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纪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西汉文纪》卷八，明代梅鼎祚编。公孙弘【菑川薛地人，凭贤良身份应对策问而任博士；数年后历任御史大夫，升为丞相，封平津侯】。贤良策问。【武帝刚即位时，招求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身份被征召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来复命，答复不合皇帝心意，皇帝发怒，认为他无能，于是他称病免官归乡。元光五年，又征召贤良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次推举公孙弘。公孙弘以曾经西行任职、不能胜任为由推辞，希望另行选择。菑川人坚持推举公孙弘，他到太常府应试。皇帝下策书诏令诸儒应答，当时应试者一百多人。太常上奏说公孙弘的策对名次在下等，天子却提拔他的对策为第一，任命他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公孙弘又上书论述邪恶官吏，皇帝用册书回答他的问题。公孙弘再次应对，皇帝认为他的言论奇异。】武帝策问诸儒的制诏。听说上古最好的政治是这样：只画出衣冠的样式、区别服饰的纹章，百姓便不犯法；阴阳调和，五谷丰登，六畜繁殖；甘露降下，风雨应时，嘉禾兴盛，朱草生长；山林不因砍伐而光秃，泽地不干涸；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游于池沼；黄河、洛水出现图书；父亲不丧失儿子，兄长不哭弟弟；北方征服渠搜，南方安抚交阯；凡舟车所到、人迹所及之处，凡爬行和用口呼吸的生物，都各得其所。朕非常赞美这种情形。如今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样？诸位大夫修习先圣之术，明白君臣之义，讲论广博而闻名当世。敢问诸位大夫：天人之道从哪里开始？吉凶的应验在哪里可以预期？禹、汤时代的水旱灾害，其过失由何而来？仁、义、礼、智四者应当怎样施行？继承统绪、垂成事业以及万物鬼神的变化，天命的征兆、国家的废兴，究竟如何？天文地理和人事的纲纪，诸位大夫都已学习，请竭尽心意，端正议论，详细写出对策，著录成篇。朕将亲自阅览，不要有任何隐瞒。臣听说，尧舜上古之时，不看重爵位赏赐而百姓勉励行善，不加重刑罚而百姓不犯法；君主亲自以正道率领百姓，所以百姓信服。后世看重爵位、厚加赏赐，百姓却不勉励行善；刑罚严酷而重，奸邪仍不能止息；君主自身不正，百姓也不信服。厚赏重刑并不足以劝善禁非，关键只在于取得信任罢了。因此，根据才能任用官吏，职分就能分明，政治就能得到治理；去除无用的言论，事情的真相就能显现；不制造无用的器物，赋税征收就会减少；不夺取百姓农时，不妨碍百姓力量，百姓就能富足；有德者进用，无德者退斥，朝廷就尊严；有功者升迁，无功者降黜，群臣就会谨慎；刑罚与罪行相当，奸邪就会停止；赏赐与贤能相当，臣下就会受到勉励。这八项，都是治理百姓的根本。所以百姓得到事业安排就不争斗，得到合理治理就不怨恨，有礼就不暴乱，受到爱护就亲近。以上这些，是君主治理天下最急迫的事情。因此法令不违背义，百姓就会服从而不离叛；和谐不离开礼，百姓就会亲近而不暴乱。所以法令所惩罚的，正是义所要排除的；和谐所奖赏的，正是礼所要取法的。礼义是百姓所服从的，赏罚又顺着礼义施行，百姓就不会触犯禁令。古代只画出衣冠、区别服饰而百姓不犯法，正是因为这种治理之道一向实行。臣听说，气息相同就会相随，声音相近就会相应。如今君主在上面使德政和谐，百姓在下面和合相处，所以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体和，形体和则声音和，声音和则天地的和气也会相应。因此阴阳调和，风雨应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繁殖，嘉禾兴盛，朱草生长，山林不秃，泽地不涸，这是和谐的极致。形体和谐就没有疾病，没有疾病就不会夭亡，所以父亲不丧子，兄长不哭弟。德行与天地相配，光明与日月相同，麒麟凤凰就会到来，龟龙就会出现在郊野，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远方的君主没有不喜悦仁义、奉献财帛前来朝见的，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臣听说，仁就是爱，义就是适宜，礼就是所践履的规范，智就是谋术的根源。使人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兼爱众人而没有私心，叫作仁；明辨是非，确定可行与不可行，叫作义；进退有法度，尊卑有分别，叫作礼；掌握生杀大权，疏通堵塞的道路，权衡轻重的法则，评议得失的道理，使远近各处的真情和伪情都显现于君上，叫作术。这四项，是治理的根本、道的作用，都应当施行，不可废弃。掌握了它们的要领，天下就安定快乐，虽然设置法令却不必使用；不掌握其方法，君主就会被蒙蔽于上，官府就会混乱于下。这就是事情的实情，也是承继统绪、垂成事业的根本。臣听说，尧遭遇洪水，便让禹治理水患，却没有听说禹也遭遇水灾。至于商汤时代的旱灾，那是夏桀遗留下来的祸害。桀、纣行恶，受到上天惩罚；禹、汤积累德行，因而成为天下之王。由此看来，上天的德行没有私心：亲近并顺应它，和谐就会兴起；违逆它，祸害就会产生。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纲纪。臣公孙弘愚昧刚直，不能胜任这重大答问。皇上论邪恶官吏的奏疏。陛下拥有先圣的君位，却没有先圣那样的百姓；拥有先圣那样的百姓，却没有先圣那样的官吏。因此，形势相同而治理效果不同。先世的官吏正直，所以百姓忠厚；今世的官吏邪曲，所以百姓浅薄。政令败坏而不能实行，命令疲弱而无人听从。让邪恶的官吏施行败坏的政令，使用疲弱的命令，治理浅薄的百姓，是不可能教化成功的。这就是治理不同的原因。臣听说周公旦治理天下，一年便有变化，三年便能教化，五年便安定。只在于陛下的志向如何。武帝答复公孙弘的册书。问：公孙弘称赞周公的治理；以公孙弘的才能，自己看和周公相比，谁更贤能？

译答复武帝册书。愚臣浅薄，哪里敢把才能同周公相比？即使如此，愚臣心里清楚地看见，治理之道确实可以这样实行。虎豹、马牛以及禽兽，是不能轻易控制的；等到教导、驯服、训练它们之后，甚至可以牵引、驾驭、使用。至于人服从教化，臣听说，矫直弯曲的木头用不了一天，熔化金石用不了一个月。人对于利害和好恶的感受，难道能同禽兽、木石之类相比吗？一年就发生变化，臣公孙弘还私下认为这太迟了。【《汉书》同此。】禁止百姓携带弓弩。奏疏。【东郡盗贼兴起，公孙弘上奏，皇帝下令让群臣讨论。吾丘寿王认为这样做很不方便。皇帝以此诘难公孙弘，使他屈服。】十个盗贼张弩发射，一百名官吏也不敢上前。盗贼不能立即伏法，逃脱者很多；对盗贼来说危害少而利益多，这就是盗贼繁多的原因。禁止百姓不得携带弓弩，盗贼就只能拿短兵器。短兵器接战，人多的一方就会获胜。用众多官吏捕捉少数盗贼，形势上必定能够擒获。盗贼只有危害而没有利益，就没有人再犯法。这就是使刑罚搁置不用的办法。臣愚昧地认为，禁止百姓携带弓弩是有利的。吾丘寿王关于禁止百姓携带弓弩的答复。臣听说古代制造五种兵器，并不是用来互相伤害，而是用来禁止暴行、讨伐邪恶。安居无事时，用它制服猛兽、防备意外；发生事情时，用它设置防守、布置阵势。到了周王室衰微以后，君上没有贤明的君王，诸侯凭武力相争，强者侵犯弱者，多数欺凌少数，天下疲敝，巧诈之术一同滋生。因此聪明人陷害愚笨者，勇敢者威逼怯弱者，只把取得胜利作为目的，不顾仁义道理；所以机关、变术、器械、装饰等用来互相残害的工具，数不胜数。后来秦兼并天下，废弃王道，树立私意，毁灭《诗》《书》而把法令放在首位，抛弃仁恩而任用刑杀；毁坏名城，杀害豪杰，销毁铠甲兵器，折断刀剑锋刃。此后百姓用农具、锄头、鞭子、木棒互相殴打，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无法胜数，以至于穿赭衣的囚徒堵塞道路，群盗遍满山野，最终因而混乱灭亡。所以圣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防，因为知道禁防是不足以依靠的。如今陛下彰明德政，建立太平，选拔俊才，兴办学官；三公和有关官员中，有的从穷巷白屋出身，裂土分封；天下日渐受到教化，四方都向慕风化。然而盗贼仍然存在，这是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罪过，并不是百姓携带弓弩的过错。《礼》说：“男子出生，就用桑木弓、蓬草箭举起他，明确表示将来有事。”孔子说：“我拿什么东西？拿弓箭吗！”大射之礼，从天子下至庶人，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诗经》说：“大侯已经竖起，弓箭于是张开，射手已经集合，请献上你们的射击功绩。”说的是贵在射中目标。臣愚昧地听说圣王以射礼来彰明教化，却没有听说要禁止弓箭。况且之所以要禁止，是因为盗贼用弓弩进行攻杀抢夺。攻杀抢夺本应处死，但仍不能禁止；大奸大恶之徒面对重刑，本来就不会躲避。臣担心邪恶之人携带弓弩而官吏不能制止，善良百姓为了自卫却触犯禁令；这就是任凭盗贼逞威，反而剥夺百姓自救的手段。臣私下认为，禁止弓弩并不能增加制止奸邪的效果，反而废弃先王的典章，使学习者不能学习、实行射礼，实在很不方便。请广泛兴办学官。奏疏。【武帝时延请文学儒者达数百人，公孙弘因治《春秋》成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纷纷仰慕。公孙弘掌管学官，忧虑大道郁滞，于是请求白丞相、御史，说明此事，皇帝下诏说可以。从此公卿大夫和官吏士人中，文才学问出众者越来越多。】丞相、御史说：“诏令说：听说以礼引导百姓，以音乐感化百姓。婚姻，是家庭生活的大伦常。如今礼制废弛、音乐败坏，朕非常怜悯。因此详细征召天下端方正直、博学多闻之士，全部登上朝廷。命令礼官劝勉学习，讲论广博的学问，兴起礼制，为天下作先导。太常应与博士弟子共同推崇乡里的教化，以广泛培育贤才。”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论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道，乡里都有教育。夏称为校，殷称为序，周称为庠。劝勉善行的，就在朝廷表彰；惩罚恶行的，就加以刑罚。所以教化的推行，要从京师建立最先行善的榜样开始，由内而外推及各地。