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师説卷上

译这种状况更加不可遏制。天下如此之大，有臣子而无君主，礼义消亡，风俗衰败，一天比一天败坏，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圣人对此深感忧虑，远则因陈恒弑君之事而愤激，近则因麒麟被捕获而感伤。虽然他有变革鲁国、复兴东周的志向，但从未掌握过一天的实权，因此不得已而观察各国的历史，以此撰写《春秋》。史书完成后，乱臣贼子感到畏惧。那么它的效验在当时就显著显现，而功用则流传于百代。用礼来节制他的愤慨，用仁来施行他的权变，运用大智慧使得天下后世没有人能知晓他的本心。这即是尧、舜的心志，其事功近似于商汤、周武王的事功，不动声色，却使读者无不敬畏，内心信服；无需言语而能教化，不疾驰而能迅速，不愤怒而自有威严。在一个朝代确立纲常，在万世中叙述伦理，与商汤、周武王相比，难道不盛大吗？

译周朝自平王东迁之后，国力微弱不振，到了孔子时代，衰败已经非常严重。孔子虽然是圣人，但在当时不过是鲁国的臣子，周朝的陪臣罢了。他怜悯周朝的衰败并想拯救它，所以依托鲁国的史书来向天下阐明大义，用周朝的法度来治理周朝的诸侯。我看圣人对周室恳切忠诚，常有复兴东周的想法，对于文王、周公更是梦寐以求仿佛即将见到他们，他对周室的用心达到了极点。学者应当虚心去探求圣人的心意，这样或许能够领会圣人的本心，然后《春秋》的正统学说才能得到伸张。史书记事遵循事实，是非自然显现，即使有所隐讳，是非最终依然存在。孔子的《春秋》大多沿袭旧史，所以是非也与史书相同，只有在隐讳以及修改旧史的地方，才是圣人用意的所在。然而也有只是沿用旧文却自有深意的情况，大体上圣人未曾不褒贬，但不至于琐碎地事事求详，像后世诸儒的议论那样。孟子说：“其中的大义，丘是窃取来的。”“窃取”是说没有那个地位而不敢当，所以是谦辞。二百四十二年，是夫子《春秋》从伯禽到鲁国灭亡，史官所记载的鲁国《春秋》。王者赏功罚罪，虽然有时未必恰当，但号令足以遍及天下，名分没有大到崩坏的地步，夏、商都是如此。只有东周自平王衰败，不再能控制诸侯，之后上下名分衰败，礼义几乎灭绝。所以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再议论，因为那时天子能够统领诸侯。从平王开始，是为了挽救周室的衰败，扶持纲常。

《春秋》都是处理变常之事的，容易处理的是常态，难处理的是变通，所以《春秋》非圣人不能作。

孔子说：“可以一起求学，未必可以一起追求道；可以一起追求道，未必可以一起坚守；可以一起坚守，未必可以一起通权达变。”这是理解《春秋》的关键。孔门的高材弟子，只有颜回、曾参的学力已达到，或许可以通权达变。此外如有子，也颇知通变。子夏虽然是高弟，但恐怕未达到《春秋》兼正变的地步。但大体上变多于正，多是从权，所以非圣人不能作，非孟子等大贤不能透彻。《公羊传》《谷梁传》费尽心思，没有大益处。

《春秋》本来是一贯之道，夫子用一个道理来裁断万事，宏大细微高低，各有其恰当之处，而学习《春秋》的人竟然不知道它是一贯的。

《春秋》中正例变例的实质，这是驳斥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的说法。三传都用例，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圣人，但也不差太远。近代论者则认为夫子“《春秋》不用例”，如果这样，那么夫子作《春秋》只是随事记录，就像现在人写日记簿一样，有什么意义？正因为有正例变例，才可以推求圣人的本意。比如某年某时某月某日某国某人灭某国，这分明是厌恶他以无罪灭人之国。又如文公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孙敖死在齐国，此人虽有罪，但是公族，看圣人的意思，是以恩义记录而不以罪杀，恩义用来显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也是因为两个儿子的缘故，这是变例。这样看才稍微得到圣人的心意。如果说圣人只是备录让人自己看见，那么只是史官都可以做，何以见得“《春秋》非圣人不能作”？又曾见近世作宰相的人在用人之际不肯拘泥于例，说“如果用例，那么一个堂吏也可以做宰相”，这话固然对，但也是偶遇可以不拘例的人才行，如果一切都不用例，那么有司又凭什么坚守呢？“《春秋》不可无例”，也是这个道理。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夫子感于麒麟出现，不合时宜，空有其应而失去其归宿，又伤己之不遇，无法在世上展现自己，于是依据鲁史作《春秋》，以惩治乱臣贼子奸名犯分之罪。那年夏天，恰逢陈恒弑杀简公之事。夫子如果放过而不问，怎么能在过去诛杀奸凶，在未来遏制乱贼呢？所以虽然已经致仕，不敢怕麻烦，特别重视此事，沐浴后上朝，告诉三位大夫，请求确立讨贼的正义。鲁国的君臣虽然不听从，但乱臣贼子开始知道畏惧，之后讨贼的义例才确定。但事情虽然没有实行，而为恶者已经知道畏惧，惶恐不安，也只怕别人议论自己。这是夫子一告之间，已经足以匡正天下的混乱了。这沐浴告君，所以成为二百四十二年讨贼的义例。

陈恒之事，鲁国如果任用孔子，也不得不采用用鲁国军队加上齐国一半兵力的说法。大概圣人德义虽然使人信服，但也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怎么能全然不论兵力？所以应当斟酌事情，与强弱之势来告诉君主。

