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孟辩卷中
余氏辩曰：「孟子说列国之君，使之行王政者，欲其去暴虐，行仁义，而救民于水火耳。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此。彼五霸者，假仁义而行，阳尊周室，而阴欲以兵强天下。孟子不忍斯民死于斗战，遂以王者仁义之道诏之。使当世之君不行仁义而得天下，孟子亦恶之矣，岂复劝诸侯为天子哉！大抵入人之罪，必文致其事，巧为鍜錬，无所不至。谓孟子为忍人，入罪也多矣，其知有天诛鬼责之事乎【朱子曰：「李氏罪孟子劝诸侯为天子，正为不知时措之宜。隠之之辩已得之，但少发明时措之意。又所云『行仁义而得天下，虽伊尹、太公、孔子说其君，亦不过如此』，语亦未尽善。若云『行仁义而天下归之，乃理势之必然，虽欲辞之而不可得也』。又辩中『大抵入人之罪』以下，疑可删去】
常语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袵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犹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鬬者而笑曰：「胡不困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鬬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余氏辩曰：「孔子谓管仲『如其仁』，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又谓『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袵』，言仲有攘却夷狄之功也。至谓其小器、奢僣、不知礼，言仲之不能图大致逺也。夫奢僣不知礼之人，岂得为人乎？其所以九合诸侯者，假仁而行以济其不仁耳，宜曾西之所不为也。昔成汤以七十里为小国之诸侯，伊尹相之以王于天下。齐以千里之国而相管仲，管仲得君之专、行国政之乆，功烈如彼其卑，童子且羞称之，况大贤乎？有好功利者必喜管仲，仁者不为也。管仲急于图霸，藉周室以为之资耳，谓桓公、管仲之于周如救父祖，吾弗信之矣【朱子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则其规模宏逺，自有定论，岂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耻而不为，盖亦有说矣。李氏又有救鬬之说，愚以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财，以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虽小振而齐亦寖强矣，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与管仲，或以是耳。隠之以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于天下，恐不然。齐桓之时，周徳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已志，非为管仲发也】
常语曰：「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种徳，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行仁义以取桀、纣尔。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簒器也！』」又《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徳，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臲卼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余氏辩曰：「仁义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义者，人心之所同恶。岂惟人心好恶为然？天心亦如之。汤武为顺天应人之举，放桀伐纣，岂得已哉！孟子闵战国之际，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无非仁义，而谓孟子以仁义为簒器，斯言一发，天下以谈仁义为讳，则人将遗其亲，后其君，而同于禽兽之类矣。言其可不慎乎！汤有惭徳，《仲虺之诰》言之详。孔子虽以武为未尽善，而终宪章之，故彖《易》之《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论仁政徳教，必以三代为称首，曷尝谓汤武
译余氏辩解说：“孟子劝说列国的君主，让他们施行王政，是想让他们去除暴虐，实行仁义，从而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实行仁义而得到天下，即使是伊尹、姜太公、孔子劝说他们的君主，也不过如此。那五霸，是借仁义之名而行事，表面上尊崇周王室，暗中却想凭借武力称霸天下。孟子不忍心百姓死于战乱，于是用王者仁义的道理来教导他们。假使当世的君主不实行仁义也能得到天下，孟子也会厌恶他们，难道还会劝说诸侯去做天子吗！大抵要给人定罪，必定会文过饰非地罗织罪名，巧妙地构陷，无所不用其极。说孟子是忍心害民的人，给他加的罪名太多了，他难道知道有天诛鬼责的事情吗【朱熹说：‘李氏指责孟子劝说诸侯做天子，正是因为他不知道因时制宜的道理。余氏的辩驳已经说到了点子上，只是缺少阐发因时制宜的意思。又说‘实行仁义而得到天下，即使是伊尹、姜太公、孔子劝说他们的君主，也不过如此’，这话也不够完善。如果说‘实行仁义而天下归附，这是理势的必然，即使想推辞也做不到’。又辩驳中‘大抵要给人定罪’以下的话，怀疑可以删去’】
常语说：“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啊。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又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而孟子说以齐国成就王业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管仲的功业如此卑微，所以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做的事。”唉！这就像看见别人争斗而笑着说：“为什么不趁机杀死他们，财物就可以得到了。”虽然如此，那是别人的争斗罢了，桓公、管仲对于周王室，是拯救父祖啊，而孟子却非议他们，为什么呢？
余氏辩解说：“孔子说管仲‘这就是他的仁’，是说管仲类似仁德而非真正的仁德。又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是说管仲有抵御夷狄的功劳。至于说管仲器量狭小、奢侈僭越、不懂礼制，是说管仲不能谋划长远的宏大事业。那奢侈僭越不懂礼制的人，怎么能算是真正的人呢？他之所以能多次会合诸侯，是借仁义之名来施行，以成全他的不仁罢了，难怪曾西都不愿做。从前成汤以七十里的土地作为小国的诸侯，伊尹辅佐他而称王天下。齐国拥有千里国土而辅佐管仲，管仲得到君主的专任、执政时间长久，功业却如此卑微，小孩子都羞于提及，何况大贤人呢？喜好功利的人必定喜欢管仲，仁人是不做的。管仲急于图谋霸业，借周王室作为资本罢了，说桓公、管仲对于周王室如同拯救父祖，我不相信【朱熹说：‘孔子对于管仲，推崇他的功业而贬低他的器量。邵雍也说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懂得这一点的人，可以和他讨论桓公、管仲的事情了。孔子说‘这就是他的仁’，是因为当时没有王者兴起，中原衰落，夷狄横行，诸侯的功业没有像管仲这样的，所以赞许他有仁者的功业，也只是比其他人好一些罢了。至于对学者立心修道而言，那么其规模宏大深远，自有定论，难道说像管仲那样就止步了吗？曾西以之为耻而不愿做，大概也有道理。李氏又有救斗的说法，我认为桓公、管仲拯救父祖的争斗而私吞其财物，作为子舍的储藏，所以周王室虽然稍微振兴，齐国也逐渐强大了，哪里是诚心恻隐而拯救呢？孟子不赞同管仲，或许就是因为这个。余氏认为管仲不能辅佐桓公称王天下，恐怕不对。齐桓公时，周德虽然衰落，天命并未改变，革命的事情还不可以做。孟子说以齐国成就王业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是说自己当年的事势且表达自己的志向，不是针对管仲说的’】
