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文诀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三，宋代楼昉编，《宋文》。《上神宗皇帝书》。苏轼这篇文章，防备之辞有一万多字，精彩之处都在闲适的言语上；既有忧虑深远的意味，又有柔和委婉、顺势进言的姿态。该深切明白时就深切明白，该委婉含蓄时就委婉含蓄，确实深得向君主进言的体要；在朝廷答对时应当仿效这种写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臣近来不自量愚陋卑贱，冒昧上呈密封奏章，谈论买灯的事情。臣知道自己触犯天威，罪过不可赦免，于是在私室铺藁席而坐，等待斧钺诛杀。可是侧耳等待超过十天，仍没有听到威严的命令。向有关官府询问，才知道买灯的事情不久便停止了。于是知道陛下不仅赦免了臣，还能够听从臣的意见，惊喜超过了预料，以至于感动落泪。为什么呢？知错就改而不吝惜，听从善言如同水流一样顺畅，这是尧、舜、禹、汤所勉力实行的事情，也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只是买灯这种细微的过失，哪里能累及日月般的圣明？而陛下突然改变命令，片刻都不耽搁，这就叫智慧超出天下却肯听从最愚钝的人，威势加于四海却肯屈从于一个平民。臣如今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汤武，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停止刑罚，可以使军队强盛而降服戎狄了。有这样的君主，臣怎忍心辜负他？只应当披露内心，舍弃肝脑，竭尽能力，其他什么都不顾。此前臣也知道天下有比买灯更大的事情，却偏偏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是因为事情未经信任就进谏，圣人不会赞许；交情浅薄却言语深切，是君子所戒。因此先试谈小事，大事本来要等到以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杀，这就已经答应臣了。既然答应了却不说，臣就有罪。因此愿意把话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只愿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纲纪罢了。人没有不有所凭借的，臣下凭借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百姓；凭借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凭借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万民，战战兢兢，就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处境。人心聚合就成为君臣，离散就成为仇敌，聚散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因此天下人归附他，称为王；人人各怀异心，就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凭借的只有人心。人心对于君主，如同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没有根就枯槁，灯没有油就熄灭，鱼没有水就死亡，农夫没有田就挨饿，商人没有财就贫穷。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其可怕之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灾祸、喜爱灭亡、精神狂乱而丧失志向，谁敢放纵胸中所想，轻率触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载书以平息众人议论，又贿赂伯石来安定大族，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欲望难以成功。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以后才可以劳役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是在虐待自己。”只有商鞅变法时不顾众人议论，虽然能够突然使国家富强，也因此招来天下怨恨。他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恩德，即使取得天下，也很快灭亡。至于他本人，最终也免不了负罪出逃，诸侯不肯接纳他，后来被车裂示众，秦人没有一个哀悼他。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行事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内心的拥护或反对。谢安任用诸桓，未必完全正确，但众人乐于接受，国家因此安定。庾亮召用苏峻，未必完全错误，但形势不允许，反而造成危辱。从古到今，没有与众人和易相处却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却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高兴了。朝廷内外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说自祖宗以来治理财用，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等官职，经过一百年，从未耽误政事。现在却无缘无故另设一司，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六七名年轻人日夜在内廷讲求，又派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事情一开始规模宏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恐迷惑。贤者想寻求其中的道理却得不到答案，免不了忧虑；小人则按照自己的猜测揣度朝廷，便因此诽谤，说陛下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谈论逐利，说执政者以天子的宰辅身份治理财货。商人不再经营，物价飞涨。近的从淮甸，远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师正店准备设置监官；有人说道路深山应当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有人说要削减军官、军吏的廪禄；这类说法数不胜数。更严重的甚至认为要恢复肉刑。这些话一传出，百姓便惊疑顾望。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了这些话，然而没有理会，只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何必在意人们的议论？”