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文诀卷二十三

译。摹写小人的情状，写尽了其中的底蕴。介甫门下的人看到它，能不愤怒吗？然而欧阳公的生死关系到世道否泰、盛衰消长的命运，若不是苏轼的笔力，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呜呼，悲哉！您生于世间，共六十六年。百姓有了父母，国家有了蓍龟，斯文有了传承，学者有了老师。君子有所凭恃而不恐惧，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妄为。譬如大河高山，虽然看不见它们运动，但它们给万物带来的功利，大概不可计数，也无法周遍知晓。如今您去世了，百姓失去了仰赖和庇护，朝廷也失去了考察疑难、作出决断的人。斯文变成了异端，学者甚至使用夷狄之学；君子认为没有人可以同他们一起行善，而小人则兴盛得意，自以为正逢时机。譬如深山大泽，龙死虎去，便会百怪纷纷出现，蛇鳝起舞，狐狸嚎叫。从前您还未被任用时，天下以为忧患；等到您被任用后，又认为太迟。等到您离职离去，没有人不希望您重新被任用；到您请求告老还乡时，没有人不惆怅失望，却还把希望寄托在万一之上，只庆幸您还没有衰老。谁说您从此不再有意于这个世道呢？没想到忽然一去，竟没有人能挽留您，难道是厌弃世间混浊，洁身而去吗？还是百姓命运不幸，上天不肯留下您吗？从前我的先父怀抱才德而隐居不仕，若不是您，就没有人能使他出仕；而我不肖无能，通过各种关系出入您门下，接受您的教诲，至今已经十六年了。听到您的丧讯，按情理本应匍匐前往吊唁；可是我贪恋俸禄而不能离去，惭愧得像古人一样局促不安。只能把这封千里寄来的悼词封缄起来，寄托一点哀痛罢了。大概上是替天下人悲痛，下是哭悼我个人的私情。《表忠观碑》，苏轼。阐明吴越的功劳和德行，全是通过同别国作比较来表现的，这才看出朝廷不劳兵革便坐收土地，也就知道吴越保全了多少百姓的性命。写到坟墓之处尤其恳切，含意在言语之外，文章极其典雅。熙宁十年戊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钱抃上言：已故吴越国王钱氏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的坟墓和庙宇，在钱塘的有二十六处，在临安的有十一处，全都荒芜废弃，无人修治。父老经过那里，有人流泪。我谨按考：已故武肃王钱镠起初凭乡兵击败并赶走黄巢，名声传遍江淮；又凭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兼并越州来奉事董昌，而自己居住在杭州。等到董昌以越州反叛，便诛杀董昌并兼并越州，完全占有浙东、浙西的土地。传给他的儿子文穆王钱元瓘，到了他的孙子忠显王钱仁佐，终于击破李景的军队，攻取福州。而钱仁佐的弟弟忠懿王钱俶，又出兵攻打李景，以迎接周世宗的军队。后来终于以吴越国入朝觐见，三代四王与五代相始终。天下大乱，豪杰蜂起，当时凭几州之地窃取名号的人多得数不清。等到他们的家族覆灭，灾祸延及无辜百姓，没有留下一个幸存者。然而吴越土地方圆千里，拥有披甲士卒十万人，开山铸钱、煮海取盐，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的财富冠绝天下，却始终没有失去臣子的节操，进贡的使者接连不断。因此吴越百姓直到老死也不认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彼此相闻，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废止。钱氏对这里百姓的恩德非常深厚。大宋接受天命后，四方僭乱势力依次被削平。西蜀、江南凭借险远地势，等军队到了城下，力量屈服、形势穷尽，才束手投降；河东刘氏则历经百战、拼死守城来抗拒王师，堆积尸骨作为城墙，流血作为池水，耗尽天下的力量，才勉强攻克。唯独吴越不等朝廷下诏，便封闭府库，登记郡县，请朝廷派官吏来，把离开自己的国家看得如同离开旅舍一样。他对朝廷的功劳非常大。从前窦融以河西归附汉朝，光武帝下诏让右扶风修整他的父祖坟茔，用太牢祭祀。如今钱氏的功德几乎超过窦融，可还不到一百年，坟墓庙宇就无人修治，行路之人都为之悲伤叹息，这实在不是用来劝勉奖赏忠臣、慰答民心的道理。臣希望把龙山废弃

译的佛寺妙因院改作观，让钱氏的孙子、道士自然居住其中。凡在钱塘的坟墓庙宇，交给自然；在临安的，交给该院净土寺僧人道防。每年各剃度他的徒弟一人，使他们世代掌管。登记各地收入，按时修缮祠宇，封护栽植草木。有不修治的，由县令、县丞察看；严重的，另换其人。这样或许可以长久不废，以符合朝廷对待钱氏的心意。

译臣钱抃冒死把这些情况上报。诏令说：可以。将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并作铭文说：“天目山中，苕水发源。龙飞凤舞的山势，聚集于临安。厚重地诞生了非凡之人，远超同类、脱离群伦；奋然举杖高呼，跟随者如云。仰天对江水发誓，月亮和星星也为之昏暗。用强弩射潮，江海便向东退去。杀刘汉宏，诛董昌，完全占有吴越。金券玉册，虎符龙节。营建大城作为居所，包罗山川；左边有江，右边有湖，控制牵引岛上蛮夷。每年按时退居休息，与父老宴饮。仪态光彩如神人，佩玉带，骑球马。四十一年，敬畏谨慎，小心奉职。贡篚相望于道，进献大贝和南金。五个朝代昏乱不堪，没有一个能够托付国家。三位吴越王相继承接，等待有德之主；既然获得了归宿，便不再谋划、不再咨询。先王的志愿，我们只是加以实行。上天赐福忠孝之家，世代拥有爵位和封邑。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子孙成千上万。皇帝对守臣说：修治他的祠庙坟墓，不要让樵夫牧人侵扰，以免使他的后代惭愧。龙山南面，巍然建起新宫。并不是偏爱钱氏，只是用来劝勉忠诚。没有忠诚便没有君主，没有孝行便没有亲人。凡是百官，都看看这篇刻文。” 《徐州上皇帝书》，苏轼。思虑精密，利害考虑周全，肝胆完全呈露，笔力也随之而来。即使决开江河使水流入大海，也不足以比喻它的气势。臣凭庸常的资材充任官员，出任册府外任，镇守两个郡，都是东方的重要地区。