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师说卷中

译太轻率了。大概啖助首先怀疑《左传》是作伪的开端，而喜欢攻击《左传》的人常常辅佐支持他的说法。《左氏》又不幸确实有短处，各位先生于是顺着它的短处，连同它的长处，一并厌弃它。看伊川在《论语》中有一两件事都不采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那么他不相信《左氏》也就很多了。如果不采纳《左氏》，并且连《公羊》《谷梁》二传也不采用，那么本来就应该多采用新的学说。

译大凡《左传》在义理上有时存在错误，但其所记载的事实的确实的。如果依据这些事实，虚心探求义理最恰当的归宿，那么经书的微言大义自然就会明白，我（泽）所获得的益处实际上就在于此。那么，学习《春秋》的人，暂且搁置那些空泛的言辞，保留下来不予讨论，而是推究校勘《左传》中的史实来探求经书的大义，这是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法，或许能够领悟圣人的深意。有人会说：前代儒者泛论大义，如今都被指责为虚妄之辞，这难道不是矫枉过正吗？回答说：自从唐代以来，解说《春秋》的人，高深玄远的言辞日益盛行；高深玄远的言辞日益盛行，那么经书的大义应当明白了；然而《春秋》终究没有定论，反而更加怀疑《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注，甚至想要改变经书中记载的年月，那么这种末流弊病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所以我把这些一概断定为虚妄之辞，目的是让学习《春秋》的人摒弃那些巧言令色，专门致力于简明扼要，这是收敛浮华、回归实质的说法。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鲁桓公与纪侯、郑伯在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公羊传》认为是宋国与鲁国交战，《谷梁传》认为是纪国与齐国交战。赵匡考证经文，认为内兵（鲁国方面的军队）以纪国为主，排在郑国之前；外兵（敌对方面的军队）以齐国为主，排在宋国之前。他独自采纳《谷梁传》的说法。我认为舍弃《左传》中可依据的事实，而听从《谷梁传》主观臆测的文字，算不上真正明白《春秋》。而且他说内兵以纪国为主并排在郑国之前，这种说法尤其错误。这是因为郑国请求鲁国、纪国与四国交战，而按照王爵的等级排列先后顺序罢了。纪侯的爵位在郑伯之上，怎么能说以纪国为主呢？这件事只应当依据《左传》的经传来寻找头绪。桓公想要平息宋国、郑国的争端，所以在一年的时间内三次与宋公会盟，等到〇之会，宋公不服从之后，鲁桓公在武父与郑伯会盟。这是鲁国、郑国讨伐宋国的根源。所以武父之会结束后，经书记载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战斗没有达到目的，所以第二年二月，鲁桓公与纪侯、郑伯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这样看来，纪国本来就是鲁国和郑国的同盟国，怎么能说是纪国与齐国交战呢？又怎么能说内兵以纪国为主呢？所以《左传》又说：宋国向郑国索取过多的贿赂，郑国无法忍受，所以联合纪国、鲁国以及齐国与宋国、卫国、燕国交战。宋国被郑国讨伐，所以十四年冬天经书记载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国。《左传》所记载的事实在这里非常值得依据。所以说纪国与齐国结仇而进行这场战争的说法，是主观臆测的言辞，不符合事实。

前代儒者说：“《春秋》是圣人的刑法之书。”说《春秋》不使用刑罚，也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专门以此来探求《春秋》，那就是圣人崇尚刑罚而不崇尚道德了。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这一方比那一方稍好一些罢了。又说：“《春秋》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其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其义理是我私下窃取而来的。”又说：“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记载的是天子的事，自从有了《春秋》以来，只有孟子独自看到了大意。其次庄子也说得比较平和。所谓“《春秋》治理世事，体现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争辩”，这说得最好。

大凡解说《春秋》，不能被虚妄的言辞迷惑，应当务求切实。如果心中没有主见，更加被虚妄的言辞迷惑，那么最终将一无所获。比如杜预《春秋序》的大意完全明白，但是探求其切实之处，则与序文不相符。因为在解释经文时有时出现错误，杜预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董仲舒解说《春秋》的大义，确实值得观看，但在我（泽）看来也只是当作虚妄之辞看待。因为董仲舒学习的是《公羊传》，怎么能改正其中的过失呢？既然不能改正其中的过失，那么距离经书的大义也就很远了。他所说的虽然好，难道不接近虚妄之辞吗？所谓切实，是指在圣人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中，观察是否有实际的见解。比如杜预解释“正月不书王”，说“是因为没有颁布历法”，这是实际上没有见解。不书王，是罪责诸侯。现在说没有颁布历法，那就是更加贬低王室，义理反而错误了。这是探求切实却得不到经书大义的例子。所谓虚妄之辞，是指像尊君卑臣、贵王贱霸、尊崇周王室、抑制诸侯之类，这些义理虽然正确，但本来就是古今通行的义理，人人都知道，并不是切中要害的方法。现在有人能背诵这些说法，似乎通晓，等到把一部《春秋》交给他，让他动笔写作，他也无所适从了。所以凡是那些纷纭错杂的说法，确实扰乱人心。如果心中没有主见，既被三传所迷惑，又加上二注以及啖助、赵匡、孙复、孙泰山、胡文定诸位先生参差不齐的议论，那么经书的大义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比如孙泰山说：“《春秋》有贬斥而没有褒扬。”如果依据这个来解释经文，那么错误就说不完了。又有人认为《春秋》都是有过错才记载，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只有孟子说：“《春秋》记载的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其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又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这一方比那一方稍好一些罢了。这最为平正，不偏不倚。我（泽）之所以多取《左传》、杜预，是因为他们比较平和，不矫枉过正，可以借此推求经书的大义。但是世人多被韩愈等人的议论所迷惑，不肯深信，所以只是学习他们的文辞，而对于经书的实质毫无推究明白。从前有人问程子：“《左传》可信吗？”回答说：“不能完全相信，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罢了。”这话本来公正，但学者向来怀疑《左传》，又得到程子这话，反而更加疑惑。比如元年“春王正月

