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论语答问卷中
之名，百姓又何縁得知？且如韦元成、刘恺、丁鸿之徒，虽未必是勉强矫拂以求名，只是他胷中毕竟道是好事，有心去做，所以欲逃此名不可得，被朝廷迫促，明有贵让时也。縁此泰伯三以天下让，按《史记》泰伯知古公欲立季歴而亡去荆蛮，断发文身，却不曽见他三让，如汉文所谓「南乡让天下三」之类。兼泰伯若在此迁延退让，至于再三，百姓亦自得而称矣。明道先生曰：「三让者，不立一也，逃去二也，断髪文身三也。」此説是。若使泰伯当初只是不立，不逃去；若逃去不断髪文身，亦恐未免有顾恋意思。直使斩截得恁地分明，当初百姓只见得泰伯若狂惑之为者，后世圣人推见至隠，便见得泰伯此三事都是他让天下处。所谓三以天下让者，亦是圣人推原周家得天下之本处，如王迹起于后稷之意。若曰泰伯逆知文王之圣可以得天下而让焉，虽武王牧野时无是心也，而况于泰伯乎！
译这名声，百姓又怎么能够得知呢？况且像韦元成、刘恺、丁鸿这些人，虽然未必是刻意矫饰违背常情来求取名声，只是他们心中终究认为这是好事，有心去做，所以想要逃避这个名声也做不到，被朝廷催促，明显是因为有推让爵位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泰伯三次把天下让出去，按照《史记》记载，泰伯知道古公亶父想立季历为继承人，就逃往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却并没有看到他三次推让，像汉文帝所说的“向南推让天下三次”之类的情形。况且泰伯如果在这里拖延退让，直到再三，百姓自然也会知道并称赞他。明道先生（程颢）说：“所谓三次推让，不立为继承人是一次，逃往外地是二次，断发文身是三次。”这种说法是对的。假如泰伯当初只是不立为继承人，却不逃往外地；或者虽然逃往外地，却不断发文身，恐怕也难免有顾念留恋的意思。只有像这样斩钉截铁地分明，当初百姓只看到泰伯像是疯癫迷惑的行为，后世的圣人推究洞察到极隐秘的内心，才看出泰伯这三件事都是他让天下的表现。所谓“三次把天下让出去”，也是圣人推究周朝得天下的根本所在，就像王业的踪迹始于后稷的意思一样。如果说泰伯预先知道文王圣明可以得天下而让位给他，那么即使武王在牧野之战时也没有这种心思，何况是泰伯呢！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甚矣，礼之功用甚大也！圣人専将此去约人归于中。葢此有防范、规矩底物，有所持循、遵守，初学之人不可一日无此。一日无此，直是不可以立。恭与慎与勇与直，都是极好资质；劳与葸，可谓有害于身；乱与绞，可谓有害于人。人有极好资质，只縁无礼以节之，遂至甚害。如此，人之为学，岂可一日无礼？不好资质又不曽学礼，其祸岂可胜言哉！此四句，只是「慎而无礼则葸」一句难説。葢慎之一字，如执圭鞠躬，执虚如执盈之类是也。此亦自有中礼处，若无礼，则心志沮丧，血气溃乱，亦大有害事处。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圣人在家庭上用功，只是要在斯民心术上理防。大抵事事近厚，方能上下相安。温公曰：「受人恩而不负者，为子必孝，为臣必忠。」夫辜恩负义之人，必非忠臣孝子；而一言一语不相背负者，必可以托六尺之孤。圣人所以能固结民心，患难不相弃者，皆自其父兄子弟始。若子弟不有父兄，夫妇不相存，朋友不相保，锲薄如此，亦何有于君上？葢一处坏，则百处坏矣。秦人立法，专一离人父兄亲戚之爱。前辈谓：「古人立法，劝人为善；秦人立法，禁人为善。」
曽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甚矣，此身之可畏也！凡天下之物，可以生之者，皆可以杀之。一事不谨，死有遗恨。古之君子，爱防此身如璧玉，葢此身非我所自有，未死之前皆不足恃，当事事防检，使无一事可恨。及其啓手足也，奉父母之全体还而归之，使死者有知，从父母于九原，至此盖不足恨也。
曽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曽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逺▯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逺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逺▯慢，近信，逺鄙倍，有二説其一説已其一説人。《乐记》称：「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心中斯湏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湏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入之矣。」如此説当称在已可也。《中庸》称：「动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如此説当称在人可也。