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开始修《春秋》。第二年，子路死。又第二年，孔子死。那么这本书在几年间完成，而孔子就去世了。当时门弟子见到的必然很少，大概这本书也难以随便给人看。想夫子去世后，弟子才见到它。

论鲁史策书遗法

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不是没有例，是以义为例，隐而不彰。正因为隐而不彰，所以三传各自为说。如果左氏所说的，只是史官所守的法度。

《春秋》凡例，本是周公的遗法。

译所以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的卦象和《鲁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能够称王天下的原因。这时还没有经过孔子的删改，而韩宣子却如此称赞，可见鲁国的史书与其他各国截然不同。

译关于赴告和策书的记载，大多违背旧有的典章，这是杜预的说法。大体上，春秋时期，史官的书写法则很难把握，史官也应当直书其事。其中违背礼制或符合礼制的情况都有，这也是时代使然。记事的人只能如此，不能用孔子的书法标准来衡量。看到孔子书法简练严谨，就认为史官的书写法则不对，这是错误的。孔子的《春秋》，不能用史官的法则来观看。后世作史的人，只应当运用史官的法则，不可模拟圣人。胸中的权衡度量不如圣人，那么褒贬就无法公正。所以作史只有直书才得体。孔子的《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向天下展示大经大法，所以不能用史官的法则来观看。惠公以前，《春秋》中不合于典礼的还很少，所以孔子从惠公以后开始删削，是为了拨乱反正。

《春秋》的书法，自文字产生以来是没有的。旧的史法固然是周公遗留下来的法则，但那是常法。王政纲纪废弛之后，怪异荒诞之事层出不穷，弑父弑君无所不有，而纪纲法度都已荡然无存。界限既已逾越，没有一样符合古制的，史法才开始难以记载了。如果不是圣人删修，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是非得失，就会混淆杂乱而没有判断标准了。天下后世，哪里去取法正道呢？

凡是史官的书法与刑官论断刑罚，大体上固然没有不同。比如赵盾的事，从法律上讲，赵穿是元凶，赵盾如果不知情，应当只以中途听说国难却不讨伐贼人为罪。然而这个罪也应当诛杀。因为元凶如果与赵盾不是同族，赵盾也不能逃脱包庇凶逆的罪责，其迹象也应当与知情相同。现在赵穿既然是赵盾的同族，赵盾如果诛杀赵穿，尚且难以自明清白；况且包庇而不诛杀，那么赵盾与赵穿就是同恶同罪了。从职位上讲，赵盾是执政的卿；从族属上讲，赵盾是赵穿的堂叔，这本来是不可从轻减免的。如果用董狐的书法来说，赵盾作为国正卿，逃亡不出国境，回来又不讨伐贼人，不论知情与否，都等同于弑君。只写赵穿，赵盾的罪责就不明白；只写赵盾，则与赵穿同等论罪。史法与论刑，其实也不大相远。

《春秋》以前，礼法尚未废弛，史官所记载的，不过是君主即位，君主去世安葬，迎娶夫人，夫人去世安葬，大夫去世，有年号或无年号，天时的变化，郊庙的礼仪，诸侯去世安葬，交聘朝见，大体不过如此罢了，没有讨伐国家、灭亡国家、围攻城池、进入某国某邑等事情。后来礼法既已崩坏，史法才开始淆乱，比如隐公元年，除了记载与邾、宋结盟，公子益师去世外，其余都是失礼的事情，如不记载即位，是先君失礼，成为鲁国混乱的根本；郑伯克段，是兄长不像兄长，弟弟不像弟弟；天王归还仲子的赗赠，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却不称使，举一年如此，那么二百四十二年就可以知道了，这样孔子怎么能不作《春秋》呢。

《春秋》之所以难以防备，乃是失去了修撰。《春秋》如果有修撰，相互比照验证，那么史官的记载，孔子之所以笔削的原因，也就自然明显易见了。三桓是桓公、文姜的儿子，而《春秋》书法对文姜毫不宽恕：如夫人姜氏会见齐侯，夫人姜氏宴请齐侯，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前往莒国。她的子孙看到这些，岂有不愤怒的？然而却又这样记载，这就是难以说明的。我常说此处是看《春秋》的关键，如果透得过此关，那么《春秋》很容易说明；透不过此关，那么纵然说得再好，也多是强词夺理罢了。

解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的方法，不可专据经文。如果专据经文而不考史，那么像灭项之类的事情如何能看出来？

史，是事实；经，是义理。先儒对于《春秋》也有很多增益，但不能总括其要领，归结于史官记载的体例和圣人笔削的方法。大概没有兼得的人，所以或者得之于经，就失之于史；得之于史，就失之于经。

二百四十二年，是孔子的《春秋》从伯禽到鲁国灭亡，史官所记载的，是鲁国的《春秋》。

论三传的得失

孔子作《春秋》，传授给史官和高弟。在史官那里的，就是左丘明作传；在高弟那里的，就是经过一再传授成为公羊高、谷梁赤。在史官那里的，得到了事实的情实，而义理间有讹误；在高弟那里的，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至于义理，间有可观之处，而事实则多讹误。斟酌而论，事实正确而义理讹误，后人还可以有所依据来探求经义，是经本身没有受损；事实讹误而义理间有可观之处，那么虽然说得大公至正，对于经实际上少有增益，是经虽然存在而实际上灭亡了。何况未必是大公至正呢？如果不是左氏的事实尚存，那么《春秋》更加不可理解了。所以舍弃事实而求经义，自公羊、谷梁以后，又不知有多少公羊、谷梁了。那么《春秋》的道理，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

左丘明，有人说姓左丘，名明，不是传《春秋》的人。传《春秋》的人，大概是姓左，而失其名。我说去古既远，此以为是，彼以为非，又哪里有定论？现在以理推之，那么孔子修《春秋》，大概是遍阅各国史策书简牍，都能见到，才可以笔削。虽然圣人平日对于各国的事已经素熟于胸

