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九
显诸仁，藏诸用，孔子善藏其用乎？庄荀之徒失之辩。伯夷义不食周粟，至饿且死，只得为仁而已。三人行必有师焉，至于友一乡之贤，天下之贤，以天下为未足，又至于尚论古人，无以加焉。义重则内重，利重则外重。能医人能医之疾，不得谓之良医，医人之所不能医者，天下之良医也。能处人所不能处之事，则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也。人患乎自满，满则止也。故禹不自满，假所以为贤，虽学亦当常若不足，不可临深以为高也。人茍用心，必有所得，独有多寡之异，智识之有浅深也。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凡处失在得之先，则得亦不喜。若处得在失之先，则失难处矣,必至于陨获。人必内重，内重则外轻，茍内轻，必外重，好利好名无所不至。天下言读书者不少，能读书者少，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天时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资性得之天也，学问得之人也。资性，由内出者也。学问，由外入者也。自诚明，性也，自明诚学也。伯夷柳下惠得圣人之一端，伯夷得圣人之清，柳下惠得圣人之和，孔子时清时和，时行时止，故得圣人之时。太玄九日当两卦，余一卦当四日半。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仓廪实，府库充，兵强名正，天时顺，地利得，然后可举。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今有人登两台，两台皆等则不见其高，一台高，然后知其卑下者也。一国一家一身皆同，能处一身则能处一家，能处一家则能处一国，能处一国则能处天下。心为身本，家为国本，国为天下本。心能运身，茍心所不欲，身能行乎？人之精神贵藏而用之，茍衒于外，则鲜有不败者。如利刃，物来则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则刃与物俱伤矣。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人久而信之。作伪任数，一时或可以欺人，持久必败。人贵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无。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当存乎远，不可见其迩。君子处畎亩，则行畎亩之事。居庙堂，则行庙堂之事，故无入不自得。智数或能施于一朝，盖有时而穷，惟至诚与天地同久。天地无则至诚可息，茍天地不能无，则至诚亦不息也。室中造车，天下可行，轨辙合故也，茍顺义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敛天下之善则广矣，自用则小。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得一端者也。权，所以平物之轻重，圣人行权，酌其轻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执中无权者，犹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权，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权在一身，则有一身之权，在一乡，则有一乡之权，以至于天下，则有天下之权，用虽不同，其权一也。夫弓固有强弱，然一弓二人张之，则有力者以为弓弱，无力者以为弓强，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余而以为弓弱，无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为弓强，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强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馁而见之，若相逊，则均得食也。相夺则争，非徒争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鲜，知此则天下之事皆如是也。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良药不可以离手，善言不可以离口。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产晏子之才相等，管仲用智数，晚识物理，大抵才力过人也。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不可不恕也。新作两观，新者，贬之也，诛其旧无也，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潜八佾也。某人受春秋于尹师鲁，师鲁受于穆伯长，某人后复攻伯长，曰，春秋无褒，皆是贬也。田述古曰，孙复亦云，春秋有贬而无褒。曰。