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八

尊孟辨

四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録》一卷，由宋代余允文撰写。余允文，字隠之，是建安人。陈振孙的《直斋书録解题》记载的本书卷数与今本相符。朱彝尊的《经义考》仅说本书附载于朱子全集中，而在条目下注有“阙”字，大概从明朝中叶以后就没有完整的版本了。现在考证《永乐大典》所载内容，凡是辩驳司马光《疑孟》的有十一条，附带史剡的一条；辩驳李觏《常语》的有十七条，辩驳郑叔友《艺圃折衷》的有十条；《续辨》则辩驳王充《论衡刺孟》的有十条，辩驳苏轼《论语说》的有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大意以反复申明。其《尊孟辨》及《续辨》、《别録》的名称，也条理清晰，大概还是完整的书。现在约略划分篇页，将《尊孟辨》定为三卷，《续辨》定为二卷，《别録》定为一卷，将原序冠于篇首，而将朱子的《读余氏尊孟辨说》系于篇末，首尾完备，恢复了旧貌，也可以说是久被埋没又重新显现的秘籍了。考证朱子集中有写给刘共父的信，称“余允文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恐怕引来方氏再生事端，如今陈、吴两位妇人写状纸经官府控告他”，那么余允文大概是在乡里横行霸道的人，他的人品实在不值得看重。又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晁说之著论非议孟子，建炎年间宰相进拟授官，高宗认为“孟子阐发王道，晁说之是什么人，竟敢非议他”，勒令其退休。那么余允文的这本书，也是窥探圣意、迎合风气而作的，并非真正能辟邪卫道的人吧？然而当群疑蜂起之时，能够辨别是非而确立一尊，对于经籍来说并非没有功劳。但就他的书来看，确实是卓然不磨的论断。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尊孟辨原序

道理不明，是因为没有公正的舆论；舆论不公，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儒者。头戴圆帽、脚穿方鞋，谁不是儒者？诵读诗书，谁不学习道？必定有所心得而后才能自信，必定自信而后才能取信于人。眼睛或许被所见遮蔽，耳朵或许被所闻遮蔽，耳目的遮蔽，是心的遮蔽，公正的舆论哪里还有呢！《易经》说：“通过辩论来辨明。”《中庸》说：“辩论而不明，就不停止。”道不明已经很久了，辩论可以停止吗？从前战国时期有孟轲，愿意学习孔子，实行儒术，宣扬王道，言论推崇尧舜，辞令批驳杨朱、墨翟，向天下倡导仁义，圣人之道被侵蚀后又重新显明，这是孟子的功劳。孟子去世后，这道将要晦暗，七篇著作幸免于秦火的焚烧。后来读他书的人，虽然对于因时制宜的恰当之处未能完全认识，至于大家一致称颂孔孟，难道可以厚诬天下后世认为没有真儒、没有公议吗！唉！道相同就相互了解，道不同就不相互了解。兰陵的荀卿，是大儒，认为人性本恶，认为礼是虚伪的，他所谓的道真是奇异啊！难怪他不了解孟子，并且连七十二弟子也一并非议。本朝先正司马温公以及李君泰伯、郑君叔友，都是一时的名儒，料想他们与孟子擦肩而过也会笃信他的书。温公则怀疑而不敢非议，泰伯非议他而近乎诋毁，叔友诋毁他而至于辱骂。温公的怀疑，是怀疑中的信任，等待后学有人来辩明。那两位君子不明白这个意思，他们的过失到了这种地步，不顾及人们的讥讽。难道是因为少年豪迈之气攻击呵斥古人，而追悔莫及吗？伊川程先生说孟子有泰山高峻的气象，这才知道非议、诋毁、辱骂的人，大概就像烟雾弥漫兴起，暂时遮蔽了它罢了，有什么损害于高峻呢！我担心世上的学者随波逐流，荡涤其心术，仁义之道更加泯灭，于是选取三家的说法，用公正的舆论来折衷辩驳，不敢必定让人相信，姑且用来自信罢了。命名为《尊孟辨》，等待有道的人来纠正。隆兴纪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隐之序。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辨巻上

（宋）余允文 撰

○温公疑孟

怀疑说：“孟子称所愿者是学习孔子，那么君子的行为，谁比孔子更优先？孔子周游七十多个国家，都因为道不合而离开，难道不是不侍奉不合道的君主吗？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难道不是不结交不合道的朋友吗？阳货在鲁国执政，孔子不肯做官，难道是不立于恶人之朝吗？做定公、哀公的臣子，难道是不以污浊的君主为羞耻吗？做委吏、做乘田，难道是不轻视小官吗？举世无人了解他，不怨恨天，不责怪人，难道不是被遗弃而不怨恨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难道不是困窘而不悲悯吗？在乡党中恭顺好像不能说话，难道不是从容地与之相处而不自失吗？所以君子国家有道就出仕，无道就隐居，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这不是狭隘；和而不同，隐居世间没有烦闷，这不是不恭敬。如果没有失去中道，即使是孔子遵循它，怎么能说君子不遵循呢？”