译中间，然而看圣人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大概是不厌其烦地追求详尽审慎。何况删削《春秋》，将要流传万代，所以知道夫子在这方面尤其应当详尽审慎。又《防书》是重要之事，史官不把它展示给人，那么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得见。如今的国家史书，如果不是曾经担任过史官的人，也就没有人能够见到并知道其中的详情。又夫子未回到鲁国以前，没有修撰《春秋》的意图；自从回到鲁国以后，知道自己已经年老，大道不能施行，才开始立志于此。他撰写这部经典，大概不过花费了几年时间罢了。如果不是充分阅览了国家史书，它的完成怎么能如此迅速呢？我私下认为，夫子的圣德已经使人信服，鲁国的《春秋》，即使是史官也知道其中的错误，除了圣人没有人能够刊正，因此正好投合了时机，而夫子得以进行删削。看夫子与鲁国的乐官讨论音乐，就知道音乐之所以能够端正，也是乐官有所推崇赞成的，又或者是出于当时国君的意思，也未可知。然而《防书》是事情的纲领，不嫌其简略，特别其中的细节，必须熟悉史书的人，然后才知道。因此这本书如果用来展示给学者，那么即使是高明的弟子，也突然不能明白；如果在史官那里，那么虽然也不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深意，然而比起不熟悉始末的人，大有差别了。所以我私下独自妄意跟随杜元凯的说法，认为左氏是当时的史官，笃信圣人的人，虽然见识常常不及，然而圣贤的大致情况，也多是这样。

译左氏是史官，曾经进入过孔子的门下。古人书写使用竹简，简册厚重，他完成这部传，需要阅览多少文字？如果不是史官，不能获得如此详尽的资料；如果没有进入孔子的门下，那么对圣人的信仰就不能如此笃诚。

左氏乃是春秋时期的文字，有人认为是战国时期的文字，这是不对的。现在考察它的文辞，自成一家，确实是春秋时期的文体。战国时期的文字粗犷豪放，贾谊、司马迁尚且留有这种习气，而《公羊传》、《谷梁传》正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左氏固然成书较晚，但是文字丰润，颇带华丽，汉初并不崇尚这种风格，直到刘歆才开始喜好它。它被列入学宫最晚，大概是因为它的文字接近《礼记》，而且最为繁富罢了。

《后汉书》成于范晔之手，便带有晋、宋年间简略含蓄的意思。尧舜三代的史书成于司马迁之手，便带有秦汉年间粗犷豪放的意思。如果认为左氏是战国时期的人，那么文字就完全没有战国时期的意思。比如战国书籍中关于战争征伐之类的记载，都与《左传》大不相同。像所谓“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击”等字眼，都是《左传》所没有的。像“将军”这个词，也只是后来才出现一次，大概是因为这时“将军”的称号才流行起来。

“腊”字，考察字书，别无其他含义，只是指腊祭罢了。从“巤”字，大概是取狩猎的意义。秦以前已经有这个字，也有这个名称。比如三王之王，不知道帝王时代是否已有这个名称，到禹才确定为拥有天下的称号。后来的儒者不深入思考，就说秦朝才开始称“腊”，学者便据此来怀疑《左传》，这怎么可以相信呢？韦昭说古“车”字音“尺奢”，没有“居”音，他的错误都与此类似。

戴宏在《春秋传授》序中说：“子夏传授给公羊高，公羊高传授给他的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授给他的儿子公羊地，公羊地传授给他的儿子公羊敢，公羊敢传授给他的儿子公羊寿。到了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和弟子齐人胡母子都，将内容著录在竹帛上。”根据这个说法，那么公羊氏五代传授《春秋》。如果这样，那么左氏是史官，又应当是世代担任史官的家族，他晚年所作的传文也应当是子孙所续写，所以通称为《左氏传》，道理或许就是这样。《谷梁传》如“蔡人杀陈佗”，说：“怎么知道他是陈国的国君呢？”两国互相杀害是不道的。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也说：“怎么知道是先杀孔父呢？”儿子死了，父亲不忍心称他的名字；臣子死了，国君不忍心称他的名字。由此知道国君连累了臣子。凡是这类情况，都是使用推测的言辞，大概是因为当时得来的传闻，不曾亲眼见到国史，这是国史难得见到的一种验证。又《公羊传》是齐人所作，齐国也有国史，但是事情也多有讹误。大概国史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公羊传》、《谷梁传》都是有师承传授的，但是自从传授的老师开始就已经不能见到国史了。所以知道左氏作传，必定是史官，不是史官就不能如此。又是世代担任史官，所以晚年的传文应当是子孙所续写。《公羊传》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齐姜”，齐姜与穆姜，就不知道她是宣公的夫人呢，还是成公的夫人呢？其他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是不见国史的明显证据。所以这两部传的事情多不可靠。

