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孟辨卷下
氏辨曰：「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处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此赵岐之说也。天下岂复有王道哉？岂复知有仁义哉？幸而有唱为仁义之说者，犹足以使乱臣贼子逡廵畏缩不敢自肆，而况孟子治儒术，承三圣，以仁义之道说于诸侯，思济斯民。不幸而其说不行，而商、周之盛治不可复见。其与假仁而行、急于功利者有间矣，可谓非贤人乎？」又举数条以为孟子之罪，余于温公《疑孟》、李公《常语》辨之矣。诛一夫纣，即《泰誓》所谓独夫纣也。三宿出昼，即孔子去鲁之意也。如之何以为孟子之罪乎【朱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闻诛一夫纣矣，沈同问燕可伐，此三事已辨于《疑孟》、《常语》中矣。惟出昼一事当于第九叚辨之。此叚辨孟轲非贤人之句，亦湏引孟子所传之说，今只以赵岐题辞为据，恐未足以折谈者之锋也】
译氏辨说：“周朝衰微的末期，战国时期纵横家盛行，各国用兵争强以互相侵夺。当时的隐士们把权谋当作首要，认为这是最高尚的贤德，先王的大道因此衰败废弃，各种异端邪说同时兴起，像杨朱、墨翟那样放荡不羁、扰乱时世、迷惑民众的言论不止一种，这是赵岐的说法。天下难道还有王道吗？难道还有人知道仁义吗？幸好还有倡导仁义学说的人，尚且足以使乱臣贼子徘徊退缩，不敢肆意妄为，何况孟子精通儒学，继承三圣的道统，用仁义之道游说诸侯，想要救济百姓。不幸的是他的学说未能施行，商、周那样的盛世治理不再重现。但他与那些假借仁义之名、急于追求功利的人相比，还是有区别的，怎么能说他不是贤人呢？”他又列举了几条作为孟子的罪状，我在司马光的《疑孟》和李觏的《常语》中已经辩驳过了。“诛一夫纣”，就是《泰誓》中所说的“独夫纣”。“三宿出昼”，就是孔子离开鲁国时的用意。怎么能把这些当作孟子的罪状呢【朱熹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霸业的人，听到‘诛杀独夫纣’的说法，沈同询问燕国是否可以讨伐，这三件事已经在《疑孟》、《常语》中辩驳过了。只有‘出昼’这一件事应当在第九段中辩驳。这段辩驳‘孟子不是贤人’的句子，也必须引用孟子所传承的学说，现在只以赵岐的题辞为依据，恐怕不足以驳倒论辩者的锋芒】
折衷》曰：「《春秋》书『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轲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无周之心，学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徳之不竞，亦已甚矣，然其虗位犹拱而存也。使当时有能倡威、文之举，则文、武、成、康之业庸可庻几乎？为轲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禄，盍亦使务是而已乎？柰何今日说梁恵，眀日说齐宣，说梁襄，说滕文，皆啖之使之为汤、武之为？此轲之贼心也。譬父病亟，虽使商臣为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直寘诸不救之地哉？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雄也。其资薄，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岂君子长者之言哉？其自免于蘓、张、范、蔡、申、韩、李斯之党者，挟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数子者皆咈其素，矫其习，窃仁义两字以借口，是亦孟轲而已矣。要之，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冡之人，而轲能以《诗》、《礼》也。是故孟轲诵仁义，犹老録公之诵法也。老録公，诵法、卖法者也；轲，诵仁义、卖仁义者也。安得为仲尼之徒欤？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轲生而周絶，何世人一视孔、孟之心？《记》曰：「儗人必于其伦。」宁从汉儒曰：「孔、墨。」
余氏辨曰：「父子主乎亲，君臣主乎义，不可以一概论。先儒谓宗子有君道，试摭其说。古者诸侯之子弟、异姓之卿大夫，立嫡子为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则立为大宗，百世不迁也。不幸大宗者恣为骄侈，荒耽酒色，横逆残暴，子弟不能堪，諌诤之不听，益又甚焉。夫欲说其族者，将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为恶欤？将使之躬行孝弟，收合其亲属欤？至于众族之归已而易其大宗，于义茍可为，亦不得辞。此伊尹之相汤、吕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类此。自平王迁东周，徳不竞，为天子者虽无骄侈残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纲，但拥虚位而已。孔子歴聘七十二君，未尝一言说其君率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为覇者事，孔子不肯为也。而所以作《春秋》者，为天下之无主也。不然，何以降《黍离》于《国风》乎？其所以降雅为风者，亦其自取也，孔子岂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乎，疑词，其不为东周也眀矣。