余氏辩驳说：“孟子说：‘伯夷狭隘，柳

译“柳下惠不恭敬。”狭隘与不恭敬，君子不取法。推究孟子的言论，并不是要挑剔伯夷和柳下惠的过失，而是清高与随和的弊端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因为如果一味追求清高，其流弊必然导致狭隘；一味追求随和，其流弊必然导致不恭敬。弊端既然如此，君子怎么会取法他们呢？如果能把握其中道，即使是圣人也会取法。观察我们孔子的行为，该清高时就清高，该随和时就随和，出仕、隐退、久留、速去，都合乎恰当的分寸，这就是所谓的“时中”，也就是圣人的“时”德，哪里能与伯夷、柳下惠相提并论呢！有人说是伯夷以清高来规范行为，柳下惠以随和来规范行为，为了补救时世的弊端，不得不如此，这也不是真正了解伯夷和柳下惠的人。如果有心去刻意规范行为，那么清高也好，随和也好，怎么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呢？伯夷的清高、柳下惠的随和，大概出于天性的自然，特立独行而不变，于是达到了极致，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之清、圣人之和的原因。孟子本来曾把他们许为百世之师，担心后来的学者羡慕他们的清高随和而失去中道，于是著书立说深刻补救清高随和的弊端，对名教大有功劳，怀疑这一点的人是错误的。

【朱熹说：“观察我们孔夫子的行为，该清高时就清高，该随和时就随和，出仕、隐退、久留、速去，都合乎恰当的分寸，这就是所谓的‘时中’，也就是圣人的‘时’德，哪里能与伯夷、柳下惠相提并论呢！”这五十八个字，我想删去并补充说：“然而这不需要另外寻求证据，是非就已经明白了。暂且就司马光所引用来说明的观点来讨论，本来就已经很清楚了。按照司马光的说法，难道不是我们孔夫子一人之身兼具两位贤人的长处吗？那么，该清高时清高而不是一味清高，所以清高而不狭隘；该随和时随和而不是一味随和，所以随和而从未不恭敬。所谓圣人的‘时’德，就像四季的运行，温暖、凉爽、平和、炎热，各自按顺序进行，不像伯夷的清高就一味寒冷凉爽，柳下惠的随和就一味温暖炎热而不能相通。由此说来，那么司马光所引用来说明的，反而是帮助孟子而不是攻击孟子。”又说：“如果有心去刻意规范行为直到章节末尾”，我想删去并改为：“假如伯夷、柳下惠有心去刻意规范行为，那么他们正忙于勉强修习都来不及，还怎么能成为圣人的清高随和呢？他们的清高和随和，大概得之于不思考不勉强的自然状态，所以特立独行，终身不变，这就是孟子之所以直接认为他们是圣人而与孔子相同的原因。又担心后来的学者羡慕他们的清高随和而失去中道，于是著书立说以补救末流的弊端，又说：‘如果让我选择，我就学习孔子。’这种抑扬开导，非常深切，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疑曰：“陈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大概是因为兄长不通过正当途径侍奉君主而获得它；认为兄长的住宅是不义的住宅，大概是因为兄长不通过正当途径从他人那里获取而建成它。陈仲子大概曾经劝谏过他的兄长，但兄长没有采纳。陈仲子的志向，认为我已经知道它是不义的了，却仍然吃它的粮食、住它的房子，这是嘴上反对而身体享受，所以避开兄长住在於陵。於陵的房子和粮食，是自己编织草鞋、妻子绩麻而得到的，并非不义，难道还要追问建造房屋和种植粮食的人是谁吗？因为所吃的鹅是兄长接受的馈赠，所以吐了出来，难道是因为母亲给的就不吃，妻子给的就吃吗？君子责备别人，应当探究他的实情。陈仲子避开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确实不是行为适中的人，也是拘谨狭隘、有所不为的人。孟子批评他，为什么太过分了呢？”

余氏辩曰：“陈仲子不住不义的住宅，不吃不义的俸禄，谁能指责他不对呢？住在於陵以彰显兄长的过错，与妻子同住而离开母亲，别人不会这样做，却说陈仲子避开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完全不明白这种说法。陈仲子的兄长并非不友爱，是谁让他避开的？陈仲子的母亲并非不慈爱，是谁让他离开的？怎么能说是他所愿意的呢？陈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大族，万钟的俸禄，世代都有，不知为什么劝谏兄长认为他的俸禄和住宅是不义的，从而不吃、不住。说陈仲子是拘谨狭隘、有所不为的人，避开兄长、离开母亲，这能叫拘谨狭隘吗？孟子极力驳斥他，是因为离开母亲就是不孝，避开兄长就是不恭敬。如果陈仲子的道理得以施行，那么天下的人就不知道义在哪里，认为兄长可以避开，母亲可以离开，这对教化的危害太大了。孟子的话，大概是‘履霜坚冰至’的警戒吧【朱熹说：‘司马光说：陈仲子曾经劝谏他的兄长，但兄长没有采纳，然而仍然吃他的粮食、住他的房子，这是嘴上反对而身体享受，所以避开。又说：陈仲子是拘谨狭隘、有所不为的人。我认为嘴上反对而身体享受，是一时的小嫌疑；拘谨狭隘者的不为，是一身的小节。至于父子兄弟，是人伦的大纲，天地的大义，一旦背离，那就与禽兽没有区别了。即使再谨慎小嫌疑、坚守小节，又将施展在哪里呢？这是孟子彻底否定陈仲子的本意。司马光说：陈仲子的兄长并非不友爱，是谁让他避开的？陈仲子的母亲并非不慈爱，是谁让他离开的？我认为即使不慈爱、不友爱，也没有逃跑的道理。看看舜为天下人树立法度的做法，就知道了’】

