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释例卷一

译如果未能做到，礼制废弛、事务变异，国史本来就没有记载，并非实行了礼仪却不记载于文字之中【案：关于遭丧继立者以下的文字，《永乐大典》中没有，是从《隐元年正义》所引用的《释例》中补入的】。文公、成公在先君丧期未满时就记载即位，是趁着三正之始，来表明继承嗣位的正统，确立朝廷仪制以稳固百姓之心，这是国君明辨名分制度的一大礼制。譬如周康王戴着麻冕、穿着黼裳来主持事务，事务完毕后才恢复丧服。虽然过了新年才举行即位之礼，名号在国内通行，但必须等到卒哭祭之后才脱去丧服，这是古代的制度【案：关于文公、成公以下的文字，《永乐大典》中没有，是从《文元年正义》所引用的《释例》中补入的】。癸亥日，国君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国君即位。灵柩在外超过一年才回来，所以趁着五日改殡的节期，国史采用元年即位的礼制，因此把这一年定为元年。然而正月的时候，还没有国君。国君没有即位，元号必然不会更改，而在春夏季节就称元年，是因为国君没有即位，必然没有改元，没有改元的日子，必然沿用前君的年号。当时春夏，应当称这一年为昭公三十三年，等到六月改元之后，才用元年来纪事。等到史官确定编年体例，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系统，不能上半年沿从前君，下半年沿后君，虽然是在年初，也通用于这一年，所以进入新年就称元年。古代的法度既然如此，所以从汉魏以来，虽然在秋冬改元，史书在春夏就用元年冠之，这是有沿袭古制的缘故【案：关于癸亥以下的文字，《永乐大典》中没有，是从《定元年正义》所引用的《释例》中补入的】。《襄公二十九年》经书“春王正月，公在楚”，传曰：“解释不朝正的原因。”凡是国君出行，开始时记载所去的地方，回来时记载国君到达。现在又记载“在楚”【案：此句《襄二十九年正义》引《释例》作“今中复书公在楚者”】，是为了表明国家的守臣，每个月也因为国君不朝正的原因向宗庙报告。每个月必然报告，而特别在正月解释的，是因为这是岁之正、月之正、日之正。三始之正，是嘉礼所重视的，是人伦所以自我更新的依据，所以特别彰显，以此来贯通其他月份。国君在外，缺失朝正之礼的情况很多，只记载这一年解释这一件事，是因为这种礼制有常规，并非义例所急切关注的，所以趁着国君远出超过一年，保留这一件事来示法。鲁国的众位国君因为疾病不视朔的情况很多，也是趁着齐国的事而显现【案：《六十六年正义》引《释例》此句作“因有事而见”】，也是解释不朝正的意义。昭公的孙子，每个正月必然记载，是因为孙子向宗庙报告。昭公二十五年开始出居郓地，以及干侯，多年居住在外，而孔子不记载于经，所以传曰：“不先记载郓与干侯，是因为不合乎公礼，而且是要征讨过错。”既然已经以此责备国君的妄为，而且表明过错谬误可以掩盖，所以不显著记载其在外，使其好像在国一样。从三十年直到去世，都显著记载所在之地，传文都随着年份而互相陈述其事，表明罪责在国君，不再是过误了【案：《昭三十年正义》引《释例》误作“谬”】。三代封建，从上到下，等级递减以两倍为差，君主不极度高傲，臣子不极度卑微，强弱相互参杂，众力相互需要，贤愚相互夹杂，所以虽然有昏乱之君，必然有忠贤之辅【案：《昭三十年正义》引《释例》“必”作“亦”】。我们周朝东迁，依靠晋、郑；无知之乱，实际上获得了小白；骊姬的妖祸，重耳因此兴起。天下虽然瓦解而不土崩，海内虽然沸腾而不溢出【案：《昭三十年正义》引《释例》此句作“海内虽鼎沸而不盆溢”】。上天生出季氏，来作为鲁侯的副手，季氏没有篡夺的恶行，国君虽然失志，也没有抽筋倒悬的急难，听任使用隶竖，侥幸之私，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身死在外，被《春秋》贬斥。凡是新君即位，必然记载元来明年，首先称王以统一纪统，一年的四季，虽然有时无事，也必然在于事难之时，传文各自言说其所感而已。颖氏说认为鲁国十二公的国史都记载即位，孔子修订后才有所不记载，如果确实即位，那么就是隐公没有谦让；如果确实有谦让，那么史官没有理由虚写。又贾氏说：“不记载隐公即位，是为了厌恶桓公的篡位。”然而僖公不篡夺闵公，闵公不篡夺庄公，而这三位国君都不记载即位，又是因为厌恶什么？隐公去世则以摄政为文，庄公去世则以姜氏出奔为文，闵公去世则以乱为文，僖公去世则以公出为文，这些都是事实不假借文辞寄托义理。丘明在四位国君发丧时，以不记载、不称起文，其义理是一致的【案：关于丘明三句，《永乐大典》中没有，是从《隐元年正义》所引用的《释例》中增入的】。刘、贾、颖又想要为丧文生造条例，说：“恩情深不忍，则丧言不称；恩情浅可忍，则丧言不书【案：此四句，《永乐大典》误作“恩深不忍传言不书”，从《隐元年正义》所引用的《释例》改正】。广泛依据丧词，非常不通。查考杀栾盈，就说“不言大夫”【案：《永乐大典》无“案”字，从《隐元年正义》所引用的《释例》增入】；杀良霄，就说“不称大夫”；君氏卒，就说“不曰薨、不言丧、不书姓”；郑伯克段，就说“称郑伯”【案：“郑伯克段”六字，《永乐大典》脱去，从《隐元年正义》所引用的《释例》增入】。这些都是同意而别文的验证。丧的本意在于解释经义，不是曲解文辞以生造条例【案：“曲”字，《永乐大典》误作“由”】

译如果应当穷尽错综的言辞来衍生义理类别，那就不可能通达。如果只解说这一两件事，虽然想要概括地观察，最终也必定会泯灭不清。

译《防盟朝聘例》第二【案：此篇见于《永乐大典》，大典仅存篇目而正文佚失，今补入】

隐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在中丘相会。〇曰：“春季周历正月，鲁隐公与齐侯、郑伯在中丘相会。癸丑日，在邓地结盟，以约定出兵日期。”

桓公二年春季【云云】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相会，以促成宋国的动乱。〇曰：“在稷地相会，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是因为贿赂的缘故，立华氏为君。”

桓公十四年春季，正月，鲁桓公与郑伯在曹地相会。〇曰：“春季在曹地相会，曹人赠送活牲，合乎礼仪。”

僖公元年秋季【云云】八月，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在柽地相会。〇曰：“在荦地结盟，谋划救援郑国。”

僖公五年夏季【云云】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与周天子太子相会。〇曰：“在首止相会，与周太子郑相会，谋划安定周王室。”

僖公九年夏季，鲁僖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相会。〇曰：“夏季在葵丘相会，重温旧盟并修好关系，合乎礼仪。”

僖公二十一年秋季，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相会。楚人执宋公以讨伐宋国。〇曰：“秋季，诸侯在盂地与宋公相会。子鱼说：‘灾祸大概就在这里吧！君主欲望太过分，怎么能承受得住呢？’于是楚人执宋公以讨伐宋国。”

文公十七年夏季【云云】六月，诸侯在扈地相会。〇曰：“晋侯在黄父阅兵，于是又在扈地会合诸侯，以平定宋国。鲁公不与齐侯相会，是因为齐国有难故。”史书称“诸侯”，是因为无功绩。

宣公七年冬季，鲁宣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黒壤相会。〇曰：“晋侯即位时，鲁公不去朝见，又不派大夫去聘问。晋人在相会时扣留鲁公，在黄父结盟。鲁公不参与结盟，靠贿赂获免。所以黒壤之盟不记载，是避讳的缘故。”

襄公五年秋季【云云】鲁襄公与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在戚地相会。〇曰：“九月丙午日，在戚地结盟，防备吴国，且命令戍守陈国。穆叔认为归属鄫国不利，让鄫国大夫在相会时听命。”

襄公八年夏季【云云】季孙宿与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在邢丘相会。〇曰：“五月甲辰日，在邢丘相会，以规定朝聘的次数，让诸侯的大夫听命。季孙宿、齐高厚、宋向戌、卫甯殖、邾国大夫参与相会。郑伯在相会时进献活牲，所以亲自听命。大夫不记载，是尊崇诸侯的缘故。”

襄公十四年春季，周历正月，季孙宿、叔老与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〇人、小邾人在向地与吴人相会。〇曰：“春季，吴国向晋国报告战败。在向地相会，是为吴国谋划对付楚国的缘故。”