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徃遂言如有用我，不为东周，则说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尝有『其或继周者』之语，孔子岂能必其周之祚不移乎？逮战国时，周室衰微，抑又甚矣。孟子则学孔子者也，讵肯效管仲假仁而图覇哉？又况当时之君，争地争城，侵夺簒弑，不复知有君父矣。其视仁义为何等事耶？天下之民，死于战鬬死于赋敛，死于徭役，不知其几。孟子说梁恵齐宣、梁襄、滕文，使之为汤武，行仁义，其心在于救民尔，未尝说之以富国强兵，用征伐而取天下也。乃谓孟子叛仲尼之道，有无周之心，妄矣。又谓孟子为卖仁义而有贼心，不犹愈于不知仁义而非之乎？墨氏兼爱，不知有父，乃欲从汉儒曰孔、墨，误后之学者必此之言夫【朱子曰：「此与李氏《常语》所以谤孟子者，大指略同，前之辨详矣。」辨云：「父子主亲，君臣主义，不可一槩论，甚当。但喻宗子事，云「恣为骄侈」以下数句，不类周衰事体，当微改之，乃为尽善。郑引孔子言「吾其为东周乎」，「为」字当作去声读，先儒有作平声读者。隐之之说是也，但谓欲说弗扰以王道，则非孔子之心也。降黍离作《春秋》，不知果有继周之意否？此一节更望见教也。郑以孔孟并称为不伦，而欲以墨配孔，则益非其伦也。大抵未知孟子所传者何事，故其论诡僻颠倒如此也】
折衷》曰：「吉人唯知为善而已，未尝望其报也。为善而望其报，是今世委巷溺浮图者之处心也。孟子劝滕文公曰：『茍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是心何心哉？武王伐纣而利之，非太王、王季、文王之本心也。孔子谓泰伯三以天下让，亦曰周之有天下，泰伯不袭封也。其逊国也，祗其所以为天下也欤？夫泰
译《折衷》说：“《春秋》记载‘王’，是为了保存周朝。”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这是孔子的本心。孟子难道不是周朝的子民吗？他行走在周朝的土地上，吃着周朝的粮食，却常常怀有背离周朝的心思，是学习孔子却背叛孔子的人。周朝的德行不再兴盛，已经太过分了，然而它的空位仍然拱手保存着。假使当时有人能倡导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那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基业难道还难以企及吗？作为孟子，只是用口舌去迎合，自我推荐以谋求利禄，何不致力于此罢了？为什么今天游说梁惠王，明天游说齐宣王，游说梁襄王，游说滕文公，都引诱他们去做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事？这是孟子的贼心。譬如父亲病重，即使让商臣做儿子，没有不希望他活下来的，怎么能直接把他置于无法救治的境地呢？孟子是个残忍的人，善辩的人，是张仪、苏秦那样的雄辩之士。他的资质浅薄，天性聪慧，行为轻浮，言辞如流水般顺畅，应答如回声般迅速，这难道是君子长者的言语吗？他之所以能免于被归入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申不害、韩非、李斯那一党，是靠挟持孔子来欺骗天下。假使这些人全都违背他们的本性，矫正他们的习气，窃取“仁义”两个字作为借口，那也就是孟子罢了。总之，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士人，都是发掘坟墓的人，而孟子能用《诗》、《礼》来粉饰。所以孟子诵读仁义，就像老禄公诵读法律一样。老禄公，是诵读法律、贩卖法律的人；孟子，是诵读仁义、贩卖仁义的人。怎么能算是孔子的门徒呢？唉！孔子出生而周朝尊贵，孟子出生而周朝断绝，为什么世人看待孔孟的心态是一样的？《礼记》说：“比拟人一定要找同类。”宁可听从汉儒说：“孔、墨。”
余氏辨析说：“父子之间以亲爱为主，君臣之间以道义为主，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概括。先儒说宗子有君道的道理，试着摘取他们的说法。古代诸侯的子弟、异姓的卿大夫，立嫡长子为大宗，族人尊崇他。如果有人尊崇继承别子所从出的宗子，就立为大宗，百世不迁移。不幸的是大宗放纵骄奢，沉迷酒色，横行残暴，子弟无法忍受，劝谏不听，反而更加严重。想要说服族人的人，是要让他们率领子弟侍奉他，帮助他作恶呢？还是要让他们亲身践行孝悌，收拢亲属呢？至于众族人归附自己而更换大宗，在道义上如果可行，也不能推辞。这就是伊尹辅佐商汤、吕望辅佐周武王，他们的用心正与此类似。自从平王迁都东周，德行不再兴盛，做天子的虽然没有骄奢残暴的事，但不能振兴皇纲，只是空占位置而已。孔子周游列国拜访七十二位君主，不曾有一句话游说他们的君主率领诸侯尊崇周朝。凭借武力假借仁义，是霸者的事，孔子不肯做。而他作《春秋》的原因，是因为天下没有君主。不然，为什么把《黍离》降入《国风》呢？把雅降为风，也是周朝自取的结果，孔子哪里有心机呢！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乎’是疑问词，他不复兴东周是明显的。公山弗扰召见孔子，孔子想去，于是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不复兴东周，那么用西周的王道来游说他必定是必然的。又有‘其或继周者’的话，孔子难道能肯定周朝的国运不转移吗？到了战国时期，周室衰微，更加严重了。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难道肯效仿管仲假借仁义来图谋霸业吗？何况当时的君主，争地争城，侵夺篡弑，不再知道有君父了。他们视仁义为何等事呢？天下的百姓，死于战争，死于赋税，死于徭役，不知有多少。孟子游说梁惠王、齐宣王、梁襄王、滕文公，让他们做商汤、周武王，实行仁义，他的心在于救民，不曾游说他们富国强兵，用征伐来夺取天下。却说孟子背叛孔子的道，有背离周朝的心思，是荒谬的。又说孟子贩卖仁义而有贼心，不还是比不知道仁义而反对它好吗？墨家兼爱，不知道有父亲，却想听从汉儒说孔、墨，误导后世的学者必定是这种言论。【朱子说：“这与李氏《常语》诽谤孟子的主旨大致相同，前面的辨析已经详细了。”辨析说：“父子主亲，君臣主义，不可一概而论，很恰当。但比喻宗子的事，说‘恣为骄侈’以下几句，不像周朝衰微时的体统，应当稍微修改，才算是完美。郑引孔子言‘吾其为东周乎’，‘为’字应当读去声，先儒有读平声的。隐之的说法是对的，但说想游说弗扰以王道，则不是孔子的本心。降《黍离》作《春秋》，不知道果然有继承周朝的意思吗？这一节更希望指教。郑认为孔孟并称为不伦，而想以墨配孔，则更加不伦了。大概不知道孟子所传的是什么，所以他的论调诡僻颠倒如此】
