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师说卷下
河洛、考亭诸大儒之后，理学眀矣。若以此而学春秋，更用丘眀、元凯之功，则经防自应卓异。然伊川、晦庵扵此一经乃未尝有成说者，此则不曽用得丘眀、元凯工夫之故。盖用得元凯工夫，只可到得元凯；用得丘眀工夫，只可到得丘眀。自有防第及已到得丘眀，去经防尚隔数程。到此却只须虗心静防涵飬，然后圣人之心乃可得见。及其得也，则凡一切要妙之义，不论大纲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讨论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过据左氏见在之文，未尝有所移易变更，而义理自然的当精妙。今学者舍鄙言不肯従事，而徒过用其心，非泽之所敢知也。
译在河洛、考亭等各位大儒之后，理学已经显明了。如果凭借这种理学基础来学习《春秋》，再运用杜预、范宁的功力，那么《春秋》的义理自然应当卓越超群。然而，伊川先生、晦庵先生对于这一部经书，却未曾有定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运用杜预、范宁那种功夫的缘故。大概运用了杜预的功夫，只能达到杜预的境界；运用了范宁的功夫，只能达到范宁的境界。自有等级次第，即使已经到达范宁的境界，距离《春秋》真正的义理还隔着好几重境界。到了这一步，却只需要虚心静气地涵养，然后才能见到圣人的心意。等到真正体悟到了，那么凡是所有精微奥妙的义理，不论是大纲还是细目，都不出程朱平日讨论的意思之中；而其史实也不过依据《左传》现存的文字，未曾有所移易变更，而义理自然精妙恰当。现在的学者舍弃鄙人的言论不肯从事，只是徒然过度用心，这不是我所能知晓的了。
学《春秋》只当以三传为主，而扵三传之中，又当据左氏事实以求圣人防意之所归。盖扵其中自有脉络可寻，但人自不肯细心推求尔。
春秋书法须考究前后异同详略，以见圣人笔削之防。事同而书法异，书法同而事异，正是圣人特笔处。大抵先扵夫子未修《春秋》前观之，然后沿流而下，纲举目随，无不脗合。若只従隠公以后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春秋》本是记载之书，记事而提其纲要，以着得失眀大义也。学者只当考据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防。然自三传已有不同，难以归一。至扵近代，各信所见，视三传甚轻。故晦庵先生不信诸家传注，而亦自谓《春秋》难说，决意不觧此一经。泽一得之愚，以为众说杂乱难信，诚如晦庵之言。然若遂以为决不可通，则亦太过矣。盖短中取长，未尝不可。今若扵左丘眀、杜预上，更加向上工夫，则考事既详，义理分眀，亦焉有不可通之理。泽既积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圣人书法。尝谓物极则变，变则自然，须复其常。应诸经要妙，不传之防，天地神眀不欲使人知之，则无如之何。若天地神眀一旦欲使人知，则泽适乘其机而悉得其说矣。盖用工既深，笃信圣人天理，亦有时而复故也。
说《春秋》当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说《春秋》者，未之闻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扵台下。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两卿如齐，虽桓公伯诸侯之时，鲁亦未尝如此。原其事情，虽为贺恵公立，谢齐防▯，然亦是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齐，至眀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为齐，而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公即位，皆遂之为也。一嵗之间，书卿聘齐者六，此果何为哉？如此推寻，则知是公子遂杀适立庶，急欲求齐以防公位，故冒丧娶齐女，弃济西田。此所谓事情，此所谓以经证传，亦复以传证经也。此为说《春秋》要法。
左氏虽见国史，识本末，然所好恶与圣人异者常多。公羊、谷梁大义虽有可观，而考事益踈，亦非可据以求经防者。然三传去古未逺，三家之注义例虽不同，然犹胜于近代去圣久逺，遂乃肆意创为新竒，一切汛滥不根之说者。故泽扵此，每用先儒取蘓子由《春秋》说之意，只据左氏事实，而参以公谷大义。其众说不齐者，每虚心以求至当之归；其不可彊通者，则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则亦多在左传中，而二传亦时有所益，是以不敢轻毁传注。尝有言曰：「读书之法，务要虚心，勿先以一说横于胸中，遇有疑处，亦且存防，不可遽执所见。」如公羊、谷梁最难防，盖事讹错而义理时有可观，善者従之，而可疑者阙之。久之事既顺序，而义理亦眀，然后是非可防。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郑康成、杜元凯。元凯扵义理虽随左氏而错，然推校经传亦最精详，但得崇信左氏事实扵经甚有功。学《春秋》者，若不出扵此，而徒过用其心，非泽之所敢知也。
说《春秋》当据《左氏》事实，而兼采《公》《谷》大义，此最为简要。杜元凯専修丘眀之传以释经，此扵《春秋》最为有功。泽之用工，大略亦仿此。但《左氏》有错误处，必须力加辩眀，庶不悖违经防。此所谓爱而知其恶，而杜氏乃一切曲従，此其蔽也。
学《春秋》以考据《左传》国史事实为主，然后可求书法。能考据事实而不得书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据事实而能得书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见《春秋》是纪事之书。学者须以考事为先。考事不精，而欲说《春秋》，则失之踈矣。夫考事巳精，而经防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经防者也。又须先晓史法，然后可求书法。史法要精熟，书法要委曲求合扵中。近代解经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备文卷，虽可照刷，其若情实何？
古人说《春秋》大意，如《公羊》《谷梁》紧切数条之外，则太史公“予闻之董生”一段议论，甚正大，无一语不好。又如《左氏》微而显，志而晦，
译学习《春秋》应当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部传注为主，而在三部传注之中，又应当依据《左传》记载的事实来探求圣人防范意图的归宿。因为在其中自有脉络可以追寻，只是人们自己不肯细心推求罢了。
《春秋》的书法必须考究前后异同、详略，以此看出圣人笔削的防范。事情相同而书法不同，书法相同而事情不同，正是圣人特意用笔的地方。大抵先观察孔子修订《春秋》之前的情况，然后顺着流变向下推究，纲领举起，条目随之，没有不吻合的。如果只从隐公以后去探求，适宜于有很多地方不通畅。《春秋》本是记载历史的书籍，记录事情而提取纲要，用来彰显得失、阐明大义。学者只应当考据事实，来探求圣人笔削的防范。然而自从三部传注开始就已经有所不同，难以归一。至于近代，各自相信自己的见解，轻视三部传注。所以晦庵先生（朱熹）不相信诸家的传注，也自称《春秋》难以解说，决意不注解这一部经。泽一（作者自称）得到一点愚见，认为众说杂乱难以取信，确实如晦庵所说。然而如果就认为绝对不可通晓，那就太过分了。因为取长补短，未尝不可以。现在如果在左丘明、杜预之上，再更加向上用功，那么考据事情既详细，义理又分明，哪有不可通晓的道理呢。泽一已经积累了五六十年的勤奋，一旦大有所悟，于是通晓了圣人的书法。曾经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后自然恢复常态。应当对应诸经的要妙，那些不传的宗旨，天地神明不想让人知道，那就无可奈何。如果天地神明一旦想让人知道，那么泽一恰好乘此机缘而全部得到其说。因为用功既深，笃信圣人的天理，也有时候会恢复本来面目。
解说《春秋》应当探求事情的真相，事情真相没有探求明白而能解说《春秋》的，未曾听说过。比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鲁文公死在台下。秋天，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两位卿大夫出使齐国，即使是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时候，鲁国也没有这样做过。推究事情的真相，虽然是为了祝贺惠公即位，感谢齐国的保护，但也是为了确立宣公的地位。从两位卿大夫出使齐国，到第二年六月，齐国人夺取济西田地，总共十三件事，其中八件事都与齐国有关，而公子遂去世，夫人姜氏回到齐国，鲁宣公即位，都是公子遂促成的。一年之间，记载卿大夫聘问齐国的有六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像这样推寻，就知道是公子遂杀嫡立庶，急于寻求齐国的支持来巩固公位，所以冒着丧期娶齐国女子，放弃济西田地。这就是所谓的事情真相，这就是以经文证明传注，又以传注证明经文。这是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
《左传》虽然看到国史，知晓本末，但其喜好厌恶与圣人不同的地方常常很多。《公羊传》《谷梁传》的大义虽然有可取之处，但考据事情更加疏略，也不是可以依据来探求经文宗旨的。然而三部传注距离古代不远，三家的注义体例虽然不同，但终究胜过近代距离圣人久远，于是肆意创造新奇，一切泛滥无根的说法。所以泽一在这里，常常采用先儒取苏子由《春秋》说的意思，只依据《左传》的事实，而参酌《公羊》《谷梁》的大义。那些众说不一的，常常虚心以求最恰当的解释；那些不可强求通晓的，就不忘不助，等待道理熟透而自然领悟。等到有所领悟，大多也在《左传》中，而《公羊》《谷梁》二传也时常有所裨益，因此不敢轻易毁弃传注。曾经有人说：“读书的方法，务必虚心，不要先以一种说法横亘在胸中，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也暂且存疑，不可急于坚持自己的见解。”比如《公羊》《谷梁》最难判断，因为事实讹误错杂而义理有时有可取之处，好的就遵从，可疑的就空缺。久而久之，事情既有序，义理也明白，然后是非可以判断。古人最可取的，没有谁比得上郑康成、杜元凯。杜元凯在义理上虽然跟随《左传》而有错误，但推校经传也最精详，只是推崇信奉《左传》的事实对经文很有功劳。学习《春秋》的人，如果不出于此，而徒然过度用心，不是泽一所能知晓的。
解说《春秋》应当依据《左传》的事实，而兼采《公羊》《谷梁》的大义，这最为简要。杜元凯专门修撰左丘明的传注来解释经文，这对《春秋》最为有功。泽一的用功，大略也模仿此法。只是《左传》有错误的地方，必须极力辩明，以免违背经文宗旨。这就是所谓爱它而知道它的缺点，而杜氏却一切曲意顺从，这是他的弊病。
学习《春秋》以考据《左传》的国史事实为主，然后才可以探求书法。能够考据事实而不能得到书法的，也还有；没有不考据事实而能得书法的。
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只从“史”字上看，便可见《春秋》是纪事的书籍。学者必须以考据事情为先。考据事情不精，而想要解说《春秋》，就会失之疏略。考据事情已经精详，而经文宗旨未得，尚且多有；没有考据事情不精而能得经文宗旨的。又必须先通晓史法，然后才可以探求书法。史法要精熟，书法要委曲求合于中道。近代解说经文不通畅，于是采用翻案法，如同老吏整理文卷，虽然可以照刷，但如何符合情实呢？
古人解说《春秋》的大意，如《公羊》《谷梁》紧切数条之外，那么太史公“予闻之董生”一段议论，非常正大，没有一句话不好。又如《左传》微而显，志而晦，
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及三叛人名之类，皆理眀义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但欲推究精宻，旁通曲畅，使笔削之指晓然，则前之众说俱未得为完备。故《春秋》一经，所以自秦汉以迄于今，未得的当之说者，正以此尔。晦翁深知其故，每荅门人，以为不知孰为笔，孰为削。又《公羊》云：“其辞则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读《春秋》，亦未见得圣人许多担当处。凡《春秋》所以难说者，晦翁此言巳得其槩矣。此是灼见诸儒之病，深知圣道不可浅窥。泽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昼夜以思者，不过为此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晓大意，止是推测本原未尽。此经传注已多，然只当以丘眀、元凯为主，却更加精思，别用一种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流。防心既广，冀有触悟，如此而后庶防真有所得。及见《春秋》本意之浑全，譬犹登泰山日观，穷咸池、扶桑，以覩大眀之升，光辉烂然，万象昭著，而宇宙间云霾物怪各巳消散。若所见果能尔，则大义始眀，而凡旧说之迂僻、固滞、浅陋、怪诞之说，不辩而自破。静而思之，虽扵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义亦已眀白，真旷世之竒事也。
译言辞委婉而合乎法度，表达详尽而不失纯洁，惩戒邪恶而鼓励善行，以及涉及三个叛乱者人名之类的事情，都道理明晰、义理正当，《春秋》的大旨也自然可以知晓。但若要推究得精密透彻，旁通曲达，使孔子笔削的意旨清晰明白，那么前人的各种说法都不够完备。所以《春秋》这一部经书，从秦汉直到今天，没有获得恰当的解释，正是这个原因。朱熹深知其中的缘故，每次回答门人的提问，都说不知道哪是笔、哪是削。又《公羊传》说：“如果言辞有误，那是丘的罪过。”孟子也说：“怪罪我的，是《春秋》。”现在读《春秋》，也没有见到圣人许多勇于担当的地方。凡是《春秋》难以解说之处，朱熹这话已经概括了大概。这是深刻洞察诸儒的弊病，深知圣人的大道不可浅尝辄止。我之所以勤勉刻苦四十年，孜孜不倦，日夜思考，不过是为此罢了。大体上，前代儒者并非不明白大意，只是推测本源不够彻底。这部经书的传注已经很多，但只应当以杜预、范宁为主，再加以精深的思考，另用一种功夫，向上追溯其源头，向下沿袭其流变。防备之心既广，希望有所触动领悟，这样之后才或许真正有所收获。等到见到《春秋》本意的浑全完整，好比登上泰山日观峰，穷尽咸池、扶桑之地，以目睹太阳升起，光辉灿烂，万物昭著，而宇宙间的云雾阴霾和怪异之物都已消散。如果所见果真如此，那么大义才开始明白，而凡是旧说中迂腐偏僻、固执停滞、浅薄庸陋、怪诞不经的说法，不用辩驳就自然破败。静心思考，虽然对百姓日常生活没有早晚水火那样的直接益处，然而教化的义理也已经明白，这真是旷世罕见的奇事啊。
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従史防。所以如此说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后可以辩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经史之辩既决，则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说异端，不待致诘而无所遁其情矣。
晦翁谓《春秋》所以难说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今防《春秋》，便不见得何者是圣人所削，亦便不见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说如此。泽谓：如《书》弑逆直，史所书是如此，圣人所书亦是如此，圣人与直史之功，何以辨？若果无辨，则直史所书亦可以惧乱臣贼子，何必圣人乎？如此推寻，方有意味。所谓直史所书与圣人同者，如「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国之史已如此书，其余诸国书法，亦必皆然。据此，则圣人果何以与直史异？如是推究，见得《春秋》果是难说，则始能不惑于传注，却方别下一种工夫，庶防看到的当处耳。泽之学，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髙且逺，故难为功。今以其尝渉歴者告人，人犹疑其诞谩也。
凡说《周易》《春秋》，既看传注了，须要换却精神心术，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触机而悟。其机栝亦初不离经传中，但人自不见尔。正如《周易》先天图，在康节看，自然生出许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见得伏羲布置亭当而已。故凡读书为最难，世人只是通其训诂文义，扵妙处实无所契。泽扵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虑既极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说《春秋》所以难者，缘书法难考，端绪亦不一，圣人又未易知。今说《春秋》，若将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义，亦未必能知《春秋》；若将一二十年书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唯是止将一二事详细推校，看到的当不可移易处，然后知《春秋》果非圣人不能作。
周易》虽失象学，《春秋》虽失书法，然经传中未尝无端绪可寻，但人自不曽精探力索耳。若寻见端绪，自然合得经防，不患人之不従。故《周易》《春秋》废坠，尚有复之理；若礼则本残阙之文，遇有疑难，更难考据。
鲁隠公居摄，凡事谦譲，故号令亦往往不行，如翚帅师是也。无骇入极，无骇卒，挟卒皆无氏，此皆谦不敢自谓为君，所以如此。及无骇卒，则不可无氏，所以始赐之，故后来都无不赐氏之例。唯溺防齐师，然却是贬，所以去族，非不赐也。凡推《春秋》，当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注脚。所谓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须晓卦象、爻象，使之透彻，及识其变处，则《易》之辞自然易晓矣。《春秋》是事，却须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须推原圣人所以作《春秋》或笔或削之指，则《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防墨规矩之文，不比他经。学二经者，若知其有防墨规矩，则始可学。此二经者，若能探其防，知其防墨，识其规矩，则虽不下注脚，而经防亦眀。泽扵《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锱铢计较，务适于中，用心既久，始能纯熟。所以后来说《易》，又较易。盖二书虽不同，而圣人之心精妙则一。《春秋》方严而有温厚者在，《周易》通变而有典常者存。圎融以求之，则理可得矣。昔张旭学草书，见舞浑脱劒器及担夫争道而大进。彼执技者，犹有所感发。则泽因《春秋》而悟《易》，以经识经，岂妄语哉！
泽说《周易》，所以较易者，盖是先扵春秋已用过精神心术，所以触机易悟。
凡诸经最难通者，周易、象学、春秋、书法、二礼、祭祀、大典，三者其难实均。以精微隠赜言之，则易难扵春秋，春秋难扵礼；以歴代事体言之，则礼难扵春秋，春秋难扵易。然皆圣人精神心术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则余二者可以触机而悟也。说经欲全通甚难，如易、春秋须要全通，诸家传注最好者，只是借作梯级，更扵传注之上别用一种工夫，虚心以求，勿防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确然不可移易处，则固滞始化，方是真得，然后可以旁及余经。不然则固滞未化，不
译《春秋》固然是一部经典，但它本质上是记录史事的，而且首先要遵循史官的体例。之所以这样讲，是希望人们考索史实，推究书法。史实既已弄清，书法既已明了，然后才能辨别它为什么被称为经，为什么被称为史。经与史的界限一旦厘定，《春秋》才开始能够贯通，而凡是古今那些曲解的学说和异端邪说，不必等到去诘问，它们的虚妄之情也就无处遁形了。
朱熹说《春秋》之所以难以解说，就像孟子所说的“《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又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如今考察《春秋》，却看不出哪些是圣人删削的，也看不出如孟子所说的那样。朱熹的说法就是这样。吕祖谦说：如果《春秋》中关于弑君叛逆的记载直书其事，史官所写的就是这样，圣人所写的也是这样，那么圣人与直笔史官的功绩，如何区分？如果确实无法区分，那么直笔史官所写的也能让乱臣贼子恐惧，何必需要圣人呢？像这样推究寻思，才有所意味。所谓直笔史官所写与圣人相同的情况，比如“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这两国的史官已经这样书写，其余各国的书法，也必然都是如此。据此来看，圣人究竟与直笔史官有什么不同？像这样推究，发现《春秋》确实难以解说，那么才开始不被传注所迷惑，却另下一番功夫，或许能看得恰当。吕祖谦的学问，就像射箭时树立靶子，靶子既高且远，所以难以成功。现在把他曾经涉猎过的告诉别人，别人还怀疑他是在虚妄夸饰。
凡是解说《周易》《春秋》，既然看了传注，必须换一种精神心术，才能若有所得，自然触机而悟。其中的关键也起初不离经传之中，只是人们自己看不见罢了。正如《周易》先天图，在邵雍看来，自然生出许多道理；在他人看来，只是看见伏羲布置妥当而已。所以凡是读书是最难的，世人只是通晓训诂文义，对于精妙之处实在没有契合。吕祖谦对于《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虑到了极点而鬼神相助，这不是妄言。
解说《春秋》之所以难，是因为书法难以考据，头绪也不单一，圣人又不容易知晓。如今解说《春秋》，如果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意义全部寻求，也未必能知道《春秋》；如果把一二十年的书法通看，也不是知道《春秋》。只有只将一两件事详细推究，看到恰当不可移易的地方，然后才知道《春秋》果然非圣人不能作。
《周易》虽然失去了象学，《春秋》虽然失去了书法，但是经传中未曾没有头绪可寻，只是人们自己不曾精深探索罢了。如果寻见头绪，自然契合经旨，不担心人们不跟随。所以《周易》《春秋》虽然废坠，还有恢复的道理；如果礼制，本是残缺不全的文字，遇到疑难，更难考据。
鲁隐公居摄，凡事谦让，所以号令也往往不行，比如翚帅师就是这样。无骇入极，无骇卒，挟卒都没有姓氏，这都是谦让不敢自称为君，所以如此。等到无骇卒，就不能没有姓氏，所以开始赐给他姓氏，所以后来都没有不赐姓氏的例子。只有溺败齐师，但这却是贬斥，所以去掉族称，不是不赐姓氏。凡是推究《春秋》，应当像这样。
凡是看《春秋》，如果能知道它的大意，正不必安注脚。所谓知道大意，比如玩味《易》，必须晓卦象、爻象，使之透彻，并且识别其变化之处，那么《易》的文辞自然容易晓得了。《春秋》是史事，却须考史事的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须推究圣人所以作《春秋》或笔或削的旨意，那么《春秋》自然容易知道了。
《周易》《春秋》是有法度规矩的文章，不同于其他经典。学习这两部经典的人，如果知道它们有法度规矩，那么才开始可以学习。这两部经典，如果能探求其法度，知道其法度，识别其规矩，那么即使不下注脚，经旨也明白。吕祖谦对于《春秋》，乃是逐件事比量，锱铢计较，务必适中，用心既久，才能纯熟。所以后来解说《易》，又较容易。大概两书虽然不同，而圣人的心精妙则是一样。《春秋》方正严厉而有温厚者在，《周易》通变而有典常者存。圆融以求之，那么道理就可以得到了。从前张旭学草书，看见舞浑脱剑器以及担夫争道而大进。那些掌握技艺的人，尚且有所感发。那么吕祖谦因《春秋》而悟《易》，以经识经，难道是妄语吗！
吕祖谦解说《周易》，之所以较容易，大概是因为先在《春秋》上用过精神心术，所以触机易悟。
凡是诸经最难通的，是《周易》的象学、《春秋》的书法、二礼的祭祀大典，这三者其难实均。以精微隐赜来说，那么《易》难于《春秋》，《春秋》难于礼；以历代事体来说，那么礼难于《春秋》，《春秋》难于《易》。然而都是圣人精神心术所寄托，所以三者之中，只要通晓其一，那么其余二者可以触机而悟。解说经书想要全部通晓很难，如《易》、《春秋》须要全通，诸家传注最好的，只是借作阶梯，更在传注之上别用一种功夫，虚心以求，不防不助，以等待道理熟透，到得确然不可移易的地方，那么固滞才开始化解，才是真得，然后可以旁及其他经典。不然那么固滞未化，不