译自古以来，未曾有人主张采用夏历正月，直到程子之后的学者才开始有采用夏历正月的说法。由此可见，《春秋》的首要义理已经是不相信《左传》了。既然月份和时令都不可信，那么《左传》全书所记载的事实，都可以视为虚妄，这哪里只是不能完全相信而已呢！况且《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采用周历正月，如果采用夏历时令，那么这三部传都可以废弃，不仅仅是《左传》了。前代儒者解说《春秋》的大义，虽然值得称道，但仔细考察其中的史实，就会发现他们的说法大多不符合圣人的本意，这是因为前代儒者没有深入考究《春秋》的笔法，所以反而导致背离圣意。《左传》的杜预想要探求笔法却没有得到，然而与其他各家相比，他还有准则可循。近世的儒者虽然致力于阐明大义，但笔法没有弄明白，所以大义也显得晦涩不明。

译各位儒者解说《春秋》，如果与经文不合，就委屈传文以伸张经文；如果与传文不合，也委屈经文以伸张传文。委屈经文而伸张传文的，是杜预等人；委屈传文而伸张经文的，是胡文定等公。那委屈经文的，不说也知道其错误了。而委屈传文的，也未必真正符合经文，比如“经文脱漏，经文有误”之类，这是委屈经文；然而不知道有未曾脱漏、未曾有误的情况存在，比如“君氏为尹氏，仲子不是桓公母亲”之类，这是委屈传文；却不知道传文中的事实确实有不可歪曲的。

《春秋》《周易》两书的大义都失传了。然而《周易》在教化义理上虽然不是很明白，但也未严重失传。大概《周易》所失的是象学，象学不传，就无法窥见圣人精神心术的奥妙，而《易》所说的不可测度的神妙也就无法得见。然而这对世间教化并没有很大的危害。至于《春秋》，自从孔子去世后，大义就乖谬了。《左传》虽然能看到国史，但其错谬也不少，何况《公羊传》《谷梁传》呢？所以《春秋》一经开卷就有同异，比如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只不写“即位”，《公羊传》《谷梁传》的意见就各自不同。到了近世，又说孔子用夏历的时令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这对圣经的危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其间先儒的解说，危害义理、伤害教化的不可枚举。因此《春秋》虽然完整保存，但根本的大义既已失传，于是就无法认识圣人维持世间教化的实质，而其谬误的说法足以危害世间教化的不少。

近世的士大夫多驳斥先儒《春秋》采用周正的说法，认为时令不可更改，甚至认为月份也不可更改。比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赵岐用周正来解释，朱晦庵也跟随赵岐。而近世的解说者认为赵岐不对，那么就连朱晦庵也一并否定了。这是本无所见，却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经，危害不小。前世的士大夫学问，却未见有如此者。又见一种说法，认为正月是鲁国的正月，鲁国是诸侯，诸侯的正朔禀承于天子，怎么能有自己的正月？他大概是嫌杜预“王周正月”的说法，认为周朝不曾更改月份，怎么会有王正？所以读“王”字时停顿，而把正月当作鲁侯即位的首月。这种说法荒诞不可理解。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去掉“王”字以显示明白呢？根据他的说法添加一个“王”字，是为了尊王，但不与上下文相属，不成文理了。

《春秋》的王正月，三传及三家之注都认为是周正建子之月，没有别的异议。只有近代二百年间，才开始有夏时的说法。胡文定公说：“用夏时的时令冠于周月的月份之上。”蔡九峰说：“商周不更改月份。”蔡西山的说法也相同。尹和靖解释“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说其大纲见于此，而条目见于《春秋》。于是三传更加不可信，而夏正的说法就兴起了。朱晦庵先生说：“我亲眼见过文定家的解说，《文定春秋说》：‘孔子用夏时的时令冠于周月的月份之上，用周正纪事。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我当时就不敢相信，如果真是这样，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只证明了‘行夏之时’四个字。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是元月，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比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朱晦庵的说法如此明白，却不能挽救学者的疑惑，可叹啊！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义正，无可怀疑。胡文定公开始有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蔡氏虽然自称是朱晦庵的门人，但他的书传却直接主张不更改月份的说法，也引用商、秦作为证据。这不更改月份的说法，开端于文定，而最终形成于蔡氏。查胡氏说：“用夏时的时令冠于月份，垂范后世；用周正纪事，表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自专。”根据这个所谓用夏时冠周月，最危害大义，对圣经的拖累不小。根据所引商、秦不更改月份作为证据，是周朝也未尝更改月份。根据夏时冠周月，是孔子开始更改时令。又说：“仲尼没有那个位置而更改正朔”，那么正月也都是孔子所改的。其错谬最严重，大概是因为所见实在不明白，而想要含糊两端，所以虽然主张周正，却又怀疑时令不可更改；既主张夏时，又怀疑建子不是春天。因此只是白费心思，而进退无据。其错误在于兼取用夏从周，是想两可，而不知道道理实在不通。古人注释纵然谬误，却不至于如此。