近世的学者因为左氏记载楚国的事迹颇为详细，就认为左氏是楚国人。这是拘泥于一方面的说法，而没有虚心探求的缘故。凡是作史，必须识大体纲领。周朝虽然衰微，终究是天下宗主，所以当时作史，必须先了解周朝的事情，其次没有比得上晋、楚的。国家大而各自有所归属，如果得到晋、楚的事情，那么各国的事情自然容易列举了。然而晋、楚的事情比周朝详细，是因为周室衰微，号令达不到诸侯，而事权都出于晋国，其次是楚国，所以晋、楚的事情比周朝多。其他国家如齐、如郑、如宋、如卫，事情也最详细。齐是鲁国的邻国，郑也是同姓，事情关系到齐、晋、楚等大国；宋是先代后裔，卫是兄弟之国，交际的情分深，所以事情也最详细。如秦、如吴，事情颇为简略。后来吴国事情稍为详细，是因为逐渐强大侵凌中原，而鲁国常与他们会盟，所以如此。当时左丘明作传，为了阐明孔子的经义，如果不广泛采录各国的史书，那么这部传怎么能够完成？现在却认为记载楚国事情详细，就说是楚国人，这也是没有深入探求原因，只让人觉得可笑罢了。现在只以晋、楚的事情来说，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以及赵武、屈建、公子围在宋国的盟会，都记载了晋、楚的事情。辞意之间，多偏向晋国而抑制楚国。而晋国自文公以后，世代为盟主，它与各国盟会的事情最多，却说楚国事情最详细，这也是思考得不够。凡是怀疑左氏的其他说法，像这样的很多，但是也不值得深入辩驳。

解说《春秋》的人多指责左氏浮夸，但是其中难道没有真实的内容吗？如果能够略去浮夸而取用真实，那么它对经义的益处也自然不少。学者最忌讳随声附和是非，世人多讥讽左氏，而受益于左氏的人往往多有收获，所以不敢非议它。

左氏作传，后人看到它有抵触经义的地方，多不相信他的传。怎么能因为它的短处而抛弃它的长处呢？如果想要舍弃传来寻求经义，不仅是不了解左氏，也是并不了解经义。

鲁隐公不记载即位，《谷梁传》说是谦让，桓公不正。左氏认为是摄政而不明确，混淆了是非。但是既然说

译摄政，是秉承先君的命令，并非各位大夫强行拥立他。应当即位而推辞，才称为“让”；不应当即位，所以称为“摄”。桓公的母亲地位向来尊贵，被称为夫人，原因就在这里。惠公晚年纳娶，虽然不合礼制，但必须得到天王的命令，然后才能确立她为夫人的地位。所以《春秋》记载“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葬财物”，王室知道有仲子这个人，是因为在将要纳娶的时候已经向天王请示了。天王这样做，虽然也不合礼制，但却是为了桓公的缘故，借此显示桓公的母亲向来尊贵，那么桓公就应当即位了。又根据《左传》，惠公去世时，有宋国的军队，太子年幼，葬礼简略，所以有缺失，因此后来改葬。既然如此，那么惠公已经立桓公为太子，隐公即位不过是秉承父亲的命令，代理国政以辅佐桓公，怎么能称之为“让”呢？

译宋武公生了仲子，因为手纹有祥瑞之兆，所以鲁国想要聘娶她为夫人。然而惠公之前已经娶了孟子，大概已有几十年，到了晚年才再次娶妻。仲子既不能同时嫁给两个丈夫，又难以与侄娣同列，也不是那种留在父母家等待成年的情况。当时宋国人大概是要鲁国立仲子为夫人，鲁国娶仲子，大概已经先向天子禀告了。如果没有得到天子的允许，那么宋国人必定不会答应。天子既然准许了，鲁国才以夫人的礼仪聘娶她，那么仲子必定向来尊贵，与隐公的母亲不同。这虽然不合礼制，但却是事情的真实情况。何休认为隐公的母亲是左媵，桓公的母亲是右媵，也不过是推测之辞。这也不是隐公的母亲，而是媵妾，桓公的母亲是失礼再娶罢了。既然娶了而生下桓公，不久惠公就去世了。隐公的摄政，确实出自先君的命令，让他摄政并等待桓公长大。《春秋》传称惠公去世时，有宋国的军队，太子年幼，这是在惠公的时候，桓公已经正式确立了太子的地位。既然桓公已经正式确立了太子的地位，那么隐公的摄政，是父亲的命令就明显了。既然这样，隐公即使不想让位，怎么能不让位呢？又宋国和鲁国是姻亲关系，而惠公尚未安葬，宋国就来攻打丧事，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因为桓公和仲子的缘故吗？太子年幼而隐公即位，这本来就是宋国人所怀疑的。桓公国内有国人归向的情意，国外有宋国的援助，假如隐公真的不贤能，宋国也不敢立刻夺取政权。何况隐公的本意本来就是谦让呢？《谷梁传》认为隐公让位给桓公不合正道，这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势。如果在当时，必定会引导隐公作乱，不杀掉桓公母子就不能得到国家，而隐公最终也必定不能幸免。这是《谷梁春秋》开篇的第一条义理，是最错误的。如果依据《左传》、《公羊传》，则符合情势，而隐公的贤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

《谷梁传》说隐公不应当让位，这是不通晓礼制的变通，也不了解当时的情势，儒者生于后世而追论古事，往往不合情理，就是因为不通晓情势的缘故。假如《谷梁传》的作者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么亲眼见到当时国人的情意，知道惠公的尊贵，桓公因为母亲仲子还在世而被国人尊重，隐公侍奉母亲而先君立桓公的命令，这是人所共知的，隐公让位给桓公的举动，实在是能够遵循先君的命令，那么自然不敢这样说了。假如《谷梁传》的作者生活在这个时代，见到这件事，而左右隐公让他自立，那就是引导人做不义之事，这种说法一旦萌生，不论事情是否成功，而隐公让位给桓公的美好心意就完全破坏了。所以儒者如果想要追论古人，一定要像亲身见到、亲身经历那样，那么自然符合情势而没有过分的议论。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常人，大概虽然一切以礼义为准则，但从未迂远而违背情势。《公羊传》说：“立嫡子以长幼不以贤能，立庶子以尊贵不以长幼。”这是夏、商、周三代立太子的法则，必定是礼经的话。