夏季〇曰：“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相会讨伐秦国，不记载，是因为懈怠。向地的会盟也是如此。卫北宫括不记载，在向地记载而在伐秦时不记载，是因为摄政的缘故。”

襄公十六年春季【云云】二月，鲁襄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〇伯、小邾子在湨梁相会。〇曰：“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饮，让众大夫跳舞，说：‘歌唱诗歌必须合乎类别。’齐高厚所唱诗歌不合类别。荀偃发怒，且说：‘诸侯有异心了！’让众大夫与高厚结盟，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甯殖、郑公孙虿、小邾国大夫结盟，说：‘共同讨伐不朝见天子的人。’”

夏季【云云】叔老与郑伯相会。晋荀偃、卫甯殖、宋人讨伐许国。传曰：“史书称‘与郑伯相会’，是因为夷狄的缘故。”

襄公二十六年夏季【云云】鲁襄公与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在澶渊相会。〇曰：“六月，鲁襄公与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在澶渊相会，以讨伐卫国侵占戚地田地【云云】赵武不记载，是尊崇鲁公的缘故；向戌不记载，是因为迟到；郑国排在宋国前面，是不失其所的缘故。”

襄公二十七年夏季，叔孙豹与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在宋国相会。〇曰：“宋向戌与赵文子交好，又与令尹子木交好，想平息诸侯的战争以获取名声。”

襄公三十年冬季十月【云云】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〇人、小邾人在澶渊相会，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〇曰：“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诸侯的大夫相会以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

冬季十月，叔孙豹与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国大夫在澶渊相会。后来没有归还财物给宋国，所以不记载人名。君子说：“信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澶渊的相会，卿大夫不记载，是不讲信用啊。诸侯的上卿相会而不讲信用，恩宠和名声都抛弃了，不讲信用不可到如此地步。《诗经》说：‘文王升天，在上帝左右。’说的是信用。又说：‘谨慎你的举止，不要承载你的虚伪。’说的是不讲信用。《尚书》说：‘某人某人在澶渊相会，是因为宋国火灾的缘故。

译这是特别加以指责。不记载鲁国大夫的名字，是表示避讳。

译定公十年夏季，鲁君在夹谷防备齐侯。〇说：“鲁君在祝其防备齐侯，实际地点是夹谷。”孔丘担任相礼。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礼但没有勇气，如果让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孔丘带领鲁君后退【云云】齐侯听说后，急忙避开。将要结盟时，齐人在盟书上附加条款说：“齐军出境，如果不派三百辆甲车跟随我，就受此盟誓之罚！”孔丘让兹无还作揖回答说：“如果不归还我们汶阳的田地，我用来共同承担使命的，也受此盟誓之罚。”齐侯将要烹杀鲁君。孔丘对梁丘据说：“齐鲁之间的旧例，您难道没听说过吗？事情已经办成，又要宴请，这是让执事的人劳累。而且牺牲和象尊不出门，美好的音乐不在野外合奏。宴请的器具如果齐全，这是废弃礼制；如果不齐全，那就是用秕稗充数。用秕稗，是羞辱君主；废弃礼制，名声恶劣。您何不考虑一下？宴请是为了彰显德行，不能彰显德行不如不做。”于是齐侯最终没有宴请。齐国人归还了郓、讙、〇隂的田地。

哀公七年夏季，鲁君在鄫地防备吴国。〇说：“夏季，鲁君在鄫地防备吴国。吴国来征调百牢【云云】邾国的茅夷鸿带着束帛和四张熟牛皮，亲自向吴国请求救援，说【云云】如果在夏季于鄫衍结盟，秋季就全部背弃【云云】

十二年夏季【云云】鲁君在槖臯防备吴国。〇说：“在槖臯防备吴国，吴国派太宰嚭请求重温盟约。鲁君不愿意，派子贡应对【云云】于是没有重温盟约。

秋季，鲁君在郧地防备卫侯、宋国的皇瑗。〇说：“秋季，卫侯在郧地防备吴国。鲁君与卫侯、宋国的皇瑗结盟，最终辞谢了与吴国的盟约。”

十三年夏季【云云】鲁君在黄池防备晋侯和吴子。〇说：“夏季，鲁君在黄池防备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云云】秋季七月辛丑日，吴国和晋国争夺先后次序【云云】于是让晋国人先行。”

《释例》说：“〇说：朝见是为了端正爵位等级的意义，遵循长幼的次序；防备是为了训诫上下的法则，节制财用的花费。圣明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业绩，每隔几年朝见以讲习礼仪，两次朝见后防备以显示威严，两次防备后结盟以显明昭示，这是古代的制度。春秋时期，文公、襄公称霸，事务不繁杂，改定为三年聘问，五年朝见，有事则防备，不协调则结盟，足以彰显礼仪、命令事务、谋划缺失罢了。虽然具备这些制度，迫于时局艰难，君臣往来频繁，相继于时，有的以拜见朝见，有的以殷勤聘问、初次聘问、回报聘问而来，称为使者而来见，疏密节制的程度，没有固定的制度，都加以记载。有礼节的，也是时势所适宜。想要向别人有所求，必须先谦卑自己，所以公孙夏向晋国谢罪说自己不敏，君子称赞他善于侍奉大国。称为朝见的，是两国君主相见，在两楹之间作揖谦让；聘问的，是派使者问候邻国，必定都派卿，以尊重君主的命令；防备的，是讲习礼仪显示威严；遇的，是草率相见，两国君主各自简化礼仪，如同在路上相逢相遇；盟的【案永乐大典无“者”字，从隐元年〇正义所引释例增入】杀牲立书，大国制定言辞，小国主持事务，用珠槃玉敦来承接流血而共同防备【案隐元年〇正义所引释例“承”字作“奉”】地主致送饩礼，侯伯致送礼物，在其国都，则主人参与盟约可知，所以称客而不复称主，盟于齐、盟于宋就是这样。天子畿内的封爵，各自没有明确的依据，《礼记》又是后儒所集【案隐元年正义引释例此句作“礼记后人所作”】也不正好与《春秋》相同。现在考察《春秋》，居于三公、六卿之位的人，都以伯爵、子爵居位，而另外享有采邑，经文自然因氏来行文。那些称公的，都是三公，不是五等爵位中的公；称伯、称子，都是爵位的称呼。通观经传既没有称侯的，也没有称男的，天子的制度，本来不把这些爵位赐给畿内。毛、凡等人，起初以列国身份入朝为公卿，世代侍奉天朝，而本来封国灭绝的；像灭虢、鄫等，或者是畿内诸侯，占据本来封地，兼仕王朝的。王的公卿都书写爵位，祭伯、凡伯就是这样；大夫称字【案永乐大典句首有“卿”字，从隐元年正义所引释例删】南季、荣叔就是这样；元士、中士称名，刘夏、石尚就是这样；下士称人，公在洮地防备王人就是这样。有的称祭公，是举官职而言；单伯有时称子，是当时王爵的缘故。”附庸称名，郳犁来就是这样。鲁国的叔孙父兄再命而书写于经文，晋国的司空、亚旅一命而经文不书写。由此推知，诸侯的卿大夫再命以上都书写于经文，自一命以下的大夫及士，经文都称人，名字不得显现【案昭十二年正义引释例字作“氏”】王的世子不称名，诸侯的世子则称名，在首止防备王世子，曹世子射姑来朝见就是这样。附庸世子称人，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就是这样。这些都是典策的正文。至于孔子治理《春秋》，就因事来显示褒贬。王官的宰应当以才能授位，而渠伯纠代理父职，出聘列国，所以去掉字称名，大概姓渠名伯纠。仍叔的儿子，王因恩惠派遣，所以称父来讥讽幼弱。嘉许陈国的好意，所以不称其卿的名。轻视谷伯、邓侯，所以以名系爵。贬低〇伯，尊贵仪父。这些所谓

