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论语答问卷上

译做坏事，轻则害己，重则害人。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复习了呢？”

译人的学问，如果检点防范不到位，一天之内往往是损失多而益处少。不忠诚不守信，就会对自己造成损害；不温习，就会对自己没有益处。古代的学者常常自我警戒，只针对不好的地方进行检点防范。哪怕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到情理，都是不忠不信的表现。

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处理政务并讲求信用，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是不容易治理的，但圣人说得极其容易，只是要求自己尽力罢了，不骚扰百姓、不制造事端，就可以做到了。孟子论述王道也是如此，大概圣人的言论大抵都是简易明白的。这里的“而”字与“以”字不同，就像“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的用法相似。只有恭敬地处理政务，才能做到守信；如果处理政务不恭敬，起初必定草率马虎无法实行，怎么能守信呢？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如果不节约用度，难免会骚扰百姓，怎么能做到爱护呢？

孔子说：“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言行要谨慎且守信，广泛地关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践行这些还有余力，就去学习文献典籍。”

近来有一种新解说认为：“‘则以学文’的意思是，用学习来修饰文辞。”这种解说违背了义理。上面所说的践行孝悌等事本身就是学习，怎么还能再用学习去修饰文辞呢？还是依照旧的解释吧。文与质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子夏说“文就像质一样”，被孔子认为是子贡的弊病。但是亲身实践应当在先，学习文献典籍应当在后，做学问的人要知道这个先后次序罢了。

子夏说：“尊重贤德的人胜过喜爱美色，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与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我也一定认为他学习过了。”

人们都说圣人的门下，所从事的只是德行罢了，而文学大概是不包括在内的。不知道圣人的门下并没有废弃文学，他教导门弟子也说：“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又说：“然后用余力去学习文献典籍”，德行之外也有学习文献典籍这一科目，何曾废弃过文学呢？子夏说在尊重贤德、侍奉父母、侍奉君主、结交朋友之外，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那就是还有学习的意思。只是子夏是反求本源的论述，所以这样说。子夏在圣人门下属于文学这一科目，却能说到这些，是他所学远远超过别人了。尊重贤德胜过美色、竭尽全力、献出自身、说话守信，这些都是从自己身上用功，而不是在表面上下功夫。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虽然学习了，但所学也不牢固。以忠信为主，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外表先要庄重，内心先要忠信，这样既有了根本，然后才可以对人有所资益，对自己有所检点防范，这就是做学问的次序了。如果外表轻浮疏忽，内心不诚实，怎么能在别人身上寻求益处呢？别人也像我们一样，何况满身都是过错，更从哪里去检点防范呢？人必须先有了根本，才可以迁善改过。朋友也只是切磋琢磨，增加自己还没有达到的地方罢了。有人说：“不要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如果胜过自己的人不肯与我交朋友，怎么办？”大概德行高的人向不如自己的人求友是不可以的；如果德行低的人向胜过自己的人求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孔子说：“子商喜欢同胜过自己的人相处，子赐喜欢同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孟子也说：“现在的诸侯都喜欢任用那些能教导自己的人，不喜欢任用那些能接受自己教导的人。”大概乐于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也是人的常情啊。

曾子说：“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久远的祖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了。”

丧葬祭祀的礼仪淡薄，那么背弃死者、遗忘祖先的人就多了。《易经》说：“敦厚于艮卦是吉祥的。”《象传》说：“敦厚于艮卦的吉祥，是因为以厚道告终。”想要百姓淳厚，应当从人伦开始。人伦中最切近紧要的，没有比丧葬祭祀更重的了，这是人心不可磨灭的。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到了这个国家，必定能听到这个国家的政事，是他自己去求得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夫子是靠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而得到的。夫子求取政事的方法，大概不同于别人求取的方法吧？”

圣人的德行，高明广大，所谓像河流一样流淌、像大地一样化育万物，子贡不说这些，只说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这五种品德，是谦厚到了极点，与万物亲近，如同春风和气，人们都亲近他，不需要等到君子出现才认识他。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就可以说是孝了。”