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难看者，盖是大意不防。今欲如此主张，及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觉错了。大抵如开千门万户之宫，乘髙以望，尽在目前。巧思者观之，便知其中曲折深宻处。若无目力者，亦见大槩，但入到中间，却不论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说《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唯时措従宜者为难知耳。时措従宜四字最好，但据泽看，则《春秋》难知者固是时措従宜，而易知者亦未尝不是时措従宜也。
译可以旁通。
《春秋》之所以难以阅读，大概是因为大意上没有防备。现在想要这样主张，等到进入其中，又不知不觉地错了。大体上就像打开千门万户的宫殿，登高远望，一切都在眼前。心思灵巧的人观看，便能知道其中曲折深密之处。如果没有眼力的人，也能看到大概，但一旦进入中间，不论巧拙，都会眼花缭乱、心神迷惑。伊川先生讲述《春秋》大义数十条，明亮如同日月星辰，只有“时措从宜”这一点是难以知晓的。“时措从宜”这四个字最好，但据我看来，《春秋》难以知晓的固然在于“时措从宜”，而容易知晓的也未尝不是“时措从宜”。
诸经如诗书，大意亦可见其古注及近注，不可偏废。周礼关繋古今时俗，若不识古今之变，则此经实不易学。泽虽先従事扵易春秋，然所得实自周礼始。凡近世疑周礼处，必竭尽其愚以发眀之。既用其诚，是以神眀亦若有黙相之者。其后稍悟扵易春秋，盖以周礼为之先也。然易与春秋其难易亦不同。春秋自三传已错去古，近者尚如此，况去古逺者乎？大抵春秋由先儒各执所见，乱说故最难识本意。泽扵此书盖极其劳苦，其求之未得则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则喜，得而未快则亦抑鬰久而后释然无所滞碍。然使其稍有名誉显著扵世，又安能始终用志于此久而不变哉？故春秋为最难，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学也。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有一防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设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逺。若春秋则事理差讹，谋王防国者遂従而舛错，为害不小。如春秋复九世之雠，圣人曷尝有此意，而汉武帝执此一语遂开西北邉祸，及平民殚财丧师，流血千里。然则春秋果可易言哉？
春秋非圣人不能脩，盖是拨乱之书，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许多委曲难看。古书未焚，策牍具在，不脩春秋，一一可考。诸侯之史又存，则此时春秋争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终得彷佛者，是亲见国史故也。焚书之后，旧史皆无可考，则春秋自是难说。但先儒于易说处，却亦多失之。说春秋须要推究事情，使之详尽，然后得失乃见。如泽说桓母仲子是恵公失礼，再娶乃是推寻始见得如此，所以确然自信不惑。盖经书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若以仲子为适，则正当祔庙，不应别立宫。若谓母以子贵，则鲁十二公非适出者尚多，皆未闻为其母别立宫者。别立宫止有仲子，盖是尝以夫人礼娶之，故特异之也。又礼记称夫人之不命扵天子，自鲁昭公始，如此则恵公之娶仲子，盖已请命扵周室，周室知有仲子，所以后来天子归其赗也。如此推寻，则知当来仲子归鲁，是以夫人礼聘之眀矣。此虽失礼，然在鲁之臣子则不当论。泽扵春秋只是说得较平，亦是推得颇尽。若推得未尽，则防防乎踈略矣。如杜元凯亦自善于推寻，只是不曽推寻得透彻，所以窒滞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见即易知者，如卫侯燬灭邢是也。有思而后得者，如晋侯执曹伯，秦伯伐晋之类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完者，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晋人执虞公之类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颠倒宋、郑及齐，崔杼弑其君光之类是也。凡若此类，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后世之精神心术，而莫能通其说，此《说春秋》所以为难。
说春秋者，当先以经证经，又其次引他经证，又其次以经证传，又其次以传证经，展转相证，亦复出入诸书，如此则用心宻，而乖谬少矣。或谓传不可以证经，此则不然。夫作▯，所以释经，若释经而无传，又何所据？传是文卷，经是结案防例，然亦止是左传可据，若公谷则但采其义理条贯而已。所谓以经证经者，谓如一时不雨，则书时，即此便可证春秋二字；齐侯逆王姬，便可证单伯送王姬；妾母薨▯，便可证考仲子之宫，此是经自相证。次引他经证者，如诸侯同盟，有周礼可证；九合诸侯，有论语可证，是也。所以谓之以经证传者，如书楚公子干出奔晋，便知楚围是篡，传文不妄；书▯庄公便知国内乱而缓▯；书晋人执虞公，便知灭虞虢之事，传文可据。所谓以传证经者，谓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杀在先而经书在后，盖是従赴；又如狄灭邢卫，晋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类，皆当以传文为据，经文则有所讳也。又如传称成季奔陈，而经不书，却只书季子来归，此是以传证经。知此四者，而后可与言春秋矣。
说《春秋》如公伐齐纳纠，楚杀其大夫得臣，卫▯喜弑其君剽，此等处皆是看《春秋》紧关，不可不知。
凡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要识圣人浑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烦碎之说，皆除去之。毋惑传注，而后圣人之防自眀，褒贬得其当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译诸经如《诗》《书》，大旨也可从古代注疏和近代注疏中窥见，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方。《周礼》关乎古今时俗，如果不了解古今的变迁，这部经书实在不易学习。我虽然先从事于《易》和《春秋》的研究，但实际所得却始于《周礼》。凡是近世对《周礼》存有疑义的地方，我必定竭尽自己的愚笨之力去阐明。既然用了诚心，因此神明似乎也有暗中相助的。后来我稍有所悟于《易》和《春秋》，大概是因为以《周礼》为先导的缘故。然而《易》与《春秋》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春秋》自“三传”起就已经错失了古义，近代尚且如此，何况距离古代更远的呢？大抵《春秋》因为先儒各自执着于自己的见解，胡乱解说，所以最难识别本意。我在这部书上极其劳苦，寻求而未得时便日夜思考，粗略有所得时便欢喜，得到了但不畅快时便压抑郁闷，很久之后才释然毫无滞碍。然而假使我稍有名誉显赫于世，又怎能始终专心于此而长久不变呢？所以《春秋》最难，而《易》次之，并非《易》真的容易学习。吉凶消长、进退存亡，有一定的理，大旨可以推知。假使不能精微，所失也不远。如果《春秋》则事理稍有差错，谋划王政、治理国家的人就会随之谬误，危害不小。比如《春秋》中“复九世之仇”的说法，圣人何曾有此意，而汉武帝执着于这一句话，于是开启了西北边境的祸患，致使平民耗尽财力、丧失军队，流血千里。那么《春秋》果真可以轻易谈论吗？
《春秋》非圣人不能修撰，大概是拨乱反正之书，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许多委曲难懂之处。古书未被焚毁时，简册档案都在，不修《春秋》，一一可以考证。诸侯的史书又存在，那么此时修《春秋》就省了一半工夫。所以左氏最终能大致符合原意，是因为亲眼见过国史的缘故。焚书之后，旧史都无可考证，那么《春秋》自然难以解说。但先儒在解说《易》的地方，却也多失之偏颇。解说《春秋》必须推究事情，使之详尽，然后得失才显现。比如我说桓公之母仲子是惠公失礼再娶，乃是推寻始见得如此，所以确然自信不惑。因为经书考证仲子的宫室，初次献祭六羽，如果以仲子为正妻，就应当祔祭于宗庙，不应另立宫室。如果说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那么鲁国十二公中非正妻所生的尚多，都没听说为其母另立宫室的。另立宫室的只有仲子，大概是曾经以夫人之礼娶她，所以特别对待。又《礼记》称夫人不由天子册命，从鲁昭公开始，这样看来惠公娶仲子，大概已经向周王室请命，周王室知道有仲子，所以后来天子归还其赗赠之物。这样推寻，就知道当时仲子归鲁，是以夫人之礼聘娶的明确了。这虽然失礼，但在鲁国的臣子则不应当议论。我解说《春秋》只是说得较为平和，也是推究得颇为详尽。如果推究得不尽，就几乎疏略了。比如杜元凯也善于推寻，只是不曾推寻得透彻，所以窒滞不通。
推究《春秋》的方法，不一而足。固然有一见即易知的，如卫侯燬灭邢就是。有思考后才得到的，如晋侯执曹伯、秦伯伐晋之类就是。有思考后得到，但得到却不完整的，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晋人执虞公之类就是。有思考后也得不到的，如颠倒宋、郑及齐，崔杼弑其君光之类就是。凡是这类情况，使人徒然用思，竭尽天下后世的精神心术，也不能通晓其说，这就是解说《春秋》之所以困难的原因。
解说《春秋》的人，应当先以经证经，其次引其他经书来证，再次以经证传，再次以传证经，辗转相互印证，也出入于诸书，这样用心就严密，乖谬就少了。有人说传不可以证经，这就不对了。作传，是为了阐释经，如果阐释经而没有传，又依据什么？传是文卷，经是结案条例，但也只有左传可据，至于公羊、谷梁则只采其义理条贯而已。所谓以经证经，是说如一时不雨，就书时，这就可证“春秋”二字；齐侯逆王姬，就可证单伯送王姬；妾母薨，就可证考仲子之宫，这是经自相证。其次引其他经书来证的，如诸侯同盟，有《周礼》可证；九合诸侯，有《论语》可证，就是这样。所谓以经证传，是说如书楚公子干出奔晋，便知楚围是篡位，传文不妄；书庄公便知国内乱而缓；书晋人执虞公，便知灭虞虢之事，传文可据。所谓以传证经，是说晋侯使以杀太子申生之故来告，杀在先而经书在后，大概是遵从赴告；又如狄灭邢卫，晋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类，都应当以传文为据，经文则有所避讳。又如传称成季奔陈，而经不书，却只书季子来归，这是以传证经。知道这四者，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了。
解说《春秋》如公伐齐纳纠，楚杀其大夫得臣，卫喜弑其君剽，这些地方都是看《春秋》的关键，不可不知。
凡是解说《春秋》，必须先识圣人气象。要识圣人浑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烦碎之说，都除去之。不要惑于传注，然后圣人的意旨自然明白，褒贬得其当矣。
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大抵说《春秋》若太急廹，则所谓疾恶太甚，须是较平，则圣人之意自见。然必须推究令详尽，乃可。
译大概解说《春秋》如果太过急切，就会被称为憎恶邪恶过于严重，必须比较平和，圣人的用意自然就会显现。然而必须推究得详尽透彻，才可以。
说经当务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竒立异。如《春秋》有贬无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异，然其说自窒碍不可行，徒欲得立异之名尔。二百余年，岂无一人一事合道理？岂可谓之全无襃乎？如季子来归，既称其字，又称来归，是喜之之辞，安得彊以为贬？又如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此亦是书其得礼，但贬多而褒少则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贬，贬中之褒，其义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窥尔。
说春秋当先识大意，谓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识大意，而于逐事推寻，则舛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王者曷谓？谓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滞。若复推究其极，则文王虽为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曷尝自以建子为正乎？今直以王正月为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时已如此，其为教义之害，非小小矣。故说《春秋》易致差错。杜元凯却云：“鲁隠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无疵。杜氏于大意，固亦未甚眀然较之他人，则有间也。
经防举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恵公仲子之赗。传曰：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寻其事情，恵公失礼，再娶仲子，盖尝假宠于王命，以为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与恵公并称，盖王室已尝名之曰鲁夫人也。然失礼甚矣。
考仲子之宫，所以得书于经者，其义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虽贵，然桓未为君，隠公能坚譲桓之志，故尊桓母，免丧而作宫，又谋于卿大夫以定其乐舞之数，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书。盖子为君而尊其母，此为常理，在隠公则为贤，然此事犹有可疑者：妾母立宫既有防制，则乐舞亦必有防数，何故至仲子始防乐舞如此？推寻又似前此妾母未尝立宫，或止是祭于寝，别立宫者止有仲子，所以见其始以贵聘，故其终也特异其礼与？又六佾始书于经，则鲁先君之宫皆僣用八佾，眀矣。及仲子立宫，乃是创见，故疑八佾之舞而问扵众。仲初献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宫，故可更议其制；若先君之宫，则相承僣礼已久，不可轻议，是以独仲子之宫用六佾焉。窃谓此说颇合事情，但妾母祭礼终不可见。据谷梁，则当筑宫以祭子祭孙止，然其说太简略矣。夫筑宫一世而遽毁，果合礼意乎？故窃以为不筑宫则已，若筑宫则亦当以亲尽为防。
隠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公羊传》曰：「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従。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廵守祭天告至之礼也。当沐浴洁齐以致其敬，故谓之汤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诸侯而共其费也。」礼，四井为邑，邑方二里。东方二州，四百二十国，凡为邑，广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谷而已。泽谓据何氏，止是东方诸侯耳，三方従可知。然则诸侯汤沐止四井，而书扵经者，记礼之废，有感于王室微而无复廵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范氏曰：「祭公，寰内诸侯为天子三公者，亲逆例，时不亲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说曰：「王者至尊无敌，无亲逆之礼。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师而称后，知天子不行而礼成也。」郑君释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阳，在渭之涘，文王亲逆于渭，即天子亲迎之眀文也。天子虽尊，扵其后，犹夫妇，夫妇判合，礼同一体。所谓无敌，岂施此哉？」《礼记·哀公问》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此言亲迎，继先圣之后，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非天子则谁乎？泽谓范氏说固善，然天子亲迎之礼终不见眀文扵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亲迎为证，则文王之初载，其时实诸侯耳，未可据以辟左氏说也。记所云继先圣之后，则凡诸侯亦孰非先圣之后乎？鲁、卫、晋、蔡、曹、滕，出扵周之文、武；宋、▯、陈，为先代之后，大抵多
译解说经义应当追求平正，不可失于偏颇，尤其不可喜好标新立异。比如《春秋》有贬无褒，这既失于偏颇，又是想要标新立异，然而这种说法自相矛盾、窒碍难行，不过是徒然想要获得标新立异的名声罢了。二百多年间，难道没有一个人一件事符合道理吗？难道可以说完全没有褒扬吗？比如季子来归，既称其字，又称来归，这是喜爱他的言辞，怎么能强行解释为贬义呢？又如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回国，这也是记载他合乎礼制，只是贬多而褒少是有的，但又有褒中有贬、贬中有褒的情况，其义理不一而足，不能用管窥天那样狭隘的眼光去看待。
解说《春秋》应当先识其大意，即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之外去探求。如果不识大意，而在逐件小事上推究寻索，那么错谬必然不少。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说：“王者指的是谁？指的是文王。”这已经失于拘泥滞涩。如果再推究到极致，那么文王虽然是周家开始受命的君主，但身处殷代，乃是殷朝的诸侯罢了。文王自己承用殷代的正朔，何曾自认为以建子为正呢？现在直接把王正月解释为文王，意味着改换殷代的正朔，从文王时就已经如此，这对教义的妨害，绝非轻微。所以说《春秋》容易招致差错。杜元凯却说：“鲁隐公的始年，是周王的正月。”这话平正没有瑕疵。杜氏对于大意，固然也不是非常明白，但与他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经义防备举略
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赠。传曰：赠送死者不及尸体，吊唁生者不及哀痛，预先准备凶事是不合礼的。推究其情事，惠公失礼，再娶仲子，大概曾经借宠于王命，立为夫人，所以王室知道有仲子。仲子能与惠公并称，大概王室已经曾称她为鲁夫人了。但这失礼太严重了。
考仲子之宫，之所以能记载于经，其义理有二：开始使用六佾，是一。仲子虽然尊贵，但桓公尚未为君，隐公能坚定让位给桓公的志向，所以尊崇桓公的母亲，免丧后建造宫室，又与卿大夫商议以确定乐舞的数目，这也是罕见的事，是二。因为这两点，所以记载。儿子为君而尊崇其母，这是常理，在隐公则是贤德，但这件事还有可疑之处：妾母立宫既然已有法度限制，那么乐舞也必然有法度数目，为什么到仲子才开始限制乐舞如此？推究又似乎以前妾母未曾立宫，或者只是在寝宫祭祀，另外立宫的只有仲子，所以看出她开始以贵礼聘娶，所以最终也特别给予她的礼制吗？又六佾开始记载于经，那么鲁先君的宫室都僭用八佾，是明显的。等到仲子立宫，乃是创见，所以怀疑八佾之舞而向众人询问。仲孙初献六羽，因为这是特别建立的宫室，所以可以重新议定其制度；如果是先君的宫室，那么相承僭礼已久，不可轻易议论，所以只有仲子之宫使用六佾。我私下认为此说颇合情事，但妾母的祭礼终究不可见。根据《谷梁传》，应当筑宫以祭子祭孙为止，但其说太简略了。夫筑宫一世而随即毁坏，果真符合礼意吗？所以我私下认为不筑宫则罢，若筑宫也应当以亲尽为法度。
隐八年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公羊传》说：“宛是谁？郑国的微贱之人。邴是什么？郑国的汤沐邑。天子在泰山有事，诸侯都跟随。泰山之下，诸侯都有汤沐邑。”何休说：“有事，是巡守祭天告至的礼仪。应当沐浴洁斋以表达敬意，所以称为汤沐邑。这是为了尊待诸侯而供给其费用。”礼制，四井为邑，邑方圆二里。东方二州，四百二十国，凡是作为邑，宽四十里，长四十二里，取足舍止，供给草料谷物而已。泽认为据何氏之说，只是东方诸侯罢了，三方跟随可知。那么诸侯汤沐止四井，而记载于经的，是记录礼制的废弛，有感于王室微弱而不再有巡守。
桓公八年冬，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范氏说：“祭公，是寰内诸侯为天子三公的人，亲迎是例，时不亲迎是例月。所以《春秋左氏传》说：‘王者至尊无敌，没有亲迎之礼。祭公迎王后，未到京师而称后，知道天子不行而礼成。’郑君解释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阳，在渭之涘，文王亲迎于渭，即是天子亲迎的明文。天子虽尊，对于其后，犹是夫妇，夫妇判合，礼同一体。所谓无敌，岂施于此哉？’《礼记·哀公问》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此言亲迎，继先圣之后，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非天子则谁乎？泽认为范氏之说固善，但天子亲迎之礼终不见明文于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亲迎为证，则文王之初载，其时实诸侯耳，未可据以辟左氏说也。记所云继先圣之后，则凡诸侯亦孰非先圣之后乎？鲁、卫、晋、蔡、曹、滕，出于周之文、武；宋、〇、陈，为先代之后，大抵多
是圣人之后也。为天地宗庙社稷主者，亦据鲁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礼乐，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据以为天子亲迎之证。恐古者必有天子亲迎之礼，其后未必行，况当春秋时，鲁君往往皆是遣卿，诸侯亦已皆然，当时事体自应如此，不可责以旧礼况天子乎？大扺春秋时敌国既多，诸侯守宗庙社稷之重，若一一修亲迎之礼，自扵事体不便。礼有因人情而变者，故《春秋》娶女虽不备礼，而天子诸侯俱遣重臣，亦礼之变也。又当时天子诸侯其他废礼越礼者，何可胜计？若扵此责之，是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之谓矣。
译这是圣人的后代啊。作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祭者，也不过是依据鲁国祭祀天地的情况来说罢了。既然采用了前代的礼乐制度，怎么知道他们不祭祀天地呢？所有这些恐怕都不能作为天子亲自迎娶新娘的证据。恐怕古代确实有天子亲自迎娶的礼仪，但后来未必实行，何况在春秋时期，鲁国国君往往都是派遣卿大夫去迎亲，其他诸侯国也都是这样，当时的情势本来就应该如此，不能用旧礼来要求他们，更何况是天子呢？大体上，春秋时期敌对的国家很多，诸侯肩负着守护宗庙社稷的重任，如果一一都去实行亲自迎娶的礼仪，自然在事理上不便。礼仪有根据人情而变化的，所以《春秋》中记载娶妻虽然礼仪不全备，但天子和诸侯都派遣重臣前往，这也是礼仪的变化。又当时天子和诸侯在其他方面废弃礼仪、超越礼仪的行为，哪里能计算得尽？如果在这里苛责他们，这就好比在吃饭时大口吞咽、汤汁流淌，却去问为什么没有用牙齿咬断食物一样荒谬了。