人即使未必真的贪财，别人也会怀疑他偷盗；人即使未必好色，别人也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士人都忠厚，而今年的士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拿着这样的工具却讳言其所作之事，有这个名号却推辞其真实意图，即使每家都派人张口解释，即使在市场上列出千金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取利益的名义；六七名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取利益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既然说不是打猎，不如放掉鹰犬，让野兽自行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海，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既然说不是捕鱼，不如丢掉网罟，让人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比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陛下设置这个机构，不过是想兴利除害。假如罢去它就不能兴利除害，那就不要罢；如果罢去后天下高兴、人心安定，而兴利除害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又何苦不罢呢？陛下想除去积弊而制定法令，必须让宰相充分商议后再实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既然要立法，就不能不经过中书省充分商议，不能不让宰相参与。这一机构的设置，岂不是冗长而且没有名分？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露痕迹。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史书没有可大书特书的事情；唐代房玄龄、杜如晦时期，传记没有可记载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治理的人都推重文帝、景帝；

译谈论贤能的人都推重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因为事情已经建立而踪迹不显，功劳已经成就而人们不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哪里只是用兵如此？任何事情都一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取得，踪迹却已经布满天下，仿佛泥中的野兽相斗，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足，就选择三司的官属和漕运使、副使，由陛下与几位大臣勤勉地共同研究，经过多年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消除而人们不知道。只怕立志不坚定，中途废止。孟子说：“前进太猛烈的人，退步也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办理。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孔子说：“急于求快就不能达到目的，只看到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谋议要询问卿士，直到庶人，大家完全一致，才会得到大吉。”如果反对的意见多而赞成的少，那么静止会吉利，行动反而会凶险。如今上至宰相大臣，既然已经辞免而不愿担任，外面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以此事玷污自己，陛下却独自安然接受这个名声而不辞避，臣愚昧，实在不能理解。君臣日夜辛劳已经一年了，可使国家富足的成效却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度了五千多人为僧道而已。用这样的办法，谁不能做到？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正常的制度。汉武帝派绣衣直指，桓帝派八使，都是因为郡守、县令败坏，盗贼公然横行，实在没有办法，才采取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可以比拟汉文帝、汉景帝，当时只是责成郡县办理，从未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因为郡县办理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直到萧齐仍未革除这种弊病。因此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说明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时，情态还不同；晚上住进州县，威福便施展开来，驱迫驿站传递，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受到扰乱，百姓无法生活。唐代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赴天下，招集流散户口，检查追究隐漏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妥，相继被罢免。虽然获得户口八十多万，实际上都是州县迎合上意、虚报数字，把主人说成客人，把少数说成多数。后来让百官在都省集议，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试着取来有关记载阅读，看看他们所做的究竟是对还是错。近来实行均税宽恤，官员车马接连不断，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它不对，而天下人直到今天还把它当作诽谤的话题。没有几年，是非已经很清楚了，臣恐怕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况且所派遣的人员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地位低而权力重。人的地位低而权力重，众人就多不服，或许会导致侮慢而引发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办法建立功绩，必然要制造事情来搪塞责任。陛下虽然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一定遵从明令，却会揣摩并迎合上意。如今朝廷的意思是喜好变动而厌恶安静，喜好一致而厌恶异议，意旨所在，谁敢不服从？臣恐怕陛下的赤子从此没有安宁的岁月了。至于所要办理的事情，行路之人都知道困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从有百姓以来，就没有用来种稻。秦地人歌唱说：“泾水一石，其中泥土有数斗，既用来灌溉又用来施肥，使我的禾黍生长。”何曾说过使我的粳稻生长呢？如今想筑陂塘使水变清，万顷稻田一定要用千顷陂塘来蓄水；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填满。陛下仓促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的认为陛下有意兴办工程，就会对上耗费国库，对下耽误农时。一旦堤防开裂，河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吃掉提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救呢？天下长久太平，人口财物日益增长，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寻找水利，正所谓没有虞人却追逐鹿，哪里只是白费力气，必然还会造成极大的扰扰。