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第九

译子罕第九

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

前辈们说，利的危害严重，命的道理微妙，仁的道义宏大，所以很少谈论。又说：“利不可以屡次谈论，命不可轻易谈论，仁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可以和他谈论，所以很少谈论。”我私下认为这并没有完全精当地防范。圣人本来想要无言，凡是说话都是出于不得已。如果在该说的地方，就说得十分明白；如果在不该说的地方，就一句话也不说。何曾立下规矩说某事必须少说，某事必须多说？这一段只是门徒弟子记录孔子平日教导人的实事。孔子早晚为学者说话，不出《诗》、《书》、礼、乐，日夜用这些来使学者广博而简约，使他们不背离正道，至于利、命和仁很少说，乃是弟子记录所见到的情况罢了。至于撰写《易》，何尝不说利？不说命？回答门徒弟子的提问，何尝不说仁？一部《论语》孜孜不倦地说个不停，这就是所谓在该说的地方，尽量说得明白。

达巷党的人说：“孔子真伟大啊！博学却没有一个特定的名声。”孔子听到后，对门徒弟子说：“我该专执什么技艺呢？专执驾车呢？还是专执射箭呢？我专执驾车吧。”

古代君子练习驾车和射箭，所以问大夫的儿子，年长的说“能驾车”，年幼的说“不能驾车”。孔子的圣明，同时了解孔子的人，最熟悉的是仪封人和达巷党人，他们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这也是当时的隐者。孟子论及这三个人，智慧足以知道圣人的污点，这难道不是说孔子广大吗？只是说得大，没有说所以大的原因，所以称为知道圣人的污点。现在达巷党人认为博学没有特定的名声，是孔子的大，这正与孔子说“尧作为君主真伟大啊！荡荡乎！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相似，能不称为认识圣人吗？从认识圣人的角度看圣人，见他无所成名，只见其大；从圣人反观自身，还不敢以一种技艺自命，只见其小。“我该专执什么？专执驾车？专执射箭？”是疑问的语气，是不敢以一种技艺自命的意思。

孔子说：“用麻布做礼帽，符合礼制；现在用丝做，节省，我跟随大众。在堂下拜，符合礼制；现在在堂上拜，傲慢。虽然违背大众，我跟随在堂下拜。”

远古时期帽子用布，斋戒时则用黑色。用白布做帽子，是日常所戴的。到了斋戒时，就染成黑色。三代时用白布做丧冠，另有委貌、章甫等，形状虽然不同，但都用黑布制作，是常服的帽子【委貌等冠用漆布】。古代君主赐给臣子，以及宴飨之礼，君主酬谢宾客，都下拜叩头。所以齐桓公说：“小白我敢贪图天子的命令，不下拜吗？”天下的事如果不是十分有害于义礼的事，即使是圣人也不敢视为异事。到了有害于义礼的地方，真是流俗可畏。如果生活在现在的世道，看几案安稳、器具方便，必定说席地而坐、用土杯捧饮的人，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

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

伊川先生说：“意是任意，必是必定要实行，固是固执，我是自私。”

横渠先生说：“意，是有思虑；必，是有期待；固，是不变化；我，是有成见。”

范氏说：意，是自己的思虑。内心发动而系于事物，就有必定；必定就坚守而不改变，所以有固执；固执就不能端正，所以有我。三者都出于意，所以意为先。

吕氏说：“意则无义，必则无命，固则无时，我则无天。”谢氏说：“孟子说必定有事做但不要预设，预设就是意。必如必定守信、必定果断，固则所过不化，我则不能与万物大同。”以上前贤对意、必、固、我四字解释极其亲切，请仔细防范。其中谢上蔡说得尤其精妙。防范太史说毋意在先，很好。然而前辈多认为这四件事中以毋我为主。夫意、必、固、我既已杜绝之后，还有什么东西？正所谓寂然不动，志气如神，喜怒哀乐未发，万物皆备于我也。前辈认为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学者所应尽心，我私下有疑问。又说：“毋不要作为禁止的词，圣人杜绝这四者，何用禁止？”我私下认为圣人用功，也不轻率。古人于此下克字、制字、惩字、窒字，其自我检制处极严。只有“毋”才能杜绝，如果不杜绝，遇到境况就会发作。

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说：“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天下的事，不应当这样却这样了的，都是天意。人看见人而不见天，圣人看见天而不见人。看见人，所以有忿怒、有怨恨、有计较、有恐惧；看见天，所以无忿怒、无怨恨、无计较、无恐惧。这一段是圣人看透天理，担负得起，决断坚定的地方。只怕文王死后，文化不在此；又怕天毁灭这种文化，使后死的人不得听闻此道，便无可奈何。如果世道决无灭绝之理，文王的文化决在，圣人世间也决无人事胜天之理。

太宰问子贡说：“夫子是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子贡说：“固然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

译太宰了解我吗！我年少时地位卑贱，所以会许多粗鄙的技艺。君子会多掌握这些技艺吗？不会多的。牢说：“孔子说：‘我没有被任用做官，所以学会了这些技艺。’”

译天纵，是说天生自然而不存私心的意思。太宰认为多才多艺就是圣，不必责怪他不懂圣人，他大概认为“圣”只是多才多艺的别称罢了。圣人并不认为太宰不了解自己，心里只是说：“我因为出身低微贫贱，所以偶然学会多种技能，就把多才多艺当作我的圣，我怎么敢当得起这个称呼呢？”况且君子也不以多才多艺为贵。前辈说子贡的回答也不对，又“多能也”这一句，也说道多才多艺是好事，意思是圣人先已经是圣人了，又额外具备多种技能。像“君子不器”这句话，正可以用来教导子贡，针对他“多学而识之”的说法，子贡之所以还没有领悟，原因就在这里。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个乡下人向我提问，我心里空空如也。我从他问题的两端反复推敲，从而穷尽其中的道理。”

古人有话说：“溺水的人掉进水里，救他的人也要下水；发狂的人向东跑，追赶的人也要向东跑。愚昧的人与生死同流，圣人也与生死同流。”因此，圣人的空与乡下人的空是一样的。圣人因为乡下人的提问，推敲问题的两端，发现其中没有现成的答案，于是反过来体察自身，发现自己的空空荡荡几乎与乡下人相同，所以说没有知识。人能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才知道颜回屡次达到空境，大概是因为他还在努力从事，所谓“有若无”，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无”的境界。

孔子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河图，我这一生大概就这样了！”

谢上蔡说这一段讲得好，说：“不一定是指河图出现和凤凰飞来，只是借此说明圣明的君主不再兴起罢了。”所以我曾经解释说：“颜渊、子路死了，圣人观察人事；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现河图，圣人考察天理；不再梦见周公，圣人验证自身。这样之后才知道大道果然无法实行，而天下果然无意于这个世道了。”

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穿礼服戴礼帽的人和盲人，看见他们，即使他们年轻也一定要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一定要小步快走。

古时候有丧事的人，专门坐席而坐，所以穿齐衰丧服的人不坐在席子的边缘，穿大功丧服的人不服劳役，大功丧服期间停止工作，缌麻丧服期间不参加祭祀，穿齐衰丧服的人不去吊唁，不用轻薄的丧服去为重丧服的人做事。他们重视丧服到了这种地步。先王制定爵位俸禄来奖赏有德行的人，用车马服饰来酬谢有功的人，怎么可以轻慢呢？人有八种残疾，都是圣人所怜悯的，盲人看不见，圣人尤其不敢忽视。

颜渊感叹地说：“仰望它越发觉得高，钻研它越发觉得坚固，看着它在前面，忽然又到了后面。老师善于有步骤地引导人，用文献丰富我的知识，用礼仪约束我的行为，想停止都做不到。我已经竭尽了我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卓然独立。虽然想追随它，却找不到途径了。”

《中庸》认为真诚就会显现，显现就会显著。孔子说：“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面，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衡上。”这就是所谓看见道，不是耳目见闻的看见。这个道理极其精微深奥，不是自己有体悟的人不知道。从“仰望它越发觉得高”到“忽然又到了后面”，颜回大概曾经用功了，但体悟还不稳定。等到加上广博和简约的功夫，竭尽他的才能，好像有所树立，这是又体悟得亲切了。但是竭尽才能只到此为止，从此以上就不是才能所能达到的了。那里没有什么可看见的，这里没有什么可追随的，合而为一，这就叫作化，所谓超过这个境界，就没有人知道了。

孔子病重，子路让门人做家臣。病稍好时，孔子说：“仲由搞欺诈已经很久了吧！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况且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宁可死在你们几个学生手里！况且我即使不能得到大夫的葬礼，难道会死在道路上吗？”

叶石林说：“古时候卿可以在自己的封地有家臣，大夫不能在封地有家臣。在这个时候，大夫哪有不做僭越卿权的事的？”现在考察陈子车死在卫国，他的妻子和家大夫谋划用殉葬。家大夫，就是所谓的陪臣。又叔孙豹死，他的家宰【家臣都称宰，在昭公四年记载得很详细】杜泄用路寝的礼仪，而尽用了卿的礼仪。由此看来，卿大夫死，他们的家臣实际上主持葬礼。子路的意思，也和请求祈祷的意思类似，大意是爱护圣人，认为姑息迁就，因为夫子曾经做过大夫，也可以立家命门人为臣，如果不幸而死，治丧的礼仪和葬礼的礼仪，都可以从厚。让门人为臣的意思，大概是在世时生成他做大夫，死后就用大夫的丧礼来治丧也可以。子路曾经自己感叹说：“贫穷真可悲啊！活着没有用来供养父母的，死了没有用来安葬父母的。”他的意思是以厚葬来报答亲人，所以今天这件事，也是以此为爱圣人罢了。不知道圣人已经离开鲁国司寇的职位，而且从未在鲁国做过卿，怎么会有让门人做家臣的道理？这件事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已经不可欺骗，只是欺骗天罢了。子路也可以说是愚昧了！夫子之所以责备他深切，是担心万一因病而死，这件事来不及知道，日后门人奉行从事，就像颜渊死时，门人想厚葬他，夫子尚且争不过，到了这时岂不大大损害义理？看夫子死后，门人治丧，都极尽恩意，这件事很好，但厚葬圣人则绝对不可以。夫子死后，门人中子贡筑室守丧、曾子不肯侍奉有若、子夏论丧等事，都是有所得于圣人。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藏在匣子里呢？还是找个好价钱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在等待识货的买家。”

君子所看重学习的，是因为它对世道有用。凡是天所生的万物，即使一草一木，都对人有利益，何况君子呢？独善其身，是迫不得已；怀才不遇而迷失邦国，天下依靠什么呢？

译前辈认为子贡这句话显示他还不了解圣人，因此说不该解释“求”字。总之，子贡也是这样提问的。等到看他回答子禽的提问，说：“夫子追求道的方式，大概不同于一般人追求道的方式吧？”这才算是真正了解圣人了。

译孔子打算搬到九夷去居住。有人说：“那里简陋，怎么办？”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东汉《东夷传》序言说：“夷人有九种，叫做畲夷、于夷、方夷、白夷、黄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所以孔子打算搬到九夷去居住。又传记载说：“箕子遭遇殷朝衰败的命运，避居朝鲜【也就是东夷】，起初那里的风俗没有听说过，等到施行八条禁令，使人们知道禁忌，于是达到国家没有淫乱和盗贼，门户晚上不关门，扭转了顽固浅薄的习俗，遵循宽简的法度，实行了数百年。所以东夷普遍以柔和谨慎为风尚，与三方不同。如果政教能够畅通，那么道义就存在了。仲尼心怀愤懑，认为九夷可以居住，有人怀疑那里简陋。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这也只是他的意愿罢了。”传论中所说的九夷风俗之美，这或许是箕子教化的结果，可能存在。但说圣人怀着愤懑想要搬到九夷去，那就荒谬了。圣人的这个意思，也只是乘木筏浮海的意思，难道是真的想要去居住吗？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使音乐得到纠正，《雅》、《颂》各归其位。”

班固说：“周朝的道开始缺损，怨恨讽刺的诗篇兴起；王室的恩泽已经枯竭，而诗篇不能再创作。王官失去了职守，《雅》、《颂》相互错乱。孔子加以论定，所以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使音乐得到纠正，《雅》、《颂》各归其位。’然而季札请求观赏周朝的乐舞，从《二南》唱到《颂》，都很有条理，怎么能说《雅》、《颂》相互错乱呢？”叶石林说：“《雅》以正变为大小，《颂》以所作为先后，这是《诗经》未删定前的次序。论定政事的废兴，而以所陈述的内容分为小大；推演功德的形容，而以可以告慰的内容分为先后，这是孔子删定《诗经》的次序。像这样，然后音乐才得到纠正。”

孔子说：“在外就侍奉公卿，在家就侍奉父兄，办丧事不敢不尽力，不被酒所困扰，这些对我有什么难的呢？”

谢上蔡说：“侍奉公卿、父兄，尽力办丧事，能尽事容易，尽道难。像孔子侍奉鲁、卫的君主，才可以说侍奉公卿；像曾子、闵子那样，才可以说侍奉父兄。必须真诚守信，没有悔恨，才担当得起大事。齐圣温克，才可以说是不被酒所困扰。”

右边谢上蔡《说意》的话极深，但圣人这一段，只是人道的常理，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

孔子在河边说：“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不停。”