《公羊传》认为尹氏是讥讽世卿，解说《春秋》的人往往跟随这种说法，而极力驳斥《左传》的荒谬，我认为经书所记载的都是史实，先有它的文字，不是孔子凭空创作的。凡是史书的法则，有告丧就记载。假如确实是尹氏，那么之所以被记载在鲁国的史书中，是因为他来告丧的缘故，哪里有讥讽的意思呢？世卿固然是当时的弊病，然而它的由来已经很久，推而上溯，那么尧、舜、夏、商也都是这样。只是侧室防备的也通达，隐德的人必定彰显，不纯粹任用世家子弟罢了。世卿的弊病在周末达到极点，人情也都厌恶它，所以有讥讽世卿的说法。然而《春秋》只是治理奸邪名分犯分的人罢了，假如确实是尹氏，确实是周朝的世卿，那么记载一个尹氏的死亡，却深深寓含讥讽的意思，难道不是太深险了吗？古代策书的体制很严格，假如确实是尹氏，确实是天子的世卿，就必须考究尹氏名叫什么，既然是周朝的卿，却担任什么官职，与鲁国有什么交往，所以才因为去世而登载在鲁国的史策中。既然不知道来历，又怎么知道他是讥讽世卿呢？有人说：尹氏是天子的公卿，曾经与先君惠公有盟约，所以本来以名字赴告，而改变文字称氏以讥讽他。回答说：二百四十二年的赴告记载，只有夫人称氏，就没有男子称氏的例子。妇人之所以称氏，是为了区别同姓。比如鲁昭公的吴孟子，就不能赴告同姓的国家，所以妇人以氏为重。天子的卿大夫既然去世，如果与鲁国有旧交而来赴告，只应该说某官某卒。如果说赴告以尹氏而不称名，那就绝对没有。如果说赴告本来以名字，而孔子特意改称氏以讥讽世卿，那就是孔子开始变动赴告记载的制度，使二百四十二年的惯例忽然改变，自王臣不然，那么寓含贬斥的意思，终究属于朦胧，使后人迷惑于男女，不能辨别孔子不会这样做。《公羊》《谷梁》没有见到国史，所以所记载的事情与《左传》不同，也多是臆测之辞。《公》《谷》的错误，本来不是存心，大概是没有见到事实而得到的传闻，也没有值得深责的。但是后来的学者既然见到《左传》的事实，就应当依据它，而诸家的解说者，却更采纳二传的事情来解释经书，比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就是这样。所谓尹氏，是说天子的大夫，记载这个是为了讥讽世卿，却不知道当时国史本来没有尹氏卒的事情，又世卿是周中世以后的通病，也不是朦胧。记载一个尹氏所能挽救的，圣人褒贬的方法，难道是这样深晦不明吗？所谓夫人子氏卒，谷梁认为是隐公

译左氏之妻，不知道左氏依据国史，子氏实际上并非隐公的妻子。之所以知道她不是隐公的妻子，是因为隐公执政时，凡事谦让，不肯自称为君主，所以史书不记载他即位。改葬惠公时，隐公也没有亲临，卫国国君来吊唁，也不相见，这都是秉承父亲的遗志，为桓公保留君位。既然已经这样，没有理由却用夫人的礼仪来安葬他的妻子。况且惠公并没有为儿子娶宋国女子的事，惠公在位时间长，所以先娶孟子，后娶仲子，因为他是国君的缘故。隐公只是庶子罢了，怎么能和父亲一样都娶宋国女子呢？所以知道解说《春秋》的人，应当依据左氏的事实，不应当再被其他说法迷惑。之所以知道尹氏应当作君氏，这大概是省略文法，如同说君主的母亲夫人某氏罢了。既然不纯粹使用夫人的礼仪，本来难以记载，又因为国君的缘故不可不记载，所以改变文辞而书法如此。之所以知道夫人子氏去世应当是桓公的母亲，是因为惠公末年再次娶仲子，惠公去世时，仲子还在。仲素来尊贵，当时的臣下都认为君位应当属于桓公，所以隐公代理国政以等待桓公长大而将君位授予他。这是三传所共知的，那么仲子去世理应记载，史官没有隐瞒而不记载的道理。如果依据公羊传认为她是隐公的母亲，谷梁传认为她是隐公的妻子，那么仲子去世不见于经文，这是隐公傲慢地自认为君主，而废黜桓公不能算是让国了。如果依据左氏传，那么惠公末年失礼再次娶妻，娶妻而生下桓公，不久惠公去世，大概是遗命让隐公代理国政而等待桓公长大。隐公代理国政的次年，桓公的母亲去世，隐公将要成就桓公为君，所以在桓公母亲去世时用了夫人的礼仪，等到脱去丧服就考察仲子的宫室而初次献舞六羽，这最为可信可据。大概因为公羊、谷梁没有见到国史，不足以深怪，后来的学者既然通考三传，就应当有所抉择，去掉那些违背义理的说法，怎么能故意听从没有根据的说法，来亵渎扰乱圣经呢？

译齐国攻打卫国，卫国人与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如果仅依据经文，有什么意义呢？等到考察《左传》，才知道经文实际上是在谴责齐国。凡是《左传》对经文有益处的，都属于这一类。

《春秋》难以通晓的地方不止一处。单拿“单伯送王姬”这件事来说，经文与《公羊传》《谷梁传》也不相同：一种说法认为是送王姬，另一种说法认为是迎娶王姬。又根据《左传》，单伯是天子的臣子；根据《公羊》《谷梁》二传，单伯是鲁国的臣子，是鲁国派他去迎娶王姬的。这一件事，经文与三传的说法都有差异。但是《左传》参考了各国的史书，那么鲁国实际上并没有单伯这个人，他确实是周天子的臣子。然而经文先记载“单伯送王姬”，后记载“为王姬修建馆舍”，这又似乎说明单伯迎娶王姬的说法是对的，因为先迎娶而后修建馆舍，在事理上也似乎顺当。这就是《春秋》难以解说原因。等到我思考这件事，积累了一二十年，然后才知道《左传》的经文和传文是正确的，这里面的道理颇有曲折，留作各位学生学问辨析疑难的地方。