《折衷》说：“善良的人只知道行善罢了，不曾期望回报。行善而期望回报，是当今世俗溺爱佛教的人的心思。孟子劝滕文公说：‘如果行善，后世子孙必定有称王的。’这是什么心思呢？武王伐纣而获利，不是太王、王季、文王的本心。孔子说泰伯三次让出天下，也说周朝拥有天下，泰伯没有袭封。他让出国位，只是他为了天下的缘故吗？夫泰
伯虽知季歴之贤，可以继绪保邦，而吾不若也。如使泰伯包藏祸商之心也，夫何至徳之足云？」
译太伯虽然知道季历贤能，可以继承王位、保全国家，而自己不如他。但如果太伯怀有包藏祸心、图谋商朝的心思，那又哪里值得称颂他的至德呢？
余氏辨曰：「善者福之，滛者祸之，天之道也。吉人为善，固不望报，而天必报之以福，可以天道难信而不足信欤？」孟子劝滕文公为善，谓后世子孙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积徳行仁，则子孙未必蕃衍，虽欲伐纣而利之，不可得矣，况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于公治狱多阴徳犹能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当战国之际，人伦弃而天理灭，不知为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为非，则将何以劝其君耶？乃谓周之有天下，由泰伯之不袭封也。使人人逊国如泰伯，无季歴之贤以继之，则覆宗絶祀矣，季札之事可不监诸【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初无望报之心也。茍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乃为太王避狄而言。《易大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亦岂望报乎】
折衷》曰：孟子谓沈同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士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大夫爵禄制于诸侯，是诚古之道也。孟轲既敎齐、梁、滕之君使自为汤、武，则是诸侯未尝受命于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禄私人，齐制之也；子哙不敢以燕私人，将复谁制之哉？何孟轲独能约燕于王制，而不能约齐、梁、滕于古道也？
余氏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士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者是约燕于王制也，其意曷尝不存周哉！劝齐、梁、滕之为汤武者，正欲其行仁义而知有王制云尔，岂可谓夏商在上而汤武不得行仁义欤？汤武行仁义，无一言及之，唯罪汤武之征伐，掩善扬恶，岂得为公论？亦可谓处变事而不知其权者也。劝其君行仁义以为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义为不美也，但急于近功，谓仁义为迂阔不切时务，不若进富国强兵之术也。若其诚然，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朱子曰：「诸侯受国于天子，故子哙之让为无王；天子受命于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于纣而无罪。辨谓郑氏以仁义为迂阔，则未然，苐恐若商鞅之谈帝道尔】
折衷》曰：「今之诸侯取于民，虽不义，不可谓御人于国门之外。取非其有，贼义也；取充其类，尽义也。是轻重之等也，是孟轲原情以处罪也。至未能什一，去关市之征，复与攘鸡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后自戾也如此？」
余氏辨曰：「孟子谓『今之诸侯赋敛于民，不由其道，而与御人而夺之货何异？』取非其有为盗，取充其类为义之尽，犹未为盗，是轻重之等，是诚孟子能原情以处罪也。至于戴盈之问：『未能什一，去关市之征，请轻之，以待来年。』孟子设攘鸡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者，意谓戴盈之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矣，以此讥之，岂得谓任情出入、前后自戾欤？郑氏专以偏见曲说而非诋孟子，学无师承，其蔽也如此，卒为名敎之罪人也，惜哉【朱子曰：「辨得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费斧，讼直理者不费词。《鲁论》二十篇，如圣君咨俞，如严父敎戒，荘而亲，简而当焉。孟子以游辞曲说簧鼓天下，其答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之问，皆困而遁，遁而支离。想当时酬酢之际，必沮气赧颜，无所不至，所谓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蘓子瞻之徒僻好其书，呜呼，斯文衰矣！」