常语说：“有人说：‘那么商汤、周武王不也是这样吗？’回答说：‘商汤、周武王是不得已啊。契、相土的时候，哪里知道会有夏桀呢？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的时候，哪里知道会有商纣呢？他们世代积累德行，是为了完善自身，以及治理国家罢了。商汤、周武王出生，不幸遭遇夏桀、商纣，流放他、杀死他而统治天下，难道是商汤、周武王的愿望吗？上畏天命，下畏民意，想继续做臣子而不可得。按照孟子的说法，那就是商汤、周武王修习仁义来夺取夏桀、商纣的天下。唉！我才知道仁义是篡位的工具啊！’”又《仲虺之诰》说：“成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惭愧的德行，说：‘我担心后世以我为借口。’”孔子评价周武王说：“尽美矣，未尽善也。”他们顺应天命民心，尚且如此不安定，而孟子却坚持追求，他的心能安定吗！
余氏辩解说：“仁义，是人心共同喜爱的；不仁不义，是人心共同厌恶的。难道只是人心好恶如此吗？天心也是这样。商汤、周武王做顺应天命民心的举动，流放夏桀、讨伐商纣，难道是不得已吗！孟子哀悯战国时期，人道不立，脱口而出的言语，无非是仁义，而说孟子把仁义当作篡位的工具，这话一出口，天下人就把谈论仁义当作忌讳，那么人就会遗弃亲人，轻视君主，而同于禽兽一类了。言语能不谨慎吗！商汤有惭愧的德行，《仲虺之诰》说得很详细。孔子虽然认为周武王未尽善，但最终效法他，所以在《易经·革卦》的彖辞中说：‘商汤、周武王革命，顺应天命而回应民心。’他论述仁政德教，必定以夏商周三代为称首，何曾说过商汤、周武王
不可为欤？惜乎战国之君以孟子为迂阔，不能求为汤武，三代之治不可复见，此僻儒得以妄生讥议也【朱子曰：「隠之此辩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无非仁义』两句，说事意不尽。不若云：『教诸侯行仁义，以救百姓倒悬之急。』因言其效，以为茍能行此，则天下必将归之。至于仁孚义达，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则虽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译难道做不到吗？可惜战国时期的君主认为孟子迂腐空泛，不能追求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圣君，使得夏、商、周三代的治世无法重现，这才让那些偏狭的儒生得以胡乱发表讥讽议论。【朱熹说：“程颐这段辩驳非常精辟，但所说的‘张口而言，无非仁义’这两句，未能充分表达事理的本意。不如说：‘教导诸侯施行仁义，来解救百姓如倒悬般的危急。’接着说明其效果，认为如果能够实行这些，那么天下必定会归顺他。至于仁爱广布、道义通达，使天下人都能实现内心共同认可的道理，那么即使是三代的治世，又能比这更好到哪里去呢？”】
常语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谓至徳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徳，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余氏辩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者，文王亦俟上天之休命尔。使其厯数在躬，天命之人归之，文王虽欲尽臣节，予知其不能焉。此武王所以谓文王诞膺天命，九年而大勲未集也。伊尹乐尧舜之道，而耕莘，汤三聘之，乃幡然而改。意其五就云者，是必汤得伊尹，而贡之使之事桀，聘问往来，至于五就也。且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则知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而自列于侯邦也。周之衰微乆矣，仲尼生灵王之时，犹不去鲁而事周，至于显王，则又微弱矣，孟子安得去齐而事周乎？今有人焉，父不能主其家，诸子各营别业，不事其父。有以孝悌之道训之，使其子知有孝悌，虽未能事其父，则亦不敢悖逆矣。茍不知出此，乃相其父曰：『汝为父之尊，曷不治其子，使事已欤？』吾恐诸子悖逆之心，自是而生矣。是无异刘文公与苌宏欲合诸侯以城成周，与夫张仪欲挟天子以令天下也。孟子肯为是举乎？借使当时有汤武为之君，孟子为之佐命，兴仁义之化，则天下复见商周之盛治，而三王可四矣，何其幸耶！夫何孟子不遇其时，不见诸行事，徒托之空言，犹足扶卫圣道。《七篇》之着，与《诗》、《书》相为表里，曷谓其躁哉【朱子曰：「李氏谓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而孟子不使齐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谓周以失道寖微寖灭，孔子作《春秋》，虽云尊周，然贬天子以逹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亦屡书矣。至于显王之时，天下不知有周室，盖人心离而天命改乆矣。是时有王者作，亦不待灭周而后天下定于一也。圣人心与天同，而无所适莫，岂其拳拳于己废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祸无已哉？皋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聦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逹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则知天矣。圣人之心岂异是耶？」隠之只以衰微二字断周之不可事正在李氏诋骂中，而所谓「以孝悌训之，则子必能事其父」，乃谓使诸侯事周也，孟子本无此意】
常语曰：「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呉楚之塟，辟其僣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乎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俨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虏之不暇，孰与诸侯相先后哉？
余氏辩曰：「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下堂而见诸侯。当是时，徒拥其虚位尔。孔子歴聘七十二君，未尝说之使尊周室。及夫公山氏之召，乃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圣人之知几也。呜呼！知几其神矣乎！茍惟说诸侯使之尊周，诸侯不得自肆，而强者必生变，则是速其灭周也。先见之几，岂陋儒所能知哉！」或曰：「齐晋尊周，非欤？」曰：「齐晋志在覇业，不得不尊周也。孟子距孔子之时又百有余岁，则周之微弱可知矣。若管仲之功可为，孔子为之矣。孔子不为，孟子安得为之乎？孔子作《春秋》，当一王之法，正天下之名分，使乱臣贼子知所惧。孟子以王者仁义之道说诸侯，使之知有君臣父子，而杜僣窃簒弑之祸，正得夫《春秋》之旨，但学者有所未究尔。又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徳行仁者王。』孟子未尝不欲当时之君尚徳而不尚力，岂复使诸侯俨然在天子之位哉？齐桓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任贤之专，固无愧于汤