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杜氏说：“现在五月是周朝的秋天，平地出水，漂杀熟麦及五稼之苗。”传文说：“无麦苗，不害嘉谷也。”杜氏认为黍稷尚可再种，所以说“不害嘉谷”。泽说：“苗，是五稼在田间的通称。”孟子说：“宋人担忧他的苗不长。”又说：“厌恶莠草，恐怕它扰乱苗。”《汉书》：“立苗欲疏。”《唐史》称“青苗”，都是指这个。现在这本书“无麦苗”，只是记载异象罢了。一种谷物不丰收不记载，而有时记载“无麦”的，

译因为旧粮已经耗尽，新粮尚未收获，此时麦子作为百姓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特别记载下来。现在这是斗柄指向午位的月份，正值水灾和雨灾发生，所以麦子成熟后未能收割，而四月已播种的谷物长成幼苗，也被水冲毁。加之这一年本来麦子就不丰收，又遭遇水灾，连谷物幼苗也都没有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这一年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被视为异常。这一年没有记载“饥荒”，大概是因为水灾很快消退，又种植了其他谷物的缘故。当今世上认为《春秋》采用夏历的人，把麦苗看作一种作物，说是秋水淹死了麦子的幼苗。我泽认为：“如果认为是夏历，那么种麦成苗在先，水灾在后，应当是九月的水灾。九月才开始发生大水，古今都很少见，这是第一点不通。”经文记载“无麦苗”，又记载“大无麦禾”，都是根据收成之后统计有无来记载的。如果认为是九月没有麦苗，那么所关联的事情并不重要，经文决不会记载，这是第二点不通。”假设说是五六月水灾到来，八九月还未退去，未曾种麦，所以记载“无麦苗”也已经可疑。况且记载“秋大水”，如果认为是斗柄指向戌位的月份，那么水灾的危害也只限于秋季，到了冬季十月水已经退去，两种麦子还可以种植，怎么能立刻说没有麦苗呢？这是第三点不通。

译根据《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注，商朝和周朝都改变了历法月份。但如果依据《诗经·豳风》，那么关于夏、商、周三家正朔不同的说法确实无法推翻。如果依据《周礼》，那么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朔，用来颁布政令、宣读法律；而夏朝的历法与季节，称为正岁，用来施行民事，这两者起初并不互相妨碍。如果查考《史记》，那么周朝建子改正的说法非常明确，自然可以驳斥近代学者妄自引用《尚书·商书》进行牵强附会的观点。现在的学者如果能够认真研读《史记》，那么周朝更改时月的道理自然明白。只是一向随声附和，不分是非，就像侏儒看戏一样，不再有空闲去考证罢了。

《史记·秦本纪》记载：“冬十月。”所以先儒都认为商朝和周朝没有改变月份，以此来润泽教化。观察《史记》中的年月记载，非常有法度。各位学者看得不够详细，所以导致错误。只要看看《史记》的《年表》等篇章，就能见到司马迁详密的地方。如果明白了其中的法度，然后才能决断《春秋》中的疑难问题。

《春秋》庄公元年不记载即位，应当依据《公羊传》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公羊传》说：“庄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春秋》的体例，国君被杀，其子不记载即位。国君被杀，其子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是为了隐讳。隐讳谁？隐讳其子。”何休解释说：“隐讳痛惜这个儿子的祸患，不忍心记载即位。”《公羊传》的这个义理是正确的。《谷梁传》则说：“继承被杀的国君而不记载即位，是合乎正道的。”继承被杀的国君不记载即位为什么合乎正道呢？回答说：“先君不是以正道终老，那么儿子不忍心即位。”这种说法虽然端正，但不如《公羊传》。因为依据《公羊传》就知道这是圣人特意修改的笔法，依据《谷梁传》则是作史的人都应当这样记载，所以知道《公羊传》的义理更得当，因此必须像这样推究校勘。因为《公羊传》的义理端正，那么胡文定认为庄公作为世子，必定向周天子受誓，作为诸侯，内部没有承受上面的命令，不请示就擅自拥有国家，《春秋》贬斥而不记载，这种说法太过矫激，不符合正道。庄公作为太子，大概已经向天子受誓，天子已知他应当继位，等到国君去世，太子继位，继位后报告丧事，报告安葬，历经三代，大概已经有定例。当他报告丧事和安葬时，天子派使者来赠送助丧财物，这是旧典应当如此的。等到周朝衰微，赠送助丧财物和赐予命令的礼仪虽然有快慢，甚至有时完全缺失，但是嗣子继承统绪必定报告天子，应当在报告丧事的时候，决没有不请示命令就擅自拥有国家的道理。又假设世子继位，报告安葬虽然没有获得天子的命令，但是按期安葬，名正言顺，先君已经以礼安葬，嗣子的名分也已经到达天子那里了，怎么可以说他擅自拥有国家呢？只有不记载即位，应当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因为桓公在去年十二月安葬，那么庄公必定使用逾年改元的礼仪，孔子认为父亲死在外面，儿子应当隐痛，所以不记载即位，这就是《公羊传》的义理所以得当，胡文定的说法失之太过。