这是圣人观察事物的学问，天下的事情日夜交替在眼前，箭射水流，一息不停，如果还固守闭留停滞，也可以说是所过不化了。伊川先生说：“说道的存在如此，恐怕未必正确。”东坡说：“消逝的像这流水但未曾离去，这话才好。”应当知道川流不息，而水的清明者未曾动，就知道君子所存的是神了。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

按《史记》记载：孔子在卫国，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官雍渠陪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着经过市集。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于是厌恶他，离开卫国到鲁国。古代的君主对待贤者，入则同食，出则同车，还不敢自以为至极，何况与妇人同车、宦官陪乘，却让圣人跟在后面呢？圣人在卫灵公那里有可以出仕的际遇，尚且如此，难怪他急于离开卫国。

孔子说：“譬如堆山，只差一筐土，停止，是我自己停止的；譬如平地，虽然倒下一筐土，前进，是我自己前进的。”

事情的成败，不问事情，只问人心。如果人心坚固，正如下种，必可成就。如果一念废怠，便又成实，也不可保。不要说事情已接近成功，所争不多。如果挖井九仞而不及泉水，与未下锹镢相同。所以说：“如果不成熟，不如稊稗。”这是学问之所以很严格的原因。我进我止，还说是我自己进自己止，不关人事。

孔子说：“告诉他而不懈怠的，大概是颜回吧？”

伊川先生说：“告诉他而恭敬，所以不懈怠，恐怕未必正确。门弟子听受圣人的话，哪有怠惰不敬的？也必须收敛心意严肃容貌，请从事这些话，但退省其私，未必能奉承不懈怠。颜回拳拳服膺，与三月不违仁、欲罢不能者，都是所谓不懈怠。”

孔子对颜渊说：“可惜啊！我看见他前进，没看见他停止。”

古今圣贤同这一个止，所谓有先知焉，知则无先是也。颜回有可与防之功，而未造于存义之地。

孔子说：“庄稼出了苗而不吐穗的，有吧！吐了穗而不结实的，有吧！”

天下的事物，才是美物有用者，便不胡乱生。且当春时，凡草木不种自生，至于名花异卉，必须十分封植栽培，方始生。若人事不至，难为全当天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者，岁多有之，若稊稗则不然矣。人但道种子好、条叶茂，便放下，若人事一处不到，便不成成就。今人学问，亦有自胚胎坏之者，亦有自半涂坏之者。胚胎坏者，不耘苗者也；半涂坏者，揠苗者也。

孔子说：“年轻人值得敬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四十、五十岁而没有闻名

译这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了。”

这一段话，很多人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解说，这是不对的。大意只是说，年轻人固然值得敬畏，但他们哪里知道，后来那一部分人，不像现在这样倚仗才华而不学习，聪明才智不如从前的，大多了。年轻人之所以值得敬畏，是因为他们年轻敏锐，即将有所成就，难以抵挡。如果拖延到四五十岁，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就是普通人罢了，有什么值得敬畏的呢？这句话是告诫年轻人最深刻的地方。韩愈说：“年少和年长，看法是不同的。年少的时候，人们把他们当作孩童看待；等到他们年长了，就要用成年人的礼法来要求他们。成年人的礼法，不是仅仅具备孩童的能力就完了。”这个意思与孔子的观点相同。

译孔子说：“合乎法度的话，难道能不听从吗？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顺从自己心意的话，难道能不高兴吗？推究其理才是可贵的。高兴却不推究，听从却不改正，我对这种人也就无可奈何了。”伊尹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义上寻求；有顺从你意志的话，一定要从非道义上寻求。”这是君主听取言论的方法。孔子说：“合乎法度的话，难道能不听从吗？顺从自己心意的话，难道能不高兴吗？”这是臣子进言的方法。臣子进言的方法，不出这两种而已。《家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忠臣劝谏君主有五种方式：一是委婉劝谏，二是刚直劝谏，三是降尊劝谏，四是直言劝谏，五是讽喻劝谏。只应根据君主的情况来选择，我倾向于采用讽喻劝谏。”大概刚直劝谏、直言劝谏，都属于所谓合乎法度的话；而讽喻劝谏、降尊劝谏、委婉劝谏，都属于所谓顺从心意的话。苏洵的说法特别不同，他认为可以用来说服人的方法作为劝谏之法的有五种：用道理开导他，用形势禁止他，用利益诱惑他，用激怒他，用隐晦地讽喻他。唉！委婉劝谏到了用诗歌的地步，降尊劝谏到了谈论好货、好色的地步，这也已经穷尽了，哪里还有所谓用形势禁止、用利益诱惑、用激怒的说法呢？大凡人们听取言论，道理透彻的话不得不信服，以至于欣然接受，即使关系疏远也会变得亲近。然而听从却不改正，听从有什么可贵呢？高兴却不推究，只会更加严重罢了。在他还没有听从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能让他心服；在他还没有高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能让他心动。这不是人的罪过，或许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尽，还寄希望于将来。如果听从却不改正，高兴却不推究，那我将无处施展我的力量了。这不仅仅是向君主进言如此。子贡问关于朋友的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并好好地引导他，如果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忠诚劝告，是合乎法度的意思；好好引导，是顺从心意的意思。

另一种说法：这一段是教导学者听取言论的方法。别人用合乎法度的话来说我，我怎么能不听从呢？用顺从心意的话来说我，我怎么能不高兴呢？既然听从了，就必须改正；既然高兴了，就必须推究。不然，就办不成事。

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

前辈论述以忠信为主，就像江水在江中流淌，一旦流入内部，外面的水就再也进不去了，这是学者第一重要的事。心中既然有了主宰，然后跟有益的朋友切磋琢磨，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就改正，这是学者最紧要的功夫。过错不一定明显表现在事情上，但只要萌发在我心中，都应当防范检点。现在的人多害怕改正过错，反过来想想，过错由我自己造成，也由我自己停止，好比呼吸出入，反复守卫，像门的开合枢纽一样，有什么难的呢？

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一个普通人却不能夺去他的志向。”

智者可以用欺诈手段夺取，勇者可以用强力夺取，没有什么可用我的智力和力量的，就无法夺取。前辈有话说：“军队有符节，固然可以夺取；将领有旗帜，固然可以杀死；无形的形态，是不可夺取的。”现在人之所以立志不坚定，只是迫于威势、诱于利益。如果不被这两者迷惑，坚守至死不变，世俗不能使他混乱，君主不能使他受辱，上天能杀死他而不能使他困顿。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诗经》说：“修饰衣领，好人穿着它。好人仪态美好，微微向左避让，佩戴着象牙簪子。因为这种虚荣之心，所以用来讽刺。”大概在意衣服上的虚荣心，这是小儿女的事。学者如果立志于道，绝不会以粗衣劣食为耻。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孔子为什么唯独称赞子路？大概古今学者有同样的毛病，洁身自好有余了，看待富贵之人好像将要玷污自己，提起衣裳快速离开，惟恐不够快，这心里还是把贫贱和富贵看作两样东西。子路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和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那么他看待破袍和狐貉皮袍是一样的，丝毫不能进入他的内心，这就是孔子称赞他的原因。

不嫉妒不贪求，哪有什么不美好的？子路终身诵读它。孔子说：“这样的话，怎么算得上美好呢？”

“不嫉妒不贪求，哪有什么不美好的？”与上文不相连，这是《雄雉》这首诗。古人有得到别人一句话一言，终身用之不尽的，像这类就是。如果论圣人的开合功用，何止是天渊之别呢？前辈说：“克制愤怒就不嫉妒，堵塞欲望就不贪求。如果克制攻伐怨恨欲望不实行，正可以算难了，何况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呢？”然而学者不能从事于这两者，没有一件事可以成功；如果真能去掉这两者，也没有一件事不可以做。所以说：“哪有什么不美好的？”

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

这一段是论述学者得力之处。人的学问，平常时候也和平民没有区别，到了得失关头，众人相顾失色，狼狈无措，至此口耳之学都失败了。从容整暇，不动声色，才见到学问得力之处。正当春天和暖时，凡草木与松柏都茂盛；等到雪霜切身，颜色不变，不是天下最刚强的人不能做到。

孔子说：“聪明的人不迷惑，仁爱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

道理明白所以不迷惑，心境宁静所以不忧愁，气度安定所以不畏惧。多疑的人多迷惑，多虑的人多忧愁，多恐的人多畏惧。道理虽然有三，但实行起来是一致的，所以孔子又说：“君子之道有三。”

孔子说：“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未必可以跟他一起追求道；可以跟他一起追求道，未必可以跟他一起坚守；可以跟他一起坚守，

译（这样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权变。”

这一段是圣人论述教育的次第。果实自然落下与尚未成熟，时间上只差十天左右，但颜色和味道却截然不同。如果时机未到而事情急于求成，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可以和他共同学习，可以教导他沉浸体悟义理，知道所向往的方向，然后才给他指明入门的路径；又必须是他已经上路并有所着落，才给他指出休息的地方；等到他内心安定、不再疑惑，才可以和他谈论天地造化的开合变化。

译唐棣的花，随风摇曳翻转。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家室遥远罢了。」孔子说：「那是没有真正去思念啊，有什么遥远的呢？」

这段文字与前文完全不相连，全不涉及权谋之事。前辈们多引用《常棣》之花来解释此句。旧见前辈的说法说：「常棣自然是常棣，如今这里自然是唐棣。」查考陆机注解《尔雅》，常棣乃是白棣树，果实像樱桃，四月成熟，颜色正白。又有赤棣树，也类似白棣，花像刺榆叶而略微圆润，果实正红如郁李但较少。至于唐棣，《尔雅》说：「就是栘树。」与常棣是两种不同的树。前辈将唐棣当作常棣，所以说用常棣之花，其花与萼相接（通常的花是萼托着花，这里是花萼托着花，花覆盖萼片），所以用来比喻兄弟相互亲厚的含义。「偏其反而」，是说花反复覆盖萼片。如今唐棣自然是唐棣，则不可用此说。查考《诗经》有说：「为何那样繁盛，唐棣之花。」又说：「红色的角弓，翩翩地反张。」解说者认为唐棣花的美好，用来比喻王姬容貌的盛美；角弓本不应反张，因为不能调习，于是导致翩翩反张，反张比喻王者不能用恩惠怀抚九族，使他们多生怨恨，就像角弓反张一样。我私下认为「唐棣之华」这四句是逸诗中不符合圣人之道的，圣人删去了它，曾经有过这样的话，门人弟子记录在这里罢了。诗人的意思，认为唐棣之花，本是容貌非常盛美，如今一旦偏斜翻转，有憔悴倾侧向下的意思，大意是说人情开始美好而最终变坏。所以最后说：「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家室遥远罢了。」人情既已变坏，其家室虽然近，那人却非常遥远，所以托辞说：「我不是不思念，只是家室遥远不能相见罢了。」圣人说：「世间没有这样的道理，只怕不是真心实意地思量。精诚到了极点，金石都能感动，何况是遥远呢？」这虽然是诗人的言辞，圣人取此来教导学者。如学者进德修业，与世间万事，何尝不是如此？只怕人没有这颗心罢了。

乡党第十

孔子在乡党之中，温和恭顺的样子，好像不善言辞的人。他在宗庙和朝廷上，明白流畅地说话，只是谨慎罢了。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温和快乐的样子；与上大夫说话，正直而和悦的样子。国君在时，恭敬而局促不安的样子，小心谨慎的样子。

宗庙中的言语，应当在问礼的时候；朝廷中的言语，应当在问政的时候。「便便」，是说像王道明白流畅相似，并非明辨是非。「君在，踧踖如也」，应当承接上文，不可拆分为两处。是说国君不在时，与下大夫说话是可以的；等到国君在时，只有恭敬戒慎而已。

国君召见让他担任傧相，脸色庄重严肃的样子，脚步急促的样子。向左右站立的人作揖，左手右手交替，衣服前后整齐的样子。快步前进，像鸟儿展翅的样子。宾客退去，必定复命说：「宾客不再回头看了。」向左右站立的人作揖，左手右手交替，不再俯身。国君在时，没有私下的敬意。凡是两君来朝见，与四方使者的到来，大客则担任傧相，小客则接受其礼物而听其言辞。所谓傧相，暂且以诸侯互相作为宾客的礼仪来论说，宾客和主人各有副手。宾客的副手叫介，主人的副手叫傧。等到行人，如果诸侯亲自前往，那么介各自跟随其命数（比如侯伯七命就用七人）到达主人国的大门外面，主人及傧相出门外相接。傧相的人数，则看主人国君的身份多寡。如果主人国君是公，那么傧相五人；侯则傧相四人；子男则傧相三人（所以不跟随命数是为了表示谦卑）。卿为上傧，大夫为承傧，士为绍傧（如果傧相五人则用三士为绍，其余各一人）。宾客和主人相对而立，介对立。主人就傧相向客人探求言辞，所以探求言辞的原因，是谦卑不敢当客人的到来，恐怕他以其他事情路过此地。探求言辞的方法，主人先传达给其上傧，上傧传达给次傧，次傧传达给末傧，末傧才传达给傧相的末介，末介传达给上介，上介传达给宾客。宾客回答主人的言辞，传达给上介，依次传达至国君的上傧，以至于主人。这就是所谓的傧相传命。为什么呢？《聘义》说：「君子对于他所尊敬的人，不敢直接面对，这是敬意的极致。」既传命，方才进入庙门行礼。如果国君派遣卿来聘问，礼仪数量则比这减少。上公的卿只用七介（上公自用九介）旅傧而不敢交傧。旅傧者，从傧相便传达给介，不再如此次第相传。《聘礼》称：「宾客出去，大夫送于外门外，再拜，宾客不回头（注说不回头是说离去）大概是指宾客一去不回顾。《聘礼》宾客不回头，傧相便退下，圣人在不回头后添加这一节，方才成为完整的礼仪。