余氏辨曰：「析直薪者不费斧，讼直理者不费辞。」为是说者，正俗所谓不哭之孩，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变者也。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异端并起，闻孟子谈仁义，其不骇且疑者几希。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见识不及孔门弟子远甚，酬答之际，安得不谆复告之？理茍眀矣，何患乎辞之费？乃谓欧阳永叔、王介甫、蘓子瞻僻好孟子之书，为斯文之衰，识见之优劣可知矣【朱子曰：「疑欧阳氏、
译余氏辩解说：“行善者得福，淫邪者遭祸，这是天的常道。善良的人行善，本来不指望回报，但上天必定以福报回报他，难道因为天道难以验证就不足以相信吗？”孟子劝滕文公行善，说后世子孙必定有称王的人，这不仅仅是用周朝的事例来告诉他，也是用天道来告诉他。假如周朝不积累德行、施行仁政，那么子孙未必会繁衍昌盛，即使想要讨伐商纣王并从中获利，也做不到，更何况能占卜得知国运延续三十代、国祚长达八百年呢？于公在审理案件时多有阴德，尚且能预先知道他的子孙必定有显达之人。处在战国时期，人伦被抛弃，天理被泯灭，人们不知道行善的好处。现在如果认为孟子的话是错误的，那么将用什么来劝勉他们的君主呢？于是有人说周朝拥有天下，是因为泰伯没有继承爵位。假如人人都像泰伯那样让国，而没有像季历那样贤能的人来继承，那么宗庙就会倾覆，祭祀就会断绝，季札的事难道不值得借鉴吗？【朱熹说：“孟子说：‘至于成功，那是天的事。君主又能做什么呢？尽力行善罢了。’起初并没有指望回报的心。如果行善，后世子孙必定有称王的人，这是针对太王躲避狄人而言的。《易经·大传》说：‘积累善行的家庭，必定有剩余的吉庆。’《尚书》说：‘行善，上天就会降下百种吉祥。’这难道是希望得到回报吗？”】
《折衷》说：孟子对沈同说：“子哙不能把燕国给别人，子之也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假如有个士人，你很喜欢他，不报告国王就私自把你的俸禄爵位给他；那个士人也没有国王的命令就私自从你那里接受，这样可以吗？”大夫的爵位俸禄由诸侯制定，这确实是古代的道。孟轲既然教导齐、梁、滕的君主让他们自己成为商汤、周武王，那就是说诸侯不曾从天子那里接受命令。沈同不敢私自把爵位俸禄给人，是受齐国制度的制约；子哙不敢私自把燕国给人，又将受谁制约呢？为什么孟轲唯独能用王制来约束燕国，却不能把齐、梁、滕约束在古道上呢？
余氏辩解说：“孟子告诉沈同说：‘子哙不能把燕国给别人，子之也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假如有个士人，你很喜欢他，不报告国王就私自把你的俸禄爵位给他；那个士人也没有国王的命令就私自从你那里接受，这样可以吗？’这是用王制来约束燕国，他的意思何尝不是心存周朝呢！劝齐、梁、滕成为商汤、周武王，正是希望他们施行仁义并知道有王制，难道能说夏商在上位而商汤、周武王不能施行仁义吗？商汤、周武王施行仁义，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们，只指责商汤、周武王的征伐，掩盖善行宣扬恶行，怎么能算是公正的言论呢？也可以说是处理变故时不知道权变的人。认为劝勉君主行仁义是不合正道的人，我知道他的想法了。他们不是认为仁义不美好，只是急于追求眼前的功效，认为仁义迂阔不合时务，不如推行富国强兵的方法。如果真是这样，商鞅之类的人会去做，孟子不会去做。”【朱熹说：“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国家，所以子哙的禅让是无视王命；天子从天那里接受命令，所以文王接受天命建立周朝，不从纣王那里接受而没有罪过。辩说郑氏认为仁义迂阔，这并不正确，只是恐怕像商鞅那样谈论帝道罢了。”】
《折衷》说：“现在的诸侯向百姓征收赋税，虽然不义，但不能说是在国门之外抢劫行人。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违背道义；夺取同类之物，是尽到了道义。这是轻重等级的区别，这是孟轲根据情理来判定罪责。至于未能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免除关卡市场的税收，却与偷鸡的人归为同类，为什么如此随意出入、前后自相矛盾呢？”
余氏辩解说：“孟子说‘现在的诸侯向百姓征收赋税，不遵循正道，这与在路边抢劫行人夺取财物有什么区别？’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盗窃，夺取同类之物是尽到了道义，还不至于算是盗窃，这是轻重等级的区别，这确实是孟子能够根据情理来判定罪责。至于戴盈之问：‘未能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免除关卡市场的税收，请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实行。’孟子用偷鸡的比喻来回答，说：‘如果知道它不义，就赶快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意思是说戴盈之这类人知道不对却不能迅速改正，以此来讥讽他，怎么能说是随意出入、前后自相矛盾呢？郑氏专门用偏见和歪理来非议诋毁孟子，学问没有师承，弊端就是这样，最终成为名教的罪人，可惜啊！”【朱熹说：“辩说得对。”】