译常言道：“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以臣子的身份侍奉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的地步了。又说道：“拥有统治百姓的大德，却怀着侍奉君主的小心谨慎。”《尚书序》说：“伊尹厌恶夏朝的暴政，又回到亳都。”《孟子》也说：“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这是伊尹的做法。”周显王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只是国力微弱罢了，并不是夏桀那样的暴君，但齐国和梁国却不侍奉他；周显王也不是夏桀，但孟子也不去侍奉他。唉！孟子想要辅佐新君建立功业，是多么急躁啊！
余氏辩解说：“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侍奉商朝，这是因为周文王也在等待上天的美好命令。如果天命已经降临在他身上，天下人都归顺他，那么文王即使想尽到臣子的节操，我也知道他做不到。这就是武王说文王承受天命，九年而大业尚未完成的原因。伊尹喜爱尧舜之道，在莘地耕作，商汤三次聘请他，他才幡然改变主意。所谓五次投奔的说法，一定是商汤得到伊尹后，进献他让他去侍奉夏桀，通过聘问往来，以至于有五次投奔的情况。况且王者的踪迹消失而《诗经》衰亡，《诗经》衰亡之后《春秋》才出现，由此可知王者的赏罚不再行于天下，而自列于诸侯之邦。周朝衰微已经很久了，孔子生活在周灵王的时候，尚且不离开鲁国去侍奉周王室，到了周显王时，周朝更加微弱了，孟子怎么能离开齐国去侍奉周王室呢？现在假设有一个人，父亲不能主持家务，众儿子各自经营别的产业，不侍奉父亲。有人用孝悌之道训导他们，使儿子们知道孝悌，虽然还不能侍奉父亲，但也就不敢悖逆了。如果不知道这样做，反而辅助父亲说：‘你是父亲的尊贵，为什么不治理你的儿子，让他们侍奉你呢？’我恐怕众儿子悖逆的心思，从此就会产生。这无异于刘文公和苌弘想要联合诸侯来修筑成周城，以及张仪想要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孟子肯做这种事吗？假使当时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孟子作为辅佐，推行仁义的教化，那么天下就会再次见到商周那样的盛世，三王就可以成为四王了，这是多么幸运啊！然而孟子没有遇到那样的时机，没有看到实际的行动，只是寄托于空谈，尚且足以扶持保卫圣道。《孟子》七篇的著作，与《诗经》、《尚书》互为表里，怎么能说他急躁呢【朱熹说：‘李氏认为周显王没有恶行，只是微弱，而孟子不让齐梁侍奉他，以此责备孟子。我认为周朝因为失道而逐渐微弱直至灭亡，孔子作《春秋》，虽然说是尊崇周朝，但贬低天子以通达王事，在二百四十二年间也多次记载了。到了显王的时候，天下不知道有周王室，大概人心离散而天命改变已经很久了。这时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不必等到灭掉周朝然后天下才能统一。圣人的心与天相同，而没有偏私，难道他会执着于已经废弃的衰微周朝，而让百姓坐受其祸不止吗？皋陶说：‘上天的明察，来自百姓的明察；上天的威严，来自百姓的敬畏。通达于上下，拥有土地的人要恭敬啊。’知道这个就知道天了。圣人的心难道与此不同吗？’隠之只用‘衰微’两个字断定周朝不可侍奉，正是在李氏诋骂之中，而所谓‘用孝悌训导，那么儿子一定能侍奉父亲’，是说让诸侯侍奉周朝，孟子本来没有这个意思】
常言道：“孔子作《春秋》真是伟大啊！把周王室从千仞深的沟壑中拉出来，使天下清楚地知道没有两个天子。削除吴楚的葬礼规格，是因为他们僭越称号；隐讳贸戎之战，是说没有人敢与周王对抗。如果没有孔子，那么《春秋》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春秋》，那么京师就不会被尊崇。作为臣子和儿子，不应当像这样吗！”唉！孟子大概也听说过这些话吧？首止之会，特别会见王世子，是尊崇他；盟誓时又列举诸侯，是尊崇王世子而不敢让他参与盟誓。洮之盟，王人是地位卑微的，却排在诸侯之上，是尊重王命。齐桓公真是美好啊，他如此深知君臣之礼！如果让孟子来谋划，那么桓公就俨然处于天子的位置了，王世子、王人连做俘虏都不够，哪里还谈得上与诸侯谁先谁后呢？
余氏辩解说：“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天王不能自立，以至于走下殿堂去见诸侯。当时，只是拥有那个虚位罢了。孔子周游列国拜访七十二位君主，不曾劝说他们尊崇周王室。等到公山弗扰召请他时，才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成为东方的周公吧？’这是圣人知晓细微的征兆。唉！知晓细微的征兆真是神妙啊！如果只是一味劝说诸侯尊崇周朝，诸侯不能放纵自己，而强者一定会生变，这就是加速周朝的灭亡。这种先见的征兆，难道是浅陋的儒生所能知道的吗！”有人说：“齐国和晋国尊崇周朝，不是吗？”回答说：“齐国和晋国志在霸业，不得不尊崇周朝。孟子距离孔子的时代又有一百多年，那么周朝的微弱就可以知道了。如果管仲的功业可以做，孔子就会做了。孔子不做，孟子怎么能做呢？孔子作《春秋》，当作一王的法度，端正天下的名分，使乱臣贼子知道畏惧。孟子用王者的仁义之道劝说诸侯，使他们知道有君臣父子，从而杜绝僭越篡弑的祸患，正是符合《春秋》的宗旨，只是学者没有深入研究罢了。又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者，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是王者。’孟子并非不想让当时的君主崇尚德行而不崇尚武力，难道还会让诸侯俨然处于天子的位置吗？齐桓公对于管仲，学习之后才以臣子待之，任用贤人的专一，固然无愧于商汤
武。惜乎桓公无王者之量，管仲无王佐才，徒相与谋托周室以号天下，而成霸者之业尔。为君而内乱丑恶，为臣而亡礼僣奢，何足道哉！首止之会，尊王世子，复举诸侯而不敢与盟；洮之盟，序王人于诸侯之上以尊王命，君臣之礼固尽矣。其志在于图霸，不得不尔。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时措之宜异尔。彼齐桓不得不尊周，亦廹于大义不得不然。夫子笔之于经，以明君臣之义于万世，非专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则皆然，李氏未之思也。隠之以孟子之故，必谓孔子不尊周；又似诸公以孔子之故，必谓孟子不合不尊周也。得时措之宜，则并行而不相悖矣】
译武。可惜啊，桓公没有王者的气度，管仲没有辅佐王业的才能，只是互相谋划，借尊崇周王室的名义来号令天下，从而成就了霸者的功业罢了。作为君主，内部混乱且行为丑恶；作为臣子，丧失礼制且僭越奢侈，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在首止的会盟中，尊崇周王的太子，再次召集诸侯却不敢与之结盟；在洮地的盟誓中，将周王使者排在诸侯之上以尊崇王命，君臣之间的礼数本来已经尽到了。他们的志向在于谋求霸业，不得不这样做。强盗也有道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朱熹说：“孔子尊崇周王室，孟子不尊崇周王室，就像冬天穿皮衣、夏天穿葛布，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是顺应时势的适宜做法不同罢了。那齐桓公不得不尊崇周王室，也是迫于大义不得不如此。孔子把它记载在经典中，是为了向万世阐明君臣的大义，并非专门为了美化桓公。孔子和孟子如果互换位置，做法也会是一样的，李氏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孟子的缘故，就必定认为孔子不尊崇周王室；又似乎因为孔子的缘故，就必定认为孟子不应该不尊崇周王室。只要掌握了顺应时势的适宜做法，两者就可以并行而不相违背了】
常语曰：「或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为与之？』曰：『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盖圣人之意也。」