凡是所筹划的事情，不问利弊，只要有人提出，小的便随事给予酬劳，大的便量才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阻挠，就一并贬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宽宥。如果才力不能办理兴修，就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这样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然而始终没有说，各色人等如果妄自陈述，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办劳役，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妄庸、轻浮、剽悍、浮浪的奸人便会争相谈论水利：成功有赏，失败却不受惩罚。官府虽然知道事情粗疏，难道能立即施行吗？于是只能压下退回当地，召集老少，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兵卒经过之处，鸡犬都被扰得无踪。只要不是明明白白难以施行，就必定暂且兴办工程。为什么呢？阻挠的罪责重，而错误兴办的过失轻；人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古代废弃的陂塘堤堰，多被附近人家冒占耕种，岁月久了，已经如同永久产业。若想恢复，必然要全部追收，人心或许因此动摇，实在不是善政。又有喜欢打官司的人和心怀怨恨的人，妄称某处可以修筑陂渠，图谋毁坏仇怨之人的田产，或指称他人的旧业为官陂，冒占租佃的诉讼必定比今天更多。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自古以来役使百姓，必定使用乡户；正如吃饭必须用五谷，穿衣必须用丝麻，渡河必须用舟船，耕地必须用牛马。其间虽然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代替，但终究不是天下可以长期实行的办法。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县雇人服役，就想把它推广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废弃五谷一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把各地坊场官卖，用来充作衙前雇值，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不再给酬劳。长役所得既然减少，从此一定会逐渐离散，州郡事务衰败的情形就可想而知。士大夫抛下亲戚、舍弃坟墓，到四方任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获得一些乐趣，这是人的真实常情。如果供应凋敝得太厉害，厨传冷落萧条，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陛下如果确实想到这些，必定不会同意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军队的法令更严，军法没有比逃亡罪更严。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多处以死刑。然而逃军常常遍布天下一半地区，不知道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走，又凭什么治罪？这种惩罚势必轻于逃军，那么逃亡必定比今天更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岂不是很难办吗？

译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多少可以雇人，但所雇之人逃亡后，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科，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那么雇人逃亡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数额来确定两税额度，这就是说租、调、庸三项已经合并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又想征取庸钱？圣人制定法令，必定考虑后世，怎么可以在常税之外另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贪欲很多的君主，又有聚敛之臣辅佐，庸钱不废，差役照旧，使天下怨恨，追究怨恨从何而来，必定有人要承担罪责。又想使坊郭等第的百姓与乡户平均服役，使品官、形势之家的子弟与普通百姓一起服事。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人要缴屋粟，住宅没有树木的人要缴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边，这就是依据。”古代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官府田地却不耕种，劝导百姓务农却不努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百姓无法谋生，离开去做商人，这是形势所造成的，凭什么还要称为服役呢？况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三天雇人的费用是三百钱。如今世上三大户的役法，从公卿以下没有人能够免除，其费用难道只有三百钱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可行，不一定都要有旧例；如果百姓不高兴、习俗不安，即使经典中有明文，也无法消除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引起怨恨。女户、单丁，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困穷的。古代君王首先致力于救济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要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却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有男丁但还没有登记。假如暂且宽限几年，他们必定会成年而服役；等到年老死亡而消失，官府富有四海，难道忍心不加以怜恤吗？孟子说：“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作丘甲”、征收田赋，都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给百姓造成祸患。青苗放贷钱财，过去本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却首先制定成法，每年固定实行。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数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强行摊派吗？将来天下怨恨此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买绢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明文规定，有关部门又常常执行。