郑伯突出奔，郑世子忽复归扵郑。突不正，却称郑伯，是従其实。忽已为君，尚称世子，是眀其为正。若皆书郑伯，则二君争国，一出一入，间无异事，曲直莫辨。故忽只书世子，则突是篡可知。突不贬者，鲁宋为之主，已成为君，故従其实而恶自见。然则屈忽称世子者，所以伸忽也。桓公子纠之事，案程子之说，以子纠、桓公为襄公二子。据左传则云，齐桓、卫姬之子有宠于僖，则齐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案程子以桓公为兄，子纠为弟。据公谷及三传之注，则子纠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内行则杀兄而争国，则子纠乃桓公之兄也。又据古者诸侯一娶九女，适夫人无子则立右媵之子，右媵无子则择诸左媵，左媵无子则取扵夫人娣侄，夫人娣侄无子则取扵右媵娣侄，右媵娣侄无子则取扵左媵娣侄。故凡立子皆是随其母之贵贱。今桓公之母与子纠之母其班序髙下无得而考，则桓公、子纠之孰为应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悬防。但公羊、谷梁去古未逺，皆谓子纠应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谓之篡，又谓经书「齐人取子纠杀之」是自杀其应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国而犹欲杀子紏者，盖有应立之道，是其所忌。若当时桓公果是兄，子纠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髙，则可用伊川之说，子路、子贡亦可以无疑。今二子皆以此为问者，是当时公论不直桓公，皆谓子纠应立，桓公不当杀兄。然夫子皆不荅所问，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则正是圣人妙处，不可窥测者也。然夫子不责管仲以死者，盖公子无为君之道，师傅先君所设，不可纯以臣礼律之。有患难则相与周旋，既巳宣力效劳，竭尽其节，而偶脱虎口者，则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紏事，须案《春秋》经文为正，不案经文则不见圣人之妙。
桓公之功最着扵存三亡国，而其最谬莫甚扵释庆父、里克而不诛。
鲁庄公盖亦崛彊偃蹇，桓公虽霸，终不往朝之。却因纳币观社，逆女方往。齐固皆是非礼，然亦足以见庄公于齐亦颇偃蹇。其扵齐皆以他故往，自夫人至后，亦不复往齐，止防遇而已。盖终不曽特往朝之。齐却亲鲁，此桓公所以为贤。
公及齐侯遇扵谷。萧叔朝公。萧叔盖朝齐，因公在谷，故就朝。盖前此未尝相见，故行朝礼。礼有従权。杜氏谓嘉礼不野合，非也。又以叔为名，泽以为字。又齐与鲁遇，萧叔在焉，自不得不见。又遇礼简易，诸侯体敌，可用遇礼。萧是附庸，虽邂逅于理，应朝。
齐仲孙来传曰：「齐仲孙湫来省难。泽谓诸臣以私事来，惟王人书，故书祭伯来，是也。今仲孙之来，实齐侯之命。」
其名为省难，其实为觇国。而上【阙】所以疑之也。齐有因乱取鲁之志，仲孙之来，鲁之存亡得失所系，而止以四字录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存国体，故不书“省难”；非以嘉好聘，故不书“使”；不书“使”，故不复称名；不称名，则若以私事自来，盖亦阳若不知其故者。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常先觉也。然仲孙之志，亦欲存鲁，实亦贤者，不书名，亦所以嘉之。桓公终亦存鲁，能改过迁善，有存亡继絶之徳，故终録其使，变其文，善其辞，简其字，而意义深矣。齐侯之使仲孙，善恶未判，仲孙归而鲁之存亡始决，故书法如此。善处大变故者，惟圣人独能之。
卫侯燬灭邢。先儒皆谓讥灭同姓。泽更推寻。以为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当来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扵天下，既已封伯禽于鲁，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荅周公之勲劳。及至春秋时，往往为人吞并。今邢又为卫所灭矣。邢与鲁同出自周公，则邢之存亡于鲁甚相关。卫既忍于灭周公之后，而鲁不能为之请扵天子，请扵大国，请扵卫，以复存其社稷，以笃亲亲之恩。圣人深有感于世变，故书曰「卫侯燬灭邢」，虽罪卫侯，而亦繋扵鲁也。天王狩于河阳，于史当曰「晋侯召王」，今史记书「晋侯召王于温」，此所谓直笔也。然则厉声色以骂人，人未必服。何则？忿戾讳过者恒多，则严督责之说有时而穷矣。圣
译郑伯突出逃，郑世子忽又回到郑国。突的行为不正当，却称他为郑伯，是遵循事实。忽已经做了国君，还称他为世子，是为了表明他是正统。如果都称郑伯，那么两位国君争夺国家，一个出逃一个回国，中间没有别的事，是非曲直就无法分辨。所以忽只称世子，那么突是篡位就可知了。突不被贬斥，是因为鲁国和宋国为他做主，他已经成为国君，所以遵循事实而恶行自然显现。那么委屈忽称世子，正是为了伸张忽的正统。关于桓公子纠的事，按照程子的说法，以子纠、桓公为襄公的两个儿子。根据《左传》则说，齐桓公、卫姬的儿子受僖公宠爱，那么齐桓公就是僖公的儿子，襄公的弟弟。又按程子以桓公为兄，子纠为弟。根据《公羊传》《谷梁传》及三传的注，那么子纠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说桓公在内行方面杀兄争国，那么子纠就是桓公的哥哥。又根据古代诸侯一娶九女的制度，嫡夫人无子就立右媵的儿子，右媵无子就择左媵的儿子，左媵无子就取嫡夫人的娣侄，嫡夫人娣侄无子就取右媵的娣侄，右媵娣侄无子就取左媵的娣侄。所以凡是立子都是随其母亲的贵贱。现在桓公的母亲与子纠的母亲其班序高低无法考证，那么桓公、子纠谁该立都不知道，所以其是非不能预先判定。但《公羊传》《谷梁传》离古不远，都说子纠该立，所以不认为桓公正直，甚至称他为篡位，又说经书“齐人取子纠杀之”是齐国杀了自己该立的儿子。又桓公既得国却还想杀子纠，大概是因为子纠有该立的道理，是桓公所忌惮的。如果当时桓公果真是兄，子纠果真是弟，桓公母亲班序又高，那么可以用伊川的说法，子路、子贡也可以无疑。现在二子都以此为问，是当时公论不认为桓公正直，都说子纠该立，桓公不该杀兄。然而孔子都不回答所问，却直接取管仲之功，这正是圣人的妙处，不可窥测。然而孔子不责备管仲以死殉节，大概是因为公子没有做国君的道理，师傅是先君所设，不能纯以臣礼来约束他。有患难就一起周旋，已经宣力效劳，竭尽忠节，而偶然脱出虎口的，也是可以被宽恕的，如管仲就是这样。至于桓公子纠的事，须按《春秋》经文为准，不按经文就看不到圣人的妙处。
桓公的功劳最显著的是保存三个灭亡的国家，而其最错误的莫过于释放庆父、里克而不诛杀。
鲁庄公大概也很倔强傲慢，桓公虽然称霸，最终也不去朝见他。却因纳币观社，逆女才前往。齐国固然是非礼，但也足以见庄公对齐国也很傲慢。他对齐国都因其他缘故前往，自从夫人死后，也不再前往齐国，只是防备相遇而已。大概最终不曾特意前往朝见。齐国却亲近鲁国，这是桓公所以贤明的原因。
公与齐侯在谷相遇。萧叔朝见公。萧叔大概朝见齐国，因公在谷，所以就近朝见。大概以前未曾相见，所以行朝礼。礼有变通。杜氏说嘉礼不在野外举行，不对。又以叔为名，泽以为字。又齐与鲁相遇，萧叔在，自然不得不见。又遇礼简易，诸侯地位对等，可用遇礼。萧是附庸，虽然邂逅于理，应朝见。
齐仲孙来，《传》说：“齐仲孙湫来省视灾难。泽说诸臣以私事来，只有王人书，所以书祭伯来，是对的。现在仲孙来，实是齐侯的命令。”
其名为省难，实为窥探国家。而上【阙】所以怀疑他。齐国有趁乱夺取鲁国的志向，仲孙来，鲁国的存亡得失所系，却只用四字记录，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保存国体，所以不书“省难”；不是以嘉好聘问，所以不书“使”；不书“使”，所以不再称名；不称名，则好像以私事自来，大概也是阳若不知其故。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常先觉。然而仲孙的志向，也想保存鲁国，实也是贤者，不书名，也是嘉奖他。桓公最终也保存了鲁国，能改过迁善，有存亡继绝的德行，所以最终记录其使，变其文，善其辞，简其字，而意义深了。齐侯派仲孙，善恶未判，仲孙归而鲁之存亡始决，所以书法如此。善处大变故者，惟圣人独能之。
卫侯燬灭邢。先儒都说讥灭同姓。泽更推寻。以为凡蒋、邢、茅、胙、祭，周公的〇，当来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于天下，既已封伯禽于鲁，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勲劳。及至春秋时，往往为人吞并。现在邢又为卫所灭了。邢与鲁同出自周公，那么邢之存亡于鲁甚相关。卫既忍于灭周公之后，而鲁不能为之请于天子，请于大国，请于卫，以复存其社稷，以笃亲亲之恩。圣人深有感于世变，故书曰“卫侯燬灭邢”，虽罪卫侯，而亦系于鲁也。天王狩于河阳，于史当曰“晋侯召王”，现在史记书“晋侯召王于温”，此所谓直笔也。然而厉声色以骂人，人未必服。为什么呢？忿戾讳过者恒多，那么严督责之说有时而穷了。圣
人顺天理之正，眀君臣之义，为之改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岂非遏恶扬善，成人之美哉？虽使晋文公复生，亲见夫子书法，亦将帖焉心服，可以坐消其彊猛之气，而迁善逺罪之不暇矣。此其比于直笔，岂不百倍其功哉？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扵陈。公羊、谷梁似此等处，多云实与而文不与，固是说得好聴，却全不曽寻得书法之妙。盖此时本已县陈，以申叔时之谏而止，圣人许人迁善，故没其县陈本意，而止以入陈为文。又本是先入陈而后杀徴舒，讨弑君贼，今却先书杀夏徴舒，而后书入陈，便是圣人先正其讨贼之义。观圣人扵此，实有所激。縁齐桓、晋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贼，置而不问，所以飬天下之乱，是以于楚子入陈一事，特显此义。既已取其讨乱之功，而后书「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者，以见楚之用师不过讨贼，纳此二卿以定陈乱而已，便与称兵肆虐不同。此皆圣人取人为善，止遏乱略之意，所以为书法之妙也。
译人顺应天理的正道，彰明君臣的道义，为此修改史书文字为“天王狩于河阳”，这难道不是抑制邪恶、弘扬善行，成全别人的美事吗？即使让晋文公复活，亲眼见到孔子的笔法，也会心悦诚服，能够坐着就消解他强横猛烈的意气，以至于忙着向善、远离罪过都来不及了。这比起直书其事，难道不是功效百倍吗？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征舒，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把公孙宁、仪行父安置在陈国。《公羊传》、《谷梁传》在这类地方，大多说实际上认可而文字上不认可，固然说得动听，却完全没有探寻到笔法的精妙。因为此时本来已经要灭掉陈国，因申叔时的劝谏而作罢，圣人赞许人改过向善，所以隐去了灭陈的本意，只以“入陈”作为记载。又本来是先进入陈国而后杀夏征舒，讨伐弑君的贼人，现在却先记载杀夏征舒，而后记载入陈，这便是圣人先端正讨伐贼人的大义。观察圣人在此，实在有所激励。因为齐桓公、晋文公都有匡正天下、扶持周王室的功效，然而都包容弑君的贼人，置之不问，所以助长了天下的动乱，因此在楚子入陈这件事上，特意彰显此义。既然已经采纳了他讨伐动乱的功效，而后记载“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是为了表明楚国的用兵不过是讨伐贼人，接纳这两位卿大夫以平定陈国的动乱罢了，便与兴兵肆虐不同。这都是圣人采纳人的善行，制止遏绝动乱谋略的意思，所以成为笔法的精妙之处。
王正月辩
春王正月，此不过周之时，周之正月，而据文定，则春字是夫子特笔，故曰以夏时冠周月。又谓夫子有圣徳，无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则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峰则谓周未尝改月，引《史记》冬十月为证，如此则时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说夫子岂不误哉？泽之愚见，只是依据三传及汉儒之说，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为正，此是尊王第一义，决无改易。其荅顔子「行夏之时」，乃是为万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统壹诸侯，用之纪年，用之朝防，若民事自依夏时。后来汉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时，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经文举所书月以证改时改月，如后。
庄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齐观社。此周之四月也，当夏正建卯之月，则改时改月，甚眀。
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书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用夏正，则六月乃建未之月，歴三时不雨，六月乃雨。如此则春不得耕，夏不得种，种不入土，为灾大矣。今此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种，则于农事无妨，故此年不书旱，不书饥，眀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冬猎曰“狩”，此是子丑之月，故书“狩”也。观此足以知周家实是改时改月，而主夏正者，则谓非时而狩，所以为讥。泽以为，既不书公狩，又不书狩之地，此只是虞人脩常职，本不应书，所以书者，盖特为获麟故，不可彊以为贬。
右所举改时，只此数处，亦自分眀，其余亦不足深辩。盖此是一二百年间私着曲说，以蠧害圣经。自两汉至唐，并无此说也。汉初犹有夏、殷、周及鲁歴，又有颛顼歴，古人见前代歴纪甚眀。又三传所载之事，互有异同，然同是遵用周正，别无异说。凡三代正朔，皆是自为一代之制，以新民之耳目。既改月，则须改时，应纪年，防同朝聘，作史者一皆遵用。故夫子《春秋》是时王正朔，安可有他说也？大抵商、周本是错改时，错改月，但学者皆不肯为商、周认错。若肯为商、周认错，则经防自然眀白矣。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嵗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及七八月之间旱」为证，晦庵集注所据，周改时止以「行夏之时」为据。盖周以建子之月为春，终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时也。此只以圣经之言为证，不烦他说。
鲁隠公元年不书即位义
此隠公之元年，何以不书即位？摄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糿，则国政聴扵大臣，堪事而复辟焉。古有之矣。曰：隠公为大臣乎？曰：非也。庶长而有先君之命，使之摄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母仲子也，以贵聘之，则其子贵矣。故桓公之生，先君既以为世子，诸侯国人知之矣。则隠公之摄，非先君之命而谁乎？曰：庶长何以不得立？曰：是圣王之制，所以正嗣统而杜祸乱之原，定民志也。礼，诸侯一娶九女，无再娶之文。适夫人无子，则择诸右媵；右媵无子，则择诸左媵；左媵无子，而后取诸众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隠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统。然则桓母适乎？曰：不适。曰：不适，则曷为而贵？曰：非适非媵，桓母也。非适非媵，是谓再娶。盖先君之失礼，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恵公之适妃孟子也，孟子卒，继室以声子，隠母也。其后仲子之归鲁，盖纯以夫人礼聘之，国人皆曰：此夫人也。隠亦尝母事之矣。隠立而天子又尝归赗焉，则恵之贵桓母有素矣。虽然，岂礼之正哉？是故眀天子在上，则婚娶得礼，而适庶之分眀。及王制不行，而后诸侯越礼者众，越礼矣，而直以古义防之，则扵事情之实，将不胜其扞格，而终非臣子所得追议于君父也。然则隠乌得而不奉桓乎？谷梁子曰：让桓不正，若隠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由。谷梁之说防则防矣，而不达乎事之情，昩乎礼之权者也。使隠公黜桓而自立，则是负先君之托，先君之肉未寒，而举其所爱，推而逺之。设令其祸不至扵杀，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
译王正月辩
“春王正月”，这不过是周朝的时令，周朝的正月。但根据文义推定，“春”字是孔子特意写下的，所以说用夏朝的时令来冠于周朝的月份之上。又有人说孔子有圣德，虽然没有帝王之位却改定了正朔，这样说来正月也是孔子所改定的。蔡九峰则认为周朝未曾改过月份，引用《史记》中“冬十月”作为证据，这样说来时令或许是孔子所移易的，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孔子难道不是错误吗？我泽的愚见，只是依据《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汉代儒者的说法，断定孔子《春秋》是奉行天子的正朔，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是尊奉天子的第一要义，决无改易。他回答颜回“行夏之时”，那是为万世通行的法则，并不是因此就用来作《春秋》。凡是天子的正朔，用来统壹诸侯，用来纪年，用来朝聘，至于民事自然依循夏时。后来汉武帝、魏文帝才定用夏时，这是实行孔子的言论。只就经文举出所书的月份来证明改时改月，如下所示。
庄公二十三年夏，庄公到齐国观社。这是周朝的四月，相当于夏正建卯之月，那么改时改月，非常明显。
僖公三年，从去冬十月不雨，到春天，记载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到六月下雨。如果使用夏正，那么六月就是建未之月，历经三个时令不下雨，六月才下雨。这样春天不能耕种，夏天不能播种，种子入不了土，灾祸就大了。现在这个六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到雨水可以耕种，那么对农事没有妨碍，所以这一年不记载旱灾，不记载饥荒，明显是周正。
哀公十四年春，在西郊狩猎，捕获麒麟。冬天狩猎叫“狩”，这是子丑之月，所以记载“狩”。看这些足以知道周朝确实是改时改月，而主张夏正的人，则说不是时令而狩猎，所以加以讥讽。我认为，既然不记载公狩，又不记载狩猎的地方，这只是虞人修习常职，本来不应记载，之所以记载，大概特为获麟的缘故，不可强行解释为贬斥。
上面所举改时的例子，只有这几处，也各自分明，其余的也不值得深辩。大概这是一二百年间私自著述的曲说，用来蛀蚀损害圣经。从两汉到唐代，并没有这种说法。汉初还有夏、殷、周以及鲁历，又有颛顼历，古人看见前代历纪非常明确。又三传所载之事，互有异同，但都是遵用周正，没有别的说法。凡是三代正朔，都是自为一代的制度，用来一新百姓的耳目。既然改了月份，就必须改时令，应当纪年，朝聘相同，作史的人一概遵用。所以孔子《春秋》是天子的正朔，怎么可以有别的说法呢？大抵商、周本是错改了时令，错改了月份，但学者都不肯为商、周认错。如果肯为商、周认错，那么经义自然明白了。如果周朝的改月，只以孟子“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及七八月之间旱”作为证据，晦庵集注所依据的，周改时只以“行夏之时”作为依据。大概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春，终究是不正，所以孔子想行夏之时。这只是以圣经的话作为证据，不烦其他说法。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义
这是隐公的元年，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因为是摄政的缘故。国君去世而世子继立，世子年幼，那么国政听命于大臣，能够理事再复位。古代有这样的情况。问：隐公是大臣吗？答：不是。他是庶长而有先君的命令，让他摄政而辅佐桓公的。怎么知道他有先君的命令呢？答：桓公的母亲仲子，以贵妾的身份聘娶，那么她的儿子就尊贵了。所以桓公出生时，先君已经把他定为世子，诸侯和国人知道了。那么隐公的摄政，不是先君的命令又是谁的呢？问：庶长为什么不能继立？答：这是圣王的制度，用来端正嗣统而杜绝祸乱的根源，安定民心。礼制，诸侯一娶九女，没有再娶的条文。嫡夫人没有儿子，就从右媵中选择；右媵没有儿子，就从左媵中选择；左媵没有儿子，然后从众妾的儿子中选择，也都按照次序，有固定的制度。隐公的母亲是媵妾，所以她的儿子不能继承统位。那么桓公的母亲是嫡夫人吗？答：不是。问：不是嫡夫人，为什么尊贵？答：不是嫡夫人也不是媵妾，是桓公的母亲。不是嫡夫人也不是媵妾，这叫再娶。大概是先君失礼，而臣子无可奈何。惠公的嫡妃是孟子，孟子去世，继室是声子，即隐公的母亲。后来仲子归鲁，大概完全以夫人的礼仪聘娶，国人都说：这是夫人。隐公也曾以母亲之礼侍奉她。隐公立国而天子又曾经赠送赗赠，那么惠公重视桓公的母亲由来已久了。虽然如此，难道是礼制的正道吗？所以明君在上，那么婚娶合乎礼制，而嫡庶之分明确。等到王制不行，然后诸侯越礼的人众多，越礼了，而直接用古义去衡量，那么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将不胜其抵触，而终究不是臣子所能追议君父的。那么隐公怎么能不奉桓公呢？谷梁子说：让位给桓公不正当，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千乘之国，但蹈道则未由。谷梁的说法虽然精微，但不通达事情的情理，不明白礼制的权变。假使隐公废黜桓公而自立，那么就是辜负先君的托付，先君的尸骨未寒，而把他所爱的人推而远之。假设祸患不至于杀戮，而桓公的母子失所了。而
曰：我为正，其得谓之正乎？其得谓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尽従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従是，亦乱耳，是亦篡耳。况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实不可改乎？故隠之奉桓，足以为贤，而说春秋者苟能覈事情，酌时宜以处中，而毋执一焉，庶防乎，得之矣。
译说：我作为正嫡，我的获得能称为正当吗？能称为孝吗？而人的情理又真的会完全顺从这一点吗？如果人的情理果真顺从这一点，也是混乱，这也是篡夺罢了。何况人的情理未必如此，而先君的遗命确实不可更改呢？所以隐公奉戴桓公，足以称得上贤德，而解说《春秋》的人如果能够考察事实，斟酌时宜以处理得当，而不固执一端，或许就能接近正确了。
诸侯娶女立子通考
何氏曰：「诸侯一娶九女，无再娶之文。适夫人无子，则立右媵之子；右媵无子，则立左媵；左媵无子，则立夫人娣侄。夫人娣侄无子，则立右媵娣侄；右媵娣侄无子，则立左媵娣侄。」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归于宋。经书“卫人来媵”，又书“晋人来媵”，又书“齐人来媵”。案《左传》：“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今鲁嫁伯姬，三国来媵，共十二女，而齐是异姓，岂宋先代之后，上公爵尊，故如此欤？然不可考矣。又案传：隠公三年云：“卫荘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妺，曰荘姜，美而无子；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荘姜以为己子。”据厉妫即何氏所谓右媵，其娣戴妫即右媵之娣。又据昭公八年：“陈哀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此所谓三妃，即夫人与左右媵合。此数处观之，则诸侯九女之制甚眀，其立子则各従其母之贵贱也。
齐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恵公，郑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华子生公子雍。案桓公夫人三，当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后，所以如此，不是两媵，故皆称夫人。内宠六人，宠皆相轧，又非娣侄，所以子皆争立。妻妾逾制，非正家之道也。