余氏辩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乎天下，诸侯擅相侵伐，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吾夫子忧之，乃因鲁史而修《春秋》，以代王者之赏罚，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徳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观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会者无国无之，惟齐之会以尊王室为辞，夫子屡书之；攘戎狄而封卫，卫人思之，作《木瓜》，夫子取之；伐楚，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复，夫子有正而不谲之言。夫子亟言之者，以是时无能尊王室，故进之尔。然以权诈有余而仁义不足，功止于霸，此夫子之徒所以无道之也。儗人必于其伦，谓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过矣【朱子曰：「《春秋》序桓绩，盖所谓彼善于此。《论语》论桓、文之事，犹曰『师也过，商也不及』，使当时无端木氏之问，则今之说者必有优劣之分矣。诗録《木瓜》，即《春秋》序绩之意，亦以善卫人之情也，岂以齐桓之事为尽可法哉？李氏诋孟子而甚推齐桓，尊管仲，至以文王、太公比之，反易颠倒如此，良由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故不知王道之大，而易怵于功利之浅尔】
常语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恶耶？众皆善而纣独恶，则纣亡乆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耶？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又曰：「甚哉，世人之尚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讙讙，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致今人之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氏辩曰：「鲁语曰：『爼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之意可见矣。」客有问陶宏景注《易》与《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误，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世以为知言。唐子西尝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经。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前世儒臣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辞，当时倒戈攻后，杀伤固多，非止一处，岂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虑战国之君以此借口，故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谓血流漂杵未足为多，岂示训之意哉？经注之祸，正此类也。反以孟子为畔经，是亦惑矣。谓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人宜取信。《诗》非孔子之删乎？《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请以此说为证。
常语曰：「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何如？』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歴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好名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余氏辩曰：「舜受尧之逊，禹受舜之逊，虽歴年乆舜格于文祖，乃在卒尧丧之后。书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正之尔，则禹之即正从可知也。舜禹
译常语说：“有人说：‘孔子的门徒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您为什么和他们谈论呢？’回答说：‘齐桓公主持的诸侯盟会十一次，《春秋》都有记载，这不是孔子修订的吗？《木瓜》是《卫风》中的诗，这不是孔子删定的吗？‘正直而不诡诈’是《鲁语》中的话，这不是孔子说的吗？孔子多次提到这些，他的门徒虽然不谈论，也没有缺憾。’唉！霸业难道容易达成吗？假使齐桓公能有始有终，管仲能不奢侈，那么周文王、姜太公又有什么羞愧的呢？《诗经》说：‘采摘蔓菁和萝卜，不要嫌弃它们的根茎。’这大概是圣人的用意。”
余氏辩解说：“周朝衰微，天子的赏罚在天下不能施行，诸侯擅自相互侵伐，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暴虐人少的，是非善恶因此不能明辨，人的私欲放纵而天理灭绝了。我们的老师对此感到忧虑，于是依据鲁国的史书修订《春秋》，用来代替天子的赏罚，肯定正确的而否定错误的，褒扬善的而贬斥恶的，在奸佞谄媚之人死后予以诛责，发掘潜藏美德的幽微光辉。所以《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观察那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盟会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只有齐国的盟会以尊崇王室为辞令，孔子多次记载；抵御戎狄并封立卫国，卫国人思念他，作了《木瓜》诗，孔子选取了它；讨伐楚国，责备包茅贡品不缴纳，询问周昭王南征没有返回的事，孔子有‘正直而不诡诈’的言论。孔子多次提到这些，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尊崇王室，所以推崇他们罢了。然而因为权谋诈术有余而仁义不足，功业只停留在霸业上，这就是孔子的门徒不谈论他们的原因。比拟人必须依据同类，说假使齐桓公能有始有终，管仲能不奢侈，那么文王、太公又有什么羞愧？这说错了【朱熹说：‘《春秋》记载齐桓公的功绩，大概是所谓他比其他人好一些。《论语》讨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还说‘子张做得过分，子夏做得不够’，假使当时没有端木赐的提问，那么现在的评论者一定会有优劣的区分了。《诗经》收录《木瓜》，就是《春秋》记载功绩的意思，也是认为卫人的情感值得称善，哪里是因为齐桓公的事完全值得效法呢？李氏诋毁孟子而极力推崇齐桓公，尊崇管仲，甚至把文王、太公与他们相比，如此颠倒黑白，实在是因为不认识圣贤所传承的本心本体，所以不知道王道的广大，而容易被浅薄的功利所震慑罢了】
常语说：“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仁爱的人在天下没有敌手，用至仁去讨伐不仁，为什么血流得能漂起舂米的木杵呢？”回答说：“商纣王是一个人坏呢，还是众人坏呢？众人都好而只有商纣王坏，那么商纣王早就灭亡了，不需要等到周朝。他作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恶人的渊薮，和他同流合污的人难道能数得清吗？商纣王灭亡，那些逃亡者去哪里呢？想要抗拒周朝的人，又能数得清吗？血流漂杵，不值得多说什么。”有人说：“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攻击后面的士兵向北逃跑，所以荀子说：‘被杀的都是商朝人，不是周朝人。’那么商朝人不抗拒周朝，是确凿无疑的。”回答说：“如果都向北逃跑，哪里还需要攻击？”又说：“世人崇尚奇异言论太过分了！孔子不是我的老师吗？众人议论纷纷，千条路径百种道理，幸好有孔子，我得以探求真理。虞、夏、商、周的《尚书》出自孔子，谁不知道呢？孟子一句话，人们都背离它。背离不止，导致现在的人拿孟子来裁断六经。唉！相信孟子而不相信经典，这就像相信别人而怀疑父母一样。”
