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文诀卷十六

译种情况习以为常，难道还能不卑弱吗？”后来赵、魏、韩三家终于瓜分晋国，正是因为习惯于君臣名分不明。降至汉代，虽然不能像三代盛世的君王那样，却仍然尊重君主、贬抑臣下，重视名节，以行义之人取士，以儒术教化百姓。因此王莽作乱时，百姓思念刘氏，最终又恢复了汉朝。赤眉军虽然人多势众，作为盗贼仍拥立刘氏宗室，以顺应民望；王郎假托刘氏名号，燕、赵地区便纷纷响应。董卓作乱时，袁绍以诛杀董卓为名，州郡如云聚集。曹操挟持献帝来号令诸侯，天下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曹操的内心难道不想废掉汉朝而自立吗？然而直到死也不敢这样做，是害怕天下人憎恨他。从魏、晋以后，君主开始重视通达多才之人而轻视守节之士；臣下开始崇尚浮华而鄙薄儒术，把先王的礼制看作糟粕而不实行，把纯朴坚定的士人看作鄙陋朴拙而不任用。于是风俗日益败坏，陷入苟且浅薄，背叛君主不以为耻，冒犯上级不以为非，只知追逐利益，不顾名节。到了唐朝衰落时，将领部下竟有杀害、驱逐元帅的，朝廷不能讨伐，反而因势安抚他们，从军伍中提拔，授予旌钺。起初只是为了取得一时的苟安；时间久了，百姓习惯于所听所见，认为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事理当然，不认为违背礼，也不认为违背义。因此居于上位的人战战兢兢地害怕下属，处在下位的人彼此窥伺上级。平时就用酒食、金帛、甜言和卑躬屈体互相讨好；一有机会，便用锋利的刀刃、狠毒的心肠和诡诈的计谋互相残杀。成功的被认为贤能，失败的被认为愚蠢，再也不谈尊卑的秩序和是非的道理。逐渐发展到五代，天下荡然无存，没有人知道礼义是什么了。因此各朝国运不能长久，远的十多年，近的三四年，覆败灭亡接连不断，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等到大宋接受天命，太祖、太宗知道天下的祸乱产生于无礼，于是凭借神武聪明，亲自勤劳于万事，征伐、刑罚、赏赐都由圣意裁断，这才使君主的权势加重，群臣畏惧服从。于是削弱藩镇，使各地统一遵守法度，选择文官作为辅佐，夺去藩镇生杀予夺的权力，收取其金谷财赋，选拔其部下精锐，集中到京师作为宿卫，控制其心腹，拔掉其爪牙，使他们不能横行。这样以后天子与诸侯的名分明确，悖乱的根源也就堵塞了。于是节度使的权力收归州，方镇的权力收归县；又把天下分成十多路，各设置转运使来考察州县百官的善恶，又恢复汉代郡刺史的职能，使朝廷的命令必须由转运使执行，转运使的命令必须由州执行，州的命令必须由县执行，县的命令必须由官吏和百姓执行。这样以后上下的秩序端正，纲纪也建立起来了。于是申明军法，使从押官以上各有等级，依次统辖；稍有违犯，罪行都处以死刑。这样以后军队的管理严肃，士卒就肯效命了。这些都是礼的大节，所以能够四方征伐不服之地，没有谁不顺从。扫荡九州，使禹的足迹重新遍及天下。到了真宗，又用明德加以巩固，继承太祖、太宗二圣的志愿，早晚勤勉不懈，宣扬善政，消除恶俗，以至于今天，太平治理已有百年，顽劣百姓已经绝迹，众人的心都安定了。这是旷世难成的事业，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地守护，不能使它丧失。臣私下看见陛下有中宗的严肃恭敬、文王的谨慎小心，但大小政务多有谦让而不作决定，把它们交给臣下。假如所委托的人一直都是忠臣贤者，那还可以；万一其中有奸邪之人，岂不是非常危险吗？古人所谓“委任他人而责成其成功”，是选择人才授予职责，对于繁杂琐碎的事务不亲自处理。至于爵禄的废置，人的生杀、授予和剥夺，如果不由自己决定，就不可以。《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权，只有君主可以赐予福泽。”臣下擅自施威施福，会危害他的家族，也会给国家带来凶

译祸。威福的权柄一旦落入他人手中，且习以为常，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译这是明主所应当谨慎的事情。近来因为西部边境用兵，权宜设置经略安抚使，统领一路的军队，可以便宜行事。等到西部战事已经平定，却因此没有废除他在河东一路的职权，统辖二十二州军，已经超过从前节度使的权力了。唐朝开始设置防边八节度使，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这种权力和职责太重，所以后世才有拥兵自重、跋扈不臣的将领。《洛诰》说：“不要像火刚开始焰焰燃烧时那样，等到它烧灼蔓延便不能止息。”这是说要慎重对待细微的事。又有将相大臣出任各州长官的，多凭借地位尊贵而自我倚恃；转运使想要整顿并振作职务，他们往往故意违背，不肯听从。将相大臣在朝廷时，转运使的名位本来相差很远；等到他们在外任知州时，转运使却是统辖各州事务的官员，怎么能凭一身的尊贵庇护一州之事，使转运使不能过问呢？汉代刺史以六百石的官秩监督察访二千石的官员，难道是因为名位的贵贱吗？又自景祐以来，国家安于久治久安和享乐，因循旧习而只求省事，执掌政务的臣下颇多实行姑息政策。于是小吏喧哗，斥逐御史中丞；车驾属官悖慢无礼，使宰相被罢免退职；卫士凶暴叛逆，案件却不能穷究奸恶；泽州旧军受到优待，士卒辱骂三司使，而执法官认为这不算违反等级法令；朝廷虽然特意诛杀了那些人，也只是暂时停止，最终又把他们收养起来。其余还有一个人在道路上散布流言，朝廷便为他改变法令、推施恩惠的事情，也多得很。以上这些事情，大概都不是用来教习百姓懂得上下名分的办法。朝廷是四方的表率和仪范。朝廷的政事如果这样，四方一定会有更加严重的情况。于是元帅害怕偏将副将，偏将副将害怕将校，将校害怕士卒。奸邪怯懦的臣子，甚至有减少教阅，使士卒骄纵懒惰的；保护庇佑衰弱老兵，使军中冗员增多的；屈曲法令，使士卒放纵恣肆的；诋毁粮帛供给，使士卒愤懑不平的。他们用甜言媚笑讨好士卒，没有什么手段不用，于是士卒一致称赞他们，把怨恨归到上级身上。他们既然这样做，下面的人就仿效；下级既然这样说，上级就顺从；前面既然这样做，后来的人就沿袭。如果他们做而别人不仿效，下级说而上级不听从，前面实行而后面不沿袭，那么怨怒就会聚集到他们身上，祸乱便会产生。长此以往，日积月累，百姓的耳目习惯了这些事情并安于其中，这和唐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呢？北魏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章，想压低武人的地位，使他们不能列入清贵品秩。羽林、虎贲十多人焚烧张彝的宅第，杀死张彝父子。官府出兵捕捉，凶悍强横的八人被斩首，其余人则大赦，以此安抚他们。怀朔镇人高欢当时奉命出使到洛阳，看见这件事，回来后便散尽家财来结交宾客，说：“朝政如此，事情的结果可以知道了。”于是开始产生飞扬显达的志向。由此看来，纲纪不建立，奸雄就会动起野心。祖宗劳苦焦思，想要改变衰败的唐朝风俗；而陛下却高高拱手，熟视无睹，反而形成后魏的风气。这正是臣替陛下痛惜的地方。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原文“▯”字形疑误]刚健的志向，宣扬神明的德性。凡是群臣上奏政事，都应当考察其邪正，辨别其善恶，详细询问，深思熟虑，求得合乎道理，然后决定赏罚、升降而实行。这样天下谁不豁然喜悦呢？《诗经》说：“君子一发怒，乱事很快就能止息；君子一施恩，乱事很快就能结束。”这是说没有明确褒贬所造成的祸患很大。经略安抚使有征讨之事，就设置这个职务；没有战事，就应当废除。假如暂时不能废除，那么军事紧急、来不及奏报的事情，可以让他专门处理。其余民政，都交给州县办理，一概依法处理。有时法律规定重而实际情节轻，有时情节重而法律规定轻，应该杀、应该流徙、应该宽宥、应该赦免，都听任本州申奏后裁决。朝廷何必一定要通过经略安抚使处理呢？转运使制定规划和号令，下达到各州，而各州违背不从的，朝廷应当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如果事情按道理确实可以施行，而州将倚仗尊贵权势故意违抗，就应当治州将的罪，不要治转运使的罪。将校、士卒对于州县及其所属官员，或者对于公卿大臣，有悖慢无礼行为的，应当明确规定等级法令，使裁决的人没有疑惑。将帅之官如果废弃法令、违背道义，以此取悦下属，把怨恨归给上级，应当按照轻重给予诛杀、流放、罢免或贬黜。能够公正无私、统御众人严整的人，应当衡量其才能，提拔任用并褒奖。这样，上位者就难以动摇，下属也会听命。上位者难以动摇而下属听命，这正是尊重朝廷的方法。上下名分已经明确，纲纪已经确立，然后修习儒术，隆兴教化，提拔敦厚笃实的人，斥退浮华之徒，使礼义兴盛流行、风俗纯正美好，那么国家就能保有万世无疆的福祉，就像背靠南山而坐在平原上一样安稳。《谏院题名记》。司马光这篇文章首尾不过二百来字，却包罗无遗，懂得治理国家的体要，明白官员的职责，笔力高峻简练到如此地步，由此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古代谏诤并没有专门的官职，从公卿大夫直到工商之人，没有谁不能进谏。汉朝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谏官。天下的政事、四海百姓的众多事务、政令的得失和利弊，都集中交给一个官职来陈说，这个职责也就很重了。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应当志在大事，舍弃小事；把紧急的放在前面，把缓慢的放在后面；专心有利于国家，不替自身谋划。那些急切追求名声的人，和急切追逐利益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六名谏官，责成他们担任谏诤职务。庆历年间，钱君开始把谏官姓名写在木版上，司马光担心时间久了字迹漫灭，于嘉祐八年刻在石上。后世的人将逐一指着他们的姓名评论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邪曲。”唉，难道能不感到畏惧吗？《保业》。司马光的议论纯正厚重，文字切实恰当，应当和《无逸篇》参照阅读。

译天下是最贵重的器物，得到它极其艰难，守住它也极其艰难。王者刚开始接受天命时，天下人都与我地位相等，彼此较量智力、争夺天下；等到智力耗尽而不能抗拒，力量屈服而不能支撑，然后才肯叩头称臣。在这个时候，智慧相当的就形成两个势力，力量相等的就形成三个势力，势力越多，天下分裂得越厉害；如果不是智慧和力量都超出天下之人，天下就没有人能够统一它。这不也是得到天下极其艰难吗？等到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群雄已经服从，众人的心已经安定，上下名分明确，强弱形势悬殊，中等资质的人都以为子孙万世会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骄傲懒惰的心产生了。骄傲的人玩弄兵力、滥用武力，穷奢极侈；上天发怒也不顾惜，百姓怨恨也不知道，一旦崩溃，四方就会糜烂溃败，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懒惰的人沉溺于宴饮安乐，考虑不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直到无法振作，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这两种情况，有的因强暴而失掉天下，有的因软弱而失掉天下，导致失败却是一样的。这不也是守住天下极其艰难吗？臣私下考察，自从周王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能实行，诸侯多有僭越，分崩离析的事情多得无法计算，经过五百零五年才归于秦国统一。秦国残暴地役使百姓，十一年后天下大乱，又过了八年才归于汉。汉朝统治天下二百零六年后失去权柄，王莽篡夺了它，十七年后又恢复汉朝；更始帝不能自保，光武帝诛除僭伪势力，共经过十四年才得以统一天下。又过了一百五十三年，董卓专擅朝政，州郡瓦解，彼此吞并，到了魏氏，天下分成三国，共九十一年后归于晋。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宗室互相构难，群蕃乘机作乱，使中原混乱，天下分散成六七个政权，又聚合成二三个政权，共二百八十八年后才归于隋。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后天下归于唐。唐得到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倚仗承平局面，沉溺酒色，养成祸患，作为子孙无法医治的疾病；于是安禄山在渔阳偷偷起兵，四海横遭战乱。肃宗、代宗以后，方镇将领拥兵自重，号令不听从，贡赋不进献，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是仇敌。国势逐渐衰落，到了五代，三纲崩颓断绝，五常灭亡；刚刚得到玉玺还未暖，居住宫室还未安定，早晨建立的政权晚上就败亡，像住在旅舍一样短暂，祸乱接连不断，战争没有止息，流血汇成河泽，尸骸堆成丘陵，百姓中没有死尽的已经很少了。于是太祖皇帝接受上帝的命令，起兵拯救天下，亲自披甲戴胄，栉风沐雨，东征西伐，扫清海内。当时他吃饭来不及吃饱，睡觉也不得安宁，想要为子孙建立太平的根基；大功尚未完成，太宗皇帝继承他的事业而完成了它。共经过二百二十五年，然后大禹的足迹所及之地重新混合为一体，百姓遗留下来的种族才开始得到休息。由此看来，上下经历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的时间只有五百多年而已。其间时时有小的祸乱，更不能一一计算。国家自平定河东以来，八十多年内外无事。那么，三代以来太平治理的时代，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的。如今百姓拥有千金的家产，尚且认为那是先人经营所得，愿意辛苦劳心，谨慎守护，不敢失坠。何况承受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拥有整个天下，要把国祚传至万世，难道能不慎重吗？难道能不谨慎吗？《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戒惧得就像用腐朽的绳子驾驭六匹马。”《周书》说：“心中的忧虑和危险，就像踩着老虎尾巴、涉过春天的薄冰。”臣希望陛下早起晚睡，兢兢业业，思念祖宗的勤劳，知道王业来之不易，以古人为鉴来考察今日，懂得太平盛世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那么天下百姓，直到鸟兽草木，没有不感到大幸的了。《与吴相书》。司马光的论述深切而明白。我愚昧、固执而迂僻，自知在世上没有什么才能，可以因此退居闲散之地，只求苟且领取微薄俸禄来庇护自身、保全家庭罢了。近来听说从京师来的人在道路上多说，相公时常谈到我的姓名，有人还说您曾经推荐提拔过我，不知是真是假。自从我居住在洛阳以来，做官求进的心早已断绝；我在年轻壮盛时尚且不如别人，何况如今将近六十岁，鬓发全白，视力昏花，听力迟钝，牙齿掉了七八颗，精神衰弱耗损，哪里还容得下求取进用的念头？只是因为我们交游相从已久，如今偶尔回想往事[原文“时防齿记”语义不明]，感念承受知己的恩德，终身哪里敢忘呢？只是相公富贵显荣，丰厚完备已经到了极点；我这种疏懒庸碌的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报答，只有忠诚守信的话，或许可以仰报您盛大恩德的万分之一罢了。我敬想明主历来选拔朝廷官员，任用杰出人才，以辅助大化；我不敢忘记知己的心意，也知道相公一定不会轻易辜负明主。臣深切看见，自从国家施行新法以来，朝廷内外汹汹不安，无论愚人智者，都知道它不对。州县官吏困于繁琐苛细的事务，日夜不停，丢弃实际政务，崇尚修饰虚文，把刻意做作当作才能，把欺骗诬罔当作本领。民间百姓被征税搜刮所逼迫，无论贫富，都失去生产事业，忧愁怨恨、流离失所，辗转死于沟壑，聚集起来成为盗贼，日日夜夜伸长脖子，盼望朝廷觉醒，更改弊法，至今已经[原文“凡防年”疑误]多年了。相公聪明，难道会听不到这些情况吗？如今府库的财物消耗得几乎空竭，仓廪的储粮仅够支撑几个月；民间的财产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的生活，而国家的用度却日益扩大，搜刮也日益急迫。河北、京东、淮南蜂拥而起的盗贼，攻打劫掠城邑，杀害掳掠官吏，官军已经不能制止。如果不幸又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水灾、旱灾、虫灾、蝗灾，那么各地都这样，所造成的忧患，难道能够尽数隐讳吗？这怎么能说是小事，怎么能因为认为它必然不会发生，就安然不放在心上呢？贾谊处在汉文帝时代，认为这就好比把火放在堆积柴薪的下面，却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燃烧，便说是安全。如果放在今天，他一定会说是火已经烧起来了，却仍然安然自若地睡觉。从前周公为王室辛劳，坐着等待天亮，顾前顾后，嘴唇破裂，最终能够替周家成就太平事业，建立八百年的国祚；他本人做了太师，名声流传无穷，子孙拥有天下[原文“▯防”字形疑误]，与周朝同盛衰。王夷甫身居宰辅，不思考治理国家，只想保全自己，把两个弟弟安置在方镇，认为这样就有三处藏身之地；等到晋室危急，自己也不能免祸。既然如此，圣贤的心难道会忘掉自身而只顾外物，不替自己谋划吗？其实是因为国家兴隆，那么自身没有不分享其福泽的。

