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文诀卷二十四

译《传》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治理好吗？” 我曾经把这句话反复读过三遍，每次都不曾不流泪叹息。像汉代的汲黯、萧望之、李固，吴国的张昭，唐代的魏郑公、狄仁杰，都能以自身来捍卫正义；召唤他们，他们不来；挥退他们，他们不走。他们正色立于朝廷，于是豺狼狐狸般的奸邪之徒便彼此吞噬，所以能够在祸患尚未显现时消除它，在危亡将要发生时挽救它。假使他们都像公孙丞相、张禹、胡广那样，即使有成百上千个，遇到紧急关头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呢？所以翰林王公元之凭借雄健的文章和正直的操守，独立于当世，足以追踪并匹敌这六位君子。当时朝廷清明，没有大的奸邪，但公仍然不被当权者容纳，忠贞耿介，如秋霜夏日，令人不可亲狎玩弄。至于三次被贬，终于死去，假如他不幸处在众多邪恶之人中间、国家安危的关头，那么公的作为一定会震惊世人、超绝流俗，使那些器量狭小、善于钻营偷窃的人心惊胆裂。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起初我经过苏州虎丘寺，看见公的画像，想起他的遗风余烈，愿意为他执鞭随从，却终究不能如愿。后来我任徐州知州，而公的曾孙王汾任兖州知州，拿公的墓碑给我看，于是我追述往事作了这篇赞，附在他的家传之后。古来圣贤，最忧虑的是没有人了解自己。王公遇到了太宗，这个愿望确实实现了。当时皇帝想任用王公，公一点也不肯贬低自己，三次被贬到穷山僻壤，直到死去，也没有遗憾。自咸平以来，他独自成为一代名臣。一时受到的委屈，换来了万世的信誉。众多平庸鄙陋的人，也来拜谒公的画像。凭什么看出这一点呢？他们额头上冒出汗来，是公使他们惭愧，却不能使这种惭愧停止。茫茫九泉之下，令人爱慕，却不能把公从那里唤起。《三槐堂铭》。苏轼。太宗起初想任命王晋公为宰相，王祐公请求用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不会谋反，违背了太宗的意旨，于是没有任命他为宰相。有亲戚替他惋惜，说：“我即使不做宰相的儿子，二郎也一定会做宰相。”这里阐明天人关系的意旨，善于铺陈文章的文理和意趣，篇幅很长，但也是人力可以达到的。至于铭诗，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了。学习的人必须先读序文，暂且合上书卷，默默思考铭文应当怎样措辞，然后再看他的作品，这样才会有所长进。天道是可以信赖的吗？贤人不一定显贵，仁者不一定长寿。天道难道不可以信赖吗？仁者一定会有后代。这两种说法究竟该取哪一种呢？我听申包胥说过：“人多势众可以战胜天，天意一旦确定，也能战胜人。”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天意确定便急于求取结果，所以认为天道茫然无凭。这样，善人因此懈怠，恶人因此放纵。盗跖长寿、孔子和颜回遭受困厄，都是天意尚未确定的事情。松树柏树生长在山林中，起初受蓬蒿困扰，受牛羊侵害；但最终贯通四季，经历千年而不改变，这是它们的天性已经确定。善恶的报应延及子孙，那种确定已经很久了。我根据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加以考察，天道可以信赖，确实是这样。国家将要兴盛时，一定有世代积德的臣子，广施恩惠而自己享受不到报偿，这以后他的子孙才能同遵守法度、安享太平的君主共同享有天下的福泽。因此，兵部侍郎、晋国王公在汉、周之间显名，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双全、忠孝兼备，天下人都期望他做宰相，但公最终因为坚持正道而不被当时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做三公的。”不久，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在景德、祥符年间辅佐真宗皇帝为相；正值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他享受福禄荣名共十八年。一般人把东西寄放在别人那里，第二天去取，能不能取到还不一定；而晋公修养德行于自身，把报偿寄托于上天，直到几十年以后才取得，仿佛拿着左券，双方当面交付。因此我知道天道果然可以信赖。我没有来得及见到魏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以直言劝谏侍奉仁宗皇帝，出任侍从、将帅，历时三十多年，而他的官位还没有完全配得上他的德行。难道上天将要重新振兴王氏吗？不然他的子孙为什么这样多贤人呢！世上有人把晋公比作李栖筠，他们的雄才和正气确实不相上下。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他们的功名富贵大略与王氏相等，但忠信仁厚不如魏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泽大概还没有衰尽。懿敏公的儿子王巩同我交游，喜好道德而且有文才，能够继承并光大他的家业，因此我把这些事记录下来。铭文说：“啊，多么美好！魏公的事业同槐树一起萌发；封土栽植的辛勤劳作，必定要经过一代才能完成。既然辅佐真宗为相，四方就像磨刀石一样平整安定；回头看他的家，槐树的树荫已经布满庭院。我们这些小人，早晨还顾不上晚上，只顾观察时机、追逐私利，反而使自己违背皇上的德意，希望侥幸得到，不播种便收获。没有君子，国家又怎么能够治理？京城东面，是晋公居住的地方；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是德行的象征。” 啊，多么美好！《稼说送张琥》。苏轼。读苏轼这篇文章，难道能看出他把一生的盛名自居为满足了吗？他的朋友、兄弟之间就是这样互相切磋的，这正是他的声名越来越大、学问越来越精进的原因。你何曾观察过富人的庄稼吗？他们的田地肥美而且多，粮食充足而且有余。田地肥美而多，就可以轮换休耕，使地力得到恢复；粮食充足而有余，播种通常不会错过农时，收获通常也等到成熟。因此富人的庄稼总是长得好，秕粒少而果实多，长久储藏也不会腐烂。如今我一家十口，共有一百亩田，却一寸一寸地取用土地的产出，日日夜夜盼望收成。锄、耰、铚、艾等农具接连不断地在田地上使用，密集得像鱼鳞，地力已经耗尽了。播种常常不合时令，收获常常不等成熟，这样怎么还能有好的庄稼呢？古代的人，他们的才能并没有大大超过今人。他们平日用来涵养自己而不敢轻易施展，等待才能成熟，忧勤谨慎，就像婴儿盼望长大一样。弱小的，就培养到刚强；空虚的，就培养到充实。三十岁以后才出仕，五十岁以后才获得爵位。在长久的困顿中取得信任，在十分充足之后才得到任用；才华从已经满溢的余量中流出，在持守盈满的最后阶段才发挥出来。这就是古人远远超过常人的原因，也是今天的君子比不上古人的原因。我年轻时也曾有志于求学，只是不幸很早就取得了一点名声，恰好与你同年。你的成就也不能说不早。如今我即使想自认为不足，众人也已经妄加推许我了。唉！你还是离开这种过早取得名声的处境，专心求学吧！广泛地阅读而简要地吸取，深厚地积累而谨慎地发表。我能告诫你的，就到这里了。你回去时经过京城，可以去询问那位有名叫“辙、子由”的人，他是我的弟弟，也把这些话告诉他。《徐州莲华漏铭》。苏轼。苏轼最擅长推究事物的道理，能由事物推演到义理，在精微处的描写胜过形容；而且能把道理引归到官吏自身，这一点尤其好。

译所以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燕公肃以创造器物的智慧闻名天下，制作了莲华漏，世人都佩服它的精巧。凡是燕公任职的地方，一定会制作这种漏。如今各州郡往往还保存着，虽有巧匠，也不敢增减改动。只有徐州使用盲人卫朴所造的漏，废弃了原有的法式而任意制作，有漏壶却没有箭杆，自以为自己没有眼睛，便废弃天下人的视觉，让看守漏刻的人等到水满便放掉，再重新注水。人们无不讥笑它。国子博士傅君裼是燕公的外曾孙，详细掌握了这种漏的制作方法。他任本州通判时，才开始改造重作，并请我作铭。铭文说：人所信赖的，是自己的手、脚、眼睛和耳朵。眼睛能辨识多少，手能知道轻重。然而人从来不会用手来测量、用眼睛来计算，一定要把事情交给度量和权衡。难道不是因为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器物吗？大概是认为器物没有私意、没有自我，这样才能得到万物的真实情况。因此天地间的寒暑变化、日月的昏明，以及昆仑山在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的广阔延伸，都不能逃脱三尺箭杆的测量。五斗的漏瓶，即使遇到急雷、阴霾、风雨和冰雪，白天昏暗或水流快慢不同，也都有一定的尺度，不会增加或减少。假使凡是做官的人，都像漏瓶承受水一样不过量，像水面上的箭杆一样不失平准；像箭杆升降一样，观察时刻的上升和下降，不因下降而感到屈辱，不因上升而感到荣耀，那么百姓将会欣然心服，把生死都托付给我。《范增论》。苏轼。项羽杀宋义，就是要逼迫义帝；杀义帝，就是要除掉范增。因为宋义是义帝所宠爱的人，而义帝又是范增拥立的，三人的生死存亡、去留取舍关系最为密切。文章追溯根源，推论得出结论，笔力老练刚健，没有一个字是闲笔。这是苏轼在海外所作的文章，所以具有老成的气势。苏轼说：范增离开项羽是正确的；如果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掉范增。我只遗憾他离开得不够早。那么应当因为什么事情离开范增呢？是因为劝项羽杀沛公吗？项羽没有听从，最终也正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天下。应当在这个时候离开吗？回答说：不对。范增想杀沛公，是人臣应尽的职责；项羽没有杀沛公，还算有做君主的气度。范增怎么能因此离开呢？《易经》说：知道事物将要发生的苗头，大概就是神明吧！《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落下的是霰。范增应当离开，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陈涉能够得到民众，是借助项燕、扶苏的名望；项氏兴起，是因为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诸侯背叛项氏，是因为项羽杀害了义帝。况且义帝的拥立，范增是谋划的主导者。义帝的存亡，难道只是楚国兴衰的问题，也是范增共同承担祸福的事情。没有义帝灭亡而范增能够独自长久存在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也是杀害义帝的征兆。他既然要杀义帝，怀疑范增的根源就在这里，哪里还一定要等到陈平来离间呢？事物一定是先腐烂，蛀虫才会生出来；人一定是先产生疑心，谗言才会乘机进入。陈平即使聪明，又怎么能离间一个没有疑心的君主呢？我曾经评论义帝，他是天下贤明的君主。唯独派沛公进入关中而不派项羽，能在众人中认出卿子冠军并提拔他做上将，不贤明的人能做到这样吗？项羽既然假托命令杀了卿子冠军，义帝一定不能忍受；不是项羽杀义帝，就是义帝杀项羽，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来说明，便可以知道了。起初范增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后来中途杀害义帝，并不是范增的意愿；岂止不是他的意愿，他一定会极力争辩而不听从。项羽不采用他的意见，却杀了他所拥立的人，项羽对范增产生疑心，一定从这时开始。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与项羽并肩侍奉义帝，君臣的名分还没有确定。替范增筹划的话，力量足以诛杀项羽，就应当诛杀他；力量不足，就应当离开他，难道不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范增已经七十岁，合得来就留下，合不来就离开；不能在这时明确去留的界限，却想依附项羽来成就功名，实在浅陋。虽然如此，范增却是高帝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真是人中的豪杰啊！《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苏轼。文章议论用兵的利害深刻恳切，符合老臣劝谏君主的文体。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美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好色的人必定会死亡；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好战的人必定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了，享受的是安全的福泽；即使失败了，也一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打却不能停止，所以胜利了，变化会来得迟而祸患很大；失败了，变化会来得快而祸患较小。因此圣人不计算胜负的功劳，而深深戒惧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国内外都受到骚扰，因道路运输而疲惫的有七十万家。对内府库空虚，对外百姓穷困，饥寒逼迫，后来必定有盗贼作乱的忧患；死伤者的愁苦怨恨，最终必定招来水旱灾害。上面将帅拥兵自重，会有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会有溃散叛乱的意图。各种变故层出不穷，全都由用兵造成。至于首先倡议发动战争的人，所受的冥冥谴责尤其重，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必定要有承担罪责的人。因此圣人对此畏惧而慎重对待，不是不得已，绝不敢用兵。自古以来，君主喜欢动用武力，由失败而灭亡的数不胜数。臣今天不敢再说这些，请允许我为陛下说明用兵获胜的情况。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又继续对胡人、越人用兵，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即使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已经怨恨反叛，二世遭受杀害，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富足有余的国力，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事接连不断，于是逐渐波及各国，年年征调发兵，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得与天相齐。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军队出动三十多年，死者无数。等到巫蛊事件发生，京城血流成河，尸体横陈数万，太子父子都遭到失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同战争始终相伴；皇帝即使后来悔悟并自我克制，但临死前的悔恨已经来不及挽回了。隋文帝攻下江南以后，又继续对夷狄用兵；炀帝继位后，这种心意没有衰减。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势震动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国家很快就灭亡了。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攻破灭亡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志在建立功劳，并非出于不得已而用兵。后来发生武氏之难，唐朝国势衰败，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一样危险，这大概就是用兵的祸患，万物的规律难以逃避。

译不然，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克制自己、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但传位一次以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即使取胜也只是勉强保存；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即使取胜也随即灭亡。我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合上书卷流泪，悲伤他们谋划的错误。假如这四位君主刚开始用兵时，随即遭到失败，便警惕戒惧，知道用兵的艰难，那么祸患和失败的兴起，本来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可惜他们每次出兵都取得胜利，所以习惯于功利，不能深思祸患。因此我说：胜利则变化来得迟而祸患大，失败则变化来得快而祸患小，这一点不可不察。过去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用兵，将士因而懒惰苟安，兵器铠甲破旧钝劣。元昊乘机突然发动战争，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一带，接连三四次战败，损失的军队动辄以万计；但全国安宁，战争停止，事情结束，百姓没有怨言，国家也没有遗留的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好战之心，天地鬼神也体察到他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如今陛下蒙受上天赐予的勇气和智慧，意在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邻国。群臣百官窥见了这个意图，大多主张用兵。起初，执掌国命的辅政大臣没有深谋远虑之心；主持国家议论的枢密大臣没有考虑祸害、坚持持重的见识；任职台谏的人也没有提出劝善止过、采纳忠言的意见。事情由细微发展到显著，终于酿成了祸患的根源。后来薛向提出经营横山的谋划，韩绛献出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人暗中同他们合作，军队屡次失败，财用也消耗殆尽。同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损失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上天震怒、百姓怨恨，边境士兵背叛，京城骚动不安，陛下因此几个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造成的，所以官吏和士卒没有憎恨敌人的心意，反而把责任归于陛下。还依靠祖宗积累的深厚根基和皇天保佑的深厚福分，才使军队出动没有功劳，从而使陛下有所感悟。然而见识浅陋的人却把失败当作耻辱，竭力想求得胜利，以符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患，章惇在横山挑起事端，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争。但这些人都残害已经投降的俘虏，连累年老体弱、困苦疲惫的百姓和腹心地区，只取得空虚无用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名，却忽略了实际的祸患，勉强振作，奋力追逐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毒之中，死者十有五六；道路上的人又因运输钱财、粮食和器械而死亡。没有见到敌人，却把一切都消耗在用兵上，这种意图一定会稍微衰减。而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发了。如今军队取得胜利，锐气正盛，陛下因为一次胜利而高兴，必定会轻视四夷、凌辱敌国。天意难以测度，臣实在害怕这一点。而且在战胜之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报捷、上表称贺这些显赫而悦目的事情。至于远方百姓被白刃屠杀，筋骨因运输军饷而断裂，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掉儿女，熏瞎眼睛、折断手臂，以及自缢等惨状，陛下一定看不到；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哭声，陛下也一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屠杀牛羊、剖割鱼鳖作为美食，吃的人觉得非常美味，死去的却非常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号叫，在刀案砧板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丢下筷子不忍心吃，更何况把人的性命当作供自己耳目观赏的东西呢？即使陛下的将领和士卒精锐强健，府库充实，像秦、汉、隋、唐的君主那样，取胜以后祸乱也正要兴起，尚且不能挽救，何况如今各处的将领官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得很？况且这些年来，公私都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蓄已经荡然无余，州县征税储备也几乎全部上供，百官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祭祀的赏赐拖延很久仍未办妥。在这种情况下举动用兵，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处理后果了。况且饥荒和疫病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无法形容。如果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就会随之发生，百姓困穷而无处申诉，势必不成为大盗便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日益严重，内部祸患又重新兴起，那么陈胜、吴广那样的局面就会在这里出现。这正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面对食物便叹息，甚至悲恸哭泣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况且臣听说，凡是举行大事，必须顺应天心；上天所趋向的，依此办事必定成功；上天所背弃的，依此办事必定失败。因为天心的向背，可以在灾祥和丰歉之间表现出来。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灾、旱灾、疫病年年接连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的向背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正断然不顾，兴起事端而不停止。这就像子女得罪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思考，承担罪过、自我责备，或许才能得到宽解；如今却纷纷责问，任意鞭打奴婢，用这种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因此获得父母赦免的。所以臣希望陛下远看前代兴亡的迹象，深察天心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作为巩固社稷长久的计划；对上使二宫能够安享朝夕的奉养，对下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臣即使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瞑目于地下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取得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的祭祀同上天相配。到了白登被围时，便商议和亲的建议；对于西域请求派遣官吏的要求，则拒绝了。说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知道用兵，而是经历的变故已经很多，所以考虑祸患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地议论征讨，老臣愚钝懦弱，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顺着君主已经厌倦的时机加以劝止，就容易奏效；迎着君主气势正盛的时候去挫折它，就很难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意愿。气势旺盛时，即使平民和卑贱之士，也有不可改变的志向。如果不是智慧见识特别卓越、气量超过常人，就没有人能在奋发之中勇于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只以道义为准。如今陛下用武的气势正盛，形势不可挽回。臣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断进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宏，能够听取采纳意见而不疑惑，所以不敢把众人好胜的常情用来要求陛下。况且臣料想陛下日后亲眼看到用兵的祸害，一定会悲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当初没有说过一句劝阻的话。臣也将年老而死，到了地下见先帝时，也有话可以交代了。只希望陛下怜悯臣而明察此事。《倡勇敢》。苏轼。文章回旋转折，使议论气势发生变化，处处以前后文相互救应，把人情物理写得十分周全。读苏轼的文章，必须学习他能从无形无迹处生发出有形有据的道理。

译臣听说，作战以勇气为主，以气势决定胜负。天子不可能有全都勇敢的将领，将军也不可能有全都勇敢的士卒。因此，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而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重要的；倡导又没有比偏爱更有效的。这两点是用兵的精微权术，是英雄豪杰暗中运用而不向人明说的办法，人们也没有谁能察觉。请允许臣详细说明。什么叫倡导？就是气势的先导。一个人有勇敢和怯懦，三军也有勇敢和怯懦。逐一比较个人，勇敢和怯懦相差很大，就像短棍和大柱的差别；至于三军的勇敢和怯懦，却只在反复变化之间，差别往往只在毫厘之间。所以这种权术掌握在将领和君主手中。有人能够空手搏斗猛虎，手中没有武器，出入白刃之中而脸色不变；也有人见到小蛇、蜥蜴就转身逃跑，听到钟鼓声便战栗。这就是勇怯不等，竟达到这种程度。然而乡里的小民争斗嬉闹，突然之间也有可能杀人。当他们怒气发作时，心神翻涌，脸色勃然，仿佛无法停止；即使天下的勇士，也没有超过他们的。等到退下来想到自身，回顾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不凄然悔恨。这并不一定是勇敢的人，只是气势乘上来时夺去了他的本性，使他忘记了平日的自己。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就在他们翻然、勃然而尚未悔恨的时候利用这种气势；不善于用兵的人，却挫伤他们翻然、勃然的气势，开启他们自我悔恨的念头，这就是还没有交战便先自行失败。因此说：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倡导更重要的。人都是人，都吃同样的粮食，都承担各自的职责。天下有危急时，有一个人奋勇争先、拼死向前，那么翻然奋起的人就会多起来。弓箭交错，刀剑盾牌相碰，胜负的形势还没有决定，而三军士卒都注视着一个人率先登城，勃然而起的人就会接连出现。天下虽大，可以用名望来劫持号召；三军虽多，可以用气势来驱使。谚语说：“一人善于射箭，百人都能决拾上弦。”只要有办法把勇气激发出来，在他们翻然、勃然的时候利用其锋锐，这就叫作倡。倡导没有比偏爱更有效的。天下人中，怯懦的占一百，勇敢的只有一个。勇敢的人难以得到；舍弃妻子儿女、抛弃自身而奔赴白刃，是勇敢的人难以做到的。让难以得到的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这其中一定有难以报答的恩德。天子一定有自己偏爱的将领，将军一定有自己偏爱的士卒；要看中勇敢的人，暗中厚待他们。有特殊才能的人，即使还没有功劳，也无不自认为与众不同。如果他自认为与众不同，而上面却不把他视为不同寻常，那么到了缓急关头，就不能指望他出来倡导。所以凡是在缓急关头肯出来倡导的人，一定是被上级视为非同寻常的人。从前汉武帝想向四夷炫耀武力，以满足他永不厌足的欲望；他不吝惜通侯的赏赐来招揽勇士，又向天下发布消息，寻找奋勇出击的人，但最终没有人响应。于是他施行严刑峻法，把人逼到死地，听任他们以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而不得已的人奔驰在死亡之地。因此将领投降，军队败坏，天下几乎陷入不可预测的灾难。为什么呢？事先没有受到特别看重的人，却希望他来倡导，不是太难了吗？偏爱是天下人所厌恶的；但如果因为私情而偏爱，就不能利用这种偏爱；如果因为一个人比别人贤能而偏爱他，那么不偏爱他就无法成事。大概有可以无功而赏、有罪而赦的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内心惭愧，督责他出来倡导。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发动而下面不响应，上面也将陷入困境而自行停止。西戎叛乱时，天子并不是不想声势赫赫地诛讨他们，但将帅之臣谨慎守护边界，向外观望、向内顾虑，没有一个人首先奋勇拼命，士卒也规规矩矩，没有谁肯尽力。不得已才出战争先，随后又退回旧地；西戎因此能够肆意猖狂，而我们无从应对，形势便不得不重金贿赂以求和。这种祸患起因于天子没有共同分担忧患的臣子，将军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部下。西部军队停止战事，已经十多年了。法令执行得越来越严密，而选拔进用人才却越来越困难。贤人没有受到特别看重，勇士没有受到偏爱。天下人都只求奉行法律、遵守命令，总以合乎格式为限。臣不知道到了缓急关头，将由谁来倡导呢？《大悲阁记》。苏轼。读苏轼文章，看他随手拈出什么样的话题，便能把它安排得恰到好处。读这篇文章，好像看见活蛇飞龙；不但义理通彻，也是因为他精通佛书。所谓信手拈来，件件都真实贴切。大悲，是观世音的变化身。观世音由听闻而觉悟，开始于听闻，却能够达到无所听闻；开始于无所听闻，却能够达到无所不闻。能够无所听闻，即使没有一个身体也可以；能够无所不闻，即使有千万亿个身体也可以。何况手和眼呢？虽然如此，如果没有身体，就无法举起千万亿众生；如果没有千万亿个身体，也无法显示无身境界的极致。因此，分散开来成为千万亿个身体，聚合起来成为八万四千只母陀罗手臂、八万四千只清净宝眼。其道理是同一个。我曾经观察过这个道理：我的头发多得数不清，身体的毛孔也多得数不清。拔动一根头发，头部就随之震动；触动一处毛孔，身体就随之变化。既然如此，头发都是我的头，毛孔都是我的身体。它们都是我的头，却不能发挥头的作用；它们都是我的身体，却不能具备身体的智慧。这是因为外物使它们受到扰乱。我将让世人左手运斧，右手拿削刀；眼睛数飞雁，耳朵随着鼓声打节拍；头向旁人点头，脚却辨认梯子的级数。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有顾不过来的地方，何况千只手各自拿着不同东西，千只眼各自观看呢？我如果坐下来寂然不动，心念凝聚沉默，清澈得像一面大明镜，那么人、鬼、鸟、兽杂然陈列在我面前，色、声、香、味交相通达于我的身体。心虽然不起分别念，但外物没有一样不能与它相接触；一经接触，必定有相应的道理。即使是千手的伸出、千眼的运转，虽然未必能够亲眼看见，但其中的道理已经具备了。佛和菩萨也是这样：虽然一个身体不能成为两个佛，但一个佛却能遍及如恒河沙数般众多的国土。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接触外物而不被扰乱，事物到来便能够应对。道理本来必然如此，又为什么唯独要怀疑大悲呢？成都是西南的大都会，佛教最为兴盛，但还没有见过杰出的观世音大悲像。有一位法师名叫敏行，能够阅读内外佛教经典，广泛通晓其中的义理，想用如幻三昧成为一方的倡导者。于是用大旃檀木雕刻菩萨像，端庄严整而美丽，具备慈悲怜悯的神态。手臂交错伸出，有的张开、合拢、捧着、握着，有的用手指弹拨、摩挲、抚触，千姿百态无不具备。每只手各有持物，眼睛没有一只妄动。又建造一座高大的楼阁来覆盖菩萨像，雄伟高峻，工程与佛像相称。成都人前来行礼，由恭敬而产生觉悟。我游历四方二十多年了，虽然还没有能够归来，却已经想象得到那里的情景。敏行让他的弟子法震来请求我作文，说明其中的道理，并且作颂说：

译我观察世间的人，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臂，外物来到时尚且不能应对，慌乱迷惑而不知所措。有些人想要应对，便颠倒地思考筹划；这种思虑并不真实，和没有手眼没有区别。菩萨的千手千眼，和一手一眼的道理相同；外物来到时，心也随之到达，从不经过思虑，随着应当采取的方式去应对，没有不恰当的。他手持引弓、夹着白羽箭、刀剑盾牌等各种器械，以及经卷、香花、盂、水、青杨枝、珊瑚、大宝炬、白拂、各种藤杖；所遇到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拿，所拿的东西没有一样迟疑。为什么能够没有疑惑？因为我没有分别心。如果仍然有分别心，千只手就应当有千颗心；一个人有千颗心，内心彼此争夺排斥，哪里还有工夫应对外物？千手没有一颗分别心，所以每只手都能处在恰当的位置。叩首礼敬大悲尊者，愿您救度一切众生，使众生都证得无心之法，都具备千手千眼。《除吕公著守司空制》。苏轼。这篇文章懂得制诰的文体，又写得俊逸高迈。四六文很难写出贯通的气脉；这里说旧宰相参与裁决军国大事，是在寻求旧日元老大臣，也是众望所归；这是任用众人。因此全文以求旧、用众为主旨。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解除宰相职务后仍旧参与军国大事的裁决，所以文中从中间一直到末尾都这样叙述。门下，仁爱没有比任用旧臣更大的，智慧没有比任用众人更好的。既然得到了天下的大老臣，他将归居何处呢？要等到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才任用他。如今朕一次举措，仁爱和智慧都体现出来了。应当告诉朝廷，使这一重大诏令得到信服。具官某，谋划深远，见识精微。不是尧、舜之道就不谈论，这一点过去只听说过；把社稷看作喜悦之事，如今从你的内心看到了。三年之内政绩有成，百官都得到有序治理。你那位功勋卓著的先父，曾在昭陵辅佐先帝。他以清静使百姓安宁，也以勤劳谦逊而得到贤士。凡是我们这些以身作则的老臣，大多都是他宾客中遗留下来的人。在武丁之时，虽然没有人能够追及前人的功烈；后来成为召公的后嗣，本来就没有什么能改变其贤能的。可是你却屡次上呈奏章，竭力请求退避。朕很重视失去这位有三种益处的朋友，又怜惜你为万机政务操劳，所以特意把你调任平土之司，解除你文昌之任；不要废止议论，按时到朝堂来。啊！大事虽向房乔咨询，但如果没有杜如晦就不能果断决策；厚重的德行没有超过郭子仪，而裴度也曾寄托国家安危。不要让这个人在唐代专美，可特授你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其余职务照旧。仍旧每月三次到经筵，隔两日入朝一次，并趁此到都堂议论军国大事。仍命有关部门选择吉日，准备礼仪册命。《崇古文诀》卷二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六，宋代楼昉编，宋文 《齐州闵子祠堂记》。苏辙的文章有照应关合之处，首尾相互联结，能够阐明其中的义理意趣。历城东面五里有一座山丘，叫作闵子的墓。那里只有坟墓而没有祠庙，按礼制应有的祭祀也没有举行，地方百姓对此不得安宁，历任守土官员中有想要兴建祠庙的，却没有能够办成的。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任济南知州。第二年，政事修明、事务治理妥当，地方上的老人们一同来告诉他说：“这个地方过去有像闵子这样的人，却没有祠庙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李公只是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哪有不整治的道理呢？李公说：“唉，确实不能再拖延了。”于是准备工匠修建祠堂，并且让人按照春秋两季举行常规祭祀。祠堂建成后，备办三献礼，笾豆排列整齐，傧相各有位置。废弃了一百年的礼制，一天之内便恢复了。学士大夫们在祠堂下面观看礼仪，叹息流泪，有人说：“孔夫子生活在乱世，往来周、齐、鲁、宋、卫之间，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出仕；他的弟子中名列前茅的，也都曾在各国做官：宰我在齐国做官，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做官，季路在卫国做官，子夏在魏国做官。弟子中出仕的人也很多。然而被称为德行高尚的有四个人，其中只有仲弓曾经做过季氏的家臣；前三个人都不曾在季氏那里做官。季氏曾经想任用闵子做费邑宰，闵子推辞说：‘如果有人再来召我，那么我一定已经在汶水北岸了。’ 况且以孔子的贤德，尚且不把做官看作污辱，那么三位不肯做官，究竟是为什么呢？”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应声说：“您难道没有见过那去东海的人吗？远远望去，茫茫无边；靠近它看，浩瀚无际，无法测知它的深度。他的船像遮天的高山，船帆像浮在空中的云，然后才能驾着风涛航行而不翻覆，触到蛟龙也不恐惧。若是用江河中的船只横渡东海的沙滩，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走百里就会沉没，根本不足以经受万里航程的祸患。正当周朝衰微之时，礼乐崩坏，天下大乱，却有人想要挽救它，这就像渡海一样，困难更甚。如今孔子不顾一切而出仕，是因为他的船只足以凭借。三位弟子急急忙忙而不肯回头，大概也是有一条简陋的船，想要试着航行，因此也只能做到自己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罢了。至于三位弟子希望像孔子那样做而又不能降低身份去做，只是回头看看诸位弟子，认为他们不值得谈论，所以停止行动而有所等待。”孔子曾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我对三位弟子也是这样说的。”众人说：“是这样。”退下来后便把这些话记下，最终刻在石碑上。我认为苏辙文章的精华和锐气，以及关于精神气概的论述，在此以前确实从来没有人谈到过。他推阐和描摹的功夫，与邦直相似；邦直的文章则稍微刻画得过分了。天下有无穷无尽的人才，不叩击他，他就不会发声；不触发他，他就不会发挥。因此古代的圣人，迎合人们爱好善行的端绪，激发他们勉力奋进的气概，不断洗涤、磨炼、淬砺，日夜不停。这一切都是为了求得充分发挥天下无穷的人才。天下就好比一件大器物，有器物不用，放在窗下，时间久了里面就会生虫。所以善于使用器物的人，总是拿着它不放，时时洗涤浇灌，使它日益亲近人，从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不至于很快败坏。有些小丈夫只知道爱护器物，却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爱护它；只知道把它安稳地放在地上，却不知道不离开自己的手才不会使它损坏。因此事情不能成功，器物也很快朽坏。况且天下万物，人们都只使用它的形体，却不探求它的精神。精神是什么？就是万物的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存在于物中，便光彩灿然、坚实有力。这种气一旦消失，万物就都空虚无用。这种气时时受到叩发而保存下来，就会日益增长而不衰；放置在那里而不知道求取，它就会脱离而不再停留。这种气，万物没有不存在的，而人尤其如此。孟子说过：“人日夜休息所积累的气，和清晨的气，本来是很清新的；但人在白天的所作所为，却会把它拘束而损耗掉。” 反复拘束损耗它，那么夜间养成的清气就不足以保存了。所谓夜气，就是前面所说的精华和果敢锐利的气。天下混乱时，君子能够自己涵养并保全这种气；天下太平时，天子便加以培养，以求发挥它的作用。如今朝廷的精明，战阵上的勇力，审理诉讼时能够穷尽实情的能力，以及治理钱粮时能够抓住要害的能力，还有天下事务纷繁而万物不能扰乱的局面，都是这种气发挥的作用。古代那些英雄之主，只因能够叩发天下人才并保存他们的气，所以有所求就一定能得到响应，想要什么就一定能够得到。汉武帝、唐太宗时，国家富足、军队强盛，所求无不如意，天下人才任凭使用，也看不出用尽。到了他们晚年，元老大臣和久经战阵的将领已经死去大半，但新进之士也完全能够治理天下。由此看来，天下本来有无穷的人才，唯一担忧的只是上位者不去叩发、不去触发，使他们的精神松弛放纵而不能张扬。臣私下观察当今之人，治理文章，学习议论，明察防御谋略，审理诉讼，凡是治理国家所需的才能，大体没有不具备的；天下所缺少的，唯独是将帅和武力方面的大臣。过去天下已经安定，先世的老将也已去世，而西夏作乱；在这时，天子茫然回顾，想求得奇才良将把军队交给他，最终却没有找到。此后几年，边境日益紧迫，军事形势日益危急，士大夫才逐渐学习军事；西夏也因此臣服，直到今天，又将近十多年了，而过去所谓西部边境的良将，也已经所剩无几。天下人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任用为将，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而当今世人所畏惧的，也没有比做将领更甚的。用难事责成他们，用他们最畏惧的事情强迫他们，却不激发他们的气概，所以像这样的将帅之才就不可得到。曾经听说，善于用兵的人，即使是卑贱的匹夫，也无不先培养他的气概，然后才求取他的作用。当他们还没有作战时，就让他们投石、超距，以此培养勇气；所以后来遇到敌人便不害怕，遇到危难便能舍生效死。为什么呢？因为气势旺盛。如今天下有两大弊病：天下太平，却轻视天下的武臣；天下冗官众多，却废弃天下的武举。那些人看到天下安然无事，便意志消沉、退缩不前，没有自我振作的意愿。如今武臣的子孙之家，往往转而学习进士科。因此臣希望恢复武举，重视武臣，并且天子也要时常亲自考试他们，用骑射来观察他们能否胜任，再对他们实行赏罚，就像唐贞观年间的旧例。这样虽然还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奇才，但至少可以使他们知道上面的意向所在，从而能够自我珍重，争相竭尽自己的力量；这样，将帅之才就可以逐渐显现出来了。