曾子说：“我从夫子那里听说，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别人可能做到，但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治措施，这是别人即使有能力也做不到的。”由此推论，当时诸侯、卿、大夫轻易改变先君政治措施的人很多啊。孔子两次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就可以说是孝了”，大概是有感而发，不是为普通平民单独发表这个议论的。《周易》《蛊》卦，下至初六，上至六五，虽然贵贱不同，但匡正父亲的过失则是一样的。大概刚健的人担心有变更的过失，柔弱的人又担心没有匡正过失的才能，所以每每贵在得中。有人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如果秦二世不能改变秦始皇的暴政，汉昭帝能改变汉武帝的过失，那么秦二世就比汉昭帝贤明了。”这大概是不对的。圣人固然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如果不是正道，那么本来就应该改变了。《礼记》说：“揣度心意，顺承意志，开导父母于正道。”大概孝子侍奉亲人，顺承意志、开导正道的意思，父母在世和去世都是一样的。

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治国之道，这最为美好，小事大事都遵循它。但有时行不通，如果只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知道《礼记》所说的“礼节制民心，乐和谐民声”，又说“盛大的音乐与天地同

译“天地同节”，大概因为和谐本来就是乐的本质。如今有子论述礼，却将和谐与节制连在一起说，如果不是看到礼和乐在根本上是同一个道理，怎么会说得如此亲切贴切？大概天地之间，只有自然的和谐，圣人制定礼乐，也不过是通达这种和气，使其流行于天地之间罢了。所以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先王的道，以此为美，难道可以一天没有这种和谐吗？”然而无论大小都依循和谐，不加区别，有时也是行不通的。大概只知道和谐就是和谐，却不知道和谐需要节制，那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和谐而有节制，是礼产生的根源。就像《中庸》讲亲近亲人的仁、尊敬贤者的义，接着又说：“亲近亲人有亲疏的差别，尊敬贤者有等级的区分，礼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孟子也说：“仁的实质，就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接着又说：“礼的实质，就是节制和修饰这两者。”

译有子说：“诚信符合道义，说出的话就能兑现；恭敬符合礼仪，就能远离耻辱；结交朋友不失去亲近的人，这样也可以依靠。”

“亲”与“近”不同，大概“亲”是亲切的意思，“近”只是接近罢了。在这里，由接近可以发展到亲近。有子的意思是，诚信应当出于道义，恭敬应当出于礼仪。如果诚信不出于道义，那么世间的小人就会说不合道义的话来求得一时的信用；如果恭敬不出于礼仪，那么就会耸肩谄笑，把装模作样的恭敬当作礼仪了。然而，如果让讲求诚信的人都完全符合道义，讲求恭敬的人都完全符合礼仪，这难道不好吗？但人们未必都能做到这样。只要接近道义而不失去对道义的亲近，接近礼仪而不失去对礼仪的亲近，这也是可以尊崇的。孔子说：“恭敬接近礼仪，节俭接近仁爱，诚信接近真情，用恭敬谦逊来践行这些，即使有过失，也不会太严重了。”有子的这个意思，大概是从孔子那里得来的。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向有道德的人学习以匡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大抵人心不能同时用于两件事，即使是圣贤出来安抚百姓，也没有时间睡觉吃饭，一心一意为了百姓，然后天下才能蒙受福泽。这是因为这里有所重视，那里就有所轻视，两者不能并存。人没有比自身奉养更切近的了，如果连自身奉养都不顾惜，那么其他事情更没有可牵累的了。圣人也是只凭这一点来观察人，比如颜回也只说“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不改变他的快乐”，子贡以下的人就比不上这样了。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这是极细微的小事，圣人却用这一点来称赞子路，这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现在的人吃饱之外没有其他念头，向上追求饱足，生出无限的奢侈；追求安逸，更有无限不好的事情。这样，一生只求满足这两件事，更没有工夫做别的事。所以求学的人首先要去除这种心思，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粗缘，然后才有工夫治理学问。饮食居住都记不起来，只是一心向前去做该做的事，连说话也来不及说。向有道德的人学习以匡正自己的学问，这个人如此，可以说是好学到了极点。颜回一生就是如此用功的。