春秋礼法废，君臣乱，其间有能为小善者，安得不进之也？况五霸实有功于天下，且五霸固不及于王，不犹愈于潜窃乎？安得不与之也！治春秋者，不辩名实，不定五霸之功过，则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过而治春秋，则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则无绪矣。凡人为学，失于自主张太过。平王名虽王，实不及一国之诸侯，齐晋虽侯而实潜王，皆春秋之名实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羊名也，理实也，名存而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茍存其名，安知后世无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圣人之难在不失仁义忠信而成事业，何如则可，在于绝四。有马者借人乘之，舍己从人也。
译把仁显现出来、把作用隐藏起来，孔子难道是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吗？庄子、荀子这一类人，失误在于过分逞辩。伯夷因为守义而不吃周朝的粮食，直到饥饿将死，也只能说是成就了仁而已。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至于结交一乡的贤者、天下的贤者，仍以天下的贤者为不足，还要进一步推论古人，那就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把义看得重，内在的修养就重；把利益看得重，外在的追求就重。能够医治别人所能医治的疾病，不能称为良医；能够医治别人所不能医治的疾病，才是天下的良医。能够处理别人所不能处理的事情，才能做成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人最怕自满，一自满就会停止不前。所以禹并不自满。即使借此可以成为贤者，学习也应当始终像有所不足一样，不可以因为面对深渊便自以为高明。人只要肯用心，一定会有所收获；只是收获有多少的不同，见识有深浅的区别。穷究事理以后，才能认识人的本性；认识本性以后，才能知道天命；知道天命以后，才能知道至理。凡是把失去放在得到之前来处置的人，即使得到也不会欣喜；如果把得到放在失去之前来处置，那么失去就很难承受了，必然会陷入失意困顿。人一定要重视内在的修养；内在修养受到重视，外在事物就会被看轻。如果内在修养被看轻，就一定会看重外在事物，贪图利益、追逐名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天下谈论读书的人不少，真正会读书的人却少。如果能够获得天理所带来的真正快乐，那么什么书不能读，什么坚难不能攻破，什么道理不能精通呢？天时、地理、人事，这三者要认识清楚并不容易。人的资质禀性得自于天，学问得自于人。资质禀性，是从内在产生的；学问，是从外在进入的。由真诚而明白，是本性；由明白而达到真诚，是学习。伯夷和柳下惠各自得到圣人的一个方面：伯夷得到圣人的清正，柳下惠得到圣人的和厚；孔子有时清正，有时和厚，有时行动，有时止息，所以得到的是圣人的时宜。《太玄》每九日相当于两卦，其余一卦相当于四日半。用兵的原则，必须等到人民富足、仓廪充实、府库充盈、军队强盛、名义正当、天时顺利、地利具备，然后才可以出兵。《老子》五千言，大体上都是在阐明事物的道理。现在假设有人登上两座台子，两座台子一样高，就看不出它们的高度；一座台子高一些，然后才知道另一座低。一个国家、一个家族、一个人的道理都是相同的：能够治理好自身，就能够治理家庭；能够治理家庭，就能够治理国家；能够治理国家，就能够治理天下。心是身体的根本，家是国家的根本，国是天下的根本。心能够支配身体，如果心所不愿意，身体难道还能行动吗？人的精神贵在收藏而运用它；如果把精神炫耀在外，少有不失败的。譬如锋利的刀刃，物体来到面前便可将它剖开；如果仗恃刀刃锋利而主动寻求割物，那么刀刃和物体都会受到损伤。言语发自真诚，内心就不劳累而安逸，久而久之人们也会信任它。弄虚作假、凭借权术，短时间内或许可以欺骗人，但长久下去必然失败。人贵在有德。小人中也有有才的，所以才华不可依恃，而德行不可没有。天地日月，不过是悠久长存罢了。所以人应当存有长远的眼光，不可以只看眼前。君子处在田野乡间，就做田野乡间的事情；居于朝廷，就做朝廷的事情，所以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自得其乐。智谋权术有时能够施用于一时，但终究有穷尽的时候；只有至诚能够与天地一样长久。天地如果可以不存在，至诚也可以止息；假如天地不能不存在，那么至诚也不会止息。在屋子里制造车，天下都可以通行，是因为车轨车辙相合。只要顺应义理、符合人情，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都可以实行。汇集天下人的善行，范围就广大；只凭自己的善行，范围就狭小。汉代儒者把反常道而合于大道称为权，只是得到权的一端。权，是用来衡量事物轻重的；圣人行使权，是斟酌事情的轻重而施行，只求合宜罢了。所以拘守中道却不知权变，仍然是偏执。王通谈《春秋》王道的权变，若不是王通，没有人能够达到这种见解。因此，权用在一身，就有一身之权；用在一乡，就有一乡之权；以至于天下，就有天下之权。