译《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纵谈胸臆，笔势防摹，源自司马子长的《自叙》；又从欧阳公写韩太尉的笔法转写到韩太尉身上，可以说奇特险峻。子由当时才十九岁，有人说是老泉代他写的。太尉执事：苏辙生来喜爱写文章，对此思考得很深，认为文章是气所表现出来的形态；然而文章不能单靠学习就能写好，气却可以通过涵养而获得。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如今看他的文章，宽厚宏博，充满于天地之间，正与他的气的大小相称。太史公走遍天下，周游四海，登临名山大川，同燕、赵之间的豪杰俊士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放开荡，很有奇异之气。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拿起笔来专门学习写成这样的文章吗？只是他们的气充满内心，流露在容貌上，活动于言语中，显现在文章里，而自己并不知道罢了。苏辙已经十九岁了，住在家中所交游的，不过是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方圆数百里之内，没有高山大野可以登临游览来扩大胸襟。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没有不读的，但都是古人的陈迹，不足以激发自己的志气，恐怕终将沉沦埋没，所以毅然离开家乡，寻求天下奇异的见闻和壮观的景象，以便知道天地的广大。经过秦、汉的旧都，尽情观览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奔流，慨然追想古代的豪杰。到了京师，仰望天子宫阙的壮丽，以及仓廪、府库、城池、苑囿的富足广大，这才知道天下的巨大壮美。见到翰林欧阳公，听到他宏大雄辩的议论，看到他秀美伟岸的容貌，同他的门人贤士大夫交游，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汇聚在这里。太尉凭才略冠绝天下，是天下所依靠而无忧、四夷所畏惧而不敢发动进攻的人。您在朝廷内如周公、召公，出征在外如方叔、召虎；可是我还没有见到您。况且人的学习，如果不立志求取大的目标，即使学得很多又有什么用？我这次来，登山见到了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临水见到了黄河的广大深邃，见人见到了欧阳公，却还认为没有见到太尉。因此希望能够瞻仰贤人的光辉，听您一句话来壮大自己的志气，这样以后才可以看尽天下的壮观而没有遗憾。我年少，还不能通晓熟习官吏事务；先前来京并不是为了取得一斗一升的俸禄，偶然得到官职，也不是我所喜欢的事。幸而得到恩准回去等待选用，使我能够从容修养；几年之间，将用来进一步研治文章，同时学习治理政事。太尉如果认为我可以教导而屈尊教诲我，那就更加幸运了。我认为苏辙的这一篇文章，把权臣和重臣最难以分辨的地方说得非常清楚。这样的议论，对君主是有益的。臣听说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二者的外在行迹相近，很难辨明。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专擅，于是世上的重臣也就被排斥在其中，不能容身。权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表，却不察看他们的内心；看见他们都侵犯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做的事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没有什么喜爱，这也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是重臣所痛恨的；重臣所取的，则是权臣所不顾的。要成为权臣，必定在内迎合君主的心意，委曲顺从而不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任免天下官员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并埋没君主的威势和恩惠。对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心情愉悦，没有什么不顺从，从而安然地凌驾于君主之上；对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不归附听命，争着做他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权臣的势力就形成而不可遏制。至于重臣则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而不可以，便一定要据理力争；争论不能奏效，而那件事又确实不可听从，便独自实行而不顾忌。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著，上面的心意将会豁然开朗而自行得到解答。重臣在朝廷之中，使天子因此有所畏惧，士大夫不敢在他身边安逸放肆、懒散怠惰。爵位、俸禄、庆功赏赐，已经可以拿来议论是否适宜，却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等刑罚，也已经可以参与裁量轻重，却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势。总之，只是要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一定要做，使群臣有所震惧罢了，并不是要分享其中的利益。为什么呢？做重臣的，不需要等待天下人归附自己；做权臣的，也不在乎天下人畏惧自己。所以只要根据他们办事的情况来观察其意图所在，天下还有谁可以欺骗呢？因此臣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况且如今假使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就只由天子一人决定，没有人可以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察，百官畏惧战栗，也失去了往日尊重君主的气势，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人进言呢？他们只会在一些小小的得失问题上，才敢上奏章喧哗而无所顾忌；至于国家的大事、关系安危存亡的事情，却将闭口离开，谁敢说出来而承受灾祸？这正是君主的大患。可悲啊！后世的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进出时一味唯唯诺诺，便以为这是有礼貌，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意旨，便认为他们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忧虑社稷。两种情形在心中混淆，不能辨别邪正，因此祸乱接连发生而不觉悟，岂不是太可悲了吗？从前卫太子聚集军队要诛杀江充，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师竟使丞相与太子相互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让天下穷尽太子逃往之处，剪除消灭他的踪迹。在这个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拥护太子以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平息，逐渐揭露其中被蒙蔽的地方，消解皇上的愤怒，那么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其中的情形，却不敢说出来。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望，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和顾忌，在危急之间能够坚忍持重，不被夺去志向。臣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异常的事情本应平息而不起；但到了今天考虑这件事，正可以避免将来的祸患。否则，谁能知道将来果真不会发生，又为什么不预先谋划呢？

译或者臣还听说，当今世道的弊病在于法令禁令过于严密，举一步不合律令，执法之吏便要据此指责，而不追问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又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谋划，不如稍微放宽法令，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而不被法律夺去行动的权力。从前申屠嘉任丞相时，竟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殿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濒临死亡而无人救助，天子知道了也不认为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并不是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论经筵第一札子》：程颐说：这类议论关系重大。自从《伊训》《说命》《无逸》《立政》以后，才见到这样的文章。自古以来，君主守住成业而达到盛治的，没有谁比得上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就德业，是由于周公的辅导和培养。从前周公辅佐成王，使他所见的必定是正道，所听的必定是正言，身边前后都是正人，所以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如今士大夫家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请来有名望、有德行、端正方正的人同他们居住，使他们受到熏陶而形成性情。所以说：少年时养成的习性如同天性，习惯了就如同自然。臣认为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虽然聪慧圣明的资质得自天赋，但辅导培养的方法不可不做到极致。所谓辅养之道，并不是等到皇帝言语行为有过失之后才用诏令告诫、进谏，而在于平时的涵养熏陶罢了。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发生变化，德性器度也会形成。臣希望朝廷慎重选取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讲，讲读完毕后，常常留下两人轮流值守，另有一人值宿，以备皇帝询问。皇帝在读书学习之余、游息之间，时常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宴饮交谈；这样不但会逐渐磨炼道义，就连人情物态、农事的艰难，也会日久自然通达。与常年处在深宫之中相比，这样的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只是听说隔日开一次经筵，讲读几行文字，群臣排列侍立，庄严地退下，彼此情意几乎完全没有接触。像这样，却要求取得辅养的功效，不是很难吗？如今主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也不敢立即请求皇帝频繁出宫；但只要时常见讲官，时间久了自然会相互熟悉。大体说来，同亲近的人相处久了，就会产生轻慢和防备；同贤士大夫相处久了，就会产生爱戴和敬重。这正是培养成就圣德、造福宗庙社稷和百姓的事情。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论经筵第二札子》：程颐说：探究根本的议论，后世认为迂缓，古人却认为是急切的。三代之时，君主一定有师、傅、保这样的官职：师负责以道义教训，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护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求得天下大治，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防止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性。辅导德义的方法固然已经疏远，保护身体的方法更是再也听不到了。臣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过古人；皇帝陛下年纪尚轻，辅养的方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辅养德义，在于防止不正当的见闻，节制过分的嗜好；保护身体，在于使起居适宜，保存敬畏谨慎之心。臣希望皇帝身边扶持侍奉的宫人、内臣，都选用年满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服用器玩都必须质朴，各种华美巧饰、奢侈艳丽的物品不得送到皇帝面前。务必要使奢侈华丽的东西不进入眼中，浅薄俗鄙的言语不进入耳中。又希望选内臣十人充任经筵侍奉人员，负责伺候皇帝起居；凡是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如果有剪桐叶为圭的游戏，就随事加以规诫防范；如果违背涵养的原则，就及时进谏制止。调护圣上身体和德性，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春秋传序》：程颐说：自从有《春秋》以来，只有孟子的解说最好。后来太史公从董仲舒那里听到几句话；到了伊川的学说流行以后，《春秋》的作用才显现出来。上天生养百姓，必定会有超出众人的人才出现，起来做他们的君长；治理他们，使争夺停止；引导他们，使生产养育得以发展；教育他们，使伦理纲常明白。这样以后，人道才能建立，天道才能完成，地道才能平顺。二帝以前，圣贤代代出现，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符合风俗气运的需要；不抢在天意之前强行治理百姓，而是各自根据时势建立政令。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代的重要制度已经完备，子、丑、寅三种建正制度相继实行，崇尚忠、质、文的风气交替变化，人道已经完备，天运也已经周全。圣人不再出现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仿效古代的成法，也不过是凭私意胡乱作为罢了，这是事情谬误的开始。秦朝甚至以建亥为正月，是道路悖乱。汉朝专门凭借智谋和武力维持统治，哪里还知道先王之道呢？孔子处在周朝末年，认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意、合乎时势的治理也不再存在，于是作《春秋》，为百代君王制定不可改变的大法。所谓考察它，参照三王而不错误，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等待百世以后的圣人也不会迷惑。先儒的传说说：‘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替它增加一个字。’并不是文辞不需要赞助，而是说他们不能参与其中罢了。这种道，只有颜子曾经听闻过。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穿周朝的礼服，音乐则采用《韶》舞，这就是它的准则。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它不过是褒扬善人、贬斥恶人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则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这些义理虽然重大，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反而容易看见。只有那些含蓄的言辞、隐藏的义理，以及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难以理解。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赞许，有时贬夺；有时进用，有时退斥；有时隐微，有时显明，却能合乎义理的安当、文质的适中、宽严的适宜和是非的公正，这就是处理事情的权衡，也是揣度大道的规范。观察各种事物以后，才能认识化育万物之神妙；汇聚各种材料以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若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中窥见圣人的作用，不是上等智慧就做不到。因此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体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它精微的地方。后世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比不上禹、汤，也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秦朝以后，这门学问失传了。我为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世彰明而悲悼，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它的文辞而探求它的义理，得到它的意旨而效法它的作用，那么三代的治理就可以恢复。这部传虽然还不能穷尽圣人的深奥蕴含，但差不多可以使学习者找到门径而入门了。《崇古文诀》卷二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七，宋代楼昉编，宋文。《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曾巩的文章在开合变化、起伏转折方面很精妙，可以借此观察世道的变化。欧阳修、曾巩以前，已经有这类议论；到了二程，才算纯粹。古代学者学习六艺，学习射，能够掌握弓箭之事，还应当熟悉作揖谦让的礼节；学习御，能够掌握驾驭车马之事，还应当熟悉驱驰车马的节度；学习书法，不只是能够放笔书写，还应当辨明字体体式并能通晓它的意义；学习算术，不只是能够排列算筹，还应当知道它的用途并各自掌握它的方法。五礼的威仪多达三千条，六乐的节文也可说精微而繁多。唉，为什么要烦琐劳苦到这种程度呢？然而古代学者一定能够做到这些，也可以说很难了。不过在礼中学习射御，在乐中学习干戈，这样学习时年纪虽少，长大后在朝廷任职时，武备方面本来就已经修习好了。他们在家有塾，在党有庠，在乡有序，在国有学；教育有老师，视、听、言、动都有相应的仪容，衣冠饮食都有相应的制度；几杖上有铭文，盘盂上有警戒；乘车时有鸾铃和铃相应的声音，行走时有佩玉的声响；闲居时有《雅》《颂》的音乐，即使没有特殊事情，琴瑟也从未离开面前。大概他们出入进退、俯仰左右之间，耳目所接触的、四肢所行动的、内心所通达的，都是用来涵养他们的，竟然如此详密。即便如此，这些仍然只是有待于外在事物的方面。至于三才、万物的道理以及性命的关系，还应当努力学习来求取，深思来探索，使自己知道它的要领，认识它的精微，并通过斋戒来守持它，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质，成就自己的德行，直到同天地相合才停止；这些又应当从内心获得。这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唉，古代学者在内外两方面所下的功夫，以及持守内心、涵养本性，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君子珍惜光阴、自强不息，力求达到最高境界的原因。然而他们平日的习惯已经养成，防范约束的设施又如此完备，那么寻回放纵的心，铲除邪僻之气，成就文武方面的才质，取得道德上的实际，就可以说容易了。孔子说：‘振兴从《诗》开始，立身依靠礼，完成于乐。’大概乐是用来感动人心、使人受到教化的，所以说‘完成于乐’。从前舜命令夔掌管乐，教育贵族子弟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可见乐不只是去除邪念，也是用来纠正人的性情偏差、使它归于中正的。所以和鸾、佩玉的声音，以及《雅》《颂》、琴瑟的音乐，没有特殊原因就不离开面前，难道是虚妄的吗？如今的学士大夫在持守内心、涵养本性方面，凡是有待于外在的条件，都不能具备；至于从内心获得的，又都忽略了那些事情，可以说是简便容易了。然而要寻回放纵的心，铲除邪气，成就文武之才，取得道德的实际，难道不困难吗？这就是我担心自己不能成为君子，反而陷入小人的原因。至于那些有待于外在条件的方面，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但对于琴，我私下却早有志向。已经很久了吗？然而我担心没有人传授给我。治平三年夏天，我在京师得到洪君，才召集同舍之人，到相国寺的维摩院听他弹琴。洪君对于琴，不只是能够演奏琴声，也能够领会琴的意趣。我将要向他学习，所以叙说我仰慕古人的缘由，希望能够有所自我激发。《拟岘台记》：曾巩描写景物的妙处，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抚州自从有州以来，就有这样的风景。它过去隐藏不显，而今天显现出来，是因为今天有了台，而过去没有台。台建成而景色显现，那么这座台的优胜之处，不用说也可以知道。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治理抚州的第二年，因城东一带修筑高台以供游览，并命名为“拟岘台”，说是因为这里山溪的形势像岘山。他多次同属官和州中的寄居士人游览，有时又独自来请求我写记。起初，州城的东面，城墙依着大丘修建，护城壕依着大溪开凿，城角借着客土伸出溪面；城外连接着群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之间，壮大开阔、奇异可喜的景观，环绕在抚州东南一带，坐在这里就可以尽收眼底。然而这里被雨水冲坏、积水毁损，大多隐藏弃置在丛生的荆榛和荒草之间，从来没有人到这里来欣赏它。裴君发现了这里而感到高兴，增添砖石和泥土，修补破损残缺，除去荆榛野草，使高爽之处显露出来，围上横栏，覆盖高屋，于是建成高台，用来脱离尘埃，隔绝喧嚣，冲出云气而面对风雨。这样以后，溪水两岸的平沙漫流，微风传来的远声，以及波涛汹涌、冲破山石、撞断树木的奔放水势，直到高桅和劲健的船桨，沙禽水兽在水面上下浮沉，全都仿佛出现在脚下；山的青苍面容和秀丽石壁，突出的山巅和悬崖，挟带着光影逼近星辰；至于平坦的山冈和绵长的陆地，虎豹蹲踞、龙蛇奔走，以及荒僻的小路、聚集的村落、昏暗的树荫，游人和行旅忽隐忽现、接连不断，也全都仿佛出现在坐席之内。至于云烟时而散开、时而聚拢，阳光时而出现、时而隐没，四季的早晚，雨天晴天、明亮昏暗，各种变化不同，即使反复观览也不会厌倦，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形态。有时饮酒的人淋漓尽兴，歌唱的人激越高亢；有时容貌娴静的人轻缓漫步，徘徊流连。这样，从耳目得到的快乐和从心中得到的快乐，虽然寄托的乐趣各不相同，却也各自获得了适合自己的快乐。抚州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贵人和富商很少来游；良田很多，所以水旱灾害和螟虫等灾害很少；百姓以耕田养蚕为乐，靠自己的劳动满足生活，因此山谷中放牧的牛马不会被收取，郊野中积存的五谷不必筑墙防守，安闲地不知道有军鼓报警和征发服役的忧患。裴君既然顺应当地风俗，以简约安静的方式治理，所以能够在闲暇日子到这里休息，把乐趣寄托在这里。州中的男女百姓乐于安定太平，又能够得到游览观赏的美好，也将同他一起享受这种快乐。因此我为此记述高台建成的事情。《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曾巩的议论正直，笔力高峻简洁而有法度，质朴却不粗俗。

译赐封司徒、鲁郡公，名讳真卿，事奉唐朝，官至太子太师。他和堂伯颜杲卿都以大节死难，直到今天，即使普通男子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壮烈之人。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必定反叛，便为此作了防备。安禄山起兵以后，颜公和常山太守颜杲卿从后方进攻他；叛军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牵制了他们的势力。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斥退他。又被御史唐旻诬陷，接连遭到贬斥。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太上皇的起居，又被贬斥。代宗时，他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有所阻塞蒙蔽，颜公极力论说，又被贬斥。杨炎、卢杞做了宰相以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然不满意。李希烈侵犯汝州，卢杞就让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言辞而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缢死。当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很久没有见到战争，安禄山叛乱以后，天下没有不震动的；唯独颜公凭小小的平原郡，便挫折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说后争相奋起，唐朝最终能够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当颜公打开土门关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军队二十多万。由此看来，只要顺应形势而且真诚，天下就会跟随他。从这时直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日益陷入衰败，大盗相继兴起，天子总是出外躲避他们。唐朝在朝廷中的臣子，大多畏惧怯弱、观望不前，能够处在那种环境中，哪怕一次触犯世俗，失去职位也不后悔的，已经很少了。至于再三触犯世俗，失去职位却不后悔的人，大概还没有。若是起起倒倒，直到七八次，最终死去仍不后悔的，天下只有一个人，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杂有神仙、佛教的说法，不都合乎义理；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概是天性使然。因此，颜公能够安然面对死亡，还不足以看出他的伟大。为什么呢？到了形势穷困、义理上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是深信自己的颜公呢？只有经历多次触犯大奸臣，颠沛跌宕、震荡挫折，达到七八次，却始终不把生死祸福放在心上，不作丝毫顾虑，不是笃信大道的人不能这样；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不同，士人的出仕或退处也各不相同，像伯夷的清白、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因时而行，他们各有自己的义理。既然把自己比作古代有担当的人，却又想顾虑周旋、曲意隐忍，以此向世俗求取名利，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鄙陋浅薄的人，认为这种人不能事奉君主，却往往会白白牺牲性命。像颜公这样成就仁德的人，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今天是天子嘉祐元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共同仰慕颜公的壮烈，想到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建堂祭祀他。祠堂建成以后，两位君子来到我家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文章记述此事。’颜公显赫的功业本来不是有没有祠堂所能增加或损减的。只是人们仰慕而感到不足，如果没有祠堂，就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心意。听到他的壮烈事迹尚且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拜谒他的祠堂，就像亲自接受他的教诲一样呢？如今州县的政务，凡是不在法令规定范围内的，世人已经不再议论。唯独两位君子能够追慕颜公的节操，尊敬并奉祀他，以此向当世表明法令之外还应遵循的榜样，这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战国策目录序》：曾巩的议论正直，抓住关键，严密质朴而不粗俗，是太史公一类的文章。越是咀嚼，越觉得有滋味。从前叙述这部书时，说周朝以前，彰明教化，修治法度，所以达到了大治；到了后来，谋略欺诈被采用，仁义的道路被堵塞，所以造成大乱。这个说法本来很美，最后却说这部书中的战国谋士，是根据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程度来谋划，不得不这样做；这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相信自己的主张。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有几百年，古代的法制已经消亡，旧有的风俗也早已熄灭。这两位先生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其中有不可改变的原则，难道是要强迫天下君主去做后世已经做不到的事情吗？他们只是要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制定当世的法则，使它不失去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的治理，变化固然不同，法制固然有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在根本和枝末、先后次序上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道理就是这样。法制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孔孟二人坚持这一点，难道是喜欢发表奇异的议论吗？不过是不肯苟且罢了。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而坚定相信自己的主张。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大道是值得信赖的，却喜欢那些容易迎合的说辞；他们用心谋划，不过是苟且制定权宜之计罢了。所以他们议论欺诈的便利，却忌讳谈它的失败；谈论用兵的好处，却掩盖它的祸患。他们相互带动而这样做，无不只看到利益而看不到害处，只看到所得而看不到损失。最终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命；而任用他们的诸侯以及秦国，也因此灭亡了国家。他们给世人造成的大祸，已经很明显了，但世俗仍然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因时制宜、随变化制定法则，虽不相同，却经得起考察而没有瑕疵，实行起来也没有弊害，所以古代圣贤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改变那个。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逐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不被销毁，可以吗？回答说：君子禁绝邪说，本来就应当把邪说的内容向天下说明，使当世人都知道它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才是齐备的；使后世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用来警戒，这样才是明白的。难道一定要销毁它的书籍吗？把邪说公布出来并予以断绝，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的书中，有人宣扬神农之言，有人宣扬墨子之言，孟子都记录下来并加以驳斥。至于这部书的写作，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其间二百四十年，记载了当时的事迹，本来不能废弃。《移沧州过阙上殿奏疏》：曾巩说：看这篇文章的布局、开合和文势次序，应当探求它叙事和措辞的方法；至于一篇文章的大意之所以详细归功于皇上，正是为了切实起到警戒作用，不可以只把它看作归美颂扬。

译臣听说，根基深厚的，形势就崇高；力量强大的，所承担的责任就重大。因此功德卓异，光辉流传，恩赐显赫，家业繁衍，历久而更加昌盛，大概是天道人事的规律，是必然达到的征兆。然而自有人类以来，能够登上这样的地位的，没有谁像大宋这样隆盛。禹的功绩很大，但他的孙子太康却丧失了先人的事业；汤的功业很盛，但他的孙子太甲即使继位也不明智。周朝从后稷传十五世，到文王时，大统还没有汇集；武王、成王才开始收获太平的功业，但康王的儿子昭王却在南巡时遭遇困难；昭王的儿子穆王又几乎困顿于荒远之地。到了幽王、厉王时，周朝的衰败已经彻底了。秦朝凭借累世积累的智谋兼并天下，然而传到二世就灭亡。汉朝平定秦末的乱局，但诸吕之祸、七国之乱又相继发生。建武年间中兴，然而冲帝、质帝以后，世事变故又很多。魏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晋，宋的祸患使天下分为南北。隋文帝才统一天下，但传给儿子后就丧失了。唐朝的治理盛在贞观、开元之间，但女祸接连发生；天宝以后，纲纪败坏。到了五代，大约五十六年，换了八姓十四位君主，国家兴废的变故极其严重。宋朝兴起，太祖皇帝替百姓除去大祸，使他们获得新生；军队不再反复出动，而粤、蜀、吴、楚五国的君主都被活着送到宫阙之下，九州归于一统，恢复了禹的事业。对内整顿军队，用节制来使它统一；对外使藩属降低身份，纳入法度约束。这些措施用来安定百姓、抵御四夷、纲理万事，虽然只是开创和经营，却已经把各方面都周全安排好了。没有什么比做天子更尊贵，没有什么比拥有天下更富有；太祖却舍弃传子而传弟，为万世防患，创立国家、承受天命的功劳，没有比太祖皇帝更高的了。太宗皇帝努力寻求安宁，平定晋地以后，钱俶自行归顺；他制定法则，垂示后世，能够继承先业、与先祖相类，保全国家、安定百姓，这样宏大的功业，没有比太宗皇帝的德行更高的了。真宗皇帝继承大统，遵循先业，以宽厚和煦来使百姓生育繁息，使平民共同繁盛，并且兼容并包、普遍覆盖，安抚归服异族。自天宝末年以来，天下动荡；等到真人出现，天下太平，但西北的胡虏仍不时侵入窥伺边境。到了景德年间，二百五十多年以后，契丹才开始讲和，德明也接受约束，于是天下收起兵器、熄灭烽火，没有鸡鸣狗吠般的警报，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在这个时候，便封禅泰山和社首山，进献祭告功德，以明白昭示万世不迁的宗庙，这就是为了表彰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采纳劝谏，慎重施政，谨守规矩，早朝晚退，没有一天懈怠。他在位日久，明察群臣的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掌理政事的大臣，委以职任并责成其完成事务；但又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全面观察，以周知他们的真情和虚伪。在任用或罢免之际，总要考察众人的意见，所以任事的大臣也都警惧自持，否则就立即罢免。世人认为这是驾驭臣下的正确方法。他年纪还不大，就拥立有德之人，托付大业完全允当。因此传位给天下时，不陈列一兵，不留宿一士，以防备非常之变，而上下安然，这大概是古来未曾有过的事。他平易近人的德行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因为逐家施恩、逐人取悦于人。只是长期以诚心相待，百姓都把他当作父亲般尊敬、母亲般亲近，所以他离开群臣的那天，天下听说后，沿路设祭、街巷哭泣，人人感动，▯欷于他得人心之深，却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形究竟由何而来。因此皇祖在太庙中被尊为帝。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智，言语行动合乎礼法，上帝眷顾辅佑，大命所归，却称病退让，历时数月；自从居东宫以来，深沉安静，恭敬谨慎，没有什么言议施为，天下却传颂称道，他的德号显著闻于四方。等到他登上南面之位，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每次延请三公大臣相见，省察裁决万机，一定咨询旧有章程，考求古代义理，听到的人都警醒，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他虽然很早就离开天下，成功和盛大的功业还来不及充分显扬，但他的明识和大略，足以完全继承并匹配前人的美德。因此皇考在太庙中被尊为帝。英宗陛下神圣文武，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爱、孝顺、恭敬、节俭，可以说具有君临天下的大德。他怜悯晚周、秦、汉以来，历代君主不能独自超然于众人之上，所施行政务，大抵只是沿袭卑近的旧习，因循世俗而已。于是慨然向上追寻唐、虞、三代荒废断绝的遗迹，修明并推行先王法度，以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数千年来罕见的宏大志向。他改变因循，号令必定兑现，使海内之人的见闻无不振奋，群臣各守职分，以后世不能如此为羞，可以说取得了能够实行的成效。如今斟酌增损，革除弊病、振兴衰坏，制定法度的事业一天天更加完备，这不是因陋就简、拘泥于通常见解的人所能做到的。继承一祖四宗的事业并将它发扬光大，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前代有时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令暴虐。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虽是鞭笞杖击之刑，却仍反复详审，至于宽缓故意纵放之罪，重惩误入刑法的人，大概从未施用过一种暴刑。田地有时二十取一征税，却仍按时省察，多次商议宽减的办法，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大概从未增加过一种暴赋。百姓有的到老死也不知道服劳役，但朝廷仍忧虑怜悯、恻隐伤痛，常常谨慎办理免除赋役的条例，严禁擅自兴役，大概从未兴起过一种暴役。这就是它如此抚恤百姓的原因。前代有时失去掌握权柄的能力，天下的权力有时在外戚手中，有时在亲近侍从手中，有时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宦官，无论称将、称相，从未能够擅自专权。这就是它如此谨慎掌握权柄的原因。何况在内聚集军队，使天下人不能私自使用一尺兵、一名士卒；在外使藩镇降卑服从，使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尺土地、一名百姓的力量。他自处的形势就是如此。至于敬畏上天、奉事神灵，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时候，也从未有片刻防备松懈。他忧劳勤勉，又到了这种程度。大概不能抚恤百姓而终于失去权柄，又懈怠忽视这些事情，正是前代所以危乱的原因。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守，所处形势非常便利，再加上忧劳勤勉，这就是当今所以太平安定的原因。因此君主尊贵，只要意旨和脸色稍有表示，六服就震动；言语传布、号令颁下，万里之外的人也奔走执行。山岩洞穴中的百姓，不等候约期集会，便按时输送、每年进贡来供奉自己的职分，只怕落在后面；乘船渡海、靠绳索牵引的国家，没有受到征召，也带着箱笼、背着袋囊来献上礼物，只怕来不及。

