁能保证自己永远富有呢？’受到侵犯也不计较，说：‘我怕的是不能凭此去见人。’我们受到祖宗恩泽的熏陶，道德深厚却不显露；这些德行施加在我叔祖身上，使他在文章上大为发扬，却没有改变他用来自守的原则。上天护佑我家，也已经有明确征兆了。然而事业没有超出乡里，那么区区一个官职，难道就是公的志向吗？我们这些后代，若不肖不像先人，不能自立，还要依靠公来使先人的事业不至坠失；而公如今又止步于此，难道要让我的曾祖最终成为一个平庸无闻的人吗？这就是我们众人异口同声地号哭，既哀悼叔祖，又追念曾祖，痛彻肝肺，不知道怎样才能排遣自己的原因；即使丧车经过，也还不能上前攀扶。难道不是冤屈吗？难道不是惨酷吗？天高无处申诉，大地深厚也无法听见。愿您如同活着、仍在世间一样，降临此处，享用祭品。祭奠郑景望龙图的文章 呜呼！丙午年夜里，我本来只想到金华去哭祭亡友罢了。含着冤屈向上天呼喊，认为上天不明。癸卯年早晨，谁来掌管这些人的生死？黑发的人多如乱麻，唯独我的好友哀哀不寐，徘徊而行。因为这次偶然相逢，恍惚像看见了灵柩前的铭旌。我问他的前导，说是从建宁来的。呜呼，唉呀！难道不是我郑先生的灵魂吗？即使这个月灾祸很多，难道会使诸位贤者一同倾覆吗？即使我的命运不吉，难道会在一个月中接连遭遇丁忧吗？背负灵柩的人拉着我的手大声痛哭。您的儿子说：‘我没有父亲了。’您的弟弟说：‘我没有兄长了。’呜呼，唉呀！上天难道不愿让读书人留下后代，却偏偏不让他们归附于愚民之中吗？上天不可以向人追问，命运也不能凭力量争取。想到自己亲身实行的道义无愧，而事变恰在这时发生。八十岁的母亲，有不能顺遂奉养的叹息；那些困穷而得到我帮助的人，也有未能帮助到底的情怀。一生的宏大议论，不能亲自向君主尽情陈说；而六经的精妙旨意，又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凭道义自己发出声音呢？算了！把这些事情搁下吧，本来就难以平复。师儒辅导之官，天下人都认为没有谁比公更合适，而公也差不多可以施展一二。上面论说三代英贤，以及举手投足间的细微差异，已经说得很多，足以作为警戒。即使离开国都并不算什么，难道有志之事最终就能成功吗？还是因为所存的志向高远，而事情无法向下沟通？抑或大道的兴盛和废弛，不能以人事作为依据吗？算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去年夏天，我举杯与你相劝，旅舍依旧在那里，却不知道今天竟要在幽冥中为公斟酒。变故相隔如此遥远，连路人也感到惊骇，似乎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面对长风，泪水凝结。祭奠张师石司户的文章 只有您拥有超群拔俗的才华和勇往直前、不屑琐事的气度，见识敏捷高明而善于收敛，器量宽厚平和而又自信。秤反复称量也不欺人，刀越用来切割越不会钝。虽然每天接触各种事务，唯独此道却能日益精进。刚开始担任一官，便一定广泛考察众人的议论。善与不善，难道都要以我为师吗？人们难道会要求我无原则地顺从他们吗？即使处在逆境中有所龃龉，也以廉正之心求得顺理。时常在诗篇中尽情抒发，或以杯中酒适意。脸上没有丝毫得失的痕迹，内心也不刻意留下深刻的怨尤。可叹行世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要同万物一同耗尽吗？当权者蓄意要困陷我，想用审讯来逼迫我，哪里肯公正查明有罪无罪？只甘心任人践踏，朝廷内外竟都染上了同样的风气。严厉地回应和附和那些刚劲严峻的辅弼，唯独您明白不应如此，想亲自承担责任。参与此事的双方都辞说陈述，私意因此产生争端。考察当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询问旁观者。如果有一丝一毫可疑，事情的真实情况必定就近可查。不要预先怀着成见，在片刻之间辨明此事，使浮动的火焰终于熄灭，希望公道独自振作起来。谁知半夜忽然发生覆舟之变，造成生死之间永远的遗恨。唉，真冤枉啊！后世的继承者兴起而奋发，迅速阔步前进，本来也是他们的本分。既然上天曾使他兴起，却又加以吝惜阻抑，天意究竟何时才会确定呢？究竟是谁造成了这场败坏？高高抬眼、低低侧耳，想来应当有所思量。我哭我自己的私情，却无处归结这份愤懑。吉凶如同影随形、声有回响，令人厌恶这种迟钝郁闷。擦干眼泪放眼观看，以此承受天命。祭奠妻叔的文章

译从前公有志于圣贤之学，却不做世俗的文章。品德如山耸立、如玉峙立，胸怀承载大地、包容大海。年轻时四次应举，亲手取得科名，却始终没有机会在当时稍稍施展，最终只能带着未酬的志愿死去。有见识的人无不替公惋惜。公考中之后，曾把兄长的女儿嫁给同年。公的第二个女儿，本来当然不应嫁给寒士。公在大江以西得到官职，将要出行时，极力劝兄长一定把次女嫁给我陈亮，说：‘我保证他值得依靠。’兄长仍然犹豫。公一行走了二千里，每逢有方便就寄信，信中必定谈到我。兄长怕错失这个士人，也振作起来说：‘宁可让我的女儿自己不能振作，也不能让她将来没有脸面见我这个弟弟。’因此次女最终嫁给了我。当时即使是我，也笑公看错了人。等我在乡里被推荐应试，公格外高兴，像鸟折翼一样赶回来，认为事情终究有希望了。后来公的兄弟相继去世，我也困顿坎坷，以至被囚禁在棘寺还没有结束。每逢年节偶尔回去一次，便羞于拜扫公墓，反省自己连累了公知人的明鉴。今年夏天，我终于因为多次应举而被春官录取，得以奉诏参加大廷策试。天子从众人中越级选取我，称许我有学术渊源，把我置于选拔的首位。众人欢呼说：‘理应如此！’ 难道我只是凭着穿戴冠帽衣裳，和公的侄女一同去拜扫公墓，来证明公识人的眼光吗？即使没有遭逢公的知遇，我本来也是如此。这样只可以使公兄弟在九泉之下相视一笑罢了。我斟酒祭奠公，英灵不会昧于此事，但我还没有报答公。或许公尚有所期待；公的明鉴长存而深远，我的心意也没有止息，希望公再加勉励吧！众人的称誉是无法掩盖的。祭奠俞德载知县的文章 士人忧虑没有才华，便难以铺陈施展；忧虑没有科名，便希望能够腾达。取得科名已经艰难，何况中途被弃置，十有八九都是如此。不如意的事情，我难道没有朋友吗？唉，德载如折断翅膀，正当飞船行到半途却被弃置，从未有像这样突然兴起又忽然废弃的。年老后感慨很多，悲恸而且流泪。德载的学问，起初期望能够自我成就；见到伟大的人物后，便想把学问做到极致，不断攀登超越。经史百家，能够开启人的认识、成就事务，用来发扬他的志向。德载的文章绵密不绝而有法度，逐渐致力于收敛锤炼，剔除瑕疵和蔽塞。他认为古代作者谁都可以继承；若认为不能继承，便更加锐意修习。至于为人，有胆有气，平易快乐而没有别的心思，倜傥任性，开口便显露真心，把别人看得如同自己。别人攻击我的短处，就像石头投入水中，毫不在意。等到从政以后，吏员的奸邪不能蒙蔽他，遇事洒脱明快，宁可重视大体而不拘泥琐细。惩治强暴、铲除梗阻，看似近于严厉刚毅，约定保伍制度，却一概以和乐仁厚相待。我和您年岁相近，岁月没有差别。我不妄自菲薄，早年便认识前辈；您当时有急难，我们以兄弟之义相待，彼此年少有才，希望共同开辟道路。由此往来，交情日益亲密。我先被乡里推荐，而公先考中科名。那时年壮气盛，前途正远；能够相互了解的，只在于约定永不改变。我遭遇祸患，抬头也抬不起来。您在仕途中有功而无罪，却也遭受摧折。晚年才得到小小的施展，便只凭一己之力援救我，使我这枚垒在险处的卵没有坠落。改任官秩、出任县邑，难道一定就能得到好结果吗？我也遭逢际遇，在殿陛前同您唱和相见；我们都已到了晚年，为什么您却独自离去了？我无尽地哭悼您，借此祭文传达哀情。《龙川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二十三 （宋）陈亮撰 祭文 先父卒哭文 呜呼！我先父留下我这个不肖的孤儿而离开人世，至今已经四次见到朔日了。我呼天喊地，却再也无法追及父亲。又因为迫于衣食，不能按时侍奉灵几，充分表达哀痛思慕之情，因而得罪于幽冥，即使死也不足以赎罪。古代父母去世服丧，哭泣没有固定时限，圣人才开始为此制定制度说：‘三日之内不可懈怠，三个月内不可松解。’又说：‘士人三个月下葬，在下葬当月停止哭泣。’这是不愿人因哀伤伤害生命。如今我早晚低头哭泣，一号哭便停止；正式结束哭丧，已经很久了。早晚哭泣之外，对人仍像平常一样，这对活着的身体又有什么伤害呢？到了日期，我向亡灵禀告说：‘如果举行卒哭礼却不立即惭愧而死，我还想在人前保有人的资格。’难道不是因为父亲疼爱儿子，生死之间没有间隔，也会说我是有原因的吗？甚至会说是因为我。呜呼！我想用这些话为自己解脱，并不怕找不到借口，只怕天地宇宙不能容纳我。呜呼，羞惭啊！呜呼，悲痛啊！呜呼，算了吧！先父迁移灵柩文 三年之丧，是圣人制定的中正制度，并不是说为人子女的内心哀痛到此便已经穷尽。我罪恶积累到无法掩饰，已经毒害到先父了。下葬时不能亲自出力，只好跟别人借钱安葬；坟土尚未干，便厚着脸皮想以教书为名，求钱偿还债务，借此偷得衣食，仅仅苟活于朝夕之间。后来甚至要躲避住宅把它让给别人，使灵几不能安置，明天还要迁到路旁的房屋，只是为了让妻子儿女有饭吃罢了。这样的人却安然诵读圣人之书来教人，难道不知道礼书所谓‘三日不懈怠，三月不松解’，以及服斩衰时只应答而不说话的制度吗？难道要把这些都缺略而不传授吗？若不是这样，天地宇宙本来就不容你了。辜负上天、违背大地，我尚且斗胆把这些话告诉您。祭奠王永康的文章 呜呼！是非善恶，难道真有固定的评论吗？如果内心确实无愧，盖棺之后还有什么遗憾？从前公年轻时凭才华奋发，晚年试任一县，又因谗言而困顿。收敛政事不在预定期限内，被说成迟钝；处理事情不存私心，却被说成政务沉闷。约束吏员过于严密，被讥讽为自作主张；把事务委托给僚佐，又不被称为谦逊，反而处处碰壁。难道一定有什么嫌隙吗？公在这些处境中并不因愤怒而屈服。我跟随公交游，直道而行，公有时不能忍受。我说话越发严厉，最终表明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双方都没有互相阿谀。公出行至病危之时，所依仗的是忠信；别人说公不公正，我也不顺从他们。上天又加以虐害，生死只在一瞬之间，袋中没有留下钱，衣服破旧也忘了添补。诽谤者惊惧地喧说，拉扯耳朵、跺脚叹息，我还有什么脸面去看这归来的灵柩？斟酒痛哭一场，上天却无法追问！祭奠郑景元提干的文章

