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孟续辨卷上

译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用什么来使我的国家获利呢？”孟子说：“只有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呢？”利有两种：有财物之利，有安宁吉祥之利。惠王说“用什么来使我的国家获利”，怎么知道他不想得到安宁吉祥之利，而孟子径直用财物之利来推难呢？《易经》说：“利于见到大人”，“利于涉越大河”，《乾卦》说“元、亨、利、贞”。《尚书》说：“百姓也崇尚有利吗！”这些都是安宁吉祥之利。实行仁义就能得到安宁吉祥之利，孟子不先询问惠王“什么叫使国家获利”，惠王说的是财物之利，才可以回答。假如假设惠王的提问不知指向何处，孟子径直用财物之利来回答，如果惠王确实问的是财物，孟子就无法验证效验；如果问的是安宁吉祥之利，而孟子回答的是财物之利，就违背了对上级的旨意，违背了道理的真实。

余氏辩解说：“战国时期的君主所崇尚的是权谋，所图利的是争夺土地城池罢了，哪里知道什么是仁义呢！孟子预先知道他的心意，告诉他仁义之利，没有看到违背道理的地方。假如惠王知道安宁吉祥之利，认为孟子用财物之利来推难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孟子也说只有仁义罢了，何必说利呢？自己缺乏洞察的眼光，见解不明，寻求前代哲人的言论来指责他们，大多显示出他们不自量力。”

钟离意让各位大夫和国人都有所敬仰效法，子盍替我讲讲吗？时子通过陈子把这话告诉孟子。孟子说：“时子怎么知道这不可行呢？假如我想发财，辞去十万而接受一万，这是想发财吗？”孟子辞去十万，失去了谦让的道理。富贵是人都想要的，不通过正当途径得到，就不接受。所以君子对于爵位俸禄，有所推辞，有所不推辞，难道因为自己不贪恋富贵，就拒绝应当接受的赏赐吗？

余氏辩解说：“孟子做官，是想推行道义，不是为了爵位俸禄而做官。按照充的说法，既然有得到富贵的方法，就应当接受赏赐，不考虑道义是否推行，这难道是孟子的志向吗？况且不知道辞去十万怎么就是失去了谦让的道理？”

陈臻问道：“前几天在齐国，齐王赠送一百镒兼金而不接受；在宋国，赠送七十镒而接受；在薛地，赠送五十镒而接受。前几天不接受是对的，那么今天接受就是错的；今天接受是对的，那么前几天不接受就是错的。老师必定在这两者中居于一端。”孟子说：“都是对的。当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出行的人必定要有赠礼，辞别时说：‘这是归途的赠礼。’我为什么不接受？当在薛地时，我有戒备之心，辞别时说：‘听说有戒备，所以准备兵器防备。’我为什么不接受？至于在齐国，则没有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贿赂。哪有君子可以用贿赂收买的呢？”赠送金子有时接受有时不接受，都有缘故。并不是接受的时候自己贪婪，不接受的时候自己不贪婪。金子有接受和不接受的义理，居室也应当有接受和不接受的道理。现在不说自己无功，如果自己致仕，接受居室不合道理，而说自己不贪富贵，引用以前辞去十万来类比后来的一万。以前应当接受十万之多，怎么能推辞呢？彭更问道：“后面跟着几十辆车，随从几百人，在诸侯间辗转接受供养，不也太过分了吗？”孟子说：“不合道义，那么一筐饭也不可以接受别人；如果合乎道义，那么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认为过分。”接受尧的天下，与十万相比哪个更大？舜不推辞天下，是因为合乎道义。现在不说接受十万不合道义，而说自己不贪富贵，失去了谦让，怎么可以作为警戒呢？

余氏辩解说：“孟子在接受金子和不接受金子的情况下，都符合义理，充用贪婪和不贪婪来解释，是错误的，是荒谬的。”