译西北的戎人丢下弓箭、放开马匹，彼此穿戴衣服而安闲喜乐；东南的夷人整理帽子、束好衣襟，彼此夹着书册吟诵。至于六府各得其序，百种嘉物畅茂丰成，凡是天地之间含有气息的生物，全都安适自如。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盛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盛大的；然而有的不过四三十年，有的不过一二代，天下的变故就多得说不尽了。哪里有像如今这样，历经五世六圣，共一百二十多年，从交通便利的大城直到荒远海边，心中没有萌生改变容色、震动神情的忧虑，眼前没有接连出现拿起鼓槌、敲击梆柝的警戒？所以臣说：自有百姓以来，从未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臣私下考察《诗经》，其中《国风》和《雅》，陈述太王、王季、文王成就王业的由来，以及武王继承先代、成王兴起的情形；赞美有《假乐》《鳧鹥》，告诫有《公刘》《泂酌》。其中所说的，大概是农夫、女工、筑屋、耕田、军旅、祭祀、饮食、受福和归还等日常事务；至于《兎罝》中武夫的勇武，表现为在隐微处修养品行；《牛羊》中牧人的仁爱，推广到爱护防卫万物，没有一样不加以称述记录。因此论述功德，是由小事推及大事，详细情形就是这样。后代继承者用来彰明先人的功业，当代臣子用来归美于君上，并不只是进献给鬼神、使百姓觉悟而已。《尚书》说用九章歌诗来劝勉他，使他不要败坏，大概歌咏他的善行，是为了启发他向往、仰慕并奋发兴起的心意，防止他懈怠废弛、难以长久的情绪；先在听闻中涵养它，最后在心中成就它。用它来劝勉帝王的功用，是把美德彰显出来，把法则和戒惧留给后世，这正是圣人把它列入经书、作为世代教化的原因。如今大宋祖宗兴建创立的功业，正如太王、王季、文王；陛下以德承继它，正如武王、成王，而群臣对于考订、编次、论述、撰写，把它列入简册，刻在金石上，以通达神明、彰明法式的事业，却空缺而没有筹划，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业在文王、武王时最盛，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期。如今按照时势考察，祖宗的神灵本来就有所等待，那就是陛下。臣实在不能自量，冒昧陈述其大体。至于寻取同类事例，摘取称誉，使一切都考究清楚，就要依靠今日位列朝廷的文学之臣，惟听陛下任用。至于周朝积累仁德，到成王、周公时达到最盛，《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这是用来告诫成王的。处在极盛的形势中，却用戒惧来警动他，这是明察到了极点、认识到了极深的表现。这样的情形，并非周朝独有，也是唐、虞达到至治极点时的情形。他们的君臣互相告诫说：“兢兢业业，一天之内要处理万端政务。”处在至治的极盛状态，却用敬畏来保持它，这是唐、虞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扩大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安定太平，达到三代所不能及的程度，那么宋朝兴起以来全盛的时代，确实就在今天。陛下仰观皇天亲近有德、享用有道的心意，用敬畏来奉行；俯察一日二日万端政务不可不审察的道理，以兢兢业业的态度处理，使美好的光辉和充实的功业日益更新、年年增加，宏大深远、崇高盛美，沿着这条道路无穷无尽地发展，直到万世永远成为法则；这正是陛下平素所积蓄的德行。臣愚昧而微小的爱君之心，实在不能自量，只想借此稍稍接近诗人的心意。惟请陛下裁择。《书魏郑公传后》，曾巩。专门论述后世删削稿本的过失，反复攻击，曲折地阐明道理。后半篇三次转折论辩，每一转都更加精彩。这类议论有益于世，足以打破千百年来的疑惑。我看唐太宗曾经屈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等人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得到知己般的待遇，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虽然是他们的忠诚达到了极点，也是因为得到君主信任才如此。因此我想到，唐朝所以能够太平，太宗所以被称为贤明君主，而前代君主不能达到这一点，其根源全都出在这里。能够知道确有这些事情，是因为他的奏书还保存着。等到看见郑公把进谏的事情交付史官记载，太宗却因此发怒，薄待他的恩礼，失去始终如一的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惜，遗憾他不加思考，并且更加知道郑公的贤德。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不过是极其公正的道理罢了。极其公正的道理，不是销毁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清誉来偏私地维护君主；这正是不可取的地方。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把进谏争辩视为应当掩盖的事情，就是把进谏争辩视为不美之事，那么后世谁还会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接受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到这些记载，那么不仅丧失了当时的公正，还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没有进谏争辩之事，从而启发他们懈怠并猜忌。太宗晚年，群臣既然知道他的这种心意而不再进言，渐渐就不知道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战败，才开始悔恨郑公不在世，却始终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君主时言辞切直，内容深刻，而他们进谏的话都保存于书中，从未加以掩盖。直到今天，人们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是因为从这些书中可以看见。如果当时把稿本删掉并抛弃，只成全臣下个人的小小谦让，那么后世依据什么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贤能而且良善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没有看见他们臣下进谏争辩的记载，并不是史书遗漏，而是天下人不敢进言造成的。这样，进谏争辩没有流传下来，只是使这几位君主在后世更加暴露自己的罪恶罢了。有人说：《春秋》的书法，对于尊重、亲近、贤能的人有所避讳，这与此相违。答：所谓《春秋》所避讳的，是恶行。接受进谏争辩，难道是恶行吗？那么焚烧稿本不是正确的吗？答：焚烧稿本的是谁呢？不是伊尹、周公所为，而是近世那些追求个人小小清誉的人所为。这件事又没有见于记载。为什么呢？因为焚烧稿本如果说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错、使后世传扬君主，那么后世就看不到稿本中的是非，必然会认为过错总在君主，美名总在臣下，这难道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他稿本中所说的话，究竟是正当还是邪曲，还不能知道；但他把稿本焚毁，反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这不是为自己谋划的奸诈计策呢？有人说：“在君主面前进言，使用诡异的言辞然后退下，这与这种情况不同吧？”答：“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如今即使确有这个道理，也只能说君臣议论时，不愿让当时的人泄露他的言辞罢了，难道是要堵塞它、使万世都无法知晓吗？唉！以诚信对待自己、侍奉君主，却反而欺骗君主吗？能够流传万世的，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德。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崇古文诀》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八，宋代楼昉编，《宋文》。《法原》，李清臣用警醒防备的话语替换陈旧的言辞，用杰出奇特的句子表达新的意旨，这就是所谓把腐臭腐朽的东西化为神奇。所谓法，是什么呢？它是圣人用来整齐天下行动的、至为公正而确定的制度。它的根源出于道德礼义，而它的作用分散体现于号令、赏罚。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从来没有长期无法而能存在的。昏乱的时代也曾有不依法度的君主，那又怎么办呢？只会因人的欲望太多而趋向混乱。假如像归集到市场上的人那样欲望纷杂，却没有法度来整齐他们，那么有手臂的就互相推攘，有腿脚的就奔跑，强勇者侵苦弱者，怯弱者被夺走财物，聪明者欺骗愚者，兼并他们供养声色、耳目享受的资财，纷纷扰扰，杂乱不堪，与禽兽相差不到一丝一毫。所以圣人制定法度，使天下无论强弱、小大、贵贱、远近，都不敢不统一遵循法度。遵循法度就安定，不遵循法度就危险；遵循法度就能得到所欲并生存，不遵循法度就会失去所欲并死亡。正因为这样，法度一经确立，天下人的心就安定；天下人的心安定，治理天下的道理也就完备了。法度最为尊贵，君位次之。法度毁坏，百姓就会灭亡；百姓灭亡，君主又如何能够尊贵而安稳呢？所以君主尊重法度，害怕法度不能确立，便以身作则；害怕天下轻慢法度而使法度毁坏，因而每做一件事都不敢忘记法度。赏罚依据法度，号令依据法度，取用和给予依据法度，废置官员依据法度，杀戮和生养依据法度，行动和静止依据法度；把法度看作神圣之物而不敢侮慢，看作天降地设的东西，不敢轻易破坏、改变。不能因为一件小事的损害就削弱法度，不能因为一时的苟且利益就增加法外之法，使天下没有不遵循法度而自行其是的人。因此，聪明人不能越过法度谋划，善辩者不能越过法度议论，士人不能背离法度来求取名声，臣下不能背离法度来建立功劳。我的喜好可以抑制，我的愤怒可以遏止，但法度不可背离；骨肉亲属可以施刑，亲爱之情可以消灭，但法度不可屈曲。所以即使是成王的叔父，也不能凭流言扰乱政事；汉高祖的父亲，也不能屈损君臣礼仪；文帝、元帝的儿子，也不能越过王宫门、阻断驰道；光武帝的姐姐，也不能包庇藏匿奸邪的奴仆；受孝王宠爱的人、受韩氏、邓氏宠爱的人，有陈汤、冯奉世那样功劳的人，有郭解那样义气的人，也不能免于有关官吏的议论，天下人不敢徇私，因为害怕由此开启破坏法度的根源，后来人人争相援引作为先例。所以英明君主的法度，左职不能代替右职，右职不能代替左职；上级不能夺取下级的职权，下级不能侵夺上级的事务。担任廷尉的人，不能因为才学有余就去讲说礼乐；担任太常的人，不能因为官位优越、事务较少就去谈论刑法。士人不能去做工商之事，商贾不能去做士人的事。如今大工匠建造大房屋，弹线画样一经确定，木材的曲直、大小、长短，都必须依照他的绳墨规矩；如果参差不齐、互相抵触，不合规矩，就只好砍削、烧烤、刮削处理罢了。如果毁掉我所弹的线、所画的样式，顺着木材本身的状态去做，那么工匠劳累而事情粗劣，纷乱扰攘而无法治理。所以圣明的君主制定法度，贤明的君主守护法度。制定法度的人，要使法度一定出于道德礼义，然后颁布天下，作为法度；守护法度的人，要使赏罚号令一定出于法度，然后据此施行赏罚号令。不是出于道德礼义的法度，是有弊病的法；有弊病的法，就不是合法之法；不合法的法，不能长久便会废止。赏罚号令不出于法度，是有弊病的政令；有弊病的政令，就不是正当政令；不正当的政令，会使法度毁坏，天下不再服从。因此，法度统一就有威信，法度不一就使人疑惑；法度坚定，君主就尊贵；法度动摇，君主的权势就削弱；法度施行，事务简要而治理成果多；法度不行，政令繁杂而没有功效。如今一个人独居深宅之中，传递一张不过尺长的纸，就能像风驰雷行一样，在千里之外决定人的生死、任免。一个瘦弱羸老、仅能胜任穿戴衣冠的人，交给他一枚小小印信，却能坐在帷幄之中，进退万名士卒，如同驱使羊猪。童子占据深室，陈列各种湖海珍奇；处女佩带珠玉，站在大道上。乌获即使怒目而视也不敢动，因为有法度存在。所以天下把法度看作藩篱，把守法看作守卫疆界。强者因此受到约束，弱者因此获得安全。法度是多么伟大啊！它是君主的屏障，也是天下人赖以生存的保障。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不能用法度制服自己的私欲，不知道自己也要依靠法度才会安稳。因此放纵欲望、轻慢法度，心里仿佛说：“法度是我制定的，法度对我有什么关系呢？”亲近所宠爱的人，就可以不费劳力而封爵；有罪也不诛杀；有时利害关系不过像毛发草芥，却轻易改变根本法度。名分不能确立，百次争战互相侵夺，天天改革、每月更易，人人不知道应当遵循什么。下属都知道法度容易被扰乱、可以逾越，于是阴险庸俗、诡诈奇巧的人施展私意来动摇法度，侥幸谄媚、行为偏邪的人倚仗君主恩宠来买通法度，强悍暴烈、杰出勇健的人鼓动乱力来触犯法度。这样一来，法度就灭亡了。法度灭亡，百姓灭亡；百姓灭亡，国家也就灭亡了。譬如藩篱，奴仆跳过篱笆、踩穿孔洞，而主人不加禁止，怎么能使盗贼不窥伺并保全屋内所有的东西呢？譬如封界的障碍和隧道，羊童、牛牧已经走出了小路和路径，怎么能阻止众人不来，并保全果蔬庄稼呢？有人说：“关于法度的说法，恐怕会胶固滞塞于事务，失去圆通而顺应事物的道理吧？”答：“不是这样。法度是天下共同的法则，是千世共同守护的原则，是大道。” 所谓圆通，是臣下个人的私意，是一时苟且偷安的便利，是短浅的权术。法度相同而治理结果不同，是官吏不能执行法度，是官吏的罪过。法度不能轻率制定，也不能屡屡改变。制定法度的君主，必须像禹、汤、文王、武王、汉高祖、唐太宗那样；议定法度的大臣，必须像皋陶、伊尹、周公、召公、萧何、张良、房玄龄、杜如晦那样。连晁错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庸人呢？臣仔细观察当今世道，朝廷有时放松祖宗的法度，群臣有时轻慢朝廷的法度，大臣有时任凭胸中臆见而轻视法度，庸俗士人有时制造众多辩说来侮辱法度。担任地方长官的人，有时在法度之外任意决断，以此自夸能干。臣担心纲纪制度会因此混乱，法度会因此灭亡。所以写下《法原》。《势原》。李清臣能够说出别人说不出的意思。文字有些过于刻削深峭。

译君主所以安定或危险，国家所以存续或灭亡，治乱之政令所以能够施行或不能施行，都在于形势。不善于认识形势，就不能做开创基业的君主；不知道形势的可畏，因而失去审慎权衡，也就不能做守成的君主和治理国家的大臣。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不过是善于利用形势罢了。事理与形势相顺就能推行，相违就会变化；动则危险，止则平安。轻微的力量能够变得沉重，缓慢的行动能够变得迅速。所以事物有起点极小而力量不可胜，有事情本来极容易而功效不可胜。这就是形势：开端像毫芒、针端那么小，结果却巨大如丘陵山阜；根本在两手合抱之处，影响却远至极北荒远之地。像门轴转动，像车子奔驰，像弓身弯曲，像箭被发射，像秤用一个砝码举起数倍重量，像水流注入低洼泽地，像原野大火在风中燃烧，都是形势。军队以少数奋战可以击退多数，人登高处可以制服低处的人，也都是形势。难道只有万物如此吗？如今一个人却能胜过天下之大、控制天下之众、兼听天下之广，力量充沛有余，这不是形势又是什么呢？所以明智的人利用形势，昏暗的人反而被形势所利用。明智的人抓住最关键的地方，掌握关纽，控制枢机；行动和静止由我决定，开启和闭合由我决定，松弛和紧张由我决定。每一道教令、每一项号令、每一次赏赐、每一种惩罚，都必须用形势来辅助。因此教导之后容易实行，命令之后迅速服从，赏赐一个人而千万人受到劝勉，惩罚一个人而千万人感到恐惧。仁德施加得少而喜悦的人多，义理施行得近而远方的人也服从。没有别的原因，是事理和形势造成的。教令、赏罚虽有仁义，却没有形势辅助，必然只能逐人逐事地治理。逐人治理，教令就难以推行，命令发出就会繁杂。天下的善行再多，赏赐也不足；天下的恶行再多，惩罚也不足；天下的百姓无穷无尽，仁义也不足以逐一施行。没有别的原因，是没有先掌握事理和形势。千代以来的君主，屈指可数。有的善，有的恶，有的仁，有的义；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过铢寸之间，但功名却常常相差数倍，祸福又常常相差百万，别无他因，只是形势不同造成的。成汤为放开三面网而祝告，三十六国归附；文王为枯骨安葬，天下三分而有其二。千代的君主中，德行有超过汤、文王的，但汤、文王借助这些行动收取天下人的帮助，是顺应民情而聚集天下的形势。形势在桀、纣一方时，夏台的囚禁、羑里的牢狱，使他们如同被拘禁的普通人；等到善恶形势显著变化，形势迁移，就像林中作战时无人敢射、车中供奉木制神主那样。所以天下的形势一旦安定，就很难再发动变化；一旦发动变化，就很难再恢复安定。当它安定时，君主垂衣束带，端正礼服，深居堂奥和门窗之内，却能高谈远论超过古代的治理；尊贵明察如同上天，白昼广大、幽隐处如雷霆，温和如雨露，严肃如风霜。只需指点、顾盼、叱喝、发令，天下没有不奔走趋从的。即使有刘邦、项羽那样的魁伟雄杰，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奸雄豪杰，也必将老死于民间，而不敢倡乱。等到昏庸懦弱的人来执掌政权，承坐先王的位子，统治先王的百姓，朝中还有先王遗留下来的大臣和旧臣，政事还有纲目、制度和法度；先王的恩泽还没有枯竭，天下的形势还没有转变，他自以为安定，认为没有危险的事情，于是任凭一时喜怒，顺从个人嗜欲。祸患还没有逼近自身，他以为可以这样做而不会受害；习惯于知道天下人尊敬服从自己，以为人们终究不会触犯自己。于是轻慢、扰乱关纽，嬉戏玩弄枢机，行动静止不合时宜，开启闭合不依律法，松弛紧张不守节度。宫中纵情享乐，天下充满怨恨；一朝轻率变动，祸患却遗留千日。民心转而归属他处，君主的权柄旁落，形势忽然翻转离去；即使想使它安定，也不可能了。我私下用山势来比喻：山高土厚，万人也不能使它塌下一捧土；但腐土从中生出，巨石在上面震动。等到山势倾覆，人力不能支撑维持，这不是天意造成的，而是形势造成的。所以前代圣人开创基业，兴起今日的利益，改变从前的祸害，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非常完备，忧虑天下的思考非常深远。他们联结民心，使天下的形势长久稳固，坚实完整而严密，达到难以抵御的程度。可是形势长久之后，也从来不可能没有裂缝、缺损、败坏和渗漏；然而它的剥蚀也有渐进过程，只在后代圣人掌握时节、调节形势并加以修补罢了。过于繁杂就使它简约，危险就使它平稳，扰乱就使它安静，防备过严就使它得到滋养，衰弱就扶助它，急迫就放宽它，迟缓就扶持它，阻塞就疏导它，使万事的道理、万物的节度都不至于走到极端而发生大变。这样形势就能长久延续，不再显现危亡的形态。所以形势掌握在我手中时，只要积蓄得牢固、掌握得审慎，即使发动并不便利，静守原有形势也能为我所用，天下没有谁能违逆。如果一旦失去关键，它就会在外面横行奔突，无法再收回；即使拥有天下，也会在一日之间被驱赶、挤压、排斥、压倒而倾覆。臣所以说：它像门轴转动，像车子奔驰，像弓身弯曲，像箭被发射，像用一个砝码举起数倍重量，像水流注入低洼泽地，像原野大火在风中燃烧，像少数军队奋战而击退多数，像人登高而制服低处的人。形势的变动不可不谨慎对待。君主懂得形势，就会处在太平时如同将要发生动乱，处在存续时如同将要灭亡，处在安定时如同将要危险，这样动乱、危险和灭亡反而都不会到来。所以臣写下《势原》。《议兵防上》。李清臣的文章气势纵横，变化层出不穷，令人欣喜又惊叹，是深得兵书精髓的文章。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天下的人才，没有比将帅更难得。如今奉行法令、蓄养士卒百姓，即使提挈整顿、矫正暴乱，他们的顺逆祸福也不必等到很久，事理和形势到了极点，就会因行动稍有不当而发生变化。若虚心从容地商议，徘徊迟疑而停止，利益还可以缓慢取得，祸患还可以从中避开。至于统率几十万军队，聚集熊罴般的气势，集中防御猛虎般的力量，如果控制它不得其道，就像奔马的缰绳，无法收住。激励我方将士，使人人与敌人交战抗拒；一时我方稍有昏昧，敌人便会趁我方稍有跌失而进攻，一旦出现形势上的缝隙，就像弩箭飞来，无法阻挡。所以早晨还是胜利的军队，晚上就可能成为野外的尸骸；早晨还是强大的国家，晚上就可能变成丘墟。国家存亡、生死变化的迅速，就是如此。所以说：天下的事情，没有比用兵更难的。生存是人最喜爱的，死亡是人最厌恶的。将帅却要使人面对白刃、冒着流箭，奔赴死亡如同奔赴生路；安逸是人最希望的，将帅却要使人承受劳苦，使他们把劳苦当作安逸。将帅要使众多人的耳目不敢不专一，要使志向各异的人不敢不遵循自己的行动，要使他们不能窥知敌情，也不能隐藏自己的情形。

译所以说：天下的人才，没有比将帅更难得的。一个人统率十人，十人统率百人，百人统率千人，千人统率万人，统率万人以及一人者就是将帅；统率百万人的就是军队。以一个人的行动静止、进退取舍，百万人的性命都系于其上。因此国家的命运在军队，军队的命运在将帅。国家轻率任用将帅，将帅轻率使用军队，是危险灭亡的根本。没有仁德，就不能使万物归怀；没有威严，就不能使士卒收敛；没有勇气，就不能震慑敌人；没有智慧，就不能应对变化；没有信用，就不能使众人牢固团结。专用仁德，就会怠慢而不肯效力；专用威严，就会怨恨而不肯效力；专用勇气，就会力量受挫、错失时机；专用智慧，就会声势耗尽而实际困穷；专用信用，就会事情滞塞、利益丧失。才能完备的人多能取胜，偏执一端的人多会失败。所以将帅的才德得到任用，军队还没有交战就先已取胜；将帅的才德不能任用，军队还没有交战就先已不能取胜。有不能任用的将帅，却没有不能任用的士兵。将帅取胜，军队少也能当作多，军力弱也能当作强；将帅不能取胜，军队多也会混乱而容易败，军力强也会很快失去防守。懂得用兵、必能取胜的将帅，其大略大概出于智谋、仁义，而仁义施于明处，智谋藏于暗处。明处光明，没有什么不被了解；暗处潜藏，下面的人看不见。高明啊！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大概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将帅吧？所以良将的才能不容易具备；具备了也不容易被识别；识别出来了也不容易任用；任用了也不容易始终保持其功效。不是极其贤明的君主，不能任用将帅；不是极其贤能的将帅，不能驾驭军队；不是训练有素的军队，不能击破敌人。这就是考察将帅才能的困难。太祖皇帝较量将帅的才智，把仇敌也联合起来加以任用。即位第四年，慕容延钊进入荆南，高继冲献出其土地。第五年，王全斌讨伐蜀地。第六年，孟防投降，三川平定。第十一年，潘美的军队进趋广南，数月之间就擒获刘鋹。第十五年，曹彬在长江架桥，在采石渡过军队。第十六年，攻破金陵，俘获李煜。将帅英明，士卒精锐，气势如江河决口，声威如疾风飞霰。平素确定的防备，印信、圈记、钥匙、核验都不差分毫；计算日期、刻数，等待捷报上奏。历代积存的珍宝进入王府，各路的户籍土地登记进入版图。凭借这样的将帅，统率这样的军队，所以军队一经使用，武功便告成功；将帅一出，敌国便告破灭。长久谋划、远大据守，把太平事业交给后代圣君，已经一百多年了。朝廷之上习惯于安逸享乐，军营之中安于豢养。士兵不知道军律，将帅不知道军队，国家不知道将帅。看看如今所谓的将帅，在内的只是徒然讲究车骑仪容，每天奉行朝见，贪图优厚俸禄来养肥子弟，苟且追求美色声乐、良田大宅而已。在外的将帅，靠国家供给的费用生活，结交权要，纵情高歌、享用美食，希求获得官员车盖的声誉，庇护占有懒惰的士卒，便利于豆酒宴饮、厨房马厩、织绣缝纫、针工锻造以及各种技巧玩物之事而已。至于训练的精粗、赏罚的先后、士气的强弱、地形的曲直、鹅鹳阵的疏密、敌情的真伪，全都茫然无知，连百分之一也不了解。用这样的将帅，统率这样的军队，所以在太平闲暇之日，声名繁多、官位高、俸禄厚，仅仅征取上等农夫十户的赋税，还不足以供养一名士兵；收尽关市税收，还不足以供养一名将帅。他们眼界空疏、言辞夸张，还各自不知满足。一旦紧急文书传来警报，把这样的军队投入敌前，小规模出兵必然小败，大规模出兵必然大败。鲜血染红原野，士卒尸骸横陈，四方夷狄把这当作大笑话。这不是上天的灾祸，不是土地的变异，也不是时运的不幸，而是国家不知道将帅、将帅不知道军队、军队不知道军律所造成的祸害。韩非说：“所使用的不是所养的，所养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以臣希望陛下在优裕安闲、事务少的时候，留心军队，关注将帅。应当趁他们身居要职时收取任用，依据方法考验他们；把困难交给他们，看他们如何决断；把事务交给他们，看他们如何应对；用疑难询问他们，看他们如何谋虑；让他们尝试处理政务，看他们的才干；把危险交给他们，看他们的忠诚；用气势和敌手较量他们，看他们的勇气，这样将帅就可以得到。《诗经》说：“趁着上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根的皮，缠紧门窗。如今的百姓，谁还敢欺侮我？”孟子说：“作这首诗的人，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欺侮他呢？”北面有松陉的强大邻国，西面有赫连的遗民，南面有盘瓠、杂獠、丁黎的余民。陛下如果蓄养十多名将帅，训练几万军队，守备时就守备，作战时就作战，四方必然只能斜眼窥视而不敢妄动。平素有充分的防备谋划，谁还敢使中国恐惧而欺侮它呢？陛下安坐在太平之上，却淡然处之，不早作谋划。年复一年苟且拖延，日复一日姑息养成，蓄养不能使用的将帅，积存从未作战的军队。突然边疆发生战事，骚扰我们的百姓，掠夺我们的土地物产，然后才惊慌失措地应对，那也已经晚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议兵防中》。李清臣的文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几乎没有间断；考订研究精密详尽，叙述事实时能融会运用字词，文章的精神气韵都值得学习。关于用兵、任用将帅的方法，臣已经在前篇大略奏陈过了，请允许臣为陛下详细说明：军队在内，内廷的力量就重；军队在外，外部的力量就重。内重则强，外重则弱。军队掌握在勋臣手中，勋臣就势重；掌握在近亲外戚手中，近亲外戚就势重；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就势重。上位势重就安定，下位势重就混乱。唐太宗平定天下，在隋朝旧制基础上增加制度，开设折冲、果毅府来统领兵籍，设置十六卫来统率宿卫将臣。有时蛮夷侵犯边境，有权势的大臣不来朝见，就从府兵中调取军队进行剪除讨伐，从十六卫中选取将帅来掌管军律。事情平定、功业完成后，将帅回到朝廷担任宿卫，士兵散在乡野从事耕作。军队虽有名籍而府库实际空虚，将帅虽有名号而实权已经收回。军队和将帅在内，京师的力量因此真正强大。军队虽有名籍而府库实际空虚，所以没有供养军队的费用，没有姑息养成的劳苦，也没有一旦发生的变乱。将帅虽有名号而实权已去，所以没有威胁君主的忌惮，没有难以控制的势力，也没有擅自树立威望的奸谋。军队和将帅在内而京师实强，所以没有尾大不掉的忧患，没有外敌侮辱的忧虑，也没有割据的渐变。自古以来，统制军队的方法没有比唐太宗更好的；兵农合一，近似西周，所以王业治理得最完善。

译到了唐朝中期，府兵制度废坏，太宗留下的事业和盛举大为毁坏。军队重在外而不归，所以藩镇强大并反叛；军队重在内而不能控制，所以宦官掌握权柄并作乱，祸患延续十多位君主。即使焦心思虑、劳神费力，最终也不能恢复，因而使唐朝灭亡，祸患流布到五代，天下如肉腐鱼烂。在外的势力分裂土地、咆哮横行；在内的势力窥视朝廷，收握威权，暴虐悖逆而凌驾君上。五十四年间，传了六姓十四位君主，天下百姓百不存一。太祖皇帝以神武圣谋，洗除削平祸乱，把天下的权柄收归自己，用文吏笼络容易悍勇强暴的人。藩镇诸帅的名号还在，俸禄赏赐还很丰厚，但军队和土地全都属于皇上。反叛的肠胆逐渐消解收缩，转而顺从归向，没有谁敢不称臣。把天下的士卒凡是可以披甲负荷武器的，都称为禁兵，于是都成为天子的卫士，不是臣下所能私有的。把他们聚集在京师，以巩固内重的形势并威服天下。除非是蛮、蜑、戎、狄需要守备控制的地方，或是河川道路、关隘山岭险要而交通汇集之处，从未派遣军队驻守、屯聚重兵。驻屯守卫的军队三年一换，妻子、子女、住宅、坟墓都在京师。补任一个小校、淘汰一个衰弱老兵，都必须把名籍上奏朝廷，等待皇上命令，以消除四方的异心。所以天下的兵权，对外不在藩镇，对内不在强臣，不交给宦官，也不依靠近亲外戚；有利的权力和重要的器柄都在天子手中。在咫尺之内，虽有侍卫三帅，却没有可以专擅的威权，只是掌管符籍、传呼趋走，在陛前听候指示罢了。天子有时驾临大殿，有时到近郊打猎，以钲鼓为节奏，练习骑射，较量拳勇人才，激发忠顺之气；有时巡幸营垒，观察军纪并省察其中的私弊。队长以上的军官，每天参与朝见、行拜礼，有时参与防礼并接受犒赏，每年得到衣裘、丝帛、棉絮的赏赐，既华美又温暖。庆赏、刑威、抚慰驾驭、选择训练、禁制控制，没有一样不是天子亲自施行的。所以百万士众眼中没有旁视之物，心中没有别的归属，既畏惧又亲爱，全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不在臣下。像脚随着身体，手指随着手臂，子弟护卫父兄，鱼鸟跟随龙凤。高明啊！虽然还不能使兵农完全合一，但实际上已经威服四海，这是圣明神武、长久宏大的谋略。老子说：“锋利的武器不可拿给人看。”梅生说：“秦国倒拿太阿剑，把剑柄交给楚国；只要确实不失去它的剑柄，即使天下有不顺从的人，也没有谁敢触犯它的锋芒。”太阿剑的剑柄不能倒持，锋利武器的守护也不能不牢固。陛下承继三位圣人的功业，抚有万世的基业，财富与土地相等，尊贵与上天并列，凭恃极盛的太平，正处于无为而治的时候，可以在空寂无为的境界中游心运化，在极高远的古道之上安闲含光。尧、舜也不足以称说仁爱长寿，周武王也不足以称说安逸欢乐。祸乱产生于太平，危险产生于安定，祸患产生于没有加以考虑。祖宗的事业，记载在史册中，流传于世臣旧老的口中，明亮如日月，遗留下来的防备全都具在。只要按时节举行政务，在朝会祭祀之余、礼乐教化的闲暇，驾临一次大殿，整顿一次近郊军务，巡幸一次军营。让旄头前导，黄屋缓缓移动，随从军乐高声吹奏，穿云而上、奋扬激荡，使国威振动；士卒在郊野杀牲祭祀，补充士卒、搜检兵器并加以阅练；对于训诫和誓约中的罪罚，一次甄别庸懒者，一次褒奖忠勇者，以振作士卒久处安逸而沉沦的气势，改变天下人的观听。六匹马正在驾驭之中，如果不提振缰绳、收紧羁勒，却在马车上大醉小睡，突然发生惊异之事，不是跌倒就会奔逃。祖宗既然已经把天下的军队聚集到京师，形成内重的形势来威服天下，并把它交给后世，就不能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希望陛下留意。《礼论》，李清臣。礼先于天地，贯通古今，长久存在；它出于自然，并不是圣人任意创制的，所以人不可能一天没有礼。我曾读《戴记》，其中关于礼乐的论述很详尽：向上高出太古，向下深入无间，穷尽天地的边际，浩荡弥漫，几乎不可测知，然后才涉及礼乐的实际作用。学者看到这里，有的怀疑它夸大礼乐而把它作为教化；探究其中的道理，莫不是因为礼乐具有必然的意义。学者说：礼乐不是天地所产生的，也不是人乐意去做的，而是圣人忧虑天下混乱，勉强创设出来的，不得已而人们才服从它。人所乐于服从、无需学习就能做到的，是情欲。圣人违逆人的欲望，使人归于善；又压制、抗拒、诡诈地劫持天下众人，使他们进入礼的范围，这就是圣人的手段。若真是这样，就是伤害天理、毁坏道的根本，然后才称为圣人。难道伤害天理、毁坏道的根本，反而能成为圣人吗？天下没有比天下更大的，万世没有比万世更长久的。上天所没有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强使它长久存在；上天所具有的，即使力量再大也不能强使它必然灭亡。如今礼这种东西，在天地之前便已存在而看不见它的起始，穷尽古今也看不见它的终结。杰出的人不能逃离它，暴虐的人也不能消灭它，正因为它与人一同产生，根源出于自然，然后才能如此。所以圣人知道礼乐出于天地，是人性情中本来具有的，便顺着它的道理加以引导，探究它的根本而加以文饰。不实行就罢了，一旦实行就必能成就；不说就罢了，一旦说出就能确立。它大可以覆盖天下，长久可以流传万世。桀、纣率领天下人奔向情欲，想要断绝礼，礼没有断绝而桀、纣灭亡了。秦朝焚烧圣人的书籍，树立自己的意旨，想要断绝礼，礼没有断绝而秦朝灭亡了。庄子、列子的虚无之说，杨朱、墨子的偏僻邪说，申不害、商鞅的残酷苛刻，张仪、苏秦的诡诈虚伪，王安石、乐广一类的浮薄放纵，鼓吹这些说法，奔驰在礼之外，想要破坏礼，礼终究不能被破坏，而这些人后世也不能奉为宗师。礼如果不是出于自然，又会是什么呢？晋国有个阮籍，知道礼足以治理天下，却不知道礼的根源，他说：‘礼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立的吗？’这也太荒谬了。他没有别的缘故，不过是因为自己厌恶礼法，便认为君子都如此；看到浅薄的风俗沉溺于欲望，便认为圣人的事业不值得喜爱，只是故意发表夸大的言论来抬高自己于天下之上。虚无之说取得优势，晋朝因此灭亡，这正是阮籍一类人造成的。所以礼产生于远古之初，完成于圣人。小人恢复本性之情而归于礼，君子遵循本性而安处于礼，聪明人依靠礼然后尊贵，愚昧人依靠礼然后得以生存。人生长在礼之中，却放纵逸乐而离开礼的人会灭亡。鱼鳞介甲类动物生在河海之中，跳跃而离开河海就会死亡。

