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释例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释例》十五卷，晋杜预撰。预事迹详《晋书》本传。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厯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地名本之《泰始郡国圗》，世族谱本之刘向《世本》，与《集解》一经一纬，相为表里。《晋书》称预自平呉后，从容无事，乃着《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防图》、《春秋长厯》，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僭号于呉，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呉以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至《盟防图》、《长厯》，则皆书中之一篇，非别为一书，观预所作《集解序》可见，史所言者未详。《晋书》又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惟秘书监挚虞赏之。考稽含《南方草木状》称「晋武帝赐杜预密香纸万畨，写《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则当时固重其书，史所言者亦未尽确也。其书自《隋书·经籍志》而后，并着于録，均止十五卷。惟元呉莱作后序云四十卷，岂元时所行之本卷次独分析乎？自明以来，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并有唐刘蕡原序。其六篇有释例而无经传，余亦多有阙文。谨随篇掇拾，取孔頴逹《正义》及诸书所引《释例》之文▯之，校其讹谬，厘为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还其旧。呉莱后序亦并附焉。按预《集解序》云「释例凡四十部」，《崇文总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頴逹《正义》则云「释例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于」终篇四十部，次第从隠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于终篇之前。土地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书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指，推而广之，取其事之见经先后为序。长厯一篇，则次之土地名、世族谱后，以集解序述厯数在地名、谱第后也。土地名篇释例云：「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山川涂道之实，爰及四表，皆图而备之，然后以《春秋》诸国邑盟防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书春秋盟防图》，别集疏一卷附之。」释例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据防始之初，郡国为正。孙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贡图籍，荆、扬、徐三州皆改从今为正，不复依用司空图。则是书应有图，而今已佚。又有附盟防图疏，胪载郡县，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晋初所有。而阳城一条，且记唐武后事，当是预本书已佚，而唐人▯辑。又土地名所释，亦有后人増益之语。今仍録原文，而各加辨证于下方。考预书虽有曲从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后人无以复加。其例亦皆参考经文，得其体要，非公、谷二家穿凿月日者比。挚虞谓左邱明为本《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案故字文义未明疑为当字之讹以晋书原本如是姑仍其旧文】良非虚美。且《永乐大典》所载，犹宋时古本。观夫人内女归寕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经传若干字，释例若干字。」当是校讐精当，概可想见。如长厯载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风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无壬寅。」近刻注疏本并作十有一月。按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谓无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经文本云十有二月齐侯灭莱，而近刻《左传》本前则曰十有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后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五。