译只是普通人的见识短浅，而圣贤的谋虑长远罢了。像相公这样的用心，本来就是周公的用心。如今如果弊法不更改，百姓疲惫却不加以体恤，万一盗窃之事更加增多，蜂蝎般的势力产生毒害，臣实在担心庙堂的职位也未必容易安坐。即使重新交还权柄，均衡劳逸而退居外藩，外藩本来就不是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甚至投下簪笏、解下绶带，到东山放声啸傲，东山也不是能够高枕无忧的地方。既然如此，相公今日拯救天下的急难、保全国家的安定，再没有什么可以推让的了。拯救急难、保全安定的办法，如果不废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不停止征伐的谋划，却想求得成效，这就像厌恶热汤沸腾却增加柴薪、鼓动风箱，想去鄢郢却把车头向北而快速奔驰，所求一定不能实现。除去这五件事，却不先辨别利害来使君主觉醒，那么这五件事就不可能被废除。想使君主觉醒，却不先开通进言的道路，那么君主的心就不可能被唤醒。所谓开通进言之路，不是像从前那样只下诏书，让臣民说出政事得失，事后对正确的意见一条也不施行，反而把稍微直率、触犯权贵的人随即治罪；这其实是堵塞言路，而不是开通言路。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在于辅佐大臣早晚启发劝导君主，只把亲近忠直、采纳谏诤、扩大聪明、除去蒙蔽作为首要事务。这样一来，政令的得失、百姓的疾苦，就清楚明白而没有什么可以隐藏了。凭借圣明君主睿智明察的资质，再有贤能相公忠诚的辅佐，使正直的言论每天进呈，下面的实情能够上传，那么极盛的治理就可以指日实现，弊政有什么难以除去的呢？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如今病势虽然已经很深，却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如果能在祸乱尚未发生时治理它，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它，仍然有反掌一般容易的机会。现在错过而不治理，终于形成顽疾，即使有丙吉、魏相、姚崇、宋璟这样的辅佐，也将无可奈何，必定会有后悔莫及的痛苦。相公读书入仕，地位达到首相，施展志向、推行大道，正在今天这个时候。假如志向不屈，道义不失，那么与君主意见相合，就能使恩泽施及四海；即使意见不合，也能使美名高传千古。大丈夫立身侍奉君主，始终如此，也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的志向了。我急于报答您的恩德，竭尽微薄心意，不知不觉言辞多了。《智伯论》。司马光的议论确切恰当。智伯灭亡，是因为才能胜过了德行。才能和德行本来不同，但世俗之人不能辨别，往往把二者都称为贤能，这就是他们用错人的原因。聪明明察、刚强果断叫作才；正直、公正、中和叫作德。才是德的凭借，德是才的统帅。云梦的竹子，是天下最坚劲的竹子；然而如果不经过矫正揉治、不装上箭羽并加以括治，就不能射入坚硬的东西。棠谿的金属，是天下最锋利的金属；然而如果不熔铸成器、不磨砺，就不能用来击破坚强之物。因此才能和德行都完备，叫作圣人；才能和德行都没有，叫作愚人；德胜过才，叫作君子；才胜过德，叫作小人。凡是选用人才的方法，假如不能得到圣人、君子来任用，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为什么呢？君子凭借才能来行善，善事没有不能做到的；小人凭借才能来作恶，恶事也没有不能做到的。愚人即使想做坏事，智慧也不能周全，力量也不能胜任，好比乳狗搏击人，人可以把它制服。小人的智慧足以使他的奸诈得逞，勇力足以决定施行暴行，就像老虎长了翅膀，他造成的祸害难道不更多吗？德行是人们所敬畏的，才能是人们所喜爱的；容易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受到敬畏的人容易疏远，所以考察人才的人多被才能蒙蔽，而遗漏了德行。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家子，才能有余而德行不足，以至于导致覆亡的，多得很，哪里只是智伯一个人呢？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假如能够审慎辨别才能与德行的区别，知道先后取舍，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用错人才的问题呢？《庆历兵录叙》。宋祁叙事有法度，能够写得繁富却不杂乱。世上谈论用兵的人，把源头追溯到轩辕氏；但当时的史书已经有缺失。到了夏、商以来，才有能够谈论这些事情的记载。因井田制而设置兵车，便把乡民编为军队，依田猎之制举行搜阅。周代的法制就是这样：对外控制郡国，对内加强京师；军队没有虎符不得调发。汉代的法制也是这样：设置将帅府署，登记军籍，把士兵编入农民，使士卒都成为土著；这样，士卒即使死也有定所，不会叛乱。唐代的法制也是这样。晚周时兵力分散在诸侯手中，其弊端是弱小的诸侯常被分割，强暴的诸侯常常吞并他国，所以公国彼此攻伐而灭亡。汉朝衰微后，权力借给强臣，其弊端是势力相当便互相猜疑，力量不足便随从强者，所以僭越的诸侯割据对立而成立。唐朝末年发生动乱，设置节度使；其弊端是乐于姑息，厌恶法度，所以群起的不法之徒溃散争斗。由此看来，开始时未尝不好，后来却渐渐衰败了。宋朝兴起后，铲除五代诸姓留下的乱局，统一天下的权力；僭越的藩镇交纳土地，横行的将帅受制于法，整顿军备、控制众军，没有不精密明晰的。军队大体有四种：第一叫禁兵，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司所属的军队都在其中，选取士卒中锐利剽悍的充任；有的能挽强弓，有的善于冲锋，有的驾戈船、率突骑，有的能投石、击刺。因此，在驻地就担任守卫，出征则轮番戍守。第二叫厢兵，隶属于各州，招募士卒中有力而强悍的；天下已经平定，不很依赖军队，只有对付边境蛮夷时，才不时与禁兵混合驻屯。因此他们专门服劳役，间或也轮番戍守。第三叫役兵，隶属于各部门；把游荡懒惰的人编入其中，如放牧、设置驿站、漕运搬运、管理仓库、从事工艺技术等，各自专门负责一项事务，所以驻守在原处而不轮换。凡是军队，都有规定的员额；驻地有营房，有固定的廪禄，还有额外赏赐。第四叫民兵，登记农民中健壮而有才能的人，根据乡县大小规定人数；有部曲而没有营垒，缺额就随即补充，每年阅视一次；不是发生军事行动，不得擅自出动。这就是国家设置军队的大体情形。然而军队没有固定的统帅，军队没有固定的镇守之地，权力不向外借，兵力不向别处分散；这正是它能够维系万方、震慑四方夷狄、击鼓进军而所向无前，并以此面对天下的原因。庆历五年，如今担任参知政事、兼任副枢密使的济阳丁公，凭借壮年时的声望，进而奉使进入枢密院，专门掌握军政大权；按照军籍考察，军队的事情没有不在掌握之中，但各种材料分散在几案和阁架之间，极不整齐。丁公于是搜集编次全部始末，钩稽考察细微之处，摘取有关攻守征战的内容，编成《禁兵》《民兵》《兵录》五篇；把各部门分列、摘录而又隐藏在各条目中的内容汇集起来并联贯成文，层次分类清楚。把分散的内容合并编排，安排处置得井然有序。内容越多，越容易查见；叙述越详尽，却并不繁琐。即使五种兵符杂然并列，边防琐事曲折繁多，逐年列出废置，逐月比较损耗与增益，翻阅文书便能掌握要领，坐在帷幕之中就可以判断处理。这大概是考核军籍的决定性纲要，也是搜阅军籍的总记录。书编成后，便上呈官府，并且让我为它作序，说明作者的用意。

译谨按：五篇军书开头，丁公分别叙述各篇的由来；前面的创制和后面的因袭，都合乎圣意。继承神意、承接既有制度，次第已经清楚；把近卫军另行记录，表明其地位尊贵。其余军队不予收载，是略去次要缓急的部分。文章简约而事情明白，成为统一王朝的法典。丁公通达练熟、见闻广博，凭忠诚和才力取得皇上的信任，在机要事务中任职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副宰相。发扬忠诚，明辨事理，辅佐权纲；有德行，也有言论，真是天子的宝贵臣子啊。《崇古文诀》卷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十八，宋代楼昉编选，《宋文》。《画舫斋记》，欧阳修。文字曲折婉转，善于表现身处险境，却不忘记险境的意味；并且说到前些日子的危险，也是自己因仕宦而招致的。我到滑州的第三个月，就利用官署东边的一间屋子，修整成燕居私处，取名叫“画舫斋”。它的宽度相当于一间屋，深度相当于七间屋，中间用门相通。凡是进入我的屋子的人，就好像进入船中。温暖屋子的深处，我在上面开了洞来采光；空旷屋子的疏朗通达处，就在两旁设置栏杆，作为坐立时的凭靠。凡是在我的斋中仰卧休息，也又像是在船中休息。山石高峻错落，栽种的美花佳木排列在门檐外面，又好像泛舟于水流中央；左边的山和右边的树林互相映照，都是可爱的景致，所以就借用“舟”来命名。《周易》的卦象说到经历险难时，一定说要渡河。大概船这种东西，是用来渡过险难的，并不是用来安居的。如今我在官署中修建斋室，是为了让人在这里安适休息，却反而用“舟”来命名，难道不是违背常理吗？何况我还曾因获罪被贬，奔走于江湖之间，从汴水截入淮河，浮行于大江，到了巴峡，又转入汉水、沔水，计算水路有一万多里。那时我困顿穷苦、遭遇不幸，最终又屡屡遭遇风浪的恐惧，常常呼号祈求神明，使自己脱离须臾之间便会丧命的险境。当我恐惧的时候，回头看看前后，船上的人不是商贾，便一定是做官的人，于是私下叹息，认为如果不是贪图利益或迫不得已，谁肯来到这种地方呢？幸赖上天的恩惠，保全了我的性命；如今得以除去过去的罪责，列身朝廷官员之中，来到这个州任职，吃着充足的廪禄，安稳地住在官署里。回想从前所经历的山川、舟楫的危险、蛟龙鼍鳄的出没和波涛的汹涌，本来应当睡觉时惊醒、梦中惊惧，然而我却忘记了那些险阻，仍然用“舟”来命名我的斋室，难道我真的是喜欢居住在船上吗？可是我听说古代有人逃离尘世远走，在江湖之上终身不肯回来，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乐趣。如果不是为了在险境中求利，或是因为获罪而迫不得已，而是顺风平浪，傲然安卧在枕席之上，一天就能行驶千里，那么乘舟而行难道不是很快乐吗？只是我实在没有闲暇去亲自泛舟，而画舫本来就是宴饮游乐的船。姑且用这个名字命名我的斋室，有什么不合适呢？我的朋友蔡君谟擅长写大字，字体很雄奇伟壮，我将请求他写大字来题在屋柱上；只是怕他怀疑我取斋名的用意，所以把这些都告诉他，并因此把文章置于墙壁上。《相州书锦堂记》，欧阳修。文字委婉曲折，善于描写。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所认为的荣耀，也是古今相同的事情。士人正处在困穷时，困顿于乡里，平庸之人和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像苏秦没有受到嫂嫂礼遇，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乘坐高车、驾着四匹马，旗帜仪仗在前面引导，骑兵在后面簇拥，道路两旁的人肩挨肩、脚接脚地聚集观看，仰望叹息；而那些所谓的平庸男子、愚蠢妇人，却奔跑着惊慌流汗，羞愧地俯身跪伏，在车尘马足之间后悔自己从前的过错。这是一个普通士人当时得志，意气极其盛大的情形，古人把它比作穿着锦绣衣服的荣耀。只有大丞相魏国公不是这样。魏国公是宰相，世代都有美德，是当时著名的卿士；从您年轻时起就考中高科，进入显要仕途，天下的士人听闻您的声望、仰承您的余泽，也已经多年了。所谓做将相而享富贵，本来都是您应有的，不像困穷之人侥幸一时得志，出乎平庸男女的意料，借此使他们惊骇、夸耀自己。因此，高大的牙旗和大纛不足以成为您的荣耀，桓圭和衮冕不足以成为您的尊贵；只有德泽施于百姓、功劳贡献于国家，刻在金石上，传播在歌诗中，用来光耀后世、流传无穷，这才是您的志向，也是士人对您的期望。难道只是为了在一时夸耀、在一乡荣耀吗？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到相州任职，于是在后园建造了昼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上，留给相州人。诗中说把报复恩仇、矜夸名誉看作可鄙，大概是不把古人所夸耀的事情当作荣耀，而把它作为警戒。从这里可以看出，魏国公把富贵看作什么样的东西；他的志向，哪里是容易估量的呢？所以他能够出入将相之位，勤劳于王室大事，处顺境和逆境都保持同样的操守；到了面对重大事情、决定重大议论时，垂下衣带、端正笏板，声色不动，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了。他那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足以铭刻在钟鼎上、传唱在弦歌中，是国家的光荣，并不是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魏国公的堂屋，幸而曾私下诵读他的诗，庆幸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也高兴替天下把这件事说明，于是写下这篇文章。《醉翁亭记》，欧阳修。这篇文章所谓“笔端有画”，又像层层叠叠的台阶，一层高过一层，逐步上升，读者却不知不觉。环绕滁州的都是山。西南面的群山，树林和山谷尤其优美。远望那树木茂盛、幽深秀丽的地方，是琅邪山。沿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而出的，是酿泉。山势回环，山路转折，有一座四角翘起、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在泉水之上的亭子，那就是醉翁亭。建亭的人是谁？是山中的和尚智僊。给它命名的人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别号命名的。太守和宾客来这里饮酒，喝得不多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给自己取号叫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山水之间。游赏山水的快乐，是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饮酒中的。至于太阳升起，树林里的雾气散开；云雾回聚，山岩洞穴昏暗，这就是山间早晚明暗变化的景象。野花开放，散发幽香；美好的树木枝叶茂盛，形成浓密的阴影；风霜高洁，水位下降，石头显露，这就是山间四季的景色。早晨前往，傍晚回来，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而快乐也是无穷无尽的。至于背负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喊，后面的人应答，老人弯腰走路，孩子由大人牵扶，来来往往不断的，是滁州人出游。靠近溪水捕鱼，溪水深而鱼肥；用酿泉水酿酒，泉水香而酒味清冽；山中的野味和野菜，杂乱地摆放在面前的，是太守的宴席。宴饮尽兴的快乐，不在于音乐；射箭的人射中目标，下棋的人取得胜利，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起身、坐下而喧闹的，是众宾客的欢乐。容颜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倒在宾客中间的，是太守醉了。不久夕阳落在山边，人影散乱，太守回去，宾客们跟随他。树林枝叶浓阴，鸟鸣声在高处低处此起彼伏；游人离去，禽鸟便快乐起来。然而禽鸟只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把他们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醉了能够和大家一起享受快乐，醒来能够用文章记述这种快乐的人，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人欧阳修。《论狄青》，欧阳修。把人情和事情的情势都写得极其周详，切合当时的实际；欧阳公当时只是龙图阁直学士而已。