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喜好礼仪。”子贡说：“《诗经》说：‘像切骨器那样切磋，像雕琢玉器那样打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过去的，你就能知道未来的。”

“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是求得一个正好平稳度过，却还没有学问，说它没有过错是可以的。至于“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喜好礼仪”，却是有学问，是进了一步，但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这就是所谓“这条路，怎么足以称善”的意思。所以子贡因此懂得了学问的意义，说向上还有工夫，在于他所得到的，是在他所问之外的。孔子因此又说子贡可以谈论《诗经》，又在子贡所回答之外的。师生之间，辗转互相启发就是这样，所以可以看出圣人善于教导人，而门弟子善于学习。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别人不了解我，对我而言不妨碍我成为贤人；我不了解别人，对我而言就是不贤了。这本来就是君子所担心的【缺】

为政第二

孔子说：“以道德来治理政事，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在其位置上，而众星都环绕着它。”

中宫的天极星，其中最明亮的那颗，是太一常居的地方。有的叫天极，有的叫北极，有的叫北辰，有的叫太一。众星都在运动，只有北辰不动。王者恭敬地端正地面向南方，就像这样。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

这一章是圣人论述删定《诗经》的本意，大概《诗经》有三千多篇，现在圣人删去了十分之九，只保留十分之一。不知道圣人因为什么删去这么多？因为什么却留下这么多？圣人说这三百篇，用一句话断言，说：“思想纯正无邪。”只是它们发心的地方原本没有邪僻，咏歌嗟叹，讥刺讽谏，本意都是美好的，所以收录它们。其他被删去的篇章，也有义理不合的，比如所谓“没有思考它，哪里有什么遥远的”之类；也有全篇的意义不值得取用，而一两句可以采纳的，偶尔见于其他书籍，而全篇被删去的情况。除此之外，被删去的诗，其中往往思虑难免有邪僻的。人们都说先王的恩泽还在，所以百姓的思想纯正无邪，发出的诗歌都是正的。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三千篇诗都应当保留，圣人为什么删去呢？先王的恩泽既然衰微，当时各国自有风俗，百姓生活在其中，怎么能一一都像先王时代那样？一时的街头巷尾的歌谣，难道没有邪僻的吗？古今人情都是这样的。然而有一件事，现在《毛诗》中也有自己叙述嬉戏的快乐、诙谐戏谑的言辞，而圣人取用它们，怎么知道它们不是邪僻的呢？然而考察它们的本心，是因为有所为而说，而不是思想本身邪僻，所以取用它们。这不是圣人谁能知道呢？如果只看到事情这样，就断定邪正，那么常人也能做到，不需要圣人删定了。苏东坡也说：“现在《小雅》中的诗，称道文、武、成、康的盛德，谁知道它们是幽、厉时的诗呢？”大概考察它们的言辞有幽忧不乐的意思，所以归系于幽、厉而没有疑问。考察这个意思的，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呢

译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只求免于受罚而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会真心归服。”

译这一章并不是在论述治理的根本与枝末，强调先后次序不可混乱，只是将两件事拿来比较罢了。当今执政的人，哪件事不需要整顿？只要百姓整顿好了，其他事情就都整顿好了。所以在施政之初，就必须发布告示晓谕众人说：“某件事应当这样去做，如果不这样，就须治罪。”这就是所谓的“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现在有一种方法，不需要发布告示晓谕，自有道理让人明白；也不需要治某人的罪、施加某种惩罚，自有道理让人整齐有序。要知道，“引导”与“整顿”这两个字虽然相同，但功用却各不相同，那么君主自然会舍弃前者而选取后者。“百姓免于犯罪却不知羞耻”，虽然一时之间整齐有序，事事都有，但百姓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什么事不敢做呢？只是不敢做罢了。如果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正，既然已经归正，上面的功夫做得很大，什么事不可以做呢。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不迷惑，五十岁懂得天命，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意见，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人们都说圣人是天生圣明，不依靠学习之力，所谓生来就知道的人。圣人确实是生知，但也必须实行。圣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只是起初见解就与常人不同，等到实行时用功，又与常人不同，所以成功时也就与常人不同。如果生知与学习虽然不同，但到了实行时用功一般，那么其结果也必然一般。因为诚明的学问自有次第，即使是圣人也必须学习。譬如天生物种相似，虽然是极好的事物，也必须从开花结蕊直到成熟，自有时节，不能急于求成。王者教化天下也是如此，熏陶渐染，需要许多时节，只是知道下种时与他人不同罢了。从立志学习时，趋向和功夫就不同，自立与不惑只是身份上的功夫，到了知天命，才开始论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事，向上遂与天地合一了。从别人来说，就是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圣人自己说，只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在本分而已。天生圣人，也必须用这么大的功夫才能达到极致，这就是颜回早死，孔子所以痛恨而归之于天的原因。

