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总义卷七　　　　　宋　易袚　撰（1/2）

译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译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师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谏：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调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质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师：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都配两名史官；贾师：每二十个店铺设一人，都配两名史官；司虣：每十个店铺设一人；司稽：每五个店铺设一人；胥：每两个店铺设一人；肆长：每个店铺设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贾八人，徒八十人。

泉府本应列在天官，现在却列在地官司徒的属官中，是因为它掌管市场的征布，所以这样安排。

司门：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座城门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个关隘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节：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四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设中大夫一人；县正：每县设下大夫一人；鄙师：每鄙设上士一人；酂长：每酂设中士一人；里宰：每里设下士一人；邻长：每五家设一人。

旅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旅，如同羁旅、商旅之类，都寄宿在外，尚未安居，新来的百姓也是如此，所以用“旅”来命名。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二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二人。

掌管改良土壤的方法，而将官职命名为草人，是因为草是用来改良土壤的。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训：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诵训：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座大山，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设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设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座大林麓，设下士十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中林麓，如同中山的虞官配置；小林麓，如同小山的虞官配置。川衡：每条大川，设下士十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中川，设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设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泽虞：每处大泽大薮，设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泽中薮，如同中川的衡官配置。小泽小薮，如同小川的衡官配置。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包裹在石头里的金玉，称为卝。开采玉石就要打破卝石才能取得，开采金属就要冶炼卝石才能制成。怪石、黄金，并非卝石所出，但总称以卝，是人举其类而言之。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〇人：每〇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廪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译下士十六人，府八人，史十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译仓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禄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舂人、奄二人，女舂抭二人，奚五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的职掌，是掌管绘制国家的土地地图和统计人口数量，以此辅助君王安定和安抚邦国。凭借天下的土地地图，周知九州地域的广狭长短，辨别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等地形的名称和物产。并辨别邦国、都鄙的数量，划定其疆界并挖掘沟渠，设立社稷坛的矮墙并种植田主树，各自根据郊野适宜生长的树木，来命名社稷坛和郊野。依据土防的法度，辨别五种土地所生长的物产：第一种叫山林，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毛类动物，植物适宜生长皂类植物，那里的百姓毛发浓密且身材方正；第二种叫川泽，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鳞类动物，植物适宜生长膏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肤色黑且滋润；第三种叫丘陵，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羽类动物，植物适宜生长核类植物，那里的百姓专心且身材修长；第四种叫坟衍，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介类动物，植物适宜生长荚类植物，那里的百姓白皙且瘦弱；第五种叫原隰，那里的动物适宜生长裸类动物，植物适宜生长丛类植物，那里的百姓肌肉丰满且身材矮小。依据这五种物产是百姓的常态，从而施行十二种教化：第一种是用祭祀之礼教化恭敬，那么百姓就不会苟且；第二种是用阳礼教化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争夺；第三种是用阴礼教化亲爱，那么百姓就不会怨恨；第四种是用乐礼教化和顺，那么百姓就不会背离；第五种是用仪礼辨别等级，那么百姓就不会越轨；第六种是用风俗教化安分，那么百姓就不会轻浮；第七种是用刑罚教化中正，那么百姓就不会暴乱；第八种是用誓约教化体恤，那么百姓就不会懈怠；第九种是用法度教化节制，那么百姓就会知足；第十种是用世事教化能力，那么百姓就不会失职；第十一种是用贤能制定爵位，那么百姓就会谨慎修德；第十二种是用功绩制定俸禄，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功业。有宫室、坟墓、衣服的风俗，有兄弟、师儒、朋友的风俗，安于本地的风俗，人伦自然深厚。

依据土宜的法度，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称和物产，以辅助百姓选择住宅并知晓其利害，以繁衍人口，以繁育鸟兽，以培育草木，以承担土地的事务。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并知晓其种类，以教导耕种和种植。

鸟兽，就是土防所说的动物；草木，就是土防所说的植物。土防，只是辨别而已；土宜，则是各自依据其适宜性然后才能繁育它们。

依据土均的法度，辨别五物九等，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以确立百姓的职事，以命令缴纳贡品，以征收财赋，以均衡天下的政令。

所谓均平，是用颁田的法度推演：上等土地每家一百亩，中等土地每家二百亩，下等土地每家三百亩，这样中等土地是上等土地的两倍，下等土地是上等土地的三倍，而土地所获得的收成都与上等土地相等。五物九等用来制定土地赋税的道理也是如此。

依据土圭的法度测量土地的深浅，校正日影以求得大地之中。太阳在南则日影短且多暑热，太阳在北则日影长且多寒冷，太阳在东则日影偏西且多风，太阳在西则日影偏东且多阴湿。冬至时的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大地之中。这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季交汇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那么百物繁盛安定，就在那里建立王都，划定其方圆千里的疆界并种植树木作为标志。凡是建立邦国，用土圭测量其土地并划定其疆域。诸公的土地，疆界方圆五百里，其中一半作为食邑；诸侯的土地，疆界方圆四百里，其中三分之一作为食邑；诸伯的土地，疆界方圆三百里，其中三分之一作为食邑；诸子的土地，疆界方圆二百里，其中四分之一作为食邑；诸男的土地，疆界方圆百里，其中四分之一作为食邑。

这所谓测量其土地，只是依照王都的法度，来确定东西南北的方位，然后为其划定大小宽窄的疆界，如此而已，并非说从百里到五百里分别测量日影的长短。

凡是建造都鄙，划定其地域并挖掘沟渠，依据户数来制定。不易之地，每家一百亩；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三百亩。于是分配地职，确定地守，制定贡赋，并颁布职事，作为地法以等待政令。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第一种叫散利，第二种叫薄征，第三种叫缓刑，第四种叫弛力，第五种叫舍禁，第六种叫去几，第七种叫〇礼，第八种叫杀哀，第九种叫蕃乐，第十种叫多昏，第十一种叫索鬼神，第十二种叫除盗贼。缓刑，就像朝士在国家凶荒时考虑减轻刑罚那样。

用六项保息措施来养育万民：第一种叫慈防，第二种叫养老，第三种叫振穷，第四种叫恤贫，第五种叫寛疾，第六种叫安富。

息有生生不息的意义，保护其生生不息并使之有所供养的，是圣人。

用六项本俗措施来安定万民：第一种叫媺宫室，第二种叫族坟墓，第三种叫聫兄弟，第四种叫聫师儒，第五种叫聫朋友，第六种叫同衣服。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教化于邦国都鄙，于是将教化的法度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教化之象，挟日而收敛之。于是将教化之法颁布于邦国都鄙，让他们各自教化所治理的百姓。命令五家为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闾，让他们互相接受；四闾为族，让他们互相〇；五族为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让他们互相赒济；五州为乡，让他们互相宾客。颁布职

译在邦国和都鄙中实行十二项政事，通过它们来考察万民：第一是耕种收获，第二是种植培育，第三是制作材料，第四是使物产丰饶，第五是整治材料，第六是流通材料，第七是教化材料，第八是征收材料，第九是生产材料，第十是学习技艺，第十一是从事世事，第十二是服役办事。用乡学的三种标准来教育万民，并选拔贤能：第一是六德：智、仁、圣、义、忠、和；第二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恤；第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译六种德行蕴藏于内心，六种行为表现于外在，随着所寄托的对象而显现，都可以明确地指出来并加以言说。只有“道”隐藏在六艺之中，无法用言语明确指出，所以总括起来称之为道艺。所谓六种德行，并不是说六乡的万千百姓都能成为圣明智慧、仁爱正义、忠诚和谐的人。选取那些明白事理而不迷惑的人称为智，公正无私的人称为仁，通达变化并能教化的人称为圣，制定变通措施且适宜的人称为义，诚实不欺的人称为忠，喜怒合乎节度的人称为和。这六种德行是天下完备的德行。由此推及六种行为，从孝顺到友爱，从友爱到和睦，从和睦到姻亲，以至于对朋友尽责，对乡邻体恤，都符合亲疏、内外、远近的次序，这就是德行所显现的地方。至于五礼、六乐体现在玉帛、钟鼓上的，是六艺的首要部分；五射、六御体现在弓矢、缰绳马具上的，是六艺的次要部分；六书、九数体现在文字、筹算上的，是六艺的末等部分。这些虽然属于技艺成就而在下位，但实际上蕴含着形而上的道。用德行来充实它们，就成为天下全才之士。然而先王以全才期望天下人，却不以全才来苛求天下人，有的凭借德行进用，有的凭借事功举荐，有的凭借言论宣扬，各种小技艺都加以告诫，只要有一项善行可以称道，没有不被安抚并纳入法度规范之中的。

用乡八刑来纠正万民：一是不孝之刑，二是不睦之刑，三是不姻之刑，四是不悌之刑，五是不任之刑，六是不恤之刑，七是造言之刑，八是乱民之刑。用五礼来防止万民的虚伪而教导他们中正，用六乐来防止万民的情欲而教导他们和谐。凡是万民不服教化而有狱讼的，以及有地方治理事务的，由乡大夫审理并防范，那些触犯刑律的交给士官处理。祭祀五帝，奉送牛牲，陈列其肉；祭祀先王也是如此。接待大宾客，命令野外修路并储备物资；举行大丧礼，率领六乡的民众，连接六引并处理政令；进行大军旅、大田役，用旗帜召集万民并处理徒众庶民的政令。如果国家有重大变故，就把万民召集到王门，命令没有符节的人不得通行天下。发生大荒年、大瘟疫，就命令邦国迁移百姓、流通财物、解除禁令、放宽劳役、减轻赋税、缓行刑罚。年终，就命令教官整顿政务并汇报事务。正月初一，对教官下令说：“各自坚守你们的职守，修好你们的事务，以听从王命。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有常刑。”

大司徒用旗帜召集民众，召集到比、闾、族、党、州、乡的联属之中；大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召集到平列阵势之际。

小司徒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教法，以考核国中及四郊都鄙的夫家九比的数量，以辨别他们的贵贱、老幼、废疾，凡是征役的施舍，以及祭祀、饮食、丧纪的禁令。

考核国中及四郊都鄙，是举王畿千里而言的。不说六乡、六遂、邦甸，是举上下以见其中。夫指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是举其大概；家指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则是其具体条目。

于是颁布比法给六乡的大夫，让他们各自登记其乡的众寡、六畜、车辇，辨别其物，按时入报其数量，以施政教，行征令。

六畜以备公家之用，车辇以待师田之役，也都要登记入籍，并辨别其可用之物，入报其数量，那么众寡、六畜、车辇都有一定的数量。施政教，就依据其数量来举行饮射之类；行征令，就依据其数量来起用师旅之类。

到了三年，就进行大比。大比，就接受邦国的比要。于是聚集万民的卒伍而使用他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用军旅，以从事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防，聚集的意思。小司徒以军制聚集万民，从伍两到师军，都包括在内。只说聚集万民的卒伍，是因为先王的军制，调兵必用五数，出兵必用百数。不五数不足以调兵，所以积数起于五人之伍；不百数不足以出兵，所以积数起于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阵，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阵，二千五百人之师成一大阵，万二千五百人之军成五大阵。

于是均平土地，以考核其人民，而周知其数量。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不超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只有田役与追胥竭尽力作。凡用众庶，就掌管其政教与其戒禁，听其辞讼，施其赏罚，诛其犯命者。

用众庶，用政令来纠正，用教化来引导，就没有殃民的过失；用戒律来整顿，用禁令来制止，就没有视成之暴。像这样不服而有辞讼，就为他们听其辞讼。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过，又为他们施其赏罚。

凡国家大事，召集民众；大故，召集余子。于是经画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于是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

六乡、六遂、公邑、

译都城与边邑的土地区域，都设有山林、川泽、丘陵、高坡、平原和低湿之地的管理职责。既然划分了区域，就必须确立其管理职责，然后才赋予相应的职务。王畿之内如此，诸侯邦国也是如此。像这样通过贡赋和税收的命令来统辖，那么远近不同、负担轻重各异的地方都能得到均衡，所以称之为使政令公平。

译凡小祭祀，奉献牛牲，进献其陈列的祭品；小宾客到来，命令野外修治道路、储备物资；大军旅出征，率领其民众服役；小军旅出征，巡视役事，治理其政令；大丧事，率领邦国役夫，治理其政教。凡建立邦国，设立其社稷，划定其疆域的封界。凡民众诉讼，依据地籍比对来公正裁决。

即大宰八成中比居之法

地界诉讼依据地图来公正裁决

即大宰八成中版图之法

年终则考核其属官的治理成效而进行诛罚奖赏，命令群吏端正要务以防备疏漏，并汇报事务。

小司徒汇报事务，汇报给大司徒；大司徒汇报事务，汇报给冡宰。

岁首，则率领其属官观察教化法度，摇着木铎巡行告诫，说：“不守法度的人，国家有常刑。”命令群吏颁布禁令，修明法度纠察职事，以等待邦国治理。等到大规模考核六乡四郊的官吏时，评定教化治理，端正政事，考核夫家、屋舍及其人口多少、六畜兵器，以等待政令。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八 宋 易祓 撰

乡师的职责，各自掌管其所治理乡的教化，并听断其政事。

乡师是下大夫四人，那么二人共同主管三乡，所以说：“各自掌管其所治理乡的教化。”

依据国比之法，按时稽查其夫家人口的多少，辨别其老幼、贵贱、废疾、马牛等物，辨别其可服役者与可免除者，掌管其戒令、纠禁，听断其狱讼。

稽查其夫家人口的多少，是指其可服役者；辨别其老幼贵贱废疾，是指其可免除者。牛凭力气来载物，马凭力气来驾车，不能没有老壮强弱的差异，也有可服役、可免除的，乡师都随之辨别。先以戒令，次以纠禁，最终以听断狱讼，这固然属于听断政事而非直接为教化，然而在其未争、未有过错之初就预先遏制其萌芽，这才是治理乡的教化。

大役事，则率领民徒到达，治理其政令。役事结束后，则接受州里的役事概要，以考核司空的规划，以迎接其役事。凡邦国事务，命令制作秩序。大祭祀，进献牛牲，供给茅草和束茅。大军旅、会同，整治其徒役与輂辇，诛杀其违犯命令的人。大丧用役，则率领其民徒到达，随即治理他们。等到下葬，执纛与匠师一起驾驭灵车并治理役事。等到下棺，执斧监督匠师。凡四时的田猎，提前在州里颁布田猎法度，简阅其鼓铎旗物兵器，整顿其卒伍。到了期限，以司徒的大旗召集众庶并陈列他们，以旗物辨别乡邑并治理其政令、刑禁，巡视其前后屯驻而诛杀其违犯命令的人，断决其争夺禽兽的诉讼。

大旗，郑氏认为是熊虎之旗。根据《司常》所说，司徒是卿。卿应当建旜，必定建旗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九旗的用途，有所统率者有所绘画，无所统率者无所绘画。通帛为旜，则无所绘画；熊虎为旗，则有所绘画。司徒虽是卿，其在师田时则为军吏而有所统率了，所以建熊虎之旗而称为大旗。下文辨别乡邑的旗，不是司徒的旗。乡即六乡，邑即公邑之类。乡邑既聚集，则旗之相类者众多了，众多则混杂而不易辨别，所以在在大旗之外，各以乡邑之名辨别，或乡邑各自为之命名，《司常》所谓“州里各象其名”即是此意。

凡四时的征令有常例的，以木铎巡行于市朝。以岁时巡行国都及野外，而救济万民的困苦，以王命施惠。

巡行国都及野外包括六乡的内外而言

年终，则考核六乡的治理，以诏告废置。岁首，稽查其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若国家大比，则考核教化察验言辞，稽查器物展陈事务，以诏告诛罚奖赏。

贤能出于乡，是教化的成就。然而有行为邪僻而固执、学问非正而广博者，在此考核，则贤能可见。贤能称誉于乡，是言辞的公正。然而有言语虚伪而善辩、顺从非正而润饰者，在此察验，则贤能可审。

乡大夫的职责：各自掌管其乡的政教禁令。正月吉日，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布给其乡吏，使各自以教化其所治，以考核其德行，察验其道艺。以岁时登记其夫家人口的多少，辨别其可服役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外自六尺以及六十五，都征役。其免除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都免除。以岁时录入其文书。三年则大比，考核其德行道艺，而举荐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率领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待宾客。第二天，乡老及乡大夫、群吏向王进献贤能之书，王拜受之，登载于天府，内史副署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射以观德，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在射宫试之，大射尚且如此，则乡射可知。今以其礼推之，凡射之仪，天子与诸侯、卿、大夫，尊卑虽异，而皆发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乐以为之节。《射义》所谓“何以射？何以听？”即是此意。盖天子《驺虞》九节，则四节以射，五节以听

译诸侯演奏《貍首》七节，其中四节用于射箭，三节用于聆听；卿、大夫、士演奏《采苹》、《采蘩》五节，其中四节用于射箭，一节用于聆听。在尚未射箭时，他们的聆听非常审慎，内心志向端正且节奏与音乐相合，这叫做“和”；外表体态正直且仪容与礼仪相合，这叫做“容”。等到射箭时，手持弓矢审慎稳固，以射中靶心为主要目标。靶心是用兽皮制成的，这叫做“主皮”。四支箭都随着乐声发出，发射而不偏离正中的靶心，礼与乐交替进行，而之前的“和”与“容”都具备，这叫做“和容”。等到射完箭后，都有舞蹈作为发射的动作，激昂奋发的举止，这叫做“兴舞”。况且射礼的事物有五种，而其节奏有三个阶段：叫做“和”、叫做“容”，体现在未射箭的时候；叫做“主皮”、叫做“和容”，体现在射靶之际；叫做“兴舞”，特别体现在射完之后。这是射礼的次序，由此推及乡射礼，其礼仪就可以考察了。

译这就是说，让百姓推举贤德之人，派他们外出担任长官；让百姓推举有才能之人，派他们回来治理地方。

贤德的人处在高位，那么他们的服饰仪制足以作为百姓的表率；如果让他们留在本地，那么他们的身份等级不足以统辖众人，所以派他们离开本乡去担任长官，这是为了让他们承担教化百姓的责任。有才能的人处在官职，那么他们的服饰仪制足以治理百姓；如果让他们去别的地方，那么那里的情况他们一定不熟悉，所以派他们回到本乡去治理，这是为了让他们承担完成政务的责任。周代在乡饮酒礼中振兴贤能，从乡里推举出来，不过是在乡里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们，同时也让他们在乡里任职，这正是所谓“外出担任长官，回来治理地方”的意思。

年终时，命令六乡的官吏都汇报政务，呈报政绩。正月，命令众官吏在司徒那里考核法令后退出，各自在他们所管辖的地方颁布法令。

政是纲要，事是细节。

向广大民众咨询重大事务时，各乡长就率领本乡的民众到朝廷去。

广大民众超脱于个人利害之外，能够深入明察是非的道理，何况他们长期受到司徒教化的熏陶，早有素养，向他们咨询是适宜的。如果像小司寇在外朝的位置那样，州长、百姓也能参与，那么这里的百姓就是指六乡所率领的广大民众。

国家有重大政事，就命令百姓各自守卫自己的里巷，等待政令。用旌节传达命令，就把它传达到位。

州长各自掌管本州的教化、治理、政令的法度。正月的吉日，各自召集本州的民众宣读法令，以此来考核他们的德行技艺并加以鼓励，以此来纠正他们的过错恶行并加以警戒。如果逢岁时祭祀州社，就召集民众宣读法令，也像这样做。春秋两季按照礼仪聚集民众在州序举行射礼。

“序”都是乡学的名称。五百家组成的党，按照礼仪聚集饮酒的地方，已经称为序；二千五百家组成的州，按照礼仪聚集射礼的地方，又称为序。一万二千五百家组成的乡，既然有乡射的名称，那么它的学校怎么能不称为序呢？不单独说序，是举州、党来概括它。

凡是州里的大祭祀、大丧事，都监督其事。如果国家动员民众从事军事、田猎、服役等事务，就率领他们前往，掌管他们的警戒命令以及赏罚。年终时汇报本州的政令，正月时宣读教化的法令像往常一样。三年一次的大考核，就全面考核州里的情况，以辅助乡大夫决定官员的升降废兴。

党正各自掌管本党的政令、教化、治理。到了四季的孟月吉日，就召集民众宣读国家的法令，以此来纠正警戒他们。春秋两季祭祀禜神也像这样做。国家搜索鬼神进行祭祀，就按照礼仪召集民众在序中饮酒，以端正长幼次序。受一命的人，在乡里按长幼次序排列；受再命的人，在父族中按长幼次序排列；受三命的人就不按长幼次序排列了。凡是本党的祭祀、丧事、婚冠、饮酒，教导他们礼仪事务，掌管他们的警戒禁令。凡是动员民众从事军事、田猎、服役，就按照法度治理他们的政事。年终时汇报本党的政务，率领官吏呈报政绩。正月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并记录他们的德行、道艺。按时监督校阅比较，到大考核时也像这样做。

以上从上级监督下级称为“涖”。

族师各自掌管本族的警戒命令、政事。每月的吉日，就召集民众宣读国家的法令，记录那些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以及有学问的人。春秋两季祭祀酺神也像这样做。按照邦比的法度，率领四闾的官吏，按时召集民众校阅登记本族的成年男子和人口多少，辨别他们的贵贱、老幼、废疾以及可以服役的人，以及他们的六畜和车辆。五家为一比，十家为一联；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联；四闾为一族，八闾为一联。让他们互相担保、互相接纳，刑罚、庆赏互相牵连、互相共有，以此来接受国家的职事，以此来服役于国家事务，以此来互相安葬埋葬。如果动员民众从事军事、田猎、服役，就集合他们的卒伍，检阅他们的兵器，用鼓、铎、旗帜率领他们前往，掌管他们的治理命令、警戒禁令、刑罚。年终时，汇报政务，呈报政绩。闾胥各自掌管本闾的征发命令。按时各自统计本闾的人口多少，辨别他们的施舍情况。凡是春秋两季的祭祀、役政、丧事的数量，聚集民众。校阅登记完毕后，就宣读法令，记录那些恭敬、敏捷、胜任、谨慎的人。凡是事务，掌管校阅、饮酒、鞭打、惩罚的事。

征发命令是奔走的事务，属于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宰夫所说的“徒掌官令以征令”就是这种情况。闾胥掌管它，统计本闾的人口多少，辨别他们的施舍情况，特别用来辅助族师的校阅登记。

比长各自掌管本比的治理，五家互相接纳，和睦亲近，如果有犯罪或邪僻行为，就互相连坐。迁居到国都及郊外，就跟随他们并授予他们居住权；如果迁居到其他地方，就为他们制作旌节让他们通行；如果没有授予居住权也没有旌节，就把他们关进监狱。

封人掌管设置王社的围墙，为京畿的边界植树。凡是分封诸侯国，设置社稷的围墙，划定四面的疆界。建造都邑的边界也像这样做。命令社稷的职事。凡是祭祀，装饰牛牲，设置牛鼻绳和牛轭，放置牛鼻绳，供给水草，歌舞牺牲以及毛炮的豚。凡是丧事、宾客、军旅、大盟，就装饰牛牲。丧事有奠牛，宾客有牢礼、积膳的牛，军旅有犒劳的牛，大盟有载书的牛。这些牛牲都像祭祀时那样装饰，是表示对事情的恭敬。

鼓人掌管教导六种鼓、四种金属乐器的声音，用来节制声乐，用来调和军旅，用来规范田役。教导制作鼓并辨别它们的声音用途。

用六种鼓的声音用途来考察，只有雷鼓专门用于天神祭祀，鼛鼓专门用于役事。至于灵鼓用于社祭，到防氏那里就用它来驱赶猛兽了；路鼓用于鬼神享祭，到大司马那里就用于教战，大仆就用它来接待穷困的人和紧急命令了。以至辟雍作乐用的鼖鼓和维镛，仲春搜田时军将用的晋鼓，那么又是鼖鼓不止用于军事，晋鼓不止用于金奏了。总之声音用途各有主管，所以不能不加以辨别。