疑曰：“孔子是圣人；定公、哀公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了。经过君主的位置，脸色变得严肃，脚步加快。经过空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召见，有不前往而去做别的事的吗？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他的道理难道不同吗？君臣之义，是人伦的大纲。孟子的德行比得上周公吗？他的年龄比得上周公吗？周公对于成王，成王年幼，周公背着他去朝见诸侯；等到成王长大而归还政权，周公面向北叩头，敬畏地侍奉他，与侍奉文王、武王没有不同。怎么能说他有爵位，我有德行和年龄，可以轻慢他呢？孟子对蚳鼃说：‘居于那个职位，不可以不说话；说了而不被采纳，不可以不离开。’已经没有官职，没有进言的责任，进退可以有余裕。孟子住在齐国，齐王以他为师。所谓老师，是引导人向善而挽救其恶的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官职、没有进言的责任呢？如果说他是为了贪求而做官呢？那么后车几十辆，随从几百人，依靠齐国供养，不是守门打更之类的小吏可比。《诗经》说：‘那些君子啊，不是白吃饭的。’贤人的作为，是百世的法则。我担心后来的人凭借自己的长处来骄慢君主，无所事事而贪恋禄位的人，都援引孟子来自比，所以不得不怀疑。”

余氏辩曰：“孟子将要朝见齐王，齐王派人来说：‘我本应去见您，但有寒疾不能吹风，明天早上将临朝听政，不知道能否让我见到您呢？’’探察齐王的心意，不曾知道以尊重德行、乐于道义为事，反而倚仗万乘之尊，不肯先向贤者屈尊，所以用生病来推辞，想让孟子屈身先去见他。孟子知道他的心意，也用生病来推辞，并不是骄慢他，身体可以屈尊，道义怎么能屈尊呢？这与君主命令召见、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是不同的。又说孟子说：‘天下有通行的三种尊贵：在朝廷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里社会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没有比德行更尊贵的。’尊重有德行的人、敬重老年人，是自古人君通行的道理。人君所看重的是爵位罢了，怎么能轻慢年龄和德行呢？至于伊尹对于太甲、周公对于成王，这是大臣辅佐幼主，不能与通行的尊贵一概而论。又孟子对蚳鼃说他是士师，职责所在应当劝谏，劝谏不被采纳就应当离开，做臣子的道理应当如此。做君主的老师就不同了。《礼记》说：‘君主不对他的臣子以臣礼相待的有两种情况，老师是其中之一。’尊重老师的礼节，诏令天子也不面向北，不是所谓有官职、有进言责任的人，他的进退难道不绰绰有余裕吗？孟子以道义自任，一言一行未曾稍微违背道义，意思是人君尊重德行、乐于道义，不这样就不值得与之有所作为，而说他是凭借自己的长处来骄慢君主、无所事事而贪恋禄位的人，这是错误的【朱熹说：‘司马光说：孔子是圣人；定公、哀公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出发。经过

译恭敬的样子，经过空着的座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是召见，难道会不去而另作他处吗？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他的道理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君臣之间的道义，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孟子的德行与周公相比如何？他的年长与周公相比如何？周公对于成王，成王年幼时，周公背负着他去朝见诸侯。等到成王长大归还政权，周公面向北叩头，敬畏地侍奉他，与侍奉文王、武王没有两样。怎么能说他有爵位，我有年长和德行，就可以轻慢他呢？我认为孟子本来打算朝见齐王，但齐王因为生病召见他，孟子就推辞不去。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由我去朝见齐王，这是尊重尊贵的人。尊重尊贵的人，是合乎道义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齐王召见我，那就不是尊重贤人的礼节了。像这样而去，在道义上有什么恰当的呢？’至于孟子与孔子不同的地方，孟子已经详细说过了，恐怕司马光也没有深入考察罢了。孟子通达尊贵的道理，我认为‘达’就是通晓。三种尊贵不相逢时，各自伸张其尊贵而无所屈从，一旦相逢，就通晓看重哪一方而给予最高的尊崇。所以在朝廷之上，即使像伊尹、周公那样忠诚圣明且年高德劭，也恭敬地侍奉继位的君王、辅佐年幼的君主，不敢凭借自己的年长和德行凌驾于君王之上。至于讨论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的责任，那么太甲、成王本来就在伊尹、周公面前拜手叩头了。这种互相屈伸，以达到极致的尊崇之道，与孟子的言论没有不同。所以说：‘通晓看重哪一方而给予最高的尊崇。’只有能够权衡变通的人才能理解。官职的职守和言论的责任，只是一个职位的操守罢了，其进退去留，决定于一件事的得失、一句话的听从与否。如果是老师就不同于此了。然而难道也不问自己的道是否实行就享用俸禄吗？看孟子最终成为臣子而离开，齐王用万钟的俸禄挽留他而不能得到，就可以看出他出仕与隐居的大致情况了。

