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论语答问卷下
民不扰也。」若此可谓先之劳之之功矣。三年之久而其政始成，非不倦，何以及此？
译百姓不受侵扰。」像这样，可以说是身先士卒、辛勤劳作的功效了。经过三年之久，政教才开始成就，如果不是勤勉不懈，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前辈説先有司，以为季氏之乱，正由大夫侵权分守皆乱。今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告以先有司，使鲁之君臣各有司存，则三家不治自服。此夫子欲堕三都与正名于卫之意也。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葢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前辈谓夫子为政于卫，欲先正名，必须教辄避位以逊其父，则君臣父子之名正矣。夫辄至于发兵拒父，积年未定，欲待夫子为政，固将求安其位也，而教之避位，是宜子路以为迂也。考之《史记》，称孔子自楚反卫，是歳鲁哀公六年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故子路来问以探夫子之意。所以冉有、子贡相语，有「夫子为卫君」之説，亦是见夫子自楚复卫，意者欲仕于卫君乎？由此观之，辄之有待于夫子，其意可知矣。夫子亦安能以一见之间，使辄避位以逊其父乎？故吾以为学者当识圣人之意。子路设问，以探圣人欲仕之意，圣人不敢明白其不可，葢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岂敢明言其不足仕乎？葢「必也正名」之意，言必先正名而后可仕。今卫之名不正甚矣，彼既不肯正名，是决不可仕也。子路知圣人之意，故有「有是哉」之语，大有惊愕之意，问道：「管他此等事作甚？如今更説此事来，可见迂阔，且自为政，何必问他名正与不正？」圣人闻他此説，意者説道：「子路可是鄙野！」更不防説教，委曲防辞之中，义理自明。如子路此言，几于戆矣。大抵君子于理，防未得处亦须仔细思量，如何直截如此？子路道正名是闲慢事，不知名不正则开口便説不得，如何行得？既行不得，更説甚礼乐？夫事成则礼乐兴，犹充实而有辉光也。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段，前辈论已详尽。大意道樊迟所见甚卑浅，意间道人君偃然在上，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则吾心有所不安，百姓将有所不服，欲得君民并耕，出入阡陌，与百姓同其劳苦，庻几享之而无愧。此亦可谓虑事甚宻矣，其如所见太卑。若使天下之民敬服其上，莫敢不用情，如子弟力耕以供父母，则天下之农皆愿耕于其野矣。耕稼之事，自是老圃之职，何足以累君子之心？《礼记》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为君子者，正患无礼、无义、无信，斯民外服事其上，而中实欺之，则一旦涣然觧散，却有可虑之理。若使礼义修明，信服民心，享天下之备奉，正是当然耳。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扵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此一段是圣人教人读书法，书不在多诵，正乃谓有得耳。所谓有得者，非谓有得于经也，正是因经有得于心耳。夫诵诗可以从政、出使，是岂政事、言语尽在《诗》乎？亦是感发吾心耳。古人多先学《诗》，学者读《诗》，最是识人情、物理，胸中真有所兴起，不至于滞碍不通，自然出而可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身正，其极至于笃恭而天下平，不勉而敬，不言而信；其身不正，其极至于用刑而不胜，况出令乎？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此霸者功用也。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按《史记》，夫子自楚反卫，当鲁哀公七年、卫出公五年也。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是言为哀
译仲弓担任季氏的家宰，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下属各司其职，宽恕小的过错，提拔贤能的人才。”仲弓说：“从哪里知道贤能的人才而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前辈解释“先有司”，认为季氏的动乱，正是由于大夫侵夺职权、分守混乱所致。现在仲弓担任季氏的家宰问政，告诉他先责成下属各司其职，让鲁国的君臣各自守住自己的职分，那么三家不治理自己也会顺服。这是孔子想要堕毁三都和像在卫国那样正名的意思。
子路说：“卫国君主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端正名分吧！”子路说：“竟然有这样的事吗，您太迂阔了！何必去端正名分？”孔子说：“粗野啊，由！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概采取保留的态度。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兴盛，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如何安身立命。所以君子对于名分，一定要能够说得明白；说得明白，一定要能够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没有苟且随便罢了。”
前辈说孔子在卫国为政，想要先端正名分，必须教导辄退位以让位给他的父亲，那么君臣父子的名分就端正了。辄竟然发兵抗拒父亲，多年未定，想要等待孔子为政，本来是想求得安固自己的地位，却教导他退位，这适宜子路认为迂阔。考察《史记》，记载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是鲁哀公六年。当时卫国君主辄的父亲不能即位，在外诸侯多次以此责备卫国，而孔子的弟子多在卫国做官，卫国君主想要得到孔子来治理政事，所以子路来问以探知孔子的意思。所以冉有、子贡互相谈论，有“孔子为卫国君主”的说法，也是看到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意思是想要为卫国君主做事吗？由此看来，辄对孔子的期待，他的心意可以知道了。孔子又怎么能在一见之间，使辄退位以让位给他的父亲呢？所以我认为学者应当识得圣人的心意。子路设问，以探知圣人想要出仕的意思，圣人不敢明白说出不可，大概居住在这个城邑不非议它的大夫，岂敢明言它不值得出仕呢？大概“必也正名”的意思，是说必须先端正名分然后才可以出仕。现在卫国的名分不正得很，他既然不肯端正名分，这是决不可出仕的。子路知道圣人的心意，所以有“竟然有这样的事”的话，大有惊愕的意思，问道：“管他这些什么事？如今再说此事，可见迂阔，且自去治理政事，何必问他名正与不正？”圣人听到他这话，意思是说：“子路可是鄙野！”更不防备说教，在委婉的言辞之中，义理自然明白。像子路这样的话，几乎到了愚直的地步。大抵君子对于道理，防备未得之处也须仔细思量，怎么直截了当如此？子路说正名是闲慢的事，不知道名不正则开口就说不得，怎么行得？既然行不得，更说什么礼乐？事情成功则礼乐兴盛，犹如充实而有光辉。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求学习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须是小人啊！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没有不敢恭敬的；在上位的人喜好义，那么百姓没有不敢服从的；在上位的人喜好信，那么百姓没有不敢用真情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哪里用得着种庄稼？”
这一段，前辈论述已详尽。大意是说樊迟所见很卑浅，意思间说君主高高在上，不耕而食，不蚕而衣，那么我心里有所不安，百姓将有所不服，想要得到君民一起耕种，出入田间小路，与百姓同其劳苦，大概享用起来就没有愧疚。这也可以说是考虑事情很周密了，只是所见太卑。如果让天下的百姓敬服他们的上位者，没有不敢用真情的，像子弟努力耕种来供养父母，那么天下的农夫都愿意在他们的田野耕种了。耕种庄稼的事，自然是老菜农的职责，哪里足以拖累君子的心？《礼记》说：“后稷为天下建立的功业，难道是一手一足能完成的吗？”做君子的人，正担心没有礼、没有义、没有信，百姓外表服侍上位者，而内心实在欺骗他们，那么一旦涣然解散，却有可忧虑的道理。如果礼义修明，信服民心，享用天下的完备供奉，正是应当的。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他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他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
这一段是圣人教人读书的方法，书不在于多读，正在于有心得。所谓有心得，不是说有心得于经文，正是因经文而有心得于心。熟读《诗经》可以从政、出使，这难道是政事、言语都在《诗经》里吗？也是感发我们的心罢了。古人多先学《诗经》，学者读《诗经》，最是识人情、物理，胸中真有所兴起，不至于滞碍不通，自然出来就可以任用。
孔子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能实行；自身不端正，虽然下了命令也不服从。”
自身端正，其极致达到笃恭而天下平，不勉强而恭敬，不说话而信任；自身不端正，其极致达到用刑而不胜，何况出令呢？管仲下令如流水之源，这是霸者的功用。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
按《史记》，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当鲁哀公七年、卫出公五年。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像兄弟。”这是说为哀
公、出公发也。鲁尝逐君，卫方争国，君臣父子之间若此，亦无以大相过矣。圣人之言及此，葢亦有所感叹云尔。虽然，夫子尝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则鲁之风俗几于道矣。圣人之言及此，何也？葢人之受病虽同，而元气之厚薄系其所禀受，元气之厚者，受病虽深，当易愈耳。昔者仲孙湫省难于鲁，正当庆父、子般之乱，可谓礼义灭絶甚矣。仲孙湫归言于齐侯曰：「鲁秉周礼，未可取也。」谓君臣簒夺之际为秉周礼之国，葢必有见于政事之外矣。此夫子「鲁一变至于道」之意。
译公，指出公发。鲁国曾经驱逐国君，卫国正争夺君位，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像这样，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圣人的言论涉及这些，大概也是有所感叹罢了。虽然如此，孔子曾经说：“齐国一旦变革，就能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一旦变革，就能达到道的境界。”那么鲁国的风俗几乎接近于道了。圣人的言论涉及这些，为什么呢？大概人的患病虽然相同，但元气的厚薄取决于所禀受的本性，元气厚的人，患病虽然深重，应当容易痊愈。从前仲孙湫到鲁国慰问灾祸，正值庆父、子般作乱的时候，可以说礼义灭绝得很严重了。仲孙湫回国后对齐侯说：“鲁国秉持周礼，不可以图谋夺取。”在君臣篡夺之际称为秉持周礼的国家，大概是在政事之外有所见地了。这就是孔子“鲁国一旦变革就能达到道的境界”的意思。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左氏列公子荆与史防蘧伯玉同称君子，则其为人可知矣。人之不善居室有二：其一曰贪不知足，其二曰骄而易盈。公子荆则异于是，曰「合」、曰「完」、曰「美」，此之谓知足；曰「苟」，此之谓不盈。夫富而不骄者鲜，谓其易盈也；富者怨之府，谓其不知足也。人能知此二者，可以为保家之主矣。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庻矣哉！」冉有曰：「既庻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国患于无民，故户口蕃盛者，为治之基也。后世之君括户以求民，为赋役地也。圣人欲富民，后人欲富国，其事正戾。故休养生息者，所以庻之也；劝课农桑者，所以富之也；申明礼义者，所以教之也。不如是，不足以为人上。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此圣人感叹忧天下至深切之意也。圣人用功，虽曰绥之斯来，动之斯和，然亦是年歳间方得大体齐整。若欲事事物物无纎毫未尽处，为王道之大成，亦须是积习之功。如化工生物，发育条畅在旬浃之间，亦须厯夏秋方能成实。善人为邦，譬如平和之药，无速化之功，积久药力既行，则宿疾自消。若夫举一世之民，跻之仁夀之域，使昆虫草木咸归于仁，此非日夜渐渍渗漉之功，未易至此。譬如天地之间，甘露、醴泉、竒草、异木，非至和之气磅礡郁结，何以生此？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为政甚易，只须正巳，便是正人；为政甚难，不先正人，却先正己。政者，正也，不正不足以谓之政。
冉子退朝，子曰：「何宴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此一段前辈论得极切当，大意以为夫子此语不是论政事小大，意专在季氏也。昔夫子正取假之名于季氏，葢君臣礼废已久，谀謟成俗，虽君子在习俗中浸滛不觉，语言亦不识轻重，如冉子有政之类是也。葢冉有不曽仕于公朝，今之退朝者，是退季氏之朝也。谓季氏家事为政，是当时习俗之辞，不以为怪也。圣人不欲直言其非，为之隠其辞以警悟冉有之意，曰：「往往今日所议者事也，若是政关国家利害，虽不吾用，吾亦须见説，隠然国家之义行于其间，使冉有感悟。」圣人之言，他日旅泰山、伐颛防之事，皆有以处矣。此圣人之防意也。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防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防邦乎？」
一言可以兴邦者，谓人君出一言之善，便可以兴邦，如宋景荧惑退之类是也。圣人以为一言之发不可若此，然而出言之善恶，其几防之际，废兴所关，甚可畏也。葢一言之善恶，未便可以兴防然自此一言而推之，前面大段利害兴废之原，葢几于此。几之为言防也，古人之所甚戒，谓其隠然而实彰也。且如人之言曰「为君难」，此一语未便可兴邦，然才知为君之难，事事不敢轻易，邦有可兴之理。若只説道要人顺己，此説既出，拒人于千里之外，如隋炀帝所谓「朕性不喜人諌邦岂无可防之理哉！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逺者来
按《家语》：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悦近而来逺。』」《诗》曰：「乱离瘼矣，奚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葢荆之地广而都狭，都狭则近者离散，地广则徒务逺畧。夫国
译孔子评论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管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时，他说：‘差不多够用了。’财产稍多时，他说：‘差不多完备了。’财产很多时，他说：‘差不多完美了。’”
《左传》将公子荆与史鱼、蘧伯玉一同称为君子，那么他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人管理家业不善有两种情况：一是贪婪不知满足，二是骄傲容易自满。公子荆则不同于此，他说“够”、说“完”、说“美”，这就叫知足；他说“差不多”，这就叫不自满。富贵而不骄傲的人很少，是因为他们容易自满；富贵是怨恨聚集的地方，是因为他们不知满足。人如果能懂得这两点，就可以成为保全家族的主人了。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国家担心没有百姓，所以人口繁盛，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后世的君主搜括户口来求取百姓，是为了让他们承担赋税和劳役。圣人想要使百姓富裕，后人想要使国家富裕，这两件事正好相反。所以休养生息，是为了使人口增多；鼓励督促农桑，是为了使百姓富裕；阐明礼义，是为了对百姓进行教化。不这样做，不足以做百姓的君主。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可以取得显著成就。”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足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了。这话真是对啊！”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普及。”
这是圣人感叹忧虑天下极其深切的意思。圣人施行政教，虽然说安抚百姓他们就会来，发动百姓他们就会和顺，但也要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大体整齐有序。如果想要事事处处没有一丝一毫未尽善之处，达到王道的大成，也必须依靠长期积累的功效。就像自然造化孕育万物，发育通畅在十天之间，但也必须经历夏秋才能结出果实。善人治理国家，好比平和的药物，没有迅速见效的功效，积累久了药力发挥作用，那么积久的疾病自然消除。至于让一世的百姓，都进入仁德长寿的境界，使昆虫草木都归于仁德，这不是日夜逐渐浸润渗透的功效，不容易达到。比如天地之间，甘露、甜泉、奇草、异木，如果不是至和之气磅礴郁结，怎么能产生这些呢？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治理政事很容易，只需要端正自己，就是端正别人；治理政事很难，不先端正别人，却先端正自己。政，就是正，不正不足以称为政。
冉有从朝堂退下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冉有回答说：“有政事。”孔子说：“那是事务罢了。如果有政事，即使不用我，我也应当听到。”
这一段前辈论述得非常切当，大意认为夫子这话不是在议论政事的大小，意思专门针对季氏。从前夫子正从季氏那里取得假借的名义，大概君臣礼仪废弃已久，阿谀谄媚成为习俗，即使是君子在习俗中浸染不知不觉，说话也不识轻重，像冉有说“有政”之类就是如此。大概冉有没有在公朝任职，现在退朝，是退季氏的家朝。把季氏的家事称为政，是当时习俗的说法，不觉得奇怪。圣人不想要直言其非，为此隐晦言辞来警悟冉有的意思，说：“往往今天所议论的是事务，如果是关乎国家利害的政事，即使不用我，我也必须听说，隐约间国家的道义行于其中，使冉有感悟。”圣人的话，日后旅泰山、伐颛臾的事，都有办法处理了。这是圣人的防范之意。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这么说，然而接近这个意思。人们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处，不接近于一句话使国家兴盛吗？”定公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不能这么说，然而接近这个意思。人们说：‘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的，只是我说的话没有人违背我。’如果这话好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这话不好而没有人违背，不接近于一句话使国家衰亡吗？”
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的，是说君主说出一句善言，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像宋景公荧惑退星之类就是如此。圣人认为一句话的发出不可像这样，然而出言的善恶，在细微之际，关系到废兴，非常可畏。大概一句话的善恶，未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或衰亡，但从这一句话推演下去，前面大段的利害兴废之源，大概就在这细微之处。几，意思是细微，古人非常警戒，因为它隐约而实际上显著。比如人们说“做君主难”，这一句话未就可以使国家兴盛，但才知道做君主的难处，事事不敢轻易，国家就有兴盛的道理。如果只说要人顺从自己，这话一出，拒人于千里之外，像隋炀帝所谓“朕性不喜人谏”，国家岂没有衰亡的道理吗！
叶公问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来归附。”
按《家语》记载：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说：‘政事在于节约财用。’鲁君问政于夫子，夫子说：‘政事在于晓谕臣下。’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悦而来远者。’”《诗经》说：“战乱离散困苦啊，哪里可以归依？”这是哀伤离散而成为乱世的。大概荆地广阔而都城狭小，都城狭小则近处的人离散，地广则只追求远略。国家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凡事不要速成，事若欲速，必不免苟简灭裂，前面便行不得。又不要求小小近效，事若欲近效，必不免经营目前，真切大事都无暇及。古人举事为是绸缪委曲者，非恶其速也，恶其不行也；见小利不顾者，非恶其利也，恶其为害也。此患不特为政，人人有此病，学者当味此。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隠子为父隠直在其中矣。」
夫理直为直，理曲为曲，此最易晓，而叶公之言及此，可谓天下之大愚矣。此一事，证父者不足责，叶公大可责也。韩退之以为刲股以救其父，在有司尤当诛之，以为伤风败俗。若证父攘羊，有司当杀无赦。今叶公专楚国之政，而持论及此，则楚国之风俗可知矣。呜呼！此固申、韩刑名之所由使乎？灭絶天伦而一聴于法，天下之不亡者，特幸尔。古之圣人，其法制也，为是议亲之辟，非枉法以自私，是乃所以行法也。葢立法不问亲疎，至于掣肘不可行，则法有时而废。委曲通人情以与天下议之，则法行而民服矣。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明道先生以为彻上彻下语，观此语与「出门如见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似。此三语，学者时暂亦有此心，但不常存耳。当尊长之前亦须恭，为君父执事亦须敬，与亲故亦须忠，才到可以卤莽处，有时亦不免自恕。「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便有「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之意。夫子以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居处恭，执事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以此知天下之理，有人心者则一而已矣。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大抵圣人教人，皆是因人之才成就之。史记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此事固不可信，然以辩闻，恐亦未免有权以济事处。如史记所载，虽曰足以存鲁，其实亦非士君子之事。所谓不辱君命者，承命而行，有死无二而已。若曰反覆变诈，此苏、张之事，是行已而无耻也，可以为士乎？夫士至于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有用于国。若夫退修于家，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此亦可谓纯笃退修自洁之士。至于苦节自守，介而不通，抑亦可谓一节之士矣。「今之从政者何如？」前辈谓居其邑不非其大夫，故夫子自谓「斗筲之人」，辟而不言，此意故好。窃意子贡所问「今之从政」，不是问当今大夫，前面问士，而后面问从政，是问今士人中亦有去从政者，不知如何。圣人以为斗筲之人，谓士之从政者是斗筲之人，所谓为贫而仕，急升斗之禄，如乗田、委吏之类耳，何足以数于从政之列？所谓「噫」者，叹士之不见用于时，而今之从政者类非士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所以不得中行而与者，正是人多狂狷也。犹《中庸》所谓「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然不可以其不中而遂弃之，不得中行而与，必须取狂狷可也。《易》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若中行者，自可以复，不待引而归于中也。惟中也，养不中，故狂狷之士思得圣人而为之依归。葢气质之偏，皆可勉而为善，惟阴柔模糊无所指名者，天下之大奸也，此圣人所以恶于乡原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徳，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人而无常，不特不可为善，止他事亦做不得。其曰「不可作巫医」者，举有利害者言也。