前辈亦多作在已暴慢説若参考文意，却恐不是説在已何故？縁斯」字説不通。若説动容貌斯逺得暴慢，未动容貌时如何？兼未曽于心术用功，难为动容貌便逺得暴慢。至如正顔色斯近信，此语尤説不通。前辈説有诸已之谓信，闲常时不曽信，如何正顔色便近信？莫不相交涉否？縁其闲有窒碍不通处，遂不免去上面一字都重説了。如动、如正，固重説得；如出一字，如何重説前辈将修辞説出辞气，却不知「脩字与「出」字大段不同，难为如此説曾子之意，以为君子所贵乎道者，为其功用甚大故也。道全徳备，后才动容貌，民莫不敬，暴慢自逺矣；才正顔色，不待号令，而民之信者过半矣；才出辞气，民莫不从，鄙倍自逺矣。所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皆逺鄙倍之类也。《乐记》曰：「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顔色弗与争矣，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故徳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其此之谓乎！君子之所以用力于斯道者，为其若此故也。到得笾豆之事，事闗宗庙，尙付之有司，则其他事不问可知矣。曽子之意，不特为孟敬子设，使孟氏畧知此説此鲁之幸也。大抵圣贤忧民之心，到死不泯。
曽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君子之心，自视歉然，视天下皆可师之人，学问无可止之法，但见人皆能而我不能，人有我无，人实我虚，我且无有，尚复与谁校耶？昔者吾友不明言顔子，而先儒皆以为顔子，何也？孔门中只有顔子可当此，是以断然归之顔子无疑。从事于斯，盖十分于上面用工来。
曽子曰：
译孔子说：“恭敬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徒劳无功，谨慎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畏缩不前，勇敢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作乱，直率而没有礼的节制就会尖刻伤人。”
礼的功用真是大啊！圣人专门用礼来约束人，使人归于中正。因为礼具有防范和规矩的作用，有所持守和遵循，初学者一天也不能缺少它。一天缺少它，简直就无法立身。恭敬、谨慎、勇敢、直率，都是极好的资质；徒劳和畏缩，可以说对自身有害；作乱和尖刻，可以说对他人有害。人拥有极好的资质，只因为缺乏礼来节制，竟然导致极大的祸害。像这样，人做学问，怎么可以一天没有礼呢？如果资质不好，又没有学习礼，那灾祸岂是说得尽的！这四句话中，只有“谨慎而没有礼就会畏缩”这一句难以解释。因为“慎”这个字，就像手持玉圭鞠躬、捧着空器如同捧着满器那样小心谨慎一样。这本来自有合乎礼的地方，如果没有礼，就会心志沮丧，血气溃乱，也是大有害处的。
君子对亲人笃厚，百姓就会兴起仁爱之心；君子不遗弃老朋友，百姓就不会刻薄寡恩。
圣人在家庭伦理上下功夫，只是为了在百姓的心术上加以治理和防范。大体上，事事敦厚，才能使上下相安。司马光说：“受人恩惠而不辜负的人，做儿子一定孝顺，做臣子一定忠诚。”那些辜负恩义的人，必定不是忠臣孝子；而那些一言一行都不违背承诺的人，必定可以托付年幼的君主。圣人之所以能巩固民心，在患难中不互相抛弃，都是从对待父兄子弟开始的。如果子弟不敬重父兄，夫妻不相顾惜，朋友不相保护，刻薄到这种地步，又怎么会对君主忠诚呢？因为一处坏了，百处也就坏了。秦朝立法，专门离间父子兄弟亲戚之间的恩爱。前辈说：“古人立法，是劝人为善；秦人立法，是禁止人为善。”
曾子生了病，召来门下的弟子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小心谨慎，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脚踏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弟子们！”
这身体真是令人敬畏啊！天下万物，能使之生的，也都能使之死。一件事不谨慎，死后会有遗恨。古代的君子，爱护防范自己的身体如同璧玉一样，因为身体不是自己私有的，在未死之前都不能依赖，应当事事防范检点，使没有一件事可恨。等到他展示手脚时，将父母赐予的完整身体归还给父母，使死者如果有知，能跟随父母于九泉之下，到这里大概就没有什么可恨的了。
曾子生了病，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说：“鸟将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点：端正仪容，就能远离粗暴傲慢；端正脸色，就能接近诚信；注意言辞语气，就能远离鄙陋悖谬。至于祭祀时笾豆的摆设等礼仪细节，自有主管的官员负责。”