余氏辩解说：“《鲁语》说：‘祭祀礼仪的事，我曾经听说过；军事作战的事，我没有学过。’孔子的意思可以明白了。有人问陶宏景注释《易经》和《本草》哪个在先，陶宏景说：‘注释《易经》出错，不至于杀人；注释《本草》出错，就会有不得善终的人。’世人认为这是知言。唐子西曾经说：‘陶宏景懂得《本草》而不懂得经典。注释《本草》出错，祸患迅速而小；注释六经出错，祸患迟缓而大。’前代的儒臣引用经典导致误国，祸患以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成》说：‘血流漂杵。’这是周武王自我夸耀的言辞，当时倒戈攻击后方，杀伤固然很多，不止一处，难道到了血流漂杵的地步吗？孟子深虑战国时期的君主以此作为借口，所以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而说血流漂杵不值得多说什么，难道是示训的意思吗？经典注释的祸患，正是这类。反而认为孟子背离经典，这也是迷惑了。说虞、夏、商、周的《尚书》出自孔子，人们应该相信。《诗经》不是孔子删定的吗？《云汉》这首诗说：‘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遗留一个。’相信这话，就是周朝没有遗留的百姓了。请拿这个说法作为证据。”
常语说：“有人说：‘那么舜避让尧的儿子到南河之南，禹避让舜的儿子到阳城，怎么样？’回答说：‘尧不听舜的谦让，舜在文祖接受尧的终命；舜不听禹的谦让，禹在神宗接受舜的命令。有的经过二十八年，有的经过十七年，天命在身，已经决定了，天下人的心，已经稳固了，又何必避让呢？’禹、舜没有相互避让。按照孟子的话，那么古代的圣人，是做伪的人，是好名的人。王莽握着孺子的手流泪叹息，有什么值得讥笑的！”
余氏辩解说：“舜接受尧的禅让，禹接受舜的禅让，虽然经历年久，舜在文祖接受任命，是在尧丧事结束后。《尚书》说：‘正月元日’，是说这个月开始即位而已，那么禹的即位就可以知道了。舜禹
服丧毕，退而避之，归其位于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盖非臆说，亦必有所据。舜禹大圣人也，岂固欲为天子哉？天与之，人与之，有不可得而辞避者。如以此为伪，则舜让于徳弗嗣、禹拜稽首固辞，皆以其作伪可乎【朱子曰：「此二叚辩已得之，可无议者矣】
译服丧期满，退居一旁避让，将帝位归还给太子，这是合乎情理的。孟子的言论，大概不是凭空臆造，必定有所依据。舜和禹是大圣人，难道原本就想要做天子吗？上天授予，众人拥戴，有无法推辞回避的情况。如果认为这是虚伪，那么舜让位给德弗嗣、禹叩头坚决推辞，都可以说是在做伪吗？【朱熹说：“这两段辩论已经说得透彻了，可以不再议论了。”】
常语曰：「或曰：『以徳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过也。大雅曰：『瑟彼玉瓉，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玉瓉、秬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得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元王桓拨，受小国是逹，受大国是逹。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之，入为王官伯，以长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也哉！」
余氏辩曰：「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盖言亳、丰皆小国也。虽王季、相土常为伯以长诸侯，而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尔，固未尝辟土地、并吞诸侯之国也。而谓《大雅》曰：『瑟彼玉瓉，黄流在中。』九命然后受此赐，王季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奚止于百里？《商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之，入为王官伯以长诸侯，威行乎海内矣，奚止七十里？」遂以是为孟子之过，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朱子曰：「『瑟彼玉瓉，黄流在中』，诗说恐未然。就使如其言，则隠之之辩已得之矣】
常语曰：「或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揜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欝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予于治。」』有诸？」曰：「《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又曰：『负罪隠慝，祇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瞽、象未尝欲杀舜也。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虑矣。象犹能虑，则谓二嫂者，帝女也，夺而妻之，可乎？尧有百官、牛羊、仓廪以备事舜于畎亩之中，而不能卫其女乎？虽其见夺，又无吏士、无刑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爱，号泣于旻天；父母欲杀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乐也？是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聦也【此一叚辩在温公史剡】
常语曰：「舜诞敷文徳，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苖格。」则孟子之讥武成宜矣哉？曰：「以天下征一国，以天子征诸侯，如孟贲抟童子，迟速在我，修文徳以待其来可也。」大雅曰：「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文王以诸侯，固有讯有馘；武王以诸侯伐天子，奚不用战哉？牧野诗云：「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是也【此一叚无辩，大凡著书立言，非诋前贤，有识见未到处，宜与之辩明。如前叚云瞽瞍、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迃？此可为训耶？又谓武王以诸侯伐天子，奚不用战，其言之不祥如是，何足辩之哉】
常语曰：「或曰：『孟子之言，诸侯实不听之也，谓迂阔者乎？』」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谓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目之曰『仁政』，曰『圣人』。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无验也。」
余氏辩曰：「滕文公常行孟子之道矣，既而许子为神农之言，告文公，文公与之处。孟子盖尝辟之，以从许子之道，是相率而为伪，恶能治国家？」则知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终矣。当是时，许行称之曰仁政，曰圣人，亦不可谓行孟子之言无验。其后不闻滕侯之得天下。夫天下大物也，岂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尝礼孟子，使为辅相而授以国政，此不足为孟子疵【朱子曰：「辩已得之】
常语曰：「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滛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
译常语说：“有人问：‘有人说：凭借德行施行仁政的人可以称王，称王并不依赖国土广大。商汤凭借七十里，周文王凭借百里。’这话对吗？”回答说：“这都是孟子的过错。《大雅》说：‘洁白的玉瓉，里面盛着黄色的酒。’只有九命的大臣才能赐给玉瓉和秬鬯。帝乙的时候，王季担任西伯，因为功绩得到这些赏赐，周从王季开始就平分天下治理了，哪里只是百里呢？《商颂》说：‘伟大的王桓拨，接受小国是通达，接受大国是通达。遵循法度不逾越，于是视察已经出发。相土威武显赫，海外整齐划一。’不违背帝王的命令，直到商汤统一。契的时候已经接受大国，相土继承他，入朝担任王官之长来统领诸侯，威武显赫，四海之外，都顺服整齐。商从相土开始威势就通行于海外了，哪里只是七十里呢？唉！孟子教导人，是教导人不知衡量啊！”