译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追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追求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则办不成大事。”
凡事不要急于求成，事情如果急于求成，必然难免粗疏草率、半途而废，前面便行不通。又不要求取小小的眼前成效，事情如果只求眼前成效，必然难免只顾眼前经营，真正的大事都无暇顾及。古人办事之所以周密曲折，不是厌恶快速，而是厌恶行不通；不顾小利，不是厌恶利益，而是厌恶其带来的祸害。这种弊病不仅限于为政，人人都有此病，求学的人应当细细体味。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儿子出来作证。”孔子说：“我们那里的正直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道理正直就是正直，道理歪曲就是歪曲，这最容易明白，而叶公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天下最大的愚蠢了。这件事，告发父亲的人不值得责备，叶公却大大值得责备。韩愈认为割股肉来救父亲，在官府看来尤其应当诛杀，因为这是伤风败俗。如果告发父亲偷羊，官府应当杀而不赦。现在叶公执掌楚国的政事，却持有这样的言论，那么楚国的风俗就可以知道了。唉！这本来就是申不害、韩非刑名之学所导致的吧？灭绝天伦亲情而一切听从法律，天下没有灭亡，只是侥幸罢了。古代的圣人，制定法制，是为了设立“议亲”的避讳，不是枉法以谋私利，这正是为了推行法律。大概立法不问亲疏，至于牵制肘腋无法施行，那么法律有时就会废止。委曲通达人情并与天下人商议，那么法律得以施行而百姓信服。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平日居处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丢弃这些品德。”
程颢先生认为这是贯通上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看这话与“出门如同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大祭，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相似。这三句话，求学的人偶尔也有这种心态，只是不能常常保持罢了。在尊长面前也须恭敬，为君父办事也须严肃，对待亲友也须忠诚，一旦到了可以马虎的地方，有时也不免自我宽恕。“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丢弃”，就有“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警惕谨慎，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敬畏小心”的意思。孔子认为“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之地也可以通行”，“平日居处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能丢弃”，由此可知天下的道理，凡是有良心的人是一致的。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为有羞耻之心，出使各国，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但也还可以算作再次一等的。”子贡说：“现在执政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唉！那些气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
大体上圣人教导人，都是根据人的才能来成就他。史书记载子贡一出，保存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破灭了吴国、强化了晋国而称霸越国，这件事固然不可信，但他以辩才闻名，恐怕也不免有权变以济事的地方。如《史记》所载，虽然说是足以保存鲁国，其实也不是士君子做的事。所谓不辱没君命，是接受命令去执行，有死无二罢了。如果说反复变诈，这是苏秦、张仪做的事，这是行为没有羞耻心，可以称为士吗？士到了行为有羞耻心，出使各国不辱没君命，可以说对国家有用。至于退居在家修养，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敬爱兄长，这也可以说是纯朴笃实、退居修养、保持高洁的士。至于苦守节操、耿介不通，也可以说是有一节之德的士。“现在执政的人怎么样？”前辈说，住在他的封邑却不非议他的大夫，所以孔子自称“斗筲之人”，避开而不说，这个意思很好。我私下认为子贡所问的“现在执政的人”，不是问当今的大夫，前面问士，后面问从政，是问现在的士人中也有去从政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圣人认为他们是斗筲之人，是说那些从政的士人是斗筲之人，所谓为了贫穷而做官，急于升斗的俸禄，像乘田、委吏之类的人罢了，哪里值得数在从政的行列里？所谓“唉”，是感叹士不被当时任用，而现在的执政者大都不是士。
孔子说：“得不到行为合乎中庸的人与之交往，那一定是狂者和狷者了！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所以得不到中庸的人与之交往，正是人多狂狷的缘故。就像《中庸》所说的“道之所以不明，我知道了，贤者超过了它，不贤者达不到它。”然而不能因为他们不中道就抛弃他们，得不到中庸的人与之交往，必须取狂者和狷者也可以。《易经》说：“中行独复，以顺从大道。”如果是中庸的人，自然可以复归正道，不需要引导而归于中道。只有中庸的人，才能涵养不中道的人，所以狂者和狷者希望得到圣人作为依归。大概气质偏颇，都可以勉力向善，只有阴柔模糊、没有明确指向的人，是天下的大奸，这就是圣人厌恶乡原的原因。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不了。’这话好啊！‘不能恒久保持德行，就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不用占卜就知道了。”
人如果没有恒心，不仅不能行善，其他事情也做不成。说“不能做巫医”，是举出有利害关系的职业来说明。
夫子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常矣。」人而至此，其身且不知所在，何以为人？巫医虽贱技，然死生祸福与人相关，若使无常之人为之，其害人多矣。「不恒其徳或承之羞」，连下文「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子曰：『未之思也』」相类。大抵《易》之书，以占而后见吉凶，若不常其徳其羞辱必至，不待占卜已无可説矣。如《左传》所谓「在《周易》师之临」，是未尝占而言吉凶，亦以其事而知之也。故曰：「善《易》者不占。」
译孔子说：“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穷困却装作安泰，这样的人很难保持常态了。”人如果到了这种地步，连自身都不知道安在何处，还怎么做人呢？巫医虽然是低贱的技艺，但生死祸福与人的关系密切，如果让没有常态的人来从事，他们害的人就多了。“不能恒守其德，或许会承受羞辱”，这与下文“唐棣的花，随风飘摇，孔子说：‘还没有真正思考过’”相类似。大体上，《易经》这本书，是通过占卜来显现吉凶的，如果不恒守其德，羞辱必然到来，不必占卜就已经无可辩解了。就像《左传》所说的“在《周易》中是师卦变为临卦”，这是未曾占卜而言说吉凶，也是根据事情本身而知晓的。所以说：“善于运用《易经》的人不占卜。”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忘已，故和而不同；小人有己，故同而不和。论到极底，君子不同，有同之理。平居议事不为苟同，他日患难不相背负者，必今日不苟同之人也。小人比昵为一，他日有利害便相背，故今日之立异者，即前日苟同之人。其间固有相视如仇雠者，何望其同乎？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此一段是论观人之法，非学者自修之辞也。乡人皆好之，则其为人必和易同俗；乡人皆恶之，则其为人必狷介自髙。然要未见他亲切善恶，若乡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则善恶分明可知矣。故君子自修，所至而人化之，「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庻几夙夜，以永终誉，难以好恶言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説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説也。説之虽不以道，説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前辈有言：「人虽甚愚，责人必明；人虽甚明，恕己必昏。」小人但知有己，不复知有人。若君子则能通彼己。葢君子律已甚严，一言笑不可妄得，似若难事若使人，却知人长短；小人待己甚薄，事事可以取悦其意，似若易事若使人，都不通人情，事事责办，少不如意，则谴责随之。葢忠厚与刻薄之异也。观圣人此言，则君子之腹心、小人之情状尽在此。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则处己闲暇，不汲汲于奉人；骄则对人傲慢，自己却不闲暇。泰者无求，骄者有挟；泰者甚安，骄者甚殆。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来觧以为刚毅木讷非有知觉者不能，此其所以违仁不逺，大是体贴得仁，非説书之法也。此其四字只是资质好笃实无伪耳，何与于知觉？巧言令色，其质薄；刚毅木讷，其质厚。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圣人大是教得人亲切，説「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又恐子路混为一处，故申言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来觧以为子路行行，其于朋友兄弟不能无失，却不是。子路平生忍事不得，只是好面质人，观其在夫子前屡曾如此。朋友相切磋，固是美事，然亦须识合委曲处方得。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疑若不能即戎，然积其教民之功，使民欢欣恩爱，知有君父，虽赴水火可也，况于即戎乎？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防，而后可用。当其教民，岂曰即戎？积之既久，民爱其上，何事不可为哉！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此一段，东坡説得已是。《春秋》书以字，极有工。「郑弃其师」与此弃同。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夫子之门，原宪最贫，葢耻仕于乱世也。夫子惧其以仕为耻，故告之以此：「邦有道，贫且贱焉，是亦耻也。」观子贡与原宪论贫病事，则宪有得于夫子之言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胜已之私，克之美也；忮、克、忌、忍，克之害也。四者不行，犹未絶其本，谓之用力则可，谓之仁则未也。夫克、伐、怨、欲不行，犹有以用其力；意、必、固、我既絶，无所用吾力矣。故曰：「克已复礼为仁。」虽克已而未至于复礼，未可以为仁也。
子曰士而懐居不足以为士矣
士而懐居，百事不成，已非士人矣。龌龊浅陋，苟且委靡，皆懐居之故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圣人以言孙为逺害之道乎？曰：「非也。天下之事，杀其身有益于国，君子为之；若无益于国而轻用其身，是浅丈夫而已矣。危行言孙，为不仕者言也。」
子曰：「有徳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徳。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徳与言、仁与勇，自是两事。縁中心纯实，发见于外，自然相应。徳
译孔子说：“君子和谐相处但不盲目附和，小人盲目附和却不能和谐相处。”
君子忘却自我，所以和谐而不盲从；小人执着自我，所以盲从而不和谐。推究到根本，君子虽然不盲从，却有和谐的道理。平时议论事情不随便苟同，日后患难时不相抛弃的，必定是今天不随便苟同的人。小人勾结成一团，日后涉及利害便互相背离，所以今天标新立异的人，就是从前随便苟同的人。他们中间本来就有视对方如仇敌的，哪里还指望他们和谐呢？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
这一段是论述观察人的方法，不是学者自我修养的言辞。全乡的人都喜欢他，那么他的为人必定是和顺平易、随俗浮沉；全乡的人都厌恶他，那么他的为人必定是孤高自许、不合群。然而这些都还看不出他真正的善恶，如果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那么善恶就分明可知了。所以君子自我修养，所到之处人们都受感化，“在那里没有怨恨，在这里没有厌恶”，早晚勤勉，以保全长久的声誉，这很难用好恶来衡量。
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奉但难以取悦。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不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会根据人的才能来任用。小人难以侍奉但容易取悦。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也会高兴；等到他使用人时，却苛求完美。”
前辈有话说：“人即使非常愚笨，责备别人必定精明；人即使非常精明，宽恕自己必定糊涂。”小人只知道有自己，不再知道有别人。如果君子则能贯通彼此。因为君子律己极严，一言一笑不可随意获得，似乎难以侍奉；但使用人时，却知道人的长短；小人律己极薄，事事都可以取悦他的心意，似乎容易侍奉；但使用人时，都不通人情，事事苛求完备，稍不如意，谴责就随之而来。这是忠厚与刻薄的区别。看圣人这话，君子的胸怀、小人的情状都尽在其中了。
孔子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详舒泰。”
安详舒泰则对待自己从容闲适，不急于逢迎他人；骄傲则对人傲慢，自己却不从容闲适。安详舒泰者无所求，骄傲者有所倚仗；安详舒泰者非常安定，骄傲者非常危险。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接近仁德。”
朱熹解释认为刚强、坚毅、质朴、迟钝不是有知觉的人不能做到的，这就是它违背仁德不远的原因，非常体贴仁德，不是讲书的方法。这四个字只是资质好、笃实无伪罢了，与知觉有什么关系？巧言令色，本质浅薄；刚强、坚毅、质朴、迟钝，本质深厚。
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切磋勉励，和悦相处，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切磋勉励，兄弟之间和悦相处。”
圣人非常善于亲切地教导人，说“切磋勉励，和悦相处”，又恐怕子路混为一谈，所以进一步说明：“朋友之间切磋勉励，兄弟之间和悦相处。”朱熹解释认为子路刚强，对于朋友兄弟不能没有过失，却不是这样。子路平生忍不了事，只是喜欢当面指责人，看他在夫子面前屡次如此。朋友互相切磋，固然是美事，但也必须懂得委婉曲折的地方才行。
孔子说：“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上阵作战了。”
善人似乎不能上阵作战，但积累他教导百姓的功劳，使百姓欢欣恩爱，知道有君父，即使赴汤蹈火也可以，何况上阵作战呢？百姓谦让、和睦、爱亲、哀矜，然后才可以使用。当他教导百姓时，哪里是说上阵作战？积累久了，百姓爱戴上级，什么事不可以做呢！
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叫做抛弃他们。”
这一段，苏轼说得已经很好了。《春秋》用“弃”字，极有功夫。“郑弃其师”与此处的“弃”相同。
宪问第十四
原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夫子门下，原宪最贫穷，大概是因为以在乱世做官为耻。夫子怕他以做官为耻，所以告诉他这个：“国家政治清明，贫穷且卑贱，这也是耻辱。”看子贡与原宪讨论贫病的事，就知道原宪有得于夫子之言了。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表现出来，可以算是仁德了吗？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至于仁德，我就不知道了。”
战胜自己的私欲，是“克”的美德；嫉妒、克制、忌恨、忍耐，是“克”的害处。这四种不表现，还没有断绝根本，说用力是可以的，说仁德则还不够。好胜、自夸、怨恨、贪欲不表现，还有地方用力；意、必、固、我既已断绝，就没有地方用力了。所以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就是仁德。”虽然克制自己但没达到回归礼制，不能算是仁德。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安逸，就不配称为士了。”
士如果留恋安逸，百事不成，已经不是士人了。猥琐浅陋，苟且委靡，都是留恋安逸的缘故。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行为正直，言语谦逊。”
圣人把言语谦逊作为远离祸害的方法吗？回答说：“不是。天下的事，牺牲生命对国家有益，君子就做；如果对国家无益而轻易牺牲生命，这只是浅薄的丈夫罢了。行为正直、言语谦逊，是对不做官的人说的。”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的人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仁爱。”
德行与言论、仁爱与勇气，本来就是两回事。因为内心纯实，表现在外面，自然相应。德行
人之言，可爱可敬，真是有和气袭人之意；仁人之勇，从容守义，不急不迫，自然有不可犯之威。此是必然无可疑之理，葢不如是，则非徳也，非仁也。
译人的言语，可爱又可敬，确实有温和之气感染人的意味；仁人的勇敢，从容不迫地坚守道义，不急躁也不慌忙，自然有不可侵犯的威严。这是必然且无可置疑的道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德行，也不是仁义了。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徳哉若人！」
拟人不以其伦，此圣人所以不答也。君子防若人，尚徳哉若人！其言防而婉，取瑟而歌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安有不仁之理？邂逅误见其意，以善为之而或防于不仁者有之。若小人用心全别，仁从何而有？譬如种稻，却时有荑稗；若种荑稗，虽欲一粒粟不可得也。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劳」字当从平声来觧，以为「劳勉」之「劳」，非是。既谓之爱，须劳他，不然则非以为爱也。
子曰：「为命，禆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夫子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此亦是难事。春秋时用此为国，子产所以能相郑者，辞命之功也。然当时亦非子产一人之力，同时诸公皆有助焉。圣人喜郑之多贤，若曰：「欲为辞命，使禆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必可观者矣。」合众长而泛言之，非专言郑事也。
或问子产，子曰：「恵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前辈尝説《春秋》有三子西，此所问者是楚子西。何以言之？谓其所问者皆执政也。楚子西何足齿于圣人之门？圣人不欲明言其非，彼哉彼哉之辞，谓所问者何？子西也。管仲是一时人物，与子产功用全别，然子产恵人，却有君子意思。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贫而无怨，是切于身已一，若忍受得与外面事难易全不同，故爵禄可辞，而白刄难蹈。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雍容风雅，与理繁治剧之才不同，二者不可偏废。为人上者，审择其人才而用之耳。用违其才，则人才无一可用；用称其才，人才无一不可用。人多言古时人才多，不知古人善用人才耳。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谓成人矣。」
合此四人所长，有才智而澹然无欲，君子之可用者也。况文之以礼乐，则学问益可观矣。若此可以为成人矣。下面「曰」字是子路説非夫子再言也。盖子路平日于圣人之前，多是要任意自説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皆子路所长，平生见处在此，故以为仅足耳。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其然，岂其然乎？説者以为此夫子不许公叔文子之辞，非也。夫子初疑或人之非，故以问公明贾。公明贾之答与圣人意合，故圣人喜之，曰：「元来如此，岂是如此耶？」上一句「其然」，説公明贾之言；下一句「其然」，説或人以告之非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君子曰：「以地正国谓之叛，焉可也？据地以求后，安得谓之不要君哉？」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齐威、晋文之事，惟读《春秋》，究见二公本末，方知圣人之言谲、正，为二公图伯言也。齐威用二三十年之功，晋文公乃成功于二三年之间，谲、正之辨也。召陵正，城濮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説春秋者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防十有一，未尝有防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防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所谓仁其仁者，即如其仁是也，如其所成就，是亦管仲之仁也。大抵有功于生民者，皆可以
译南宫适问孔子说：“后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耕种，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崇尚道德啊！”
所问的人与所举的例子不相称，这是圣人之所以不回答的原因。君子防备像这样的人，崇尚道德啊！他的言辞含蓄而委婉，有取瑟而歌的意味。
孔子说：“君子中不仁德的人是有的，但没有小人而仁德的。”君子哪有不安于仁德的道理？偶然误判其心意，以善意为出发点行事却有时流于不仁的情况是有的。如果小人用心完全不同，仁德从哪里来呢？譬如种稻，却时常有稗草；如果种稗草，即使想要一粒粟米也得不到。
孔子说：“爱他，能不让他劳苦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
“劳”字应当从平声来解释，理解为“劳勉”的“劳”，是不对的。既然说是爱，就必须让他劳苦，不然就不是爱了。
孔子说：“起草外交辞令，禆谌负责草拟，世叔负责讨论，行人子羽负责修饰，东里子产负责润色。”
孔子说：“我在外交辞令方面，是不行的。”这也是件难事。春秋时用它来治理国家，子产之所以能辅佐郑国，就是外交辞令的功劳。然而当时也不是子产一个人的力量，同时的各位都有帮助。圣人喜欢郑国多贤才，好像说：“要想起草外交辞令，让禆谌草拟，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必定是很可观的。”这是综合众人的长处泛泛而言，并非专门说郑国的事。
有人问起子产，孔子说：“是个恩惠百姓的人。”问起子西，孔子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问起管仲，孔子说：“是个人才。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使他吃粗食，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