用雷鼓敲击神祀，用灵鼓敲击社祭，用路

译击鼓以祭祀鬼神，用鼖鼓来指挥军事行动，用鼛鼓来督促劳役事务，用晋鼓来配合钟磬等金属乐器的演奏。

译鼖鼓，就是《大司马》中所说的“诸侯执贲鼓”。

用金錞来调和鼓声，用金镯来节制鼓点，用金铙来停止鼓声，用金铎来传达鼓令。凡是祭祀百物之神时，要演奏兵舞和帗舞。

舞师说：“凡是小祭祀就不兴起舞乐。现在用兵舞、帗舞来祭祀百物之神，为什么呢？”如果（这些神）对百姓有功，载入祀典，那就不是小祭祀了。

凡是军队在夜间击鼓警戒，军队行动时就击鼓号令众人，田猎服役也这样。发生日食月食，就禀告君王击鼓；有大丧事，就禀告太仆击鼓。

舞师掌管教授兵舞，率领众人舞蹈以祭祀山川；教授帗舞，率领众人舞蹈以祭祀社稷；教授羽舞，率领众人舞蹈以祭祀四方；教授皇舞，率领众人舞蹈以应对旱灾之事。

皇舞用于应对旱灾之事，就含有阴阳相互调和的意义。

凡是野外舞蹈都加以教授。

教授这些完备的乡遂舞蹈，是用来应对国家大事的。

凡是小祭祀就不兴起舞乐。

鼓人在祭祀百物之神时，教授兵舞、帗舞。这里说不兴起舞乐，是说那些神虽然列入祀典，但功劳不足以形容（其重要性）。

牧人掌管放养六畜，使它们繁育众多，以供给祭祀用的纯色牺牲。凡是阳祀，用赤色的牲口，取其毛色；阴祀，用黑色的牲口，取其毛色；望祀，各自用对应方位颜色的牲口，取其毛色。

骍是赤色中较盛的，黝是黑色中较微的。

凡是应时祭祀的牲口必须用纯色无杂的。

饲养牲口向来有素，所以必须用纯色无杂的。

凡是在郊外祭祀毁折之事，用杂色牲口也可以。

根据《校人》说：“凡是将在四海山川行事，就装饰黄驹，哪里用得着杂色牲口呢？”考察《肆师》与《祝》在疆界及郊外举行侯禳之礼，这是疆郊之外的祭祀。侯禳属于毁折之事，难道是与所经过的山川并列而言的吗？

凡是祭祀，供给牺牲，交给充人拴系。

拴系它们，是充人洁净它们，以此来表达对神的敬意。

凡是牲口不拴系的，就共同供奉。

牛人掌管饲养国家的公牛，以等待国家的政令。凡是祭祀，供给享牛、求牛，交给职人喂草。凡是宾客之事，供给牢礼、积膳用的牛；飨食、宾射，供给膳羞用的牛；军事，供给犒劳用的牛；丧事，供给奠祭用的牛。凡是防同、军旅、行役，供给兵车用的牛以及牵引的牛，用来装载公家的器物。凡是祭祀，供给牛牲的架具以及盆簝，以等待行事。

等待行事，那么或剥皮、或烹煮、或陈列、或献祭，都因为准备充分而从容不迫。

充人掌管拴系祭祀用的纯色牺牲。

充人接受牛人、牧人所交付的牲口，并拴系起来。

祭祀五帝，就把牲口拴在牢里喂草三个月；享祭先王，也是这样。凡是防备祭祀用的牲口，拴在国都城门，让人饲养。检查牲口时报告，纯色硕大的牲口则赞颂。

载师掌管土地赋税的法度，根据物产确定地事，授予地职，以等待政令。有土地就有物产，有的适宜种植九谷，有的适宜种植瓜果，有的适宜饲养鸟兽之类，凡是所谓的地事，都根据这些物产来确定。有地事就有地职，有的职事是耕种，有的职事是牧养，凡是所谓的地职，都根据这些来授予。等待政令，就命令他们缴纳应有的赋税，如园廛二十抽一之类；等待政令，就纠正他们的行为，如凡住宅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之类。用下面的经文来验证，那么土地法度就可以考察了。

用廛里的赋税来承担国都之地的赋役，用园圃的赋税来承担园地的赋役，用宅田、士田、贾田来承担近郊之地的赋役，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承担远郊之地的赋役，用公邑的田地来承担甸地的赋役，用家邑的田地来承担稍地的赋役，用小都的田地来承担县地的赋役，用大都的田地来承担疆地的赋役。

只有内诸侯以俸禄为主，所以他们承担的土地与郊甸相同，称为田。

凡是承担土地赋役，国都住宅不征收赋税，园廛二十抽一，近郊十一抽一，远郊二十抽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抽一，只有漆林之税二十抽五。凡是住宅不种桑麻的缴纳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缴纳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事的缴纳夫家之征。按时征收他们的赋税。

征收赋税，是指承担土地的正赋，至于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当时并不常有，所以不立为固定的法度。

闾师掌管国都及四郊的人口、六畜的数量，以任用他们的劳力，以等待政令，按时征收他们的赋税。

牛凭力气来载物，马凭力气来驾车，鸡豚狗彘的畜养，不失其时，八口之家就可以不挨饿，就知道他们的劳力是富余的。由此任用百姓，那么农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都是他们劳力所能达到的；耕植之贡，以至山川之贡，都是他们劳力所能产出的。

凡是任用百姓：任用农夫从事耕种，进贡九谷；任用园夫从事种植，进贡草木；任用工匠从事加工材料，进贡器物；任用商人从事市场交易，进贡财货；任用牧人从事畜牧，进贡鸟兽；任用嫔妇从事女红，进贡布帛；任用衡官从事山事，进贡山产；任用虞官从事泽事，进贡泽产。

大宰说任用百姓，是任用他们从事职事；闾师说任用百姓，是任用他们进贡赋税。只有闾师以贡赋而论，那么山泽的职事无虑数万，这就是把虞衡列为两项的原因。粗材的利益细微而已，所以不说臣妾。然而九职以虞衡为次，这里以虞衡为后，也是山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

凡是没有职事的人缴纳夫布，凡是庶民不畜养牲口的祭祀没有牲口，不耕种的祭祀没有盛馔，不种树的没有椁木，不养蚕的没有丝帛，不纺绩的没有衰裳。

人谁不怀念他的祖先？又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至于

译这里有缺失，怎能没有愧意呢？《玉藻》中说：“游惰之人的帽子，垂下的帽带长五寸”，这也是用来使他们感到羞愧的。使他们感到羞愧，是为了勉励那些懈怠的人，激发他们的勤勉之力。

译县师掌管邦国、都鄙、稍、甸、郊、里的地域，并辨别其夫家、人民、田莱的数量，以及六畜、车辇的稽查统计。三年进行一次大比，就以此考核群吏，并以此告谕废置。如果将有军旅、会同、田役的警戒，就从司马那里接受法令，以动员其众庶，以及马牛车辇，防备车卒的伍队，使他们都准备好旗帜、鼓乐、兵器，率领他们前来。

警戒，是警戒他们预先准备。

凡是建造都邑，测量其土地，辨别其物产，而划定其区域，按岁时征收野外的赋税贡品。

遗人掌管邦国的委积，以等待施予恩惠。乡里的委积，用来救济百姓的困难；门关的委积，用来养老人和孤儿；郊里的委积，用来接待宾客；野鄙的委积，用来接待羁旅之人；县都的委积，用来应对凶荒。凡是宾客、会同、师役，掌管其道路上的委积。凡国野的道路，十里设有庐舍，庐舍中有饮食；三十里设有宿处，宿处有路室，路室中有委积；五十里设有市场，市场有候馆，候馆中有积储。凡是委积的事务，巡视并比较它，按时颁布它。均人掌管均衡地政，均衡地守，均衡地职，均衡人民、牛马、车辇的力役政令。凡是均衡力役政令，根据岁收的上下而定。丰年则公家每旬用三日，中年则公家每旬用二日，歉年则公家每旬用一日。凶荒疫病则无力役政令，无财赋征收，不收地守、地职，不均衡地政。三年大比，则进行大均衡。

师氏掌管以〇告谕王，以三德教导国子：一曰至德，作为道的根本；二曰敏德，作为行的根本；三曰孝德，以知晓逆恶。教导三行：一曰孝行，以亲近父母；二曰友行，以尊敬贤良；三曰顺行，以侍奉师长。居住在虎门的左边，司职王朝。掌管国中失德之事，以教导国子弟。凡国的贵戚子弟在此学习。凡祭祀、宾客、会同、防纪、军旅，王举事则跟随，听治也如此。让其属员率领四夷的隶人，各自以其兵服守卫王的门外，并且清道。朝在野外，则守卫内列。

四翟之民，即南方的蛮、东南的闽、东方的夷、东北的貉，其服属向来有素，不同于西戎、北狄。大概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只有东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奠定王业。至周公摄政，制礼作乐，推原乎王化之所始，南方曰象，则有象胥之职以待蕃国之使；东夷之乐曰韎，则有韎师之职以为宗庙之乐。及此四翟之〇，司〇亦率领他们以预备王室的守卫。

保氏掌管谏正王的恶行，而以道养育国子，于是教导他们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于是教导他们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防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防纪、军旅，王举事则跟随，听治也如此。让其属员守卫王闱。

司谏掌管纠察万民的德行而劝勉他们交友，端正其行为而强化其道艺，巡视询问并观察他们，按时书写其德行道艺，辨别其能胜任国事者，以考核乡里的治理，以告谕废置，以施行赦宥。

司救掌管万民的邪恶过失，而诛责他们，以礼防范禁止并救济他们。如乡饮、乡射、祭社、祭禜、祭酺之类，无非以礼救济他们，而纳入善道。

凡民有邪恶者，三次责让而处罚，三次处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其有过失者，三次责让而处罚，三次处罚而归于圜土。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视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调人掌管司理万民的危难而和谐调解。凡过失而杀伤人的，以民调解，鸟兽也如此。凡和难，父之仇避诸海外，兄弟之仇避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不避，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的，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的，不同国，令勿仇之，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调解之；不可调解的，则书写之，先动者诛之。

媒氏：掌管万民的婚配。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写年月日名。命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写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

司市掌管市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财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儥，以质剂结

译诚信可以止息诉讼，通过商业管理来禁止虚伪、消除欺诈，通过刑罚来禁止暴乱、去除盗窃，通过泉府来统一货物、征收赊欠。

大市在日过中天时开市，由各类族群担任主事；朝市在早晨开市，由商人担任主事；夕市在傍晚开市，由小贩男女担任主事。

凡是市场开市，胥吏就手持鞭子和度量衡器具守卫在门口。市场的众官吏平整店铺、陈列货物、确定价格，在思次升起旌旗以命令开市。

市师莅临市场，听取重大的治理和诉讼；胥师、贾师在介次莅临，听取轻微的治理和诉讼。

凡是在市场约定交易的百姓，那些铺设布匹的、测量尺寸的、执行刑罚的，都在各自地点的次序中进行。凡是获得货物财宝、六畜的也如此，三天后上报。

凡是治理市场中的货物财宝、六畜、珍奇异物，缺乏的使其充足，有利的使其丰富，有害的使其消亡，浪费的使其防止。

凡是流通货物财宝，凭玺节出入。国家遭遇凶荒、疫病时，市场免除征税而发行货币。

凡是市场禁止虚伪装饰的规定，针对百姓的有十二条，针对商人的有十二条，针对贾人的有十二条，针对工匠的有十二条。

市场的刑罚：小罪用宪罚，中罪用狥罚，大罪用扑罚。那些依附于刑罚的案件，移交士官处理。

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刑徒；夫人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重幕帐；世子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重帟帐；命夫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顶车盖；命妇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重帷帐。

凡是会同诸侯、军事征役，市司率领贾师跟随，治理市场的政事，掌管买卖交易的事务。

译质人掌管市场上货物、人口、牛马、兵器、珍奇物品的交易。凡是买卖的人，都要使用契券。大宗交易使用长券，小宗交易使用短券。掌管核查市场上的契约文书，统一度量衡，统一成色标准，巡视并考核执行情况。违反禁令的人，揭发并处罚他。

契券这种东西，交易双方各执一半。给予的一方执左券，体现给予的仁爱；接受的一方执右券，体现接受的义理。将两半合在一起作为凭证，显示取予之间的诚信罢了。

凡是处理契券事务，国都内限期十天，郊外限期二十天，野外限期三十天，都邑限期三个月，诸侯国限期一年。期限内受理，期限外不受理。

廛人掌管征收市场上的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并上缴给泉府。凡是屠宰牲畜的人，征收其皮、角、筋、骨，上缴给玉府。凡是珍奇物品有积压的，征收并上缴给膳府。

胥师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政令，平抑货物价格，公布刑罚禁令。察知欺诈伪饰、行为不正的商贩而诛罚他们，审理小的纠纷和诉讼并裁决。

公布刑罚禁令，使人们知道该趋避什么。

贾师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货物的管理，辨别货物并使其价格均平，展示货物并确定价格，然后才允许上市。凡是遭遇天灾，禁止哄抬物价的人，使物价保持恒定。四季的珍奇物品也这样处理。凡是国家的买卖事务，各自率领其属吏依次掌管每月的市场。凡是军队出征、会盟，也这样处理。

司虣掌管市场的禁令，禁止斗殴喧哗的人，以及暴乱的人，出入互相侵犯的人，以及在市场上聚集游荡饮食的人。如果禁止不住，就抓捕并杀死他们。暴乱是用强暴虐待他人，混乱是用私欲违背常理，出入互相欺凌侵犯，是放纵恶行害人的人；在市场中聚集游荡饮食，是放纵情欲扰乱风俗的人。

司稽掌管巡视市场，察知违反禁令的人和行为不端的人并抓捕他们。掌管拘捕市场上的盗贼并示众，而且加以刑罚。

胥各自掌管其所辖区域的政令，手持鞭子和度量工具巡视在前面，掌管坐立出入的禁令，纠察行为不正的人。凡是有罪的人，鞭打、羞辱并处罚他们。

鞭打是为了显示威严，羞辱是为了显示耻辱，这本来就是厌恶那些贪图利益而陷入罪过的人。

肆长各自掌管其店铺区域的政令，陈列货物，名称相近的互相远离，实质相近的互相靠近，并使其公平正直。

实质相近的，比如布帛实质不同，但作为衣被则是一样的，所以互相靠近。

征收总布，掌管警戒禁令。

总布，是区分店铺征收的税。凡是商旅的贸易、买卖，有的用斗斛计量，有的用权衡计量，总括起来称为总布。

泉府掌管用市场上的征布，征收市场上卖不出的、民用中积压的货物，按原价买下。将物品标价并书写记录，等待不时需要购买的人。购买者各自按其抵当物：都邑的人按其主人，国人、郊外的人按其主管官吏，然后给他们货物。

主管官吏则按其乡遂的官员。

凡是赊欠的，祭祀用不超过十天，丧葬用不超过三个月。凡是百姓借贷的，与其主管官吏辨别后授予，按国家规定的利率收取利息。凡是国家的财用都从这里获取。年终，则核查收支并上缴剩余部分。

司门掌管授予钥匙，以开关国门，防止出入行为不端的人。校正货物，凡是财物违反禁令的揭发出来。用这些财物供养死于公务的老人及其遗属。祭祀用的牛牲拴在这里，由监门饲养。

这是授予充人的，所以充人责成司门，而司门责成监门。

凡是岁时祭门，使用剩余部分。

祭门不敢用散祭祀的牲口，特意接受共祭牲口的剩余部分而使用。

凡是四方的宾客到来，就报告。

司关掌管国家货物的符节，以连接门市。掌管货物出入的人，掌管其治理禁令和征收廛税。

孟子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解说者认为，或者征收其店铺的地租而不征收其货物的税，或者用市场官吏的法律治理而不征收其店铺的地租。廛是坐贾所缴纳的，征是行商所出的。所以廛人掌管征收市场的廛布并上缴给泉府，泉府又用市场的征布来征收卖不出的货物，这是市场有征布，又有廛布。如果关隘则没有廛布而有征布。为什么呢？司关掌管货物出入，是有行商的征布，关隘没有市场官吏的法律，怎么会有市场宅邸的廛布？然而这里所说的征廛，是辨别应该征收征布还是廛布的，关隘上报，所以司关征收。又五百里到达国门，国门虽然有防止不端行为的防备，而没有货物的征收。大概市场行商有征布，坐贾有廛布，这是司关所以掌管其征收并连接门市的原因。

凡是货物不出关的，没收其货物，处罚其人。凡是所送达的货物，就用符节传出。国家有防备札令，就没有门关的征收，如同防备一样。凡是四方的宾客敲关，就为他们报告。有内外传送的命令，就用符节传出或传入。掌管符节，掌管守卫国家符节并辨别其用途，以辅助王命。守卫国家的用玉节，守卫都邑的用角节。

玉，则美在其中而通畅于外，是诸侯的象征；角，则致力于内而抵御于外，是公卿大夫的象征；守卫，则有守节的意义。

凡是国家的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都是金属做的，用英簜辅助。门关用符节，货物用玺节，道路用旌节，都有期限以返回符节。凡是通达于天下的，必须有符节以传达辅助，没有符节的，有防备就不通达。

金属铸造形象，有坚固不变的意义；簜加上英饰，有仪文相接的礼节。

遂人掌管邦国的郊野，以

译绘制土地图籍以治理田野，制定乡野基层组织的制度：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鄼，五鄼为一鄙，五鄙为一县，五县为一遂。

译小邑不称为邻，既然说了鄙邑的编制，那么邻邑的编制也就可知了；大邑不称为遂，既然说了县邑的编制，那么遂邑的编制也就包含其中了。提及县和鄙，是举出中间的情况来显示上下两级的情况。

都划定地域，用沟渠和树木作为界限，使各级官吏各自掌管其政令、刑罚和禁令，按年岁稽查人口，并分配田地，检阅兵器，教导农耕。

上文讲的是形体上的法度，以及居民在土地上的法规。这里说各自掌管政令刑禁，就是命令六遂的官吏，依据县鄙的法度来推行井田制的法规。

大凡治理郊野，用下等赋税来招致百姓，用田里的分配来安顿百姓，用婚嫁之乐来安抚百姓，根据土地适宜性教导百姓农耕，推广耒耜等农具以利百姓，按时提供农具以鼓励百姓，划定疆界以任用百姓，用土均之法来平衡政事。辨别郊野的土地：分为上地、中地、下地，以此来分配田里。上地，每户一宅，田一百亩，菜地五十亩，其余的成年男子也如此；中地，每户一宅，田一百亩，菜地一百亩，其余的成年男子也如此；下地，每户一宅，田一百亩，菜地二百亩，其余的成年男子也如此。

有人说：“上地人口减少，就要迁往中地、下地吗？下地人口增加，也要迁往上地、中地吗？中地增减也是如此。”回答说：“不是迁移人口，而是根据人口的增减，调整田地的进退罢了。遂师按时登记户口的多少，遂大夫按时稽查户口的多少，然后遂人按年岁稽查人口并分配田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大凡治理郊野，每夫之间开凿遂渠，遂渠上有小路；十夫之间开凿沟渠，沟渠上有田埂；百夫之间开凿洫渠，洫渠上有大路；千夫之间开凿浍渠，浍渠上有大道；万夫之间开凿川渠，川渠上有大路，一直通达国都。按时登记户口的多少，以及六畜、车辇的数量，辨别老幼、废疾，以及应当施舍救济的人。

知道户口的多少，那么上地可任三人而免除四人，下地可任二人而免除三人。凡是祖父子孙不可分离，以及兄弟夫妇互相供养的情况，都包含在这里。知道六畜车辇的数量，那么老人得以吃肉，祭祀得以用牲，车得以供乘坐，辇得以装载器物，都包含在这里。至于辨别老幼废疾以及应当施舍救济的人，那么敬老、慈幼，以及供养万民中的病人、给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俸禄，又不仅仅是一方面的事情了。

用来分配职事，用来命令贡赋，用来命令军队和田猎，用来征发政役。

先安排职事、贡赋，然后才涉及军队、田猎、政役，无非是根据百姓的财力来使用他们。先王难道只是使用百姓的财力吗？爱护和养育百姓，就体现在这里。

如果征发郊野的劳役，就命令各官率领其所治理的百姓到来，用遂的大旗召集他们，不听从命令的就处死。凡是国家祭祀，供给郊野的牺牲，命令郊野的职事。

遂人掌管邦国的郊野，所以这几节都称为野牲。称为野牲，是因为六牲出自郊野，供给后进入牧人手中。职事称为野职，是因为薪柴、刍草、疏材、木材出自郊野，而命令委人征收。

凡是宾客到来，命令修缮郊野的道路并储备物资。大规模防务，率领六遂的劳役而召集他们，掌管其政令。等到安葬时，率领并连接六条引棺的绳索。等到下葬时，安排劳役。凡是征发郊野劳役，以及军队、田猎时征发郊野百姓，都率领他们到来，掌管其政治禁令。

遂师各自掌管其遂的政令戒禁。

政令如分配职事、发动政役之类；命令如命令野职、野赋，命令郊野修路之类；戒与禁，则是辅助这些的。

按时登记户口的多少、六畜、车辇，辨别应当施舍救济的人以及可以任用的人。巡视其田野，辨别可以食用的土地，全面知道数量而任用他们，以征收财物。发动役事，就审理其诉讼。

遂的三个等级土地，有田，都有莱地。作为莱地就不耕种，作为田就可以耕种而食用。辨别可以食用的土地，然后才能全面知道井田牧野的数量。既然知道数量，然后才能分配土地任用百姓。收取财物称为财征，使用劳力称为役事。这两者全面知道数量而任用他们，所以征税不损害百姓的财力，役事不伤害百姓的劳力。征税不均就有治理，治理不服就有诉讼，遂师审理。

巡视其农耕，而调动使用其百姓，以救济当时的急务。

水涝旱灾，不是一个遂的百姓所能胜任的，所以调动其他百姓来救济，也如同五党相救的法度。那么与大司徒役使百姓有什么区别呢？回答说：“大司徒调动百姓，是调动他们使有余财；遂师调动使用百姓，是调动他们使有余力。”

凡是国家祭祀，审察其誓戒，供给郊野的牺牲，将郊野的职事、赋税收入玉府。宾客到来，就巡视道路修缮，准备储备物资。大规模防务，派他们率领属员带着帷帐先行，引导郊野劳役，等到下葬时抱着磨石，供给丘笼及蜃车的役事。军队、田猎，平定郊野百姓，掌管其禁令，统计次序其事而赏罚。

如同大司马狩猎的礼仪，陈列车马步兵，由有司平定。

遂大夫各自掌管其遂的政令，按年岁稽查户口的多少、六畜、田野，辨别可以任用的人以及可以施舍救济的人，以教导农耕，以稽查功事，掌管其政令戒禁，审理其诉讼。

乡大夫辨别可以任用的人，国中从七尺到六十岁，郊野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发他们。那么遂大夫所说的可以任用的人，就如同乡大夫所说的那样；可以免除的人，国中是贵族、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人、病人，那么遂大夫所说的可以施舍救济的人，也是如此。黍稷的高下，穜稑的先后，以教导农耕，有像这样的情况；田莱的荒废与治理，牧

译物资的增减，用来考核功绩与事务，情况就是这样的。掌管相关的政令与禁令，就能在祸患发生前加以制约；审理诉讼案件，就能在事情发生后作出裁决。这些虽然乡大夫的职责中未曾明言，但六乡有井田放牧的制度，有军队编制制度，有贡赋税收的事务，列举这些便能推知其余。

译命令管理乡邑的官员，在年终时考核政务，汇报事务。

管理乡邑的官吏，有政务，也有事务。一年的政务，年终必须考核；一年的事务，年终必须汇报。官吏的勤勉与懈怠、善与不善，都可以在年终时加以考察。

在正月开始，检查农具，修明农事。

在正月的开始进行检查和修明，是为了提前做好准备。

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考核，就率领他的官吏并动员百姓，表彰有功的人，连接治理好土地的人。《小雅》说：“有的除草，有的培土，黍稷茂盛，所止之处，都是我们的俊才。”在除草培土的人中寻求俊才，难道不是六遂动员百姓的遗意吗？

凡是管理乡邑的人，用四通八达的原则来告诫他们的功绩和事务，并据此进行惩罚、奖赏、废除和兴起。

六遂所考核的是功绩和事务。功绩和事务，就是农事中显著于功绩的部分。管理乡邑的人，用四通八达的原则来告诫他们，是为了显示王政的公正通行于天下。四通八达，就是所说的“四通八达而不违背”。管理公邑的人，四通八达于邦甸之地；管理家邑的人，四通八达于家削之地；管理都邑的人，四通八达于大都、小都之地。四通八达地告诫他们的功绩和事务，那么百姓没有不致力于事务的，事务没有不显著于功绩的。用惩罚、奖赏、废除和兴起来执行，那么对功绩和事务的告诫无非是教化罢了。