进入公门，弯着腰恭敬的样子，好像容不下身体。站立不站在门中间，行走不踩门槛。经过国君的位置，脸色庄重严肃的样子，脚步急促的样子，他的言语好像不够充足的样子。提起衣襟登上厅堂，弯着腰恭敬的样子，屏住呼吸好像不呼吸的样子。出来，走下一级台阶，舒展脸色，和悦的样子。走完台阶，快步前进，像鸟儿展翅的样子。回到自己的位置，恭敬而局促不安的样子。

从进入公门，到经过位置、升堂、下阶、复位，礼仪如此。大体上臣子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兄。作为儿子，居住不占据最尊贵的角落，坐不坐在席子中间，行走不走道路中间，站立不站在门中间，表示有尊者存在。那么作为臣子进入公门，站立岂可站在门中间？行走岂可踩门槛？越靠近君主，则心越恭敬，身体越谦卑。所以入门经过位置，则言语

译（恭敬的程度）似乎还不足；等到登上厅堂，就屏住呼吸，好像不再呼吸；等到走下台阶一级，稍微远离君主了，所以脸色和悦。回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来时经过的位置，只是回到原本的位置，大概是班列中的位置。

译手持玉圭，恭敬地弯着腰，好像承受不起它的重量。向上举时如同作揖，向下放时如同授予。面色庄重严肃，脚步细碎谨慎，好像踩着某种轨迹。举行享礼时，仪容神色和悦。私下拜见时，态度愉悦温和。

按照《聘礼》的记载，使者出发的日子，国君作揖请使者前进。上介站在使者的左边，接受命令。贾人面朝西坐着，打开匣子取出玉圭，垂下丝绦而不起身，将玉圭授予宰。宰拿着玉圭，弯曲丝绦，从国君的左边将玉圭授予使者。使者接受玉圭，与宰同向，垂下丝绦以接受命令。传达完命令后，与上介同向，将玉圭授予上介。上介拿着玉圭，弯曲丝绦，走出授予贾人。众介不跟随。接受享礼时，用束帛加上璧；接受夫人聘问用的璋，享礼用浅红色帛加上琮，都像刚才那样。于是出发，住在郊外。到达后，主人在庙中摆设几筵，迎接宾客。宾客到达庙门，摈者出来请示命令。贾人面朝东坐着，打开匣子取出玉圭，垂下丝绦而不起身，将玉圭授予上介。上介不穿外衣，拿着玉圭，弯曲丝绦授予宾客。宾客穿上外衣拿着玉圭，摈者进去报告，出来辞谢玉圭。接纳宾客，宾客从门左进入。登上堂后，宾客传达命令，主人拜两次。宾客退后三次，背对着序墙。主人侧身穿着外衣，在中堂与东柱之间接受玉圭。宾客出来，将玉圭侧着授予宰。聘问夫人用璋，礼仪像刚才那样。等到宾客将要回去，国君派卿穿着皮弁在馆舍归还玉圭。宾客接受玉圭，授予上介，在阼阶东边。随后又归还璋，像刚进入时那样。宾客归还完毕后，国君进见使者。使者拿着玉圭，垂下丝绦，面朝北，上介拿着璋，弯曲丝绦，站在他的左边，回报使命。宰从国君左边接受玉圭，接受上介的璋，传达命令也像刚才那样。

以上所述是执圭的礼仪。《聘义》说：“用圭璋聘问，是重视礼仪。已经聘问后归还圭璋，这是轻视财物而重视礼仪的意义。”古代聘问必定使用玉圭，君子用玉来比喻德行，所以借玉圭来表达心意。已经聘问后又归还它，是不敢承受隆重礼仪的缘故。《仪礼》又说：“上介拿着玉圭，好像郑重地授予宾客。拿着玉圭进入门内，恭敬地弯着腰，好像害怕丢失它。”

宾客授予玉圭后出来，摈者出来请示，摈者捧着束帛加上璧进行享礼。摈者进去报告，出来答应，庭实如果是皮张，就整理好。宾客从门左进入，作揖谦让像刚才那样，登上堂传达命令，展开皮张。国君拜两次接受皮币。享问夫人用琮，像刚才那样。礼仪将要举行，主人派大夫回报享礼，夫人也有回报享礼。

以上所述是享礼，即享献。已经聘问后进行享礼，是为了加深恩惠。《礼器》说：“盛大的享礼，是王事吧！三牲、鱼、腊，四海九州的美味，笾豆的进献，四时的和暖之气，内金，显示和谐；束帛加上璧，尊重德行；浅红色帛作为前列，预先知晓；金排在其次，显露真情；丹、漆、丝、纩、竹、箭，与众人共享财物。其余没有固定的货物，各自拿出本国所有的，则是致送远方的物品。”这是诸侯享问天子的礼仪。《仪礼》又说：“等到享礼时，抒发意气，仪容饱满。众介面朝北，步履从容，容貌舒展。”

宾客享礼完毕后，摈者出来请示事务，宾客报告事务完毕（注解说公事完毕），宾客捧着束帛请求私下拜见，摈者进去报告，出来辞谢，请求以宾客之礼接待，宾客答应。宾客的礼仪完毕后，宾客私下拜见，捧着束锦，总共四匹马，两人协助。从门右进入，面朝北放下币，拜两次并叩头。摈者出来牵着马先进入，宾客捧着币进入门内，以客礼相见。完毕后，上介捧着束锦，士介四人也都捧着玉锦束，请求私下拜见。宾客出发后，主人派卿赠送如同私下拜见的币，派下大夫赠送上介，也像刚才那样，派士赠送众介，如同他们私下拜见的币。

以上所述是私下拜见的礼仪。公事完毕后，私下拜见国君，是为了交结欢敬之情。又有私下拜见大夫的礼仪，私下拜见完毕后，宾客请求有事于大夫，庭实摆设四匹马，宾客进入致送币。宾客出发后，大夫亲自赠送如同私下拜见的币，这就叫私下拜见。《郊特牲》说：“朝觐时大夫私下拜见，是不合礼仪的。”意思是诸侯互相朝觐，那么卿大夫不应当私下拜见。《仪礼》又说：“私下拜见时愉悦温和，出来时从容舒展。”

以上三件事，都是讲述《聘礼》。凡是《乡党》篇所载的内容，都出自《仪礼》与《曲礼》中，所以说：“曲礼三百，威仪三千，等待合适的人才施行。”

君子不用深青透红和浅绛色做衣饰，不用红紫色做日常衣服。在暑天，穿单层细麻布或粗麻布衣服，一定要加上外衣然后才出去。

注解说：“染一次为绛，三年练祭用浅绛色装饰衣服。”谨按《周礼·钟氏》却说：“染三次为浅红色，五次为浅绛色，七次为黑色。”这与孔氏注《论语》不同。正义说：“浅绛色，是浅红的颜色。”如果按照《周礼》来说，浅绛色在浅红色和黑色之间，是接近黑色的颜色，却不是浅红的颜色。既然不是浅红的颜色，那么就不是三年练祭用这种颜色装饰衣服。不知道孔氏依据什么，却把深青透红当作齐服的盛色？正义自己知道不对，所以前后解释不同，于是说：“孔氏把浅绛色当作三年练祭的衣服，怀疑他把浅红色当作浅绛色。”又说：“《说文》：深青透红，是青赤的颜色。”如果浅绛色在浅红色和黑色之间，就接近齐服；深青透红是青赤的颜色，却接近练祭的衣服。不知道哪个是对的。防服与防裘，《礼记》也有防味，都说平常所服食的东西。正义认为红紫五方间色都不使用，孟子认为厌恶紫色夺取朱色，那么红色也夺取朱色了。“一定要加上外衣然后才出去”，注疏说一定要加上表衣然后才出去，这样就是在细麻布或粗麻布衣服上加衣，不能称为表了。凡是在上面的衣服叫表，有东西加在它上面的叫袭，像穿着皮衣

译是这样的。如今说“表而出之”，那么穿着单薄的葛麻外衣时，里面一定还有内衣。

译黑色上衣配羔羊皮裘，白色上衣配小麑皮裘，黄色上衣配狐皮裘。

《礼记·玉藻》说：“国君穿狐白皮裘，用锦缎外衣来衬露；君子穿狐青皮裘，豹皮袖口，用素色绡衣来衬露；穿麑皮裘，青豹皮袖口，用绞色衣来衬露；穿羔羊皮裘，豹皮装饰，用黑色上衣来衬露；穿狐皮裘，用黄色上衣来衬露。锦缎上衣配狐皮裘，是诸侯的服饰。犬羊皮裘不用衬露，因为不讲究文饰。皮裘用衬露，是为了显露华美。君主在场时就衬露，是为了极尽装饰。衣服多层穿着，是为了充实华美。因此，担任尸位时多层穿着，手持玉器和龟甲时多层穿着，没有大事时就衬露，不敢显得过于充实。”解说礼制的人认为皮裘上面有衬露衣，衬露衣上面有多层衣，多层衣上面有正服。现在我参照礼家的说法，凡是六冕和爵弁都不穿皮裘，先加贴身明衣，其次加中衣，冬天则其次加皮裘，皮裘上加衬露衣，衬露衣上加朝服；夏天则中衣上面不用皮裘而加葛布，葛布上加朝服，就不说多层穿着皮裘。又《礼记》中也没有明确说多层穿着皮裘用什么衣服，所以我认为有表裘、有禓裘、有袭裘。所谓表裘，是指皮裘露在外面，上面不加衣服；禓裘，是指上面加了衣服，但敞开露出皮裘在外面；袭裘，就是禓裘的衣服，但把皮裘掩在里面，不敞开露出它的美。表裘最无礼，所以不进入公门；禓裘最有礼，因为它显露华美，所以君主在场时就衬露；只有将要处理重大事务和吊丧时，才用袭裘，不敢显露华美，所以手持玉器和龟甲时多层穿着。主人已经小敛后，子游就多层穿着皮裘去吊丧。疏家说：“黑色上衣、羔羊皮裘，是诸侯君臣日常上朝的服饰；麑皮裘，是在国都视朔的服饰，卿、大夫、士也都如此，他们接受外国聘问享礼时也使用。”石林说：“麑皮裘也用于亲朝、祭蜡。黄色上衣、狐皮裘，是指大蜡祭息民的祭服。”石林说：“狐皮裘也用于闲居。”

皮裘长短适中，右边开衩。

圣人也不敢忘记执事者的辛劳，求学的人怎么可以自我懈怠懒惰呢？

一定有某种上衣，长度是一身半。

一定有某种上衣，我私下认为寒暑都使用它，所以下面有个“必”字。

用狐貉厚皮做坐具。

石林说：“《七月》诗说：‘取彼狐狸，为公子表’，那么为什么唯独记录在夫子身上？大概羔羊皮裘是朝服；狐皮裘，是闲居的服饰。鲁国大夫有用朝服吊丧的，所以弟子记录‘狐皮裘、玄冠不以吊’，是为了纠正当时的大夫。难道没有用狐皮裘上朝，像桧国所讽刺的吗？所以门弟子记录这个来纠正。”这个说法是对的。

除去丧事，没有什么不佩戴的。

按《玉藻》说：“凡是腰带必须有佩玉，只有丧事没有。孔子佩戴五寸的象牙环，系着丝带绶带。”注《礼》说：“凡是佩饰必有左右，左佩玉，象征德行；右佩木燧、火、觽之类，这是事务佩饰。”孔子用象牙做环，宽五寸，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夫子失去了鲁国司寇的职位，所以谦卑不再佩戴象征德行的佩饰，表示没有德行和事务。我私下担心未必如此。君子没有缘故，玉不离身，不仅仅是象征德行，是用来防范约束此心，就像上车听到鸾和的声音一样。圣人怎么能去掉玉而佩戴象牙？大概是圣人在左右佩饰之外，增添了象牙环，记录礼制的人记载了它。所不佩戴的，除了丧事之外，没有哪里不佩戴的。

如果不是帷裳，一定要剪裁。

衣裳的制度，上面叫衣，下面叫裳，不相连缀，大概折叠缝制成裳，就像现在的裙子。帷是深衣的制度，衣裳相连，覆盖身体深邃，所以叫深衣。所谓剪裁，是交错撕裂然后缝制。且以深裳来说，它的法则说：缝边加倍于腰【齐，是衣服的下边，如摄齐升堂的齐；要，是与衣服连接处，裳的上边】它的下边加倍于腰的数量，大概深衣有十二幅，一幅宽二尺二寸，以四寸为缝，只有一尺六寸。交错撕裂的一头宽一尺二寸，一头宽六寸，把宽头全部向下，把窄头全部向上，然后缝合，这就叫剪裁【深衣本来分两去，所以有十二幅】又如丧制，内削幅，全部把窄头向下，宽头向上。如裳前四幅，后四幅，各自制作，前后不用连接，这都是所谓剪裁。按《正义》说：“帷裳，是朝祭的服饰。下面的裳，它的制度正幅像帷，名叫帷裳。”但在礼中没有明文。又据《礼疏》说：“或者剪裁而下，是指朝祭的服饰。”那么朝祭的服饰本来就要剪裁。现在检查《杂记》说：“它的輤【音菁】有裧【昌占反】缁布裳帷，素锦做屋顶，士席蒲做裳。”輤，是丧车；裧，是车饰；裳帷，是用来帷车的，用缁布制作。前辈曾经讨论这是丧车的制度，但按《氓》的诗说：“淇水汤汤，渐车帷裳。”解说的人说：“用帷裳来遮挡车，是妇人的车。”说女人乘车日涉淇水，浸渍其车帷的裳。由此看来，不只是丧车有裳，即使妇人平常所乘的车也有。参考前后注疏，凡是裳一定要剪裁，这是不可改变的。唯独车裳用正幅制作，这是门弟子曾经听夫子论礼涉及这里所以。