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要违背。”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问我孝道，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按礼侍奉他们；父母死了，按礼安葬他们，按礼祭祀他们。”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担忧。”子游问孝。孔子说：“现在的孝子，只是说能供养父母。至于犬马，都能得到饲养；如果不敬，怎么区别呢？”子夏问孝。孔子说：“脸色恭敬很难。有事情，弟子效劳；有酒食，让长辈先吃，难道这就算孝吗？”

孟懿子是孟僖子的儿子。以前孟僖子病重不能主持礼仪，所以临终前，命令儿子向孔子学习礼仪。现在孟懿子来问孝，圣人告诉他说：“不要违背。”意思是不要违背父亲的遗训，这就足以算是孝了。不知道孟懿子是否领会了圣人的意思，不再追问，还是茫然离去，不能再问呢？圣人怕他不懂，所以退下来告诉樊迟说：“活着按礼侍奉，死了按礼安葬，按礼祭祀。”这三个“礼”字，就是父亲的遗训，能实行这些礼就是无违，无违就是孝。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担忧，当时卿大夫沉溺于富贵，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难道只有孟武伯一人吗？但既然来问孝，就是知道世间有孝这个字，也可以教导。所以圣人针对他的身份来救正他。至于子游、子夏就不同了，只是就他们学问未到的地方，增加他们向上的一层罢了。从别人看来，善于供养也很难，但学者不应止步于此。供养可以做到，孝难；孝可以做到，敬难。这样，供养不足以称为孝，孝之上更有敬字，这是大有等级的。犬马都能得到饲养，说是有饲养，是犬马也有被饲养的。脸色恭敬很难，是察于细微之处，没有视无形、听无声的功夫，不足以知道这一点。

孔子说：“我和颜回讲学一整天，他不提反对意见，好像很愚笨。等他退下后，考察他的私下言行，也足以发挥所学，颜回并不愚笨。”

古人认为教然后知道困惑，大概知道困惑便能防止长进。学者的功夫全在问辨上，前辈认为一番疑问，一番进益。有疑问就问，问必辨，审问明辨，便彼此互相启发，这是进德的阶梯。如果圣人与门弟子的功用却不如此，起予、助我的说法，是圣人诱导门弟子的契机，不是教学相长的意思。颜回只是接受圣人的言语，言下便领会，退下时却自用工夫。所谓“用文献知识广博我，用礼制约束我”，既竭尽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卓然独立，正是言下用功处。圣人看得颜回亲切，说：“颜回不愚。”又说：“颜回不是帮助我。”都是很喜欢的话。不仅喜欢颜回，大概又自喜得其所授。

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考察他的安心之处。人怎么能隐藏呢？人怎么能隐藏呢？”

注家说：“人怎么能隐藏呢。”然而观察人的始终，哪里能隐藏他的真情？这一句有毛病。如果是人隐藏真情，被我察得出，这样却是圣人专门教人

译观察人的隐微之处，使人无处可逃，这并不是圣人观察人的本意。这三句话是统括地讲述观察人的善恶，都包含在其中。如果是好人，又怎么会隐藏真情呢？坦然明白，让天下人自己看清楚罢了。所谓“人焉廋哉”，是说人的善恶无法逃脱我的观察，哪里是说人不能隐藏他的真情呢？孟子的意思也是如此。最难的事情，莫过于了解人。如果了解人，天下就可以治理，这难道是小事吗？如果谈论了解人的方法，没有超过这三条的，但这与孟子所说的不同。孟子的说法，还带有推测的成分，只有向上提升的人才能识得。如果按照孔子的说法，则不论地位高低，只要这样细致地观察，就能看清人。难处在于“观”、“视”、“察”这三个字上。如果在这三个字上有一个字粗疏，看得不真切，就看不出来，就会有差错。要从这三个字上体悟到圣人忠厚的用意，才好。