沈同以私人的身份问道：“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说：“可以。子哙不能把燕国给人，子之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如果有士人这样，而你喜欢他，不报告国王而私自把你的爵位俸禄给他；那士人也没有王命而私自从你那里接受，这样可以吗？这和这有什么不同呢？”齐国人讨伐燕国。有人问道：“您劝齐王讨伐燕国，有这回事吗？”孟子说：“没有。沈同说：‘燕国可以讨伐吗？’我回答说：‘可以。’他就这样去讨伐了。如果问：‘谁可以讨伐它？’那么我就回答：‘作为天吏，就可以讨伐它。’现在如果有杀人犯，有人问：‘人可以杀吗？’那么我就回答：‘可以。’他如果问：‘谁可以杀他？’那么我就回答：‘作为狱官，就可以杀他。’现在以燕伐燕，为什么要劝他呢？”有人问孟子是否劝王伐燕，不确实是这样的吗？沈同问“燕国可以讨伐吗”，这是怀着私意想要自己讨伐它。知道他的心意在于此，应当说：“燕国虽然可以讨伐，必须作为天吏，才可以讨伐它。”沈同的私意断绝，就没有讨伐燕国的计谋了。不知道有这种私意，而径直回答，不省察他的言语，这是不知言。公孙丑问道：“请问老师擅长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又问：“什么叫善于分析言辞？”孟子说：“偏颇的言辞知道它蒙蔽在哪里，放纵的言辞知道它沉溺在哪里，邪僻的言辞知道它背离在哪里，躲闪的言辞知道它穷尽在哪里。这些言辞产生于内心，危害于政治；发用于政治，危害于事务。即使圣人再兴起，也必定赞同我的话。”孟子是善于分析言辞的人，

译又知道言语所引发的灾祸，以及其最终导致的福分；看到对方的提问，就能知道他措辞背后想要达到的目的；了解他意图指向的方向，就能知道其最终必然造成的危害。

译余氏辩解说：“这段内容已经在对温公的质疑中辨析过了，充的指责毫无意义。”

孟子曾说：“百姓都安定了，大王大概会改变态度吧？我天天盼望着。”孟子所离开的大王，难道不就是之前不去朝见的大王吗？为什么之前轻视得那么厉害，后来却又重视得那么过分呢？如果不是之前的那位大王，就不会离开，而在后来才离开，这说明后来的大王比之前的更不贤明，却停留三天住宿在前，不太去朝见就住在景丑氏那里。为什么孟子的操守前后不同，对待大王的始终态度也不一致呢？

余氏辩解说：“出仕与隐居，是君子的大体原则；离开与留下，是贤者的大节操。孟子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懂得轻重了。然而充所说的，就像秤砣一样。充的指责，连出仕隐居的深意、离开留下的节操都还不知道，怎么能知道孟子的操守呢？”

况且孟子在鲁国时，鲁平公想见他，宠臣臧仓诋毁孟子，阻止了平公。乐正子把这事告诉孟子，孟子说：“去，或许有人促使；止，或许有人阻止，去与止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我没有遇到鲁侯，是天意。”之前在鲁国没有遇到，后来在齐国也没有遇到，没有什么不同。之前归因于天，现在却归因于大王，孟子的言论究竟有什么定论呢？如果在齐国不能施行，大王不任用，就像臧仓那类人诋毁谗言一样，这也是“止或尼之”，都是天命不遇，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离开时为什么不直接走而停留三天呢？天命不应当在齐国相遇，大王不采用他的话，天难道会在三天之间改变天命让他相遇吗？在鲁国归因于天，断绝希望；在齐国归因于大王，还有希望。像这样不遇的议论，完全在于人。有人说：“刚离开时还不能断定天命，希望在这三天之间大王再次追来，天命或许就在这三天之间，所以可以等待。”如果这样说，齐王最初让他离开的，不是天命吗？如果天命在这三天之间，鲁平公在这三天也可能会抛弃臧仓的建议，重新采用乐正子的话，去见孟子，孟子归因于天，怎么那么早呢？如果在这三天之间公去见孟子，孟子怎么解释之前的话呢？