晋襄公卒，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贾季欲立公子乐，赵宣子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贱【乐之母】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雍之母】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愚案此事，宣子如此拟议，后虽不曽成，然当时偶无适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选择之法大抵如此。
右《春秋》诸侯娶女、立子大略如此。惟公子纠却不知其母之贵贱，小白母卫姬，是齐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据二传说，子纠母贵，宜为君。《史记》谓子纠母鲁女，则班序不当在卫姬下。此外别无考证，不可悬防也。
春秋指要
易》与《春秋》皆夫子作，然二经事体又自不同。《易》则文王、周公已有全书，《春秋》却是古所未有。二帝传授精一执中心法，百圣所同。唯《春秋》一经，乃是夫子所独。盖夫子之精微缊奥，皆具扵易》；而所以立教，则在《诗》《书》《礼》《乐》。其拨乱反正、制事之权，皆在《春秋》。二帝三王皆有事功，夫子之事功，则在《春秋》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岂不信乎？删《诗》《书》，正《礼》《乐》，繋《易》是述；唯《春秋》可以言作。
易》称巽以行权，盖巽顺而后其权可合扵正。若先不巽顺，则其所谓权者乃乱耳。如孔子作《春秋》，固是行权，然圣人之心本极扵巽顺。以巽顺行权，所以济世道之不通。若因循頋忌，视天下之沈溺与已不相关，则亦非圣人之心矣。惟其巽顺，故天下莫敢议其非。然圣人犹曰：“罪我者《春秋》。”可谓巽顺之至矣。
春秋之初如卫州吁之事，此时事体当责王室；及春秋中世，当责伯主；及其后肆无忌惮，然后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说：「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说得似急廹，恐非本意。及衰乱之极，王者既不兴，诸侯又无伯，圣人既生此时，不应坐视其弊。夫人无逺虑，必有近忧，他人且不可，况圣人乎？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隠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扵瓦屋。胡文定皆以为仲尼变周制，泽以为仲尼救周之衰则有之，以为变周制则不可。以徳则孔子是圣人，以分则孔子是陪臣，岂得变周之制？春秋自三传已多异同，又益以三家之注，实有矛盾。至啖赵陆氏，又往往自为说。及近代孙泰山、胡文定所见，又往往不同。晦庵所以不解春秋者，为此故也。或问朱子何以不解春秋？荅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晓」，据此则是已不满扵胡传，但不肯翻然立异耳。凡解春秋，不与先儒立异，则经旨
译诸侯娶妻立嗣通考
何氏说：“诸侯一次娶妻，配有九位女子，没有再娶的记载。正夫人如果没有儿子，就立右媵的儿子；右媵没有儿子，就立左媵的儿子；左媵没有儿子，就立正夫人的妹妹或侄女所生的儿子。正夫人的妹妹或侄女没有儿子，就立右媵的妹妹或侄女所生的儿子；右媵的妹妹或侄女没有儿子，就立左媵的妹妹或侄女所生的儿子。”
鲁成公九年二月，伯姬嫁到宋国。《春秋》经文记载“卫国人来送媵”，又记载“晋国人来送媵”，又记载“齐国人来送媵”。查考《左传》说：“凡是诸侯嫁女，同姓的国家派人送媵，异姓的国家则不送。”现在鲁国嫁出伯姬，三个国家来送媵，共有十二位女子，而齐国是异姓，难道是因为宋国是先代之后，爵位高尊，所以这样吗？然而这无法考证了。又查考《左传》：隐公三年说：“卫庄公从齐国娶妻，东宫得臣的妹妹，叫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又从陈国娶妻，叫厉妫，生了孝伯，早逝；她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根据厉妫就是何氏所说的右媵，她的妹妹戴妫就是右媵的妹妹。又根据昭公八年：“陈哀公的正妃郑姬，生了悼太子偃师；次妃生了公子留；下妃生了公子胜。”这里所说的三位妃子，就是正夫人与左右媵合称。从这几处来看，那么诸侯九女的制度非常明确，立嗣则各自跟随其母亲地位的贵贱。
齐桓公的正夫人有三位：王姬、徐嬴、蔡姬，都没有儿子。齐桓公喜好女色，后宫宠妾众多。受宠如正夫人般的有六人：长卫姬生了武孟，少卫姬生了惠公，郑姬生了孝公，密姬生了懿公，葛嬴生了昭公，宋华子生了公子雍。查考桓公的正夫人有三位，应当是徐嬴、蔡姬先娶，王姬后娶，所以如此，并非两位媵妾，所以都称为夫人。后宫宠妾六人，宠幸互相倾轧，又不是妹妹或侄女，所以儿子们都争夺君位。妻妾逾越制度，不是治理家庭的正道。
晋襄公去世，晋国人因为动乱的原因，想立年长的君主。贾季想立公子乐，赵宣子想立公子雍。赵宣子说：“辰嬴地位低贱【公子乐的母亲】，排在第九位，她的儿子有什么值得振兴的呢？”杜祁【公子雍的母亲】因为国君的缘故，让位于逼姞而排在前面，因为狄人的缘故，让位于季隗而排在后面，所以排在第四位。我查考这件事，赵宣子这样谋划，后来虽然没有成功，然而当时偶然没有嫡子而想立庶子时，其选择的方法大致如此。
以上《春秋》诸侯娶妻、立嗣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只有公子纠却不知道他母亲的贵贱，小白（齐桓公）的母亲卫姬，是齐僖公的妾，然而也不知道她班序的尊卑。但根据两种说法，子纠的母亲地位尊贵，应当为君。《史记》说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女子，那么班序就不应当在卫姬之下。此外没有别的考证，不可凭空揣测。
春秋指要
《易经》与《春秋》都是孔子所作，然而两部经典的事理又各自不同。《易经》在文王、周公时已有全书，《春秋》却是古来所没有的。二帝传授精一执中的心法，是百位圣人共同的。唯有《春秋》这一部经，是孔子独有的。大概孔子的精微深奥，都具备于《易经》；而用来建立教化的，则在《诗》《书》《礼》《乐》。其拨乱反正、裁断事变的权变，都在《春秋》。二帝三王都有事功，孔子的事功，则在《春秋》。所以说：“我的志向在《春秋》”，难道不确实吗？删定《诗》《书》，正定《礼》《乐》，系辞《易经》是阐述；唯有《春秋》可以说创作。
《易经》说巽卦以施行权变，大概巽顺之后，其权变才能合乎正道。如果先不巽顺，那么所谓的权变就是混乱了。如孔子作《春秋》，固然是施行权变，然而圣人的心本极于巽顺。以巽顺施行权变，所以能救济世道的不通。如果因循顾忌，视天下的沉溺与自己无关，那也不是圣人的心了。正因为巽顺，所以天下没有人敢议论他的不对。然而圣人还说：“谴责我的是《春秋》。”可以说是巽顺到了极点。
春秋初期如卫州吁之事，此时事理应当责备王室；到了春秋中期，应当责备霸主；等到后来肆无忌惮，才使用孔子的方法。如胡氏说：“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说得似乎急切，恐怕不是本意。等到衰乱到了极点，王者既不兴起，诸侯又没有霸主，圣人既然生在这个时代，不应坐视其弊端。人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他人尚且不可，何况圣人呢？这就是《春秋》不得不作的原因。隐公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去世。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胡文定都认为是仲尼改变周制，我认为仲尼挽救周朝的衰败则有之，认为改变周制则不可。以德而言孔子是圣人，以名分而言孔子是陪臣，怎么能改变周朝的制度？《春秋》自三传以来已有很多异同，又加上三家之注，实在有矛盾。到了啖助、赵匡、陆质，又往往自创说法。及近代孙泰山、胡文定所见，又往往不同。晦庵（朱熹）所以不解说《春秋》，就是这个缘故。有人问朱子为什么不解说《春秋》？回答说“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晓”，据此则是已不满意胡传，但不肯翻然立异罢了。凡解说《春秋》，不与先儒立异，则经旨
不眀；若与先儒立异，则扵事体又甚不便。正说未见信，谤议已随之。所以晦庵荅门人问胡传曰：「不若且聴他如此说，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此不得已之说，其实不满扵胡传也。
译如果不明白；如果与先儒的观点相异，那么在事理上又非常不便。正确的学说尚未被信服，诽谤议论就已经跟来了。所以朱熹回答门人关于胡瑗传注的提问时说：“不如暂且听任他这样讲，只要三纲五常不至于废弃坠落就足够了。”这是无可奈何的说法，实际上朱熹对胡瑗的传注并不满意。
春秋所以难说，盖不止扵元年春王正月。如不书即位，公羊、谷梁所见自殊。胡文防是谷梁而非公羊，其说虽正，然扵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夫以王制论之，则恵公元妃孟子，既无子，则隠是庶长当立。胡氏以隠是譲而非摄，其说是矣。但礼失之余，先君之事亦已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归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岂不龃龉扞格而大咈扵人情哉？仲子之归鲁，盖以夫人礼聘之，亦已假宠于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后归其赗也。若据此事情，则仲子既贵，桓是太子，隠自不得立，其所以摄者父命也。如此则公羊之说为是。又据左传，则元妃既薨，声子已摄内政久之。仲子归鲁，既称夫人，声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贵有素矣。隠公二年十二月乙夘，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夘，君氏卒。仲子称薨，声子称卒，书法如此，圣人斟酌轻重之意，亦可见焉。或曰：正义不従，而固従此偏曲之说，何也？曰：此变礼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义，必眀天子而后可，不然则用谷梁之说，以辅佐隠公使之自立，则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杀桓公母子而后可焉。此说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则従权也。或曰：何以谓之上逆天子？曰：恵公在位久，晩年以鲁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请扵天子以夫人礼聘，则宋人必不与。故经书夫人子氏薨，是尝请命扵天子可以称夫人矣。虽是失礼，然亦有故，又与泛常违礼者不同。故说春秋者又当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径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頴达、贾公彦，最精密；陆徳眀亦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诸儒经学极深，但考古之功却踈。若以宋儒之精，用汉、魏、晋诸儒考古之功，则全羙矣。去古既逺，不先效汉、魏诸儒之勤，却便欲说义理，祗愈踈耳。大抵生扵后世，既不获亲见圣贤，又不获在两汉、魏、晋间，则去古日逺，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名物度数，汉儒犹有目击者，今却皆是索之纸上，岂不踈乎？夏时、周月之说，魏、晋诸儒焉得有此论乎？自唐以来说《春秋》者，多不满扵三传；然说者之扵《春秋》，其详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预也。使说《春秋》者，先有丘眀、元凯详密之功，而后加以河洛大儒之论，则事情既得，书法不差，义理自然顺序，可以归一。今诸说皆舍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实所见又未完备，而遽与之立异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眀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绳墨之书，不可不学，而实未易学也。《易》当眀象，《春秋》当眀书法。象学久已失传，故《易》尤难焉。然自辅嗣以来，玩其辞，解其义，所失亦未逺。唯《春秋》当据事以求书法，说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輙以已意窥圣人，由是众说迭兴，而夫子之志荒矣。泽自蚤嵗已深有所疑，乃潜心以求，积数十年而后黙有所悟。大徳八年，始作注，具藁。积十有七年，改削犹未成书，其辩难剖决之文，悉入《六经辩释补注》。《其春秋》笔削本防，以贫故未得脩述，是以有其义而无其辞。今年已六十余，大惧失坠，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第，中道而废，则深可惜。且古今说《春秋》最苦于所说不完，杂糅纷纭，徒乱人意，是以王介甫防欲举而废之。泽尝有言：凡说《春秋》，要意思浑全，若一处欠阙，便成疏漏，一切舛谬从之而起。故说《春秋》者，若所见未完，则如勿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若所见果完，则虽防贱无闻于时，神明必有相之者。此泽所以不得不尽智毕议，求以无负于圣人也。然正解既未脱藁，本防又未着笔，补注虽巳刋，泽亦颇靳惜其书。盖四十余年之勤覧者，一目可尽，而此心终未暴白于世，惧人之亵而视之也。故具指要数十处，使观者察焉。夫说之详，辩之明，则易为观聴，而人往往遂怠于学。又补注者积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见其易，而不知其难也。故推本其始，与有志经学者共之。傥不弃鄙言，先黙防于此，而后推以及其余，则全经可通，意无不浑，而诸儒之得失无所遁其情矣。
指要
隠公元年春王正月
译《春秋》之所以难以解说，大概不仅仅在于“元年春王正月”这一句。比如不记载即位一事，《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看法自然不同。胡安国推崇《谷梁传》而贬低《公羊传》，他的说法虽然端正，但对于实际情况考察不周，未免有偏差。如果按照王制来论，那么惠公的正妃孟子，既然没有儿子，那么隐公作为庶出的长子应当即位。胡氏认为隐公是退让而不是摄政，他的说法是对的。但是礼制败坏之后，先君的事情已经如此，既然不能探究根本而回归正道，却只去裁断纠正末流，难道不显得格格不入而大违人情吗？仲子嫁到鲁国，大概是以夫人的礼节聘娶的，也已经借重了王室的恩宠，所以王室知道有仲子。后来王室归还她的助丧财物。如果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那么仲子既然尊贵，桓公就是太子，隐公自然不能即位，他之所以摄政，是因为父亲的命令。这样看来，《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又根据《左传》，正妃死后，声子已经代理内政很久了。仲子嫁到鲁国，既然被称为夫人，声子也已经退避。仲子的尊贵由来已久。隐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去世。仲子称“薨”，声子称“卒”，书写体例如此，圣人斟酌轻重的用意，也可以看出来了。有人说：正义不遵从，却固执地遵从这种偏曲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变通的礼制，不是偏曲。如果想要伸张正义，必须明确天子的命令才可以，不然就采用《谷梁传》的说法，辅佐隐公让他自立，那么上逆天子君父的命令，又必须杀死桓公母子才可以。这就是解说《春秋》的人之所以不得已而遵从权变的原因。有人说：为什么说上逆天子呢？回答说：惠公在位时间很久，晚年因为鲁国夫人的丧事娶了仲子，如果不向天子请求以夫人礼节聘娶，那么宋国人一定不答应。所以经文记载夫人子氏去世，这是曾经向天子请命可以称为夫人的缘故。虽然是失礼，但也有原因，又与一般违背礼制的人不同。所以解说《春秋》的人又应当斟酌实际情况，不可凭直率的情感而径直行事。
唐人考证古事的功夫，像孔颖达、贾公彦，最为精密；陆德明也是这样，只是音切不够完善。宋代各位儒者的经学极深，但是考证古事的功夫却疏略。如果用宋儒的精微，加上汉、魏、晋诸儒考证古事的功夫，那就完美了。距离古代既远，不先效仿汉、魏诸儒的勤奋，却想要解说义理，只会更加疏略。大抵生于后世，既不能亲眼见到圣贤，又不能生活在两汉、魏、晋之间，那么距离古代日益遥远，考证古事的功夫自然不及。比如名物度数，汉儒还有亲眼见过的人，现在却都是从纸上寻求，难道不疏略吗？夏历、周历的说法，魏、晋诸儒哪里会有这种议论呢？自从唐代以来解说《春秋》的人，大多对三传不满意；然而解说者对于《春秋》，其详密未必能赶上左丘明、杜预。假使解说《春秋》的人，先有孔颖达、杜预详密的功夫，然后加上河洛大儒的议论，那么事情既已得到，书写体例不差，义理自然顺理成章，可以归于统一。现在各种说法都舍弃先儒已成的功夫，稽古的实证所见又不完备，却急忙与他们立异。《春秋》的道理，之所以长久不能明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周易》《春秋》是有准则的书，不可不学，但实际上不容易学。《易》应当阐明象数，《春秋》应当阐明书法。象数的学问久已失传，所以《易》尤其难。然而自从王弼以来，玩味其文辞，解释其义理，所失去的也不远。只有《春秋》应当根据事情来探求书法，解说者往往不考察实际情况，就用自己的意思去揣测圣人，因此众说迭起，而孔夫子的志向荒废了。我从小年纪就深深有所怀疑，于是潜心探求，积累数十年而后默默有所领悟。大德八年，开始作注，具备草稿。积累十七年，修改删削还没有成书，那些辩难剖决的文章，全部收入《六经辩释补注》。《春秋》笔削的本意，因为贫穷的缘故没有得到修述，所以有义理而没有文辞。今年已经六十多岁，非常害怕失传，所以不能忘记言语，用功已有次第，中途废弃，那就很可惜。而且古今解说《春秋》最苦于所说不完备，杂糅纷纭，徒然扰乱人心，所以王安石想要举而废除它。我曾经说过：凡是解说《春秋》，要意思浑全，如果一处欠缺，便成疏漏，一切错误从此产生。所以解说《春秋》的人，如果所见不完备，那么不如不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如果所见果然完备，那么虽然卑微无闻于当时，神明必定有相助的。这就是我不得不竭尽智慧，以求不负于圣人的原因。然而正解还没有脱稿，本意又没有着笔，补注虽然已经刊印，我也颇爱惜这本书。大概四十余年的勤奋阅览，一眼可以看完，但这颗心终究没有向世人表白，害怕人们轻慢地看待它。所以列举要点数十处，让观看的人考察。解说得详细，辩说得明白，就容易为观听，而人们往往就怠于学习。又补注是积累长久的功夫，像器物已经制成，人们只看见它容易，而不知道它难。所以推究其本始，与有志于经学的人共同分享。如果不嫌弃鄙陋的言论，先默记于此，然后推及其余，那么全经可以通达，意思没有不浑全的，而诸儒的得失无处隐藏其真情了。
要点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公防戎于潜。纪子帛、莒子盟于宻。
十有二月乙夘夫人子氏薨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四年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冬十二月卫人立晋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
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八月，▯蔡宣公。十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
父 滕子来朝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七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十年春王正月
十一年突归扵郑郑忽出奔衞
十五年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十七年癸巳，▯蔡桓侯。荘公元年夏，单伯逆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
王姬归于齐 八年甲午治兵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
九年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
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
十五年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
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我小君文姜。
冬，公如齐，纳币。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僖公元年春，王正月，齐师、宋师、曹伯次于聂北，救邢。夏，六月，邢迁于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二年夏五月辛巳，▯我小君哀姜。
虞师晋师灭下阳
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
冬晋人执虞公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十七年夏，灭项。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防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
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灭邢。
二十八年楚杀其大夫得臣
公朝于王所 天王狩于河阳
壬申公朝于王所
二十九年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公子遂如亰师遂如晋
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叔孙得臣如亰师。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
三月辛亥▯我小君成风
王使召伯来防▯。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七年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
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视朔
十七年，诸侯防于扈。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
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我小君敬嬴。雨不克▯。庚寅，日中而克▯。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
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寅，楚子灭萧。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十五年六月癸夘，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十八年，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