译孔子说：“温习旧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的理解，这样就可以做老师了。”

依靠记忆和问答来学习，不足以做别人的老师。温习旧知识而能领悟新道理，却可以做老师。因为记忆和问答是有限的，而义理是无穷无尽的，记忆问答虽然很多，但如果义理不明白，即使读万卷书也没有益处；如果能温习旧知识而能有所创新，即使一句话也有补益。知道记忆问答不足以做老师，然后才知道温习旧知识可以做老师。另一种说法是，温习旧知识而能领悟新道理，就能自己找到老师了。古人有经师、人师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有意义。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一种用途）。”

《易经》说：“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器。”所以《礼记》也说：“大道不像器具。”君子对于道，是从粗浅进入精微，所以说：“君子不像器具。”

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再把它说出来。”

这一段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先行”是一句话，以行为先，然后言语跟随；另一种说这是侍奉君主的道理，“先行其言”是一句话，就像孟子所说的“如果要实行他的话，就接近他”一样。

孔子说：“君子团结众人而不结党营私，小人结党营私而不团结众人。”

朱熹解释说：“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本来不大，只是小人动不动就相反。”这固然对，但不够精微。君子与小人，正是在相近的地方相反，所谓名义相近，实际却相距甚远。比与周，群与党，矜与争，和与同，泰与骄，它们相近的地方才毫厘之间，论起相反来，却有天壤之别，这就是君子之所以能在毫厘之间明察的原因。

孔子说：“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危险。”

现在的人不能广泛学习，就有简约的意思，整天危坐，有所思索，说：“我将以此作为道。”所以才智之士得以嘲笑他们，他们的毛病在于不学习。古人谈论学与思，曾经一起说，缺少一个都不行。便可见圣人也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思索，没有益处，不如学习。”然而学习而不思考，那么学习只是学习，我只是我，并没有交融提升。《管子》说：“思考，思考，又反复思考。思考不止，鬼神将通晓它。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神的极致。”这种说法对思考讲得极好。

孔子说：“钻研那些邪说，这是有害的。”

在孔子当时，异端还没有盛行，圣人先有这样的说法，可见圣人深谋远虑。直到后世，与异端相争胜负，所谓排斥它反而更加盛行的，逃不出这两句话。却完全与孟子的作用不同：一是时势不允许，二是力量不及。这件事只要自己明白，人心有所主宰，自然不转移，就没有口舌争胜的道理。只以后世一件事来说：丧葬祭祀的礼制淡薄，仁人孝子无法满足心意，所以佛教的说法出现并乘虚而入，仁人孝子开始借此来满足不满的心意。其罪责在于正道不明。

孔子说：“仲由，教导你对待知与不知的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子路并不是在对待老师时怀着隐瞒实情的心思，也不是自我安慰、自我宽恕的人。这个人刚强勇敢，事事都要知道，事事都要去做。只看他在生死鬼神之间，就是事事都要知道；“未能实行，唯恐听到”，就是事事都要去做。既然事事都要知道，等到不知道的地方，不免强行探求，猜测中意，自以为已经知道了。世间的事如何能一一强行知道？古人以致知为学问之首，致知在于格物，如果不向穷理上用功，如何能事事自知？夫子说：“大概有不知道却凭空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多听，选择好的跟着做；多看并记住，这是次一等的知。”由此说来，把不知道当作知道，不只是子路一个人。除非圣人就是生而知之，如果以下还有学而知之，也有困而知之的人。不知道却想强行知道，是无时可知；如果自以为不知道，寻求知道的方法，就有时可知道了。这是圣人教诲子路致知的道理。