译呜呼！奇才异能，如果世道愿意资助并加以任用，还忧虑没有出路吗？考取高科、取得显赫功名，如果世人愿意帮助其自我通达，还忧虑没有时机吗？兄弟才华灿然、彼此辉映，向哪个方向不能有所依仗？朋友兴盛、彼此扶助，有什么志向不能施展？世间只怕四者中缺少一样，又哪里能四者兼备呢？寿命超过六十，并非人的寿命难以达到；经历三十年，也并非世道难以改变。像兄这样止步于此，也只是其中的道理难以推知罢了。从前我以为兄是自己禁锢自己，难道不是同病相怜之后才真正理解吗？朝廷的议论也看出您不能任用为典属之官，便先从最微小处开始，后发而先至，有如骏马中的良驹。亲手种植豫章树，并不是老人适宜做的事。兄慨然以为然，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选择呢？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便安心于此吧。我说：怎么能只顾私身呢？人的职分，难道容许有一点亏缺吗？上天不帮助我，我也甘之如饴。既然有命却不承受，难道还要问职位高低吗？不登上丘坡，怎么能攀涉高山？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要做一天，哪里还有什么推辞？想到孔圣，尚且说‘我已经衰老’，不如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与上天一同归宿。我被困在囚禁之中，生死只差毫厘，尚且想在内心昂首展眉，把一切归于上天，哪里还顾得上我自己呢？彼此往来应酬，各有依据可循。这番议论还没有说完，希望兄长会产生疑问。十天一月之间，却寂然没有一句话。棘寺来逮捕我，正陷入危急关头，才亲手写信报告兄长我如同累卵般的危险。兄长一定有办法救我，或许会寄回一封信来免我于难；我盼望着它，却只见事情如同半夜覆舟，迅速逃走也追赶不上。您弃下我、任我自生自灭，幽明之间已经分成两条道路。我也漠然处之，甘愿同世俗相违。呜呼！兄长的文章有源有流，兄长的议论有纲有纪，兄长的行事有张有弛，兄长待人有相同也有不同；取用不尽、根本深厚，正是如此。道德性命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呢？从前难兄已经知道这些了。即使成为枯木死灰，距离死亡又还有多久？人本来就是活生生的，太阳一出便有事情发生；应当努力推己及人地行事，不偏不倚。名教之中自有快乐之地。生死祸福，不阿谀也不躲避。天地所赋予的本性，以人为最尊贵。圣人正因此而成为圣人，礼怎么会是虚伪的呢？仁正因此成为仁，义怎么能在此之外、在内心之外呢？只有离弃人伦、拔异出群，专门求得与人不同，才算不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士人的道路便由此开始。我原希望另一天能与兄并驾齐驱一同到达，兄既然长久离去，我活着又凭什么呢？天地长久，只有泪水盈满眼眶。祭奠何茂恭的文章 呜呼！公的德行和文章，从朝廷的贤士大夫，到乡党朋友，无不一致推许，没有人敢与公并列。可是公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出一丝一毫，便匆匆带着这些才德埋入地下。假使知道吉凶未必对应善恶，生死相隔又何止一朝一夕呢？世道有消长，姑且可以说是有时运；但人间道理的逆顺，却无人能探求其中缘故。世上有所谓推算人的干支、观察人的相貌来判断人的人，到此时便手脚全都显露出来了。呜呼！从前公与我未曾见面，精神却已经相交；语言尚未相通，心肺肝胆却已经相互契合。公在诸位公卿之间称誉我，把兄长的女儿嫁给我。君子有的认为这事困难，世俗却说这是过分的举动；后来奸邪谗言从中离间，使至真至深的情谊产生疑阻。想到这一点，生死之间终究不能没有遗憾，怎么能把这种心情取出来投给豺狼虎豹呢？虽然这颗心明明白白，却有口难言。因此我只按世俗礼节略备彩帛、纸钱，又在祭器中陈列肉脯、果品、酒和菜肴，斟酒祭奠公的神灵，并用韵语助祭说：‘上天降生公，想来本有深意。忽然夺走公，一息之间便成千古。并非只为公个人悲伤，唯独我的内心痛苦。还想起您的声音容貌，眼泪如雨而下。’ 祭奠杨子固县尉的文章 只有您慷慨而有奇异的志向，磊落而没有私曲之心，浸润于道义，像曾点一样；兼包善恶，像琴张一样。处在家庭中便努力行孝悌，进入科场便奋力写文章。既在同辈中崭露头角，便同老成前辈结交。对得失没有丝毫在意，哪里肯轻易因高低升降而改变自己？醉后挥毫，墨迹淋漓，快如风雨却不放纵；诗篇俊逸，文笔锐利敏捷如鬼神，却不以长于吏事自矜。才华如豹纹刚露一斑，须经百炼之金才会刚硬。世人都期望您承受大任，您却以取得小小安定为幸。我们相隔已经有些时日，不知究竟多少天了，您忽然离去，猝然失掉了往常的存在。难道临别时郑重的话语，是壮志豪情的狂放吗？您曾共同救我脱离垂死之境，我本来愿在将来报答您。我虽衰老困穷，却不肯妄自菲薄；您正当强仕之年，难道竟应当停止与人抗衡吗？不久凶信仓促传来，使我惊骇于堂堂之人的离去。叹息被逮捕后没有多久，便想到还来不及抚摸您的棺木。忽然一年将尽，恍惚间才知道这奇祸已全部经历。把事情始末用几句话陈述，以一杯酒献上精诚。假使死者有知，我知道您并没有真正死亡。倘若您的几个儿子值得依靠，我又怕把身后之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合适。或许平素的心愿已经泯灭，只能使老泪白白滂沱。祭奠潘叔源的文章 只有您读书，是为了行善，并不把利禄作为主旨；应试，是为了实行义理，并不把一定考取作为志向。穿好衣服、吃好饭，以满足男子成家立业的愿望；有歌童舞女，以享尽一生行乐的期限。用礼义使内心喜悦，用朋友帮助自己修养德行，内外一同进步，内心和行迹都没有瑕疵。这样本来应当更多地阅历世事，却又使寿命止于此处。兄弟相伴而去，各自归于安定；儿女想攀附追随却无从做到，将来也应当能够自立。陈亮蹉跎于晚年，偶然间漂泊零落。白饭和青刍草，往日交游如今在哪里？一只鸡、几斗酒，老泪如倾盆而下。感叹逝者如此，知道我的生命也将永远结束。来不及到墓穴前，只能迎着风号哭。祭奠潘叔度的文章

译呜呼！舍弃科举选拔并非古制，而叔度凭月书、季考取得官职，这是男女成家、建立家庭的愿望，也是担心不出仕便无从行义。铨选制度并非古制，而叔度不凭资历、履历、年限、劳绩出仕，认为那是钻空越墙的卑贱行为，也是害怕自己的操守因此无耻。叔度不愿以志节自居高人一等，所以即使安坐在家，也没有一天不忧虑。叔度不愿让事情在自己这里有所亏缺，所以即使生病，也没有一天废弃读书，深入思考那些不传之学；世人不了解我，他也不在意。以千古以来的人为朋友，即使世人不来亲近，也不强求。至于孝友的行为，在家族中受到信任；慈爱的实际表现，在乡里显著。这些就是叔度每日生活饮食般自然的事情，而他自己树立的志业，则卓然想要会合百圣所期待聚集的境界，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陈亮不肖无能，被天和人共同弃绝，唯独叔度不看我的外表优劣而与我的人格相交，关心我的祸福，怜悯我不能在世间容身；每到年节必定相见，依依不舍，不忍分离而去。然而陈亮所了解的叔度，即使叔度本人也不能完全知道。今年春天，叔度的儿子考取了世代科名，他高兴得不能自胜，说：‘我虽然没有做官，如今总算可以在地下见先人了。’ 于是他请求辞去自己过去所得的官职，不久便去世了。叔度立身自守就是如此，却唯独在这件小事上动心，由此便可知道他的心事多么光明。陈亮因祸患奔走，不能在丧车出发时为他祖道，也不能在灵柩归来时倚树痛哭，只好追来献上这份祭品，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哀哀叔度，愿您仍如生前一样。祭奠朱寿之的文章 呜呼！父亲确实生儿子，儿子确实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子子孙孙延续到无穷。这本来就是天地生生不息的道理，也是人道得以有终、得以托付后代的依据。年少者不失去生命，父亲老去时不哭泣，儿子送父亲归葬，留下的人与先去的人前后更替，最终没有遗憾。这本来是国家和人伦最顺遂的状态，也是每一个人得以实现自身愿望的依据。自古圣人用来调和天人关系的，难道有什么奇异功绩、特殊法术吗？不过是使天下没有所谓幸运与不幸罢了。如今您的死，却唯独触动我的内心，使我发出不幸的感叹，以至于痛哭流泪，不能自已。并不是因为令尊待我胜过骨肉亲人，也不是因为我在囚禁之余才知道人不过取决于自身遭遇。呜呼！您为什么偏偏遭遇这种命运呢？年少时已有俊美声誉，又能自我克制；长大后阅读父亲的书，默默领会义理，使它充实自己的内心，再以才艺学业施展于外。对学者的高下浅深，您俯仰之间便能与之交接，却不显露自己赞同或反对的态度；天下人的贤与不肖，您一见便能识别，却不轻率地亲近或疏远他们。您的才能难道不值得一个官职吗？却以布衣身份埋没于地下；您的志向难道不仰慕古人吗？却凭贤能的子弟终身自我韬晦吗？呜呼！您的父亲已经老了，怀抱着极难施展的才能，却被人厌恶为不合世俗；他刻意钻研不传之学，却被人厌恶为苛厉自守。诸位贤者几乎凋零殆尽，上天唯独让他活到最后，难道是要有所作为吗？却为什么又使他以六十岁的老人身份来哭祭您呢？呜呼！惨烈啊，痛苦啊！像我这样不肖而又命运不祥的人，尚且没有死在囚禁之中，这才真是所谓幸运。像您这样的不幸，哀叹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在金华祭奠您，谁来同我相对痛哭？派人到三衢祭奠，只留下无法排遣的隐痛。不幸之悲，是古今共同的。令尊也一定会感慨。孙子可以侍奉、承受天人交会的关键，只怕其中错综复杂；我的文章不能充分表达悲哀，便将财帛作为礼物送去。祭奠林圣材的文章 只有您的英灵读书，是为了行善，并不把科举选拔作为志向；应试，是为了实行义理，并不把取得俸禄作为志向。孝悌在宗族乡党中受到称誉，慈爱在父子兄弟之间深厚。您没有显赫的名声足以在世上显扬自己，却有纯粹的善行足以使内心无愧。为什么不能享有百年寿命，终其自然的大数？失去一位善士，使整个乡里空缺。还有多少子孙会得到您的护佑，延续多少世呢？虽然上天的报答可以期待，但老人的眼泪却容易落下。这次祭奠因循拖延，加上我久病不愈。愿英灵不昧，心意应当明白。祭奠何子刚的文章 呜呼！凭德行而不凭力量，凭义理而不凭势力，这是古今共同的议论，也是没有力量和势力者赖以自安的道理。公家资财数十万，不能说没有力量；与朝廷官员结为姻亲，也不能说没有势力。然而公甘心在乡里那些暴横而有力的人面前自我屈服，只要对方未必势大言恶、行为悖乱，便不与之争较；那么公一心向善，尚且不把德义据为己有，又何必追问势力究竟在哪里呢？陈亮的心因此降低而诚服，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原因。我未冠时，带着书到公的馆舍求学，公不把我当作普通孩子看待，年节时的照顾和相待、杯酒间的殷勤，从来都超过对同辈人的礼数。后来我奔走四方，见公的日子很少，却听闻公的德义特别多，常想前去拜见公，表示乡里人应当知道以谁为榜样，却因拖延始终没有实现。等公去世和下葬时，又因为部使者可能猜疑，不愿求取机会自附于公门，使我仿佛被排除在公的门下，像同公的生死毫无关系；上天应当知道这并非人的过错。只有公一生盛大的德行已经显著，晚年声名更加伟大；我看着后生任意放纵，顾念前辈日益沦落，便用一斗酒和一只鸡祭奠，忘记墓上的宿草。假如这片心意能够传达，英灵应当如同仍在；虽然未能补偿亲自再拜的礼数，仍不免临风落泪。祭奠陈肖夫的文章