羔羊皮裘、玄冠不用于吊丧。

《檀弓》记载夫子说：“刚死，穿羔羊皮裘、戴玄冠的人，换掉就可以了。羔羊皮裘、玄冠，夫子不用于吊丧。”大概羔羊皮裘用于上朝，玄冠用于祭祀【凡是吉事面向玄，朝服也是玄

译【冠】人刚去世、丧服尚未制成时，就应脱去这身衣服，改穿深衣【大概因为这身衣服适合养病，而不适合治丧】。主人已经穿好丧服后，就不应当再穿羔裘。〇戴冠去吊唁。从前季桓子去世，鲁国的大夫们穿着朝服去吊唁，那么当时的大夫中本来就有违背这一礼制的人了。然而季武子〇生病时，蟜固不脱去齐衰之服就去见他；等到季武子去世时，曾防靠着门唱歌，他们本来都是有特定原因才这样做的。

译吉月必定穿着朝服去上朝。

《玉藻》说：“天子穿着大裘冕在东门之外朝拜太阳，在南门之外听取每月初一的政令，穿着皮弁在白天视朝，随后用餐，吃完饭，穿着大裘冕闲居。诸侯穿着大裘冕祭祀，穿着裨冕朝见天子，穿着皮弁在太庙听取每月初一的政令，穿着朝服在内朝白天视朝。”解说的人说：“天子穿着大裘冕朝拜太阳，诸侯穿着大裘冕祭祀，这里的‘端’字都应当是‘冕’。大概天子穿着大裘冕闲居，诸侯穿着大裘冕视朝，不应该天子却用大裘冕朝拜太阳，诸侯却用大裘冕祭祀，所以把‘端’改为‘冕’。”前辈又说：“有称大裘冕的，有称大裘冠的，有称大裘端的，这三者不同，为什么呢？称大裘冕的，是大裘衣配大裘冕，这是祭服；称大裘冠的，是大裘衣配大裘冠，这是闲居服；称大裘端的，是通指冠、冕而言。如‘大裘端朝日’与‘大裘端以祭’，指的是大裘冕；如‘大裘端以居’、《内则》所说的‘端韠’，指的是大裘冠。”按照这种说法，就不必把“端”字改为“冕”了。考察《玉藻》所说，天子听取每月初一的政令应当用大裘冠，视朝应当用皮弁；诸侯听取每月初一的政令应当用皮弁，视朝应当用大裘端（视朝虽然用大裘端，但大裘端配素色下裳的，是朝服；其他大裘端下裳颜色不同的，不是朝服）。什么叫告朔？什么叫听朔？古代天子在明堂告朔，告朔的礼仪，用特牲向天帝（如少昊之类）及神灵报告，配享文王、武王。在这个时候趁机在明堂听取治理这个月初一的政事，叫做听朔，也叫视朔。举行这个礼仪完毕，又在各庙祭祀，叫做朝庙，又叫享庙，又叫月祭。诸侯在太庙接受天子颁布的每月初一的政令（《公羊传》说在祢庙接受），用羊报告，然后在庙中听朔，然后再祭祀其他庙，这就是告朔、听朔的礼仪。又考察《玉藻》记载孔子说：“穿着朝服上朝，听完每月初一的政令然后才穿它。”根据这个来说，我私下认为诸侯在庙中听朔，不敢让群臣朝见宗庙。听朔、朝庙完毕后，才在内朝视朝。诸侯与群臣在朝都穿皮弁，等到退朝视朝时，脱下皮弁穿上朝服，君臣都是这样，所以说：“穿着朝服听完每月初一的政令，然后才穿它。”鲁国自从文公不再视朝之后，这个礼仪逐渐废弛。孔子跟随在大夫之后，曾经在朝中有职位，不敢废弃这个礼仪，本来不必问国君是否行礼以及自己是否退休，所以说：“必定穿着朝服上朝。”

斋戒必定有明衣布。

前辈多举明水明火的例子，解释“明衣”，凡是祭祀所用的都称明，取其明洁之意。然而朝服也有明衣，这种说法不可用。所谓“必定有明衣”，是指斋戒的明衣，不与平常所用的明衣混淆，斋戒本来另有明衣，只有斋戒时才穿它。所谓“衣布”，是用布做衣服，本来应当用布，而说“明衣布”，是因为当时必定有用丝织品做的人。孔子曾说：“麻冕，是礼制；现在用丝，是节俭，我随大众。”古代冕都用麻，到孔子时去掉麻用丝，但郊祭的冕仍用麻，用来表示恢复根本。衣服方面，古代明衣用布，到后世改用丝，斋戒的明衣仍用布，难道不像郊祭的冕仍用麻吗？

斋戒必定改变饮食，居住必定迁移坐位。

这两句话应当作为一段来说，不可拆开，总说斋戒的事。考察《庄子》举颜回的例子说：“颜回家贫，不饮酒，不吃荤，好几个月了。”孔子说：“这是祭祀的斋戒，不是心斋。”由此看来，古代祭祀的斋戒，也不饮酒不吃荤，所以说斋戒必定改变饮食。然而《周礼》记载“玉食一举”，注解说：杀牲盛馔叫举。天子斋戒时每天三举，注解说：斋戒必定改变饮食。难道天子的礼仪，本来与卿大夫士不同吗？居住必定迁移坐位，《礼记》说：“不是致斋，不是生病，不昼夜住在内室。”就知道君子平常居住，白天在外，吃饭在内，只有致斋才昼夜住在内室，这就是居住必定迁移坐位。

粮食不嫌舂得精，鱼和肉不嫌切得细。粮食变了味，鱼腐烂了肉臭了，不吃。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时令，不吃。

《易经》颐卦说：“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因为颐是口祸之门。从口出来的，可以招祸；进入口的，可以生病。所以圣人在颐卦上特别告诫。厌，如同属厌的厌，不因为精细而满足，这就是所谓吃饭不追求饱足的意思。

割肉不正不吃。

古代割牲都有定数，肱骨三块，肩、臂、臑；股骨三块，肥（音纯）、胳（古百切）、觳；脊骨三块，正脊、脡脊、横脊。宴会有折爼，所谓殽脀。割肉不正，是指不合定数。

没有合适的酱不吃。

酱，是臡、醢、齐、爼的总称。它的方法是用鱼肉切碎，混合曲，浸泡在美酒中制成。至于像韭菜腌菜之类，也用醋和肉酱混合才成。它的肉酱用来调和饮食，味道咸。凡是进食的礼仪，把醋酱放在右边。所谓醋酱，是用醋和酱调和。宾客每次喝酒，用菜肴蘸酱吃。所以《公食大夫礼》说“宰夫从东房递出醋酱，

译公设之”，宾客吃三饭，用肉汁和酱。注释说：“湆，就是汁。喝肉汁，用菜肴蘸酱吃，这是正餐。三次喝完后，撤去酱，吃杂菜。”所以烤肉也没有酱。“不得其酱不食”，是说所吃的酱各有其适宜的搭配，比如蘸鸡用肉酱之类，这是指调和口味；鱼脍配芥酱之类，这是指搭配食用【注释说：“酱，是饮食的根本。”又说：“酱，是饮食的主食”】

译肉虽然多，也不让它超过主食的量。只有酒没有定量的限制，但不可喝到失态。从市场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孟子说：“鸡、猪、狗、猪等家畜的饲养，不耽误它们的繁殖时节，老年人就可以吃上肉了。”《礼记》认为酒是用来养老人和病人的。那么酒和肉本来就是为老人和病人准备的。圣人对于酒和肉的节制，竟然如此严格，求学的人怎能不知道警戒呢？查看《周礼》、《食酱》以及《礼记·内则》所记载的，圣人为君主和亲人的饮食制定了详细的节度，唯独对自己供养方面却不这样讲究。古人相见时以肉干作为礼物，所以人们大多自己拥有肉干。《曲礼》说：“摆放肉干时，弯曲的一端在左边，末端在右边。”

不撤姜食，不多食

《檀弓》说：“居丧期间如果有病，饮酒吃肉，一定要有草木类的调味品，这指的是姜和桂。”大概居丧期间有病，不得已而饮酒吃肉，意在追求滋味，必定要用姜和桂来调和它。不撤去姜食，难道就是指轻视滋味吗？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祭于公，不宿肉”，我私下认为这两句话是说君主把祭肉赐给协助祭祀的大臣。“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这是说孔子接受君主的赏赐。孟子称颂孔子跟随君主祭祀，如果烤熟的肉没有送到，就不脱去礼帽而离开，由此可知跟随祭祀结束后，祭肉紧接着就送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祭于公，不宿肉”。孔子拜谢君主的赏赐，必须亲自食用它（就像君主赐给食物，一定要端正席位先品尝一样），吃剩下的，必须在两三天内吃完，如果超过三天，才开始不吃。这是接受君主的福佑，又不同于其他的赏赐。

食不语，寝不言

不看《曲礼》、《玉藻》、《少仪》，就无法理解《乡党》篇，应当结合起来看。查看《曲礼》所载：不要吧唧嘴，不要撒饭，不要喝汤出声，不要发出咀嚼声；登上城墙不指指点点，在城上不呼喊；将要上堂，声音一定要低；在车上不大声咳嗽，不随意指指点点。古人在饮食言语之间，不敢如此轻率，何况圣人呢！

虽蔬食菜羹，祭必齐如也

古时候，遇到进食必定要祭祀，除了水和浆不祭之外，饮食、肉干酱菜之类都要祭，吃肉必祭肺，吃鱼必祭肥肉，吃瓜祭外圈而吃中间。当祭祀的时候，因为恍惚中与神明交接，怎能不恭敬？大概圣人制定祭祀礼仪，确实有这件事，所以有这种礼节，并不是随便说说是这样的罢了。《诗经》说：“并非只有现在才这样。”

席不正不坐

古时候铺陈筵席设席于地上，席宽三尺三寸有余，每一席坐四个人。从天子诸侯往下，席的层数不同。席子不常铺设，尊者要去哪里，童子就捧着席子跟随；客人到来，就为他铺席。如果是饮食的席子，就不对面铺设；如果不是饮食的席子，就对面铺设。席间距离一丈。席子东西向，则以南方为上；南北向，则以西方为上。大概共同坐席则以席端为上，独自坐席则以席中为尊。尊者适宜独自坐席，所以常居中间。如果有五个人，那么长者必定另设一席。卑者侍奉尊者坐席，必定退后坐席，意思是坐在尊者席子的旁边。恭敬地不让席子有剩余，大概是侵入席端而坐，不使席端有空余，这是恭敬到了极点。他们升席时，不从前面，不从上面，提起衣服快步走向角落，从下面升上去。他们降席时，从前面。《曲礼》所说的“不要跳上席子”，《玉藻》所说的“登席不从前面是踩席”说的就是这个。如果是空坐尽量靠后，没有妨害。《玉藻》所说的“空坐不占满一尺席子”说的就是这个。如果是吃饭坐席尽量靠前。《玉藻》所说的“读书吃饭时整齐，豆器离席一尺”说的就是这个。如果弟子有问，应当离开席位背靠着墙站立。作为儿子，坐席不居中间，是因为有尊者在。父子不应当同席，男女不应当同席，即使是姑姑、姐姐、妹妹、女儿已经出嫁而返回娘家，兄弟也不与她们同席而坐。有丧事的人应当单独坐席，解释说：“专，单也。单席就是不重叠席子。”有忧愁的人侧身坐席，解释说：“侧，独也。独席就是不舒展另一面的席子。”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乡人饮酒，不是《乡饮酒礼》，而是邻里岁时自相聚会的礼仪。六十岁在乡里可以拄杖，那么拄杖的人本来就是六十岁以上了。大抵相互聚会，年轻人的礼仪应当先退后走。

《汉书·地理志》注说：“鲁国洙水、泗水之间，那里的百姓涉水渡河，年轻人扶着老年人代替他们的劳役。风俗浅薄，老年人不自安，而与年轻人互相谦让。所以孔子感叹说：‘鲁国的道义衰败得厉害啊！洙水、泗水之间争执不休的样子。’礼义兴盛施行，年轻人扶老而老年人安心；等到他们局促不安，风俗就浅薄了。这是圣人所感叹的。”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查考《月令》季春之月说：“命令国傩，在九门磔禳，以结束春气。”仲秋之月说：“天子于是傩，以通达秋气。”季冬之月说：“命令有司大傩，在旁磔出土中，以送寒气。”解释说：“季春的傩，是傩阴气。这个月，太阳运行经过昂星，昂星有大陵积尸之气，气逸散则厉鬼随之而出，命令方相氏率领百官驱疫以驱逐它们。仲秋的傩，是傩阳气。这个月星宿值昴，也有大陵（星名，主尸气）积尸之气，所以如此。季冬的傩，是傩阴气。”