子张学习求取官职俸禄。孔子说：“多听，保留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谈论其余的，就少过失；多看，保留有危险的地方，谨慎地实行其余的，就少后悔。言语少过失，行为少后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大体上人多言多过，多做多失，然而有应该实行和言语的地方，只要十分审慎。多听保留疑问，多看保留危险，已经是仔细拣择了。其既保留之余，又谨慎地言语，谨慎地实行，可谓仔细到极点了。然而又不敢保证没有过失，只说少过失、少后悔，确实啊，人无过失很难。《易经》说：“悔吝，说的是小毛病。”人如何能到达无悔无过的境地？但少过失后悔，已经是大段淳厚谨慎笃实，言行无伪。然而子张学习求取官职俸禄，圣人却这样回答他，大概未能无过，自然是有罪责，哪有得到俸禄的道理？得到的自然是侥幸。如果没有过失罪责，虽然不一定马上得到俸禄，但也有可得的道理。所谓俸禄在其中，也不能说一定有。孟子所说的修养天爵而人爵跟随，不是说人爵从天爵来，跟随是说任其自然。《诗经》说求取俸禄要和乐平易，古人也曾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子张把这作为急迫的学习内容，与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同意，却不是泛泛而问。

哀公问：“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罢黜

译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安排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安排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信服。

译“错”字，如同“苟错诸地”中的“错”字，意思是举出正直之人，置于众多邪曲之人之上，以此向百姓明示，那么百姓就会信服了。君主使百姓信服，只有两件事：修养自身、任用贤人罢了，所以说：“君主崇尚道义，百姓就没有不敢信服的。”

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努力，该怎么做？”孔子说：“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敬父母、慈爱幼小，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善良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努力。”

仔细考察上述解释，似乎不够精纯。季康子并非自己窃取了权力，想要百姓归附季氏，因为季氏世代执掌国家权柄，百姓归附已久。大体上，权臣窃取民心，不是靠威势强力，就是靠姑息纵容，时间久了必然自行瓦解。季氏的民心，已经分散到陪臣那里去了。季康子也知道，前代君主之所以能得民心，并非依靠权术，所以心中感慨。敬、忠、劝这三个字，也不是寻常泛泛之问。因为季康子曾问弟子谁好学，以及冉求、仲由担任大臣的事，他对圣门略知尊崇向往。大体上，要使百姓尊君亲上、改过迁善，应当在人心上用功夫；要想在人心上用功夫，应当在自身上用功夫，这是简易而长久之道。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啊！只有孝，友爱兄弟，并将这种德行施于政事。’这也算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为”字如同《中庸》所说，人不能违背道，凡是建立条教、号令、赏罚之类，都算是为政。说这话的人，也是当时像季孙、孟孙、阳虎那样的卿大夫，并非学者询问圣人政事。他们却不知道，修身齐家之时，为政已经勤勉了，并非无所作为，也并非不作为，只是不同于别人的作为罢了。

孔子说：“人如果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群体必然争夺，争夺必然混乱，所可以依靠的，只有信用罢了。人如果不讲信用，有利可图就争夺，有便宜可占就离去，即使一天也待不住，一步也走不动。所以孔子又说：“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事情可以预知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知的。”

《唐书·郑防传》记载郑相如的话：“孔子说‘继周者百世可知’，我也能知道。”他的论述后来祸福应验如响，才知道后世的人如此解说子张的这一句话。大概不仅后世的人如此解说，子张提问的本意也是如此。所谓“十世可知”，是泛泛地问及，不特指某件事，就是要问及后来的事情罢了。至于预知未来的事情，圣人在《易经》中反复强调，但这难道是教导学者的事吗？这就像子路问侍奉鬼神和死亡的事一样，然而圣人却不能回答他不知道。因为子张所问没有指明具体何事，所谓“十世可知”，不知是前十世还是后十世，也不知是治乱、兴衰还是变更，不能特指一个名称来命名。所以圣人根据他所问的来教导他，其意认为现在可以知道的只是礼。如果论及礼的增减，前十世如夏、商，是可以知道的；后十世如继承周朝的，也是可以知道的。所谓“夏礼我能说”之类就是如此。典章文物的沿袭变革增减，是儒者应当讲论的事。