译这是子夏所定的变例。名比字更受重视，所以在君主和父亲面前自称名，与朋友交往时自称字。因此《春秋》的原则是，贬斥责罚时书写其名，这是斥责其所重视的；褒扬厚待时彰显其字，这是避讳其所忌讳的。〇关于灭国并入的体例，卫侯燬灭掉邢国，因为同姓所以直书其名。又说：“谷伯绥、邓侯吾离来朝见，直书其名，是轻视他们。”又说：“不记载蔡侯、许侯的君位，是因为他们乘坐楚国的车驾，称为丧失君位。”这些都是贬斥诸侯的体例，体例中不称“人”【案此二句永乐大典作“此皆褒贬之例，例有不称人也”，从庄十四年正义所引《释例》改正】。诸侯在事件中【案永乐大典“诸侯”下衍一“故”字，从庄十四年正义所引《释例》删去】〇有明文规定而经文称“人”的，共有十二条【案庄十四年正义引《释例》作十一条】。丘明没有明示其义，而各位儒生都依据案卷主观臆造，原本没有出处。贬斥诸侯而废除爵位称“人”，这是使君臣文字相同，不是端正等级差别的说法。又澶渊大夫的防地，〇说：“不记载其人。”案经文都是去掉名称而称“人”。至于诸侯亲自修筑缘陵【案“至”字、“亲”字永乐大典脱漏，从庄十四年正义所引《释例》增补】〇也说：“不记载其人。”而经文总称诸侯。这就是大夫与诸侯在经文中〇所以有所区别的原因。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数十年间，诸侯的罪过很多，但都没有贬称“人”的，更加明白这些是当时告命记注的不同，并非孔子用来作为体例的缘故。楚国的君臣最多混淆错乱，旧说也随文强行生造善恶之〇，混淆不清没有止境。那些不能得到辞令解释的，都说恶蛮夷得志。然而当齐桓公兴盛时，经文以屈完与之对等，像这样必定有褒贬，并非抑制楚国。这是楚国初兴，不熟悉周的典礼，告命的文书【案“书”字庄二十三年正义引《释例》作“礼”字】自然产生同异，就像秦国偏僻简陋，不与中原各国齐同，所以《春秋》也没有将其纳入体例。楚国的熊绎始封于楚，偏僻处在荆山，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草莽中生活。等到武王熊达开始居住在江汉之间，但仍然未能自同于列国。所以经文称“荆败蔡师”、“荆人来聘”、“楚人使宜申来献防”，跟随其所居处的称呼而总括其君臣。到了鲁僖公时，才开始称楚人，而班次排在蔡国之下。僖公二十一年，正值楚成王在位，能够完成其事业，与公侯同等，在盂地会盟【案此句成二年正义引《释例》作“内列于公侯，盟于盂”】，楚国的君爵开始与中原各国并列。然而其臣下的名氏仍然多有差错【案“差错”成二年正义引《释例》作“参错”】。到了鲁成公二年，楚公子婴齐才开始具列传记，说：“卿不记载，是因为缺乏盟约。”同时也为楚国臣下树立体例。自此以上，《春秋》未将其纳入体例；自此以下，褒贬的意义可以详细得知【案成二年正义引《释例》此句作“可得而论之也”】。吴国晚通上国，所以其君臣朝会不同于体例，也是跟随楚国初始的情况【案“随”字襄二十九年正义引《释例》作“犹”】。庄公三十二年，庆父已经杀了子般，国人不予支持，他恐惧而逃往齐国。当时鲁国没有君主，他的出行没有辞令，大概是假借赴告的礼仪而出。说介葛卢，是东夷的国家，实际上是来朝见，所以传文记载其朝见，不能具备礼仪，所以经文只称“来”。郤犨、文子交盟会见鲁、晋的君主，他们的意图一致，所以只记载来盟，举其重者。周礼规定：诸侯的嫡长子向天子发誓，则降低其君礼一等；未发誓，则用皮帛继于子男之后。这是说公、诸伯、子、男的世子出访朝聘的礼仪。发誓，是向天子报告，正式确立为世子，接受天子报命的人。未发誓，是指在国中正式确立而未向天子报告的人。曹国的世子未发誓而来，所以以上卿之礼接待他，谓比于诸侯的上卿。继于子男之末，命数相准的缘故。齐世子光，光被立时，诸侯听闻，这也是未向天子发誓的文书，在位次上也应当以上卿之礼接待他，继于子男之末。晋侯嘉奖他先到，所以特别提升他，令其在滕、薛之上，这是说霸主临时的适宜，不是常例。鄫国的国君既然正式隶属服役于鲁，则地位比附庸，不得再在诸侯本例中，所以世子从豹如晋，经文不书“及”，〇说：“比于鲁大夫。”在蒲地胥命，本来没有嫌隙，申约言以相继，所以〇说：“不盟。”郑人来渝平，公及齐侯平，莒及郯之属，都是弃恶从好，盟约以成信，不歃血。而宋人及楚平、暨齐平时，实际盟誓而书“平”的，是跟随赴辞。昭公六年冬，齐侯伐北燕，七年春而平，冬春相接，其间没有异事，省文，所以不重言燕，犹如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因曰“实来”【案“曰”字昭七年正义引《释例》作“书”】〇。因其不分明，所以超见齐燕平之月以正之【案“超见”昭七年正义引《释例》作〇见】。盟于邓、盟于荦、盟于戚，公既在会盟而不书其盟者，以理推之，会盟在盟前，知非后盟也，大概是公还告会盟而不告盟。诸侯畏惧晋国而私下与楚国盟誓，所以书盟而贬其卿，此所

译这是为了确立晋国为盟主。吴国的强大，始于防鄫之会，终于黄池之会，总共经历了三次会盟、三次征伐、三次结盟，史书只记载了会盟和征伐而不记载结盟，是因为吴国以盟主自居却施行夷狄的礼仪，礼仪不合规范，那么神明就不会降福，这不是用来结守信义、彰显美德的做法，所以不记录它的盟约，不承认它成为盟主。既然不承认吴国作为盟主，那么宋、鲁、卫三国的私下结盟就可以被允许，所以没有贬斥的文字。稷的会盟，经文中说“成宋乱”，“成”就是平定的意思。桓公接受贿赂立华氏，贪婪放纵到了极点，厌恶他指斥自己，所以远远地说出开始与三国会盟的本意。璧假借易田而称之为“假”，都是为了避讳国家的丑恶。公子结送陈国的妇人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经文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而传文中没有解释。公羊、谷梁大概认为他是跟随鲁国女子送陈国妇人到鄄地，听说齐宋有动乱，于是权衡事情的适宜，以成就两位国君的好意，一个人做了两件事，得失在当时就已经显现，所以只是用“遂”字来记载罢了。襄仲既然接受了出使周朝的任命，还未出发，又兼接受了出使晋国的任命，所以传文说：“将要出使周朝，于是初次出使晋国。”自从春秋九十多年以来，鲁国大夫于是开始出使晋国，所以说“初次出使”。齐国仲孙的到来，起因于慰问鲁国的灾难，所以不说“聘”，不称他的名字，所以说“嘉奖他”。高子结盟，不称“使”，符合“遂”的适宜，这也是合乎义理的。祭叔来聘，没有明确的文字，谷梁认为祭叔是作为祭公来聘问。天子的内臣不得进行外交，所以不说“使”，不承认他得以对外聘问。鲁国接受他的聘问，施行礼节，所以记载为“聘”。盟约，是借助神明来约束不信任，所以记载誓词，或者以“同”来使不同者服从为言。没有臣子与君主结盟的，臣子与君主结盟，这是儿子可以与父亲结盟，所以春秋中王世子以下与诸侯会盟的，都是会同会盟而不同盟。洮的盟约，王室有子带的祸难，襄王害怕不能即位，向齐国报告祸难，派遣王人与诸侯结盟，所以传文解释说“谋划王室”，以表明王室命令他们来结盟，不是诸侯所敢参与的。践土的盟约，王子虎临视诸侯而不同会，所以经文只列出诸侯，而传文详细记载了实际情况。这实在是圣贤的垂示心意，作为将来的永久法则。一年之间，诸侯和睦，拥戴天子，而翟泉的盟约，子虎在列，君子认为这不是天子的命令，亏损了上下的常节，所以不保留鲁侯而称子虎为人，以示深切的警戒。所有在盟约中的人，经文都剥夺了他们的尊称，传文既已看到所加的罪责，又着重阐明不与会公侯的法度，表明兼有两种过错。鸡泽的会盟，单子参与结盟，也是王所命令的。大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君，所以得以会盟伯、子、男。传文称叔老会郑伯为夷，所以这是其义理。卫叔武称子，见于丧称的条例。会盟以训示上下的法则，盟约以重申旧有的誓约，虽然是一时之事，所用的礼仪不同。在会盟中列出各国之名，而在盟约中总称为诸侯，因事约简文字。臯鼬的盟约，鲁侯重复出现，会盟地点不同。如果会盟的名列未彰，总称为诸侯的，或者是会盟而无功，或者功劳不及其事。不记载会盟地点的，通指君臣相会不及会盟之所，所以总书其国而不见地点，这是为了避免不敏。如果是战阵之事，则都列出诸侯，只不记载战地。处父作为晋国正卿，行动不以礼，而亲自与公结盟，所以贬斥他的族。族去掉就不是卿，所以以微人常称。作为对应，以直厌不直，而随比称人，那么所罪的名字不彰，所以特书处父。君主对于守臣，受命不受辞，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专断也可以。所以襄仲开始与赵盾结盟，于是会盟伊洛之戎，四天之间，经文再书公子，不可以遂事常辞显之。古之盟会，必备礼仪，示等威，明贵贱，各以成礼为节，节制兼备，则名位不愆。华孙居扰攘之世，而能率由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自重而事敬，则鲁尊而礼笃，故贵之也。至于宴盟，追称先人之罪，为己谦辞，谦以失辞，故传云：“鲁人以为敏”，明君子之所不与也。宋伐陈之贰，而受楚之讨，可谓守清丘盟信也。诸侯