如今陛下彰明至德，开启大明，与天地相配，以人伦为本，劝勉学习、修明礼制，尊崇教化、激励贤才，用来感化四方，这是太平的根源。古代政教尚未周备时，也不缺少礼制，请依照旧有官制兴办。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太常选择民间年满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好学、敬重长上、整肃政教、顺从乡里的人员，出入行为不违背所学所闻的，令相、长、丞上报给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谨慎考察其中合适的人，应当让他们随计吏一同到太常，得以像博士弟子一样接受学业。每年都立即考试，能够通晓一门以上经艺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空缺。其中成绩优异、可以担任郎中的，太常登记后上奏；如果有才秀出众、品第特别的人，立即把姓名上报。那些不从事学习、才质低下以及不能通晓一门经艺的人，立即罢免；同时请处罚那些不称职的人。”臣谨查考诏书和下达的律令，其中阐明天人与人的分际，贯通古今的义理，文章雅正，训辞深厚，恩惠施行得非常美善。小吏见闻浅薄，不能彻底宣扬，无法向下明白布告。请以治理礼制、继承掌故、以文学礼义作为官员升迁和留滞的依据；选择秩禄相当于二百石以上以及官秩百石以上、通晓一门经艺的官吏，补任左右内史、大行的卒史，秩比百石以下者补任郡太守的卒史，各二人，边郡一人。首先任用诵习最多的人；如果人数不足，再选择掌故补充中二千石属官中的文学掌故，补充郡属官的员额。请著录为功令，其余依照律令办理。【《史记》作“方正博闻”，《汉书》作“方闻洽文”，下有“举遗”二字；“广”作“厉”，“脩”作“兴”，“道邑”作“官”，“试”作“课”。】请调任汲黯为右内史。奏疏。【汲黯刚直严厉，曾经在朝廷上触犯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等人，因此深受他们嫉恨，想要杀掉他。公孙弘于是借事上奏说：“汲黯由主爵都尉调任右内史，几年以来政务没有废弛。”】右内史辖区内有很多贵人和宗室，难以治理，不是平素受人敬重的大臣不能胜任，请调汲黯为右内史。请求辞职归还侯爵、退休的奏疏。【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审治党羽正紧张时，公孙弘病得很重。他认为自己没有功劳却封为侯，居于宰相之位，而诸侯叛乱，自己奉行职守又不称职，于是上书愿意归还侯爵、请求退休。皇帝答复不准，赏赐假期、牛、酒和杂色丝帛；几个月后病情好转，又恢复处理政事。】

译臣听说天下共同遵行的正道有五条，实行它们的德行有三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次序，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五种正道；仁、智、勇，是天下共同的三种德行，是实行五道的凭借。所以说，努力实行接近仁，好学好问接近智，知道羞耻接近勇。懂得这三点，就懂得用来修治自身的方法；懂得修治自身，然后懂得治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修治自己却能治理别人的人。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如今陛下亲自奉行大孝，鉴法三王，建立周代的治道，兼取文治武功，勉励贤能并给以俸禄，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如今臣公孙弘才能低劣，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陛下过分看重我，从士卒之中提拔我，封我为列侯，使我位居三公。臣公孙弘的品行才能不足以相称，平素又有背柴劳作所致的疾病，恐怕在犬马之前先填入沟壑，最终没有办法报答恩德、完成职责。愿归还侯印，请求退休，让出贤者应走的道路。【《史记》】同上。【《汉书》】臣听说天下通行的正道有五条，实行它们的有三种德行：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天下通行的五种正道；仁、智、勇，是实行它们的三种德行。所以说，好问接近智，努力实行接近仁，知道羞耻接近勇。懂得这三点，就懂得修治自己的方法；懂得修治自己，然后懂得治理别人。没有不能修治自己却能治理别人的人。陛下亲自奉行孝悌，鉴法三王，建立周代的治道，兼取文治武功，招徕四方贤士，任用贤能、安排职位，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将以此激励百姓、劝勉贤才。如今臣公孙弘愚昧低劣，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陛下过分抬举我，从士卒之中提拔我，封我为列侯，使我位居三公。臣公孙弘的品行才能实在不足相称，又有背柴劳作所致的疾病，恐怕在犬马之前先填入沟壑，最终没有办法报答恩德、完成职责。愿归还侯位，请求退休，让出贤者应走的道路。武帝答复公孙弘的诏书。【元朔三年】古代奖赏有功之人，褒扬有德之人；守成时期崇尚文治，遭逢变乱时重视武力，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原则。朕从前心怀众多愿望，得以继承至尊之位，害怕不能使天下安宁，只想着同谁共同治理，你应当知道。君子赞美善、憎恶恶，这一点你应当知道。你如果谨慎行事，就常在朕身边。你不幸患了霜露所致的疾病，什么病不能痊愈，却上书归还侯爵、请求退休，这是彰显朕的德行不够。如今事情稍微闲暇，你应当减省思虑，专一精神，用医药辅助治疗。【《史记》】同上。【《汉书》】古代奖赏有功之人，褒扬有德之人；守成时期崇尚文治，遭逢变乱时重视武力，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原则。朕日夜怀抱众多愿望，得以承受至尊之位，害怕不能使天下安宁，只想着同谁共同治理，你应当知道。君子赞美善行，并且使它流传后世，这样的行为常在朕身上。你不幸患了霜露所致的疾病，什么病不能痊愈，却上书归还侯爵、请求退休，这是彰显朕的德行不够。如今事情稍微闲暇，你应当保养精神，停止思虑，用医药辅助调养自己。邹长倩。

译赠给公孙弘的信。【公孙弘在元光五年被菑川国人推举，皇帝任用他为贤良。菑川人邹长倩因为知道他家贫穷、缺少自我资助的财物，便脱下衣裳给他穿，脱下自己所戴的冠和鞋送给他。又送给他一束饲草、一防白丝、一个扑满，并写信题赠给他。】人无论处于隐微还是显达，若有道德，便自然尊贵。即使新鲜的草束很卑贱，也不能使君子蒙尘，所以送给您一束生刍。《诗人》所说：“一束生刍，那个人如美玉。”五根丝为一防，两防为一升，两升为一緎，两緎为一纪，两纪为一緵，两緵为一防，都是由少到多，从一防到显著。士人建立功勋、成就事业、树立名节，也正是这样。不要因为小善不足以修身就不去做。因此送给您一防白丝。扑满是用土制成的器物，用来储蓄钱币；有收入钱币的孔，却没有取出钱币的孔，装满之后就把它打碎。土是粗陋的东西，钱是贵重的财货；钱只进不出，只积聚不散失，所以要打破它。士人如果只知聚敛而不能散财，将会遭遇像扑满一样被打碎的结局，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因此送给您一个扑满。多么盛大美好啊！山川阻隔而路途遥远，又加上风霜露水。次卿足下，请勉力建立功名；我私下处在您的下位，等待听到您的美誉。【《西京杂记》：“緎”一作“▯”，一作“缄”；“緵”一作“总”。公孙弘的答信已经败坏散失，不复存在。】董仲舒【广川人，起初任博士，因贤良身份应对策问，任江都相；后来被罢为侍中大夫，又任胶西王相，因病免官，最终死于家中】。贤良三策。【都是武帝即位后发出的策问。武帝即位后，前后举荐贤良文学之士达数百人。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应对策问，天子阅览后认为奇异，于是又向他发问。董仲舒答完后，被任为江都相。武帝初即位时，魏其侯、武安侯任丞相，尊崇儒学之风已经兴起。等到董仲舒应对策问，推尊阐明孔氏之学，抑制排斥诸子百家，设置学校官职，州郡举荐茂材、孝廉，这些都由董仲舒发端。】诏书说：“朕得以承受至尊之位和美德，要把它传给无穷后世，施行到无边之地；责任重大，守护的任务也很重，所以日夜不敢安享康宁。长久思考万事的统绪，仍害怕有所缺失，因此广泛延请四方豪杰俊才，由郡国诸侯共同选举贤良、修洁、博学之士，想听取大道的要旨和最高深的议论。如今诸位大夫中，您出众地成为被举荐的首位，朕非常赞赏。诸位大夫应当精心致意、深入思考，朕将垂耳听取并向您发问。”听说五帝、三王的治道，改革制度、制作音乐，于是天下和洽，历代帝王都遵行这种做法。虞舜时代的音乐，没有比《韶》更盛美的；周代没有比《勺》更盛美的。圣王已经去世，钟鼓管弦的声音还没有消失，但大道逐渐缺损，衰败下去，终于到了桀、纣那样的行径，王道大大败坏了。在五百年之间，守成的君主和身居要位的士人，想要遵循先王法度、辅佐维护当世的人很多，然而仍然不能复归正道，日益衰败覆灭，直到后来的君王才停止。难道是他们所坚持的操守有时悖谬，因而失去了治道的统绪吗？还是上天降下的命运本来就不能再挽回，必须推到极度衰败以后才停止呢？唉！凡是那些早起晚睡、辛苦不懈、努力效法上古的人，难道也将毫无补益吗？夏、商、周三代接受天命的征兆究竟在哪里？灾异的变化又因何而起？” 人的性命情形，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厚，有的鄙陋。人们常听到这些称呼，却没有看透其中的道理。朕想使教化流行、政令通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乐、政事显明，那么应当修治什么、整饬什么，才能使膏露降下、百谷丰登，使德泽滋润四海、恩泽达到草木，使日月星辰完备、寒暑调和，承受上天的福祐、享有鬼神的灵助，使德泽洋溢，施及四方之外，延及万物众生？诸位大夫明白先圣的事业，熟悉风俗教化的变化、始终次序，讲论听闻高尚义理已经很久了。请向朕说明，分别列出条目，不要杂乱混并；从治道中取得答案，谨慎说明其来源。即使其中有不正、不直、不忠、不达到极致之处，或有曲从执事之人的言论，也写下来而不要泄露，兴起于朕自身，不要顾虑后来的祸害。诸位大夫应当尽心，不要有任何隐瞒，朕将亲自阅览。” 回答说：“陛下发布有德的言论，下达明白的诏书，探求天命和人性，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臣谨按《春秋》，考察前代已经实行的事情，来观察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情形，实在令人畏惧。