在干时与齐军交战，我军大败。胡先生说：能够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以失败为光荣，似乎不符合正义。况且周天子的军队尚且不避讳大败，鲁国是诸侯，大败又怎么能不记载呢？又庄公在长勺击败齐军，说齐军攻打鲁国，经文不记载“伐”，是责备鲁国。用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善于治国的人不轻易出兵，善于出兵的人不轻易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轻易交战，到了善于列阵的地步，德行已经衰微了，何况兵刃相接，又用欺诈谋略取胜呢？所以记载鲁国为主语，来责备它。我认为桓公死在齐国，庄公不能报仇，等到仇敌罪恶贯盈，死于被杀，国内没有君主，而僖公的儿子纠逃难到鲁国，鲁国接纳了他，又不能成就大事。干时的失败，狼狈而归，鲍叔率领军队来胁迫，杀了子纠，用计谋夺取管仲。在这个时候，鲁国几乎不能立国了。庄公如果不曾在长勺击败齐军，在乘丘击败宋军，又在鄑地击败宋军，那么又凭什么立国呢？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宽恕人的情势，抑制强权扶助弱小，怎么还能再责备鲁国呢？所以知道立论不可失之太过。庄公十三年冬天，庄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胡先生说：开始与齐国讲和，世代仇敌而讲和，可以吗？传注中有这样的话：对等的恩惠和对等的怨恨，不在后代子孙身上。根据这种说法最为平正，心意不固执拘泥。因为以前的仇敌，没有可以沟通的道理。等到齐襄公已经以恶行而死，接纳子纠的事情，也已经在可以做的范围内。子纠是僖公的儿子，不能称为仇敌，可惜鲁国力量不足以接纳他罢了。桓公已经即位，因为鲁国接纳子纠的缘故，双方交战互有胜负。后来在柯地结盟，齐鲁开始讲和。从此以后，不应当再谈论仇敌了。奸淫的罪恶，只在其本人身上，怎么可以迁怒呢？子纠与小白，既然是僖公的儿子，所以柯地结盟没有什么避讳的。

胡文定公的《春秋传》采用旧说的，大多像“如子同生”那样，只依据《左传》来阐发，自然正大。他说“这是世子”，不说“世子”，为什么呢？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向天子受誓，然后成为世子，这些都是正当的言论。查考林少颖说：“《礼记》说：成王因为周公有伟大的功勋劳绩于天下，赐给他重祭，郊祀、社祭、禘祭、尝祭就是如此。”由此推论，那么鲁国使用禘祭，只施行于周公的庙，而上及文王罢了。文王是周公所由出的祖先的缘故。这种祭祀只有在周公庙才能进行，闵公却在庄公庙进行，其僭越礼制太严重了。林氏的说法，就是赵伯循的说法。赵氏误取了《礼记》的篇章，我已经辩驳于《礼经大典》中了。现在查考这里尊文王为所由出的祖先，而以周公配享，那么实在错谬不可解释。因为鲁国自有