译臣听说，臣下能够竭尽忠诚，就不敢回避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君主善于驾驭臣下，就常常想听到难以听到的话。这样以后，臣下没有隐藏的实情，君主没有堵塞的听闻，奸邪不发生，祸乱不产生。自古以来本来就有潜伏未发的祸患和尚未显露的事机，天下人都不知道，却有一个人独能说出。君主又能听取并采用它，就有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祸患、转祸为福的情况。至于天下人都知道而只有君主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所说的，正是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的事。如今士大夫无论贵贱，都在亲戚朋友之间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笨聪明，也在里巷道路间互相谈论，却唯独不把这些告诉陛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要寻找那些隐藏而尚未发作的事情，难以明确指陈。臣私下观察枢密使狄青，他出身行伍，被称为勇武。自从在陕右用兵以来，已经建立了声名；等到在广西捕捉盗贼，又略微建立了功劳。自从他开始掌管机密、进入大臣行列，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已经说这样不合适。如今过了三四年，虽然还没有看见他明显的过错，然而不幸的是，他有了能够掌握军情的名声。推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士兵本来就是小人，脸上有刺字，喜欢自己的同类；看到他们这一类人中有这样的人得到任用，便说我们这一辈人中竟然出了这样的人，既把这当作荣耀，于是彼此欣羡仰慕。加上狄青的才艺确实超过常人，在同辈中比较起来，又略有见识，所以士兵们都佩服他的才能。国家从前难以得到将帅，在经略、招讨等职务上，常常任用文臣；他们有的不了解军情，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成为将领，既能用自己的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还很能以恩惠和信义安抚士卒。依臣愚见，像狄青这样的作为，还没有达到古代名将的十分之一二。但如今的士卒不习惯看到这样的事情，便说一定要是我们同类中的人，才懂得我们的军情，才会用恩信安抚我们。狄青的恩信，难道也能够遍及每个人吗？只是小人容易被煽动诱导，正所谓一条狗看见影子叫起来，百条狗便跟着声音叫，于是大家一齐认为这些说法很好。况且武臣掌握机密而了解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自身也未必没有危害。这样看来，关于狄青的流言受到士兵喜爱，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形势迫使他如此的结果。臣认为，狄青不得已而受到众人喜爱，也将不得已而成为众人祸害的对象。替狄青考虑，当然应当退避权势，以平息浮泛的议论。然而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以来，谣言更加厉害，有人说他的相貌符合图谶，有人说他的住宅有火光，街头道路都在传说。这些已经被当作平常的谈论了，唯独陛下还没有听到。况且唐代的朱泚，本来并不是要反叛的人，只是在仓促之际被军士逼迫罢了。大体说来，小人不能成事，却常常能够制造祸患。朱泚虽然是自己招致族灭，然而成为唐德宗的祸患，难道还算小吗？小人陷入大恶，未必全是他本心所要做的，只是由渐渐积累而导致失足，而当时的君主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罢了。所以臣冒死敢说别人难以说的话，只希望陛下早些听到并加以省察。依臣愚见，狄青只是一个平常的人才，没有明显过错，只是被浮泛的议论喧嚣包围，形势上已经不能容身罢了。如果按照外界众人的议论，则认为狄青的用心有不可知之处，这是臣无法判定的。但武臣掌握机密，又受到军士喜爱，本来就在事情的情势上不合适，不能考虑狄青的用心究竟怎样。伏望圣明慈爱，深思远虑，警戒前代祸乱的踪迹，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暗中访察大臣，早日作出皇上的决断，罢免狄青的机密职务，交给他一个外地藩镇，以此观察狄青在进退之间的表现，看看他的内心和行迹如何，再慢慢考察流言，就可以临事制止变故。况且两府之间互相调换劳逸职务，而出任外地或回到朝廷，也是常有的事。如果狄青的忠孝显露出来，正如一旦权力被解除，流言便渐渐消失，那么他的气节确实清白明白，就可以始终长久保全。说尚未萌发的祸患，通常难以让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萌发，再说也来不及了。臣的官职是学士，职掌号称参与论议和思考；听到外面的议论喧嚣沸腾，而事情关系国家安危，臣愚昧却不敢默不作声。《论日历》，欧阳修。可以从中看到本朝的典章故事，以及前后修史沿袭的弊病。欧阳公身为史官，却有这样的议论，真是得到了史官的职责。臣私下认为，史书是国家的典法。君臣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情的兴废，都可以借此垂示劝戒、昭示后世，应该直笔记录而不隐讳。因此，自从前代建立国家以来，没有不重视史官职务的。臣见本朝修史，以宰相监督编修，学士负责修撰，又让两府大臣撰写时政记，选取三馆中应当升迁的人，命令他们修撰起居注，这样不能说不重视了。近年以来，人员虽然具备而职务却被废弛，所撰述的内容简略遗漏，百件中保存不到一件。至于关系大局的事情，全都湮没而不记录，这实在是史官的罪过，也是臣的责任。然而这种弊病在于修撰史书的官员，只根据各部门提供的报告，而不敢记录自己所见所闻。如今时政记虽然由两府臣僚修纂，但圣明君主的言语举动以及宣谕，臣下关系得失的奏议，都没有完整记录，只记录授官名单、辞谢入见之类的事情。起居注也是这样，和各部门提供的公文没有区别；修撰官只防备把这些材料编排次序，系上日期，称为日历罢了。因此朝廷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录，也没有办法记录。自古君主都不亲自查阅史书；如今撰述完成后，一定要把副本进呈，那么遇到需要避讳的事情，史官即使想记录，也又不敢记录了。再加上日历、时政记、起居注按惯例都承袭过去长期积压的事情，彼此因循，所以编录者常常忙于追修多年以前的事情；但年月已经久远，遗失的材料无法保存。至于正在眼前、可以根据见闻详实记录的事情，又因为忙于追修积压的旧事而没有时间顾及。如果不革除这种弊病，那么前后相互因循，史官永远没有履行职责的时候，使圣朝的典法终于几乎废弛坠落。臣私下听说，赵元昊从最初僭越叛乱到重新称臣，始终一脉相承的事情经过，竟然都没有记录；又听说修撰官很想记述，只是因为修纂迟后，追寻时已无法得到材料。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臣如今想请求特别下诏，命令修撰时政记、起居注的臣僚，把皇帝以恩德发布的宣谕和臣下奏对的话都记录下来；修撰官不得像从前那样只根据各部门的报告编排授官名单、辞谢入见等内容，还必须考核事实。比如授予某人某官，是因为建立了某项功劳，如狄青等击败侬智高、文彦博等击败【一作攻破】王则之类；贬黜某职，是因为犯了某项罪过，如近日麟州守将以及并州厐籍因白草平之事获罪、近来孙沔获罪之类；凡是有文书证据、事情经过明确的，都要完整记录。这样才能使圣朝赏罚的典法得以劝善惩恶，昭示后世。

译如果大臣徇私用情，使朝廷的赏罚不恰当，也可以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作为警戒；这就是国家设置史官的根本用意。至于其他重大事情，也应允许史院根据听闻和见到的情况记录；听闻和见闻不详细的，就直接发文给有关部门，彼此询问核实；至于臣僚奏议中的不同意见，以及朝廷的裁决、处置和处分，也都要记录。以上这些事情，都应命令修撰官随时根据所得材料，立即记录为草稿，标明月份，送入史院亲自放入柜中封存，等各部门的报告齐全后，再修成日历。还请求每到年中，命令监修国史的宰相亲自到史院，考察修撰官记录事迹的情况；其中有不勤于职事、毁坏官守、失职的人，就奏请施行责罚。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了今天以前积压的事情仍不停地追修外，从今以后都要命令各部门在次月报送；如果稍有违期拖延，允许修撰官亲自到中书、枢密院催促索取。各部门报告拖延，以及史院有所询问时，各处文书不能按时回答，因而妨碍修纂的，对应当办理的吏员，也允许史院发文给开封府拘捕追究，严加审判。日历、时政记、起居注，还请求以后不再进呈本所，以便减少修史职务的牵制，上承圣朝的典法。这是臣的职分，不敢不说。《上范司谏书》，欧阳修。这篇文章写在韩退之《争臣论》之后，也颇为继承了它的遗意；但文字没有一句一字与它重复，真可以和它争胜。司谏是七品官，您得到这个职位，我并不只是为您高兴，却偏偏要郑重地向您道贺，实在是因为谏官一职，关系着天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议。如今世上的官员，除了九卿和百官以外，下至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高贵的官位、重要的职务可以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县官越出自己的辖区，郡守超越自己的境界，即使是贤能的守长也不能施行，因为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处理兵部的事务，鸿胪卿不能处理光禄寺的事务，因为各有主管的部门。至于天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的重大计策，只要是自己听见看见而又不属于某一专门职司的事情，只有宰相可以施行，谏官可以进言罢了。所以士人学习古道、胸怀大道，入朝做官后不能做宰相，就一定要做谏官。谏官虽然品位低，却和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堂之上，和天子共同评议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对，谏官说不对；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能实行；站在殿阶之前，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施行他的政治主张；谏官地位卑下，施行他的言论。言论得到实行，政治主张也就得到实行了。九卿、百官以及郡县官吏，各守一个职务，承担一个职务的责任；宰相和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以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主管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刺。主管部门的法令，只在一时施行；君子的讥刺，却会记载在简册上，昭明地流传百世而不磨灭，实在令人恐惧。一个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害怕百世的讥刺，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能又贤德的人，不能担任。近来您刚刚从陈州被召回，洛阳的士大夫互相谈论说：“我认识范君，知道他的才能；他这次来，不做御史，就一定做谏官。”等任命下来，果然如此，他们又互相谈论说：“我认识范君，知道他的贤德；将来听说有站在天子殿阶下、用正直言辞和严正脸色当面争论朝政的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大家都翘首踮足，等待听到您的进言，却终于还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先前的事情，却不能预料后来吗？还是您另有等待而后才行动呢？从前韩退之写《争臣论》，用来讥刺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后来终于因谏诤而显名，人人都说阳城不进谏，是因为有所等待才这样做，韩退之不了解他的用意，便妄加讥刺。我却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写这篇文章时，阳城担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以及阻止裴延龄做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也只有这两件事罢了。唐德宗时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了。授官任用不当，叛将强臣罗列在朝，天下又充满猜忌，还任用小人。在这样的时期，难道没有一件可以进言的事情，必须等七年吗？在这样的时期，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紧急的事情吗？按理说，应当早晨接受官职，晚上就上奏疏。幸亏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进谏一次就罢了官，来填补自己的职责。假使只做五年、六年便升任国子司业，那就是终身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离去，有什么可取呢？如今任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时一两年就升迁，甚至有人半年就升迁。这也不是可以等待七年的。今天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教化治理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然而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来，并授予您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喜爱忠直的话吗？可是如今还没有听到您有什么言说，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使我们君主能够采纳谏言的明德得到彰显。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士人，困穷地住在草屋之中，坐着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能被任用。等到被任用时，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我不敢说。”有人说：“我的职位还低，不能说。”等到可以说了，又说：“我有所等待。”这样一来，终究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伏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刺，进献一次正直的言论，以满足重大的期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是万幸了。《祭丁元珍文》。欧阳修对贬谪的讥刺，虽然接近过分，然而一时的毁誉，绝不能掩盖千古的是非。读了这篇文章，然后知道“冤屈之语”是很有意味的。