臣私下认为，仅仅守法令、治理文书、按期赴任，不能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于是冒昧萌生私念，想把东方的重要事务中陛下应当知道的一二件，草拟成文上报，请陛下选择采用。臣先前任职密州时，建言说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京东地区正是向河北输送物资的地方，瓶水枯竭，大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而当地百姓喜欢做盗贼，成为祸患最严重的地方，因此臣替陛下谋划了防备盗贼的办法。等到调任徐州，观察山川形势，考察当地风俗所崇尚的事，再从典籍中加以考证，才又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也是京东各郡安危所寄托的地方。从前项羽进入函关，烧毁咸阳后向东返回，便定都彭城。凭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得志，也就可以知道了。臣观察那里三面环山，只有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引敌深入，精锐士卒迅速出动，突骑如云跟随，真像从屋顶上倾倒瓶中之水一样势不可挡。土地适宜种豆麦，一次成熟便足以使人吃饱好几年；城池三面被水阻隔，楼橹城堞之下以汴水、泗水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这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百步；如果是用兵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礌木、炮石等各种攻守器具，使它们同城池内外相互依托，再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那里的百姓都身材高大、胆力过人，喜欢抢掠；稍不合意，就有飞扬跋扈之心，并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都在今天徐州周围数百里之内。这些人以此自负，凶悍桀骜的气质积久而成为风俗。北魏太武帝率三十万军队攻打彭城却不能攻下，而王智兴凭普通士卒出身的平庸才能在徐州肆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他，难道不是因为当地地形便利、士卒勇猛强悍吗？州城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就是铁官和商贾聚集的地方。那里百姓富足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炉，冶户都是大户人家，藏有数万贯钱，常常被盗贼窥伺，而守卫兵力很少，简直像儿戏。臣半夜思考此事，就不禁寒心：假如凶猛盗贼拼死者有十多人，白天进入市场，守卫便弃守逃走；况且当地出产精铁，百姓又都擅长锻造，分散各冶户的财物来号召招募无赖，那么几千人的武器一夜之间就可以备齐。顺流向南而下，早晨出发，已经到了徐州；这样徐州就有守不住的忧患了。假使不幸盗贼中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如吕布、刘备一类人物，占据徐州而施展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使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运入河北，朝廷听从了。过去楚国人丢失弓，却不能忘记弓在楚国，孔子还认为这件事气量狭小；何况天下是一家，东北两处冶场都是为国家兴利，却要夺取那里的利益给这里，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向北运输，冶户都有失业的忧虑，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批了。臣想借此征募冶户，作为利国监的屏障。如今三十六座冶炉，每冶有一百多人，采矿伐炭，多是饥寒交迫、亡命失意、强悍凶狠的百姓。臣想让每冶冶户各自选择有才力而忠诚谨慎的人十名，由官府登记姓名，发给他们却刃刀、长矛，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在知监官的庭院集合检阅考核。把他们的刀兵收藏在官府，等待防备大盗，不得役使他们；有违反者，按违制论罪。冶户早已被盗贼谋划侵害，百姓都知道这件事。让每冶出十人自行防卫，是百姓乐意的；官府又解除近日的禁令，让铁可以向北运输，那么冶户都会高兴听命，奸猾之徒也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少，遇到缓急不能守卫。如今只有战兵一千人，臣想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骑射两指挥调到徐州。这些人本来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徐州，营垒和器材都已齐备，只是后来迁到了南京。从前转运使分为东西两路时，是因为害怕运输粮饷的劳苦，才把他们调到西路。如今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并不会造成什么损益，却足以增加徐州的力量。城下几里处出产很多优质石材，取之不尽；奉化厢军现有空缺数百人，臣希望招募石工来补足人数，不派他们承担其他差役，让这数百人常年采石来修筑城墙。几年以后，整个城池就会坚固如金汤；只要使利国监不被盗贼窥伺，徐州便平安；徐州平安，京东便没有忧患。沂州山谷重重、道路险阻，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不肖，臣愿意再任徐州知州三年，并且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一定能够有所作为。京东的恶盗多由逃军而来，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闻风畏惧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法令严厉。技艺精熟便难以抵敌，法令严厉便会拼死作乱，形势就是如此。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顿军政，士兵都精锐了，却仍不免有人逃亡。臣曾考察他们逃亡的原因，大概是近年以来，押送罪人发配充军时，都不使用役夫，而使用禁军。军士承担押送任务，接到文书就出发，往返通常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收取利息钱就无法办理。