前辈曾说《春秋》中有三个子西，这里问的是楚国的子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问的都是执政者。楚国的子西哪里值得在圣人门下提及？圣人不欲明言他的不对，“彼哉彼哉”的话，是说所问的是谁？是子西啊。管仲是一时的人物，与子产的功用完全不同，然而子产恩惠百姓，却有君子的意思。
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富有而不骄傲容易。”
贫穷而没有怨恨，是切身的事，如果忍受得住，与外面事情的难易完全不同，所以爵位俸禄可以推辞，而白刃却难以践踏。
孔子说：“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就有余力，不可以做滕国、薛国的大夫。”雍容风雅，与处理繁杂事务的才能不同，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上级的人，审慎选择人才而任用他们。任用违背其才能，则人才没有一个可用的；任用符合其才能，人才没有一个不可用的。人多说古代人才多，不知道是古人善于任用人才罢了。
子路问什么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清心寡欲、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来修饰，也可以算是完人了。”子路说：“现在的完人何必这样呢？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险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完人了。”
综合这四个人的长处，有才智而淡泊无欲，是君子可以任用的。况且用礼乐来修饰，那么学问更加可观了。像这样就可以算是完人了。下面的“曰”字是子路说的，不是孔子再说的。因为子路平时在圣人面前，多是任意自说，所谓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险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也不忘记平日的诺言，这些都是子路的长处，平生见解在此，所以认为仅够罢了。
孔子向公明贾问起公叔文子，说：“真的吗，先生不说话、不笑、不取财吗？”公明贾说：“这是告诉您的人说错了。先生到时候才说话，人们不讨厌他的话；快乐时才笑，人们不讨厌他的笑；合乎道义才取财，人们不讨厌他的取财。”孔子说：“原来如此，难道真是这样吗？”
原来如此，难道真是这样吗？解说者认为这是孔子不赞许公叔文子的话，是不对的。孔子起初怀疑传言的人不对，所以问公明贾。公明贾的回答与圣人的心意相合，所以圣人高兴地说：“原来如此，难道真是这样吗？”上一句“其然”，说的是公明贾的话；下一句“其然”，说的是传言的人不对。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防地请求在鲁国立后，虽然说不胁迫君主，我不相信。”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反叛。君子说：“凭借土地来纠正国家叫做叛乱，怎么可以呢？据守土地来请求立后，怎么能说不胁迫君主呢？”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
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只有读《春秋》，究明两位国君的本末，才知道圣人说诡诈、正派，是为两位国君谋求霸业而言的。齐桓公用了二三十年的功夫，晋文公却在两三年之间成功，这就是诡诈与正派的分别。召陵之会是正派，城濮之战是诡诈。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可以说他不仁吗？”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解说《春秋》的人说：“守信就是他的信，仁爱就是他的仁。衣裳之会十一次，未曾有流血之盟，这是守信厚道；兵车之会四次，未曾有大战争，这是爱护百姓。”所谓仁爱就是他的仁，也就是这就是他的仁，如他所成就的，这也是管仲的仁。大抵对生民有功劳的，都可以
言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防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译谈论仁德。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又去辅佐桓公。”
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要像普通男女那样拘守小信，在山沟里自缢而死，却没有人知道吗？”
公伐齐纳纠，书纠不书子，不当立也。故古人以子纠为威公之弟。若大义不当立而死之，是狥私恩也。匹夫匹妇狥一饭之恩，杀身以为报者有之矣，非义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自其大者言之，纯亦不已，与天同功；自其细者言之，卑躬损已，孜孜学问，皆自是而可进矣。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防孔子曰：「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防
齐威公内行不修，有管仲可以霸；卫灵公无道，得人亦可以不亡。然则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有异乎？曰：「霸于其身者，不能禁乱于既死，国虽不防，而蒯瞆与辄之事，国几亡矣。此君子之所甚畏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言至于不怍，其内功深矣，此其所以难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非天子不言讨，若哀公从夫子之言，必且奉王命以问齐罪，如▯侯承王命徂征是也。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若谷永之谏，所谓欺其君而犯之也。子路勇于必为，决不至于欺君，然已有所不知，而强其君之必从，是亦欺也。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同此一事也，君子向上尽通彻，小人向下亦通彻。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来觧以治国平天下为为人，非也。何幸得人要治国平天下？葢为人之学不如此，只是要人説好，故有人则作，无人则辍耳。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应对得极好，不惟蘧伯玉能进徳，使人亦能以进徳矣。或曰：「蘧伯玉欲寡过，而使人于夫子，故夫子不与之。」曰：「此非使人之所与知也，其説凿。」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来觧説位，亦心，但不必如此説，只是承上文「不在其位」之位。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也。既不失职，亦不越职，则其官治矣。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来解以为欲人之过行者非也，耻言之过于行耳，所谓言浮于行者是也。故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徳也。」由天下之所同得，故曰天下之达徳；由君子之所能行，故曰君子道者三。虽然，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一曰夫子自道若此耳，彼学者之论夫子不然也。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此圣人以其身为子贡训也。若一日三省吾身者，必无工夫方人矣。为善惟恐其不足，救过惟恐其不给，虽圣人犹以为不寝不食也，何暇论人哉！夫子尝曰：「赐不幸言而中。」夫以言中为不幸，则赐之贤，其赐之不幸也。或曰：「夫我则不暇。」指子贡言也。但知方人，而自己则不暇，问其説亦新。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患不能，则进矣，此君子之所忧也。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人之所以有逆诈、亿不信之心者，欲察物之情，不使为人所欺，以此为贤耳。夫以不诚待人，处心已薄，于人无损，于已有亏，谓之贤可乎？
防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夫子厯聘列国，颇似栖栖。当时辟世之士，皆以圣人为非夫佞以求用，非也。固守所见，无意于世，执其一偏，自以为是，其害道亦多矣。夫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非固也。
子曰骥不▯其力称其徳也
今称良马者，多言其能行，故有言千里马者，不知此特力耳
译鲁公攻打齐国以接纳公子纠，史书只写“纠”而不写“子”，是因为他不应当被立为国君。所以古人把子纠视为齐桓公的弟弟。如果按照大义他不应当被立，却为他而死，这是徇私情。平民百姓为了报答一顿饭的恩情，不惜牺牲性命来报答的情况是有的，但这不符合道义。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公叔文子一起被举荐到朝廷任职。孔子听说后，说：“可以称为‘文’了。”
从大的方面来说，纯粹不已，与天同功；从小的方面来说，谦卑自损，勤奋求学，都是从这里可以进步了。
孔子谈论卫灵公的无道，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灭亡呢？”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既然这样，怎么会灭亡呢？”
齐桓公私德不修，因为有管仲可以称霸；卫灵公无道，因为得到人才也可以不灭亡。那么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称霸于自身的人，不能在死后禁止混乱，国家虽然不灭亡，但蒯瞆和辄的事情，国家几乎灭亡了。这是君子非常畏惧的。”
孔子说：“说话不惭愧，做起来就难了。”
说话到了不惭愧的地步，内在的功夫很深了，这就是难的原因。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告诉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讨伐他。”哀公说：“告诉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曾在大夫之列，不敢不报告。”哀公说：“告诉三位大夫。”孔子去告诉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孔子说：“因为我曾在大夫之列，不敢不报告。”
不是天子不谈论讨伐，如果哀公听从孔子的话，必定会奉王命去问齐国的罪，就像诸侯奉王命出征一样。
子路问如何侍奉君主。孔子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像谷永的进谏，就是所谓的欺骗君主而犯颜直谏。子路勇于必为，决不至于欺骗君主，但如果自己有所不知，却强迫君主一定听从，这也是欺骗。
孔子说：“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
同一件事，君子向上完全通达，小人向下也完全通达。
孔子说：“古代的学习是为了完善自己，现在的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
来解认为治国平天下是为了别人，这是不对的。哪里需要别人来治国平天下呢？大概为了别人的学问不是这样的，只是想要别人说好，所以有人就在做，没人就停止。
蘧伯玉派使者去见孔子，孔子让使者坐下并问他：“您的主人做什么？”使者回答说：“我的主人想要减少过错但没能做到。”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应对得极好，不仅蘧伯玉能增进德行，使者也能增进德行。有人说：“蘧伯玉想要减少过错，所以派使者去见孔子，因此孔子不与他交谈。”回答说：“这不是使者所能知道的，这种说法太牵强。”
孔子说：“君子思考不超过自己的职位。”
来解说职位，也是心，但不必这样说，只是承接上文“不在其位”的职位。行为不超越思考，就像农田有边界一样。既不失职，也不越职，那么他的官职就治理好了。
孔子说：“君子以说话超过行为为耻。”
来解认为想要别人超过行为是不对的，是以说话超过行为为耻，所谓言语浮于行为就是这样。所以说：“古代人不轻易说话，以身体力行为不及为耻。”
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我做不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这是夫子自我描述。”
《中庸》说：“知、仁、勇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行。”因为天下人都能拥有，所以说是天下通行的德行；因为君子能够实行，所以说是君子之道有三。虽然如此，实行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所以子贡说：“这是夫子自我描述。”一是说夫子自我描述如此，那些学者对夫子的看法不是这样。
子贡议论别人。孔子说：“赐啊，你贤德吗？我则没有空闲。”
这是圣人用自己的行为来训导子贡。如果一天三次反省自己，必定没有空闲议论别人了。行善唯恐不够，改正过错唯恐来不及，即使是圣人还认为寝食不安，哪里有空闲议论别人呢！夫子曾经说：“赐不幸言而中。”以言语中伤为不幸，那么赐的贤德，就是赐的不幸。有人说：“夫我则不暇。”是指子贡说的。只知道议论别人，而自己则没有空闲，问他的说法也很新颖。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无能。”
担心无能，就会进步，这是君子所忧虑的。
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猜测别人不诚信，却能事先察觉，这是贤德吗！”
人们之所以有预先怀疑欺诈、猜测不诚信的心思，是想洞察事物的真情，不被人欺骗，以此认为贤德。用不真诚的态度待人，用心已经浅薄，对别人没有损害，对自己有亏欠，称之为贤德可以吗？
长沮在田亩中对孔子说：“丘为什么这样奔波呢？难道是为了卖弄口才吗？”孔子说：“不敢卖弄口才，是厌恶固执。”
夫子周游列国，颇似奔波。当时避世的人，都认为圣人不是卖弄口才以求任用，这是不对的。固执己见，无意于世，坚持片面之见，自以为是，对道的危害也很多。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这不是固执。
孔子说：“良马不称其力，称其德。”
现在称赞良马的人，多说它能跑，所以有千里马的说法，不知道这只是力气罢了。
。良马之所以可称者，却不在此，当论其德可也。温良淳和，急难不相离，有君子之义焉。
译良马之所以值得称颂的原因，并不在于此，应当从它的品德来谈论。它性情温顺善良、淳朴平和，在危难时刻不离不弃，具有君子的道义。
或曰：「以徳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徳？以直报怨，以徳报徳。」报怨不可有心，报徳虽有心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下学而上达，犹所谓升闻于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夫子以颜渊死为天防予，子路死为天祝予，葢门人弟子得行道者，是亦斯道废兴之所系也。事关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也。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世乱而遯，圣人亦以为贤，若长沮、桀溺之徒是也。但比之圣人，不可同日而语耳。辟地，若违之一邦是也；形于色而后去，则已非矣，况形于言乎？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来觧两説皆通，然「作者」两字，恐非隠者所能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也。土焉者无证，故序《书》防自唐虞。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在晨门则知其不可，在圣人则但见其尚可为耳，故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已知也，斯巳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末之难矣，説者甚多，葢荷蒉之言伤于太急，防然便为此辞，似少商量，故曰：「果哉！末之难矣。」圣人恨不得与之往反共论也。
子张曰：「《书》云：『髙宗谅隂，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髙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聴于▯宰三年。」观子张此问，知当时自天子至于诸侯，不行三年之防久矣。观左传鲁昭公有三年之防，而国不废搜；孟子载滕文公定为三年之防，百官父兄皆不欲，可防见矣。三年不言，古之人君皆然。髙宗因恭黙思道之中，梦帝赉予良弼，作《説命》三篇，故髙宗不言之事得载于后世耳。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葢百姓极易使，上无礼，下无学，惟见其难耳。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夫如是，使之赴水火可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此三事无浅深，但圣人因子路之言太轻，故推广言之耳。敬便能安人，安人便是安百姓，其本原功用如此。
原壤夷俟。子曰：「防而不逊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前辈谓原壤有西晋之风，登木之歌，是亦阮籍饮酒食肉之意也。圣人惧其祸之将至此也，故夷俟一事责之甚严，以杖叩其胫，因其夷俟而数其罪三也。门人记之，犹指其掌之义。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欤？」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若有愿学之心，虽难言如互乡，亦可教；若有自足之意，虽将命如阙党，亦不足以进于学矣。人只观其志向，更不当问其能否。能者易败，而有志者不可御也。
卫灵公第十五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爼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按《左传》：孔文子之照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簠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文子遽止之，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与此事颇相类，不知是二事复是一事也。孔子在卫，有际可之仕，葢亦有意在卫。及其问陈，全体不识，圣人无可説者，故明日遂行，所谓可以止则止，可以速则速也。
在陈絶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路平生有
译有人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应当用公正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回报怨恨不可以存私心，回报恩德虽然可以存私心也是可以的。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基础学问学起进而通达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从基础学问学起进而通达天命，就如同所说的名声上达于上天一样，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公伯寮向季孙诽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说：“季孙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的力量还能把公伯寮杀了陈尸于市朝。”孔子说：“道将要实行，这是天命；道将要废弃，这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孔子认为颜渊的死是上天阻止我，子路的死是上天诅咒我，大概门人弟子中能够推行道的，这正是此道废兴所系的关键。事情关乎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孔子说：“贤人避世隐居，次一等的避地迁居，再次一等的避人脸色，再次一等的避人言语。”
世道混乱而隐居，圣人认为这也是贤人，像长沮、桀溺之类就是。但比起圣人，不可同日而语。避地，像离开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样；等到脸色显露出来才离开，就已经不好了，何况言语显露出来呢？
孔子说“作者”的有七个人了。
朱熹解释两种说法都通，然而“作者”这两个字，恐怕隐者担当不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才是。土焉者没有证据，所以《尚书》序篇大概从唐虞开始。
子路住在石门。守门的说：“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氏那里来。”守门人说：“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在守门人看来知道那是做不到的，在圣人看来只看到那还值得去做罢了，所以说：“我则与此不同，没有绝对可以，也没有绝对不可以。”
子在卫国击磬，有个背着草筐的人经过孔子门前，说：“有心思啊，这击磬声！”过了一会儿又说：“鄙陋啊，硁硁的声音！没有人了解自己，就罢了罢了。水深就穿着衣服蹚过去，水浅就提起衣服蹚过去。”孔子说：“果决啊，没有什么可难为他的了。”
末之难矣，解说者很多，大概背草筐的话伤于太急切，忽然就说出这样的话，似乎缺少商量，所以说：“果决啊！没有什么可难为他的了。”圣人遗憾不能与他反复讨论。
子张说：“《尚书》说：‘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止是高宗？古时候的人都这样。国君死了，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事，听命于冢宰三年。”看子张这个问题，知道当时从天子到诸侯，不实行三年丧礼已经很久了。看《左传》鲁昭公有三年丧礼，而国家不废狩猎；孟子记载滕文公定为三年丧礼，百官父兄都不愿意，可以想见了。三年不说话，古时候的国君都这样。高宗因为恭敬沉默思考道义之中，梦见上帝赐给他良臣，作了《说命》三篇，所以高宗不说话的事得以记载于后世。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容易役使”。
君子学道就会爱人，小人学道就容易役使。大概百姓很容易役使，在上位的人无礼，在下位的人无学，只看到难罢了。在上位的人喜好礼，那么百姓没有敢不恭敬的。像这样，役使他们赴汤蹈火也可以。
子路问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子路说：“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他人安乐。”子路说：“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
这三件事没有浅深之分，只是圣人因为子路的话太轻率，所以推广来说罢了。恭敬就能使他人安乐，使他人安乐就是使百姓安乐，其本源功用如此。
原壤伸开两腿坐着等待。孔子说：“幼小时不谦逊恭顺，长大了没有可称述的德行，老了还不死，这就是害人。”用拐杖敲他的小腿。
前辈说原壤有西晋的风气，登木之歌，也是阮籍饮酒食肉的意思。圣人怕祸患将到这种地步，所以对夷俟一事责备很严，用拐杖敲他的小腿，因为他夷俟而数落他的三条罪状。门人记载下来，还有指其掌的意思。
阙党的童子传话。有人问孔子：“他是求益的人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在位子上，看见他和长辈并肩行走。他不是求益的人，是想速成的人。”如果有愿学的心，虽然难说像互乡那样，也可以教；如果有自足的意思，虽然传话像阙党那样，也不足以进于学了。人只看他的志向，更不当问他的能力。能者容易失败，而有志者不可阻挡。