译唉！元珍的善与恶截然不同，就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因此乡里人都喜爱孔子；如果不是厌恶不善的人，孔子也就不能成为贤者。您的美好才华、懿美品行和纯正德性，谁在朝廷上称颂过？当世有见识的人，眼看您憔悴，竟使您沉沦埋没。问是谁在憎恶您？可以知道那个人是谁吗？诋毁善人的话，就像苍蝇粪便沾在白玉上，洗掉它也就罢了。小人得志，只能暂时快意一时；究竟得失如何，要到后世才知道。受到侮辱、遭受诽谤，没有谁比孔仲尼更严重；但他高高戴着衮冕，并不祭祀桓魋。孟轲的道理，时间越久越加光明；他的名望尊于孔门四贤，根本不把臧仓放在眼里。因此君子修养自身而等待时机，那些扰攘的奸邪愚人经营一世，最终不过是荣华消歇。可叹啊，死后谁还记得他们？这些人活着时像狐狸，死后像猪狗；只有一位贤人的不幸，经历千年仍然令人悲伤。自古以来谁能不死？直到今天，唯独在沅湘一带凭吊屈原！那位灵均的事业，起初并没有在南方国家显现；假使没有遭受流放排斥，未必能使功业显著、名声彰明。然而这样看来，正是那些谗人的攻击，反而借助后世的赞誉来宣扬了他。唉！元珍，道路通塞自有天命，我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孔子、孟子也是如此，用什么来安慰您呢？姑且写下这些话，寄托一次哀思，献上一奠；眼泪不断流淌。《秋声赋》。欧阳修认为：摹写精工，转折巧妙，悲壮而有顿挫，没有一个字沾染尘俗。欧阳先生正在夜里读书，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传来，惊惧地仔细听它，说：“奇怪啊！起初淅淅沥沥而又萧瑟，忽然奔腾澎湃，好像夜里波涛惊起，风雨骤然来到。它触碰万物时，铿铿锵锵，像金铁都在鸣响；又像奔赴敌阵的士兵，口中衔枚快走，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行进的声音。”我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你出去看看。”童子说：“星月明亮，银河悬在天空，四周没有人的声音，声音是在树间发出的。”我说：“唉呀，悲哀啊！这就是秋声，它为什么来到呢？”秋天的形态，大概是它的颜色惨淡，烟雾弥漫，云气收敛；它的容貌清明，天空高远，太阳明亮；它的气息寒冷凛冽，刺痛人的肌肤和骨骼；它的意态萧条，山川寂静空旷。因此它发出的声音，凄凄切切，呼号而又激愤。茂盛的草木争相繁茂，秀美的树木葱郁繁盛，令人喜爱；但草被秋风拂过，颜色就变了，树木遭受秋风，叶子就脱落。它们之所以摧折败落，是秋气余威的结果。秋天，是掌管刑罚的官，在四时中属阴；又是战争的象征，在五行中属金。这叫作天地之间的义气，常常把肃杀作为本性。上天对于万物，春天使它们生长，秋天使它们成熟。所以在音乐中，商声主宰西方的音调，夷则是七月的律。商，就是伤；万物已经衰老，便感到悲伤。夷，就是戮；万物过于茂盛，就应当被杀。唉！草木没有感情，尚且有时飘零；人是有生命的动物，唯独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众多忧虑感触他的内心，万般事务劳累他的形体，内心有所触动，就一定会损耗他的精神。何况思考自己的力量所达不到的事情，忧虑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事情，难怪红润的脸色变成枯木般憔悴，乌黑的头发变得斑白。为什么偏偏不是金石一样坚固的资质，却要和草木争夺荣华呢？想到是谁在摧残自己，又何必怨恨秋声呢！”童子没有回答，低着头睡着了。只听见四壁的虫声唧唧，好像在帮助我的叹息。《祭苏子美文》，欧阳修。卓越俊逸，豪迈不凡。哀哀啊，子美，你的生命难道就止于此吗？这是小人的幸运，却是君子的悲叹。你的心胸，像龙蛇一样盘曲蓄势，像风云一样变化，像雨雹一样交相降落。忽然挥动斧头，雷霆轰鸣。人一旦遭遇它，便心惊胆落，震倒在地，如乱麻一般。片刻之间云开雨止，回头看百里山川，草木都舒展开放、萌发新芽。你写文章，雄健豪放、纵情挥洒，就是这样的。唉，难道奇怪吗？可叹啊，世人只知道这些表面现象，贪图欣赏外在，不窥见你的内心。若要了解你的心，在困穷和显达之际，即使金石般坚硬的东西，也可以破碎。你无论困穷还是显达，始终坚持仁义，只是人们不了解，竟使你困顿到这种地步。你的才德蕴藏而不能显现，最终因此湮没地下。唯独留下文章，照耀后世。可叹世人的愚昧，压抑你、毁伤你，就像打磨镜子一样，不能使光明消失，反而越磨越光。一生的短暂，万世的长久，其中的得失，不必等到比较便可知晓。哀哀啊，子美，请来举起我的酒杯。《峡州至喜亭记》，欧阳修。不说蜀地的险峻，就无法表现后来抵达此处的喜悦；不说险境的不可预测，就无法表现人的欣幸之情有多深。这是文章铺陈、转折和回旋的写法。蜀地在五代时是僭越的国家，以险峻作为忧患的屏障，以富足自我满足；舟车的踪迹有五十九年不能通到中原。宋朝承受天命，统一四海，天下各地依次平定。太祖改元的第三年，才开始平定蜀地。此后，蜀地丝麻织物的财富，供应天下人的衣被；贡赋运输和商旅往来，陆路经过秦州、凤州，水路经过岷江，绵延不断至万里之外。岷江水流而来，汇合蜀地众多河流，流出三峡成为荆江；江水倾斜曲折、时回时直，猛烈冲撞、相互激荡，束流处成为急湍，冲击处形成旋涡。顺流而下的船，一会儿就行驶数百里，来不及回头观望；稍有偏差，遇到山崖巨石，就会粉碎、漂没，踪迹全无。所以凡是蜀地可以充实内府、供应京师并转运到各州的物资，都从陆路运出；至于多余而不急需的物品，才放入江中运输，仿佛把它们丢弃一般。这里的险峻和不可预测，就是如此。夷陵作为州，正处在峡口；江水流出三峡，才开始漫延成平缓的水流。因此船夫到达这里，一定要洒酒拜两拜，互相庆贺自己获得了新生。尚书虞部郎官朱公再次治理这个州的第三个月，在江边渡口建造至喜亭，作为船只停留的地方，同时记载天下最大的险境到了这里便变得平缓，夷陵也因此成为行人的欣幸之地。夷陵本来只是下州，廪禄和俸禄都很微薄，而且偏僻遥远，即使有良好的政绩，也不足以形成名誉来资助仕途进取。朱公能够不因地方鄙陋而安于此地，他内心为人们脱离忧患、趋向简易安定而喜悦，正是《诗经》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自从朱公来到这里，年年多次丰收；他依靠百姓的余力，然后有所兴作，为来往之人施惠，供给馆舍，慰劳他们，既不违背时令，又使人们有所依赖，这些事情都应当记录。因此朱公的属吏们共同商议，请我为此作文。《崇古文诀》卷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十九，宋代楼昉编选，《宋文》。《丰乐亭记》，欧阳修。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归于皇上，最为合乎身份体制。叙述使用武力平定战乱，直到天下平定、百姓休养生息；写到滁州，又题写诗篇。读它，能使人产生怀古的感慨。我治理滁州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开始觉得滁州的水甘甜；向滁州人询问，发现水源在州城南面近百步的地方。泉水上面是高耸而独立的丰山，下面是幽深而隐蔽的山谷，中间有清泉水势旺盛地向上涌出。我俯仰四望，环顾左右，越看越喜欢。于是疏通泉水，凿开山石，开辟土地建造亭子，和滁州人往来游览其中。滁州在五代战乱之际，是用兵的地方。从前太祖皇帝曾经在清流山下用水军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生擒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滁州。我曾经考察这里的山川，查阅图籍记载，登高远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擒的地方，可是当地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大概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失去政权，天下分裂，豪杰同时兴起争斗，各处成为敌国，哪里数得清呢？等到宋朝接受天命，圣人出现，四海统一；过去依仗险阻的地方，被铲除削平、逐渐磨灭；百年之间，茫然只看见山高水清。想要询问那些事情，而遗留下来的老人全都没有了。如今滁州处在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和四方宾客都不常到达这里；百姓看不见外界的事情，安于田地和衣食，快乐地生活、安然送终，谁知道皇上的功德，以及休养生息、滋润养育百年的深厚恩泽呢？我来到这里，喜爱它地处偏僻而事务简少，又喜爱这里风俗安闲。后来在山谷之间得到这股泉水，便每天和滁州人抬头观望山色，低头聆听泉声，采摘幽香的花草，俯身观赏高大的树木；无论风霜冰雪，山川都显得清峻秀美，四季景色没有不可爱的。又幸而百姓为年成丰收而快乐，也喜欢和我一同游玩。于是我推究这里山川的本源，说明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之所以能够安享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上的恩德，与百姓共同享受快乐，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亭子命名。《有美堂记》，欧阳修。借用其他州郡来曲折比拟、并列描写，钱塘的美景自然显现出来。这是另一种文章格调。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任杭州太守。他将要出发时，天子赐诗宠遇他。于是他开始建造有美堂，大概是取赐诗第一章的意思来命名，用来作为杭州人的荣耀。然而梅公非常喜爱这座堂，即使离开杭州也没有忘记它。今年他从金陵派人赶赴京城，命令我为它作记；来请我的次数有六七次，却并不厌倦。我于是为他写道：把天下最美的景物和游乐兼得，往往是很难的。因此，想要穷尽山水登临之美，必定要到宽阔闲静的原野、寂静冷落的乡村才能得到；想要观览人物繁盛、夸耀都邑雄伟富庶，必定要占据四方通达的交通要冲、舟车汇集的地方才足够。大概前者把心志放在尘世之外，后者在繁华之中娱悦心意，二者各有适意之处，然而它们的快乐不能兼得。如今所谓罗浮山、天台山、衡山、庐山、洞庭湖的广阔，三峡的险峻，被称为东南奇伟秀美、绝无伦比的地方，却都在偏僻的下州小邑、鄙陋的地域；这是隐居不得志的人和困苦愁闷、被贬逐的臣子所喜爱的地方。至于四方汇聚、百货交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成为一大都会，同时又能够兼有山川之美、借以增添富贵游乐的，只有金陵和钱塘。然而这两个地方都曾在乱世中僭越窃据；等到圣宋承受天命，天下统一，金陵因为归附较晚而被诛讨。如今它的江山虽然还在，但颓败的城墙、废弃的遗址、荒烟野草，使经过观看的人没有不徘徊而感到凄怆的。唯独钱塘从五代时就知道尊奉中原，效法臣下的顺服；等到它灭亡时，叩头请求保全性命，不烦劳军队征伐。如今这里的百姓幸而富足完整、安定快乐，又因风俗习惯于工巧，城邑房屋华丽，大约有十多万户；四周环绕着湖山，左右相互映带；闽地的商人和海上的商贾，乘着顺风破浪的船只，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幽暗的景象之间，可以说十分繁盛了。到这里任职的人，一定都是朝廷的公卿大臣，有的还是天子的侍从；又有四方游士来做宾客，所以都喜欢占据形势优胜的地方，修建亭台楼榭，彼此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然而在他们所取的方面，在这里有所获得的，必定在另一处有所遗漏。唯独所谓有美堂，把登临山水的美、人物和城邑居处的繁盛，一眼望去就全都得到。大概钱塘兼有天下的美景，而这座有美堂又完全拥有钱塘的美景。梅公非常喜爱而难以忘怀，也是理所当然的。梅公是清廉谨慎、喜好学习的君子，看看他所喜爱的事物，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读李翱的文章，欧阳修的文章有离有合，到了后面几句话才收束起来。上面也有感慨之语。我起初读《复性书》三篇，说：“这不过是解释《中庸》的义理罢了。”有智慧的人认识到人的本性，应当恢复中庸之道；愚昧的人即使读了这篇文章，也不能明白它，所以不如不写。后来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认为李翱只是处在困穷之时愤恨世道，没有人推荐自己，所以才这样反复叮咛；假使他得志了，也未必会如此。我认为李翱是秦汉之间那种好侠义、行义举的豪杰，也是善于评论人物的人。最后读到《幽怀赋》，于是放下书叹息不止，又重新读起来，不能自休。我遗憾李翱没有生在当今，不能同他交往；又遗憾自己不能生在李翱的时代，和他一起反复讨论这些问题。何况当时有道德又能写文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韩愈。韩愈曾经写过赋，不过是羡慕两只鸟的荣华，感叹自己连一顿饱饭都难以得到罢了。推想他的这种心情，假如获得荣华富贵又能吃饱，就不会再说这些话了。唯独李翱不是这样，他的赋说：“众人喧嚣纷杂地生活在一起，全都感叹年老而哀叹地位卑微；看看我的内心却不是这样，只担心实行道义仍然不对。奇怪神尧凭一旅之众取得天下，后世子孙却不能凭天下取得河北，这实在令人忧虑。”唉！假使当时的君子都改变他们哀叹年老、感伤卑微的心情，换成李翱所忧虑的心情，那么唐朝的天下哪里会有动乱和灭亡呢？然而李翱幸好没有生在当今，若看到今天的事情，他的忧虑一定更加深重。为什么现在的人反而不忧虑呢？我走遍天下，见过的人很多，假如有一个人能像李翱那样忧虑，也都同他一样被疏远。其余那些享受荣华、能够吃饱的人，一听到忧虑世事的话，不把说话者当作狂人，就把他当作有病的人；不发怒便嘲笑他。唉！身居高位却不肯自己忧虑，还禁止别人使他们都不能忧虑，真可叹啊。《五代史·一行传论》欧阳修：不敢因为后世无人而轻视后世，这是忠厚到了极点的表现。但他所得到的材料又如此寂寥稀少，其中含有悲伤和不满的意味。

译唉！五代的动乱达到极点了！传记中所说的“天地闭塞、贤人隐退”的时代，大概就是这种时候吧？在这时，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而士大夫安于俸禄，站在朝廷之中，满脸坦然，完全没有廉耻之色的人，到处都是。我认为自古以来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却奇怪当时可称道的人为什么这样少，难道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即使说战争兴起、学校废弃、礼义衰败、风俗毁坏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自古以来天下从来不曾没有人才。我想一定有洁身自持、自负其才的人，憎恶世道而远远离去，因而没有被人发现。自古以来，才德之士有蕴藏于内而没有显露于外的，有的困居在狭陋的巷子里，有的托身于草野之间；即使有颜子那样的品行，如果没有遇到仲尼，也不能显扬名声，何况是在世事多变、君子之道消衰的时候呢？我又认为，一定有怀抱才干、修养节义，却沉沦下层、湮没无闻的人。寻求史传记载，然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已经无法全部找到，能够仅仅找到的也只有四五个人罢了。居住在山林中与麋鹿为群，虽然不足以称为中正之道，但与其享用国家的俸禄，低头忍受羞辱，哪如内心无愧，放纵身心而自得？我找到了两个人，叫郑遨、张荐明。权势和利益不能使他的内心屈服，出仕或退处都不违背他的道义。我找到了一个人，叫石昂。只要有利于君主，即使因忠诚获罪，又何必自我表白呢？有至死也不说出实情的人，这就是古代的义士。我找到了一个人，叫程福赟。五代的动乱，使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以至兄弟、夫妻之间，人伦关系无不大为崩坏，天理几乎灭绝。在这个时候，能够在一个乡里以孝悌自我修养，并使这种风气传播天下的人，仍然或许还有；但他们的事迹不显著，也没有可以编次记载的材料，只有姓名偶然见于书中，我也不敢埋没；其中大略可以记录的，我找到了一个人，叫李自伦。于是作《一行传》。《五代史·伶官传论》欧阳修只抓住盛衰两个关键处，判断尽庄宗一生的始终。又必须追究他过去为什么兴盛、后来为什么衰败：他兴盛，是因为有志向；他衰败，是因为心志沉溺。忧虑深远，言辞严厉，气势刚劲，足以成为千万世的借鉴，含义隐约显现在字面之外。唉！兴盛和衰败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人为吗？推究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和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世人说晋王将要去世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立的；契丹曾同我约为兄弟，却都背叛晋而归附梁。这三件事，是我终身的遗恨。我把三支箭交给你，你可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向！”庄宗接受后，把箭藏在祖庙里。后来出兵，就派属官用一少牢到祖庙祭告，请出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在身上走在军队前面；凯旋后又把箭送回祖庙。当他用丝带捆住燕王父子，用匣子装着梁国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报告成功时，那种意气的旺盛，可以说壮烈极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里呼喊，作乱的人便四面响应；庄宗仓皇向东逃走，还没有见到敌人，士卒就已经离散，君臣相互对望，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到了对天发誓、割断头发，眼泪流下沾湿衣襟的时候，又是多么衰败啊！难道是取得天下困难而失去天下容易吗？还是推究他的成败经过，原来都出于人为呢？《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能够得到益处。忧虑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所以正当他兴盛时，即使集合天下的豪杰，也没有人能够同他抗争；等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困住了他，使他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祸患常常由忽视和疏忽积累起来，智谋和勇气又大多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困住，难道只有伶人才会如此吗？于是作《伶官传》。《五代史·宦者传论》欧阳修：读它，使人愤懑、痛心而悲伤，是对世事变迁说得深刻的文章。五代的文章已经很浅陋了，史官的职务又因防止祸乱而废弛，传记、小说大多失传，所以那些事情的始末终于不完整，并且夹杂着错误。至于英豪奋起、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之际，难道没有谋臣的谋略、辩士的言论吗？只是文字不足以把它们发扬出来，于是使它们湮没无闻，不能流传后世。然而唯独张承业的事情清楚地存在于人们耳目之中，直到今天，年长的故人还能够讲述它；他的议论可以说很伟大吧，大概不是宦官所能说出的话。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其祸根比女祸女色还要深。宦官的危害，不止一个方面。大概他们掌权时离君主很近，养成这种心术又专一而残忍；能够用小小的善行迎合人主的心意，用一点点信用固结人主的心，使人主一定信任并亲近他们。等到人主已经信任他们以后，再用祸福来恐吓、控制人主。即使有忠臣硕士列在朝廷，人主也认为他们远离自己，不如在起居饮食以及前后左右陪伴自己的亲近之人可靠。所以前后左右的人越来越亲近，忠臣硕士便越来越疏远，而人主的势力也越来越孤立。势力孤立，对祸患的恐惧之心便越来越迫切，而控制他的人也越来越牢固。国家的安危取决于他们的喜怒，祸患潜伏在帷帐宫闱之内，那么先前所谓可靠的人，反而正是祸患的制造者。祸患已经深重才觉察，想同疏远的臣子谋划除掉身边的亲近宦官，缓慢处理就会养大祸患而使它更加深重，急迫处理则会使宦官挟持人主作为人质；即使有圣明智慧，也不能同他们谋划，谋划了无法实行，实行了又不能成功。等到祸患严重到极点，便会双方受伤、两败俱伤；大则亡国，其次丧身，还会使奸雄借此作为资本而起兵，直到把宦官同党全部挖出杀尽，以快天下人的心才停止。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宦官之祸，常常如此，并不只发生在一个朝代。作为人主，并不是想在内部养成祸患、在外部疏远忠臣硕士，只是祸患逐渐积累，形势使他不得不如此。女色的诱惑，如果不幸没有觉悟，祸患就会降临；假使一旦觉悟，立即揪住并赶走她，还可以挽救。宦官造成祸患，即使想悔悟，形势也使人主不能把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之祸比女色之祸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昭宗信任、亲近宦官，因此有了东宫被幽禁的事情；他出来以后，同崔▯谋划对付宦官。崔▯担任宰相，只是力量不足以实行，于是从梁召来军队。梁军将要到达时，宦官挟持天子逃往岐地，梁军包围他们三年。昭宗既已出来，唐朝也就灭亡了。当初昭宗出宫时，梁王把唐朝宦官第五可范等七百多人全部杀掉，在外面的也全部召令天下捕杀。