译百姓害怕触犯法律，不敢借钱；即使借了，也无法再收回。只有所属的将校才敢把利息钱借给他们，回来后便刻扣他们的粮食赏赐。因此上下相互牵制，军政不能修治，赌博、下棋、饮酒，无所不为。穷困苦闷、无所作为，便逃走去做盗贼。臣到徐州后，立即取出不属于省库的钱一百余千，另行储存；凡是承担押送任务的人，按照路程远近酌量领取，分三个月刻期偿还，不收取利息。将吏中有敢于收取利息钱的，严厉依法惩治。然后严格整顿军政，禁止饮酒赌博；不到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训练熟练，技艺精通，军队等级成为各郡之冠。陛下派遣敕使考察检阅时，所见正是这些情况。臣希望把这套办法下达给各郡，推广实行；这样军政整顿了，逃亡者就会减少，也是除去盗贼的一条办法。臣听说汉相王嘉说过：“汉文帝时，二千石和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望，没有苟且从事的心思。后来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彼此催促逼迫，司隶、部刺史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官几个月便被罢退，二千石的地位更加轻贱，官吏和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遭祸，一有小小的不如意就有离心叛意。从前山阳的亡徒苏令纵横作乱，官吏士卒临难时没有人肯执持节义而死，是因为郡守、国相的威权平素已被剥夺了。” 国家有紧急情况，要靠二千石来办理；二千石地位尊重、不易受到危害，才能够役使下属。用王嘉的话来考察，如今郡守的威权可以说平素已经被剥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的过失，下面有官吏百姓拿他的长处短处相持；还没有等到审问，差替他的命令已经下达了。想督促捕捉盗贼，哪怕在法令之外求取一文钱来使唤人，也不可能得到。盗贼是凶恶之人，有些罪行情节重而法定刑罚轻，守臣就把他们发配流放；却又让有关司法机关复核案情，弹劾守臣量刑过重。守臣如此战战兢兢，凭什么能够使官吏士卒拼死效力，破除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所以越来越猖獗，是因为陛下给予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微加重守臣的权力，只责成他们掌握大纲，略去追究小过。凡是京东盗贼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慎重选择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并多赐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缗钱赐得多了难以长久，赐得少了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给一二百千，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侦缉捕捉盗贼，便可以用酒赏给他们；敢于把这些钱用于其他用途的，按犯赃论罪。除正式赏格外，每年所得数百斛酒，也足以用来使唤人了。这也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只是小事，其中更大的问题不是臣本来应当说的。想要沉默不说，臣又私下想到：能够遇到陛下这样英明圣睿、卓异不凡的君主，如果有所保留而没有全部说尽，就不是忠臣的道义。因此臣冒死再次进言。从前用诗赋选取士人，如今陛下用经术任用人才，名目虽然不同，但都是凭文章辞采进身罢了。考察所得到的人才，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豪杰的场所；那里的人深沉勇猛、强悍果敢，可以任用来办理事务。然而如果要让他们学习声律、研读经义，同吴、楚、闽、蜀的士人争论细微得失，那么他们就只有不出仕而已，所以朝廷从那里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的品格；如果德行不足而才干有余的人困于没有进身之门，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别为五路士人另开仕进的门路。汉代的法令是：郡县推举秀异的百姓，选拔为吏，考察品行，察看功劳，依次迁升补授，有的做到二千石，入朝成为公卿。古代并不专门凭文章辞采选人，所以得到的士人更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由书佐进身，朱邑从啬夫被选拔，邴吉出自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进用的，多得数不清。唐朝中叶以后，方镇都选用低级军官来掌管牙兵。