译文王庙称为周庙，周公的庙称为太庙。如今在周公庙举行禘祭以享文王，就应当在周公庙迎接文王的神主，让文王来与周公同食，这是让尊贵的父亲屈就于卑贱的儿子，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程颐直接驳斥说并非如此。根据《礼器》记载：“周代旅酬时设有六位尸，这是迎接六庙的神主，让他们来与太祖同食，这是让卑者就尊者，符合礼制，实际上并没有尊者就卑者的礼仪。”如果说在周庙禘祭文王，迎接周公来配享，那么礼制尚且顺当，但也恐怕过于僭越，因为这完全类似王者的礼仪。况且遍查传记，也没有文王庙举行禘祭的记载。学者对此应当存疑，怎么能随意妄言呢？“礼制规定，不是王者就不能举行禘祭，王者在始祖的庙里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并用始祖配享。诸侯禘祭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向君主省视，合祭则及于高祖。”这意思是说只有王者才能举行禘祭，禘祭是指在始祖的庙里禘祭祖先所从出的神，并用始祖配享。之所以不提及群庙，是因为从下文诸侯、大夫、士的情况推论，是可以知道的。大概诸侯是从四亲庙向上及于太祖，天子是从亲庙向上及于始祖所从出的神，其义理非常明白，并不是说只在祖庙祭祀所从出的神，而群庙都不参与。周公庙自然应当由子孙祭祀，这就称为禘祭，经书中“禘于太庙”就是例证。至于文王庙，则按四季举行常规祭祀，理应单独祭祀，如果遇上应当禘祭的年份，或许可以迎接周公的神主到周庙，来配享文王，这样礼制的意旨就不会错乱。然而鲁国的禘祭乃是变通的礼制，并不完全与天子相同。前代儒者认为鲁国禘祭不合礼，成王不应当赐予，伯禽不应当接受，程颐认为根据《礼记》，夏、商两代的诸侯都有禘祭，这是当时的祭祀名称，周代开始废除诸侯的禘祭，唯独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施行此礼，这是用殷代诸侯盛大的祭祀来显示不臣服于周，周公使用殷礼，在周朝就不算僭越。这是成王斟酌礼制意旨，所以给予周公特殊的待遇。然而虽然使用殷礼，也是五年举行一次，不是每年的常规祭祀。后来周王室衰微，才开始僭越地在各位先公的庙里使用，所以孔子称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郊祭不合礼，是在周平王时期，鲁国向周天子请求，让史角赐予这种礼仪。问：那么怎么知道鲁国在周公庙的禘祭是殷礼呢？答：诸侯的禘祭本来就是殷礼，所以周公用的牺牲是白牡，因此《鲁颂》说：“白牡骍刚。”白牡是殷代的牺牲，周公使用它；骍刚是周代的牺牲，伯禽使用它。因此又知道鲁国太庙祭祀周公、伯禽以下，都与此相同，即殷代诸侯禘祭的制度。周人因为这种祭祀过于盛大，逼近天子，所以用禴祭来替代。禴祭崇尚简薄，简薄就不适合合祭，所以在应当合祭的年份举行祫祭。郑玄说：三年一次祫祭，如果是鲁国，则在应当祫祭的年份在周公庙举行禘祭，这是最特殊的。然而虽然是殷代的禘礼，但三年举行一次，有人说鲁国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只是鲁公以下虽然都参与祭祀，但礼制等级相比周公都要降低。后来各位先公才开始都使用僭越的礼仪。

译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左氏说：“在禘祭时迎致哀姜，是不符合礼制的。”林少颖采纳《公羊传》的说法，认为这是把妾当作妻子。他说所谓“迎致夫人”，是指当时国君的夫人。因为鲁公没有亲自迎接新娘、夫人正式到鲁国的记载，所以知道这是把妾媵立为夫人，迎致到太庙，以代替庙见的礼仪。这种说法恐怕不对。根据《春秋》，只有哀公把妾当作夫人，僖公的时候，还遵循周礼，不应该完全不顾及公论，而公然把妾迎致到太庙。况且齐桓公当时是霸主，桓公的命令说：“不要把妾当作妻子。”哪有与齐国世代通婚，没有比鲁国更亲近的，又是周公的后代，却公然废除周礼，违背霸主的命令，把妾媵当作妻子的呢？恐怕实在没有这种事。况且古代诸侯娶妻，然后才有妾媵，所谓一娶九女。现在把妾媵当作妻子，那么僖公曾经正式娶妻了。那么僖公究竟娶了哪个国家的女子呢？根据僖公十一年夏天，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又僖公十七年经文记载：“夏天灭项，秋天，夫人姜氏在卞会见齐侯。”那么这位夫人姜氏两次被记载在经文中，难道是所谓的妾媵吗？这必然不可信。诗人歌颂僖公说：“贤妻寿母。”如果把妾媵当作夫人，哪里称得上是“贤妻”呢？又传文曾经讥讽哀公立妾为夫人说：“自桓公以下，娶妻于齐，这是礼制。”那么如果把妾当作夫人，就本来没有这种礼制了。像这样，那么哀公以前不曾有把妾当作妻子的，所以知道应当依据左氏的事实，以“在禘祭时迎致哀姜”为失礼是正确的。

林氏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虞、虢是诸侯，我认为不对。当时诸侯无论大小远近，都与鲁国有朝聘交往，丧葬相及，以及盟会、征伐。虞、虢如果真的是诸侯，怎么能六十多年不曾有事，被记载在经文中呢？周朝分封诸侯，只有宋国因为是王者的后代得以封为公爵，其他即使是周公、太公的儿子，也不过是侯爵。虞公怎么能特别被封为公爵呢？凡是国名一定取自于其地，现在叫虞的，只取自于其字，难道是诸侯吗？那么虞公是谁呢？回答说：是天子的三公，像周公、祭公之类的人。虢君也是这样，虽然在经文中没有见到，但《左传》称之为虢公丑，那么又凭什么知道他不是诸侯呢？凡是经文记载灭国，一定说灭某国，夺取城邑则说取某邑。虢确实是列国，那么为什么不说是灭国，而说是灭下阳呢？所以知道下阳是虢公的采地，不是国家。不说晋取，是因为天子的土地，不是诸侯所能夺取的，所以说灭，使其像国家一样。所以虞也不说灭，而只说晋人抓获虞公。圣人的意思，是不忍心周室衰微，诸侯再次夺取其土地，所以不直说，而用隐晦的文辞来表达意思。就像王在郑国战败，而经文却说‘陈人、蔡人跟随王讨伐郑国，与茅戎作战而战败’，经文不记载作战，而说在茅戎战败之类。先前记载‘虞师、晋师灭下阳’，是罪责虞国为首恶；这里记载‘晋人抓获虞公’，是显示晋国抓获天子的三公，太不道德了。”