译但宦官大多被各镇藏匿起来，没有被杀。当时各地藩镇僭越仿效，都用宦官供职，而吴越所用的最多。等到庄宗即位，下诏天下访求唐朝旧日的宦官，全部送到京师，得到几百人。宦官于是又重新掌权，以至于国家灭亡。这同寻找已经翻倒的车子，亲自驾车再走上它留下的车辙，有什么不同呢？真可悲啊。《送徐无党南归序》欧阳修：转折、承接和转换都非常精妙。草木鸟兽作为万物，众人作为人，虽然它们的生存有所不同，但到了死亡，最终都一样归于腐坏、消散、穷尽和湮灭罢了。然而众人之中有圣贤，他们固然也生存、死亡于众人之间，却唯独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距离时代越远，反而保存得越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修养自身、施行于事业、显现在言语中；这三方面，是他们能够不朽而长存的原因。修养自身的人，没有不能获得成就的；施行于事业的人，有成功也有不成功；显现在言语中的人，则又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已经施行于事业而没有显现在言语中，也是可以的。从《诗经》《尚书》和史书记载的人物看，他们难道一定都是善于言辞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行于事业，也没有显现在言语中，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善于处理政事的，有善于言语的。像颜回那样，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弯着胳膊当枕头，挨饿而睡罢了；同众弟子相处时，整天默默无言，像个愚人一样。当时所有弟子都推重他，认为自己不敢希望赶上他；后世经过千百年，也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他能够不朽而长存，本来就不依赖施行于事业，何况依赖言语呢？我读《汉书·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到其中列举的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人，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这些人多得数不清；然而散失、亡佚、磨灭的书，百篇中只保存一两篇。我私下为那些人悲哀：文章华美，言语精巧，却如同草木的荣华被风吹过，也如同鸟兽的美妙声音掠过耳边一样。他们当初耗费心思和力量辛劳写作，又同普通人忙忙碌碌地经营什么不同呢？但忽然之间便死去，虽然有的迟一些、有的快一些，最终都同草木、鸟兽一样归于湮灭。言语是不可依靠的，大概就是如此。如今的学者，没有不仰慕古代圣贤的不朽，却把一生的精力勤苦耗费在文字之间，这些人都可悲。东阳徐生年轻时跟随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人们称许；后来离开我，同士人一起参加礼部考试，取得高等名次，由此知名。他的文辞一天天进步，如水涌出、山峰显现。我想挫抑他的盛气，勉励他思考，所以在他回去时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过我本来也喜欢写文章，也借此警戒自己。《论杜韩范富》。欧阳修辨析君子朋党和大臣专权，把其中的情由曲折详尽地说尽了，足以转变人主的心术，弥补国政的缺失。臣听说：士人不能忘掉自身安危，就不能称为忠；言语不能使人感到逆耳，就不能称为谏。因此臣不躲避群邪切齿痛恨所带来的祸患，敢于冒犯一人难以触犯的威严，只希望依赖圣上的慈爱，幸而加以省察。臣私下看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都是陛下平素所信任委用的臣子，却一旦接连被罢免。天下士人都一向知道他们是可以任用的贤才，却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可以罢免的罪过。臣虽然任职在外，事情不能全部知道，然而臣私下看到，自古小人诬陷害忠贤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想要广泛排斥善良之人，就只须指责他们结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就一定要诬陷他们专权。这是为什么呢？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并不能给小人带来利益；想把善人全部除掉，善人本来过失很少，很难一两个地寻找瑕疵，只有指责他们结党，才可以在一时之间全部驱逐。至于大臣已经得到知遇、获得信任，就不能用别的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人主所厌恶的，因此必须用这个说法才能倾覆他。臣料想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过失，却在一时之间全部被驱逐。富弼和范仲淹尤其受到深重委任，却忽然遭到离间，必定是“朋党”“专权”的说法蒙蔽了圣上的听闻。臣请详细说明。从前范仲淹最初凭借忠诚的直言和正论闻名朝廷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赞仰慕；当时奸臣诬陷他们结为朋党，尚且难以辨明。自从近日陛下提拔这几个人，让他们同在两府任职，看他们遇到事情时的表现，就可以辨明了。杜衍为人清廉谨慎，严格遵守规矩；范仲淹胸襟开阔、自信而不疑；韩琦纯正质朴而直率；富弼明敏果断而锐利。四个人的性情本来各不相同，虽然都归于竭尽忠诚，但他们的见解各不相同，所以议论政事时常常不能互相赞同。比如杜衍想重重治罪滕宗谅，范仲淹极力争辩而使他的罪责从宽；范仲淹认为契丹一定会进攻河东，请求赶紧修整边防，富弼推断九件事，极力说明契丹不会来。又如尹洙也被称为范仲淹的同党，等到争论水洛城的事情时，韩琦认为尹洙正确而刘沪错误，范仲淹却认为刘沪正确而尹洙错误。这几件事尤其明显，也是陛下一向知道的。这四个人，可以说是公正的贤臣。平日闲居时，他们互相称赞都来不及；为国家议论政事时，却在朝廷上公开争辩，毫无私心。由此看来，我见杜衍等人真正具有《汉史》所说的忠臣之间可以不和的操守，而小人却诬说他们结党，实在是诬陷。臣听说，掌握国家权力，确实不是臣下可以专擅的。臣私下想，范仲淹等人自从进入两府以来，没有看到他们专权的迹象，只看到他们善于避让权力。权力必须凭借名位才能施行，所以掌权的臣子必然贪恋名位。自从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来，韩琦等人推辞了五六次，陛下也召他们五六次。至于富弼，三次任命他为学士，两次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他都没有不推辞的；推辞的人越坚决，陛下任用他也越坚定，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我只看到他们推辞得过于频繁，没有看到他们专权贪恋名位。等到陛下坚持不允许他们辞职，他们才敢接受任命，但仍然不敢另外有所作为。陛下看到他们办事如此，于是打开天章阁召见他们，赐他们座位，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政事。然而众人互相推让，不敢下笔，富弼等人也不敢独自有所陈述，因此又烦劳圣上慈心亲自下诏，指定姓名，专门责令他们分条列举大事并实行。富弼等人迟疑徘徊，接近一个月后才敢略略列出几件事。范仲淹老于世故，必定知道凡事不能猛烈地变更，所以他的陈述意在长远和重大，很多地方似乎迂缓，只想逐渐实行，希望长久以后都能见效。富弼性情虽然锐利，却也不敢自行提出意见，只是援引祖宗旧例，请陛下选择施行。

译自古君臣相互契合，一句话便能志同道合，遇到事情就实行，从来没有推辞退避的。臣正奇怪富弼等人面对陛下如此坚定的委任、督促和反复叮咛，却仍然迟缓，自己怀疑他们办事果然没有决断。小人巧言诬陷说他们专权，难道不是诬陷吗？至于两路宣抚，国朝曾多次派遣大臣；况且近年中原的威势不振，所以元昊在一方叛逆，劳苦困顿波及天下。北方乘着这个机会违背盟约而发动行动，国书言辞侮慢，甚至有“贵国祖宗”的话。陛下虽然深感愤怒和羞耻，但因为边防没有准备，不能同他们争战，只好委屈心志买得和平，这是最大的耻辱。富弼等人看到中原连年受侵扰的祸患，感念陛下破格提拔任用的恩德，所以各自请求前往，竭力思考雪耻之策，沿着山地、靠着海边，不怕辛劳，希望使武备重新修整、国家威势重新振作。臣看到富弼等人的用心，本来是想尊重陛下的威权来抵御四夷，没有看到他们侵犯权力、制造过错。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圣明睿智、聪敏明察，有知人的圣德，对臣下能否胜任，洞察通达而无所遗漏，所以在众多官员之中亲自选取这几个人，突然提拔任用。正直之士在朝廷，是群邪所忌恨的；谋臣不能被任用，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几个人一旦被罢免，使群邪在朝廷内部互相庆贺，四夷在朝廷外部互相庆贺，这就是臣替陛下感到可惜的原因。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以圣德仁慈保全忠良，即使在他们被罢退之际，恩礼也各自优厚。如今范仲淹担任四路的职任也并不轻，愿陛下拒绝群体的诽谤，坚定信任他，不要怀疑，使他尽力施展所长，仍然可以有所补益。当前西北两边的争战还没有停止，正是上天给予陛下经营治理的时机。富弼和韩琦，怎么可以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呢？伏望陛下早日辨明诬陷巧言，特别加以谋划任用，那就非常幸运了。臣从前一年被召入谏院，在十个月内七次承受圣恩，得以位列两制，常常想到荣宠深厚，却不知道应从哪里报答效力。群邪争相进献谗言巧计，而正直之士接连离去。朝廷正是臣忘却自身、报效国家的时候，哪里可以闭口不言而躲避获罪呢？臣冒昧竭尽浅陋的见识，只请陛下选择采用。《崇古文诀》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宋代楼昉编选宋文。《潭州新学诗》并序。王安石的笔力高超简练，一百来字中有许多回旋曲折，真可以说是一字抵得百字。治平元年，天章阁待制、兴国吴公治理潭州的第二年，正月在城东南改建庙学，到了五月工程告成。用币帛祭祀孔子。潭州人说：“有美好的新学，是潭州太守所建。太守是谁？是仲庶氏吴振。他抚养鳏寡，给他们衣服。百姓击鼓唱歌，官吏安静而不苛求。于是修整庙宇和学校，作为学生、教师居住的地方。屋顶漏雨，旁边穿透，干燥潮湿都不能排除。唉，迁过去吧！那里逼仄低洼而污秽。趁它毁坏的时候，正好可以谋划营建地点，担心工匠砍伐楩、楠、槠木，拆除旧的建造新的，修成这样宽敞的房屋。”潭州人前来观看，互相交谈而喜悦。我知道吴公来视察工程完工的情况，并没有参与开始谋划。吴公登上堂上，跟随的人像流水一样。吴公说：“我来教导你们潭州的士子：古人读书，都是为了修养自己，亲身实行孝悌，由义理出仕，上天会听见并帮助你们。至于在乡里没有实际本领却自我夸耀，不合圣人之道却自以为是，即使非常得意，我仍然以你们为耻。”士子们低下双手。吴公的话没有过错，请作一首诗。我作诗歌颂而流传久远，愿吴公安享美誉。” 《新田诗》并序。王安石认为唐代流民很多，是因为水利废弃而年成凶歉的缘故。可是这首诗和序读起来，完全感觉不到其中往复曲折、婉转含蓄的意味，实在是文字的妙处。唐州治理的第二年，四县田地荒入草莽的占十分之九，百姓像寄居的客人；即使减轻赋税、放宽徭役，也不能保证他们留下。尚书比部郎中赵君尚宽到任后，向百姓询问弊病，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于是委任推官张君恂，动用士兵兴修废弃的大渠一条、大陂四处，又发动百姓自行修筑大小渠陂几十处。一年后流民开始行动，互相告知回来；又一年，淮水以南、湖水以北，拿着袋子和农具，带着妻子儿女前来的人像雨点一样。三年后，唐州的土地不能再被轻易低价取得，从前种豆类和粟米的土地大多变成了种稻田，唐州四周都成了水田，唯独唐州获得了年成。船运、车拉、肩挑背负的粮食从四境运出，一天之内多得无法计数，而唐州的私家粮仓本来就有余粮。循吏没有名声于世，已经很久了。我听说赵君有这样的政绩，所以为他作诗。诗说：茂盛的新田，下面流着水，谁知道它起初的样子，曾是灌木丛生、延绵千里的荒地。南面背靠长江，北面越过淮水，父亲抱着孩子，扶着孩子前来，成百上千的人不断到来；他们一路辛劳，修整我的新屋。赵侯辛勤劳作，使劳动的人不挨饿；年成连续大熟，连鸡鸭也吃得饱。租用船和车，把谷物运出四境；如今游荡的人有了居处，从前停留的人都已流离。过去治理我们的人，比不上如今的赵侯；赵侯来到野外，并没有只顾观赏的人。在水边收取赋税，询问鳏夫寡妇的情况。赵侯大概就要回去了。到这里三年了，谁能挽留赵侯呢？我们要前往请求他留下。《扬州龙兴十方讲院记》。王安石以儒者身份撰写佛教徒的文章，最难做到合乎体制。从开头到结尾，抑扬高下，强调龙兴寺而反衬其他方面，感慨的意味显现在言语之外。我年轻时客居游历金陵，僧人慧礼跟随我交游。我后来任职淮南，慧礼得到龙兴寺这所佛舍，和他的徒弟每天讲说他老师的学说，我常常出门经过那里。几十间低矮的屋子，上面破漏，旁边穿透；从侧面出去一看，后面荆棘长得高过人头，连墙的顶端也看不见。慧礼指着它对我说：“我将要除去这些旧屋，建成宫殿般的寺院。即使这样，建成以后也不是为了私自占有它；将来一定要寻找当时能够实行我佛道的人，把它交给他。我希望写一篇记让后人看到，使他们不能把它据为己有。”那时慧礼正靠乞求饮食来度日，看看他的居处空空如也，我特意开玩笑说：“姑且把它建成，我写记并不困难。”四年后，他来对我说：“从前想做的事，共有一百二十楹，依靠州人蒋氏的力量，已经全都建成了，为什么不写些记述呢？”唉，他是多么能干啊！慧礼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的品行谨慎洁净，学问广博而才思敏捷，最终又不把寺院据为己有，所以建成这样一座寺院自然不难。世人既然说佛能够用祸福来劝诱、倾动天下，所以佛教兴盛到这种程度，并不是没有原因；大概学习佛法的人才干也有许多能够震动世人的。如今那些穿戴衣冠而求学的人，一定说自己是孔氏的门徒。孔氏之道容易实行，并不需要像他们那样劳苦身体、困窘形体、背离本性、禁制欲望；然而士人的品行足以施行于一乡、才干足以担当一官的，常常很少，而佛寺却遍布四海，那么他们所谓的才干，难道只有慧礼一个人吗？凭借他们这样的才干，遵循这样的道路，避开最困难的事情而从事非常容易的事情，难怪他们能够做到。唉！这边失去的人才，到了那边却获得了，看来是有原因的啊。《桂州新城记》。王安石：法度严密，言辞含蓄。赞美余公的地方，也兼有抑扬，不轻易落下一句评语。侬智高在南方反叛，出入十二州，十二州的守吏有的死了，有的没有死，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州，难道他们的才能都不够吗？大概是因为城郭没有设置，兵甲没有戒备，即使有智慧和勇气，也仍然不能抵挡一天之内发生的变故。只是天子也认为应当承担责任的并不只是官吏，所以特意推行恩典，褒奖广泛死守节义的人，一概宽免他们失职的罪过；于是选取士大夫议论中认为能干的人，交给他们经略，而今任尚书户部侍郎的余公掌管广西。盗寇平定的第二年，蛮越相互和好，于是大规模修筑桂州城。所用木材、砖瓦、石料，按件数计算，达到四百多万；所用人工，按工数计算，达到二十多万。凡是守城所需的器具，没有一样请求而得不到的。工程从至和元年八月开始，到至和二年六月完成。这项工程也很大了。大概余公得到百姓的信任已经很久，他花费钱财，是为了保护建筑材料；使百姓劳作，是为了让他们将来得到休息。因此即使有这么大的花费和劳力，也没有人认为辛苦。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法一旦丧失，寇盗就会兴起而扰乱中原。当时并不是没有城郭，最终却因衰败、毁坏、倾覆、陷没而无法挽救。