《折衷》说：“劈直的柴不用费斧头，诉讼有理不用费言辞。《论语》二十篇，像圣君咨询应答，像严父教导告诫，庄重而亲切，简约而恰当。孟子用游移的言辞和曲解的学说煽动天下，他回答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的问题，都是陷入困境而逃避，逃避而支离破碎。想当时应酬应对的时候，必定是气馁脸红，无所不至，所谓浩然之气在哪里呢！近世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之类的人偏爱好他的书，唉，斯文衰败了！”
余氏辩解说：“劈直的柴不用费斧头，诉讼有理不用费言辞。”说这种话的人，正是俗话所说的不哭的孩子，谁不能抱，这是只知道常规而不知道变通的人。战国时期，处士纵横议论，异端并起，听到孟子谈论仁义，不感到惊骇怀疑的很少。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之类的人，见识远远不及孔门的弟子，应酬应对的时候，怎么能不反复告诫呢？道理如果明白了，何必担心言辞费事呢？于是说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偏爱好孟子的书，是斯文的衰败，见识的优劣就可以知道了。【朱熹说：“怀疑欧阳氏、”】
王氏、蘓氏未得为真知孟子者，亦堕其所见之浅深，志焉而乐道之尔。」余隐之之辨已得之矣】
译王氏、苏氏未能算是真正懂得孟子的人，也不过是受限于他们见解的深浅，有志于此并乐于称道罢了。”我对于隐之的辨析，已经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乱世也。喜之之辞也。无忧无惧，喜孰云乎哉？」孟子曰：「覇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皥皥如也。齐晋驱民于锋镝，汤武拯民于涂炭，唐虞措俗于恬愉。是故商周之书，若有矜喜色；《虞书》二典，如平居对语，庆贺之容不形焉。」
余氏辨曰：「孟子劝齐、梁、滕之君为汤、武，乃痛诋之，谓孟子卖仁义，纳君于不道，而欲易孟子之言，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皥皥如也。』又云：『齐、晋驱民于锋镝，汤、武拯民于涂炭。』抑何前后之言自相戾欤？己不能事父兄，而责人以孝悌之道有未至，亦其蔽也。寐而狂言，祗足以骇童稚，及长者闻之，付一笑尔【朱子曰：「此辨甚善。但『已不能事父兄』以下，文意隐晦，似未条畅。」愚谓学者当先识圣人相传大体同处，然后究其所至之浅深，则不出乎大防，而义理精矣。帝王无二道，而民之蒙化不能无浅深。使孟子言之，固当有辨。但郑谓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则是未识王者气象，彼语尧、舜亦徒好高尔，非真知尧、舜者也】
折衷》曰：「《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以正合，以竒胜，非善也；正变为竒竒变为正，非善之善也；即竒为正，即正为竒善之善也。」
余氏辨曰：「昔吾夫子对卫灵公以军旅之事，未之学；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闻。及观夹谷之会，则以兵加莱人，而齐侯惧；费人之乱，则命将士以伐之，而费人北。尝曰：『我战则克。』而冉有亦曰：『圣人文武并用。』孔子岂有真未学、未闻哉？特以军旅甲兵之事，非所以为训也。乃谓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当尽心，其词可用《论语》、《易大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是启人君穷兵黩武之心，庸非过欤？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审也【朱子曰：「此叚本不必辨，但斯人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尧舜，似矣；乃取孙武之书厕之《易》、《论语》之列，何其驳之甚欤？愚前所谓郑氏未能真知尧舜，而好为太髙之论以骇世，若商鞅之谈帝道，于是信矣】
折衷》曰：「京师坐鬻者，愚逺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当其直则售，意其知价也，知价不可复愚；酬之过其直则不售，意其不知价也，不知价则唯吾之愚，必极其所索而后售。孟轲抱纵横之具，饰以仁义，行鬻于齐。齐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轲意齐王不知价者，遂愚齐王，求极所索而后售。齐王徐而思轲之言曰：『王如用予，则齐王犹反掌。』开辟以来，无是理，是必索髙价者，悔而不酬。轲亦觉齐王之稍觉也，卷而不售，抱之他适。徐而自思曰：『齐王之酬我，其直矣。』矫然不售，行将安鬻？迟迟吾行，三宿出昼，冀齐王呼已而还直，是又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京师坐鬻犹有体，小儿方啼而怒，进以饭推而不就，俟其怒歇而饥也，睨然望人进之也。轲之去齐，留齐儿态也夫！」
余氏辨曰：「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吾夫子大圣人也，犹待价而沽，况孟子乎？孟子抱仁义之道，较其美，非止荆玉之比也。急于求售而献非其人，未免刖足尔。孰若珍其货而后市乎？孟子三宿出齐，乃孔子去鲁之意。万一齐王省悟，听纳其说，举安天下之民，而其价岂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谓孟子索直于齐，如市贩妇儿之态，不若京师坐鬻者犹有体，其言过矣【朱子曰：「诋孟子，未有若此言之丑者。虽欲自絶，而于日月何伤乎？有不必辨。已然缺与之辨，则亦有说矣。孟子之称孔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乆则久，可以速则速。』而孔子之自言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我待价者