译呜呼！时文钻入骨髓，时学深入内里。兄长说：‘我的弟弟，父亲教导儿子，使他凭这个出生，也凭这个死亡。跟随的人像云一样多，真正得到的又有几人？起初没有觉察，以为只是功夫未到；功夫到了，为什么还会遭遇这样的结果？假使让你遭遇这种事，你将怎么办？要把它断定为国家的议论，作为谋划君王大体的依据。过去所学的东西，今天反而成为牵累吗？天啊！人啊！一想到家国所系，便痛心。力量微薄而又没有才华，想把时学同正理结合起来，挽回那不可挽回的局面。因为这个缘故，路途遥远而各守职分，调任改变，难道会妨碍俸禄利益吗？那些顽固的人有什么脸面表面听从、背后抛弃你的教诲？婴孩才学会走路、认识几个字，只能拿笔，起初守住而最终又坠落，终于成为孤立无援的人。彼此相望的只有你；凭你的才华，挟你的气概，纵横驰骋、长驱直进，才开始实现你的志愿。一句一言，都以古人为准则而自异；一字一画，在今天都必然不同。母亲教诲，兄长督促，别人并非朋友的议论，即使我也说：少年时并不以年少为贵，唯独你不是这样。曾西所畏惧的，到今天又有多少时候了？带着这些埋入地下，善行不能留下种子。老泪因此坠落，上天也顺从世俗，我难道能不惊惧吗？呜呼！肖夫子真的死了！有人传来问候时，时间已经太晚了。奔走未停，疾病接踵而来。您的墓地在哪里？按道义本应祭奠一次；若祭奠可以排遣悲情，那么这件事早就该做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道义在哪里呢？违背当初的心愿，只好恭敬地送上祭品。呜呼！肖夫一定不会怪罪我；俯仰之间随顺时势，不死又能说明什么呢？像您这样死在那种地方，哪里比盗跖长寿、颜回早夭更值得惭愧？只是彼此宽解安慰吧，愿终有相逢适意之时，流下这千古的眼泪。祭奠周贤董的文章 呜呼！尊长亲戚如今将要凋尽了。只有我的舅父和您，仍然屹立为一席之中的镇重人物。姨母在世时，我每隔一两年必定去拜见一次。近来相隔疏远，而您前来惠顾，从不吝惜。连续几年有江上的差事，我想为公祝寿，却没能赶去。总以为公的寿命正当兴盛，尚未达到尽头；而我的这片心意也始终没有泯灭。曾经想同您分担，却还没有来得及放松肩头，生死便不能容一瞬停留。想到我的先人再也不能见到，而同辈也同样不能振作。像我遭遇这样的处境，怎么能不被世人排斥呢？天啊，人啊，从今以后都可以不必再问了。公的寿命大略不到六十，而我比公小九岁，也已经感到凛然。难道我生前对公有所亏欠，所以死后才这样诚恳地追悔吗？也只是悲伤事变来得太急，希望自己能够有所表达而不留下遗憾。英灵如果还在，也请举起我的酒杯一饮而尽。祭奠喻夏卿的文章 呜呼！家中失去了长者，乡里失去了老成宿望之人。仓中箱中已经可以说富足，赡养和安居也并非不长寿；与人无争，论德行则深厚，终身没有疾病，论福分则丰厚。众多儿孙头发斑白，侍立在左右；诸孙满堂，每人都传授一部经书；在科场较量才艺，有人名列选拔第一；族中子弟纷纷奋起，声名如车轮聚集，您为此一笑。晚年对着酒杯，在八十年间，什么没有经历过？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曲折地称心，也只是偶然罢了。公本来自己知道，按道理应当得到后代承继，享尽天年；既然完全承受了上天赋予的寿数，如今为什么还常常心中忧伤？天行有终，人的期望却越久越深；如今使一乡一家失去依靠，气象凋落，事情实在太不合常理。官位声名日益传扬，归还给那些俊秀后生；公隐然成为镇重人物，却为何像补漏一样勉强支撑？泪水纵横胸中，并非因为偶然相逢，而是百感交集；即使我略有过错，亲友也都共同悲哀。谁知道香与臭的分别？凭着这一点诚心，表现在酒杯和祭品之中；假如事情都注定如此，又有什么力量能够挽救呢？祭奠郭德扬的文章 呜呼！从前您还年幼时，父亲兄长都在世，您上下协助，使家业丰厚；同弟弟侄子相比，诵读书籍和诗篇，您又在其中倡导带领，总是随着长幼先后尽力而不遗余力。经历世事很久，确实看尽了盛衰。晚年遇到您的疾病，幸赖您的仪表德行，家道更加昌盛，并不是创立了什么新规。您家中的甥馆，正适合有乘龙之喜；您的儿子也自己奋发，使旁支同样光彩。您正悠然自得，并不违逆世俗，六十岁并不算夭折，却止步于此。想到过去，我的年岁刚刚接近您，见面总有知心话，哪里料到我们原来的心愿竟会如此？我困在囚禁之中，不能哭临灵帐，墓上的青草如今怎样了？斟酒献上这些杂乱的言辞。祭奠宗式之的文章 呜呼！式之年少时失去父母，同室之人又彼此乖违，即使偶有不顺，困厄对你的打击也十分猛烈，万事瓦解，甚至不等到尸身冷却。天地与人相互遭逢，有幸运也有不幸；五行运行，厚薄偏正，参差不齐，谁能得到相称的结果？起初人们说这是感应，必定会有回应；到最后也还有说法，说要等待上天判定。呜呼！式之与我有亲属联系，遭遇也相同；唯独你在其中寿命不长，身体还留下有余，谁能替你申诉？我独自勉强存活，最后还没有失去纲领，只是有些小小颠倒。上天有正当的命令，儿子年幼、妻子柔弱；如果偏要同命运争竞，设置官府、任用官吏，礼乐刑政，难道要让孤儿寡妇徒然把一切归之于命吗？呜呼！式之的儿子，父子已经处在幽明不同的境地，力量所不能及，按情理也应当退让听从。上天果真会作出决定吗？姑且用它使自己安定；人果真众多有力吗？难道上天容易战胜吗？我脱离囚禁之后，道理也会明明白白；我暂且替你等待，以观察事情的最终结果。在结果尚未确定时，怎么可以彼此比较呢？思念您无穷无尽，双泪交相迸出。祭奠妹夫周英伯的文章 呜呼！我的先人兄弟本来就少，而我的母亲只有一个女弟，也就是我妹妹。她们孤苦零丁，彼此相依为命，后来终于嫁给周家，这就是英伯的母亲。因此英伯的姐姐又嫁给我的弟弟，而我的妹妹比英伯大九岁；我的母亲也答应把她嫁给英伯，是想让姻亲关系永远相连，也因为亲爱之情深厚。我的母亲抛下几个孤儿七八年后，英伯渐渐长大，我妹妹最终嫁给了他，不敢违背母亲生前定下的话。因此英伯年轻时曾向我学习，后来想凭武事自我显扬，这是按照他的资质性情所适合的方向。志向没有实现，他便努力料理家事，使家庭日渐富裕，让我妹妹没有朝夕衣食之忧，这已经尽到了他的心力。时节之间彼此问候，遇到缓急相互周济，即使是竹头木屑之类，也总能拿来满足我的需要，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妹妹的亲厚和对我的情义。木石随时置办，椽瓦随用补足，另建这座屋舍使它焕然一新，是把岳父的忧劳和责任分担到自己身上。岳父已经去世，您也随之离去；寡妻弱子突然失去了依靠。有人得罪了当权者，我又困在法网之中，忍受死亡来证明自己，上天正在照临；我独自处于狱中，旁边没有族人亲党。您既然离开了我，谁来承担事务？我妹妹也随着忧思而去；我恍惚还活着，家中事务的安排也可以想见了。等服丧期满再来表达哀思，实在辜负了您的英灵；我应当同您的儿子营建一处高敞之地，死后便与您同穴。珍惜这寻丈之地，斟酒来昭示诚意，愿您的魂灵前来享用。祭奠胡彦功墓的文章

译我年轻时少有奔波于仕途文书之间，晚年又因事故而迁延不进，只能在梦中想望那些杰出朋友，最终把心安顿在田园之中。大概是遇到坎坷便止步，难道是因为没有受到任用才故意离去吗？可叹有才华又有什么用，只期望不使门户坠落；但说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假如不能显贵而能够富足，便在乡里之间互通有无，与僮仆共同甘苦。既把兄弟亲戚看作亲近之人，又把骨肉视作自己所管辖的亲属，时常对曲直作一番评断，又何必求取胜负呢？只要自己心中有余，便应当使别人不感到厌恶。不料忽然发生死生的异变，使行路之人同样为之哭泣。想到能够得到这样友谊的人有几个，即使死上百次也无法换取，只能仍然感慨追想平生。于是把酒洒在土堆上，只是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孤独地回忆往日承蒙你的青眼，竟忘了满山的夜雪。面对北风又能同谁说话？只希望你的英魂明明昭著，能够鉴察我的精诚而不吐弃我。祭奠俞景山的文章 呜呼！人活着必有父母，成就事业必有师友，死后必有妻子收殓，安葬必有乡里相助。这是天地使万物生生不息的常理，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从何而来。凭你的端正诚谨、安静沉默，只知道有书卷，却不知道天地的广大、日月的运行；生前只知道有朋友，却不知道父母的离世、家庭责任不可停止。这样的志趣，难道可以小看吗？却安然卧病在一百几十里之外，临死把后事托付给朋友，安葬又连累父兄，使天地生生不息的道理颠倒而不可理解？还是说所谓不可知的事，只限于此，而你偏偏恰好遭逢了它呢？你所遇到的灾难是多么惨痛啊！不过，比起客死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你的魂魄还算有所依归。死在我这里吗？由我为你收殓、吊唁吗？我哭吊朋友故旧，备下酒和肉食。你的魂魄在哪里？也会随着抬起棺柩的木杠，走上有兄长、有叔父相伴的归途吗？祭奠何茂材的文章 惟愿您身材高大充实，仪态庄重老成，端庄恭敬而俭朴，足以作为后辈的依托。您的善行多于财富，实际声望超过名声，前辈人物已经远去了。看到您这样的典范，怎么忽然就去世了，使我惊愕失措？众人所看见的只是黄金装满竹笼，只有我知道您的品德。您教导儿子专心一经，根基本想牢固树立，可惜风却不停息。您被囚禁两年，我没能前来吊慰您的英灵。墓上已经长满旧草，而我的心愿还未明白表达。如今相隔遥远，只能使这番感情空旷地延续。《龙川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四 （宋）陈亮撰 祭文 祭奠吕东莱的文章 呜呼！孔氏家法，是儒者世代守护的。只得到它的粗略方面而丢弃精髓，就会流变成礼制名数、形制名分。圣人的精妙作用，英雄豪杰也曾听闻。只顺着流变而忘了源头，就会变成权谋诡诈、纵横之术。所以孝悌忠信常常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化，而才术、辩才、智谋又常常不足以安定天下的常道。在人道方面没有一件事可以缺少，而人心又有万般变化，难以明察。即使高明者有独到见解，也仍像小聪明者只顾经营自己；即使笃厚而守正，也仍像孤立的堡垒容易倾覆。我曾经想整顿两汉以来的学术，希望能够见到三代的英华，难道是说要靠我自己来完成吗？当时兄长正与我半夜激烈讨论，感叹古来从未有人讲明这些道理。观察万物形象的精妙义理，才能得到顺应时势的成就和能力。兄长说人物应时而生，并不是上天随意降生。我独自怀疑其中尚未贯通，便反复推算、竭力争辩；难道是在无事之时，兄长就已经怀有厌弃人世之情吗？不久便患上了末疾，令人欣喜的仪范还没有衰替，为什么竟遭遇如此惨痛的灾祸？竟不能假借余年，使自己博学多识，达到使别人无从自立的地步；而且本末都能兼举，难道连上天也有未能平复之憾吗？兄长曾诵读子皮的话说：“老虎率领众兽而众兽都听从，谁敢违背您？贤人一旦亡故，举世之人也没有谁能胜任。” 即使假设有圣人那样宏大的才华，又要等多少年之后才能成就呢？谁知道这一杯酒所寄托的悲恸，只是徒然触动千古之人的胸怀？伯牙的琴已经判定再也无法弹奏，难道忍心让洞山的灯火最终没有人承继吗？未来的事情渺茫而难以凭恃，但过去的人毕竟还有灵魂可追念。又一篇祭奠吕东莱的文章 惟兄长天资最高，门第声望最盛，学问功力深厚，胸怀志业宏大，没有一样不具备。人才接连凋零而未曾止息，群贤相继谢世，只有兄长像山岳一样屹立。兄长又弃我而去，我还活着靠什么自处？一代人物的风流全都消失了！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道理。难道他们并非无人，只是没有留下书籍罢了？从前兄长在世时，众人仰慕您如蚂蚁聚向腥膻之物，只有我纵横其中而无所统摄、没有纲纪。那就像一叶扁舟在乱流中渡过，旁观者都惊惧不已。我行走在平坦大道上，事情本来多有变化，却偏偏在江心遭遇如此灾难。新妇过门三日，便请从今日重新开始。想到这些便哽咽难言，泪水像水洗一样流下。酒一杯，肉一盘，并不是用来讲究礼数的。祭奠岳父何茂宏的文章 呜呼！既然有了生命，怎么能没有死亡？自生自死，滔滔不绝，人人如此。生既不是真实，死也不过是虚妄。超越生死，才称得上真实的本相。只有那些圣贤，他们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却不把生死一概看作虚无。若是活着还不如麋鹿那样自然，便只好同它们一起死亡。草木金石枯槁之后，人在生时讲究爱敬，死后讲究哀戚，这才是人道始终将情意发挥到极致。前代贤人尚未办成的事，我来承担这个责任。责任既在我身上，我即使死去也不会改变。过去您年轻时，辅佐父亲起家，吃饭不嫌粗粝，穿衣不羡华美。父亲去世时我还在，侍奉之事没有别样差失，有时节省、有时花费，都没有违背先人的遗志。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只看他的家道就可以了。您又凭余力发挥为文章辞藻。两次得到荐举之书，门户因此荣耀，最终取得成就。贤弟聪敏奇异，家业一天天昌盛起来，可贤弟却突然去世。贤弟留下的责任，难道也应当由我一并承担吗？同时代的人还有谁在世？那个俊秀的郎君，身处笔砚之间，却眼前一片茫然。您年老了仍不休息，内心并不追求外在事物；对大耋之年的感叹，也不必再追究缘由。即使不能尊贵显荣，既然终究要走完人的大限，难道不能稍稍停留吗？看您的平日操守，确实一生公正，明白无欺，质朴正直而敢于前行，恭敬俭朴而能自守，最终无病而逝，怎么会还有疑问？死生是大事，却不足以改变您的志节。我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感念往日，您把女儿托付给我；我并不是因为她可爱而感到侥幸，也还没有能够凭正道谋生。晚年承蒙您知遇，以特别的礼遇相待；虽然言语疏拙、心意表达不周，您对我的忠厚旧情却始终不舍。二十年之间，您把一切都交付给尘土；我怀抱这片丹心，面对黄泉之下的您，仍然想望您的声音容貌，倾酒洒泪。祭奠石天民知军的文章