译这就是礼乐成为天下根本法则的原因。所以说：礼一定以太一为根本。又说：‘一定以天为根本。’又说：‘天尊贵、地卑下，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卑下与高贵排列开来，贵贱的位置就确定了。动与静各有常规，大与小各有区别。方类因相似而聚集，万物因群类而分别，于是性命各不相同。在天上形成各种象，在地上形成各种形。这样看来，礼就是天地之间的区别。懂得这一点，大概就通晓诚明之学了吧？’ 《崇古文诀》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崇古文诀》卷二十九，宋楼昉编；宋文 《书五代郭崇韬卷后》，张耒说：把古今凡是占据高位、吝惜权力的人的情状都写尽了，思考深刻，谋划精巧，反而形成浅薄笨拙的结果。这篇评论极有道理，意味深长，完全值得反复玩味。自古以来的大臣，权势已经隆盛，富贵已经达到极点，前面再没有什么可希求的，于是退一步为自身打算；除非是大奸雄，怀有异志，或者是极其庸碌、愚昧、卑劣无能的人，很少有不这样做的。他们谋划此事，实在很难，并不是忧虑得不深、谋划得不巧；然而日后祸患的起因，往往正来自这种极深极巧。因此，不如采取正道。所谓正道，所运用的方法简约而周全；聪明人所做的，头绪过多反而笨拙。正道不需要特别谋划，只是实行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是怨仇也不敢非议，何况继任者还是贤人呢？郭崇韬在五代时，也是聪明而有权谋的人。他辅佐庄宗决定防守并消灭梁朝，终于统一天下。自认为功劳高、权势重，又有奸人议论自己，而庄宗昏庸又不足以依靠，于是便谋求自保。当时刘氏得宠，庄宗宠爱她，郭崇韬便请求立她为皇后，以迎合庄宗的欲望，又借此结交刘氏的援助；这对刘氏来说是极大的恩惠，而庄宗日益昏乱沉溺，宫内又听信妻子的话，他的谋划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最后杀死郭崇韬的正是刘氏。假使崇韬的谋划失败，最多不过是刘氏不能给予他帮助而已，哪里知道竟会死在她手中呢？喜欢谋划的人败在谋划上，喜欢辩说的人败在辩说上，只有有道德的人才不会陷入穷途；而祸福的变化，难道是思虑所能穷尽的吗？这是《送秦少章叙》，张耒所作。这些都是阅尽世故之后才有的议论。凡是学习写文章，都应懂得这个道理，深深体会之后才会有进益。《诗经》不是说过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万物不经受变化，才质就不能成长；人不经历艰难，智慧就不能明达。季秋这个月，天地开始肃杀，寒气将要到来。这时，天地之间所有植物，经过春夏雨露的滋润，花朵润泽充溢，枝节美好茂盛；等到浓霜在夜间降落，早晨起来一看，就像战败的军队，卷起旗帜、丢弃战鼓，裹着伤口奔逃，将士们个个面无人色。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这时天地闭塞而成为冬季，于是摧折毁坏它们的东西超过一半，变化也实在严酷。然而从此以后，柔弱的变坚硬，空虚的变充实，津润的变干燥，全都把精华收敛在内心，各自呈现出成熟的结果。深山中的树木，上可挠及青云，下可庇护千人，没有不受损伤的，何况所谓蒹葭呢？然而匠石拿着斧头游走在树林中，一斧砍下去就能把它们全部利用起来，做成栋梁、椽子、筏子、车轮、车舆、车輹、车辐，大小强弱无一不各自胜任；这就叫作因损害而得到益处，因败坏而获得成就，因虐待摧折反而得到好处。我同道中有个秦少章，我任太学官时，他把自己的文章给我看，忧愁地告诉我：‘只是因为家贫，要奉养父母，所以勉强写科举文章罢了。将来如果按照自己的心意写诗章古文，往往会清丽奇伟；在科举文章方面的工夫，是它的百倍。’ 元祐六年考中进士，调任临安主簿。考生能够中第，已经可以稍微高兴了。然而秦先生每次见到我，总是不高兴。我问他原因，他说：‘我是世上的耿介之士，性情所不喜欢的事，不能因为言语不合而勉强去做；不能交往的人，也不能勉强交往；饮食起居、行动静止以及一切事情，都不能勉强自己去顺从别人。如今一旦做了官吏，处处失去自我，只能应付外物；稍微表现得孤傲不屈，灾祸就会立即到来。从前我一个人的生活资财由父母供养，现在妻子儿女都仰赖我供养；想不做官吏，也已经不可能了。从今以后，就像用漆洗澡后再想把漆洗掉一样困难了。’我劝解他说：‘你从前是春夏的草木，今天使你受困病苦的，是蒹葭上的秋霜。凡人的性情只是求安逸，而安逸正是天下的大患；能够迁移变化才是可贵的。若不是在外面经历十九年，田文就不能归来称霸；伍子胥若不逃亡，就不能进入郢都。这两个人，当他们处于羁旅、困穷、忧患之时，暗中弥补了自身的短处，增长了原来不会的本领，并不像只从口耳间学习那样浅薄。从今以后，您想想从前的作为，其中可以后悔的事情很多，但您所知道的也更加多了。反过来要求自己并安于这种处境，那么行走天下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能够把食物推给别人吃的，通常是经常挨饿的人；把车马赐给他却推辞的人，是不害怕徒步行走的人。如果害怕饥饿而厌恶步行，就会产生苟且求取的心，这造成的危害难道还不多吗？所以，霜降而没有被杀死的，是万物的灾害。终身沉溺于安逸享乐，并不是人的福分。《答李推官书》，张耒所作，极尽作文的妙处。我南来以后事务很多，已经很久荒废读书了。昨天送信的人回来，忽然承蒙您惠赠所作的《病暑赋》和杂诗。我诵读吟咏，喜爱赞叹不已：既使我枯竭的思绪有所振起，又为世上的学者近来渐渐追求古人的文章、著作和体制，往往已经有所成就而感到高兴。我张耒没有什么才华，年轻时喜欢写文章词句，同人交游时又喜欢谈论文字。若说这是嗜好，那么可以说我能写文章；但世上自然另有真正能写的人，决不会是我。您平日与我一起饮食谈笑，忘却那些琐碎小事；忽然拿着一轴长卷，细笔书写，题上官职姓名，如同卑贱之人拜见尊贵之人，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您误以为我懂得文章，错误地对我表示恭敬，仿佛来请教吗？想要收下它吧，又贪恋玩赏，按情势实在不能；舍弃它吧，心中又悲痛而不得安宁。然而既然承蒙您殷勤厚意，我也不敢把自己所知道的隐瞒于您。您的文章可以说很奇特了：抛弃文字通常的体制，竭力追求瑰奇险怪，务必要使读者读起来仿佛看见数千年前蝌蚪、鸟迹所记载的弦匏之歌和钟鼎文字。您所嗜好的是这样，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据我所听说的所谓能写文章，难道是说能够写得奇特吗？能写文章的人，本来不能把奇特作为主旨。文章是为什么而设立的呢？

译懂得道理的人未必能说出来，但世上善于说话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文章能够流传呢？正因为它善于写文章，言语更加精工；正因为言语精工，道理更加明白，所以圣人看重它。从六经以下直到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论述，大体都是要把文章作为寄托道理的工具。因此，道理胜过文章的人，不期望文章工巧而自然工巧；道理不足的人，虽然巧加粉饰，字句之间却漏洞百出。这就像两个人拿着文书打官司：理直的人运笔，不必写得累累不休，读起来如同劈竹一般顺畅，横斜反复，都自然合乎条理；理曲的人，即使让他向子贡借用辞令，向扬雄请教文字，就像罗列五味却不能调和，吃到嘴里没有一样令人满意，何况让人反复玩味呢？所以学习写文章，首先急于明白道理。至于不知道怎样写文章的人，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如果懂得写文章却不致力于明理，反而追求文章工巧，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把水从江、河、淮、海中引出，水顺着道路奔流，浩浩荡荡，日夜不停；冲击砥柱，冲断吕梁，流放到江湖而汇入大海。舒缓时成为细小的波纹，鼓荡时成为涛波，激发时成为狂风，怒发时成为雷霆；蛟龙鱼鳖喷涌出没，这些都是水的奇异变化。但水起初哪里就是这样呢？只是顺着道路引流，因所遇到的情形而产生变化罢了。沟渠向东决口，向西就会干涸；下面水满，上面就空虚。日夜激荡它，想看见它的奇异，不过是给青蛙、蚂蟥玩耍罢了。江、淮、河、海的水，正如道理通达的文章。不刻意追求奇特，奇特自然会到来。激荡沟渠而追求水的奇异，就是什么也不懂道理，却想把言语句读写成奇特文章。六经的文章，没有比《易》更奇特的，也没有比《春秋》更简约的。难道它们是以奇特和简约为追求吗？只是形势自然如此罢了。《左传》说：‘吉祥的人说话少。’ 难道他厌恶繁复而喜爱简约吗？即使想写得繁复，也是不可能的。自唐代以来直到现在，喜好奇特的文人不止一个；严重的甚至割裂句子、截断篇章，使文脉和义理不能相连，又把古人训诂中罕见、难以见闻的说法拿来包裹拼合，有的只得到字而没有得到句意，有的只得到句子而不知道它在篇章中的意义，反复咀嚼，最终仍然一无所得。这是文章最鄙陋的地方。您的文章虽然不像这样，然而意趣绵密拖沓，似乎以追求奇特为主。因此我预先为您说明这些，希望您不要因为我的话质朴浅陋而不加省察。《书韩退之传后》，张耒的议论新颖，也有感而发的话。又批评说：人心并不是畏惧、仰慕赏罚的权势，而只是畏惧、仰慕赏罚所依据的道理。衰败的时代和灭亡的国家，哪里曾经没有赏罚？只是没有赏罚的道理，徒有赏罚的势力，所以行不通罢了。这实在是天下最正确的议论，不只是为韩退之而发。有人说：掌握赏罚、荣辱，凭借权势来临制下属的人，没有不希望天下人因他的赏罚而受到劝勉或阻止，因他的荣辱而取得或放弃某些行为；但他的权势常常有行不通的时候。往往越想劝勉，人们越感到羞耻；越想阻止，人们反而越加仰慕。韩退之对于唐朝，大概就是这样。韩退之自己所自负以及世人所推重的，在德行方面没有比好直更高的，在才艺方面没有比文章更高的。然而因为正直招来祸患，便被逐到山阳、贬到揭阳；因为文章招来牵累，虽然他的文辞一代无人能比，参加有司考试却屡试屡被黜退。他一生所写的国家大事，只有《平淮西碑》。然而刻写还没有完成，磨去它的命令就到了。按理说它应当受到压制、堵塞、埋没，和当时一同消亡，默默无闻于世才是；可是每被斥退一次，名声反而更加显著；每被压制一次，事迹反而更加显扬。压制者的力量抵不过赞誉者的舌头，即使韩退之自己也说：‘一行动就得到诽谤，名声也随之而来。’这究竟该怎样解释呢？我说：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从前先王的赏罚、荣辱之所以使天下人奔走追随，是因为他们把天下人希望受到劝勉的事情拿来奖赏和荣耀，把天下人希望受到阻止的事情拿来惩罚和羞辱。所以奖赏一个人，众人就会受到勉励，唯恐自己不如他；惩罚一个人，众人就

译会感到畏惧，唯恐自己像他一样。况且先王怎么能凭自己的好恶，强行驱使天下人来顺从自己呢？他们不过是取天下人所认定的荣辱，来决定天下人的趋向和背离罢了。唐朝那种污浊的政治，昏乱迷惑，没有什么可以取法和据以决定好恶、可否的标准，只凭个人的私智，又用蒙蔽欺骗的奸诈手段来补救；那么，被压制的反而受到人们仰慕，被提拔的反而使人感到羞耻，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韩退之本来就无法压制，所以越压制声名越震动。你难道没见过千寻高的水决口而流入河川吗？大树横梗阻挡它，大石拦截它，巨大的峡谷排挤它，高高的山麓逼迫它，之后它便怒号咆哮，声音震动百里。阻挡它的力量越大，声音就越猛烈。所以稍微遏制它，它就稍微鸣响；大力堵塞它，它就大声震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势头本来就是无法阻止的。身处困厄日益加深而名声反而更加闻名，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文帝论》。张耒的议论精确，节奏从容，立意新颖，语言工巧。从前绛侯周勃平定吕氏之后，亲手掌握国玺，把它交给孝文帝。当时，刘氏后代中谁来做皇帝，全由大臣决定；文帝原本只是诸王之一，不过因为贤能才被选中。他起初并不是必然能够得到帝位的人。绛侯把天下交给一个未必能得到帝位的人，恩德实在深厚。文帝应当怎样报答绛侯呢？即使分封国土让他称王，天下人也不会认为过分。然而宫廷内乱已经平定，君臣名分已经明确，用爵位、赏赐和俸禄来酬答从前的功劳，却没有听说有什么特别超过当时常例的地方。为什么转眼之间就如此迅速地把他驱逐了呢？我曾经观察汉朝的大臣，多有祸患而少有保全。自汉武帝以来，简直如同杀戮囚徒奴隶。唯独文帝时，被诛杀的公卿没有几个人。这样看来，文帝对待大臣也算有恩了。当时受恩最多的大臣，应当没有超过绛侯的；然而仅因平民一句话，罪行尚未查明，廷尉却用一纸简牍召他，像拘捕孤独的囚犯一样，使他受到侵辱困苦，几乎死去。文帝不是昏昧无知的君主，为什么唯独对周勃少恩到这种程度呢？我曾深思其中的缘故，得到了这样的解释：高祖手下那些将要立有大功的人，到文帝时已经几乎都死尽了；不是因谋反被杀，就是因猜疑而死。他们心中都各有所凭恃，自恃功劳，每天向皇上邀功求取；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像狼回头窥伺一样起来作乱。绛侯不过是吹箫的羁旅之民，却用兵十多年，熟悉天下的形势，喜好事功而崇尚武力；他那种骁勇雄强的习性，难道能安然做到心中丝毫没有骄矜吗？凭着英雄的资质，挟持拥立君主的威势，俯视他的君上，无异于保姆提着婴儿。要做到这样而不骄傲，即使伊尹、周公也很难。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导致混乱，祸乱也因此产生。文帝难道没有爱护绛侯的心吗？他看到从前那些被诛杀、灭族的人，都是因为倚仗功劳向君主邀取赏赐，骄傲傲慢、放纵无度而导致如此；绛侯的行迹与韩信、彭越相比，也没有多少不同。我也害怕他有所凭恃而骄傲，骄傲不停就会作乱，作乱而不杀就会使国家废乱；若依法杀他，又会过分伤害恩义。唉，既然事情的道理到了这个地步，不如压抑他、疏远他，使他困顿受辱，内心有所反省而不再有所凭恃；铲除他的骄慢之心，保全他的生命，保住他的家族，使他的子孙长久享有国土，这不是更好吗？这样看来，文帝的恩德也是深厚的。况且能够尊重霍光的，没有超过孝宣帝的：把天下的政事托付给他，自己不敢与他争权。霍光死后，又立他的儿子；霍氏兄弟联合掌兵，女儿进入后宫，赏赐宠爱多得无法计算。天下人一致认为孝宣帝没有辜负霍光。然而霍光死后不久，他的妻子儿女便被杀戮；把天下交给别人，自己死后，连弱小的儿子、孤单的孙子都不能得到祭祀。天下人听到这件事，谁不会替霍光痛心呢？唉！假使宣帝在确立君臣名分之后，就把天下的政权收归自己；霍光死后，便看他的子孙贤能还是愚昧，授予相应的官职，给他们财物，同时收回霍氏的权力，把其中尤其不善的人屏

译退到远方，那么霍氏即使想作乱，也不可能了。这样看来，霍光没有后嗣，不是宣帝造成的又是谁造成的呢？天下的事情，必须看到结局以后，才知道君子的用心。绛侯没有遭遇身死之祸，才知道文帝裁抑他的做法，正是深厚报答他的方式；霍光在汉朝没有留下后嗣，才知道宣帝宠信他的做法，正是深深伤害他的方式。俗话说：‘婴儿常常生病，是因为吃得过饱；显贵大臣常常遭祸，是因为受到过分宠爱。’这样看来，文帝、宣帝报答功臣的得失，是可以考察的。

译《崇古文诀》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崇古文诀》卷三十，宋楼昉编；宋文 《法制论》，张耒的意思就是主张任用人而不专任法律，只是不把话直接说破，而是向天下显示自己的意旨；其中一句话便已经包含了任人的意思。从前圣人制定法律，只是把自己的意旨告诉天下。所以通常只确立大的防范原则，而把具体细节以及实际施行的方法，交给人们自行办理，不要求一切都预先由我制定。因此法律确立而意旨得以施行，意旨施行而利益随之到来。天下的事情繁多琐碎，情状千变万化，不可能用同一个标准处理。凭我一人区区的聪明，预先在这里为它划定界限，又使一切都依从我，那么事情将会有因受拘束而不能成功的。既然形势不可能成功却还一定要强行施行，就会有事物受到它的弊害。天下的法律常常因此败坏，而世上迷惑的人却未必知道这一点。如今世上敢于作战的人，他们编成行列、什伍编制，也不过有几个原则罢了，难道他们不想把一切都规定尽吗？只是形势有所不能。为什么呢？敌人的智谋千变万化，无法预测，我又怎么能事先曲折周密地预测它呢？如果一定说这样做才会胜利、那样做才会失败，把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使人不顾敌人究竟如何，只听从我的安排，那么这样做必然只有失败罢了。善于教导人的人，只把道理讲明白，而不把具体事情一一指示。所以告诉天下人不要违背我的意旨，即使具体细节有些不完全符合，然而我的意旨仍然存在。唉！三代的圣人，他们的聪明圣智足以深深看见天下的幽深奥妙，然而他们制定法律，又何尝不同于此呢？想使天下土地平均，便制定井田；想分封土地，便设置诸侯。九夫为一井，每人得到百亩耕种，使大的不能兼并小的，强的不能吞并弱的。随后又制定沟洫制度，从一夫的土地累积到万夫的土地；公爵的封地方圆五百里，男爵的封地方圆百里，使大小有秩序；又把远近划分为九服，分配田地、建立国家的制度，不过如此而已。天下的土地，高低不齐，宽窄不一，水泉沟渠田亩各有差别，再加上名山大川、污池薮泽之地，通常占十分之五，又怎么能像画在棋盘上一样清楚整齐呢？圣人的法律不把这些细节琐屑全部规定，只是确立大的原则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圣人告诉天下的，只是他的意旨。当时公卿大夫凡是担任相应职务的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穷尽天下的变化；依据规矩制定规矩，依据尺度制定尺度，使各项措施都适合实际而不混乱。因此天子可以拱手安闲地处在上位，而使天下均平整齐的道理也无不如意，天下也安享其利益，人人都能得到好处。在其中安排施展手脚的余地，起初似乎没有一条可以直接据以执行的具体法规，但我的法令最终却能在天下确立；这就是先王有所行动而天下人都乐于接受的原因。即使是天下的大事，办理起来也没有困难。不善于制定法律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把天下的道理都穷尽分析在自己一人的聪明之中，拿眼前区区的智慧来判断万里之外、未来的形势，所以他的法律不担心不详细，天下却最终不能实行；他不知道，祸患正是出在过分追求详细上。因此善于运用法律的人，法律可以有所遗漏，但意旨没有遗漏；不善于运用法律的人，意旨虽有遗失，法律却没有遗漏。法律可以遗漏，意旨却不能遗漏。天下人的情性，常常乐于有所作为，却困顿于彼此抵触而不能施展。假使人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最终又不失去我所希望的结果，那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他们完全按照我来做才可以呢？《论法上》。张耒：这是返本溯源的议论，也颇杂有庄周的说法。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担心法律不能确立，而担心自己不能制定好法律；不担心法律不够，而担心法律过于严密、不能胜任。这样说来，天下的治乱，难道不取决于法律的存亡吗？还必须推究根本，然后才能知道其中的究竟。法律的产生，并不是在无事之时产生的，而是事情发生后无法治理，法律才随之出现并加以规范。事情日益增多，法律也日益被使用；事情日益新奇，法律也日益精密。事情和法律同时产生而相互制约，于是弱者便承受它的祸患。所以法律不能胜任事情，天下的混乱就纷纷发生。因此治理天下，并不是以法律多而完备为高，而是以无事可做为可贵；并不是法律不完备可以削减，而是因为事变的发展值得忧虑。从前三代的治理，不如尧、舜；商、周的治理，又不如夏后氏。孔子说：‘后世如果有创作者，虞舜也不能赶上了。’又说：‘虞、夏的道，对百姓少有怨恨；商、周的道，其弊端多得无法承受。’舜的礼制，与夏后氏时代相比，是简略的；商、周的礼制，与夏后氏时代相比，是完备的。四代治理的好坏，难道是礼制不完备造成的吗？是制度日益增多，而淳厚精粹日益衰退造成的。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世上有人不怕寒暑，不用药物治疗，任意吃自己口中想吃的东西，任意享受身体所安逸的事。像这样的人，问他的年龄，必定是壮年。有人深居幽处，爱护调养极其周全，各种药物以及百般毒烈之物一齐服用，灸艾、针刺、砭石遍及全身而没有遗漏；问他的年龄，必定是老年。虞、夏之道，就像壮年人的身体：其中尚未治理的地方可以治理，不足的地方可以补充。壮年人的疾病容易医治，因为身体的根本尚未亏损，还可以有所作为。商、周之道，就像老年人的身体：没有治理的地方难以有所作为，因为曾经治理过却没有成功；不足的地方难以补足，因为曾经补过却仍不满足。疾病刚刚开始，而我们的医术已经穷尽；变化还没有停止，而应对它的办法已经用完。这样一来，死亡就接着到来了。唉！天下不愿意让法律来办理事情，正是这样；可是世上的君子却因事情发生而制定变化，越发认为法律不够，这难道不可悲吗？法度的弊病，起因于德行不足，却想胜过百姓；结果又败在启发百姓的邪心，使怨恨增多。夏继承舜，难道不知道舜是不能赶上的？商、周继承夏，难道不知道弊病将会多得无法承受？然而明明看见这些弊病，却仍不停地这样做，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世事日益繁多，而德行有所不足吗？德行不足以使百姓回到本初状态，眼看着他们混乱却没有办法禁止，于是便要用智谋来加以控制。

译所以说：法律起因于德行不足，却想胜过百姓。上面用智谋胜过下面，下面也会用智谋胜过上面；如果不缠住马头，马就会毁坏嚼子；如果终身偷盗缰绳的马，而不知道不设立门墙，穿墙越舍、暗中偷盗的人就会终身不断。法律施加于百姓，常常限制了这一方面，却开启了另一方面；限制的地方容易看见，开启的地方却难以防范。上下彼此用智谋胜负，奸邪诡诈虚伪便无法穷尽。因此天下人开始忘却欢欣拥戴君主的心，而产生怨怒、嫉恨君上的仇视。所以说：‘败在启发百姓的邪心，使怨恨增多。’唉！夏之后是商，商之后是周，三代的治理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治乱的迹象也没有相距太远。周灭亡而变成秦，天下大乱，先王的治理被一扫而空。太平时代的迹象最终不能恢复先王的一丝一毫，三代的风俗也就从后世消失了。为什么呢？法律没有达到极致，风俗的变化就没有达到极端。夏、商的法律曾经似乎已经周备，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厌恶它。百姓心中还有未曾厌弃的地方，那么淳厚的气质和美好的本性仍然存在。周的法律十分详备，不能再增加；风俗的变化已经走到尽头，百姓的奸心邪态没有不完全显露的。他们的智巧已经完备，本质已经耗尽；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极点，美好也已经耗尽。所以周灭亡之后，便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治理。这正是圣人深为悲痛的原因，并说：‘周人还没有亵渎神明，但爵赏刑罚已经穷尽了。’这以后之所以必然出现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论法下》。张耒的议论很好，文章气势委婉曲折，用字尤其精工。古代拥有天下的人，一定是在纷争、败乱之后取得天下的。人的情性，出现在乱亡之后，便会感到痛苦而思求安定。正因为情性痛苦而思求安定，所以事务简约，容易教化。天下有容易教化的风俗，上面就没有难以确立的法令。因此建立国家的人，初期总是安定平静而容易治理。安定太平的日子久了，百姓的奢侈之心便产生，嗜好欲望的发动没有穷尽，罪过也繁多起来；处在上位的人于是开始日夜弥补修复其中的缺失，调伏那些桀骜强悍的人，曲折地设置防范，广泛地制定制度。法度纷纷兴起，刑罚政令全部施行，文饰胜过实质，名义美好却与实际不相称。大体说来，建立国家到了中期以后，天下的事情常常增多，而国家的外在观瞻更加美好；百姓的过错日益滋长，有司的文书制度也更加完备。世上迷惑的人却认为这样能够补足上古的不足，专门追求前人没有完成的事情，把它当作成功，却不知道还不如让上古的质朴不消散，让前人的淳朴常在。天下万物的形势，往往相互激荡之后才产生变化。外在观瞻美好，是实际内容由此消亡的原因；文饰完备，是虚伪由此产生的原因。我曾经考察汉朝的事情：高祖从秦朝手中夺取天下，百姓经历百战创伤之后，父子兄弟仅仅能够相互保全、聚居以安身，所以民气安静柔顺，少有事端。高祖、文帝、景帝因此能够用统一的法令羁縻安抚他们，历经数代而天下安定。海内虽有大乱，豪杰却没有兴起，这是百姓淳厚而法律简约的效果。到了武帝、宣帝时，天下的形势长期习惯于无事，百姓的意志日益放纵，豪侠盗贼渐渐从乡里兴起；两位皇帝于是修治彰明制度，招纳天下人才，讲求政事，完备器物，与天下人在才智上相争。才智之士奋起，奸邪之人也跟着出现；强者取胜，混乱也因此产生；纷纷杂乱的事端流传给不肖子孙，汉朝于是大大败坏。这就是事务增多而法令完备所造成的弊病。所以天下难以治理，不在于创业之初的粗疏，而常常在于长期安定、制度过度完备之后。因此君子一定要观察征兆，审慎权衡适宜与否，缓解过分之处而不激化变化，使形势不至于像周人那样发展到极端，并努力使后世还有增加改进的余地。唉，它的根本究竟在哪里呢？大概是：喜欢把治理推向极致的人，一定会招来天下的大乱；专门追求利益穷尽的人，一定会受到天下最大的祸害。用污樽饮酒、用手捧取来饮，用土制的鼓槌击打土鼓，只要天下人还没有厌弃这种礼乐，那么我们的礼乐即使足以完备天下的声容，也可以收藏起来而不陈列。居住在架木的巢、挖掘的洞穴中，用柴薪做衣服，以不封土为葬，只要天下人还没有失去作为生者、死者所安处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制度即使足以建造九筵之堂、制作五称之衣，也可以弃置不用。只要不发生混乱就够了，不必一定要求百姓敬畏；只要不受欺骗就够了，不必一定要求百姓竭尽忠诚。这叫作不要求百姓十全十美。能够长久维持的道理，起于不求完备，成效在于人们不会厌烦。譬如拥有万金的人家，要求他拿出千金，他的力量也足以供给我的需要；但我每天只取一金，于是即使有不得已而取百金的时候，他仍然乐意输送而不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拥有的财产没有耗尽，因而不厌烦。把礼乐刑政设置于下，使百姓心中还留有未厌弃的地方，那么后世有作为的人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因此它的弊病可以得到挽救，不至于方法用尽、智慧枯竭而没有后继。唉！有人只看到法度严密而百姓不能教化，文理完备而功效不能建立，便日夜跟随这种做法继续增加。唉！这也失去了根本。天下的形势不能激化，百姓的智慧也不可穷尽。用人们所欲求的事去激发他们，必然会得到他们所不欲求的结果；用他们所能做到的事把他们逼到穷尽，他们必然会用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来报复。缓缓引导他们的欲望和激发出来的势头，扶助他们尚未施展的智慧，那么天下就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忧患。这样说来，周人难道还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吗？也许是因为他们遭遇了制度防范的限制，有不得已的苦衷吧。《陈汤论》。张耒说：对一千多年间议论不决的事情，自己提出见解加以分析处理，好像亲身置身其中、亲眼看见那件事一样，不只是文字写得精妙。

译我看汉朝公卿议论陈汤假传诏令斩杀郅支单于，有人赞赏他恪守常规而不知变通，就说：‘这不应当赏赐，而且会开启后来奉使者冒险侥幸、向蛮夷挑起事端的先例。’有人认为他的功劳奇特，愤恨他的功劳被庸臣压制，就称誉赞叹说：‘大的功劳不计较小的过错，大的美德不挑剔细小的瑕疵，应当尊崇宠信他，以勉励有功之人。’这就是我能够加以评论的地方。奋不顾身，决意出奇谋，凭孤军取得郅支单于的首级，悬挂在藁街，自汉朝攻打匈奴以来，从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若把一切假传诏令、挑起事端都称为有罪而赦免，却不使他得到一丝一毫的赏赐，天下人都知道这不近人情，因而人们不会服气。然而陈汤回来后，假使朝廷就厚重地赏赐他，对他假传诏令一事完全不追究，那么就如同受命征讨而立功的人；这样也不能让臣下不等候命令便擅自立功，以功劳要挟君主，否则也会成为治理国家的弊病。刘向的议论是好的，却还没有说尽。元帝最终顺从这种意见而赏赐陈汤，总比不赏赐好。至于这样立论，最终仍没有用来使反对假传诏令者的观点信服，可惜没有人把我的意见告诉他。那些厌恶赏赐假传诏令、担心开启后患的人，认为这种功劳可以接连不断、一个接一个出现。阴山以北，究竟有多少单于？自汉朝攻打匈奴以来，取得单于首级的有几个人？整个汉朝时代，只有陈汤一人取得了单于。匈奴衰弱之后，竟把国土分成五份，而通常也没有两个单于同时存在。这样看来，不能经常靠侥幸建立功劳的情况，实在少见到这种程度。既然已经割地封赏陈汤，就再在法令中写道：‘有能像陈汤一样假传诏令斩杀单于的人，不治罪，并封为侯。’我的意思是，汉朝即使想再赏一个人，几十年内也未必会有第二个。只是这种说法没有讲明白，仿佛只要擅自兴兵而立功，都可以要求赏赐，后患就会接连而来，因此才产生了压制功劳的说法。假使一定要像陈汤这样的人才封侯，那么即使有五个单于，也只会有五个侯，哪里会突然有邀功生事的忧虑呢？上面足以尊重、彰明陈汤的功劳，公开褒奖而不疑虑；下面又不必害怕后来有人生事邀功，这才是天下最好的计策。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施行法律而不违背人情，合乎事实而不使这种做法无法延续，大体就是如此。从前魏国苦于黄河泛滥，边境的大臣发动民众迁徙并掘开河道，魏王非常高兴，赏赐这位大臣十个县。他的相国劝谏说：‘守边却擅自迁徙民众、改变河道，这是违犯官职的行为；反而因此赏赐他，那么大王的臣下就没有守职尽责的人了。’ 魏王笑着说：‘您忧虑过头了。’这正是赏赐陈汤问题的道理。对魏国有功的人，有谁能像掘开黄河这样大的功劳呢？魏国没有两条黄河可供再次改道，所以这种治河的赏赐不会再有第二次。《远虑策》。张耒的笔力俊伟，议论不同寻常；大概苏轼父子在嘉祐年间也有这样的说法。当时契丹强盛，所以有这样的议论。然而只把汉武帝当作反面例子，认为他不是穷兵黩武、劳苦百姓的君主，便不可以作为训诫。学习他文章中的其他方面倒是可以的。将要取得天下最大的利益，起初必定要经历天下最大的祸害；将要享有天下最安定的局面，起初必定要承受天下最艰苦的劳作。大利、至安，难道可以靠苟且偷安、安坐无事来得到吗？所以圣人即使身处危害也不畏惧，面对至劳也不厌倦，坚定忍耐，奋力自勉，必定要做成它，然后去做。这样以后，天下的大功业才会建立起来。从前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积累下来的安定局面，天下富足充实，仓廪有余，民力强盛。于是大举征伐匈奴，深切讨伐、穷追不舍二十多年，打通西域，开辟朔方，驱使良马、劲卒、精兵、坚甲，向北进军，争夺穷荒之地，耗费财物，伤害百姓，却甘心这样做而不后悔。即使大胜也不能满足他的心意，小有挫败也从未不再振作。汉武帝的心思，难道只是喜好夸大声势、贪图虚荣，竭力制造天下的忧患劳苦，喜欢驱使自己的士民去厮杀受伤吗？大概是因为他认为匈奴的强盛，不是四夷中普通的敌人，将来的祸患或许就在这里。我们所处的时代，恰好中国富强兴盛，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要摧毁万里之外的强国，把后世安乐无事的福分留下来，难道可以安坐拱手，不伤害一个百姓、不损失一支箭就得到吗？即使将来积累的收获，足以抵偿今天的费用；将来的安全，足以弥补今天的损失，尚且还要去做，何况耗费一寸而取得一尺，损失一尺而取得寻长呢？自汉武帝竭力征伐以来，到汉宣帝时期，匈奴的势力渐渐衰弱，单于称藩，叩头入朝。这个平日里以抗礼相待的强敌，竟向北面跪拜，甘愿做臣妾而毫不推辞。我曾读《西汉志》，看到呼韩邪单于开始在渭水之上朝见宣帝时，没有一次读到这里不临卷暗自感叹汉武帝的英才远略超过天下，使他的国家享有安定荣盛的福分。汉朝强大的敌人只有匈奴，单于入朝称臣，那么汉朝的威势恩德便向四方畅通、远达各地，于是天下没有不做汉朝臣民的。唉，这也可以说是盛大了！看看今天所取得的成果，再回头计算从前耗费的财物和损失，才有多少呢？所以如果既不在心中忧劳，也不在身体上劳苦，百姓就不能富足，国家就不能安定；对百姓没有劳作，对敌人则天下不会有强国。唉，浅陋的末流议论，仍然把汉武帝看作喜好夸大、贪图虚荣的君主，认为他伤财害民而不遵循文帝、景帝的节俭，这也太不思考了。今天的契丹和汉代的匈奴，有什么不同呢？不只是它们强盛的势力大体相同而已，我认为今天契丹的情况还超过了汉代匈奴。为什么呢？汉代匈奴的强盛没有持续多久，正当秦朝灭亡、楚汉在中原争战之时，内部祸患兴起，还要对外抵御敌人，只顾贪求眼前利益，无暇作长远谋略，所以匈奴得以休养生息，形成强大的势力。到汉武帝时，匈奴的强盛已经很久了。况且当时匈奴所安居的地方，是匈奴自己的风俗，并不羡慕中国。今天的契丹，难道只是积年日久、势力更盛而已吗？自五代衰弱以来，它曾经凌辱上国；澶渊之役时，又长驱进入中原，使万乘之君承受极大的劳苦，亲自与它交战，才把它击退。如今北方人的衣冠、居处、官名、郡邑，大多都有喜爱中原的心思，它的强盛已经到了极点。它造成的祸患，又哪里只是像汉武帝时期那样呢？我们端坐安居，眼看着它却不采取行动，边境上不敢轻易侵犯，并不是它不想侵犯。出兵交战，胜负还不可知；交战终年，所能取得的东西又有多少？哪里比得上安坐而不受损失，一年所得全是良金精币，何止抵得上百战积累，用来作为厚重的贿赂？至于这样果真能够得到它的欢心，我就不知道这种说法了。汉武帝时期，匈奴不过侵扰边境，杀害官吏百姓罢了。