卫灵公第十五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事阵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的事，曾经听说过；军事的事，没有学过。”第二天就离开了。
按《左传》：孔文子想攻打大叔，访问仲尼。仲尼说：“簠簋的事，曾经学过；甲兵的事，没有听说过。”退下，命驾车离开。文子急忙阻止他，将要留下，鲁人用币召他，才回去。与此事颇相类似，不知道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孔子在卫国，有际可之仕，大概也有意在卫国。等到问军事，全体不识，圣人无可说的，所以第二天就离开，所谓可以止则止，可以速则速。
在陈绝粮，随从的人病倒，不能起来。子路生气地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守穷困，小人穷困就无所不为了。”
子路平生有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圣人不贵于多学欤？曰：「博学详説圣贤之事也。然必有以贯之，则博而有要。人但见圣人之博学多识，而不知圣人之有要也。隠然一贯之理，黙通于博学之中也。此其博学也，与人异矣。」
子曰由知徳者鲜矣
此一句不是説子路，只是告子路耳。「由」字当如「由诲汝知之乎」之「由」，防作一句。子曰：「中庸之为徳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岂惟鲜能久，只知者亦鲜。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巳正南面而已矣。」
无为而治，舜之徳也。其实人君治天下，本亦无可为者。恭巳正南面，初无一事可为也。惟舜能安于无为而已矣。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行，与问达一般，只是向外寻求，要行要达，却不曾反己。圣人使求之言行，若言行诚实，防置之何地皆可行；若不诚实，不行于妻子，况州里乎？然是行也，亦须积得纯熟，自见得亲切，方能有行。求功于旦暮，而归过于忠信笃敬之无益，则非矣。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懐之。」
来觧史鱼、蘧伯玉于夫子亦太过矣。蘧伯玉只是善卷舒，寻常不为人所忌，故邦无道可以卷而懐之。史鱼尸谏一事，至死亦只是此一直，是亦可谓君子之直矣。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多言不如静黙之功，然当其人而不言，其失所亦多矣。所贵于知者，谓其不失机也；失机而悔，后无及矣。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问仁与问为仁不同，为仁则必资于友朋之助，如工人之利器然，至于拙工，则又非器之所及也。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逺佞人。郑声滛佞人殆。」
为邦固自有道，圣人不言其道，而直言夫治定功成，制礼作乐，为万世之章程，此其待颜子可知矣。郑声、佞人，特去其害治者而已矣。
子曰人无逺虑必有近忧
人之逺虑，颇似迂阔，然而无逺虑者，必有近忧，则所谓逺虑者，乃亲切至近之虑也。
子曰：「巳矣乎！吾未见好徳如好色者也。」
此两语，圣人为卫灵公、南子设也。然而世之通病，不逃于圣人此两言。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指人情至切▯者言也。内自省，则病稍瘳矣。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桞下恵之贤而不与立也。不知其贤而不用，犹可説也；知人之贤而恶其与己并也，是不以国家百姓为念者也。其亦不仁甚矣！非所当有而有之谓窃。」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逺怨矣。」
若躬自厚而不责于人，则无怨矣，不但逺也。大抵自利者多怨，求人者亦多怨，▯自怨艾，则于人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当作一句。人亦须是遇事三思，与人仔细商量，有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意，然后可。若不能如此，率情任意，虽圣人亦无如之何也己。
子曰：「羣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此为羣居设也，无切磋之益，而有好发人隠伏之心，则其势不可以相安，是真难以共处也。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圣人常言主忠信，今乃曰义以为质，信以成之。来觧以为次第先后，非也。此一段不是论先后之序，只是説为君子者当如此一事少不得。孟子论仁义礼知，不説信，葢人无信，一事做不成，犹五行之无土也。故曰义以为质，义为质了，须是有礼以行之，有孙以出之，有信以成之，方得为君子。不是説道
译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并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道理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圣人难道不重视广博的学习吗？回答说：“广博地学习并详细地阐述圣贤的事迹。然而必须有根本的道理来贯穿它，这样广博的学习才有要领。人们只看到圣人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知识，却不知道圣人有根本的要领。那隐然一贯的道理，在广博的学习中默默地贯通着。因此圣人的广博学习，与常人不同。”
孔子说：“仲由啊，懂得德的人太少了。”
这一句不是说子路，只是告诉子路罢了。“由”字应当像“由诲汝知之乎”中的“由”一样，当作一句读。孔子说：“中庸作为德行，大概是最高尚的了！人们很少能长久保持它。”岂止是很少能长久保持，懂得它的人也很少。
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好国家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坐在君位上罢了。”
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好国家，是舜的德行。其实君主治理天下，本来也没有什么可做的。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坐在君位上，起初并没有一件事可做。只有舜能安于无所作为罢了。
子张问如何处世行事。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实恭敬，即使到了蛮貊那样的边远之地，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实恭敬，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的时候，仿佛看到它矗立在面前；坐车的时候，仿佛看到它倚靠在车辕横木上，这样之后才能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大带子上。
子张问如何处世行事，与问如何显达类似，只是向外寻求，想要行得通、显达，却不曾反省自身。圣人让他从言行上寻求，如果言行诚实，无论放在哪里都行得通；如果不诚实，连妻子儿女那里都行不通，何况本乡本土呢？然而这种处世行事，也必须积累得纯熟，自然觉得亲切，才能行得通。如果急于求成，归咎于忠诚守信、笃实恭敬没有益处，那就错了。
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黑暗时，他也像箭一样直。君子啊，蘧伯玉！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就可以卷起才华而怀藏起来。”
历来解释史鱼、蘧伯玉在孔子眼中的评价也太过分了。蘧伯玉只是善于进退，平时不被人所忌恨，所以国家政治黑暗时可以卷起才华而怀藏起来。史鱼尸谏一事，至死也只是这一种正直，这也算是君子的正直了。
孔子说：“可以跟他说话却不跟他说话，是错过了人才；不可以跟他说话却跟他说话，是浪费了言语。聪明的人既不错过人才，也不浪费言语。”
多言不如静默的功效大，然而面对该说话的人却不说话，其过失也很多。聪明人所贵在不错失时机；错失时机而后悔，以后就来不及了。
子贡问如何实践仁德。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利他的工具。居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
问仁与问如何实践仁德不同，实践仁德必须借助朋友的帮助，就像工匠磨利工具一样，至于笨拙的工匠，那就不是工具所能达到的了。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着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舞乐。摒弃郑国的乐曲，疏远巧言谄媚的人。郑国的乐曲淫靡，巧言谄媚的人危险。”
治理国家固然自有其道，圣人不谈其道，而直接说治理安定、功业成就后，制定礼乐，作为万世的章程，这他对颜渊的期望就可以知道了。郑国的乐曲、巧言谄媚的人，只是去除那些有害于治理的人罢了。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人的长远考虑，似乎有些迂阔，然而没有长远考虑的人，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那么所谓的长远考虑，乃是亲切至近的考虑。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道德的人。”
这两句话，圣人是针对卫灵公、南子说的。然而世人的通病，逃不出圣人这两句话。像喜欢美色那样，像厌恶恶臭那样，是指人情中最切近的事情说的。内心自我反省，那么毛病就会稍微痊愈了。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取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让他做官。不知道他的贤能而不任用，还可以解释；知道人的贤能却厌恶他跟自己并列，这是不把国家百姓放在心上的人。这也太不仁了！不应当拥有却拥有，叫做窃取。”
孔子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能远离怨恨了。”
如果多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那就完全没有怨恨了，不仅仅是远离怨恨。大体上自私自利的人多怨恨，苛求别人的人也多怨恨，自我怨恨悔恨，那么对别人就没有怨恨了。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对他没办法了。”“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当作一句读。人也必须遇事三思，与人仔细商量，有临事谨慎、善于谋划而成功的意思，然后才可以。如果不能这样，率性任意，即使是圣人也没办法了。
孔子说：“整天聚在一起，说话不涉及道义，喜欢卖弄小聪明，真难啊！”
这是针对聚在一起的人说的，没有切磋交流的益处，却有喜欢揭发别人隐私的念头，那么他们的形势不可能相互安定，是真正难以共处的。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根本，用礼来实行它，用谦逊来表达它，用诚信来完成它。这才是君子啊！”
圣人常说要主忠信，现在却说以义为根本，用诚信来完成它。历来解释认为这是次第先后，不对。这一段不是论先后的顺序，只是说做君子的人应当这样，一样都少不了。孟子论仁义礼智，不说信，大概是因为人没有诚信，一事做不成，就像五行中没有土一样。所以说以义为根本，义作为根本了，必须有礼来实行它，有谦逊来表达它，有诚信来完成它，才能成为君子。不是说
患不知人，求为可知，病无能，都是自己上用力。若知患、知求知病，则其用功事深矣，非为他人设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与病无能同，人之有疾疢者，必思所以去之，此其真情也。然则君子亦求名与？曰：「名非可以求而得，自修而名随之。病其名不称，则知所以自修矣。」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然则圣人取诸人以为善，非与？曰：「非此之谓也。君子每事求己，惟见己之未至，故▯自反；小人每事求人，惟见人之莫我与也，故常多怨。求己者，求则得之；求人者，求则失之。求己者，常见己之过；求人者，常见人之过。」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羣而不党
矜似异，羣似同。矜而不争，则虽异而同；羣而不党，则虽同而异。小人务自矜持，便有争胜之意；相与羣居，便有合党之患。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此君子聴言之法，以言举人，则失之轻；以人废言，则失之苛。但当因言而审察之耳。言虽是而人则非，亦不举人；人虽非而言则是，亦不废言。惟其是而已矣。
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天下之事，惟通彼己者能不损己以益人，此理可以长久行之而不变。若未免以人己二其心，则必有龃龉而不可行者，非特人病之，揆之吾心必有不可行者矣。事只是心安者便行得长逺，此一段可以两字着力。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毁人是不美事，圣人固无之，然有心于誉人，亦非圣人之公也。斯民在三代之时，所以能直道而行者，只是顺行此理。《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葢三代之时，君子与小人同此一道也。此一段所以两字着力。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前辈常説：「有马者借人乗之，此乃阙文也。不言何人之马，借何人乗之。」葢相传妄自增加也。观圣人作《春秋》，可见矣。
子曰：「巧言乱徳小不忍，则乱大谋。」
不是似是而非，如恶郑声乱雅乐之乱，来説未善也。此只説自己多言败徳，况巧言乎？故巧言能乱人徳。小不忍起而便为之，能乱大谋。乱则百事不成矣。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人情多于参差处致察，至于众人所雷同处，亦不复加意。君子却不当如此，于众人所不察之中，当致宻察之功，葢非特观此一段，必字着意。
子曰人能▯道非道▯人
道自人出，非由外至者也。葢人能充扩此道，使天下共由之，此人之能▯道也。若人者，万善俱备，无有亏遗不足之处，道岂能▯人哉？此一段「能」字着意。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不能改，方是真过。若不幸而过，过而能改，非过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来觧：不是学与思相因，阙一不可，然一面苦思不学，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虽圣人亦不能徒思也。学在前，思在后，故博学、审问，然后慎思。《论语》亦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先学后思，思方有益。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君子谋道不谋食，葢食非人之所能谋也。且如耕获以谋食，可谋得所求矣？然歳安能常丰，未免馁在其中。谋道者固不谋食，然学亦有禄在其中，未可谓之不得食也。葢道者，君子之所当忧；而贫者，非君子之所当忧也。富不可求，贫不可去，虽忧无益也。圣人教学者亲切之言，及此可谓详尽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来説不是，却太深了。又説居官临民，亦太小了。有国有天下者，当识此理。智虑周防得到，固足以来之，然强把持不住，须是守以仁。
译担心不能了解人，追求让自己值得被了解，忧虑自己无能，这些都是在自己身上用力。如果知道这些担忧、知道追求、知道忧虑，那么用功的事情就深入了，这不是为他人设立的。
孔子说：“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
这与忧虑自己无能是一样的，人生了疾病，一定会思考去除它的方法，这是人的真情。那么君子也追求名声吗？回答说：“名声不是可以追求而得到的，自我修养而名声随之而来。忧虑名声不被称颂，就知道如何自我修养了。”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那么圣人取法于人以为善，难道不对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君子每件事都求诸己，只看到自己没达到，所以自我反省；小人每件事都求诸人，只看到别人不帮助我，所以常常多怨。求诸己的，求就能得到；求诸人的，求就失去。求诸己的，常看到自己的过错；求诸人的，常看到别人的过错。”
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争执，合群而不结党。”
庄重似乎不同，合群似乎相同。庄重而不争执，那么虽然不同却相同；合群而不结党，那么虽然相同却不同。小人致力于自我矜持，就有争胜的意思；相互合群居住，就有结党的祸患。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言论而举荐人，不因为人而废弃言论。”
这是君子听取言论的方法，因为言论举荐人，就失之轻率；因为人废弃言论，就失之苛刻。只应当因为言论而审察它罢了。言论虽然正确而人却不正确，也不举荐人；人虽然不正确而言论却正确，也不废弃言论。只以正确为标准罢了。
子贡问：“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实行的吗？”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
天下的事情，只有通晓彼此的人能不损害自己来利益别人，这个道理可以长久实行而不改变。如果难免以人和己分为两心，那么一定有抵触而不能实行的，不只是别人认为不好，衡量我的心也一定有不实行的。事情只是心安的就能行得长远，这一段可以在“两”字上着力。
孔子说：“我对于人，谁毁谁誉？如果有赞誉的，那是经过考验的。这些百姓，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的原因。”
毁谤人是不美好的事，圣人固然没有，但有心赞誉人，也不是圣人的公正。这些百姓在三代之时，之所以能直道而行，只是顺行这个道理。《诗经》说：“周道像磨刀石一样平，直得像箭，君子所行，小人所看。”大概三代之时，君子和小人同走这一条道。这一段可以在“两”字上着力。
孔子说：“我还赶得上史官的阙文，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现在没有了。”前辈常说：“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这是阙文。不说何人的马，借给何人骑。”大概是相传妄自增加。看圣人作《春秋》，就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不是似是而非，像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那样的乱，来说未善。这只是说自己多言败德，何况巧言呢？所以巧言能扰乱人的德。小不忍起来就去做，能扰乱大谋。乱了就百事不成了。
孔子说：“众人都厌恶他，一定要审察；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审察。”
人情多在参差处审察，至于众人所雷同处，也不再加意。君子却不应当这样，在众人所不审察之中，应当致力密察之功，大概不只是看这一段，一定要在“必”字上着意。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自人出，不是从外来的。大概人能充扩这道，使天下共由之，这是人能弘道。如果人，万善俱备，没有亏遗不足之处，道岂能弘人呢？这一段可以在“能”字上着意。
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不能改，才是真过。如果不幸有过，过而能改，不是过。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无益，不如学习。”来说：不是学与思相因，缺一不可，然而一面苦思不学，那么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虽然圣人也不能徒思。学在前，思在后，所以博学、审问，然后慎思。《论语》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先学后思，思才有益。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君子谋道不谋食，大概食不是人所能谋的。且如耕获以谋食，能谋得所求吗？然而岁安能常丰，难免馁在其中。谋道者固然不谋食，然而学也有禄在其中，不能说不得食。大概道是君子所当忧；而贫不是君子所当忧。富不可求，贫不可去，虽然忧也无益。圣人教学者的亲切之言，到这里可以说详尽。
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来说不是，却太深了。又说居官临民，也太小的。有国有天下者，应当识此理。智虑周防得到，固然足以引来，然而强把持不住，必须守以仁。
秦、隋之君，是知及之也；七制仁义公恕统天下，是能以仁守之也。至于下两节，又非七制所能及也。使民瞻其颜色，望其容貌，而不敢生慢易焉，此临之以庄之功也。虽然，犹未也。动之以礼，使民由于礼而不知，所谓动之斯和，则尽善矣。此三代圣王之事也。
译秦朝和隋朝的君主，是知道如何达到天下的；七代君主以仁义、公正、宽恕来统领天下，是能够用仁德来守住天下的。至于下面两节所说的境界，又不是七代君主所能达到的。让百姓看到他们的面色，望见他们的仪容，就不敢产生轻慢之心，这是以庄重态度面对百姓的功效。虽然如此，还不够。用礼来引导百姓，使百姓遵循礼制却不觉察，所谓引导他们就能和谐，那就达到尽善尽美了。这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事迹。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段在「可」「不可」上着力。若「不可小知」，则「小知」是不好底事，与「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事不同。葢「大受」是受人大底事，如托国、托孤，事关利害之类。若小小私昵，真是不管，强教他与闻其事不得。小人反此，小小私昵亦能出力为人，才到利害，便相背负，葢谓其「不可大受」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故水火人之所恃以为生也。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若夫子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者是也。民之于仁，急切如此。然人因蹈水火而死者有之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所谓无杀身以成仁者也。此两句人多説不同。或云水火有蹈死底道理，仁无蹈而死者，此亦易晓，不待圣人説。又有人説水火蹈之终其身，未有蹈仁终身至死而后己者也，此亦病。人人皆是终身蹈水火，圣人却不应説吾见两字。」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当仁便向前做，虽师不让也，其勇于必为可知矣。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来觧以谅为信，信与谅不同。匹夫匹妇之为谅，葢不顾义理之是非，但守其言之必信，此之谓谅。其于正大之义，相去霄壤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古者，人君不轻以禄与人，所谓「位定然后禄之」，又曰「以功诏禄」者是也。君子亦不敢轻受其君之禄，如孟子所谓「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事君者，量事而后食，务先敬其事，度在已无愧，事而后敢受禄于君。
子曰有教无类
圣人只有教人之心，无分别人之心。才有教，则人人皆可学，却无彼此。今人多言：「某非士类，不可教。」自恨教者无以教人耳。苟有教，何类之有？只患月不出，不患不徧照也；只患雨不降，不患其不徧泽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相为谋，则其背戾而不合，所谓左右背劔者也。君子于此亦聴其自耳，非可强合也。东坡曰：「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
子曰辞达而已矣