县正各自掌管其县的政令，通过征召和考核来分配田地和里巷，分配职事，掌管治理诉讼，督促农事并进行赏罚。

分配田地和里巷，是为了安定百姓。分配职事，听取治理狱讼，也是为了安定他们。然而人情安定就会习惯于旧常而不知道勉励，所以为他们督促农事，并实行赏罚。赏罚虽然不能详细列举，但在先王时代，进入其疆域而田野治理好就有庆贺，进入其疆域而土地荒芜就有责备，这是赏罚在上层的实行；耕种的人有按等级次序的赏赐，不耕种的人有祭祀没有盛物的耻辱，这是赏罚在下层的实行。然而急于劝勉百姓而使他们不停地劳作，那么百姓没有不举其职事的。

如果动用野民，进行军事、田猎、行役，调动执事的人，就率领他们到达，治理他们的政令。役事结束后，就考核功绩，汇报事务，并进行惩罚和奖赏。

众人聚集多少不等，就调动百姓来执事，治理他们的政令，是为了使用他们、简选他们、任用他们。

鄙师各自掌管其鄙的政令、祭祀。凡是动员百姓，就掌管他们的告诫命令。告诫命令是为了肃清众人的意志。军法以百家为一个小阵，应调用的数量，所以鄼长用旗帜、鼓声、兵器、铠甲率领百姓到达。到达五百家为一个中阵，然后鄙师为他们掌管告诫命令。

按时统计他们的民众，并考察他们的善恶并进行惩罚和奖赏。年终，就考核其鄙的政务并汇报事务。

周官校、登、稽、比的政务，都说到多少，鄙师唯独说到众庶。大概到了五百家，利益足以共同经营，危害足以共同抵御，这才可以称为众庶。民众到了众庶，就有善有恶，鄙师按时统计他们，又从而考察他们。善是指成就乡三物的人，顺应百姓所喜好而兴起，不是有心于奖赏他们；恶是指陷入乡八刑的人，顺应百姓所厌恶而去除，不是有心于惩罚他们。最终至于杀死他们而不怨恨，利于他们而不认为有恩德，百姓日益向善而不知道是谁做的，谁说遂官只专注于耕种而不是教化呢？项氏说：“县正考核功绩汇报事务，是审察他们的功绩；鄙师考察他们的善恶，是审察他们的行为。在外面由县正惩罚奖赏，在里面由鄙师惩罚奖赏，没有容许奸邪的地方了。”

鄼长各自掌管其鄼的政令，按时校阅登记其夫家，考核其多少，以治理其考核、祭祀的事务。如果动员其百姓而使用他们，就用旗帜、鼓声、兵器、铠甲率领他们到达。

先王寓兵于民，而其兵器也出自于民。无事时收藏它们，兵器没有不完好的；有事时取出它们，兵器没有不锋利的。大概到了百家，而后兵器才开始完备。如果动员百姓而进行军事、田猎、行役，那么族师用旗帜、鼓声、兵器、铠甲率领他们到达，鄼长也用旗帜、鼓声、兵器、铠甲率领他们到达，大概是用这些来率领他们，用这些来使用他们，所谓不教化而祸害百姓的人就没有了。

如果按时检查农具，与有司一起统计它们。凡是按时节的告诫命令，都听从他们。督促耕种锄草，考核女工。

里宰掌管考核其邑的多少，以及其六畜、兵器，治理其政令。按时节在耡上合并耦耕，以治理稼穑，督促耕种锄草，实行其等级次序。

耡不是公田，周的井田都是长垄，其长一百步，其宽一步，中间为垄。不易之地，一亩三垄；一易之地，一亩二垄；两易之地，一亩一垄。垄宽一尺，垄高一尺。两人各自执其耦而共同耕垄，合并两人的耕种，那么耜宽五寸，两耜为耦，正好合一垄之地。在这里合并耦耕，那么两两相助，说是用两家的百姓而耕种两夫的田，十夫、百夫都是如此。

以等待有司的政令，而征收其财赋。

前面说治理其政令，是里宰所以下考；后面说等待有司的政令，是里宰所以上听。大概邑的多少以及六畜、兵器，都是里宰所掌管的，所以政令可以治理。如果财赋之事，那么遂人已经命令了，遂师又从而征收，不是里宰所专管的，所以必须等待有司的政令，又显示先王取民有制度。

邻长掌管相互纠察、相互接受，凡是邑中的政务相互辅助，迁徙到其他邑，就跟随并授予他们。

相互辅助，那么左右前后相互有利而引导他们。有贡赋税敛，五家相互辅助其财；有军事、田猎、行役，

译五家互相协力合作。这就是上面的政令之所以容易推行的原因。五家是这样，先王的政令推广并通达于天下了。

译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 宋 易祓 撰

旅师掌管聚集郊野的耡粟、屋粟、闲粟，并加以使用。

闲粟，就是甸地中闲田所产出的粟米。

用契约文书来招致民众，公平地分发那些积蓄的粮食，施行恩惠，散给利益，从而使政令均衡。如果以王命去推行，就叫做施惠；如果以主管官员的常规法令去推行，就叫做散利；没有多寡不均的祸患，所以叫做均。这是先王用来对待遭受凶荒灾年民众的方法。

凡是使用粟米，都在春季分发，在秋季征收。

春季分发，就是公平地分发那些积蓄的粮食；秋季征收，就是聚集郊野的耡粟、屋粟来使用。大概是在凶荒灾年，虽然秋季庄稼不熟，但尚有余下的积蓄可以移作他用；等到春季耕作开始时，如果不是上面的人加以补助，就会有救死不暇的祸患。这是先王专门设立春季分发法令的原因，汉代春季和议赈贷的政策，正与此意相同。

凡是新来民众的管理，都听从旅师安排，使他们免除征发劳役，根据土地的优劣来划分等级。有人说法，旅师管理的新民，是继邻长之后，即迁徙到他邑而被授田的民众。然而他邑的居住也是六遂中的邑落，那是遂人以下用契约招致民众的方法，不是旅师用契约招致民众的方法。观察旅师这一职务，从公平分发积蓄，一直到使他们免除征发劳役，从头到尾都是凶荒补助的政策。大司徒的十二项荒政，没有提到移民的事。如果粮食不够每人两釜，有非一般政令所能聚集的，然后由廪人来安排移民就食。凡是凭契约招致的，都给予补助。有的接受城邑成为平民，就称为新民，这就是有旅师法令的原因。有人说新民的治理与遂人以下用契约招致民众的说法相同，这是不对的。遂人招致民众是用下等地，而这里授田则根据土地的优劣来划分等级，不止是下等地。郑氏认为下等契约是每家出两个人，而这里则是让那些没有政令劳役的人，连同那两个人也不服役。由此可知，遂人是招致民众的常规方法，旅师是凶荒补助的方法。说免除征发劳役，并不是完全让他们都不服役。《王制》说：“从诸侯那里迁徙来的家庭，一年不服从政令。”那么跟随遂人迁徙的也可以推知。一定要限定以岁月的期限，然后根据土地的优劣来划分等级。美地指不用休耕的上等地，恶地指需要休耕两次的下等地，以三种土地作为轻重的等级。到期限后，征发劳役就实行。

稍人掌管发布丘乘的政令。

丘就是四邑为一丘，乘就是四丘为一甸所出的，总称为丘乘，这是军制的开始。世上谈论军制的人说：“五人为伍，到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六乡六军，共七万五千人为千乘，王畿十倍这个数目，就是七十五万人为万乘，这样每乘应当用七十五人。”现在用丘乘来推算，四丘为一甸，甸中的井田共有六十四井，其中的农夫共有五百七十六人。用五百七十六个农夫来让他们共同出一辆革车、三名甲士、七十二名步兵，他们的军制也只用到七十五人，为什么呢？回答说：“每家出一人作为正卒，这是徒役的大数；甸出一辆革车，这是出兵调度的数目。”由此可知，每次调度，五百七十六家共同出七十五人并一辆革车，其余未调度的可以应对八次调度的数目。所谓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的，并不是全部征调这六乡的人，而是合并各乘的丘共同组成一军。有人说：“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有比、闾、族、党、州、乡的名称，所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就有伍、两、卒、旅、师、军的数目。现在合并各乘共同组成一军，也有伍、两、卒、旅、师、军的，为什么呢？”回答说：“居住在乡里时是寓兵于民的制度，出兵时是部伍的数目。古代军国体制不同，不明确说出来。六遂之间既然以伍、两、卒、旅、师、军作为一万二千五百人的联结，等到使用的时候，也用各乘的一万二千五百人，用伍、两、卒、旅、师、军的法度来统领，使他们在战阵行列之际，与平时统率的含义没有不同。这就是丘乘的制度，政令从这里发出。”

如果有会同、田猎、行役的事情，就按照县师的方法编组同徒和輂辇，率领他们到达，处理他们的政令，听从司马的命令。大的会同，率领蜃车及其役夫到达，掌管他们的政令，听从司徒的命令。

因为他们同井耕作，同里居住，率领他们服役，所以称为同。

委人掌管征收郊野的赋税，征收柴草，凡是粗材、木材，凡是积蓄的物品。用稍聚来接待宾客，用甸聚来接待羁旅之人，凡是其余的积蓄用来等待颁赐。按照法式供给祭祀的薪蒸、木材；宾客，供给他们的柴草；会同，供给他们的薪蒸、木材；军旅，供给他们的委积、柴草、凡是粗材。供给郊野委积的兵器，以及郊野苑囿的财用。凡是军旅的宾客都住在馆舍。

柴草、粗材、木材之类，确实是祭祀、宾客、会同、军旅急切需要的，物品虽然微小，没有不是大宰的法式所规定的。

土均掌管平衡土地的政令，用来均衡地守，用来均衡地事，用来均衡地贡，用来调和邦国、都鄙的政令、刑禁，以及施舍、礼俗、会同、祭祀，都根据土地的优劣作为轻重的法度来施行，掌管它们的禁令。

这就是闾师任用民众的职务而加以均衡，从农圃到薮牧，都称为地守；从耕植到畜养，都称为

译土地的事务；从九种谷物、草木、鸟兽到山泽的物产，都称为地贡。均衡它们，那么高低、美丑、轻重都恰好达到公平。

译草人掌管改良土壤的方法，根据土地的性质考察其适宜性，从而确定种植的作物。大凡施肥种植：红而坚硬的土壤用牛粪，红而松软的土壤用羊粪，高而松软的土壤用麋鹿粪，干旱而沼泽的土壤用鹿粪，咸而泻水的土壤用貆（一种野兽）粪，坚硬而松散的土壤用狐狸粪，黏重而板结的土壤用猪粪，坚硬而多石的土壤用蕡（一种草）粪，轻而松散的土壤用犬粪。

这八种情况都用粪肥来改良，只有蕡这种草是用草来改良的。

稻人掌管在低洼之地种植水稻。

职方氏辨别九州各国的土地，各地都有适宜种植的谷物。只有水稻这一种，特别适宜在荆州和扬州种植。大概荆州和扬州，那里的土壤都是涂泥，属于潮湿低洼之地，所以说那里的谷物适宜种稻。这就是稻人掌管在低洼之地种植水稻的原因。

用潴（蓄水池）来蓄水，用防（堤坝）来防止水流失，用沟来疏导水流，用遂（小沟）来均匀水分，用列（田间小路）来排水，用浍（大沟）来泻水，用涉扬（涉水扬起）来清除杂草，从而开垦田地。

水稻在低洼之地种植，适宜于水罢了。然而水既能养育庄稼，也能危害庄稼。要使水的往来不枯竭，而低洼之地没有旱涝的忧患，也依靠我们治水有其方法罢了。

大凡种植沼泽地的庄稼，夏天用水来消灭杂草并清除它们。沼泽草生长的地方，在芒种时节种植。遇到旱灾，提供祈雨所需的祭品；遇到水灾，提供芦苇等防水物资。

〇关于种稻的〇者

土训掌管讲述地图，以指导土地事务；讲述土地的灾害，以辨别土地上的物产并推究其生长规律，以指导对土地资源的寻求。君王巡视四方时，土训在君王车旁护卫。

诵训掌管讲述各地的志书，以指导观察事务；掌管讲述各地的灾害，以指导避忌；以了解各地的风俗。君王巡视四方时，诵训在君王车旁护卫。

这两个官职是为君王巡视四方而设置的。况且地图由司徒掌管，方志由外史掌管，这与这两个官职的职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土训总述天下的地图，以指导土地事务的利害；诵训分述天下的方志，以指导观察事务的美恶，如果不是为了巡视四方，又是什么呢？然而君王巡视四方，虽然拥有万乘之尊，仪仗护卫严整完备，无不顺适其所欲。至于五方气候不同，寒暖燥湿的征兆各异，刚柔轻重的标准不同，如果不为此精细考察其利害美恶，就不是臣子爱戴君王之道。所以土训在指导土地事务之后，讲述土地的灾害，以辨别土地上的物产并推究其生长规律，以指导对土地资源的寻求，这是以膳食供养为主；诵训在指导观察事务之后，讲述各地的灾害，以指导避忌，以了解各地的风俗，这是以住宿居处为主。这两者既已告知灾害，就能精细考察其利害美恶，然后膳夫、庖人得以区分其品类，掌次、掌舍得以辨别其适宜，这两个官职实际上在左右辅佐。

山虞掌管山林的政令，为物产设立标志，并设立守护禁令。

山有山虞，林有林衡，这里兼说掌管山林政令，是因为林衡接受山虞的法令。所接受的法令，就是所守护的标志和禁令。

仲冬砍伐阳木，仲夏砍伐阴木。大凡使用耜（农具），砍伐季材（一年生的木材），按时入库。命令万民按时砍伐木材，有规定的日期。大凡国家的工匠进入山林选取木材，不加禁止。春秋两季砍伐的木材，不进入禁令范围。大凡偷窃木材的人，有刑罚。如果祭祀山林，则作为主祭者修整清理，并且清道戒严。如果举行大规模田猎，则清理山林田野。等到田猎结束，在山林中间树立虞旗，聚集猎物并割取左耳。

大规模田猎，是天帝亲自进行的礼仪。清理山林田野，则与大司马的职责相连。田猎结束树立旗帜，就是兽人所说的“命令猎物聚集在虞中”。聚集猎物并割取左耳，珥如同小子在社稷祭祀时割取左耳之类，田猎结束后进行祭祀。郑氏认为“珥”应当是“衈”，取左耳以效功，所以叫衈。大概取字的偏旁作为左耳，这种说法未为不善。然而肆师、小子、羊人言祈珥，郑氏也说“珥当为衈”，羽牲曰衈，并且引用《杂记》的话“成庙则衅之”，这与效功的说法不同。又取左耳为毛牲，与羽牲曰衈的文字自相矛盾。况且大司马说“致禽以祀祊”、“致禽馌兽于郊”，都是在致禽之后举行祭礼，不应该在致禽之后才取左耳以效功。刘执中解释肆师的职责说：“珥当为弭，是字的错误。弭谓小祝的弭兵灾，大概田猎所以训练军队，弭兵灾正是田猎之事。肆师在狩猎之日，主持占卜来年的警戒，也是弭兵灾的意义，见《肆师祈珥説》。”

林衡掌管巡视山林的禁令，并评定其守护情况，按时计算山林的守护情况并赏罚。如果砍伐木材，则接受山虞的法令，并掌管其政令。

川衡掌管巡视川泽的禁令，并评定其守护情况。按时免除其守护职责，违反禁令的人，逮捕并诛罚。祭祀、宾客，提供川泽的祭品。

泽虞掌管国家沼泽的政令，设立标志和禁令，让当地的人守护其财物，按时送入玉府，将剩余的分发给万民。大凡祭祀、宾客，提供沼泽物的祭品。遇到水灾，提供芦苇蒲草等物资。如果举行大规模田猎，则清理沼泽田野。等到田猎结束，树立虞旗以聚集猎物。

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就是政令所禁止的。山林的政令，山虞专门掌管；国家沼泽的政令，泽虞专门掌管。林衡、川衡，只是巡视山林、川泽的禁令罢了。所以林衡正于山虞，川衡正于泽虞。然而林衡列于山虞之后，川衡列于泽虞之前，是因为山林、川泽的顺序。山虞为物产设立标志并设立守护禁令，泽虞设立标志和禁令，让当地的人守护其财物。林衡、川衡所说的“平其守”，平的就是这个。山虞按时入库木材，并命令万民按时砍伐木材；而林衡砍伐木材，则接受山虞的

译法度。泽虞按时将财物送入玉府，将其余部分颁赐给万民；而川衡则按时免除其守卫职责，山泽的利益是与百姓共享的。林衡受山虞的节制，所以按时统计山林的情况并施行赏罚；川衡受泽虞的节制，所以违犯禁令的人被拘捕并诛罚。这是为了督察守卫者严守禁令。至于大规模田猎的日子，虞人在所田猎的野外设立标志，每百步设一表，这与山虞、泽虞的职责相比，林衡、川衡并不参与。山虞用画有熊虎图案的旌旗来招致禽兽，而泽虞用饰有鸟羽的旌旗来聚集禽兽，这是因为熊虎的形象适宜于山，而鸟羽的装饰适宜于泽。这就是它们的区别所在。

译迹人掌管邦田的土地政事，为其设立严厉的禁令并加以守护。

邦田，即常田。田猎的意义有三：在大田之时，虞人清理所田猎的野外，教习民众战阵之事，天子为此乘坐革路车，树立太常旗，这在《司马》篇中有记载；其次，在苑囿中放牧牲畜，设立苑囿游猎的禁令，按时猎取野兽，而不废祭祀、宾客之用，天子为此乘坐载有斿车旌旗的车，这在《囿人》篇中有记载；至于邦田的土地政事，既不是囿人所禁的苑囿，也不是大司马所清理的野外，而是平坦的田地，追踪鸟兽聚集的地方，称为迹人。迹人掌管其土地政事，就为其设立严厉的禁令来守护。当邦田之时，天子乘坐木路车，《巾车》篇说“木路用于田猎”就是这个意思。

凡是田猎的人，都要接受迹人的命令。

接受迹人的命令，就不会疲敝民力。

禁止捕捉幼兽、鸟卵的人，以及使用毒箭射猎的人。

卝人掌管金、玉、锡、石等矿产的土地，并为其设立严厉的禁令加以守护。

天地间的宝物，生长于山泽之中。金玉、锡、石的珍贵，在于饥荒时不可食用，寒冷时不可穿衣。先王不全部给予民众，而是设立官职，制定严厉禁令加以守护，并非为了私占。对上以资助国家用度，对下以使民众舍弃末业、重视本业罢了。

如果按时开采，就绘制其地图并授予开采者。

让他们依据地图进行开采。

巡视其禁令。

利益所在之处，奸邪弊端百出，既然已经禁止，又加以命令，又随之巡视，然后卝人才能开采，并将所得上交职金，职金接收后，将金、锡送入制造兵器的府库，将玉、石、丹、青送入收藏的府库，以此来备国家的大用。玉府则是供给君王玩好之物的地方。

角人掌管按时征收山泽农夫的齿、角及各类骨物，以抵充国家赋税的政令，通过度量来接收，以供给国家用度。

羽人掌管按时征收山泽农夫的羽翮政令，以抵充国家赋税的政令。凡是接收羽毛，十根为一审，一百根为一抟，十抟为一缚。

通过度量来接收，就知道物品的长短；通过量器来接收，就知道物品的多少；通过权衡来接收，就知道物品的轻重。那些不能用权衡、度量来接收的，就分为审、抟、缚，无非是参酌其数量，以抵充国家赋税的政令，这样所用之物能补益国家，所征之赋不加重于民，缓急可以相互资助，有无可以相互沟通，赋税与用度两全，这才算是完美。

掌葛：掌管按时征收山农的絺、绤材料。凡是征收葛，征收泽农的草贡材料，以抵充国家赋税的政令，通过权衡度量来接收。

掌染草：掌管在春秋两季征收染草之物，通过权衡度量来接收，等待适当时候颁用。

掌炭：掌管灰物、炭物的征收，命令按时缴纳，通过权衡度量来接收，以供给国家用度。凡是炭灰之事。

掌荼：掌管按时聚集荼，以供防事之用；征收野蔬材料，以等待国家事务。凡是蓄积之物。

掌蜃：掌管收敛互物、蜃物，以供给城门、墓穴所需的蜃，祭祀时供给蜃器所需的蜃，供给白盛所需的蜃。

这四者，虽是微小之物但用途不可缺，所以设立官职来掌管。

囿人掌管苑囿的兽禁，放牧百兽。祭祀、防纪、宾客之事，供给其活兽、死兽之物。

场人掌管国家的场圃，种植果蓏、珍异之物，按时收获并储藏。凡是祭祀、宾客之事，供给其果蓏，享礼也如此。

珍异果蓏之物极为细微，而场人专门掌管的原因，是因为祭祀、宾客的供奉，都出于此。

廪人掌管九谷的数量，以等待国家的赏赐、赒济、日常膳食。

天府的职掌说：“如果祭祀天的司民、司禄而献上报民数、谷数”，就知道九谷的数量专门由司禄掌管。现在又见于廪人，为什么呢？贾氏认为廪人掌管米，仓人掌管谷，这个意义确实如此。大概仓人掌管粟入的储藏，辨别九谷之物，那么掌管谷可知；廪如御廪、常廪之类，都是米。不然，《明堂位》为什么说“米廪，是有虞氏的庠”？解释者认为鲁国称为米廪，虞帝上庠，现在储藏粢盛的谷物，如果不是米又是什么？以廪为名官，所掌管的是米，而说掌管九谷之数，是兼掌九谷之数。由此可知仓人掌管谷，司禄掌管九谷之数，廪人即根据九谷之数来知晓廪米之数，凡是为了等待国家的赏赐、赒济、日常膳食罢了。

根据岁收的上下计算国家用度，以知道是否充足，以告诫国家用度，以治理年成的丰歉。

年成有丰歉，所以岁收有上下。制定财物的多寡，权衡礼仪的增减，不是廪人的事，这只是根据国家用度是否充足，向上报告，凡是为了治理年成的丰歉罢了。年成的丰歉，是天意；用来治理的，是人。治理它，就权衡其多寡、增减而进行开辟敛散。在丰年，不浪费以蛀蚀国家；在荒年，不过度征收以害民。

凡是万民中吃公家饭的人，每人四鬴，是上等；每人三鬴，是中等；每人二鬴，是下等。如果粮食不能达到每人二鬴，就命令国家移民就谷，告诫君王削减国家用度。冡宰制定国家用度，其谷物所积聚的地方，都有定所。凡是政令所不能聚集的，均衡其远近就谷的地方罢了。

凡国家有防同、师役之事，就治理其粮草与饮食。

粮草是防同、师役所急需的。太宰以九式均节

译关于财用，却没有涉及防同、师役的预算标准。小宰的七项职事中，有所谓“防同、军旅、田役的警戒器具，供给其财用”。然而，防同所用之物，不过是宰礼、委积、膳献、饮食中的熟食与牵牲，这些已有《宾客》的预算标准；军旅、田役所用之物，不过是工事、币帛、刍秣、匪颁的数量，这些已有工事的预算标准、币帛的预算标准、刍秣的预算标准、匪颁的预算标准。唯独最紧急的粮食，却没有预算标准。这是因为预算标准出自九赋之中，属于国家的日常经费。冡宰制定国家用度，便以邦国的贡赋应对吊唁之用，以万民的贡赋充实府库。在这二者之外，随处积蓄，以应对国家的重大用度，那么防同、师役之类，凡是九式所不记载的，都从这里取用。否则，仓人供给道路上的谷物积蓄、饮食器具，遗人对于宾客、防同、师役，掌管道路上的委积，如果不是前两种积蓄，将从哪里拿出呢？但这只是道路上的费用罢了。至于廪人管理粮食和食物，又兼管在路上的费用以及驻扎时的费用。

译大祭祀时，提供承接并盛放祭品的谷物。

“接”就是承接的意思。天子亲自耕种籍田，以供给祭祀用的洁净谷物，如果不是由有司亲自承接，与平常的谷物有何区别，怎能表达对鬼神的敬意呢？所以甸师按时将谷物交给廪人，廪人承接后将其收藏在神仓中。到了大祭祀的时候，廪人就提供他所承接的盛放祭品的谷物，因此舂人承接后舂谷成为米，炊人承接后煮米成为饭，然后君王得以亲自承接祭祀，这真是敬意到了极点。