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是谄媚。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却不去做，是无勇。”

大体上，解说言辞的弊病在于牵强附会，像这两段话本应当连在一起解说。但后来的解释支离破碎，意思没有出来。“非其鬼而祭之，是谄也”，那么不该祭祀的鬼神，固然不应当祭祀。然而人们也对此有所忌惮，所谓“有祭祀之举，没人敢废除”就是如此。只有勇于行义的人，才能断然不疑。如果知道道义上应当去做，却犹豫不决，这就是无勇。这两段话，是圣人有所针对而说的。

八佾第三

孔子评论季氏说：“他在庭院中舞八佾，这都能忍心，还有什么不能忍心的呢？”前辈曾经论说，踩踏路马有罪，啃咬路马有罪，君臣的分别确实严格，何至于如此呢？大概圣人的意思深远。平时无事之时，培养臣子敬慎戒惧之心，使见到君主的马也不敢轻慢。以此类推，君主何止像天那样尊贵，臣子何止像地那样卑贱！用这种规范来防范百姓，百姓怎敢冒犯上级？从这件事来看，先王之所以制定礼乐的等级，都是为了培养臣子敬慎戒惧之心。所以乱臣贼子必定先改变礼乐，然后才敢作恶，像季氏舞八佾就是这样。人之所以不做不义之事，是因为不忍心去做。如果一旦到了可以忍心的地步，就不能再用做人的道理来期望他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三家大夫用《雍》诗来撤除祭品。孔子说：“‘助祭的是诸侯，天子端庄肃穆’，这三家的堂上哪里用得着这些词句呢？”

三家大夫用《雍》诗来撤除祭品，那么舞八佾就不只是季氏如此，圣人单独指责季氏，是因为季氏实际上是带头者。没有实际内容的名号，不合身份的礼仪，小人尚且接受，至于借用他人的名号据为己有，不是疯癫的人是不会做的。身为大夫而诗中却说“天子端庄肃穆”，不是疯癫就是病态，这就是圣人哀叹的原因。

孔子说：“人如果不仁，礼能怎么样呢？人如果不仁，乐能怎么样呢？”

仔细考察上述言辞，解说得非常深奥，然而经文本身并不

译像这样。这句话是圣人为季氏而发的。季氏僭越礼制、败坏音乐已经太过分了，圣人对此非常痛心。接着又说：“礼乐也只有在拥有相应地位、具备相应德行的人那里，才能发挥作用。到了不仁的地步，又怎么能运用礼乐呢？”这正像是“给猴子穿上周公的礼服”，只会让人觉得可笑罢了。僭越窃取已经太过分，是自取祸患，礼乐依然存在，起初并不因此就废坏，这正是圣人爱护礼制、保存音乐的深意所在。

译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啊！就礼仪而言，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仪节周全，宁可内心哀戚。”

林放问礼的根本，圣人用“礼”与“丧”两个字来回答，大概是因为丧礼与其他礼仪不同，所以分别加以论述。如今《礼记》中在论述一般礼仪之外，另外专门记载丧礼，极其详细。节俭与哀戚，并不是礼本身，只是就礼的根本而言，大概是在论述礼产生的本源。原本只是用挖空的土块做酒器、用手捧水来喝，用草束做槌、用土做鼓，从中制定礼仪来加以文饰；原本只是随时哭泣、哀号捶胸顿足，从中制定礼仪，便是规定哭泣的次数、捶胸顿足的节度。因为有了这些礼仪，所以丧葬之事发展到文饰的地步，反过来观察其初始状态，必定有裁制增减的道理。

孔子说：“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各国没有君主呢。”

这一段话中“上”字极有分量，如果只说夷狄有君主，那就是说中原各国没有君主了。大概夷狄有君主与中原各国拥有君主的情况不同，但夷狄拥有君主，却还不如中原各国没有君主，意思是夷狄还保有他们的君主。这是圣人极度哀伤时局，因而发出居住在夷狄之地或浮海而去的感叹。