虽然所用的范围不同，权的道理是一样的。弓本来有强弱之分，但同一张弓由两个人来张，有力的人认为弓弱，无力的人认为弓强。因此，有力的人不应因为自己的力气有余就认为弓弱，无力的人也不应因为自己的力气不足就认为弓强。为什么竟然不认真思考呢？同一张弓本身并没有强弱，只是两个人的力气强弱不同。现在有一杯食物放在面前，两个人都很饥饿而看见它；如果互相谦让，就能共同得到食物。如果互相争夺，就会发生争斗，不只是争斗而已，有时还会谁也得不到食物。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的常情，但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懂得这个道理，就会知道天下的事情都是如此。先天之学以诚为主；至诚可以通达神明，不诚就不能得到道。良药不可离手，善言不可离口。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量力所以能够长久。学习以人事为根本；今天的经典，就是古代人的人事。除《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的著作也可以兼而研治。季札的才能接近伯夷；叔向、子产、晏子的才能相当；管仲运用智谋权术，晚年才认识事物的道理，总的说来，他们的才力都超过常人。五霸是功劳的首位，也是罪过的魁首。《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劳和过失不能互相遮掩。圣人先褒扬他们的功劳，后来贬斥他们的罪过，所以有罪的人如果有功，也一定要记录下来，不能不加以宽宥。“新作两观”中的“新”，是贬斥；这是责罚鲁国旧日没有两观。“初献六羽”中的“初”，是褒扬；因为鲁国旧来僭用八佾。某人从尹师鲁那里学习《春秋》，尹师鲁又从穆伯长那里学习。某人后来反过来驳斥穆伯长，说：“《春秋》没有褒扬，都是贬斥。”田述古说，孙复也这样说：“《春秋》有贬斥而没有褒扬。”有人说：“《春秋》所处的时代，礼法废弛，君臣关系混乱，其中如果有人能够做一点小善，怎么能不予以进取和表彰呢？何况五霸确实对天下有功，而且五霸固然比不上王道，难道不仍然胜过窃取王位的人吗？怎么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呢？研究《春秋》的人，如果不辨明名与实，不确定五霸的功过，就还不能说真正研究了《春秋》。先确定五霸的功过，再研究《春秋》，大意就确立了；如果逐件事情都去苛求，就会没有头绪。” 凡是人做学问，弊病在于过分自作主张。平王名义上虽是王，实际上还不如一个国家的诸侯；齐、晋名义上虽是诸侯，实际上却暗中行使王权，这些都是《春秋》中名与实的关系。子贡想去掉告朔时所用的饩羊；羊只是名，礼制的道理才是实际。名义还存在而实际已经消亡，仍然胜过名实全都消亡。假如保存名义，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王者兴起呢？因此还要有所等待。《春秋》是针对君主弱、臣下强的局面而作的，所以称为辨明名分的书。圣人的困难，在于不失去仁、义、忠、信而成就事业。怎样才能做到？关键在于杜绝四种弊病。有马的人把马借给别人骑，是舍弃自己而顺从别人。
或问才难，何谓也。曰。临大事然后见才之难也。曰。何独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质也，学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学问而能立功业者，何必曰学？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无学，故未尽善也。人而无学则不能烛理，不能烛理则固执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有刚克，中刚则足以立事业，处患难，若用于他，反为邪恶，故孔子以申枨为焉得刚，既有欲心，必无刚也。君子喻于义，贤人也。小人喻于利而已。义利兼忘者，唯圣人能之。君子畏义而有所不为，小人直不畏耳。圣人则动不踰矩，何义之畏乎？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由径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亦难乎？事无巨细，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天也，行险侥幸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与否天也，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祸必至。鲁之两观，郊天大禘，皆非礼也。诸侯茍有四时之禘，以为常祭可也，至于五年大禘，不可为也。仲弓可使南面，可使从政也。谁能出不由户？户，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济者也。不由户者，锁穴隙之类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虽多闻，必择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识，别也，虽多见必有以别之。