译呜呼！高才辩智，哪里比得上坚强有力而能做成善事？博学多能，哪里比得上含蓄宽厚而有风流气度？所以天下士人中，那些凭借才华自负而求取声名、以自满为满足而善于谋划的人，都不如没有所恃、喜爱修养自己、淡泊而不嫉妒也不贪求的人。呜呼！天下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浅薄鄙劣不能污损他，琐碎细微不能留住他，小节上的自守不能显示他的孤立，乡愿之流也不能使他陷入周旋。他应当与一世之人同流而扬波，枝叶婆娑而根基却在培植，屹然如山岳挺立，飘然如在天空遨游。呜呼！这就是我的天民为什么能独自行走在士林之外，平平坦坦、宽容从容的原因吗？他的英风义气足以激励懦弱、振起偷惰；美好的心意和仁慈的内心足以约束贪婪、镇定浮躁。他未尝不亲近书册，却能把书中意味融会饱足而宽柔从容；未尝不通晓事务，却能对事情的反复变化反复询问、审慎斟酌。圣贤没有传下来的学问，豪杰经世远大的谋略，他都兼备众美，却又因尚未达到完善而忧虑。推举前一辈，退下来同后学为伍。这就是孔夫子感叹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也是韩愈重视责己深重而周全的原因。呜呼！天民难道还有一件事可以遗憾，而不足以在遥远边地建立功业吗？枢密院中的一个属官，加上治中、别驾这样的官职，难道就足以概括他的平生并报答他吗？我无法到幽冥之中向他当面求证。呜呼！得到兄长凶讯时，我正乘船经过京口，不知审问我的元卿是否已经从北关渡头回来？解下担子、放下柴薪，这更是贤子去世的讣告。我病势不愈，天天卧床，从夏天直到秋天，大概已经稍稍安定了。困于仇敌之间，两年中有一半时间被囚禁，其余时间奔走逃亡，也像有人扼住我的喉咙。兄长的丧期已经结束，我的头发还没有重新梳理；墓上长满旧草，老泪也渐渐收住。我虽然仅仅活着，却投身于豺狼之中。来喝我的酒吧，还能像活着时一样吗？死生之间的遗憾，只好交付给牢狱般的愁苦。踪迹虽容易考察，事情终究令人羞惭。兄长也慨然归葬于这座山丘了。众人祭奠潘用和的文章 呜呼！邻里、亲戚、朋友、故旧，是人情最为深厚的表现，也是人道赖以建立的基础。平日无事时，按时相邀饮酒，纵情畅谈，尽量举杯，放声诙谐笑闹，醉倒了也不互相责怪。以礼相待于特别亲近的人，便有笔墨文章的交游，上可穷究千古，下可细察眼前，以琐碎事物表达彼此切磋琢磨的心意；这是人情最为欢乐的境界，也是人道赖以成就的地方。忽然在朋友中夺走一个人，使其同伴惶惶四望，瞪目张口，不知采取什么办法，只能任凭泪水流下，各自述说他平日真挚亲爱之情的深浅，作为阴阳相隔、久别难逢的凭吊；这是人情最为悲痛的境界，也是人道赖以达到极致的地方。平日朋友相互来往，颓然相处，不在其中争论是非，使争胜之心消解而不显露，只有我依赖用和来维系，为什么却让他首先遭遇这种灾祸呢？难道吉凶都不是善恶所决定，而只是遭遇恰好取决于临时的机缘吗？千卷书籍，竟不如生前的一杯酒；这正是我们这些人替用和发出千古叹息的缘故，而死后寂寞的名声，说到底又哪里值得过分计较呢？八个人中，只有颐与他的年岁相近，只有恂年纪最小；我们同堂痛哭，为亡者相隔一世而悲哀，却不知道悲乐忧欢和种种变故什么时候才会终于停止。活着没有可取之处，死后没有可惭愧之事。悲哀啊，用和，今日献上这一杯祭酒。祭奠章孟容的文章 呜呼！盛衰、生死，本来就是天地的常道；而悲喜哀乐随之从中产生，也正是人的真情。像您家父子这样相继考取科举，先公又凭才华声望进入御史府，升为法从官，大概可以说是一时的盛况。后来因意见不合获罪，罪名刚被释放便去世了。轮到您时，只在州县任职略试才能，也接着去世。过路的人都为之酸楚叹息、感动落泪，更何况是您的母亲、兄长、弟弟和儿子呢？想起从前见到您时，您连续遭逢丧事，抚胸呼天，说上天不能庇护我；我也悲痛哽咽，惭愧不能救助您。如今又隔了多少时候，竟来告知您的讣闻？盛衰相互追随，如同黑夜和白昼；恰好在最盛最衰之时，先后降临到您身上。我听说您尚未病重时，曾对儿子说：“如果病情不可讳言，不要用老子、佛教的说法来玷污我。”到了临终诀别时，半夜还从容交谈，说如今将要死了，于是便追随我的父亲而去。可遗憾的是，棺材还没有入土，千年的礼制已经败坏，丧礼尤其不合古制。像您的志向，是圣贤所赞许的。您的话还在我耳边，儿子却忍心辜负我吗？想哭吊您，已经出发却又因阻碍而未能成行。从前您把儿子托付给我，究竟是看中了什么？希望他能够幡然悔悟而改过，尚可在灵柩前补行祭奠；不知您的英灵能否鉴察？祭奠孙冲季的文章 呜呼！上天生下您，仿佛本来有某种用意；祸福相互依伏，终究由人自己招致，所以君子勉力去完成尚未达到的事业，始终兢兢业业。天与人的关系，其中的道理难以明白；趁着还可以凭恃的时候回想您的早年，也许有些祸患本来可以躲避。他给了您见识，却使您偏重才华；使您具备才能，却吝惜给您德行。文章足以自我显现，却劳苦于求取成名；志向足以自立，却困顿于没有命运。您忧虑自己的才华不足，我却独以德行为可贵；您正把声名看作可以求取，我却独以命运为可畏。如今我不幸竟说中了，使您怀抱遗恨入土，又加重慈亲的忧愁，还留下年幼孩子的拖累。父亲必定把过错归咎于自己，哪里在于儿子本身有罪呢？然而皇帝、王者、霸主之道，圣贤、士人、君子之学，平日我乐于同您共同探讨的种种事业，如今全都瓦解，而我尤其不知道自己为何流了这么多眼泪。感叹后来之路没有尽头，悲伤从前对您有所愧疚。假如您的姓名能同我一起流传于百世之后，也许可以成为您在九泉之下的安慰。众人祭奠孙冲季的文章 呜呼！十个人聚在一起，总有长处和短处；命运各不相同，本来就是常理。人数积累到一百，哪里还能够比较衡量？想起从前我们相互追随，意气正盛；祸福到来时，谁能躲避，谁又应当承受？却说像您这样恰好遭遇不祥吗？不祥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只是承受它实在令人悲伤。我们相互告别，您陈列豆和酒器，您饮下一滴酒，就像还在我身旁。我们所学习的是帝、伯、皇、王之道，追念这个志向，不觉泪水盈眶。您的朋友都还在，您的魂魄却茫然；您不能饮酒，我们便用浆水敬您，各自以心意与您相接。话语无法详尽，失声号哭，痛苦撕裂肺肠。用什么来安慰您？终身永不忘记您。经过您的墓地，惆怅地遥望这座山冈。千年之后，我将把您铭刻下来，使您安然归藏。祭奠宗成老的文章

译我十八九岁时，诸位先生不因我不肖而嫌弃我，即使那些父辈、祖父辈的人，也常常屈尊同我交游。后来又同年龄相近的人相互评论高下，晚年才与当时的后辈一起讲习筹划。虽然才俊并肩而立，有可喜可惊之处，至于令人动心惊目之事，更是无所不有。然而他们的厚重德行和宏伟器度，终究再没有前人可以相比，因此我尤其不厌倦同父辈人物交游。公在这些人中间，厚重德行和宏伟器度尤其卓异；又与我既亲近又是旧交，我对您的仰慕并非一端所能概括。可是您竟然也终于去世了吗？八十岁的双亲尚在，儿子又刚刚考中第一等功名，为什么万事却像冰雪消融一样骤然崩解？盛衰相互追随，令人感叹百年人生；人物如此渺小，我只能寄托哀痛于这一奠酒。祭奠妻弟何少嘉的文章 呜呼！恩情没有比姻亲更深厚的，义气没有比朋友更重要的。百姓所秉持的常性，士人有始终不变的操守。由于同类而聚集，各自遵从最深厚的情谊；由联系而结合，既深厚又长久。圣贤所说的，除了这种关系，就没有谁能称为我的子弟和姻亲；在讲论辩说方面，我为你剖析，你在朋友中又替我分担；遇到患难仓促之际，只有你来救我。平时便相互交游，紧急时便奔走相助，不待约定就彼此响应，如同左右手。我兄弟少，依靠你直到终老；世俗之道衰薄，依靠你替我遮掩羞丑。上天为什么不仁慈，竟造成这样的错乱！半夜背负船只，急速奔驰，唯恐落后。古来本来也有颜回早夭、盗跖长寿的事，难道偏偏只有你遭遇这种命运吗？这也有我的罪过。呜呼！这样的灾祸变故，哪里是我起初能够想到的呢？凭你一生的品行，又怎么会招致这样的苦难呢？你侍奉母亲，能以和悦的脸色供养，直到对左右侍奉者都没有违逆；侍奉兄长，不因疾病而懈怠，直到忧喜都不违背兄长的心意。你敬重柔弱的妻子，不听信乡里的流言；抚养年幼的妹妹，恩意十分温厚。尊重贤者、和睦宗族，以承担门户责任；敬养老人、慈爱幼小，甚至推及过路之人。别人替我做事，你谨慎体察他们的喜怒；别人享用我的利益，你也同他们分享好恶。你节制自己的装饰行为，做事以内心宽恕他人为准则。年纪还不到三十岁，举动就都有固定的法度。仰慕圣贤，行事已经显著地合乎圣贤之道。胎儿已经成形，胸怀和容貌都显露出来。你所以期望我，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困顿于祸患，失去了原有的步调，你心中不满，便与我交臂而去。道路既然如此遥远，人为什么竟这样匆忙？不是道能够弘扬人，归罪也无处可归。你所思虑的这一切，难道也有定数吗？我的言辞并非只是悲伤，我的眼泪却像雨一样。无论你有知还是无知，一口气之间便隔成千古。祭奠徐子宜父亲的文章 前代贤人已经远去，学术源流无人承继；杰出的诸位儒者，寻回废弃的学说、振起衰坠的道统，前后相望，大体相同而又各有不同。岁暮之时仍然屹立不倒的，只有您的儿子；这并非只是儿子的才能，实际上是很像您。说话取其诚信，行动必定依据道理；孝顺友爱、慈和宽恕，节俭恭敬、和顺纯粹，足以成为后人的仪范。儿子承受了您的美德，枝叶繁茂疏展，根本既然如此，枝叶自然如此。儿子登上朝廷，日益升迁显贵，群公相互敬重，资助他实现志向；退朝用膳时从容自得，教导忠诚而无愧于心。朱衣银鱼，恩宠褒奖接连而来；怎奈苍天竟造成这样的长久叹息！道路如此遥远，有几个人能够走完？无法考察吉凶祸福，又何妨看看他的履历和品行？公虽然很快离世，但大道本来就在身边。把道理完全实行很难，跟随公却容易。进退都不得安宁，哪里还顾得上计较死生？终身的痛苦，只有儿子的憔悴。儿子说：“算了吧！朋友还没有同我尽情哀悼，接着又用宽慰譬喻来劝解。”唉，公啊！我并非出于私意，只希望您能享用这一杯祭酒。祭奠陈圣嘉父亲承务的文章 呜呼！从前我的先祖凭气概自豪，您当时负责记录一县事务，按时往来，因为同宗的缘故，彼此十分亲善。我的先父与您的儿子同岁，年轻时一同求学；而我不肖无能，因此得以叙列族属来依附于您。听到您去世的消息，我匍匐悲痛，好像是自己失去了亲人。等到安葬您时，我也献上微薄祭奠，以承载一点诚意，并非没有缘故而来到这里。惟愿您早年便被称为善人，晚年又得到爵命；回想一生大小事情，没有一件欺骗自己，即使经历一次死别之后，也应当没有遗憾。倘有昭明的灵识，请愉快地举起我所献的这杯酒。祭奠凌正仲父亲的文章 惟愿您的力量足以使自己脱颖而出，可是志向却没有超出乡里；才华足以资助世人，可事业却只关系到门户。孝顺友爱、慈祥仁厚，没有人有异议；规矩准绳，自己始终有一定的准则。富裕而喜爱礼仪，施惠而善于役使众人。一个人若具备其中任何一点，我必定说他有学问。虽然住在不同县邑，我心中却了解您。等到事变带来惊骇悲痛，又困于祸患而奔走，事先哪里料想得到，仓促之间又能有什么关系？听到您去世的消息，感叹已经太晚；哭吊您的灵柩，又因未能赶到境内而受阻，只留下遗憾。还能够再说什么呢？献上一杯酒寄托哀痛，半年之后才得以遣送。过去您的子弟，大多没有被我轻视过；谈论您的平生，我尤其详尽。愿您的魂灵来享用祭品，我说这些话也无愧于心。祭奠王木叔父亲的文章 呜呼！父子之间的恩情，终身也无法报答。士、农、工、商四民之中谁最可贵？是士，因为他喜爱修养自己。过去您有儿子，便以读书为志；既然已经出仕，所求的只是结交朋友。尧夫先生后来又同我一起在本州做官，年轻时仰望正则，又拔擢其中最优秀的。我也登堂拜见，得以厕身英才之列。公在其间，情意深厚亲密，也曾共享美味，一同泛舟饮酒。宾主上下之间，欢笑从容。想到那位茅容，实在是见识少而不周全。退下后对妻子说：有这样的客人，不是你的儿子吗？能有贤能之子，实在是做父亲的缘故。十五年间，彼此聚散不齐；有人进入朝廷升迁，有人死去而休息，有人考中高科，有人在遥远边地做官。我却困顿至极，投身于豺狼之中。贤子为什么还要逆风撑船？公也厌倦了这种处境，疾病一直不好。唉，悲哀啊！逝者如流水，死生道路不同，穷困与显达也不相同。是谁造成了这一切？苍天悠悠，灾祸没有停止的时候。难道忧患会有定数吗？积累的忧患已经很深了，令郎前来收拾后事，我用鄙陋文章佐助祭奠，以供奉于幽冥。祭奠彭子复父亲的文章 呜呼！活着时被称为善人，死后在墓碑上题写“处士之墓”。古人致力于实际而不致力于铺饰，所以把典范留给乡里。众人所受的根本教诲是孝，国人都称许愿望实现，却说：“真幸运，有这样的儿子！”古代做儿子的，从微小处做起而达到显著，用来使父亲的名声传遍天下。像您这样的父子，大概也差不多没有遗憾了。以七品官服为您封赠，以千里之外的俸禄供养您；夫妻相对，子女无缺，在七十五年之间自在安乐。上天的报答施与，难道会是徒然的吗？过去您儿子初任金华官职时，我同他交游，在道义上没有二心。我到堂上拜见您，您质朴真实而没有瑕疵；在二林之间从容来往，彼此相处如同一家人。儿子入朝为官，您正享高寿；我却被囚禁，您与我相隔天涯。死生祸福，各自有差别；到了晚年和人生末路，我们共同发出叹息。墓上长满旧草，按路程计算相距遥远。虽然死了而能不朽，究竟是这样吗，还是不是呢？我的感情已经尽到极处，只是礼仪并不完备美好。面对风献上一杯酒，眼泪交相流下。祭奠金伯清父亲的文章