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二年十一月，公防楚公子婴齐于蜀。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七年不郊，犹三望。
八年夏宋公使公孙夀来纳币
衞人来媵 九年晋人来媵
十三年三月公如亰师
夏五月，公自亰师，遂防晋侯、齐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十六年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十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
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襄公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我小君防姒
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
公防晋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
译鲁桓公二年春天，鲁桓公在潜地防备戎人。纪国的子帛和莒国的国君在宻地结盟。
十二月乙夘日，夫人子氏去世。
鲁桓公三年夏天四月辛卯日，君氏去世。
鲁桓公四年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
冬天十二月，卫国人在晋地拥立晋为君。
鲁桓公五年九月，为考仲子修建宫室。初次献祭，用了六佾舞。
鲁桓公八年夏天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八月，蔡宣公去世。鲁桓公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鲁桓公元年，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鲁桓公二年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的华督杀死了他的国君与夷，并杀死了他的大夫孔父。
滕子来朝见。
鲁桓公四年夏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鲁桓公七年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鲁桓公十年春天，周历正月。
鲁桓公十一年，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鲁桓公十五年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请求车辆。
五月，郑伯突出逃到蔡国。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鲁桓公十七年癸巳日，蔡桓侯去世。鲁庄公元年夏天，单伯迎接王姬。秋天，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周天子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令。
王姬嫁到齐国。鲁庄公八年甲午日，举行治兵仪式。
夏天，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
鲁庄公九年夏天，鲁庄公讨伐齐国，送子纠回国。齐小白进入齐国。
九月，齐国人捉住子纠并杀死了他。
鲁庄公十五年秋天，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讨伐郳国。
鲁庄公二十一年秋天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鲁庄公二十二年春天，周历正月，癸丑日，我国的小君文姜去世。
冬天，鲁庄公到齐国，送去聘礼。鲁闵公元年冬天，齐国的仲孙来。鲁僖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齐军、宋军、曹伯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夏天，六月，邢国迁到夷仪。齐军、宋军、曹军为邢国筑城。
十二月丁巳日，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运到。
鲁僖公二年夏天五月辛巳日，我国的小君哀姜去世。
虞军、晋军灭掉了下阳。
鲁僖公四年，楚国的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鲁僖公五年，鲁僖公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防备周天子的世子。
秋天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回，没有结盟。
冬天，晋国人捉住了虞公。
鲁僖公八年秋天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回夫人。
鲁僖公十七年夏天，灭掉了项国。秋天，夫人姜氏在卞地防备齐侯。鲁僖公十九年夏天六月，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
鄫子在邾地防备结盟。己酉日，邾国人捉住鄫子，把他当作牺牲。
鲁僖公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日，鲁僖公和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了宋公。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天，周历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了邢国。
鲁僖公二十八年，楚国杀死了他的大夫得臣。
鲁僖公朝见周天子。周天子在河阳狩猎。
壬申日，鲁僖公朝见周天子。
鲁僖公二十九年夏天六月，鲁僖公和周王室的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鲁僖公三十年冬天，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公子遂到京师，又到晋国。
鲁文公元年，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鲁文公命令。
叔孙得臣到京师。鲁文公二年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牌位。
鲁文公四年冬天十一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鲁文公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周天子派荣叔来送含玉，并且赠送助丧物品。
三月辛亥日，我国的小君成风去世。
周天子派召伯来防备。鲁文公六年闰月，没有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鲁文公七年秋天八月，鲁文公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鲁文公八年，公孙敖到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
宋国人杀死了他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
鲁文公十六年夏天五月，鲁文公四次没有视朔。
鲁文公十七年，诸侯在扈地会合。鲁宣公元年，公子遂到齐国迎接女子。三月，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鲁宣公八年夏天六月，公子遂到齐国，到了黄地，就返回了。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舞。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冬天十月己丑日，我国的小君敬嬴去世。下雨不能下葬。庚寅日，日中时分才下葬。鲁宣公九年，陈国杀死了他的大夫泄冶。
鲁宣公十一年冬天，十月，楚国人杀死了陈国的夏征舒。
鲁宣公十二年冬天，十二月戊寅日，楚子灭掉了萧国。
鲁宣公十三年夏天，楚子讨伐宋国。
鲁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夘日，晋军灭掉了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去。鲁宣公十八年，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就逃奔到齐国。
鲁成公元年三月，制作丘甲。
鲁成公二年十一月，鲁成公在蜀地防备楚公子婴齐。
鲁成公六年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鲁成公七年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之祭。
鲁成公八年夏天，宋公派公孙夀来送聘礼。
卫人来送媵妾。鲁成公九年，晋人来送媵妾。
鲁成公十三年三月，鲁成公到京师。
夏天五月，鲁成公从京师出发，就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
鲁成公十六年，楚国杀死了他的大夫公子侧。
鲁成公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杀死了他的大夫胥童。
庚申日，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州蒲。
鲁襄公四年秋天七月戊子日，夫人姒氏去世。
八月辛亥日，我国的小君防姒去世。
鲁襄公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到晋国。
鲁襄公和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
子光、吴人、鄫人于戚。
六年莒人灭鄫
七年，郑伯髠顽如防，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
十年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
十四年夏四月，叔孙豹防晋荀偃、齐人、宋人、衞北宫括、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译子光在戚地会合吴国人、鄫国人。
六年，莒国人灭掉了鄫国。
七年，郑伯髡顽前往防地，没有会见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
十年夏五月甲午日，遂国灭掉了偪阳。
十四年夏四月，叔孙豹在防地会合晋国的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北宫括、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讨伐秦国。
十六年，叔老防郑伯、晋荀偃、衞▯殖、宋人伐许。
十九年，晋士匄帅师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
二十五年，公防晋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仪。
秋八月己巳诸侯同盟于重丘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夘，卫▯喜弑其君剽。
衞孙林父入于戚以叛
公防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
昭公元年冬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晋
八年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
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陈哀公。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防于干。
谿 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
蔡侯庐归于蔡 陈侯吴归于陈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晋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
事 十九年冬▯许悼公
二十年秋盗杀衞侯之兄絷
二十四年，婼至自晋。二十七年春，公如齐。
公至自齐居于郓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干侯，居于郓。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取阚。
防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
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我君昭公。
四年刘卷卒 ▯刘文公
八年従祀先公 盗窃寳玉大弓
九年，得寳玉大弓。十二年，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十二月，公围成。十三年夏，筑蛇渊囿。
大搜于比蒲。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丁巳，▯我君防公。雨不克▯。戊午，日下昃，乃克▯。辛巳，▯防姒。
哀公三年五月辛夘，桓宫、僖宫灾。
十二年春，用田赋。十四年春，西狩，获麟。
右所举经文，只是提其要，虽若不完，然一事必与数十事相关，则全经固已在其中矣。如不书即位，当与后靣书即位参看；书防盟，当与凡防盟合而求之所以谓之指要，然其间亦有迭出者，则自有意。又晋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徳与周之所以王。《春秋传》序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従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此两处亦要切。泽尝谓后人说《春秋》，未必能及丘眀、元凯者，正指此等处。然此却非诸儒之罪，乃是古今之殊。去古近者所见未差，去古逺者则益疎矣。故学《春秋》者，先得如丘眀、元凯，然后可求向上之功。观者毋忽此言也。资中黄泽书。
春秋师说卷下
附录上
思古吟十章【并序】
泽于《易》《春秋》二书，自束发即有志，然求之三十余年，甫得绪端。葢思虑之至，通乎鬼神，心诚求之，而不狃于曲说小见，是以天亦悯其劳，启其愚，而卒相其成也。暇日援笔作《思古吟》十章，叙其始者之艰难，中焉有得于髣髴而未备，最后则若亲见圣人提耳而面命之。或有能谱琴者，采其辞意为之声调，援而鼓之，亦足以少慰其平生。
其一章曰：「有一人兮，温温其恭。学不厌兮，敎思无穷。去之将二千载兮，莫继其踪。思而不可见兮，吾将曷从？」二章曰：「有一人兮，闲居而优游。诗书礼乐兮，十翼春秋。肩类子产兮，其颡如尧。淑我后人兮，使我瘳。思而不可见兮，中心揺揺。」
三章曰：「有一人兮，后千载而长存。天地其道兮，河汉其文。我有冠裳兮，孰知我原？思而不可见兮，中心悁悁。」四章曰：「有一人兮，代天而行。义尊王黜乱兮，复古其志。变史为经兮，百世昭示。去之久逺兮，孰测微意思而不可见兮，使我忘寐。」
五章曰：「有一人兮，太极合德。君子之谦谦兮，曰五十而学易，羲文姬旦兮，先后揆一端倪。晓示兮，舒泄幽宻。去之久逺兮，神秘其迹。思而不可见兮，使我
译鲁昭公十六年，叔老会同郑伯、晋国的荀偃、卫国的孙林父、宋国大夫共同讨伐许国。
鲁昭公十九年，晋国的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撤军返回。
鲁昭公二十一年，邾国的庶其带着漆地和闾丘地来投奔鲁国。
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合。
秋季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丘结盟。
鲁昭公二十六年春季，周历二月辛夘日，卫国的孙喜杀害了国君剽。
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地发动叛乱。
鲁昭公会同晋国人、郑国的良霄、宋国人、曹国人在澶渊会合。
鲁昭公二十七年秋季七月辛巳日，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鲁昭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札出使鲁国聘问。
鲁昭公元年冬季十一月己酉日，楚君麇去世。
楚国公子比出逃到晋国。
鲁昭公八年春季，陈侯的弟弟招杀死了陈国世子偃师。
夏季四月辛丑日，陈侯溺去世。冬季十月壬午日，楚国军队灭亡了陈国。陈哀公。
鲁昭公十三年夏季四月，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杀害了国君，在干地会合。
谿。楚国公子弃疾杀死了公子比。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鲁昭公十四年春季，意如从晋国回来。
鲁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乐工入场，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
祭祀。鲁昭公十九年冬季，许悼公。
鲁昭公二十年秋季，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
鲁昭公二十四年，婼从晋国回来。鲁昭公二十七年春季，鲁昭公前往齐国。
鲁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地。
鲁昭公二十九年春季，鲁昭公从干侯回来，居住在郓地。
鲁昭公三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
鲁昭公三十二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在干侯，夺取了阚地。
鲁定公元年夏季六月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
戊辰日，鲁定公即位。秋季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鲁定公四年，刘卷去世。刘文公。
鲁定公八年，随从祭祀先公。盗窃宝玉和大弓。
鲁定公九年，找回宝玉和大弓。鲁定公十二年，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
十二月，鲁定公包围成邑。鲁定公十三年夏季，修筑蛇渊苑囿。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搜猎。鲁定公十五年秋季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九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未能下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得以下葬。辛巳日，安葬定公夫人姒氏。
鲁哀公三年五月辛夘日，桓宫、僖宫发生火灾。
鲁哀公十二年春季，实行田赋制度。鲁哀公十四年春季，向西狩猎，捕获了麒麟。
以上所列举的经文，只是提取其要点，虽然看似不完整，但一件事必然与数十件事相关联，那么整部《春秋》的大意其实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例如不记载即位，应当与后面记载即位的内容对照参看；记载会盟，应当与所有会盟的记载合并探究其所以称为“指要”的原因，然而其中也有交替出现的情况，那自然是有深意的。又如晋国韩宣子聘问鲁国，看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春秋传》序言说：“它通过凡例来陈述条例，都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周公留下的法度，史官记载的旧章。”孔子因而加以修订，以成就一经的完整体系。这两处也非常关键。黄泽曾经说，后人解说《春秋》，未必能赶上杜预、范宁的水平，正是指这些地方。然而这却不是各位儒者的过错，而是古今时代的不同。离古代近的人所见没有偏差，离古代远的人则越来越疏远了。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先要像杜预、范宁那样，然后才可以追求更高的境界。读者不要忽视这些话。资中人黄泽书写。
春秋师说卷下
附录上
思古吟十章【并序】
黄泽对于《易》和《春秋》这两部书，自从少年时期就立志研究，然而寻求了三十多年，才刚刚得到头绪。大概是思虑达到极致，通晓鬼神，诚心求索，而不拘泥于偏狭的学说和浅陋的见解，因此上天也怜悯他的辛劳，开启他的愚钝，最终辅助他成功。闲暇时日提笔写下《思古吟》十章，叙述开始时的艰难，中间有所领悟但尚未完备，最后则仿佛亲眼见到圣人提着耳朵当面教诲。如果有能谱曲弹琴的人，采纳其辞意谱成声调，弹奏起来，也足以稍慰平生。
第一章说：“有一个人啊，温和恭敬。学习不厌倦啊，教诲思虑无穷。离开我们将近两千年啊，没有人能继承他的踪迹。思念却不可见啊，我将何去何从？”第二章说：“有一个人啊，闲居而优游自在。诗书礼乐啊，十翼春秋。肩宽似子产啊，额头如尧帝。恩惠我们的后人啊，使我们痊愈。思念却不可见啊，心中摇荡不安。”
第三章说：“有一个人啊，后世千年而长存。天地是他的道啊，河汉是他的文章。我有冠冕衣裳啊，谁知晓我的本原？思念却不可见啊，心中忧闷不已。”第四章说：“有一个人啊，代天而行。尊崇王道贬斥乱世啊，复古是他的志向。变史书为经典啊，百世昭示。离去已久远啊，谁能揣测其微意？思念却不可见啊，使我忘记睡眠。”
第五章说：“有一个人啊，与太极合德。君子谦逊啊，说五十岁学习《易》，伏羲、文王、姬旦啊，先后衡量一端。晓示啊，抒发幽深隐秘。离去已久远啊，神秘其踪迹。思念却不可见啊，使我
忘食。」
六章曰：有一人兮，尼首而河目，象环之佩兮，温其如玉，文章焕烂兮，斯道长续，存荣没哀兮，大成者独我，思入神兮，如见其复，瞻前忽后兮，惟日不足。
译忘记了吃饭。”
第六章说：有一个人啊，头发稀疏而眼睛深邃，佩戴着象环玉佩啊，温和得像玉一样，文采灿烂啊，使大道长久延续，活着时荣耀死后令人哀思啊，成就大业的人只有我，思想进入神妙境界啊，仿佛又见到他，瞻前顾后啊，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七章曰：有一人兮，天髙而日光防倛。其面兮，禹汤之长。我思入神兮，梦至其傍。膝行而有请兮，冀一渉乎津梁。悯微▯之拳拳兮，忽若洗髓而涤肠。酌我以井冽之泉兮，被我以坤文之裳。去我扄鐍兮，谓我其臧。亦戒以世俗之夸谈兮，曰：吾非素王，汝克复予之常兮，予无汝忘。八章曰：有一人兮，衣逢掖而冠章甫。上律天时兮，下袭水土。累累其容兮，背若微偻。祖述尧舜兮，宪章文武。我思入神兮，恍尔而遇。俯伏下风兮，将泣而诉。悯中诚之拳勤兮，忽独与处。授我以三絶之编兮，与我心语。介我于文王周公兮，遗我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鲁。忽然而醒兮，有涕如雨。
九章》曰：「有一人兮，翼翼小心，顺其天兮，演易示人。屈伸消长兮，黙识其故。吉凶悔吝兮，曷为而无因？崇阳兮，抑阴？福善兮，祸滛。因孔氏以膝行乎王之前兮，测其原而益深。豁然悟兮，日月昭临。噫！人有尊卑兮，道无古今。噫！人有尊卑兮，道无古今。」
十章曰：「有一人兮，赤舄几几，制作孔备兮，之才之美。文王我师兮，亲为父子，申以爻辞兮，如掌之示。去之久逺兮，▯理防蔽。胡然而险阻兮，胡然而简易？因孔氏以膝行乎公之前兮，发其机于久秘。恍然而悟兮，神授天启。泄泄融融兮，恢我乐地。呜呼！苹藻之微兮，足以荐贵。呜呼！苹藻之微兮，足以荐贵。」
六经辨释补注序