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告诫；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警告恐惧；仍然不知道改变，灾祸和败亡就到来了。由此可以看出上天对人君怀有仁爱之心，想要阻止他的混乱。只要不是极度失道的时代，上天总是想扶持它、使它保全安定，关键在于人君努力自强罢了。努力学习问道，听闻见识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达；努力践行治道，德行就会日益增长并取得大功。这些都是可以使国家恢复正道并立即见效的事情。”《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都是勉力自强的意思。道，是由此通向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实行道的工具。所以圣王去世以后，子孙仍长久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君王尚未制作新乐时，就使用先王的音乐，选择适合当世的，用它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实情，如果没有雅乐、颂乐就不能完成。因此君王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是用来歌颂他的德行。音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改变民风容易，教化人心却能留下深刻影响。所以声音发于和谐，而根本在于情感；它接触肌肤，深入骨髓。因此王道虽然逐渐缺损，管弦之声却还没有衰败。虞舜氏不理政事已经很久了，然而音乐歌颂遗留下来的风气仍有保存，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君主没有不想安定长存、厌恶危亡的，然而政事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所遵循的道路也不正确，所以政事一天天败坏。周代的治道衰败于周幽王、周厉王时期，并不是治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周宣王，追思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的事业，弥补政治弊端，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代治道光明显著地重新兴起。诗人赞美他而作诗，上天保佑他，为他生出贤能辅佐之臣；后世称颂至今不断，这是早晚不懈地行善所造成的。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所以治乱、废兴在于人自身，并不是上天降下的命运不可挽回，而是人所持守的东西悖谬，失去了治道的统绪。臣听说，上天所特别扶持、使之成为王者的，必定有不是人力所能造成而自然到来的事情，这就是受命的征兆。天下人同心归附他，像归附父母一样，所以天降祥瑞，确实会应验而来。

译《尚书》说：“白鱼进入武王的船中，有火光降临武王的屋顶，流动变成乌鸦。”这大概就是接受天命的征兆。周公说：“恢复吧，恢复吧。”孔子说：“德行不会孤立，一定会有邻。”这些都是不断积累善行、累积德行的结果。到了后世，君主放纵淫逸、日益衰败，不能统领治理众生；诸侯背叛，残害百姓，为争夺土地而相互攻伐；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使用不当，就产生邪气。邪气积聚在下面，怨恨和恶意积蓄在上面；上下不和，阴阳就会错乱乖戾，妖孽便产生了。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的生命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厚，有的人鄙陋，都是经过陶冶而形成，不能全都纯美。因为有治乱不同的因素产生，所以人性不齐。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夭折。上面的教化施加于下面，下面服从上面，就像泥土在陶轮上，只由陶工塑造；又像金属在熔炉中，只由冶工铸成。安抚他们，他们就会来归；发动他们，他们就会和谐，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谨按《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的结论是：它在于端正自己。“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上天所施为的；正，是君王所施为的。它的意思是：上承接上天所施为的，下面用正道来规范自己所施为的事情。“正”，就是王道的开端。因此，君王如果想有所作为，就应当从上天那里寻求其开端。天道中最重要的，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要用于杀戮，德主要用于生养。所以阳气常居于盛夏，以生育、成长、养育万物为事；阴气常居于严冬，积聚在空虚而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上天使阳气从上面出来，布施万物，主管一年的功业；又使阴气潜藏在下面，按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没有阴气的帮助，也不能独自成就一年四时。最终以阳气成就一年为名，这是上天的意思。君王承受上天的意旨来办事，所以应当任用德教，而不应任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能单独成就一年一样。治理政事却任用刑罚，是不顺应上天的，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如今废弃先王施行德教的官职，只任用执掌法令的官吏来治理百姓，岂不是任用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施教化就加以诛杀，叫作暴虐。’把暴虐的政治施用于下，却想使德教遍及四海，所以很难成功。我谨按《春秋》解释‘一元’的意义：‘一’是万物所由开始的。‘元’，是言辞中所谓大的意思。把‘一’称为‘元’，是观察万物的大始，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根本，而又从最尊贵者开始。所以，做君主的，要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也没有邪气能够夹杂其间；这样，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至，群生和谐，万民繁衍，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都受到滋润而大为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大的德行，都前来归附称臣，各种福善的征兆应有尽有，王道也就完成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这是为自己能够招致这些祥瑞之物，却身分卑贱、不能招致它们而悲伤。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能够招致祥瑞的位置，掌握能够招致祥瑞的势力，又具备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惠深厚，才智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贤士，可以说是仁义的君主。然而天地还没有应验，嘉美的祥瑞也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万民没有归于正道。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来筑堤防洪，就不能阻止它。因此，教化建立而奸邪全都停止，是因为堤防完备；教化废弃而奸邪一齐出现，刑罚也不能胜任，是因为堤防毁坏。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一点，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大事的：建立太学来教育全国，设置庠序来教化乡邑，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砥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刑罚很轻而人们不触犯禁令，是因为教化推行而风俗美善。圣明的君王承接乱世之后，清除乱世留下的痕迹，把它们全部除去，重新修治教化并大力兴起。教化已经彰明，风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推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肆背弃正道而失去天下；秦朝接替周朝以后，不但不能改正，反而更加严重，严禁文学，不许百姓携带书籍，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它们，一心想彻底消灭先圣的道统，只实行任意放纵、苟且简陋的统治，所以秦立为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从未有像秦这样以乱来救乱、使天下百姓遭受惨败的；它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灭，使风俗变得浅薄恶劣，人民变得愚顽粗鄙，触犯禁令而毫无顾忌，败坏到这种程度，谁有像它这样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的墙不能粉刷。’ 如今汉朝接续秦朝之后，就像腐朽的木头和粪土的墙一样；即使想把它治理好，也没有办法。法令发布，奸邪就产生；命令下达，欺诈就兴起；这就像用热汤来止住沸腾，抱着柴薪去救火，只会越来越严重，没有一点益处。我私下把它比作琴瑟音调不和，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装弦，才可以弹奏；治理政事而不能推行，严重时一定要改变旧制、重新施行教化，才可以治理好。应当改弦更张却不改，虽然有良工也不能调和；应当更改教化却不更改，虽然有大贤也不能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想治理好，却直到今天仍未能做到。之所以不能善治，是错在应当更化却没有更化。古人有话说：‘站在深水边羡慕鱼儿，不如回去编织渔网。’如今临政而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而更改教化。更化就可以善治，善治就会使灾害一天天减少，福禄一天天到来。《诗》说：‘使人民和顺，使众人和美，接受上天赐予的福禄。’治理政事而使百姓安适，本来就应当受到上天的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常道，是君王应当修治、讲明的。五者得到修治，所以受到上天的保佑，享有鬼神的福助；德行施及四方之外，延伸到所有生灵。