林少颖关于《春秋》的解说有几十处，但大都不纯正。他的书中关于时、月、日的下篇最好。他说：“有人说：经文记载月、记载日，难道都没有意思吗？回答说：这是史书的体例，不是经文的意思。为什么说呢？史书以编年体书写，所以必须记载月、日以排列事情的先后。如果事情无论大小，一概记载月、记载日，那么事情就会杂乱而没有条理了。势必先制定法则，什么样的事情只记载时，什么样的事情记载月，什么样的事情记载月又记载日，以此来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所以事情缓的则记载时或月，事情急的则记载日。所谓缓的是什么？人事方面如朝聘、会见、侵地、伐国、迎娶新娘、请求出兵，灾异方面如螟虫、水旱、无冰、星孛之类，都不是一天之内的事，所以有时记载时，有时记载月。所谓急的是什么？祭祀、盟会、战争、外诸侯内大夫去世、灾异如日食、地震、星陨、火灾之类，都是一天内的事，所以记载日。偶尔有当天却不记载日的，是史官遗漏了文字。况且日食是当天发生的事，庄公时代有不记载日的两处，内大夫去世也是当天发生的事。从隐公到宣公时代有不记载日的，大概是年代久远而简编有不完备的地方。又有例常不记载日却记载日的，如经文记载葬诸侯几百处，记载日的只有几处而已。大概诸侯的安葬虽然有因为我国前往而记载的，但也必须对方来告知我国才前往。所以告知以日就记载日。那么安葬大多不以日告知的，不能确定其日期。以鲁国还有两次因为下雨不能安葬的情况，何况其他国家呢？有人说：安葬而来告知，难道有依据吗？回答说：成公十年五月晋侯獳去世，七月鲁公前往晋国，第二年三月才从晋国回来。晋侯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安葬，是因为鲁公在其国而没有来告知。事情有时记载时而不记载月，有时记载月而不记载日，有时记载时、月而又记载日，这是旧史的文字。二百年后孔子修订《春秋》，如果真想记载日以警示恶行，而史官遗漏了，那么怎么补充呢？孟子说：‘其文字是史官的，其义理是我窃取的’，由此知道尊王、律诸侯、诛叛、黜僭，这是出于圣人修订经书的法则。至于编年以彰显时代，记载时、月、日以区别事情的异同，都是遵循旧史而没有增减的。林氏关于时、月、日共有两篇，这篇最恰当。”

译合乎事理，所以记录下来以备阅览。」

译晦庵先生之所以不主张研究《春秋》，大概是因为《春秋》三传已有分歧，而各家又没有确定的说法。所以他回答门人提问时说：“各家的《春秋》解释，我不相信；胡文定公的《春秋》解释，我也不相信。难道圣人意思就是这样吗？”又说研究《春秋》的人多穿凿附会，曾对学者说：“现在这样穿凿附会地解说，也无妨，只怕一旦地下挖出孔子的家奴来说，夫子当时的意思并非如此。”又说：“《春秋》本来就难以理清。”又说：“这一生不敢问。”又有门人问《春秋》这一部经书，是夫子亲笔所写，先生不能让这一部经书不在天下后世阐明。先生说：“我实在看不懂，请问以先生高明，看怎么难？”说：“开头一个‘王正月’就说不通。”又说：“其中极有难以确定、难以处理的地方。”考察先生前后回答门人的说法，大致如此。所以先生最终不肯解释《春秋》，这也是因为众说不一的缘故。但也必须明白先生的用意，大概解说《春秋》的人多拘泥于褒贬，先生的主意是不想拘泥于褒贬，这是想要纠正各家的失误。孙明复说只有贬而无褒，先生却说：“晋国士匄率领军队讨伐齐国，到了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返回了，分明是给予他。”这是想要纠正孙明复的失误。又当时解说的人崇尚新奇，所以唯独选取苏子由、吕居仁，他们说得较为平实，这是不取过高之失。又如判定三传的是非，便可见三传的失误；不取各家，便可见各家的失误。这些地方也已经分明。但当时胡文定公的《春秋》正被时人所崇尚，先生如果解释这部经书，必须看得处处完备，才可以。这样也就很难了。然而先生对于大意已经掌握，我用工夫，也大致如先生所说。又先生说左氏所见国史事迹可据，我也只依据左氏的事实，别无其他巧法。又我今天整理此书，也是伊川、晦庵想要做而未能完成的，所以自认为是补续先儒未竟的工作。