译因为背弃宋国而不施救，所以《左传》说他们的话不真实。华椒奉君命去结信，本应通过征验言辞来成就利益，却听信众人的伪诈之言而误导国家，所以宋国可以被视为守信，而华椒也受到了虚妄谬误的贬责【按孔颖达《宣十二年正义》说：《传》说：“盟誓说‘体恤病患，讨伐贰心’”，陈国对楚国有贰心而宋国讨伐它，卫国救援陈国，是不讨伐贰心；楚国攻打宋国而晋国、卫国不救援，是不体恤病患。这是晋国、卫国背弃盟约，所以贬低他们的大夫而称‘人’。曹国是小国，贬或不贬都应当称‘人’，所以不提及曹国。第二年《传》称君子说：‘清丘之盟，只有宋国可以免于责备’，那么宋国没有违背盟约，却也贬低宋国卿大夫，是因为晋、卫、曹三国都虚伪妄为，华椒听信众人的伪诈之言来谋划国家，致使宋国为了盟约的缘故而攻打陈国，楚国人讨伐陈国。陈国愤怒于被楚国攻打，不救援宋国，宋国虽然有守信的善行，却被各国失信所连累而波及华椒】。袁侨后到，按礼制不能与诸侯对等，所以以大夫身份与大夫结盟，这是礼制的正道。溴梁之盟，总称大夫，文辞与鸡泽之盟不同，是因为记事者的差异，并非体例如此。邢丘之会，晋悼公的霸业成就，德行确立，刑罚施行，其事务不烦劳诸侯，所以特别派遣鲁公，而约定由大夫听命。这时郑伯献捷于会，亲近于会，那么诸侯大夫虽然在列，也不与公侯对等。公侯的名号无处可加尊，所以《春秋》特别贬低四国大夫，以此来尊崇晋国的德行，明示后世。尊崇晋侯，是表明罪责在大夫，犹如尊崇秦国称为崇德一样。蜀之盟，蔡侯、许君参与会盟，所以婴齐没有受到讥讽。澶渊之会，赵武、向戌、良霄以大夫身份与鲁公相会【按‘公’字，襄二十六年正义引《释例》作‘侯’】，违背古礼的制度，他们的罪责是一样的。向戌有后到的过错，良霄有进言不失其所的举动，文辞不能一并陈述，卿不书罪的原因，特别说尊崇鲁公，那么就不是三人所能对等的。三人的罪责已经纠正，而两人独自以其他义理分别叙述。季氏专权鲁国，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三代了，政令出于私门，国家所不知晓。叔孙豹，是鲁国的贤臣，想要匡正危难以矫正时弊，所以季孙忌惮他，不敢以自己的意思假借公命来敦促叔孙，而是放弃己见而依顺他。邾、滕的班次不在会盟之列，叔孙豹不上朝，坚决请求接受命令而后行动。临到会盟，邾、滕的位次，事情并非紧急危险，既不急速请示，又不辞别会盟而随意更改命令【按‘师意’，襄二十七年正义引《释例》作‘率意’】，严重违背命令。君主饱食于深宫，如今一旦发出命令，会盟使者所应推崇延长，即使有小失误，也应当顺从并申明。国内本来知道我国君主的命令不可以违背，那么季氏会有畏惧，义士会产生忠心。君子认为叔孙豹不依顺以显扬弱命之君，而辨别小事以自从我，所以以违背命令贬低他。蔡、许的君主依附于楚国，称为失位。诸侯的卿在盟誓中，一句话的违背，宠名都会丧失，这就是仲尼的微意，而明示将来的刑罚。卫国北宫括怠惰于会盟，向摄在伐秦时畏缩，一年之中，兴废随事，有过错而能改正，不久复归，没有只后悔的意义。凡是这三百七十余条，刘歆、贾逵、许君曲解辞义，来盟细碎，既不是经传的本体，又诸多无传者或有直辞，不需要传文断落，而诸儒都妄生义理，趋于不穷尽。如今诸经无传，非直辞者，都从阙文。夹谷之会，齐侯劫持鲁公，孔丘以义理斥责他，以兵威震慑他。将要结盟，又让兹无还指责侵占田地，拒绝齐国的享礼，使强国屈服，端正典仪，这是圣人的大司【按‘司’字有讹误】。只是因为两君虽然相会，而兵刃相要挟，两国微臣共同完成盟事，所以卑贱而不书，并非所讳。旧说认为同于黑壤之辱是辜负仲尼【按孔颖达《定十年正义》说：贾逵说：‘不书盟，是讳以三百乘跟随齐师。’其意认为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书，经传言晋侯之立，鲁公不朝，又不派大夫聘问，晋人阻止鲁公于会，鲁公不与盟，不书盟，是讳之。因为那里有讳，认为这里也讳。按此会孔子相反汶阳之田以共齐命，是孔子的意思。得到三邑而以三百乘跟随，是相当的，对鲁国不为负，为何讳其盟？即使以三邑田少，不足以当三百乘，孔子不反对，只是命令反此而已。如今令反此共命，必定足以相当，为何讳其从齐？如果三百乘从齐必定是可讳，孔子为相，义不能拒，何贵乎圣人？所以杜预认为于是孔子以公退，贱者终其事，要盟不洁，所以略不书】。遇者，仓促简仪，如同道路相逢遇者。于礼【按此句隐四年正义引《释例》作‘周礼’】诸侯冬见天子曰遇。刘氏因此名以说《春秋》，自上与传违。按《礼》，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此四时之名。今《春秋》不皆同。又于礼【按‘又’字隐四年正义引《释例》作‘之’】冬见天子，当是百官备物之时，而云遇礼简易。经书‘季姬、鄫子遇于防’，此妇呼夫共朝，岂用见天子之礼？于理皆违。

译战败例第三【按：此篇在《永乐大典》中全部缺失】

《释例》说：“长勺之战，虽然双方都已列阵，但鼓声不齐；檇李之战，越国人担心吴军阵势严整，便用敢死队扰乱吴军。虽然双方都已列阵，但仍以‘独克’来记载，这是为了突出其中的权谋诈术【《庄公十年》正义引用《释例》】。鲁国击败宋国、莒国，再次发出‘敌军未列阵称败某师’这一条例，是因为担心君臣之间有所区别【《庄公十一年》正义引用《释例》。按：《庄公十一年》‘鲁庄公在鄑地击败宋国军队’，《左传》说：‘凡是军队，敌军未列阵称为败某师。’《昭公五年》‘叔弓在蚡泉击败莒国军队’，《左传》说：‘莒军未列阵’，这也是再次发出条例的情况。以上解释《左传》条例中‘敌军未列阵称为败某师’这一句】。《桓公十三年》记载战争不写地点，所谓地点，是指约定交战的地方。鲁桓公防备战争而后才约定日期，仍然与诸侯共同承担成败，所以详细记载各国而不记载地点。《成公十六年》《左传》说：‘交战那天，齐国的国佐来到军中。’就是这类情况。那么，凡是记载战争而写明日期的，日期就是从月份中计算出来的。这条经文应当说‘二月己巳日，鲁桓公与纪侯、郑伯会盟’，现在把‘己巳’退到‘郑伯’之下，是因为《春秋》的条例，国君外出会盟，条例大多以月记载；要盟、战争、战败，条例大多以日记载。所以‘己巳’的文字在‘鲁桓公与纪侯、郑伯会盟’之下。《桓公十二年》‘十二月，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也是这类情况【《桓公十三年》正义引用《释例》】。令狐之战，晋国人暗中出兵夜间发起攻击却记载为‘战’，是因为晋国忌讳违背之前的意图而夜间逼近秦军，所以以‘战’来报告。河曲之战，秦、晋两军交错后退；长岸之战，吴、楚两军都战败。交错后退，是一起退却，军士尚未安定，吴、楚都感到困窘，都不肯报告战败，所以都记载为‘战’而不记载‘败’。邲之战，上军先列阵，荀林父才战败，所以既记载‘战’又记载‘败’【《庄公十一年》正义引用《释例》】。楚国的囊瓦因为贪婪佩玉和马匹而导致讨伐，称‘人’，是贬低他罪责轻微【《定公四年》正义引用《释例》。按：以上解释《左传》条例中‘双方都列阵称为战’这一句】。鄢陵之战，楚国军队并没有大规模溃败，楚成王眼睛受伤而退却，所以直陈其事。说楚成王自身战败，而不是军队战败，所以说‘楚成王战败’。《僖公十五年》晋侯的战马陷入泥泞而停止，被秦国抓获，军队没有大规模溃败，所以不说‘败’【《庄公十一年》正义引用《释例》。按：以上解释《左传》条例中‘大规模溃败称为败绩’这一句】。像太叔段这样的，才能力量足以使众人服从，威势权力足以巩固自己，进不能成为外寇强敌，退却仍然狡猾强壮，有两位国君的困难，但实际并非两位国君，战胜他，就不说对方战败，只记载所战胜者的名字【按：这是《庄公十一年》《集解》的文字，正义认为解释……】条例与此完全相同。又按：以上解释《左传》条例中‘抓获首恶称为克’这一句】。‘覆’，是指威力兼备，像罗网所覆盖一样，全军都被擒获控制，所以用‘取’来记载，是专制的言辞【《哀公九年》《正义》引用《释例》。按：这解释《左传》条例中‘覆盖并击败称为取某师’这一句】