舍人掌管调节宫中的政事，分配财物和守卫，按照法度掌管它们的出入。

有王宫，有后宫。王宫中的宫殿，由宫正来均衡分配其中的日常饮食；后宫中的宫殿，由内宰来均衡分配其中的日常饮食。所以能够调节宫中政事的，就是舍人。守卫禁令所涉及的财物，由廪人支出，进入宫中，都有法度存在。廪人不随意供给，宫中不随意取用，所谓调节政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凡是祭祀，提供簠、簋，装满它们，陈列它们。接待宾客也是如此。提供礼车用的米、筥装的米、草料、禾谷。防备记录。提供做饭用的米、炊煮用的谷。按照时节悬挂穜稑的种子，以供给王后春天献种。掌管米粟的出入，辨别它们的种类。年终时核算它们的政事。仓人掌管粟的收藏，辨别九种谷物的种类，以等待国家的用度。如果谷物不足，就停止多余的法定用度；如果有剩余，就收藏起来，以等待灾荒时发放。凡是国家的大事，提供道路上的谷物储备、饮食的器具。

大府所说的式贡的剩余财物用来供给玩好之物，币余的赋税用来等待赐予；委人所说的凡是剩余的积聚用来等待发放赐予，停止多余的法定用度，说的就是这些吧？有剩余就收藏起来以等待灾荒时发放，这是丰年时从百姓那里收取，灾年时就发放给百姓。收取不认为是暴虐，发放正是为了利益百姓，无非是充裕百姓的仁政。

司禄【缺】

司禄的逸篇，无法考证了。这里经文还保留其官职名称，是因为在序官中可以看到。不仅在序官中可以看到，天府说：“如果是祭祀天的司民、司禄，而献上报民数、谷数，就接受并收藏起来。”郑氏认为司禄是文昌第六星，“禄”就是谷的意思，那么把掌管天下谷数的人称为司禄，就像掌管天下民数，而秋官有司民的职掌一样。大概百姓的增减关乎上天，谷物的丰歉系于百姓。这司民在三年大比时，就用万民的数目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的日子，向君王献上报数目，君王拜受，并且有天府的登记，知道司禄对于谷数也是这样。那么君王以百姓为天，百姓以食物为天，它们的类别相同，意义可以推知了。

司稼掌管巡视邦野的庄稼，辨别穜稑的种子，全面了解它们的名称和适宜的土地，作为法度悬挂在邑闾。

所谓法度，周朝自从后稷播种百谷，作为乡师，上天用他的粒食养育百姓，国家依靠他的子孙，一千多年后王业才开始壮大。南宫括因为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归功于稷。追溯其起源，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这六位君子，可以说是没有废弃他们的事业。周公制定六典，列举以前播种谷物的法度，而完备地见于大司徒，就用这法度责成司稼的官员，司稼又用这法度悬挂在邑闾，让耕种的人取法。播种的法度明确，耕种的成效显著，当时所以能善始善终是有道理的。

巡视田野观察庄稼，根据年成的好坏颁布征收的法度，掌管均衡万民的饮食，救济他们的急难，平抑他们的兴起。

舂人掌管米类物品。祭祀时，提供斋盛用的米；接待宾客时，提供牢礼用的米；凡是飨食，提供食用的米。掌管所有米类事务。

炊人掌管所有祭祀，提供盛放祭品的器物。提供君王和王后的六种食物。凡是接待宾客，提供簠簋里的实物。飨食也是如此。

槀人掌管供给内外朝冗食者的食物

外朝，是库门外的朝堂；内朝，是路门外的朝堂。

如果是飨宴耆老、孤子、士庶子，供给他们的食物。掌管豢养祭祀用的犬。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官总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一 宋 易祓 撰

春官宗伯第三

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以作为百姓的准则。于是设立春官宗伯，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礼仪，以辅助君王和谐邦国。宗，就是主的意思。伯夷掌管礼仪，称为秩宗。伯，就是长的意思。春在四季中为长。

礼官的属官：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师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郁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鸡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

译徒役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吏二人，史官二人，胥吏四人，徒役四十人。

译守祧的官员有八人，女祧每个宗庙有二人，奚有四人。

世妇，每个宫室有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

内宗，凡是宫内女子中有爵位的人。

外宗，凡是宫外女子中有爵位的人。

冡人有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墓大夫：有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职防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乐，有中大夫二人；乐师，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有中士四人，小胥有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师，有下大夫二人；小师，有上士四人；瞽蒙：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一百六十人；眡了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典同：有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磬师：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钟师：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师：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镈师：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韎师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有下士四人；舞者人数多少没有定数；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师有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氏有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庸器有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干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有下大夫二人；卜师，有上士四人；卜人，有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有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有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有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梦有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有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有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有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丧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诅祝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有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人数无数，女巫人数无数。他们的师傅有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有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有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冯相氏：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内史：有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有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他们的史官有一百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车有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车仆：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有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的人数如同都宗人。

凡是以神职任职的人没有定数，根据他们的技艺来确定贵贱的等级。

春官设立属官，最为有条理，所主管的礼仪，以五礼为首要；五礼之中，以吉礼为根本，这是天秩天序自然的道理。现在看大宗伯所说的礼，其用途也很广博，兼顾内外，具备小大，本末精粗都具备，而且确实

译以天神、人鬼、地祇为主，然后小宗伯为他们建立国家神位的次序，肆师为他们确立国家祭祀的礼仪，而五礼随之而定。从设立属官的角度来说，虽然五礼的用途各不相同，但没有比祭祀之礼更优先的，于是根据礼事缓急的程度来确定职掌的先后顺序。祭祀始于灌酒，而报告时节、报告准备就绪的礼仪随之施行，所以郁人排在最前，鬯人次之，鸡人次之，掌管尊彝、几筵、瑞玉、命服的官员又次之，以至于内外祭祀无不全部举行，而凶礼是谨慎处理终事的事情，这就是冡墓、职丧排在五礼最后的原因，掌管礼仪的职事到这里已经非常详细完备了。礼仪所到的地方，音乐也随之而至，又自大司乐到司干，共二十个职官，都列在礼官之后。大概圣人制定礼仪，是用来约束人心并使其归于中正，使人在声音仪容之间周旋鼓舞，而极致的敬意就存在于其中，因此音乐的作用，都是用来辅助成就礼仪的。然而礼就是理，凡是国家的大纲小纪、根本末节，先王用来治理这个世界的，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不完备，也不足以称为礼仪的极致。又自大卜以下，都是占卜之事；大祝以下，都是巫祝之事；大史以下，都是记载策书之事；冯相氏以下，都是象数占候之事；巾车以下，都是名器分守之事。这些虽然看似是制度文饰的末节，但天定的秩序和等级实际上蕴含在其中。圣人遵循这些原则去实行，始于宫廷，通达于天下，其道非常广大，万物不被废弃，而又以侍奉神灵的人作为终结，难道不是吉礼为五礼的根本吗？

译大宗伯的职掌，是建立国家祭祀天神、人鬼、地祇的礼仪，以辅佐君王建立并保全邦国。

大宗伯所掌管的五种礼仪，特别将建立天神、人鬼、地祇的礼仪作为职掌，是因为天子的礼仪以主持祭祀为首要。〇雄氏说：“节制没有比礼更完备的，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因此祭祀之礼，是人君拥有天下最高权力的体现。所以序言说辅佐君王调和邦国，而经文说辅佐君王建立并保全邦国，从而使其成为万世不拔的长久之计，如果不能成为天地人神的宗主，那又该怎么办呢？

用吉礼来侍奉国家的鬼神和地祇，用禋祀来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来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来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血祭来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貍沈来祭祀山林川泽，用疈辜来祭祀四方百物，用肆、献、祼来享祭先王，用馈食来享祭先王，用祠礼在春季享祭先王，用禴礼在夏季享祭先王，用尝礼在秋季享祭先王，用烝礼在冬季享祭先王。

吉礼的项目，在天神方面有三种，在地祇方面有三种，在人鬼方面有六种。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是焚烧玉帛和洁净的牺牲，以通达其精微的诚意；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是在柴上放置牺牲和币帛；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是堆积柴火焚烧牺牲，这就是所谓建立天神之礼。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岳，是探求幽深阴晦的意义；用貍沈祭祀山林川泽，是顺应其含藏的特性；用疈辜祭祀四方百物，是顺应其分散破裂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建立地祇之礼。用肆、献、祼来享祭先王，是指五年一次王者的大禘祭，所以详细地说出肆、献、祼的顺序；用馈食享祭先王，则是三年丧期结束后的祫祭，以进献食物为主；用祠礼在春季享祭先王，因为万物初生，以言辞为主；用禴礼在夏季享祭先王，因为万物正在生长，以音乐为主；用尝礼在秋季享祭先王，因为万物已经成熟，以进献新物为主；用烝礼在冬季享祭先王，因为万物到了时令，以完备礼仪为主，这就是所谓建立人鬼之礼。然而天神之祀以禋作为使神歆享的开始，地祇之祭以血作为使神歆享的开始，人鬼之享以祼作为使神歆享的开始，其实天神同于禋，地祇同于血，人鬼同于祼。《礼记》说：“在泰坛焚烧柴火，是祭天。”是说烟气升腾于天。现在将日月星辰列为实柴，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列为槱燎，那么昊天上帝之祀既不是柴也不是燎，怎么会有烟气呢？《礼记》说：“毛血，是告知幽深完整之物的。”那么凡是地祇都求诸阴。现在将社稷、五祀、五岳列为血祭，那么貍沈、疈辜怎么就不是血祭呢？《司尊彛》说：“春祠、夏禴，祼用鸡彛、鸟彛；秋尝、冬烝，祼用斚彛、黄彛；四时之间的祭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彛、蜼彛。”现在用肆、献来说祼，那么馈食等享祭怎么就不使用祼呢？这几种都是以使神歆享的礼仪列在前面，而其余的都依次列举。昊天上帝之祀不及五帝，社稷之祭不及大示，先王之享不及先公，这是互文见义罢了。

用凶礼来哀悼国家的忧患，用丧礼哀悼死亡，用荒礼哀悼饥荒和瘟疫，用吊礼哀悼灾祸，用禬礼哀悼被围困和战败，用恤礼哀悼寇乱。

上文说：“建立保全邦国是吉礼，与这相反的就是凶礼。”凶礼的项目，大概有五种：刚开始死叫做死，已经下葬叫做亡，用丧礼来哀悼，于是就有赙赠、含禭等事，《春秋》中“天王派荣叔回去送含玉和赙赠”就是这种情况；凶年叫做凶，疾疫叫做札，用荒礼来哀悼，于是就有互通财物、施予恩惠的事，晋国饥荒而秦国输送粮食就是这种情况；神所降下的叫做祸，天所毁坏的叫做烖，用吊礼来哀悼，于是派遣使者去慰问其患难，宋国发大水、鲁庄公派人去吊唁就是这种情况；国家被围困叫做围，军队战败叫做败，用禬礼来哀悼，于是集合财物来弥补其匮乏，澶渊之防、诸侯谋划归还宋国财物就是这种情况；兵祸发生在外面叫做防，兵祸发生在内部叫做乱，用恤礼来哀悼，于是出兵来解救其危急，卫国遭遇狄人祸难而齐桓公救援就是这种情况。这五种凶礼都说哀悼国家的忧患，那么君子就有办法使凶险转为吉祥了。

用宾礼来亲近诸侯国，春季朝见叫做朝，夏季朝见叫做宗，秋季朝见叫做觐，冬季朝见叫做遇，因时朝见叫做防，大规模朝见叫做同，按时聘问叫做问，大规模聘问叫做视。

先王对于诸侯，有宾道，也有臣道。臣道以尊崇天子为主，宾道以亲近诸侯为主。《易经》说：“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说的就是宾礼吧？春季朝见叫做朝，如同太阳从寅位升起而朝见上天；夏季朝见叫做宗，如同万物在南方相见而其同类都有所宗仰；秋季朝见叫做觐，是说万物成熟之时各自勤勉其事以报答上级；冬季朝见叫做遇，是说闭藏之时其相见如同邂逅相遇；因时朝见叫做防，是说非定时聚集以谋划征伐之事；大规模朝见叫做同，是说君王不巡守而众诸侯聚集以接受政令；按时聘问叫做问，是说诸侯派遣卿大夫按时向天子致意问候；大规模聘问叫做视，是说诸侯派遣卿大夫以大礼而众见于天子。这八种，无非是臣职所应当尽到的，而说宾礼以亲近邦国，只是各自尽其道罢了。

用军礼来统一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大均之礼，恤众也大。

译田猎之礼，旨在简阅众人；大役之礼，旨在任用众人；大封之礼，旨在聚合众人。军礼是用来统率六军的。大师之礼包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为什么也称之为军礼呢？大概是因为制定军制有常胜之道，也有侥幸取胜之道。侥幸取胜之道，求胜在于敌人；常胜之道，求胜在于自己。先王之所以只有征讨而没有交战，是因为在自己这方面具备了这五种礼仪。所谓大均，就像均平众人，均平其土地、职守、政令，有办法知晓他们的劳逸，从而使民情向来融洽；所谓大田，就像大司马在四季的搜、苗、狝、狩活动中，有办法简阅其车兵和步兵，从而使民事向来熟练；所谓大役，就像小司徒规定凡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其余作为预备，从而使民力向来熟练；所谓大封，就像小司徒端正其京畿疆域的封界，有办法聚合其民众，从而使民志向来安定。用众，是用来使用他们的命令；恤众，是用来体恤他们的事务；简众，是用来简阅他们的技艺；任众，是用来任用他们的力量；合众，是用来聚合他们的情意。既然有了众人，那么上下一心，内外一体，因此与邦国常胜之道相合，这与后世使用未经平日抚慰训练之士，驱使市井百姓去送死的情况是不同的。

译用嘉美的礼仪来亲近万民，用饮食的礼仪来亲近宗族兄弟，用婚嫁和冠礼来亲近成年男女，用宾射的礼仪来亲近故旧朋友，用飨燕的礼仪来亲近四方的宾客，用脤膰的礼仪来亲近同姓的兄弟之国，用贺庆的礼仪来亲近异姓的国家。

《易》说：“嘉美的防范足以合乎礼。”这就是合乎礼的善处。吉、凶、军、宾四种礼仪，都说是为了邦国，而嘉礼唯独说用来亲近万民，这是说嘉礼的根本罢了。宗族兄弟，是天生的亲属；男女，则是人伦的大纲；故旧朋友，是因义而聚合；四方宾客，是因礼而接待；兄弟之国，是同姓的内姻；异姓之国，是甥舅的外姻。这六者，是人道的大端、礼的根本。所以圣人设立族燕、族食的礼仪，从而使天然亲属和睦；设立婚嫁、笄冠的礼仪，从而使人伦端正；设立宾射的礼仪，从而使因义聚合的人得以相互融洽；设立燕飨的礼仪，从而使因礼接待的人得以相互信任；脤膰的礼仪实行，从而使恩惠遍及内姻；贺庆的礼仪实行，从而使恩惠遍及外姻。从天子到庶人，都遵循这些礼仪，那么亲近万民，就是用来亲近邦国。礼明确了根本，那么上下就都相互亲近了。

用九种仪制的任命来端正邦国的位次：一命授予职务，再命授予服饰，三命授予位次，四命授予器物，五命赐予法则，六命赐予官职，七命赐予封国，八命担任州牧，九命担任方伯。

典命在诸侯那里称为五仪，在群臣那里称为五等之命，这是分别而言的。大宗伯的九仪之命，则是总括而言的。所以大宗伯所说的端正邦国的位次，都可以约略参照典命来实行。所谓一命，典命说：“公侯伯的士一命，子男的大夫一命。”就是这样。天子的下士一命，虽然典命没有记载，是根据公侯伯的士推论出来的。古时抱关击柝的人都有固定的职务而从上级那里获得供养，何况是命士呢？一命授予职务，这三等所以各自接受他们的职务吗？所谓再命，典命说：“公侯伯的大夫再命，子男的卿再命。”就是这样。天子的中士也是再命，是根据下士的一命推论出来的。古时卿大夫穿冕服，士穿爵弁服，其章纹的数量各自对应其命的数量。再命授予服饰，这三等所以各自接受他们的服饰吗？所谓三命，典命说：“公侯伯的卿三命。”就是这样。天子的上士也是三命，是根据中士的再命以及大夫的四命推论出来的。大概公侯伯的卿无非是由天子任命，《王制》所说的“大国的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的三卿中有两卿由天子任命”，这是说诸侯的臣子受命于天子，才开始得以列位于王朝。三命授予位次，这两等所以各自接受他们的位次吗？所谓四命，典命说：“天子的大夫四命，公的四命。”就是这样。《曲礼》所说的“没有田禄的人不设祭器”，公食采邑则担任大都的田地，卿食采邑则担任小都的田地，大夫食采邑则担任家邑的田地，是大夫以上才有田禄。四命授予器物，这两等才开始得以接受他们的器物吗？所谓五命，典命说：“子男五命。”就是这样。《左传》所说的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非大国次国不得称为成国，那所说的“则”，是未成国的法度。公卿的采邑称为都，而有都则有职；大夫的食采称为家，而无家则。子男五命，实在是在四命大夫之上，而居于公卿八命六命之下，于是同于大都小都的制度。五命赐予法则，这一等才开始得以赐予法则吗？所谓六命，典命说：“天子的卿六命。”就是这样。家邑任削地，是天子的卿；小都任县地，是天子的卿；大都任疆地，是天子的三公；而其下也各自建立官职。八则所说的法则用来驾驭其官，又施设法则于都鄙而建立其长官、设立其两。设立其伍，这是赐予官职。然而大夫四命，其家司马各自使用其臣，而不受命于天子。至于都司马，每都都有三等之士，那么是三公、九卿食采于都，才开始得以有官。六命赐予官职，这一等才开始得以赐予官职吗？所谓七命，《典命》说：“侯伯七命”，就是这样。公为大国，则有三军；侯伯为次国，则有两军；子男为小国，则有一军。子男一军，不足以称为成国，到侯伯然后可以言国。有的是天子的卿出外封爵，有的是子男有功而加封，都得以拥有其国。七命赐予封国，这一等然后赐予封国吗？所谓八命，《典命》说：“天子的三公八命”，就是这样。然而三公八命，等到出外封爵，都加一等，就成为九命的上公。这里所说的牧，大概是以侯伯中有功德者，进一命而为牧，《曲礼》所说的“九州之长，进入天子的国家称为牧”。八命担任州牧，这一等然后让他担任州牧吗？所谓九命，《典命》说：“上公九命”，就是这样。周制，宋、杞二王之后为上公，而未曾担任二伯。其余天子的三公称公，而其爵位都是八命。《王制》说“三公一命卷”，这是三公加一命为九命，则得

译穿着龙纹礼服。《公羊传》所说的“崤山以东，由周公主持；崤山以西，由召公主持”，这是两位方伯的职责。九命才能成为方伯，这是先确立这一等级，然后才让他担任方伯吗？《典命》篇所说的，是从尊贵到卑贱；《大宗伯》篇所说的，是从微小到宏大。这是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受”，从礼仪的角度来说“赐”，从功绩的角度来说“作”。赐是以君主为主体，受和作是以臣子为主体，其实质是一样的罢了。

译用玉制作六种瑞玉，用来区分邦国的等级：天子手持镇圭，公手持桓圭，侯手持信圭，伯手持躬圭，子手持谷璧，男手持蒲璧。

玉这种物品，是天下最珍贵的宝物，也是最吉祥的瑞物。先王分封爵位、划分土地，将这些人置于众人之上作为君主、公侯、伯子男，如果没有仁德贤能的人就不给予，而仁德贤能的人正是国家的宝物、世间的祥瑞。具备仁德贤能的资质，就能使德行与玉相比拟。所以先王用玉制作六种瑞玉，用来区分邦国的等级。天子亲自手持镇圭，以居高临下地统御四方，雕琢四镇之山的图案，以象征其德行镇安四方。其余的则有等级差别，公、侯、伯、子、男，各自制定圭璧的形状，衡量德行的大小，权衡能力的轻重，来雕琢圭璧的纹样。公的桓圭长九寸，就雕琢成双植（柱）的样子；侯的信圭长七寸，就雕琢成正直的样子；伯的躬圭长七寸，就雕琢成弯曲的样子；子的谷璧长五寸，就用谷纹作为装饰；男的蒲璧长五寸，就用蒲纹作为装饰。这六种瑞玉，没有不是用来比拟玉的德行的。然而璧是辟的意思，是说它开始具备君道的含义；圭则上端尖锐，有首出群伦的意义，所以圭比较重要，而璧次之。天子手持镇圭，就不与公、侯、伯同用圭相混淆；天子的三公手持璧，也不与子、男同用璧相混淆。根据圭璧的制度，就知道其大小轻重的意义，所以不担心相同。

用禽鸟制作六种挚礼，用来区分众臣的等级：伯手持皮帛，卿手持羔羊，大夫手持大雁，士手持野鸡，庶人手持鸭子，工商手持鸡。

六瑞是用玉制作的，天子接受后又返还给使者，这是以宾客之礼相待。六挚是用禽鸟制作的，天子接受后不返还，这是以臣下之礼相待。挚的意思是至，是说所执持的东西用来表示自己的到来。用文采服饰覆盖于人的，是伯的德行，所以手持虎豹之皮并加上束帛。以纯厚、礼信为德行，合群而不失其类的，是卿的道理，所以手持羔羊。顺应时节而行，早晚侍奉君主而不懈怠的，是大夫的道理，所以手持大雁。耿介有操守，无论平坦险阻都保持一致而不失其节操的，是士的道理，所以手持野鸡。安居其所而不迁徙的，是庶人的道理，所以手持鸭子。以诚信行事于人而不改变的，是工商的道理，所以手持鸡。伯、卿、大夫、士，是众臣。庶人、工商，还没有成为臣下但也称为众臣，因为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如果有能够自我致意于天子朝廷的，都可以手持挚礼。然而挚礼有用装饰的，也有不用装饰的。天子的伯，皮帛用虎纹装饰；公的伯，皮帛用豹纹装饰。天子的卿大夫，用彩绘装饰羔羊和大雁；诸侯的卿大夫，用布装饰羔羊和大雁。从士以下不用装饰。士在众臣中地位最低，庶人、工商则更加低微，这些等级差别都有各自的职分存在。

用玉制作六种礼器，用来祭祀天地四方：用苍色的璧祭祀天，用黄色的琮祭祀地，用青色的圭祭祀东方，用赤色的璋祭祀南方，用白色的琥祭祀西方，用黑色的璜祭祀北方，都配有牺牲和币帛，各自仿照其礼器的颜色。

这是祭祀的开始，祭祀神灵的玉称为六器。六器，既象征天地四方的意义，又模拟其形状而雕琢，所以仿照其颜色以表达诚意。璧圆而中间空虚，颜色为苍色，象征天；琮方而有八面，颜色为黄色，象征地；圭尖锐而首出，颜色为青色，象征帝出于震而万物生于东方的意义；璋是明的意思，颜色为赤色，象征万物相见乎离南方的意义；琥是威的意思，颜色为白色，象征秋之肃杀西方的意义；璜是闭藏的意思，颜色为黑色，象征万物归藏北方的意义。都配有牺牲和币帛各自仿照其礼器的颜色，只是根据其类别表达其意义而已。经文说天地四方的礼器与牺牲币帛各自遵循其方位的颜色，详细考察其意思，天地之外如所谓的四方，就是后世所说的五精之君。郑氏相信汉代儒家的纬书，误认为这四方与中央为五帝，所以在《小宗伯》中关于兆五帝就详细阐述其说。殊不知《周礼》有五帝，又有四方，其礼仪不同。祭祀四方的，各有青、赤、白、黑的颜色，起初不称为帝；而祭祀五帝，则与上帝相同其礼仪，如《大宰》说祭祀五帝，而大神示也如此；《司服》说祭祀昊天上帝则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如此，起初没听说其象征五方的颜色。由此可知五帝的祭祀，就是《月令》所说的五人帝。而郑氏所说的五精之君为五帝，就是此经所说的祭祀四方。怎么知道的呢？根据牺牲币帛各自仿照其礼器的颜色而知道。

用天产来成就阴德，用中礼来防范；用地产来成就阳德，用和乐来防范。

郑氏说天产是动物六畜之类，地产是植物五谷之类，而世俗儒者于是认为物产是养精、养形的工具，礼乐是防止淫乱、防止懈怠的举措。根据《乐记》考察，其礼仪完全不同。凡是《乐记》中谈论礼乐的，无不是以天地为根本。如说：“显明不息的，是天；显明不动的，是地。一动一静，在天地之间。所以圣人曰：‘礼乐云。’夫礼乐难道是玉帛、钟鼓吗？”其说法正符合天产、地产的意义。大概天之所以产生万物，是阳；阳以动为主，即《乐记》所说的显明不息。正因为动而不息，所以流

