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大学证文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大学证文四巻
国朝毛竒龄撰。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次列汉始平石经本，有録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騐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于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木皆録全文。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髙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録全文。汉以来，専门之学，各承师説，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亦未敢颠倒次序。自刘攽改《武成》，俞庭椿改《周礼》，而改经之风遂盛于北宋以后。譬如増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禆于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竒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葢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便于致力；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证文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大学无古文今文之殊，其所传文亦无石经本、注疏本之异。自西汉传《礼记》四十九篇中，有《大学》《中庸》二书竝着为经，而其时复有以大中二书并《论语》《孟子》称小经者。析二书于记，为之单行，因别有《大学》《中庸》之目。歴汉、晋、隋、唐以及于宋，未有异也。河南二程氏竝读《大学》，疑其引经处参错不一，因各为移易，实未尝分经别传，指为谁作，且变置其文而加以増补。而朱氏元晦乃复为之割之析之，迁徙颠倒，确然指定为孰经、孰传、孰言、孰意、孰衍当去、孰阙当补，而且推本师承，以为皆程子之所为，一则曰程子所定，再则曰窃取程子。夫程子则焉能不受哉！独是改本虽存，犹属私藏，不过如二程所改之仅存于二程全书之中，不必强世之皆为遵之。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敇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为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考汉代立学原分古今，古学校文，今学取士，古学无异同，今学可出入。而明则取士从同，校文从异，故科目士子竝不知朱本之外别有旧本，而一二学古者则又更起而施易之，或以彼易此，或以此易彼，尔非我是，竞相抵牾。而沿习旣久，忽有伪造为古本献之朝廷，以为石经旧文所当颁学宫而定科目者。夫祗一改经而相沿祸烈，至于如此，此不可不为之辨也。夫汉魏石经原有两碑，而实无两本，乃嘉靖之末，忽假为正始石经，变置原文与五经之所传者参易殆遍，而甬东豊氏为之发藏，海盐郑氏为之覈实，戸曹进其书，黄门勒其字，揣其意，似亦不慊于程氏之所为，而思夺其説，乃故托为古文以胜之，使世之好事者可以去彼而从此，而不知以恶人改经之心，益复自蹈为改经之恶而不之觉，其亦愚矣。然且其所改经本本后程氏，而旣名古本则其所以正之者反不在程氏而在此本何也？以其所改虽后起而改之之名反在先也。若夫旣改之而又补之，则何为哉？张氏仲诚曰：古文错简，何处蔑有？独不宜有所阙失而重頼于补。且其所阙失者，则又入学之要功也。夫功之要者，虽谧不閟，况要之尤要，他不之阙而独阙于是，亦可怪矣。及观语类，则致知之传，朱子补之，而亦若悔之。其答胡氏书有云：「圣学惟用敬耳。向谓先致知而后用敬，殊不其然。是必于小学中洒扫应对之时涵飬用敬，以先于格致，而后大学可言焉【其説见后第四卷】夫祗此圣功，初以为首在穷理，不在用敬，当加格物于诚意之先而补之。大学旣又以为首在用敬，不尽在穷理，又当加诚意于格物之先而暗补之。