然而买绢从来没有不折合盐的，粮草从来没有不折合钞钱的。由此可知，所谓青苗不得强行摊派，也只是空文。就像治平初年挑选、刺配义勇军，当时诏令和防备、慰谕的话明白说“永不戍边”，写在简册上，有如盟约。如今才过几年，议论已经动摇，有人想用来替换东军，有人想用来抵换弓手；约束难以凭信，这不是很明白吗？即使这条命令坚决实行，果真不强行摊派，计算其中愿意向官府请求借钱的人家，必定都是孤贫而无力自济的人家。如果自己有余财，何至于同官府交易？这些人受到的鞭打已经很急迫，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之后，就会把负担均摊给邻居和保伍，这在形势上必然如此，在道理上也确实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到了极点：所守的是约定，所惠及的范围却很广。假使一个有万户的县只有千斛粮食，在粮价昂贵的时候，把千斛粮食投放市场，物价自然平定；一处市场的价格平定了，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就足够，不会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没有里正催逼驱赶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常平法改成青苗法，每家借一斛，那么一千户以外的百姓，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官钱一向担心太少；如果全部拿去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借贷；如果留下来用于借贷，那么收购的粮食又会少到什么程度呢？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并立。毁掉常平而成就青苗，所造成的弊病只会更多，损害官府、伤害百姓，即使后悔又哪里来得及？臣私下估计，陛下如果想考察实际情况，必定会逐一询问；但人人知道陛下正要竭力推行此法，一定会说这项法令有利无害。依臣愚见，恐怕不能相信这些话。怎样可以证明呢？臣前些时候在陕西，见到刺配义勇、提举各县的情况，曾亲自走访那些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服从，这是迎合上意、求取容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否则山东的盗贼，秦二世怎么会没有察觉？南诏的失败，唐明皇怎么会不知道？如今虽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也只是希望陛下慎重听取意见罢了。过去汉武帝时，财力枯竭，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买进便宜的、卖出昂贵的，称为均输。当时商人无法经营，盗贼日益猖獗，最终发展到混乱。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驳斥这种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因而把它废除，天下归心，于是平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了。开始立法时，所说的还很浅显，只说把贵处的货物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货物运到远处。然而大规模设置官属，发出大量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他们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易货物，变易一旦实行，历来还没有听说官府不与商人争利的。商人的经营，曲折复杂，难以仿行。他们买货时，先期付款；卖货时，过后收取货款；多方面互相调剂，委婉周转，成倍的利息就是由此取得。如今官府买这种货物，必须先设置官署、安置吏员，文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大；不是优良货物就不收，不行贿就不能办，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一定比民间贵。等到出售时，弊病又会同前面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取得？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些，竟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些钱一旦发出，恐怕再也收不回来。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征商税额所受到的损失也一定很多。如今有个人替主人放牧牛羊，却不告诉主人，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称为自己的功劳。陛下把破坏常平法说成青苗法的功效，把损失商税说成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什么不同？陛下洞察天机，圣明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白，难道会不知道吗？一定是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愿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认为陛下不能始终如一，所以用人不能半途停止，才迟疑拖延岁月，希望或许能够侥幸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势力，想恢复六国，汉高祖说好，催促刻印。

译等听到留侯张良的话，汉高祖嘴里还含着食物就吐出来，骂道：“赶快销毁印信！”刚说好不久，接着便骂人；刻印、销印，像小孩子做游戏一样，什么时候损害过汉高祖知人之明？这恰好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以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极其圣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那些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共同谋划开始的事情，所以劝陛下坚持到底、不顾一切，务求一定实行。这是战国时期贪图功劳之人的说法，是冒险侥幸的主张。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谈阔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守着空名而招来实际灾祸；还没有享受成功，怨恨就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陛下凝聚人心，说的就是这件事。进言的士人已经不少了，可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逐一告诉陛下吗？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国运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贫。