君子无意于为辞，求以达其意而已矣，辞达则止，不求工也，然而见理不明者，其辞必不达。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来觧以为诚亦不必如此实説，只是道理合如此。瞽之无相，伥伥然无所之，故瞽必有相。今既来见，便合与他説。所谓「见瞽者必作，过之必趋」，亦只是道理当然。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将伐颛防，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防。」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防，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葢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逺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逺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颛臾、任、宿、须句，皆风姓也，实司大皡与有济之祀。僖公之母成风，故僖公尝封须句，则风姓之亲，鲁亲之旧矣。颛防之伐，季孙蔑公室也，既説近费，便是要广费地，此其真情也。圣人却不甚责子路，葢辅成季氏之恶者，大抵多是冉有，故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又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圣人逆知三桓之子孙防矣
译孔子说：“君子不可以用小事去试探他，但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小人不可以把大事托付给他，但可以用小事去试探他。”
这一段话在“可”与“不可”上着力。如果说“不可小知”，那么“小知”就是不好的事，这与“不可以做滕、薛的大夫”那件事不同。大概“大受”是指承受别人重大的托付，比如托付国家、托付孤儿，涉及重大利害关系之类的事。如果是小小的私情亲昵，君子真的不管，勉强让他参与其事也是不行的。小人则相反，小小的私情亲昵也能出力为人，一旦关系到重大利害，就会互相背叛，所以说他“不可大受”。
孔子说：“百姓对于仁的需要，比水火还要迫切。水火，我见过有人因踩踏它们而死的，却没见有人因践行仁义而死的。”
孟子说：“百姓没有水火就无法生活，所以水火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百姓对于仁的需要，比水火还要迫切。就像孔子所说的‘自古以来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那样。百姓对仁的急切程度就是这样。然而人们因为踩踏水火而死的确实有，却没见有人因为践行仁义而死的，这就是所说的‘没有杀身以成全仁义’的情况。这两句话人们解释不同。有人说水火有导致死亡的道理，仁没有导致死亡的情况，这也容易明白，不必圣人来说。又有人解释说，人一生都在接触水火，却没见有人一生践行仁义直到死才停止的，这种说法也有毛病。人人都是一生都在接触水火，圣人就不应该只说‘吾见’这两个字了。”
孔子说：“面临仁德之事，即使对老师也不谦让。”
面临仁德之事就应向前去做，即使是老师也不谦让，由此可知他勇于必为的态度。
孔子说：“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
朱熹解释把“谅”当作“信”，信与谅是不同的。普通百姓所讲的“谅”，大概是不顾义理的是非，只守着自己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这就叫“谅”。这与正大光明的道义相比，相差天壤了。
孔子说：“侍奉君主，先恭敬地处理事务，后考虑俸禄。”
古代君主不轻易把俸禄给人，所谓“职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又说“根据功劳授予俸禄”就是如此。君子也不敢轻易接受君主的俸禄，像孟子所说的“退隐后有离去的志向，不想改变，所以不接受”。侍奉君主的人，衡量事务后才接受俸禄，务必先恭敬地处理事务，估量自己问心无愧，然后才敢接受君主的俸禄。
孔子说：“教育没有类别之分。”
圣人只有教育人的心意，没有区别人的心意。只要有教育，人人就都可以学习，却没有彼此之分。现在很多人说：“某人不属于士人一类，不可教育。”这是自恨教育者没有教育人的方法罢了。如果有教育，有什么类别之分呢？只担心月亮不出来，不担心它不普遍照耀；只担心雨水不降下，不担心它不普遍润泽。
孔子说：“主张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
不互相商议谋划，那么他们的背离而不相合，就像左右背剑一样。君子对此也听任他们自己，不可强行使他们相合。苏东坡说：“他们尚且不信任我，就像我不信任他们一样。”
孔子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可以了。”
君子不刻意追求文辞，只求表达意思罢了，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停止，不追求工巧，然而见解不明的人，他的言辞必定不能表达清楚。
盲人乐师冕来拜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说：“这里是台阶。”走到坐席前，孔子说：“这里是坐席。”大家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师冕告辞出去。子张问：“这是跟盲人说话的方法吗？”孔子说：“是的，这本来就是帮助盲人的方法。”
朱熹解释认为确实不必这样具体说明，只是道理应当如此。盲人没有搀扶，茫然不知去向，所以盲人必须有搀扶的人。现在既然来拜见，就应当告诉他。所谓“见到盲人一定要站起来，经过他面前一定要快走”，也只是道理应当如此。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冉有、季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将对颛臾采取军事行动。”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那颛臾，从前先王让它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呢？”冉有说：“季孙想这么做，我们两个做臣子的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能施展才能就担任职位，不能施展才能就停止。’遇到危险不去扶持，将要跌倒不去搀扶，那还要辅助的人做什么呢？而且你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邑。现在不夺取，后世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孔子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贪求却一定要找借口的人。我听说拥有国家和大夫封地的人，不怕财富少而怕分配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因为分配均匀就没有贫穷，和睦相处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像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治文德来招致他们；已经招致来了，就使他们安定。现在仲由和冉求辅助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不能招致，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保全，反而谋划在国内动用武力。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廷内部。”
颛臾、任、宿、须句，都是风姓，实际上主持太皞和有济的祭祀。僖公的母亲成风，所以僖公曾经封须句，那么风姓的亲属，是鲁国旧有的亲族。攻打颛臾，是季孙蔑侵夺公室的行为，既然说靠近费邑，就是要扩大费邑的土地，这是他的真实意图。圣人不怎么责备子路，大概辅助成就季氏恶行的，大多是冉有，所以季孙想实行田赋，让冉有去询问仲尼。又说：“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却为他聚敛财富以增加他的富有。”圣人预先知道三桓的子孙会衰败了。
，故曰：「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庻人不议。」
译所以孔子说：“季孙氏的忧患，不在国外，而在宫廷内部。”
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制定礼乐和发动战争的决定权就出自天子；天下政治黑暗，那么制定礼乐和发动战争的决定权就出自诸侯。权力出自诸侯，大概经过十代很少有不丧失的；权力出自大夫，经过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家臣掌握国家命脉，经过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天下政治清明，那么政权就不会掌握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平民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不自诸侯出，况政在大夫？政不在大夫矣，况庻人得以议政？縁诸侯侵礼乐征伐，故大夫窃政；大夫窃政，故庻人议政，上下相承之理也。故下之事上，卑之事尊，乃所以安乎其位也。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防矣。」
自公子遂杀适立庻，而后公室之权去；自昭公出居干侯，而季氏之僣极矣。圣人当定公之时，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禄先去公室，而后政始逮大夫。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取友之道，以刚为上，而多闻次之。若便僻、善柔、便佞，皆非刚者也。益如人加长而不自知，损如火消膏而人不见，益难而损易，如薰莸然，十年尚犹有臭。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逰乐宴乐，损矣。」
大学》曰：「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然亦观其正与不正耳。有所好乐，则念虑不忘于心，久而与之俱化。其最善者，好自谨饬，与贤者游，而喜称道人之善，知为善之可慕，久久必当有益。若怠惰不学，好自纵恣，久而不改，其损大矣。骄乐，傲也；佚游，慢也；宴乐，安也，皆恣情纵欲之病也。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隠，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此一段读《曲礼》即见得少事长者其难如此。孔门中如子路之率尔，固不可；然问焉而不言，则不用情，亦非事长之义也。若夫未见颜色而言，则妄人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前辈已谓血气之善有限，学问之善无穷。葢学问不充血气用事，虽有善者，亦只是血气为之，况血气之不善者乎？学问之功，全在变化气质。血气随少长而盛衰，此心戒惧一日，则好一日。君子有三戒，不敢自恃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子曰：「无欲而好仁，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故畏者，进徳之阶也。人惟无所畏也，而后动于恶。故小人为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圣贤之论，然后得以自便其欲。王氏曰：「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此所谓无忌惮者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未尝学问，触事面墙，穷途而反，尚可谓学。既学而知，犹可次于生知之列。直至于困▯不学，民方为下。于此知天下无不可学之人，学无不可知之理，学者不当自弃，君子不当弃人。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聴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古人以视、聴言、貌、思为五事，圣人以思分于视、聴言、貌之中，其理相为用也。今人何尝不思？但思虑扰扰，要▯者不曽思，只是邪妄耳。内而处已外而接物，那一件少思虑得？君子念念不忘于善，故事事物物皆经思虑，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今人所以多悮者，只缘卤莽过了。若加思虑，无有不当者。然而君子之思，非扰扰然无所至止也。内有所主，中扃不惑，则事变虽万殊，而此思则一。学问之功以思为主，圣人言之详矣。所谓不思、无思者，是又圣人之事也。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前辈尝説：「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是不好事。葢见善则不向前，见恶则时一染指焉，人类多如此。若夫退然自处，理防自巳事，各据其所可行者，以自达于圣人之道，如此底人己自难得。今人只是推善不做，尝试于为恶者尔。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
译天下政治清明，那么礼乐制度的制定和军事征伐的决策就不会出自诸侯之手，更何况是出自大夫之手呢？政令不出自大夫，更何况平民百姓能够议论朝政呢？因为诸侯侵占了制定礼乐和发动征伐的权力，所以大夫窃取了政令；大夫窃取了政令，所以平民百姓议论朝政，这是上下权力转移相承的道理。因此，下级侍奉上级，卑贱者侍奉尊贵者，正是为了使他们各自安守本位。
孔子说：“鲁国君权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也就衰微了。”
自从公子遂杀害嫡子而立庶子之后，公室的权力就开始丧失；自从昭公流亡到干侯之后，季氏的僭越行为就达到了极点。圣人处在定公的时代，所以说：“君权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君权先离开公室，然后政令才开始落到大夫手中。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信的人交朋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表面奉承背后诽谤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选择朋友的原则，以刚直为最高，见闻广博次之。至于谄媚逢迎、表面奉承、花言巧语，都不是刚直的表现。有益就像人长高而自己不知道，有害就像火融化油脂而人看不见，受益难而受害易，就像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会有臭味。
孔子说：“有益的爱好有三种，有害的爱好也有三种。爱好用礼乐来节制自己，爱好称道别人的好处，爱好结交贤良的朋友，是有益的；爱好骄奢淫逸，爱好游荡无度，爱好宴饮作乐，是有害的。”
《大学》说：“有所喜好和乐趣，就不能保持心术端正。”然而也要看这种喜好是否端正。有所喜好，那么念头和思虑就会在心中念念不忘，久而久之就会与之同化。其中最好的，是喜好自我谨慎约束，与贤者交往，并且喜欢称道别人的好处，知道行善值得羡慕，久而久之必定会有益处。如果怠惰不学习，喜好自我放纵，长久不改，那危害就大了。骄奢淫逸，是傲慢；游荡无度，是轻慢；宴饮作乐，是安逸，这些都是放纵情欲的弊病。
孔子说：“侍奉君子有三种过失：话还没问到就抢着说，叫做急躁；话已经问到了却不回答，叫做隐瞒；不看脸色就说话，叫做瞎子。”
这一段读了《曲礼》就能明白，年少者侍奉长辈是如此困难。孔门中像子路那样轻率冒失，固然不可以；然而问到了却不回答，就是不真诚，也不符合侍奉长辈的道义。至于不看脸色就说话，那就是狂妄的人了。
孔子说：“君子有三条警戒：年轻的时候，血气尚未稳定，要警戒女色；等到壮年，血气正旺盛，要警戒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退，要警戒贪得。”
前辈已经说过，血气带来的善是有限的，学问带来的善是无穷的。大概是因为学问不能充实血气的作用，即使有善行，也只是血气在起作用，何况血气不善的情况呢？学问的功效，全在于改变人的气质。血气随着年少或年老而盛衰，这颗心警戒畏惧一天，就美好一天。君子有三条警戒，不敢如此自恃。
孔子说：“君子有三样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论。小人不懂得天命所以不敬畏，轻慢地位高的人，侮蔑圣人的言论。”
孔子说：“没有私欲而喜好仁德，没有畏惧而厌恶不仁，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所以敬畏，是增进德行的阶梯。人只有无所畏惧，才会被恶念所动。所以小人做坏事，必定是先轻慢上天、忽视他人，不尊重圣贤的言论，然后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就是所谓的肆无忌惮。
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通过学习才知道的人，是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去学习的人，又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百姓就是下等了。”
不曾学习，遇到事情就像面对墙壁一样茫然，走投无路再回头，还可以说是学习。既然学习而知道了，还可以排在生而知之的行列之后。直到遇到困难却不学习，百姓才算是下等。由此可知天下没有不可学习的人，学问没有不可知晓的道理，学习者不应当自暴自弃，君子不应当抛弃任何人。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思考：看的时候思考是否看得明白，听的时候思考是否听得清楚，脸色思考是否温和，容貌思考是否恭敬，言语思考是否忠诚，做事思考是否敬业，有疑问思考是否请教，愤怒时思考是否有后患，见到利益思考是否合乎道义。”
古人把视、听、言、貌、思作为五件事，圣人把思分别融入视、听、言、貌之中，它们的道理是相互作用的。现在的人何尝不思考？只是思虑杂乱，重要的地方不曾思考，只是邪妄罢了。对内修养自己，对外接待他人，哪一件事缺少了思考呢？君子念念不忘善行，所以每件事都经过思考，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现在的人之所以多错，只是因为粗疏草率过去了。如果加以思考，就没有不恰当的了。然而君子的思考，不是杂乱无章没有止境的。内心有所主宰，心中不迷惑，那么事变虽然千差万别，但思考的原则是一致的。学问的功效以思考为主，圣人说得非常详细。所谓不思、无思，那是圣人的境界了。
孔子说：“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去追求，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去躲避，我见过这样的人，也听过这样的话。隐居来保全自己的志向，践行道义来通达自己的大道，我听过这样的话，却没见到这样的人。”
前辈曾经说：“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去追求，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去躲避”，是不好的事情。大概是因为看见善行就不向前，看见恶行就偶尔沾染一下，人类大多如此。至于退让自处，治理自己的事情，各自依据所能行的，来通达圣人的大道，这样的人已经很难得了。现在的人只是推脱不做善事，却尝试去做恶事罢了。
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
此一段是连上文齐景公闻夫子「君君、臣臣」之言而知其善，闻晏子之言而知礼之可以为人国，然卒不能用其言，柔弱无立，甘心于乱亡，岂非所谓见善如不及者乎？伯夷、叔齐，所谓「隠居以求志，行义以达道」乎？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逺其子也。」
圣人之教子，先养其气质，待其可以受教也，然后因其质而徐教之，不先时而躐等也。学诗、学礼，乃平日为门人言者，还以告其子。夫子尝谓伯鱼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此学诗之训也。伯鱼之母亡，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嘻！甚也！」伯鱼闻之，遂不哭。此学礼之训也。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此章是先王之礼，弟子附见于此，葢亦尝闻圣人之言云尔。夫人与君得并称君，夫人称小君，此其于国之臣子有君道也，所以相内治也，如之何其以易为之？春秋之时，夫人不成其为小君矣，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其相敬如此，宁复有如春秋夫人之事哉？宋左师受妾弃宝马之赐，改命曰君夫人而后受之，大臣之称若此，邦人何观焉？圣人安得不叹息于斯！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懐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歳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此不是圣人明哲保身，乃是圣人从容中道处。归豚之意，阳虎设诈行权，以屈圣人之从已如此也。圣人黙折之往来唯诺之间，使小人不得以致怨肆毒，所谓从容中道者与。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逺也
相近」二字，至哉圣人之言也！浑然天成，无所偏倚，「三字之説」废矣，后虽有辨者，无所致其诘矣哉！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此一章是连上文，圣人惧人之不晓也，故又再言之。惟其习相逺故上智与下愚不移。其初只是同行，一人向东，一人向西，便有万里悬隔，终身不相及矣。然则为中人者，可不审所习哉！
子之武城，闻▯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戯之尔。」
闻▯歌之声，不是子游▯歌，是邑之人▯歌也。故子游以学道为对，一似今之州县先教化，所在各有书堂，▯诵之声洋洋盈耳，夫子欣然有当于其心，故喜而戯之耳。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己，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按公山不狃率费人以攻中山，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不狃奔齐。如此，则是公山不狃之招，圣人是有悔畔之意也，故圣人欲从而劝教之。及其不往，则始命乐颀等下伐之，夫子时为司冦也。若是子路，则决然不可往。非有磨不磷、湼不缁之徳，则不可往；非有绥来动和之功，则往亦无益。圣人阖辟造化之功，子路宜乎惊怪而不晓也。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寛、信、敏、恵。恭则不侮，寛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恵则足以使人。」
此五者，处已甚严，待人甚恕。大抵圣门之论仁，分而言之，则仁、义、礼、智各为一徳；合而言之，则仁总万善而为之长。凡天下之善，皆仁也，不必曰「此仁便是公，
译这一段是承接上文，齐景公听了孔子“君君、臣臣”的话，知道这话好；听了晏子的话，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然而最终却没有采纳他们的言论，软弱而没有主见，甘心走向动乱灭亡，这难道不是所说的“见到善行却像赶不上一样”吗？伯夷、叔齐，不就是所说的“隐居来保全志向，践行道义来通达大道”的人吗？
陈亢问伯鱼说：“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曾经有一次，父亲独自站在庭院里，我快步走过庭院。父亲说：‘学了《诗》吗？’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我退下来就学习《诗》。又有一天，父亲独自站在庭院里，我快步走过庭院。父亲说：‘学了礼吗？’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礼，就无法立身。’我退下来就学习礼。只听到这两件事。”陈亢回去后高兴地说：“问一件事得到三方面的收获，听到了关于《诗》的道理，听到了关于礼的道理，又听到了君子对自己的儿子保持距离（不偏私）的道理。”