译这个月，太阳经过虚宿和危宿，有坟墓四句星的气象，这是厉鬼将随着强烈的阴气出来危害人的征兆。季冬之月所说的“大难”，大概是因为季春之时只有国家的灾难（波及诸侯），仲秋之时只有天子的灾难，到了季冬，灾难下及平民百姓，所以称为大难。如今《论语》中所说的“乡人傩”，就是季冬的大傩仪式。那么世上真的有厉鬼吗？从前大禹铸造九鼎，模拟万物形象作为防备，使得百姓进入山林，魑魅魍魉无法遇到他们。君主亲临臣下的丧礼，用巫祝手持桃枝和苕帚祓除不祥，这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只是圣人在位，鬼魂有所归宿，才不成为厉鬼。隔绝地气与天相通，不让鬼魂降临，如此罢了。《礼记》说：“乡人举行禓祭，孔子穿着朝服站在东阶上，这是为了安抚室内神灵。”大夫使用朝服祭祀，所以用祭服来安抚神灵。

译向别国的人问候，要行再拜之礼并送他出门。

向别国的人问候，不必一定使用包裹、竹篮等礼物，凡是言语上的问候都算。谢上蔡说：“如果是同国的人，就不必行拜礼了。”这就是所说的疏密合乎礼制。现在的人不问远近，一概说行再拜之礼。

季康子赠送药，孔子拜谢后接受，说：“我还不知道这药的功效，不敢尝试。”

古代大夫对士有赏赐，士就在家拜谢接受；如果士不在家，就前往大夫家门拜谢。季康子派人送药，孔子拜谢接受，这是合乎礼的。《正义》说：“凡是接受别人赠送的可食用之物，必须先品尝然后答谢，那么孔子没有品尝就答谢了。”圣人谨慎对待的事情：斋戒、战争、疾病。医生如果不是三世行医，就不服用他的药，这是重视的缘故。孟子说：“大夫对士有赏赐，士不能在家接受，就前往大夫家门拜谢。”注释说：“阳虎担心孔子立刻答谢使者，所以假装不在家而送药。”《玉藻》说：“大夫亲自赏赐士，士拜谢接受，又在家室拜谢。地位相等的人不在家，在家室拜谢。”由此知道大夫虽然不亲自赏赐士，士如果不在家，也前往大夫家室拜谢。地位相等的人如果是朋友，也不拜谢，所以说：“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如果不是祭肉就不拜谢。”

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后说：“伤人了吗？”没有问马。

按照《正义》说：“马棚失火，是孔子家的马棚。”王弼说：“是公家的马棚。”《家语》说：“孔子担任大司寇，国家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后前往火灾现场。乡里有因为火灾前来的人，孔子就拜谢他。”子贡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孔子说：“他们前来也是互相慰问的道理，我作为官员，所以拜谢他们。”由此知道是公家的马棚，不问马，是弟子记录所见到的情况。其实圣人所重视的是人，所以来不及问马，也不是有意区分人和牲畜。帷盖和犬马，圣人对于一物也害怕伤害它。有人说“伤人了吗”是春秋新延马棚的意思，这是不对的。

国君赐给食物，一定端正席位先品尝；国君赐给生肉，一定煮熟后献给祖先；国君赐给活物，一定饲养起来。

《玉藻》说：“国君赐给车马，乘坐它去拜谢赏赐；赐给衣服，穿着它去拜谢赏赐。国君没有命令，不敢立即乘坐、穿着。酒肉的赏赐，不再拜谢。所谓再拜，是既在家拜谢接受，又前往国君处拜谢。由此知道如果是车马、衣服的赏赐，没有国君命令，不敢立即乘坐、穿着。如果国君命令，就立即乘坐、穿着去国君处拜谢。如果是酒肉，就随即拜谢接受。熟的就先品尝，生肉就煮熟品尝，活的就饲养起来，不再去国君处拜谢。”

侍奉国君吃饭，国君祭祀祖先，先吃饭。

《玉藻》说：“如果赐给食物而国君以客礼相待，就命令他祭祀，然后祭祀。先吃饭，遍尝菜肴，饮酒后等待。如果有尝菜的人，等待国君吃饭然后吃饭，吃饭饮酒后等待。”

又说：“侍奉先生、爵位不同的人吃饭，后祭祀先吃饭。”

解说的人说：“祭祀，是祭祀祖先。礼制，地位相等的人共同吃饭就先祭祀，如果降低等级的客人就后祭祀。如果臣子侍奉国君而赐给食物就不祭祀，如果赐给食物而国君以客礼相待就得以祭祀，又必须国君先命令祭祀，然后才敢祭祀。”先吃饭、遍尝菜肴，是吃饭的意思，指国君没有吃饭而臣子先吃饭，遍尝菜肴，这是忠孝的极致，如同尝药的意思。饮酒后等待，是礼制吃饭未结束，一定先饮酒以利滑喉咙。国君既然未结束，臣子尝菜完毕，饮酒等待国君结束，臣子才敢结束。如果有尝菜的人，指另外已有尝菜的人，那么我就不能祭祀，也不能尝菜，只吃饭饮酒等待国君吃饭完毕，然后吃饭。所谓侍奉先生、爵位不同的人吃饭，指先生与爵位不同的人，都是我尊敬的人，所以后于主人祭祀。如果地位相等，主人延请客人先祭祀。先吃饭，也是为尊者尝食。由此侍奉国君吃饭，国君祭祀先吃饭，是国君不以客礼赐食的时候，当国君祭祀，而圣人先吃饭、遍尝菜肴。

生病时国君来看望，头朝东，加上朝服拖着腰带。

礼制虽然先王没有，可以根据义理兴起。生病而见国君，礼制如此。孔子曾经这样做了，强撑病体乘车去见，搀扶着不拜谢。后世的礼制，也有可以采用的。

国君命令召唤，不等车马驾好就走了。

父亲召唤没有应答的意思，是说其速度极快。“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不能徒步行走”，这是说平常的礼制。

朋友死了没有地方安葬，说：“在我这里安葬。”

子夏问孔子说：“客人来了没有地方住，而先生说：‘在我这里住宿。’客人死了没有地方安葬，先生说：‘在我这里安葬。’请问这是礼吗？是仁者的心吗？”孔子说：“我听老聃说：‘提供住宿的人，使好像有住宿的地方，哪有有住宿的地方而不能安葬的呢？’由此知道朋友死了没有地方安葬，在我这里安葬，不是为了仁，也不是为了礼。婴儿爬着将要掉进井里，快步去救他，不是为了结交婴儿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在乡党朋友中求取名誉而这样做的。古代见人，不能提供住宿，不问他的住处。既然提供了住宿，就应当以同室相待。”

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如果不是祭肉就不拜谢。

大体上尊者的赏赐，没有不拜谢接受的，即使是微小的物品也必须拜谢。大夫对士有赏赐，士不能在家拜谢，就前往大夫家门拜谢。只有朋友是地位相等的，所以不必拜谢，如果拜谢就超过礼制了。只有祭肉才拜谢，那是祖先的赏赐。

不做尸位素餐的人，不宽容。

译这是学者观察圣人在日常起居之间，其详尽之处如此，也只是合乎自然中的礼，所以纯熟得如同一体。《玉藻》说：“君子的仪容舒缓从容，见到所尊敬的人则恭敬肃穆。脚的仪容稳重，手的仪容恭敬，眼的仪容端正，口的仪容静止，声音的仪容安静，头的仪容正直，气息的仪容严肃，站立的仪容体现德行，神态的仪容庄重，坐着像祭祀时的尸（代表受祭者）。闲居时温和柔顺，声音、气息、神态、脸色，头、眼、手、脚，都有自然的仪容。”学者学习这些，贤者坚守这些，圣人则忘却这些。所谓“居不容”，是说心中没有刻意去讲究这些，也就是所说的“闲居时温和柔顺”的意思。

译看见穿齐衰丧服的人，即使关系亲密，也一定改变神色表示敬意；看见戴礼帽的人和盲人，即使关系疏远，也一定以恭敬的仪容相待。人们常说“轻慢贲”，这不是圣人的观点。尊重地位尊贵的人，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尊重戴礼帽的人、怜悯地位低下的盲人，圣人何曾对这两类人怀着不同的心理呢？改变神色，是因为内心受到了触动。

穿丧服的人要俯身扶轼致礼，致礼的对象是背负“负版”的人。

孝子所穿丧服之外，胸前有“衰”，长六寸，宽四寸，大小覆盖心口，左右有“辟领”，宽四寸，伸出衰外；背后有“负版”，在背上，宽度比辟领宽出一寸，这是说孝子哀痛悲戚之情无所不在。前辈说：“对背负负版的人俯身扶轼致礼，指的是丧服。虽然说是遇到穿凶服的人要致礼，但只对背负负版的人致礼，即使是缌麻、小功这类较轻的丧服，也不致礼。”

有丰盛的菜肴，一定要改变神色站起来。

进食的礼仪，客人一定要先祭食，主人推辞说：“不值得祭食【祭食，是推崇主人的菜肴；推辞，是说菜肴并不丰盛】。客人吃饭，主人用粗劣的食物来推辞。然而孔子在季氏那里吃饭，不推辞，不吃肉而只吃粗食，是因为季氏对待自己以及菜肴都不合礼制。有丰盛的菜肴，一定要改变神色站起来，这是谦逊不敢承受。所谓‘客人如果地位低于主人，就要拿着食物站起来推辞’之类就是这种情况。然而侍奉地位与自己相同或高于自己的人，即使有第二道菜也不推辞；与长辈同坐也不推辞，这是因为丰盛的菜肴不是由自己决定的，不敢推辞。”

遇到迅雷和狂风，一定要改变神色。

《玉藻》说：“如果有疾风、迅雷到来，一定要改变神色，即使在夜里也要起来，穿戴整齐端坐。”所说的改变神色就是这样。从前天降大雷和风，成王与群臣都戴上礼帽来开启《金縢》之书，大概是因为天威非常，天子应当自我反省天下，诸侯、卿、大夫应当自我反省国家，士和庶人应当自我反省自身。

登上车，一定要端正站立，拉着绥绳。在车中，不向内回头看，不快速说话，不亲自用手指指点。

《周礼》中保氏有祭祀的仪容、车马的仪容，这就是所说的车马仪容。《曲礼》说：“凡是仆人的礼仪，一定要把绥绳交给乘车人。如果仆人地位低于乘车人，就接受；如果不能，就不接受。”绥，是拉着上车的绳索。又说：“在车上不大声咳嗽，不随意指点，站立时视线不超过五隽，俯身扶轼时视线不超过马尾，回头看时不超过车毂。在国都中用策杖轻打马背以防备，不要驱赶，尘土不要超出车轨。”这都是为了防止惊扰众人，这与在城楼上不呼喊的意思相同。

看到不好的脸色就飞走，盘旋飞翔然后才栖息。说：“山梁上的雌雉，懂得时运啊！懂得时运啊！”子路恭敬地献上它，孔子嗅了三次就站了起来。

这两句是题目。圣人偶然看见山梁上的野鸡，知道时运如此，所以不禁发出感叹。子路恭敬地献上它，“共”读如“恭”字，就像《周礼》所说的“供给王室的膳食”之类。子路所献的，未必是圣人所感叹的那只野鸡。大概古代士人以野鸡作为见面礼，所以子路得到野鸡作为献给圣人的礼物。大概“色斯举矣”与“翔而后集”，圣人从野鸡身上看到了这些道理，而子路未必知道，只是听到圣人的感叹罢了，退下来后献上野鸡。也不一定是误解了圣人的意思，大概是自己看到野鸡就献上，就像古人吃芹菜献给君主的意思一样。三次嗅闻，表示不违背他的心意；至于不吃，则是圣人本来就不忍心吃它。

先进第十一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做官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要用人才，我主张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先进，依照明道先生的说法：“先进就像前辈，后进就像晚进的人。说前辈在礼乐方面，如进趋揖逊之类，大多质朴粗野；后生在礼乐方面，都楚楚可观。所谓的君子，就像现在说的士大夫，如孟子‘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治理平民’之类。如果我们使用人才，只能跟随前辈。这一段不是说周朝时文风弊病，圣人有意救弊如此。而且如今世上前辈做事，大多接近敦厚，我们有所作为，也必须效仿前辈。”

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受困的人，现在都不在我门下。”德行方面：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方面：宰我、子贡；政事方面：冉有、季路；文学方面：子游、子夏。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所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

我和颜回整天说话，他不提反对意见，好像很愚笨。退下来后考察他的私下言行，也足以发挥我的学说，这是圣人考察颜回的地方。“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他对我所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这是圣人自我反省的地方。如果不是圣贤，说话无从违背，应答如响，对道理大有害处。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异议。”

孝哉闵子骞！这一句话，国人对他父母兄弟的称赞意见一致，所以说：“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异议。”这就是所谓州闾乡党称孝之类。闵子的孝，世人常说“衣单”的事。《公羊传》记载一件事很好，说：“古代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召唤他；已经练祭，可以戴礼帽穿礼服从事金革之事。君主召唤他，是不对的；臣子服从，是合乎礼的。”闵子戴着丧服做事，随后说：“如果这样，古代的道理就不符合人心。”退下来辞职，君子大概认为他做得好。

南容反复诵读《白圭》，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动乱的发生，言语是阶梯，所以祸患的到来，没有不出于多言的。反复诵读《白圭》，适宜于他免于刑戮。