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通过科举自我显达的人，都争相从事这一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虽然老奸巨盗有的也出自其中，但像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一类的名卿贤将，所得到的人才也已经很多了。君王任用人才，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流向哪里，百川便奔赴哪里，蛟龙也在那里产生。等到江河改道流向别处，鱼鳖便无处安身，而鲵鳅之类反而得以称制。如今世上的胥史、牙校都成了奴仆般的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不任用他们。如今想任用胥史、牙校，但胥史办理文书、审理刑狱、管理钱谷，这些事务势必不能废弃。若施加鞭挞，一旦鞭挞实行，豪杰便不会出现在其中。因此凡是受过刑的士人不能任用，可以任用的人不能施刑。所以臣希望陛下采用唐代旧制，让五路监司、郡守共同选拔士人，补充牙职；都选择才干和心力足以超过常人的、却不能从事科举的人，用现在的庸钱给他们俸禄，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的事务。因公犯罪至杖刑以下的，允许赎罪，依照将校的法律办理；让长吏能够荐举有才干的人，按功劳等级排列，记载任职年月，使他们能够出仕。让他们出仕，待遇可以比照任子，而且不以流外身份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职位。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人，提拔任用几名，那么豪杰英伟之士便会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之徒也可以加以笼络收取。具体条目曲折繁复，臣不敢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留意审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各州郡全部撤去武备。只有山涛论说这样做不可，晋武帝见到后说：“这是天下的名言。”却不能采用。等到永宁以后，盗贼蜂拥而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武备而不能制服他们。山涛的话于是得到验证。如今臣在无事之时，屡屡拿盗贼来进言，私下的忧虑和过度谋划，也已经太过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臣，也一定会被议论者讥笑；天下太平而臣受到嘲笑，也没有关系。否则等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已经晚了。冒犯天威，罪在不赦。《策略五》。苏轼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沟通下情，结构整齐，波澜开阔，议论精妙，可以作为策论的范文。散文写得生疏、苦于断续不相连的人，或者语句写得费力的人，熟读此文，不愁没有进步。

译臣听说，天子把自身托付在巍巍高位之上，又用一颗心在茫茫天下之中运转；安定时像泰山一样稳固，危险时像累卵一样岌岌可危，两者之间不容许有丝毫差别。因此古代圣人不凭恃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资势，而凭恃自己拥有令人爱戴的实德；不凭恃自己拥有不可防范的权势，而凭恃自己拥有使人不忍背叛的仁心。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所处的位置，是天下最危险的位置。天子依靠公卿来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又彼此相互依附，才共同拥有富贵。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却想用区区名分来束缚他们，用不值得凭恃的权势来控制他们，那么平时无事时还可以彼此制约；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们全都只是路上的行人，甩手离去，还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的君主，都不是一日造成的，因为君臣的权力关系早已离散；恰好遇到变故，于是一下子散掉而再也收不回来。当事情尚未发生时，天子极其尊贵，大夫、士极其卑贱；他们奔走万里，不敢分先后，天子庄严地面向南坐着统治臣下，说：“上天还说过什么吗？”百官低头到位，收拢双足退下，战战兢兢，只怕获罪。群臣相互带领着谋求苟且安稳，贤者既无法施展才干，愚者也有地方容纳自己的无能，天下所有事情都听任它自行发展罢了。等到事情出乎寻常、变故起于意料之外时，眼看天下没有人同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分割国家来给别人，也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以至于颠沛覆亡却还没有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天下是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个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而放在箱笥里，那么器物和人彼此不熟悉，因而僵硬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会让手熟悉器物，器物也熟悉他的手；手与器彼此信任而不相疑，这样做事才会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祸乱值得忧虑，而是安逸养息、无事可做值得畏惧。为什么呢？