落下闳改颛帝历为太初历，子云准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细分之则四分半当一卦，气起于中心，故首中卦。元亨利贞，变易不常，天道之变也。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显诸仁者，天地生万物之功，则人可得而见也。所以造万物，则人不可得而见，是藏诸用也。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二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人谋人也，鬼谋天也，天人同谋而皆可，则事成而吉也。变从时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礼之大经。变从时而顺天下之理，不失义之大权者，君子之道也。五星之说自甘公石公始也。人智强则物智弱。庄子着盗跖篇，所以明至恶，虽圣贤亦莫能化，盖上智与下愚不移故也。鲁国之儒一人者，谓孔子也。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况始以轻始以薄者乎？故鲜失之重，多失之轻。鲜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过乎重，常患过乎轻，不患过乎厚常患过乎薄也。庄子齐物未免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当仁不让于师者，进仁之道也。秦穆公伐郑败，而有悔过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几于王道，能悔则无失也。此圣人所以录于书末也。刘绚问无为。对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此所谓无为也。文中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或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若此之类，理义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类，造化之言也。庄子气豪，若吕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盗跖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莫如之何。渔父言事之不可强者，虽圣人亦不可强，此言有为无为之理，顺理则无为，强则有为也。金需百炼然后精，人亦如此。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岂自然之理哉？志于道者，统而言之，志者，潜心之谓也，德者，得于己，有形故有据，德主于仁，故曰依。庄子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义也。晋狐射姑杀阳处父，春秋书晋杀其大夫阳处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则失臣，故书国杀。人得中和之气则刚柔均，阳多则偏刚,阴多则偏柔。作易者其知盗乎？圣人知天下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以尊临卑曰临，以上观下曰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则一，分而言之则二，合而言之则二，分而言之则四，始于有意，成于有我，有意然后有必,必生于意，有固然后有我，我生于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己也。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学在不止，故王通云，没身而已。
译有人问：“才难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遇到大事以后，才会看出人才难得。”又问：“为什么只说才？”回答说：“才是上天赋予人的优良资质，学习是用来成就这种才质的。”又问：“古人有不经过学问却能建立功业的，为什么一定要说学习呢？”回答说：“周勃、霍光能够成就大事，正因为没有学问，所以还没有达到尽善。人如果没有学问，就不能洞察事理；不能洞察事理，就会固执而不通达。” 人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必然也有刚强的一面；内在刚强，就足以建立事业、处在患难之中。如果把这种刚强用在别处，反而会成为邪恶。所以孔子说申枨怎么能算刚强：既然有欲望之心，就一定没有真正的刚强。君子明白义，是贤人；小人只明白利。义和利都能忘却，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君子敬畏义，所以有所不做；小人只是根本不敬畏义罢了。圣人行动不越过规矩，哪里还需要害怕义呢？做学问、涵养心性，弊病在于不走正直的道路。