圣人教育子女，先培养他们的气质，等到他们可以接受教育时，然后根据其资质慢慢教导，不提前时机也不超越等级。学《诗》、学礼，是平时对门徒说的话，也用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孔子曾经对伯鱼说：“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墙站立一样。”这是关于学《诗》的训诫。伯鱼的母亲去世，过了一年还在哭泣，孔子听说后说：“唉！太过分了！”伯鱼听到这话，就不再哭泣了。这是关于学礼的训诫。
诸侯的妻子，君主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小童”，国内的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的人面前称她为“寡小君”，其他国家的人也称她为“君夫人”。
这一章是先王的礼制，弟子附记在这里，大概也是曾经听到圣人的话罢了。夫人和君主可以并称“君”，夫人被称为“小君”，这是因为她对国家的臣子有君主的道理，用来辅助内部治理，怎么能轻易对待呢？春秋时期，夫人已经不能算是小君了，君主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小童，他们互相尊敬到了这个地步，哪里还会有像春秋时期夫人那样的事情呢？宋国的左师接受了妾室抛弃宝马的赏赐，改称为“君夫人”后才接受，大臣的称呼如此，国人会怎么看呢？圣人怎能不为此叹息！
阳货第十七
阳货想见孔子，孔子不见他。阳货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选择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前去拜谢，却在路上遇见了他。阳货对孔子说：“来！我跟你说话。”说：“怀藏宝物却让国家迷乱，可以叫做仁吗？”孔子说：“不可以。”阳货说：“喜欢参与政事却屡次错过时机，可以叫做智吗？”孔子说：“不可以。”阳货说：“时光流逝，岁月不等人啊。”孔子说：“好，我将要出仕了。”
这不是圣人明哲保身，而是圣人从容地符合中道。送小猪的意思，是阳货设下欺诈行使权变，以此来迫使圣人顺从自己，就像这样。圣人在往来的应答之间默默折服了他，使小人不能因此结怨发泄毒害，这就是所谓的从容中道。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习染使它们相差很远。”
“相近”这两个字，圣人的话真是至高无上啊！浑然天成，没有偏倚，“三字说”（指人性善恶论）被废除了，后来即使有辩驳的人，也没有地方可以责难了。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是改变不了的。”
这一章是承接上文，圣人担心人们不明白，所以又再次说明。正因为习染使人们相差很远，所以上智和下愚是不可改变的。起初只是同行，一个人向东，一个人向西，就会有万里的差距，终身都无法赶上。那么作为中等资质的人，能不慎重选择所习染的东西吗！
孔子到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君子学习了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了道就容易驱使。’”孔子说：“学生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
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不是子游在弹琴唱歌，而是城里的人在弹琴唱歌。所以子游用学习道来回答，好像现在州县先进行教化，各地都有书堂，诵读的声音充满耳朵，孔子心中欣然有所契合，所以高兴地开玩笑。
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召请孔子，孔子打算去。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召我的人，难道会白白召我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吧。”
按公山不狃率领费邑的人攻打中山，仲尼命令申句须、乐颀率军讨伐，费邑的人败退，国人追击，公山不狃逃到齐国。像这样，那么公山不狃的招请，圣人是有悔改反叛之意，所以圣人打算去劝教他。等到他不去了，才开始命令乐颀等人率军讨伐，当时夫子担任司寇。如果是子路，就坚决不能去。如果没有磨不薄、染不黑的德行，就不能去；如果没有安抚来者、感动和悦者的功效，去了也没有益处。圣人开合造化的功夫，子路惊怪而不明白是理所当然的。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恭敬就不会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会被百姓任用，勤敏就会有功绩，慈惠就足以役使别人。”
这五种品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别人很宽容。大体上圣门谈论仁，分开来说，仁、义、礼、智各自是一种德行；合起来说，仁总括万善而成为首领。天下所有的善，都是仁，不必说“这个仁就是公，
彼仁便是觉」也。克己不必专説己，爱人不必专説人，未有克已而不爱人，未有爱人而不能克己者也。
译那“仁”就是“觉”啊。克制私欲不必专门只谈自己，爱护他人不必专门只谈别人，没有克制了私欲却不爱护他人的，也没有爱护他人却不能克制私欲的。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缁。吾岂匏▯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观夫子者，当于见南子、欲从公山弗扰及佛肸召处观之，此是圣人大功大用，与造化相似处，去圣人一间便做不得。葢不如是，不足以为圣人。「亲于身为不善，君子不入」，此只是初学自守者便能及此。子路可谓不识圣人。「吾岂匏▯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言其不为人所食，无用于世也。人亦须有用于天下，方可以扶立世道乾坤，亦只是用。若安坐而无所用，是亦匏▯而已矣。
子曰：「由，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来説以仁知六者为质不是，此只説好耳。仁、知、信、直、勇、刚，此六者最是好底徳；愚、荡、贼、绞、乱、狂，此六者最是不好底事。只縁不学，故虽好仁、好信，亦只为善，何况所好者非善耶？大抵人不学问，与学而不穷其精防，徒知美名之可慕，而不究其实，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非者多矣。此则学者之所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迩之事父，逺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人情至美也，逺近相取，情伪相感，则亦有时而不美。故圣人必有以通人情，使得以自述其情性，写其欢欣之意，而叹其愁思不乐之状。夫是以宣其鬰滞，而乐其和美，则不肖之心不生矣。后之学者，岂不当学此通乎？《诗》则明乎人情，识乎物理，可以感发善心，察观世变，可以羣居不乱，虽有怨诽，而不至于已甚。上而君臣父子之间，有人情之所难处者，皆委曲中道；下而鸟兽草木之名，与时消息，物理变化，亦可畧见矣。学《诗》之功，至此顾不大哉！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靣而立也与！」
来觧以为道不可进犹正墙面而立，此説不通。道不进，如何説正墙面？所谓正墙面者，谓其无所见也。古人学诗，增长人见识甚多，故古人多因诗以正义理。周南、召南，三百篇之祖，亦不必实説人伦之本也。为，犹治也，犹为礼、为乐之意。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夫子于《论语》止言礼不在玉帛，乐不在钟鼓耳。至于《礼记》説礼乐，极亲切，推而至于孝悌之行、治心治躬之学、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其深矣哉！孟子得之，直论其实，以为出于事亲从兄，可谓深切着明矣。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孟子尝论人能充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穿窬与义逺矣，毫厘之间相絶如此。信乎为学之难，君子致谨于精防之际如此也。孟子又言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类也。其分别于义利之际，精防而严直，圣门论学大抵如此。圣人以色厉内荏比于穿窬，可不畏哉！外虽刚强，中实歉然，是有愧于中也；外欺人而内自愧，惴惴然惟恐人之知己也，是岂非穿窬之类哉！
子曰乡原徳之贼也
此章孟子论之，葢详矣。稂莠，苖之贼；郑声，乐之贼。谓其同类而近也。疑似不明，误天下后世不少。此吾夫子之所甚恶，而少正卯所以诛也。夫子不攻异端而恶乡原，圣人之意防矣。原，髙也；深也。
子曰道聴而涂説徳之弃也
学不穷本，何以进徳？道聴涂説，犹今谚所谓「东畔聴得，西畔去説」，更不究见本末由来，便以为是如此，虽圣人亦不能教也。此之谓自弃。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东坡云：「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忧懐
译佛肸召请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说老师说过：‘亲自做不善之事的人，君子不进入他的地方。’佛肸凭借中牟反叛，您要去那里，这怎么说得通呢？”孔子说：“是的，有这样的话。不也说坚硬吗，磨也磨不薄；不也说洁白吗，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葫芦瓜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让人吃呢！”
观察孔子的人，应当从会见南子、打算跟随公山弗扰以及佛肸召请这些地方去观察，这是圣人伟大的功业和功用，与造化相似的地方，离圣人一步便做不到了。大概不像这样，不足以成为圣人。“亲自做不善之事，君子不进入”，这只是初学者自我坚守就能达到的境界。子路可以说是不了解圣人。“我难道是葫芦瓜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让人吃呢？”是说他不被人所食用，对世间没有用处。人也必须对天下有用，才可以扶立世道乾坤，这也只是“用”。如果安坐而无所用，那也就是个葫芦瓜罢了。
孔子说：“由，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喜好仁德却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愚昧；喜好智慧却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是放荡；喜好诚信却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害人；喜好直率却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尖刻；喜好勇敢却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作乱；喜好刚强却不喜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
朱熹解释说以仁、智等六种为本质是不对的，这里只是说“喜好”罢了。仁、智、信、直、勇、刚，这六种是最美好的品德；愚、荡、贼、绞、乱、狂，这六种是最不好的事情。只因为不学习，所以即使喜好仁德、喜好诚信，也只是做善事，何况所喜好的不是善事呢？大抵人不求学问，或者求学而不能穷尽其精微，只知道美名值得羡慕，而不探究其实质，他们的意图都以为是做善事，却不知道其中错误很多。这是求学的人所畏惧的。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诗经》呢？《诗经》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合群相处，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人情是最美好的，远近相互吸引，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但也会有时不美好。所以圣人一定有办法来通达人情，使人得以自我陈述其情性，表达其欢欣之意，而感叹其愁思不乐之状。以此来宣泄其郁滞，而乐于其和美，那么不肖之心就不会产生了。后来的学者，难道不应当学习这种通达吗？《诗经》能明晓人情，识别物理，可以感发善心，察观世变，可以合群而不混乱，即使有怨诽，也不会过于极端。上至君臣父子之间，有人情难以处理的地方，都能委曲中道；下至鸟兽草木的名称，与时消息，物理变化，也大致可见了。学习《诗经》的功效，到这里难道还不伟大吗！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墙而立一样！”
朱熹解释说因为道不能前进就像面墙而立，这种说法不通。道不能前进，怎么能说是面墙而立呢？所谓面墙而立，是说其一无所见。古人学习诗，增长人的见识很多，所以古人多因诗来阐明义理。《周南》、《召南》，是三百篇的始祖，也不必实说人伦的根本。为，就是治的意思，如同为礼、为乐的意思。
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孔子在《论语》中只说礼不在玉帛，乐不在钟鼓罢了。至于《礼记》解说礼乐，极其亲切，推演到孝悌的行为、治心治身的学问、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其道理深奥啊！孟子得到了这一点，直接论述其实质，认为出于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可谓深切著明了。
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软弱，拿小人来比喻，大概就像穿墙挖洞的盗贼吧！”孟子曾经论述人能扩充穿墙挖洞之心，而义就不可胜用。穿墙挖洞与义相距甚远，毫厘之间相差如此。确实为学之难，君子在精微之处如此谨慎。孟子又说士人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这都是穿墙挖洞之类。他们在义利之际分别精微而严直，圣门论学大抵如此。圣人以色厉内荏比作穿墙挖洞，能不畏惧吗！外表虽然刚强，内心其实歉然，是心中有愧；外表欺人而内心自愧，惴惴不安只怕别人知道自己，这难道不是穿墙挖洞之类吗！
孔子说：“乡原，是道德的贼。”
这一章孟子论述得很详细。稂莠，是禾苗的贼；郑声，是音乐的贼。是说它们同类而相近。疑似不明，误导天下后世不少。这是孔子非常厌恶的，少正卯因此被诛杀。孔子不攻击异端而厌恶乡原，圣人的意旨深远啊。原，是高；也是深。
孔子说：“道听而途说，是道德的弃绝。”
求学不穷究根本，何以增进道德？道听途说，就像现在谚语所说的“东边听来，西边去说”，更不探究本末由来，便以为是如此，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教导。这就叫自弃。
孔子说：“鄙夫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还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那就无所不为了。”
苏轼说：“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就拥立二世而导致秦朝灭亡；卢绾担心怀
光之数其恶，则误徳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防邦。」善哉斯言，能推明圣人之意矣！其始止是鄙夫，其终乃是乱臣贼子。爵禄之心重，便生出无限事，误国误家，岂其本心哉？一念之差而已矣。
译光屡次列举他的罪行，却导致德宗皇帝再次陷入动乱。他的动机本源于害怕失去权位，而造成的祸患却达到了危害国家的程度。这番话说得好啊，能够推究阐明圣人的意旨！他起初不过是个庸俗鄙陋之人，最终却成了祸乱国家的奸臣逆子。看重爵位俸禄的念头一旦过重，便会引发无数灾祸，误国误家，这难道是他本来的心意吗？不过是一念之差罢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亾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古人虽病处亦好，今人连病亦无。古人就病处却医得，今人之病不可救矣。肆与荡不同：肆是放言髙论，荡则不检束矣。廉是有廉隅，如今人言善自矜持是也。若忿戾，则傲俍已甚，气象全别矣。此皆小人自托于美名以掩其欺者也。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一段与孟子所説不同，孟子是説疑似之乱真也，故恶之。夫子直言其所以恶之之意耳，所谓「君子亦有恶」是也。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见得圣人以天自处。圣人尝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使圣人得见诸行事，必有造化宻移之功，不言而化矣。退而载诸空言，平日与门弟子讲论，与系《易》象、作《春秋》，皆言也。犹惧天下后世求圣人于言语之末，而莫知其本也，故又有予欲无言之叹。子贡异日有不可得闻之説，是得圣人之意矣。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夫子阚亡而见阳货，与取瑟而歌，使孺悲闻之之事，见得圣人待小人之道，无絶小人之法，而又有感悟小人之机，其阖辟造化，非学者所及也。
宰我问：「三年之防，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壊；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糓既没，新糓既升，鑚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防，食防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懐。夫三年之防，天下之通防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甚矣，宰予之不仁也！习于世俗之薄，而反诸其心，尤甚焉。自以为礼乐之废壊，重于其亲之亡也。使予尝读《蓼莪》之诗，必不忍发此语矣。十哲之数，既入曽子，当去宰予。学者无以宰我为圣门之徒，汚吾圣人也。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博奕之过，止在博奕；无所用心之过，虽滔天可也。学者不可使此身逐日无安▯处。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徳也。圣人以勇配仁、知，葢勇即义也。子路见勇而不见义，故圣人不言勇而言义。夫大而为乱，小而为盗，皆勇之为祸也。君子岂可以尚勇乎？此圣人教子路切至如此也。齐宣王好勇，孟子诱而进之，故曰：「王请无好小舅子路尚勇，夫子辞而辟之，故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圣贤教人之意深矣。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圣人之所恶者，恶其为害于人；子贡之所恶者，恶其自欺于已。其广狭不同如此。圣人之喜怒，前辈以为如鉴然，妍丑自见，无所容心。若子贡之恶，则见人之过而有忿疾之心矣。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逺之则怨。」圣人察于人情之际，亦防矣。上而宦官、宫妾，下而家人、臧▯，皆是物也。逺之不可，近之不可，则亦难乎其为养也。不求诸家而求诸身，得其所以养矣。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来觧以为年至四十，此其不惑之时也。説书不当如此。四十而不惑，此自是夫子当时事，如何立定限制，便云四十是不惑时？夫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此自是孔孟为学成就如此，岂比夫三十壮有室，四十强而仕，为人人一定之説乎？四十而见恶焉，犹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取其大约言也。
译孔子说：“古代的人有三种毛病，现在的人或许连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古代的狂人只是放纵，现在的狂人却是放荡；古代的矜持者只是有棱角，现在的矜持者却是愤怒乖戾；古代的愚者只是直率，现在的愚者却是欺诈罢了。”
古人即使有毛病，那毛病也是好的；今人连毛病都没有。古人即使有毛病，还可以医治；今人的毛病则不可救药了。放纵与放荡不同：放纵是发表高谈阔论，放荡则是不加检束了。有棱角是指有廉隅，就像现在人说的善于自我矜持那样。如果是愤怒乖戾，那就是傲慢无礼到了极点，气象完全不同了。这些都是小人借美好的名义来掩饰他们的欺骗。
孔子说：“我厌恶紫色夺去了红色的正统地位，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雅乐，厌恶巧言利口颠覆国家的人。”
这一段与孟子的说法不同，孟子是说似是而非的东西扰乱了真实，所以厌恶它。孔子是直接说出他厌恶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也有厌恶的东西”。
孔子说：“我想不再说话。”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
这可以看出圣人以天自处。圣人曾说：“我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行事上那样深切明显。”如果圣人能够体现在行事上，必定有造化潜移默化的功效，不用说话就能教化人。退而寄托于空泛的言论，平时与门徒弟子讲论，以及系《易》象、作《春秋》，都是言语。还担心天下后世的人在言语的末节中寻求圣人，而不知道他的根本，所以又有“我想不再说话”的感叹。子贡后来有“不可得闻”的说法，是领会了圣人的意思。
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推辞。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来瑟弹着歌唱，让孺悲听到。
孔子假装耳聋不见阳货，与取瑟歌唱让孺悲听到的事，可以看出圣人对待小人的方法，没有断绝小人的办法，却有感悟小人的契机，这种开合造化的功夫，不是学者所能企及的。
宰我问：“三年的丧期，时间太久了。君子三年不实行礼仪，礼仪必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定崩溃。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木取火换了新柴，一年的丧期就可以结束了。”孔子说：“吃着白米饭，穿着锦缎衣，你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守丧期间，吃美味不觉得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中不觉得安适，所以不这样做。现在你心安，就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我不仁啊！孩子出生后三年，然后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这三年的丧期，是天下的通丧。宰我对他的父母有三年之爱吗？”
宰予的不仁太严重了！习染于世俗的淡薄，反而违背自己的本心，尤其严重。他自以为礼乐的废坏，比父母的死亡更重要。如果宰予曾经读过《蓼莪》这首诗，必定不忍心说出这样的话。十哲的行列中，既然列入了曾子，就应当去掉宰予。学者不要把宰予当作圣门弟子，玷污我们的圣人。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考，真是难啊！不是有围棋和六博吗？玩这些，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博奕的过错，只在于博奕；不用心思考的过错，即使滔天也可以。学者不能让身体每天没有安顿的地方。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高。君子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做盗贼。”