季康子问：“弟子中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了。”

鲁哀公、季康子问弟子好学，也未

译一定要知道好学这件事是艰难的。圣人就不应当轻易把“好学”的名号许给他人。前辈曾说：“颜回是极其好学的。”在千秋万代之后，实在难有能与之相比的人。

译颜渊死了，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买椁。孔子说：“有才与无才，各自说的是自己的儿子。鲤（孔子之子）死的时候，只有棺而没有椁。我不忍心步行，所以没有为他买椁。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能步行送葬。”

做事应当衡量轻重缓急。如果人刚死，还没有棺木敛尸的器具，那么老师朋友应当有共同出资的道义，不论是否是朋友，即使是同乡邻里所知道的都应当如此。如果是下葬而没有椁，这件事却可以省去。因为丧葬礼仪应根据家庭的贫富状况，收敛手足形体，还葬而没有椁，这是符合其财力状况的，这就叫做礼。如果有可以置办棺椁的资财却不用，这就是废弃礼制。万一贫穷到无法安葬，以至于向人借贷，费力去置办，那就绝对不可以。这不仅适用于丧礼，凡事都应当这样。当今世上又有贤人急于救济他人，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这确实可以作为典范。但必须从内心出发，一定要先对自家的父母、兄弟、妻子以及亲戚邻里尽心竭力，然后推及他人，这就是所说的施恩从亲人开始。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丧予！天丧予！”

古代圣贤出来施行道义，必定依赖他们的门徒共同辅佐，所以说：“没有门徒，就不能成功。”上天刚生下圣人时，又有颜渊、子路等众弟子作为辅佐，似乎上天有意于这个世道。后来颜渊、子路都死了，那么上天无意于这个世道就明显了。颜渊的死，不是丧颜渊，而是丧夫子；不是丧夫子，而是丧斯文。子路死了，孔子说：“唉！天绝我！”圣人平时对待子路，没有一件事对他宽容假借，等到他死后，痛恨到如此地步，才知道平时警戒防范的力量，正是为了成就他，将要与他共同治理这个世道。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很悲痛。跟随的人说：“您太悲痛了！”孔子说：“太悲痛了吗？不为这个人悲痛，还为谁悲痛呢？”

古代亲戚故旧死了，在家里哭，有来吊唁的人，就拜谢他们。所以老师哭在堂上，朋友哭在门外，所认识的人哭在野外。妻子的兄弟中继承父亲的人死了，在正室哭。所以子路死了，孔子在中庭哭，有人来吊唁，孔子拜谢他们。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很悲痛，而不知道节制。孔子到卫国去，遇到一个哀悼的人而流泪，才知道哭死者而悲哀，不是为了生者。县子说：“哭有两种道理，有因爱而哭的，有因畏而哭的。”古代制定礼仪以符合情感，后世却压抑情感以顺从礼仪，所谓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这大概是在末世之礼中看到的吧？

颜渊死了，门人想要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门人还是厚葬了他。孔子说：“颜回把我看作父亲一样，我却不能把他看作儿子一样。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几位门人的过错。”我不能把他看作儿子一样，是说他的安葬不能像伯鱼那样，这是门人的缘故。那么孔子的话在门人中不起作用吗？这没有别的，是因为他们见识义理不明，想要表达朋友之间的友爱，却不知道这不符合义理。所以曾经说颜渊死了，门人厚葬；曾子病重，曾元不想换掉破席；子路有姐姐的丧事而不除服；伯鱼的母亲死了，满一年还在哭；门人安葬孔子，只用三块斩板就封土；与子路请求祈祷；让门人做臣子；孔子死后，门人因为子像孔子，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凡是这类事情，他们的意图都是以为做了好事，却不知道这不符合义理。像伯鱼死了，圣人不步行，为他买椁；颜渊的丧事，收到祥肉，进入屋内弹琴然后才吃；他丧颜子如同丧子却没有穿丧服；丧子路也是这样。这都是圣人根据义理做出的决断。在门人中，像曾子为亲人守丧，七天不喝水浆；子贡回到墓地筑室，独自居住三年然后才回去。值得尊敬但难以企及。

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还未能侍奉好人，怎么能侍奉鬼神呢？”子路说：“敢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呢？”

孔子怎么知道子路未能侍奉好人？如果能侍奉好人，一定能侍奉鬼神。怎么知道子路不知道生？如果能知道生，一定能知道死。就不会再来问了。人事没有尽到，却说可以侍奉鬼神；自身都不了解，却说知道死，这都是欺骗。

闵子侍立在旁边，温和恭顺的样子；子路，刚强勇武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地说：“像子路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好死吧。”

门弟子在圣人旁边，各自随着他们气质的刚柔、学问的深浅，自然表现在容貌神色之间，这就是所谓的天机自动。前辈解释“子乐”，是说夫子在众弟子中，气象不可形容，只知道他和谐快乐罢了，应当采用这种说法。如果说众弟子侍立在旁边，气象如此，而夫子高兴，那么子路的刚强勇武，圣人本来担忧他，怎么说高兴呢？“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也不是夫子的话，是门弟子记录当时的事。大概“行行”两个字不足以尽述子路的气象，所以最后说“像子路这样的人，恐怕不得好死吧”，深刻说明他刚强勇武到了极点。

鲁国人改建长府。闵子骞说：“沿袭旧制，怎么样？何必重新改建呢？”孔子说：“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

查考《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昭公想要驱逐季氏，居住在长府【注云：官府名】九月戊戌日，季氏在门口杀死了昭公，于是进入了长府。我推测季氏厌恶昭公，想要改建长府，有清除痕迹的意思，所以闵子骞有这样的话，说：“沿袭旧制，怎么样？又何必重新改建呢？”

译「？」这是自我显露其恶行。所以孔子说：“那个人不轻易说话，一说话就必定切中要害。”所谓切中要害，是指深刻切中季氏的过失。这件事非常隐晦，只有闵子骞和圣人知道这层意思，所以一同叹息罢了。查考《左传》定公元年，六月，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鲁定公即位。季孙派役人到阚公氏，打算在那里开沟【阚，是鲁国群公墓所在的地方。季孙厌恶昭公，想开沟隔绝他的墓域，不让他与先君同列】。荣驾鵞说：“活着不能侍奉，死后又疏远他来自我标榜。即使您忍心这样做，后人必定会以此为耻。”于是作罢。季孙问荣驾鵞说：“我想为君主定谥号，让子孙知道。”荣驾鵞回答说：“活着不能侍奉，死后又厌恶他来自我标榜，还要谥号做什么呢？”于是作罢。秋七月癸巳日，将昭公葬在墓道南面。孔子担任司寇时，开沟将昭公的墓与群公墓合并。昭公出逃，所以季孙平日在〇公庙祈祷，九月建立〇宫。推究这件事来看，那么鲁国想要改建长府，或许是有道理的。闵子骞的意思、荣驾鵞的意思，只是荣驾鵞明白地说出来，闵子骞含蓄地说出来罢了。

译孔子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门人因此不敬重子路。孔子说：“仲由嘛，已经升堂了，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

按《家语》记载，子路弹瑟，孔子听到后对冉有说：“仲由的无才，太过分了！先王制定音乐，以中正之声作为节制，使乐声流向南方而不归于北方。仲由现在却是匹夫之徒，竟然无意于先王的制度，却习练亡国之音，怎能保全他的身躯呢？”冉有把这话告诉了子路，子路恐惧并自我悔改，静心思过，不吃东西，以至于瘦得只剩骨头。孔子说：“有过错而能改正，他的进步就大了。”由此看来，“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这句话，应当是因为其中有杀伐之气，习练的是亡国之音，所以孔子责备他；而“仲由升堂未入室”这句话，则是他静心思过、改正错误之后的事了。

子贡问：“师和商谁更贤能？”孔子说：“师做事过头，商做事达不到。”子贡说：“那么师更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头和达不到是一样的。”

学习如果不能改变气质，纵然有学问，也会随着自己的气质去成就，最终堕入偏颇。子张的过头，子夏的达不到，都是随着气质成就而如此。往往门人之中，不只是子贡认为子张胜过子夏，大概都有这种看法，只有圣人知道其中的真相。天下的事，不应当问其资质，有的人生来就知道，有的人困惑后才知道，等到他们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如果资质虽然美好，但达不到极致，与资质不美好的人相差多少呢？这就是所谓的五十步笑百步。何况过头与达不到，他们的资质也没有大的差别，随着他们到达的程度，同样是不中道罢了。圣人的门下，像子张、子夏，大抵议论行事都相反。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子贡也不免产生疑惑。子夏守丧期满去见孔子，孔子给他琴，他调弦而不和谐，弹奏而不成曲调，站起来说：“悲哀还没有忘记，先王制定的礼仪，我不敢超过。”子张守丧期满去见孔子，孔子给他琴，他调弦而和谐，弹奏而成曲调，站起来说：“先王制定的礼仪，我不敢不达到。”两位先生的行为，也都有道理，都符合圣人的心意，但最终不免于偏颇，是因为他们的立意一定，不是所谓的时中。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子张说：“这与我听到的不同：君子尊重贤人而容纳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两位先生所说的，也不违背圣人的言论，只是因为执定一种说法认为必然如此罢了。大抵子夏的言论，多循循然害怕违反规矩；而子张的言论，大抵展开广阔。学者观察这两个人的得失，可以自我反省了。

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富以增加其财产。孔子说：“他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是可以的。”

按《左氏传》记载，哀公十一年，季孙想用田赋，派冉有去询问仲尼。仲尼说：“我不知道。”问了三次，最后说：“您是国家的老臣，等待您行动，为什么您不说话呢？”仲尼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况且季孙如果想实行法度，那么周公的典章就在；如果想苟且实行，又何必来询问呢？”季孙不听。《论语》所载，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说周公的典章具在，季氏取民之财已富于周公，而冉有助季氏用田赋，就是孟子所说的赋税加倍于往日。门人之中有小过错的，圣人也会宽容，认为那还是学者之过；如果出于圣人之门却为人聚敛，真是学者不应当做的，其全体都是别人了。鸣鼓而攻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粗野。孔子说：“颜回差不多吧，但他经常贫困。端木赐不接受天命，却从事商业活动，推测事情往往能猜中。”

愚与鲁有什么不同？愚是有所不懂，鲁是虽然懂但迟钝。《礼记》有“敖辟”的辟，那么辟就是堂堂之失。吕博士说：“喭，是俗学。”传称喭是俗论。现在按夏谚字从言，此从口，不同。喭与唁同。谢说：“喭就是用口才应付人。”此说恐怕是对的，所谓“厌恶那些巧言令色的人”，就是说他用口才应付人。有人说四个人的资质愚鲁的可以入道，也未必一定，只看学问如何罢了。如果到了改变气质的地步，四个人所到达的境界是一样的。如果还不能，随着他们的分量，都有害道之处。四个人之中，如果曾子可谓能改变气质了，平生鲁钝如此，一唯之对，天下之敏也没有超过这个的了。如果其他三个人，也大多得力于学问。如高柴执亲之丧，这是人子至难的事；不死于卫之难，不可谓愚。子张书绅之事，也不甚偏激。子路悔过骨立，也不甚粗野。子路平生勇锐，至死时却从容。回也其庶乎，正所谓“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也”。屡空者，不是说有时而不空。回忘仁义，是谓空了；回忘礼乐，则又空了，这叫做屡空，是说他在这些地方用功不一二而止。赐不受命，不是所谓天命之命，是说他不接受圣人的命令，犹如韩退之所谓“籍湜辈屡指教，未知能不叛去”之类。货殖者，是多学而识之的意思。亿则屡中，不是方人之谓，是说他以闻见之私窥测圣人之道，虽时见一二而不知其大全，终是亿

译子贡来了。孔子曾经说：“端木赐啊，你以为我是靠多学而记住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吗？”这里所说的“是的”和“难道不是吗”，就是所谓的猜测。

译子张问善人的修养方法。孔子说：“不沿着前人的足迹走，也就不能进入圣人的堂奥。”

孔子曾经说：“圣人，我是不可能见到了；能见到君子，也就很好了。善人，我是不可能见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很好了。”现在子张问善人的修养方法，大概是认为圣人的道高远而难以企及，所以想追求次一等的境界，这正像冉求、公孙丑的意思一样。圣人回答说：“天下的事情，不论大小，没有一步就能达到的。善人的道，虽然说是容易达到，但不沿着前人的足迹走，也不能到达其深奥之处。如果把这种功夫用在更高的境界上，成就岂是可以估量的！”

孔子说：“凡是议论笃实的人就赞许他，他是君子呢？还是外表庄重的人呢？”

议论笃实，是指议论确凿无疑。现在的人泛泛而谈，那么是非曲直还没有确定。如果议论到了切实的地方，是非曲直一毫不差，不用辩驳就明白了。确凿的议论就赞许他，君子与外表庄重的人，有见识的人一定能分辨出来。

子路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世，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问：“听到了就去做吗？”孔子说：“听到了就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有父兄在世’；冉求问‘听到了就去做吗’，您说‘听到了就去做’。我迷惑了，大胆请问。”孔子说：“冉求做事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胆量过人，所以抑制他。”前辈说：“一番疑惑就是学者一番进步。”这话极好。圣人门下造就人才的地方，正在于此。善于学习的人在这里观察，就明白大半了。“听到了就去做”，不必理解为听到了道，而是凡事都这样。大体上事情应当先告知父兄，然而舜有不告而娶的事，这就是所谓“时中”。