译疑者说：“孟子知道燕国可以讨伐，但必须等待能实行仁政的人去讨伐它。齐国没有仁政，讨伐燕国不是它的责任。假使齐国的君臣不向孟子谋划，孟子不预先知道是可以的。沈同既然用孟子的话劝齐王讨伐燕国，孟子的话还有含蓄未尽之处，怎么能不告诉齐王并阻止他呢？军队作战是重大事情，百姓的死生、国家的存亡都系于其中，如果行动不适宜，就会使百姓残害、国家危亡，仁爱的人能忍心坐视最终委弃不管吗？”

余氏辩解说：“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回答说：‘可以。’‘可以讨伐’，是说燕国的君臣擅自把国家当作私产来给予和接受，他们的罪过是可以讨伐的。沈同也没有说过齐国将要讨伐燕国，怎么能凭空揣测他的意图，预先告诉他‘因为齐国没有善政，不可以讨伐燕国’呢？况且说话不可不慎重的道理已经很久了。那些想要讨伐别国的人，不曾与自己谋划，如果逆料他的意图而阻止他的谋划，恐怕难免会招致祸患。有人说他劝齐国讨伐燕国，孟子已经自己阐明他的说法，意在激劝齐宣王，使他感悟而实行仁政罢了。孟子回答问话时，抑扬高下，没有不有法度的，读他书的人应当探求他立言垂训的意图，并究其本末就可以了【朱熹说：“圣贤的心像明亮的镜子和静止的水，来者照见它，但也只照见面对我的而已，本来不能探知我的背后而预先照见它。沈同的问话，出于私心而不涉及公义，问燕国而不涉及齐国。正因为出于私心问燕国，所以燕国可以讨伐，是孟子所应该知道的；正因为不出于公义问齐国，所以齐国不可以讨伐，是孟子所不应该回答的。司马光怀疑孟子坐视齐国讨伐燕国而不劝谏，余氏隐认为孟子恐怕难免招致祸患所以不劝谏。司马光的怀疑固然不当，而余氏隐更是大错特错。看孟子说‘夺取燕国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夺取；夺取燕国而燕国百姓不高兴，就不要夺取’，那么燕国可以夺取不可以夺取，取决于百姓是否高兴罢了。假使齐国能诛杀暴君、慰问百姓，把他们从水火中拯救出来，那么怎么会不可以夺取呢】

疑者说：“经书上说：‘面对不义，做儿子的不可以不跟父亲争辩。’传文说：‘爱护儿子，用义理正道来教育他。’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要求对方做到善。’不要求做到善，就是不劝谏不教育，可以吗？”

余氏辩解说：“孟子说：‘古代的人交换孩子来教育。’不是说他们不教育。又说：‘父子之间不要求对方做到善。’父亲做不义的事，就跟他争辩，这不是要求做到善的意思。传文说：‘爱护儿子，用义理正道来教育他。’难道是自我教育吗？为什么不拿我们的孔子来观察呢？孔鲤快步走过庭院，孔子告诉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不学《礼》，就无法立足。’孔鲤退下后学习《诗》和《礼》，并不是孔子亲自用《诗》、《礼》来训导他。陈亢高兴地说：‘问一个问题得到三个收获，听到了《诗》，听到了《礼》，又听到君子疏远他的儿子。’孟子的话，正与孔子不约而同，他也是有所承袭而说的吧【朱熹说：“儿子虽然不可以不跟父亲争辩，看《内则》、《论语》的话，那么他们的劝谏是委婉的。余氏隐的说法已经详尽，再发出这个意思尤其好”

疑者说：“告子说：‘人性不分善与不善，就像水不分东与西。’这是告子的话错了。水不分东与西，是说平地。假使地势东高西低，或者西高东低，难道决开疏导就能导致吗？人性不分善与不善，是说中等的人。瞽瞍生了舜，舜生了商均，难道熏陶感染就能改变吗？”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这是孟子的话错了。丹朱、商均，从幼年到成年，每天所见的是尧、舜，不能改变他们的恶，难道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吗？