“远离粗暴傲慢，接近诚信，远离鄙陋悖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针对自己，一种说法是针对他人。《乐记》说：“极尽礼来整治自身，极尽乐来整治内心。内心稍微有不和乐，那么鄙诈之心就会侵入；外貌稍微有不庄重不恭敬，那么轻慢之心就会侵入。”按照这种说法，应当说是针对自己就可以了。《中庸》说：“行动而百姓没有不尊敬的，说话而百姓没有不信任的，行事而百姓没有不喜悦的。”按照这种说法，应当说是针对他人就可以了。前辈大多将其解释为针对自己的粗暴傲慢，但如果参考文意，恐怕不是说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斯”字解释不通。如果说端正仪容就能远离粗暴傲慢，那么在未端正仪容时又怎样呢？况且未曾在心术上用功，很难说一动仪容就能远离粗暴傲慢。至于“端正脸色就能接近诚信”，这话尤其解释不通。前辈说“自身有诚信才叫信”，平时不曾有诚信，怎么端正脸色就接近诚信了呢？难道不相互关联吗？因为其中有窒碍不通的地方，于是不得不把上面的字都重新解释。如“动”、如“正”，固然可以重新解释；如“出”字，怎么重新解释呢？前辈用“修辞”来解释“出辞气”，却不知道“修”字与“出”字大不相同，难以如此解释。曾子的意思，认为君子所看重的道，是因为它的功用很大。道德完备之后，才端正仪容，百姓没有不尊敬的，粗暴傲慢自然远离了；才端正脸色，不待号令，而信任百姓的就过半了；才发出言辞语气，百姓没有不听从的，鄙陋悖谬自然远离了。所谓“伟大啊君王的言语，专一啊君王的心”，都是远离鄙陋悖谬之类。《乐记》说：“内心和顺而外表顺从，那么百姓看他的脸色就不与他争辩，望他的容貌就不产生轻慢之心。所以德辉感动于内而百姓没有不承听，理发诸外而百姓没有不承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君子之所以在这道上用力，就是因为这样。到了笾豆之事，事关宗庙，尚且托付给主管官员，那么其他事情不问可知了。曾子的意思，不只是为孟敬子而设，如果孟氏略知此说，这是鲁国的幸运。大体上，圣贤忧民之心，到死也不泯灭。
曾子说：“以有才能向无才能的人请教，以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好像无，实好像虚，被人冒犯也不计较。从前我的朋友曾在这方面下功夫。”
君子的心，自视谦卑，视天下皆可师法的人，学问没有止境的方法，只要见别人能而我不能，别人有而我无，别人实而我虚，我尚且没有，还跟谁计较呢？从前我的朋友没有明说是颜回，而先儒都认为是颜回，为什么呢？孔门中只有颜回能当得起这个，所以断然归之于颜回无疑。从事于此，大概是在上面十分下功夫了。
曾子说：
鲁直云：「与人言而靣谩，岂可寄百里之命？」其説「命」字与旧説不同，旧説谓百里之民命，当依此説也。人之观人，亦于利害者察之耳，利害轻而后可以为君子。平居髙论，无一事不能，一旦嵗寒，万事瓦解。此三节只是不负此心。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亦知是不负此心尔。
曽子曰：「士不可以不▯毅，任重而道逺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逺乎？」
善有力，恶亦有力，故学者若无力，一步亦进不得。前辈云：「曽子此数语极有力。」兹事事大体重，学者无志于斯，尽悠悠不妨；若出来担当此事，日引月长，非大有力量负荷不去。譬如重载适逺，前靣更有无限艰阻，车马坚好，强力不倦，终有必到之理；车敝马羸，曰未中而税驾，其与未出门等耳。古人论学所以贵勇、贵刚者，为此。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前辈论为学有次第，以为防伊川《语録》不可一例防，有初学入门处，有体证处，有感发处，有持守处，有调习处，有▯养处，有观尽处，有感应处。学者有得于《诗》，则能兴起善心，谓其有感发处也；有得于《礼》，则能立身，谓其有持守处也；有得于《乐》，则自然成就，谓其有▯养处也。此论为学次第，兼言学者不可専事文义，《精义》中説此一段最详。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是恐民之智，将以愚之，亦不是。匹夫匹妇之愚，不可与知，此一段自是论圣人动化之道。可使民由之，所谓鼓舞震荡，忽焉若神，耕食凿饮，不知帝力于我何有之类是也。若使民知之，则是在我未免有形迹，而道化之在民者亦浅矣。王者皥皥，所谓由也；霸者驩虞，所谓知也。水涸，鱼相喣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此一段只是论人不可有忿疾之心，才有忿疾，心便愤激，愤激者，祸乱之阶也。如「好勇疾贫」，固不待説；「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虽曰疾恶，然自家先怀愤疾之心，一事做不成，激成祸患者多矣。乱字不必一一説到僭夺，但是不循理为患害者，皆乱也。人之所以能安贫者有二：其一是守道安分，其一只是力不足，俛首甘心。