去除利益和欲望，遵循正道，依靠至诚，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天地之道只是正直，应当以正直来求取；如果使用智谋权术，走旁门小径去求取，就是使天地屈从于人的欲望，这不是很困难吗？事情无论大小，都有天道和人事的道理。修养自身是人事，能否遇合是天命；得失不动心，是顺应天道；冒险投机，是违逆天道。去求取它是人事，能否得到它是天命；得失不动心，是顺应天道；强行夺取、一定要得到，是违逆天理。违逆天理，祸患一定会到来。鲁国的两观以及在郊外祭天的大禘，都不合礼。诸侯如果把四时之禘作为常祭，是可以的；至于五年一次的大禘，则不可以举行。仲弓可以面南而立居君位，也可以让他从事政务。谁能出门而不经过门户呢？门户，就是道。没有不经过道而能够成功的。不经过门户而出入，就像钻锁孔、找缝隙之类。多听闻之后，要选择其中正确的来遵从；即使听闻很多，也一定要选择善的来遵从。多看见之后，要加以辨识；“识”就是辨别，即使看见很多，也一定要有所辨别。落下闳把颛帝历改为太初历，子云依据太初历制作《太玄》。《太玄》共八十一卦，九分合为两卦，大抵一五间隔一四；细分来说，四日半相当于一卦。气从中心开始，所以以中卦为首。“元亨利贞”是变易而不固定，这是天道的变化；“吉凶悔吝”是变易而没有定准，这是人道的应验。一阴一阳称为道。道没有声音、没有形状，不能直接看见，所以借用道路的“道”来命名。人有所行动，必然要经过道路。一阴一阳，是天地的道；万物由此产生，也由此成就。“显诸仁”，是说天地生养万物的功德，人可以看得见；至于用来造就万物的作用，人却无法看见，这就是把它藏在作用之中。十干属于天，十二支属于地，干支配合起来，体现天地的作用。《易》开始于三皇，《书》开始于二帝，《诗》开始于三王，《春秋》开始于五霸。从乾、坤到坎、离，讲的是天道；从咸、恒到既济、未济，讲的是人事。人的谋划属于人，鬼神的谋划属于天；天与人共同谋划而且都认为可行，事情就能成功并获得吉祥。根据时势变化而使天下的事情便利，却不失礼的大原则；根据时势变化而顺应天下的道理，却不失义的大权变，这就是君子的道。关于五星的学说，始于甘公、石公。人的智慧越强，外物所显出的智慧就越弱。庄子写《盗跖》篇，是为了说明极端的恶，即使圣贤也不能教化他；大概是因为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都不会改变。鲁国的儒者中只有一个，就是孔子。天下的事情，开始时过于看重，最后反而会变得轻忽；开始时过于厚重，最后反而会变得浅薄，何况一开始就是轻、一开始就是薄呢？所以很少有人失之于过重，多数人失之于过轻；很少有人失之于过厚，多数人失之于过薄。因此君子不担心过于重视，常担心过于轻视；不担心过于厚重，常担心过于浅薄。庄子的《齐物论》也没有免于比较计量；一比较就会争，争就不能公平，不能公平就不能和谐。无思无为，是神妙而归于一的境界；圣人用这种境界洗涤心灵，退藏于幽深之处。面对仁义，即使老师在前也不谦让，是为了推进仁义之道。秦穆公讨伐郑国失败后，有悔过自誓的话。这不只是霸者所能做到的事情，已经接近王道了；能够悔过，就不会有过失。这就是圣人把它记载在《春秋》末尾的原因。刘绚问什么叫无为。回答说：“时机到了才说话，别人不厌烦你的言语；高兴了才笑，别人不厌烦你的笑声；合乎义理才取用，别人不厌烦你的取用，这就叫无为。” 文中子说：“容易欢乐的人必然多有哀愁；轻易施舍的人必然喜欢夺取。”有人说：“天下人都争逐利益、舍弃道义，我独自一人又能怎么办呢？”文中子说：“舍弃众人所争夺的，取得众人所舍弃的，不就是君子吗？”像这一类，是讲理义的话；心与行为的分别，早已存在。像这一类，是讲造化的话。庄子的气势豪迈，如同《吕梁》一事，是言说达到极致的表现。《盗跖》所说的是事情有无可奈何之处，即使圣人也无法改变；《渔父》所说的是事情有不能强行之处，即使圣人也不能强行。这些话说明有为和无为的道理：顺应事理就是无为，强行而为就是有为。金子要经过百次冶炼才会精纯，人也是这样。佛氏抛弃君臣、父子、夫妇的道理，难道是自然的道理吗？立志于道，总的说来，“志”就是专心潜思；“德”就是自身有所获得，因为有形迹所以有所依据；德以仁为主，所以说“依”。庄子说：“厨师即使不管理厨房，尸祝也不越过祭器去代替他。”这就是君子思想不超出自己的职位、安于本位而行事的道理。晋国的狐射姑杀了阳处父，《春秋》却记作“晋杀其大夫阳处父”，这是因为上位者泄露了不该泄露的话。君主如果不能保密，就会失去臣下，所以记作国家杀了他。人得到中和之气，刚柔就会均衡；阳气多，就偏于刚强；阴气多，就偏于柔弱。创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道理吧？圣人了解天下万物的道理，并用一个根本道理把它们贯通起来。以尊贵者面对卑下者叫作“临”，从上面观察下面叫作“观”。不要主观臆测，不要预先断定，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合起来说是一，分开来说是二；合起来说是二，分开来说是四。开始于有意，完成于有我；有意以后才有必然的预期，必然产生于意念；有固执以后才有自我，自我产生于固执。有了意念，内心必先作出预期；固执而不变化，就形成自我，也就是有了自己的成见。只靠记诵和应答的学问，不足以用来成就事业。学习贵在不停息，所以王通说，要终身学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