余氏辩解说：“孟子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周文王凭借百里。’大概是说亳、丰都是小国。虽然王季、相土常常担任方伯来统领诸侯，但受封之初，确实是七十里、百里，本来未曾开辟土地、吞并诸侯的国家。而说《大雅》说：‘洁白的玉瓉，里面盛着黄色的酒。’九命然后接受这个赏赐，王季作为西伯平分天下治理了，哪里止于百里？《商颂》说：‘相土威武显赫，海外整齐划一。’契的时候已经接受大国，相土继承他，入朝担任王官之长来统领诸侯，威势通行于海内了，哪里止七十里？”于是把这当作孟子的过错，说孟子教导人不知衡量，我不理解【朱熹说：“‘洁白的玉瓉，里面盛着黄色的酒’，对《诗》的解释恐怕不对。即使如他所说，那么隠之的辩驳已经说中了”】
常语说：“有人问：‘父母让舜修补粮仓，撤去梯子，瞽瞍放火焚烧粮仓；让舜淘井，出来后却用土掩盖。象说：‘谋划杀死都君，都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仓廪，归父母。干戈，归我；琴，归我；弤，归我。两个嫂子，让她们整治我的床铺。’象走进舜的宫室，舜在床上弹琴。象说：‘郁陶思念君主啊。’显得羞愧。舜说：‘只有这些臣民，你帮我治理。’’有这回事吗？”回答说：“《尚书》说：‘瞽瞍的儿子，父亲顽劣，母亲奸诈，象傲慢；能够用孝道和谐相处，渐渐治理，不陷入邪恶。’又说：‘背负罪责隐藏邪恶，恭敬地拜见瞽瞍，恐惧谨慎，瞽瞍也顺从。’”瞽瞍、象未曾想杀舜。瞽瞍、象想杀舜，用刀杀就可以，为什么修补粮仓、淘井这么迂腐？他们也有顾虑。象尚且能顾虑，那么说两个嫂子是帝尧的女儿，夺过来娶她们，可以吗？尧有百官、牛羊、仓廪来在田野中侍奉舜，却不能保卫他的女儿吗？即使被夺走，又没有官吏士兵、没有刑罚来惩治吗？舜因为父母不爱他，向天号泣；父母想杀他，侥幸逃脱，却立刻弹琴，多么快乐啊？这些都是街谈巷议，而孟子听得不明【这一段辩驳在温公史剡中】
常语说：“舜广泛传播文德，在两阶上舞干羽，七旬有苗来归服。”那么孟子讥讽《武成》是应该的吗？回答说：“用天下征伐一国，用天子征伐诸侯，就像孟贲搏击童子，快慢在我，修文德等待他们来归服是可以的。”《大雅》说：“用你的钩援，和你的临冲，去攻打崇墉。临冲缓缓，崇墉高耸，俘虏连连，割耳安安。”文王作为诸侯，本来就有俘虏有割耳；武王作为诸侯征伐天子，为什么不用战呢？牧野的诗说：“檀车辉煌，四匹赤马彭彭，维师尚父，这时鹰扬，辅佐武王。”就是这样【这一段没有辩驳，大凡著书立言，不是诋毁前贤，有识见未到的地方，应该与他辩明。如前一段说瞽瞍、象想杀舜，用刀杀就可以，为什么修补粮仓、淘井这么迂腐？这可以作为训诫吗？又说武王作为诸侯征伐天子，为什么不用战，他的话不祥到如此，值得辩驳吗】
常语说：“有人问：‘孟子的话，诸侯实在不听，说是迂阔吗？’”回答说：“迂阔是有，也足以让人畏惧。孟子说诸侯能夺取天下，位居卿大夫，难道不能夺取一国吗？作为君主，不也很难吗？然而滕文公曾经实行孟子的道，所以许行、陈相称他为‘仁政’，称他为‘圣人’。后来寂静无闻滕侯得到天下。孟子的话，本来没有验证。”
余氏辩解说：“滕文公曾经实行孟子的道，后来许子主张神农的话，告诉文公，文公与他相处。孟子曾经驳斥他，说跟随许子的道，是相率而为伪，怎么能治理国家？”就知道文公实行孟子的道不能坚持到底了。当时，许行称他为仁政，称他为圣人，也不能说实行孟子的话没有验证。后来没有听说滕侯得到天下。天下是大物，怎么能一定得到呢？然而滕侯也没有礼遇孟子，让他做辅相而授予国政，这不足以作为孟子的瑕疵【朱熹说：“辩驳已经说中了”】
常语说：“孔子与宾牟贾谈论《大武》，说：‘声音淫靡及商，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武音，有司失传了。如果不是有司失传，那么武王的志向荒淫了。’武王的志向尚且不贪商，而孟子说
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禄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诬文王也。」
译文王向往大道却未能得见，认为商朝的国运尚未终结，忧虑的是商朝拥有贤能的臣子。文王对商朝如此贪婪，那么侍奉君主的谨慎小心又在哪里呢？这难道是孔子的妄言吗？孔子并非妄言，而是孟子诬蔑文王罢了。
余氏辩曰：「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盖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见尔。赵岐释之曰：『殷禄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诛于纣。』此岐之失也。读孟子而识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之说攻孟子，谓孟子诬文王之贪商，岂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引他事以实之，其不仁甚矣【朱子曰：「望道而末之见，『而』与『如』古人多通用。此句与上文『视民如伤』为对。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视之犹如伤；体道之极，而望之犹如未之见。其纯亦不已如是。」愚意谓然，不审隠之以为如何】
常语曰：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乆矣，诸侯皆欲自雄，茍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余氏辩曰：「汤居亳，小国也。伊尹相汤，使之伐夏救民。桀虽无道，天子也，君也；汤虽有道，诸侯也，臣也。伊尹何不说汤率诸侯而朝夏乎？行李往来，至于五就，观时察变，盖已熟矣，不得已而为伐夏之举。致汤于王道，固非盛徳之事，后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义、顺天应人故也。自非伊尹之圣，安能任其责哉？文王在丰，亦小国也。文王之于纣，与汤之于桀，事体均也，其所以异者，时焉而已。观其得太公而师事之，伐崇、遏莒、戡黎，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歴数未归，得以尽其臣节。至武王，则赫然有翦商之志，又况商纣罪恶贯盈，又过于桀，而此十乱之贤为之辅相，虽欲率诸侯遵文考之道而事纣，莫可得矣。此所以兴牧野之师而建王业也。孟子之于列国，说之以行仁政者，不过言治岐之事而已；说之使为汤、武者，不过以徳行仁而已；说之以行王道者，不过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而已。未尝说之使伐某国、诛某人，开疆拓土，大统天下而为王也。若孟子者，真圣人之徒欤！识通变之道，达时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寻。奈何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仁义之道不获见于施设以济斯民，所以不免后世纷纷之议。呜呼！说其君使为汤、武，以为不仁，乃以桓公、管仲为仁，乖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与之正曲直哉【朱子曰：「辩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此三句当略与之辩。」愚谓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为臣，固家家可以得而行矣。汤、武适遭桀、纣，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若生荛舜之时，则岂将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济济而和，可知矣。如此，则人人为汤、武，又何不可之有】