《春秋释例》，属于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释例》十五卷，由晋代杜预撰写。杜预的事迹在《晋书》本传中有详细记载。这本书认为，经文的条理必然出自传文，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凡”字。《左传》中称为“凡”的有五十处，其中类别有四十九种，这些都是周公留下的法则、史书的旧章，孔子因而加以修订，以成就一部经典的完整体系。那些称为“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都是为了区分新旧、阐发大义，称之为变例。也有旧史没有记载、恰好符合孔子心意之处，孔子就将其作为义例，如果不互相比较，褒贬就不明确，所以另外汇集各种义例以及地名、世族谱系、历法推算，相互关联成为一部。先列出经传中的几条，以概括其余内容，而传文中所述的“凡”字附系其后，再用己意加以申述，命名为《释例》。地名依据《泰始郡国图》，世族谱依据刘向的《世本》，与《集解》一纵一横，互为表里。《晋书》称杜预自从平定东吴后，闲暇无事，于是著成《集解》；又参考众家的谱系，称为《释例》；又作《盟防图》、《春秋长历》，完备地形成一家之学，直到年老才完成。如今考察土地名篇，称“孙氏在吴地僭越称帝，所以江东所记载的特别简略”，那么其起草实在平定东吴以前，所以所列多为两汉、三国时期的郡县，与晋代不完全相符。至于《盟防图》、《长历》，都是书中的篇章，并非另外成书，看杜预所作的《集解序》就可以明白，史书所说的并不详尽。《晋书》又称当时评论者认为杜预文义质朴直白，世人并不重视，只有秘书监挚虞赏识他。考察稽含《南方草木状》称“晋武帝赐给杜预密香纸一万番，用来抄写《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那么当时确实重视他的书，史书所说的也不完全准确。这本书自《隋书·经籍志》以后，都著录在目录中，都是十五卷。只有元代吴莱作后序说四十卷，难道元代所流行的版本卷次独自分析不同吗？自明代以来，这本书久已失传，只有《永乐大典》中还存有三十篇，并有唐代刘蕡的原序。其中六篇有释例而没有经传，其余也多缺文字。我们随篇搜集，取孔颖达《正义》及诸书所引《释例》的文字进行补缀，校对其讹误，整理为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恢复其旧貌。吴莱的后序也一并附录。按杜预《集解序》说“释例共有四十部”，《崇文总目》说“共有五十三例”，而孔颖达《正义》则说“释例事情相同则分为部，稍有差异则附出，孤立的经文不及例的聚于终篇，共四十部，次序从隐公即位开始，首先有其事的先排列。世族、土地，事情既非义例，所以退置于终篇之前。土地名从宋卫遇于垂开始，世族谱从无骇卒开始。无骇卒在遇于垂之后，所以地名在世族前。如今这本书原目录不可考，所以依据孔氏所述的大旨，推而广之，取事情在经文中出现的先后为序。长历一篇，则排在土地名、世族谱之后，因为集解序叙述历数在地名、谱第之后。土地名篇释例说：“依据今天下郡国县邑的名称、山川道路的实况，以及四方边远之地，都绘图并完备记载，然后将《春秋》各国邑盟防地名附列其中，名为《古今书春秋盟防图》，别集疏一卷附之。”释例所画图本，依据官方的司空图。根据防始之初，以郡国为准。孙氏初平江东，十四郡都进贡图籍，荆、扬、徐三州都改从今制为准，不再依据使用司空图。那么这本书应该有图，如今已失传。又有附盟防图疏，罗列郡县，都是元魏、隋、唐建置的地名，并非晋初所有。而阳城一条，且记载唐武后之事，应当是杜预原书已佚，而唐人补辑。又土地名所解释的，也有后人增补的文字。如今仍录原文，而在下方各加辨证。考察杜预的书虽然有偏袒《左传》的过失，但用心周密，后人无法超越。其义例也都参考经文，得其体要，不像公羊、谷梁两家穿凿月日那样。挚虞说左丘明为本《春秋》作传，而《左传》于是独自流传。《释例》本为传而设，而所阐明的何止《左传》，所以也独自流传【案：故字文义未明，疑为当字之讹，因晋书原本如此，姑且保留其旧文】，实在不是虚美。而且《永乐大典》所载，还是宋代的古本。看夫人内女归宁例一篇末尾说：“凡若干字，经传若干字，释例若干字。”应当是校勘精当，大概可以想见。如长历载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风氏薨，杜预说：“十二月庚午朔，没有壬寅。”近刻注疏本都作十有一月。按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能说没有壬寅。又襄公六年经文本云十有二月齐侯灭莱，而近刻《左传》本前则曰十有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后
则曰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今考《长厯》，十一月丁丑朔，是月无丙辰；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预系此日于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误，可见今本传文两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讹也。如此之类，可以校订舛讹者，不可缕数。《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縁是以求笔削之防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薮矣。