译如今却耗空内府的收藏，损伤中国的力量，而且不能避免损害威势；用重金厚礼结交欢心，却还不能保证它没有祸患，那么它造成的祸患比汉武帝时期更加严重了。匈奴的强盛超过汉武帝时期，而汉武帝所遭遇的祸患却还没有今天这样急迫。汉武帝尚且忧劳勤苦，积累年岁，耗费财力来解决它，那么今天的谋划，难道还能够深深害怕眼前的劳苦，想用苟且无事来应付，而希望得到至安大利吗？太祖皇帝曾经把缣帛积存在内库，说：‘我将用一匹缣帛购买一个敌人的首级。’上天把勇智、神武、英明、特异、果断赐给陛下，这些都是上天所赋予的，确实在陛下身上。张耒议论秦朝灭六国说：楚国是最没有罪的。楚怀王没有能够回来，楚人都像怜惜亲戚一样怜惜他。诸侯因此都认为秦国不正直。几代以后，秦朝终于因为楚国而灭亡。天理和人心，由此就可以看见了。‘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一定会灭亡秦国’，这是楚人的志愿。但这句话最后竟然应验了，为什么呢？回答说：杀人的人一定会被人杀，虐待别人的人也会反过来虐待自己。自从天地形成以来，从来没有谁能够逃脱这一规律。为什么呢？这是天道。秦朝灭掉六国，虽然秦国灭了楚国，但楚国对秦国的怨恨最深。怨恨越深，报复它就越有力量，这是人事的规律。这个道理必然如此，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崇古文诀》第三十卷 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第三十一卷，宋代楼昉编选，宋文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黄庭坚：深得诗人的防范之意 诗，是人的情感和性情的表现，并不是在朝廷上强行进谏争辩，在道路上怨恨咒骂，或因愤怒而辱骂邻人、斥责同席者。诗人忠诚信实、笃厚恭敬，怀抱道义而生活，却与时代不相合，遇到事物便有悲喜之情。同床而居却无人察觉，同时代生活却无人听闻。当感情无法承受时，便借呻吟、调笑的声音发泄出来。胸中的郁结于是释然，听到的人也得到劝勉。把它配合律吕便可以歌唱，排列干羽便可以舞蹈，这就是诗的美。诗如果发作成讥刺诽谤、侵凌他人，伸长脖子承受兵戈，敞开衣襟接受箭矢，只为痛快一时的愤怒，人们都认为这是诗带来的祸害。这是失去了诗的防范作用，不是诗本身的过错。因此即使时代相隔有时上千年，地域相距有时万里，读到他的诗，也能想见诗人；他的居处和修养，仿佛早晚都与他相约，像邻里与他交游。营丘人王知载，做官比我早。我在江湖间沉浮时，王知载已经死在河外，我来不及认识他，却从他的诗中认识了这个人。他仕途不得志却不发怒，无人了解却能独自快乐。他莫非是博学多闻的君子，具有文正公的家风吗？可惜他不幸短命，不能在事业上有所施展，使我的话得到世俗验证。即便如此，他本来就不期待得到世俗的认可，这不正是他成为君子的原因吗？《苦笋赋》，黄庭坚：文字简洁严整，略带讥讽。僰道的苦笋，是两川之地的极品。它甘甜爽脆，恰到好处，虽有小苦，反而形成滋味；温润细密，多吃也不伤人。它苦而有味，就像忠诚的劝谏可以使国家存活；数量多而无害，就像选拔士人而都能得到贤才。这是因为它凝聚了江山的秀美之气，所以能够充分吸收雨露，饱经风烟。用它来佐餐，能开启食欲；酒客见了它便流口水。那桂班和梦求，又怎么能和它相提并论呢？蜀人说：‘苦笋不能吃，吃了会触发痼疾，使人憔悴消瘦。’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争辩。大概上等士人不必谈论就能领会，中等士人开始时似乎相信，退后又似乎迷惑；下等士人只相信耳朵而不相信眼睛，顽固得无法雕刻。李太白说：‘只要得到酒中的趣味，不要把它传给醉酒的人。’ 《晁错论》，秦观：措辞典雅刚健，议论不拘泥于通常的习说，所以…… 我听说世上的评论者都认为，汉朝采用袁盎的计谋，杀晁错来向天下谢罪，是错误的；但依我看，汉朝杀晁错，正是七国军队所以被击破的原因。为什么呢？胜败的关键，取决于道理是曲还是直。道理正直，军队就强盛，

译这是军队取胜的机会；道理理亏，军队就衰弱，这是军队失败的机会。所以善于作战的人，是先争明道理。从前晋国想报答楚国的恩惠，退军三舍，军吏认为军队已经衰弱，子犯说：‘道理正直，军队就强盛；道理理亏，军队就衰弱，难道在于退军时间长短吗？’像子犯这样，才可以说是善于从道理上作战。假如不退军，就会背弃恩惠、食言，理亏在晋国；退军后楚国却不返回，理亏就在楚国。我们正直而他们理亏，所以我们能够取胜。汉朝杀晁错的事，与此有什么不同呢？汉朝的诸侯拥有数十座连城，土地方圆千里，虽然号称强大，但都是高帝所分封的。一旦采用晁错的计策，揭发他们的罪过并削夺封地，天下诸侯便愤怒起来，都产生了认为汉朝理亏的心思。在这个时候，诸侯理直而汉朝理亏，所以吴王能够借此找到反叛的口实。但吴王依靠山中铸钱、煮海制盐，又因为自己的儿子，招致天下亡命之徒，想要反叛已经三十多年。他起兵，只是以对削地之事愤怒为名，把诛杀晁错作为借口罢了。汉朝杀了晁错而七国军队并没有停止进军，于是他们的叛逆节操暴露出来，天下也愤怒起来，产生了认为七国理亏的心思。在这个时候，诸侯理亏而汉朝理直，所以太尉能够击破他们的军队。虽然如此，汉朝杀晁错的谋划是袁盎提出的，袁盎与晁错有嫌隙，所以世上的评论者把晁错之死说成冤屈。这正是楼缓所说的：‘从母亲的角度说，就认为他是对的；从妻子的角度说，就认为他是嫉妒。’说法虽然不同，意思却相同。即使袁盎平素与晁错没有丝毫嫌隙，他为汉朝谋划，也应当提出这个计策。那么如果汉朝不杀晁错，又怎么办呢？难道七国的军队就不容易被击破了吗？从哪里知道呢？从唐代安禄山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当明皇时期，奸臣杨国忠掌权，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地感到不平，所以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当时唐朝如果杀杨国忠来向天下谢罪，安禄山怎么能够到达长安呢？可惜唐朝不知道这一点，等到叛军进入潼关，天地人神都愤怒了，杨国忠才被陈元礼杀死。由此看来，汉朝如果不杀晁错，七国的军队难道容易击破吗？有人说：王思礼等人曾经用这个道理劝哥舒翰，采用他的计策，留下三万士卒守关，把全部精锐渡过浐水去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安禄山就能够被击破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汉朝杀晁错，事情出自景帝，袁盎只是提出了开端罢了，所以足以激发忠义之气，挫败奸雄之心；即使哥舒翰杀了杨国忠，事情不是出自皇帝本人，也不能感动天下，只足以危害自身罢了。哪里还能影响安禄山的成败呢？所以杀杨国忠来击破安禄山，这件事非明皇不能做。《上林秀州书》，陈师道：一定是熟读《仪礼》，所以辨析精密。不只是议论好，读他的文章还觉得文气端正、措辞严峻，凛然有自重之意，有难以进取、不可回转动摇的气势。这正是后山成为后山的原因，也是曾子固等诸公想要罗致他却不能得到他的原因。西周的制度中，士人拜见大夫、卿、公，要用介绍人来加重彼此的区别，用言辞来端正名分，用见面礼物来表达心意，用礼仪来表示敬意。这四项都齐备了，才叫礼成。士人相见，就像女子出嫁从人一样，虽有愿意见面的心，却没有自行前往的道理，必须有介绍人在前面引导，这是为了区别嫌疑、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所以说：‘用介绍人来加重区别，用名分来举措事情，用言辞来引导名分。’名分，是先王用来确定民众等级的。名分正，言辞就不会违背；等级确定，百姓就不会越犯。所以说：‘用言辞来端正名分。’言辞不足以完全表达心意，名分又不能超过实际感情，因此还要准备见面礼物来完成最后的表达，于是有授受之礼。介绍人用来通报名分，傧相用来传达命令，礼数已经很周到了，但仍然要借助他人才能通达。礼仪没有比亲自尽心更重要的，所以祭祀以盥洗为主，婚礼以迎亲为主，宾主相见以赠贽为主。所以说：‘用贽礼来表达自己的心意。’真诚发于内心，表现在身体上，显露于容貌神色，因此又有仪式。言辞要三次

译请求，贽礼要三次献上，三次作揖后登堂，三次拜谢后退出。礼仪烦琐就显得骄泰，简略就显得粗野，三次正是礼仪的中道。所以说：‘用仪式来表达敬意。’因此尊贵者不凌辱卑贱者，下位者不攀援上位者，各自谨守名分，顺应时命，志向不屈，身体不辱，从而成就自己的善行。

译在那个时代，难道只是士人自己贤能，实际上也有礼制为他们加以节制。周朝制定礼制，它所起的防范作用已经极其周密。到了后世，礼制还存在而风俗已经改变，人们尚且会因自行求取而失去自身，何况礼制已经灭亡呢？自从周礼消亡以后，知道自我保全的士人就很少了。世上没有君子明白礼义来匡正他们，人们就相互沿袭，以为这是常规；史官又没有记载这些事情，所以弊病积习已久而自己也不知道。师道只是鄙陋之人，然而从南丰先生那里有所听闻，不敢不努力。先生对师道说：‘你见过林秀州吗？’回答说：‘没有。’先生说：‘去吧。’师道接受命令以来，恭谨地借着先生的名义前去请求拜见。《王平甫文集后序》，陈师道：这篇文章难道只是文字写得精妙吗？它阐明了王平甫一生所坚持的操守，以及他之所以值得流传的地方，可以用来激励后世之人。后山也借此显露了自己的志趣。欧阳永叔对梅圣俞说：‘世人说诗能使人困穷，并不是诗造成了困穷，而是人困穷了，诗才写得精工。’圣俞以诗名家，仕途不如前人顺利，寿命也不比前人长，可以说是困穷了。他同时代有王平甫，是临川人，年过四十才在众人中以荐书得名，做官没有几年，又解下章绶归回田里，他的困穷更甚。但他的文章义理蔚然，又擅长作诗，正因为他的困穷越深，所以所得越多，确实就是所谓困穷之后才能精工。虽然如此，上天造物，给它们的用途不能样样齐全；实在的东西不能华美，深邃的东西不能处于陆地。事物不能完全兼备，是事物的规律。想要把天下所有的美都占有，就不能同时拥有尊贵和富足。诗使人困穷，这话也确实可信。正当王平甫在世时，他的志向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才能积聚却不能发挥，名号、地位、势力不足以打动人，但人们听到他的声名，家家收藏他的书，文章流传于当时，并下传到千百世，即使他的怨敌也不敢非议他；这样看来，诗能够使人显达，却没有看见它使他困穷。士人在世上的行为，困穷还是显达不值得论说，只要论其可以传世的地方罢了。王平甫在家孝顺友爱，对朋友守信，在义理面前勇敢，并且喜爱仁德；值得流传的不只是他的文章。假使王平甫把力量用于世俗仕途，在郊庙中进献诗歌，在朝廷施行典章制度，但事情违背了他的言论，后来又违背从前，那么连同那些可以流传的东西也会一起被抛弃。他一生的学问即使可以说勤奋，天下的声誉即使可以说盛大，一旦失去它们，难道不可悲吗？南丰先生既然为他的文章作序来告诫学者，先生任职彭城时，陈师道于是借此加以申说，使它流传于世。我诚然愚笨不敏，难道能够使人把利益放在后面、把舍弃的东西看得更高吗？只是借先生的话来表达他的志向，又用来自己勉励罢了。秦少游叙述陈师道说，他有气概和志趣，却不越过规矩尺度；遵守法度，却不显得拘窘。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具备了。熙宁、元丰年间，眉山苏公镇守徐州，我因为民事去拜见太守，间或见到他像宾客一样接待秦子由，安排酒礼、准备音乐，像师生弟子一样。当时我正病卧乡里，听说他们出行时举止雍容，迎接者转眼相看；谈论宏伟雄辩，席间的人都侧耳倾听，世人因此惊异，也因此怀疑他们。只有苏公认为他是杰出之士。此后几年，我从吴地回来，在广陵一家旅舍中见到他，半夜谈话还没有结束，便分别离去。我也认为他应当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元丰末年，我客居东都，秦子由从东边来，我们已经分别好几年了。他的容貌充实，言语深沉，我感到惊讶。于是问秦子由说：‘从前我年轻时，像杜牧那样，意志强盛、意气充沛，喜好大事业而追求奇异，读兵家之书，正与自己的心意相合，认为功名声誉可以凭力量取得，天下没有难事。只是现在北方和西方两边都有可以取胜的形势，我愿意贡献最高明的计策，执行上天的诛罚，收复幽、夏旧地，悼念唐、晋的遗民，使声名流传无穷，谋划不朽，这难道不是伟大吗？’于是给自己取字太虚，用来引导自己的志向。‘如今我年纪增长而想法改变，不等到冒险后悔已经来不及，愿意收回四方的事业，回到乡里养老，像马少游一样。’于是给自己取字少游，用来记下自己的过错。我曾把这些话告诉苏公，他又认为可以；对于您来说怎么样呢？我认为，向别人学习优点来成就自己，是君子所看重的。况且这两个人，一个以经世之道进取，一个退处以保全自身，都可以同他们实行仁德。然而，出仕行事很难做到精善，退处自守却容易保持。杜牧的才智，难道反而不如少游的质朴无华吗？您的才能超过常人，学问也更加明白，却仍然委屈心意而尊重少游，难道是过分正直而用来矫正偏曲吗？您的年纪越高，德行越大，我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异，不会只有一两次。虽然如此，以您的才能，即使不能在世上施展，世人也不会舍弃您。我料想您最终一定会有万里远行。像我这样愚钝、不适合处世的人，只适合守护祖坟、保全田园，努力务农来奉养官府，谨慎修身来教训乡里，活着被称为善人，死后在道路旁立碑说：‘处士陈君之墓。’也许上天赐给我长寿，使我看见您功业成就、名声建立，奉身归附于王侯将相，乘坐高车大马，出行时设祖帐饮酒。到那时我乘着低矮的车，驾着劣马，在上东门外等候您，举杯相属。成公知人的名声，也将从为您祝贺开始。《思亭记》，陈师道：文章的节奏彼此生发，文脉相互承续，无穷的意蕴显现在言辞之外。甄氏原来是徐州的富裕人家，到甄君时，他才凭借明经在乡里教授，被称为善人，而家境更加贫困。过了几十年仍不能安葬亲人，只得向乡里借贷，安葬他的父母和兄弟，共有几座坟墓。乡里人怜悯他，很多人给予帮助。安葬以后，又在墓地种树，在旁边建屋，于是向我请教亭子的名称。我根据自己所说的，取眼睛所看到的事物来思考它：看到干戈就想到争斗，看到刀锯就想到恐惧，看到宗庙社稷就想到敬畏，看到宅第家室就想到安宁。人本来就有好恶、喜惧之心，事物来到眼前便产生相应的思考，这是自然的道理。如今登高远望松树、梓树，下到丘陵坟墓之间行走，荆棘丛生，狐兔的足迹交错于道路，难道有人不会思念自己的亲人吗？请把亭子命名为‘思亭’。亲人，是人不能忘记的对象，而君子对此尤其谨慎。所以在郊外修墓并筑土封沟，在家中建庙并举行尝禘祭祀，穿丧服、守忌日而悲哀，这些都是保存思念的方式，难道可以忘记吗？虽然如此，从亲人逐渐向下推及，直到服丧期尽，服丧期尽了，感情也就尽了；感情尽了，也就忘记了。我们从自己的亲人到最终忘记他们，是由于相距遥远的缘故，这就是建造这座亭子的原因。凡是甄君的子孙登上这座亭子，难道会忘记吗？借着思念亲人来扩大思念之情，难道不会受到激发吗？甄君说：‘您的话真广博，我大概可以做到吧？’ 我说：‘还不行。’贤能与不肖的人，思考方式不同，后世难道不会有所期望吗？他们会不会看到树木就想到把它做成木材，看到榛棘就想到把它当柴薪，登上坟墓就想到挖掘其中的收藏呢？’于是甄君突然流泪哭泣说：‘还不行。我要替您写下这篇记，使您的子孙诵读这篇文章时，看到其中美好的地方就把它作为勉励，看到其中丑恶的地方就把它作为警戒，这样大概可以避免忘亲吧？’甄君拭泪致谢说：‘可以避免了。’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

译《送参寥序》，陈师道：僧人道潜自号参寥子，和东坡交游最为亲密。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只有二百多字，却有抑扬开合，变化不一，这是最可贵的地方。妙总师参寥，是大觉老人的弟子，眉山公的宾客，也是少游的朋友。他是佛门中的表率、士林中的秀杰、诗坛中的英才。在卿大夫之间交游，名声传遍四海三十多年了。他评论古今，谈论情态容貌的张弛，判断言语是否相肖、是否顺从，评论诗的精粗，如同水流奔赴沟壑、斜坡上滚动弹丸、倒空袋子倾出物品，又像猛禽举翅而风势逼迫。又像登高俯视低处，搔痒而照见容貌。元符年冬天，他离开鲁地返回吴地，经过徐州来见我；我同他分别已有二十年，又在这里重逢。我喜爱他的诗，读起来爱不释手；听他谈论，牵挽着他不愿让他离去。夜里我们谈到唐诗，参寥子说：‘贯休、齐己，世人轻视他们的诗句。然而他们凭借旷达超逸、卓然出群的气概，超越世俗的志向，以及天下的声誉、王侯将相的供养，去做石霜老师的侍役，终身不离开。这难道是把心思用在诗上吗？诗作工拙不足以成为他们的忧患。’由此我才知道，我所看重的，正是他所舍弃的、我所谓浅薄而却成为丈夫的东西吗？于是趁他出行，为他写序，以表达谢意。《与秦少游书》，陈师道：委婉曲折却不失正直，严厉却不伤害和气，深深懂得不令人厌恶而又保持严正的道理，可以说是善于处置了。承蒙您来信告知，章公降低身份和年龄德望的尊贵，以礼相招见我。我有什么资格得到这样的待遇？难道侯公曾经欺骗他吗？公卿不屈尊拜访士人，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如今却特意在当世这样做，并亲自屈尊相见，还有什么幸运能超过此事呢？我虽然不足以列入士人之中，仍应跟随侯公之后，顺着他的风采，以成就公的声名。然而先王的制度规定，士人如果不通过传递贽礼来求见并成为臣属，就不能拜见王公。相见本来是为了完成礼仪，但它的弊端最终必然会导致自我推销。所以先王谨慎地规定开始的程序，用来防范弊端，士人世代遵守。师道和公之间，前面有贵贱之嫌，后面没有平生旧交。公虽然可以见我，礼制难道可以废弃吗？况且公来招见我，难道是因为公认为我能够守住这小小的礼节吗？如果我昏昧冒失，违背法义，听到命令便跑到门下，就失去了公招见我的意义，公又取我什么呢？虽然如此，只要有一种可能：将来公功成事毕，谢绝政务，裹着幅巾东归，师道当驾着欵段马、乘坐下泽车，在上东门外等候公，那时还不晚。我的诚挚心意，愿侯公把它听闻于上。《上苏公书》，陈师道：读这封信，就知道前辈之间师友相互切磋、纠正和挽救竟然如此。这自然是一种忠厚的气象。师道侍奉双亲如同往常，只是刚刚托庇于您，又要再次相隔，不能不因此牵动心情。士人正相从时，并不知道其中的快乐；等到分别，也不觉得困难。到了各自居处、困穷孤独、默默自守之后，才知道相从的快乐、相别的困难。士人年轻时，未来的日子还长，看天下事很轻，也容易分别；到了晚年，经历多次离合，又觉得分别困难。这大概是志向和年岁都已衰退，顾惜自己的身影、珍惜时日，又害怕死亡造成的。谢太傅常说，过了中年以后，每当同亲友分别，几天都闷闷不乐。谢公是江海之士，远离世俗、与世相违本来就是他的常态。他把分别看得困难，难道是沉溺于富贵而习惯了顺逆变化吗？由此看来，把分别看得困难，都不是士人的正道。士人又怎么能够免除这种情感呢？应当把衰老作为警戒，把富贵作为畏惧。承蒙您告诉我，人必须相处久了以后才能了解，确实如来信所说。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在不容易之中又有特别困难的。范文正说王荆公长于了解君子，却短于了解小人。现在看来，难道只是他的短处吗？正是把二者颠倒了。古人所说的腹心之臣，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德行。所以周武王说：‘我有十位治理天下的臣子，同心同德。’ 王荆公却把巧诈有智之士当作腹心，所以王氏所遭受的祸患很大。只听说把狙诈之人都任用为使者，却没听说把他们托付为腹心。君子不遗弃任何人，巧智之士也不是可以抛弃的人，把他们当作手足可以，当作耳目尚且不可以，何况当作腹心呢？大概权势存在时，他们就欺骗主人来邀功；权势相同时，就争夺利益；权势失去时，就背叛主人来躲避祸害。让他们做普通同僚尚且困难，何况让他们成为腹心呢？没有德行而只有智巧的人，用智巧经营自身而顾不上事业；智巧所不及之处，只好用欺骗来保护自己。天下的事情，又哪里是巧诈的人所能做成的呢？士人始终不互相辜负，不是因为义，就是因为畏惧义。权势在手时不辜负，难道真是不辜负吗？末梢的疾病即使偏废，也不妨碍生存；膏肓溃烂，能够吊唁罢了。我常常为此深切悲痛，所以说了解士人应当像范公那样，用士人应当以王公为戒。不知阁下认为怎样？近来见赵承议谈到得到阁下的信，想要再次申理从前举发的剥文广狱案，听到这件事却不认为正确。我深切认为阁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但我的忧虑所及，也不能忍而不说。君子对于事情，以所处职位为界限：在职位上不发言便不可，离开职位后再发言也不可。发言是义，不发言也是义。阁下先前任颖州知州时，可以谈论这件事；如今任扬州太守，却还参与颖州的事务，这也可以吗？难道因为从前曾经谈论过，就不能放下吗？这其实是求取胜利的办法。近年以来，士大夫大多如此，把它看成已经说过的话，然而这不是阁下应当做的。如果不公开发表意见而私下请求，还不如不做。天下的事情，施行得不合道理、使人不平的，难道只有这一件吗？阁下难道能够把所有事情都争辩吗？即使争辩，难道能件件都符合人的意愿吗？只会使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认为您多事罢了。我曾说，士大夫看见天下不平的事，不应当怀抱不平的情绪。平日里愤愤不平、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确实不是为了自己；一旦掌管事务便把它发泄出来，就像决开的江河，能够抵挡吗？必然有过分而导致覆没的忧患，过去王荆公、司马温公就是这样。发言是为了实行义，哪里是像冯妇那样挽起袖子下车，只求让众人痛快一时呢？我私下认为阁下必定不会这样做，只是宁愿陈述一番来表达我的愚见罢了。《袁州学记》，李觏：议论涉及面广，笔力老练刚健。

译皇帝在位二十三年，下诏州县设立学校。当时守令有的聪明，有的愚昧；有的竭尽力量、耗尽心思，只是顺从皇帝的圣旨；有的借用宫室，冒充学校，苟且准备文书；有的甚至连接数城，却听不到诵读和弦歌之声，只有倡导而没有响应，教育因而不能施行。皇帝在位三十二年，范阳祖君无择任袁州知州，刚到任便召集诸生，了解到学校宫室残缺的情况，十分害怕人才被放弃，儒学的功效疏远，无法符合皇上的意旨。通判颍州的陈君侁听到后认为正确，商议后意见一致，考察旧有的孔子庙，认为地方狭窄而不够用，于是改建，在东北角营造校舍。那里的土地干燥坚实，位置面向阳光，木材非常优良；瓦砖、黑白红色的涂饰，全都依照法式，所以殿堂、房室、廊庑、门，各自都有合宜的尺度。学生有宿舍，厨房和粮仓有次序，各种器物都已备齐，众人一起动手协力修建；工匠技艺精良，官吏勤勉，早晚都尽力。过了一年，宿舍建成，蔬菜也有了固定的供应日期。旴江李觏告诉众人说：四代学校的制度，考察经书就可以看见。秦国凭借崤山以西的力量苦战六国，想要称帝万世；刘邦一声号召，函谷关便守不住了，武夫健将争先恐后卖国投降，为什么呢？因为《诗》《书》的道理废弃了，人们只看见利益而听不见道义罢了。孝武帝乘国家富足之时，世祖起于戎行，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学术；风俗教化的深厚，延续到灵帝、献帝时期。平民直言犯上的人，即使被斩首也不后悔；功业声势震动君主的人，听到命令便交出兵权；群雄彼此相望而不敢离去，臣服的地位还保持了几十年。教化之道凝聚人心，就是如此。如今这一代遇到圣明神武的君主，你们袁州又得到贤能的长官，使你们能够通过学校走古人的道路。天下太平，就讲习礼乐来陶冶我们的百姓；一旦有不幸发生，仍应当秉持大节，做臣子的为忠而死，做儿子的为孝而死，使人有所依赖，也有所效法，这才是朝廷设立学校、施行教育的本意。如果只是玩弄笔墨来求取利禄、通达显贵，难道不只是你们几个人的羞耻，也是治理国家者的忧患吗？《崇古文诀》第三十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第三十二卷，宋代楼昉编选，宋文 《吕公著制》。邓润甫的文字缜密温润，具有制诰的体制。元祐年间的词臣，除东坡之外，就应当把清雅的声望归给他。文章的深厚，全在结尾几句话。国家没有比设置宰相更困难的事情，君主没有比知人善任更重要的事情。尧舜的盛隆，大概是因为反复询问贤能而成就功业；商、周的兴盛，发展到通过梦兆和占卜来求取贤才。上天把灾祸降给我家，我还不能承受许多艰难，想任用年高有德的人共同执掌政权，特此颁布宠命来告谕群臣。具官某，品行合乎仪表，学问通达根本，忠义出于天性，功名来自世代积累。先帝厚爱并任用您，您曾经入朝辅佐枢密院；等到我这个幼主即位，便同心协力参与政务。您讲明经义来谋划国家大体，推行皇上的恩泽来宽解民心。叙录、收纳俊杰，补充、修正法度，持重而不偏倚，很有大臣的风范；调和娱乐而恰到好处，于是通晓当代事务。因此提升您为右揆，委托您处理繁重机要的政务。增加赏赐田地，陪增实封赋税。您将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我则以年老无能而尊奉您为君师。唉！宰相的位置从来不缺少人；儒者的功效，却长久没有在世上显现。孟轲说数百年没有这样的人，扬雄称自己得到的只有两三位大臣。大概开创长远事业的人，功业难以追寻；只看眼前事迹，力量却容易勉励。请施行您所学，以达到大治。《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制》。邓润甫的文字尊重庄重，简洁严整。师傅以道义教导，是先王用来引导官员的方法；年高德劭的老臣重于典章刑法，是天下用来借重其智慧的人。于是眷顾旧日的德望，当时称为元勋；谋略符合祖宗之心，姓名载入鼎彝之器。再次颁布赞策，向外朝宣布。具官某，敦厚广大而清明，端方严正而诚信厚重；出外则执掌旄钺，入朝则总领政权。文武两方