余氏辩解说：“在鲁国不遇，归因于天；在齐国不遇，归因于大王。意味深长啊！看这两个字，孟子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圣智了。充不探究篇章的本意，反而问他的言论有什么定论，太疏漏了。”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先生好像有不高兴的样子。前几天我听先生说：‘君子不怨天，不怪人。’”孟子说：“那是那时，这是现在。五百年必定有王者兴起，其间必定有名世的人。从周朝以来，七百多年了。按年数算，已经超过了；按时机考察，还可以。上天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孟子说五百年有王者兴起，怎么见得呢？帝喾是王者，尧又统治天下；尧传位给舜，舜又统治天下；舜传位给禹，禹又统治天下。四位圣人统治天下，相继兴起。禹到汤将近一千年，汤到周也是这样。始于文王，终于武王。武王去世，成王、周公共同治理天下。从周朝到孟子的时候，又七百年而没有王者。五百年必有王者的验证，在哪个时代呢？说五百年必有王者，是谁说的呢？言论不经过事实考验，相信浮夸淫邪的话。不遇而离开齐国，有不高兴的神色，这不是孟子的贤德，而是与俗儒没有区别的验证。五百年，认为是天出圣人的时期。又说因为天不想平治天下，意思是天想平治天下，应当在五百年之间生出圣王。如果按孟子的话，是说天故意生出圣人。那么五百年，是天生出圣人的期限吗？如果是这样，天为什么不生出圣人？圣王不在其期限，所以不生。孟子还相信，孟子不知道天。从周朝以来，七百多年了。按年数算，已经超过了；按时机考察，还可以。什么叫年数超过？什么叫时机可以呢？年数就是时机，时机就是年数。年数超过，超过五百年。从周到现在七百多年，超过二百年了。假设有王者生出，就失时了。又说时机可以，是什么意思呢？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又说其间必有名世，与王者相同吗？不同吗？如果相同，为什么再说一遍？如果不同，名世者指什么？指孔子那类人、孟子那类人，教授后生，觉悟愚昧的人吗？已经有孔子，又生出孟子。如果指圣臣，应当与圣人同时，圣人出现，圣臣就出现了。说五百年而已，为什么又说其间？如果不指五百年时，指其中间吗？这是指二三百年之时。圣人不与五百年时的圣王相得。像这样，孟子说其间必有名世者，究竟指谁呢？天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治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说这样的话，不自认为应当做王者，有王者，就做王臣了。做王者的臣，都是天意。已经注定不能平治天下，不在齐国浩然安之，怀着怨恨有不高兴的神色，失策了。

余氏辩解说：“充的言论在扬雄《法言》中已经详细论述了。孟子说‘五百年王者兴’，大概是以三代之世来说的。五百年之间，难道没有名世的人出现吗？像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类人，不是名世者吗？因为其间必有名世