余氏辩解说：“孟子说：‘人性的善，就像水向下流。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的。’大概是说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系辞》说：‘一阴一阳叫做道，继承它的是善，完成它的是性。’这样看来孔子曾经有过性善的说法了。《中庸》说：‘天所赋予的叫做性。’《乐记》说：‘人出生时安静，是天的本性。’人的本性禀受于天，何曾有不善的呢？荀子说性恶，扬雄说善恶混合，韩愈说性有三品，都不是懂得本性的人。牺牛出生犂牛怀胎，龙寄居在蛇的肚子里，难道是常理吗？本性是一样的，人与鸟兽草木所受的最初都均等，而人是最灵明的罢了。由于气质习性的不同，所以有善恶的分别。上古的圣人，本来有禀受天地刚健纯粹的本性，生下来就神灵的人；后世的人，有的善有的恶，有的圣有的狂，各自随着气质习性而形成，它们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尧舜的圣明，是本性；丹朱、商均的恶，难道是本性吗？孔子不说过吗：‘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不可改变。’不是说不可改变，而是气质习性逐渐染污很久，想要改变下等的愚者成为上等的智者，没有看见他们能立刻做到的。难道可以因此就说人的本性有不善的吗？”

疑者说：“孟子说：‘白羽毛的白，如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如同白玉的白。’告子应当回答说：‘颜色相同了，本性却不同。羽毛的本性轻，雪的本性弱，玉的本性坚。’而告子也都赞同，这就是招来犬牛人之难的原因。孟子也可以说是以辩才胜过别人了。”

余氏辩解说：“孟子说白羽毛的白与白雪、白玉的同异

译这大概是为了驳斥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告子只知道把天生的本能叫做性，说人之所以为人，有生来就善的、生来就恶的，却完全不知道百姓生活丰厚，受外物影响而改变，如果习染不慎，就会在生死中漂泊沉沦，而他们所禀受的本性也随之不同，所以才有犬、牛、人性的区别，但其本性从未不善。这就像水一样，它的本源未曾不清，之所以浑浊，是因为泥土搅混了它，澄清了泥土水就恢复清澈了，能说水的本性自有清浊之分吗？孟子并不是为了辩胜别人，而是担心人们不了解本性从而残害仁义、泯灭天理，不得已才进行辩驳。《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说万物的本性虽然相同，只有人最为尊贵。如果不明白关于性的学问，人怎么能知道自身的尊贵呢？这就是孟子之所以不嫌烦琐、反复教导的原因【朱熹说：“这两章，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恐怕隐之的辩驳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译质疑的人说：“礼制规定，国君不与同姓的人同乘一辆车，而与异姓的人同乘，是嫌同姓的人过于亲近而显得逼仄。作为卿大夫，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异姓，都是臣子。臣子的道义在于，向国君进谏而不被采纳，离开是可以的，以死相谏也是可以的，怎么能因为自己是皇亲国戚的缘故，就敢于改变君臣的位置而取代国君呢？孟子的话过分了！国君有大过错，没有比商纣王更严重的；商纣王的卿士，没有比王子比干、箕子、微子更亲近且尊贵的了。微子离开了，箕子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凭着商纣王如此大的过错，而三位贤人如此贤德，尚且不敢取代国君的位置，何况过错不及商纣王，贤德不及这三位贤人的人呢？如果这样，后世那些身为皇亲国戚的臣子，进谏国君而不被采纳，就废黜国君而取代他，说：‘我采用的是孟子的话，这不是篡位，而是合乎道义。’这可以吗？有人说：‘孟子的本意，是想以此来使齐王感到恐惧。’这又不对。齐王如果听了孟子的话而感到恐惧，就会更加忌恨厌恶他的皇亲国戚，听到进谏就杀掉他们；皇亲国戚听了孟子的话，又会起来效仿。那么孟子的话，不足以纠正骄横国君的过错，反而恰好成为篡位作乱的借口，这可以吗？”