译面的才能兼备，平安与险阻之中都能竭尽力量。像毕公辅佐成王一样，至今已历四世三纪；像傅说总理政务一样，使百官万邦得到治理。爵位尊贵却没有富贵过度的拖累，声名成就又有功成身退的荣誉。神明辅助您长寿康健，人心都仰望您的风采。因此把您召回参与论道，倚重您来治理国家；把您当作帝王的师臣，在朝廷之上谋划议论；把您当作天下的元老，制御夷狄的情势。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达到极盛的治理。增加陪敦田地，扩大实封。唉！吕望被推举为贤才，起身辅佐文王治理；周公年老以后，仍留下来做孺子的老师。何况我朝的耆英，又怎会有愧于前代贤哲？前往宣扬一种德行，用来达到众多功业。《义田记》，钱公辅：谋划和安排得很好，像累筑九层高台一样，一层高过一层；用字亲切。范文正公是苏州人。他一生喜好施舍，凡是亲近而贫穷的人、疏远而贤能的人，都给予救济。当他显贵时，在城郭附近置办了一千亩常年丰收的田地，称为义田，用来供养救济同族的人。每天有饭吃，每年有衣穿，嫁娶和凶丧都各有供给。选择族中年长而贤能的人主管账目，按时办理收支。每天每人供给一升米，每年每人供给一匹缣。嫁女的给钱五十千，再嫁的给三十千；娶媳妇的给三十千，再娶的给十五千；安葬的给钱数与再嫁相同，安葬幼儿的给十千。族中聚居的共有九十人，每年收入粳稻八百斛，用收入供给这些人，丰厚有余而没有穷尽。出仕后居家等待替代者也可以得到供给，已经出仕而在官任上的人则停止供给，这就是大致情况。当初，范公还没有显贵时，就曾经有这样的志愿，只是力量不能达到，持续了二十年。后来他担任西帅并参与执掌大政，于是才有了俸禄赏赐的收入，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愿。范公去世以后，世代子孙直到今天仍修治这项事业，继承他的志愿，仿佛范公还在世一样。范公虽然官位充实、俸禄丰厚，却终身贫穷。他去世时，身边没有财物用来收殓，儿子也没有财物办理丧事，只把施舍贫民、救活宗族的义行留给了子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口〕 从前晏平仲乘破车、驾瘦马。桓子说：‘这是掩盖了君主的恩赐。’晏子说：‘自从我显贵以来，父亲一族没有不乘车的；母亲一族没有缺衣少食的；妻子一族没有受冻挨饿的；齐国士人中等待我家举火做饭的有三百多人。这样做，是掩盖君主的恩赐吗？还是彰显君主的恩赐呢？’于是齐侯拿晏子的酒来给桓子敬酒。我一向喜爱晏子的仁爱，齐侯知道贤能，桓子又能服从义理。我还喜爱晏子的仁爱有等级，言语有次序：先父族，其次母族，再其次妻族，最后才涉及疏远的贤人。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晏子接近这个道理。如今看范文正公的义田，应该可以和晏子并列了。然而晏子的仁爱止于生前，而范文正公的义行流传到身后；他的规划和影响深远广博，又似乎超过晏子。唉！世上那些位列三公、享受万钟俸禄的人，他们宅第的雄伟、车舆的华饰、声色的丰盛、妻妾子女的富足，都只满足自己一人，而宗族中的人不能进入他们的门下，难道还少吗？更何况施舍给贤人呢？那些地位较低、做卿做大夫的人，仓廪俸禄的充足、供养奉禄的丰厚，也只满足自己一人罢了。而宗族中的人拿着壶瓢，成为沟中饿死的尸骨，又难道少吗？更何况对待其他人呢？这些人全都是范公的罪人。范公的忠义充满朝廷，事业遍及边疆，功名满布天下，后世一定会有史官记载；记载这些事情，我可以略去不说。唯独推重他的义行，因此把它留给世人。《南丰集序》，王震：从少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一共分为三个阶段，曲尽其详地写出南丰一生的经历；既可以看出朝廷是否任用他，也可以看出文章由老成到壮盛、学问由进步到退处。结尾一段感叹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尤其余味深长。南丰先生凭文章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从前他年富力强，志气锐利，他的文章剽悍奔放、雄浑奇伟，像三军的朝气、猛兽的暴怒、江湖的波涛、烟云的

译姿态，何等奇异！当时先生自负，想要比拟刘向，却不知道韩愈究竟怎样。中间长期被外放，世人很以为他困顿不得志，一时间后起之秀纷纷崭露头角，先生却安然自若。晚年回到朝廷，天下人都希望朝廷采用他的学问，恰逢新的官制施行，于是掌管诏命文书。那时重新设置百官，旧日的舍人没有一个留任；一经考核便进入院中，正值任命官员的文书堆满案头，占满纸面，挥笔疾书，起初好像毫不经意；午时漏尽，便把草稿交给院吏，骑马离去。凡是任命郎官、御史数十人的诏令，都是根据法令本意，推究职掌而加以训诫，每个人都不相同，全有新的意趣；同时宽裕典雅庄重，自成一家。起初我任尚书郎，掌管待制和吏部事务，有一天得以全部观看这些诏令，才知道先王的学问虽老而不衰，而能写大手笔的人自有其人。唉！先生的才学还没有发挥到极致就结束了。总之，他的声名将与天地同存，不可诬蔑。《送湖南某使君序》，刘敞：湖南有很多蛮族盗寇，是三苗氏族的后裔。

译苗民顽固，不遵从帝王的命令，大概自古以来就有记载了。以尧为君、舜为相时，便有诛伐三危之事；以舜为君、禹为相时，便有征伐诸侯之举。这并不是他们的德行没有达到、力量不足，而是不得已。然而圣朝难道就能独自做到不得已而不为吗？苗蛮是异类，他们像暴虎一样凶猛，像贪狼一样贪婪，像猱猫一样防备森严。他们居住在山林之中，与鸟兽为群；那里险阻幽深，隔绝于世，根本不是人的境地。可是如今驱使中原士卒，穿着三重铠甲，背着弩、扛着戈，还在上面加带粮食干粮；夜里冒着雾露，白天顶着烈日，日夜不休地同他们奔驰追逐，所以事情难办。既然这样，即使想要迅速成功，又怎么可能呢？如今的上策，没有比修明尧舜之义、明白布施朝廷的德泽更好的了，这样万物自然会归服；其次是严整军队加以防守，断绝他们抄掠的道路，不要出兵深入；再次是诱导并教化他们，使他们离开巢穴，这样本来就可以取胜。至于因为羞耻于不能追上他们，反而去搜寻他们的巢穴；不设法使敌人来到自己这里，反而使自己陷入敌人之中；因逞勇而不顾灾祸，只能前进而不能退却，这样军队便是在侥幸求胜，并不是国家的利益。希望使君不要重演从前三苗之事，更多地辅助禹，所以功业能够流传后世，再没有超过它的。世事不可以欺罔，怎么知道后来的人就不如益呢？关键只在于使君用什么办法使他得到施展罢了，又何必害怕有苗呢？《存旧论》是唐庚的议论，喜欢切合时务，便于今天通行，既通俗又不失正理，和世上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不同。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不知道。“存旧”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很好了。汉代的仪制，大体都是率意制作的，不合古代义理的十有八九，文采和法度也很粗略。然而天下人看见它就欢喜，看不见它就悲伤。后来又经历王氏之乱，被废弃不用十多年。光武帝进入洛阳，东都百姓才开始看见司隶校尉的属官，欢喜跳跃，父老中有的甚至流泪说：“没想到今天又能看见汉官的威仪。”从此天下人一致归附光武，相互出力，铲除祸患，成就中兴大业，恢复汉朝的宗庙社稷。这又过了二百多年，汉朝所以复兴虽然不专在于此，但也不能说它毫无助益。况且汉官威仪并不像三代那样盛美，叔孙通所制定的制度，并没有周公那样的学问；萧何虽有才智见识，其中又夹杂秦朝制度，也已经不是圣人的法度了。然而汉朝遗民看见它，却像盲人重新看见东西，废人重新站起来，又像流浪多年后返回故乡，看见父子兄弟，感动防极，甚至叹息流泪。他得到民心竟达到如此地步，这是什么道理呢？当时如果把三代的车服制度给他们看，我知道百姓就不会再哭泣了。为什么呢？汉朝成为汉朝，到这时已经十代了，百姓只知道有刘氏而已。把天下从战国、秦朝、项羽造成的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安置到安全安乐的境地；不到几十年，天下平安无事，百姓得以养生送死，得以侍奉父母、长养子孙，这都是汉朝的力量。三代已经遥远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由此看来，古代帝王兴起时，各自制定正朔和服色，形成一代帝王自己的法度，而不羡慕前朝异姓已经陈旧的制度，他们的用意实在深远。由此看来，国家的旧有事物，应当让百姓经常看见并熟悉，使他们习惯于耳闻目见而心有所系；除非实在不得已，不应轻易改易更置，使自己同百姓隔绝，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假使今天改动一项，明天废除两项，祖宗留下的恩泽日益消尽，不在眼前显现；一旦不幸被奸人撼动，人心就会动摇，天下也会离去。古代的公卿大夫尚且知道守护家法，几十代都不改变衣冠和门第声望，难道其中没有兴衰吗？但国人信服，始终没有人敢抗拒，称他们为名门旧族；何况统治天下、成为国家的政权已经数百年呢？《名治论》是唐庚的议论，考察研究深入，切合事情，文字平淡而有精神；这是因为他亲眼见过熙宁、崇观年间那种纷纷更改、夸张铺大的弊病，所以他的说法如此，和《存旧论》彼此有些不同。议论切实。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也是这个意思。古代每一代兴起，就有每一代的治理，所以说：“夏后氏崇尚忠厚，商人崇尚质朴，周人崇尚文饰。”圣人的道虽然不能用名称完全说明，但施行于政事，一定有可以指称的名称。不只是帝王如此，一个国家的治理也是这样。所以说：“周公治理鲁国，尊尚年长者而亲爱亲族；太公治理齐国，尊尚贤能者而尊敬尊贵者。”从这以后，汉、唐的大臣和议论政事的人，也没有不明白当代治理的体制、认识其面貌的。所以汉代常常以“杂伯”自称，晋人也说“以道胜，以宽和为本”。如今宋朝治理天下已经很久了，它所尊尚的是什么呢？通晓经术、懂得古代义理的士人，不可说不多；日夜讲求治理之道、以此游行于世的人，也不可说不熟悉。他们所引用的事例，动辄以宗周为说；但问到当代治理的体制，却茫然不知道应当怎样称说。正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一点，所以才羡慕那一边。我实在不自量力，曾经妄自议论过。鞋子不必相同，重要的是合脚；治理方法不必相同，重要的是适合时势。因此成周的治理任用人，国朝的治理任用法。任用人的治理，并不是不用法，而是以人为本，再用法来辅助；任用法的治理，也不是不用人，而是以法为本，由人来执行。自古以来，法没有完全完美的，所以也没有完全错误的；而人的忠诚或奸佞、聪明或愚昧、贤能或不肖，差别极其悬殊。因此任用法的时代，没有特别大的利处，也没有特别大的害处；任用人的时代，如果不是大治，就会是大乱。周代的公卿不过几个家族，周、召、毛、原几家执掌政事，直到几百年后仍不断绝。如今的大臣，交替出入朝廷，任期长的不过十多年，已经算极限；近的只有一周年或几个月罢了。这样虽然没有世代辅弼的大好处，却也没有妨害贤能、专横恣肆的大坏处。周代的诸侯既然被赐予土地疆域，刑赏生杀的权柄就全都交给他们；如今郡县的权力不过是施行鞭笞刑罚，超过这个范围，就要相互顾视而讨论法令。这样虽然没有藩屏形势之利，却也没有战争侵夺之害。周代任用官员，一定考察评议人物，称为衡量才干、估量德行；如今却不是这样，以资历经历决定高下，以登记名册决定先后，张榜于道路，符合法令规定的人便得到职位。这样虽然没有为官职选择人才的好处，却也没有因爱憎而徇私的害处。周代选取士人，让他们自己推举选择，称为乡举里选；如今又不同于此。大体自国初以来，选士制度改了三次，但归根到底不离文字考试、糊名、誊录易卷、暗中阅卷而公开取士。

译这样虽然没有从外任升入内任、从地方进入朝廷而得到治理的好处，却也没有因毁誉和朋比而结党的害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周代最为兴盛时，刑罚搁置不用四十多年，典章文物的盛大确实远远胜过其他时代；但到了晚年，祸败也足以与这种盛况相称。国家受命一百五六十年间，天下始终像一日一样安宁，这就是任人、任法所造成的效果。从前李勣做将领，没有大胜，也没有大败；薛万彻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近世评论将领，未尝不把英公李勣、卫公李靖列在前面。这样看来，今天所得的治理成果多于成周，也是明显的了。可是士人却正感到不足，争相劝说人主追求成王、康王的隆盛，却不知道国朝规划处置、成就天下大势的办法，本来已经如此。他们不只不了解国朝，也同样不了解成周。为什么呢？人有感情，法没有感情；有感情的地方，恩怨由此产生；没有感情的东西，只是漠然无动于衷。如今想达到成王、康王那样的盛治吗？那就必然要忽略文书法令，一切任用人。拿天下最大的利益，却想在绳墨规矩之内求得，这就像用李勣那样的节制稳重，却要求薛万彻那样的奇特大胜，终究不可能。可是与其踏上薛万彻那种险路，哪里比得上李勣的持重足以担当呢？这是家中收藏的古砚铭。唐庚的文章写的是这里，寄托的兴致却在别处。它不只是为砚台作铭，文中还含有讥讽。砚台和笔墨，大概属于同一类。它们出处相近，受到任用和宠遇也相近，唯独寿命长短不同。笔的寿命按日计算，墨的寿命按月计算，砚的寿命按世代计算。这是什么缘故呢？论体质，笔最锋利，墨次之，砚最钝。难道不是钝的长寿而锋利的短命吗？论作用，笔最为动，墨次之，砚最为静。难道不是静的长寿而动的短命吗？我由此懂得了养生之道：以迟钝作为体质，以安静作为作用。有人说：“寿命长短是命数，不是由钝锐、动静所决定的。”即使假定笔不锋利、不运动，我也知道它不能像砚一样长久。即便如此，我宁愿这样，也不愿那样。铭文说：“不能锋利，便以迟钝作为体质；不能运动，便以安静作为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长享年寿。” 《议赏论》是唐庚的文章，议论精确，文词雅正刚健，含意深沉含蓄，能够阐明别人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不可以用浅近的方式求解，应当深入体会。刑罚和赏赐作为治理手段，历史已经很久了。尧舜时就已有这种说法。如今《夏书》中有记载，《商书》中也有记载；到了《周礼》，论述最为详细，但孔子、孟子却不取用这种办法。因为上面的意旨所趋向之处，天下人会顺势跟从；只怕它做过头，不怕它做得不够。所以做君主的，只要向人显示自己的好恶和荣辱就够了，何必使用刑罚和赏赐呢？天下没有祸乱，百姓各自安于自己的性命本性；并不是有夏启讨伐国家的行动、盘庚渡河的战役，需要用重赏招募善人、用严厉惩罚威慑恶人。这是惊扰百姓、败坏风俗的根本，是帝王深恶痛绝的事。扬子说：“百姓可以让他看见德，不可以让他看见刑。看见德就纯正，看见刑就混乱。”依我看来，难道只有刑罚如此吗？刑罚和赏赐都不可以让百姓看见，而赏赐尤其严重。秦法规定斩首一级，赐爵一级，而秦人被赐爵的十家中有九家。当时，宗室中没有因斩首受爵的，不能列入宗族谱籍；百姓中没有因斩首受爵的，不能拥有显贵荣华。因此民间用公乘的爵位欺侮乡人，郎中以上爵位的人傲视父兄。世人知道让百姓看见刑罚的弊病，直到秦朝灭亡仍不知秦俗败坏正是由于让人看见赏赐。高祖用金钱、爵位和封邑收罗天下豪俊，这可以和他一起创业，却不能和他一起守成；可以和他一起建立事业，却不能和他一起使风俗纯善。为什么呢？利益是君子所忌讳的。宋牼一提到利益，孟子就惊惧变色，认为不可把它作为教导，何况用利益诱导天下人，难道可以吗？汉朝治道的驳杂，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办法施用于普通百姓，似乎还有道理；施用于士大夫，就过分了。古代誓师时，一定说到赏赐和诛戮；到了告诫群臣时，却说：“用罪罚处死那些人，用德表彰他们的善行。”所谓德，大概包含恩惠礼遇，不只是说赏赐。不说诛戮，是因为士人可以杀死，却不可以侮辱。德接近义，用来对待君子；赏接近利，用来对待小人。古代对待君子和小人，本来就有区别。世人说伯夷、叔齐到了周地，周公旦派人去见他们，说：“给你们增加两等财富，授予一列官职，杀牲歃血同你们盟誓。”两人相视而笑，这本来就是虚妄的话。武王、周公难道会做到这种地步吗？假使真有此事，他们被嘲笑本来也是应该的。为什么呢？贪婪的人追逐利益，刚烈的人追逐名节；不考察他们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却一概用利益去诱导，难道符合他们的志向吗？这种办法施用于士大夫尚且有些道理，施用于大臣就更加过分了。从前平原君借用魏无忌的军队解了邯郸之围，虞卿替他请求封赏。公孙龙说：“不可以。赵王任用您为相、使您辅佐赵国，封您于东城，并不是因为您有功，而是因为亲戚关系。您接受相印而不推辞，分割土地时也不说自己没有功劳，同样是因为亲戚关系。如今有了功劳却请求增加封地，这就是因为亲戚关系接受城邑，却要按照对国人的标准来计算功劳，可以吗？”世人认为公孙龙的话说得明白。我听说留侯到了晚年，决策防守，治理关中，出奇策，攻取马邑，都不再增加封邑。他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很高，朝廷对待他也合乎体制。汉代君臣之间，只有这一点最接近古道吧。《上席侍郎书》是唐庚的文章。古人从未刻意制造事情来作为功劳，所以有功不自夸，无功也不感到惭愧。如果以无功为耻，就会不能安于无事。文章阐发得很好，这是在规劝讽刺宣和、政和年间纷纷制作的弊病。何丞相，即何防【一作何执中】。

译我在学校充任属员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在同辈之中，年龄最为年长，文辞气势和学问才术最为浅陋，教养训导的方法最为疏拙；所以还没有立即离去，正是依赖主人把我看得重要。如今阁下回到朝廷，早晚将受到重用，做执政、做宰相、做公、做师，这确实是门下小子所愿意听到的。然而我这个孤身任职的小官，突然失去依靠，心中不能没有介怀，日夜思考，寻找能够报答万分之一的方法。书生门户没有别的技能，因此把自己从古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献上，请阁下裁量选择。我刚开始读书时，还不熟悉时务，以为古代圣贤都必须建立功业、树立名声。后来涉世越深，经历的事情越多，考察评论前代经史，越来越看清事情的首尾，才知道古人的心意本来并不是这样。船遇到险情便有功，蜡烛遇到黑夜便有功，药遇到疾病便有功，桔橰遇到干旱便有功，戈、弩、剑、盾遇到战事，兜鍪遇到战斗，便都有功。凡是事物有所功效，都是由于遇到不得已的情况。龙蛇混杂居处，禹因此有功；草木堵塞道路，益因此有功；百姓没有粮食可吃，稷因此有功；天理人伦颠倒失序，卨因此有功；夷蛮、盗贼、敌寇违犯纲纪、扰乱治理，咎繇因此有功。从此以后，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列举，但都是因时势而建立功业，并非圣贤的本意。伊陟、臣扈、巫咸辅佐太戊，并没有其他奇特功劳，只是使上帝降临、治理王家，便算作功劳。巫贤、甘盘、傅说辅佐祖乙、武丁，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功劳，只是保全、治理有商，便算作功劳。君陈辅佐成王，毕公辅佐康王，不自行树立功劳，而是遵循周公的事业，便算作功劳。后世只知道有功就是功劳，却不知道无功也是功劳，离道已经很远了；甚至说圣贤有意追求功名，他们探究圣贤也太浅薄了。天下太平已经很久，纲纪文章纤细详尽、全都完备，没有一丝一毫尚未完成或不便利之处；一部《周礼》所载制度大致都已实行，只不过不姓姬罢了。我私下认为，今天正应当持守遵循法度，不应再增加制度、扩充设置。有人在官署中歌唱喧呼，不要过问；有人醉倒吐在车褥上，不要驱逐。客人来到想要发表意见，就给他喝醇酒，不听他的说法。选择士人，只取那些通晓大体、懂得古代义理的人任用；即使他们没有建立功劳，功劳也已经包含其中了。我从古人那里得到的道理就是这样，不知道是否正确？阁下如果认为有道理，回去见到何丞相，也请把这个说法告诉他。《书〈洛阳名园记〉后》是李格非的文章。园林和世道的轻重有什么关系呢？之所以有关，是因为园林的兴盛和废败可以用来推知国家的盛衰，也可以用来推知天下的治乱。盛衰只关系到洛阳，而治乱关系到天下。这篇文章写洛阳，并不是为了园林；写天下，也并不是为了洛阳。全文不过二百字，其中却概括了无穷无尽的盛衰治乱变化。含意深藏，事情又足以作为鉴戒。读它令人感慨叹息。洛阳处在天下中央，依凭殽山、黾池的险阻，扼守秦地、陇地的咽喉，又是赵、魏交通汇集之处，大概是四方必争的地方。天下平安无事时，洛阳还可以保持安宁；一旦天下有事，洛阳一定首先遭受兵祸。所以我曾经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征候。”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开设馆舍、排列宅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处府邸。等到天下乱离，接着又遭受五代的惨酷战祸，园中的池塘竹树被战车践踏，废弃成为丘墟；高亭大榭被烟火焚烧，化为灰烬，随着唐朝一起灭亡而消失，再没有留下什么。因此我曾经说：“园林的兴废，是洛阳盛衰的征候。”既然天下的治乱取决于洛阳的盛衰，又知道洛阳的盛衰取决于园林的兴废，那么这篇《名园记》的写作，难道是徒然的吗？唉！公卿大夫正当在朝廷任职、仕进之时，放任自己只按个人私欲行事，忘却天下的治乱，难道还想退下来享受这种园林生活，能够办得到吗？唐朝末路就是这样。《光武论》。何去非见解亲切，所以判断明确；谈论用兵的情态很有特点。军队不一定人数众多，但拼命效死的人足以取胜；不一定人人勇敢，但能拼死作战的军队就会胜利。古人有因兵多而失败的，也有因兵少而取胜的：王寻、王邑率领百万大军，却败给光武帝的三千人；曹公率八十万大军，却败给周瑜的三万人；苻坚率百万大军，却败给谢玄的八千人，就是这样。率领百万军队面对几千人的军队，本来是必胜的办法；但有时却会失败，是因为骄傲自认为足以取胜，轻视敌人而失败。带领几千士卒抵挡百万大军，本来是必败的办法；但有时却能取胜，是因为奋发于自己必败的处境，以拼死作战而获胜。敌方兵多，本是智将所贪求的，却是愚将所害怕的；自己兵少，本是愚将所担忧的，却是智将所安然处之的。敌军多固然可怕，但我却贪求这种局面，是依仗自己有办法覆灭他们的骄气；敌军少固然可忧，但我却安然处之，是依仗自己有办法激发他们的奋勇。带领几千军队抵抗强敌，使每个人都拼死作战，忘掉自己只是几千弱兵，这是容易做到的；联合百万大军面对小敌，使每个人都尽力效命，忘掉自己拥有百万强兵，这是难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弱小就会想着奋发，强大就容易懈怠的缘故。弱小而奋发，奋发的是他们的士气；强大而懈怠，懈怠的是他们的心情。对于士气，容易乘势利用；对于心情，却难以驾驭。利用容易乘势的士气去激发他们，所以有时能以少胜多；顺着难以驾驭的心情去驱使他们，所以有时会以多败少。因此古代善于论将的人，一定知道将领所能胜任的兵力有多少。如果超过他所能胜任的范围，即使兵多也会成为累赘。韩信认为凭汉高祖的才干所能统率的军队不过十万，而他自己说即使兵多也能办理得更加妥当。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将领，使用百万军队如同役使一个人；编制数量已经确定，阵形名号已经整齐，节制号令一向明确，威严赏罚一向显著，因为有办法使用军队的锋芒。赵括一旦使用赵国四十万人，便束手进入长平的坑中，是因为败在兵众；王翦一定要使用秦军六十万，然后才能战胜荆国，是因为凭借兵多而成功。汉高祖曾经大规模使用过一次军队，胁迫五诸侯的军队，合计六十万人进攻楚国；项羽却带着三万精锐军队迅速发动进攻而覆灭它，濉水因此被堵得不流，这就是将领超过自己限度的情况，也是韩信所忧虑的。曹公用兵，巧妙诡谲、奇异多变，分合出没，应变无穷；他一生从事军事，到老也未尝不以少数军队击败多数敌军。

译最终在赤壁击败曹公的军队、成就刘备和周瑜名声的原因，是曹公以占领荆州为胜，依仗水陆大军而因懈怠失败；以曹公的才能，仍然败在兵多上。由此可知，胜利后的骄傲，并不是曹公能够避免的。王寻、王邑的百万军队正压向昆阳时，他们看城内外的情形，几乎就像俎板上的肉。然而光武帝集合几千士卒，再用必死的誓言整肃他们，用求生的奋勇激励他们，亲自率先搏击；这样一来，他们反过来看王寻、王邑的军队，竟也把它看成俎板上的肉。因此取胜了。可是这次战事，人们只看见这是光武帝的能耐，却不知道他之所以有这种能耐的原因。只有诸将观察他平日的表现，见他遇到小敌人就怯懦，如今遇到大敌却勇猛，曾私下感到奇怪，却不知道光武帝表现出这种勇怯，正是所谓的能耐，而且都是为了求胜。对小敌怯懦，是他的真实情性；对大敌勇猛，是他的权变之术。敌人小而表现怯懦，怯懦便会戒备，戒备便会自我激励，这是取胜之道；敌人大而表现勇猛，勇猛便会果断，果断便会奋发，也是取胜之道。面对小敌显示真实情性，所以不容易被战胜；面对大敌使用权变之术，所以不畏惧而能够取胜。正因为不轻敌，所以能战胜小敌；正因为不畏敌，所以能战胜大敌。光武帝不只是能够以少数击败多数，本来还能够在兵多时把事情办得更加妥当。唉！光武帝取得天下，难道又何尝不是出于真实情性和权变之术吗？只不过别人没有看透罢了。当初伯升结交宾客、喜爱士人，谋划诛灭王莽、恢复刘氏；而世祖却独自经营田业、勤于耕种罢了。所以伯升把他比作汉高祖的兄长仲，人们也以谨慎厚道评价他，没有料到他还有别的志向。等到他编制、统率宾客，穿绛衣、戴大冠，在宛地起兵时，那种勇猛果决的气势，又超过伯升。光武帝的心意所在，难道是一日之间才形成的吗？然而在王莽当政的时代，做伯升所做的事，本来也很危险。因此光武帝独自经营田业、表现谨慎厚道，是他的权变之术；突然起兵、穿绛衣戴大冠，则是他的真实情性。所以伯升首先起事，而光武帝最终取得了天下。唉！像世祖这样的英雄，实在难以企及。《崇古文诀》卷三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三十三，宋代楼昉编，宋文。《上皇帝万言书》是胡寅的文章。它贯通百代兴亡，通晓当今事势，气势充足，力量雄健，议论正直，文辞确切，应当是中兴以来奏疏中的第一篇。臣听说孔子说：“已经做成的事情不要再说，已经完成的事情不要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追究。”如今臣所陈述的，免不了要追究过去的过失，是因为建炎以来有许多举措严重失去人心。如今想要重新收回人心、谋求保存国家，那么过去的过失不能不追究，不能不改正，所以如此。昨天陛下以亲王、同母弟的身份，接受渊圣皇帝的命令，出兵河北。二帝被迁走以后，本应集合义军，向北迎接请回，却仓促接受拥戴，急忙登上尊位，远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再回宫朝见，不去拜省陵寝，杀戮正直大臣以堵塞言路，南巡淮海，苟且偷安度日。敌兵深入陕右，远远攻破京西，却全然不整治军队，丝毫没有防御，盗贼横行溃散，没有人能制止。无辜百姓数百万人尸横遍地，怨气上冲，连太阳都昏暗无光，飞蝗遮蔽天空，动辄延续旬月。此时还制造礼乐文物，耗费无数钱财，竟在城中举行郊祀。朝廷动容相互说是中兴，敌骑乘虚直捣行在，陛下单骑南渡，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一次血流成河。等到恢复正统，御驾移驻建康，却不作长久谋划，各项制度全都衰败松弛。淮南宣抚使最终没有派遣，自己划定大江为界，轻易丧失地势，一味畏缩，只求到远处巡行。军民怨恨叹息，像出自同一张口；国家存亡的决断，已经近在眼前。以上这些次第十多条，都是所谓举措失去人心的大问题。自古以来的衰亡，本来不值得说。就中兴而言，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王勾践、汉光武帝，没有一个不是任用贤能，修治政事，整顿军队；而且他们奋发刻苦、严厉自励，以必定成功为目标，又都根源于愤恨、羞耻、怨恨和怒气，不能报仇，始终不肯苟且了事，所以能够光复旧有基业，都称得上贤君。从来没有在衰败残缺之后，窃窃然因循陋习反以为荣，施施然苟且偷安反以为乐，却能长久没有祸患的。替陛下谋划，应当怎么办呢？而黄潜善、汪伯彦却正用像乳母抚养婴儿那样的办法对待陛下，说：“上皇的儿子将近三十人，如今只剩下圣体一个，不能不自我珍重爱护。”他们竟不知道太祖勤劳取得天下，历代圣主兢兢业业地继承守护，不敢使它坠失。如今宗庙被草莽掩埋，陵墓宫阙被土箕铁锹惊扰，堂堂中华由戎马出入，赫赫帝业由盗贼经营。既然如此，黄潜善、汪伯彦使陛下误守陵庙、缩小国土、使百姓困苦，难道能同燕昭王、越王勾践、汉光武帝相比吗？陛下当初继承帝位，既没有采取迎回二帝的策略，反而因循拖延、远处巡幸；又没有守住中原的谋划，以至于今天，德义不能使人信服，号令不能得到执行，刑罚没有威势，爵赏不能劝勉人。巡幸到哪里，百姓就把淮甸当作戒惧；驻跸在哪里，人们就担心敌人到来。东南各州郡，究竟还有多少地方能够迎接翠华而不至于无休无止？如果不改变道路来挽救将亡的局势，那么陛下将永远背负不孝不悌的过失，常受父兄的责备。人心已经离去，天命也难以凭恃。即使想羁留栖息于山海之间，跋涉崎岖之地，臣恐怕也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如今的办法，希望陛下一概改正从前的过失。那就一定要下诏说：“继承大统，是出于臣民的谄媚而没有觉察其中错误；巡守东南，是出于侥幸心理而没有预料其中祸患。经历变故，仅仅免于危亡，大概是上天在警戒我这个微小的身躯，使大宋不至于失去旧有基业。金人扶立僭伪之主，朕与他们义不共戴天，立志要洗雪耻辱。父兄漂泊在外，陵庙荒凉残破，罪责在我，不能逃避。我要以此号召四海，震动人心，不敢爱惜自身，决意讲习武备。然后选择将领、训练士兵，穿戎衣亲临战阵，巡视淮甸，上至荆襄，收罗豪杰英才，以战伐天下起誓。” 忠义之士一定会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跟随，天下勇武之人一定会响应，如暴风骤起。国用不足，到那时不必担心没有财物；铠甲战马不强，到那时不必担心没有军备。有道义就会得到许多帮助，谁不顺从呢？秦陇虽然遥远，壮士骁骑就可以坐等取得；齐鲁虽然失去，丰厚的财货也必定会自行输送。陛下凡是想做的事，哪一件不能如愿？其中的利害，难道能同退守吴越、每天走向灭亡相提并论吗？”臣不自量力，冒昧替陛下谋划中兴策略，没有比停止和议更大的事情了。和议之所以可以谈，是因为双方在两地用兵，势力相当，利害相等；如果强弱盛衰不相称，和议就不能成功。然而主张和议的人却出于耿南仲，为什么呢？渊圣皇帝在东宫时，正值宣和末年，王黼多次想要动摇太子地位。南仲任东宫官，没有办法，便归附右丞李邦彦。邦彦当时正受宠信，又暗中为将来打算；每当王黼进谗，他常常替南仲解围，也由于上皇仁慈，本来没有更换太子的意思。后来渊圣继承帝位，依次升迁前朝大臣，邦彦做了次相；金人突然来到城下，于是献上和议，而南仲凭宫傅的尊贵身份，正奉着皇后出奔。听说六军护卫的车驾坚守到陈留才返回，南仲为自己的过失惭愧，于是依附邦彦，阻挠种师道进攻敌人的谋略。于是覆亡国家的祸患滋长蔓延，分朋植党，一定要争个胜负。主张作战的，只有李纲、种师道二人。战事的机密一旦泄露，国论便纷乱起来，河东的军队必定要使它覆没，以证明和议一定可信。二帝远去，宗族全部迁徙，中原百姓遭受涂炭，直到今天祸患更加严重，本来都是南仲主持、邦彦为了报答私恩而不替国家考虑造成的。他们的党羽附和，根枝胶结，宁可误害赵氏，也不肯辜负耿门，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自古中国强盛时，如汉武帝、唐太宗，若在四夷面前得志，必定兼并扫灭，以显示国势广大；即使侮辱亡国、招致祸乱，也要竭尽兵力才停止。中国是礼义产生的地方，依仗强盛欺凌弱小尚且如此。如今若认为强弱形势绝不相称，即使向前进攻也万万不能抵抗，那么自古以来徒步奋臂、没有一寸土地却争夺帝王事业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伏望陛下明察利害的根源，停止和议，专心讲习武备，把原来送给敌人的财物用作养兵费用。这正是晋惠公征集修缮、扶立圉的策略，也是汉高祖迎接太公、吕后的谋划。果断施行，坚定不变，也许敌人会知道我们含怒必战的意志，沙漠中的车驾或许还有返回之日。