译《折衷》说：“‘悟’的意思是迷失；‘安’的意思是病人；‘治’的意思是乱世。这是表达喜悦的言辞。没有忧虑没有恐惧，喜悦从何说起呢？”孟子说：“霸主的百姓，欢乐自得的样子；王者的百姓，平和安详的样子。”我说：“王者的百姓，欢乐自得的样子；帝王的百姓，平和安详的样子。齐国、晋国驱使百姓陷入刀兵战乱，商汤、周武王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唐尧、虞舜使风俗处于恬淡愉悦之中。所以商朝、周朝的典籍，似乎带有矜持喜悦的神色；《虞书》中的《尧典》《舜典》，如同平日居家对话，庆贺的姿态并不显露。”
余氏辩解说：“孟子劝谏齐、梁、滕的君主效法商汤、周武王，却遭到严厉的诋毁，说孟子贩卖仁义，将君主引向不道，并想要更改孟子的话，说：‘王者的百姓欢乐自得的样子，帝王的百姓平和安详的样子。’又说：‘齐、晋驱使百姓陷入刀兵战乱，汤、武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前后的言论自相矛盾呢？自己不能侍奉父兄，却责备别人在孝悌之道上有所欠缺，这也是他的蒙蔽之处。梦中狂言，只足以惊吓孩童，等到长者听到，付之一笑罢了【朱子说：‘这段辨析很好。但‘自己不能侍奉父兄’以下，文意隐晦，似乎不够条理通畅。’我认为学者应当先认识圣人相传的大体相同之处，然后探究其达到的深浅程度，这样就不会超出大的界限，而义理就精微了。帝王没有两种不同的道，但百姓受到的教化不能没有深浅之分。假使孟子来说，本来应当有辨析。但郑氏说王者的百姓欢乐自得的样子，这是没有认识王者的气象，他谈论尧、舜也只是好高骛远罢了，并不是真正了解尧、舜的人】
《折衷》说：“《孙子》十三篇，不仅是武人的根本，文士也应当尽心研读。它的言辞简约而繁富，浅显而深奥，畅达而实用，属于《论语》、《易大传》一类，孟子、荀子、扬雄著书都比不上。用正道相合，用奇道取胜，不是高明；正道变为奇道，奇道变为正道，也不是最高明；即奇即正，即正即奇，才是最高明的。”
余氏辩解说：“从前我们的孔子回答卫灵公关于军旅之事，说没有学过；回答孔文子关于甲兵之事，说没有听说过。等到观察夹谷之会，就用武力威慑莱人，齐侯感到恐惧；费地发生叛乱，就命令将士讨伐，费人败退。孔子曾说：‘我作战就能胜利。’冉有也说：‘圣人文武并用。’孔子难道真的没有学过、没有听说过吗？只是认为军旅甲兵之事，不足以作为训诫罢了。现在说《孙子》十三篇不仅是武人的根本，文士也应当尽心，其言辞可与《论语》、《易大传》相提并论，孟子、荀子、扬雄著书都比不上，这是开启君主穷兵黩武的心思，难道不是过错吗？违背我们的孔子太严重了，为什么立言不审慎呢【朱子说：‘这段本来不必辨析，但这个人轻视三王、归罪孟子，而尊崇尧舜，似乎有理；却把孙武的书列入《易》、《论语》之列，何其驳杂严重啊？我前面所说郑氏未能真正了解尧舜，而喜欢发表过高之论以惊世骇俗，像商鞅谈论帝道一样，现在可以相信了】
《折衷》说：“京城里坐地贩卖的人，愚弄远方的人，值一百钱必定索要一千钱，如果酬答的价格符合其价值就卖给他，心想他知道价格，知道价格就不能再愚弄他；如果酬答的价格超过其价值就不卖给他，心想他不知道价格，不知道价格就只由我来愚弄他，必定极尽他所索要的价格然后才卖。孟轲怀抱纵横家的工具，用仁义来粉饰，在齐国进行贩卖。齐王酬答他以客卿之位，并且说：‘我想在国中给孟子提供住宅，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孟轲心想齐王是不知道价格的人，于是愚弄齐王，要求极尽他所索要的价格然后才卖。齐王慢慢思考孟轲的话说：‘大王如果用我，那么称王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自开辟以来，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一定是索要高价的人，后悔而不酬答。孟轲也感觉到齐王稍微醒悟了，于是卷起行李不卖，抱着它去别的地方。慢慢自己思考说：‘齐王酬答我的，符合其价值了。’矫情而不卖，将要到哪里去贩卖？慢慢行走，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希望齐王呼唤他回来并给足价格，这又是市井贩妇贩卖鱼盐果菜的姿态。京城坐地贩卖的人还有体面，小孩刚啼哭愤怒，给他饭吃推开不吃，等到他愤怒平息而饥饿时，斜着眼望人给他吃。孟轲离开齐国，是留着齐地小孩的姿态啊！”
余氏辩解说：“子贡说：‘这里有块美玉，是藏在柜子里呢？还是寻求好价钱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是等待好价钱的人。’我们的孔子是大圣人，尚且等待好价钱才卖，何况孟子呢？孟子怀抱仁义之道，比较其美好，不止是荆山之玉可比。急于求售而献给不合适的人，未免像被砍掉脚一样。哪里比得上珍视货物而后入市呢？孟子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齐国，是孔子离开鲁国的意思。万一齐王醒悟，采纳他的学说，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而他的价值难道只值十五座城池那么重吗？现在说孟子在齐国索要价格，像市井贩妇小孩的姿态，不如京城坐地贩卖的人还有体面，这话太过分了【朱子说：‘诋毁孟子，没有比这话更丑恶的了。虽然想要自我断绝，但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有不必辨析的。既然已经与他辨析，那么也有说法了。孟子称赞孔子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而孔子自己说：‘无可无不可。’又说：‘我是等待好价钱的人’