担心它一旦到了僵硬难以操持的地步。从前拥有天下的君主，日夜磨炼百官，抚慰人民，为他们举行朝聘、会同、合祭、宴享，以交结诸侯的欢心；每年四时、每月初一，让百姓来听读法令，饮酒、举行蜡祭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都可以到外朝来，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还认为这样不够，于是每五年巡守一次，在四方名山之下朝会诸侯，亲自接见当地的老人、贤士和大夫，以周遍了解天下的风俗。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徒然劳苦，而是要逐步使天下人心服从并习惯于君主，使他们不至于僵硬难以操持。到了后世，破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于是养尊处优而自高自大，专门实行深严的统治，使天下人拱手只在表面上顺从，内心却不服。那些腐儒老生又出来替这种做法辩说：“天子不能随便说话，史官将要把它记下来，后世还会把它当作讥刺。”这样一来，君臣彼此相看却互不了解，就只成了偶人罢了。天下人心既然已经离去，君主却茫然抱着空器物，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背后谋划取代自己。臣曾考察西汉初年，汉高祖创业之际，事情的变故也已经很多了。然而汉高祖凭项氏摧残破坏之后的局面，同韩信、英布之流一起在中原争驰；这六七个人，都凭借超人的姿态，占有土地和众多甲兵，势力足以作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安定于汉，传了十几代。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时，四方夷狄仰慕汉朝声威，兵革没有使用，王莽一个竖子却举手之间夺取了天下；不用一寸兵、一尺铁，天下便屏息，无人敢于争抗。这是什么缘故呢？创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同他有握手相交的欢乐；凡是在朝廷任职的人，都曾经相互试探考察，以了解各人的才干长短。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身体哪处有疼痛，手脚便不约而同地自行救治。在这个时候，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等到他们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于富贵的势力，尊卑之间隔绝遥远，上下之间情意疏远，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淡薄，所以不忧虑眼前的小患，却常常造成长远的大患。等到祸患一旦发生，本来已经无法挽救了。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去除苛细礼节而致力于至诚，排斥虚名而追求实效，不吝惜高位厚禄来招致山林隐士，并且希望听到切直而不隐瞒的言论，这些全都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情意。从前我太祖、太宗已经拥有天下时，法令简约，不故意筑起高岸，当时大臣将相都可以从容地整日相处，欢乐得像平生旧交；下至士人、百姓，也能够各自效力。因此天下人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的话。他们的话并没有文采修饰，却能敞开心胸、显露真诚，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奇特方法，也是驾驭天下的大权。如今太平治理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每天更新盛大德行，以激发天下长期安定后懈怠的气气，所以陈述五件事，供陛下采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依靠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日夜召来议论天下的大计，同时借此熟悉观察他们的为人；第二是太守、刺史，他们是天子寄托治理远方百姓的人；他们罢职归来时，都应当询问他们治理政事的情况、民情风俗所安定的地方，也借此推测他们的才能究竟能够胜任什么。第三是左右扈从、侍读、侍讲等人，他们本来就是用来议论古今兴衰的大要的，并不是只为应付旧例、充数，徒然列在官籍上。如果有事向他们询问，也没有什么妨碍。第四，官吏和百姓上书，只要略有可取之处，就应当都召来询问，并优厚地对待他们，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第五，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之官以上，即使地位极其卑微，也没有途径自行通达朝廷；然而人主的作为，难道有什么不可行的吗？考察其中善良的人，突然召来相见，使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从什么途径被召来的。这样一来，远方卑微的官吏也都会努力自我激励，趋向善行，不会因为职位低、俸禄少、没有办法向上通达，便不修养自己；并且使天下人渐渐知道天子如此乐于行善、亲近贤人、体恤百姓，勤勤恳恳而不知疲倦。众人都会受到感发，知道君主爱护他们，便不肯同他一起做坏事；贤人也将越来越多，奸吏越来越少。这样，在刑法之外，还能大大慰藉天下人的心了。《崇古文诀》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卷二十五，宋代楼昉编，宋文 《赞王元之画像》。苏轼的器量格局很大，读这篇文章，可以想见王公和王元之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