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浮薄，即使强大而富足，也不能挽救短促灭亡。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什么该轻、什么该重了。因此古代贤君不因为国家弱小而抛弃道德，不因为贫穷而损伤风俗。聪明的人观察别国，也一定用这个标准来考察。齐国强大到极点，周公却知道它后来必定有篡位弑君之臣；卫国弱小到极点，季札知道它后来必定灭亡。吴国击破楚国、进入郢都时，陈国大夫逢滑知道楚国必定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却没有知道晋朝将要发生变乱；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玄龄知道隋朝不能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朝见呼韩邪单于，功劳多于汉宣帝、汉武帝，却苟且求安，结果王氏之祸发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于唐宪宗、唐武宗，却消减兵力，庞勋之乱因此兴起。所以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劳、贪求富强。假使陛下富有如隋，强大如秦，向西夺取灵武，向北夺取燕蓟，可以说取得了功劳；但国家的长短存亡却不在这里。国家的长短，如同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身强力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还在，身体瘦弱也无妨；等到元气已经耗尽，身体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起居，节制饮食，活动关节，吐出旧气、吸入新气；不得已用药时，就选择品级上等、药性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无害的药物，这样五脏调和，寿命就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迟疑于吐纳之术的作用，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药，损伤真气而助长强阳，根本已经危险，倒下死亡只是早晚的事。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防护元气一样。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悍之人可以迅速办成事情，忠厚近于迂阔，老成起初像迟钝；然而他们始终不肯用前者替代后者，只是考虑到前者所得小而后者所防大。曹参是贤相，说：“谨慎，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循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有人讥笑谢安只谈清静玄理而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朝任用严酷的法吏，二世就灭亡了。”刘晏主管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进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喜利之徒互相效法，渐渐成为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用道德和宽大推广皇帝的意旨，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一时盛传，天下人都寄予希望。后来贞观年间的风气逐渐衰败，卢杞担任宰相，劝导皇帝用刑名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最终发生播迁。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极其宽大，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饰、包容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章；但考察他的功业却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若谈用兵，他十次出兵有九次失败；若谈府库，也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积。只是因为他的德泽留在人心，风俗使人知道义理，所以他升遐之日，天下人如同遭逢父母去世；社稷长久，最终一定要依赖这些德泽，因此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如今议论的人没有察觉，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政事不能振作兴举，便想用苛细察究来矫正，用才智谋略来补救，招徕新进锐利的人，企图一切迅速成功。还没有享受到好处，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完全一致，人谁没有过错，国君应当包容污垢，过分苛察就会没有可用之人。陛下如果多方包容，人才可以逐步任用；如果一定要广泛布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人人就会不得自安，各自只图苟且免罪，恐怕不是朝廷的福气，也难道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用虎圈啬夫，张释之认为他只是巧言善辩、会损害风俗，便加以阻止。如今如果凭口舌敏捷来选取士人，以应答迟钝来罢退人才，以虚诞无实称为能文，以偏激不仕称为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逐渐消散。自古用人必须经过历练，即使有卓越的才器，也一定要有已经验证的功绩。一方面使他经历变故而知道困难，不轻易发动事情；另一方面等到功劳高、声望重时，人们自然无话可说。过去先主刘备任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却担心这样会使他与“忠”的名义不相称，认为黄忠一向的声望不是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突然把爵位等级同他们相比，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后来关侯果然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以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以先主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尚且还要考虑到这种问题，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缘故，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设置属国、想要拘系单于，这就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的锐气。