先圣王之敎士也，以诗书礼乐为四术。易者，占筮之繇辞；春秋者，侯国之史记。自夫子賛易，脩春秋之后，学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敎士之四术而为六经。经焚于秦，而易独存；经出于汉，而乐独亡。幸而未亡者，若书、若礼，徃徃残缺；惟诗与春秋稍完而已。汉儒专门传授，守其师说，不为无功于经，而圣人之意则未大明于世也。魏晋而唐，注义渐广；至宋诸儒，而经学之盛极矣。程子之易，立言几与先圣并，然自为一书，则可，非可以经注论。若论经注，则朱氏《诗集传》之外，俱不能无遗憾也。后儒于其旣精旣当者，或未能哜味其所可取；则于其未精未当者，又岂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尝于此重有嘅焉，而可与言者甚鲜也。蜀儒黄泽楚望，贫而力学。往年初识之于筠，今年再遇之于江。读《易》《诗》《书》《春秋》及《周官》《礼记》，悉欲为之补注。补注之书未成，而各经先有辨释，宏纲要义，昭揭其大而不遗其小，究竟谨审，灼有真见。先儒旧说可从者，拳拳尊信，不敢轻肆臆说以相是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见，明经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见此，宁不为之大快乎？楚望不轻以示人，而徳化令王君乃为锓梓以传。予叹美之不足，因以谂于学者：盖必于诸经沉潜反覆，然后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年月日，临川吴澂序。
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序
楚望父之注经，其志可谓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书法。盖将前无古，而后无今，时出其所得之大槩示人而全注未易成也。每以家贫年迈，弗果速成。其注为嗟世，亦有仁义之人，能俾遂其志者乎？予所不能必也。道之行与命也，爱莫助之，永叹而已。延祐第七立秋之后四日，临川吴澂书于《易学滥觞》《春秋指要》之卷端。
附录下
黄楚望先生行状
先生讳泽，字楚望，其先长安人。唐末有官于蜀者，知资州内江县，曰舒艺，卒葬资州。次子师明留居，后遂为资州人。师明长子知权，知丹山县事。知权长子延节，宋初以徳行道艺闻，拜宣徳郎，通判渠州，讨宼有功，召入面奏，当世利害剀切，太祖大恱，除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以子徳润、徳全官稍显，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季曰徳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与二兄播、揆同年登进士第，蜀人荣之，为赋诗称美其事。考某字仪，可以孝友闻，累举不第，随兄骥子官九江。蜀乱不复能归，因留家九江，而贫日甚矣。先生生有异质，日诵数千言，年十二三即尽通当代进士经义论策之学，内附
国朝年十六矣，慨
译第七章说：有一个人啊，天高而日光被遮蔽。他的面容啊，像禹和汤那样长久。我思念他到了入神的境界啊，在梦中来到他身旁。跪着前行并向他请求啊，希望他能渡我过那桥梁。怜悯我卑微诚挚的恳切啊，忽然像洗髓涤肠一般清明。用井中清澈的泉水斟给我喝啊，用带有坤卦纹饰的衣裳披在我身上。去掉我门上的锁钥啊，说我是善良的。也告诫我不要世俗的夸夸其谈啊，说：我不是素王，你能恢复我的常道啊，我不会忘记你。
第八章说：有一个人啊，穿着宽袖的衣服戴着章甫冠。上顺天时啊，下袭水土。容貌庄重啊，背微驼。效法尧舜啊，以文武为准则。我思念他到了入神的境界啊，恍惚间与他相遇。俯伏在下风处啊，将要哭泣诉说。怜悯我内心诚挚的勤勉啊，忽然独自与他相处。授予我断绝的三卷书啊，与我心灵对话。使我介于文王周公之间啊，留给我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忽然醒来啊，泪水如雨。
第九章说：有一个人啊，恭敬小心，顺应天道啊，推演《易经》示人。屈伸消长啊，默识其缘故。吉凶悔吝啊，怎么会没有原因？崇尚阳啊，抑制阴？福善啊，祸淫。借着孔子在王前跪行啊，探测其本源而更加深入。豁然领悟啊，日月昭临。唉！人有尊卑啊，道无古今。唉！人有尊卑啊，道无古今。
第十章说：有一个人啊，穿着红色的鞋子，制作完备啊，才华之美。文王是我的老师啊，亲如父子，用爻辞申说啊，像手掌展示一样清楚。离去久远啊，道理被遮蔽。为什么如此险阻啊，为什么如此简易？借着孔子在公前跪行啊，揭示其长久秘密的机要。恍然领悟啊，神授天启。和乐融融啊，开阔我的乐地。呜呼！苹藻虽微啊，足以进献尊贵。呜呼！苹藻虽微啊，足以进献尊贵。
《六经辨释补注》序
先代圣王教导士人，以《诗》《书》《礼》《乐》为四种学问。《易》是占筮的繇辞；《春秋》是诸侯国的史记。自从孔子赞《易》、修《春秋》之后，学者才开始将《易》、《春秋》与先王教导士人的四种学问合并为六经。经典在秦朝被焚毁，而《易》独自保存下来；经典在汉朝重新出现，而《乐》独自失传。幸而未失传的，如《书》、如《礼》，往往残缺不全；只有《诗》与《春秋》稍微完整罢了。汉朝儒生专门传授，恪守师说，对经典并非没有功劳，但圣人的本意却没有在世上完全阐明。从魏晋到唐朝，注解义理逐渐广泛；到了宋朝诸儒，经学的兴盛达到了极点。程子的《易传》，立言几乎与先圣并列，然而作为单独的一本书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经注来讨论。如果论及经注，除了朱熹的《诗集传》之外，都不能没有遗憾。后世儒生对于他们既精当之处，或许未能品味其可取之处；那么对于他们不精当之处，又怎能人人都能推究其未达到的地方呢？我曾对此深感慨叹，而能与之谈论的人很少。蜀地儒生黄泽字楚望，贫穷而力学。往年初次在筠州认识他，今年再次在江州遇见他。他读《易》《诗》《书》《春秋》及《周官》《礼记》，都想为之补注。补注的书尚未完成，而各经先有辨释，宏纲要义，昭示其大而不遗漏其小，究竟谨审，确有真知灼见。先儒旧说可取的，他诚恳尊信，不敢轻率臆断以相是非。用功深，用意厚，以我看来，明经之士没有能及他的。晚年见此，怎能不为之大为痛快呢？楚望不轻易示人，而德化令王君却为之刻版流传。我赞叹赞美不足，因此告知学者：一定要对诸经沉潜反复，然后才知道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年月日，临川吴澂序。
《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序
楚望父亲注经，其志向可谓艰苦了。《易》想要阐明象，《春秋》想要阐明书法。大概将前无古人，后无今人，时常拿出他所获得的大概示人，而全注不易完成。常因家贫年迈，未能迅速完成。他的注令人嗟叹，世上也有仁义之人，能让他实现志向吗？我不能确定。道的实行与命运，爱莫能助，只能长叹罢了。延祐七年立秋之后四日，临川吴澂书于《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卷首。
附录下
黄楚望先生行状
先生名泽，字楚望，他的祖先原是长安人。唐末有在蜀地做官的，任资州内江县知县，名叫舒艺，死后葬在资州。次子师明留居，后来就成为资州人。师明的长子知权，任丹山县知县。知权的长子延节，宋初以德行、道艺闻名，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讨伐寇盗有功，被召入朝当面奏对，当世利害剀切，太祖大为喜悦，任命为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因儿子德润、德全官位稍显，累赠金紫光禄大夫。最小的儿子叫德柔，是先生的十世祖。五世祖拂，与二兄播、揆同年登进士第，蜀人引以为荣，作诗称美其事。父亲某字仪，以孝友闻名，多次科举不第，随兄骥子在九江做官。蜀地动乱后不能再回去，于是留家九江，而贫困日益严重。先生生来有异质，每天诵读数千言，十二三岁就完全通晓当代进士经义论策之学，内附
国朝十六岁了，感慨
然以明经学古，笃志力行自励，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疾止则复苦思如故。尝见邵子论天地自相依附，即以此思之，因及河圗洛书，浑天盖天，吾道异端不同之故，以为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于此者？昼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余，始旁通古今史志别集诗文，皆不习而能，诗尤超迈清美。久之，于周程张朱之书有得，作顔渊仰髙鑚坚论以自勉。是时行省钜公犹有尊贤敬学者，屡以书院山长之禄起先生，敎授江之景星，洪之东湖。考满即归，闭门授徒以为养，悉取六经百氏传注疑义千余条，离析辩难以致其思，不复言仕矣。始先生尝梦见夫子，以为适然，旣而屡梦见之，最后乃梦夫子亲授所校六经字画如新。其家无一亩之殖，而决意归休，以六经絶学为己任，盖深有所感发也。时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来十余年闲，屡悟圣经隐赜之义，凡数十处，而失传之旨以渐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徳容之盛，上达于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时郡守寓公犹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以学校宾师之礼，月致米六斛，钞三十千。葢国初贤守设此以奉前代寓公之无归者。方二亲髙年，陋巷破窓不蔽风雨，先生敬共奉持，菽水驩然，如有三牲之养也。又十余年而二亲相继终，先生年近六十矣。数经嵗大祲，家人采木实草根疗饥。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学粮之籍，谓先生一耆儒尔，月廪太丰，削其三之二。时先生老不复能敎授，而家人辈寒饥自此始矣。当其絶食相视，黙黙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优防，未尝少变。或与客谈论终日，揖让如平时，客不知先生未饭也。然终不为一日降志以谋温饱，唯以圣人之心不明，经学失传，若已有罪，用是为大戚。葢自昔所闻儒学之士贫窭空乏以终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动其意。非有髙明卓絶之见，坚苦特立之操，其孰能与于此？先生卒于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仪甫所归棺敛。九江学者盖少，先生又深自韬晦，不求闻知。唯待人接物，则无贵贱，一致其诚。故死之日，逺近闻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圣予，幼者蚤夭。女二：刘齐贤，徐可久其壻也。孙男二，女一。先生于经学，以积思自悟为主，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为则。故其悟也，或得诸幽闲寂寞之余，或得诸颠沛流离之顷，或得诸疾病无聊之日，或得诸道途风雨之中。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防，如示诸掌。然后由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伦之端，礼乐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区画之初，封建自然之势，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数立象之机，声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渐，忠质文异尚之体，世变礼失之由，以力假仁之习，皆若身在其闲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歴代聚讼不决，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冻释，怡然各就条理。盖由专精积久而后得之。每自以为天开其愚，神启其秘也。其于《易》，以明象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为主，而其机栝则尽在十翼。作《十翼举要》，以为《易》起于数，因数设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辞。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尽意。」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圣人言《易》之为教如此。《易》不可废，象明矣。由象学失传，汉儒区区掇拾凡陋，不足以得圣人之意。而王辅嗣忘象之说兴，至邢和叔则遂欲忘卦弃画。虽以近代钜儒继作，理学大明，而莫能夺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而为象者，学者犹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则非思虑意识所能及矣。而况于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缀辑于王氏弃掷之余，朱子发后出而加密，丁易东继之而
译然而他凭借明经之学研习古义，意志坚定，身体力行，自我勉励，喜好刻苦思考，屡次因此生病。病愈后又像从前一样刻苦思考。曾经看到邵雍论述天地相互依附，便以此进行思考，进而涉及河图洛书、浑天说与盖天说，以及正道与异端不同的原因，认为探究事物原理、获取知识的开端，哪有比这更大的呢？日夜思考，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二十多岁时，开始广泛通晓古今史志、别集诗文，都不需学习就能掌握，诗歌尤其超迈清丽。时间久了，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著作有所心得，撰写《颜渊仰高钻坚论》来勉励自己。当时行省的显贵中还有尊重贤人、敬重学者的，屡次以书院山长的俸禄征聘先生，在江州的景星、洪州的东湖任教。考核期满就回家，闭门教授学生以维持生计，全部选取六经及诸子百家传注中的疑难问题一千多条，剖析辨析难题以启发思考，不再谈论做官的事。起初先生曾经梦见孔子，认为只是偶然，后来屡次梦见，最后竟梦见孔子亲自传授所校订的六经字画，如同新的一样。他家没有一亩田产，却决意辞官归隐，以复兴六经绝学为己任，大概是深受感发。当时是大德甲辰年，先生四十五岁。从此以后十多年间，屡次领悟圣经深奥隐晦的意义，共几十处，而失传的旨意逐渐可以通达，于是作《思古吟》十章，极力陈述圣人德行仪容的盛大，上达于文王、周公，以表达自己寤寐不忘的情意。当时郡守和寓居的官员中还有能敬重先生的，以学校宾师的礼节对待先生，每月供给米六斛，钞三十贯。大概是国家初年贤能的太守设立此制，用来奉养前代无依无靠的寓公。当时双亲年事已高，住在陋巷，破窗挡不住风雨，先生恭敬谨慎地侍奉，粗茶淡饭也欢愉，好像有三牲供养一样。又过了十多年，双亲相继去世，先生将近六十岁了。多次遭遇大灾荒，家人采集果实草根充饥。巡察学粮的蔡副使核查名册，说先生只是一个老儒罢了，月俸太丰厚，削减了三分之二。当时先生年老不能再教书，家人从此开始受冻挨饿。当断粮相对，默默不知如何是好时，先生闭目端坐，沉浸于学问之中，从容不迫，未曾稍有改变。有时与客人谈论终日，揖让如常，客人不知道先生没吃饭。然而终究不为了一天的温饱而降低志向，只因为圣人的心意不明，经学失传，好像自己已有罪过，因此以此为最大的悲痛。大概自古以来儒学之士贫困潦倒终其一生，没有像先生这样严重的，而先生安然处之，不曾稍动其心。如果没有高明卓越的见解，坚苦特立的操守，谁能做到这样？先生卒于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享年八十七岁。由郡人王仪甫提供棺木下葬。九江的学者很少，先生又深自韬晦，不求闻名。只有待人接物，不论贵贱，都同样真诚。所以去世那天，远近听到的人无不哀悼。娶某氏，儿子两个：圣予，幼小的早夭。女儿两个：刘齐贤、徐可久是她的丈夫。孙子两个，孙女一个。先生对于经学，以积累思考自我领悟为主，以自然恰当不可移易为准则。所以他有所领悟，有时在幽闲寂寞之余，有时在颠沛流离之际，有时在疾病无聊之时，有时在旅途风雨之中。等到时间久了，就豁然贯通，无所不通。从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袭而下，凡是远古之初，万物变化的本源，典籍所不能详尽的，都清晰明白，如同展示在手掌上。然后从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一直到春秋末年，人伦的开端，礼乐的根本，皇道帝德，神化适宜百姓的妙用，井田区划的初始，封建自然的气势，鬼神祭祀的开始，神物辅助百姓的用途，起数立象的契机，声教文治的渊源，制作因革的渐变，忠质文不同崇尚的体制，世变礼失的原因，以力假仁的习气，都好像亲身在其中而目睹其事。于是《易》《春秋》传注的失误，《诗》《书》未决的疑问，《周礼》非圣人书的诽谤，凡是历代聚讼不决，数十年苦思而未通晓的，都冰消瓦解，怡然各归条理。大概是因为专精积累久了才得到的。常常自以为上天开启他的愚钝，神明启发他的秘密。他对于《易》，以阐明卦象为先，以依据孔子的话，上求文王、周公的意思为主，而其关键则全在十翼。作《十翼举要》，认为《易》起于数，因数设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辞。所以孔子说：“易者，象也。”“立象以尽意。”居处时观察其象而玩味其辞。圣人言《易》作为教化就是这样。《易》不可废，象就明白了。由于象学失传，汉儒区区拾取凡陋，不足以得到圣人的意思。而王弼忘象的说法兴起，到邢昺则竟想忘卦弃画。虽然近代大儒相继出现，理学大明，但没能改变它。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阴阳消长而为象的，学者还可以寻求。然而有象外之象，就不是思虑意识所能达到的了。何况用立例来寻求呢？李鼎祚在王氏弃掷之余缀辑，朱震后出而加密，丁易东继之而
愈详。圣人立象之妙，终不可见。作《象略》，象学旣明，则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辞。阴阳消长，有一定之几；上下贵贱，有一定之分；善恶吉凶，有一定之则。位之当者，孔子无由独言其非。卦与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谓之大，然后知三圣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舎象而求，则人自为易，不期于异而自异。作《辩同论》，尝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传系辞，有说卦，有序卦，有杂卦，有河图洛书，蓍策之数，学者当随处用工，各诣其极，至于一以贯之，而后全易见矣。」其于《春秋》，以事实为先，以通书法为主，其大要则在考覈三传，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脉络则尽在《左传》。作《三传义例考》，以为《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而近代乃有「夏时冠周月」之说，是史法与圣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辩》，又以为说《春秋》有实义，有虗辞，不舎史以论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襃贬，泥圣人酌时冝以取中，此实义也。贵王贱覇，尊君卑臣，内夏外夷，皆古今通义。然人自为学，家自为书，而《春秋》迄无定论，故一切断以虚辞。作《笔削本防》，又作《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丘作甲辩，凡如是者十余通，以明古今礼俗不同，见虚辞说经之无益。尝曰：「说《春秋》须先识圣人气象，识得圣人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矣。」其但以为实录而已者，则《春秋》乃一直史可脩，亦未为知圣人也。其说《易》有常变，而《春秋》则有经有权，《易》虽万变，而必复于常，《春秋》虽用权，而不逺于经各。以二义贯一经之防，尝曰：「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盖古者占筮之书，即卦爻取物类象悬虚其义，以断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圣神之所为也。文王、周公作易时，取一二立辞以明敎。自九簭之法亡，凡簭人所掌者，皆不可复见，而象义隐微，遂为歴世不通之学矣。鲁史记事之法，实有周公遗制，与他国不同，观韩宣子之言可见。圣人因鲁史脩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賛一辞，则必有与史法大异者。然曰「其文则史」，是经固不出于史也。今鲁史旧文亦不可复见，故子朱子以为不知孰为圣人所笔，孰为圣人所削，而春秋书法亦为歴世不通之义矣。先生所谓废失之由有相似者，葢如此。又惧夫学者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书目虽多，皆引而不发，乃作《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经防举略》、《稽古管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觧》则终身未尝脱藁示人也。其辩释诸经要防，则有《六经补注》；诋排百家异义，则取杜牧之「不当言而言之意」，作《翼经罪言》。其论《周礼》，以为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虽有因革损益，或加详宻，而大体不能相逺者，非周公创为之制也。古今风俗事体不同，学者不深考世变，而辄指其一二古逺可疑者，以为非圣人之书，此不难辩。独其封国之制与孟子不合，则所当论。盖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计武王之兴，殷诸侯尚千有余国，既无功益地，亦无罪削邑，此当仍其旧封百里之下为三等，如孟子之说。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劳，及其余功臣当封爵，与夫并建宗亲以为藩屏，岂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当用周制耳。诸侯恶其害已，而去其籍，是书当世学者鲜得见之，则周家一代之制，虽孟子亦有不能详也。其于官属多寡之由，职掌交互之故，错。乱之说发义尤精，其祭祀之法则兼戴记而考之，作《二礼祭祀述略》《礼经复古正》。言其辩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祭之说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为四重祭。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喾配，即圜丘、方泽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
译更加详尽。圣人设立卦象的奥妙，终究无法完全显现。撰写《象略》，象学既然已经阐明，那么就可以通过卦象来领会意旨，通过意旨来理解卦爻辞。阴阳的消长，有一定的契机；上下贵贱，有一定的分别；善恶吉凶，有一定的准则。位置得当的，孔子没有理由独自说它不对。卦和爻中较小的部分，文王、周公本来也不认为它们重大，这样才知道三圣人的《易》，道理是统一的。如果舍弃卦象去探求，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易》，不期望不同却自然不同。撰写《辩同论》，曾经说：“《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传系辞，有说卦，有序卦，有杂卦，有河图洛书，有蓍草占筮的数理，学者应当在各个地方下功夫，各自达到极致，直到用一条主线贯穿起来，然后完整的《易》才能显现。”