译否则如今偏处东南，万事都不能争胜：拿财物贿赂敌人，谁能比京城更加富有？拿人质交给敌人，谁能比二帝更加贵重？装饰并送出子女，谁能比中原的美女更多？派遣大臣，谁能比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宰辅更有分量？深思远虑，反复计算，所谓求和一定没有可以成功的道理。从前契丹来到澶州，王钦若、陈尧佐请求巡幸吴、蜀，只有寇准劝皇帝亲征。成功以后，王钦若等人羞惭怨恨，没有借口可说，便怂恿真宗说：“当时寇准难道真有什么好办法吗？不过是用鲜血相互浇灌，就像赌博一样，把陛下当作孤注罢了。”假使人君不明察，那么王钦若的话就会被看作爱护君主，寇准的功劳就会被看作侥幸取胜。如今主张和议的人，情形一一就是如此。如果能够彻底停止和议，陛下不借此来堵塞百姓的期望，大臣不借此来减轻自己的责任，那么就一定会谋划善后之策。事情有缓急，治理有先后；既然决定讲习武备，那么其余许多政事中有时间和力量顾不上办理的，应当设置行台来分别处理。如今典章文物全部荡然无存，各个官司府署几乎成为虚设，最不可缺少的只有吏部、户部，应该把它们当作急务。假如让江淮、两浙、湖北都依照八路的法令，慎重选择监司交付事务，那么吏部铨选之事也会减少，不过设置侍郎一员、郎官两员、胥吏三十人；这样所谓磨勘、封叙、奏荐等常规事务，就可以按照旧例办理了。户部是用来治理天下财赋的，如今四方的贡赋已经很久没有进入王府，往往被州郡以军务紧急、便宜行事为名截留使用，常规制度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治理。我私下看行在的支出，每月不下八十万，只把专卖货物和盐利当作无穷的财源。所以臣认为应当设置行台，可以在建康，可以在南昌，也可以在金陵，审慎选择一处，用来安置太后、六宫和百司；让年高有德、熟悉政务的大臣总领台谏，依守成法办事，郎吏以下不轻易调动，酌量留下军队将领作为营卫；命户部核算费用、调度财物供给他们。陛下奉持宗庙社稷之主，带领军队巡行，广泛治理军务，在各地之间往来，不固定居处。只有侍从臣僚、帅臣、监司以及要害地方的守牧，应当特别留意，按时进退贤能和不肖者，明确表彰功劳、判定罪过；而粮饷的权力自然应专门责成宰相，再选择发运使从下边辅助实行。就像汉代把关中委托给萧何，唐代把东南委托给刘晏一样，治理制度得到适当人选，加上岁月积累，量入为出，还担心没有财物吗？所谓宰相的职责，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扶持颠危、维持危局，责任极其重大，并不只是早朝晚见、坐在政事堂里，疲惫地处理无益的文书末节，调换职位次序来安置亲旧、满足自己的私欲罢了。大乱之后，风俗全都败坏，能够亲自率领天下使风俗彻底改变的，正在于陛下务求实际功效、去除虚浮文饰。整治军队必须精良，任命将领必须贤能，政事必须修治，发誓消灭大恶，不作退却打算，这才是孝悌的实际。派遣使者求和，大量捐送金帛，不以卑屈受辱为耻，希望侥幸得到万分之一的机会，这是孝悌的虚文。屈己表达诚意，以招来天下士人，广泛访求策略，信任并任用他们，以期取得成功，这才是求贤的实际。没有见到贤人时假装不能不见，见到以后却不能遵行他的意见；或者因为苟且卑贱、求取进身的人，就一概轻视天下士人，只做表面礼貌、对外显示美名，这是求贤的虚文。听取忠直刚正的意见，不怕触犯违逆自己，不只是表面顺从，而一定从内心改正；只要有利于国家，当天就实行，这才是纳谏的实际。和颜悦色地称赞，说什么都泛泛接受，合意就高兴，不合意就搁置；给人加官晋爵，却不能使人受到劝勉；或者内心憎恶他的切直，借其他事情把他调迁，这就是纳谏的虚文。将帅之才，必须智慧足以谋划，勇敢足以作战，仁厚足以守御，忠诚而不欺诈；得到这样的人并任用他，然后用恩惠相待、用威严驾驭、用诚信结交，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才是任用将领的实际。庸碌的奴仆和低下的人材，本来没有智谋勇气，见到敌人就立即溃败，和盗贼没有区别；如果同他们亲近厚待，使尊卑威严不能确立，赏赐过多，官职超过本分，以为这样可以收服他们的心，实际上只会使他们更加轻慢；听任他们夸大妄诞地说话，却希望他们朴实而听命，这只是任用将领的虚文。应当淘汰疲惫、衰老、有病、羸弱的人，提升选用强壮、健捷、勇猛的人；分派他们屯驻各处，修置营房以安置他们的家室，聚集粮食布帛以满足他们的衣食，选择众人敬畏而信服的人来统领部伍，申明等级制度，以改变他们骄横强悍、违逆不法的习气。大体应当像周显德年间世宗任命我太祖时的用意那样，然后给他们装备精良的铠甲，交给他们锋利的武器；进攻作战而斩获首级，就给予厚赏；战死，就抚恤他的妻子儿女；退却溃败，就诛杀本人；投降敌人，就诛戮全族。命令一定执行，丝毫不宽贷，这才是治理军队的实务。若不加区别，一概安养姑息，只怕一个人变脸不高兴，侥幸没有事情就说是大幸，这只是治理军队的虚文。教习击刺如同聚众游戏，击鼓鸣金的节拍、旗帜队伍，全都仿效敌人的做法，纪律荡然无存，甚至连将帅也不敢自保，这就是治理军队的虚文。谨慎选择部刺史和二千石官，必定选用明达、仁惠、忠诚、智谋之人，使他们长久任职，整治革除弊政，痛切铲除奸邪贪赃以消除百姓的祸害。即使军队骚动、盗贼尚未平定，也一定要使宽缓防备的政策真正施加于百姓，牢固团结将要离散的民心，不使他们溃散叛乱，这才是爱护百姓的实务。

译诏令从上面发出，虐待百姓的官吏却在下面阻挠；以让百姓出力自保为名，就征发他们的丁夫；以犒劳军队、供养军队为诱饵，就大量搜刮他们的钱粮；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是涉及军需的物资，天天征求，件件都要取办。由于借机营私舞弊，百姓已经不堪承受，却又假装蠲免他们的税租，写入赦令，实际上根本不能免除，只是姑且用来欺骗他们，这就是爱护百姓的虚文。至于保全宗庙、保全陵寝、保全土地、保全人民，如果以这六项实际事务贯穿其中，才是天子的实务。陵墓宗庙荒废崩坏，国土日渐缩小，官员百姓都被当作肉和血来消耗，而以这六项虚文贯穿其中，陛下头戴黄屋车盖，设置幄殿，天将明时乘辇出殿；雉尾扇和金炉夹侍在两阶，仪仗马匹和卫兵严整地分列，赞礼官引导百官依次入内问候起居；退朝以后，宰相大臣恭敬地上前，插笏出奏，司辰官唱报正时，车驾就入内，仪仗也撤出了。每天这样度过，而国势却更加卑弱；那尼堪昼夜磨砺兵器，跨过黄河、越过泰山，像闪电一样扫荡中原，已经有吞并江湖、蹂躏衡山霍山的企图，我们却正挟持着这些虚器，茫然不知将往何处，这就是天子的虚文。如今宿卫军单薄衰弱，国威消磨受挫，我曾请求从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四川、二广抽调兵力防守。把禁军征调来，充作御营的正规军，增加提高他们每月的廪禄，精心加强训练和检阅。陛下亲自统领他们；天子的军队一旦强大，中国的变乱自然会平息。从前汉高祖曾在成皋大败，后来带着几名骑兵渡河，进入张耳、韩信的军营，夺取他们的印信，改换安置各位将军，于是军势重新振作起来，这就是取得统率将领的大权。即使有韩信那样的才智，也尚且不能测度他的意图，因此他夺取秦国、消灭项羽就很容易了。如今陛下想在刘、韩、张、岳四人的军队中有所调换、罢免或安置，我知道这是办不到的。权力既然偏重，权柄既然被臣下反过来掌握，他们必定认为陛下不能一天离开他们，因而傲慢无礼、桀骜不驯，日益滋长。陛下以孤立的身份把自己寄托在他们之上，怎么能使这四个人永远没有怨怒、互相激发而不发生变乱呢？苗刘之乱仓促发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莫如先聚集天下精锐之兵，以增强御营的势力，然后才可以压制悍将骄兵。悍将骄兵既不敢妄动，全部服从纪律，那么四方横行溃散的军队以及成群起事的失意盗贼，必定自然平息。仍有猖狂不守法者，就派偏师和精锐士卒前去擒拿消灭，于是停止招安的策略。何况陛下把雪耻复仇作为自己的责任，凭借大义行事，天下顽劣凶暴、不讲义理的人，必将收敛衣襟、倒转兵戈，听从驱使的命令了。汉光武帝成为铜马帝，采用的就是这条道路。陛下试着让执政大臣抛开文书细故，不要另立说法互相辩驳，日夜谋划回转局势，选用合适的人来办理此事，一定会看到成效。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军队仍不强大，敌人仍不畏惧，盗贼仍不止息，然后才可以把一切归之于天命，说再也无事可做了；否则就是自己放弃自己。陛下如果确实有自我放弃的念头，却想在眼前三四个庸将、几万名溃兵中求得长久安定，三尺高的孩童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自古谋求成就王霸事业的人，必定确定根本之地并牢固守住它，但这并不是说一定要在那里建都。陛下的家世历来以汴京为都，舍弃汴京还能在哪里建都呢？如今想利用关中来控制山东，力量却还达不到。按照南渡六朝的旧例，就不能舍弃建康。虽然如此，如果想谋求进取，却不是坚定坐守、纹丝不动就能保证成功的；应当观察进取形势的便利之处加以利用，以谋求成功。我私下认为只有荆襄最为有利。春秋时代，楚国曾凭借这里同中原大国抗衡，窥伺周室而问鼎。三国割据时，曹操听说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惊骇得连筷子都掉了。六朝建立以后，虽然南北的形势已经分裂，也一定要更加重视上游。庾亮想经营中原，就先分兵戍守汉水、沔水一带。宋太祖想要讨伐魏国，就先扩大襄阳的资财和力量。所以晋代何充说，荆楚是国家的西门，土地连接赵地、蜀地，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可以平定中原，失去合适的人才国家就会忧患。如今湖北连接京西，虽然没有特别险要的山川，但方城可以作为城防，汉水可以作为护城河，这是管仲也不敢轻视的地方。它靠近中原，从南到北不过千里，险要之处容易防守，不像淮水、泗水流域那样是广阔平坦、四处延伸、四通五达的平原，容易进入而难以防备。曹操用兵，仿佛孙武、吴起，而在赤壁失败，几乎无法挽救，由此便可看出形势有难有易。若真能屯垦唐、邓、襄、汉的田地，用来供养新兵；从广西调出武陵峒丁，并且使用黔獠军；修筑坚固堡垒，分列驻守汉水上游；用水军阻截，以正规军纵向连接，以弓手和民军横向联络，牵制江州、黄州，随时威胁庐州、寿州，那么进取的根基就建立起来了。然后陕西的声势和血脉便能贯通，骑兵步卒可以到达；四川、广大地区的财富，都如同外府，容易拱手取得。和漂泊在大江以南、栖身蛰伏在东海之滨相比，险易利害相差太远了。建康固然是六朝旧都，甘心守住偏僻一隅，迁延国家的命运，也有什么不可呢？但我独自认为不可，是因为陛下所负的责任与晋元帝不同。西晋被刘聪吞并，再也不能重新建立；怀帝、愍帝两位君主都被杀身亡，所以元帝原为琅邪王，又凭借王敦专制淮南十年的威势，起兵而继承帝位。然而传了十代皇帝，享有国运一百年，强臣在内部叛乱，群雄在外部逼迫，能够勉强保存下来，仍像系在旒旗上的玉饰一样摇摇欲坠。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谋略的臣子和勇猛的将领，也不是没有带领重兵出入作战的人，最终却不能收复中原，不只是天命，也是形势使然。如今陛下的父兄在敌人那里，只要确实平安无恙，住在穹庐和蛮族帐幕之中，环境臭恶、杂乱拥挤，他们的衣服饮食、居住起居，哪里能和中原百姓中等人家的奉养相比呢？他们听说陛下继承帝位，一定会日夜向南眺望，说：“我的子弟做了中原的帝王，我回去或许有日子了！”他们正在极其痛苦、忧愁、荒凉、屈辱之中，生出这样的念头，说出这样的话，至今已经三年，日益急迫、日益切痛；而献策的人却正要引导陛下向南巡幸，使他们一天比一天离得更远、被遗忘得更深，于是再没有恢复国家的心思，另行寻找建都的地方，这是我深深不能理解的。如今河北、河东的百姓知道朝廷不再顾念他们，想想山东、京西、淮甸的百姓，还希望陛下没有忍心立即抛弃他们；如果再拖延几年，就来不及挽救，那么怨恨陛下而替敌国效力的人，到处都会如此，又何必一定是尼堪呢？

译在这个时候想要建都，不仅不可行，也一定办不到。所以我希望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分率各路将领渡过长江，广泛开拓土地，整治盗贼；陛下自己带着两三万精兵作为车驾的护卫前往稳固之地。秘密而迅速地在州郡设置营房，以安置保存所谓的老小家属。陛下带着这些兵渡江向北，放慢马缰缓缓前进，派使者巡行慰问父老，安抚经历刀兵之后残存的百姓。到了荆襄，就在那里筹划部署，把它作为根本之地，像汉高祖对于关中、光武帝对于河内一样。即使巡行往来、四处征伐，而必须牢固守住、必争而不能失去的地方，也要把荆襄放在首位。陛下正值盛年，不像古人年老时才举事，只希望万分之一的成功。若真能坚忍奋发，卧薪尝胆，长久坚持去做，却仍然不能成功，那么史书所记载的周宣王、汉光武帝的事迹，都将是欺骗后世的妄言，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了。陛下聪明洞察，一定不会这样认为。上古帝王治理国家的原则，是敦厚和睦宗族，强化根本、削弱枝末，用来巩固帝业、延续上天的福命。推究他们的用心，是把天下看作公有，而不把它看作私产。起初并不像后世那样以智谋和力量把持权势，心胸狭窄而多疑，即使是骨肉至亲，也瞪眼防备，丝毫不肯给他们权力，唯恐他们寻找机会倾轧自己，灭亡的秦朝就是如此。汉朝以秦朝为鉴，于是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规定不是刘氏不得封王。到了后来，光武帝、刘备都凭借宗室身份倡导义举，在国家几乎灭绝之后重新起兵。汉高祖固然想制定长久无穷的计划，并不是为了自己一身，而是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足以大大庇护子孙，使他们万世享受血食祭祀。既然如此，分封宗室，就是巩固天下的重要办法。如今陛下的族人被带到北方的已经很多了，侥幸逃脱的又能有多少？可是黄潜善、郑黼说陛下是以支子入继帝位，又不是按照正式传位的命令，因此国家形势尚未平定，恐怕至亲之间不免有非分的企图，于是制造疑惧、虚声恫吓，以恐动陛下的心。所以从南都到维扬，诛杀流放的刑罚、猜疑忌惮的意图接连出现。即使他们的罪过有些是自己招来的祸患，但也恐怕未必全都出于治理亲族、整齐家族的善意。如今应当在同姓宗室中不论亲疏，选拔贤能的人，分布在内外各处，广泛任用；其中声望和实际才能特别杰出的，陛下应当留下来担任宿卫，辅佐王室。那些有克敌制难功劳的，应当逐渐实行分封土地的制度，像星辰罗列、棋子排列那样分布各地，用来安慰祖宗在天之灵，延续国家如一线般的命脉，使敌人知道赵氏居于中原的宗室还有这样多，即使曾经失去又重新得到天下的，也不只是陛下一个人。这样，他们扑灭炎火般的横暴之心、树立异姓叛逆阴谋的行为，或许可以稍稍止息吧？开创基业、传下统绪的君主，必定有纲纪留给子孙；继承世代、承接秩序的君主，必定守住纲纪来效法祖宗。纲纪存在，国家就存在；纲纪灭亡，国家所依系的根本也就灭亡了，就是这样啊！一个君子被任用，众多小人未必退去；一个小人被任用，众多君子却一定退去。两者势不两立，而对君子来说尤其困难，大概事情本来就是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到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有时被任用；但罪行显著就斥退他们，君子有时也会被废黜；然而忠诚显著就重新起用他们，所以他成就当世的功业、留给后人的辅弼，都是君子。到了王安石却不是这样，他排斥断绝君子，一旦离去就不再回来；崇尚信任小人，一经任用就不改变。因此他败坏当时政治、给后世造成祸害的人，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培养的君子，既已长久而且年代久远，日益消亡；王安石所教养的小人，正当新近而势头强劲，繁衍还没有停止。这就是误国破家，祸害极其深重猛烈而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原因。既然如此，陛下想寻求君子来任用，却又不肯爱惜爵禄来等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极难做到吗？君子还没有找到，姑且只要没有那些败坏事情、罪行显著的小人，却稍稍把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尚未到来时，召请他们唯恐他们不来；既然来了，任用他们又唯恐不够迅速。这样混杂在一起一同进用，他们的党羽必定聚集起来。所谓悔过而任用贤人的心意，与陛下改正政治的初衷完全不相称了。陛下的土地、金帛能有多少？难道经得起这类人的大言轻率地舍弃，把它们全部输送给敌国吗？本来想要引进豪杰、延请英雄，却树立这样的标准，这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前进，车辕朝北却想到越地去一样。用贤能的人治理不肖之人，这是治平以前陛下家传的法则；用不肖之人治理贤能的人，这是熙宁以后陛下家传的戒律。何况如今否塞的气象充满中原，阴暗势力滋长，正在敌国蓬勃兴起；若没有旷世罕见的奇才，上下内外交替任用、彼此配合，太平如何恢复，闭塞如何倾覆呢？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一件事。尊重文臣、抑制武臣，是有国家以来不变的原则。汉高祖任用韩信、彭越，并没有让他们的地位超过萧何、曹参；光武帝任用贾复、耿弇，并没有让他们超过邓禹；唐太宗任用李靖、李勣，并没有让他们超过房玄龄、杜如晦；蜀先主任用关羽、张飞，并没有让他们超过诸葛孔明。不只是他们礼仪文饰、等级次序不同，他们真心用来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也不同。如今儒学衰微，朝廷中没有德才卓著、能够稳立不动、承担谋划指挥功劳的贤臣。陛下深深依赖、把他们当作心腹和爪牙的，只有三四个庸将罢了。这几个人若按近来的情况评论，曾经连种师道的仆役都不够担当，何况还指望他们成为古代名将呢？他们却傲慢懒散、体态庞大，承担重大寄托；让他们平定盗贼，有时尚且不能，哪里敢希望他们向敌人射出一箭呢？他们自己惭愧没有办法塞责，就用大话和诡辩向上欺骗圣听，用傲慢的言辞和无礼的态度向下蔑视朝士，说今天的祸乱都是文臣造成的。敌人正强大，不能与之争锋，必须退避自保，等待时机行动；又不约束统领的部众，一行动就溃败，溃败就变成盗贼，变成盗贼就招安，招安就授官，如此反复循环，没有穷尽，这种成为国家祸害的情形，难道是文臣所敢想望的吗？我私下听说陛下推诚相待、抚慰他们，却失之过厚，使他们出入内禁，不按时节节制。小人不懂义理，习惯于所熟悉的环境，便以为君臣上下如同朋辈，凭借皇帝的威势，没有止境。受宠而不骄傲，骄傲后仍能降服，降服后不怨恨，怨恨后仍能安定自持的人，实在少见。我希望陛下把心腹大事托付给大臣，以礼貌对待近臣，常常使南衙朝士的声势重于这些人，那么天下有才而自重的人，一定愿意站在陛下左右；遇到缓急之时，也一定有人能够为陛下竭尽忠诚气节而不愧于古人。

译我参加内朝班列之后，想寻求像汲黯那样的近臣，能够以气势折服淮南王一类的人，却还没有得到多少。我乘着破旧车子，羸弱的身躯在高大的门、长大的仪仗马之间战战兢兢；卒伍中的卑贱之人都可以用恶声斥问我是谁，我不敢正色反视，稍微触犯他们的威势也不敢。随从之臣尚且如此，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唐代制度中，监察御史官秩七品，穿绿色官服，地位已经很低；然而奉命出使时，节度使仍要准备弓箭袋，在郊外迎接。本朝沿用这种意思，郎官出使时，排列的位次还在转运使之上。这些做法大概都是想尊重朝廷，使百姓熟悉上下尊卑的区别。按照旧例，宰相坐在待漏院，三衙管军在帘外倒持手杖，作揖问候而经过。吕夷简任宰相时，有一名管军官忽然在殿廊遇见他，因年老而慌乱，来不及下阶作揖，并不是犯有悖逆凶暴的罪过。吕夷简却上疏请求离职，认为这会使朝廷受轻视；那名管军官因此被废黜斥退，可见名分职守的严明到了这种程度。如今竟看见他们与朝臣分庭抗礼，按照这种情形发展，势头不会在一天之内停止。陛下若不为他们区别、表明尊卑，就是自己削弱朝廷的阶陛，使尊卑等级不复存在，还将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二件事。治理天下，必须任用笃实而亲身践行的人，舍弃浮华之人；这样才能使教化美善、风俗良好。本朝自熙宁以前，都遵守这个原则。到了王安石，却用近似佛教、道教的学说扰乱周公、孔子的实学，断绝废弃史学，倡导虚无之说，使天下人的习气趋于一致。这种习气沿袭至今已经五十年，士人以空洞言论相互夸耀，却不适用于实际；把办事看作粗浅的末迹，说不值得谈论。有的人如果遵守规矩、守住廉耻和分寸，稍稍不同于众人，群起嘲笑，宗族也讥笑他，把他当作异类；众人纷纷肆意妄为，以至于败坏国家。二帝受到屈辱，羿、莽之类擅自掌握朝政，还说这只是偶然罢了。至于守节而死、为国赴难的人，不过一两人，这就是浮华轻薄造成的祸害。想要改变风气、转移习俗，只在于君主所喜爱和厌恶的是什么。韩琦、富弼在朝时，文武两班中达到升朝官以上的人，都不许自行申报磨勘，全部听凭有关部门考核举荐，用来培养和劝导廉耻，扩大张扬礼义廉耻四维。所以当时的人知道自重，风俗忠厚。如今竟有人身为从臣，却自行申报磨勘，请求施加恩典、转升官职，还不以此为耻。继续推究下去，见到利益就一定忘记道义，贪求所得就一定害怕失去，遗弃亲人，怠慢君主，背叛篡夺，都可以逐步发展出来。这是明君最为害怕、最应深切警戒的事。如今一切教化的根源都在陛下。陛下如果努力实行孝悌，天下忠诚顺服的人就会来归。喜爱贤能、远离奸佞，天下重视名节的人就会出现；奖赏清白，贪污的人就会被屏退；尊崇操守和义行，奔走钻营的人就会止息；表彰有实际才能的人，虚妄欺诳的人就会受到惩罚；以忠厚为贵，残酷刻薄的人就会远离。至于文辞华丽、言语工巧，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人，实在不应任用，不能借此鼓励浮薄之风。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谄媚奉承张邦昌，说道：“这不是商汤、周武的干戈，而是同尧、舜一样的禅让。”后来替张邦昌写请罪表，又说：“孔仲尼接受佛肸的召请，本来是为了兴复周室；

译纪信乘坐汉王的车，本来就是要欺骗楚军。” 颜博文就是近世所谓善于写文章的人，他的操守和手段反复无常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廉耻之道消亡，礼义廉耻四维大坏，国家也会随之覆亡。陛下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三件事。法度，是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号令，是用来施行法度的手段；信义，是用来使号令真正实行的根本。孔子说：“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圣人重视信用，甚至把它看得比死亡还重要，似乎太过分了。鄙陋的人和浅薄的儒生，把智诈、诡谲、欺骗当作手段，一定会轻视这句话。然而真宗在澶渊与契丹结盟，契丹遵守盟约，一百二十年不敢首先发动进攻。宣和年间宰相王黼突然毁弃盟约，出兵联合远方夷族，讨伐盟国，夺取景德年间的誓书，送回天章阁。对天地鬼神在上、郑重立下的誓言，自己背弃了它，于是使远方的人得到借口。金人同我们有什么仇怨呢？都是契丹挑唆他们，借助他们的手和兵力，来报复国家被灭的仇恨罢了。失信的祸害，竟达到这种地步，孔子的话实在并不过分。可是近年以来，朝廷对百姓失信，尤其严重。我不能把具体情况全部列举，只说那些所谓“前面已经下达的指挥今后不再施行”，以及所谓“已经派遣下去的人另行给予差遣”之类。这些奏章中的话，想必每天都在陛下听政之处听到了。陛下为什么吝惜不命令大臣，让他们审慎思考、反复斟酌，却直接犯下这种收回成命的过失，使四方听闻而惊疑呢？如今外地州郡擅自专断、不接受朝廷命令的渐渐增多，他们所凭借来指挥役使人的，正在于号令发得不恰当就轻视，守令执行不坚定就怀疑。既轻视又怀疑，那么发布制命的权力就不在陛下手中了。承受诏命的人已经多次奉行，实在难以不说“略微按照应当破除的指挥办理”，于是又说还不算晚，必定再次更改。近在朝廷尚且有这种风气，远及四海，便可以想见了。陛下即使有真正贤能的人，把他交给地方，让仁政惠泽传播到百姓那里，也会因为这个缘故，无法责求其功效。百姓虽然愚昧，却习惯于观察和认识事物，一定会认为朝廷的命令全是在欺骗自己；这种念头一旦萌生，奸雄就能够趁机诱导他们。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四件事。郡守、县令，是亲自接触百姓的官；监司，是统辖州县的长官。天下的治理从一个县开始，县治理好了，州就治理好；各州没有不治理好的，天下就治理好了。明主一定要慎重选择担任这些职位的人，也一定要长期任用他们，以考察功过的实际情况而施行赏罚。近年以来，朝廷调换郡守、监司，没有一个月不发生，几乎多得不能记数。东南的路分不过十多个，为什么要这样纷纷调换呢？陛下应当查明其中的原因。难道是说他们没有才能，所以罢免吗？那么为什么不在任命以前审慎考察呢？我只怕未必是这样，恐怕只是出于掌权者的私意罢了。百姓的力量已经困乏，财用已经枯竭，溃兵和凶恶盗贼在其间往来，军事事务和军需供给又一齐压在上面。朝廷忧劳叹息而尚且不能救济，难道还忍心不为他们选择忠信的长官、慈惠的官员来安抚他们吗？这是整顿国家纲纪的第五件事。日月流逝，岁月不等待我们。今天已经比前一天困难，怎么知道后一天不会又比今天更困难呢？过去的事情虽然不能追回，却不应认为没有什么可做便就此停止。天意最终能够战胜人为，大福不会再次降临，这实在令人深忧恐惧。今年春天，雷声震动而大雪降下，白虹贯日，太阳中出现黑子，钱塘的变故，其实已经先呈现了征兆。我恭敬地认为上天仁慈，眷顾陛下，恳切深厚地反复申明降福的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陛下从艰难祸患中走出，侧身自省、怨恨自责，亲近书史，引见众多士人，减少撤除玩赏之物，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也已经不再是维扬时的情形。臣民都知道这一点，不可欺骗。但责任越重大，力量就必须越强；责任越重大，忧虑就必须越深。天下万姓因为二帝的缘故，对陛下的期望不只是这些罢了。到了闰月，金星侵犯大火，光芒炽盛而怒气赫然；九月初一，发生日食。车驾又有考虑祸患、预先防备的出行，明堂于是空虚，阳德大为衰弱。钱塘是受辱之地，哪里可以再次使六龙车驾屈驾那里？县名为柏人，汉高祖尚且不在那里住宿。如果趋向会稽，幸而到达三衢，那么那里地形偏僻闭塞，扈从卫士更加劳苦，贡赋不能通达，财用更加窘迫，道路艰难阻塞，朝见更加稀少，驿站道路迂回深远，命令更加隔绝。人们知道陛下没有兴复国家的志向，威权日益削弱，没有什么可以仰望，便会丢下武器、四散逃走，谁能阻止他们呢？只有我这番区区之言，义理明白、事情顺当；思念迎回父兄，发誓报仇雪耻，奋发志气、加强力量，有进无退，或许足以感发军情，在极其危急的处境中率先带领将佐，寻求生存之道。这不是怯懦畏避所能办到的。如果不这样做，却姑且依赖天命而不肯放弃，就像不在田里耕种，却空着肚子等待好粮食运来；活着时不绩麻，却露着肌肤等待野蚕结茧一样。这在事理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又何况只有这些百姓对宋朝拥戴不二，只是因为祖宗的德泽深厚，人们不忍忘记；即使陷入极端困苦，仍然没有分崩离析；即使极其怨恨愤怒，仍然没有反叛。然而根据近来巡行经过的地方来看，沿道路各里县的百姓，全都逃避兵卒，地方一片空虚。严重的地方，田地荒芜，房屋毁坏，百姓不能保全生计和聚居，满眼都是萧条景象，完全不是百姓来迎接圣驾、盼望恩泽的美好情形；把这种景象传示四方，又凭什么彰显德政呢？敌人驻扎在山东，听说有分成几路一同进攻的谋划。陛下如果不把将相托付重任，早早防备遏制，却只想深入寻访幽远之地，那么回头看各州郡，又将重新变成空虚的城邑。敌人必定说：君王尚且畏惧逃避，凭什么责求我们守城？百姓看到这种情形，怎么能长久忍耐而不发生变乱？他们如果不望风跪拜来侍奉敌国，就一定会推举贤者、选择能人，治理自己、保全自己。陈胜、吴广乘着百姓不能忍受而起兵，刘邦、项羽又趁机而起，秦朝于是灭亡，大概根源就在这里。古人称中兴的治理说：“拨乱世，反之正。”秦朝不合正道而且极其混乱，汉高祖使它返回正道，于是兴起；王莽不合正道而且极其混乱，光武帝使它返回正道，于是兴起；隋朝不合正道而且极其混乱，唐太宗使它返回正道，于是兴起；唐末五代不合正道而且极其混乱，我太祖皇帝使它返回正道，于是兴起。所谓返回正道，就是反过来改变原来的道路，彻底追究败亡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全部改掉并清除，就像翻转手掌那样容易。

