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师説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师説》三卷，元赵汸撰。汸尝师九江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载，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鲁《春秋》之要，故题曰《师説》，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传补注》序曰：「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又作《泽行状》，述泽之言曰：「説《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説自然退聴。」又称甞考古今风俗之不同，为文十余通，以见虚词説经之无益。葢其学有本原，而其论则持以和平，多深得圣人之防。汸本其意，类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思古十吟》与呉澂二序及行状附録于后。行状载泽説《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防》《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隠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説》《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葢即所谓为文十余通者。朱彛尊《经义考》又载有《三传义例考》，今皆不传，惟赖汸此书尚可识黄氏之宗防。是亦读孙觉之书，得见胡瑗之义者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师説卷上
元 赵汸 撰
论春秋述作夲防
前汉《艺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周室既防，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歴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夲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经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泽谓此篇叙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观国史之説，大槩得之。又谓丘明论夲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经，此説尤当。杜氏云：凡策书皆有君命，谓如诸国之事应书于防，须先禀命于君，然后书。如此则应登防书，事体甚重。又书则皆在太庙，如孟献子书劳于庙，亦其例也。据防书事体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防文与其简牍夲末考见得失而加之笔削？盖当时史法错乱，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欲乗此机托之以正书法，使后之作史者有所依据。如此则若无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国史示人？据夫子正乐，须与太师、师防之属讨论详悉，然后可为，不然则所正之乐，如师挚之始，闗雎之乱，洋洋乎盈耳，时君时相谓之全，不闻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其余可知也。盖当时鲁君虽不能用孔子，至于托圣人以正礼乐、正书法，则决然有之。如此则《春秋》一经，出于史官，先禀命于君，而后賛成其事也。
夫子见周衰，纪纲废壊，平王以下，王室遂防。自此伯者迭兴，其势盛彊。虽桓、文有辅翼尊周之功，然为义不尽，寡弱王室。计其一时之盛，虽若可观，然大抵苟且一时，诚不足以善其后。是故齐之伯也，释晋里克及鲁庆父弑君之罪而不诛，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晋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温，而使诸侯朝之，名分之壊，孰有甚于此者？襄公以后，虽数世为诸侯长，然观其施设，大抵皆缓篡弑之罪，纵人臣之恶，开祸乱之门。逮其末世，衅起萧墙，坚冰已至。于是韩、赵、魏、智氏力敌，而分晋之兆乃成。田氏得志于齐，而篡灭之恶已着。鲁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权，陪臣执命。推原其弊之始，虽欲不罪齐桓、晋文，得乎？观齐、晋之寛纵，不讨弑君之罪，后之子孙亦因此而亡，则报应之理曷尝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呜呼！齐、晋之事既已莫救，而来者效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师说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师说》三卷，元代赵汸撰写。赵汸曾拜九江黄泽为师，起初一两次登门请教，获得十余条关于六经的疑难问题解答后回家。后来又前往黄泽处停留两年，得到黄泽口授的六十四卦大义与鲁国《春秋》的要点，因此书题名为《师说》，表明不忘师承本源。赵汸在《左传补注》序中说：“黄先生论述《春秋》学，以左丘明、杜预为主。”又在《黄泽行状》中叙述黄泽的话说：“解说《春秋》必须先认识圣人的气象，那么一切苛刻琐碎的学说自然就会退居次要地位。”又曾考证古今风俗的不同，写了十多篇文章，以显示用虚词解说经义是没有益处的。大概他的学问有根本渊源，而他的议论则持守平和中正，多能深得圣人的意旨。赵汸秉承他的意旨，分类编成十一篇。他的门人金居敬又收集《黄泽思古十吟》以及吴澄的两篇序言和行状附录在书后。行状记载黄泽解说《春秋》的著作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防》《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大概就是所谓写了十多篇文章的那些。朱彝尊《经义考》又记载有《三传义例考》，现在都已失传，只依靠赵汸这本书还可以了解黄氏的学术宗旨。这就像读了孙觉的书，得以见到胡瑗的义理一样。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师说卷上
元 赵汸 撰
论春秋述作本防
西汉《艺文志》记载《春秋》类著作共二十三家。古代君王，世代有史官，君主的举动必定记录，这是为了谨慎言行，彰显法度。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件，记录事件的成为《春秋》，记录言语的成为《尚书》。周王室衰微后，典籍残缺，孔子想保存前代圣人的事业，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完备，史官有法度，所以孔子与左丘明观看鲁国的史书，依据实际发生的事，顺承人道的常理，因兴盛而确立功业，因败坏而成就刑罚，借助日月运行来确定历法，借朝见聘问来端正礼乐，有些褒扬隐讳、贬斥减损的内容，不能直接写在书上，就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们退下后说法各异，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从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根本事实而作传，表明孔子不是用空泛的言论来解说经义。到了末世，口头传说流行，于是有了公羊、谷梁、邹、夹四家的传注。四家之中，公羊、谷梁两家的学说立于学官。黄泽认为这篇叙述孔子作《春秋》与左丘明观看国史的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又说左丘明论述根本事实而作传，表明孔子不用空言解说经义，这个说法尤其恰当。杜预说：凡是简册上的记载都有君主的命令，比如各国的事应当记录在史册上，必须先禀告君主得到命令，然后才能书写。这样看来，应当登上史册的事，事体非常重大。而且书写都在太庙进行，如孟献子在太庙记录慰劳之事，也是这个例子。根据史册的事体如此，孔子不是史官，从哪里能看到国史的文字及其简牍的始末，考察得失而加以笔削呢？大概当时史法混乱，鲁国的史官因为孔子是圣人，想借此机会托付他来端正书法，使后来作史的人有所依据。如果是这样，如果没有君主的命令，怎么可以修改呢？史官如果不禀告君主得到命令，怎敢把国史示人呢？根据孔子正乐，必须与太师、师襄等人详细讨论，然后才能完成，不然的话，所正定的音乐，像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终章，洋洋盈耳，当时的君主和宰相认为完美，难道不知道可以吗？又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被记录下来，那么其余的事也可以推知了。大概当时鲁君虽然不能任用孔子，至于托付圣人以端正礼乐、端正书法，确实是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这一部经，出自史官，先禀命于君主，然后赞成其事。
孔子看到周王室衰微，纲纪废坏，从周平王以后，王室就衰落了。从此霸主相继兴起，他们的势力强盛。虽然齐桓公、晋文公有辅佐尊崇周王室的功劳，但他们的道义不尽，削弱了王室。计算他们一时的强盛，虽然看似可观，但大体上都是苟且一时，确实不足以善后。所以齐国称霸时，放过晋国里克和鲁国庆父弑君的罪行而不加诛讨，君臣之道于是逐渐败坏。晋国称霸时，削减王室的土地，召周天子到温地，而让诸侯朝见天子，名分的败坏，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襄公以后，虽然几代都是诸侯之长，但看他们的举措，大体上都是宽缓篡弑的罪行，放纵臣下的恶行，开启祸乱的门户。等到末世，祸乱起于内部，坚冰已经形成。于是韩、赵、魏、智氏势力相当，而瓜分晋国的征兆就形成了。田氏在齐国得志，而篡灭的恶行已经显著。鲁国的公室也于是衰微，大夫失去权力，家臣掌握命令。推究弊端的开始，虽然想不怪罪齐桓公、晋文公，能做到吗？看齐、晋的宽纵，不讨伐弑君的罪行，后来的子孙也因此而灭亡，那么报应的道理何尝不明显？利欲的末流，其危害如此。唉！齐、晋的事已经无法挽救，而来者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