译诏书说：‘听说虞舜的时候，他在岩廊之上游息，垂衣拱手而无为，天下却太平。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天下也得到治理。帝王的道理，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通一致的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如此不同？大概崇尚俭朴的人不制造玄黄颜色的旌旗装饰。到了周朝，设置两观，乘坐大路，使用朱干玉戚，在庭院中陈列八佾，于是颂美之声兴起。帝王之道，难道宗旨不同吗？’有人说：‘美玉不用雕琢。’又说：‘没有文饰就无法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似乎不同。殷人使用五刑来督察奸邪，伤害人的肌肤以惩罚罪恶；成王、康王时期四十多年不实行这些刑罚，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空虚。秦国使用刑罚，死者很多，受刑的人一个接一个，耗损惨重，真令人哀痛！唉！朕早晨醒来，天未亮就起身，只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则，长久思索怎样奉行至高的事业、彰明宏大的功业；这一切都在于重视农业根本、任用贤能。如今朕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事的先导，劝导孝悌，尊崇有德之人，使者车马接连不断，询问百姓的勤劳，救济孤独者，竭尽思虑、穷尽精力；功业、功烈和美德，还从来不敢说已经取得。如今阴阳错乱，灾气充满天地，群生很少得到顺遂，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尚未辨明真伪。所以详细召集特别起用的贤士，希望或许能够有所防备和补救吗？如今你们诸位大夫等待诏令的一百多人，有的谈论世务却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有的考察上古而与现实不同，考察当今又难以实行，岂不是被文辞和成说所牵制，不能充分发挥吗？还是因为你们所依据的是不同的学术，所听闻的是不同的方术呢？请各自把意见全部写在篇章中，不要对有关官吏有所忌讳，明确说明主旨大略，彼此切磋、深入研究，以符合朕的心意。回答说：‘我听说尧接受天命时，把天下当作忧患，而不把帝位当作快乐。所以诛杀、驱逐乱臣，努力寻求贤圣，因此得到了舜、禹、稷、卨、咎繇。众多圣人辅佐德政，贤能之士辅助职事，教化大为推行，天下和谐融洽，万民都安定，仁、乐、义各得其宜，举止行动符合礼法，从容而合乎中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而后才能实现仁政’，说的就是这个。尧在位七十年，才把帝位让给虞舜。尧去世后，天下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却归附舜。舜知道自己不能推辞，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凭借尧留下的辅佐之臣，继承尧的统业，所以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孔子说：‘《韶》乐的美达到了极点，善也达到了极点’，说的就是这个。到了殷纣，违背天道，残暴万物，杀戮贤能和有智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者，却隐居而不肯做他的臣子。守职的官员全都奔走逃亡，逃入河海之间。天下耗损混乱，万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离开殷而归附周。文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任用贤圣，因此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于朝廷；他爱护施恩于百姓，天下归附他。’ 所以太公从海滨兴起，立即位列三公。当时纣王还在上面，尊卑混乱，百姓离散逃亡；因此文王悲痛，想使他们安定，所以每天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孔子作《春秋》，首先端正王道，然后统摄万事，可以看见素王的文治。由此看来，帝王的原则和纲要本来相同，而劳苦与安逸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王的功业尽善尽美，但善还没有达到极点’，说的就是这个。我听说制度和文饰、玄黄颜色的装饰，是用来彰明尊卑、区别贵贱，并勉励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所说接受天命后首先制定的制度，是改定正朔、变更服色，这是为了顺应天命。既然如此，宫室、旌旗的制度，也都有法度依据而这样制定。因此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俭朴就会固陋；俭朴不是圣人的中正制度。’我听说美玉不用雕琢，是因为质地滋润美好，不需要刻琢；这与达巷党人不学习却自然知晓不同。然而普通的玉不雕琢就不能形成文采，君子不学习也不能成就德行。我听说圣王治理天下，人民年少时就让他们学习，长大后根据才能任用；用爵禄来养成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上级为羞耻。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暴的贼乱；周公制定礼乐来加以文饰。到了成王、康王盛世，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流布的结果，不只是伤害肌肤的功效。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遵循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以贪婪残暴作为风俗，并没有用文德来教导天下；只追究罪名而不考察实际，行善的人未必能够免罪，作恶的人也未必受到刑罚。因此百官全都装饰虚假的言辞而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上级的念头；制造虚伪、粉饰欺诈，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又喜欢任用惨酷的官吏，赋税搜刮没有限度，竭尽百姓的财力，百姓离散逃亡，不能从事耕种纺织的产业，群盗一齐兴起。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者一个接一个，而奸邪仍未停止，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孔子说：‘用政令引导他们，用刑罚整齐他们，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心’，说的就是这个。如今陛下兼有天下，海内没有不服从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穷尽群臣的智慧，汇集天下的美善，至高的德行光明昭著，施及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相距万里的异域，都因仰慕德行而归附讲义，这是太平盛世的成就。然而功德还没有加惠于百姓，大概是君王之心尚未真正施加于此。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就会高明；’ ‘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就会光大。高明而光大，不在于别的，只在于是否把心意加以实行罢了。’希望陛下据此运用所听闻的道理，在内心确立诚意并付诸实行，那么与三王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籍田，作为农事的先导，早晨醒来便起身，忧劳于万民，思考往古而努力求取贤能，这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还不能说已经取得成效，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得到磨炼。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文采一样。所以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所由聚集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如今以一个郡、一个国的人数来计算，竟有相当多人不能应答诏书，这说明王道往往已经断绝。我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察询问，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之士应当可以得到。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是奉行君主恩德、传播教化的人。