常语曰：「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乆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乆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乗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王道哉？』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
译余氏辩解说：“孟子说：‘文王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了伤一样，向往治道却好像还没有见到。’这是说文王的仁爱，向往治道却好像还没有见到罢了。赵岐解释这话道：‘殷朝的福运还没有耗尽，还有贤臣在位，治道还没有达到，所以文王向往它而不致讨伐纣王。’这是赵岐的错误。读孟子而明白他的意思，纠正赵岐的错误就可以了，却用赵岐的说法攻击孟子，说孟子诬蔑文王贪图商朝，这哪里合乎情理呢？想要给人加罪，援引其他事情来证实它，这种不仁德的行为太严重了【朱熹说：‘向往治道却好像还没有见到，这里的“而”与“如”古人大多通用。这句话与上文“视民如伤”相对。孟子的意思是说：文王保护百姓到了极点，却看待他们如同受了伤；体悟大道到了极致，却向往它如同还没有见到。他的纯粹不息就是如此。’我的意思认为确实如此，不知道李隠对此会怎么想】”
常语说：有人说：“孟子的心意，认为天下积乱已经很久了，诸侯都想自己称雄，如果劝说他们臣服侍奉周朝，谁能高兴呢？所以高举仁义的旗帜，用商汤、周武王作为诱饵，希望他们迅速接受，以此来拯救百姓罢了。”回答说：“孟子不肯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他说以顺从为正道的，是妾妇之道，他肯这样苟且迎合吗？仁义，又难道是迅速售出的东西吗？子哙不能把燕国给别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本来就知道有周王室的存在了。上天所要废弃的，必定像夏桀、商纣那样，周王室难道是夏桀、商纣吗？兴盛之后会有衰败，就像循环一样。圣王的后代，不可能没有昏乱，还要依靠臣子扶持救正罢了。天下方圆百里的地方有几个？家家都可以实行仁义，人人都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么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谁呢？孟子自认为喜好仁德，我知道他的不仁德太严重了。”
余氏辩解说：“商汤居住在亳，是个小国。伊尹辅佐商汤，让他讨伐夏朝拯救百姓。夏档虽然无道，但他是天子，是君主；商汤虽然有道，但他是诸侯，是臣子。伊尹为什么不劝说商汤率领诸侯去朝见夏桀呢？使者往来，到了五次就任的地步，观察时势考察变化，已经非常熟悉了，不得已才做出讨伐夏朝的决定。使商汤达到王道，本来就不是盛大的德行，后世没有人非议他，因为他能亲身实行仁义、顺应天意和人心。如果不是伊尹那样的圣人，谁能承担这个责任呢？文王在丰，也是个小国。文王对于纣王，与商汤对于夏桀，事情的性质是相同的，它们不同的，只是时势罢了。看他得到太公而尊奉他为师，讨伐崇国、遏制莒国、战胜黎国，虽然说‘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仍然侍奉殷朝’，也是因为历数还没有归附，得以尽到臣子的节操。到了武王，就赫然有剪灭商朝的志向，更何况商纣罪恶盈满，比夏桀更过分，而十个贤臣辅佐他，即使想要率领诸侯遵循文王的道路去侍奉纣王，也不可能了。这就是兴起牧野之战而建立王业的原因。孟子对于各国，劝说他们实行仁政，不过是说治理岐山的事情罢了；劝说他们成为商汤、周武王，不过是凭德行施行仁政罢了；劝说他们实行王道，不过是让百姓养生送死没有遗憾罢了。不曾劝说他们去讨伐某个国家、诛杀某个人，开疆拓土，统一天下而称王。像孟子这样的人，真是圣人的门徒啊！通晓变通之道，懂得因时制宜，不肯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为什么当时的君主都认为他做事迂阔，最终没有人采纳他的主张，仁义之道不能得以施行来救济百姓，所以不免后世纷纷议论。唉！劝说他们的君主成为商汤、周武王，被认为是不仁，却把齐桓公、管仲当作仁德，乖谬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得到有道之士来与他辨明曲直呢【朱熹说：‘辩驳已经得要领了，但李氏所说的“家家可以实行王道，人人都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么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谁呢？这三句话应当略加辩驳。’我认为王道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相传的道。从周公往上，向上成为君主；从孔子往下，向下成为臣子，本来家家都可以得到并实行它。商汤、周武王恰好遭遇夏桀、商纣，所以不幸而有征伐的事情。如果生在尧舜的时代，难道会左面是洞庭湖、右面是彭蠡湖，而悍然有不服从的心吗？他们在九官、群后之列，济济一堂而和谐，可以知道了。这样，那么人人都成为商汤、周武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常语说：“孟子说：‘纣王距离武丁的时代不久，他旧日的家族和遗留的风俗，流传的风气和良好的政教，还有存在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互相辅佐他，所以很久之后才失去天下。一尺土地没有不是他所有的，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臣民，然而文王还是从方圆百里兴起，因此困难啊。’齐国有句话说：‘虽然有智慧，不如乘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时机。’现在的时势就容易这样了。现在的学者说：‘从天子到平民，都可以实行王道。’孟子劝说诸侯实行王道，不是夺取王位。回答说：‘实行他的道罢了？那么何必等到纣王失去天下呢？何必担忧善政的存在呢？何必畏惧贤人的辅佐呢？一尺土地一个百姓都是纣王所有的，这有什么妨碍诸侯实行王道呢？’齐宣王问：‘人们都说我毁坏明堂，毁掉它呢还是保留它呢？’孟子回答说：‘明堂，是王者的大堂。大王想要实行王政，就不要毁坏它了。’实行王政而居住在明堂，这不是夺取王位又是什么呢？君
余氏辩曰：「不谈王道，樵夫犹能笑之，孰谓学而为士反不知王道乎？谓之王道者，即仁义也。君行王道者，以仁义而安天下也；君行霸道者，以诈力而服天下也。孟子说其君以仁义，不犹愈于说其君尚诈力欤？且天下不可以诈力得也尚矣，得民心斯得天下。假仁义而行，民心且不可得，况能王天下乎？仁义之道，万世之所常行，天下之所共由，民生之所日用也。今乃谓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为非，果何理耶？观其应学者之言，皆増损其词而非议孟子，君子无取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鲁自文公废告朔之礼，祭而孔子不去其羊者，欲使后世见其羊犹能识其礼；羊亡，礼亦亡矣。孟子欲勿毁明堂，其意亦犹是也。明堂在泰山之下，周天子廵狩，诸侯之所适，在齐地，非齐之建立也。存之不为僣，亦可以见王政之大端。如以诸侯不用而毁之，则后世之君不惟不知王政，将谓后世不可复行矣。此孟子所以劝齐勿毁之也。而谓孟子劝齐宣居明堂取王位，抑何烛理不明而厚诬孟子欤【朱子曰：「李氏此叚之意，不谓天子庶人不可并行王道，但谓孟子所论文王与纣之事为不然尔。当辩之曰：孟子之时，有信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势与文王不同，非谓文王计欲取纣而不能也。人人可以行王道，已辩于前。但孟子时行王道者必有天下，其时措之不同，又不可执一而论。隠之之辩，似未中李氏之失也】
常语曰：「学者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道，彼说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可以王，彼说之，则假仁义以圗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尔。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