过去高祖带领三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当时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与贾谊相似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人们知道其中的虚妄，却想用它困住中行说，更是不可信。兵器是凶器，却把用兵说得容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假如汉文帝立即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使贾谊经常经历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说法；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一定会更精密，只是不幸早死，超出了意料。否则，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绛侯周勃、灌婴难道是遮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尤其以刻薄著称；汉文帝时，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愤懑而死，晁错纷纷更改政令，天下骚然不安。

译等到七国发难，晁错的策略也就穷尽了。汉文帝、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大凡名位、器物、爵禄，都是人们奔走追求的；一定要让人积累功劳以后再升迁，以表明任职持久而且取得不易，那么人人都会安于自己的身份，不敢急躁妄求。如今如果多开一些突然晋升的门路，使人可以有意外的收获，公卿、侍从的职位，举步之间就可以谋取。那些得到职位的人既然不肯把它说成是侥幸所得，那么没有得到的人必然都把沉沦失意视为遗憾，使天下那些按通常资序候选的人产生妄念，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想要使风俗敦厚，难道还办得到吗？选人改任京官，通常须要十年以上的资历，还要经历多重艰难险阻，计算考核细到毫厘；其中只要有一件事不合格，往往终身沉沦而被弃置。如今竟只凭一个人的荐举就授给他京官职位，还恐怕不能相称。章服随即发给，那么那些长期积劳、按资序取得职位的人，怎么能心服呢？那些按通常资序任用的人，不是任县丞，就是任县令；职位多而空缺少，这种困患已经存在很久了，不能再开许多门路来供机巧钻营者进身。如果机巧者侵夺得太厉害，那么拙朴者就会受到逼迫而无所作为；利害相对照，不能不察看。因此近年以来，朴实拙直的人越来越少，而巧佞之士越来越多。只希望陛下重视它、珍惜它、怜悯它、救济它。比如近日三司献言，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准许他们优先按次序指占职位，以酬答他们的劳绩，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得以优先占据常调的缺额。这样一来，按资序候补，不是会更加困难吗？此外，主管发运、均输以及巡按农田水利等事务，已经振动了监司的体制，使他们各自怀有求取进用之心。轮流入对者希望凭借称职防边而迅速升迁，奏报考课者求取优等以求快速进用；彼此以力量争胜，以言辞争高下，于是名实混乱了。只希望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心志，使奸邪无从凭借，人民的德性归于敦厚。这就是臣所希望的厚重风俗。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彼此权衡。像周、唐那样，是外重而内轻；像秦、魏那样，是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病，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病，必然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在势力正盛时便考虑衰败，应当先立法来挽救弊病。国家的租赋总汇于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师。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重。恭敬地想来，祖宗所以深思熟虑、预先谋划，当然不是小臣所能揣测并周遍知晓的。然而考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点，便可见这是圣人防患过当的深谋。历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谏诤而死的人，大概有数百名；而自建隆以来，未曾因一句话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就超升了。允许根据传闻进言，却没有官长可以管束他们。只要关系到风采声望，不论尊卑都可发言。言及皇帝，天子便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政务，宰相便待罪。因而仁宗时期，议论者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所形成的风气和防范而已。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台谏固然未必都是贤人，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这是要挫败奸臣的萌芽，挽救内重的弊病。奸臣刚开始形成时，凭台谏加以挫败还绰绰有余；等到已经形成，使用兵戈去取缔也还不够。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绝无这种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奸，不能因为没有奸人，就养一只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该向上体念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建立万世的防范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臣从防守小吏时的记载，以及听长者们的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总是随着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议所攻击的，台谏也攻击。到了英宗初年，首先提出尊称生母的议论，本来并不是君主的大过错，也没有礼典中的明文，只是因为众人的心情尚未安定，公议不予允许。当时台谏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和责骂交相而来，公议所在之处也就可以知道了。彼此顾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失望了。弹劾积累威势之后，即使是庸人，也可以奋发张扬风采；威势消磨委顿之后，即使是豪杰，也有不能振作起来的。臣担心从今以后习以成风，台谏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至于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夫可以同他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得到它；已经得到它，又忧虑失去它。