他对于《春秋》，以事实为先，以贯通书法为主，其大要在于考校三家传注，以求向上追溯的功夫，而其脉络则全在《左传》中。撰写《三传义例考》，认为《春秋》有鲁史的书法，有圣人的书法，而近代却有“夏历季节冠以周历月份”的说法，这是史法与圣法都丧失了。撰写《元年春王正月辩》，又认为解说《春秋》有实义，有虚辞，不脱离史实来论事，不离开传注来求经文，不纯粹以褒贬为标准，拘泥于圣人斟酌时宜以取中道，这是实义。尊王贱霸，尊君卑臣，内夏外夷，都是古今通行的义理。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每家都有自己的著作，而《春秋》始终没有定论，所以一切断定为虚辞。撰写《笔削本防》，又撰写《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丘作甲辩》，像这样的十多篇，用以说明古今礼俗不同，看出用虚辞解说经文的无益。曾经说：“解说《春秋》必须先认识圣人的气象，认识了圣人的气象，那么一切刻薄琐碎的说法，自然就会退听。”那些只认为《春秋》是实录的人，那么《春秋》就是一部直笔史书可以修撰，这也算不上了解圣人。
他解说《易》有常道和变通，而《春秋》则有经和权，《易》虽然万变，但必定回归常道，《春秋》虽然使用权变，但不远离经道。用这两个义理贯穿一经的要旨，曾经说：“《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的原因，大致相似。如果通晓其中一个，就可以触机而悟了。”大概古代占筮的书，就是取卦爻所象征的物类，悬空其义理，用来判断吉凶，都是自然的道理，乃是上古圣神所做的事。文王、周公作《易》时，取一二个例子立辞以阐明教化。自从九筮之法亡失，凡是筮人所掌管的东西，都再也无法看见，而象义隐微，于是成为历代不通的学问了。
鲁史记事的法则，确实有周公遗留的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看韩宣子的话就可以知道。圣人依据鲁史修撰《春秋》，该记录的记录，该删削的删削，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那么一定有与史法大不相同的地方。然而说“其文则史”，是经本来不出于史。现在鲁史的旧文也再也无法看见，所以朱子认为不知道哪是圣人所记录的，哪是圣人所删削的，而《春秋》书法也成为历代不通的义理了。先生所说废失的原因有相似之处，大概就是这样。又担心学者得到创闻，不再深思，所以所著书目虽然很多，都引而不发，于是撰写《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经防举略》、《稽古管见》，指示人们求端用力的方法，而《易春秋全觧》则终身未曾定稿示人。他辩释诸经要旨，则有《六经补注》；驳斥百家异义，则取杜牧“不当言而言之意”，撰写《翼经罪言》。
他论《周礼》，认为六官所掌管的都是遵循唐、虞、夏、商已经实行的事情，虽然有因袭变革损益，或者更加详密，但大体不能相差太远，不是周公创制的制度。古今风俗事体不同，学者不深入考校世变，却随意指出其中一二古老遥远可疑的地方，认为不是圣人的书，这不难辩驳。唯独其封国的制度与孟子不合，则应当讨论。大概孟子所说的是因袭殷代的制度，《周官》乃是周家的制度。计算武王兴起时，殷代诸侯还有一千多国家，既然没有功劳增加土地，也没有罪过削减邑地，这应当仍然按照旧封百里以下的分为三等，如孟子所说。至于周公、太公有大功劳，以及其余功臣应当封爵，与那些并建宗亲以为藩屏的，难道可以限制在百里的法则之内吗？自然应当使用周制。诸侯厌恶它有害自己，而去除了它的典籍，这本书当世学者很少能见到，那么周家一代的制度，虽然孟子也有不能详知的。他对于官属多寡的原因，职掌交互的缘故，错乱的说法，发挥义理尤其精妙，其祭祀法则则兼用《戴记》来考校，撰写《二礼祭祀述略》《礼经复古正》。说到他辩驳王肃混淆郊丘，废除五天帝，并将昆仑神州合为一祭的说法说：“祭法，虞、夏、殷、周都以禘、郊、祖、宗为四重祭。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喾配享，就是圜丘、方泽。郊祀上帝，以后稷配享，在建寅之月，南郊祭祀感生帝”
，以祈谷也。四时祀五天帝于四郊，以迎气也。祖帝喾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緫配五天帝也。其后则祖文王于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于明堂，以配五神。凡此皆郑氏义也。」故《周礼》大司乐注以圜丘、方泽、宗庙为三禘，盖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圜丘，社次方泽，宗次祖，皆常嵗所举之祭也。东迁土蹙财匮，大礼遂废，所脩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泽二禘，传记亦罕言之，非浅闻所及矣。《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于一，故称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称旅。肃欲以圜丘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旣曰「亦如之」，则五帝之祀与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肃欲混之，可乎？《孝经》称「严父配天」，又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昆仑者，地之顶；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昆仑、神州，非是设此二祭，乃求神于二处。大地神灵莫测，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彼，亦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泽主昆仑，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见于经，误分为二，王氏由此并昆仑、神州为一祭，而遂谓北郊为方泽，可乎？若郑氏知乐九变之祭为禘，而不言及喾，又以为禘小于祫，此则其失也。故断之曰：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晋武帝肃外孙也，故用其说，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歴代无所因袭，而《周礼》天神、地示、人鬼极盛之祭，遂为古今不决之疑矣。其辩感生帝之说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为立庙而祭，谓之閟宫。君子以为圣人之生异于常人，无异义也。况乎生民之初，气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传旣久，非纬书创为之说也。且河图、洛书、蓍防之数，皆纬文也，其可尽废乎？」其辩胡仁仲以社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谷之神，而配以勾龙、稷，非祭地也。礼，天子、诸侯、羣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国社。置社之名，其名义髙下不同如此，而谓之大示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是责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责可辱乎？《周礼》王祭社稷、五祀，则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与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则社非祭地明矣。」传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礼》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师旅大防，同宜于社。又建国先告后土，则后土非社矣。舜典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礼》四望与五帝同兆于郊，又与祀地同玉，又与山川同祭服，则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乐所祭五土之示，祭地之礼不止于方泽矣，而欲以社当之，可乎？《周礼》以圜丘对方泽，以天神对地示，以苍璧礼天，对黄琮礼地。以祀天旅上帝，对祀地旅四望。书及礼记乃多以郊对社，盖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礼专圜丘、方泽，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广逺，分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髙深▯远，大神、大示，不可烦凟，故嵗事祈之于郊，而水土之变则责之于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学不信《周礼》，故率意立说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为圣人制礼，远近亲踈髙下贵贱，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后礼意可得。盖圜丘所祭者，全体圆转之天，緫南北极、黄赤道、日月星辰所丽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緫祀天神也。上帝者，髙髙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则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泽所祭者，全体承天之地，緫山陵川泽、极天所
译这是为了祈求谷物丰收。在四季祭祀五天帝于四方郊外，是为了迎接节气。以帝喾为祖，以后稷配享，是为了尊崇始祖所由出的根源。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是总配五天帝。此后则在明堂祖祀文王，以配享五帝；宗祀武王，以配享五神。凡此都是郑玄的义理。」所以《周礼》大司乐注将圜丘、方泽、宗庙称为三禘，大概是因为天神、地祇以及始祖所由出，是三大祭祀，都是五年一次的禘祭。郊祭次于圜丘，社祭次于方泽，宗祭次于祖祭，都是每年常行的祭祀。东迁之后国土狭小、财力匮乏，大礼于是废止，所修行的只有郊、社二祭，所以圜丘、方泽二禘，传记中也很少提及，这不是浅薄见闻所能达到的了。《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的文字，天地主于一，所以称“祀上帝”；四望不是一神，所以称“旅”。王肃想把圜丘当作郊祭，可以吗？《司服》说：“王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是这样。”既然说“也是这样”，那么五帝的祭祀与昊天上帝就不是同一祭祀了。王肃想把它们混为一谈，可以吗？《孝经》称“严父配天”，又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说：“先王以此作乐崇德，殷勤地推荐给上帝以配享祖考。”上帝也是天神。王肃想废除五天帝而用五人帝来代替，可以吗？昆仑是地的顶点，神州是地的中心，都是天地相交的地方。地祇主祭昆仑、神州，不是在这两处设立祭祀，而是向两处求神。大地神灵莫测，不知道神在那边呢，还是在这边呢？所以向那边求，也向这边求。郑玄以方泽主祭昆仑，北郊主祭神州，北郊不见于经文，错误地分为二，王氏由此将昆仑、神州合为一祭，而于是说北郊就是方泽，可以吗？如果郑玄知道乐九变的祭祀是禘，却不提及帝喾，又认为禘小于祫，这是他的失误。所以断言说：郑玄深刻但不完备，王肃明白但实际浅薄。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采用他的说法，合并方、圜二丘而祭祀南郊。历代没有因袭，而《周礼》中关于天神、地祇、人鬼最盛大的祭祀，于是成为古今不决的疑案了。他辩驳感生帝的说法说：“姜嫄踩了帝喾的足迹感到欣喜而生了后稷，周人特意为他立庙祭祀，称为閟宫。君子认为圣人的出生不同于常人，没有其他的意义。何况在生民之初，气化之始，五天之精感应而成为帝王的祖先，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五帝感生的祭祀，上古流传已久，不是纬书凭空捏造的说法。而且河图、洛书、蓍草龟甲的数理，都是纬文的依据，难道可以全部废除吗？”他辩驳胡仁仲以社为祭地的说法说：“二社是用来享祀水土谷之神，而配以勾龙、后稷，不是祭地。礼制上，天子、诸侯、群姓、百姓、大夫以及庶民都立社，所以有王社、侯社、大社、国社。设立社的名称，其名义高低不同如此，而说它是大地之祭，可以吗？殷革夏命，周革殷命，都覆盖其社，这是侮辱它。旱灾水灾则变更社稷，这是责备它。君王父事天，母事地，难道可以责备、侮辱吗？《周礼》君王祭祀社稷、五祀，则希冕以社稷与五祀相同，而用第五等服饰，不能与先王、先公、四望、山川相比，那么社不是祭地就很明白了。”传曰：“头戴皇天，脚踏后土。”这是后土就是地。《周礼》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军旅大征伐，同样适宜于社。又建国先告后土，那么后土就不是社了。《舜典》类祭于上帝，禋祭于六宗，望祭于山川。六宗是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所以其祭祀在上帝之后，山川之前。《周礼》四望与五帝同兆于郊，又与祭地同用玉，又与山川同祭服，那么四望是祭地的四方。又有分乐所祭的五土之祇，祭地的礼仪不止于方泽了，而想以社来代替，可以吗？《周礼》以圜丘对应方泽，以天神对应地祇，以苍璧礼天，对应黄琮礼地。以祀天旅上帝，对应祀地旅四望。尚书及礼记却多以郊对应社，大概是因为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礼仪专指圜丘、方泽，遍祭天神、地祇，其意深远，分为四祀，很明显了。天地之道，高深幽远，大神、大祇，不可烦渎，所以岁事祈求于郊，而水土之变则责备于社，这是古人立祀的深意。胡氏家学不信《周礼》，所以随意立说如此，大概先生的意思，认为圣人制礼，远近亲疏高低贵贱，都有自然的次序，必须通晓其本源，然后礼意才可以得到。大概圜丘所祭的，是全体圆转的天，总括南北极、黄赤道、日月星辰所依附的来说，所以主祭北辰而说天神都降临，这是总祀天神。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天，因为它在上而为主宰，所以叫上帝。分主五方，所以叫五帝。合上下四方来说，则叫六宗，都是天神分祀的。方泽所祭的，是全体承天的地，总括山陵川泽、极天所
覆者而言，故主昆仑而曰地▯皆出，是緫祀地▯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四望，五岳四渎之祀曰山川，川泽、山林、丘陵、坟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之分祀者也。所谓自然之序，盖如此其辩。赵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于始祖之庙，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庙之主，曰大传。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善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髙祖。此以禘与祫对言，则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见之也。盖诸侯之祫，犹天子之禘，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及其髙祖，是有庙无庙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髙祖，故谓之祫。天子则于七庙及祧庙之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谓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庙无庙之主，寂寥简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诸侯曰祫，其礼皆合祭也。」《尔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谓之大祭乎？字书训释曰：「禘者，谛也，审谛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盖后稷有庙，郊旣配帝，喾虽配天而无庙，不可阙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则后稷率有庙无庙之主，以共享于喾，所以使子孙皆得见其祖，又以世次久逺，见始祖之功徳为尤盛也。况后稷之庙，毁庙数十世之主皆藏焉，岂可当享喾之时而屏置之乎？盖禘祫所以相乱者，由天子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礼。以说诸侯，或推诸侯之礼以说天子，不知诸侯之礼有祫无禘，天子之禘礼必兼祫，虽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孙以共尊一帝，自然当合食矣。礼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则是天子祫祭随时皆用也。其辩成王赐鲁天子礼乐，曰：「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为天子诸侯不易之大法。身没而王与伯禽躬为非礼以享周公，成王贤王，鲁公贤君，必不至，是以鲁颂「白牡骍刚」推之，则记礼者之过也。」禘者，殷诸侯之盛祭，周公定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禴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于王室，故命鲁以殷诸侯之盛礼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骍刚者，鲁公之牲也。又可见鲁公以下皆合食于大庙，而礼秩初未尝敢同于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则亦非常嵗之祀。成王斟酌礼意，盖如此，而非有祭文王为所自出之礼，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庙，则后世始僣之。然晋亦有禘，葢文公有勲劳于王室，欲效鲁禘祭而请于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东周诸侯为所自出之王立庙，称周庙，如鲁与郑是也。然止谓之周庙，不敢以祖庙称之，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则子孙亦不敢与享于庙，单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禄，则亦用诸侯之礼而已。若鲁旣得禘于周公之庙，则周庙亦应用禘。禘必有配，则固冝于文王庙，以周公配也。若据赵氏，则鲁本无文王庙，止于周公庙，祭文王，临期立文王主与尸而祭之，此于礼意实不相似。若以为有文王庙，则是于文王庙迎尸以入周公庙，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鲁之郊、大雩，则平王之世，惠公请之是矣。然郊祀苍帝而三望，虽僣而犹未敢尽同于王室也。盖以鲁有天子礼乐为成王赐者，本《明堂位》《祭统》以为惠公所请者，出《吕氏春秋》。鲁、郑周庙，晋有禘祀，见《左传》。先生以经证经，而折衷百氏。之说多如此。其辩说诗之失，以为古者重声敎，故采诗以观所被之浅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大师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录于史官而非大师所采者，豳风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余诸国风，多是东迁以后之作，率皆诸国史官所自记录。方周之盛，美刺不兴。汉广、江沱诸诗，虽足见诸侯之美，而风化之原实系于周。其后天子不能统一诸侯，诸侯善恶皆无与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谓之变风。以其不系于二南而各自为风也。周礼王廵守，则大史、大师同车。又其官属所掌，皆有世奠系之说。方采诗之时，大师掌其事，而大史録其时世及廵守礼废，大师不复采诗，而后诸国之诗皆其国
译覆者而言，所以主祭昆仑而称地祇，是因为万物皆由此生出，这是总祭地祇。地有四方，望其方位而祭祀称为四望，祭祀五岳四渎称为山川，祭祀川泽、山林、丘陵、坟衍、原隰称为五土，祭祀水土称为社，这些都是地祇的分祀。所谓自然的秩序，大概就是这样分明。赵伯循说：王者在始祖的庙里，禘祭始祖所由出的帝，以始祖配享，而不涉及群庙的主神，这叫做《大传》。王者禘祭始祖所由出的帝，以其祖配享；诸侯禘祭及其太祖；大夫士若有善行被君主省察，祫祭及其高祖。这里将禘与祫对举而言，那么禘祫都是合祭，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一点。大概诸侯的祫祭，相当于天子的禘祭，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庙无庙的主神都在，又上溯到太祖、高祖，所以称为祫。天子则在七庙及祧庙之上，更上溯到所由出的帝，所以称为禘。如果说禘祭祖先所由出的帝，反而不涉及有庙无庙的主神，那样寂寥简短，不符合人情。所以程子说：“天子称为禘，诸侯称为祫，它们的礼仪都是合祭。”《尔雅》说：“禘，是大祭。”如果不是大合昭穆，怎么能称为大祭呢？字书训释说：“禘，就是谛，审谛昭穆。”如果不是合祭，怎么会有昭穆呢？大概后稷有庙，郊祀已经配享帝，喾虽然配天但没有庙，不能缺了人鬼的享祀，所以五年一次禘祭，后稷率领有庙无庙的主神，共同在喾那里享祀，这是为了让子孙都能见到他们的祖先，又因为世次久远，见到始祖的功德尤其盛大。况且后稷的庙里，毁庙的数十世主神都藏在那里，怎么可以在享祀喾的时候将他们屏弃呢？大概禘祫之所以互相混淆，是因为天子和诸侯的制度不明确，先儒有的推演天子的礼仪来解说诸侯，有的推演诸侯的礼仪来解说天子，不知道诸侯的礼仪有祫无禘，天子的禘礼必定兼有祫，虽然其本意不主张合食，但率领子孙共同尊崇一位帝，自然应当合食了。礼说：“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那么天子的祫祭随时都用。他辩驳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礼乐的说法，说：“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作为天子诸侯不可改变的大法。周公死后，成王和伯禽亲自做非礼的事来享祀周公，成王是贤王，鲁公是贤君，必定不会这样做，从《鲁颂》‘白牡骍刚’推论，这是记载礼仪者的过错。”禘，是殷代诸侯的盛大祭祀，周公定为“不王不禘”的法度，所以用禴祭代替。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劳于王室，所以命令鲁国用殷代诸侯的盛大礼仪祭祀周公，以表示不把周公当臣下的意思，所以牲用白牡，白牡是殷代的牲；骍刚是鲁公的牲。又可见鲁公以下都合食于大庙，而礼制等级起初不敢与周公相同。又从《春秋》推论，这也不是每年的常规祭祀。成王斟酌礼意，大概如此，而不是有祭祀文王作为所由出的礼仪，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在群公的庙里禘祭，那是后世开始僭越的。然而晋国也有禘祭，大概因为文公有功劳于王室，想效仿鲁国的禘祭而向天子请求，所以得以使用。至于东周诸侯为所由出的王立庙，称为周庙，像鲁国和郑国就是这样。然而只称为周庙，不敢称为祖庙，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然而子孙也不敢在庙里共同享祀，只是单独祭祀所由出的王，祭祀用生者的俸禄，那么也就用诸侯的礼仪罢了。如果鲁国既能在周公的庙里禘祭，那么周庙也应该用禘祭。禘祭必有配享，那么本来应该在文王庙，以周公配享。如果依据赵氏的说法，那么鲁国本来没有文王庙，只在周公庙祭祀文王，临期立文王的主牌和尸来祭祀，这在礼意上实在不相似。如果认为有文王庙，那么在文王庙迎尸进入周公庙，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定不是这样。鲁国的郊祀、大雩，是平王时代惠公请求的。然而郊祀苍帝而三望，虽然僭越但还不敢完全同于王室。大概认为鲁国有天子礼乐是成王赐予的，本于《明堂位》《祭统》，认为惠公请求的，出于《吕氏春秋》。鲁、郑的周庙，晋国的禘祀，见于《左传》。先生以经证经，而折衷百家之说多如此。他辩驳《诗》的失误，认为古者重视声教，所以采诗以观察教化影响的深浅。然而现在三百篇，有出于大师所采的，周南、召南是。有录于史官而非大师所采的，豳风及周大夫所作是。其余诸国风，多是东迁以后的作品，大都是各国史官自己记录的。当周朝兴盛时，美刺不兴。《汉广》《江沱》等诗，虽然足以显示诸侯之美，但风化的根源实在系于周。后来天子不能统一诸侯，诸侯的善恶都与周无关，所以不以美刺，都称为变风。因为它们不系于二南而各自为风。《周礼》王巡守，则大史、大师同车。又其官属所掌，都有世奠系的说法。当采诗之时，大师掌其事，而大史录其时世及巡守礼废，大师不再采诗，而后各国的诗都是其国