若天资勇鋭，力足以行其志，才有疾贫之心，其胷中愤愤然不能一朝居，小则椎理发冡，大亦能呌呼横行，譬如毒蛇蝮蝎，必噬啮草木以致其毒而后已。人到得不仁，已是胷中悖然了，自家只有寛缓驯扰、矜怜哀抚、收拾惩诫之意。若忿疾已甚，必有不肖之心应之，斯不可救也。此其乱虽在人，其所以致乱者实在我，故曰「乱也」，与「好勇疾贫」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谢上蔡谓：「克已工夫未肯加，吝、骄封闭缩如蜗。骄是不能进善，吝是不能改过。骄吝不除，自为封闭，其缩如蜗是也。」圣人所以为圣人者，只是论徳，不是论才。骄吝尚存，更说恁徳？此其所存也无几矣，尚何观焉！自古圣人多才者，无如周公。故三代圣人礼乐，至周公纎悉尽备，更无一事欠阙。周公固可谓多才艺者。圣人之语及此，极言多才不足恃，便使才如周公，骄吝尚不足观，何况么麽之人，能有几何，而恃才不学，鲜有不杀其身者也。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昜得也。」
三年学不至于谷，何也？只是善不昜得也。古人为善，直是用功，如惟日不足，如鸡鸣而起。大扺此心如救焚，如拯溺，如追亡人，如饥渴切身，只縁是不可容昜得。三年学，亦可谓从事于善矣。若说便到于善，亦未敢造次相许，此敎学者强勉不倦之意。又曰：「一日克巳复礼，天下归仁，何也？」用功时直是一生，到时只是一日。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隠。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
笃信好学横渠先生曰：「笃信若不好学，亦不失为善人、信人。」此语恐未必然。笃信
译鲁直说：“与人交谈而当面欺骗，怎么可以托付治理百里之地的重任呢？”他对“命”字的解释与旧说不同，旧说认为“命”是指百里之地的百姓性命，应当依据这种说法。人们观察他人，也是在涉及利害的事情上加以考察罢了，只有轻视利害之后，才能成为君子。平时高谈阔论，似乎没有做不到的事，一旦遭遇严酷环境，万事便土崩瓦解。这三节内容只是强调不辜负本心。孟子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也知道是不辜负本心罢了。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把实行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也很重大吗？直到死才停止，不也很遥远吗？”
善有力量，恶也有力量，所以求学者如果没有力量，一步也前进不了。前辈说：“曾子这几句话极有力量。”这里所说的事情重大而根本，求学者如果对此没有志向，整天悠悠荡荡也无妨；但如果要出来承担这件事，日子一天天过去，月复一月，没有极大的力量就无法负荷。好比重载远行，前面还有无限的艰难险阻，如果车马坚固良好，强力不倦，最终有必定到达的道理；如果车破马弱，不到中午就停车休息，那与没有出门是一样的。古人论学之所以崇尚勇敢、崇尚刚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孔子说：“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
前辈论说为学有次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伊川语录》，其中有初学入门的地方，有体证的地方，有感发的地方，有持守的地方，有调习的地方，有涵养的地方，有观尽的地方，有感应的地方。求学者从《诗》中获得益处，就能兴起善心，这就是有感发的地方；从礼中获得益处，就能立身，这就是有持守的地方；从乐中获得益处，就能自然成就，这就是有涵养的地方。这论说了为学的次第，兼言求学者不可专事文义，《精义》中论述这一段最为详细。
孔子说：“民众可以让他们遵照去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
“民可使由之”，并不是担心民众的智慧，想要愚弄他们，也不是这样。普通百姓的愚昧，不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一段自然是论述圣人教化之道。可以让民众遵照去做，所谓鼓舞震荡，忽然间如同神助，耕种饮食，不知道帝王的恩力对我有什么益处之类就是这样。如果让民众知道为什么，那么在我这里未免留有形迹，而在民众那里的道化也就浅薄了。王者淳厚，就是所谓的“由”；霸者欢娱，就是所谓的“知”。水干了，鱼互相吐沫湿润，不如在江湖中互相遗忘。
孔子说：“喜好勇武而厌恶贫困，是祸乱。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过分，也是祸乱。”