所以老师和统帅不贤，君主的德行就不能宣扬，恩泽就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在下面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君上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邪交易，使贫穷者、孤弱者、含冤受苦者失去职业，实在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灾气充塞，群生很少顺遂，百姓没有得到救济，都是长吏不明智，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译长吏大多出自郎中、中郎吏和二千石的子弟；选用郎吏又以财富为标准，未必贤能。况且古人所谓功劳，是根据任官后称职与否来区别等级，并不是所谓任职日子长久。小才之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会脱离小官；贤才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他担任辅佐。因此有关官吏都会竭尽力量、用尽智慧，专心治理自己的职事来求取功劳。如今却不是这样，积累任职年日来取得尊贵，任职长久来得到官位，所以廉耻混乱，贤与不肖混杂，不能辨明真伪。我愚昧地认为，应当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分别选拔自己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推荐二人，供给宿卫，同时也用来考察大臣的能力。所推荐的人贤能，推荐者有赏；所推荐的人不肖，推荐者受罚。这样，各诸侯的属吏和二千石都会尽心求贤，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并任用。遍得天下贤人，三王的盛业就容易实现，尧舜的名声也可以赶上。不要把日月长短当作功劳的标准，应当把实际考验贤能作为上策；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按照德行确定职位，那么廉耻各走正邪不同的道路，贤与不肖也会处在不同的位置。希望陛下施加恩惠，宽恕我的罪过，不要让我被文辞成规牵制，使我能够切磋并深入研究。我岂敢不竭尽愚见。诏书说：‘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得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所以朕向你们询问天人感应的道理，追溯上面唐虞的盛德，下面哀悼桀纣，探究事物逐渐衰微、逐渐灭亡，逐渐明盛、逐渐昌大的道路，虚心听取意见以便改正。如今诸位大夫明白阴阳如何造化万物，熟悉先圣的道业，然而文辞和条理还没有达到极致，难道是被当今世务迷惑了吗？条理还没有说尽，纲纪还没有讲完。是朕不明白，或听取意见不够专一吗？还是三王教化所依据的根本不同，而各自都有缺失呢？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就是道；这个意思难道不同吗？如今诸位大夫已经阐明大道的极致，陈述治乱的端绪，请把它们全部弄清、深入研究，哪个应当恢复，哪个应当重新施行？《诗》不是说：‘叹息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神明听取你们，赐给你们大福。’朕将亲自阅览。诸位大夫务必充分阐明这些道理。回答说：‘我听《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而施加恩惠，留心听取学习中的臣下的意见，又下发明白的诏册，来切实探究我的意思，穷尽圣德，这不是愚臣所能完整说明的。先前所上奏的回答，条理没有说尽，纲纪没有讲完，言辞没有分别清楚，主旨没有分明说明，这是我浅陋的罪过。’诏册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得到征验；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今天得到验证。’臣听说，天是群物的祖先，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没有差别；安排日月、风雨来使万物调和，运行阴阳、寒暑来使万物成就。所以圣人效法天而建立道，也广泛地爱护而没有私心，施布德行、推行仁爱来厚待万民，制定义理、建立礼制来引导他们。春，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仁，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夏，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霜，是上天用来杀伐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由此说来，天人感应，是贯通古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以天道衡量，向下以人情验证，参照古代，考察今天，所以《春秋》所讥刺的事情，就是灾害所加临的地方；《春秋》所憎恶的事情，就是怪异所施加的地方。《春秋》记载国家的过失，同时记载灾异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人的作为，其美善或丑恶的极端，竟与天地流通往来、互相感应。这也是说明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修治掌管教训的官职，专心用美德善行教化百姓；百姓已经受到充分教化之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被判罪入狱。如今这种官职被废弃而不修治，没有办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品行和义理而为财利去死，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中的案件数以万千计；由此可见，古代的制度不能不采用。因此《春秋》认为改变古制就是可讥刺的。上天所命令的叫作天命，天命没有圣人就不能施行；质朴本真的状态叫作本性，本性没有教化就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作情感，情感没有法度制度就不能节制。所以君王对上要谨慎承受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要努力彰明教化、教导百姓，以成就人的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之处，区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修治这三件事，大根本就建立起来了。人从上天接受生命，本来就超然不同于群生：在家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集相遇时，有尊老爱幼的施行；交往时文采分明、礼仪灿然，彼此相接，又欢悦有恩，彼此相爱，这就是人比万物尊贵的原因。上天生长五谷供人食用，生长桑麻供人穿衣，繁育六畜供人养育；人驾驭牛马，圈养豹、关禁虎，这就是人得到上天的灵性而尊贵于万物的表现。所以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明白人的天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知道仁义；知道仁义以后，就会重视礼节；重视礼节以后，就能安处于善；安处于善以后，就乐于遵循正理；乐于遵循正理以后，才可以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诏册说：‘追溯上面唐虞的盛德，下面哀悼桀纣，探究逐渐防范、逐渐消灭，逐渐明盛、逐渐昌大的道路。’虚心听取意见来改正。臣听说，众少可以积成多数，积小可以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没有不由昏暗达到光明，由隐微达到显著的。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兴起，都不是一日之间显达的，大概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不能堵塞；行为从自身发出，不能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所以积累细小就会成就重大，谨慎防范隐微就会显著。《诗》说：‘看这位周文王，小心谨慎。’所以尧战战兢兢，每天实行他的正道；舜勤勤恳恳，每天增进他的孝行。善行积累，名声就显著；德行彰明，自身就尊贵，这就是逐渐明盛、逐渐昌大的道路。善行积累在身上，像白昼逐渐增长，别人却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身上，像火逐渐熔化油脂，别人也看不见。