母弟例第四【按：此篇见于《永乐大典》，其篇目也保存下来】

《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段。《左传》说：“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等等】’郑庄公说：‘不用管，他将自取灭亡【等等】’太叔段积聚物资，修整甲兵，准备步兵战车，将要袭击郑国。夫人将为他内应。郑庄公听说他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乘去攻打京邑。京邑背叛太叔段，段逃入鄢地。郑庄公在鄢地攻打他。五月辛丑日，太叔段出逃到共国。史书说：‘郑伯在鄢地战胜段。’段不友爱，所以不说‘弟’；如同两位国君，所以说‘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称为郑庄公的心志。不说出逃，是觉得难以处理。”

《隐公七年》夏【等等】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左传》说：“齐侯派夷仲年来聘问，是为了结好艾地的盟约。”

《桓公三年》【等等】冬，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左传》说：“冬，齐仲年来聘问，是为了送夫人。”

《桓公十四年》夏五月，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左传》说：“夏，郑子人来寻求盟约，并且修好曹地的防务。”

《宣公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日，公弟叔肸去世。《左传》说：“冬，公弟叔肸去世，是国君的同母弟。”〇条例说：“凡是太子的同母弟，国君在世称为公子，不在世称为弟。凡是称弟，都是同母弟。”

《成公十年》春，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左传》说：“卫子叔黑背侵犯郑国，是晋国的命令。”

《襄公二十年》秋【等等】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左传》说：“陈庆虎、陈庆寅害怕公子黄的逼迫，向楚国告状，说：‘与蔡国司马同谋。’楚国人以此为由进行讨伐。史书说【等等】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是说他没有罪。”

《襄公二十三年》夏，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左传》说：“楚国人接纳公子黄。”

《襄公二十七年》夏【等等】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左传》说：“杀宁喜【等等】子鲜说：‘驱逐我的人出去，接纳我的人死，赏罚没有章法【等等】’于是出逃到晋国【等等】卫侯派人阻止他，不行。到达黄河，又派人阻止他。阻止使者并在黄河边结盟，依托于木门，不面向卫国而坐。”

《襄公三十年》夏五月【等等】天王杀他的弟弟佞夫。《左传》说：“儋括想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道。戊子日，儋括包围蒍地”

译于是导致了过错。成愆逃往平畤。五月癸巳日，尹言多、刘毅、单蔑、甘过、巩成杀死了佞夫。括、瑕、廖逃往晋国。《春秋》记载说：“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罪责在于天王。”

译昭公元年夏天，秦穆公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左传》说：“秦后子受到秦桓公的宠爱，在秦景公那里如同两位国君一般尊贵。他的母亲说：‘如果不离开，恐怕会招致祸患。’”癸夘日，鍼到达晋国，他的车驾多达一千辆。《春秋》记载说：“秦穆公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这是为了归罪于秦穆公。

昭公八年春天，陈哀公的弟弟招杀死了陈国的世子偃师。《左传》说：“陈哀公患有废疾。三月甲申日，公子招、公子过杀死了悼太子偃师，拥立公子留……”《春秋》记载说：“陈哀公的弟弟招杀死了陈国的世子偃师。”罪责在于招。

定公十年冬天……宋平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左传》说：“宋国的公子地宠信蘧富猎……地出逃到陈国，宋平公没有阻止他。辰为地请求，宋平公不听。辰说：‘这是我在逼我的兄长啊。我带着国人出走，国君还能和谁相处呢？’冬天，同母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定公十一年春天，宋平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左传》说：“春天，宋平公的同母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地发动叛乱。秋天，乐大心跟随他们，成为宋国的大患，这是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

定公十四年秋天……宋平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

《释例》说：“同母弟弟受到的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大概是顺应自然的情感，以培养母亲的心愿。国君在位时，他们都称为公子；当他们的兄长成为国君时，就特别称为‘弟’，以示区别和特殊对待，亲近并和睦相处。这既突出了友爱兄弟的恩德，也为了确立作为弟弟的恭敬，成就相亲相爱的益处。因为庶子也可以成为国君，所以不称‘夫人之子’，而称‘母弟’。《春秋》经文中出现‘母弟’的有二十处，而《左传》加以阐发的只有六条而已。凡是称为‘弟’的都是同母弟弟，这是防止书写错误的通例。庶出的弟弟不得称为‘弟’，而同母弟弟可以称为‘公子’（据《庄公二十五年》正义引《释例》作‘独’），所以《左传》的阐发随文解释而称（据《宣公十七年》正义引《释例》此句作‘随而释之’）。各种称为‘弟’的，亲近而不称‘母’，都必定称‘弟’。秦穆公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女叔齐说：‘秦国的公子一定会回来。’这里的‘公子’也是国家的常称，得到了两种称呼通用的证据。孔子依据同母弟弟的条例，根据条例来兴起义理。郑伯怀有杀害弟弟的心思，周天王放纵群臣而杀害弟弟（据《宣公十七年》正义引《释例》‘而’字作‘以’字），孔子因此探究书写的心志，而显称两位兄长以首恶论处。奸佞之人称为‘弟’，没有听说反谋的；郑叚去掉‘弟’字，自身成为谋逆的首犯（据《隐公元年》正义所引《释例》增入‘也’字）。那么，兄长杀害弟弟的（据《隐公元年》《庄公二十五年》正义引《释例》‘兄’字下有‘而’字），就称‘弟’以彰显兄长的罪责；弟弟又杀害兄长，就去掉‘弟’字以归罪于弟弟自身。推究此理以观察其余，秦穆公的弟弟鍼、陈侯的弟弟黄、卫侯的弟弟鱄出逃，都是兄长迫害其弟弟的情况。秦穆公有千乘之国，却不能容纳他的同母弟弟，《左传》说：‘归罪于秦穆公。’归罪于秦穆公，表明鍼的罪责较轻。陈侯不能控制群臣（据《宣公十七年》正义引《释例》‘群臣’作‘臣下’），致使驱逐他的弟弟，《左传》说：‘说这不是他的罪过。’不是黄的罪过，那么罪责就在陈侯，这是互相列举的文辞。至于陈招杀害兄长的儿子，宋辰率领群卿背叛宗国，占据大邑以成就叛逆，然而没有把刀锋指向他的兄长，所以以首恶称‘弟’，称名是从两下相杀的体例。统论其义理，兄弟二人交相杀害，各有曲直，保留‘弟’字则显示兄长理亏（据《襄公二十七年》正义引《释例》‘存’作‘书’，‘示’作‘是’）。郑伯既然已经说失教，如果按照条例保留‘弟’字（据《隐公元年》正义引《释例》‘于’作‘依’），则嫌于认为叚善，所以特别去掉‘弟’字而两见其义。如果是朝见、聘问、结盟、会合，这些友好之事，这是兄弟的深厚和睦，不是义例所兴起的，所以仍然沿袭旧史的体例，有的称‘弟’，有的称‘公子’。践土之盟，叔武不称‘弟’，就是这个义理。莒挐不是卿，不是卿就不应记载（据《僖公元年》正义所引《释例》补入‘非卿’二字），现在因为嘉奖捕获而特别记载，特别记载尚且不称‘弟’，明确各种书‘弟’的都是卿。《春秋》经文记载公子庆父伐于余丘，而《公羊传》认为是庄公的同母弟弟，计算其年龄，既不能统领军队，又没有晋悼公、王孙满幼年知事的记载（据《庄公二年》正义所引《释例》改正‘知’字，原误作‘稚’字），这大概是《公羊传》的妄说，而先儒未曾觉悟，取以为《左氏》的义理。现在推究《左传》的上下文，羽父弑杀隐公，都是与桓公密谋，那么桓公已经成年了。《左传》说生桓公而惠公去世，指明仲子只有这个儿子，不是说生在惠公去世那年。桓公已经成年而弑杀隐公，庄公即位后才娶于齐，自应有长庶，所以氏曰孟氏，这是明确的证据（据孔颖达《庄公二年》正义云氏曰孟氏〇文实然经称仲孙杜无明释八年传称仲庆父其举諡称之则谓之共仲盖庆父虽为庶长而以仲为字其后子孙以字为氏是以经书仲孙时人以其庶长称孟故〇称孟孙其以諡配字而谓之共仲犹臧僖伯管敬仲之类也刘〇云盖庆父自称仲欲同于正适言已少次庄公为三家之长故以庄公为伯而自称仲春秋之例经称当时之事书其自称之辞其人自称仲孙不得不书为仲〇序已往之事）