译，是孟子自称，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译彭更问道：“读书人无所事事却白吃饭，可以吗？”孟子说：“如果不互通有无、交换劳动成果，用多余的补足不足的，那么农夫会有剩余的粮食，妇女会有剩余的布匹。如果你能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等工匠都能从你这里得到食物。这里有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敬爱兄长，坚守先王的道统，以等待后世的学者，却得不到你的供养，你为什么尊重木匠车工而轻视实行仁义的人呢？”彭更说：“木匠车工，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求得食物；君子实行道义，他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求得食物吗？”孟子说：“你为什么根据他们的本意呢？只要对你有功劳，就可以供养他。况且你是供养本意呢？还是供养功劳呢？”彭更说：“供养本意。”孟子说：“有个人在这里，毁坏瓦片，涂抹墙壁，他的本意是为了求得食物，那么你供养他吗？”彭更说：“不。”孟子说：“那么你不是供养本意，而是供养功劳了。”孟子引用毁坏瓦片、涂抹墙壁的人，想要以此诘问彭更的话，知道毁坏瓦片、涂抹墙壁没有功劳却只有本意，彭更必定不会供养他。虽然如此，引用毁坏瓦片、涂抹墙壁，并不是用来诘问彭更的恰当理由。为什么呢？那些本意想要求得食物的人，毁坏瓦片、涂抹墙壁的人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就难以用来诘问别人了。人们无故毁坏瓦片、涂抹墙壁，这不是痴狂就是嬉戏。痴狂的人，本意不求食物；嬉戏的人，也不求食物。求食物的人，都是做众人共同得利的事情，以此制作并在市场上售卖，得到钱财回家，才能吃到食物。现在毁坏瓦片、涂抹墙壁，对人没有利益，有什么本意呢？有智慧的人，知道它没有利益，本来就不会做；没有智慧的人，与痴狂的人相比，本来就没有这种本意。毁坏瓦片、涂抹墙壁，就像小孩子在泥地上击壤游戏，有什么不同呢？在泥地上击壤游戏的人，他的本意也是想要求得食物吗？这还是小孩子，没有本意。成年人赌博，也属于涂抹墙壁这一类。赌博的人，他的本意又是求得食物吗？赌博的人，还有互相争夺钱财，钱财多了，自己也得到食物，或许有时有这种本意。投石超距，也属于涂抹墙壁这一类。投石超距的人，他的本意有求得食物的吗？那么孟子诘问彭更，并没有完全恰当。如果彭更认为孟子的话，可以说是用伶牙俐齿来应付别人了。

余氏辨析说：“彭更不懂得供养功劳、供养本意的含义，孟子引用毁坏瓦片、涂抹墙壁的事情来证明，怎么能说是用伶牙俐齿来应付别人呢？人如果不明白义理，只是肆意强辩，这才是用伶牙俐齿来应付别人。王充指责孟子，恰恰是指责自己罢了。”

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被称为廉洁的士人吗？他住在于陵，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边有李子，蝼蛄吃掉了果实的一半，他爬过去将要吃它，咽下三口之后，耳朵才听得见，眼睛才看得见。”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必定认为仲子是杰出的人物。虽然如此，仲子怎么能廉洁呢？如果扩充仲子的操守，那么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蚯蚓，向上吃干枯的泥土，向下喝黄泉。仲子所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吗？还是盗跖建造的呢？所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吗？还是盗跖种植的呢？这是无法知道的。”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编织草鞋，妻子绩麻来交换粮食。”孟子说：“仲子，齐国的世家大族，哥哥戴盖享有万钟的俸禄。他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禄而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之室而不居住，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于陵。有一天回家，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起眉头说：‘为什么要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呢？’过了几天，他的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的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是嘎嘎叫的鹅肉。’他跑出去吐了出来。因为母亲给的就不吃，因为妻子给的却吃；因为哥哥的房子就不居住，因为于陵的房子却居住。这还能算是扩充他的同类吗？像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像蚯蚓那样才能扩充他的操守。”孟子批评仲子，并没有抓住仲子的短处。仲子对鹅感到奇怪，像吐出来那样，难道是因为在母亲那里就不吃吗？而是先前谴责鹅说：‘为什么要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呢？’过了几天他的母亲杀了它给他吃，他的哥哥说：‘这是嘎嘎叫的鹅肉。’仲子羞于违背前言，就吐出来并出去。如果哥哥不告诉，就不吐；不吐，那就是吃了母亲给的食物。说他在母亲那里就不吃，失掉了他的本意。假如仲子坚持不吃母亲给的食物，鹅肉端来就不应当吃。现在既然吃了，知道它是鹅肉，感到奇怪而吐出来，所以仲子吐鹅，是羞于吃不符合自己本意的东西，而不是辜负亲近父母的恩情而想要不吃母亲给的食物。再说仲子怎么能廉洁，扩充仲子的本性，那么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蚯蚓，向上吃干枯的泥土，向下喝黄泉，这是说蚯蚓是最廉洁的。仲子像蚯蚓，才是廉洁。现在所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所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仲子居住并吃它，对于廉洁是可以的。有时吃盗跖种植的粮食，住盗跖建造的房子，就玷污了廉洁的品行。用这个来批评仲子，也失之偏颇。房子因为人的缘故，粮食用草鞋和绩麻交换，即使是由盗跖种植建造，自己也没有听说。现在哥哥的不义，是有操守的，操守显现在众人面前，明白地被人议论，所以避开。于陵不住他的房子，编织草鞋绩麻，不吃他的俸禄。而想要让仲子住在于陵的地方，避开像哥哥那样的房子，吐出像哥哥那样的俸禄，耳闻目见，明白无疑，仲子不居住不吃是明显的。现在于陵的房子，不知道建造者是谁；粮食，不知道种植者是谁，怎么能建成房子就居住，得到粮食就吃呢？孟子批评他，这是太过分了