《春秋》之所以难以解说，大概是因为距离古代已经久远，多失去事情的原貌。然而《公羊传》《谷梁传》距离古代很近，而讹误错乱已经不一，何况其他的呢？如鲁隐公、桓公，齐国的子纠、小白，即使是历世的大儒，也不能通晓其说法。根据何休的说法，桓公的母亲是右媵，隐公的母亲是左媵。根据我的说法，桓公的母亲是失礼再娶，而不是媵妾。子纠之死，则根据《论语·子路问管仲》的事，夫子不回答所问，而专门论述管仲的功劳。子贡对夫子的话有疑问，所以又问说：“管仲不是仁者吗？桓公杀了公子纠，不能殉死，又辅佐他，可以说是善于提问了。”而夫子也完全不回答所问，反而更推崇管仲的大功，以至于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的话。学者对此有疑问，而都不能得到其说法。集注引用程子的说法来解释疑问，据我所见，这不过是用后世大夫、士庶人的礼制，来判定尊卑，来裁断《春秋》中的诸侯，恐怕不能解释疑问，反而增加疑问罢了。不知道古代诸侯立太子自有定论，乃是论其母的贵贱，起初不以年龄，只有立嫡子后才论年龄。所以《公羊传》说：“立太子以贵，不以长；立嫡子以长，不以贤。”其义理非常明白。必须这样，然后才可以杜绝争端，安定民心。所以庶子即使很年长且贤能，可以做君主，而嫡子很幼小，不能承担国事，然而圣人礼制却在幼小的嫡子而不论年长的庶子。

《春秋》关涉大义最紧要的有两件事：桓公子纠、齐陈恒是也。古人立太子，都必须论其母的贵贱。诸侯一娶九女，都有一定的班序。根据《左传》，齐桓公卫姬的儿子，杜氏说：“卫姬，齐僖公的妾”，又说：“子纠，桓公的庶兄”，《史记》也相同。子纠的母亲是鲁女，既然是鲁女，那么位次不卑，应当在卫姬之上。伊川既不相信《左传》，而专门以年长来推定他应当立，又不复论其母的贵贱。那么如果嫡夫人无子，而媵妾都有子，倘若贱妾有子而年龄又长，那么应当立贱妾的儿子吗？足以见当时礼制必定不是这样了。夫媵妾既多，贵贱没有等级，宠子争立，而没有礼制来裁制，将怎么办？所以九女班序的制度，决不可改变。圣人用来辨别上下而安定民心，古人使用它，怎么可以废除呢？娣媵见于经书的，如尧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就是娣；纪叔姬是跟随姐姐出嫁，也是娣。伯姬嫁给宋国，经书记载“三国来媵”，那么媵的名见于经书就是这样。《诗经》说：“众娣跟随她，众多如云”，那么娣见于经书又是这样。何休注释《公羊》的说法，虽然众多，然而在其中必须有上下贵贱少长。如果没有嫡子而立妾子，那么各自随其母的贵贱，而不专以年龄。如果像伊川以桓公是兄长，那么以桓公为应当立，而不知道这不是诸侯立太子的制度。夫宫闱的制度，如果不是班序贵贱的区分素来确定，那么也常常成为动乱的阶梯。所以何休“立太子制度”的说法，解说《春秋》的人决不可废除。伊川固然不屑于此，如果我则不过是依据三传可据的文字，探求诸

译《家礼》中那些合乎人情的部分，如果还要另外寻求更深层的修养工夫，那么像桓公子纠这件事，也就已经明白了，起初并不在于推翻传统的传注而另创一套说法。桓公子纠的事在《春秋》经传中很容易解释，在《论语》中却很难，既然没有人真正懂得，就应当存疑不论才是正确的。所谓“更深层的修养工夫”，现在暂且简略说说：大概古人确立继承人，讲究嫡庶而不讲究年长，纵然不是嫡出，也要讲究母亲地位的贵贱。比如晋国人想要拥立年长的君主，在众公子中进行选择，也是先考究其母亲的地位。现在既然不知道子纠母亲的贵贱，就已经难以判断，所以只应当存疑，但根据《谷梁传》先叙述公子纠，接着说公子小白；《公羊传》认为桓公是篡位，子纠身份尊贵应当为君，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又荀子说：桓公杀兄争国，那么子纠按次序应当继位。推究到这里，只看到桓公是篡位，所以更深层还有工夫。推究到极点，圣人的心意自然显现，《论语》才可以解说。又子路、子贡也只晓得桓公是篡位，大概当时的舆论不认为桓公正当，所以疑惑而问，《公羊传》以桓公为篡位。现在试着设立条例来推究，比如齐襄公是嫡长子继位，子纠是齐僖公右媵的儿子，桓公的母亲却不是两媵之列，而是众妾的儿子，那么桓公就是篡位。如果襄公是右媵或左媵的儿子，而与子纠同母，桓公的母亲却是众妾，那么桓公也是篡位。如果子纠的母亲是右媵，桓公的母亲是左媵，子纠按次序也应当继位。如果子纠的母亲是夫人的娣侄，桓公的母亲却是两媵的娣侄，那么子纠也应当继位。这又是另一层工夫，上面还有更深层的工夫。我推究《春秋》，就像推算日历一样，分毫不能差错。推究到尽头，自然能看到圣人的心意。然而也有穷尽推究不到的地方，却需要领悟。比如桓公子纠的事，不领悟就不能融会贯通，不能融会贯通就终究阻碍对义理的理解。