小学则犹是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大学证文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案：《大学证文》四卷，本朝毛奇龄撰写。这本书详尽叙述了各家《大学》改本之间的异同。首先列出注疏本《大学》，这是真正的古本。其次列出汉始平石经本，有目录而无正文，因为原本没有流传下来，并且考证旧文，知道就是现在的注疏本，所以不再列出。再次是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伪作，仍然列在前面，是顺从其伪作的时代。接着是明道程子改本，接着是伊川程子改本，接着是朱子改本，都录入了全文。接着是王柏改本，接着是季本改本，接着是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接着是葛寅亮改本，都只列出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入全文。自汉代以来，专门之学，各自承袭师说，只有字句训诂的不同，没有人敢窜乱古经。费直开始移动《周易》，杜预开始移动《左传》，也不敢颠倒次序。自从刘攽修改《武成》，俞庭椿修改《周礼》，修改经文的风气便在北宋以后盛行。譬如增减古方来治疗今病，不能说对医疗没有帮助，但也不能说就是扁鹊、仓公的旧药方。毛奇龄详尽列出各本，使沿革条理清晰，也足以供考证之用。大概一方面想要纲目分明，使学者便于致力；一方面想要章句不变，使古经不至于失真。各自阐明一个义理，本来可以并行不悖。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证文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
《大学》没有古文、今文的区别，其所流传的文字也没有石经本、注疏本的不同。自从西汉传授《礼记》四十九篇中，有《大学》《中庸》两书一并著录为经，而那时又有将《大》《中》两书与《论语》《孟子》并称小经的。将两书从《礼记》中析出，为之单独成行，因此另有《大学》《中庸》的篇目。历经汉、晋、隋、唐直到宋代，没有不同。河南二程氏都研读《大学》，怀疑其引用经文的地方参差错乱不一，于是各自进行移易，实际上并没有区分经、传，指明是谁所作，并且变动文字而加以增补。而朱熹又为之割裂分析，迁徙颠倒，确定地指定哪是经、哪是传、哪是言、哪是意、哪是衍文应当去除、哪是阙文应当补充，而且推究师承本源，认为都是程子所做的，一方面说是程子所定，另一方面说是窃取程子之说。程子怎么能不接受呢！只是改本虽然存在，仍属于私藏，不过像二程所改的仅存在于二程全集中，不必强迫世人都遵从。而元、明两代则直接以朱子改本为主用来选拔士人，并且将其列入法令，敕令共同遵从，一如汉代今学所设立的科目射策，用利禄来劝诱。于是朱子有了《大学》，五经中反而没有《大学》了。考察汉代立学原本分为古、今，古学用于学校，今学用于取士，古学没有异同，今学可以出入。而明代取士要求相同，校文允许不同，所以科举士子都不知道朱本之外另有旧本，而一二位学习古学的学者则又兴起而加以更易，有的用彼替代此，有的用此替代彼，你非我是对，竞相抵触。而沿袭习惯既久，忽然有人伪造古本献给朝廷，认为这是石经旧文应当颁行学宫而定科目的。只是一次改经而沿袭下来的祸害如此严重，这不能不加以辨明。汉魏石经原本有两碑，而实际上没有两本，到了嘉靖末年，忽然假托为正始石经，变动原文与五经所流传的参差更易几乎遍遍，而甬东丰氏为之发掘藏本，海盐郑氏为之核实，户曹进献其书，黄门刻录其字，揣测其意，似乎也对程氏的做法不满意，而想夺取其学说，于是故意依托为古文来胜过它，使世上好事的人可以舍弃彼而从此，却不知以厌恶他人改经的心，反而自己蹈入改经的恶行而不觉悟，这也太愚蠢了。然而其所改的经本本在程氏之后，既然名为古本，那么用来纠正它的反而不在程氏而在此本，为什么呢？因为其所改虽然后起而改之的名头反而在先。至于既然改了而又补了，那是为什么呢？张氏仲诚说：古文错简，哪里没有？只是不应该有所阙失而重新依赖补充。而且其所阙失的，又是入学的关键功夫。关键功夫，即使隐秘也不会闭塞，何况是尤其关键的，其他不阙失而唯独在这里阙失，也可怪了。等到观看《语类》，则致知的传，朱子补充了，但也好像后悔了。他回复胡氏的信中有说：“圣学只在于用敬罢了。以前说先致知而后用敬，实在不是这样。这必定要在小学中洒扫应对的时候涵养用敬，先于格致，而后才可以谈论大学【其说见后第四卷】。只是这圣功，起初认为首要在于穷理，不在于用敬，应当在诚意之前加上格物而补充它。《大学》后又认为首要在于用敬，不全在于穷理，又应当在格物之前加上诚意而暗中补充它。小学则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