译行为通达，有时会失之偏颇；然而在至阳之中，以阴德来辅助，那么阴的静定就足以补救阳的躁动。它分散显现于万物之中的，无不井然有序、各有品节，这是造化达到中正的道理。圣人体会这中正之道而制定礼仪，也是用来防止天下人失之中正。大地之所以能孕育万物，是因为阴；阴以静为主，就是《乐记》所说的“着不动者”。正因为静而不动，所以深沉厚重，有时会失之和顺；然而在至阴之中，以阳德来辅助，那么阳的躁动就足以补救阴的静定。它汇聚显现于万物之中的，无不融洽通畅，这是造化达到和顺的道理。圣人体会这和顺之道而创作音乐，也是用来防止天下人失之和顺。《大宗伯》中关于阴阳的论述，是为了阐明礼乐各自不同的本体；《乐记》中关于动静的论述，是为了阐明礼乐相互为用。知道天地之间的一动一静，都是自然的礼乐，那么就明白天产生阳德、地产生阴德，确实是礼乐的根本。这就是下文经文再次说礼乐契合天地化育、万物生成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三个“产”字意思相同，而世俗儒者却将其分为两样，为什么呢？

译用礼乐来契合天地的化育、万物的生长，用来侍奉鬼神，用来协调万民，用来招致万物。

上文论述礼乐产生的根源，所以中和所寄托的地方，有天地阴阳不同的形体。等到这里说契合天地的化育、万物的生长，那么高下上下之间，浑然成为一体，哪里还知道哪是天地、哪是阴阳呢？用来侍奉鬼神，用来协调万民，用来招致万物，又都不出天地阴阳的奥妙，而中和确实有感通它们的作用。谁说礼乐是形器方面的末节呢？

凡是祭祀大神、享祭大鬼、祭告大示，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提前视察洗涤清洁，临视玉器和秬鬯，检查牺牲和镬鼎，捧持玉器和盛黍稷的器，宣告大号令，治理大礼，宣告并辅助君王的大礼。《大宰》的职掌说：“祭祀五帝，就掌管百官的誓戒和器具的整治。提前十天，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于是警戒。等到办事人员到位，视察洗涤清洁。等到纳亨时，辅助君王处理牺牲之事。等到祭祀那天，辅助玉币爵之事。祭祀大神大示也是这样，享祭先王也是这样。”不仅文字的先后与此不合，事情的轻重也不能不有所不同。大宰在祭祀五帝时占卜日期，这里却说祭祀大神、享祭大鬼、祭大示，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难道不是鬼、神、示的大礼，由大宗伯专门掌管，而大宰恐怕过于接近君王，所以只涉及五帝的祭祀吗？大宰说等到办事人员到位视察洗涤清洁，而这里却说提前视察洗涤清洁，难道不是大宗伯提前视察，而大宰则是到了日期才视察吗？大宰说辅助玉币爵之事，而这里却说临视玉器和秬鬯，大概玉用于天地，而秬鬯单独用于宗庙。大宰祭祀五帝没有祼礼，难道不是临视秬鬯比辅助玉币爵之事轻吗？大宰说等到纳亨时辅助君王处理牺牲之事，而这里却说检查牺牲和镬鼎，大概君王袒露左臂迎接牺牲，卿大夫辅助君王，这是大宰辅助杀牲之事，大宗伯只是检查牺牲和镬鼎罢了，难道不是检查牺牲和镬鼎比辅助牺牲之事轻吗？大宰辅助牺牲，而这里却说捧持盛黍稷的器，大概祭祀以牺牲为贵，盛黍稷的器次之。《小宗伯》说五官捧持六牲，而六宫的人捧持六齍，那么盛黍稷的器次于牺牲就很明白了。大宰说祭祀大神大示、享祭先王也是这样，而这里却说祭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并且涉及大号令、大礼，始终都以大礼来说，因为这是他的职掌专门负责的，所以正其名。大宰恐怕过于接近君王，所以大神、大示、大鬼的礼，特别出现在祭祀五帝之后，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

如果玉不参与祭祀，就代理职位。凡是大祭祀，王后不参与，就代理进献豆笾，撤除。

有君王不参与祭祀的情况，有王后不参与大祭祀的情况，由此可知大祭祀王后可以不参与，而君王则未曾不参与。《曾子问》：“尝、禘、郊、社的祭祀，簠簋已经陈列，天子驾崩、王后去世，怎么办？”孔子说：“废除。”废除，就是越过绋绳行事罢了。只有鷩冕以下的祭祀，君王不参与，就由大宗伯代理酌献的职位。至于王后不参与的情况，虽然说是大祭祀，也特别施行于宗庙的礼仪。大概宗庙六享，君王和王后共同祼献，王后亲自进献八笾八豆，九嫔辅助她进献，又辅助她撤除。王后不参与，就由大宗伯代理进献，又接着撤除。这是大宗伯所代理的礼仪，对于君王来说见于祭祀的常规，对于王后来说见于祭祀的重大场合，都是为了节制文饰这礼仪。

大宾客就代理载果。

果就是祼，这段经文紧接在大祭祀王后不参与的礼仪之后。郑氏认为“君王没有酌酒给臣下的礼仪，大宗伯代替代理酌献”，这完全不符合义理。而且上文两次说代理，都是君王和王后不参与祭祀的礼仪。大宾客，君王和王后都参与，就不应当说代理。这里说代理，就是承蒙上文王后不参与，没有可疑的。大概大宾客就在庙中举行将币三享，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君王祼宾客，就由小宰辅助；王后次于君王祼宾客，就由内宰辅助，这已经在两个官职中见过了。如果王后不参与，然后大宗伯代理载祼。载，是用舟承载的意思。《司尊彝》说“六彝都有舟”就是这样，说用舟承载彝而用璋瓒酌酒，所谓代理就是这样。不然，《外宗》的职掌为什么说“王后不参与，就辅助宗伯”？虽然专门就祭祀而言，下文说宾客之事也是这样，那么大宗伯代理王后不参与的礼仪就很明白了。

朝觐会同，就作为上相。大丧也是这样。君王哭诸侯，也是这样。君王命令诸侯，就傧。

傧和相是一样的，司仪掌管傧相的礼仪就是这样。出来迎接宾客叫傧，进去诏告礼仪叫相。成周重视宾客礼仪，所以大宗伯以卿为上相，小行人以下大夫为承傧，司仪以上士、中士为旅傧。傧本来是用来迎接宾客的，为什么又叫做相？《司仪》说：“每门止一相，到了庙里只有上相进入。”就知道相就是傧。至于君王命令诸侯，就傧，是用迎接宾客的礼仪对待他们，只是进见应当受命的诸侯罢了。君王将要出命，站在祖庙依前面向南，傧者进见应当受命的诸侯让他登阶，已经策命之后，每次降阶再拜稽首，登阶接受策命出来，所谓傧就是这样。

国家有大变故就旅祭上帝和四望。

旅不是常规祭祀，国家有大变故，然后旅祭群神而祭祀他们。禹在治水的时候，有所

译说蔡、蒙举行旅祭，荆、岐也举行旅祭，九山也都举行旅祭。推究此理，那么凡是遭遇的重大变故，都是凶灾一类的。司尊彝所奠放的彝器，笙师所陈列的乐器，视瞭所陈设的乐器，都如同大丧之礼。说“奠”，就不是纯粹的祭祀；说“陈”，就不是随即撤去。陈列乐器而不悬挂，陈设乐器而不敲击，这不就是因为凶灾之后才举行旅祭吗？有的说“旅”，有的说“大旅”，大概是因为凶灾的变故有大有小，那么旅祭也就随之不同。合祭众神，就称为“旅”；以天帝为主祭，就称为“大旅”。《掌次》说：“王为大旅祭天帝”，就是这样。国家有大变故，而说旅祭天帝及四望，那么天帝和群神就没有不祭祀的了。

译王大封，即分封诸侯。先告后土，然后向邦国、都家、乡邑颁行祭祀之礼。

大封，就是分封诸侯。先告后土，郑玄解释《大宗伯》中的“告后土”，说：“后土，是土神。”解释《大祝》中的“告后土”，又说：“后土，是社神。”既然说是土神，又说是社神，郑玄的说法本来就有两种。然而《尚书》说：“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传》说：“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后土与皇天相对而言，那么皇天是大神，后土就是大社。查《周礼》有大社，又有地祇，有土祇，又有后土，那么所谓后土，并非专指大社。凡是泛称地祇为后土，那么这里说的后土，就是社而已。大概天子有大社，其土五色。分封诸侯于东方，就取青土；于南方，就取赤土；于西方，就取白土；于北方，就取黑土。用黄土覆盖在上面，用白茅包裹，称为茅土。先告后土，就是告知诸侯立社之意。颁祀，就是向诸侯颁行所得祭祀的礼仪。所以诸侯不得祭祀天地及祖配天子，只祭祀始封之祖及国家的社稷、境内的山川而已。这正是大封时所应当先行的，而兼及于都、家、乡、邑的是什么原因呢？都家即三等采地，也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礼；乡邑即六乡六遂，也有祭社、祭禜、祭酺及索鬼神之礼。虽然大小等级不同，但必须凭借王命而后施行，其礼制都有不可逾越之处，这就是继于大封之后的原因。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二 宋 易祓 撰

小宗伯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神位，右边设立社稷，左边设立宗庙，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四望、四类也如此，为山川丘陵坟衍立坛各依其方位。神位，分别来说，只有天神才称为神；合起来说，人鬼、地祇都是神。什么叫建国之神位？雉门之外，库门之内，右边建立社稷，是尊崇它；左边建立宗庙，是亲近它。右，属阴，地道尊崇右边，而社稷是地之道，所以设在右边；人道崇尚左边，而宗庙是人之道，所以设在左边。《匠人》营建都城也说：“左祖右社。”说到社就可见稷，说到祖就可见宗。在四郊为五帝立坛，那么太昊位于东郊，少昊位于西郊，颛顼位于北郊，黄帝、炎帝同位于南郊，就像《月令》所说的那样。兆，就是为坛划定区域。至于望祭山川，那么凡是岳、镇、川、渎列于四方的，称为四望；类祭上帝，那么凡是日、月、星、辰次于四方的，称为四类。也如此，是辨别四方阴阳之位。为山川丘陵坟衍立坛各依其方位，是说依据王畿的四方为之辨别其位，也像五帝、四望、四类之立坛一样。说立坛五帝而不说大神的位，说山川丘陵坟衍而不说大社的位，是因为圜丘、方丘之礼不可以神位来说明罢了。

掌管五礼的禁令及其使用的等级。

五礼：吉、凶、军、宾、嘉，都有禁令及其使用的等级。用等，就是轻重隆杀之等级，见于九仪之命中的就是如此。用等辨别清楚，然后禁止它、命令它。以吉礼来说，三代命祭祀，不越望祭，淫祀无福，逆祭有罚，这是所禁止的；天子祭天地四方，每年遍祭，诸侯方祀，每年遍祭，大夫祭五祀，每年遍祭，这是所命令的。以宾礼来说，变礼易乐为不从，改制度衣服为叛，这是所禁止的；朝觐宗遇，防止同为君之礼，存问省聘问为臣之礼，这是所命令的。以军礼来说，非赐弓矢不得征伐，非赐斧钺不得杀戮，这是所禁止的；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是所命令的。以嘉礼来说，以姓相连而弗别，以食相缀而弗殊，百世婚姻不通，这是所禁止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为之防男女，这是所命令的。以凶礼来说，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或短丧而期，或朝祥而暮歌，这是所禁止的；歠粥面深墨，颜色之戚，哭泣之哀，这是所命令的。禁令施于五礼的，不一而足，其大略如此。先言禁令而后言用等，是用等待禁令而后辨别罢了。

辨别庙祧的昭穆。

《王制》：天子之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这是庙的昭穆。毁庙之主，各迁于祧，而祧也有昭穆，所以为二祧。大概周自后稷以来，不窋父为昭，鞠子为穆，至文王十四世而第称穆，武王十五世而第称昭。只有文、武受命作周，为百世不迁之宗；及后稷迁邦启土，为一代之始祖，特立庙不毁，与四亲庙为七庙。七庙之外，其余先王先公之迁主，各以昭穆藏于祧庙。是宗庙迭有迁毁，而其父昭子穆，百世有所不可易。余见《守祧义》。朱文公假诸侯之庙以明昭穆之义，其大略曰：

译《周礼》规定宗庙设在左侧，那么五座宗庙都应当位于公宫（国君居所）的东南方，共同构成都宫。太祖的庙在北面，二世祖居于昭位北面的庙，三世祖居于穆位北面的庙，四世祖居于昭位南面的庙，五世祖居于穆位南面的庙。各庙都坐北朝南，各自拥有门、堂、室、寝，四周有围墙环绕。只有太祖的庙百代不迁，其余每一代更替就迁徙一次。迁徙时，新逝者的神主附祭于其班次南面的庙，南面庙的神主迁徙到北面的庙，北面庙的神主亲尽（超出祭祀范围），就将神主迁徙到太庙西边的夹室中，这叫做“祧”。凡是神主在各自本庙的室中，都面朝东方；等到在太庙的室中举行合祭时，只有太祖面朝东方，众昭位的神主都排列在北窗下而面朝南方，众穆位的神主都排列在南窗下而面朝北方。面朝南方，取其朝向光明，所以称为“昭”；面朝北方，取其深远幽静，所以称为“穆。”有人问：“六代之后，二世祖的神主已经迁入祧室，那么三世祖为昭而四世祖为穆，五世祖为昭而六世祖为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昭位永远居于昭位，穆位永远居于穆位。二世祖迁入祧室，那么四世祖迁徙到昭位北面的庙，六世祖附祭于昭位南面的庙；三世祖迁入祧室，那么五世祖迁徙到穆位北面的庙，七世祖附祭于穆位南面的庙。昭位附祭时穆位不迁徙，穆位附祭时昭位不迁徙，这就是附祭必须按照班次，主祭者必须由孙子担任，而子孙的排列也以此作为次序的原因。比如周武王称周文王为穆考，周成王称周武王为昭考，从他们最初附祭时就是这样，而《左传》将管、蔡、郕、霍列为文王的昭位，防、晋、应、韩列为武王的穆位，即使年代久远，也不改变。”有人问：“二世祖为昭而三世祖为穆，四世祖为昭而五世祖为穆，那么左边为尊、右边为卑。现在却是三世祖为穆而四世祖为昭，五世祖为穆而六世祖为昭，这是右边反而为尊，左边反而为卑，可以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宗庙……”是以左右来区分昭穆，而不是以昭穆来区分尊卑。五座庙共同构成都宫，那么昭位常在左边，穆位常在右边，对外不失去次序；每一代自成一庙，昭位看不到穆位，穆位看不到昭位，对内各自保全其尊严。天子宗庙的祧迁，也应当据此推演。

译辨别吉凶五等礼服、车旗、宫室的禁令。

这是说吉礼和凶礼都有五等服饰，从衮冕到〇冕，用来象征其德行；从斩衰到疑衰，用来称情其哀痛。至于车旗、宫室，也都有禁令。《典命》篇记载了命数的规定，这里则是禁止超越命数的行为。

掌管三族的区别，以辨别亲疏关系。正室都称为门子，掌管其政令。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分。广泛地说九族，则上及四世的高祖，下及四世的〇孙；五族、三族，则依次递减。现在只说三族以辨别亲疏，是指父亲的服属、自己的服属、儿子的服属，推究本源而言。这三族都有亲疏之分，而在亲疏之中以正嫡为宗。《礼记》说：“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拢族人。”又古代支子不主持祭祀，祭祀必须告知宗子，由宗子为主，然后才能和睦亲疏不同的族人。《诗经》中有公子、公姓、公族，这是按时间久远而言；《春秋》中有公族、余子、公行，这是按亲疏而言；这里说门子，是按嫡庶而言。古人重视确立嫡子，《曲礼》说：“〇子当室。”所以用当室来命名嫡子。《文王世子》说：“正室守太庙。”所以用正室来命名嫡子，这也属于正室、门子一类。

梳理六牲，辨别其名称和物类，颁给五官，让他们共同供奉；辨别六齍的名称、物类及其用途，让六宫的人共同供奉。

祭祀的礼仪中，牺牲最为贵重，谷物次之。大宰说赞助牺牲，而大宗伯说供奉谷物，其轻重可想而知。六牲指牛、鸡、马、羊、犬、豕，梳理其毛则名称和物类有所不同；六齍指黍、稷、稻、梁、麦、〇，辨别其名称和物类则其用途也有区别。因此祭祀之日，君王亲自牵牲而五官辅助，所以颁给五官让他们共同供奉；王后亲自供奉谷物而六宫协助，所以让六宫的人共同供奉。五官说颁给，是有分工的；六宫的人不说颁给，是没有分工的。五官共同供奉后，大宰才赞助其事；六宫的人共同供奉后，大宗伯才供奉其用。上下相承的礼仪非常严谨。

辨别六彝的名称和物类，以等待祼礼；辨别六尊的名称和物类，以等待祭祀、宾客之礼。

六牲、六齍，名称和物类不一，所以供奉的人众多。这特别属于《司尊彝》一职的事务，不过是辨别其名称和物类，等待其使用罢了。六彝用于祼礼，里面盛放郁齐；六尊用于献礼，里面盛放五齐、三酒。考察《司尊彝》的职责，所谓的六尊、六彝，只施用于宗庙六享，起初并未提及宾客的使用，也未提及天地祭祀的使用。等到看《郁人》所说的“掌管祼器，凡祭祀、宾客的祼事”，则不仅庙享有祼礼，宾客也有祼礼；《酒正》所说的“凡祭祀，依法供给五齐、三酒以盛满八尊”，则八尊用于祭祀、宾客，不独庙享。只有小宗伯辨别其名称和物类以等待其使用，然后《司尊彝》才能告知其斟酒，辨别其用途和所盛之物。

掌管衣服、车旗、宫室的赏赐。

衣服的规制见于《司服》，车旗的规制见于《巾车》，宫室的规制见于《典命》，都属于春官的职属。曾经考证其名称和数量的规制：上公穿衮冕，侯伯穿鷩冕，子男穿毳冕，《司服》中已说过；金路大旂用来分封同姓，象路大赤用来分封异姓，革路大白用来分封四卫，木路大麾用来分封蕃国，《巾车》中已说过。《典命》虽然有五等诸侯宫室的文字，但没有其规制。郑氏说公的城方圆九里，宫方圆九百步；侯伯的城方圆七里，宫方圆七百步；子男的城方圆五里，宫方圆五百步。这些都是定制，本来是诸侯应当得到的。而小宗伯掌管其赏赐是为什么呢？大概赐国、赐则、赐官，必须等待王命然后施行，否则诸侯不敢专断。《尚书》说：“车服以酬庸”，这是衣服用来等待有功之人。又说“惟衣裳在笥”，则有不可〇予的情况。《韩奕》的诗说：“王赐给韩侯淑旂绥章”，而解释诗的人认为能赐命诸侯，这是车旗也不可以〇予。《崧高》的诗说：“王命令召伯安定申伯的住宅”，而解释诗的人认为能褒赏申伯，这是宫室也不可以〇予。小宗伯掌管其赏赐，必须等待王命，其严厉如此！

掌管四时祭祀的次序事务及其礼仪。

天神、地示、人鬼的祭祀，四时各有常礼，而其祭祀的事务，也有先后次序；与其礼仪，则是次序事务的轻重隆杀。

如果国家有大贞，则捧着玉帛以宣告号令。

贞，正也。以正来占卜的称为贞。大卜在国家大贞时，占卜立君、占卜大封，视高作龟就是如此。凡占卜大事必用玉帛，所以玉叫嘉玉，币叫量币，捧着它们以宣告六者的大号，就可以向神荐信而正定吉凶了。

大祭祀时，省视牺牲、视察洗涤。祭祀之日，迎接谷物、省视镬鼎，向君王报告时辰，向君王报告准备就绪。

大宗伯在大祭祀时，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宿祭、视察洗涤、临视玉鬯、省视牺牲镬鼎、捧奉玉齍，都见于前十日的

译为期。小宗伯也在此时省视牺牲、察看洗涤洁净的情况。大概省视牺牲是为了预先挑选其纯正，察看洗涤是为了预先确保其洁净。到了祭祀那天，所谓的“逆齍”，是迎接大宗伯所捧持的祭品；所谓的“省镬”，是省视大宗伯所省视的镬中之物，其礼仪非常严整。至于使用玉器和鬯酒，这是礼仪中重大的部分，只有大宗伯能够主持其事；报告时辰和报告准备就绪，这是礼仪中繁琐的部分，却是小宗伯的专职。这就是它们的区别所在。

译凡是祭祀或接待宾客，都要按时将玉瓒送上去。

“将”就是送的意思。凡是祭祀，君王用圭瓒酌取郁鬯酒进行初献，王后用璋瓒酌取郁鬯酒进行亚献，接待宾客也是如此。君王献酒时，由小宰协助；王后献酒时，由内宰协助。小宗伯专门在应当献酒的时候，将送这两只玉瓒，授予君王和王后，使他们不失去时机罢了。郑氏说：“祭祀时按时捧着玉瓒授予君王，接待宾客时按时捧着玉瓒授予大宗伯”，这是不对的。详见《大宗伯》中关于献酒的记载。

协助君王处理祭祀的小礼，凡是大礼，则辅助大宗伯。

大宗伯在祭祀大神、享祭大鬼、祭祭大示时，就协助君王处理大礼。这里说的是协助处理祭祀的小礼，而大礼则是辅助大宗伯。然而大宗伯所说的协助大礼，是在省视牺牲镬鼎、捧持玉器和盛黍稷的器具之后，那么这段文字也应当接续在告时、告备之下。以至于下文说“小祭祀掌管事务如同大宗伯的礼仪”，也应当接续在这段文字之下。这样才显示出礼官的次序。

赐予卿、大夫、士爵位时，就充当傧相。

郑氏说：“傧相的礼仪如同任命诸侯的仪节，这是为了尊重君王的命令。”其义理见于《大宗伯》。

小祭祀，掌管事务如同大宗伯的礼仪。大宾客，接受他们进献的币帛和赍物。关于币帛和赍物的说法，已经见于天官外府的记载，说得非常详细了。大概贾氏解释外府供给财用的币帛赍物时说，外府供给的是钱币，是说钱币布匹可以作为币帛，而称为赍物。这里所说的接受进献的币帛赍物，郑氏也说所赍献的财物，也是钱币布匹之类的，所以小宗伯接受它们，而外府得以等待国家的用度。

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就率领有关官员在郊外设立军社，捧持主车。如果军将举行祭祀，就参与祭祀；有关官员在四望举行祭祀。

古时候出兵，开始时一定适宜于在社庙祭祀、在祖庙告祭，行军时一定带着祖庙和社庙的神主，载在车上，表示有所受命。等到交战的时候，虽然是以至仁讨伐不仁，但君子临事而畏惧，所以又在四望举行祭祀。大概祭祀四望，是向神求胜；载着祖社神主，是向人求胜。孔子说“我作战就能胜利，祭祀就能受福”，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其义理见于《肆师》。

如果进行大规模田猎，就率领有关官员在郊外驱赶野兽，然后分发猎物。发生大灾祸，以及有关官员向上帝和鬼神祈祷祭祀。

从前武王有病，周公为他祈祷，所以祈祷祭祀的事情，古人是不废弃的。然而孔子生病，子路请求祈祷，孔子说：“有这种事吗？”子路说：“有。《诔》文说：‘为你向上下神祗祈祷。’”孔子说：“我祈祷已经很久了。”由此可知周公处在这种情况下，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君王去世，举行大殓，用黑黍酿成的鬯酒洒洗尸体。等到有关官员主持大敛、小敛，就率领异族亲属协助。在路门外悬挂丧服和丧冠的式样。等到有关官员视察安葬，进献器物，于是哭丧。占卜葬地，开始挖墓穴，也这样做。安葬之后，协助处理防祭的礼仪。安葬完成而祭祀墓穴，设立神位。

小宗伯在大防的礼仪上比大宗伯详细，为什么呢？大宗伯是春官之长，大防时他只是作为上相而已，其礼仪的条文次序，则专门属于小宗伯的职责。设立国家神位的官员，而专门负责这几件事，那么其礼仪就严谨了。