这一段只是论述人不可以有忿恨疾恶之心，一旦有了忿恨疾恶，心便愤激，愤激是祸乱的阶梯。如“好勇疾贫”，固不用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虽然说是厌恶恶人，但自己先怀有愤恨疾恶之心，一事做不成，激成祸患的情况很多。“乱”字不必一一说到僭越夺取，只要是不循理而成为祸害的，都是乱。人之所以能安于贫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守道安分，一个只是力量不足，低头甘心。如果天资勇锐，力量足以实行其志向，一旦有了厌恶贫困的心，胸中愤愤不平不能安度一朝，小的则椎头发冢，大的也能叫嚣横行，好比毒蛇蝮蝎，必定要噬咬草木以致其毒而后已。人到了不仁的地步，胸中已经是悖逆了，自己只有宽缓驯服、矜怜哀抚、收拾惩诫的意思。如果忿恨疾恶太过分，必定有不肖之心响应，这就不可救药了。这祸乱虽然在别人身上，但导致祸乱的原因实在在于自己，所以说“是祸乱”，与“好勇疾贫”相同。
孔子说：“如果有周公那样的才华之美，如果骄傲而且吝啬，其余的就不足看了。”谢上蔡说：“克己的功夫不肯加，吝啬、骄傲封闭收缩如同蜗牛。骄傲是不能进善，吝啬是不能改过。骄傲吝啬不除去，自己封闭，其收缩如同蜗牛就是这样。”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论德，不是论才。骄傲吝啬尚且存在，还说什么德？这所存的也就无几了，还有什么可观的呢！自古圣人多才的，无如周公。所以三代圣人的礼乐，到周公细致完备，更没有一件事欠缺。周公固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人。圣人的话及此，极力说明多才不足恃，即使才如周公，骄傲吝啬尚且不足观，何况渺小之人，能有多少，而恃才不学，很少有不自取灭亡的。
孔子说：“三年学习，不至于求取俸禄，是不容易得到的。”
三年学习不至于求取俸禄，为什么呢？只是善不容易得到罢了。古人做善事，只是用功，如惟日不足，如鸡鸣而起。大体此心如同救火，如同拯救溺水者，如同追赶逃亡的人，如同饥渴切身，只因为是不容易得到的。三年学习，也可以说是从事于善了。如果说就能达到善，也不敢轻率地答应，这是教导学者强勉不倦的意思。又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什么呢？”用功时直是一生，达到时只是一日。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
笃信好学，横渠先生说：“笃信若不好学，也不失为善人、信人。”这话恐怕未必如此。笃信
好学，只是一事，笃信而好学，守死于善道，如此而巳。今匹夫匹妇酷信佛法，诵经便是笃信好学耶？贫且贱耻焉，不是耻贫贱，是耻不得列为君子也。此一叚极言学者强力自守处，言当做底事，直是斩钉截鐡做到彻骨；不当住去处，直是褰裳疾走，若将浼焉。可出时便出，可隠时便隠，直是坚强不变。如此与子路问强一叚相类，且是见得彻，信得及，做得坚，无所拟议，无所计较，无所顾恋，到此方谓之力学。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直是不为；箪食豆羮，不以其道，虽饿死，直是不受。非其道、非其义，一介直是不与，一介直是不取。兵可去，食可去，信直是不可去；可杀、可辱，直是不可使为不义。学者湏是守此心到死不变。
译爱好学习，仅仅是一件事，坚定地相信并爱好学习，坚守正道至死不渝，如此罢了。如今平民百姓极度信奉佛法，诵读经文就是笃信好学吗？贫穷且低贱而感到羞耻，不是羞耻贫穷低贱，而是羞耻不能位列君子之中。这一段极力阐述学者努力自强、坚守本心的地方，说应当做的事，真是斩钉截铁做到彻底；不应当停留的地方，真是提起衣襟快速离开，唯恐玷污自己。可以出仕时就出仕，可以隐居时就隐居，真是坚强不变。这与子路问“强”的那一段相似，并且是看得透彻，信得坚定，做得坚贞，没有犹豫，没有计较，没有顾念眷恋，到了这个地步才称为努力学习。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坚决不做；一筐饭一碗汤，如果不合乎正道，即使饿死，也坚决不接受。不合乎正道、不合乎道义，一丝一毫也坚决不给予，一丝一毫也坚决不索取。军队可以舍弃，粮食可以舍弃，信用却坚决不能舍弃；可以杀、可以辱，却坚决不能让他做不义之事。学者必须坚守这颗心至死不变。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前辈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恐未必然。葢政是国家大事，夫子所谓「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是也。葢天下有道，则庻人不议。贱臣图柄臣者，非国之福也。不任其事而与闻其谋，鲜不为身祸与国家之祸者，汉党锢事可畧见矣。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石林说：「乱」为卒章，是今《离骚》卒章称「乱曰」。大要《关雎》必非文王时作，故《史记》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雎》作。」