译呜呼！读书是为了庇护自身，治理生计是为了使家庭丰足。自身如果得到庇护，便应使才华有所发挥；家庭如果已经丰足，便不应引导它走向奢侈。用心思虑、开始做事都不偏差，那么报应施与的常理就会及时应验，并不遥远。所以诸位儿子努力学习、勤于谋生，家业传承已经确定，您的晚年本应有很好的托付安排。为什么一旦离世，竟使有识之士都发出叹息？何况您乐于行善而不知疲倦，加上内在品行没有瑕疵。您的寿命不应如此吝惜，按道理本应更加长久。苍苍上天，这就是它的正色吗？像伯夷那样的人，难道不是善人吗？即使祸福相依最终自有定数，变化也会周遍遮蔽。想到归怨又能归向哪里，只能陈述这番没有二心的话。追念往日共饮的酒，来完成今天清静美好的祭奠。想象幽冥之中仿佛仍在，想望您的英灵并未远去。假如我的诚意可以被享用，难道多说几句就是夸饰吗？既然登堂再也见不到您，自然有无穷的眼泪。祭奠王天若父母的文章 呜呼！富裕、长寿、喜好美德、健康安宁、善终，这就是所谓五福，而权势荣华并不包括在其中。五福是上下之人都可以共同拥有的，做人不能不自我勉励，以等待正常的命运。像您夫妇二人，虽然没有达到期颐之寿，但富裕而知礼，平日没有严重疾病，并且得以善终，前后相隔一年又相继归于地下，而且还有儿子继承你们的德行；就五福而言，大概也差不多完备了。我和您虽住在不同郡，但土地相接、声息相通；虽未亲眼见到您的风采，却了解您的平生，敬重您的美德，尚未能握手亲切交谈，您的配偶却已带着讣告前来，我也曾为您的儿子震惊悲痛而失声。那时我奔走于祸患之中，想略尽慰问之意，却未能做到。如今您又传来讣告，唉，悲伤啊！像您这样的人可以没有遗憾，但为人子女的心却在半途中被夺去，邻近之地的敬意也只在片刻之间失去；这种伤痛叹息，哪里有穷尽呢？一并献上祭奠和一点诚意，灵明昭著的您如果有知，我也流下眼泪。请让我吊慰您的儿子，只愿以后再作打算。祭奠王文卿父母的文章 呜呼！从前我的兄长们和乡里的各位朋友，跟随先公交游，在道义上相互磨炼，并且衷心接受他家传的美好规范，直到今天仍清清楚楚地在耳边。到了公这一代，积累更加深厚而收取更加谦抑，又有贤德的配偶，使先公的教诲没有被忘记。只有我们一两个人有幸同您的诸位儿子交往，先世的德行到了这里更加光彩。上天的报答施与，似乎与人心相合；祸福相依，时而开启、时而闭塞。夫妇相继去世，有些后续之事或许会被阻止，又从哪里可以预知呢？送葬的车辆纷纷杂沓。《龙川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龙川集》卷二十五 （宋）陈亮撰 祭文 祭奠妻祖母夫人王氏的文章 呜呼！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夫人的勤劳始终如一，难道只是因为要建立家业而不能安逸吗？家中没有无谓的花费，男子便没有苟且谋取财物的念头。夫人的节俭，不因有无而改变，难道只是因为贫富不能长久吗？至于能够察觉别人察觉不到的事，使内室之中的情形全都显现；爱护别人不爱护的人，使一家人的形势常常平稳。这就是丈夫不必勉励便能端正，儿子不必督促便能贤能，间杂的流言不必排斥便自行止息，长幼不必约束便亲近和睦的原因。天下那些做媳妇、做母亲的人，树立品行义理来表现自己，与夫人相比大概还不足以称为贤德。夫人活着不愿让人知晓，死后也不希望在史书上显著；只是我心中知道她的美德，却没有成就什么来彰显它。何况我陈亮不肖，哪里真正了解夫人？我实在是夫人的孙女婿，十年来登堂拜见，教诲之言仍在耳边。由这些事迹观察，便知道夫人的品行平直如砥石。从前我陈亮穷困而被弃置，不值得再说；夫人抚养我，给我穿温暖的绨袍，偶尔让我吃饱，便有时露出笑容表示欢喜。我感念这份恩情，仿佛它确实出自我的内心。夫人年过八十，德行超过年寿，哭泣也无法挽留她。我在通往九泉的路上追送您。祭奠姨母周夫人黄氏的文章 呜呼！从前我的外祖父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而我的祖母正是外祖父的妹妹，所以把女儿许配给我的先父。外祖父母相继去世，在这期间六个儿子相继凋零，一个也没有留下，因此我的姨母幼年由我的祖母抚养。到了出嫁年龄，便嫁到周家；这样黄氏家族所剩下的只有两个女儿了。我的先母每每想到这些，便悲痛得不想活下去；逢年过节的祭祀，也就托付给陈氏家族。陈亮从小就知道先母的忧愁，常常害怕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后来的责任。不久，先母在盛年抛下我们这些孤儿弟妹，把我们托付给周氏，也只是由我的姨母抚养；这样，黄氏的责任不只是集中在姨母一人身上。天下遭逢凶祸，我的姨母又患了晚年的疾病，仍然靠药物扶持自己，每每勉强支撑着病体对我说：“你如果能够自立，我姐姐就可以依靠你而瞑目了；可是黄氏到这里就要绝尽了，你的母亲难道不会留下遗憾吗？”陈亮■〈扌攵〉着泪告诉她，正要扶持两位老人到百年，盼望她不要说这种不祥的话，但心里也为此忧虑。哪里料到竟然真的到了这个地步！天啊，太残酷了！天啊，太悲痛了！凭我陈亮这样不肖，恐怕将要彻底衰败；陈氏家族难道能够保有黄氏的坟墓，祭祀他们的鬼神，使我母亲和姨母的灵魂百年安宁吗？我把姨母看得如同母亲，生死之间都可以替代她，哪里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如今她已经去了，责任将由谁来分担？我长久痛哭大声哀号，把这些话告诉我的后人。祭奠妻叔母喻氏的文章 呜呼！回想我不肖的往日，曾经承蒙令夫知遇。我的妻子是他的兄长之女，他又用古人的文章教导她。即使我对此孤独地怀有深意，难道不感念他过分的恩情吗？不料忽然生死永隔，我身处贫贱又无从报答。只是胸中这片耿耿之心，大概可以在明神面前质证。晚年我从祸患中抽身，幸而还能享受日暮时的安宁温暖。没能侍奉令夫，如今尚有夫人在世，我愿代替已故者向您再拜，终身完成这种礼敬。怎奈夫人的盛德，使我的心愿无法伸展。亲戚环绕聚集吊唁，我却在讣音传来之后才听闻。虽然事情的始末可以查明，人的长短也容易议论。面对新亡之灵哽咽难言，谈起往事更觉酸辛。姑且依靠至诚之心，和微薄的祭奠一同陈列。难道多说几句就能自我解脱吗？只希望也许能够感通尊贵的魂灵。祭奠林和叔母夫人的文章

译呜呼！要想知道母亲如何，只需看儿子是否贤能。儿子贤能而通达，母亲便享受安宁，富贵尊荣、各种福气都具备。正当儿子飞黄腾达的开始，母亲却被抛弃而去，这在人情上，谁能不悲痛欲绝？何况是她的儿子，哪里还盼望她能够活着享受呢？是谁造成了这一切？呜呼！苍天培植万物，又使它们倾覆；祸福相依，变迁往来，如圆环没有起止。有幸与不幸，道理不能一概而论。只要在人事的先后之中，吉凶祸福便不会没有缘由；即使有差错，最终也不会偏离公正。天与人彼此相因，如绳相牵、丝相连。惟有太夫人温和柔顺、安静深沉，与丈夫相敬如宾；春秋祭祀洁净而有礼，穿衣不羡慕奢侈，只厌恶破旧穿破；饮食只求足够，专取洁净鲜美。获封七品，享年八十，健康安宁而善终，子孙满堂。我们乡里那些几位身着官服的人，逐铢逐两地计较，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所见的德行。先人的德行如此深厚，后来的福报自然有其缘由。儿子心中无尽悲痛，说先人的德行延续到今天还不够，将来必定更加充满。哪里能得到彤管，把这些幽冥中的事写得伟大而深刻？我的辞意悲痛，抑扬周旋；以这点诚意，献上香气和祭肉。祭奠徐子才母夫人的文章 呜呼！上天的运行自有常规，人的祈求和愿望却没有止境。年过八十，身为命妇，身体康健无病，却突然去世。世间能得到这样的结局，能有几个人呢？上天的报答施与，也并不薄。儿子享有盛名，正当为时所用，带着自己的才具想要腾飞，却总是受到阻止。高高在上的天意，本来就难以测量。人所期望的事情，难道会有穷尽吗？上天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称为天；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足以称为人。送葬的车辆有千辆，祭奠的人有数百。交情有深有浅，义气有厚有薄，有人悲哀，有人追念；但他们的感情就像同走一条路，旁观者也为之长叹。面对死生，没有一件事值得遗憾。人人各有内心，不是凭力量可以强求的。大地承载万物而不以成败自居，生命本来就有终点。死后归于土地哪里最好？惟有善德，惟有至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祭奠叶正则母夫人的文章 呜呼！从前我在夫人之子年幼时便认识他，早已看出他凌云拔萃的气概。自从他客居永康，每次吃饭没有一次不面向东方凄然悲伤，有时接着流下眼泪，说：“我家十分贫困，而我的母亲有病，饮食和医药该怎样筹办？又使我的父亲为之劳心，我将凭什么做人子的呢？”我那时虽然还没有登堂拜见夫人，却已经知道夫人非常慈爱自己的儿子，而作为她的儿子，本来就应当如此。况且我有父亲却不能奉养，实在十分惭愧。几年以来，夫人之子广泛深入地研读古今书籍，凡圣贤的用心，以及后世英雄豪杰的行事，他都考察其会通之处，得到它们随时代共同发展的道理。于是四海之内像夫人之子这样的朋友，可以一一数出；天下人也因此能够看到夫人作为母亲的德行。不久，夫人之子又以甲科身份回家，在庭院中拜见母亲，并且把世俗所谓的荣誉也一并取得了。人人都说夫人的疾病到这时应当自然痊愈，却最终还是没能救治成功；难道是世俗的是非和忧乐完全不能扰动她的心，而疾病直到死亡，一切自有条理吗？疾病和死亡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但人所能做到的事，夫人已经超过一般人一等了。常情所留下的遗憾，又怎么能在夫人面前一一陈说呢？然而夫妇、母子，是人的至情；处在死生关头，不能只用道理譬喻来排解。夫人之子和他的父亲应当怎样自处呢？朋友们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潸然流下。在重重山冈和一水相隔之处，我把哀痛寄托在文章中；匍匐前来相救，实在有愧于古人。祭奠赵尉母夫人的文章 呜呼！俸禄达到三釜而奉养父母，捧着檄文而高兴地接受官职，并不只是为了摆脱贫困，也是为了奉养双亲。谁不愿生男孩？但儿子成材的能有几人？人们会说：“真幸运，有这样的儿子！”唉，夫人既然有这样的儿子，人事却多有乖舛，他想要飞腾却屡屡受阻。千寻高木，最初也常常困顿；等到树干冲天、枝条伸展，自然会成就自己，君子知道这一点，便顺应变化而等待。死者可以安息，身后没有惭愧，光荣及于九泉，彤管记载着灿然的功德；我想登堂拜见却未能赶上，听到您的风范便奋起前来。归葬的旗幡飘动，经过乡里，我等候了十天，却只差片刻而错过；这一番祭奠的敬意，终究成为事后的追献。交友之道如此艰难，竟比生死还难。祭奠王道甫母亲太宜人的文章 呜呼！太宜人年轻时跟随丈夫，艰苦勤劳来建立家业；晚年跟随儿子，奔波于仕宦之途。任职三年办理文书，一个月之间入朝行走，便径直承担千里之地专城长官的重任。乘板舆出游的快乐，人生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群贤聚集朝廷，诏命接连而至，却忽然遭逢苍天无穷的丧亲之痛。丧车出行，见识者都认为是极大的悲哀。人内心的隐忧与儿子巨大的创伤，一齐爆发而来，怎么说得尽呢？呜呼！人能享百岁，难道偏偏不能享八十九十岁吗？贵至人臣之极，难道偏偏不能看见儿子成为卿监、法从官吗？天运公正，人心有私；如果二者相遇，公私便合而为一；有时参差不合，便造成这样的不平。富贵来到半途却失去，终身的遗恨，难道只是片刻之间吗？我从前同令郎约定像琨逖那样彼此相勉，到了晚年和人生末路，大概只是管宁、华歆各自走向不同道路。踪迹虽然略有违背，内心实在如初。追念往日交游，几乎成为一场梦。正逢这场凶变，我们共同在三衢哭吊。赶快报告儿曹，请他陈设薄薄的祭奠。指日向东遥望，面对风流下眼泪。祭奠钱伯同母亲硕人的文章 呜呼！大家世族，传承将近三百年。正当它兴盛时，两浙之地只有钱氏最为显赫；遭遇兵乱的日子很少，拥有这样的山川土地，每一寸都必定争取。忽然到了头发花白之年，却被弃置得如同破鞋。圣明的君主处在天禄之位，以爵禄报答功劳，以职位任用贤能；把忠贞写入令甲，吴、窦这样的贤者接代不绝。以母仪为先，顾念后族；性情和柔安静而深沉，女子的美德早已显著，女教也一向熟习；既有德行又有容貌，穿着华美鲜明的衣服，行为有礼而有节，祭祀丈夫用芳香洁美的祭品，斋戒备办实物，我恰好与她婚配。由于这样的缘分生下了极好的儿子，胎教本来如此，儿子也能自我勉力；择友必定端正，在朝廷有声誉，入仕而位次逐渐提升，持节分符，出任蕃郡和宣抚之职，风采时常显现，仁爱却专一深厚。乘板舆出行也得到教益，奉养母亲周全周到，希望能够尽到色养之孝，不因仕途变迁而改变。天子召他回来，赴朝接受详尽延请和彩戏之乐；无论居处何地，都如此安排。儿子的悲痛没有止境，可福气并不十全；仕进正盛，怎么忍心在这时弃他而去？想起旧日封疆之地，遗留下的爱护还在那里，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为此久久不忘？我想吊死慰生，却困于拘束，丧期将满，哪里还来得及说慰问的话？一杯祭酒的诚意，不曾懈怠，反而更加虔敬。天运参差不齐，所谓偏与不偏，本来也难以尽论。祭奠楼德润母夫人的文章