凡是君王的防同、军旅、田猎役事中的祈祷祭祀，演习仪节并设立神位。国家有灾祸，也这样做。凡是天地的大灾祸，向社稷、宗庙告祭，就设立神位。

“肄”是演习的意思，“为位”是指国家的神位。防同、军旅、田猎役事以及灾祸的祈祷祭祀，是国家不常有的仪节，所以演习仪节后才设立神位。天地大灾祸而告祭，社稷、宗庙则有常规的仪节，所以只是设立神位罢了。

凡是国家的大礼，辅助大宗伯；凡是小礼，掌管事务如同大宗伯的仪节。上文说大礼、小礼，只是指祭祀的礼仪；这里结尾，则总结五礼的大小。

肆师的职责，掌管设立国家祭祀的礼仪，以辅助大宗伯。设立大祀，使用玉帛和纯色牺牲；设立次祀，使用牺牲和币帛；设立小祀，使用牺牲。

肆师的职责，有总说辅助宗伯的，有专说辅助大宗伯的。这里设立国家祭祀的礼仪，则是专说辅助大宗伯的。大宗伯说：“祭祀大神，享祭大鬼，祭祭大示。”分别来说，天神称为祀，人鬼称为享，地示称为祭；合起来说，享和祭通称为祀。大祀就是天地宗庙的祭祀，次祀就是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的祭祀，小祀就是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的祭祀。设立大祀使用玉帛和纯色牺牲，是礼仪最隆重的；设立次祀使用牺牲和币帛，是礼仪减杀的；设立小祀只用牺牲，是礼仪更加减杀的。牺牲颜色纯一者称为牷，上文说牲牷，下文不说牷而只说牲，就知道所谓牲，其颜色不一定纯一。币帛是一样的，从它的质地来说称为帛，制成而使用则称为币。玉则是阳精中最贵重的。大祀使用精纯而崇尚质朴，所以使用玉帛和纯色牺牲；次祀则加以文饰，所以使用牺牲和币帛；小祀则用牺牲来致其美味，因为其礼仪接近人情，所以使用牺牲。然而大宗伯用六器祭祀天地四方，而说都有牺牲和币帛，那么大祀并非没有币帛；典瑞说圭、璧、璋、邸、射之类，与牧人说凡时祭的牺牲必用纯色之物，那么次祀和小祀并非没有玉和纯色牺牲。大概肆师设立国家祭祀的礼仪，礼就是体制，上下大小有一定的体制，那么所使用的物品就不容

译辨别。

按照季节次序安排祭祀以及祈珥之礼。

所谓安排祭祀的次序，是在一年四季之中，排列礼仪的先后顺序。既然安排了祭祀的次序，也就安排了祈珥的次序，那么祈珥的含义也就广泛了。《小子职》说：“在社稷进行珥礼，在五祀进行祈礼。”《羊人职》说：“凡是祈珥之礼，供给羊牲。”这与《肆师职》中的文意相同。至于《秋官》《士师职》则说：“凡是刉珥之礼，奉持犬牲。”如果把祈理解为刉，那么《肆师职》中的文意就是错误的；如果把刉理解为祈，那么《士师职》中的文意就是错误的。后郑（郑玄）都将“祈”改为“刉”，认为杀毛牲叫刉，杀羽牲叫珥，并且认为“珥”字应当从血部写作“衈”，取以血涂衅的含义，引用《杂记》的话说：“宗庙建成则进行衅礼。”认为宫室和祭坛刚建成时有衅礼，他的说法并非没有依据。然而《羊人》、《小子》也自己提到衅积、衅邦器、衅军器的事情，这几项都直接称为衅，不应该只有宫室和祭坛刚建成时的衅礼才单独称为祈珥。况且“刉珥”在经文中出现的，只有《士师职》一处，而“祈珥”则在《肆师》、《羊人》、《小子》中出现了三次，不应该将三次出现的“祈”都改为“刉”。又说羽牲叫珥，如《司约》中说珥而辟藏，固然说是用血涂门；至于《山虞职》中说致禽而珥，却又说是取左耳以效验功劳。说效验功劳，就与衅礼不同；说取左耳，则是毛牲，与羽牲叫珥的文意自相矛盾，为什么呢？查刘氏《中义》说：“珥应当是弭，是字的误写。祈是指小祝祈福祥，弭是指小祝弭兵灾。”那么社稷五祀叫祈、叫弭，山川叫侯、叫禳，落成叫衅，各有其类别了。他的说法现在保留下来，其义理也在《山虞职》中可见。

译在重大的祭祀典礼中，要查验牺牲，将它们拴系在牢圈里，并分派给负责的人员。

牺牲中完整无缺的称为“牺”，肆师查验牺牲时，就陈列出来审视其是否完整，然后拴系在牢圈里并分派给负责的人员。所谓负责人员的名称有所不同，郑玄认为是指充人和监门的人。如果是散祭所用的牺牲拴系在国都城门，那么监门的人就是负责人员；如果是祭祀五帝所用的牺牲拴系在牢圈，那么充人就是负责人员。《牛人》篇说祭祀时供给享牛、求牛，交给负责人员去喂养，这里是泛举这两类负责人员而言。肆师所说的大祭祀，则是将牺牲分派给充人这一类负责人员。如果是这样，那么充人喂养它们而使其肥硕，肆师查验它们而使其完整。

凡是祭祀前占卜日期，在斋戒期间确定期限，告知并辅助斋戒的礼仪，视察洗涤洁净的情况也是如此。到了祭祀当天，用标志标明盛放黍稷的簠簋，报告洁净；查验陈列的祭器，报告齐备。等到捣香草煮鬯酒时，辅助处理细微的礼仪，惩处怠慢的人。掌管祭坛和宗庙中的禁令。凡是祭祀，礼仪完成就报告事情结束。占卜日期，是占卜提前十天的日期。古代圜丘、方泽的礼仪，必定选取冬至、夏至的日子。除了这两种之外，天地宗庙等祭祀必须占卜日期，得到吉日后才开始斋戒。这里说占卜日期、在斋戒期间确定期限，意思是在占卜的前一夜，与各位执事人员约定以第二天清晨为期限。告知并辅助斋戒的礼仪，就是指斋戒的礼仪罢了。视察洗涤洁净也是如此，也就是像占卜日期时那样告知并辅助斋戒的礼仪。到了祭祀当天，用徽帜标明盛放黍稷的簠簋，以此彰显君王亲自奉献的诚意，这些黍、稷、稻、粱之所以称为“接盛”，必须经过肆师报告洁净后才使用。查验陈列祭器，就是陈列祭器，装满之后，又再次查验并向小宗伯报告齐备。等到捣香草煮鬯酒，是用香草煮制鬯酒，以严肃宗庙的礼仪。辅助处理细微礼仪，惩处怠慢的人，是尽自己的职责，以此来赞襄宗伯的仪式。兆指四郊的祭坛，庙指昭穆宗庙，因为执事人员众多，所以为他们掌管禁令。礼仪完成报告事情结束，就表明君王的诚意达到了极致。

接待重大的宾客时，临视筵席、几案、捣香草煮鬯酒、赞引、灌酒、进献酒食。在重大的朝觐典礼中辅助傧相，共同设置盛放币帛的匪和盛放醯醢的罋的礼仪。在飨礼、食礼中，授予祭品。

接待重大宾客的礼仪，是天子用来礼遇诸侯的，所以以几案筵席为先。司几筵设置它们，肆师临视它们，以表达肃敬。捣香草煮鬯酒也像宗庙酌酒灌地的礼仪一样，肆师则酌取郁鬯酒来赞引。至于重大的朝觐，与平常的朝觐不同。平常的朝觐，大宗伯担任上相，小行人担任承摈，司仪担任旅摈。如果是重大的朝觐，那么肆师又担任佐傧，以此来辅助大宗伯。共同设置匪罋的礼仪，匪用来盛放币帛，罋用来盛放醯醢，这是由大府、醯人、醢人共同供给，而由肆师设置。在飨礼、食礼中授予祭品，《曲礼》说：“菜肴的次序，遍祭一遍。”那就是无所不祭。周人主要以祭肺为主。膳夫授予祭品，是授予君王；肆师授予祭品，是授予宾客。

与祝官在边境及郊外进行候迎喜祥、禳除灾殃的祭祀。

候迎是指候迎喜祥，禳除是指驱除灾殃之气，这两者是小祝的职责。远的在五百里的边境，近的在百里、五十里的郊外，小祝的官员实际主持候迎禳除的事宜。肆师与他们一同前往，以显示国家祭祀的建立，即使是候迎禳除这样的小祭祀，也不废弃。

在重大的丧事和重大的沐浴仪式中使用鬯酒，就捣香草煮鬯酒。命令内外命妇按次序哭泣。禁止内外命男女丧服不符合法度的，并且授予他们丧杖。

小宗伯说：“君王去世，用秬鬯进行大肆沐浴。”这里就是捣香草煮鬯酒作为鬯酒。按次序哭泣，是按照丧服轻重的先后顺序。小宗伯在路门外悬挂丧服冠冕的式样，如果不符合法度，那么肆师就跟随禁止他们。并且授予他们丧杖，是先穿丧服后持丧杖。

凡是军队出征或田猎，在军社和迁祖处使用牺牲，就为他们设立位次。向上帝举行类祭，向大神举行封祭，向山川举行祭兵，也是如此。凡是军队没有战功，就辅助牵引主车。凡是四季的大规模田猎，祭祀表貉，就为他们设立位次。

师甸，是指田猎之后出兵征伐。社，是军社。宗，迁祖称为宗，是因为它继承太祖。大概凡是出兵征伐，必定载着社的石主、祖的木主，表示有所受命于神。小宗伯所说的“率领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就是这样。肆师说在社和宗使用牺牲，就是指社和宗罢了。至于上帝，称为类祭；造大神，称为封祭；山川，称为祭兵：这些都是军祭的礼仪。说类祭，是以上帝为主，所有天神都参与，就前往其所在之处祭祀；在社及方岳的大神处举行封祭，称为封；山川是军队所依止的，用兵器祭祀，称为兵祭。这些是军队应当先行的，而肆师都为他们设立位次，无非是依靠神灵作为辅助，而希望民众服从命令以建立战功。如果军队没有战功，那么神灵就失去了所依，民众就失去了所用。所以主持国家祭祀的人和掌管国家政事的人，共同承担其责任。这就是大司马厌恶并奉主车，肆师也辅助牵引主车的原因。貉与祃相同，是指师祭，也用于四季，都由肆师为他们设立位次，因为肆师主持国家祭祀的缘故。

在尝祭之日，临视占卜来年的除草；在狝祭之日，临视占卜来年的戒备；在社祭之日，临视占卜来年的庄稼。

肆师在凡是祭祀的占卜日期、斋戒、确定期限时都参与，所以对于来年的除草、来年的戒备、来年的庄稼，也临视它们的占卜。大概除草是清理田地的事，尝祭是品尝新谷的祭祀，借着谷物的祭祀来占卜田地的事，是想让人预先知道而尽力

译努力于除草；“戒”是防备兵寇的措施，“狝”是训练军队的教化，借着训练军队来占卜防备兵寇之事，是想让人知晓并尽力于戒备；“稼”是农事中的大事，“社”是祭祀土地神的仪式，祭祀土地神而占卜农事，是想让人知晓并尽力于耕作。况且这三种占卜，凡是陈列龟甲、审视龟甲、命令龟甲、观察兆象、制作龟甲，都由卜师、卜人等来执行，肆师只是专门临视罢了。

译如果国家发生重大变故，就命令国人举行祭祀。在四季岁时举行的祭祀，也照此办理。

岁时祭祀，是常规礼仪；国家因重大变故而祭祀，是非常规礼仪。这些都属于国人的事务，其礼仪较为简略。必须等待上级命令才去执行，这体现了名分等级的重要性，正是先王深切注重的地方。

凡卿大夫的防官，协助其礼仪。

这不是协助卿大夫家中的礼仪，而是协助国家防官的礼仪，并且负责听取防官的事务。

凡是国家的大事，治理其礼仪，以辅佐宗伯；凡是国家的小事，治理其礼仪，并掌管具体事务，如同宗伯的礼仪一样。

肆师掌管设立国家祭祀的礼仪，则专门辅佐大宗伯。凡是说国家大事时，说是辅佐宗伯；凡是说国家小事时，说是掌管事务如同宗伯的礼仪，这是兼指大小宗伯而言的。所以在辅佐宗伯时称为“事”，在辅佐大宗伯时称为“礼”。

郁人掌管祼礼的器具。凡是祭祀、接待宾客的祼礼，调和郁草与鬯酒，注入彝器中陈列出来。凡是祼礼用的玉，清洗它，陈列它，以辅助祼礼的进行。告知祼礼中奉玉送酒的仪式及其节奏。凡是祼礼，负责浇水洗手。大丧时的渳礼，提供肆器。等到安葬时，提供祼器，随后将其埋入地下。在大祭祀时，与量人一起接受举斝后剩下的酒爵并饮下。

祼礼，是祈求神灵降临的开始。天地祭祀不用祼礼，而宗庙祭祀用祼礼，这是用对待人的道理来侍奉神灵。人刚出生时，神灵聚集而产生气，气聚集而形成形体；等到死后，气消散而神归于天，形体消散而魄归于地。魄属阴，下降于地；神属阳，上浮归于天。而神灵无所不到，所以必须在阴阳两方面寻求。殷人先寻求阳，所以崇尚声音；周人先寻求阴，所以崇尚气味。祼礼使用郁鬯，是为了祈求神灵出来，这就是所谓“阴气通达于深渊泉水”；完成祼礼后，然后迎接牺牲；完成奠礼后，然后焚烧萧草混合腥膻之气，以祈求神灵降临，这就是所谓“阳气通达于墙屋”，无非是寻求阴阳的意义，而祼礼确实是祈求神灵的开始，这就是郁人专门掌管祼器原因。什么叫祼器？盛放酒的是彝；承载彝的是舟；奉送酒的是圭瓒、璋瓒。凡是祭祀、宾客的祼礼，那么宾客也有祼礼，如《大行人》篇中在庙中奉币三次献享，有再祼、壹祼的礼仪。而先王制定礼仪的本意，则专门把祼礼作为祈求神灵的礼仪。调和郁草与鬯酒注入彝器中陈列出来，郁，是那种草，《诗经》所说的“黄流在中”就是指这个；鬯，是那种酒，《礼记》所说的“赐圭瓒然后为鬯”就是指这个。凡是祼礼用的玉，就是圭、璋，王用圭瓒，后用璋瓒。《郊特牲》说：“祼礼用圭璋，是因为使用玉器。”清洗玉是为了使其洁净，陈列玉是为了备其使用，等到王与后奉玉送酒时，又借此辅助其事。告知祼礼中奉玉送酒的仪式，就是奉玉送酒的仪节；告知其节奏，就是奉玉送酒早晚的节度；沃盥，就是洗手洗瓒的事。凡此都是郁人在祼礼中周旋的次序。至于大丧时的渳礼，提供肆器，就是《小宗伯》所说的“王去世大肆，用秬鬯渳”，郁人则提供陈列尸体的器具。等到安葬，提供祼器，随后将其埋入地下，说的是遣奠用的彝与瓒，埋在祖庙的台阶旁，以表明奠礼到此结束。在大祭祀时，与量人一起接受举斝后剩下的酒爵并饮下，大概祭祀必有尸，用来象征神灵，尸接受献酒和回敬，用来象征接受福佑。举斝剩下的酒爵，就是接受福佑的酒爵。天子奠斝，斝是夏代的酒爵，只有王礼才使用它。主人举斝献给尸，尸回敬，命祝官致辞，主人坐下奠斝起身，再拜稽首，拿着酒爵起身，坐下喝完酒。这时郁人与量人则接受剩下的酒饮下，大概因为量人制定从献脯脩的礼仪而有助于郁人的祼礼，从事相同的事务就共享福佑。然而祼礼是祭祀的开始，有开始就有结束，接受剩下的酒爵饮下，不也很合适吗？

鬯人掌管供应秬鬯并加以装饰。凡是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门用瓢赍，宗庙用修，凡是山川四方用蜃，凡是祼礼用概，凡是疈礼用散。大丧的大渳礼，设置斗，供应衅鬯。凡是王的斋戒之事，供应秬鬯。凡是王吊唁临丧，供应介鬯。

祭祀的礼仪，有秬鬯，有郁鬯。郁鬯用于宗庙，秬鬯用于天地社稷等祭祀。大概秬鬯一稃二米，是造化至和之气，酿造成酒，以祈求神灵降临，称为鬯，则芬香远达，而上下交畅，所以称为秬鬯，并由鬯人的职掌来管理。供应秬鬯并加以装饰，郑氏认为“饰”是指铺设巾，根据幂人的考证，画布巾用来覆盖六彝，而不是用来装饰秬鬯的器具。大概鬯人供应秬鬯，而不说祭祀天地时使用，这是因为天地的秬鬯，纯用朴素，无需文采，其余的则不免有装饰。祭社于壝而用大罍，好像接近瓦尊，但以雷纹为装饰，则是瓦尊中有装饰的；禜祭于国门而用瓢赍，好像接近匏尊，但割瓢做成赍，则是匏尊中有装饰的；宗庙用修，如同司尊彝凡酒脩酌的意义，则是用人力修饰而成的装饰；凡是山川四方用蜃，如同掌蜃供应蜃器的蜃，则是又以蜃物为装饰；凡是祼礼用概，是说用朱漆装饰漆尊，而横贯概以落腹；凡是疈礼用散，是说散尊虽然没有雕琢刻镂，但也用漆作为装饰。这六种用途，各自因其适宜而已。

译以至于设立大防，陈列衅鬯，共同准备齐事所需的秬鬯，没有不是为了体现香洁之意的。《曲礼》说：“凡是作为见面礼的物品，天子使用鬯酒。”因此，天子在吊唁临丧时，就以鬯酒作为礼物，天子不能亲自送达，便派遣副使手持它，由鬯人供应，所以说“供应副使的鬯酒”。

译鸡人掌管供给祭祀用的鸡牲，辨别其种类。在重大祭祀时，夜间呼喊天亮，以唤醒百官。凡是国家接待重大宾客、诸侯会盟、军队出征、诸侯朝见，也都这样做。凡是国家事务有期限的，就告知时间。凡是祭祀、四面禳除灾祸、衅礼，都供给鸡牲。

国家的六种牺牲，毛类动物占五种，羽类动物占一种，鸡就是这一种。庖人说：“秋天食用牛犊和小鹿，用腥味的油脂调味。”腥指鸡，鸡属木畜，而木在秋天被废弃，用它来滋养肝脏，这就是鸡人列于春官的原因。所谓供给鸡牲、辨别其种类，不过是辨别阳祀、阴祀所用的赤色牺牲和黑色牺牲罢了。然而鸡这种动物，有用它作为牺牲的，有用它来报晓的，而鸡人实际上兼管这两项。祭祀、宾客、朝见，以至军队、会盟，都以早起为期限，报晓以唤醒百官，警示他们早起从事事务。凡是国家事务有期限告知时间，就不局限于早起从事，大概是让他们随时都被告知。解释《庭燎》这首诗的人，说如果不正鸡人的官职而询问夜晚早晚，是为了作为当时的警戒，由此可知鸡人报时呼旦，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凡是祭祀、四面禳除灾祸、衅礼，禳除灾祸不是只在一个方向，郊外的四面都要禳除；衅礼用来厌胜妖怪也是这样。供给鸡牲，那么即使是小祭祀也不废弃。

司尊彝掌管六种尊和六种彝的位置，告知其斟酒的方法，辨别其用途和所盛的酒。六种尊和六种彝，是宗庙六次享祭的器具。六次享祭的灌礼都用彝，六次享祭的献礼都用尊。所以司尊彝的官员，不仅掌管这些器具，还掌管它们的位置。下文虽然没有说明陈列的位置，《礼运》说：“彝酒在室内，醴酒在门口，粢醍在厅堂，澄酒在下面。”这就是它们的位置。告知其斟酒，那么有献酌、缩酌之类；辨别其用途，那么有春祠、夏禴之类；以及所盛的酒，那么有郁齐、醴齐之类。根据所告知、所辨别的来推究，先说六尊而后说六彝，这是所掌管的顺序；先用六彝进行灌礼，而后用八尊进行献礼，这是使用的顺序。

春祠、夏禴，灌礼用鸡彝、鸟彝，都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都有罍，这是诸臣所昨的。秋尝、冬烝，灌礼用斚彝、黄彝，都有舟。其朝献用两着尊，其馈献用两壶尊，都有罍，这是诸臣所昨的。凡是四时之间的祭祀、追享、朝享，灌礼用虎彝、蜼彝，都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都有罍，这是诸臣所昨的。

宗庙的礼仪，已经在内宰以及笾人、醢人那里详细论述过了。到了司尊彝才完备地显现出成周礼制的盛大，因为有六享的制度，有灌、献、昨的顺序，有尊、彝、罍、舟的意义，这三者是庙享的始末。什么叫六享的制度？春祠以言辞为主，夏禴以音乐为主，秋尝以进献新物为主，冬烝以完备物品为主，这是四时的常礼。只有四时之间的祭祀，叫做追享、朝享，那么不能不考论其缘故。郑司农说追享是追及其祖先所从出的地方，与宗伯的馈食相同，叫做禘；把朝享当作三年丧毕而朝见宗庙，与大宗伯的肆献灌相同，叫做祫。然而馈食、肆献灌列于四时之首，而间祀列于其后，怎么能叫做祫、禘呢？又五年一次禘、三年一次祫，是宗庙的大礼，怎么能作为四时之间的祭祀呢？考查《祭法》，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墠，叫考庙，叫王考庙，叫皇考庙，叫显考庙，叫祖考庙，都每月祭祀。远庙为祧，有两个祧，享尝就停止了。去掉祧为坛，去掉坛为墠，墠、坛有祈祷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去掉墠叫鬼。解释的人说：“享尝是四时的祭祀。时祭之外，亲近的为祖为考，每月初一朝见宗庙，因而祭祀，这叫做朝享；亲远的为迁庙之主，有祈祷就追祭，这叫做追享。这两者是四时间祀，而列于祠、禴、烝、尝之后。”这是六享的制度之一。什么叫灌、献、昨的顺序？天刚亮行事，尸在室内，王用圭瓒酌郁鬯以灌神，后用璋瓒酌郁鬯以亚灌。两次灌礼之后，王在门口迎接牺牲，祝则延请尸到厅堂，于是有朝事的礼仪。以笾豆来说就是践，以齐酒来说就是献。王于是割牺牲以进献生肉，用玉爵酌醴以献尸，后亚献，诸臣为之助祭，这叫做朝事的三献。朝事之后，王解除牺牲而享祭，祝又延请尸到室内，于是有馈食的礼仪。以物品的献来说就是馈，以祭祀的顺序来说就是再。王于是捧着牺牲以进献熟肉，用玉爵酌盎齐以献尸，后亚献，诸臣为之助祭，这叫做馈食的三献。馈食之后，尸开始饮食，于是有卒食的礼仪。王用玉爵献、脩酌以酳尸，后亚献，诸臣为之助祭，这叫做卒食的三献。有献就有昨，大概以人道的往返、施报终结，于是尸用玉爵昨，王用瑶爵昨，后用散爵为诸臣昨，诸臣有昨，那么王与后有昨就可以知道；王与后及诸臣都受昨于尸，那么诸臣参与酌献就可以知道。这是灌、献、昨的顺序。什么叫尊彝舟罍的意义？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的礼乐。四代的乐，见

译《大司乐》的职掌，四代礼制的差异，在这里得以显现。我曾考证，虎蜼是有虞氏的宗彝，泰是有虞氏的尊，山罍是夏后氏的尊。又夏后氏用鸡彝，殷商用斚、着，周代用牺尊、象尊、黄目尊、鲁壶。如今在六享之间兼而使用它们。春夏时节，万物生长养育，主于动，称为鸡、鸟、牺、象，难道不是取其有动的意蕴吗？秋冬时节，肃杀收敛收藏，主于静，称为斚、黄、着、壶，难道不是取其有静的意蕴吗？四时之间的祭祀，属于非日常的礼仪，起初以人道来祈求，则主于动；最终以神道来侍奉，则主于静。称为虎、蜼，则用于祼礼；称为泰、山，则用于献礼，难道不是始于动而终于静吗？以至于六彝都有舟，六尊都有罍。考察礼制，则彝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郑玄说舟是尊下的壶，所以礼学家不谈论它的容量，这不必争论。大抵舟这种东西，量其所容纳，则有济助万物的利处；超过它的容量，则有沉溺的危害。罍这种东西，顺应时节而动，则有润泽万物的利处；不顺应时节而动，则有浸淫的祸患。知晓舟罍的警戒，就知晓先王设置尊罍的深意。这是尊彝舟罍的第三种义理。这三点可以考证，那么周人享礼的始末就完备了。