余氏辨析说：“道在天下，有正道也有权变。尧舜的禅让、商汤周武王的征伐，都是权变。有人说尧舜不慈爱、商汤周武王不义，这都是圣人不幸而处于权变之中。禅让这件事，尧舜实行就是尽善尽美，子哙实行就不好了；征伐这件事，商汤周武王实行就是尽善尽美，魏晋实行就不好了。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难道是不得已吗？作为臣子，不是不知道正道的美好。有人说：‘遵循正道则天下危亡，遵循权变则天下安定。’那么哪个可行呢？如果以安定天下为最高目标，那就一定说遵循权变可行。唯独这一点最难处理，不是通晓儒学的学者不能明白。伊尹、霍光是异姓的卿大夫，擅自废立君主，后世尚且不能不非议他们，何况是皇亲国戚的卿大夫呢？商纣王无道，像微子、箕子、比干这样的皇亲国戚，不忍心坐视商朝灭亡而宗庙断绝祭祀，反复进谏而不被听从，如果取代国君的位置，谁会有非议呢？或者离开、或者为奴、或者进谏而死，孔子称赞他们说：‘商朝有三位仁人。’用‘仁’来赞许他们，是因为怀疑他们在大义上还有所欠缺。三位仁人固然仁德，但商朝的国运断绝了怎么办？季札辞让君位而导致动乱，孔子因为他来聘问，贬低他而只写名字，以此作为法则。《春秋》阐明大义，书法非常严谨，可以借鉴。国君有大过错，皇亲国戚的卿大夫反复进谏而不被听从，就取代他的位置，这是为了宗庙社稷考虑，有所不得已。如果进退废立出自那些小人宦官之手，而执政的大臣不参与，那还要那些卿大夫做什么？所以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他的国君僚，《春秋》记载为‘吴以弑’，不称具体的人而称国家，是将罪责归于大臣。他经世致用的考虑很深啊。孟子的这些话，也是得到了《春秋》的遗意吧【朱熹说：‘余氏说三仁在大义上有欠缺，这恐怕不对。大概三仁的事迹，不期望相同，各自安守正道以献于先王罢了。以三仁的心，实行孟子的话，谁说不可呢？然而因为他们不期望相同，所以不能用一个方面来论断。何况圣人讲仁义，未曾全部列举，讲仁则义就在其中了。现在只看到他们被称作仁而没有提到义，就认为三子还有偏颇，恐怕是见识狭隘了。这篇文章的大意已经端正，只是这几句不妥当】

质疑的人说：“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不是为了礼貌和饮食。从前伊尹离开商汤去投奔夏桀，难道能迎接他以礼相待吗？孔子奔波忙碌，周游天下，佛肸召他想去，公山弗扰召他想去，他们难道是为了礼貌和饮食吗？是急于推行道啊。现在孟子的话说：‘虽然还没有实行他的主张，但迎接他有礼，就前往；礼貌衰微，就离开。’这是为了礼貌而出仕。又说：‘早上不吃，晚上不吃，国君说：‘我大的方面不能实行他的道，又不能听从他的话，让他饥饿在我的土地上，我感到羞耻。’周济他也可以接受。’这是为了饮食而出仕。如果这样，就不免是出卖先王的道来推销自己。古代的君子出仕，大概不是这样的。”

余氏辨析说：“孔子在鲁国、卫国，开始以礼接待他就出仕，等到不被国君喜悦就离开，难道能说不是为了礼貌而出仕吗？担任鲁国司寇，不被任用，跟着去祭祀，祭肉没有送来，不脱冕就走了，难道能说不是为了饮食而出仕吗？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到或得不到说是有命，谁说孔子奔波忙碌，不是为了礼貌和饮食呢？孟子说：‘迎接有礼就前往，礼貌衰微就离开。’又说：‘早上不吃，晚上不吃，周济也可以接受’，这些话，未曾违背我们孔子的行为。如果说不是为了饮食，那么应当羡慕伯夷、叔齐就可以了，又何必出仕呢？圣贤固然不专门为了饮食，他们之所以为了饮食，是为了礼貌，难道说古代的君子能辟谷吗？不顾廉耻而苟且容身吗？诵读孟子的话而不衡量其轻重是否可行，什么话不能质疑【朱熹说：‘孟子说所就三、所去三，上面以主张是否被实行为去就的标准，这是出仕的正道。其次以礼貌衰微与否为去就的标准，再其次至于不得已而接受恩赐，这难道是君子的本心吗？大概

译在那时，如果天下没有人能实行我的主张，那么有人能以礼相待并周济我的困窘，这难道不比那些（不施援手的人）好吗？因此君子认为还是可以接近的。然而孟子大概是就上下关系而言的，如果是君子自身的处世态度，则在于自己的选择了。孟子在关于接受馈赠的礼节上，也曾详细论述说：“如果饥饿到无法出门，那么周济也是可以接受的。”意思是说，这仅仅是为了免于死亡罢了。由此看来，司马光对孟子的观点就可以没有疑虑了，而程颐所辨析并引用孔子的事例作为证据，恐怕未必正确。

译疑说：“所谓‘性之’，是天赋予的；所谓‘身之’，是亲身践行的；所谓‘假之’，是外表有而内心实际没有的。尧、舜、汤、武对于仁义，都是天性具备并亲身践行的；五霸则是勉强为之罢了。仁是用来治理国家、使诸侯归服的手段，皇帝、王、霸都使用它，只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规模大小、地位高低、影响远近、数量多寡罢了。‘假’，是指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从的情况。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从，他的国家尚且不能保全，何况称霸呢？即使长期借用而不归还，终究也不是他所有的。”