如果忧虑失去它，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臣起初读到这句话，怀疑它说得太过分，以为鄙夫害怕失去职位，不过是保住空缺而苟且容身；后来看到李斯担忧蒙恬夺去他的权力，便拥立秦二世而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忧怀光数说他的罪恶，便误导唐德宗而使天下再次发生动乱。他们的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权位，而祸患竟到了危害国家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知治理国家的人，平常一定要经常有忘却自身、冒犯君颜的士人，这样临到危难时，或许还能有为义而死、守节不屈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说一句话，临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守节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和谐而不盲目相同，小人表面相同而内心并不和谐。所谓和谐，就像调和羹汤；所谓相同，就像水流汇合。因此孙宝曾说：“周公是最圣明的人，召公是极贤能的人，尚且彼此不相悦，这件事记载在经典中，却并没有损害双方。”晋代的王导，可以说是元老重臣；他每次同宾客谈论，满座都称善，只有王述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完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谢。如果说话没有不同意见，什么都完全契合，一人唱、众人和，谁还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混在其中，那么君主凭什么能够察觉呢？臣所说希望保存纲纪，就是这个意思。臣并不是敢于一概诋毁新政，苟且发表异论。比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删定任子条式，修整军械，检阅操习鼓旗，都是陛下谋略极其明断、刚健果决的表现；既然舆论已经赞同，臣岂敢再有异议。至于臣所献的三条意见，并不是臣个人的私见，而是朝廷内外共同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难道舜真有这种情况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饮酒而败坏德行。”难道成王真有这种情况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竟没有因此责罪他们，反而把这些话记入史册，作为美谈。

译假如臣所献的三条意见，朝廷完全没有这种情况，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幸参与其中；如果有万分之一与之相似，陛下怎么可以不察看呢？然而臣这样的打算，可以说是愚蠢了。拿蝼蚁一般的性命来试探雷霆之威，积累这样的狂妄愚昧，哪里能够屡次得到赦免？大则身首异处，家门破败；小则削除名籍、投弃荒远之地，流离道路。虽然如此，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拙，却一向深信自己的判断。从前臣参与议论学校贡举，首先违背了大臣的本意，已经料定会被放逐，哪里敢指望保全自己？而陛下唯独认为臣的话对，特意召见臣问对，和缓地谈了很久。陛下还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有生而知之的本性，天纵的文才武略，不必担心不明察，不必担心不勤勉，不必担心不果断，只须担心求治过于急速，进用人才过于锐进，听取言论过于广泛。”陛下又让臣说明这样说的具体缘由。陛下点头说：“你所献的三条意见，朕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昧，并不只是今天才得到陛下的宽容，已经很久了。哪里会有开始时宽容我，最后却不赦免我的道理呢？臣正是倚仗这一点来进言，所以并不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臣讥刺的事情太多，结下的怨仇实在太多，必定有人会用苛刻的文法诋毁臣、用危险的罪名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那岂不是危险吗？即使死亡，臣也不推辞，只是担心天下人把臣当作戒鉴，从此再没有进言的人。因此臣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文章写成后又毁掉，反复达两三次。臣感念陛下曾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情感不能自已，最终还是进献了这篇议论。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忠心，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崇古文诀》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四，宋代楼昉编，《宋文》。《喜雨亭记》，苏轼。像蝉蜕离开污浊，蜉蝣超出尘埃，这就是所谓把文章当作游戏。这座亭子以“雨”命名，是为了记载喜悦。古人有了喜事，就用它来给事物命名，表示不忘记。周公得到禾，就用“禾”给他的书命名；汉武帝得到鼎，就用“鼎”给他的年号命名；叔孙战胜狄人，就用这件事给他的儿子命名。他们所得到的喜悦有大小不同，但表示不忘记这一点是相同的。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修建官舍，在厅堂北面建了一座亭子，又在南面开凿池塘，引来水流，种植树木，把它作为休息的地方。这年春天，岐山南面下了麦雨，占卜认为将有好收成。后来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正因此忧虑。到了三月乙卯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认为还不够；丁卯日下了大雨，三天才停止。官吏们一起在庭院中庆贺，商人们一起在市场上歌唱，农夫们一起在田野里欢喜。忧愁的人变得快乐，患病的人得以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正好建成了。于是我在亭上举杯，招呼宾客并告诉他们说：“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没有麦子。”“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没有稻谷。”没有麦子、没有稻谷，年成将接连发生饥荒，诉讼案件繁多兴起，盗贼也会更加猖獗；那么我和你们几位即使想在这座亭子里悠闲游乐，难道办得到吗？如今上天不遗弃这些百姓，刚刚发生旱情便赐给他们雨水，使我和你们几位能够一起在这座亭子里悠闲快乐，这全都是雨水的恩赐，又怎么可以忘记呢？既然已经用“雨”给亭子命名，又作歌咏道：“假使上天下珍珠雨，寒冷的人不能拿它当被子；假使上天下美玉雨，饥饿的人不能拿它当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太守！”太守不把功劳据为己有，把它归于天子。天子说：“不是这样，应当归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把它归于太空。太空广大无边，无法给它命名，所以我用‘雨’来命名我的亭子。《祭欧阳公文》，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