也。』今以夫子之事观之，则斯言皆非虗语矣。孟子学孔子而得其传焉，其去齐之果而出昼之迟，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尝有毫髪私心也。非知其所传者何事，则何足以语是哉】
译罢了。』如今从孔子的行事来看，这些话便都不是空话了。孟子学习孔子而得其真传，他果断离开齐国以及迟缓走出昼邑，都是天理的自然流露，未曾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如果不知道他所传承的是什么，又怎么足以谈论这些呢？
折衷》曰：「韩愈欲无释老，孟子欲无杨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庆云瑞雪、景风时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谷桑麻，而荑稗、钩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龟龙麟鳯，而鸱枭、豺狼、蛟鼍出焉。古今岂有无小人之国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氏辨曰：「孟子欲无杨、墨，韩子欲无释、老。一则为义之偏，其过至于无君；一则为仁之偏，其过至于无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辞而辟之，然后廓如也。释氏生西竺，汉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汉窦后始好尚之。自晋、梁以及于唐，其敎显行。韩公力排斥之，然后大道得不泯絶。有识之士谓：『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说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为易见，尚可避者；心之害为难知，溺其说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知识髙明，孰知其害而务去乎？韩公谓孟子距杨、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谓韩公排释、老，而其功与孟子齐而力倍之，讵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时，未尝有所谓释、老、杨、墨者，茍欲其无，亦不为过。而谓地不唯五谷、桑麻，而荑稗、钩吻生焉，世岂有种五谷、桑麻而不去荑稗、钩吻者欤？若孟子者，正务去荑稗、钩吻之害，而欲五谷、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异论以攻之，是诚何心哉！予惧圣道之不眀，故不得不与之辨。」或曰：「二三君子，近世最为知名者，后学多宗其议论。孟子之书，讲之熟矣，非之诋之，不徒为是纷纷也，理有窒碍，可得而隐乎？子辨则辨矣，其如招咎何？」答之曰：「予贫且贱，固知其不免也。然吾夫子之道，得孟氏而益尊，使其可非可诋，则吾夫子之道何能而益尊欤？世之学者，贵耳贱目，厌常好怪，徃徃喜其立论之异，诚以孟子为不足学，羞称王道，耻言仁义，叛道乱伦，沦胥为禽兽之归矣。予为此忧，不得已而与之辨，务眀仁义而已矣。是我咎，我遑恤乎哉？遑恤乎哉【朱子曰：「知尧、舜、孔、孟所传之正，然后知异端之为害也深，而息邪距诐之功大矣。彼曰：『景风时雨与戾气旱蝗均出于天，五谷桑麻与荑稗钩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间，混然中处，尽其爕理之功，则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吻，此人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为三才也。孟子之辟异端，其志亦若此而已。圣人作《易》以立人极，其义以君子为主，故为君子谋而不为小人谋，观泰、否、剥、复名卦之意可见矣。而曰：「古今岂有无小人之国哉？」呜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尊孟辨卷下
●尊孟续辨原序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诸友。或曰：「温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郑之说，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郑二子名位勲业之卑欤？何为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茍于贵贱尊卑有所汰择，是亦徇时态之所为，其心已不公矣，道胡为而明？又况《常语》、《折衷》之文盛行于世，陈次公且谓刘歆以《诗》、《书》助王莾，荀文若说曹孟徳以王伯，乃孟子一体，以《常语》有大功于名教；傅说亦谓孟子教诸侯叛天子，为非孔子之志，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以《常语》不作，孰为究明？如温公之疑，曽无称述之者，岂可谓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说之诋孟，刘原父、道原、张俞軰皆非议孟子，然皆不取信后学，兹固不足辨。如后汉王充着《论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苏公轼作《论语说》而与孟子辨者，学者诵习其书以媒进取者总总也，可无辨乎？」余曰：「诺。」遂取王之刺者十、苏之辨者八，并辨之，以为《尊孟续辨》。虽然，孟子之书如日星丽天，有目者皆知尊之，岂待余之辨而后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谓也。有见闻与余同者，当共尊之矣。干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东阳毋自欺斋书。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续辨卷上