孔子在匡地遭到围困，颜渊落后了。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老师还在，我怎么敢死呢？”

大体上面对死亡应当有道义，处在患难之际，哪有敢死的道理？顺受正命罢了。如果君父处在患难中，道义应当死，奋不顾身，敢死是可以的。现在匡人的围困，虽然与夫子同处患难，但夫子安然无恙，这是道义上不应当死。颜回又怎么敢违背道义而敢死呢？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称为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要问别的事情，原来是问仲由和冉求啊。所谓大臣，是用正道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现在仲由和冉求，只能称为具备才能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是顺从君主的人吗？”孔子说：“弑父弑君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

天下的大逆不道之事，如果不是穷凶极恶的人，都自知避免。冉有、子路，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怎么会说“弑父弑君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呢？我私下认为这话是针对季子然说的。季子然是季孙意如的儿子。意如亲自驱逐昭公，昭公死在外面，这是可以做到的，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圣人这话，深深折服奸邪之心而破除其胆量，所谓《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然而由、求二人难道没有罪过吗？八佾之舞，泰山之祭，伐颛防用田赋，这些都是篡弑的开端。二人不能极力争辩并辅佐左右，这是他们心里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尽力。哪里知道圣人凡事不放过，这正是用来遏绝乱源的方法。

子路让子羔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何必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这一段多引用子皮让尹何做邑长官的事来证明，这固然没错。然而其中另有说法，人多说高柴愚笨，恐怕不能从政。然而我看季羔做卫国的士师，砍断了别人的脚。不久卫国发生蒯瞆的动乱，季羔逃到城门，被砍脚的人守门并放他逃走。季羔问：“我亲自砍断了你的脚，现在我在患难中，这正是报怨的时候，你却放我逃走，这三个原因是什么？”被砍脚的人说：“从前您依法处理我，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想让我免罪，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我又从您的脸色中知道了。”由此看来，子羔本来是善于从政的人【这件事固然发生在子路让子羔做费宰之后，但推此类推考察，子羔也不能说是愚笨】我私下认为费地是季氏的封邑，做费宰，本来是季氏所亲信的臣子。以子路的果敢、冉有的才能，尚且差点沉溺于季氏，如果让子羔做季氏的长官，如果不顺从季氏，就一定会得罪季氏了，所以说“害了别人的儿子”。子路不明白这个意思，直接与夫子争论学习。读书固然未必就是学习，然而不读书，直接在社稷人民中学习，难道不会误人吗？圣人的意思，子路已经错了，所以来不及与他争论是非曲直，说“所以我讨厌那些巧言善辩的人”，意思是说他不听人说话，一味用口才应付人，而且教训也听不进去。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长一些，不要因此就不敢说话。你们平时常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做呢？”子路轻率地回答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加上军队的侵犯，接着又遇上饥荒；如果让我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百姓勇敢，而且懂得道义。”孔子听了，微微一笑。“求，你怎么样？”冉求回答说：“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治理，等到三年，可以……”

译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就等待君子来实行了。」「赤，你想做什么？」回答说：「我不敢说能胜任，只愿意学习。宗庙祭祀的事情，或者诸侯会盟，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司仪。」「点，你想做什么？」曾皙弹瑟的声音渐渐稀疏，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回答说：「我的志向不同于那三位同学的才能。」孔子说：「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过是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定，我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里沐浴，在舞雩台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皙啊！」那三位同学出去了，曾皙最后走。曾皙问：「那三位同学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过是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问：「先生为什么笑子路呢？」孔子说：「治理国家要靠礼，他说话毫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说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吗？」「怎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说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吗？」「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不是诸侯的事又是什么？如果公西赤只能做小司仪，那谁能做大司仪呢？」这一段可以看出，古代学者的日常志向就在这里，将来施展抱负也在这里。比如虞舜朝廷的各位官员，明察刑罚、明晓礼仪，都专门掌管一项职务，终身不变，却不比后来的学者什么都不学，等到出来做官，什么都想干，最后什么都搞砸。可见古代的学者不敢自欺，衡量自己的才质，各自有用世之处，分毫不敢夸大。又可以看出，孔门中宗庙的华美、百官的富足，无不具备，然而并不把这些当作大事。试问秦汉以来，有一个人像子路那样，承担千乘大国的重任，夹在强国之间，又遭遇饥荒战乱之后，两三年间，使百姓有勇气，又懂得道义，这难道是人才功业吗？在圣人门下更看不到了。圣人听到这话，也只是付之一笑罢了。圣人之所以笑子路，并不是说他做不了；之所以赞同曾皙，也不是说他就一定能做到。圣人的意旨深远，学者不能测度。天下的事固然要由我来担当，但事情也有不能必然成功的，子路怎么就说我一定能这样呢？看他的意思，就有凭借智力和强力强行推进的意味。再说冉求、公西赤，也是说辅佐诸侯的事业，怎么说呢？哪有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不是诸侯国家的？宗庙会盟不是诸侯的事吗？只是这两个人不敢明确说出来，不像子路直接说“千乘之国”，把诸侯的事业直接担当在身上，太不委婉了。又如曾皙所说的，前辈说这就是尧舜的气象，固然如此，但也不必说得太深。圣人之所以长叹，正是心中有所感触，来不及评论曾皙了。大道不能施行，即使像子路等人各自实现志向，也无法再给百姓带来利益，退而与二三子自得其乐，也是不得已的意思，这就是圣人长叹的原因。其实各位学生的优劣，也难以仅凭这个来看。圣人也不在上面责备他们，看“也不过是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这一句，圣人的忠恕之意也可以看到。看曾皙说“我的志向不同于那三位同学的才能”，以及“那三位同学的话怎么样”的意思，都与圣人不同。

译颜渊第十二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回归礼的规范，这就是仁。一旦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实践仁德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条目。”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敏，也请让我努力实行这些话。”

求学的人从礼开始，也在礼中完成。什么叫从礼开始？就是孔子所说的“用礼来约束我，不符合礼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什么叫在礼中完成？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及孟子所说的“举止动作都合乎礼”。大概求学的人起初从哪里着手呢？礼就是入门的途径。等到学成时，又看到了什么呢？只有举止动作都合乎礼罢了。克己复礼，这本身就是行仁，所以说：“克己复礼就是仁。”克己不是一天的功夫，但到了复礼的境界却是一天之间的事。之所以说克己复礼就是仁，是因为以前私欲没有克制，这身体还是我的拖累，何况对待外物呢？等到有一天彻底克制了私欲，回归到礼，内心光明透彻没有障碍，别无他物，只见天下都在仁之中，自身与万物都处于安泰和谐之中，所以说：“天下归仁。”“行仁在于自己”，这是极其亲切透彻的话。不符合礼的不看、不听，这是克己的关键要道。除此之外，圣人教导人没有别的办法了。

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好像去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办重大的祭祀。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在诸侯国中做事没有怨恨，在大夫家中做事也没有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也请让我努力实行这些话。”

张范阳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连上文一起解释，认为傲慢不敬，自己和别人都难以忍受，所以不敢把不敬加在别人身上。这种说法也很新颖，但也不必过于奇特。“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不必说是自己怨恨，只是别人怨恨。没有自己的怨恨容易，没有别人的怨恨难。如果能在这一点上用力，律己非常严格，待人非常宽恕，暴戾轻慢的气习不表现在身上，那么心平气和，与外物没有抵触。秉持这种道理，别人对你没有厌恶，你也不憎恶别人，这就是所谓恭敬笃实而天下太平。“出门如见大宾”，向下看就是“克己复礼”；“在邦无怨”，向下看就是“天下归仁”。虽然功效有深浅之分，但在克己上用功则是一样的。

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人，他说话谨慎迟缓。”司马牛说：“说话谨慎迟缓，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很难，说话能不谨慎迟缓吗？”

仁人说话谨慎迟缓，就像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难以言说一样。司马牛不明白这个意思，把说话谨慎迟缓当作求仁的方法，所以孔子回答说：“做起来很难，说话能不谨慎迟缓吗？”这里所说的“言之”，是指仁而言的。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回答司马牛关于仁的问题呢？前辈认为司马牛多言而浮躁，这句话正是教导他入门的方法。

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没有愧疚，那还有什么忧愁恐惧呢？”

君子不忧愁不恐惧，所对应的意思也和前面一样。是说君子能够不忧愁不恐惧，不是说自己本来就不忧愁不恐惧，从而去追求成为君子。司马牛依旧不明白这个意思，却不知道自我反省没有愧疚，大体上是用功到了这样的地步的人。张范阳说：“司马牛虽然能担忧他的兄长将要作乱，但未能做到自我反省没有愧疚。所谓没有愧疚，只是处理君父兄弟之间的关系都没有毛病才好，徒然担忧恐惧有什么用处呢。”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恭敬而没有过失，对人谦恭而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君子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现在参考《左传》，司马牛的兄弟往往都不贤良，其中向魋尤其严重，不仅仅是向魋一个人。司马牛的忧愁，不是为向魋考虑，而是看到兄弟这样，担忧祸患波及自己。假如向氏在宋国断绝祭祀，自身死亡家族灭绝，难道不是因为兄弟的缘故吗？子夏宽慰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假如向氏因为向魋而断绝祭祀、自身死亡灭绝，这本来就是天命，即使担忧又有什么益处？假如天命不至于此，那么父子兄弟的罪责不相牵连。伯棼作乱，而子文的祭祀没有断绝；叔虎作恶，而叔向没有遭受祸患，又何必担忧呢？只要实行我的恭敬，与外物没有抵触，即使违背常理去别的国家躲避祸乱，四海之内本来就有了解我的人。从前季友逃到陈国以躲避庆父的祸乱，君子赞美他，又何必担忧呢？事情到了难以处理的时候，如果看得分明，顺着境遇行事，也不至于扰乱内心，徒然忧愁烦恼是没有益处的。然而子夏也只是说了丧明之事，由此可见。

子张问什么是明。孔子说：“像水一样逐渐渗透的谗言，像皮肤受到刺激那样急切的控告，在你这里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明察了。像水一样逐渐渗透的谗言，像皮肤受到刺激那样急切的控告，在你这里行不通，可以称得上是远见了。”子张以前把听闻当作通达，今天怎么知道不把明察当作明呢？所以孔子用“远”来告诉他。之所以再次说，大概是因为一两番行不通，不足以显示他的明察，长久没有空隙可行，才是真正行不通。这就是所谓的“远”。行不通，不是说说了就行不通，是不敢来说，大概人有这种意图但不敢实行，自己在暗中就已经断绝了这种念头。

子

译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就会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再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但如果百姓对政府没有信任，国家就站立不住。”

译圣人只讲两件事，子贡却问三件事。圣人的大意认为，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信用施行于其中，所以说：“百姓信任他了。”大概圣人制定井田制来保证粮食充足，征收丘赋来保证军备充足，除此之外，一丝一毫都不敢逾越。这样，上下互相信任，患难时不互相背叛。子贡的意思，大略认为如果到了急迫不得已的地步，只能权宜行事以济事，如前辈所说的各道以军兴为由加征赋税，又权且暂时征发百姓为兵，事情似乎可以去除信用。圣人认为决不可去除信用，却不是迂阔，而是切近事理的关键。如果上下互相信任，生死不互相背叛，即使是军备不足，也没有大害。古人本来就有凭借一旅之师中兴的。又如粮食不足，又能怎么办呢？〇面临死亡，却没有后患遗祸。如果上下不互相信任，军备粮食虽然充足，反而成为作乱的资本，是不能安稳度过一朝一夕的。何况守信的人，即使粮食不足，也没有必然死亡的道理。看楚庄王围困宋国，华元告急，有信用而没有粮食，也未必会死。

〇子成说：“君子质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文采呢？”子贡说：“可惜啊，夫子对君子的看法！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上舌头（话已出口无法收回）。文采如同质朴，质朴如同文采。虎豹的皮革，如同犬羊的皮革。”

〇子成的意思，未必不好，只是说得不够圆满。且如夫子说“礼与其奢侈，宁可节俭”，也有这个意思，但不如〇子成说得实在。子贡说：“可惜啊！夫子对君子的看法。”谓下“君子”两字有误。子如果只说“人质朴就可以了”，固然没有大害，但不合实际地说“君子”，却是不行的。因为既然说“君子”，就不应当只说“质朴”。如果说“文采与质朴”相似，是“虎豹的皮革，如同犬羊的皮革”，这可以吗？

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十分抽一的税制）呢？”哀公说：“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您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您怎么会富足？”

解说者认为有若回答哀公的事，与所问没有交涉。当年饥用度缺乏的时候，却泛论太平盛世的方法，真像是迂阔。不知道这是最切近的回答。只是哀公因为年饥的缘故担忧国家，有若因为年饥的缘故先担忧百姓。那担忧百姓，正是担忧国家。大概先王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一是散利，二是薄征，这是救荒急切的政令。如果荒年不薄征，民力无处出，只能流离迁徙，或者去做盗贼。古所谓饥馑丧乱，正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国家用度从哪里取足？却不知道暂时薄征，百姓略微可以自安，必定不会流离迁徙。岁月之间，禾麦既已成熟，那么国家用度取足，这难道不是所谓“百姓富足，您怎么会不足”的说法吗？学者读此，不应当认为有若的意思错了，以为是论太平盛世的方法。有若岂不知道鲁国赋税已重，一旦他的君主有年饥的询问，而回答以太平盛世不切实际的谈论吗？大概说：“目前如果想要救饥，暂且减作十一的赋税，可以稍微延后以待其后，固然来不及论太平盛世。”