译如果不是明白人的情性、考察社会流俗，谁能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唐虞获得美好名声，而桀纣令人悲伤畏惧的原因。善恶彼此相随，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所以桀纣暴虐傲慢，进用谗佞和残贼之人，贤能有智慧的人隐退，恶行一天天显露，国家一天天混乱；他们却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像太阳高悬天空，最终逐渐衰败而彻底毁灭。暴虐悖逆、不仁不义的人，并不是一日之间灭亡，也是逐渐发展到那一步的。所以桀纣虽然背弃王道，却仍然享有国家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道路。诏册说：‘三王的教化所依据的根本不同，但都各有缺失。有人说长久而不改变的就是道，这个意思难道不同吗？’臣听说，快乐而不混乱，恢复而不令人厌倦，才叫作道。道是万世没有弊病的常理；弊病，是道的缺失。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而不能兴起的地方，所以政事有昏暗而不能推行的地方，只需举出其中的偏颇来补救它的弊病罢了。三王之道所依据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挽救泛滥、扶助衰败，是他们所遭遇的变故造成的。因此孔子说：‘无为而治理天下的，大概是舜吧！改定正朔、变更服色，不过是为了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部遵循尧的道路，有什么可再改变的呢？’所以君王有改制的名义，却没有改变大道的实质。夏朝崇尚忠诚，殷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饰，是因为要救治前代留下的弊病，应当采用相应的方式。孔子说：‘殷朝因袭夏朝的礼制，其中有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因袭殷朝的礼制，其中有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也是可以知道的。以后继承周朝的，即使经过百世也可以知道。’这是说百代君王的施政，都在忠、质、文这三方面有所取用。夏朝因袭虞朝，却独独没有说减损和增益的地方，是因为它们的道理相同，崇尚的方面也相同。大道的根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传承而共同守护一道，没有需要挽救弊病的政事，因此不说它们的减损和增益。由此看来，继承太平之世的，道路相同；继承乱世的，道路就要改变。如今汉朝承接大乱之后，似乎应当稍微减损周朝的文饰，施行夏朝所崇尚的忠诚。陛下有明达的德行、美善的道术，怜悯世俗日益浮薄，哀悼王道不能彰明，所以举荐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考察询问，想要兴起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道路。臣愚昧而不肖，只是陈述所间接听闻、背诵所学习的道理，以及老师的言论，勉强能够不失其大意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增减，那是大臣辅佐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任务，不是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臣私下感到奇怪：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都是同一个天下。古代曾经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盛，不下令也能实行，不禁止也会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滋润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得如此遥远？究竟在哪里发生了错乱，以至于衰败到这种程度？难道是在古代的道上有所失误，或在天的道理上有所违背吗？试着考察古代，回归上天的道理，或许可以看出原因。上天也有所分配和赐予：赐给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赐给翅膀的，就给它两只脚；这就是说，已经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取得小的。古代接受俸禄的人，不靠劳力谋生，不从事末业，这也就是得到大的便不能再取得小的，与上天意旨相同。已经得到大的，又来取小的，连上天也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之所以喧嚷不平、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幸而身居高位，家庭温暖而享有厚禄，却凭借富贵的资力，下来同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与他相比呢？因此他们增多奴婢，扩大牛羊，广占田宅，扩充产业，积蓄财物，专心做这些而没有止境，逼迫百姓；百姓一天天削减、一月月贫困，逐渐陷入极度贫穷。富人奢侈过度、富裕有余，穷人困急忧愁。穷困急迫而上面又不救济，百姓就不愿意活下去；百姓既然不愿意活下去，尚且不逃避死亡，又怎么能逃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日益增多、奸邪无法胜数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禄之家，只享用俸禄，不和百姓争夺产业，这样利益才可以平均分布，百姓才可以各家丰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上古的道路，是天子应当效法而制定制度、大夫应当遵循而实行的。因此公仪子做鲁国宰相时，看见家中织帛，便发怒赶走妻子；在舍中吃饭而食用葵菜，后来又生气地拔掉葵菜，说：‘我已经享用俸禄，难道还要夺取园夫和织女的利益吗？’古代列位的贤人君子，全都如此。所以百姓就推高他们的品行，遵从他们的教化，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而不贪婪鄙陋。到了周室衰微之时，卿大夫对义理松弛而急于求利，没有谦让的风气，却有争夺田地的诉讼。因此诗人痛恨并讽刺他们说：‘高峻的南山，岩石层层高大。显赫的尹太师，百姓都仰望着你。你喜好义，百姓就会向往仁，风俗就会美善；你喜好利，百姓就会喜好邪恶，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也是远方四面向内仰望、效法的对象。近处的人看见了就仿效，远处的人仰望着也来效法。难道可以居于贤人的职位，却做平民所做的事情吗？惶惶然追求财利，常常害怕贫乏，是平民的心意；惶惶然追求仁义，常常害怕不能教化百姓，是大夫的心意。《易》说：‘背负东西又乘车，会招来盗贼。’乘车，是君子的职位；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是说身居君子的职位却做平民的事情，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居于君子的职位，就应当实行君子的行为；除了公仪休做鲁国宰相时那样的做法，便没有其他可行的了。《春秋》推重大一统，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老师各有不同的道术，士人各有不同的议论，百家各持不同的方术，主旨和意图彼此不同，所以朝廷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屡改变，下面的百姓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断绝其传播，不要让它们一同发展；邪僻的言论消灭之后，纲纪才可以统一，法度才可以彰明，百姓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

译论述种麦【当时对外抵御四夷，对内兴办功利事业，徭役和费用一齐增加，百姓因此离开农业根本，舒说上奏】《春秋》对于其他谷物不记载，只有到了麦和禾不能成熟时才记载；由此可见，圣人在五谷中最重视麦和禾。如今关中的风俗不喜欢种麦，这一年就会失去《春秋》所重视的作物，也会损害百姓赖以生存的资财。希望陛下下诏给大司农，让关中百姓多种宿麦，命令他们不要错过农时。又谈论限制百姓的田地。古代向百姓征税不过十分之一，征发劳役使百姓不过三天，他们的力量容易满足。百姓在内足以奉养老人、尽孝道，在外足以侍奉君上、缴纳赋税，向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们极其爱护自己的生活，所以百姓乐于服从。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富人的田地连成片，穷人连立锥之地也没有。又专擅山川湖泽的利益，垄断山林的资源，荒淫越过制度，奢侈相互攀比。城邑中有如君主尊贵的人家，乡里中有如公侯富有的人家，小民怎么能不困苦？又增加每月服役的更卒，服役期满还要担任正卒，一年戍守，一年服劳役，比古代多三十倍。田租、人口赋税以及盐铁之利，比古代多二十倍。有的人替豪民耕种田地，收成要缴纳十分之五，所以贫民常常穿牛马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再加上贪婪暴虐的官吏，任意施加刑戮，百姓忧愁而无以为生，只好逃入山林，转而成为盗贼。穿赭衣的囚徒遍布道路，判决的案件一年多达千万数。汉朝兴起后沿袭这些制度而没有改变。古代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也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用来救济不足，堵塞土地兼并的道路。盐铁都归还百姓，废除奴婢制度，取消专擅杀人的威权，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宽缓百姓的力量，然后才可以实现善治。关于高庙园灾的回答【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时，仲舒任中大夫，在家推演说明其中的意义，草稿还没有上奏。主父偃等候仲舒，私下拜见他，因嫉妒而偷取他的书上奏。皇上召集儒生观看，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老师的文章，认为其中十分愚蠢，于是把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判处死刑。后来诏令赦免他，仲舒从此不敢再谈论灾异。】《春秋》的道理，是列举过去来说明未来。因此天下万物之中，凡是与《春秋》所列举的事相同的，都应精细考察其幽微之处，以保存它的意义；贯通同类事物来贯穿它的道理，那么天地的变化、国家的事情都会清楚地显现，没有什么可疑惑的。考察《春秋》鲁定公、鲁哀公时期，季氏的罪恶已经成熟，而孔子的圣德正盛。凭借孔子盛大的圣德来改变已经成熟的恶势，即使季孙的势力很重，鲁君的势力很轻，也有可能成功。所以定公二年五月，两观发生火灾。两观是僭越礼制的建筑，上天使它遭灾，仿佛在说：僭越礼制的臣子可以除去了。先出现罪过的征兆，然后告诉人们可以除去，这是上天的意思。定公不知道反省，到哀公三年五月，桓宫、厘宫发生火灾。