译既然如此，那么城郭是先王已有的东西，却不是可以依靠它来保存国家的根本。等到叹息着觉醒，重新振兴旧日政事时，对城郭的修缮又不敢置于后面。大概有祸患却谋划防备它，往往没有相应的器具；有了器具却守护它，又没有相应的人；有了人治理它，却没有相应的法度。能够长久存在而不败亡的，自古以来还没有听说过。因此文王兴起时，有四夷的忧患，便在北方修筑城邑，并任用南仲；宣王兴起时，有诸侯的忧患，便在东方修筑城邑，并任用仲山甫。这两位臣子的德行同他们的君主相合，对于治国的根本、先后次序以及轻重缓急，可以说都了解了。他们以深切而无声的劳苦来谋划，以显赫的名声发动事业；凭借谨慎勤劳的努力来完成，又以光明显著的功业来延续。最终能够排斥夷狄、使中原完全安定，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君臣关系如此，同时守卫国家又有相应的器具。如今余公也凭借文武才干，正当圣明天子承平日久、想要补救弊病、建立废弛政事的时候，镇守安抚一方，修筑防御以保护百姓。他如今的勤劳，同周代的南仲、仲山甫大概相等。这本来应当有篇记文，所以他的属官和将吏共同商议，前来索取文章，将要把它刻在城角，告诉后代的人。《信州兴造记》。王安石：文章的意旨有所发明，文字含蓄，叙事有法，这些还只是它的余事。晋陵张公治理信州的第二年，是皇祐二年。奸猾强横者服从，隐伏者显露，政令已经大为推行，百姓因此安宁休息。夏季六月乙亥日，发生大水。张公把囚犯迁到高处的监狱，命令百官戒备，不共……【疑有缺文】。夜漏过半，洪水冲破城墙，淹没官府寺署和百姓住宅。张公赶到谯门，坐在城门下，命令官吏士卒用木筏救收百姓，鳏寡孤独、年老衰弱的人以及迁来的囚犯，全都得以不死。丙子日，洪水退落。张公跟随宾客僚佐巡视暗中测量的水情，发符令给县里，调集富民中未被水淹到的人家，共七百八十户，收取佛寺积存的建筑材料一千一百三十二件。不足的部分，就由此前张公命令拿出粮食赈济贫民的三十三人各自说明：“新粮已经收获，赈济可以停止了，愿意拿出粮食折价来帮助支付材料费用。”于是招募人手，在水流进入的地方修筑城墙；修补郡府缺损之处，考察、监军的居室，设置司理之狱；在州城西北高亢爽朗的空地上建造房屋，安置屯驻的军队；拆除旧营，按时训练士兵，演习刺、伐、坐、作等军法，这是从前没有的。修建驿站叫饶阳，建造住宅叫回车，在南门外筑两座亭子，左边叫仁，右边叫智，都是依附山水而建。在两亭之间架桥四十二座，使车马行人的道路相通。在州门左边筑一座亭子，叫宴月，是为了吉利、用来接待宾客的。总共修筑城墙九千尺，建造房屋八处，按楹计算共有五百五十二楹。从七月甲午日到九月丙戌日，共五十二天，役夫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人。中等人家以下的百姓，看到城墙、房屋完好，不知道材料从哪里来；看到劳工聚集和散去，也不知道劳役怎样波及自己。凡是原有的设施，一定补足它所没有的部分，直到如今才全部具备。张公这样救灾补救破败的政绩，比世上的官吏高明得多。如今州县的灾害接连不断，百姓本来还没有被灾害困苦，又有治理灾害的政令发布；施舍不合时宜，征敛又不恰当，老奸巨猾的豪强乘机耍弄手段来侵害百姓，百姓这才开始困苦。官吏却开始傲然自得，百姓相互诽谤、嘲笑，他们还不知道。官吏做官却不知道治理政事，使百姓加倍困苦的情形，大多如此。这就是我为百姓悲哀、为官吏不学习而忧虑的原因。由此说来，作为张公的百姓，不幸遭遇灾害，却也差不多可以没有遗憾了吧。读《孟尝君传》。王安石的转折很有力量，全文不过一百多字，严峻劲健、紧密收束而又婉转曲折，共有四五处，这是笔力的绝妙之处。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得到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依靠他的力量逃脱了虎豹般的秦国。唉！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足以谈得上得到士人？不这样的话，凭借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可以面南而王、制服秦国了，难道还需要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正是有才德的士人不肯到来的原因。《答韶州张殿丞书》。王安石的文字婉转而有抑扬，中间一段把作史的情态曲折详尽地写尽了。古今史笔的得失，只在于公正与私心、怀疑与信实之间，他的议论十分完备。承蒙您再次赐信，谈及先君在韶州的政绩，受到官民称颂传诵，直到今天也没有断绝。我悲伤于今天的士大夫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情，又担心史官不能记载，使先君不能排列在前代良吏之后。所有这些，都是我这个不肖遗孤的言行不足以取信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业和余烈，使人人都能听闻知晓；我日夜忧愁痛苦、心痛头痛而不敢休息的原因，就在这里。先人在世时，安石还年轻，不能详尽听闻他治理政事的事迹；但曾经侍奉在他身边，还能记得他教诲中的一些话。先君心中所存的志向，曾经想给天下带来极大的恩泽；看到一件事物枯槁，就认为是自己的羞耻。大的事业既然没有机会施展，已经施行的也只是其中小的部分罢了。连这些小的事情又将湮没而无人传述，那么我这个不肖遗孤的罪过就大而罪责就深了，还凭什么自立于天地之间呢？阁下殷切而悲悯，把先君事迹不能流传当作忧虑；如果不是仁人君子喜欢称道别人的善行，怎么能想到这些呢？三代时，各国都有史书，而且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担任这个家业，往往为职守而死，不辜负自己的志意，所以他们所传的都可以考证。后来既没有诸侯国的史书，近世又不是身居尊贵爵位、显赫职位的人，即使才华雄奇、功业卓绝、道德充沛，如果不幸不被朝廷称道，就往往不能见于史书；而执笔者又混杂着一时的权贵。在朝廷议论事情时，人人都能说明自己的道理，却不免有人把忠诚说成邪恶，把异议说成相同；他们在眼前诛责人时毫不战栗，在事后受到讥讽时也不惭愧，只是姑且满足自己的愤懑和嗜好之心罢了。何况有人暗中凭借笔墨裁定前人的善恶，似乎可以宽贷而加以褒扬，又似乎可以附会而加以毁谤；死去的人不能争辩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评论曲直，赏罚、诽谤和赞誉又不能在其中发挥作用来破除他们的私心，怎么能够不在幽暗无知之中欺骗世人呢？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流传下来的又不能全部信任，这样看来，只有那些善于言说的君子，具有大公至正的原则，名声和实际足以取信于后世；他们耳目所接触到的事情，只要一概用文字记载下来，就可以因此永远不朽。恭敬地希望阁下对先君并非只有一日的交情，您所发表的意见也没有结党徇私的嫌疑；假如您把发掘先君潜在的德行当作自己的责任，把您听闻的事情告诉世上善于言说且足以取信的人，使他们得以编次论述、流传后世，那么先君不能列入史官所记，难道还有什么遗憾吗？

译《答段缝书》。王安石既不完全认为曾巩贤能，也不认为他不贤；既不完全认为段缝不对，也不认为他对。文章开合婉转，一收一放，不仅善于为自己解脱，曾巩尤其善于为自己解脱。安石在京师时，曾经对您说过曾巩善于写文章，却从未谈到他的为人。回到江南后，才逐渐熟悉并仰慕他，同他交友，又写文章粗略说明他的品行。承蒙您来信，根据所听到的事情指责曾巩的品行没有一点完美之处，说他在家中使亲友都感到惊惧，奇怪安石没有写文章规劝曾巩，认为我们结党，这难道果真如您所说吗？曾巩本来不是这样。曾巩的文学和议论，在安石的交游者中没有人能够同他匹敌；他的内心勇于合乎道义，大概不是刑罚祸患和利禄所能动摇的。父亲处在困厄之中，他侍奉左右、供养父亲没有一点亏缺；家中事务无论大小，都亲自处理，父亲也非常爱他，曾经说：“我们宗族衰败，所依赖的就是这个孩子。”这些是安石亲眼所见。至于您听到的事情，不是安石所见的事情。曾巩在京师为避开兄长而住在别处，这件事即使安石也认为他有罪，您应当严厉指责他。可是这些罪过中也有值得怜惜的地方，只是不能写在信中传播。有些事情表面上确实如此，但实际情理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如果不依循实际情理便惩罚他，那么还有谁不能被惩罚呢？曾巩的行为确实如此吗？不过曾巩作为弟弟，在这件事上不能说毫无过错；只是他在京师时我没有同他深入接触，回到江南时事情又已经过去，所以没有责怪他，也未曾因此规劝他。曾巩做事果断，能够少许容忍别人，有时会超出中正之道；这件事我回到江南时曾经规劝过他。曾巩听到这些话，立即惊觉；曾巩本来也是因此来教导安石的。他写了两封《怀友书》，一封自己收藏，一封送到安石家里；其中急切地请求彼此切磋琢磨，以免将来后悔的意思，已经略可看见了。他曾经认为朋友的过失不能因此断绝交往，所以姑且规劝他；如果接受规劝就算了，难道还要写文章把自己的作为特别表明出来才罢休吗？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这样做。总之，曾巩的品行正如前面所说，他过去的过错也不过如前面所说罢了，难道不能算贤者吗？天下愚昧的人多，贤能的人少；愚昧的人本来就嫉妒贤能的人，贤能的人又自我守持，不肯同愚昧的人相合，愚昧的人便更加怨恨他。怀着嫉妒和怨恨的心，就没有什么不拿来诽谤的。君子的过失被听闻者听错以后，又传播扩大，所以贤能的人常常受到很多诽谤；那些困居下位、势力不足以改变风俗、名声和实际功业还没有施加于百姓的人，更容易被愚昧者诽谤，诽谤也更容易流传。凡是谈论曾巩这些事情的人，本来就是嫉妒者、怨恨者，或者听错后加以传播的人。家兄从未亲自同曾巩交往，不过也是听信传闻罢了。您却想引用嫉妒者、怨恨者和听错传闻者的话，悬断贤者的是非，实在不对。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仔细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仔细考察。”孟子说：“全国人都说可以杀掉他，还不能这样做；看到他确实有可杀之罪，然后才杀掉他。” 匡章被全国人都认为不孝，孟子却独自以礼相待，认为他是孝子。孔子、孟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孟子，是因为他们善于坚守自己，不被众人迷惑。如果也被众人迷惑，那也只是众人罢了，哪里还在于他们是孔子、孟子呢？请您姑且自重，不要轻率议论曾巩。《明州新刻漏铭》。王安石：应当同苏轼在徐州所作的《莲华漏铭》一起比较阅读吗？苏轼的超卓、荆公的收敛，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戊子日，王公开始在明地治理。丁亥年孟冬，刻漏全部制成。回头对属吏说：“唉，你们听我铭记！自古以来，掌管漏壶有专职。如果器具损坏，职官亡失，政事就会停废。那职掌的政事是什么呢？不能急迫，也不能迟缓。无论君子还是小人，其兴盛与衰息都要合乎时宜。东方尚未明，官府就来召唤他们。他们难道不勤勉吗？若因违误时令而获罪，那么荒废懈怠，就是政事的弊病。唉！治理一州，务必要谨慎啊！这件事正处在其中，愿使后世的我有所思鉴。” 《崇古文诀》卷二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一，宋代楼昉编，宋文 《苏氏族谱引》的议论简洁严密，字数虽少而曲折很多，不只是文章写得精妙，还可以从中看出忠厚的气象，不可以草草看过。苏氏族谱，是谱录苏氏宗族的。苏氏出自高阳，后来繁衍遍布天下。唐神尧初年，长史苏味道出任眉州刺史，死在任上，有一个儿子留在眉州，眉州苏氏从此开始。谱中没有再上溯，是因为亲属关系已经断尽了。亲属关系断尽了，为什么就不再谱录呢？因为族谱是为亲属而作的。凡是儿子列入谱中而孙子不列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要标明世代。自我的父亲上溯到我的高祖，无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娶了哪一氏，享年多少，哪一天去世，都记载下来；而其他人不这样记载，为什么呢？是要详尽记明我的出身。自我的父亲上溯到我的高祖，都称其讳某；而其他人就直接称名，为什么呢？是为了尊重我的直系先祖。族谱是为苏氏而作的，却唯独把我的直系先祖写得详尽而尊崇，为什么呢？因为这部谱是我编写的。唉！看了我的族谱，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了。亲情表现在亲属关系中，亲属关系表现在丧服中，丧服从衰服开始，逐渐到缌麻，最终到没有丧服。没有丧服，就表示亲属关系断尽；亲属关系断尽，感情也就断尽；感情断尽，遇到喜事不去庆贺，遇到忧患不去吊唁；喜事不庆贺，忧患不吊唁，彼此就成了路人。我们如今彼此相看如同路人的人，起初本来是兄弟。兄弟在最初，原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分化出来的。可悲啊！同一个人的身体，分离到彼此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写族谱的原因。它的意思是说：亲属关系发展到成为路人，是形势造成的；形势如此，我也无可奈何。幸好亲属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成为路人，只要使它不至于被完全遗忘，也就可以了。唉！看了我的族谱，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了。于是用诗系在后面说：我父亲的儿子，如今成了我的兄长。我身体有病，兄长呻吟而不得安宁。几代之后，不知会成为谁。那时一人死去一人出生，彼此不再为之悲戚或欣喜。兄弟之间的感情，就像脚和手一样，这种关系还能维持多久？彼此不能相容，那个人究竟是什么心肠？《张益州画像记》的词气严肃庄重而有法度，说不一定非要有画像，却也不能没有画像，这几处转折尤其奇妙。最好的地方在于善于回护周旋。张益州是蜀人，写蜀人本来尤其困难。至和元年秋天，蜀人传说有敌寇来到边境，边军夜间呼喊，野外没有居民，妖言纷纷流传，京师震惊，朝廷正下令选任将帅。天子说：“不要养成祸乱，不要助长变乱。”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但我的意志自有定见：外部的祸乱没有发生，变乱却将从内部兴起。既不能只用文告号令，也不能只用武力争胜，只有朝廷的一两个大臣，谁能够处置这文武之间的局面？于是命令他前去抚慰我的军队，众人都说：“张方平公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亲属为由推辞，未获准许，于是出发。冬季十一月来到蜀地，到达当天，便让驻屯军队返回，撤去守备，并派人告诉郡县：“敌寇若来，由我承担，不要使你们劳苦。”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于是终于平安无事。又过了一年正月，蜀人互相告知，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张公无法禁止。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尚未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萌芽而没有动乱的形状，这叫将要发生动乱。将要发生动乱最难治理，不能因为已有动乱的征兆就过分急迫，也不能因为尚无动乱形状就松弛懈怠。正如元年秋天的情形，像器物倾斜却还没有坠地，只是张公安坐在它旁边，面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以后，又从容退下，没有一点自夸的神色。” 替天子治理百姓而不知疲倦的，只有张公您啊！正是因为您，百姓才能生存，您就是百姓的父母。”而且张公曾对我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性情，只看上位者怎样对待他们。人人都说蜀人多变，于是便用对待盗贼的心态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令约束他们。百姓因恐惧而并足屏息，上面又用刀斧相威胁，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把自己这具父母妻子所依赖的身体，抛弃给盗贼，所以常常酿成大乱。”用礼义约束百姓，用法令驱使百姓，唯独蜀人最容易做到；至于逼迫过急而使他们发生变乱，即使齐、鲁之人也会如此。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方式对待蜀人，蜀人也就把自己当作齐、鲁人来对待。至于放纵意志，在法律之外任意以威势劫迫百姓，我实在不忍这样做。唉！像张公这样深切爱护蜀人、厚待蜀人，自张公以前，我从未见过。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说：“是这样。”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会留在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在史官笔下，不必靠画像来保存。而且张公本人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还要如此呢？”众人都说：“张公难道会计较这件事吗？”虽然如此，我心中还是不能释然。现在平日里听到一件善行，一定要询问那个人的姓名、邻里的所在，甚至他的长短高矮、美丑善恶，有时还要追问他一生的嗜好，以便想见他的为人；史官也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意思是使天下人心中思念他，同时眼睛也能看见他的形象。正因为眼睛保存着他的形象，所以心中也会由此思念他；既然如此，画像也并非毫无用处。我没有办法反驳苏洵，于是替他们写下这篇记。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而有大节，以气度和器量称雄于天下；天下有大事，都可以托付给他。诗说：天子在位，岁次甲午。西方人传说有敌寇，已来到城垣边庭。有武将，有谋士，谋划的人多如云。天子说：“啊，任命我的张公！”张公从东方来，旗帜舒展飘扬。西方人聚集在街巷道路观看，说张公威仪堂堂。张公来到这里从容自若，对西方人说：“安定你们的家室，不要有人制造讹言。”讹言是不祥之物，赶快回去过你们的正常生活；春天修整桑树，秋天清理禾场。西方人叩头说：“您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园，草木并茂。张公宴请僚属，鼓声深沉有力。西方人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寿万年。有美丽的女子，闺门安闲。有呀呀学语的孩子，也已经能够说话。从前张公没有来时，还担心把你们弃置不顾。禾麻茂盛，仓廪高大。唉，我们妇女孩子，享受这一年的丰收。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回来！”张公怎敢不奉命？于是修建堂屋，庄严高大，有廊庑，有庭院。张公的画像放在中央，穿着朝服，戴着冠，系着冠缨。西方人互相告诫，不敢放纵荒废。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仍在堂中。《审势》。苏洵评论他的笔势、句法的回护、转换以及补救开头和结尾的妙处；这种纵横驰骋的习气，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译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一旦所崇尚的原则确定下来，即使经过千万年也不改变，使百姓的耳目专一，使子孙有所遵守，这样就容易治理。所以三代圣人的后世，长的达到七八百年。难道只是因为百姓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才达到这种程度吗？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子孙得到祖宗的法度作为依据，可以长久遵守。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质朴，周代崇尚文治；他们看天下适宜崇尚什么，就坚定地奉行，从此开始，也以此终结，不会早晨崇尚文治、晚上又崇尚质朴，因而自行陷入溃乱。所以圣人出世，必定先确定一代所崇尚的原则。周代，大概有周公为之制定礼制，于是天下便崇尚文治。后世有贾谊，劝说汉文帝，也想先确定制度，但他的主张最终没有施行。如今天下正幸运地处于安治状态，为子孙万世做帝王的计划，不可不在此时预先确定。然而，为万世帝王筹划，通常先确定所崇尚的原则，使子孙能够安然坐守旧制；等到政事出现弊病，再改变其中细节，而根本大体终究不能轻易革改，所以国家享有长久的世代，百姓也不会苟且简慢。如今我考察朝廷内外，以观察国家所崇尚的原则，却还有疑惑。为什么呢？天下的形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形势，再用权宜之术应对。形势强大了，如果强大过甚而不停，就会折断；形势弱小了，如果弱小过甚而不停，就会屈服。圣人调节它，使强弱不过分达到折断和屈服的程度，靠的是威严与恩惠。强盛过甚时，威势会耗尽而不能振作；弱小过甚时，恩惠会失去防护作用，臣下也不把它当作恩德。所以处在弱势时，宜于使用威严；处在强势时，宜于使用恩惠。凭借强势的威力施行恩惠，恩惠就显得尊贵；凭借弱势的恩惠来培育威力，威力一旦发作，天下就会震恐战栗。因此，威严和恩惠，是用来调节天下强弱形势的。然而，不知道强弱形势的人，即使有杀人的威势，臣下也不畏惧；即使有使人获得生命的恩惠，臣下也不欣喜。为什么呢？因为威势已经耗尽，恩惠也失去了防护作用。所以拥有天下的人，必须先审慎明察天下的形势，然后才能谈论使用威严和恩惠。若不先审察形势，只说“我能使用威严，我能使用恩惠”，那只是末节。因此，形势已经强大却再用威势助长，形势已经弱小却再用恩惠助长，以至于走向折断和屈服，这是可悲的。譬如人的身体将要服用药物和石药来养生，必须先审察体质是阴还是阳，然后投以相应的药石。药石属阳，就投给阴性体质；药石属阴，就投给阳性体质，所以阴气不至于枯竭，阳气不至于亢盛。如果不能先审察自己属于阴还是属于阳，却用阴去攻阴，用阳去攻阳，那么阴性体质必定死于阴，阳性体质也必定死于阳，无法挽救。因此，善于养生的人，先审察阴阳；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先审察强弱，以此制定谋略。从前周拥有天下时，诸侯势力强盛；在它强盛之际，大的诸侯已经拥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而王畿反而不过千里，整体形势其实是弱的。然而当成王、康王在上时，诸侯无论大小，没有不臣服的，弱势还没有显露在外。到了后世君主失德，诸侯像禽兽一样奔逃，各自固守本国而互相侵夺，而上面的人最终仍未醒悟，只守着小小的姑息之道，希望能够制服强国，这叫用软弱的政令来补救软弱的形势。所以周的天下最终因弱而灭亡。秦自孝公以来，形势本来已经渐渐趋于强大。到了他的子孙兼并天下，却也没有醒悟，专门任用法制来斩击鞭挞平民，这叫用强暴的政令来补救强大的形势。所以秦的天下最终因强而灭亡。周拘泥于恩惠而不懂得权变，秦勇于施威而不知道根本，二者都没有审察天下的形势。我朝建立治理制度，有县令，有郡守；从转运使以大统摄小，像丝线牵引、绳索连接一样，总归于上层。即使土地在万里之外，方圆数千里，拥兵百万，只要天子在殿陛之间一声召唤，一个三尺高的童子骑马传递诏书，把他们召回京师，他们就会解下官印奔走，唯恐来不及。这正是秦国凭借而强盛的形势。形势虽然强大，天下的弊病却常常表现为软弱。唉！有像秦国那样可以强盛的形势，反而陷入软弱，为什么呢？是习惯于施恩而害怕使用威势，恩惠太过而威严不能胜任。所谓习惯于施恩而恩惠太过，就是屡次赏赐，甚至赏给没有功劳的人；所谓害怕使用威势而威严不能胜任，就是刑法松弛，军队不能振作。由于赏赐、刑罚和军队没有用得恰当，所以软弱的实际状况显露在外。什么叫软弱的实际状况？官吏旷职懒惰，职务废弛而不履行，对败坏官职的人却不严加惩罚；赎罪太多，赦免屡次，有罪者不受追问，因而法典刑律的禁令不能施行；冗余的军队骄纵狂妄，依仗力量而希求赏赐，朝廷却以维持现状的姑息恩惠对待他们，不敢加以裁制；将帅使军队覆没，连一匹马也没有回来，对败军之将的责任却不加重；外部羌人强盛，凌辱压迫中原，对方索取金帛、增加币帛的耻辱却不发怒。像这一类，都是太过软弱的实际表现。时间久了仍不治理，就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情况，逐渐消沉、逐渐消解，最终崩溃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乘机而来。然而我认为，软弱在于政令，不在于形势，这叫用软弱的政令败坏强大的形势。譬如一车柴薪燃起的火，是众人都害怕而不敢触碰的；把它举起来投入河中，又能产生什么热力呢？所以拥有强秦那样的形势，却沉溺于弱周的弊病，天下因而看不出它的强大，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如此，政令软弱不像形势软弱那样难以治理。假如弱周的形势，必须改变诸侯的封地和制度以后才能强盛，这是可能的；但天下诸侯本来就不容易改变，这又不是一天能够办成的事。至于政令软弱，只要使用威势就行，可以早晨改变，晚上确定。齐国是古代的强国，齐威王又是齐国的贤王。他刚即位时，政事放任不理，诸侯一同侵犯，人人都不知道齐国原来是强国。有一天他突然发怒，削夺万户封地，召来即墨大夫，把阿大夫和一向称誉阿大夫的人烹杀，并发兵攻打赵、魏；赵、魏全都逃走请求讲和，齐国人人震恐，不敢掩饰过错。这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的政令软弱，并能使用威势来补救软弱。