译如今的混乱也可以说极其严重；能否使国家返回正道而兴盛，在陛下；最终衰败不振，也在陛下。敌人虽然暴虐强大，但它的灭亡可以等待；我只怕中原的豪杰因此而起，平定我们的乱局，兴起他们的政治，那么陛下的大事就完了。天下会把这件事记载下来，野史会书写其中的善恶荣辱，流传给后世；后人看它，也如同我们今天看古代一样。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拥有天下，楚国拥有七千里土地，却成为秦国的仇敌和役使对象。如今粘罕的强盛还不如秦国，他对中原所犯的罪过，却使没有一个人不怨恨，这比秦始皇对六国所造成的怨恨还要深。东南的形势控制江山，又兼有吴、楚之地；西南到岭海的广大土地，封域仍然完整，并不像商汤只有七十里土地起兵。然而乞求怜悯、苟且偷生的局势，竟比楚国被秦国役使还要严重。这就是我日夜愤懑、替陛下痛惜、又为大臣错误的谋划而悲伤的原因。从前宗泽留守京师，不过是一个年老的从官，却还能以诚意鼓动各路义军，向北联络怀州、卫州的百姓，发誓共同迎回二帝，大家都表示愿意听从，约定日期秘密响应的有数十万人。不幸被黄潜善所憎恶，百般阻挠压制，宗泽愤懑忧郁而死，志愿没有实现。群臣也没有谁敢把宗泽的谋划上奏给陛下，由此可知人心还没有厌弃二帝的恩德。何况陛下身为二帝的子弟，所负的责任还有谁比您更重呢？如果真想面向北方有所作为，我将看见锄头和农具的惨烈超过长矛，百姓奋臂的威力超过铠甲兵器，四海都只供陛下驱使；这决不会是错误的策略。关键只在陛下决断还是不决断，作为还是不作为罢了。《崇古文诀》卷三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三十四，宋代楼昉编，《宋文》。《论遣使札子》：胡寅根本经义，通晓事情，毅然显出不可动摇的神色。我私下听说，朝廷已经议定派使臣进入云中。我愚昧浅陋，幸蒙陛下擢升置于从班，职责在于进献意见、接受诏问，即使是小事处理不当，也应当上奏让陛下知道，何况派遣使臣关系重大，即使起初没有参与商议，只要心中有不安，哪里敢缄口沉默，便冒昧写成奏章论说。伏望陛下留心省察。从前孔子作《春秋》来昭示万世，君主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的原则，没有不完备地记载，其中最重要的，不过是父子、君臣的义理罢了。鲁桓公被齐国杀死，鲁国的臣子对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庄公是桓公的儿子，不但不能替父亲雪耻，反而与齐国交好。鲁庄公元年为齐桓公主婚王姬，四年和齐国在禚地打猎，五年与齐国会合攻打卫国，八年与齐国共同包围郕地，九年又在蔇地与齐国结盟，这一年还替齐国接纳公子纠。孔子厌恶这件事，详细记载在《春秋》中，以表明他消除怨恨、互通和平的罪过。鲁庄公只是忘记了父子、君臣的义理，鲁国的臣子也仿效他，所以公子牙弑君的阴谋在前，庆父无视君主的行动在后，卜齮、圉人荦的刀刃又在党氏、武闱之间交相发动，鲁国的宗庙祭祀几乎像一根线那样将要断绝；这就是消除仇怨、互通和平的结果，难道不是后世永远的鉴戒吗？女真人惊扰陵寝，残害毁坏宗庙，劫持二帝，使祖宗的百姓陷于涂炭，这是陛下的仇敌。近来误国的臣子知道自己的才术不足以平定祸乱，又贪恋羡慕富贵，所以胡言乱语、制造幻妄，派遣使者请求和议，以求苟延岁月；这样已经九年了，结果怎么样呢？那些人自己盗窃爵位，离去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对于陛下的圣德和国家的大计，亏损实在太多。幸而陛下的勇智日益增长，在长期被邪说迷惑之后仍能独自明察，奉行上天的讨伐，列举贼臣的罪状，重新安定国家局势，逐渐谋求恢复；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都想着亲自效力来辅佐伟大的功业。譬如人行万里，已经登车出门；又如支撑高大的房屋，刚刚扶正根柱；国家存亡、政治治乱，实实在在系于这个时候。如今却无缘无故踏上庸臣的旧路，踩在危亡国家的地基上，违犯孔子的戒示，重蹈鲁庄公的事情，忘记复仇的义理，陈说自取羞辱的话，我实在替陛下不取。有人说，不如这样稍稍低头受辱，可是二帝怎么办？我回答说：自建炎丁未直到甲寅年，所做的低声下气、厚重送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派遣的使者，不知有多少人了。知道二帝在哪里的人是谁？见过二帝面容的人是谁？听到二帝言语的人是谁？得到女真人要领的人是谁？因为讲和而能够平息兵乱的人又是谁？我只看见丙午年以后，通和的使者回来还没有停下脚步，黄河、长淮、大江就接连失去险要。后来我又听说去年冬天使者回来报告，说敌酋豪帅已经服从，国势已经安定，这些话写在奏章中，传播到远近各地。没有几个月，刘豫就发兵侵犯正道了。女真人知道中国最看重的是二帝，知道中国最痛恨的是被劫持，知道中国最畏惧的是用兵，于是总是表现出想和议的迹象，增加我们所看重的，平息我们所痛恨的，隐藏我们所畏惧的。中国却坐在那里接受这种诱饵，过了很久才醒悟。天下必定会认为我们从此改变了计划。为什么还要再次提出这种错误的计策呢？如果说只是暂且这样做，哪里有修书称臣、厚费金帛，只为成就一件姑息之事的道理？如果说是因为二帝的缘故不得不如此，那么以前的结果就可以考察。何况时间越久，敌情越隐秘，必定没有能够沟通的道理。我曾思考过：陛下同女真人断绝关系，臣下没有所得，而君主成就义举；如果通和，利益归于臣下，而君主承受它的恶果。所以凡是愿意出使并同女真人讲和的人，都是为自身谋划，而不是为国家谋划。陛下为什么不依据孔子的论断，决断这件事呢？自从王安石废黜《春秋》以后，天下学士不知道尊崇它，乱臣贼子便接连出现在四海之内。幸而遇到陛下尊重信奉这部书，孔子的志向将要在今天得到伸张；正应当考察《春秋》褒贬笔削的用意，来判断今天的事情，只要施行其中一两件大事，陛下的美名就会辉映千古。当今的事情，没有比对敌国的仇恨更大的了。想要解除这种仇恨，必须消灭这个仇敌；因此应当采用复仇的主张，不任用主张讲和的臣子，实行复仇的政令，不再办理讲和的事情，使士大夫、三军、百姓都知道女真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人人都有至死攻打女真的志向，抱定一百人中也不回还一人的决心，这样二帝的怨恨才有平息的一天。陛下履行人子之职，即使我们这些臣子才能低下，也能扬眉吐气地活在世间，预先分享荣光。假如不这样做，以中原万乘之君向仇敌称臣，那么宰相以下全都是仇敌的陪臣。即使女真人欣然同意和解，派一名将军率领数万人驻兵泗水之上，希望同陛下面对面订立盟约，签订盟约后退兵，不知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呢？那时他们又想改换我们的重臣，分割统领我们的兵将，割取我们的土地，征收我们的租赋；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件发生，难道我们能够顺从吗？顺从，就没有办法立国；不顺从，就会毁坏和好关系，这究竟凭什么才能立足呢？我实在愚直昏昧，思考也不能通达，因此略微陈述古代的义理，冒犯圣明的听闻，只希望陛下试加采择。如果合乎圣意，就应当认为世代的仇敌必须复仇，没有可以讲和的道理；明白下达指挥，停止取消派遣使臣的命令。立即刻印、销印，不过片刻之间，既不会损害日月的光明，反而足以彰显陛下善于谋划、能够听取意见的美德，免得连累圣德、误害国家大计。再论派遣使臣的札子。胡寅说：“利害关系明白而切实，只是从道理上看确实如此。”

译我私下听说，宰相张浚有关于出使之事的意见，认为这是兵家运用机变权术的事情，同我所论的道理不同；如今何藓已经要出发，事情无法挽救和制止。我任职侍从，起初有所陈述，已经承蒙圣上知悉。如今张浚作为辅佐国家的谋臣，是陛下改变脸色、以礼相待的人，形势上很难因为我的缘故阻止他的意见；我不应当竭力争论取胜，只白白造成纷纷扰扰。然而我再三思考，始终不明白张浚的说法，必须剖析说明，让陛下听到，希望陛下留心阅览，暂且记在心中，等日后验证我的谋划与张浚的谋划谁对谁错，那么出使的利害便可决定。现在我还不敢要求立即判明是非。尼堪统率军队二十多年，攻破大辽，削弱我宋，虽然没有长远谋略，却精通用兵，他的行动不可测知。如今我国的虚实，他难道不知道吗？还要先用卑下的言辞、保持谦逊，才足以使他骄傲；表现弱小、屈服退让，才足以平息他的愤怒吗？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一点。庚戌年以后没有派使臣，敌兵也没有来；到了癸丑年派遣使臣，敌人便引诱敌使进入我国，冷眼观察后离去，脚步还没有转回，淮南的警报就送来了。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二点。从前我国派出的四批使臣，都是朝廷选拔的侍从之臣；听说他们进入敌境，日夜驱驰，几乎没有礼节；等见到尼堪，只能坐在那里承受欺骗，很快回来，从来没有得到敌人的要领。何况何藓只是一个使臣，他怎么能够承担窥探敌国情况的事情呢？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三点。从前富弼出使，仅凭一句话就使南北双方百万军队停战，可以说是伟大了。使者回来后朝廷论功行赏，升迁官职。富弼却认为中原不能用兵，只能徒然依靠使者的口舌，使敌国屈服，这是最大的耻辱，始终不肯接受赏赐；他的见识到了这种程度，才可以办理国家大事。如今奉命出使的人一开始就谈论自己的私事，祈求对方加恩，一两件事情满足心愿后才出发；所担忧的是他们的见识卑近，和市井之人没有不同，难道还能明目张胆，不辱没君命吗？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四点。万一敌人凭借兵威当面逼迫，肆意恐吓，使者一定不能接受死亡，那么反而会把我国的情况告诉敌人，这是自己败坏自己。生死关头，只有烈士不害怕，难道说何藓能够做到吗？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五点。敌人最大的欲望是什么，谁不知道呢？他们既然有贪得无厌的心，正希望刘豫明天就灭亡，却也一定会在今天前去救援；何况刘豫这个贼子哀求乞援，秋高草熟，敌人前来接应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这些事情根本不必窥探侦察，在一堂之上坐着就可以完全看清。这是派遣使臣无益的第六点。如今淮河以北，刘豫把那里自认为是他的封疆；黄河以北，尼堪把那里自认为是他的国土。即使这样，使者出行，难道能够乘云驾风，直接到达北庭吗？必定要渡过清河的阻隔，经过浊河的限制，然后才能到达。去年冬天下诏，列举刘豫的罪状，明确说明他是贼臣，如今刘豫肯接纳我们吗？难道还要派使者把这些话告诉敌人吗？臣恐怕敌人讨伐凡伯，这种事倒是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派遣使者的第七种无益。如今我和敌人的形势，就像两家有着永世不能化解的仇恨，一方弱、一方强，强者不断侵凌，弱者也只能固守门户、严加戒备，等待时机行动，这样或许还能有所成就。如今却想派一个仆役，用酒肉防备他，用金帛取悦他，只不过更加显示我们的软弱，增加对方的强势罢了，这就是派遣使者的第八种无益。自古以来，兵强马壮、玩弄武力而不知收敛，却没有发生自取焚灭的变故，这正是五代那些英杰显耀功业、垂名青史之所以难以做到的地方。尼堪这个人，并没有保全国家、使国祚长久以及兼并天下的谋略。推测他的精兵强将会逐渐老去，老去的会死掉，他的马齿也一天比一天长了。他的谋臣们志得意满，沉溺在子女玉帛之中，不过几年，必定会遭遇祸败，这是很容易看出的。万一今年冬天敌人党助刘豫这个贼臣，轻率地一来，陛下严明申饬将士，占据大江的险要来抵御他们；敌人再战就会衰弱，三战就会耗尽力量，这是必然的。些微的胜负，是用兵家的常事。如今还没有交战的迹象，却仓促自行承受侮辱，以表示畏惧，真情显露、力量屈服，反而会被对方乘隙攻击；这不是兵家因形势所迫而采取的办法，而是派遣使者的第九种无益。那些主张和议的人，不过是迎合尼堪的意图，只为自身谋划罢了。陛下日夜思求贤才，直到太阳西斜也不倦怠，穿菲薄的衣服、节省饮食，住简陋的宫室、使用粗陋的器物，以此供养战士，本来就是要让父兄共同抒发天地不容的愤恨，洗雪沧海也不能涤除的耻辱。若坚持采用和议之策，谋臣就会离心，义士就会丧气，将帅会苟且偷安，士卒也会离散，认为再没有竭尽忠诚、贡献智谋、建立功名的日子；让主张和议的人自以为他的说法可以采用到这种地步，必然会逐渐进一步行动，把国家交给别人，以讨好尼堪，大事就完了。这是派遣使者的第十种无益。只有一种说法会使陛下难以处理，那就是以二帝为理由。然而自从建炎改元以来，屡次派遣使者，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两宫日常起居的状况，甚至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何况如今岁月已经很久，敌人一定把他们严密隐藏，只怕我们知道此事。如今如果把他们视为父兄的仇敌，断绝往来不再沟通，那么名义正当，事情也顺理成章；将来即使听到什么不同寻常的消息，我方在道理上也站得住脚，容易处置。如果保持往来而不绝交，那么对方就掌握了重要的权柄，把过错归到我方，名义和实际都受到损害，这并不是陛下的利益。假如有人知道二帝所在之处，能够见到他们的慈颜，传达陛下思念二帝的孝心，那么即使每年派遣一次使者，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奉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这种艰难阻塞、路途遥远的情形，必定就没有传达的道理吗？由此推断，那么以二帝为理由的事情，处理起来并不困难。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有一个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计策，端正大义，不抱侥幸心理来行事。汉高祖出关，得到董公的谋略，以弑君之罪讨伐项羽；后来虽然屡次失败，但项羽背负不义之罪，虽然强大也必然转弱，汉高祖坚持这一策略不改变，最终取得天下。然而张良在峣关的举动以及养虎的比喻，君子仍以谈论它为羞。到了刘先主和诸葛武侯，志在恢复汉室，把曹操视为贼，也能够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魏延出奇谋想求速成，孔明却不求眼前的小功，君子认为，真正把天下责任担在自己身上的人，古代英雄的规模谋略和处置，大体都是如此。三国兴起时，曹氏先占据有利形势，蜀国最后才建立，难道是因为势力弱小，就向曹操低头以求苟且生存吗？孟子说：“您能把他怎么样呢？只管努力行善罢了。” 今天的根本大计，只应当明白恢复国仇的义理，任用贤才，修明政事，使百姓得到休息，训练军队，以等待向北进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策略。假如还不能这样做，那就只能坚守。至于心志反复、意见不一，没有确定的主张，恐怕一定不能有所作为。至于何藓的出使，不但不会有效，必定还会遭受羞辱。臣所见就是这样，难道能因为张浚说过什么便自行压抑意见吗？《沣州谯门记》。胡寅文辞严正、义理端正，可以说是雄健伟大而不柔弱。

译治理世事、安定百姓的方法，是先除去他们的忧患，然后才能同他们共享快乐；先使实际生活得到安定，然后才能修饰文治。因为心志不愉快，即使有铿锵清越、幽深渺远的音乐，也没有什么能使耳朵感到快乐；气血疲惫，即使有甘美柔嫩、芳香珍贵的食物，也没有什么适合口腹身体。饥寒、毒痛交相逼迫而一齐到来，即使心里想着那种快乐，疆域的界限也不足以限制他们，山川溪谷的险阻也不足以使它牢固，更何况城墙呢？更何况里巷的高门和关闭的关卡呢？仁人君子推己及人，必定懂得根本与末节、先与后的次序。古代修筑城池，并不是说它一定可以依靠；设置城门，也不是说它一定可以牢固关闭。这不过也是建立制度罢了。假如得到民心，即使只是画地为界来守卫，竖立标志来限制，愿意效死的人也没有谁肯离去，冒死进犯的人也不能进入。否则，即使城墙高耸入天，门户严密、层层关闭，用金属加固、铜环装饰，铁门、石轴，也不能使民心牢固团结；到了内部离心、外部叛乱的时候，还不如折下柳枝来围住我的园圃。因此说：‘国家有城，城池有门，也不过是建立制度罢了。’沣阳过去常常苦于众多溪流泛滥，每年修筑堤防，然后郊外和市镇才都能安定居住。己酉年，北方盗贼向南奔驰，守堤的人毁坏堤防，引水来保全自己。贼兵退去以后，城池也随之失去堤防。后来在荆棘瓦砾之中重新设置郡治，遗留下来的百姓百不存一，只能喘息着苟且求生，蓬草编的门户尚且没有安定，哪里有空闲议论修复堤防？大水不时到来，灶台沉在水中，青蛙在灶中繁殖，幼者老者受此水患困扰已经超过十二年。太守罗侯到任后，访察百姓的疾苦，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优先，于是立即率领百姓修缮损坏、补足缺漏。过去乡里只有呻吟之声，如今却有歌唱之声。我曾经经过那里，叫来田夫，在旅舍中询问他们，往往有从其他州县背着农具前来，希望得到一段堤防来耕作的人。罗侯能够取得这种成效，大概是有方法的。于是修筑谯门，以满足百姓的愿望；门槛内外谨慎地开闭，设置壶箭来掌握时刻，栖置角鼓来警戒军队。工匠只是雇来的普通工匠，劳役则征集士兵，木材则砍伐浮屠氏山中的树木。泛滥之后修筑堤防，没有多久就报告完工，而百姓没有因此受到扰累。罗侯曾任高邮曹掾，不接受僭越之臣伪造的赦书，节义传到朝廷，便受到褒奖和提升。等到镇守此地，便施惠养护衰败困苦的百姓，除去他们的祸害，爱惜他们的力量，不被异端迷惑，砍伐其中可用的木材，把夷人之物归入公家，兴举废坠的典章，宣扬政教。忠于君主必然爱护百姓，根源在于良心，必定表现为仁政。春秋时期一座城门的兴废，我谨慎地记在堤防之中。人们说不该做的事却去做；如今罗侯修筑城门，我于是为它作记，这就可以看出他懂得根本与末节，知道先后，遵守制度、奉行法度，并非时运困乏时才兴办、富足时反而懈怠，与屈宜臼所讥刺的情形不同，这件事是可以流传的。罗侯名叫荐可，字养防，是南剑州沙县人。《崇古文诀》卷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三十五，宋代楼昉编，《宋文》。《上高宗封事》。胡铨论说正直，文辞严厉，忠义显露于神色。朱熹说可以同日月争光，确实如此。臣谨考察，王伦本来只是一个轻薄邪佞的小人，是市井中的无赖。近来因为宰相没有见识，竟然推举他出使敌国；他专门从事欺诈荒诞之事，欺骗蒙蔽天子的听闻，突然得到显要官职，天下人都咬牙切齿、唾骂不已。如今无缘无故招引敌国使者前来，以传达诏谕江南为名，实际上是想让我们向他称臣，是想使我们成为刘豫那样的人。刘豫向敌国称臣，面南称王，自以为这是让子孙世代做帝王、万世不亡的事业；一旦敌人改变想法，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成为俘虏。前车之鉴并不遥远，而王伦又想让陛下仿效他。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所处的君位是祖宗的君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成敌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君位变成敌人藩臣的君位呢？陛下一旦屈膝，祖宗宗庙社稷的神灵全都被敌国玷污，朝廷的宰相执政全都成为陪臣；将来敌人无休止的要求，怎么知道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无礼地加在我们身上呢？王伦的主张却说：‘我只要屈一次膝，梓宫就可以回来，太后就可以复归，渊圣就可以回来，中原就可以取得。’唉！自从发生变故以来，主张和议的人谁没有用这套说法来诱使陛下呢？但最终没有一件得到验证，因此他们的真情和伪诈已经可以看清了。陛下还不觉悟，耗尽百姓的膏血而不顾惜，忘却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使天下都向敌人称臣，自己还甘心如此。即使敌人确实可以和议，完全如王伦所说，天下和后世将会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何况敌人反复欺诈、变幻多端，而王伦又以奸邪来助成此事；梓宫一定不能送回，太后一定不能复归，渊圣一定不能回来，中原一定不能取得，而这一膝一旦屈下，就再也不能伸直，国势衰落也不能再振兴，这真是值得痛哭流涕、长久叹息的事。先前陛下辗转经过海道，危险得像堆叠的鸡蛋，当时尚且不肯向北面敌人称臣，何况如今国势稍有振作，诸将都锐气十足，士卒都想着奋勇作战，只说近来曾在襄阳击败敌人，在淮上击败敌人，在涡口击败敌人，在淮阳击败敌人，比起前日渡海的危险，已经强过万万倍了。假如不得已终于要用兵，难道我军会立刻处于敌人之下吗？如今无缘无故反而向敌人称臣，想使万乘之尊屈身，在穹庐之下行拜礼，三军将士还没有交战，士气已经消散，这就是鲁仲连不肯尊秦为帝的原因；他不是吝惜尊秦为帝的虚名，而是痛惜天下大势有不可为之处。如今朝廷内的百官、朝廷外的军民，众口一词，都想吃王伦的肉，毁谤议论汹涌不止，陛下却听不到，臣只怕一旦发生变故，灾祸将不可预测。臣私下认为，不杀王伦，国家的存亡就难以预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即使如此，王伦还不值得谈论；秦桧作为皇帝的心腹大臣，却也赞成他的主张。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秦桧不能使陛下成为唐尧虞舜，却想引导陛下成为石晋那样的君主。近来礼部侍郎曾开等人援引古代义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厉声责问说：‘侍郎知道旧例，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由此可见秦桧明知错误仍坚持到底、刚愎自用。可是他又上奏请求让台谏和从臣共同议论是否可行，这其实是害怕天下人的议论，后来又让台谏、从臣共同分担毁谤。有见识的人都认为朝廷没有人，唉，真是可惜！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就要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管仲不过是霸主的辅佐，尚且能够使穿左衽衣服的地区变成衣冠礼义之国。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却反而把衣冠礼俗驱赶回左衽之乡；这样看来，秦桧不只是陛下的罪人，实际上也是管仲的罪人。孙近附和秦桧的主张，于是得到参知政事的职位。天下人盼望得到治理，如同饥渴盼望饮食，孙近却在中书省陪同吃饭，对政事含糊其辞，不置可否。秦桧说：‘敌人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和。’秦桧说：‘天子应当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臣曾到政事堂三次发问，孙近都不回答，只说：‘已经命令台谏、侍从议论了。’ 唉！参与辅佐重大政务，却只是像这样白白占据职位，假如敌人的骑兵长驱直入，还能够挫败敌军、抵御侮辱吗？臣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可以斩杀。臣充任枢密院属官，从道义上不能同秦桧等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下。臣微小的心愿，是希望把这三个人的头砍下来悬挂在藁街，然后拘留敌国使者，责问他们的无礼，慢慢兴起讨罪之师；这样三军将士还没有交战，士气自然就会加倍。不然，臣就只有投身东海而死罢了，难道能留在这个小朝廷里苟且求生吗？《假陆贾对》。胡宏说：‘这篇文章的议论正大，规划宏阔，不能只从文字表面看；而且其中抑扬起伏，假托汉高帝与陆贾问答的言辞，尤其值得玩味。’ 陆贾任汉高帝太中大夫时，先前进言总是称引《诗》《书》，皇帝骂他说：‘我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还需要什么《诗》《书》？’陆贾拜了两拜回答：‘臣私下认为，陛下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功劳还不如项王。’皇帝说：‘为什么说不如？’回答说：‘天下刚开始发生动乱时，秦军常常乘胜追击败逃的军队，唯独项王击破秦军，俘虏王离，震慑降服诸侯，使章邯投降。后来项王向西攻破函谷关，向东拘捕并杀死田荣，把汉军逼迫到谷、泗之间，将陛下困在荥阳、成皋；七十多次交战从未失败。陛下在彭城失去太公，在荥阳损失军队，在玉门逃脱，在广武中了弩伏击，在鸿沟一带勇气受挫；到了固陵追上项羽，还必须等待韩信、彭越到来以后才敢交战，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如。’皇帝说：‘这样说倒是如此；但我取得天下、项王失去天下，原因是什么呢？’陆贾回答：‘项王失去信用，产生弑君的意图，嫉妒贤能，实行姑息，喜欢杀人，积聚货利，违反圣王的法则，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陛下本来凭借宽厚长者的品德，接受怀王入关的命令，为天下除去残暴贼害；所经过的地方不抢掠，赦免秦王子婴，财物没有取用，妇女没有临幸，约定三条法令，父老只担心陛下不做秦王。这是三代圣王取得天下的仁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译项王背弃约定，把陛下封在蜀、汉；陛下忍耐而前往封国，任用萧何为丞相，养育百姓、招致贤人，收取并任用巴蜀的力量，回来平定三秦；项羽杀害义帝，陛下全军穿白衣服，告知诸侯而讨伐他。这是三代圣王取得天下的义举。不拘泥于个人见解而自以为是，具有宏大的谋略，能够得到英雄之心，师法张良，任用陈平，统率韩信，这是尧、舜、禹、汤、文、武知人善任的明察。把在野外夺取战略土地的功劳，比作狗；把用文章议论建立功业的功劳，比作文字墨迹，这是尧、舜、禹、汤、文、武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战争的心意。镇抚百姓，下令军士：不幸战死的人，官吏要为他们置办衣衾、棺木并收殓，再转送回其家中；这是尧、舜、禹、汤、文、武哀悯鳏寡、体恤孤独的政事。这五点，就是陛下取得天下、成就大汉磐石般根基的原因，不是吗？在马上取得的一时功劳，不过像银河水波的起伏罢了。’皇帝高兴地笑着说：‘先生的话启发了我的心意，完全不是迂腐儒生的议论。我想治理天下，效法先圣，应当怎样做才可以？’陆贾拜了两拜回答：‘陛下说出这句话，是天下的福气。天下的法制，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几乎被荡涤殆尽；平王、庄王以后逐渐衰败、逐渐消灭，五霸假借仁义来自我封立，他们的志向不在于百姓；到了战国七雄，更加把凭战争强大自身作为要务，秦国凭借地势险要，以利益诱使百姓相互争斗。’ 他们取得一时的胜利，却不知道这种胜利只是侥幸，于是安于此道而推行下去。过了十三年，天下各地争相起兵来灭亡秦国。希望陛下辞退叔孙通，聘请鲁地两位儒生，让他们同张良、商山四皓以及像臣这样的人共同讨论承继三代制度的适宜做法，制定一代的大典，以使天下得到幸福，告诫子孙，流传万世。皇帝说：‘好。’然而又说：‘我已经老了，不能采用了。’第二年丙午，夏四月甲辰，皇帝在长乐宫驾崩。此后寥寥一千多年，还没有人能够阐明汉家承继三代制度的适宜做法。又怎么能谈论承继汉家制度的适宜做法呢？大宋癸酉年，有位士人叹息说：‘唉，天啊！假如陆生有这样的回答，而汉高祖又采用了他的话，那么后宫一定会有制度，嫡庶一定会有区别，教育抚养子弟一定会有方法，皇后、夫人、嫔、妇各自都能得到适当的位置。又怎么会有戚夫人被做成人彘，张美人因怨恨而死，赵王如意被毒死，淮阳王友因饥饿而死，梁王恢被杀死，燕王建断绝后嗣，以及山朝、武彊、不疑几乎造成乱姓之事呢？又怎么会有审食其陷入应当处死而不可赦免的罪行，吕氏最终被灭族，后世世代都有外戚之祸呢？那么国家一定会依法治理，荆王贾、楚王交、代王喜、齐王肥不会被分封数十县；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吕尚的后裔，也能够享受祭祀、承受血食了。’ 那么一定会礼敬大臣，韩信、彭越被夷灭三族的事就可以避免，齐国相国也不会被拘系入狱，黥布、陈豨、卢绾、韩王信也不会背叛。那就一定不会沿袭秦朝旧制，尊崇君权而压抑臣下；朝廷之上制定礼制来引导天下，尊贵者谦下而更加光明，君主刚健却不亢暴，臣下之道得到推行，从而使天地达到交泰，大臣也可以托付天下、托付六尺之孤。那就一定会分封诸侯，使他们成为藩篱屏障，根基深固，难以崩溃陷落，可以端正中原与四夷的区别，不至于畏惧匈奴而同它和亲，导致首尾倒置。那就一定会恢复井田制度，不至于使后世实行三十税一、近于貊道，富人的田地连接成片、僭越比拟公侯，而贫民含冤受苦、失去职业。那就一定会采用虞舜制度中的五刑，使好生之德遍及百姓，不至于颁下三次大赦，开启后世宽恕奸宄、贼害良民的根源。那就一定会使侍从、御者、仆役没有一个不是正直之人；皇帝有病时不会让宦官侍奉，临终将要遗弃天下时，由公卿大夫接受遗命，妇人与宦官不得参与，从而使他的晚年得到彻底整顿。那就一定会兼用孔子所立的嫡长子继承与选贤制度，使继承天子的人成就光明，施行刚健之道，不受母后的控制，终于不会沉溺于淫乐而不理政事。唉！天道运行到尽头必然返回。三代的盛况，难道会有不能复兴的吗？《治安札子》。赵霈：爱戴君主、忧虑国家，文辞气势凛然，确实有古代诤臣的风范。臣曾听说，处于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天下太平时不能忘记动乱；治与乱的转变，彼此相互依伏。安定，是危险的对立面；处于安定而不戒备，危险就有时会到来。治理，是动乱的反面；依仗治理而不修治，动乱就有时会发生。只有处于安定时想到危险，才能长久安定；处于治理时想到动乱，才能长久治理。这是自然的道理，是圣人不会忽视的。臣仰思陛下继承列圣伟大的基业，恰逢阳九的厄运，中原动乱，百姓陷于水深火热，至今已经九年了。喂饱战马、磨砺兵器，士气才开始振作；振兴衰败、拨除乱局，收复失地的志气才得以伸展。天时已经到来，人事也已经做到极致。近来皇威奋发张扬，北方戎敌远远逃遁，已经开创中兴的事业，坐享不战而胜的功劳。上天或许将要悔改降祸，使天下达到治理安定吧？如今銮舆将要返回，天与人都和谐喜悦，远近安宁。正因为如此，安危治乱的转机，绝不能有一天忘记。臣敢以汉、唐的事来说明：光武帝时，王室刚刚安定，冯异从长安入朝，光武帝下诏说：‘当年仓促之间，在芜蒌亭给我豆粥，在滹沱河给我麦饭，你的深厚情意，我很久没有报答。’冯异叩头谢恩说：‘臣听说管仲对小白说：“希望君主不要忘记当年被射中衣带钩的事，臣也不要忘记被囚在槛车中的事。”’ 齐国因此得以依靠这些而兴盛。臣如今也希望国家不要忘记河北的灾难，小臣不敢忘记乘巾车随行的患难。既然如此，光武帝能够保全帝业，难道是由于冯异这番话吗？唐太宗时，高昌已经平定，魏征说：‘从前齐国小白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一起饮酒，鲍叔牙举杯起身说：“希望您不要忘记在莒国时的处境，使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处境，使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时的处境。”小白说：“我和诸位大夫如果能够不忘记先生的话，社稷就不会有危险了。”’皇帝说：‘朕不敢忘记平民时期，你们也不能忘记鲍叔牙的为人。’既然如此，太宗能够保全帝业，难道是由于魏征这番话吗？后汉刚刚平定天下，唐朝又已经平定高昌，本来似乎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冯异、魏征却引用小白、管仲、鲍叔牙的话作为警戒，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让他们思考造成危险的原因，就能保有安定；思考造成动乱的原因，就能保持治理。因此，冯异希望光武帝不要忘记河北的灾难，太宗自称不敢忘记平民时期，臣也希望陛下不要忘记亲自出征的时候，臣也不要忘记扈从随行的时候，这样天下的治理安定就可以期待了。伏望陛下更加忧念此事，继续扩展长远的谋略；知道安逸享乐不可留恋，就不会忘记前日跋涉奔波的辛劳；

译知道欢乐享受不可达到极点，就不会忘记前日夜以继日的忧劳；知道前日仓促之间的警报，凡是所谓防备抵御的措施，难道可以忘记吗？知道前日供给粮饷的艰难，凡是所谓治理财赋的方法，难道可以忘记吗？臣如今在这里，应当想到随从皇帝出行的时候，务必竭尽报国的诚意，指出政事的得失，进献可行的建议、替换不可行的做法，希望君臣上下共同享受治理安定的美好，如同汉光武、唐太宗时期一样，不辜负冯异、魏征所陈说的道理。臣这些微而狂妄、浅陋的见识，承受不了内心极其诚恳的愿望。《崇古文诀》卷三十五。《崇古文诀后叙》。迂斋先生精通古文，曾经选取其中的精华来惠益四明的学者。等到他分掌金华的教育，主持璧水讲学，传授日益广泛，天下才知道应当尊奉谁为宗师。先前我陈森曾和先生的弟弟一起做馆下学生，得到抄本后玩味研读，片刻不曾放下，只遗憾没有刊刻成书。恰逢先生镇守莆地，我有幸充任闲散官员，便乘间叩请，全部得到他所收藏的文章。从先秦直到我宋，上下千余年间，其中才华出众的作品一篇不漏地搜罗在内。我私下认为，古今文章浩瀚无边，学者耗尽终日的力量去学习，也不只是河伯面对大海那样感到渺小。如果这部编纂之书能够钩取精深、提挈纲要，剖析幽微、发掘深藏，使文章如波涛诡谲、星回汉转、光彩万状，一经指点，关键之处便清楚明白，那么后学所得的幸运实在太大了。孔子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知道其中的滋味。’先生对于文章，莫非就是能够知道其中滋味的人吗？陈森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