季孙氏到泰山去祭祀，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挽救他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

季孙氏僭越礼制，圣人非常担忧，不是担忧季孙氏本人，而是担忧礼制的败坏。“你不能挽救他吗”，挽救季孙氏就是为了挽救礼制。人不能挽救，便把这种期望寄托于神灵，哀伤之意深切，期望之意迫切。这正是《春秋》中齐桓公不记载秋冬季节的用意。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那一定是射箭比赛吧！互相作揖谦让后上场，射完后下来饮酒。他们那种争，也是君子的风度。”

《礼记·射义》说：“《诗经》说：‘射中那靶心，以求推辞你的酒爵。’祈，就是求，求射中靶心来推辞酒爵。酒是用来养老的，用来养病的。求射中靶心来推辞酒爵，就是推辞别人的赡养。由此看来，射不中而饮酒的人，并不是因为被罚酒，这反而是用来赡养他的。射中靶心以求推辞酒爵的人，并不是害怕受罚，而是谦逊卑下，不敢承受别人的赡养。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射箭不争胜负，而争着把自己放在谦逊卑下的地位，他们的争竞就是这样的，这可以算是君子吗？”“揖让而升，下而饮”作为一句，大概是指下来之后又上去饮酒。

子夏问道：“‘巧笑倩兮，美目盻兮，素以为绚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的事，是在白色的底子上才进行的。”子夏说：“那么礼是不是也是在仁之后呢？”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商啊，现在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这一段应当仔细考究。《礼记》说：“甘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绘，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这样看来，就是用白色比喻忠信，用彩绘比喻礼。现在子夏的论述，却用素白比喻礼，这必定有说法。子夏之所以怀疑诗人的言辞，也是没有理解诗人的话，认为巧笑美目如此美好，却用素白来加以文饰，为什么呢？因为素白并不是用来文饰的。孔子回答“绘画的事是在白色之后”，证明素白是可以用来文饰的。《周礼》记载绘画之事“后素功”，解说者认为先施加颜色，后铺上素白，是为了防止污渍。《易》中“渍污”的说法不对，大概“后素”的意思是，虽然有彩绘的颜色，如果不使用素白来间隔次序，那么彩绘就不鲜明。《论语》注说：“用素白分布其间”是正确的。那些绘画之事，应当以五色为上，现在却用素白分布其间，才形成藻绘的装饰。素白对人的益处真是大啊！推究其同类来看，那么返本归真的论述应当有所归属。子夏因此领悟了“后素”的含义，知道圣人制定礼制的用意，是以素白来修饰尽善尽美的意思，那么素白就是礼，而文饰就不是礼了。这就是孔子高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辗转阐发，不仅仅在一处有所见。如果只在一件事上见到一件事，也只是普通学者的作为，不是圣门弟子的功夫。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验证；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验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如果充足，我就能验证了。”

《礼记》记载言偃问孔子说：“您极力论述礼，可以听听吗？”孔子说：“我想观察夏朝的道，所以去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只得到了《夏时》；我想观察商朝的道，所以去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只得到了《坤干》。《坤干》的意义，《夏时》的等级，我通过这些来观察。”从这些话来看，

石鼓论语答问卷上

<经部,四书类,石鼓论语答问>

钦定四库全书

石鼓论语答问卷中

宋 戴溪 撰

泰伯第八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多次把天下让给他人，百姓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称赞他。”

前辈说许由只能逃避尧的禅让，却不能逃避名声。如果名声已经跟随而来，越是逃避名声越是到来，大概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所谓至人无名的，是形迹都消隐了，不等到有名声再去逃避。范蔚宗的话说得好：“泰伯、伯夷未曾有过让位之心。”所谓未曾有过让位之心，是因为当初不曾为了“让”这个字做出许多事情。当初泰伯、伯夷只是认为君父的命令不可违背，兄弟与我是一体的，所以离去而不称王，心中始终不曾认为让位是好事而去做。这就是百姓找不到词语来称赞的原因。他们本无让位之心，哪里会有让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