是伤今思古之诗也。然当时贤者虽追述其事而为之诗，未必被之声歌。今《毛诗》如此多，何曾一一用为乐章？及至师挚推原《关雎》之义，为之声音，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故洋洋盈耳。司马迁所谓「师挚见之」者，甚言师挚识本末，使此诗被于声歌，致乡人邦国惯于听闻，庻几正家而天下定之意，人皆知之，此亦夫子之意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人之资质，不怕他鲁钝猖狂，只怕他不诚实。若眞个诚实，百扑不碎，随他分量，皆防成就。若不诚实，一事不成，万有余丧。譬如物才防漏了，便倾江河在中，亦不济事。不直、不愿、不信，只是一个不诚实。狂与侗与悾，是不好资质，只有一防诚实在，尚可救；若连一防都无，更说恁麽？譬如病旣不好，又无元气，安得不死？夫子许琴张、曾晳、牧皮，谓其狂而直；进互乡，谓其侗而愿；不絶鄙夫，谓其悾而信也。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夫以匹夫而有天下，亦可谓甚异甚大之事。正使君子处此，亦湏畧入其心。舜视有天下与耕稼陶渔时相似，禹视有天下如过家门不入时相似，此之谓不与。夫惟不有天下，是故能有天下。不与犹言天下与舜禹不相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内之徳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外之业也。无者，非圣人不足以知之；有者，众人皆见之。惟无，故能有。其所以致此者何也？曰：浑沦之间，无物不有，无物不备，只是大后如此。司马氏谓明徳自虞舜始，礼记亦曰：「后世虽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已。」前辈谓譬之四时，尧春也，舜夏也，此夫子之意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谓至徳也巳矣。」
前辈多言「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此夫子言文王之至徳亦有不足于武王之意。然叅考此段，夫子只言「周之徳不指言文王，安知便専説文王？中间又不曽间以「子曰」，只是连上文説武王事，亦难为专指文王也。按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此《尚书·泰誓》文，其时在牧野。夫子论武王乱臣之説因及牧野之事，明当时武王君臣之本心，言周家之事，亦可谓至徳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商，今日牧野之事，大是不得已，武王之君臣可以无责矣【自「才难」而下，专説武王，故「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斯，此也，此指武王，则此一段专为武王説引舜为证耳】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君子为善，惧其堕于一偏，便被人防当。若事事适中，无偏倚处，便可以闗百圣而不慙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今墨家者流，以为其道出于禹，以裘褐为衣，送死桐棺三寸，曰：「此禹之俭然也。」日夕不休，以自苦为极，曰：「此禹之勤然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曰：「此禹之爱人利物然也。」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胼手胝足，过家门不入，固自有从容中道者，不若是
译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事。”
前辈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谋划那个职位的政事。”所谓“君子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恐怕未必一定如此。因为政事是国家的大事，孔子所说的“那是政事。如果有政事，即使不任用我，我也应当参与听闻”，就是这个意思。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平民百姓就不议论政事。卑贱的臣子图谋权臣的位子，不是国家的福分。不承担那件事却参与谋划，很少有不给自己招来祸患、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汉代党锢之祸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点。