智、仁、勇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行。圣人把勇与仁、智相配，大概勇就是义。子路只看到勇而看不到义，所以圣人不谈勇而谈义。大到作乱，小到做盗贼，都是勇敢造成的祸患。君子怎么可以崇尚勇敢呢？圣人教导子路如此切至。齐宣王喜好勇敢，孟子诱导他进步，所以说：“大王请不要喜好小勇。”子路崇尚勇敢，孔子推辞并避开它，所以说：“君子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作乱。”圣贤教导人的用意深远啊。
子贡说：“君子也有厌恶的东西吗？”孔子说：“有厌恶：厌恶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而毁谤上级的人，厌恶勇敢而无礼的人，厌恶果敢而固执不通的人。”子贡说：“赐也有厌恶的东西吗？”孔子说：“厌恶抄袭以为智慧的人，厌恶不谦逊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揭发别人以为直率的人。”
圣人所厌恶的，是厌恶他们害人；子贡所厌恶的，是厌恶他们自欺。他们的广狭不同如此。圣人的喜怒，前辈认为像镜子一样，美丑自然显现，无所用心。如果是子贡的厌恶，则是看到别人的过错而有愤恨之心了。
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亲近他们就会无礼，疏远他们就会怨恨。”圣人洞察人情，也很谨慎。上至宦官、宫妾，下至家人、奴仆，都是这类人。疏远他们不行，亲近他们也不行，那么教养他们就很难了。不从家里寻求而从自身寻求，就能得到教养的方法了。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被别人厌恶，这一生也就完了。”
来解认为年龄到了四十岁，这是不惑的时候。解说书籍不应当这样。四十而不惑，这是孔子当时的事，怎么立下限制，就说四十岁是不惑的时候？孔子四十岁不惑，孟子四十岁不动心，这是孔孟为学成就如此，怎么能比作三十岁壮年有妻室，四十岁强壮而做官，成为人人一定的说法呢？四十岁还被别人厌恶，就像说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名声，取大概的意思来说。
此圣人待人忠厚之意。年至四十，春秋已髙，经歴世变已多，犹未免见恶于人，此所谓困而不学，民斯为下者也，叹息之而已矣。
译这是圣人待人忠厚的用意。年纪到了四十岁，年岁已经很高，经历的世事变迁已经很多，却仍然难免被人厌恶，这就是所说的“身处困境却不肯学习，这种人就是下等人了”，只能为此叹息罢了。
防子第十八
防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前辈尝説：「商三仁，若比干死、箕子囚，皆无可觧説者。防子此事最费觧説，故防子特作一书，自説其去之之因。葢二人可諌，防子当嫌疑可立之际，故不敢説，退而存商之祀，所谓『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三人各行其志，无愧于先哲王，此其所以为仁也。一经夫子之言，三人之名遂定，不然后世必以防子之去为非矣。」桞子厚説：「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此固人事之或然者。箕子隠忍而不去，亦有志于斯。」此亦説得箕子好。
桞下恵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人皆谓桞下恵和，观直道事人之语，桞下恵不和矣；不容于人，至于三黜，其亦不可谓介矣。故伯夷非隘，桞下惠亦非不恭，葢不如是不足以为圣贤，孟子推言其末流之弊耳。伯夷、叔齐、栁下恵三人，一经夫子称道，再经孟子助之，其名遂定。不然，杨子云所谓东国之诎臣、西山之饿夫也。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来觧説，礼貌薄不是。葢以季孟之间待夫子，是大段礼貌厚了。圣人岂縁此去？齐景公待孔子，不是当面説，乃是商量待夫子之礼如此。夫子亦不是当面説「吾老不能用」，乃闻此语而説耳。葢齐景公虽尊圣人，而不能用其言。以季孟之间待夫子，只是要商量相待底礼数，非圣人之意也，安得而不行？故去齐接浙而行，言其速也，犹齐宣以万钟留孟子意。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齐人归鲁侵疆，设计以倾圣人。季桓子三日不朝，心术巳壊，齐人之计行矣，故夫子遂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然以膰肉不至而行，此孟子所谓防罪也。去就止速，何其从容中道如此！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徳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巳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凤兮凤兮，何徳之衰！」不是説夫子，盖説时节不好，如凤鸟不至之类是也，叹凤鸟之莫闻，而君徳之莫致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犹云时尚可为也。既而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言今不可复为，其从政事者，增益其危乱而已矣。观接舆此言，亦不是无意于世者，故夫子下欲与之言，然竟趋避而去。如此等言语，不可谓之不是，只是欠讲磨之功。若与之往复论辨，必须悟独见之非。惜乎不得与之言，此圣人之所恨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羣，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隠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防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若此等人，不可谓之不贤，正縁讲究不明，故所见有差别。彼为无道，不可与易，圣人以为无道，正吾所当易；若有道，则无用乎易也。其差处正在此。辟人者，言见其人之不善，则从而去之，是为辟也。人不与人为羣，乃欲与鸟兽为羣，不特待人太薄，待已亦太薄矣
译防子第十八
微子离开殷商，箕子沦为奴隶，比干因劝谏而死。孔子说：“殷商有三位仁人。”
前辈曾经说：“商朝的三位仁人，像比干被杀、箕子被囚，都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微子这件事最难以解释，所以专门就微子作了一篇书，自己解释他离开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另外两人可以劝谏，而微子处在嫌疑可以确立的境地，所以不敢直言，退而保存商朝的祭祀，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审度，别人自会向先王献祭’，三人各自践行自己的志向，无愧于先代的圣王，这就是他们被称为仁人的原因。一旦经过孔子的评说，三人的名声就确定了，不然后世一定会认为微子离开是错误的。”柳宗元说：“纣王的罪恶没有成熟就自取灭亡，武庚怀念动乱以图生存，国家没有合适的人选，谁能振兴治理？这本来就是人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箕子隐忍而不离开，也是有志于此。”这也把箕子说得很好。
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问：“您不可以离开吗？”他说：“用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到哪里不会三次被罢免？用歪曲之道侍奉君主，何必离开父母之邦？”人们都说柳下惠随和，但看他“用正直之道侍奉君主”的话，柳下惠并不随和；不被世人容纳，以至于三次被罢免，也不能说他不够耿介。所以伯夷并不狭隘，柳下惠也不失恭敬，大概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成为圣贤，孟子只是推论他们末流的弊端罢了。伯夷、叔齐、柳下惠三人，一经孔子称道，再经孟子辅助，他们的名声就确定了。不然，就会像扬雄所说的东方国家的屈臣、西山的饿夫那样了。
齐景公对待孔子，说：“像对待季氏那样，我不能做到；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礼节对待他。”又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他了。”孔子于是离开。
来解释，并不是因为礼节微薄。大概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礼节对待孔子，是大段礼节太厚重了。圣人岂会因为这个离开？齐景公对待孔子，不是当面说的，而是商量对待孔子的礼节如此。孔子也不是当面说“我老了不能任用”，而是听到这话后说的。大概齐景公虽然尊重圣人，但不能采纳他的言论。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礼节对待孔子，只是要商量相待的礼数，并非圣人的本意，怎么能不离开呢？所以离开齐国接着就走了，言其迅速，如同齐宣王用万钟俸禄挽留孟子的意思。
齐国人赠送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于是离开。
齐国人归还鲁国侵占的疆土，设计以倾覆圣人。季桓子三天不上朝，心术已经败坏，齐人的计谋得逞了，所以孔子于是离开，说：“那妇人的口舌，足以使人出走。”然而因为祭肉没有送来而离开，这是孟子所说的避罪。去留止息迅速，何其从容合乎中道啊！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车旁经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德行如此衰微？过去的已经无法劝谏，未来的还来得及追悔。算了吧，算了吧，现在执政的人危险啊！”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接舆快步避开，没能和他说话。
“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德行如此衰微！”不是说孔子，大概是说时节不好，如同凤凰不飞来之类，感叹凤凰不再出现，而君主的德行无法招致。“过去的已经无法劝谏，未来的还来得及追悔”，是说时尚可为。接着又说：“算了吧，算了吧，现在执政的人危险啊。”是说现在不能再有所作为，那些执政的人，只会增加危乱罢了。看接舆这话，也不是无意于世事的人，所以孔子下车想和他说话，但他最终快步避开离去。像这样的言语，不能说不对，只是欠缺切磋琢磨的功夫。如果和他反复辩论，必定能让他醒悟独自见解的错误。可惜没能和他说话，这是圣人所遗憾的。
长沮、桀溺并肩耕作，孔子经过，让子路问渡口在哪里。长沮说：“那个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自然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问桀溺。桀溺说：“您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像洪水一样混乱，到处都是这样，而谁能改变它呢？况且你与其跟随那些躲避坏人的人，怎么比得上跟随那些躲避世俗的人呢？”说完继续除草不停。子路走回去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地说：“人不能与鸟兽同群，我不与这些人在一起，又与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有道，我就不参与改变它了。”子路跟随孔子落后了，遇到一位老人，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子路问：“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说完把拐杖插在地上除草。子路拱手站立。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饭给他吃，并让两个儿子出来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走了，把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这是位隐士。”让子路回去再见他。到了那里，老人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做官是不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却破坏了大伦常。君子做官，是为了践行道义。道不能实行，我已经知道了。”
像这样的人，不能说他们不贤，正因为探究不明，所以见解有差别。他们认为天下无道，不可改变，圣人认为天下无道，正是我们应当改变的；如果有道，就没有必要改变了。差别就在这里。所谓“避人”，是说看见别人的不善，就离开他，这就是避。人不与人同群，却想与鸟兽同群，不仅待人太薄，待自己也太薄了。
。荷蓧丈人，为许行之学者也，然能留子路宿，见其二子，其于人情不已处，即天理之不可冺灭者也。圣人以为可教，故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何其畏人若此哉？子路从圣人既久，亦知大伦之义本出于一，一处欠阙，则他处皆非。今知有长防，而不知有君臣，此之谓不能充其类。道之不行，已固知之矣，然不仕却不得，直是无君臣之义而后可。故君子之欲仕也，行吾君臣之义而已；至于用与否则在君，而吾之义已尽矣。此所谓讲究精防，不偏不倚如此。虽然，子路一日而见三隠者，世之贤者伏于岩穴之中，不得圣人为之依归者，何世蔑有？尧舜在上，皆贤哲之臣也。
译荷蓧丈人是许行的门徒，但他能留子路住宿，并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他在人情世故上并非毫无道理，这正是天理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圣人认为他尚可教化，所以让子路回去再见他，等到子路到达时，他却已经走了，他为什么如此畏惧他人呢？子路跟随圣人时间已久，也懂得人伦大义的根本在于统一，一处有所欠缺，其他地方也就都不对了。现在他知道有长幼之序，却不知道有君臣之义，这就叫做不能推扩其同类之义。大道不能施行，他本来就已经知道了，然而不仕却是不行的，除非完全没有君臣之义才可以。所以君子想要出仕，只是去践行我的君臣之义罢了；至于是否被任用则在君主，而我的道义已经尽到了。这就是所谓讲究精微防闲，不偏不倚像这样。虽然如此，子路一天之内见到三位隐士，世上贤能之士隐居在山岩洞穴之中，没有圣人作为他们依归的，哪个时代没有呢？尧舜在位时，都是贤哲之臣。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栁下恵、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栁下恵、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隠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按《礼记》云：「大连、小连善居防，盖当时贤者也。」桞下恵身中清洁，已自髙，不为世所污；废中权，则逃遁自匿，不为时所忌。由「无可无不可」五字观之，一节自喜，与敦化之功逺矣。
太师摰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皷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按注家云：「鲁哀公时礼乐废，乐人皆去。」葢不应鲁哀公时所有乐人同时皆去，哀公虽削弱，国事亦不应如此谬。前辈説：「师摰自是周厉王时人。」由此一事观之，周衰乐废，乐官逃散乎四方，圣人惜之，故弟子追记于此耳。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前辈以为施者，陈其罪而戮之之谓也。左传曰：「施生戮死可也。」又曰：「施刑侯而尸雍侯与叔鱼于市。」是也。不施其亲，犹公族致刑于甸人之意。此四事皆是寛厚之意，所谓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者，可见于此矣。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尊尊也。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周之八士，如八元、八凯，然其事不载于《尚书》，故后之人无考焉。圣人作《春秋》，士不书。石《尚书》者，贵其知礼也。然则三代之时，士不为大夫者，其事业不▯亦多矣。
子张第十九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防思哀，其可已矣。」
来觧以为士能见危致命，见得思义，故以此心而承祭，自然思敬；以此心而临防，自然思哀。不是此自是四事，非是连上文。利害是君子用力处，防祭是君子尽心处。人能检防此四者，亦可以为士矣。其可已矣，犹「事亲若曽子可也」之可。
子张曰：「执徳不▯，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来觧説上两句云：「不足以有容，不足以有守。」説下两句云：「无所轻重于世。」若如此説，恐无交涉。盖执徳不▯，则其人无所依据；信道不笃，则其心无所主张。如此等人，盖无常之人，夫子所谓「防之生也幸而免」者也。子张外饰之人，而为论确实如此，可谓进徳矣。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两人趋向不同，故议论亦异。然论交之际，其説皆通。人之所以有交友者，贵其有益也。若不可与者，泛然受之，何益于我？非所谓「毋有不如已者」之义也。子张之説，亦不可谓不广大，然非学者事，此圣人教人不倦之功也。若学者当学子夏，至于子张之论，非尔所及也。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逺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之学，流为庄周，其原盖出于此，盖此语有病。圣人立论，决不如此。先圣之道，凡小道皆异端也，岂惧其致逺而泥，乃有所不为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学问无止法，善学者当有日益之功，日计之不足，歳计之有余，则善矣。来觧以为致其知而不已，保其有而不失，此语防有病。若每日要求知其所未有，每月又保其所有，此大段扰扰矣。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闻，此求知之病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终身诵之，此保其所有之病也。能温故知新，可以语此矣。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为学之道尽于此。此之谓明。向上则有力行一事，非是此四者可以谓之仁。「仁在其中」，犹「学也，禄在其中」之谓。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
译隐逸之士：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是伯夷、叔齐吧！”谈到柳下惠、少连时说：“他们降低了志向，辱没了身份，但言语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法度，也就这样罢了。”谈到虞仲、夷逸时说：“他们隐居避世，直言不讳，自身保持清白，废弃官职合乎权变。我与他们不同，没有什么是不可做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不做的。”
按《礼记》记载：“大连、小连善于居处防备，大概是当时的贤人。”柳下惠自身保持清洁，已经很高尚，不被世俗所污染；废弃官职合乎权变，则是逃避隐匿，不被时世所忌惮。从“无可无不可”这五个字来看，他们各自满足于自己的节操，与敦厚教化的功业相差甚远。
太师挚前往齐国，亚饭干前往楚国，三饭缭前往蔡国，四饭缺前往秦国，击鼓的方叔进入黄河，摇鼗的武进入汉水，少师阳、击磬的襄进入大海。按注家说：“鲁哀公时礼乐废弛，乐人都离开了。”大概不应是鲁哀公时所有的乐人同时都离开，哀公虽然势力削弱，国事也不应如此荒谬。前辈说：“师挚本是周厉王时的人。”由此事看来，周朝衰微，礼乐废弛，乐官逃散到四方，圣人对此感到惋惜，所以弟子追记在此。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属，不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故旧没有重大过失就不抛弃，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前辈认为“施”是陈说其罪而加以杀戮的意思。《左传》说：“对活人施刑，对死人戮尸是可以的。”又说：“将刑侯施刑，将雍侯和叔鱼陈尸于市。”就是这个意思。不施刑于亲属，犹如公族犯罪由甸人执行刑罚的意思。这四件事都是宽厚的意思，所谓周公治理鲁国，亲近亲人而尊重尊者，由此可见。不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这是尊重尊者。
周朝有八位贤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周朝的八位贤士，如同八元、八凯，但他们的事迹没有记载在《尚书》中，所以后人无法考证。圣人作《春秋》，士人不被记载。记载在《尚书》中的，是因为他们懂得礼制。那么三代时期，士人中没有成为大夫的，他们的事迹不被记载的也大多了。
子张第十九
子张说：“士人见到危险肯献出生命，见到利益想到道义，祭祀时想到恭敬，居丧时想到悲哀，这样就可以了。”
来解认为士人能见危致命，见得思义，所以怀着这样的心去承祭，自然想到恭敬；怀着这样的心去临丧，自然想到悲哀。这不是这四件事各自独立，而是与上文相连。利害是君子用力的地方，丧祭是君子尽心的地方。人能检点防备这四点，也可以成为士人了。“其可已矣”，如同“事亲若曾子可也”中的“可”。
子张说：“执着于道德而不坚定，信奉道义而不笃实，这样的人有他算什么呢？没有他算什么呢？”来解说上面两句说：“不足以有所包容，不足以有所坚守。”解说下面两句说：“在世上无所轻重。”如果这样解说，恐怕没有关联。因为执着于道德而不坚定，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依据；信奉道义而不笃实，那么他的心就没有主张。像这样的人，大概是无常之人，就是夫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之类的人。子张是注重外表修饰的人，而论述确实如此，可以说是进德了。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交友之道。子张说：“子夏怎么说？”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子张说：“这与我听到的不同：君子尊重贤人而容纳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我是大贤人吗？对人有什么不能容纳的？我不是贤人吗？别人将拒绝我，怎么能拒绝别人呢？”
两人趋向不同，所以议论也不同。然而论及交友，他们的说法都通。人之所以有交友，贵在有益。如果不可以交往的人，泛泛地接受，对我有什么益处？这不是所谓“毋有不如己者”的意思。子张的说法，也不能说不广大，但这不是学者该做的事，这是圣人教人不倦的功业。如果学者应当学习子夏，至于子张的论述，不是你所能达到的。
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致力于它恐怕会陷入困境，所以君子不从事它。”
子夏的学问，流变为庄周，其根源大概出于此，因为这话有病。圣人立论，决不如此。先圣之道，凡小技艺都是异端，哪里是怕它致远而陷入困境，才有所不为呢？
子夏说：“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所能做的，可以说是好学了。”学问没有止境，善于学习的人应当有日益长进的功夫，每天计算不足，每年计算有余，那就好了。来解认为这是致其知而不已，保其有而不失，这话稍有毛病。如果每天要求知道所未有的，每月又保持所有的，这就大段扰扰了。子路未能做到，唯恐有闻，这是求知的毛病。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终身诵之，这是保其所有的毛病。能温故知新，可以谈论这个了。
子夏说：“广泛学习而坚定志向，恳切发问而思考当前的问题，仁就在其中了。”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做学问的道理尽在于此。这就叫明。向上则有力行一事，不是这四者可以称为仁。“仁在其中”，如同“学也，禄在其中”的意思。
子夏说：“百工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
学以致其道。」
东坡尝説学以致道甚深，然却不与上文相连，不用深説。「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为学亦须致道，只须如此説，言人各有本业，须做到成就处方是。