关于“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杜预说：“不称姜姓，是文字缺失。”这是杜预的错误。不称姜姓，是省略文字，从上下文可以推知。又《左传》说：“君子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做得太过分了。”这话也是错误的。哀姜因为淫乱招致庆父的祸乱，两位国君遭遇弑杀，国家濒临灭亡，鲁国不能容忍她，将她放逐到邾国，怎么可以听任她罪恶滋长而不加讨伐呢？般和闵公都是她的儿子，儿子没有讨伐母亲的道理，那么权衡适宜的做法，应当归责于齐国，所以齐国人杀死哀姜并不过分。凡是《左传》的错误，都类似这样，然而它记载的事情却可以依据，不能因为怕噎住就停止吃饭，这才是善于阅读《左传》的人。

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大庙举行禘祭，用来接迎夫人。《左传》说：“在禘祭时接迎哀姜，是不合礼的。”凡是夫人不在寝宫去世，不在宗庙停灵，不向同姓诸侯通报，不附祭于婆婆，就不接迎。《公羊传》说：“这是讥讽以妾为妻。”《谷梁传》说：“这是立妾的言辞。”三传所说的不同，应当以《左传》为是，另外两传的揣测不足以依据。考察《左氏》，哀姜私通共仲，共仲因此就想自立为国君。等到共仲弑杀闵公，所以哀姜逃到邾国，齐国人杀了她，并把她的尸体送回来。所以僖公即位后向齐国请求她的尸体来安葬，这些都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在经文和传文中都有脉络可循。但是夫人虽然得以按礼制安葬，然而按照礼典不应进入宗庙参与祭祀。等到八年举行禘祭，就让夫人参与宗庙的祭祀，并把她接迎到庄公的宗庙。《左氏》讥讽其不合礼，是因为她不该被接迎却被接迎，违背了周公的礼制。夫人的去世，哪有不在寝宫的？不在寝宫，不是奸邪就是作乱，所以断绝她，使她不能配享先君参与祭祀，这是圣人用来端正家庭、谨慎礼制，给后人留下训诫。而僖公凭着小小的仁爱，违背礼制触犯道义，虽然厚道，但怎么对得起先君的礼法呢？这件事本末非常完整，不可再听从其他说法。

《左传》中赵盾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只有“越过国境就免罪”这句话意思不完整，所以学者大多怀疑它。如果说“越过国境有罪才免罪”，那么意思就完整了。又赵盾的罪过与栾书、中行偃不同，中行偃亲自参与弑君作乱，然而经文却只记载“晋国弑杀其君”，又没有记载讨伐弑君的贼人，当时没有人说是中行偃执政却另外没有讨伐贼人，那么弑君的不是中行偃又是谁呢？这些地方虽然想不相信《左传》，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欧阳修只防备经文，那么中行偃就能免于弑君的罪过，这样却开脱了多少凶恶悖逆的人。我在这些地方用功数十年，才刚刚明白。必须等到一部《春秋》笔削的本意完成，然后我的说法才确定，现在固然不能完全揭示其中的奥妙。

《左氏》罪在〇氏的说法，我几年前还极力驳斥，认为非常多余。等到后来豁然开朗，有所领悟，然后才知道错误在于我而不在于《左氏》。那么读书而不深思，就随意讥讽议论古人，是大不可取的。

《公羊传》说许世子止弑杀其君买，这是君子听任许世子止；〇许悼公，这是君子赦免许世子止。《公羊传》这里有决断，也看得稍微灵活，不僵滞。凡是《春秋》最难明白的，是篡位弑君。《谷梁传》说陈国杀其大夫泄冶，称国名以杀，是杀无罪之人。我认为《谷梁传》这个例子，却不知道楚国杀其大夫公子壬夫，以及楚国杀其大夫公子侧，楚国杀其大夫公子追舒，晋国杀其大夫里克，晋国杀其大夫胥童，齐国杀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别。这就是《春秋》难以解说原因。

《春秋》之所以难以明白，大概因为《春秋》记载的是事实，容易涉及错误谬误，如今同住在一座城，府城东边的事，城西忽然胡乱传言，何况春秋列国，事情最繁杂，传闻者有远近详略真伪，或者夹杂好恶，就违背事实，像齐东野人那样的人，不一而足。《公羊》《谷梁》所依据的事实，多出于流传，没有看到各国的史书，所以两传所载多涉及鄙陋，不足相信，但其中却有老师宿儒相传的格言，依靠这两传流传于世，辨析也容易。与《左传》记事有本末，真可以阐明圣经相比，则相差天渊了。

《春秋》应当详细考察事实，以求圣人笔削的本意。而三传距离圣人时代不久，已经多有异同。如鲁隐公不记载即位，《左氏》《公羊》认为是摄政，《谷梁》认为是禅让，桓公不正，三者所见各不相同。君氏去世，《左氏》认为是隐公的母亲，两

译传书认为她是天子的卿夫人。子氏去世，一种说法认为她是惠公的妾母，一种说法认为她是桓公的母亲仲子，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她是隐公的妻子，于是导致三代人的母亲与妻子无法分辨，扰乱了人伦纲常。解说《春秋》最荒谬的错误，没有比混淆人伦更严重的了。僖公八年在大庙举行禘祭，用以迎致夫人，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立妾母为夫人并使其见庙，一种说法认为哀姜有罪且已去世，不能入庙，所以借大禘之礼迎致她，使她得以参与享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僖公立妾为妻，借禘祭之机让她见庙。大概这件事，有的认为是活人，有的认为是死人，有的认为是妾母，有的认为是妾妻，有的认为是嫡母，哀姜之事其间并非没有正确的说法，只是被牵强附会的曲说所遮蔽罢了。