译凡是六〇六尊的斟酒礼仪：郁齐用于献酒，醴齐用于缩酒，盎齐用于涗酒，凡酒用于修酒。

这四种斟酒方式，也是享礼的顺序。凡是宗庙享礼，裸礼使用郁齐，即煮郁草和合鬯酒，作为求神的开始，斟酒献祭而已，所以称为献酌。朝践礼使用醴齐，即酒质较浊的，用茅草过滤，就是《郊特牲》所说的“缩酌用茅，明酌也”，所以称为缩酌。馈食礼使用盎齐，即清浊适中的，用酒浇洒，就是《郊特牲》所说的“醆酒涗于清”，凡是涗，意为更新，所以称为涗酌。卒食礼使用酒，是酳尸的礼仪，也是人所饮用的，用脩来增添滋味，所以称为脩酌。以脩对比涗，则凡酒重在滋味；以涗对比缩，则盎齐重在清冽；以缩对比郁，则醴齐重在醇厚。大概宗庙之中，开始时以神道求之，结束时以人道事之，越接近就越亲近，因此如此。

大防存奠〇大旅亦如之

存是省视的意思，陈列出来而不立即撤去。郁人所说的遣奠的裸器就是如此。

司几筵掌管五几、五席的名称和器物，辨别它们的用途和位置。

铺在地上的第一层叫筵，在筵上再加铺的叫席。靠着它来辅助体力的叫几。以几筵命名官职，而所掌管的是几和席，举出一项就可以类推另一项。五几就是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五席就是莞席、蒲席、次席、缫席、熊席。这些是名称，也是器物。用途如祭祀、宾客之类，位置如宗庙、朝廷之类。司几筵掌管它们，又从而辨别它们。

凡是大朝觐、大飨射，凡是封国、任命诸侯，王位设置黼依。依前朝南，设置莞筵纷纯，加上缫席画纯，加上次席黼纯，左右设置玉几。祭祀先王、昨席也是如此。

干位在西北，白与黑相间为黼，大概取法于西北的干卦。离位在南，圣人南面而听治天下，大概取法于正南的离卦。干卦的体性是刚健，所以人依靠它；离卦的作用为光明，所以圣人面向它。这就是《司几筵》所以说：“王位设置黼依，依前朝南，然后为之铺设筵席、设置席位。”王的席位有三层：莞是筵中清坚的，用纷绶作为边缘；缫是席中柔软的，画云气作为边缘；次是席中次列成文的，用黑白黼纹作为边缘。左右玉几，就是《尚书》所说的“华玉几，设于左右”，优待尊贵者。祭祀先王昨席的，王献尸，尸昨王，在室中西向设置昨席而接受，不是南向。专门说昨席，则没有几，所相同的只是席而已。

诸侯祭祀，席用蒲筵缋纯，加上莞席纷纯，右边设置雕几。昨席，用莞筵纷纯，加上缫席画纯。在窗下铺设国宾的席位，也是如此，左边设置彤几。天子的席位有三层，诸侯的席位有两层，这是礼制。然而天子有次席黼纯，而不用于诸侯，是因为诸侯不可以崇尚自然的文采，不可以专断制的意义。诸侯有蒲筵缋纯，而不用于天子，是因为蒲不如莞细密，缋不如画工巧。天子昨席与祭祀相同，而诸侯则不同其席，这是尊卑的区别。天子设置几在左右，而诸侯则阴事尚右，阳事尚左，这也寓含尊卑的区别。一几席的细微之处，而大的分别存在其中。

甸役则设置熊席，右边设置漆几。凡是丧事设置苇席，右边设置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则用纷纯，每敦一几。凡是吉事变几，凶事仍几。

甸役有表貉之祭，席用熊皮，表示制服猛物；几用漆饰，表示正固。漆几在右，是阴事。苇席素凡，则是天子的丧礼。椁席用萑，黼纯，则是椁中所藏的席，敦焘也。棺在殡，则以椁焘之，所以每敦一几。吉事变几，则随王所在变而设置；凶事则不知神之所往，如《顾命》之四仍几位，都设置而已。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官总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巻十三 宋 易袚 撰

天府掌管祖庙的守藏和禁令，凡是国家的玉镇、大寳器都藏在这里。

王者的基业，传自先祖，然后承受天命而有天下。凡是历代的玉镇、大寳器，都可以拥有而藏之。以天府命名官职，是重视它。掌管祖庙的守藏，是先王之器的守护。与其禁令，则是王者以道守护其器。

如果有大祭、大丧，则取出陈列，事毕，藏之。

大祭、大丧，则取出陈列，如《顾命》之越玉五重，陈列寳物有所谓赤刀、〇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之类，都是用来显扬先王的道德而承受天命的，也是用来警戒后王的怠荒而轻视世守的。事毕藏之，传之无穷，岂可忽视？

凡是官府、乡、州及都鄙的治中，接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的治。

官府、乡、州及都鄙的治中者，是计治之书，与玉镇、大寳器同藏于天府，民也是国家的寳，吏尤亲近于民，先王盖深致意焉。如登贤防之书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谷于天府，而政得其中；计狱弊

译诉讼案件，将判决结果上报至天府，从而使刑罚得以公正适中。凡此种种，无不是所谓治理中道的文书，天府接收并收藏它们，用以告知君王考察众官吏的治理情况，那么官吏的作风会更加严谨，民心会更加稳固，然后才可以永远保有天命，而玉镇、大宝器也就能够守住了。

译孟春时节，用牲血涂抹宝器、镇器以及宝器。凡是吉凶之事，在祖庙之中，负责浇水洗手、手持烛火。季冬时节陈列玉器，以占卜来年的吉凶。如果迁移宝器，就恭敬地捧着它。

孟春时节用牲血涂抹宝器、镇器、宝器，是用神道恭敬地对待它们。由祖庙中掌管藏器的官员，让他们浇水洗手、手持烛火，向神灵表达敬意。季冬是建丑之月，正是除旧布新的时候，陈列玉器以礼敬神灵，从而占卜来年的吉凶，这是恭敬神灵旨意的表现。宝器、镇器、宝器都藏在祖庙里，为什么要迁移呢？如果有特殊原因需要迁移，就恭敬地捧着它，即使迁移也不失其位。

如果祭祀天神的司民、司禄，并献上人口数目、谷物数目，就接受并收藏起来。君王以百姓为天，百姓以食物为天，这些登记在天府的人口数目、谷物数目，之所以一定要等到祭祀天神的司民、司禄时才进行，是因为天上有这些星宿，先王据此命名官职，又让他们将人口数目、谷物数目登记在天府，这体现了他们知道国家的根本所在。

典瑞掌管玉瑞、玉器的收藏，辨别它们的名称、形制以及使用的场合，设置它们的装饰。典瑞所掌管的玉瑞、玉器，就是《大宗伯》中“用玉制作六瑞”、“用玉制作六器”之类；名称形制，就是镇圭之类；使用场合，就是朝拜太阳之类；装饰，就是缫藉之类。

君王进献大圭，手持镇圭，缫藉用五种颜色织成五层，用来朝拜太阳。

大圭不加雕琢，象征天道的质朴。朝拜太阳仅次于祭祀天神，所以这样对待它。镇圭雕琢有四方镇山的图案，有镇安四方的意义，用来朝拜太阳，所以手持它。《玉人》说：“大圭长三尺，上端削尖，末端呈椎形，天子佩带它。”佩带它，就是进献它。又说：“镇圭长一尺二寸，天子持守它。”持守它，就是手持它。缫藉称为服饰，则由丝织品制成，用来包裹玉器。具备五种颜色，就称为五采。一种颜色织成一称为一就，五就就是五种颜色都织成。因为太阳是众阳之首，上面有参赞天地的功绩，所以用大圭、镇圭、缫藉来朝拜太阳。古代的君王，春天早晨朝拜太阳，秋天傍晚祭祀月亮，具备阴阳的意义。这里都只说朝拜太阳而不提祭祀月亮，是为了表明尊阳卑阴的意义罢了。《春秋》对于月食不记载，而对于日食则记载，与此意相同。那么郊外祭祀，主要是报答天神而尊奉太阳。尊奉太阳作为报答天神的礼仪，那么尊阳卑阴就可以知道了。然而朝拜太阳用大圭、镇圭，而祭祀日月用圭璧，这是朝礼与祀礼不同。说祭祀涉及月亮而朝拜不涉及月亮，虽然有尊卑的区别，但祭祀月亮相对于朝拜太阳而言，可以互相参照理解。

公手持桓圭，侯手持信圭，伯手持躬圭，缫藉都用三种颜色织成三层；子手持谷璧，男手持蒲璧，缫藉都用两种颜色织成两层，用来朝见、觐见、宗族聚会、会同于君王。诸侯相见，也是如此。

这些圭璧接在镇圭之后，就是《大宗伯》中“用玉制作六瑞”的内容，其意义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然而上公九命，所以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所以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所以谷璧、蒲璧五寸，这是命数的规定。至于桓圭、信圭、躬圭的缫藉都是三采三就，谷璧、蒲璧的缫藉都是二采再就，这就不是命数的规定了，用来包裹圭璧而体现尊卑的差别。

雕琢圭、璋、璧、琮，缫藉都用两种颜色织成一层，用来进行聘问。

这是诸侯派遣臣子聘问天子的情形，然而公侯伯用圭，他们的臣子也用圭；子男用璧，他们的臣子也用璧。不仅如此，圭之外又加上璋，璧之外又加上琮，臣子不可以超越君主，其用法不同。郑氏说：“璋用来聘问后妃，夫人用琮来享献。”学者于是据此推断圭璋的用法，却不知道《玉人》说：“璧琮九寸，诸侯用来享献夫人。”又说：“雕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用来聘问。”所谓雕琢圭璋璧琮，与圭璋璧琮本来就不相同，这是很明显的。五等诸侯用桓及蒲谷装饰他们的圭璧，而他们的臣子只是雕琢而已；五等诸侯有的三采三就，有的二采再就，而他们的臣子只是二采一就而已。这就是尊卑的区别。

四圭有底座，用来祭祀天神、旅祭上帝；两圭有底座，用来祭祀地神、旅祭四方之神。《玉人》说：“四圭长一尺二寸，两圭长五寸。”这是两种不同的器物，最初并没有说有底座。现在这里说有底座，是指底座用璧、琮，就像住宿的邸店一样。郑氏认为是一块玉整体制成，然而璧的颜色是苍色，琮的颜色是黄色，而圭的颜色是青色，不应该一块玉可以整体制成。底座有托宿的意义，那么就是四根青圭托在苍璧上，两根青圭托在黄琮上，这样寻求，才符合《玉人》的制度。大宗伯的六器，用苍璧礼敬天神，用黄琮礼敬地神；而《大司乐》的职责，冬至时礼敬天神于圜丘，夏至时礼敬地神于方丘。称为礼，就是常规的礼仪。至于四圭有底座、两圭有底座，用于祭祀，也用于旅祭，然而国家有大变故，就旅祭上帝及四方之神，有变故后才称旅，乃与祭祀天地同为五祀，难道是常规的礼仪吗？不是这样。璧圆象征天，而四圭象征天道的完整；琮方象征地，而两圭象征地道的偶数。托在

译邸，是用来祭祀天地的，这也是礼制的常规做法，旅祭只是通用罢了。因为旅祭以上帝和四望为主，而称为大旅，那么天神、地祇以下都参与祭祀，这就是同时使用祭祀天地之玉的原因。

译用玉瓉盛郁鬯酒，以行祼礼于先王，并以此款待宾客。

所谓“祼圭有瓉”，是指用玉瓉酌取郁鬯酒。大概宗庙中的六次献享，都是先以玉瓉行祼礼，然后陈列分解好的牲体作为馈食，这就是《大宗伯》所说的“肆献祼享先王”。宾客也有祼礼，即《大行人》所说的“王礼再祼、一祼”的节次；宾客也有肆礼，即《大行人》所说的“飨礼九献、七献、五献”的次序。在祭祀先王时提到肆礼，在接待宾客时提到祼礼，这是互文见义。

用圭璧祭祀日月星辰，用璋邸射祭祀山川，并用于造访和赠送宾客。一块圭配上璧，所以称为圭璧。璧是圆形的，本来用来象征天，但一块圭所配上的璧，在天道意义上有所不足，所以用它来祭祀日月星辰。半块圭为璋，配上琮，用射贯穿其中，所以称为璋邸射。琮是方形的，本来用来象征地，但半块璧所配上的琮，在地道意义上有所不足，所以用它来祭祀山川，以及造访和赠送宾客。日月星辰在天形成形象，其作用是一致的，而山川和宾客为什么使用相同的玉器呢？因为山川有阻挡坚固的功效，宾客有藩篱屏障的功效，这就是它们不嫌同用的原因。

用土圭来测定四季和日月，分封诸侯国则依据土地。

其义理一并见于大司徒的职掌。

用珍圭来征召诸侯守臣，来救济凶荒；用牙璋来征发军旅，来治理兵守。所谓用珍圭征召守臣、救济凶荒，是指君王派遣臣子征召诸侯，或前往列国，打开仓廪以惠民，就手持珍圭作为符信。珍有贵重之意，不可轻慢。所谓用牙璋征发军旅、治理兵守，是指君王派遣臣子征发诸侯的军队，治理边疆的兵守，就手持牙璋作为符信。牙有森严排列之意，不可混乱。

用璧羡来确立度量标准。

古人的度量，在音乐方面起源于黄钟，在礼制方面起源于璧羡。玉人的职事说：“璧羡度尺，孔径三寸，以此作为度量标准。”《尔雅》也说：“肉倍好谓之璧。”好就是孔。因为肉（玉体）是好的两倍，所以璧的圆周共九寸。以其旁边的一寸而向上下延伸，则横径八寸而纵长十寸。用十寸的尺来确立度量，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用八寸的尺来确立度量，则八尺为寻，加倍为常。如果度量标准不存，天下后世凭借璧羡可以考证，那么王者的五种度量就确实可信了。

驵圭、璋、璧、琮、琥、璜的渠眉，以及疏璧、琮，用来收敛尸体。

王者的孝道，没有比严敬父亲更大的，所以人刚死时收敛尸体也要依礼而行。天地四方六种玉器，开辟渠口作为眉饰，用丝带贯穿，附在尸体的六个方位：圭在左，璋在头，琥在右，璜在脚，璧在背，琮在腹，大概是取方明神的形象，以神灵将配属于天地。疏璧、琮，则是为了让神灵相通。

用谷圭来和解危难，来聘问女子。

谷，意为善。圭的纹饰像粟米，所以称为谷圭。和解危难，如同调人和解仇敌之类；聘问女子，如同媒氏纳纯帛之类。这特别用于万民之中。如果天子派遣人和解诸侯的危难，以及派遣人向诸侯聘问女子，都用谷圭执行，这样就可以消除诸侯间的善恶纷争，可以谋求诸侯间的交好。所谓善，大概就取义于此。

用琬圭来治理德行，来结好；用琰圭来纠正行为，来清除邪恶。

凡是圭的形状都是上端尖锐，琬圭则磨圆其尖端而没有锋芒之利，以和顺为义；琰圭则削尖其末端而有锋芒之利，以刚断为义。凡是诸侯中有善德者，天子派遣人用琬圭表彰他；以及诸侯派遣臣子来聘问，也手持此圭以命令事务，行人所说的“按时聘问以结诸侯之好”就是如此。凡是诸侯中有过错行为者，天子派遣人用琰圭诘责他；以及诸侯派遣臣子来侦察，也手持此圭以命令事务，行人所说的“按时侦察以除邦国之邪恶”就是如此。然而交好本于执持德行而不违背，所以治理德行为大，结好次之；邪恶产生于行为不谨慎，所以纠正行为为大，清除邪恶次之。这就是先后的次序。

在大祭祀、大旅祭，以及凡是宾客的事务中，供给玉器并捧持它们。在大丧礼中，供给饭玉、含玉、赠玉。凡是玉器取出时，就供给并捧持它们。

共，是供给器物；奉，是捧持事务。这些职掌都言说玉瑞、玉器的名称物用，而在职掌末尾言说供给、捧持，是重视这些事务。

典命掌管诸侯的五种仪制、诸臣的五等命数。

命如同天命，天子在上制定命数，诸侯诸臣在下承受命数，而都有仪制。诸侯的五种仪制，就是公、侯、伯、子、男名称的不同；诸臣的五种命数，就是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数量的不同。然而诸侯并非没有命数，是以仪制为尊贵；诸臣并非没有仪制，是以命数为节制。这就是设置典命官职的用意。

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九为节度。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七为节度。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五为节度。上公九命，在周朝只有宋、杞是上公的爵位，而宋、杞未曾担任二伯。当时所说的二伯，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这是周、召被称为八命的三公，加命则为九

译上公的命数为九。《王制》中所说的“三公一命卷”就是如此。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九为等级标准：国都城墙方圆九里，宫殿方圆九百步，副车九辆，旗帜饰有九条旒，冕服绣有九章纹饰，桓圭长九寸，马饰九层，甲士九人，祭祀用九牢，朝见时宾主之间相距九十步。凡此种种都以九为等级标准，这既是礼制，也是仪节。从上公以下，等级递减以二为差，所以侯伯为七命，子男为五命，其数量都以七、以五为等级标准。

译周王的三公为八命，卿为六命，大夫为四命；等到他们受封建国时，都加一等，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也都依照这个等级。

周王的三公为八命，卿为六命，大夫为四命。这里没有提到孤，是因为孤的命数与卿同为六命。由此类推下去，周王的上士为三命，中士为再命，下士为一命。这虽然不见于《典命》，但公侯伯的士为一命，那么周王的士也可以类推而知了。大概从三命以下，没有出封建国的制度，他们的爵位卑微，即使以阳数来定命数也不嫌多。只有五、七、九是阳数中的奇数，所以用来定五等诸侯的命数；六、四、八是阴数中的偶数，所以用来定公卿大夫三等的命数。等到他们出封建国时，因为他们的国家都加一等，所以三公成为九命的上公，卿成为七命的侯伯，大夫成为五命的子男。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也都依照这个等级，也是看他们出封后的命数来决定的。成周的制度，有以公卿大夫身份出封建国的，齐、鲁、宋、卫就是；也有以诸侯身份入朝担任天子公卿大夫的，芮伯、彤伯、卫侯、毛公就是。或出或入，这是成周内外相互制约的制度。《典命》只说出国受封加一等，而没有入朝加减命数的条文。《诗经·无衣》说：“难道说没有七章的衣服吗？不如你的衣服，安稳又吉祥啊。难道说没有六章的衣服吗？不如你的衣服，安稳又温暖啊。”七章是诸侯七章的服饰，六章是孤卿六章的服饰。这是指出国穿着诸侯的服饰，入朝穿着公卿的服饰，那么入朝减等、出国加等的道理就明白了。

凡是诸侯的嫡长子向天子受誓，代理君位，就比其君主的礼仪降一等；如果没有受誓，就以皮帛之礼排在子男之后。

诸侯能够世袭爵位，是为了表彰贤能；世袭必定以嫡长子，是为了端正名分。《曲礼》说：“嫡长子主持家事。”《文王世子》说：“正室守太庙。”这就是嫡长子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大概都出自父亲，都是兄弟，如果嫡庶名分不正，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父亲死后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死后由嫡孙继承。杜绝僭越混乱的根源，安定上下的志向，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然而如果让诸侯自己决定由嫡长子继承，而不禀告王命，那么凭什么让天下人奔走效命呢？所以周代的王者，虽然不废除万世的定分，但也从未没有轻重隆杀之权。凡是世子受命于王，就有文告的言辞，重申告诫的意思，所以称为誓。已经受誓的，代理君位而来，对待他的礼仪，比对待其君主的礼仪降一等。如果没有受誓，就没有继承诸侯的意义，所以以皮帛之礼排在子男之后，没有正式的礼仪，这是为了尊崇天子的命令。对上尊崇天子的命令，对下定万世的名分，王政就实行了。

公的孤为四命，以皮帛之礼视同小国之君。他的卿为三命，大夫为再命，士为一命。他的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自视同其命数的等级。侯伯的卿、大夫、士也如此。子男的卿为再命，大夫为一命，士不命。他们的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自视同其命数的等级。

公的孤为四命，那么上同于天子的大夫，执皮帛以视同小国之君，那么又上同于天子的孤。然而天子的孤执帛而加上虎皮，大国之孤执帛而加上豹皮，这是它们的区别。他的卿、大夫、士则同于侯伯的卿、大夫、士，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则各自视同其命数的等级。子男的卿、大夫、士则又依次降低公、侯、伯的卿、大夫、士一等，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则也各自视同其命数的等级。况且子男的士不命，那么又凭什么视同其命数的等级呢？大概当时有不命的等级，那么也就区别于不是士的人了。

司服掌管周王的吉凶衣服，辨别它们的名称、物品以及使用的场合。

吉凶，是人事的常规，所以从王以下都有吉凶衣服。名物，就是冕服、衰服之类；用事，就是祭祀、丧事之类。凡是诸侯以至公卿大夫士，无不具备这些制度。而说“王之吉凶衣服”，是因为礼制从王开始所以如此。

周王的吉服，祭祀昊天上帝，就穿着大裘戴着冕；祭祀五帝也如此。享祭先王，就穿着衮冕；享祭先公、飨射，就穿着鷩冕；祭祀四望、山川，就穿着毳冕；祭祀社稷、五祀，就穿着希冕；祭祀群小祀，就穿着玄冕。

周王的吉服有六种，自衮冕以下，都有章数，只有大裘没有章，用黑色羔皮制成。冕，就是元冠无旒的冕，这是冕与裘崇尚质朴的表现。然而司裘以大裘为祭祀天的服饰，而这里说祭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是因为天道崇尚质朴，其用途是一致的。至于衮冕以下的五冕，则是人道以文采为贵。《尚书》称舜说：“我想观察古人的图像，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画在上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在上面。”这是天子十二章的服饰，由来已久了。所以这个职官下文也说：“公的服饰，自衮冕以下，如同王的服饰。”知道衮冕以下是山龙等章，就知道衮冕以上是日月星辰等章，这是王章十二的明文，成

译周代沿用这些制度，是没有可疑之处的。郑氏只是看到《左传》记载了臧哀伯关于三辰旗帜的说法，就认为王者制度相互变革，到了周代就在旌旗上绘制日月星辰，所以天子也穿着绣有九种纹饰的冕服，这是不对的。况且交龙图案用于旂旗，而周代的冕服从未没有龙的装饰；鸟隼图案用于旟旗，而周代的冕服从未没有华虫的装饰；熊虎图案用于旗帜，而周代的冕服从未没有虎蜼的装饰。为什么唯独认为在旌旗上登载三辰，就因此去掉了身上纹饰中的日月星辰呢？《玉藻》说：“君王穿着衮服以象征天，头戴有十二旒的冕冠，这是符合天数的。”这说明冕旒与衣服上的纹饰是一致的。所戴的冕冠既然有十二旒的数量，那么所穿的衣服为什么唯独只有九章的装饰呢？如果说君王穿着九章的衮服，那么冕旒的数量也应当依据身上的纹饰而采用九旒，不仅仅是衮冕如此，如果穿着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应当有七旒、五旒、三旒、无旒的区别。然而弁师掌管王室的五冕，却说：“都是玄冕朱里延纽，五彩缫十二旒，都是五彩玉十二。”知道五冕的玉和缫数量都是十二，那么五种礼服都具备十二章纹就可以知道了。况且以类推求，国家有十二座城门，马厩有十二个隔间，大常旗有十二个旒，樊缨有十二个结，凡是天子的制度无不具备十二之数，究竟凭什么取一章、三章、五章、七章以至于九章作为天子的礼服呢？贾氏说：“旧说天子九章，是根据大章而言的，其章另有小章，章数依据命数，那么都以十二为节度。”这说明旧说确实可以作为依据。如果是这样，那么王者从衮冕以下的五种礼服有小章、有大章，大章则是衮冕用九，鷩冕用七，毳冕用五，希冕、玄冕用三。以唯一的小章来完备其制度，那么都合乎天数的十二。这种说法正好与下文相合，不仅仅是天子的五种礼服如此。知道希冕是孤的礼服，玄冕是卿大夫的礼服，皮弁是士的礼服，这是根据爵位来论述的。然而王室的孤是六命，而诸侯的孤是四命；王室的卿是六命，而公侯伯的卿是三命，子男的卿是再命；王室的大夫是四命，而公侯伯的大夫是再命，子男的大夫是一命；王室的士有上中下三等命数，而公侯伯的士是一命，子男的士不命。如果不是有大章小章的区别，那么凭什么区分命数的多少呢？又不只是诸侯众臣的命服如此。比如天子的孤执皮帛，诸侯的孤也执皮帛，不同的是虎皮豹皮的区别；天子的卿大夫执羔雁，而诸侯的卿大夫也执羔雁，不同的是饰缋饰布的区别。知道命服依据其爵位，而章数视其命数，然后才知道天子虽然兼用诸侯的五种礼服，但其大章小章都具备十二之数，是很明白的了。