译您的守寡操守，足以同古代先贤妇女并列；抚养孤儿的仁爱，足以让地下的丈夫看见。所积累的德行深厚，所得的福报也不微薄。乘板舆往来东西，居住高大的房屋，享年超过八十岁。做儿女的，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诏命一再降下，有国家在，是为了施恩推及同类。虽然上天的报答还没有使您早早陨落，但人道终究有尽头。想到您一旦气息微弱，便是我所不忍看见的。追想平生以和悦颜色奉养母亲的情形，怎么能够承受得住？这正是贤能后嗣创伤巨大、痛苦深重的原因，也是朋友们悲哭流泪的原因。举起酒杯来献祭，难道说没有缘由吗？遥望厅堂而不能登临，从今以后永远结束了。祭奠郑景元母夫人的文章 唉！盛衰消长循环不息，是非毁誉交相发生而没有定论。这是世人共同叹息的事，而君子认为其中自有天命。当夫人正值盛年时，哀悼丈夫已经去世，想到两个儿子将如何学习，哪里还会把追逐利禄声名当作值得竞争的事呢？可叹长公像山一样屹立，谨慎自守，尤其矜持于细小的操行；他在朝廷中显现出文武仪表，为后来的学者树立了审慎订正的榜样。仲子像鹰一样奋扬，慨然砥砺节操，清正刚劲；不因身处崔嵬险阻而屈曲，也没有因困顿失意而显出一点怨色。这样才应当关系到世道，难道只是门户私家的庆幸吗？本来应当以此报答地下的先人，却说妇人的德行特别盛大。谁知岁月没有过去多久，风波便交相迸发。那位山立般的长公究竟有什么罪过，竟在夫人之前闭目长逝？这种困顿失意又没有止息，于是反而得到不善的名声。何况穷达不过是小小的差别，难道足以使平生的志向退缩听任吗？唉！夫人究竟能怎么办，竟和这场变故一同忧病？虽然自古以来也有这种情形，但希望天命终究能够胜过它。否则，盛衰消长、是非毁誉，岂不是足以扰乱人的正性了吗？人的欲望像浮云，天理却如玉石般明洁。万物必有相对，鸾凤与枭獍，有顺有逆，有的彼此遮蔽，有的互相映照，参差不齐。到了最后终究会得到称定，都是承受天命。只有舜最为正直。长公若有知觉，告诉我说：“敬慎地守住它，这说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也使自己安定下来呢？逝者已经如此，万事都像打碎的瓦甑，无法挽回。委曲求全便显得机巧，直抒真情便显得径直。并不是别人可以欺骗我，难道只是我不善于辩说吗？尊贵的魂灵如果还在，即使处于幽冥也不会昏昧。我恭敬地陈设祭品，安妥您的神灵，这些话可以作为凭证。祭奠丘宗卿母亲硕人臧氏的祭文 唉！母子之间的爱虽不出闺门，却足以感通天地的造化；闺门之中的美德虽不出乡里，却足以使四海都生出敬意。这种影响的轻重，取决于人的德行；真正称得上人的人，本来就不是一两个例子可以尽数的。即使是隐而不显的德行、幽微的光辉，也将不待刻意求取而自然显露出来。一代人物中的英杰，百年间执掌朝廷的栋梁，竟然由硕人养育，难道不与天地造化有关吗？享有三品的荣耀和富贵，享有高寿康宁的福分，硕人又亲自承受了这些，难道不足以使四海都生出敬意吗？硕人的妇德，本来就是天下做妇人的所应取法的；硕人的母仪，天下做母亲的，即使想要达到她的境界，也不可能做到。假使把她平日所有的德行全部发扬出来，那么硕人的不朽，本来就不在言语文字之间了。终身的悲痛，对于做子女的心来说，哪里有穷尽呢？面对墓上宿草哭泣，封域之内的人们，悲哀竟如此深重。仰望您的神识，俯察我的精诚，愿把我的全部悲痛都倾注在这一奠祭之中。祭奠卢钦叔母亲夫人的祭文 唉！圣人并不拒绝多男多福的祝愿，那么一百个儿子中，谁来继承美好的声誉呢？两姓结合，以能延续后代为贵。夫妻关系既然和谐，儿子多也就承受福祉。可叹夫人，能够用心操持丝麻纺织之事，祭祀所用的酒食既美好又精致，使家道因此宽裕，家人心意不二；又为后代打开道路，使他们彼此以道理相互引导。一个儿子能够立身，求学自有奇异之处，声名显著传播，这也是母亲的美德。有的能够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有的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众多儿子茂盛挺立，分别从各方面奋起。百足之虫，死后也不会立即僵毙；虽然死了而没有灭亡，也只是因为还有子孙。夫人闺门以内的美德，乡里井巷都听闻。那一天丈夫已经离世，如今夫人也去了。人的寿命有尽头，子女的悲痛却没有尽头。死生是最大的变故，又有谁能宽慰譬解呢？我仰天号哭，追念她的一生一世，悲痛一发便涕泪俱下。朋友之间的情义，也因我身陷囹圄而困顿，情义同样凋残。追述这些写成此文，希望千秋万代都有人祭告。祭奠蔡行之母亲太恭人的祭文 唉！太恭人具有盛大的德行，却来不及享尽寿命，使儿子完成奉养；令郎具有纯厚的孝心，却来不及登上显要职位来奉养母亲。这是朝廷士大夫共同叹息的事，也是朋友们因此流泪的事。至于上天之所以成为上天，其中不可知的地方，大多就是这样。虽说如此，太恭人的寿命也已达到中等以上，令郎也已经列身朝廷。丈夫去世以后，她整顿家道，母子相互依靠为命，享受粗茶淡饭的天伦之乐，也已经有好几年了。几个儿子渐渐显露才华，而作为母亲和兄长的人，也差不多可以不负自己的责任了。把高下等第放在一起比较，虽然太恭人母子竭尽自身力量已经到了极点，但上天报答人的方式，也不至于荒谬乖戾到完全无法相合。五福难以齐全，并非一日形成；而一件称心的事情，也足以让人死后无憾。何况可以用来宽解自己的理由，难道还不已经很多了吗？归去追随丈夫，并由两个孝爱的儿子在身边照料；主持门户，眼看四个兄弟先后去世，也没有什么遗憾；至于活着的人，则不是一时能够说尽的。朋友想来救助，却不能亲自匍匐前往；只能以酒遥祭，诚心如同明亮的太阳。祭奠李从仲母亲夫人的祭文 唉！夫人侍奉丈夫合乎礼法，却没有和他一起活到老；教育儿子合乎法则，却没有等到他们长成。愿望原有所止，而世事本来就难以平顺。她虽曾帮助整治家庭，始终有许多值得追念之处；然而身体一向康健而终于老去，死生的变故仍令人惊惧。寒暑不能不交替消长，月亮的弦月与望月不能不有亏有盈。人生不能没有欲望，有了欲望就不能不发生争竞。只要我能够安于自己的本分，那么对于别人便没有不能尽到的情义。终身之痛，圣人以三年为期限；显扬父母的孝心，子女则以终身为凭借。恍惚想到吉祭有期，必当恭敬地陈设祭品，安妥夫人的神灵。考察这一奠祭所遭遇的奇异祸患，它违背了平生的大义，只希望还可以借时日来弥补。倘若平日的心意容易被明白，即使祭礼微薄，也不敢轻忽，只是徒然黯然落泪。惆怅夫人的声音容貌已经远去，哪里还能听到她偶尔的咳嗽声呢？只希望史官的笔墨可以为她留下记述，哪里是龟策货币所能判定的呢？祭奠郭伯瞻母亲夫人的祭文 何家与郭家乡里相望，世代有姻亲联系，因此成就了这段美满的婚姻。夫人在何家时温柔贤淑，嫁到郭家以后更加显明；既能适合女子所做的女工，又能安置好媳妇的职责。对外襄助丈夫应酬宾客，对内谨慎奉行蒸尝祭祀，必定恭敬，必定戒慎，片刻也不敢忘怀，因此家庭和顺，子女兴旺。她恭敬地站在丈夫身旁，顾念丈夫，勉励他自强。丈夫积藏了数万的财物，专心于诗书，谈论圣贤的德行，与年高德劭的人交游；夫人没有办法直接帮助他，只能任岁月茫茫流逝，如今丈夫已经去世。来吊唁的人都感到悲伤，而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只能托付给几个儿子。孩子们也自知责任在身，只是不知怎样才能终了丧事。吊客来到门前，眼泪滂沱而下。祭奠凌存仲母亲的祭文