译学习是为了达到道的境界。”东坡曾经说，通过学习来达到道的境界，意义非常深远，然而这句话却与上文不相连贯，因此不必深入解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做学问也必须达到道的境界，只需这样解说即可，意思是说人各有其本业，必须做到有所成就才算完成。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人患不知其过，才知便悔，才悔便改。今若文过，则是已知过了，知而文之，则必不悔，既不悔，则必不改，此其所以为小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聴其言也厉。」此章语亦有病。所谓「子温而厉」者，温中有厉，不是聴其言方知其厉。君子有三变，随物赋形，从容中道，何啻万变，本于此一而已。《乡党》一篇可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便是子温而厉。此章多是子夏言，乃其门人私记，如此病处甚多，与圣人之言全别，大率説得极辛苦。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
欲信人，先从自信起。自信甚难，所谓有诸已者是也。至于使人信已，是使他人之心如我之心也。不是自信得熟，何以及此？那件事不是信了方做得成？故学问先从信起。
子夏曰：「大徳不逾闲，小徳出入可也。」
徳一也，有大徳小徳何也？即其全体而论之，故谓之大徳由其一节言之，故谓之小徳譬如仕、止、久、速，各从其可，所谓出入焉者也。然从心所欲不逾矩，凡其所行，曷尝出于规矩之外哉！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来觧以为下学上达之意，非也。子夏意不如此。子夏之意以为学者当有次第，葢学者等级不同，善教者亦须量其人而授之。君子之道，孰当光传？孰是后倦？若是后倦之人，则不当先传与之。此其等级次第不可乱也。譬如草木，有区以为之别矣，是岂可相欺也？除是圣人合下便理防得，故有始有卒不至于后倦者，惟圣人而后能耳。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前辈説：「仕与学一也。仕而优，便是学；学而优，便是仕。」盖仕而优，非学何以致此？学而优则出从仕，岂复有二道哉！
子游曰防致乎哀而止
来觧以为过则伤生，不及则伤恩，故一止于哀，此语非也。此盖子游反本之论也。周衰之时，防不如古，礼多而哀少矣。故夫子甞曰：「防与其易也宁戚。」子路亦曰：「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子游之意亦如此，防极乎哀而止，他事皆末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曽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不仁与未仁不同，不仁是心术之病，此小人之事；未仁是学术之病，学者容有之。子张在圣门，不得谓之不仁。但仁之为道逺，非笃实力行，人未易至。子张饰外不务实，如何并为仁得？此二子之所恨也。子张有好髙之病，无宻察之功。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防乎！」此一语，孟子尝言之，曰：「亲防，固所自尽也。」致之为言，尽也，自尽其心而已。人那件事不当自尽其心？但人罕能自尽于其亲防处。观之，则天理形见，不可冺灭矣。乐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用吾情！」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孟庄子，仲孙速也。按襄公十九年八月孟献子卒，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孟庄子卒。孟荘子为政才四年耳，中间不见其事，想此四年之中一遵其父之旧，此正合夫子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也。当春秋之时，世家大夫骤变其父之政者多矣，故圣人喜之如此。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乆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善哉曾子之言也！有司闻此，有愧于斯民多矣。古者司政典狱之臣，虽上得其道，民防于罪，犹有哀矜训教、反已自责之意。若上失其道，是教民于罪也，不能自责而反以责民，已羞愧矣，况矜已自喜，求工法律之外乎？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
译子夏说：“小人的过错，必定加以掩饰。”
人们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一旦知道了就后悔，一旦后悔就改正。现在如果掩饰过错，那就是已经知道错了，知道却加以掩饰，就一定不会后悔，既然不后悔，就一定不会改正，这就是小人之所以为小人的原因。
子夏说：“君子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庄重严肃，接近他时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严厉刚正。”这一章的论述也有毛病。所谓“孔子温和而严厉”，是温和中带有严厉，并不是听了他的话才知道他严厉。君子有三种变化，是随着事物赋予形态，从容不迫地合乎中道，何止是三种变化，根本上都源于这一点。《乡党》篇中可以看出。远远望去庄重严肃，接近他时温和可亲，就是孔子温和而严厉的表现。这一章大多是子夏的话，是他的门人私下记录的，像这样的毛病很多，与圣人的言语完全不同，大体上说得非常吃力。
子夏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未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是在虐待他们；取得信任后才进谏，未取得信任，君主就会认为是在诽谤自己。”
想要让人信任自己，先从自信做起。自信很难，这就是所说的“自己有这种德行”的意思。至于让别人信任自己，是让别人的心像我的心一样。如果不是自信得纯熟，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哪件事不是有了信任才能做成？所以学问先从信任开始。
子夏说：“大节不逾越界限，小节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德是一个整体，为什么有大德小德之分呢？从整体来说，所以叫做大德；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所以叫做小德。譬如出仕、隐退、长久、迅速，各自遵循适宜的原则，这就是所说的“出入”。然而随心所欲不越出规矩，凡是所做的事，何曾超出规矩之外呢！
子游说：“子夏门下的学生，对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小事，是可以的，但这只是末节，根本的东西却没有，这该怎么办？”子夏听了，说：“唉！言游错了！君子之道，哪样先传授？哪样后传授？拿草木作比喻，是有类别区别的。君子之道，怎么可以歪曲呢？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朱熹的解释认为是下学上达的意思，不对。子夏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夏的意思是认为学习应当有次第，因为学习者的等级不同，善于教导的人也必须根据人的情况来传授。君子之道，哪样应当先传授？哪样是后传授的？如果是后传授的人，就不应当先传授给他。这个等级次第不能混乱。譬如草木，是有类别区别的，这怎么可以互相欺骗呢？除非是圣人一开始就能明白道理，所以有始有终不至于后传授的，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子夏说：“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
前辈说：“做官和学习是一回事。做官有余力，就是学习；学习有余力，就是做官。”大概做官有余力，不学习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学习有余力就出来做官，难道还有两条路吗！
子游说：“丧礼，只要达到哀痛的程度就停止了。”
朱熹的解释认为是过分就伤害生命，不足就伤害恩情，所以只停止在哀痛上，这话不对。这大概是子游返归根本的论述。周朝衰微的时候，丧礼不如古代，礼仪繁多而哀痛少了。所以孔子曾经说：“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内心哀戚。”子路也说：“与其哀痛不足而礼仪有余，不如礼仪不足而哀痛有余。”子游的意思也是这样，丧礼极尽哀痛就停止了，其他事情都是末节。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还没有达到仁。”曾子说：“堂堂乎的子张，很难和他一起实行仁。”
不仁与未仁不同，不仁是心术的毛病，这是小人的事；未仁是学术的毛病，学者可能会有。子张在孔门，不能说不仁。只是仁的道很远，不笃实力行，人不容易达到。子张修饰外表不务实，怎么和他一起实行仁呢？这是两位先生所遗憾的。子张有喜好高远的毛病，没有细察的功夫。
曾子说：“我听孔子说：人没有自己尽力做到的，一定是在父母的丧礼上吧！”这一句话，孟子曾经说过，说：“父母的丧礼，本来是自己尽力尽心的。”致的意思是尽，自己尽力尽心罢了。人哪件事不应当自己尽力尽心？只是人很少能在父母的丧礼上尽力尽心。观察这一点，天理就显现出来，不可泯灭了。乐正子春说：“自从我的母亲去世，我不能尽我的孝心，我哪里还用得着尽我的孝心！”
曾子说：“我听孔子说：孟庄子的孝，其他方面可能做到，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治措施，这是难能可贵的。”
孟庄子，就是仲孙速。查考襄公十九年八月孟献子去世，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孟庄子去世。孟庄子执政才四年而已，中间没有看到他的事迹，猜想这四年之中完全遵循他父亲的旧制，这正是符合孔子所说的“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在春秋的时候，世家大夫突然改变父亲政治措施的人很多，所以圣人这样喜欢他。
孟氏派阳肤做士师，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而不高兴。”
曾子的话说得好啊！官吏听到这话，对于百姓多有愧疚了。古代掌管政事和狱讼的官员，即使在上位的人合乎正道，百姓犯了罪，还有哀怜同情、训导教化、反省自责的意思。如果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这是教百姓犯罪，不能自责反而责怪百姓，已经羞愧了，何况自鸣得意，在法律之外求取精巧呢？
子贡说：“纣王的不好，不像这样严重。所以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天下的恶
皆归焉。」
言不善者，必归于桀、纣。然则纣之不善，其初岂若是然哉？朋而和之者众矣。是故趋向之初，不可以不谨。一入于下流，则天下之为恶者皆归之，防溺日深而不能自出也。故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译都归附他。”说是不善的人，必定会归附于夏桀、商纣。然而商纣的恶行，起初难道就如此吗？与他同流合污的人太多了。因此，在志向趋向的初始阶段，不可以不谨慎。一旦陷入下流，那么天下作恶的人都会归附他，防备溺水却日益深陷而不能自拔。所以说：“商纣是天下逃亡罪犯的主子，是聚集罪人的深渊和沼泽。”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有公过，无私过。事势之适然，固有不能免者；亦有出于仓卒不熟之际，检防不及者。故其过也，人皆见之。及人言以为不可，或反诸吾心而不安，则▯然与天下共改之，何有于我哉！夫人心之至明者，不可亡也。譬之日月之食也，外物昏之，明未尝亡也。及其复明，则向之明者，果安从来哉？知乎此，可以言进徳矣。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尝师之有？」
太宰尝问于子贡，子贡以为夫子天纵之将圣。今答卫公孙朝之问，又曰：「夫子焉不学？」盖天纵见圣人资禀，苟非学，亦何以成就？圣人之学与众人同，文武之道▯然在此，人皆可学，但恨人不能学耳。卫公孙朝谓圣人之学，必有非人所可知者。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仭，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宰我、子贡、有若三子，孟子以为知足以知圣人。然则子贡所言「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是亦知夫子之浅者耳，况叔孙武叔乎？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絶，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世衰道防，虽三家之子孙皆不及其祖父。如孟武伯、季康子之徒，虽不能知圣人，皆能尊敬之。叔孙婼在《春秋》中亦略可喜。若季孙斯、叔孙州仇之徒，不及其祖父益逺矣。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防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谓君子不敢轻于言如此也。葢一言以为知，又一言不敢以为知，其自畏如此。陈子禽在圣门中，不知所学何事，问三事皆谬：其一问子贡「夫子求闻是邦之政」，其二问伯鱼「有异闻」，其三以为子贡贤于仲尼也。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厯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段尧、舜揖逊，汤、武征伐之本防，尽在是矣。尧、舜之揖逊，天也，故曰：「天之厯数在尔躬。」汤、武之征伐，亦天也，故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推见尧、舜、汤、武与天心为一处，故门弟子记录于此。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防、祭。寛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説。
此一章説武王得天下事，今于《武成》中略见：式商容闾，散财发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列爵分土，重民五教，惟食、防祭，惇信明义，崇徳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是也。又有下车封舜后一事。自「尧曰」而下至此，并不言「子曰」，又后面一节颇似不相连。此是圣人论次上古之事，而得夫尧、舜、禹、汤、武王得天下之本，与其施设建置之方，可以为万世帝王之法。「自寛则得众」而下，是説武王之徳缘寛便得众，信便民任，敏便有功，公便説观武王《武成》所载，可畧见矣。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恵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
译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着他。”
君子有公开的过错，没有私下的过错。事情发展到了某种必然的趋势，本来就有不能避免的情况；也有因为仓促之间考虑不周，检点防范不及而导致的。所以他们的过错，人人都看得见。等到别人议论说这样不行，或者反省内心感到不安，就坦然地与天下人一起改正，这对我有什么损害呢！人心的至明，是不会消亡的。就像日食和月食，被外物遮蔽，但光明并没有消亡。等到恢复光明时，那之前的光明，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谈论增进德行了。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从哪里学习？”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统，并没有失传在地上，而是存在于人们中间。贤能的人了解它的大体，不贤能的人了解它的细节，无处不有文王、武王的道统。我的老师哪里不学习？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
太宰曾经问子贡，子贡认为夫子是上天赋予的即将成圣的人。现在回答卫公孙朝的问题，又说：“夫子哪里不学习？”大概上天赋予圣人资质，如果不学习，又凭什么成就呢？圣人的学习与普通人相同，文王、武王的道统明明就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学习，只是遗憾人们不能学习罢了。卫公孙朝认为圣人的学问，一定有非普通人所能知晓的。
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子贡比仲尼更贤能。”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子贡。子贡说：“拿宫墙作比喻吧，我的墙只有肩膀高，人们能窥见屋内的美好。夫子的墙有几仞高，找不到门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宏伟、百官的富丽。能找到门进去的人很少啊。叔孙武叔那样的话，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吗？”
宰我、子贡、有若这三个人，孟子认为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那么子贡所说的“宗庙的宏伟，百官的富丽”，这也只是了解夫子浅显的一面罢了，何况叔孙武叔呢？
叔孙武叔诋毁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不可诋毁的。别人的贤能，像丘陵一样，还可以逾越；仲尼，像日月一样，无法逾越。人虽然想断绝与日月的关系，那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多见其不自量力罢了！”世道衰微，正道废弛，即使是三桓的子孙都不如他们的祖父。像孟武伯、季康子这些人，虽然不能了解圣人，但都能尊敬他。叔孙婼在《春秋》中也是略可称道的。至于季孙斯、叔孙州仇这些人，比起他们的祖父就差得更远了。
陈子禽对子贡说：“你是嫉妒吧，仲尼难道比你更贤能吗？”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可以显得明智，一句话也可以显得不明智，说话不可不谨慎。夫子的高深不可及，就像天不能搭梯子爬上去一样。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封地，那就是所说的：确立标准，百姓就能确立；引导他们，百姓就能行动；安抚他们，百姓就能前来；动员他们，百姓就能和谐。他活着时荣耀，死后令人哀痛，怎么能赶得上他呢？”
一句话可以显得明智，一句话也可以显得不明智，是说君子不敢轻易说话，就像这样。大概是一句话可以显得明智，另一句话就不敢显得明智，他自我敬畏到了这种程度。陈子禽在圣人门下，不知道学了什么，问的三件事都错了：第一问子贡“夫子打听这个国家的政事”，第二问伯鱼“有没有特别的听闻”，第三认为子贡比仲尼更贤能。
尧说：“咨！你舜，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真诚地执守中道，四海百姓困苦穷乏，上天的福禄就永远终结了。”舜也用同样的话告诫禹。汤说：“我小子履，敢用纯色牺牲，敢向伟大的后帝昭告：有罪的人我不敢赦免，帝王的臣属我不隐瞒，简略地呈报在帝心。我自身有罪，不牵连万方；万方有罪，罪责在我一人。”
这一段尧、舜禅让，汤、武征伐的根本宗旨，全在这里了。尧、舜的禅让，是天意，所以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汤、武的征伐，也是天意，所以说：“敢向伟大的后帝昭告。”推究发现尧、舜、汤、武与天心是一体的，所以门人弟子记录在这里。
周朝大赏赐，善人因此富有。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谨慎权衡度量，审察法度，修明废弛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居的贤人，天下的百姓就归心了。所重视的：是百姓、粮食、防备、祭祀。宽厚就能得到民众，诚信就能使民众信任，勤勉就能有功绩，公正就能使民众喜悦。
这一章讲述武王得天下的事，现在在《武成》篇中略可见到：在商容的里门立木示众，散发财物发放粮食，大赏赐于四海，而万民喜悦服从；分封爵位土地，重视百姓的五教，只重视粮食、防备、祭祀，敦厚诚信明达道义，崇尚德行报答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又有下车封舜后一事。从“尧曰”以下到这里，都不说“子曰”，又后面一节颇似不相连。这是圣人论次上古之事，而得到尧、舜、禹、汤、武王得天下的根本，以及他们施设建置之方法，可以作为万世帝王之法。“自宽则得众”以下，是说武王的德行，因为宽厚便得到民众，诚信便使民众信任，勤勉便有功绩，公正便使民众喜悦。看武王《武成》所载，可以略见一斑。
子张问孔子说：“怎么样才可以从政？”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就可以从政了。”子张说：“什么是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惠于人却不耗费，役使百姓却不招致怨恨，追求欲望却不贪婪，安泰却不骄傲，
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恵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恵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译威严而不凶暴。”子张问：“什么叫施惠于民而自己却不耗费？”孔子说：“顺着百姓所求的利益去使他们得利，这难道不是施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呢？自己向往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呢？君子不论人多人少，不论势力大小，都不敢怠慢轻视，这难道不是宽泰而不傲慢吗？君子端正他的衣帽，庄重他的目光，庄严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这难道不是威严而不凶暴吗？”子张问：“什么叫四种恶政？”孔子说：“不事先教导就加以杀戮，叫做虐；不预先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起初懈怠拖延，最后却突然限期完成，叫做贼；同样是给予别人，却在出纳时吝啬，叫做像小吏一样吝啬。”
何谓尊？中庸曰：「尊徳性而道问学。」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髙明。」此之谓尊。均之为善也，尊之则髙明，卑之则蹇浅。此五美者，尊之则为美，卑之则能为恶。疑似之际，美恶相悬。若四恶者，只是目前有司常行底事，圣人推此以恶名之，曰虐、曰暴、曰贼，此何等名耶？又以有司配之，甚矣有司之恶也！其原只是自便于已，而责望于人，其恶遂至于此。为有司者，可不戒哉！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学者先不要以得防祸福入其心，葢此心既定，定方能为学。知礼所以修身，知言所以接物，其本之出于我者则一也。此三事皆言知，盖致知之学当如此。
石鼓论语答问卷下
译什么叫做“尊”？《中庸》说：“尊崇德行，并引导学问。”曾子说：“尊崇所听到的道理，就能达到高明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的“尊”。同样都是行善，尊崇它就能达到高明，轻视它就显得浅陋。这五种美德，尊崇它们就是美，轻视它们就会变成恶。在似是而非的关头，美与恶相差悬殊。至于那四种恶行，只是当时官吏常做的事情，圣人推究这些行为而用恶名来称呼它们，叫做虐、叫做暴、叫做贼，这些是什么名号呢？又拿官吏来对应，可见官吏的恶行多么严重啊！其根源只是自己图方便，却苛求别人，他们的恶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担任官吏的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仪，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懂得言辞，就无法了解他人。”
做学问的人首先不要让趋福避祸的念头进入心中，因为这种心念一旦确定，才能安心做学问。懂得礼仪是用来修养身心的，懂得言辞是用来应接事物的，它们从我内心发出的根本是一致的。这三件事都强调“知”，大概致知的学问应当如此。
石鼓论语答问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