余氏辩曰：「泰伯曰：『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噫！是果泰伯之说耶？使其说行，害理伤教也大矣。余请易之曰：『无六经则不可，而孟子尤不可无；无天子则不可，而王道尤不可无。』尝试言之：《易》、《诗》、《书》、《礼》、《乐》、《春秋》之六经，所以载帝王之道，为致治之成法，固不可无也。孟子则辟杨、墨，讵诐行，放滛辞，使邪说者不得作，然后异端以息，正道以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业不坠，此孟子所以为尤不可无也。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极。』其可无之乎？夫所谓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经之所载，孟子之所说者是也。孰谓其可无哉？无王道，则三纲沦，九法斁，人伦废而天理灭矣。世之学者稍有识见，不为此言，岂好事者假设滛辞，托贤者之名以行于世乎？学者宜谨思之【朱子曰：「李氏难学者谓孟子以权诱诸侯之说，孟子本无此意，是李氏设问之过当，畧明辩之。天下可无孟子，不可无六经；可无王道，不可无天子，隠之之辩已得之。愚又谓有孟子而后六经之用明，有王道而后天子之位定。有六经而无孟子，则杨、墨之仁义所以流也；有天子而无王道，则桀、纣之残贼所以祸也。故尝譬之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运舟之人；天子犹长民之吏，而王道犹吏师之法。今曰六经可以无孟子，天子可以无王道，则是舟无人，吏无法，将焉用之矣？李氏自以为悼学者之迷惑而为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
尊孟辩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辨卷下
（宋）余允文 撰
○郑氏【叔友】艺圃折衷
折衷》曰：「孟轲非贤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三宿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沈同问：『燕可伐欤？』吾应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余
译余氏辩驳说：“如果不谈论王道，连砍柴的人都能嘲笑他，谁说学习成为士人反而不知道王道呢？所谓王道，就是仁义。君主实行王道，是用仁义来安定天下；君主实行霸道，是用欺诈和武力来使天下臣服。孟子用仁义来游说他的君主，难道不比游说君主崇尚欺诈和武力更好吗？况且天下不可以用欺诈和武力得到，这是古来的常理，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天下。如果假借仁义来行事，民心尚且得不到，何况能称王天下呢？仁义之道，是万世常行的，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是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现在却认为从天子到平民都实行王道是错误的，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呢？看那些回应学者言论的话，都是增减其言辞来非议孟子，君子是不采纳的。”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礼中的活羊。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个礼。”鲁国自从文公废除了告朔的礼仪，祭祀时孔子却不撤去那只羊，是希望后世的人看到那只羊还能识别那个礼仪；如果羊没了，礼仪也就没了。孟子想要不毁坏明堂，他的意思也是这样。明堂在泰山脚下，是周天子巡狩时诸侯所到的地方，在齐地，并不是齐国建立的。保留它不算僭越，也可以让人看到王政的大端。如果因为诸侯不使用就毁坏它，那么后世的君主不仅不知道王政，还会认为后世不可以再实行了。这就是孟子劝告齐国不要毁坏明堂的原因。而说孟子劝齐宣王住在明堂以谋取王位，这难道是明察事理不明而厚诬孟子吗？【朱熹说：“李氏这段的意思，不是说天子和平民不可以并行王道，只是说孟子所论述的文王与纣王的事情是不对的罢了。应当辩驳说：孟子所处的时代，有相信并实行王道的，必定能得到天下，其形势与文王不同，并不是说文王打算夺取纣王的王位而不能做到。人人都可以实行王道，前面已经辩驳过了。只是孟子时代实行王道的人必定能得到天下，其时势措施的不同，又不可以固执一端来论断。隠之的辩驳，似乎没有切中李氏的错误。”】
常语说：“学者又说孟子权宜地诱导诸侯，使他们进于仁义，仁义通达，就会尊崇君主、亲近亲人，周室的统治自然恢复。”回应他们说：“只谈论仁义而不谈论王道，他们听从并实行仁义，固然知道尊崇周室；如果谈论仁义可以称王，他们听从了，就会假借仁义来图谋称王，只怕实行得太晚，哪里还会顾念周室呢！唉！现在的学者随声附和太严重了，肯定孟子而否定六经，喜好王道而忘记天子。我认为天下没有孟子也可以，不可以没有六经；没有王道也可以，不可以没有天子。所以作《常语》来端正君臣之义，来阐明孔子的道，来防止后世的祸乱。人们了解我，对我没有利益；人们不了解我，对我没有害处。哀悼学者们的迷惑，姑且再说这些话。”
余氏辩驳说：“泰伯说：‘天下没有孟子也可以，不可以没有六经；没有王道也可以，不可以没有天子。’唉！这真的是泰伯的说法吗？如果他的说法实行，对义理和教化的危害就太大了。我请求改说：‘没有六经就不可以，而孟子尤其不可以没有；没有天子就不可以，而王道尤其不可以没有。’试着说说：《易》、《诗》、《书》、《礼》、《乐》、《春秋》这六经，是用来记载帝王之道的，是治理天下的成法，固然不可以没有。孟子则辟除杨朱、墨翟，驳斥邪说，放逐淫辞，使邪说的人不能兴起，然后异端得以平息，正道得以彰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功业不坠，这就是孟子尤其不可以没有的原因。经书上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君王。’史书上说：‘天子建立中和的准则。’这可以没有吗？所谓王道，就是天子所实行的，六经所记载的，孟子所论述的。谁说它可以没有呢？没有王道，那么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伦废弃而天理灭绝了。世上的学者稍有见识，不会说这样的话，难道是好事的人假设淫辞，假托贤者的名字来流传于世吗？学者应当谨慎思考【朱熹说：“李氏辩驳学者说孟子用权宜之计诱导诸侯的说法，孟子本来没有这个意思，这是李氏设问过于恰当，略加辩驳。天下可以没有孟子，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没有王道，不可以没有天子，隠之的辩驳已经说对了。我又说，有了孟子然后六经的作用才彰明，有了王道然后天子的地位才安定。有六经而没有孟子，那么杨朱、墨翟的仁义就会流于偏颇；有天子而没有王道，那么桀、纣的残暴就会造成祸患。所以曾经比喻六经，像千斛的大船，而孟子像驾驶船的人；天子像管理百姓的官吏，而王道像官吏师长的法度。现在说六经可以没有孟子，天子可以没有王道，那就是船没有人驾驶，官吏没有法度，将有什么用呢？李氏自以为哀悼学者的迷惑而说这些话，却不知道他自己的迷惑也很严重了”】
尊孟辩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辨卷下
（宋）余允文 撰
○郑氏【叔友】艺圃折衷
《折衷》说：“孟轲不是贤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的。只听说诛杀独夫纣王，没听说弑君。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我心里还觉得太快。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这是孟子的罪过。”
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