译根据凡例，考证国史，解说“三叛”人名之类，这是《左传》对《春秋》经文的益处；列举大义，端正名分，如“君子大居正”之类，这是《公羊传》对《春秋》经文的益处；如“桓公无王，定公无正”之类，这是《谷梁传》对《春秋》经文的益处。

《公羊传》的名义，也有很多像“七缺”这样的内容，不可废弃。所谓“七缺”，比如惠公妃匹不正，导致隐公、桓公的祸患产生，这就是夫道的缺失。我过去未曾见过这种说法，却颇为赞同。

朱熹说：“《春秋》制度的大纲，以《左传》较为可据，《公羊传》《谷梁传》较难凭信。”又说：“《左传》曾见过国史，考证史事颇为精详。”又说：“《左传》一部，记载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是对是错，但道理是这样的。”又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谷梁传》是经学。史学记得事情却详细。”

朱子说：“三传认为《左传》见过国史，但义理未明；《公羊传》《谷梁传》大义正确，却未见国史。”这话最为紧要切中要害。又苏轼教导人读《左传》，只是防备其事实（的偏颇），而用义理来折衷，这也最为简明恰当。学习《春秋》的人不可不知道。

论古注得失

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之外，自有《释例》一部，凡是地名之类，无不具备。这是从前代经师递相传授而来的，所以可信。而学者开口只说贵王贱伯、详内略外、尊君卑臣，至于事物名件、地理远近、风俗古今之类，都置之不问。这样怎么不处处疏漏谬误呢？近来曾见一家解释叔孙豹救晋驻扎在雍榆，说是讥讽他迁延停留，不急于救援。如果我来解释此事，就必须先考究雍榆地属何国，距离晋、鲁远近如何？凡是军队出征携带粮食，所经过的国家形势，必须借道并告知救晋的原因。又应当考究当时救晋的有多少国家，如今经文都不记载诸侯救晋，而唯独鲁国派遣叔孙豹驻扎在雍榆，难道可以以迁延不救为罪吗？况且救晋的人受到贬斥，那么安居坐视的人就都可以褒奖吗？这不符合经文旨意是肯定的。其不足取信，也就更明显了。推演变例以端正褒贬，相信《左传》《公羊传》而摒弃异端，这是杜预所得可以作为法则，传之万世而无弊的。大概事情的异同，虽然有其例，但必须以义为准则，才不违背圣经。今人却去掉了“义”字，只说杜预以例说经，也可叹啊。

杜预解说《春秋》虽然偏袒《左传》，多有违背经文旨意之处，但穿凿附会的地方却少。如解说“春秋”二字，说“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以为所记之名”，如解说“东宫”二字，杜氏却说“太子谦卑不敢居上位，所以常处东宫”，他人对此等处必不采纳，但我却采纳，因为他的解说简质正大，有所包含，不是穿凿附会可比。

杜预相信《左传》，我也只是相信《左传》，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也只是毫厘之差，中间却有大相径庭之处。四十岁时，周正之说已分明，到四十五六岁时，忽然大有感悟。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杜氏于是将《春秋》之事，以类相从，推演以符合这五点。然而不知道有一件事具备数种意义，杜氏大概未曾思考。凡此都是拘泥滞涩，而失掉了《春秋》的大旨。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这是给予忽，给予忽就是正。世子则表明，应当为君。表明应当为君，那么突的强暴篡夺就可见了。杜氏认为是贬斥忽，不对。

鲁僖公夫人姜氏，杜氏认为是齐桓公的姐妹，同出于齐僖公。根据《左传》则僖公即位之初，距离齐僖公之后四十年了。杜预怎么思考得如此不周呢？如果认为是齐襄公的女儿，那么对于适母哀姜就是妹妹，父子同娶于齐襄公，也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如果认为是齐桓公的女儿，那么于事体没有嫌疑，为什么经传都不记载此事呢？又况且齐女素来尊贵，鲁国如果没有庆父之难，那么僖公不过是庶公子罢了，她哪里肯嫁给庶公子呢？八年秋七月，在太庙行禘礼，用来迎致夫人。解说者于是说是立妾为妻，其诬蔑太过分了。姜是齐姓，僖公既然未曾娶于齐，为什么有姜姓娣侄立以为妻呢？又《礼记》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开始，那么昭公以前都须请命于周，没有立妾之事。又《左传》称自桓公以下娶于齐，这是礼。那么如果有以妾为夫人的，就本来没有这种礼。这样，那么说僖公立妾致庙以当庙见的，岂不是诬蔑太过分了吗？说：那么这夫人姜氏两次书于经文的，是谁的女儿呢？说：去古既远，虽无明文可凭，但以意推之，怀疑是子纠的女儿。子纠死而其妻孥在鲁，僖公为庶公子，年长，所以得以聘其女。事既在前，经传无由得见。然而姜氏自与齐桓为仇，但僖公却又与齐桓共修伯业，以翼戴天子，所以同会齐侯于阳谷，又会齐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可以不劳为其夙有仇怨，故须久而后见。这固然无明文，但以胡安国推论哀姜事例来类比，则有可信之理。大概《春秋》是事，须先考事实，