译列举当时人的话语，当时人称孟氏，不得不以《孟录》来记载《论语》。《论语》说：“孟孙问孝于我”，这是当时人称孟氏的证据。楚公子弃疾弑君夺取国家，改名为居，经书写作“楚子居卒”，这是遵从他的自称。

【公疾问嗣于叔牙】（案：《问嗣》在庄公二年的正义中，引用《释例》作“问后”）。叔牙称赞庆父有才能，怀疑他是同母弟。〇称赞季友，是文姜所爱的儿子，与庄公同母所生，所以以死侍奉般，情义相推，考察《左传》，如同符契相合。现在先儒说母弟的善恶褒贬，既多相互交错，又说称弟都是指公子，不认为是大夫。认为只有君才能以尊贵自居。案〇莒挐不是卿，是法则所不记载的。记载了却不称弟，并不是因为以君为尊。凡是聘享等友好之事，这时派遣卿，所以夷仲年来聘等（案：此句在宣公十七年的正义中，引用《释例》作“故夷仲年之聘”），都是以卿的身份称弟而行。这个例子所说的“凡是称弟都是母弟”，《左传》有明文记载，却自己违背了。

頴氏又说：“臣没有境外的交往，所以去掉弟字以贬低季友；子招乐忧，所以去掉弟字以惩戒过错；郑叚去掉弟字，只以名字相通，所以称为贬低。”现在这两个人都记载为公子。公子，是名号的美称，又不是所贬低的。

译《吊赠例》第五【按：此篇见于《永乐大典》，其篇目亦保留】

隐公元年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前来赠送惠公、仲子的丧礼财物。《左传》说：“周天子派宰咺前来赠送惠公、仲子的丧礼财物，太迟缓了。况且仲子尚未去世，所以称其名。天子去世，七月下葬，天下同轨的诸侯都来；诸侯去世，五月下葬，同盟的诸侯来；大夫去世，三月下葬，同职位的官员来；士人去世，过了一个月，外亲来。赠送死者赶不上尸体，吊唁生者赶不上哀痛，预先参与凶事，是不合礼的。”

三年秋，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财物。《左传》说：“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财物，因为周天子尚未下葬。”五年夏四月，吊唁卫桓公。《左传》说：“吊唁卫桓公，因为卫国发生动乱，所以迟缓。”桓公十七年秋八月【云云】癸巳日，吊唁蔡桓侯。

庄公三年夏【云云】五月，吊唁周桓王。《左传》说：“夏五月吊唁桓王，太迟缓了。”闵公元年夏六月辛酉日，吊唁我国国君庄公。《左传》说：“夏六月吊唁庄公，因为动乱所以迟缓。”

文公五年春周历正月，周天子派荣叔前来赠送含玉并助丧财物。三月【云云】周天子派召伯前来参加丧礼。《左传》说：“周天子派荣叔前来赠送含玉并助丧财物，召昭公前来参加丧礼，这是合礼的。”

六年冬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吊唁晋襄公。《左传》说：“襄仲前往晋国吊唁襄公。”

八年冬十月【云云】公孙敖前往京师。《左传》说：“穆伯前往周王室吊唁丧事。”九年春，毛伯前来请求金属。《左传》说：“毛伯卫前来请求金属，不合礼。不记载周天子的命令，因为周天子尚未下葬。”

冬【云云】秦国人前来赠送僖公、成风的丧服。《左传》说：“秦国人前来赠送僖公、成风的丧服，合礼。诸侯之间互相吊唁祝贺，即使不恰逢其事，只要有礼，就予以记载，以便不忘旧日的情谊。”

宣公十年夏四月【云云】鲁君前往齐国。《左传》说：“鲁君前往齐国奔丧。”

成公十年秋七月，鲁君前往晋国。《左传》说：“秋，鲁君前往晋国。晋国人扣留鲁君，让他送葬【云云】冬，吊唁晋景公。鲁君送葬，其他诸侯都不在。鲁国人羞辱了他，所以不记载，是为了避讳。”

十八年冬【云云】十二月丁未日，吊唁我国国君成公。《左传》说：“‘吊唁我国国君成公’，是记载顺理成章的事。”

襄公三十年冬十月，吊唁蔡景公。

昭公六年春周历正月【云云】，吊唁秦景公。《左传》说：“大夫前往秦国吊唁景公，合礼。”

十三年冬十月，吊唁蔡灵公。《左传》说：“吊唁蔡灵公，合礼。”

定公十五年秋【云云】九月【云云】丁巳日，吊唁我国国君定公，下雨，不能完成丧事。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完成丧事。《左传》说：“吊唁定公，因下雨不能完成丧事，合礼。”以上内外吊唁共一百零二条，吊唁、赠送、助丧、求赙、拜丧共二十六条，错综其中十八条以贯通之。

《释例》说：“天子七月下葬，天下同轨的诸侯都来；诸侯五月下葬，同盟的诸侯来；大夫三月下葬，同职位的官员来；士人过了一个月，外亲来。各自根据奔赴吊唁的远近作为等级差别，用来沟通心意、叙述事理。周代的典制，四方诸侯，各自以其方位结盟。《虞书》说‘遍见东方的诸侯’，地如同岱岳之礼，都不施行于异方远盟，所以诸侯必须以五月为期限。哀悼死者、送终，是臣子应尽的礼节，因此未到期限就下葬称为不怀恋，超过期限不下葬称为缓慢，以此来表示讥讽。《春秋》如实记载，以示是非。卫桓公十四个月才下葬，记载称动乱，所以迟缓，这不是责备卫臣子的言辞。周王室虽然动乱，桓王七年才下葬，也是由于怠慢，所以记载称迟缓以示讥讽。召伯前来参加丧礼，称为合礼。宰咺赠送助丧财物，只讥讽其迟缓，这是天子使者接待诸侯的礼节。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人吊唁，大夫送葬。等到礼制败坏，礼节过于隆重。文公、襄公称霸，因而抑制它。诸侯去世，大夫吊唁，卿大夫供给送葬之事；夫人去世，士人吊唁，大夫送葬，仍然超过古制。所以公子遂前往晋国吊唁晋襄公，不称合礼。吊唁秦景公，《左传》说大夫前往秦国吊唁景公，特别称合礼。一以示古制，二以示记载他国的吊唁必须鲁国参与，三以示奉命出使如果不是卿则不得记载于经，这都是左丘明的微妙文辞。万国的数量极多，封疆的守卫极重，所以天子去世，诸侯不得越境奔丧，在其国内修治丧服，卿大夫供给吊唁送葬之礼【按：《吊送隐元年正义》引《释例》作‘吊丧’】，直到卒哭除丧【按：《文九年正义》引《释例》此句作‘既葬卒哭而除凶’】。文公八年襄王去世，鲁侯没有缘故，而穆伯前往周王室吊唁，叔孙得臣参加丧礼，这是天子去世诸侯派遣卿大夫供给吊唁送葬的经传。吊唁赠送的币帛【按：《吊赠隐元年正义》引《释例》作‘丧赠’】，车马叫赗，钱财叫赙，衣服叫襚，珠玉叫含。然而总称为赠，所以《左传》说赠送死者赶不上尸体。秦国对于鲁国，本来不是方岳同盟，鲁君去世不赴告秦国，秦国不赠送鲁国，自是其常事。僖公、穆公二公虽然有同盟之义，二君已去世，则二子也不是得以使用同盟之礼【按：‘亦非’二字《文九年正义》引《释例》作‘不’字】。现在秦康公远慕诸华，想要与鲁国通好，没有借口，因为狄泉有盟，追赠僖公，并及成风，借吊唁之礼而行，所以《左传》说：‘合礼。送死赶不上尸体，所以说不当其事。记载者，记载于简策，流传给子孙，以示过于丰厚。