译关于子纠这件事，现在再推究那些未尽的说法。比如公子遂活着时称公子遂，死后称仲遂，古人名字像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用这个例子来类推，那么公子纠活着时因为鲁君的缘故，单称纠，死后称子纠，这是哀怜他而称他“子”。哀怜他而称“子”，也由此可以看出桓公不该杀子纠，这是残忍地杀害他的同胞兄弟。又假设子纠是弟弟，那么按诸侯的制度来说，哥哥杀弟弟而弟弟却是应该继位的人，那么哥哥自然应该坐篡夺的罪名。现在仅从死后书写的字例来说，那么子纠的死是圣人所哀怜的，杀子纠的人自然应该有罪。大概因为争夺国家而杀人，纵然不是篡位，也是夺权。有人问怎么区分篡和夺？回答说：贵贱相差很远而卑贱者却继位，这就是篡，两传认为桓公篡位就是这个意思。贵贱相差不远，或者两人都可以继位而强大有力者得到了它，这就是夺，伊川认为桓公以兄杀弟，也属于这类。所谓两人都可以继位，是说如果子纠是侄子的儿子而年幼，桓公是妾生的儿子而年长，那么两人必然争夺继位，势不两立。王道修明的时候，自然应该听命于天子。现在天子既然不能治理诸侯，那么强者必然继位，弱者必然死亡。虽然王制不行，但用公义来裁断，难道没有是非曲直吗？假设是子纠继位而杀了桓公，他的罪过也是一样的。所以用伊川的说法来推究，桓公终究不能免罪，在王法上是应当废黜的。如果用两传来推究，那么子纠年长且尊贵，桓公就是篡位，没有别的说法了。明智的人在这里详细考察，并且有所领悟，那么圣人的书法才开始明白，而《论语》中关于召忽、管仲的疑惑也就消除了。

晦庵评论里克这件事说：“后来杀奚齐、卓子，也自然符合国人的心意，并且为申生伸冤。”又读胡文定公《春秋》中“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引用谷梁子说：“称‘其君之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儿子看待。不认为杀申生而立他是正当的。”又说：“《春秋》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献公的罪过。”又读“晋里克弑其君卓”，说：“国人不把奚齐、卓子当君主，却说里克弑其君卓，为什么呢？这是里克把卓子当君主看待。”泽说：“里克实际上是已经弑杀了两任君主，不必多说。献公用荀息做卓子的师傅，现在里克杀荀息，仅以大夫专杀论处，已经是应当诛杀的；如果更杀君主的两个儿子，那么一身不足以抵偿三罪，又何必设立枝蔓的说法，以求新奇呢？”先儒是要推究献公杀申生的根本，里克又是太子的师傅，他们的意图是为了给重耳、夷吾铺路，所以怀疑里克可以不死。不知道事变则情迁，在献公时是宠幸淫邪嬖幸，杀逐诸子，完全灭绝纲常；在奚齐、卓子的时候，则是继位的君主被臣子所弑，怎么可以拘泥于前事呢？泽对于二礼很费考索，《周易》颇复象学，然而还不敢自认为能，也不敢多议论先儒。只有《春秋》这一经，先儒胡乱解说，致使圣人本意几近两千年而不明，所以不得不以阐明此文为己任。

鲁公四次不视朔。杜氏说十二公都不视朔，只有这里记载，是为了显示公病了很久，并且表明不是诈病。大概当时齐国想与公会盟，而公有病，齐侯说：“请等公病好了再说。”杜氏所说的，符合事情的情理了。四次不视朔，那么不视朔的只有四个月，表明病好了就恢复常规，不是就废弃礼制了。而《论语集注》却说鲁国从文公开始不视朔，也似乎失之太快。

曾经见过吕氏说楚子麇卒，认为楚灵王未曾弑君，所以经书不写弑。这实在是不懂事情。如果这样，那么就是左氏妄加人以弑逆的罪名，就应当删去传文若干。又这件事不可信，那么其余都可以抛弃了。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这件事认为是贬斥。楚国不该接纳乱臣，也未尝不可以，但恐怕圣人所重在保存国家。只因为不灭陈，所以二子得以被接纳。这是圣人忠厚爱人、存亡继绝、乐于与人做好事的表现。如果认为是贬斥，虽然未必不通，但却狭隘了圣经。大概楚国伐陈，本以讨伐徵舒，接纳公孙宁、仪行父为说辞。现在杀了徵舒而退兵不县陈，那么二子无所归，这是楚国食言了。只因为不灭陈，所以二子得以有所归，所以详细记载，这是赞许楚国。这是圣人用意的深处，应当精思，不可只在表面看。

春秋师说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师说卷下

元 赵汸 撰

论学春秋之要

晦庵说读《春秋》且须读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意。

有人问程子“左氏可信否”？回答说“信其可信者”。朱子也说“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说“三传唯左氏近之”。大概是在怀疑中又相信，在相信中又怀疑。据泽一得之愚，那么必须全信左氏事实，而阙其浮夸与义理错误处，而后春秋可说。这是简要切实之言。如果且信且疑，那么无益了。然而杜元凯深信此书，而亦未见有以逾人者，这是理学未精的缘故。今生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