余氏辩说：“仁作为一种道，有生命的人都具备，有本性的人都同样获得，只是看如何践行罢了。尧舜对于仁，是生来就知道的，顺应本性而践行；汤武对于仁，是学习后才知道的，体认仁道而践行；五霸对于仁，是困顿后才知道的，心里认为不靠仁就不能治理国家、使诸侯归服，于是借用仁的名义来践行，其实并非真正的仁。而说皇帝王霸都使用仁，只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规模大小、地位高低、影响远近、数量多寡罢了，这种见解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尧舜是性之，汤武是身之，五霸是假之。假之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所有的呢？’这正符合《中庸》所说的‘有的安于仁道而践行，有的为了利益而践行，有的勉强而践行，等到成功时是一样的’。孟子的意思，是为了勉励君主施行仁政罢了，可惜五霸借用仁道而不能持久【朱子说：‘隐之认为五霸是困知勉行者，我认为这是七十弟子的事情，不是五霸所能达到的。‘假’的情况，与勉强践行固然不同，他们对于仁义也只是习闻其名罢了，哪里是真正懂得的人呢？温公说：‘假，是指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从的情况。’形式具备而实质不跟从，他的国家尚且不能保全，何况称霸呢？即使长期借用而不归还，终究也不是他所有的。’我认为当时诸侯对于仁义，形式和实质都丧失了，只有五霸能具备形式罢了，这也是彼善于此的意思。又有大国凭借强力辅助，窃取仁义的名号来号令诸侯，谁敢不听从呢？假使有王者兴起，用仁义的实际措施来施行，那么微弱的火光，早就熄灭了。孟子说‘久假不归，怎么知道它不是所有的呢’，正是说当时的人不能察觉他们借用的实情，就以为他们真的拥有。这正是温公所疑惑的，反而因此批评孟子，不是错了吗】

疑说：“《虞书》称赞舜的德行，说：‘父亲愚顽，母亲凶恶，弟弟傲慢，舜能以孝道和谐他们，使他们渐渐向善而自治，不至于作恶。’人们看重舜，是因为他能以孝道和谐亲人，使他们逐步向善而自我约束，不至于作恶。如果是这样，那么舜作为儿子，瞽瞍必定不会杀人了。如果不能阻止祸患于未然，导致他杀人，被官吏逮捕，舜就抛弃天下偷偷带他逃跑，连狂夫都不会这样做，难道舜会这样做吗？这不过是街谈巷议，大概不是孟子的话。况且瞽瞍已经被皋陶逮捕了，舜怎么能偷偷带走他呢？假使背着瞽瞍逃到海边，皋陶表面上虽然逮捕他以正法纪，内心却实际上放纵他给舜，这是君臣互相作假来欺骗天下，怎么能说是舜和皋陶呢？再说舜已经做了天子，天下的百姓像对待父母一样拥戴他，即使他想遵循海边居住，百姓难道会听任他吗？这样皋陶逮捕瞽瞍，得到了法理却失去了舜，所损失的更多了。所以说：这不过是街谈巷议，大概不是孟子的话。”

余氏辩说：“桃应的提问，是假设的事情，不是说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桃应的意思，大概是说法律是天下的公理，舜是制定法律的人，皋陶是遵守法律的人，假如舜的父亲杀了人，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说：“逮捕他，是法官的职责所在；舜不敢禁止，是不以私恩废黜天下的公法。所谓有所接受，就像将领在境外拥有专断之权，君命有所不接受，法官遵守法律也是如此。因为法律是先王的制度，与天下人共有，担任法官的人从先王那里接受法律，不能为一个人而私用。舜既然不能偏私他的父亲，如果把他置于法律之下，就失去了作为儿子的道义；如果置之不问，就废黜了天下的法律。宁可一起抛弃天下，愿意偷偷背着父亲逃跑，居住在海边，快乐地度过一生，更忘记自己是天子的尊贵了。”当时固然没有这样的事，既然已经假设了问题，如果孟子不回答，那么道理就不明白。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下的富贵、天子的尊贵，不能交换侍奉父亲的孝道，于是回答说天下可以忘记而父亲不能暂时舍弃，以此来阐明父子之道。这对于名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朱子说：‘龟山先生曾说固然没有这样的事，这只是论述舜的心罢了。’我认为‘逮捕他罢了’，不是洞见皋陶内心的人不能说。这一章的意义，在于显示圣贤所处的境地无不用尽极致，所谓止于至善。隐之的辨析，专门以父子之道为言，却好像实有此事，在义理上不够明晰】

史剡说：“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百官牛羊在田间侍奉舜，瞽瞍和象仍然想杀他。让舜涂粮仓而放火，舜用两个斗笠保护自己跳下；又让舜挖井而用土填实，舜从暗道从别的井口出来。”剡说：“愚顽凶恶的人，不接受道德义理是有的，但他们喜好利益而害怕祸害，则与普通人没有不同。或许舜还没有被尧了解，而瞽瞍想杀他，那是可以的。尧已经了解

译推举他，四岳也推举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用百官来侍奉他，并且正打算用百揆的职位来考验他，进而将天下禅让给他，那么瞽瞍难道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天子，却还想要杀他吗？即使想要杀他，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假使真能杀了他，瞽瞍和象也将接踵被诛杀，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一定不会这样做。这不过是乡野老父老母间的传言，而孟子对此相信得太过分了。后世又沿袭这种说法认为是事实，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史剡又有一篇文章，怀疑舜与益并没有避位让位之事，辨析在后《常语》中】