译（这是）合乎礼制的做法。」鲁君去世，〇多数不符合礼制，只有成公在路寝去世，五个月而〇国家安定，嫡长子继承君位，所以传记中记载庄公的迟缓，列举成公的顺理来概括它。诸侯的〇记载在经书中的很多，至于〇蔡灵公，〇唯独说「合乎礼」，用以表明存亡继绝、灭绝虽久但道义不可废弃。送终的仪式，必定有确定的期限，因为下雨而推迟日期，既然不是怠慢，礼制完备于准备充分，所以〇称「礼」来表明它。毛伯求取金子，也只称「非礼」；武氏子前来，只说「未〇所以显示人君已经〇完毕，才得以施行成君适宜的制度，这不是孔子所更改的条例，所以〇称「礼」来安置它，凭借成文来显示义理。凡是崩、薨、卒的，在经文中出现一百五十次，不记载〇的有四十八次，有的因为鲁国怠慢而没有前往，有的因为动乱而没有〇，有的因为避讳而被隐去，有的因为丧事没有完成，只是直说时事的详略，没有比较的条例。吴、楚的〇僭越而不合典制，所以断绝而不记载，用以惩戒追求名分的虚伪。周礼规定，太史掌管丧事，考察其德行而赐予谥号；等到周朝衰微，天子不能遵循礼制，那么臣子也就自行奉谥，都凭借〇来完成其礼制，所以〇才称谥号；除了卒以外，前来报丧的，都按正爵位而称名，慎重开始、考察终结，不敢违背大典。记载〇的，都跟随主人的私称，客主之间的敬意，各有本末，谦敬各自得其所，然后两国的礼制才完成。贾逵、颍容说：「君主被弑不记载〇，是因为贼人没有被讨伐。」考察蔡世子般弑杀其君，国人没有讨伐却记载了〇；宋长万弑杀君主，国人将他剁成肉酱却没有记载〇，这是违背经〇的情况。薨、〇蔡桓侯唯独不称公，刘歆、贾逵、许慎说：「桓公去世而季孙归国，没有臣子的言辞。」蔡侯没有儿子，由弟弟继承君位，群臣没有废黜君主，社稷没有断绝祭祀，所以〇称「蔡国人嘉许他」，这不是贬斥。〇伯称子，〇为三发；蔡侯有贬义，〇也应当解释史书谬误，怀疑在于阙文。凡是公出朝、聘问、奔丧、〇都只记载「如」，不说明其事，这是《春秋》的常例。宣公十年「公如齐」，刘歆、贾逵、许慎说：「不记载奔丧，是避讳过错。」在聘问的条例中既不应该单独产生这个义理，又避讳过错的意思，想要依照成公十年「公如晋」，所避讳的在于不记载晋侯〇，这也不同。

译《大夫卒例》第六【按：此篇见于《永乐大典》，但篇名已佚，今从本书第十四篇《崩薨卒例》补入】

隐公元年冬季十二月【略】，公子益师去世。传文说：“众父去世，国君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

五年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传文说：“十二月辛巳日，臧僖伯去世。国君说：‘叔父对我有怨恨，我不敢忘记。’〇（恩礼）比一般情况加重一等。”

文公十四年秋季【略】九月甲申日，公孙敖死在齐国。传文说：“穆伯请求用厚重的贿赂以求回国，惠叔代为请求，齐国答应了。他将要回来时，九月死在齐国，报告丧事并请求允许回国，齐国不答应。”

十五年夏季【略】，齐人送还公孙敖的灵柩。传文说：“齐国有人为孟氏谋划，说：‘鲁国是你的亲属。装饰好棺材放在堂阜，鲁国一定会取回它。’孟氏听从了。卞地的人报告了此事。惠叔仍然毁伤身体代为请求，站在朝堂上等待命令。齐国答应了，鲁国取回灵柩并停殡。齐国人送灵柩。经文说：‘齐人归公孙敖之丧。’这是为了孟氏，并且是国家的缘故。〇（恩礼）视同共仲。”

宣公八年夏季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达黄地才返回。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籥乐。传文说：“在太庙举行祭祀，襄仲去世却举行绎祭，不符合礼制。”

襄公五年冬季【略】十二月【略】辛未日，季孙行父去世。传文说：“季文子去世，大夫进入内室协助收敛，国君在位。宰尤准备家器作为丧葬用品。”

昭公十五年春季【略】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籥舞进入，叔弓去世，去掉音乐完成祭祀。传文说：“举行禘祭，叔弓主持事务，籥舞进入时他去世，去掉音乐完成祭祀，符合礼制。”定公五年夏季【略】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传文说：“季平子巡视东野，回来还未到达，丙申日死在房地。”

以上大夫去世三十一例，错综其中七例以贯通其义。

《释例》说：“国君的卿佐，称为股肱。股肱如果有缺失，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生病时亲自问候，死后亲自参加小敛、大敛【按：隐元年传正义引《释例》‘死’作‘丧’，‘与’作‘其’】，这是慎重终始、归葬厚重的道义。所以孔子修《春秋》，卿佐的丧事，国君不参加小敛、大敛，就不记载日期，以示厚薄，警戒后人【按：《永乐大典》‘奥也’二字作‘之心’二字，从隐元年正义所引《释例》改正】。如果亲自参加新死者的小敛【按：‘亲’字隐元年正义引《释例》作‘以’】，那么只参加大敛或不参加丧礼，也同样不记载日期。公子彄、季文子，经文都记载了日期，〇又因事体现恩厚，这都是左丘明用来阐明这两个体例、互相阐发的用意。公孙敖纵情弃命，已经被剥夺爵位，不是大夫，却详细记载在经文中，是因为惠叔毁伤身体在朝堂请求，感动儿子以赦免父亲，敦厚公族的恩情，推崇仁孝的教化，所以传文说：‘为了孟氏，并且是国家的缘故。’仲遂、叔弓都在祭祀时去世，得失的道义存在于所记载的文辞中，各自符合其事，所以〇得以直言举礼以纠正。〇称朝聘而终，是因为以尸身将事，又有朝聘而已遭丧的礼仪。现在仲遂到黄地而返回，道死在垂地，说明不是以尸身将事。垂地确实是齐地，所以记载它。鲁国大夫死在境内，就不记载地点，〇称季平子巡视东野死在房地就是如此。如果国君生病在外，大夫不死在国都【按：‘不’字《永乐大典》脱漏，从隐元年正义所引《释例》增补】却仍然保留日期的，是因为君子不要求别人做不到的事，不是不想亲临【按：‘备’字以下六字《永乐大典》没有，从隐元年正义所引《释例》增入】。他们生前见于经文〇，死后不记载‘卒’字的，都是不能以卿礼终身的。凡是日月，是用来记录远近、明确先后的，大概是记事的常规，各自随事保留其日月，没有缺失。国史汇集并书写在简策上，就简化其精粗，合并其同异，率意以约省文辞。按《春秋》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类，有时或月，都不记载日期；要盟、战败、崩薨、卒〇之类，也不都相同，然而已经有很多记载日期的。自文公以上，记载日期的有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也是六位国君，记载日期的有四百三十二。计算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期数加倍，这是久远遗落，不与近世相同。承接他国的通告，既有详略，况且鲁国故典也参差不齐，去掉其日月，则可能损害事的先后；保留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所以《春秋》都不以日月为例。只有卿佐的丧事，唯独寄托日期以体现体例，因为事的得失，既不足以褒贬人君，然而也不是死者的罪过，没有文辞可以寄托，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所以特别假借日期以体现道义。日食，传文说：‘不记载朔日与日期，是官吏失误。’甲乙等干支，是历法的纪事；晦朔，是日月的界限。日食不可以不保留晦朔，晦朔须靠甲乙才能推算，所以日食必定以记载朔日为例。对于大夫的卒，只以不保留甲乙为义。左丘明的〇月无征文，日之为例的，只有这两件事而已，其余详略，都没有义例。而诸儒溺于公羊、谷梁的说法，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的体例。经传久远，本有其