这两件事性质相同，所要表达的意思也一样，仿佛在说应当焚烧尊贵而不义的事物并将其除去。哀公仍未能看见其中的意义，所以到四年六月，亳社发生火灾。两观、桓宫、厘宫、亳社这四处，都不应当建立；上天全都焚毁它们不应当建立的地方，用来表示希望鲁国除去乱臣而任用圣人。季氏背弃王道已经很久了，在此以前天下没有出现灾异，是因为鲁国没有贤圣之臣；即使想除去季孙，力量也不够，鲁昭公就是如此。到了定公、哀公时期才出现灾异，是因为时机已经成熟；时机未到就不出现，这就是天道。如今高庙不应当建在辽东，高园殿也不应当建在陵墓旁边，按照礼制同样不应当建立，与鲁国遭火灾的建筑相同；它们不应当建立已经很久了，到了陛下的时代，上天才使它们遭灾，大概也是因为时机已经成熟。过去秦朝承受周朝衰亡的弊病而灭亡，却没有用教化改变它；汉朝承受秦朝衰亡的弊病，又没有用教化改变它。继承两个朝代的弊病之后，承受它们的流弊，又兼受它们的污秽，治理起来非常困难。况且又有许多兄弟、亲戚、骨肉相连，骄纵奢侈、放肆任性的很多，这就是所谓困难重重的时代。陛下正处在大弊病之后，又遭逢困难重重的时代，实在令人忧虑。所以天降灾异仿佛是在告诉陛下：当今时代虽然弊病深重、困难重重，若不实行太平、公正至极的治理，就不能治好。观察那些身居诸侯的亲戚贵属，远离正道最严重的，应当忍痛诛杀他们，就像上天焚烧辽东高庙一样；然后才可以观察近臣中居于国都、处在逼仄之地而地位尊贵却不正直的人，忍痛诛杀他们，就像上天焚烧高园殿一样，这样才可以说是顺应天意。处在外部而不正的人，即使尊贵如高庙，仍然要遭天灾焚毁，何况诸侯呢？处在内部而不正的人，即使尊贵如高园殿，仍然要遭焚毁，何况大臣呢？这就是天意。罪过在外，天灾就发生在外；罪过在内，天灾就发生在内。焚毁严重，是罪过应当重罚；焚毁轻微，是罪过应当轻罚，这就是承受天意的道理。关于郊祀的回答【仲舒受到公孙弘嫉妒，被调出任胶西王的相。胶西王听说他是大儒，善待他。仲舒害怕获罪，因病免职归家，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如果有重大议论，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询问，他的回答都能说明法理。他所著《明经术之意》以及上疏《条教》共一百二十三篇，另外论说《春秋》的得失，听说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等篇，合计又有数十万字。】这里记载的是《春秋·繁露》中的内容。廷尉臣张汤冒死进言：臣张汤奉诏令以郊祀之事询问原胶西相仲舒。臣仲舒回答说：我听说古代天子的礼制，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郊祀常在正月上辛日举行，是因为要先于百神而居最前。按照礼制，服丧三年期间不举行祭祀，但即使这样，也不敢废止郊祀。郊祀比宗庙祭祀更重要，是因为天尊贵于人。《王制》说：祭天地所用牛的角如茧粒，祭宗庙所用牛的角如手指，宴享宾客所用牛的角如一尺。这是说，德行越滋长美好，祭牲就越讲究精细。’《春秋》说：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牡。白色贵在纯一。供帝使用的祭牲要在涤中饲养三个月，祭牲贵在肥壮洁净，并不贪求体形巨大。凡是饲养祭牲的方法，只需务求肥壮洁净罢了。小马、小牛还不能吃草料饲料时，不如让它们食用母乳为好。臣张汤谨慎询问仲舒：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祭牲，不合礼吗？臣仲舒回答说：合礼。臣张汤问：周天子使用赤色刚健的祭牲，群公不能使用纯色。周公也是诸公，为什么可以使用纯色祭牲？臣仲舒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成就两位圣人的功德，使其恩泽渐及天地、遍及四海。因此成王贤明而尊贵周公。《诗》说：‘没有一种德行不应当报答。’所以成王让鲁国用白牡祭祀周公。

译这样，上不能与天子使用相同的颜色，下又不同于诸侯。臣仲舒愚昧地认为，这是报答功德的礼。臣张汤问仲舒：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地，鲁国凭什么能够举行郊祀？臣仲舒回答说：周公辅佐成王，成王终于成就圣人的功业，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因此周公是圣人，应当有祭祀天的礼，所以成王命令鲁国举行郊祀。臣张汤问仲舒：鲁国祭祀周公使用白色祭牲，那么鲁国郊祀使用什么？臣仲舒回答说：鲁国郊祀使用纯赤色的骍刚。周朝崇尚赤色，鲁国是奉天子的命令举行郊祀，所以使用骍色。臣张汤问仲舒：祭祀宗庙时，有时用鹜代替鳬；鹜不是鳬，可以使用吗？臣仲舒回答说：鹜不是鳬，鳬也不是鹜。我听说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谨慎到了极点。陛下祭祀时亲自斋戒沐浴，以此承奉宗庙，十分恭敬谨慎；怎么能把鳬当作鹜、把鹜当作鳬，名称和实际不相符合，却用来承奉太庙呢？这不是不相称吗？臣仲舒愚昧地认为不可以。臣年老如犬马，牙齿已经衰落，蒙赐准许告老，退居陋巷。陛下却幸而派九卿来询问臣朝廷的事务。臣愚昧浅陋，实在不足以承受明诏、奉答重大问题。臣仲舒冒死将这些上奏。关于雨雹的回答。元光元年二月，京师下冰雹。鲍敞问董仲舒说：‘冰雹是什么东西？由什么气产生？’仲舒说：‘阴气逼迫阳气，天地之气中阴阳各半，和气周流往返，早晚不停。阳德当令时，和气全是阳气，建巳之月就是这样，所以称为正阳之月。阴德当令时，和气全是阴气，建亥之月就是这样，所以称为正阴之月。十月阴气虽然当令，但阴气并不是孤立存在；这个月纯阴，似乎没有阳气，所以称为阳月，诗人所说的‘日月阳止’就是这个意思。四月阳气虽然当令，但阳气并不是独自存在；这个月纯阳，似乎没有阴气，也称为阴月。自十月以后，阳气开始在地下产生，逐渐流散，所以说它在增长；阴气逐渐收敛，所以说它在消退。阴阳昼夜滋长，直到四月，纯阳当令。自四月以后，阴气开始在天上产生，逐渐流散，所以说它在增长；阳气逐渐收敛，所以说它在消退。阴阳昼夜滋长，直到十月，纯阴当令。二月、八月，阴阳正好相等，没有多少之分。按照这种推移，阴阳没有差错；运动时一抑一扬，彼此相互冲击，于是熏蒸之气上升，热气蒸腾，风雨、云雾、电雷、冰雪、冰雹便产生了。’ 气上升到高处并相迫，就成为雨；下降到低处并相迫，就成为雾。风，是气的叹息；云，是气的聚集；雷，是阴阳二气相互撞击的声音；电，是相互撞击时发出的光。阴阳二气开始蒸腾时，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聚集相合，形体渐渐沉重，所以雨乘着虚空落下。风多，阴阳二气聚合得快，所以雨势大而疏落；风少，聚合得慢，所以雨势细而密。寒月时，雨在上面凝结，形体还轻，又因风相互侵袭，于是成为雪。寒气有高下之别：上面温暖、下面寒冷，便在上面聚合成大雨，在下面凝结成冰、霰、雪。雹，是霰的变流；阴气突然上升，雨便凝结成雹。太平之世，风只吹动树枝而不发出鸣声，不过使甲芽开放、萌芽舒展而已；雨不冲破土块，不过滋润叶片、湿润茎干而已；雷不惊吓人，不过用来发出号令、启发万物而已；电不刺眼，不过用来显明光彩而已；雾不遮蔽视线，不过浸润万物而已；雪不封闭树枝，不过消除霜冻和毒害而已；云呈五色便成为祥瑞，呈三色便成为矞祥；露水凝结出滋味便成为甘露，凝结成滋润之物便成为膏泽。这是因为圣人在上，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政治多有错乱，阴阳便不调和，风会吹倒房屋，雨会溢出河流，雪会下到牛眼那么高，雹会打死驴马；这些都是阴阳相互激荡而形成的灾异妖祥。敞说：“四月没有阴气，十月没有阳气，凭什么说明阴气不是孤立存在、阳气不是单独存在的呢？”仲舒说：“阴阳虽然不同，但所凭借的都是同一种气。阳气当令时，这气便称为阳；阴气当令时，这气便称为阴。阴气当令时，虽然与阳气在形体上不同，但二者始终都存在，就像一鼎水还没有加火时，是纯阴；加火烧到极热时，是纯阳。纯阳时似乎没有阴气，火熄灭、水变冷，就又转为阴；纯阴时似乎没有阳气，加火使水变热，就又转为阳。这样说来，建巳之月是纯阳，也不可能一点阴气都没有，只是阳气当令、阳气达到极盛罢了。荠麦枯死，是阴气杀伤它的缘故。建亥之月是纯阴，也不可能一点阳气都没有，只是阴气当令、阴气达到极盛罢了。荠麦开始生长，是阳气上升的缘故。尤其明显的是，葶苈死于盛夏，欵冬却在严寒中开花。水是极阴之物，却有温泉；火是至阳之物，却有凉焰。所以可知，阴不可能没有阳，阳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阴。”敞说：“冬天的雨必然温暖，夏天的雨必然凉爽，为什么？”仲舒说：“冬天气候多寒，阳气从上面下降，所以人感到温暖，而水气向下蒸腾凝结成雪。夏天气候多暖，阴气从下面上升，所以人感到凉爽，而水气向上蒸腾成为雨。” 敞说：“雨既然是阴阳相互蒸腾而成，四月纯阳、十月纯阴，那么没有二气相迫就不会下雨吗？”仲舒说：“是这样。纯阳、纯阴虽在四月、十月，但只存在于当月的一天。”敞说：“是当月哪一天？”仲舒说：“纯阳当令，是夏至前一天；纯阴当令，是冬至前一天。朔旦、夏至、冬至，是正气所在的时日。”敞说：“既然如此，夏至前一天和冬至前一天就不会下雨吗？”仲舒说：“是这样。若这两天颇有下雨，那就是灾异。调和的气中也会自行产生灾沴，使阴阳改变时节，冷热失去常度。”敞说：“灾沴之气是经常存在的吗？”仲舒说：“不是，只是有时产生罢了。就像人的四肢五脏，平时也有失调的时候；一旦生病，四肢五脏便全都受到病患。”敞逡巡着背靠墙壁，低头作揖后退下。粤有三仁。对答如下：【仲舒任江都相，以礼义匡正易王。过了很久，易王问仲舒“粤有三仁”的意思，仲舒回答。易王说：“好。”】