译何况如今凭借天子的尊贵，借助郡县的形势，言语一出于口，四方就会响应；用来施行威势的条件，本来已经完备。况且拥有天下的人，所忧虑的不是不能有所作为，而是有了作为却不能成功。如今如果真的把注意力放在使用威势上，无论赏罚、号令、行动，一切都从威严出发；施用刑法而不赦免有罪者，竭力实行，果断决绝，不牵制于众人的议论；使用使人无法预料的刑罚，使用使人无法预料的赏赐，使天下人看待它如同风雨雷电，突然来到，骤然降下，却不知道从何处发生，也无法逃避。朝廷这样做，平民就会更加勤于检点谨慎，奸民和狡吏也常常惊惧，害怕刑法加身，收敛手脚，不敢随意犯法；这就叫强有力的政令，政令强了。实行几年，天下的形势就可以重新强盛。所以我说：凭借弱势的恩惠来培育威势，威势一旦发作，天下就会震恐战栗。既然如此，按照今天的形势，寻求所谓万世帝王的大体、最终不可改变的原则，崇尚威势罢了。有人说：如今的形势确实没有比崇尚威势更便利的了，可是谁知道万世以后政令不变，就一定应当说是威势吗？我回答说：威势，是君主凭借它成为君主的东西；一天没有威势，就等于没有君主。日久政令出现弊病，改变其中的细节，并掺入恩惠，使它不至于像秦那样严酷，可以；把威势全部抛弃，那就错了。有人又说：王者凭借德，不凭借刑；使用刑罚是霸主的事情，不应当这样说。这也不是懂得道理的人。商汤、周武王都是王，齐桓公、晋文公都是霸主。武王乘纣王暴虐之时，把百姓从炮烙、斩杀的处境中解救出来。如果他又大量杀人、严刑治民，那么百姓的心就会离去。所以他的治理完全出于礼义。商汤却不是这样：夏桀的罪恶本来不比商纣不同，但他的刑罚不像商纣那样暴虐，而天下百姓受其影响，风气淫靡懒惰，不遵奉法度。《尚书》说：“民众大多懈怠而不和协”，又有诸侯昆吾氏首先作乱，于是诛杀铲除那些强横、顽梗、懈怠、不守法的人，来安定纷乱。所以《礼记》说：“商人先施刑罚，后施赏赐。”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也并非全都任用刑罚。桓公任用管仲，管仲的著作喜欢谈刑罚，所以桓公治理国家常常任用刑罚。文公是厚道长者，他的辅佐狐、赵、先、魏诸人都不主张以刑法为本，他的治理也未曾把刑罚作为根本，却同样号称霸主。难道说商汤不是王，晋文公不是霸主，可以吗？所以使用刑罚不一定就是霸道，使用德政也不一定就是王道，只要各自观察形势，判断什么适宜采用罢了。既然如此，如今的形势为什么不能使用刑罚？使用刑罚为什么不能称为王道？那些人不先审察天下的形势，却想应对天下的事务，那就困难了。《仲兄文甫字说》。苏洵描写事物十分奇妙，所谓能把大的写成小的，把远的写成近的，这类文章古今都有一定的规律。苏洵读《易经》读到《涣卦》六四爻辞“涣其群，元吉”时，说：“唉！所谓群体，是圣人想要涣散它，从而使天下混一的东西。我的二哥名叫涣，字公群，这岂不是把圣人想要解散涤荡的东西拿来作为自己的名字吗？这样可以吗？”后来有一天把这件事告诉兄长，说：“您可以不替我改名吗？”苏洵说：“好。”随后又说：“请把‘文甫’作为改换后的字，怎么样？”兄长曾经见过水和风吗？水油然流行，深沉地停留，停滞回旋，浩荡无边，水满而向上浮动；这些都是水的形态，而实际由风激发。风蓬蓬然从太空中发出，不到一天就行遍四方，荡漾而无形，飘然从远方来，过去后又不知道踪迹在哪里；这些是风的形态，而实际由水使它显现。现在风和水在大泽岸边相遇，曲折徐缓，蜿蜒起伏，水波相连；安静时彼此推移，愤怒时彼此冲撞；舒展时像云，收缩时像鱼鳞；疾行时像奔驰，缓行时像遥远绵延；彼此揖让，回旋退避，互相顾盼而不前进；繁密时像绉纱，纷乱时像雾气；纷纭郁结，扰动不息，百里之内浑然一体；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来到沧海边，磅礴汹涌，怒号冲撞，交错纠缠；放纵于虚空，摇荡于无边无际；横向奔流，逆向折转；水花回旋，倾斜侧动；曲折宛转而胶着乖戾；回旋的像车轮，缠绕的像带子，直行的像火炬，奔腾的像火焰，跳跃的像鹭鸟，跃动的像鲤鱼；形状各异，姿态万千，于是风水最壮丽的景观全都具备了。所以说：“风行水上，就是涣。”这也是天下最完美的文章。然而这两种东西，哪里是在有意追求文采呢？它们无意彼此求取，也没有预先约定，却偶然相遇，于是文采在其中产生了。这种文采，不是水的文采，也不是风的文采；这两种东西并不能有意作文，却不能不形成文采。万物彼此作用，文采便从它们之间产生。所以说：“这是天下最完美的文章。”如今玉石并非不温润美丽，却不能因此称为文章；雕刻、镂饰、织绣并非没有文采，却不能拿来谈论自然形成的文采。因此天下一切不加营求而自然产生文采的东西，只有水和风罢了。从前君子处在世上，不求建立功业，不得已而功业成就，天下便把他看作贤人；不求留下言论，不得已而有所言说，天下便把它当作谈资。唉！这番话不能对别人说，只有我的兄长可以听。《管仲》。在苏洵《老泉诸论》中，只有这篇议论最为纯正；开合抑扬的妙处，对管仲的责备最深切，含义在言语之外。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桓公成为诸侯霸主，抵御戎狄；管仲终身在位，齐国富强，诸侯没有叛乱。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得到任用，桓公死于内乱，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祸患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齐国多年不得安宁。功业的成功，不是在成功的那一天才形成的，一定有它开始的原因；祸患的发生，也不是在发生的那一天才出现，一定早有预兆。那么齐国的治理，我不说是管仲的功劳，而说是鲍叔的功劳；齐国的祸乱，我不说是竖刁、易牙、开方造成的，而说是管仲造成的。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本来就是扰乱国家的人，但任用他们的，毕竟是齐桓公。正因为有虞舜，后来才知道放逐四凶；正因为有孔子，后来才知道罢黜少正卯。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使齐桓公能够任用这三个人的，正是管仲。管仲病重时，桓公问他的继任者；在这个时候，我以为管仲将会举荐天下所有贤人来回答，然而他的话竟然只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可以亲近罢了。”唉！管仲以为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桓公相处了多年，难道还不了解桓公的为人吗？桓公的声音不能离开耳朵，声色享受不能离开眼前；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

译他们起初之所以没有被任用，只是因为有管仲在罢了。一天没有管仲，这三个人就可以弹去帽上的灰尘，互相庆贺了。管仲临死时说的话，难道能够束缚桓公的手脚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个人，怕的是没有管仲。有管仲在，这三人不过是三个普通人；否则，天下难道还少了这类三个人吗？即使桓公幸而听从管仲的话杀掉这三人，其他同类的人，管仲难道能一一清除吗？唉！可以说管仲不懂得根本了。借桓公询问之机，举荐天下贤人来替代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没有管仲。还怕什么三个人呢？不说也就罢了。五位霸主中，没有比桓公、文公更强盛的。晋文公的才干不过齐桓公，他的臣子又都比不上管仲；晋灵公的暴虐，也不如齐孝公的宽厚。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文公留下的威势，得以做诸侯盟主一百多年。为什么呢？虽然君主不贤，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在。齐桓公死时，天下立刻大乱，一败涂地，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他只依仗一个管仲，而管仲已经死了。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只是有有贤臣而没有贤君的情况。桓公还在世，却说“天下再也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我不相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匹〕 管仲的著作中有记载，他将死时评论鲍叔、宾胥无的为人，并且分别列举他们的缺点；可见他心里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托付国家，而且还预先知道这一点。既然知道自己将死，那么这篇记载就是荒诞欺妄的，不足以相信。我看史书，认为齐景公不能举荐蘧伯玉而罢退弥子瑕，所以才有身后的劝谏。萧何将死时，举荐曹参来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国家可能因一个人兴盛，也可能因一个人灭亡；贤人不悲哀自己死亡，而忧虑国家衰败，所以一定要再有贤人，然后才可以死去。那个管仲，凭什么就这样死去呢？《崇古文诀》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二，宋代楼昉编，宋文 《木假山记》。苏洵全文不过四百字以下，却有起伏开合，无限曲折；这位老人可以说是精通文章之道了。文章结尾大概是把三座山峰比作父子三人。树木生长，有的刚萌芽就夭折，有的长到两手合抱粗便早死。幸运地长到可以担当栋梁，就会被砍伐；不幸被风吹倒、被水冲走，有的破裂折断，有的腐烂。幸运地没有破裂折断、没有腐烂，又会被人视为木材，从而遭受斧斤之患。最幸运的，是漂流、沉没、淹没在急流泥沙之间，谁也不知道它在这里阻挡了百年；等到被水流冲击、侵蚀之后，残余部分依稀像山，就被好事者取走，强行把它做成假山，这以后才可以脱离泥沙，远离斧斤。而荒江水滨这样的木头，不被好事者发现，却被樵夫野人当作柴薪的，哪里数得清呢？这样看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木头中，也还有不幸的。我的家中有三座山峰，我每次想到它们，就怀疑其中是不是有某种命数。它们既能萌芽而不夭折，长大而不早死；足以担当栋梁却没有被砍伐；被风吹拔、被水冲漂却没有破裂折断、没有腐烂；没有破裂折断、没有腐烂却没有被人取作木材，因而遭受斧斤；从急流泥沙中出来，又没有被樵夫野人当柴薪烧掉；最后能够到达今天这样，看来其中的道理似乎并非偶然。然而我爱它们，并不只是爱它们像山，还另有所感；不只是有所感，又另有所敬。我看中间的山峰高大峻拔，傲然蹲踞，气概端庄沉重，仿佛能够使旁边的两座山峰折服。那两座山峰，庄重严峻，峭拔如削，令人凛然不敢侵犯；虽然形势上被中峰压服，却高耸挺立，绝没有阿谀依附之意。唉，真是值得敬重啊！真是值得有所感慨啊！《送石昌言北使引》。苏洵的议论很有笔力，顿挫有致而雄伟，能够曲尽事物的情状。石昌言考中进士时，我才几岁，还没有入学。我记得和一群孩子在先父身边玩耍，昌言从旁边拿枣子、栗子给我吃。我们家住得很近，又因为是亲戚，所以关系非常亲密。昌言考中进士那天便有了名