译然后才可以探求经文的防微杜渐之意。如果不能得知事实的真相，就急于评论是非，那么即使像杜预那样详密，也不免出现错误。鲁国十二位国君中，只有庄公、成公是嫡子，然而唯独庄公在经文和传文中都有记载，成公则在经文和传文中都没有明确的文字。只是依据杜预的说法，认为穆姜是成公的母亲，穆姜是宣公的夫人，那么成公应当是嫡子。然而经文既然没有记载成公的出生，那么杜预的说法也就不能作为依据了。另外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十二位国君中只有成公没有记载母亲姓氏，大概是因为经文和传文没有依据的缘故。然而又有另一种说法，《春秋》时期诸侯会盟征伐多有变故，假设成公是嫡长子，但在他刚出生时，国君或许在外，也就无法举行生子之礼。这是又从情理上推断出来的。

译解说《春秋》像杜预、范宁那样，虽然详尽精密，大概还是推究书法，有所依据，只是见识尚有未达之处，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近世解说《春秋》的人说孔子采用夏历，考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从未有采用夏历的意思。何休最喜欢标新立异的言论，像废除周朝王号、尊奉鲁国之类的事情很多。如果确实采用了夏历，那么何休自然应该大肆宣扬这件事。如今他解释《公羊传》也只采用周历。例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何休说周历十一月，夏历九月，太阳在房宿、心宿，就是这样。只有解释“西狩获麟”时说：“河阳冬天说‘狩’，捕获了麒麟；春天说‘狩’的，大概是依据鲁国改变周朝的春天作为冬天，废除周历而实行夏历。”详细考察他的说法，也只是说孔子在春天书写“狩”，是因为周历的正月、二月是建子、建丑之月，在夏历时属于冬天，所以书写“狩”。因为春天而书写“狩”，这就是何休所说的废除周历而实行夏历，大概是因为这一年不书写“王正月”，只书写“春”，所以何休有此议论。然而以前二百四十一年都依据周历来解释《公羊传》，唯独这一年有此议论，这也是所谓树立异端言论的一种。又查考何休说：“绝笔于春，不书写下三个季节，是因为木绝火，王制作，道完备，应当传授给汉朝。”又说：“春是一年的开始，能常常效法其开始，那么就没有不能最终完成的。”又说：“得到麒麟之后，天下血书鲁国端门说：‘趋向制作法度。’孔子去世，周王室灭亡，彗星从东方出现，秦政兴起，胡人破坏术数，书籍散失，孔子不绝。子夏第二天前往查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题署说：‘衍孔图中有制作法度的形状。’孔子仰观天命，俯察时变，回顾未来，预先解开无穷之结，知道汉朝应当继大乱之后，所以制作拨乱反正的法度，以传授之。”看何休这种说法，怪诞穿凿，那么他不奇怪在《春秋》终结时认为孔子改变周历。然而何休也只说这一年而已，而近世解说《春秋》的人于是说周朝不改变历法，又说二百四十二年都采用夏历，大大丧失了圣人尊王的防微杜渐之意，难道不是何休作俑的过错吗？

齐国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谷梁传》认为千乘之国却不能保全子纠。范宁序说《谷梁传》以不接纳子纠为内恶，是仇敌可以容纳吗？又注引何休说：“三年溺防，齐国军队讨伐卫国，所以贬低而直呼其名。四年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所以卑称其为‘人’。”如今亲自接纳仇敌之子，反而厌恶其晚，恩义相违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郑玄解释说：“对于仇敌不报复，那么怨恨不消除；而鲁国消除怨恨，屡次防备仇敌。一贬低其臣，一卑称其君，也足以责备鲁国臣子，其余则相同，不再讥讽。”至于讨伐齐国接纳子纠，讥讽应当接纳而不接纳，这自是正义，不相反。范宁说仇敌无时可以与之通纵，接纳之晚，又不能完全保全仇敌之子，何足以厌恶内呢？然而干时之战不避讳失败，齐国人捉拿子纠杀了他，都不迂回其文，正书其事，内之大恶，不待贬绝，显然可见。二十四年公如齐亲迎，也是同类。厌恶内的言论，传文或许失之。泽认为郑玄的说法虽然或许未备，但大体却是，委曲推究，与近世解说《春秋》的人不同。范氏“仇敌无时可以与之通”的说法虽然看似正大，但不考察事情的情实，而失之执滞。如果确实不可通，那么此后桓公称霸诸侯四十余年，率领诸侯以尊王，鲁国也常在其中，却如何说？杀死桓公的鸟兽，是齐襄公。齐襄公的罪，王法所当诛，王室既不能诛，鲁国力量又不足报仇，而襄公已为国人所杀，那么鲁国又如何想迁怒余人呢？子纠、桓公乃是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圣人大概宽恕鲁国力量不能报仇，而深责其不当与仇敌通，所以已屡次书写而致其意。等到仇敌罪恶贯盈而自罹于祸，国内无主，鲁国若于此时奉子纠而立之，诛其凶乱，那么或许可以雪耻，这实无害于义。只有庄公之意，难道不想如此？然而只失事机，所以不但无益，而更取败耳。若如此看，那么《春秋》始可通，而无执滞矣。

春秋师说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师说卷中

元 赵汸 撰

论汉唐宋诸儒得失

周末及秦汉间，用刑刻急，士多习文法，故解说《春秋》的人，往往流为刻急。如公孙弘以《春秋》之法绳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于经义，安在？

《史记·赵世家》孔子闻赵鞅不请晋君而诛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泽认为：若依史迁之说以解说《春秋》，则辗转迷误圣经，更无可通之期。且形容得圣人不过，是一直史，亦可谓不知体矣。诸儒解说《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传重于汉而轻于唐。自韩退之“春秋三传束高阁”之语，为卢同发，而啖赵陆氏及孙泰山之学为时所尚。故欧阳公解说赵盾事，皆不用三传，而三传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