译江都王问仲舒说：“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划攻打吴国，于是灭掉了它。孔子称说殷有三位仁人，我也认为粤有三位仁人。桓公向管仲决断疑难，我向您决断疑难。”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足以承受您的重大询问。我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他回去后面带忧色，说：‘我听说谋划攻打国家的人不去询问仁人，这件事为什么竟问到我呢？仅仅被这样询问，我尚且感到羞耻，何况还要设计欺诈去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粤本来连一个仁人也没有。所谓仁人，是端正自己的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自己的道而不计较功劳。因此在仲尼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也以称说五霸为羞，因为五霸先使用欺诈和武力，后来才讲仁义。假如只是实行欺诈，就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门下称道。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算是贤能，但与三王相比，就像武夫与美玉相比一样。【《汉书》】同上。（易王）命令相国说：“大夫蠡、大夫种、大夫庸、大夫睾、大夫车成，越王与这五位大夫谋划攻打吴国，于是灭掉了吴国，洗雪会稽之耻，最终成为霸主。范蠡离开了越国，文种死于越国。我认为这两位大夫都是贤能之人。孔子说：‘殷有三位仁人。’如今有越王的贤能和蠡、种的才能，这三个人，我也认为越有三位仁人。他们在您看来怎么样？桓公向管仲决断疑难，我向您决断疑难。”仲舒伏地拜了两拜，回答说：“仲舒见识狭窄、学问浅薄，不足以作出判断。虽然如此，君主向臣下发问，臣下不敢不详尽回答，这是礼。臣仲舒听说，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回答：‘不可以。’退下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谋划攻打国家的人，是不会向仁人询问的。为什么这事竟问到我呢？仅仅被询问尚且感到羞耻，何况还要凭借欺诈去攻打吴国呢？那显然是不合适的。’由此看来，越本来连一个仁人也没有，又怎么能有三位仁人呢？仁人端正自己的道，不谋求私利；修明自己的道理，不急于求取功劳；达到无为而使习俗得到极大教化，这才可以称为仁圣。” 三王就是这样。《春秋》的义理，重视诚信而轻视欺诈。用欺诈欺骗别人并战胜他，虽然取得功劳，君子也不这样做。因此在仲尼门下，即使五尺高的童子谈到五霸也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凭欺诈取得成功，只不过一味实行欺诈罢了，所以不值得在大君子的门下称道。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算得上贤能；但与圣贤相比，又有什么贤能可言？譬如珷玞与美玉相比一样。臣仲舒伏地拜了两拜，将这些话禀告。” 五行答问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说：“《孝经》说：‘孝，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这是什么意思？”董君回答说：“天有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对应冬，金对应秋，土对应季夏，火对应夏，木对应春。春天主管生长的开始，夏天主管生长，季夏主管养育，秋天主管收成，冬天主管收藏；冬天是万物成就的时节。因此，父亲所生的，儿子使它成长；父亲所使成长的，儿子加以养育；父亲所养育的，儿子使它成就。凡是父亲所做的事情，儿子都承受并继续实行，不敢不完全按照父亲的心意去做，这就是尽到做人的道理。所以五行就是相生相行的五行。由此看来，父亲把事业传给儿子，儿子承受它，正是天道。因此说‘孝，是天的常道’，就是这个意思。”献王说：“好啊！天的常道我已经听到了，希望再听听地的义理。”董君回答说：“大地生出云而成为雨，气上升而成为风。风雨是大地所做的事，但大地不敢把功劳名声据为己有，一定把它归给上天。命名既然顺从天气，所以称为‘天风’‘天雨’，没有人称为‘地风’‘地雨’。” 劳苦功绩在大地，名声却一概归于上天；若不是极有义理，谁能做到这样？所以臣下侍奉君上，就像大地侍奉上天，可以说是最大的忠诚。土是火的儿子。五行中没有比土更尊贵的；土对于四时，没有专属的名号，也不与火争分功劳名声。木称为春，火称为夏，金称为秋，水称为冬。忠臣的义理、孝子的行为，都取法于土。土是五行中最尊贵的，其义理不可再增加了。五声中没有比宫声更尊贵的，五味中没有比甘味更美的，五色中没有比黄色更尊贵的。这就是所谓孝是地的义理。”献王说：“好啊！衣服和容貌，是用来使眼睛愉悦的；声音、言语和应答，是用来使耳朵愉悦的；好恶和取舍，是用来使内心愉悦的。因此君子衣服端正、容貌恭敬，眼睛就愉悦；言语有条理、应答谦逊，耳朵就愉悦；喜好仁厚而厌恶浅薄，亲近善人而远离邪僻鄙陋之人，内心就愉悦。所以说‘行为意趣令人快乐，容貌举止值得观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春秋繁露》】

译给丞相公孙弘属官的信 【仲舒研治《春秋》，推究灾异，任江都相。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弘任丞相，仲舒被罢为中大夫，居家。后来，仲舒因廉正直言被弘嫉恨，出任胶西相，不久因病免职。章藻注说：“这封信应当写在弘任御史大夫时。汉代御史大夫与丞相都称为三公。”】江都相董仲舒叩头请罪，拜了两拜上书：君侯具有周公、召公那样自然形成的美好资质，被提拔升任三公，总理海内，统摄百官；还没有发布半句话的教令，各郡国便纷纷仰望风声，重新思考改革，以辅助达到最高的治理。百姓所占卜的事情，必然会取得成功。仲舒叩头请罪。仲舒愚昧无能，平素没有治理的名声，作为大汉的法式标准，屡次蒙受君侯怜悯的恩惠，错误地承受了不相称的任职，没有办法称职。仲舒私下看到，宰相的职务承担天下的重任，是众人心意归向之处，应当推求并任用贤能的辅佐，以成就圣王的教化。希望君侯大大打开萧相国求贤的道路，扩大选拔举荐人才的门径。得到人才之后，又以周公礼贤下士的义理接纳他们，即使是奇异伟岸、隐居于世而才德超群的人，也各自会想着竭尽愚诚，归附盛德；这样英俊充满朝廷，各种才能都具备。君侯一旦大有建树，道德便会宏大通达，教化流布到四方。仲舒愚昧浅陋，经术浅薄，见识狭窄，不能赞扬君侯万分之一的功德，是君侯所弃置不用的人。仲舒私下听说《春秋》说：‘贤者圣人广泛观察，以显扬自己的名声；选择善行的人便跟从他，没有什么意见不听取。’又说：‘亲近而不进言，是谄媚；疏远而不进言，是怨恨。’所以立即敞开心怀陈述诚意。仲舒叩头请罪，叩头请罪。” 尧、舜和三王的功业，都是以仁义为根本；仁，是用来治理人伦的，所以圣王把它作为治理的首要原则。有人说：“发布号令、使天下百姓得利，叫作仁政；为天下百姓受到的祸害而忧患，叫作仁心。”这两方面都具备，然后海内才会以真诚响应。希望君侯深察往古，思考以仁义为根本，做到至诚而已。如今关东五谷都很昂贵，家家都有饥饿，其中死伤者过半，盗贼一同兴起，逃亡不断，良民受到伤害，给圣明的君主带来忧患和罪责，这些都是像仲舒等主管职事的人平素没有防备禁制，应当首先获罪。仲舒叩头请罪，叩头请罪。仲舒极其愚昧，认为扶助衰败、制止奸邪，根本在于官吏；应当统一考察天下治理百姓的官吏，慎重留意任用和设置，以明白地消除邪曲枉滥的迹象，使百姓各自安居产业，不再有盗寇之患，以减轻君主的忧虑。仲舒叩头请罪。谨奉上依据《春秋》制定官吏任用的办法，拜两拜呈给君侯足下。【《古文苑》章藻说：“大汉”上面或脱一字；“弘通”一作“弘裕”；“理人伦”一作“序人伦”；“民”一作“人”；“害于人”一作“害于心”。‘《春秋》曰’数语，都是《春秋》传纬中的文辞。按《汉书》本传说，仲舒为人廉正直率，公孙弘研治《春秋》不如仲舒，但弘迎合世俗而得势，官至公卿；仲舒认为弘是阿谀逢迎之人，弘因此嫉恨他。】山川颂 山体高大重叠、险峻巍峨，长久不崩塌，像仁人志士一样。孔子说：“山川的神灵树立宝藏，残存的器物供人取用，可以把大的用来建造宫室台榭，小的用来制造舟车和浮具。大的没有不适用的，小的没有不能进入用途的。拿斧头就能砍伐，折断镰刀就能收割。活人站立在上面，禽兽伏卧在上面，死人埋葬在里面。它拥有很多功劳却不自夸，所以君子取法于它。况且泥土积累成山，并没有什么损失；使它越来越高，并没有什么危害；使它越来越大，也没有什么亏损。山顶狭小，山脚宽广，长久存在以安定后世，不因取舍而改变，庄严地独自存在，这就是山的意趣。《诗经》说：‘高峻的南山啊，岩石层层。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着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水则从混混荡荡的泉源流出，日夜不停。它像有力量的人，水流填满坑洼后才继续前进；像持平的人，沿着细微低处向下流去，不遗漏小的缝隙；像明察的人，沿着溪谷流行而不迷失。有时奔流万里却一定能够到达，像有智慧的人。堤坝阻挡它，仍能清澈地流动，像知晓命运的人；水源不清而流入，经过澄清而流出，像善于教化的人；奔向千仞深谷而毫不迟疑，像勇敢的人；万物都被火所困，而水独能胜过火，像武勇之士。” 它又像有武力的人：万物得到水便能生存，失去水便会死亡；它又像有德之人。孔子站在河边说：“逝去的事物就像这样啊，昼夜不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郊祀祝文【以下并录《春秋繁露》】光明伟大的上帝啊，照临着下方的大地。聚集大地的灵气，降下甘美的风雨。众多物类和群生都得到恩泽，这样说也就够了。不替自己说话，而替众多物类和群生说话，是顺应人的心愿，使上天没有责怪。上天既无责怪，而祝辞又恭敬顺从，应当是值得欣喜的。【以上郊祀九句，属于阳数。】求雨祝文【仲舒任江都相时，依据《春秋》所说灾异的变化，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关闭各处属阳的事物，放开属阴的事物；停止下雨时则反过来。】昊天生长五谷来养育人，现在五谷受到旱灾，恐怕不能成熟。恭敬地献上清酒、干肉，拜了两拜请求降雨。如果幸蒙大雨普遍降下，便献牲畜祈祷。止雨祝文 雨下得太多，五谷便不能调和生长。恭敬地献上肥美的牲畜，来请求社神。社神如果愿意为我们止雨，除去百姓的苦难，就不要让阴气消灭阳气；阴气消灭阳气，是不顺应上天的。上天的心意如果在于使百姓获利，希望停止降雨，谨此敬告。奏告江都王 求雨的方法，是减少阳气、增益阴气。希望大王不要收取广陵的女子充当女巫，一个月发放租税给各位巫者。无论巫者身份大小，都聚集在城门外，筑小坛，用干肉和酒祭祀女神。另选择宽敞便利的地方，迁移集市、另设市场，使里面没有男子。男子不得相互跟随饮食，要命令各官吏的妻子分别前往察看她们的丈夫；等所有人到齐，便会立即大雨倾注。” 《西汉文纪》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西汉文纪》卷九，明代梅鼎祚编。孔臧【鲁国人，承袭父亲孔彦的爵位，封蓼侯，官至御史大夫。元朔二年授任太常，所受礼遇赏赐与三公相同。在任数年，著书十篇后去世。按官表，元朔三年即因事获罪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