译余氏辩说：“万章问道：‘父母让舜去修补粮仓，却撤去梯子，瞽瞍放火烧粮仓；让舜去疏通水井，出来后却用土掩盖井口。象说：‘谋划杀害君主，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弓矢归我。两个嫂子让我整治我的住所。’象前往舜的宫室，舜正在床上弹琴。象说：‘我思念君主啊！’神色羞愧。舜说：‘这些臣民，你和我一起治理吧。’”接着又说：‘不知道舜是否不知道象将要杀害自己呢？’孟子回答说：‘怎么会不知道呢？象忧愁我也忧愁，象喜悦我也喜悦。’又问：‘那么舜是假装喜悦吗？’回答说：‘他怀着爱护兄长的态度而来，所以真诚相信并喜悦他，哪里是假装呢？况且舜还未被尧知晓时，瞽瞍和象杀害他是可以的；尧既然已经知晓，象怎么能杀害他呢？’司马光说：‘乡间老翁老妇的话固然如此。万章既然认为确实有这件事，如果说不一定没有而不回答，那么兄弟之道由谁来阐明呢？孟子这样回答，是为了表明圣人的心中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知道有兄弟之爱罢了。使天下后世明白兄弟之道的，孟子的功劳很大了。读《孟子》的人不寻求他阐明教化的本意，却认为他过于相信，这也是太不思考了【朱熹说：‘从“那么兄弟之道由谁来阐明呢”以下到结尾，我想把它改为：不如顺着他所问的来告诉他，也可以看出仁人对于兄弟的心意了。大概仁人对于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知道有兄弟之爱罢了。现在不探求孟子的本意，却以相信得太过分来怀疑他，这就像因为筋骨相貌不好而抛弃天下的千里马啊】

尊孟辩卷下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辩卷中

（宋）余允文 撰

○李公【泰伯】常语

常语说：“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有得到传承了。”怎么样？回答说：“孔子死后，就没有得到传承了。那个孟子，名义上学习孔子而实际上背离他，怎么能得到传承呢？”冒昧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孔子的道，是君像君、臣像臣；孟子的道，是人都可以成为君主。天下没有王和霸，言论虚伪而善辩的人不被杀，诸子百家得以推行他们的意图。孙武、吴起的智谋，苏秦、张仪的欺诈，孟子的仁义，它们的本源不同，但它们扰乱天下的结果是一样的。”

余氏辩说：“大道的传承，到了我们的孔子才达到大成。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杨朱、墨翟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来迷惑后学。杨朱的为我，就偏重于义；墨翟的兼爱，就偏重于仁。圣人的道，从此就晦暗了。孟轲出现，用仁义的话解除这种蒙蔽，这道才重新光明。不幸六艺的文章遭受秦火的厄运，从汉朝以来，佛教和道教显赫流行，圣道不绝如缕。韩愈果断地在世上号召说：‘孟轲死后，就没有得到传承。’道不可以片刻离开，而它存在于人心中的本来常常如此，难道真的没有传承吗？大概道的关键在仁义，自从孟子死后，没有倡导仁义学说的人，所以道被认为没有传承。说孟子名义上学习孔子而实际上背离他，是荒谬的。又说孙武、吴起的智谋，苏秦、张仪的欺诈，与孟子的仁义一样扰乱天下。况且仁义与智诈，不像冰炭那样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于是把仁义也当作扰乱天下，见解错误到这种地步，哪里知道帝王所传承的道呢【朱熹说：‘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得到传承，这不是深知所传承的是什么，就不容易说。孟子所传承的是什么？就是仁义罢了。孟子所说的仁义是什么？就是仁，是人心；义，是人路。就是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如此而已。那么所谓的仁义，又哪里超出这颗心呢？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是因为他们尽到了这颗心的本体罢了。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传承它直到孟子，其间相隔有的达数百年，并非口耳相传、秘密嘱托，只是这颗心的本体隐伏在百姓日常使用之间，贤者认识它的大处，不贤者认识它的小处，而体会它的全部且尽善尽美就是得到它的传承。即使穷尽天地、贯穿万世，而人心所共同认同的，像符节一样契合。由此出发，主宰万物，应对万变，没有不是这颗心的妙用，而它因时制宜的适宜，又不必相同。所以尧舜禅让给贤人，而禹传给儿子；汤放逐桀，文王侍奉殷，武王杀死受；孔子作《春秋》以辅佐衰落的周，孟子游说诸侯以推行王道，都没有相同，又有什么妨碍他们传承同一道呢？而孟子所说的仁义，也不过是让天下的人各自得到他们本心所共同认同的东西罢了。李氏把苏秦、张仪、孙武、吴起并列，大概不足以窥见孟子的藩篱而妄加议论。推究这个来看，那么他所蒙蔽的也不难辩驳了】

常语说：“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我认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五霸率领诸侯侍奉天子，孟子劝诸侯做天子，如果有良知的人，一定知道这是逆还是顺了。孟子处于周显王时期，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