译完备了。陈仲子所居住的地方，有时可能是盗贼所建造的，陈仲子不知道而住进去，（孟子）认为这不能算是坚守他的节操，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然而，在盗贼屋舍的地里，也有蚯蚓，吃着盗贼屋舍中的干土，喝着盗贼屋舍中的地下水，蚯蚓怎么就能算是可取的呢？按照陈仲子的节操，要符合孟子的议论，只有像鱼那样才可以。鱼生活在江海之中，吃着江海的泥土，江海不是盗贼开凿的，泥土也不是盗贼聚集的。那么陈仲子有很大的错误，孟子批评他，却不能抓住要害。陈仲子离开母亲、避开兄长，与妻子独自住在於陵，认为兄长的住宅是不义的住宅，兄长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所以不住不食，这是廉洁到了极点。然而他迁居到於陵，回去探望母亲，应当自己带着食物去。鹅肉菜肴的进献，必定和饭食一起。母亲所饮用的，是兄长的俸禄，母亲没有私有的粮食来给陈仲子吃，这是明显的。陈仲子吃了兄长的俸禄。伯夷不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下，难道是因为吃了一次周朝的粮食就玷污了他高洁的品行吗？陈仲子的节操，不如伯夷，而孟子说只有像蚯蚓那样才可以，这是弄错了陈仲子节操所应当比拟的对象。

译余氏辩解说：“这段内容已经在《温公疑孟》中辨析过了。因为陈仲子有极大的错误，陈仲子的错误，还有比躲避兄长、远离母亲更大的吗？说陈仲子回去问候母亲，应当带着食物去，这哪里足以指责孟子呢！”

孟子说：“没有不是受命于天的，顺从地接受那正当的。所以知道天命的人不站在危墙之下。尽了自己的道而死，是正当的命；戴着手铐脚镣而死，不是正当的命。”孟子的这些话，是说人没有遭遇偶然祸患的命运。顺从操行就能得到正当的命，胡乱行事苟且偷生就得到不正当的命，这是天命取决于操行。孔子没有称王，颜渊早逝，子夏失明，伯牛患麻风病。这四个人操行不顺吗？为什么得不到正当的命？比干被剖心，伍子胥被烹煮，子路被剁成肉酱，遭受天下极刑，不仅仅是戴着手铐脚镣。如果一定要用手铐脚镣来效验不正当的命，那么比干、伍子胥的操行就不顺了。人禀受性命，有的应当被压死、淹死、战死、烧死，即使有的人谨慎操行修养，这有什么益处呢？窦广国和一百个人一起睡在积炭下面，炭堆崩塌，一百个人都死了，只有窦广国活了下来，这是因为他命中注定要封侯。积炭和危墙有什么不同？命中不被压死，即使山岩崩塌，有窦广国这种命的人仍然会脱险。行动有时被驱使，停止有时被阻止。命中应当被压死，就像有人驱使他站在墙下。孔甲所进入的主人家的儿子，命中注定卑贱，即使被载入宫中，仍然做看守的人。不站在危墙之下，与孔甲载着儿子进入宫中，是同样的事实。