（宋）余允文 撰
○王充刺孟【后汉王充着《论衡
译《折衷》说：“韩愈想要消灭佛教和道教，孟子想要消灭杨朱和墨翟，这真是没有深入思考啊！上天不仅仅降下庆云瑞雪、和风时雨，也会降下霜雹；大地不仅仅生长五谷桑麻，也会长出莠稗、钩吻等毒草；山林河海不仅仅出产龟龙麟凤，也会出现鸱枭、豺狼、蛟鼍等恶兽。古往今来，难道有不存在小人的国家吗？写《易经》的人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
余氏辩解说：“孟子想要消灭杨朱、墨翟，韩愈想要消灭佛教、道教。杨朱之说是义的偏颇，其过错导致无视君主；墨翟之说是仁的偏颇，其过错导致无视父亲。先王的大道，因此被阻塞。孟子驳斥并排斥它们，然后大道才豁然开朗。佛教产生于西竺，汉明帝才开始寻求信奉；老子产生于周末，西汉窦太后才开始喜好崇尚。从晋、梁直到唐代，它们的教义显赫流行。韩公极力排斥它们，然后大道才得以不灭绝。有见识的人士说：‘洪水的危害，危害人的身体；邪说的危害，危害人的心灵。身体的危害容易看见，还可以躲避；心灵的危害难以知晓，沉溺于邪说的人形体虽存但生命已亡。’如果不是知识高明的人，谁能知道它的危害并致力于去除呢？韩公说孟子抵御杨朱、墨翟，其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唐代的史臣说韩公排斥佛教、道教，其功劳与孟子相当而力量加倍，这难道不可信吗！况且唐、虞、三代的盛世，从来没有所谓佛教、道教、杨朱、墨翟的人，如果想要它们不存在，也不算过分。却说大地不仅仅生长五谷、桑麻，也会长出莠稗、钩吻，世上哪有种植五谷、桑麻而不除去莠稗、钩吻的人呢？像孟子那样，正是致力于去除莠稗、钩吻的危害，而希望五谷、桑麻能够成熟。现在却树立异端言论来攻击他，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我担心圣道不能彰显，所以不得不与他辩论。”
有人问：“两三位君子，是近代最知名的人，后学者多尊崇他们的议论。孟子的书，已经讲得很熟了，非议诋毁它，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纷扰，道理上有阻碍，可以隐瞒吗？你辩论就辩论吧，但如何招致罪责呢？”
回答说：“我贫穷且卑贱，本来就知道难免招致罪责。然而我们孔夫子的道，得到孟子而更加尊贵，如果它可以被非议诋毁，那么我们孔夫子的道怎么能更加尊贵呢？世上的学者，重视耳闻而轻视眼见，厌恶平常而喜好怪异，往往喜欢他们立论的奇异，确实认为孟子不值得学习，以称颂王道为羞耻，以谈论仁义为耻辱，背叛正道扰乱伦理，一同沦为禽兽的归宿。我为此担忧，不得已而与他们辩论，务必阐明仁义罢了。这是我的罪责，我哪里顾得上担忧呢？哪里顾得上担忧呢！【朱熹说：‘知道尧、舜、孔、孟所传承的正道，然后才知道异端的危害很深，而息灭邪说、抵御偏颇的功劳很大了。他们说：‘和风时雨与戾气旱蝗都出于天，五谷桑麻与莠稗钩吻都出于地。’这固然没错。人生活在其中，浑然处于中间，尽到调和治理的功夫，就有和风时雨而没有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没有莠稗、钩吻，这就是人之所以能参赞天地、辅助化育，而天地之所以待人而成为三才的原因。孟子排斥异端，其志向也是如此。圣人作《易经》以确立人的准则，其义理以君子为主，所以为君子谋划而不为小人谋划，观察泰、否、剥、复这些卦名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却说：‘古往今来难道有不存在小人的国家吗？’唉！写《易经》的人大概懂得这个道理吧！那些不知道《易经》的人真是太过分了。】
《尊孟辨》卷下
●《尊孟续辨》原序
我写作《尊孟辨》完成，出示给各位朋友看。有人说：“司马光的疑问，辩论一下是可以的；李觏、郑獬的说法，没有根据，值得辩论吗？”我说：“你认为李、郑两人的名位勋业低微吗？为什么不值得辩论？他们也是文人。现在想要阐明大道，显示至公，如果在贵贱尊卑上有选择淘汰，这也是迎合时态的做法，内心已经不公了，道怎么能彰显呢？何况《常语》、《折衷》的文章在世上盛行，陈次公甚至说刘歆用《诗》、《书》帮助王莽，荀彧用王霸之道劝说曹操，乃是孟子一体，认为《常语》对名教有大功；傅说也说孟子教诸侯背叛天子，不符合孔子的志向，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是现在的祸害。如果《常语》不写，谁去究明呢？像司马光的疑问，曾经没有称述的人，难道可以说这个可以辩论而那个不值得辩论吗？”
又有人说：“近代如何深删改孟子，晁说之诋毁孟子，刘敞、刘攽、张俞等人都不赞同孟子，然而都不被后学者采信，这本来不值得辩论。像后汉王充著《论衡》而有《刺孟》篇，近代苏轼作《论语说》而与孟子辩论，学者诵读他们的书以谋求进取的人很多，可以不辩论吗？”我说：“好。”于是选取王充的十条刺孟、苏轼的八条辨孟，一并辩论，写成《尊孟续辨》。虽然如此，孟子的书如同日月星辰挂在天上，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尊崇它，难道要等待我的辩论后才尊崇吗？说《尊孟》，是我自认为的。有见闻与我相同的人，应当共同尊崇它。干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居东阳毋自欺斋书写。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续辨》卷上
（宋）余允文 撰
○王充刺孟【后汉王充著《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