译声，我后来渐渐长大，也稍微懂得读书，学习断句、对偶和声律，还没有学成就停止了。昌言听说我荒废学业，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的神情看，心里很是遗憾。十多年后，昌言考中进士，名列第四，任职于四方，我们彼此没有音信。我一天天长大成人，才受到感发而醒悟，经历挫折后重新学习。又过了几年，我游学京师，在长安见到昌言，彼此慰问寒暄，像平生好友一样欢洽。我拿出十多篇文章，昌言十分高兴，称赞写得好。我晚年才学习，又没有老师，虽然每天写文章，心中仍然惭愧。等听到昌言的评论，才颇为自得。如今又过了十多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而昌言已任两制官，奉天子出使万里之外，前往强悍不屈的边境。树起大旗，跟随的骑兵有几百人，送行的车辆有千乘，出了都门，意气慷慨激昂。我想起小时候在先父身边见到昌言，哪里知道他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富贵地位？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对昌言却另有感触。大丈夫活着不能做将军，能够做使者，在言辞之间折冲取胜，也就足够了。往年彭任跟随富公出使回来，曾对我说：“出了国境，住在驿亭，听见几万匹披甲战马飞驰而过，剑和长矛互相摩擦，整夜都有声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随从们惊恐地变了脸色，等到天明察看道路上的马蹄印，心还在颤抖，不能自已。”凡是敌人用来向中原夸耀的，大多是这一类事情。中原人不能测知其中虚实，所以有时竟至于震惊恐惧而失去言辞，认为会被他们嘲笑。唉，为什么竟然这样不善于思考啊！从前奉春君出使冒顿时，把壮士和健马全都藏起来，不让对方看见，所以才有平城之役。如今的匈奴，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孟子说：“游说大人物，就要蔑视他，何况是匈奴呢！”请把这句话作为赠言。《名二子说》。苏洵的文字字数不多，却婉转曲折、回旋反复，含有无限意味。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他对二人一生结局的预料丝毫不差，可见他确实深知二人；它与《木假山记》有相近之处。车轮、车辐、车盖、车底板都有各自的职分，只有车轼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虽然如此，去掉车轼，我就没有见过还能成为完整的车。轼啊，我担心你不在外表上加以修饰。天下的车没有不沿着车辙行驶的，但谈到车的功劳，车辙并不参与。虽然如此，车翻了、马死了，祸患却不会牵连到车辙。车辙，就是处在祸福之间的东西。辙啊，我知道你可以免除祸患。苏洵的《明论》。这类文章的意脉来自《战国策》，把事情的情状写得曲折周尽。文章的主旨只在于“不测”也是一个重要的字眼。虽然不免带有倚仗权术、运用计谋的说法，但道理确实如此。兵法中攻打坚固之处如此，攻打薄弱之处也是如此。天下有大的智慧，也有小的智慧。人的知识和思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大智慧，同时兼有小智慧的功效；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补助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人不知道大智慧，却用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妨碍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依靠常道，贤人治理天下依靠时势。既不能守常道，又不能顺时势，可悲啊，危险啊！只有具备大智慧，才可以守常道；用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补助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然后才可以因时制宜而又保持常道。常道，是没有不能治理的；时势，是没有动乱而不能治理的。日月运行在中天，大的光明可以照耀四海，小的地方却可能不能照进一间屋子。日月本来就不必使用这点局部的小明。所以上天下人看日月的光明，庄严地把它看作君父的威严；因此自有天地以来有了日月，直到今天，从来不能有一天没有它们。天下曾经有话说：“背叛父母、欺骗神明，雷霆就会下来击打他。”雷霆固然不能替天下把这类人全都击杀，但天下人之所以战战兢兢不敢冒犯，是因为雷霆有时会出人意料地降下惩罚。假使雷霆每天轰轰作响，环绕天下寻找那些背叛父母、欺骗神明的人并把他们击杀，那么这些人未必能够全部找到，而雷霆的威势恐怕反而会衰弱吧？

译所以，懂得日月和雷霆各自作用的人，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明察了。圣人的明察，我无法知道；我唯独喜爱贤人用心简约而成效广大，也唯独奇怪愚人用心劳苦却不能成功。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那么所达到的必定精细；把心力兼顾到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却仍想达到它，那么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必定粗疏。把能够达到的地方做得精细，别人会说：“这只是因为他没有涉及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所涉及的就精细了。”不这样的话，我恐怕奸雄会暗中讥笑。齐威王即位后，大乱了三年；齐威王一奋发，诸侯就震恐了二十年。这是怎样修治、怎样经营的呢？齐国的贤人，显然不只是一个即墨大夫；扰乱齐国的人，也显然不只是一个阿大夫和左右称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几个人。一个即墨大夫容易查知，一个阿大夫容易查知，那些左右称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也容易查知。从容易查知的地方入手并把它做精，所以用心十分简约而功效十分广大。天下的事情，譬如有十件，我举出其中一件，别人却不知道我并非不知道其余九件。逐一列举，列到九件却不知道其中一件，还不如只举出一件而使人无法测知；更何况连九件都达不到呢。《上韩枢密书》。苏洵的议论精密切实，笔势纵横开合，变化多端而曲尽妙处；文辞严整，气势刚劲，笔锋收敛而顿挫有力，回旋转折十分周密；其中有深刻的精神和对天下形势的见识，议论也颇受韩非、孙武等著作的影响。太尉阁下：苏洵著书没有别的长处，至于谈论军事、议论古今形势，我竟敢自比贾谊所献的《权书》。古人虽然已经逝去，但成败的踪迹，如果能够深入明白其中的道理，施用于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可。昨天因请求拜见，求您允许我进献末篇议论，太尉已经答应。我谨慎撰写这篇论说，语言朴实直白，并没有惊世骇俗的谈论，也没有高深难行的主张。太尉只要取其大纲，不必责求细节。古代难的不是用兵决胜，而是养兵而不使用的后患可怕。譬如激水冲击山岭，放水入海，决开水流成为沟渠，堵塞水流成为池沼，这是天下人都能做到的。至于使长江、黄河流入淮水、泗水，汇聚成为洪波，蓄积成为大湖，历经万世而不泛滥，自大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军队，是聚集天下不义的人，给他们不仁的武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天下尚未安定、盗贼尚未消灭，然后才有机会施展他们的不义之心，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实践杀人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勇者没有多余的力量，智者没有多余的谋略，巧者没有多余的技能，所以他们不义的心转变为忠诚，不仁的武器施加于不仁之人，杀人的事情施行在应当杀的人身上。等到天下已经平定，盗贼已经消灭，不义之徒聚集起来却不解散，勇者有多余的力量，就想用来作乱；智者有多余的谋略，就想用来行奸；巧者有多余的技能，就想用来行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产生。老虎豹子如果整天不杀戮，就会跳跃长啸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如果整天不能螫人，就会啃咬草木来释放毒性。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野间奋臂而起，秦、楚无赖子弟成百上千结为一伙，争相起兵响应的多得数不清。辗转战斗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时，高祖也已经老了。当时分封诸将为王，改定法律，让天下休养生息，然而韩信、黥布等人相继起兵的有七国。高祖死在甲胄之间，也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局势。祸乱连续蔓延到吕氏之祸，直到孝文帝之后才平定。这是为什么兴起这样容易，而收拾这样困难呢？刘邦、项羽起初的势头像决堤的河水，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势力崩溃，向四面散开，放纵在数百里之间，却只能拱手旁观，没有人能够挽救。唉！如果没有圣人，凭什么善后呢？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胄，跋涉险阻，来砍除四方的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一旦把铠甲卷起而停止战争。传承四代，天下没有发生变乱，这是什么办法呢？荆楚、九江一带的土地，没有分给诸将；韩信、黥布这类人也没有机会萌发异心。虽然天下没有变乱，但军队长久不使用，不义之心积蓄起来而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吃饱饭、享受安逸，就想在良民身上逞强。看他们平日无事，便发出怨言来向上邀功；一旦有紧急情况，即使有人给他们千金，也不能指望他们效力。往年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苏洵确实亲眼见过。凡是郡县的富民，全都登记姓名，筹得数百万钱，用作酒食馈饷的费用。捣土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城墙就随即坍坏；像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年，才终于安定。事情办完，官吏互相庆贺，役卒互相夸耀，好像打了胜仗凯旋回来，等待接受赏赐一样。近来我在京师郊外田陌间游走，那些人常常私下交谈，毫无顾忌。听当地人说，春天时尤其不忍听到这些话。大概当时已经是五六月了。京师担心水患，锄、耰、畚、筑排列在两河岸边。县官每天耗费千金，传呼慰劳询问的声音绵延数十里，他们却仍然瞪眼回望、像狼一样戒备，没有人肯出力效劳。内看京师所听到的情形，外看西川亲眼见到的情形，天下的形势如今究竟怎样了？驾驭将领，是天子的事情；统率军队，是将领的职责。天子养尊处优，施恩树德以收取声名，与天下人共享喜乐，所以不应亲自统兵。臣下执法而不徇私情，尽心办事而不求名声，竭尽死力保卫社稷，使天下人的心归向一人而已，不能把这些事加在天子身上。因此，统兵是臣下的职责，不可以使天子劳累。如今所担忧的是，大臣喜爱名声而害怕诽谤。喜爱名声，就多施私恩；害怕诽谤，就不能坚决执法，所以天下军队骄横放纵到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止。近来狄公在枢密院，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取得他们的欢心，而太尉恰好接替他。狄公只知道统御外部军队的方法，却不知道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这只是边将的才能。古代军队在外时，爱戴将军而忘记天子；军队在内时，爱戴天子而忘记将军。爱戴将军，是为了作战；爱戴天子，是为了守卫。狄公把统御外军的心态施用于内军，太尉又不反过来改变这种做法，那还凭什么治理军队？有人认为军队骄纵已久，不能一下子治理；如果突然用法令约束，恐怕会因此发生变乱。过去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实际接替了他。

译李光弼到任那天，张用济就在辕门被斩首，三军都吓得两腿发抖。以临淮王李光弼的强悍，接替汾阳王郭子仪的宽厚，三军将士便恭敬畏服，像婴儿离开慈母怀抱、站在严师身旁一样，哪里还敢发生变乱？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即使严厉，婴儿也不敢因此怨恨父母；将相即使严厉，天下人也不敢因此怨恨君主。这是形势所决定的。天子能够使人活，也能够使人死，所以天下人盼望他施生；等到他杀人时，天下人会说：“这是天子杀的。”因此天子不能多杀人。臣下人人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杀人很多，天下人也没有可以归罪、怨恨天子的理由。这就是先王威服、安抚天下的办法。愿太尉思考天下长治久安的道理，不要只求一时的名声；竭尽至公之心，不要顾忌三军的许多议论。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凝聚军心，太尉施展威武来振作军队的懈怠。他们想到天子深厚的仁德，就会爱戴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畏惧而不至于骄纵。君臣关系顺当，畏惧和爱戴的道理也就确立了。除了太尉，我还能指望谁呢？《上富丞相书》。苏洵这篇文章要看其中抑扬、开合之处，权衡得很得当。富公担任宰相，颇想改革各项政事，许多小人都不高兴，所以预先替他表示忧虑。往年天子震怒，罢黜并驱逐宰相，选用能够托付天下的旧臣，让他在宰相府与天下一起重新开始，而阁下的职位实际上仅次于宰相。那时天下人都高兴庆贺，认为阁下只是没有担任宰相，所以默默地处在这个位置。如今从困顿中重新起用，起用后又恰好担任宰相，而且又正逢这样的时局，难道不应有所作为吗？况且我们的君主对您的期待如此深厚，若不作为，又凭什么回应我的希望？所以大家都说：“今后如果有不同于往日的政令，一定是富公发出的。”人们早晚等待，踮起脚抬头盼望，却始终没有看到，内心忧惧疑惑。唉，之所以听不到消息，一定是因为距离还远。等消息传到京师，也仍然没有听说什么。不敢因此怀疑，还说：“天下人这样多，几十年间又始终没有改变，大家都说他是贤人。”有人说：“他内心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然而我仍然不能不忧虑。古代君子爱护一个人，就担心他不能成就事业。况且我曾听说，古代君子辅佐这样的君主、与这样的人共事，都站在朝廷之上；只要使我了解他们的为人，并且知道他们都是善人，然后才不会忧虑。一个人的力量，却想独自掌管天下的事务，即使当时受到君主信任，只要同列之人说一句话使君主产生怀疑，事情就不能成功。如今政令出自别人而不害怕，事情不出自自己而不嫉妒，这两件事只有善人才能做到，但即使如此，仍希望取得他的内心认同。至于普通人，政令出自别人便害怕损害自己，事情不出自自己便嫉妒别人成功，因此产生不平之心。有人处在我前面，有人站在我后面，而他们都有不平之心，那么自身就危险了。所以君子处在他们中间，不能使他们对自己产生不平。周公站在明堂听取天下政事，召公却产生疑惑，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就会对大事疑惑，召公仍然不能相信周公的这片心。周公安定天下，诛杀管叔、蔡叔，把自己的志向告诉召公，使召公安心，并且使成王也安心。因此，凡是使自己安心的做法，也是为了使周朝安定。召公对于周公，管叔、蔡叔对于周公，都有不平之心，认为周朝的天下周公将要最终夺取。周公诛杀了那些不平之心不可公开说明的人，把可以说明的道理告诉召公，从而调和他的不平之心。这样看来，只要不是绝对不能说明的事情，君子从来没有不想调和对方之心的。天下人，从士人直到卿、大夫、宰相，都聚集在您之下，将要共同有所作为，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能成功的呢？不能忍受一点小小的愤怒，造成不平之心的裂隙，就会损害大事。因此君子忍住小小的愤怒，容忍小过失，杜绝不平之心，然后面对大事时大家才会听从命令。况且我的小小愤怒，不值得用来改变我的大事，所以宁可稍加容忍，使彼此之间没有一点隔阂。古代君子与贤人共处并共同欢乐，所以责备他们时很详尽。不幸而与不肖之人共事，却不谋划大事，只治理细小问题，就会远离实际情况，对当世毫无益处。所以要等天下无事时，才可以争论这些；否则就不应这样做。过去诸吕掌权，陈平忧惧而无计可施。陆贾进见，劝他与周勃交好，陈平采用了这个计策，最终得到绛侯周勃统领的北军相助，消灭了诸吕。绛侯是个质朴刚强的人，不是陈平促成这件事，还能是谁呢？所以贤人能够使不贤的人发挥作用，不是因为不贤的人能够使贤人发挥作用。从前今上刚即位时，寇莱公担任宰相，只因身边有小人，既不能诛除，又不能与之相处而不生愤恨，所以最终被排斥罢去。范文正公在相府时，又想在短短几年内把天下事务全部治理好，失于急躁，也不能忍受小小的愤怒，所以群小人也急忙把他驱逐了。一旦离去，就再也没有被起用，直到终身。伏愿阁下凭借世所罕有的才能，处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您的深谋远虑一定已有安排，只是天下人还没有看见。苏洵是西蜀人，私下有志于当今之世，希望能在堂上拜见您，唯愿阁下深思，不要忽略。《崇古文诀》卷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