史所自记录，以考见风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传于髙克之事，则曰「郑人为之赋清人」；庄姜之事，则曰「卫人为之赋硕人」。必有所据矣。故大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逹于事变而怀其旧俗。」是说诗者不可不辩采诗之时世也。黍离降为国风，此时王泽犹未竭也，故人民忠爱其君，犹能若此。其后听者旣玩，而言者亦厌，遂与之相忘，则虽国风亦不可复见。至此则书契以来文治之迹始刬絶矣。以时考之，国风止于泽陂，在顷王之世，当鲁文公之时，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故说诗者尚论其世也。先生经学自得之说为多，以其书不大传，故掇其关于体要者着之。当是时，唯临川呉文正公辩学正谊，尽通诸经，最为知先生者。尝拜集贤之命，至扬而还，飬疾九江濓谿书院，见先生所着《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题其卷端曰：「楚望父之着经也，其志可谓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书法，盖将前无古而后无今。又得《六经辨释补注》观之，谓学者曰：「今人无能知黄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为序以归之。其略曰：楚望贫而力学，读《易》《春秋》《周官》《礼记》，为之辩释补注，▯纲要义，昭掲其大，而不遗其小，究竟谨审，灼有真见。先儒旧说可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轻肆臆说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见，明经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晩年见此，寜不为之大快乎？予叹美之不足，因以谂于学者：葢必于诸经沈潜反覆然后有以见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先生雅自慎重其学，未尝轻与人言。以为其人学不足以明圣人之心志，不以六经明晦为己任，则虽与之言终日，无益也。学士李公漑之使还，过九江，请先生于濓谿书院防寓。公缙绅之士，躬定师弟子礼，假舘庐山，受一经之学，又将经纪先生家为子孙计。先生谢曰：「以君之才，辍朞嵗之功，何经不可明？然亦不过笔授其义而已。若予则于艰苦之余乃能有见，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学士为之叹息而去。或谓先生幸经道已明于已而又閟于人如此，岂无不传之惧乎？先生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子以为区区人力所致乎？」德化县令王君子翼请刋补注藏先生家，先生犹慎重之，非其人不传也。荐经宼乱，故宅为墟，遗书之存者鲜矣。悲夫！先生宁使其学不传于后，终不肯自枉以授诸人。是故能以数十年之勤，尽究诸经于阙塞之余，而不能使圣人之心大明于天下后世，盖其道若是也，岂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賛易》，删《诗》，定《书》，正礼乐，脩《春秋》，将以为百王大典。遭秦焚书灭学，帝王经世之法遂斩然湣絶于斯时，葢自开辟以来，宇宙横分，一大变也。郑康成当专门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学纂释羣经，具着成说。孔颖逹考覈百家，大明郑义，虽于圣人之道无闻，而博古穷经，斯以勤矣。自是四百余年，习为定论。至宋清江刘原父，始以聦明博洽之资，据经考礼，欲尽排周秦。以来传注之失，宋代经学之盛，刘公实张之，而说者日新矣。及子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遂定于一，犹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于易，简其辞，微其义，将使学者皆得自致于经。晩嵗犹拳拳礼学，而弗克论著。其成书贵阙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异体。春秋独得书法，废失之由，折▯诸传各极其当矣。而门人学者于二经师说，不能有所发明。故君子论古今经注，以为自朱子诗集传之外，俱不无遗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没身而止。此盖呉公所谓前无古而后无今者也。呜呼，其遂不传也与？汸始拜先生于其门，请问治经之要。先生念其逺来，不以为不可，敎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尽悟传注之失，则亦不知所以为思也。」请问致思之道。先生曰：「当以一事为例。礼，女有五不娶，其一为防父长子。注曰：
译史书之所以记录这些，是为了考察并看清风俗的盛衰、政治的得失。就像《左传》在记载高克的事情时，说“郑国人为他作了《清人》这首诗”；在记载庄姜的事情时，说“卫国人为她作了《硕人》这首诗”。这必定是有依据的。所以《诗大序》说：“国史明白地知晓得失的轨迹，痛惜人伦的废弛，哀叹刑罚政令的苛酷，吟咏性情以讽谏君主，通达事变而怀念旧日的习俗。”因此，解说《诗经》的人不可不辨明采诗的时代背景。《黍离》降为《国风》，此时王室的恩泽还未枯竭，所以百姓忠诚地爱戴他们的君主，还能做到这样。后来听的人已经玩味厌倦，说的人也感到厌烦，于是彼此相忘，那么即使是《国风》也无法再见到了。到了这时，自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治痕迹才开始断绝。以时代来考察，《国风》止于《泽陂》，在周顷王的时代，相当于鲁文公的时候，所以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因此，解说《诗》的人应当推论其时代。先生经学上自得的见解很多，因为他的书没有广泛流传，所以选取其中关于大旨要义的内容著录下来。当时，只有临川的吴文正公辨析学问、端正义理，精通各种经典，最了解先生。他曾接受集贤院的任命，到了扬州就返回，在九江濂溪书院养病，看到先生所著的《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心里非常赞赏，在书卷开头题写说：“楚望父著述经学，他的志向可以说是艰苦了。”《易》想要阐明象数，《春秋》想要阐明书法，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看到《六经辨释补注》，对学者说：“现在没有人能了解黄楚望。”孟子说：“能够言论驳斥杨朱、墨翟的，是圣人的门徒。”楚望就是这样的人吗？也为此作序归还给他。序的大意说：楚望贫穷却努力学习，研读《易》《春秋》《周官》《礼记》，为之辨析解释、补充注释，提纲挈领地彰显大义，而不遗漏细节，究竟严谨审慎，确有真知灼见。先儒旧说中可信的，诚恳地尊重信奉，不敢轻易随意臆断来评判是非。用功深，用意厚，据我所见，阐明经学的士人没有能超过他的。晚年看到这些，难道不为此大大痛快吗？我赞叹赞美他不够，因此告诉学者：大概必须在各种经典中沉潜反复，然后才能看到他用功的不易，用意的不苟且。先生向来慎重对待自己的学问，不曾轻易与人谈论。他认为那个人学问不足以阐明圣人的心志，不以阐明六经的晦涩为己任，那么即使与他谈论一整天，也没有益处。学士李公漑出使归来，经过九江，邀请先生到濂溪书院暂住。李公是士大夫，亲自制定师生的礼仪，借住在庐山馆舍，接受一经的学问，又打算为先生安排家计以考虑子孙。先生推辞说：“以您的才能，停止一年的功夫，什么经典不能阐明？然而也不过是笔授其义理罢了。像我则在艰苦之余才能有见解，我不是邵雍，不敢以二十年的隐居期来等待您。”李学士叹息着离去。有人问先生，庆幸经道已经在自己心中阐明，却又这样对人保密，难道没有不能流传的担忧吗？先生说：“圣经的兴废，向上关乎天运，你以为这是区区人力所能造成的吗？”德化县令王君子翼请求刊刻补注收藏在先生家中，先生仍然慎重对待，不是合适的人不传授。后来遭遇寇乱，故居成为废墟，遗留的书存世的很少了。可悲啊！先生宁愿让自己的学问不流传于后世，终究不肯委屈自己来传授给众人。因此能够以数十年的勤奋，在困厄阻塞之余穷尽各种经典，而不能使圣人的心志在天下后世大大光明，大概他的道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天意吗？从前我们的孔子赞《易》，删《诗》，定《书》，正礼乐，修《春秋》，将以此作为百代帝王的大典。遭遇秦朝焚书灭学，帝王治理世道的法则于是断然湮灭于此时，大概自开辟以来，宇宙横分，是一大变革。郑康成处于专门固陋的时代，以一家之学编纂解释群经，具备著成定说。孔颖达考核百家，大明郑义，虽然对圣人之道没有听闻，但博古穷经，这已经很勤奋了。从此四百多年，习以为定论。到宋代清江刘原父，才开始以聪明博洽的资质，依据经典考核礼制，想要完全排斥周秦以来传注的失误，宋代经学的兴盛，刘公实际上开创了它，而解说的人日益新异。等到朱子出现，而群言有所折服，于是定于一尊，还像我们孔子的志向。然而朱子对于《易》，简化其言辞，微妙其义理，将使学者都能自己达到经典。晚年仍然诚恳致力于礼学，而没有能够论著。他的成书贵在存疑，而又深深怀疑古今文的异体。《春秋》独自得到书法，废失的原因，折衷各种传注各极其恰当了。而门人学者对于这两部经的师说，不能有所发明。所以君子论及古今经注，认为自朱子《诗集传》之外，都不无遗憾。先生却想要以近代理明义精的学问，运用汉儒博物考古的功夫，加以精思，终身不止。这大概是吴公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唉，他于是不能流传了吗？我起初拜见先生于其门下，请问治经的要领。先生念及我远道而来，不认为不可，教导我说：“在于致思罢了。然而不彻底领悟传注的失误，也就不知道如何思考。”请问致思的方法。先生说：“应当以一事为例。礼，女子有五不娶，其中之一是父亲兄弟的长子。注说：”
无所受命。近代说者曰：葢防父而无兄者也。女之防父无兄者多矣，何罪而见絶于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傥得其说，则知先儒说经，其已通者未必皆当，其未通者未尝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女之丧父无兄者，诚不当与逆乱刑疾之子同弃于世。久之乃得其说曰：「此盖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尔，故曰无所受命。注犹未失也。若丧父而无兄，则朞功之亲皆得为之主矣。」尝以质于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经疑义若此者众矣，当务完养而慎思之，毋轻发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经嵗不得其说。先生为易置其语曰：「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盖自是始逹春秋笔削之权，乃知先生于六经之学，以其所自得而敎人者，葢如此。惟易所谓象外之象，则有不可得而尽闻者，呜呼悲夫，有遗恨矣。谨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槩与其经学复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当世斯文为己任者，尚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学生新安赵汸状。
译没有接受命令。近代的解说者说：大概是防止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情况。女子丧父而无兄的情况很多，有什么罪过而被世人断绝呢？这样看来，这显然不符合先王的本意。姑且以此思考。有的经过两三年，有的经过七八年，如果能够得到其中的道理，就知道先儒解说经书，那些已经通达的未必都恰当，那些尚未通达的也未尝不可以深入思考。」赵汸退下后思考，女子丧父而无兄的情况，确实不应当与叛逆、混乱、受刑、患病之子一样被世人抛弃。过了很久才得到其中的道理说：「这大概是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的人，所以说没有接受命令。注释还没有失去原意。如果丧父而无兄，那么为期年、大功服制的亲属都可以作为主婚人了。」曾经向先生请教，先生说：「你能这样探求，很好。但是六经中像这样的疑难义理很多，应当致力于修养身心并谨慎思考，不要轻易发表见解。」于是传授探求《春秋》要领的方法说：「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夫人姜氏如齐师，这是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赵汸思考，经过一年也没有得到其中的道理。先生为他调换语句说：「夫人姜氏如齐师，这是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探求。楚杀其大夫得臣，这是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探求。」赵汸大概从这时开始通达《春秋》笔削的权变，才知道先生在六经之学上，用自己领悟的道理来教导别人，大概就是这样。只有《易》所说的象外之象，则有无法完全听说的，唉，可悲啊，留下了遗憾。恭敬地叙述先生家世、文章、品行的大概以及他经学复古的功绩，如上所述。希望立言的君子，以当世的文化为己任的人，尚能表彰他。至正十二年，十一月朔日，学生新安赵汸撰。
春秋《赵氏集传》十五卷，《属辞》十五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资中黄先生以六经复古之说设敎九江，尝谓近代大儒继出，而后朱子四书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经，实夫子手笔，圣人精神心术所存，必尽得其不传之防，然后孔门之敎乃备。每患二经学者各以才识所及求之，苟非其人，虽问弗荅。其所告语，亦皆引而不发，姑使自思，是以及门之士鲜能信从领防者，而当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临川吴文正公独敬异焉。赵先生始就外傅受四书，即多疑问。师荅以初学毋过求意，殊不释。夜归别室，取朱子《大全集》《语类》等书读之，如是者数年，觉所疑渐觧，慨然有负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见黄先生，禀学焉，尽得其所举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所辑《春秋师说》，盖始于此。尝往淳安质诸敎授夏公，夏公殊不谓然。乃为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为学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复念黄先生髙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传，可惜也。复如九江黄公，乃授以学《春秋》之要，居二嵗，请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辞大义。后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见焉。夏公问《易》象《春秋》书法如何，先生以所闻对。夏公犹以枉用心力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书曰：“此羲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遗书，当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谢之。然于二经旧说，访求考索未尝少后也。遂如临川见学士雍郡虞公，公与黄先生有世契，一见首问黄公起居。先生闲日为言黄先生著书大意与夏公所以不然者。时江西宪私试请题，虞公即拟策问“江右先贤名节文章经学及朱陆二氏立敎所以异同”，先生识其意，即具对，卒言刘侍读有功圣经，及举朱子去短集长之说。虞公大善之，授馆于家，以所藏书资其玩索。袁公诚夫，呉文正公髙第弟子也，集其师说为《四书日录》，义多与朱子异求先生校正其书，先生悉擿其新意，极论得失异同，与诚夫袁公多所更定。至论《春秋》，则确守师说不变，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絶不与人谈。尝以为《春秋》名家数十，求其论笔削有据依，无出陈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传注得失之由，而后笔削义例触类贯通，纵横错综，各有条理，此《左氏传补注》所由作也。旣归故山，始集诸家説，有合于经者为《春秋传》。又恐学者梏于旧闻，因陋就简于交互之义未能遽悉，乃离经析义，分为八类，辨而释之，名曰《春秋属辞》。葢集传以明圣人经世之志，《属辞》乃详着笔削之权，二书相为表里，而《春秋》本防焕然复明，然后知六经失传之防，未尝不可更通。黄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无憾。惜乎书成而黄先生与诸公皆谢世久矣。虽然，习实生常，虽贤者不能自免。黄先生力排众说，创为复古之论，使人思而得之，其见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听并观，潜思黙识，自任不回，则亦岂能卒就其业也哉？当先生避地古朗山时，居敬与妻侄倪尚谊实从，山在星谿上，防髙寒深阻，人迹几絶，故虽疾病隠约，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窃闻纂述之意与先难后获之由，乃备述其说于末简，庶有志是经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说》，先生尝以质诸虞公，虞公复以得于前軰者授之，于是遂契先天内外之防，而后天上下经卦序未易知也。尝得庐陵萧汉中氏《易说》，以八卦分体论上下经所由分与序卦之意，如示诸掌然。上无征于羲皇成卦之序，下无考于三圣彖象之辞，则犹有未然者。及《春秋》本防旣明，乃悟文王据羲皇之圗以为后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经，盖与孔子因鲁史作《春秋》无异，然后知黄先生所谓《周易》《春秋》经防废失之由有相似者，葢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状附于《师说》之后，庶几方来学者有所感发云尔。学生金居敬谨识。
译春秋《赵氏集传》十五卷，《属辞》十五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都是金居敬校订的。起初，资中的黄先生以六经复古的学说在九江设教，曾经说近代大儒相继出现，之后朱子四书的教化才大行于世。然而《周易》《春秋》这两部经书，确实是孔夫子亲手所写，是圣人精神心术所在，必须完全领会其不传的奥妙，然后孔门的教化才算完备。他常常担忧这两部经书的学者各自凭借才识所能达到的程度去探求，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询问也不回答。他所告知的话语，也都是引而不发，暂且让学者自己思考，因此及门之士很少能相信并领会其奥妙的，而当世的君子也没有人能知晓。只有临川吴文正公独自对他敬重且感到惊奇。赵先生起初跟随外傅学习四书，就有很多疑问。老师回答说初学者不要过度探求意义，他心中特别不能释怀。夜里回到别的房间，取出朱子的《大全集》《语类》等书阅读，像这样过了几年，觉得所疑惑的逐渐解开，感慨间有了背负书箱到四方求学的念头。于是前往九江拜见黄先生，向他禀受学业，完全得到了他所列举的六经疑义一千多条后返回。他所辑录的《春秋师说》，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他曾经前往淳安向教授夏公请教，夏公非常不以为然。于是夏公向他详细讲述其先父安正先生为学的本末。过了很久，先生又想到黄先生年事已高，平生精力所达到的境界，一旦不传，可惜啊。于是再次前往九江拜见黄公，黄公便传授给他学习《春秋》的要领，住了两年，请求学习《易》，得到了口授六十四卦卦辞的大义。后来夏公在洪都担任教授，先生再次前往拜见他。夏公问《易》象和《春秋》书法如何，先生以所听到的回答。夏公还是以枉费心力为戒，特意拿出他的夏氏《先天易》书说：“这是羲易的一大象。”又说：“我祖先遗留的书，应当全部托付给你了。”先生恭敬地起身谢恩。然而对于这两部经书的旧说，访求考索未曾稍减。于是前往临川拜见学士雍郡虞公，虞公与黄先生有世交，一见首先询问黄公的起居。先生闲暇时对他讲述黄先生著书的大意以及夏公之所以不以为然的原因。当时江西宪司私试请题，虞公就拟定了策问“江右先贤名节文章经学以及朱陆二氏立教的异同”，先生识破他的意图，就详细回答，最后说刘侍读对圣经有功，并举出朱子去短集长的说法。虞公非常赞赏，在他家中设馆，用所藏的书资助他玩味探究。袁公诚夫，是吴文正公的高第弟子，汇集其师说为《四书日录》，义理多与朱子不同，请求先生校正其书，先生全部摘出其新意，极力论述得失异同，与诚夫袁公多有更改订正。至于论述《春秋》，则确实坚守师说不变，先生也以所得未完，不是口舌可以辩明的，从此绝不与人谈论。他曾经认为《春秋》名家数十人，探求其论笔削有据可依的，没有超过陈氏的，于是合并杜氏加以考证，完全领悟传注得失的原因，之后笔削义例触类贯通，纵横错综，各有条理，这就是《左氏传补注》所作的原因。回到故乡后，开始汇集诸家之说，有符合经义的编为《春秋传》。又担心学者拘泥于旧闻，因陋就简，对于交互的意义不能立刻完全知晓，于是离经析义，分为八类，辨析并解释它，名叫《春秋属辞》。大概《集传》用来阐明圣人经世的志向，《属辞》则详细记载笔削的权变，两书互为表里，而《春秋》的本义焕然复明，然后知道六经失传的奥妙，未曾不可再次通达。黄先生有志而未完成的，或许可以没有遗憾了。可惜书成而黄先生与诸公都已谢世很久了。虽然如此，习惯成自然，即使是贤者也不能自己避免。黄先生极力排斥众说，创立复古的论调，使人思考而得到，他的见识卓绝了。如果不是先生早有立志，公听并观，潜思默识，自任不回，那么又怎么能最终完成其学业呢？当先生避地古朗山时，居敬与妻侄倪尚谊确实跟随，山在星溪上，地方高寒深阻，人迹几乎断绝，所以虽然疾病隐约，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的，因此得以窃闻纂述的意图与先难后获的原因，于是完备地叙述其说法于末尾，希望有志于这部经书的人不要忽视。那《夏氏先天易说》，先生曾经以它质询虞公，虞公又以从前辈那里得到的传授给他，于是便契合先天内外的奥妙，而后天上下经卦序不易知晓。曾经得到庐陵萧汉中氏《易说》，以八卦分体论上下经所由分与序卦的意义，如同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上无征于羲皇成卦的顺序，下无考于三圣彖象的文辞，则还有未然的。等到《春秋》本义既明，于是领悟文王依据羲皇的图以为后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经，大概与孔子因鲁史作《春秋》无异，然后知道黄先生所谓《周易》《春秋》经义废失的原因有相似之处，大概如此，所以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状附于《师说》之后，希望后来的学者有所感发罢了。学生金居敬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