余氏辩解说：“王充的论点认为人事不必修养，都委之于天命。商纣王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天吗？’按照王充的看法，那么商纣王就是知道天命的人了，这难道不会败坏名教吗？如果认为孟子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孔子为什么有‘三死非命’的说法呢？”然而王充写了《刺孟》十篇，见识肤浅，不懂义理。看《问孔》篇荒谬尤其严重，而这段似乎不值得辨析。我担心后学者读他的书，被他的说法迷惑，不得不明确说明他的错误。

尊孟续辨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尊孟续辩卷下

（宋）余允文 撰

○苏子辩孟【为《论语说》与《孟子》辩】

苏氏说：“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其余的人，只是偶尔达到仁罢了。’孔子说：‘我对于人，谁诋毁？谁赞誉？如果有所赞誉的，那是有所考验的。’对于颜回，考验得熟悉，观察得审慎了。曾经沉默地观察他，经过三个月之久，发现他在颠沛流离、仓促匆忙时没有不出于仁的，因此知道他终身不会背叛仁。君子观察人，一定要在他没有考虑的时候观察。他有所考虑的时候，容或有虚伪，即使终身也得不到他的真实。所以三个月之久，就一定有事先考虑所不及的地方了。虚伪与真实，没有区别，君子轻视它，为什么呢？有大利害来临时，就会败露。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汤、武，是亲身践行；五霸，是假借仁义。长久假借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正拥有呢？’假借与本性，其根本也不同了，哪里还讨论归还与不归还呢？如果让孔子观察，不用一天就能决断，不用等到三个月，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余氏辩解说：“孟子说‘长久假借而不归还’，是鼓励人向善。说五霸本来假借仁义而行，假使他们一直行下去，始终如一，那么虽然不能像尧舜那样出于本性，也可以与汤武亲身践行相提并论了，这能说他们不是仁吗？所以说‘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正拥有’。不认为东坡的学识而这样辩论。扬子不是说过吗？‘假借儒者的衣服和书籍来读，三个月不归还，谁说不是儒者？’这也是长久假借而不归还的意思。”

苏氏说：“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的低微职务，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顺从我所好的。’凡是可求的东西，求就能得到，不求就得不到。仁义没有不求而得的，因此知道它是可求的，所以说：‘仁远吗？我欲仁，仁就来了。’富贵有求而不得的，有不求而得的，因此知道它是不可求的，所以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的低微职务，我也去做。如果不可求得，就顺从我所好的。’圣人对于利，未曾有意去求，哪里会问它可不可求呢？然而如果直接告诉他不求，那么人还有可能得到的心，只是被圣人逼迫而停止罢了。被圣人逼迫而停止，那么他的停止将会有时重新行动，所以告诉他不可求，说：‘如果可求，即使我也将求它。’认为高筑门墙，加固门锁，不如开门开箱而展示里面没有东西。而孟子说：‘食色，是性。有命在其中，君子不说是性。仁义，是命。有性在其中，君子不说是命。’君子教导人，将要用实际，为什么说没有？把食色当作性，那么就可以求得，而君子禁止它；把仁义当作命，那么就是不可求得，而君子强迫它。禁止可求的，强迫不可求的，天下谁能够听从呢？所以仁义的可求，富贵的不可求，是确实的道理。如果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即使是圣人也不能。”

余氏辩解说：“东坡这个说法，可以说是不明白孟子关于性命的学说。食与色，固然本性所欲望，然而有不可得而享有的，这是命；仁与义，固然本性所禀受，然而有不可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