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译于是说晏弱包围棠邑，在十一月丙辰日将其灭掉。如今考证《长厯》，十一月是丁丑日初一，这个月没有丙辰日；十二月是丁未日初一，第十天才是丙辰日。杜预将这一天系于十二月之下，并没有说日月记载有误，可见现在传本中的两处“十一月”，都是“十二月”的讹误。像这样的例子，可以用来校订错讹的，不可一一列举。《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预的注解为门径，集解又以这本书为羽翼。因此，凭借此书来探求《春秋》笔削的深意，也可以说是考古的津梁、穷究经义的渊薮了。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原序
圣人，文乎鲁史，志乎周道，笔削隠显，有权有义，一正于周制而已。权焉，故有讳国恶、避世祸、矫事以变文也；义焉，故有例典礼、贬僭乱、尊王以行法也。彰明五始，上禀班朔布象之本，则公旦《礼经》、列国羣史，悉得书之矣；详畧一字，下救衰俗强臣之渐，则仲尼志蕴，异代鲜克究其极焉。有晋大儒杜预，皓首《春秋》，深明权义，乃谓「学者未可与权，必先讲义」。义之通明，槩有宗本，举一则推万可知，计源则众流毕防。是以《礼经》言凡者，谓其统之有宗也；志在可例者，谓其会之有元也。厥初寄辞史法，假迹霸政，其事着于桓、文，其道穷于鲁、卫。且诸侯専而宗周微，三家盛而公室削，道不克振，事得以书。由是立经举元，后世非以例义求之，则莫能一而贯也。范甯有言：「左氏失诬，公羊失俗，谷梁失短。」斯皆谓偏执空文而昧乎变例者也。夫然，《释例》之作，宗本于旧章，非元凯独防而然也，实包括三传，同归于圣经之奥欤！且曰「八公书即位，而四公发传」，虽以不书不称为文，其义则一也。昭、定、哀搜皆不书公，言权在三家也。襄公在楚，每月以不朝告于庙，特于正月释之者，人理所自新也。诸侯虽有九伐之法，必禀命于天子，可以执，不可辄杀也。考之数条，足以见天厯人谋，相与用舍，一权一义，始终详焉。始于平王东迁，谓鲁秉周礼，尚可兴之乎？终于哀公西狩，谓叔孙専政，鲁其不可为矣。呜呼！夹谷之后，使仲由毁三桓城，収其甲兵，不克。孔子之卫，至十一年自卫反鲁，圣经修成，后二年泰山其頽，三桓胜鲁，圣人斯文，于是乎扫地矣。汉兴帝制，立贤良文学之士，率以《春秋》治天下。晋主中国，元凯以《春秋》为安危，故述兹凡例，意欲安中国而御四夷，释权义以正《礼经》。后儒有以知可例者，文也；可释者，志也。善言《春秋》者，不以文害志，故志定而后防物，物得其防，则例可。得焉，例可忘焉，故序。刘蕡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释例卷一
晋 杜预 撰
公即位例第一【案此篇见《永乐大典》，其篇目亦存】
隠元年春王正月。传曰：「不书即位，摄也。」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庄元年春王正月。传曰：「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闵元年春，王正月。传曰：「不书即位，乱故也。」
僖元年春王正月。传曰：「不称即位，公出故也。」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即位。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右公即位凡八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传曰：「春王正月，公在楚。」释不朝正于庙也。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传曰：「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不先书郓与干侯，非公，且徴过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传曰：「春王正月，公在干侯。」言不能外内也。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传曰：「春王正月，公在干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释例》曰：「凡有国有家者，必审别嫡庶，以明正统。君薨之日，嗣子之位，国已定也。《尚书·顾命》即是天子在殡之遗制也，推此亦足以凖诸侯之礼矣。天子诸侯丧制与士不同，国史每备而录其得失。嗣子位定于初丧，而改元必须逾年者，继父之业，成父之志，不忍有变于中年也。遭丧继立者，毎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国史皆书即位于策以表之。隠既继室之子，于第应立，而寻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让桓。天子既已定之，诸侯既已正之，国人既已君之，而隠终有让国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礼也。隠、庄、闵、僖虽居君位，或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礼，或让而不为，或痛而不忍，或乱而
译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原序