译夫人在闺门中的美好品行，足以成为天下母亲的榜样；面对死生的大节，足以与古代列女相匹配。只希望她知道有儿子可以依靠，也只能听任上天的安排。门户正兴盛发展，世人都知道这是善行所得的报应；庭院一天天美好，人们也都希望她能长寿而终。为什么不能活到百岁，完成这自然的大数呢？却偏偏一夜之间被小病困倒，正如树想停息而风不停，子女想奉养而亲人已经不在。上天之恩如同无边，古来难以言说；朋友的悲哀，只能借这篇文章来倾诉。祭奠叶正则岳母高恭人翁氏的祭文 唉！恭人生长在世代儒学之家，嫁入功勋显赫的门第；不只是功勋之家，她还是皇室的亲戚，德行崇高，贵显无比。当她盛年之时，声名震动士大夫；中途经历许多变故，家族离散而迁往温地。世家大族还能有几家保存下来？即使保存下来的，也往往分散，各自寻求婚配，唯独以德行为标准。恭人正适合这样的家庭，难道只是因为嫁给王孙吗？实在是因为双方以德相待如宾客，她自我整饬合于礼，又以勤劳自我督责。重新建立门户，命运也因此焕然一新。贤士大夫们因志趣相近而亲近她。有美酒，味道甘美；有菜肴，精美珍异；于是获得许多福祉，以朋友辅佐仁德。她辅佐丈夫到了这种地步，最终归于厚德如坤，怎么会不贤淑呢？突然接到讣告，使她的丈夫悲号呼叫不止。恭人的外甥馆第一辈人亮，承蒙长期交往，情义如同兄弟，前来献上一奠表达哀悼，难道会没有缘由吗？恭人请以诚心享用这祭品，不在乎文字辞藻。祭奠妻子的姑母刘夫人的祭文 唉！夫人有兄长的女儿做我的妻子，几个孤儿因此把为她撰写墓志的事托付给我。墓志中关于妇德女美的内容，我的文辞已经大略写具；亲戚之间的情义，也已经尽情吐露。为什么今天还要因这种事惊呼悲叹，实在是不忍心看见这一幕！灵车一上路，万事便如瓦片崩解，声音容貌再也看不到了。五十多年的人生，终于化作一堆土；从容相对、举杯饮酒，再也不能回到原处。逢年过节问候致意，本来恭敬而没有什么可悲痛的，却仍然流泪，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兄长的女儿曾奔赴讣告，而我没有参加会葬等几件事；后来她先后归去为母亲祝寿，迎着风哭号，眼泪如雨。人活着必然有死，这是自古以来的常理；哀乐相随，是人情本来如此。亲属前后相送，唯恐失去常度；酒觞、祭肉，都是寄托至情之物。门庭道路，魂魄或许仍有凭依，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母亲的魂灵也许还会暂时停留。过去夫人常常嘱咐兄长的女儿，遇到海味佳肴，不妨多次送来；虽然这个小小的玩笑还没有兑现从前的话，如今也略略把它摆到祭器上，仍像平生一样，不知夫人还能享用吗？千古以来的谈话，什么时候才能再听到、再品尝呢？祭奠妹妹的祭文 从前母亲十四岁时生了我，过了两年生下你的二哥，又过了两年生了一个男孩却没有养活，第二年便生下了你，从此不再有孩子。我二十二岁时，母亲正值盛年便抛下我们这些孤儿离去；丧期还没有结束，父亲又因牵连受困于囚禁之中。我的祖父、祖母忧虑成疾，接连都病不起。三场丧事都停柩未葬，而我奔走求生。我的妻子生长在富贵人家，却遭逢这场奇祸，她的家人最终把她接回去了。我的弟弟也带着妻子，在路旁的小屋中苟且求生；只有你和一个婢女守着这三场丧事，远远地陷在忧患中，实在是人所不能承受的。你的左右都是悲泪，愁苦充塞胸中，见到的人都为之头痛。你仰天号哭，苍天竟不肯覆佑我们。当时我毫无办法，前后失措，悲痛得几乎要死去，进出都茫然无措。想到你的困穷，希望你能够以死守住亲丧，虽然我自己也惭愧不能救你。后来若能脱离困境，便让贫富均等；岳家的母亲早已答应此事，我却想中途改变，谁来承担这个过错？力量微薄，不能周全，终于造成了这般简陋的后果。你既然已经完成丧事，我最终却满面尘垢。我的妻子待你超过亲生女儿，年节时常来问候，哪里肯有遗漏？天地可以作证，我的心意还没有穷尽。将来在地下见到母亲，一切都可以当面说明。三年之间，祸患接连而来；权要想置我于死地，刑罚又难以承受，只能束手等待命运。白日当空，亲友却反目相视，还有谁不是来害我的敌人？你和我的妻子哭泣消瘦，回去探望我的行止，我一有病便跌倒，你们也惊惶失措。只希望得到上天的保佑，却只能长声哭号而诀别，事情也实在荒谬错乱。我遭人罗织陷害，性命落在别人手中；你已经丧夫，孩子又幼小，想到这种困境无计可施，疾病也长期拖延不愈。天高不可攀，地上也无处叩求；闭上眼睛长久离去，就像狗钻进洞穴一样。我眼看着罗网，仿佛鹿被关在苑囿之中；内外隔绝，竟在这种恶劣情势中迷失，生死从此永诀，哪里还能说是偶然相逢？你的身后事尚未了结，我的灾祸又骤然降临；只希望能让你的儿子稍稍懂得人情世故，这样即使死去也可以忍受，只是事情仍难以成全。步履蹒跚、奔走忙乱，只求在天地间自容，我又还能说什么呢？不要和石头争斗了；你若有知觉，请享用这些酒和祭品。祭奠徐子宜妻子宋氏恭人的祭文 唉！妇人的容貌仪态没有失当，足以使家庭和顺。为我求得贤良的女子，等到婚事吉利完成，她的妇德令人亲近，足以使全家和睦。丈夫有丈夫的道理，妻子有妻子的道理，这是人的大伦。恭人初嫁时，两姓都得到福祉；对外侍奉诗书之教，对内操持丝麻纺织之事。彼此修养德行，互相以道理勉励，把道德性命之学施用于妇德。对父亲和公公称父，对母亲和婆婆称母，承顺长辈的容颜和心意，使上位者安适、下位者愉悦。宾客朋友、亲族远近之中，只要有不合礼义的，就不与他们同道。祭祀极为丰盛，酒食十分洁净；凡是职责所应做的事，都竭尽力量去完成。家道肃穆和谐，众人的心都满足。为什么不能活到百岁，竟至于永远诀别？男孩还没有长大，女孩失去了依靠。何况婆婆尤其疼爱她，想到这里涕泪交颐。原想和媳妇商议，楚相的女儿尚且可以如此，哪里忍心把她一同抛弃？命运违背了预期，京畿之内奉命出使的人，也遭遇这种悲痛哽咽。有的人富贵显达，却不能与她同享长寿。一生辛勤劳苦，走到半途却横遭阻隔。事情难以平顺，其中有幸也有不幸。说起从前，曾有幸登堂拜见母亲，并在旁边为她祝寿；朋友情谊深厚，能够相互扶持无尽。如今再拜献酒，触景生悲，遭遇这场大变，眼泪流出，肝肠悲痛。魂灵飘渺不定，仿佛仍然洋洋在上。祭奠薛象先妻子黄恭人的祭文（恭人常常诵念释迦牟尼，我为她献酒祭奠，所以写下这篇记述） 恭人生在显贵大臣之家，嫁入著名儒者的家庭；年轻时不因富贵而骄傲，晚年也不因生活安逸而放纵。她听任妾媵夜间出行，抚养儿女如同亲生。她像《小星》所说的跟随参、昴二星，取其有所依从而不止于贵贱之分；又像鸤鸠居住在鹊巢，取其不擅长改变而贵在均一。她体会大地之道不自矜其功，因而使闺门仪范从未失缺。遵循这些道理，一生都行善而吉祥。夫妻和鸣的日子能有多久，竟在一日之间便彼此离隔。想到她出嫁时的相宜，反而变成今天来不及挽留、只能伫立哭泣。命运如此，还能说什么是上天的安排呢？我难以一定只是为故人悲哀一次，难道这不是平生永远的忧伤吗？虽然祭礼微薄而不够美好，何况寸心也怎敢有丝毫怠慢。望着画有翣羽的灵车，却无从追随；只希望史官的笔墨能够为她留下记述。祭奠王丞妻子的祭文

译唉！夫妻虽然因义理结合，但彼此匹配、彼此求取，实在是上天安排的。寿命长短本来各有命运；既感慨又悲伤，则是人所应当承受的。何况论起她的配偶，在天下人中是最好的；等到遭受丧妻之痛，在天下人中又是最惨的。这正是他长声号哭、极度悲恸而不能自已的原因，也是朋友们不敢只用道理来譬解安慰他的原因，因为知道深情不是容易夺去的。唉！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事？这些都无法确知。然而死者若能涣然如冰消释，生者能够怡然顺从天理，便是在变故中没有遗憾，只是人往往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即使我因与丈夫结交而托身于此，难道就能保证安人心中已经释然了吗？情感穷尽之处，也正是道理所在；这一奠祭不敢废弃，这些言语也不敢苟且，因为不敢把死者看作毫无知觉。安人，难道会认为这些话沉入幽冥而不值得听取吗？倘若情感与文辞相称，请安人鉴察。祭奠潘叔度妻子朱氏的祭文 唉！夫妻之间的深情，大概是上天安排的。死生离合，也有各自的定数。可叹我的好友，又失去了一位贤德的妻子。和顺之气充满门户，却无法探究她为何会突然离去。命数本来没有常态，这并非我起初所能料到。她隐约可见的妇德，大略可以列举：生长在富贵之家，却乐于嫁入俭朴清素的家庭；孩子虽不是亲生，也同样得到他们对母亲的依恋；家庭中没有离间之言，连妯娌之间也能和睦相处；有婆母寡居，足以使她晚年得到欢乐。她一进门便令人产生敬意，德行声誉传遍道路。为什么忽然在一天之内，使我惊呼悲叹？朋友的痛苦，只能借这篇祭文来倾诉。《龙川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二十六 宋代陈亮撰 行状 吏部侍郎章公行状 起初，章公十六岁时，正赶上方腊发动叛乱，睦州清溪以及浙江东部一带全都成为盗贼聚集之地。章公的父亲朝散大夫担心无法保全家人，便分出幼子和一箱衣物，交给章公说：“把这些交给你，我和你母亲也从此逃走。”章公奉命，在崎岖山谷之间奔走，才幸免于死。盗贼平定后，他带着弟弟回来拜见朝散大夫，而那只箱子仍然完好无损。章公从小聪颖，读书不苟且，擅长写词赋，又深入探究经书义旨，以至废寝忘食。绍兴二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授任处州青田县主簿。曾经代理县政，当时两税旧法有上、中、下三个期限；这一年征收夏税，太守传告各县说：“到上限时能够交足的，我就任用他的才能。”章公认为百姓的力量办不到，而且法律也不应这样执行。太守大怒，章公辞去县政却不可，于是便按次序督促，只让他们不要超过旧期限而已。任期届满，升任左从政郎，授任处州丽水县丞；改任御前军器所干办公事；又征召兼任川陕宣谕使司书写机宜文字；因劳绩升为左承直郎；经推荐改任左奉议郎，任行在诸军审计司干办磨勘，转任左奉议郎。章公的岳父枢密都承旨郑刚中出任川陕宣谕使，因此征召章公同行。郑公留任四川宣抚使，而章公回来了。适逢权臣秦桧想罗织罪名置郑公于死地，幸赖太上皇帝不同意，郑公仍因罪被罢免，章公也被言官弹劾罢去。不久，章公转任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又添差代理宣州通判，转任朝散郎。当时魏良臣获罪，退居乡里；章公曾因公事触犯他，魏公不能忍受，但章公不为所动，良臣因此了解章公。秦桧死后，良臣入朝任参知政事，奏请授章公为两浙提举市舶公事。市舶司是贮藏财货的机构，按例章公除正常俸禄外本来还可取得一些财物，但他一概不取，对别人也不轻易非难前例。转任左朝请郎，任建州知州。建州军粮长期供应不上，军情汹汹；章公到任当天，士卒争相跑到马前拜见。当时公库钱还不到三万缗，章公从容告诉他们：“你们只管各自回营，得到一个月的期限，我会依次发给你们。”他立即查阅税籍，找出豪民和奸吏的关键弊端，到了期限军粮便充足供应。于是减省教条，放宽科派，只和官吏百姓共同守法而已；他不事张扬而离去，百姓思念他，恐怕不能忘记。接连遭逢朝散大夫父亲和夫人的丧事，服丧期满后，授任鄂

译州知州。鄂州处在水陆交通要冲，敌军分兵扼守上游；朝廷派禁军戍守鄂州，一天之内，有时需要船一千艘、马五千匹。章公估计确实无法办到的，便奏报朝廷，其余所需都得到供应，没有留下难办的事情。正在这时，朝廷把军事放在一边而不问，已经三十年了。边境附近的百姓甚至不知道兵革为何物；敌人背弃和好，流民不知该往哪里去，迁徙不定，鄂州往往已经不再有原来的百姓。章公处置这些事情竭尽全力，使百姓不至于因战事而惊恐动荡。州中缴纳秋租只有五千斛，而上供却达到一万斛，其他所需也大致相同。章公查阅酒税簿籍，发现可以筹得的钱，立即办理；别人无法测知钱为何能这样得来，往往把他看作神奇。章公忧惧不安，好像并不以此自得，别人也不能理解他的心情。鄂州百姓一起拦住监司，自称章公实在爱护我们，希望朝廷另外借给他们一年章公。监司想把这件事上报，章公笑着说：“诸位难道不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吗？况且朝廷不是那么容易欺骗的。我不顾惜自己，只怕给门下带来羞耻，所以不能让你们上报。”后来授任两浙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漕司曾经借用常平钱二万万缗，到这时已经过了好几年，漕司放置不再提及，常平司也不追问。章公叹息说：“这不合乎法意，百姓将无从得到依赖。”于是立即移文督促追还；户部又请求借用三万万缗，章公对此非常为难。那名奉命来的小校以不能立即得到钱为耻，出言不逊，章公斥责他说：“这是圣旨吗？常平钱关系百姓性命，即使如此也应依法奏报覆核，否则你这个奴才怎么敢这样！” 退下后，他叹息说：“官职已经无法做了。”户部不久知道此事不可行，章公也不想显得与众不同。今上即位后施行覃恩，章公转任左朝奉大夫；第二年转任左朝散大夫；又过一年，召入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任王子庆王府直讲。乾道改元，任郎中，授殿中侍御史兼侍讲，升任侍御史。章公上疏，大意说：“祖宗的大仇尚未报，中原的故地尚未收复，卧薪尝胆的志向难道可以稍稍忘记吗？交好常常败于变诈，战争有时因无名之故而兴起，歃血结盟的友好关系难道可以长久依恃吗？至于淮河沿岸的疮痍、江浙的饥荒，国家财用尚未充裕，军政长期废弛，士人的风气败坏于奔走争逐，朝廷纲纪受扰于私情曲意，这些都是当今的急务，不应因为暂时息兵就置之度外。”他又上言：“希望把财赋、边备两件事专门委托给大臣，汇集群臣意见，参照订正其中可行的部分，设置机构筹划办理，给他们若干年时间来责成其完成。如果认为现在的大臣不足以担当，希望精心选择可以担当的人来任用；否则因循苟且，臣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他又请求广泛寻求勇武之士，以备将帅之用。三十年来，将帅因为事情获罪而被罢免，其中没有达到误国程度的，希望一律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又曾因水灾，朝廷下诏令侍从、台谏逐条陈述缺失，章公上言：“如果人事全都能够取得实际效果，这才是真正的应天。选用人才要取其实际才能，办理政事要取其实际功效；凡是推荐任用的，都必须考察实际情况，使一时的虚名不再流行。求取官职的人不能冒进，然后再告诫有关官吏，要把朝廷的利害看得如同自家和自身的利害，不得只用公文徒具形式，使上下互相蒙蔽。人们修养真实品行，办理实际事务，建立真实功劳；上位施行真实德政，下位得到实际恩惠。应天的实际内容，应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当时朝廷命令两浙东路的人户，每有田一万亩便籴米三千硕，并强行摊派度牒、关子之类。章公认为这类事情近于横征摊派，没有体恤百姓、治理国家的意思。朝廷因为经费不足，商议暂时拘收郡县职田。章公认为所得还不抵大农一日的数额，却使各处纷纷扰攘，损害了国家大体。户部侍郎朱夏卿用交子兑换发放各道常平钱一百万缗，章公上疏认为，自从设置常平以来，其间虽然多次因战争等故而有特殊开支，掌管财政的大臣固然曾经设法筹办，但唯独常平钱关系百姓性命，依法不能有所轻视