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结束时的合奏，丰富而充满我的耳朵啊！”
石林说：“乱”是终章，就像现在《离骚》终章称为“乱曰”。大抵《关雎》必定不是文王时期创作的，所以《史记》说：“周朝王道衰缺，诗人从男女居室之事起笔，《关雎》于是产生。”这是伤今思古的诗。然而当时的贤人虽然追述其事而作诗，未必被谱成歌曲。现在《毛诗》这么多，何曾一一用作乐章？等到师挚推究《关雎》的意义，为之配乐，用于乡间，用于邦国，所以丰富而充满耳朵。司马迁所说的“师挚看见它”，是极力说明师挚识得本末，使这首诗被谱成歌曲，致使乡人邦国习惯于听闻，庶几正家而天下安定的意思，人人都知道了，这也是孔子的意思。
孔子说：“狂妄而不正直，幼稚而不谨慎，诚恳而不守信，我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回事。”人的资质，不怕他鲁钝猖狂，只怕他不诚实。如果真正诚实，百折不碎，随他分量多少，都能成就。如果不诚实，一事无成，万般丧失。譬如器物才漏了，即使把江河装在里面，也不起作用。不正直、不谨慎、不守信，只是一个不诚实。狂妄与幼稚与诚恳，是不好的资质，只要有一点诚实，还可以挽救；如果连一点都没有，还说什么呢？譬如病已经不好，又没有元气，怎么能不死？孔子赞许琴张、曾晳、牧皮，说他们狂妄而正直；接纳入互乡的人，说他们幼稚而谨慎；不拒绝鄙夫，说他们诚恳而守信。
孔子说：“学习好像追赶什么，惟恐赶不上；赶上了，又惟恐丢失。”孔子说：“崇高啊，舜和禹拥有天下，却毫不居功。”
凭平民而拥有天下，也可以说是非常奇异、非常重大的事。即使君子处于这个位置，也须略微放在心上。舜看拥有天下与耕种、制陶、捕鱼时相似，禹看拥有天下如同过家门不入时相似，这就叫不居功。只有不占有天下，所以能拥有天下。不居功就是说天下与舜禹不相干。
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崇高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广阔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崇高啊！他的成功！光辉啊！他的礼乐制度。”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广阔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这是内在的德行；崇高啊！他的成功，光辉啊！他的礼乐制度，这是外在的功业。无形的，不是圣人不足以知晓；有形的，众人都能看见。正因为无形，所以能有形。他之所以达到这个境界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浑沦之中，没有事物不拥有，没有事物不具备，只是大体如此。司马氏说明德从虞舜开始，《礼记》也说：“后世虽然有兴起的人，虞舜不可企及。”前辈说比如四时，尧是春，舜是夏，这是孔子的意思。
舜有五位臣子，天下就治理好了。武王说：“我有十个治国能臣。”孔子说：“人才难得，不就是这样吗？唐尧虞舜之间，到这里最为兴盛。其中有一位妇女，只有九人罢了。周朝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极致的德行了。”
前辈多言“三分天下有其二，却服侍殷商”，这是孔子说文王的极致德行也有不如武王的意思。然而参考这段，孔子只说“周朝的德行”而不特指文王，怎么知道就专说文王？中间又没有插入“孔子说”，只是连着上文说武王的事，也难以专指文王。查武王说“我有十个治国能臣”，这是《尚书·泰誓》的文字，那时在牧野。孔子论武王治国能臣的说法因而涉及牧野的事，阐明当时武王君臣的本心，说周家的事，也可以说是极致德行。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还服侍商朝，今天牧野的事，大是不得已，武王的君臣可以没有责难了【从“才难”以下，专说武王，所以“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斯，这，这指武王，那么这一段专为武王说，引舜为证罢了】
孔子说：“禹，我没有可挑剔的地方！饮食微薄而对鬼神尽孝，衣服粗劣而对礼服礼帽尽美，宫室低矮而对沟渠尽力。禹，我没有可挑剔的地方！”君子行善，害怕他堕入偏颇，便被人抓住把柄。如果事事适中，没有偏颇之处，就可以贯通百圣而不惭愧，等待百世后的圣人而不迷惑。现在墨家这一类人，认为他们的道出于禹，以皮衣粗布为衣，送葬用三寸厚的桐棺，说：“这是禹的节俭。”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限，说：“这是禹的勤劳。”磨破头顶，磨破脚跟，有利于天下就去做，说：“这是禹的爱人利物。”在国事上勤劳，在家事上节俭，手脚生茧，过家门不入，固然自有从容中道的人，不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