译对于意义不同的记载，尚且难以贯通，何况用其他经书来牵强附会《左传》，援引两条事例作为通例，将其套用在原本没有通例的月份上，凭空臆造义理，这就是产生乖谬错误的原因。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国。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这四件事，都应当共同系于十二月之下。贾逵只将其中两件事系于月份，说：“书月是为了记载鲁公去世，不必担忧陨霜、李梅结果这些事。”那么，假如不担忧，就不该书月；不该书月，就没有理由知道陨霜不杀草是在哪个月，又怎么知道鲁公回国、攻打许国是在哪个月呢？这难道是可以随意删改混乱的注记，来诡辩迷惑后世吗？温地之防有日而无月，贾逵说：“想系于上月的话，就与‘防’字不同；想系于下月的话，就与‘月’字不同，所以只书日。”如果按照贾逵的通例，本来可以书月却悬空系于下事，为什么唯独对于有日而无月的十四处，没有听说解释这一条，反而自相违背呢？邾文公去世，鲁公派使者去吊唁，使者不恭敬，贾逵因此说：“吊唁有缺失，所以不书日。”伯益姑去世，经文也不书日，而《左传》说：“吊唁如同对待同盟，是合乎礼的。”贾逵又不再申说解释。公孙敖出奔，贾逵说：“书日，是因为他因罪被废黜，属于重大讨伐。”公子庆父弑君后出奔，应当属于重大讨伐，而经文不书日，为什么又不解释呢？盟誓之事见于经文的有一百零三处，其中五十三处不书日，五十处书日。贾逵、许慎说：“盟誓记载详尽的，日月都具备；记载简略的，日月都省略。”详略的区别，完全没有证据。清邱之盟，是为了体恤病患、讨伐贰心；湨梁之盟，是为了共同讨伐不朝觐者，言辞上没有详略之分，而湨梁书日，清邱不书日。这类例子很多，都散见于其他通例中，这里略举几件事来论述。前代的通达儒者如此乖谬妄诞，是由于《左传》与《公羊》、《谷梁》存在缺漏。所谓缺漏，是指《左传》不传《春秋》，世间没有盟主，听信防闲之辞容易迷惑，于是假借《公羊》、《谷梁》二传来补救当时之事，但这也是后来的君子应当醒悟思考的。

译《春秋释例》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释例》卷二

晋 杜预 撰

灭、取、入条例第七【按：此篇见于《永乐大典》，仅篇名遗失，今补入】

鲁庄公十年冬季十月，齐国军队灭亡了谭国，谭国国君逃往莒国。《左传》说：“齐侯出逃时，经过谭国，谭国对他不礼貌。等到齐侯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来。冬季，齐国军队灭亡谭国，是因为谭国无礼。谭国国君逃往莒国，是因为两国曾结为同盟的缘故。”

鲁闵公二年冬季【云云】十二月，狄人攻入卫国。《左传》说：“冬季十二月，狄人攻打卫国【云云】卫懿公【云云】与狄人在荧泽交战，卫国军队大败，于是卫国被灭亡。卫侯没有撤去军旗，因此失败惨重【云云】狄人攻入卫国。”

鲁僖公十年春季周王正月【云云】狄人灭亡了温国，温国国君逃往卫国。《左传》说：“春季，狄人灭亡温国，是因为苏子没有信用。苏子背叛周王投靠狄人，又不能取信于狄人，狄人攻打他，周王不救援，所以温国被灭亡。苏子逃往卫国。”

鲁僖公十二年夏季，楚人灭亡了黄国。《左传》说：“黄国人倚仗诸侯与齐国和睦，不恭敬地履行对楚国的职贡，说：‘从郢都到我们这里有九百里，怎么能害我们？’夏季，楚国灭亡了黄国。”鲁僖公十九年冬季【云云】梁国灭亡。《左传》说：“梁国灭亡，史书不记载其国君，是因为梁国自取灭亡。起初，梁伯喜好土木工程，频繁修筑城墙却不让人居住，百姓疲惫不堪，他就说：‘某地的寇贼将要来了。’于是挖掘公宫的壕沟，说：‘秦国将要偷袭我们。’百姓恐惧而溃散，秦国于是夺取了梁国。”

鲁僖公二十二年春季，鲁君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鲁僖公二十一年《左传》说：“邾人灭亡了须句，须句国君前来鲁国，是因为成风的缘故。成风为须句向鲁君进言说：‘尊崇大祭祀，保护弱小寡助的国家，是周朝的礼制；蛮夷扰乱华夏，是周朝的祸患。如果恢复须句，就是尊崇皥、济二水之神而修明祭祀，从而缓解祸患。’”鲁僖公二十二年《左传》说：“春季，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并归还其国君，这是符合礼制的。”

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亡了邢国。《左传》说：“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亡邢国，因为两国是同姓，所以称名。”

鲁僖公二十六年，秋季，楚人灭亡了防国，带着防国国君归来。《左传》说：“防国国君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人责备他。防子回答说：‘我的先王熊挚有病，鬼神不赦免他，他自己逃窜到防国，我因此失去了楚国，又祭祀什么呢？’秋季，楚成得臣、鬭宜申率领军队灭亡防国，带着防子归来。”

鲁文公五年秋季，楚人灭亡了六国。《左传》说：“六国人背叛楚国，投靠东夷。楚成大心、仲归率领军队灭亡六国【云云】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灭亡，说：‘皋陶、庭坚不祭祀了吗？德行不能建立，百姓没有援助，悲哀啊！’”

鲁文公七年春季，鲁君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了须句。《左传》说：“春季，鲁君攻打邾国，是趁晋国发生灾难的空隙。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安置文公的儿子在那里，是不符合礼制的。”

鲁文公十五年夏季【云云】六月【云云】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攻打蔡国。戊申日攻入蔡国。《左传》说：“新城之盟，蔡国没有参加。晋国郤缺率领上军、下军攻打蔡国，说：‘国君势弱，不可以懈怠。’戊申日攻入蔡国，迫使蔡国订立城下之盟后返回。”《春秋》条例说：“凡是战胜并灭亡他国称为‘灭’，攻占大城称为‘入’。”

鲁宣公九年，秋季，夺取了根牟。《左传》说：“秋季，夺取根牟，是说容易。”

鲁宣公十五年夏季【云云】六月癸夘日，晋国军队灭亡赤狄潞氏，带着潞子婴皃归来。《左传》说：“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鄷舒执政杀了她，又弄伤了潞子的眼睛。”晋侯准备攻打他们【云云】六月癸夘日，晋国荀林父在曲梁击败赤狄。辛亥日，灭亡潞氏。

鲁宣公十六年春季，周王正月，晋人灭亡赤狄甲氏及留吁。《左传》说：“春季，晋国士防率领军队灭亡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

鲁成公六年春季【云云】夺取了鄟。《左传》说：“夺取鄟，是说容易。”

鲁襄公六年冬季【云云】十二月，齐侯灭亡了莱国。《左传》说：“十一月，齐侯灭亡莱国，是因为莱国倚仗谋略。”

鲁襄公十年夏季五月甲午日，于是灭亡了偪阳。《左传》说：“夏季四月戊午日，在柤地设防【云云】晋国荀偃、士匄率领士兵攻打偪阳，亲自承受矢石。甲午日，灭亡了它。”史书说：“遂灭偪阳”，是说从设防开始。

鲁襄公十三年夏季，夺取了邿。《左传》说：“夏季，邿国发生动乱，分裂为三。军队救援邿国，于是夺取了它。”〇条例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动用大军称为‘灭’；不占有土地称为‘入’。”

鲁昭公四年秋季【云云】九月夺取了鄫。《左传》说：“九月夺取鄫，是说容易。莒国发生动乱，着丘公即位却不安抚鄫国，鄫国叛离而来，所以说‘取’。”《春秋》条例说：“凡是攻克城邑不使用军队称为‘取’。”

鲁哀公八年春季周王正月，宋公攻入曹国，带着曹伯阳归来。《左传》说：“春季，宋公攻打曹国，将要返回时，褚师子肥殿后。曹国人辱骂他，他不前行，军队等待他。宋公听说后，发怒，命令军队返回，于是灭亡曹国，抓获曹伯及司城彊带回来，杀了他们。”

《释例》说：“先王的制度，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诸侯国方圆百里，从此递减。所以九服之内，有万国存在。从前史书记载，周朝兴起时，姬姓的国家有五十五个，经过兴废继绝，仍然保留旧封地的有一千八百个。后来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大国侵吞小国，人多者欺凌人少者，汉水以北的姬姓国家，被楚国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