子张问如何崇德、辨惑。孔子说：“以忠信为主，迁善改过，是崇德。爱他时希望他生，恶他时希望他死，既希望他生，又希望他死，这是惑。‘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古之人引用《诗经》，只取其意，不论其事。“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这是《我行其野》的诗。圣人取它作为辨惑的说法，也是取其意。大概人之所以惑，是因为有所遮蔽。外面的道理极分明，中间溺于私情，不能自我克制，徒然扰扰，真所谓惑。且如爱其人而希望他生，明天恶他而希望他死，世间哪有这个道理？好恶扰乱其外，而内心惑乱了。人的生死，岂不在天吗？人君乎而我想要控制其短长之命，这确实不可能，徒为纷纷，只增加谬误罢了。人能于此辨惑，了然甚明，那么惑不待解而破了。“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者，如同谚语所谓“群鸟噪人不死，只益可憎”耳。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景公说：“好啊！确实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齐自庄公之乱，又陈氏久专国政，无君臣之分久矣。景公的夫人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中，鬻姒之子荼受宠，景公不立太子，将卒，使高国立荼，置群公子于莱。明年，陈僖子立公子阳生而杀荼，齐自此乱，竟亡于陈氏。是景公之时，君臣父子之道皆失，故圣人之对及此。当是时，齐之君臣无上下，皆知陈氏之篡齐，但其事已成就，视俯默，咨嗟叹息，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景公与晏子坐于路〇，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子曰：“敢问何谓也？”公曰：“吾以为在德。”对曰：“如君之言，其陈氏乎？”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对曰：“惟

译礼可以用来制止这种局面。”齐景公说：“好啊！我到现在才听到这种礼的高明之处。”景公与晏子的问答，与这一段情形相似。他心中明明知道陈氏将要夺取齐国政权，却无可奈何。“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这种心情非常悲哀。那么，陈氏的祸患终究无法消除吗？《易经》说：“囤积恩泽，小事吉祥，大事则有妨害。”伊川先生说：“在囤积恩泽的时候，如果想要成就大事就会受到妨害，就像鲁昭公、高贵乡公那样。”在当时，景公和晏子自顾德行不足以平息祸乱，只能容忍而不作为，这是加速灾祸的策略，所以内心非常清楚，但表面上却无法施行。那么，怎么做才可以呢？如果没有孔子堕毁三都那样的德行，都会像鲁昭公、高贵乡公那样遭遇不幸。从前景公想任用孔子，打算把尼溪的田地封给他。晏子阻止说：“儒生滑稽多变，不能依法行事；倨傲自顺，不能做下属。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繁复升降揖让的礼节，几代人也不能穷尽他的学问，一年也不能穷尽他的礼仪。您想任用他来改变齐国的风俗，这不是用来引导百姓的方法。”唉！晏子知道礼可以用来制止齐国的祸乱，却不知道孔子可以施行礼。假如景公稍微懂得任用孔子，那么陈氏的祸乱不用动用武力，齐国就可以平安无事。现在晏子的言论说到这个地步，那么使齐国灭亡的，不是陈氏，而是晏子。

译孔子说：“凭片面之词就能断案的人，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从不拖延承诺。

断案与审理诉讼是不同的，什么叫断案？大概审理案件的官员，在量刑轻重、出入法度上各有私见，导致案件无法决断，而仲由只需慢慢用一句话就能定下可否，没有人敢不听从，这就叫断案，而不是审理诉讼。《尚书》所说的“不是靠巧言断案，而是靠良善断案”就是这个意思。子路从不拖延承诺，是因为他平日不曾欺骗别人，所以一句话就能让人无不信任。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不再发生。”

这一段话不是针对子路说的，所谓“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不再发生”，指的只是同一件事。大概审理并辨别是非曲直，只是让人信服言语，却没有让人信服内心；一定要让他们感悔自责，化解仇怨，不再争辩而离去，这才叫没有诉讼。这件事关乎所学，其得失在于自己，不取决于别人。

子张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倦怠，执行政事要忠诚。”

晋国的荀息说：“我竭尽股肱之力，加上忠诚正直，如果事情不成，就用死来继任。”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人人都可以忠诚。子张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倦怠，执行政事要忠诚。”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人人都可以治理政事。《大学》说：“内心真诚地去探求，即使没有完全达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人们只怕不能竭尽自己的心，什么事做不成呢？子张的过失正在于此，大概追求外在修饰的人，必定有骄傲懒惰的情态，时间久了必定厌倦。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仪来约束自己，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解释见《雍也》篇】。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则相反。”

现在人多说，看到别人做事需要成全，教他成功也是好事，固然如此，但也必须分辨善恶。如果是好事，怎么能不成全呢？如果是不好的事，对方本意以为是在行善，却不知道那是不义的，正锐意不顾，怎么能不千方百计劝谏？宁可让人有破坏成事的名声，也不能让自己有违背良心的责任。如果是小人则相反，看到不好的事，往往与自己的心意相合，极力促成；如果是好事，未必符合他的心意，阻挠不让实行的情况就多了。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如果您不贪求，即使奖励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

这一段显示出圣人功用的妙处，暗中转化季康子的心，使他不再忌惮。季氏在鲁国，已经没有君臣之礼，鲁国的臣子中，没有比季氏更不端正的了，大概是鲁国的大盗贼。看圣人“您带头端正”与“如果您不贪求”两句话，像是把重任托付给季康子的意思，但看其深意，即使《春秋》的严厉也不过如此。从前仲弓做季氏的家宰，问政。孔子说：“先责成下属官员。”鲁国的混乱，正是君臣侵权越分，没有正常的职分。如果让卿大夫各自守职，那么三种威仪退居家中，三军不兴兵作乱，八佾不舞，泰山不祭，田赋不征，鲁国的君臣岂不大大治理好了？现在如果康子一旦对圣人的话有所感悟，反过来反省自身，感悔震惧，其功用会怎样呢？这是圣人防范的深意。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草上加风，必定倒下。”

老子说：“百姓常常不怕死，怎么用死来恐吓他们？”话说得好啊！现在天下的人，日夜趋向死亡，奸民每天陷入陷阱，何尝真正怕死呢？百姓不怕死，却想用死来恐吓他们，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做到。季康子论政，立意在于杀戮，认为如果杀掉无道的人，就可以亲近有道的人，却不知道亲近有道的人就可以制止无道的人，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圣人不暇与他争论是非，直接在康子身上教导他。“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这句话，委婉而有直率的本体，即使让天下的恶人听到，也应当改心易虑。大概康子正掌握鲁国的权柄，如果他残暴杀人，也是鲁国的大害，圣人一句话，可以让他感悔知过，所谓仁人的言语，其利益广博啊。季康子在三家中与其父兄相比，还算可以交谈，所以圣人随其资质，多方劝诱他。如《论语》所载季康子两次问政、担忧盗贼、问如何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门弟子好学，《左氏春秋》记载使用田赋的事，季康子派冉有去询问仲尼。孔子在卫国，季康子用币帛召他，圣人从卫国返回鲁国。看这些，那么季康子也略知有圣人了。

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称为通达？”孔子说：“什么叫通达？”子张回答说：“在诸侯国必定有名声，在大夫家也必定有名声。”孔子说：“这是名声，不是通达。所谓通达的人，本质正直且喜好道义，体察言语并观察脸色，考虑谦退于人，在诸侯国必定通达，在大夫家也必定通达。所谓有名声的人，表面装出仁德的样子而行为违背，自居而不疑，在诸侯国必定有名声，在大夫家也必定有名声。”

通达不是明达的达，而是通达于搜狩、通达于道路的达。名声与通达之所以不同，通达是自己推行的，名声是别人知道的罢了。本质正直且喜好道义，体察言语并观察脸色，考虑谦退于人

译这三句话的核心都在于一个“诚”字。在每件事上都自我防范、检点，不敢自我夸大以欺骗他人。能做到这样，无论身处何地，都能率先施行善行。至于别人听不听，那是别人的事，本来就不能强求。如果别人听了却不以为然，那也不奇怪，他们只是凭借智巧和才能去博取名声。如今人们之所以不敢欺骗别人，正是内心感到羞愧不安。如果公然用伪善的外表来博取仁德之名，公然去做却毫无愧色，那又怎么不足以欺世盗名呢？考虑如何谦卑待人是一回事，说以自身谦卑待人固然很难，如果不是贤者，难道应该轻易地谦卑待人吗？即使稍微思考一下也是可以的。观察言语并揣度神色，这就是自我防范、检点。

译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问道：“请问怎样提高品德、消除邪念、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求收获，不就是提高品德吗？批评自己的过错，不批评别人的过错，不就是消除邪念吗？因为一时的愤怒，忘记自身的安危，甚至牵连到父母，不就是迷惑吗？”

问得好！这是因为问得切中要害，不同于泛泛而问，是真有改过迁善的诚意。先做事后求收获，只是事情该做就去做，不必计较得失，做下去自然会广大。别人不礼貌地对待我，我应当更加恭敬；看到别人不贤德，我应当自我反省、自我检点，担心自己不如别人，哪有空闲去指责别人的过错？这就可以说是自我修养了。人最珍爱的，是父母；其次是自身。因为一时的愤怒，竟然不顾及这些，这种行为如同醉如狂，难道不是大迷惑吗？人如果能在此处明察，那么凡是所谓的迷惑，也就可怜了。像这样辨别迷惑，大概就知道天下的迷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其他的迷惑难道还有救吗！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问什么是智，孔子说：“了解人。”樊迟没有理解，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樊迟退下后，去见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什么是智，老师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说：“这话含义丰富啊！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

横渠先生认为：“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兼答了仁和智，说得非常深切，恐怕经书的本意并非如此。因为樊迟自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智。”并没有提到仁。如果说子夏认为“不仁的人远离”是兼说仁和智，然而樊迟问仁，子夏却不知道。大概爱人叫做仁，了解人叫做智，这是学者所共知的，樊迟有什么不理解而怀疑的呢？大概樊迟所不理解的，是了解人的说法。就像仲弓所说的“怎么知道贤才而举用他们”，齐宣王所说的“我凭什么识别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而舍弃他们”之类。圣人的意思认为人不容易了解，怎么能人人都了解呢？只要“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曲的人”，这就是了解人的方法。樊迟又没能理解选拔正直、罢黜邪曲的道理，怎么能知道会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呢？子夏推究此道的本源，认为帝王治理天下，也不过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话含义丰富啊！”舜只是举用了一个皋陶，汤只是举用了一个伊尹，不仁的人自然远离，难道不是所说的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吗？举用帝王已经实行的例子来证明孔子的话，那么樊迟的疑问就消除了。

子贡问关于朋友的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那么对朋友有什么要求呢？士人有争辩的朋友，那么自身就不会离开美好的名声。现在却说“如果不听就停止”，这是对朋友怀有不尽之心吗？有人说：“是为了保全交情。”唉！所谓保全交情，是不耗尽别人的欢心，不尽自己的忠诚罢了。有过错而不能争辩，这足以称为保全交情吗？朋友有同生共死的义气，如果不听，难道不可以再三劝告吗？所以我认为这是圣人论述选择朋友的方法。从前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谈论交友，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子张说：‘与我听到的不同！我是大贤人吗，对别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我不是贤人吗，别人将拒绝我，怎么能拒绝别人呢？’”这两人谈论交友都有偏颇，圣人的论述则不然，不全部接纳，也不立即断绝。人们刚开始交往，尚未知心，一见言语投合，固然不在话下；或者心里认为不可以，也不可以立即断绝。忠诚劝告，善意引导，如果真的不可行就停止，不必与他做朋友了。“不要自取其辱”，与“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意思相似。辱，如《礼记》所说的“辱与弥牟之弟游”的辱，不是危险耻辱的辱。

曾子说：“君子以学问文章会友，以朋友辅助仁德。”

君子以学问文章会友，所谓光彩鲜明有文采以相接就是如此。《诗经》说：“朋友相互辅助，以威仪来辅助。”大概不这样，就几乎像防备一样而不能长久。以朋友辅助仁德，凡是在外表现这些威仪，这就是用来辅助涵养内在的。

石鼓论语答问卷中

<经部,四书类,石鼓论语答问>

钦定四库全书

石鼓论语答问卷下

宋 戴溪 撰

子路第十三

子路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做在百姓前面，让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再多说一些。孔子说：“不要懈怠。”

做在百姓前面，让百姓勤劳，不出一件事，大概不先做榜样而只说让百姓勤劳，这就是所谓的小恩惠没有普及，百姓不会服从。然而做事也必须先认识大体。子路做蒲地的长官，让他的百姓修沟渠，因为百姓劳累辛苦，人们给他一篮饭一壶汤。孔子听说后，让子贡阻止他，说：“你认为百姓饿吗，为什么不向国君报告，打开粮仓来赈济他们，而私下用你的食物馈赠他们，这是你显示国君没有恩惠，而表现自己的美德啊。”子路的意思，本来是想让百姓勤劳，但他的过失像这样，是得到了圣人的话，而没有得到圣人说话的原因。后来治理蒲地已经三年了，孔子经过那里，说：“我看到他的政事了。进入他的境内，田地平整，杂草清除，沟渠深挖治理，这是因为他恭敬守信，所以百姓尽力。进入他的境内，墙屋坚固，树木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宽厚，所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