译。朱夏卿是什么人，竟敢轻易破坏成法？而且章公凿空交子、使其不能支用，欺罔而毫无顾忌，按法不可赦免。”

译池州知州鲁詧认为竹子长出穗实是祥瑞，便把竹子画下来，装着竹实前来进献，并且说饥民确实依靠它来充饥。章公上疏认为，反常便是妖异；竹子本来不是生穗实的东西，这就是反常。竹子生出实来，树林必然枯死，这是妖异。把妖异当作祥瑞，是欺骗皇上。何况饥民中有吃糟糠的，有吃草根木实的，有吃像粉末一样的土的，难道能因此把它看成比五谷还珍贵吗？也不过是比死去稍好罢了。鲁詧身为牧民之官，反而使百姓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把这种东西当作珍宝来献吗？谄佞邪曲之风已经形成，不能让它渐渐滋长。他又说，给事中王时升表面似乎朴实，实际上奸诈，足以欺骗世人、扰乱风俗；右奉直大夫谢铎曾经侍奉伪楚，不应滥受本朝的世赏，不能用来向臣下示范。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起初章公曾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首先禁止监司、太守频繁更换，如今却常常无故随意更换；添差官不许处理实际事务，如今却渐渐放开；起初改官的人只许注授知县，如今却有人通过经营活动获得堂除；原本规定遣人后不许再次更换，如今图谋换任的人纷纷出现；至于荫补初次出官的人，按法应当参加铨试，如今却有堂除而免试的；京官按规定应当入监当官，如今却有人径直得到职事官。私意胜过公法，公法便会成为空文；如果不严加禁止遏制，公道就会荡然无存。不久他听说已经有魏好信等四五名没有参加铨试的人被放行，参知政事虞允文对此颇为支持。章公很不高兴，立即上言说：今年春天通过铨试的人，大都要等待五六年；反而是铨试落第、被黜退的人得到美好的任命，这是借此援引废弃的法令，以私情损害公义。事情虽小，关系却很重大，请一并追查废止。不但可以稍微保存公道，也是清理仕途的一端。朝廷曾经从各路抽调厢军、禁军土军，其中五分作为弓手，到行在阅试，登记为忠勇一军，隶属于步军都指挥使戚方。原约定秋防结束后遣返回所属州郡；隆兴元年却留下没有遣返，第二年又留下没有遣返，到这时仍未遣返。军人相继到台省自陈，章公移文枢密院却没有得到答复，军人不能忍受，往往逃散。章公立即上言：“使粮食充足、军队强盛，是施政的首要事务；圣人认为实在不得已时可以去兵、去食，但信用最终也不可舍弃。如今因军队而失去信用，岂不是不可以吗？”皇上对他说：“这支军队是朕亲自阅选的，费用不知有多少，你却想把他们全部遣散吗？”章公奏答：“臣不知道费用多少，臣所知道的只是人情和事理。” 皇上说：“既然如此，难道应当让他们全部逃走吗？”章公奏答：“现在逃走的人数虽然还可以掩盖，但人人的心已经动摇；一旦空营而全体逃散，不逮捕就会废弃法令，逮捕则他们会相互联合抗拒，损害威严、失去体统，重新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皇上说：“应当和大臣商议。”几天后，章公又上言：“如果认为逃走的人数已经无法掩盖，那么赶紧遣返，恐怕也来不及了。”皇上说：“前些日子商议，仍然没有定论。”章公奏答：“还没有定论，就是不能实行的托辞。臣所说的话不能实行，臣没有地方逃避罪责，只是深深为朝廷惋惜这次举动。枢密大臣迎合圣意，难道不会后悔吗？”皇上点头说：“还应当慢慢商议。”当时虞允文兼任同知枢密院事。一天，他召戚方商议这件事，后来又搁置不办，结果这一军逃散，毫无一人留下；他们又相互抵抗争斗，无法捕捉，将校以下都被贬官，唯独戚方免罪。章公说：“戚方是罪魁，不能赦免。”于是削去戚方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之职，仍旧统领军队。章公慨然说：“这已经不值得再问了。”随即上言：“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虞允文轻浮狂妄、倾险奸诈，敢于说大话，以文武两方面自负；如今身居此位，胸中却没有实际内容，挟带私心、任性而为，大略都可以验证。” 章公认为虞允文不罢免，天下便不再有法令，于是连续上章论奏不止，虞允文最终被罢免。此时参知政事钱端礼凭借皇帝亲信的身份参与政事，丞相之位长期空缺，朝廷议论认为早晚会一同任命。虞允文离去后，任用钱端礼的议论也搁置了，章公也因此获罪离职。建国初年，章公在浙西任职，梁彦俊奉中旨办理酒库，章公没有在职权范围内偏袒帮助他，彦俊对此不满。临走时他询问章公有什么要求，章公只是唯唯应答而不作回答。等到彦俊任皇城司干办、转官的请求独独没有实行时，按台谏谢事的旧例，章公弹劾彦俊废弃法令，彦俊最终按赎罪论处。适逢章公授任吏部侍郎，他竭力请求罢免，皇上发怒；章公请求辞免也没有获准，后来下诏放罢，令他居住汀州。有人替章公转述说：“这次行动中，梁彦俊称赞公正，脸色却说：‘我侍奉君主而不知道大体，按理应当获罪。梁彦俊算什么人呢？况且圣明的皇上难道会听信别人的耳语吗？’”章公在汀州住了七年，闭门读书，对世俗之念淡泊如水；只是遗憾不能伸展心意去省视祖坟上的松楸。后来有诏令让他自便，他便回去拜祭祖坟，回来后对妻子儿女说：“如今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第二年，获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又过一年，因病死于正寝。时间是乾道九年闰正月二日，享年六十八岁。章公娶陈氏，陈氏早逝，追赠宜人。又娶郑氏，是四川宣抚副使郑公的女儿。儿子四人：涛，右迪功郎、平江府长洲县主簿；渭，左从政郎、临安府富阳县丞，比章公早八个月去世；涣，因章公致仕的恩典奏补，充任从进士举；湜，奉章公之命出继给章公的仲弟。女儿四人：长女嫁宣义郎、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郑抠孙；次女嫁进士陈桧；次女嫁迪功郎、江州德化县主簿杨注；幼女嫁承奉郎、监临安府粮料院郑庄孙。孙子十人：机、桷、崧、云、卿、榘、柄、采、棣，其余尚未取名。孙女三人：长女嫁进士卢诚，其余年幼。涛将于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把章公安葬在永康县武平乡碧湍里三石湖旁。下葬前，涛请我撰写章公的行实，并且说：“先君确实了解子亮，曾多次称道他，谈到自己的罪过，我不能坚决推辞。”涛一再请求。我回想自己年轻时不爱惜自重，到了晚年才悔悟，乡里本来不把我看在眼里。唯独章公一见便了解我，命他的子弟和我一同学习。有一天我来拜访，他便备好酒，从容地侍奉在章公身旁；谈话间论及天下人物，常常与章公意见相合，知道章公是如金玉般的人物。

译因此感叹世上衡量人的眼光十分浅薄，不足以作为依据。然而我曾听说，章公的子弟说，章公常常吟诵古诗，每当秋天到山中拾取红叶，便吟道：“姓名哪能让世人知道。”总是讽咏不止，由此可以看出章公的志趣了。既然如此，世俗纷纷扰扰的事情本来就不是他所屑于做的。我常常庆幸自己晚年求学而得以依附章公，没想到章公突然去世，因此悲痛流泪。我按情义本应执笔写出章公的行状，来告诉世上有道德、能立言的君子；但我的语言荒乱、次序失当，文辞不能合乎法度，只好姑且依次写下。章公名服，字德文，他的祖先是建州浦城人；五代之乱时迁居杭州盐官，宋朝初年来到婺州，于是定居永康。曾祖父名洞，祖父名玠，父亲名俣，历次追赠为右朝散大夫。母亲应氏，继母陈氏，追赠宜人。章公和朝散大夫父亲在世时都曾任郡守，朝散大夫又获封右奉议郎。乡人都以此为荣。章公有《论语解》二卷、《孟子解》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诗四卷，收藏在家中。淳熙元年夏六月末日，陈亮谨记。郭德麟哀辞 从前，东阳的郭彦明白手起家，能够获得数万的家产；郭德麟后来又拥有数千人，还能使自己的姓名传遍十多个郡。这种才智一定有过人之处，只是我没有来得及认识他，却认识他的儿子德麟。德麟继承家业，有他父亲的风采；而教育美善他的子弟，则使这种家风更加光彩。德麟的儿子名澄伯，是清正之人，历来跟随一代士大夫君子交游。从前谈到郭家的事情，常常各不相同；到这里，评论才算确定。德麟在世时，本来就曾因过去的事情没有完成而惴惴不安。我却独自认为不应如此。国家用科举造就士人，把天下豪杰束缚在规矩尺度之中；幸而能握笔写文章，便只能屈曲迁就，以求取显达。至于乡里豪杰，即使才智胜过万人，也不能在那些把程式文章写得熟烂的人中间取得一席之地。等到他们凭借才智自行经营谋生，又被乡里人嫉恨排斥，常常有自身触犯刑法、落入法网的忧虑。从前所谓士人，常常足以扼住他们的咽喉，掌握他们的生死，终于使天地造化的功用出现废置不用的地方。这也是国家的一大缺失。然而默默观察天地运行的机理，德麟因此对过去的事情惴惴不安，本来足以显示国家崇尚儒学、尊重道统的极大成就，也足以使有见识的人为天下大势的无穷变化而忧虑。值得追念的不只是德麟父子。那些写程式文章的士人，既足以被一世所任用，其中又有通晓经书、品行笃厚的人，自然又受到同类人的尊敬，常常好像令人无法企及。德麟也已经仰望他们而敬畏服从了。我在这时正要为他们写一篇长文，来解除德麟的惴惴不安，使他死后能够安宁；但我不在一世士人中加以讥讽、诽谤、责斥的，几乎没有。可是，假使德麟能够带着这些话去地下见他的父亲，也许父子可以相视一笑；百年之后，应当会有人明白我的心意。辞文如下。《龙川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龙川集》卷二十七 宋代陈亮撰 墓志铭 先祖府君墓志铭 东汉衰落时，太丘长陈公名叫陈寔，是有道德的君子。陈纪、陈群又能够世代继承家业，官位达到三公九卿。司马氏南渡，陈逵也跟随迁徙，后来在吴兴定居。陈霸先于是占据整个吴地，四代之后才灭亡。他们葬在婺州永康、号称厚陵的地方，也有人说是后陵。陵墓如今虽然还在，却用铜封闭，无法打开，没人能考证墓主究竟是谁。因此永康的陈氏最为繁多，而各支族谱却从来没有互相贯通。过去曾有人在百年老屋的墙壁之间发现几张书纸，所记谱系很详细，其中有称王的，有称公的，有御史大夫，有龙虎大将军，怀疑是陈、隋之间的人。到本朝咸平以后，才开始沿用世俗称号；既然称公，说明陈氏已经散落为平民很久了。我的八世祖名通，以及他的儿子名隆，才开始从田野乡里奋起，住在陵墓旁七八里处，地方叫前黄。到孙辈名援时，家业于是壮大，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是我的高祖。高祖名贺，早夭，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曾祖，名知元。宣和年间，曾祖因登记为武官，按例到京城守御，跟随大将刘延庆死在固子门外。曾祖生下我的祖父，名益，字进之，是长子。先祖年轻时凭借志气自负豪迈，曾经参加舍选，从事科举考试，每次都将要取得成功却又失败。后来又想凭武事奋发，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志愿。晚年便在乡里沉浮，放纵自己于酒杯之间。酒喝到兴浓时便歌唱呼喊，遇到客人不问他姓什么，一定要让客人喝醉才停止。然而他孝顺友爱、慈祥仁厚，明敏而有胆识决断，大概天性本来就是这样。因而我曾私下说：从前韩信对郦生说：“魏国难道没有任用周叔做大将吗？”周叔也与韩信等人一样有才，却湮没无闻。士人困顿失意，一百件事中未必能实现一件，最终因孤独落魄而死，并不全是因为才智不足。先祖生于崇宁二年正月五日，卒于乾道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祖妣黄氏，是敦武郎黄琫的女儿。她出生时，比先祖早一百九十三日；她去世时，也比先祖早六个月又一个闰月。过了六年，到十二月二日，才终于能够合葬在龙窟卧龙山下。将要下葬时，家父亲自命我说：“我高祖的坟墓都还在，而我的曾祖是幼子，我不敢把自己作为祖先。我曾祖、我先祖的坟墓都不存在，又不能奉他们为祖。我将把我的先人葬在这里，使你的母亲附葬在我先夫人的旁边。” 以后再按昭穆次序把你安葬在这里，住在墓旁以供洒扫，使从此以后谱系一两代都可以数清；至于子孙贤能还是不肖，虽然还无法知道，但我的志愿就不会不明白了。又命我确实把这些事情写在石上，放入先祖的墓圹。我拜手叩首而哭，写道：“活着的人有遗留下来的才华，死去的人有遗留下来的道义；大地有遗存的形体，坟墓有安置的位置。你们的子孙啊，千万不要抛弃这些。” 蔡元德墓碣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