圣人通过鲁国的史书来彰显文德，通过周代的道统来寄托志向，在文字的删改与隐显之间，既有权衡变通，又有道义准则，这一切都统一于周代的制度罢了。因为有权衡变通，所以有隐讳国家丑恶、避忌世间祸患、矫正事实以改变文辞的做法；因为有道义准则，所以有遵循典礼、贬斥僭越混乱、尊崇王权以施行法度的做法。彰显“五始”（春、王、正月、公、即位）的意义，向上禀承班朔布象的根本，那么周公的《礼经》和各国的史书，就都可以记载了；在一字之间的详略取舍，向下补救衰败风俗和强臣专权的渐染，那么孔子的深意，后代很少有人能彻底探究其极致。晋代大儒杜预，皓首穷经研究《春秋》，深明权衡与道义，于是说：“学者不能立即通晓权衡变通，必须先通晓道义。”道义的通达明白，大概都有宗本，举出一例就能推知万事，追溯源头就能涵盖所有支流。因此《礼经》中说到“凡”的，是说它统摄有宗本；意在可以归纳为条例的，是说它汇聚有本源。起初寄托辞藻于史法，假借痕迹于霸政，其事显现在桓公、文公时期，其道穷尽于鲁国、卫国。况且诸侯专权而宗周衰微，三家势力兴盛而公室削弱，道统不能振兴，史事得以如实记载。由此确立经义并举出元始，后世如果不以条例和道义去探求，就不能一以贯之。范甯曾说：“《左传》失之于诬妄，《公羊传》失之于世俗，《谷梁传》失之于短浅。”这都是说他们偏执于空洞的文字而蒙昧于变通的条例。既然这样，《释例》的著作，宗本于旧章，并非元凯（杜预字）独自防范而如此，实在是包括了三部传注，共同归于圣经的深奥啊！并且说“八位公记载即位，而四位公发起传文”，虽然以不记载、不称为文辞上的不同，但其道义是一致的。昭公、定公、哀公都不记载“公”字，是说权柄在三家手中。襄公在楚国，每月以不朝见告于宗庙，特别在正月解释这一点，是因为人情事理需要自我更新。诸侯虽然有九伐之法，但必须禀承天子的命令，可以拘捕，不可以擅自杀害。考察这几条，足以看出天历与人谋，相互取舍，一权一义，始终详尽。始于平王东迁，是说鲁国秉持周礼，还可以振兴吗？终于哀公西狩，是说叔孙专政，鲁国大概不行了吧。唉！夹谷会盟之后，让仲由（子路）毁坏三桓的城池，收缴他们的甲兵，未能成功。孔子前往卫国，直到第十一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圣经修成，两年后泰山崩塌，三桓战胜鲁国，圣人的文章，于是扫地以尽。汉朝兴起帝制，设立贤良文学之士，大都以《春秋》治理天下。晋代主持中原，元凯以《春秋》为安危所系，所以叙述这些凡例，意图安定中原而抵御四夷，阐释权衡与道义以端正《礼经》。后儒有知道可以归纳为条例的，是文辞；可以阐释的，是志向。善于谈论《春秋》的人，不因为文辞而损害志向，所以志向确定而后防范事物，事物得到防范，那么条例就可以获得，条例就可以忘记了，所以作序。刘蕡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释例卷一
晋 杜预 撰
公即位例第一【案此篇见《永乐大典》，其篇目亦存】
隐元年春王正月。传文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庄元年春王正月。传文说：“不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
闵元年春，王正月。传文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
僖元年春王正月。传文说：“不称即位，是因为国君出奔的缘故。”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国君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公即位。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以上公即位共八次。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国。传文说：“春王正月，公在楚国。”解释不朝见宗庙的原因。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传文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不先记载郓和干侯，是因为不合规制，并且征讨过错。”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传文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说不能处理内外事务。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传文说：“春王正月，公在干侯。”说不能处理内外事务，又不能任用人才。
《释例》说：“凡是有国家或封邑的人，必须审慎区别嫡庶，以明确正统。国君去世之日，嗣子的地位，国家已经确定了。《尚书·顾命》就是天子在殡期间的遗制，推而广之也足以作为诸侯礼仪的标准。天子诸侯的丧制与士不同，国史每每完备地记录其得失。嗣子在初丧时就确定了地位，而改元必须等到次年，是因为继承父亲的基业，完成父亲的志向，不忍心在中年有所变更。遭遇丧事继位的人，每逢新年正月必须改元正位，百官按次序排列，所以国史都在策简上记载即位以表示它。隐公既然是继室之子，按次序应当立为君，但遵循父亲娶仲子的意愿，委让位置给桓公。天子已经确定了他，诸侯已经正名了他，国人已经以他为君，而隐公终究有让国给桓公的心意，所以不行即位之礼。隐、庄、闵、僖虽然居于君位，有的因为有缘故而不修即位之礼，有的因为谦让而不做，有的因为悲痛而不忍，有的因为动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