译凡是军事行动，穿韦弁服；临朝视事，则穿皮弁服；凡是田猎，穿冠弁服。

吉服的形制不同，但都使用冕；军事、田猎、临朝视事的服饰不同，但都使用弁，这是为了尊崇头饰。然而，军事和田猎所用的弁有时才穿戴，只有皮弁用于临朝视事，是每日朝会的礼仪，使用的次数就多了。所以《夏官》中的弁师专门记载皮弁的制度，防止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这是天王的皮弁。这种服饰就是《礼记》中所说的“三王皮弁素积”。至于韦弁，就是爵弁，这种服饰就是《礼记》中所说的“爵弁经防衣”。冠弁，就是元冠，这种服饰就是《士冠礼》中所说的“主人元冠朝服缁带素韠”。韦弁、冠弁虽然弁师没有记载，考察它们的制度，与皮弁相比有增减，知道皮弁朝服以素积为裳，那么冠弁、韦弁的服饰也可以推知了。

凡是凶事，穿弁服；凡是吊唁之事，穿弁绖服。

穿弁服是为了防止戴冠，其服饰是斩衰、齐衰，弁绖的服饰则是钖衰、缌衰、疑衰。

凡是服丧，为天王服斩衰，为王后服齐衰，天王为三公六卿服钖衰，为诸侯服缌衰，为大夫士服疑衰，他们的头饰都加弁绖。

经文中书写天王，只有在这服丧之事中一见，与《春秋》记载天王崩驾同意，这是慎重终事的义理。所以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诸侯群臣为天王服斩衰，为王后服齐衰，也如同人子为父母服丧一样。而父母对于子女也有服丧，所以天王对于诸侯群臣则有钖衰、缌衰、疑衰的区别。然而至尊者不可以用服丧来言说，他们的头饰都加弁绖，丧期结束就除去罢了。

凡是发生大瘟疫、大饥荒、大灾祸，穿素服。

素服是为了防止礼仪，表达恐惧修省的意思，与膳夫说不举乐的意思相同。

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如同天王的服饰；侯伯的服饰，从鷩冕以下如同公的服饰；子男的服饰，从毳冕以下如同侯伯的服饰；孤的服饰，从希冕以下如同子男的服饰；卿大夫的服饰，从〇冕以下如同孤的服饰；他们的凶服，加上大功、小功。士的服饰，从皮弁以下如同大夫的服饰，他们的凶服也如此；他们的斋服，有〇端、素端。

上文说天王的吉服，虽然兼有诸侯的五服，但有大小章纹的区别。到这里说诸侯诸臣的六服，也各自以大小章纹为等级。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如同天王的服饰；衮冕以上，则日月星辰为天王的衣章；以下则山龙等九章，如同天王的服饰。侯伯的服饰从鷩冕以下，如同公的服饰；鷩冕以上，则山龙为公的衣章；以下则华虫等七章，如同公的服饰。子男的服饰从毳冕以下，如同侯伯的服饰；毳冕以上，则华虫为侯伯的衣章；以下则虎蜼等五章，如同侯伯的服饰。至于孤的服饰从希冕以下，如同子男的服饰；卿大夫的服饰从〇冕以下，如同孤的服饰；士的服饰从皮弁以下，如同大夫的服饰。这就是等级的递减。然而有天王的孤卿大夫士，有诸侯的孤卿大夫士，大概爵位同于孤，就同于希冕；爵位同于卿大夫，就同于〇冕；爵位同于士，就同于皮弁。而他们的命数隆盛与衰微，则有大小章纹的区别，贾氏的说法是可以相信的。上文已经说过。

凡是大祭祀、大宾客，供给他们的衣服并捧持。大丧事，供给复魂的衣服、敛尸的衣服、奠祭的衣服、兴观的衣服，都掌管它们的陈列次序。

祭祀、宾客的衣服，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些。司服只是供给、捧持罢了。复魂的衣服，就是刚死时招魂所用的；敛尸的衣服，就是大敛、小敛所用的；奠祭的衣服，就是陈列在座上的；兴观的衣服，就是兴观者所用的。掌管它们的陈列，都有先后的次序。

典祀掌管国外祭祀的兆域，兆守都有界限，掌管它们的禁令。如果按时祭祀，就率领他的属吏修缮清除，向司〇征发役夫来役使。等到祭祀时，率领他的属吏守卫严厉的禁令并清道。

国外祭祀就是国境之外的祭祀，小宗伯所说的“在四郊为五帝立兆，四望、四类也如此，为山川、丘陵、坟衍立兆各自依据其方位”就是如此。既然有兆域，就一定有兆守。守卫兆域，就应当掌管禁令。如修缮清除兆域的废毁之处，向司〇征发役夫来役使，率领他的属吏守卫严厉禁令并为之清道，都是所谓的禁令。

守祧掌管守卫先王先公的庙祧，他们的遗存衣服藏在这里。如果将要祭祀，就各自用他们的衣服授予尸。他们的庙，就由有司修缮清除；他们的祧，就由守祧粉刷。祭祀结束后，就收藏隋和衣服。

凡是尸的衣服，穿着死者的上衣，以象征他生前，所以王者用衮冕享祭先王，用鷩冕享祭先公，各自跟随尸的衣服。守祧既然收藏了遗存衣服，所以祭祀时各自用他们的衣服授予尸。凡是宗庙都每月祭祀，所以命令有司修缮清除。迁庙为祧，不必修缮清除，守祧粉刷罢了。祭祀结束后就收藏隋和衣服。隋指尸所祭的肺脊黍稷之类，收藏隋就埋在西阶的东边，收藏衣服就重新归于庙祧。

世妇掌管女宫的宿戒，等到祭祀时，统计器具，告知王后的礼事，率领六宫的人供给齍盛，辅助外内宗的礼事。大宾客的飨

译饮食也如此。在国君的大丧期间，监督内外命妇早晚哭丧，对不恭敬的人加以严厉处罚。凡是王后对妇人有命令，就由世妇传达。凡是宫内的事情需要通达给外朝官员的，由世妇掌管。

译《周礼》中设有两位世妇的职掌，天子有二十七位世妇，这是天官所属的世妇；每宫有两位卿，这是春官所属的世妇，其实质是一样的。郑玄用汉代大长秋、詹事等使用八名士人的数量来类比，是错误的。现在根据她们的职掌来考察，女宫是受刑罚而在宫中服役的女子，六宫之人是女御以下共同承担妇职的人，外内宗是内外有爵位的女子而协助王后行礼的人，外内命妇是九嫔以下以及外命妇中亲近的人。像这类人，都属于世妇，怎么可以让外廷的士人参与其间呢？那么为什么又在春官的职掌中列出世妇呢？回答说：“君王有祭祀、接待宾客的事务，王后次于君王行灌酒献酒之礼，辅助王后必定使用世妇，这春官世妇的职掌，就是天官的世妇出来辅助王后行礼的事务。”

内宗掌管宗庙的祭祀，进献加豆和笾。等到用音乐撤去祭品时，就辅助传递豆和笾。接待宾客的宴饮，也这样。王后有事就跟随。大的丧事，排列哭丧的人哭丧。诸侯也这样。凡是卿大夫的丧事，掌管吊唁临丧。

外宗掌管宗庙的祭祀，辅助王后进献玉豆，监视豆和笾，等到用音乐撤去祭品也这样。王后用音乐进献熟谷就辅助。凡是王后的献祭也这样。王后不参与，就辅助宗伯。小祭祀掌管事务，接待宾客的事务也这样。大的丧事就排列内外朝哭丧的人哭丧，诸侯也这样。

内宗，是王同姓女子中有爵位的；外宗，是王异姓女子中有爵位的。妇女没有外事，只以跟随王后为职掌。王后次于君王行宗庙之礼，那么内宗进献加豆和笾；等到用音乐撤去祭品，就辅助王后把豆和笾传到外面。如果是外宗异族，对于豆和笾的进献与撤去，以及进献熟谷、酌酒献祭，都由她们来做。辅助王后接待宾客的宴饮也这样。只有在大的丧事和哭诸侯的丧事中排列哭丧，那么内外宗都通联其职掌。至于吊唁临丧卿大夫的丧事，就由内宗掌管，外宗不参与，这也是她们的职掌。

墓人掌管公墓的土地，辨别它们的兆域而为之绘图。先王的安葬居中间，以昭穆为左右。凡是诸侯居左右的前面，卿大夫士居后面，各自按他们的家族。凡是死于兵事的人不进入兆域，凡是有功劳的人居前面。以爵位等级作为丘封的高度和数量的标准。大的丧事已经确定日期，请求测量刚挖的墓穴，于是为之立尸。等到挖墓穴，以测量作为丘隧的标准，供给安葬的器物。等到安葬，报告鸾车和象人。等到下葬，执斧以监临，于是放入凶器。端正墓位，清道墓域，守卫墓禁。凡是祭墓立尸。凡是诸侯及诸臣安葬在墓地的，授予他们兆域，为之清道，均等他们的禁令。

古时候君臣分守虽然严格，但道义上休戚与共，所以安葬同在一个兆域，称为公墓。辨别它们的兆域而绘图，那么先王的安葬居中间，以昭穆为左右；诸侯则居左右的前面；卿大夫士则居左右的后面，这是定制。但也有不可以定制拘束的，凡是自绝于先王而至于大罪，这是死于兵事的人，所以抛弃他们而不进入兆域；如果以忠义而死于正，就称为有功，既进入兆域，又居前列，以示劝勉罢了。凡此都以他们的爵位等级作为丘封数量、兆域制度的标准，其义理如此。于是大的丧事及丧事，就为之清道墓域而守卫墓禁；诸侯及诸臣的安葬，就为之授予兆域，为之清道而均等他们的禁令，生死的道义完备了。

墓大夫掌管全国墓地的地域，为之绘图。命令国人的家族安葬，而掌管他们的禁令，端正他们的位次，掌管他们的度数，使都有私人的地域。凡是争夺墓地的人，审理他们的狱讼。率领他的属员而巡视墓禁，住在其中的房屋以守卫它。

一国的家族安葬在四郊之外，称为邦墓。土地为之绘图，那么绘制地形以等待安葬的人罢了；端正他们的位次，就是昭穆；掌管他们的度数，就是多少；使都有私人的地域，那么家族安葬得以容纳；审理他们墓地的争夺，那么家族安葬不至于互相侵犯。又率领他的属员而巡视墓禁，并且居中以守卫它，使民众的子孙都能尽到追念远祖的情意，那么根本风俗的教化就成就了。

职丧掌管诸侯的丧事，以及卿、大夫、士凡是有爵位的人的丧事。以国家的丧礼监临他们的禁令，排列他们的事务。凡国有司以王命有事，就诏告辅助主人。凡他们的丧祭，诏告他们的称号，治理他们的礼仪。凡公有司所供给的，职丧命令他们，催促他们的事务。

君王对于诸侯群臣，恩惠多么周到、道义多么尽善啊！他们死了，墓人为他们掌管兆域的制度，职丧为他们掌管丧纪的事务。所以五服有法式，殡敛虞祔安葬祭祀都有常礼，不可超过，也不可不及。所以说：“以国家的丧礼监临他们的禁令，排列他们的事务。”凡国有司以王命有事，就诏告辅助主人以礼拜命。凡公有司所供给的，这说在乡则乡的有司供给物品，在国则国的有司供给物品，各有定制不待王命的，那么职丧以他们的制度命令他们，催促他们的丧事，警戒迟缓，那么凶礼就通达上下了。

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以治理建国的学政，而聚合国家的子弟。凡是有道的人、有德的人，让他们教导。

成，是成就他们行为的端正；均，是均衡他们习性的偏颇。五帝即用这个来命名学校，成周沿用这个作为教育国家子弟的法度，其义理是一样的。大概国家的子弟安于富贵，

译容易因骄奢而堕落，一旦受外物诱惑，本心或许失守，那么成均的教育就尤其不可迟缓。然而周朝教育国家子弟，必定任命大司乐来负责，是因为音乐进入人心容易，感人至深，使人们在其中鼓舞振奋，气血平和，心志专一，邪僻之事不作，行动与天理相合，这就是大司乐的职务专门掌管成均法度的原因，其法令已不可考证了。虞舜时代，任命后夔掌管音乐以教育贵族子弟，还可以想见其一二。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这就是成均的含义；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语言，声音依据语言的延长，音律调和声音，这就是成均的教育。现在大司乐说掌管成均的法度，就是在规程之中蕴含性命之理，这是用来勉励他们成为成均所教之人；又说治理建立国家的学政，就是在防范检束之中蕴含激励劝勉的方法，这是用来纠正那些不成为成均所教之人。又任命有道之人、有德之人，让他们在上作为表率，在下进行教导，如师氏用三德教育国子，保氏用正道培养国子，无非都是为了展示如何成为成均所教之人。那么成均，是教育人的名称；充实为道德的，是教育人的实质，并非在道德之外另外有所谓的成均。以此施行大司乐的教育，那么国家的子弟，在外习得明白，在内修养品行，将往日浅薄的人、偏颇的人纳入至善的境界，都足以成为将来公卿大夫士的选拔对象，成均的教育就显著了。

译人死后，就尊他为乐祖，在瞽宗祭祀他。

先王对待有道的人和有德的人，是多么周到啊！生前就任命他担任大司乐，在成均施行教化，死后就祭祀他并尊称为乐祖。这个名号，不仅仅是为了报答施教者，也是为了鼓励求学的人。大概天下有功的人必定有祭祀，这都是为了表示不忘根本的意思。种田就祭祀田祖，养马就祭祀马祖，让那些从事耕作和放牧的人，知道根本的来源，那么没有人不相互勉励而乐于从事其事，何况是教化国家子弟的人呢？称他为乐祖，本来就很恰当。然而一定要在瞽宗祭祀他，为什么呢？瞽宗，是殷代的学校。郑玄认为在殷代的学校学习礼乐，而当时命名的初衷，是取用盲人掌管声乐的意义。所以大司乐的教化，有所谓乐德，有所谓乐语，有所谓乐舞。凡是道德所教化的，是声乐的根本；众多盲人所学的，是声乐的文采。必须能成为众多盲人所尊崇的，然后才可以施行道德的教化，这就是在瞽宗祭祀的意义。大胥说：“春天入学，献币合舞。”入学就是瞽宗的学习，献币就是乐祖的祭祀，合舞就是合聚国家子弟的教化，职事相互关联就是这样。

用乐德教导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用乐语教导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用乐舞教导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濩》《大夏》《大濩》《大武》。

快乐就是乐，出于本性的是乐德，表现于声歌的是乐语，显现于手舞足蹈的是乐舞。先王用六舞来感动他们的仪容，用六语来抒发他们的情感，这两者确实相关，而六德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这正是用来显示先王教导国子的根本。德只有一个罢了，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做中，发作而符合节度叫做和，就其中和而体现为至诚叫做祗，就其至诚而通达于日常行为叫做庸。庸，就是用的意思，用无不通的意思。由此推及到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时候，叫做孝友，这是古代圣贤君子践行的实际行动，而大司乐却把它作为教导国子的乐德。孟子说：“仁的实质，就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礼的实质，就是节制文饰这两者；乐的实质，就是乐于这两者。”乐的产生以至于不可停止，那么举天下所有的事物，哪一样不是我反省自身而乐于其中的道理呢？先王因为这个缘故，又用乐语来教导他们。乐语，不像后世所说的乐章等话语，让学者寻章摘句作为传授的习惯，都是乐德的寄托。兴，就是诗歌中寄托兴起的意思；道，就是诗歌中陈述古事的意思；讽，就是防止言语以打动其心的意思；诵，就是反复吟咏以申明其意的意思；言，就是剖析句读以阐明其训的意思；语，就是讲解分析以显示其义的意思。这六者让他们涵泳浸渍，自然感动，而中和、祗庸、孝友的念头就有不可阻挡的，正与后来典乐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意思相同。然而用乐语教导而不合以乐舞，那么又凭什么显示它是乐的极致呢？《云门》、《大卷》、《大咸》、《大濩》、《大夏》、《大濩》、《大武》，无非是用来形容帝王的盛德，舒畅天地的和气，而安置生民于理。所以大司乐把它作为国子的教化，大胥又用六乐的法度端正舞位，这是周人对国子抱有具备完整乐德的期望。以六德为乐的根本，以乐语、乐舞为六德的应用，那么中和、祗庸、孝友的教化就成就了。

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来招致鬼神示现，来调和邦国，来协调万民，来安抚宾客，来取悦远人，来感化动物。

太极包含三才为一，是至和的根本。播散为十二辰，就是十二律。阳声所合的共有六个，叫做六律，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就是；阴声所合的共有六个，叫做六同，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就是。五声，是宫、商、角、徵、羽；八音，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些具备而后合，用六代的乐舞，这是乐舞用来宣扬五声、节制八音，而十二律得以辨别的原因。况且六代的乐，只有舜的可以考证。祖考来格，那么幽暗足以招致鬼神示现；群后德让，那么光明足以调和邦国；庶尹允谐，那么内部足以协调万民；虞宾在位，那么外部足以安抚宾客；三苗来格，那么远方足以取悦远人；鸟兽跄跄，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那么防范足以感化动物。这几者都不出我至和的教化，何况六代的乐兼举而使用呢？从分乐的角度看，就见到它是招致鬼神示现；从一变到六变的角度看，就见到它是感化动物。招致鬼神示现，是用来说明它的开始；感化动物，是用来说明它的终结。举始终来包含其中，那么邦国、万民、宾客可以类推了。

于是分乐而排列次序，用于祭，用于享，用于祀。于是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来祭祀天神；于是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来祭祀地示；于是奏姑洗，歌南吕，舞《大濩》，来祭祀四望；于是

译演奏防宾之曲，歌唱函钟之调，跳《大夏》之舞，用来祭祀山川；于是演奏夷则之曲，歌唱小吕之调，跳《大濩》之舞，用来享祭先妣；于是演奏无射之曲，歌唱夹钟之调，跳《大武》之舞，用来享祭先祖。这六种乐舞，用宫、商、角、徵、羽五声来加以修饰，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来加以传播。

译《上经》中说到“大合乐”，并说“用来招致天神、地祇、人鬼”，是为大神、大鬼、大示而设立的。这里说到“分乐”，则是用于地位次一等的神、鬼、示，通过祭、享、祀等仪式，将六律、六同以及六舞分别按次序排列。于是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因为“云”象征天的施予，这是黄帝氏的乐舞。黄帝氏的德行与天相合，所以《云门》之乐起于黄钟之子位，应和大吕之丑位。因此黄钟是六律之首，大吕是六同之首，《云门》是六舞之首，用来祭祀天神，这是同类相从的道理。于是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因为“池”象征地的恩泽，这是唐尧氏的乐舞。唐尧氏的德行与地相合，所以《咸池》之乐起于太簇之寅位，应和应钟之亥位。因此太簇是六律之次，应钟是六同之次，《咸池》是六舞之次，用来祭祀地祇，这也是同类相从的道理。于是演奏姑洗、歌唱南吕、舞蹈《大防》，用来祭祀四方名山大川，因为“防”意为继承，是说舜继承尧并延续其道。所以《大防》之乐起于姑洗之辰位，应和南吕之酉位，因为舜在四岳举行柴望之祭，使四岳、四镇、四海、四渎都得到有序祭祀，用来祭祀四方名山大川，这也是同类相从的道理。于是演奏防宾、歌唱函钟、舞蹈《大夏》，用来祭祀山川，因为“夏”意为大，是说禹治水而安定广大的中国。所以《大夏》之乐起于防宾之午位，应和函钟之未位，因为禹奠定了高山大川，使洪水泛滥的祸患开始平息，用来祭祀山川，这也是同类相从的道理。于是演奏夷则、歌唱小吕、舞蹈《大濩》，用来享祭先妣，因为“濩”意为养育，是说成汤吊民伐罪而养育天下。所以《大濩》之乐起于夷则之申位，应和小吕之已位，用来享祭先妣并排在先祖之上，主要是为了姜嫄，同时也包括其他先妣，是说子孙的养育都源于此，这也是同类相从的道理。于是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舞蹈《大武》，用来享祭先祖，因为“武”意为功业，是说武王偃武修文而完成了征伐的功业。所以《大武》之乐起于无射之戍位，应和夹钟之夘位，用来享祭先祖并排在先妣之下，主要是为了后稷，同时也包括其他先公，是说王业的大基础实源于此，这也是同类相从的道理。说到六律，则以左旋为次序；说到六同，则以右转为次序；说到六舞，则以历代的先后为次序。奏，如同《仪礼》中所说的笙；歌，如同《仪礼》中所说的歌。都用五声加以修饰，用八音加以传播，其义理见于《大师》篇。

凡是六变的情况：一变招致羽类动物及川泽之神，再变招致裸类动物及山林之神，三变招致鳞类动物及丘陵之神，四变招致毛类动物及坟衍之神，五变招致介类动物及土神，六变招致象类动物及天神。

冬季十二月，演奏六代之乐，举行大蜡之礼。其神以日月星辰为主，四方百物之神也参与其中。一变招致羽类动物及川泽之神，因为羽类动物轻，川泽虚，所以容易招致。裸类动物比羽类动物重，山林比川泽实，招致稍难，所以等到再变。鳞类动物又比裸类动物重，丘陵又比山林实，招致也难，所以等到三变。毛类动物又比鳞类动物重，坟衍又比丘陵实，招致也难，所以等到四变。介类动物又比毛类动物重，土神又比坟衍实，招致也难，所以等到五变。至于象类动物，则是麟、凤、龟、龙等有象于天的动物，以及在天之神，都远离人而尊贵，招致尤其困难，所以唯独等到六变。变，就是更换的意思，乐曲结束则更换演奏。下篇说六成则告备，就是这个意思。

凡是乐舞，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使用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在冬日冬至于地上的圜丘演奏。如果乐舞六变，则天神都降临，可以行礼了。凡是乐舞，以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使用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在夏日夏至于泽中的方丘演奏。如果乐舞八变，则地祇都出现，可以行礼了。凡是乐舞，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使用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防》之舞，在宗庙之中演奏。如果乐舞九变，则人鬼可以行礼了。凡是乐事，在大祭祀的前夕悬挂乐器，随即用声音检验它们。君王出入则命令演奏《王夏》，尸出入则命令演奏《肆夏》，牺牲出入则命令演奏《昭夏》，率领国子舞蹈。

祭祀前夜称为宿，宿县就是在祭祀前夜将乐器悬挂在笋簴上。以声展之，就是十二声都用歌词来配合其乐器。三夏，是乐章名，其文辞不传，但其名称见于《钟师》篇。有人推测，认为“王”言其大，君王出入庙门则演奏《王夏》；“肆”言其直而遂，尸出入庙门则演奏《肆夏》；“昭”者精明之至，致味所以歆鬼神，牺牲出入庙门则演奏《昭夏》。这不必拘泥，保留此说而已。然而演奏三夏的是钟师；命令其演奏的是大司乐；率领国子而舞

译（这）是用来宣扬大道，使它的和谐得以彰显罢了。

译大飨礼不将牺牲牵入庙门，其他礼仪都如同祭祀。

大飨，是款待大宾客的飨礼。飨礼在宗庙中举行，礼仪旨在竭尽诚意；不将牺牲牵入庙门，是礼仪旨在使其名实相称。这是以祭祀之礼来接待宾客，但并不完全拘泥于祭祀的全部礼仪。况且祭祀以牺牲为重，所谓“入牲”，大概是指牵入牺牲吧？在那时，国君手持牵牲的绳索，卿大夫跟随，夫人进献清水，宗妇手持盆器跟随，大司乐为他们演奏《昭夏》之乐。如果是大飨礼，则有司跟随在牺牲之后，就在庙门之外宰杀牺牲，礼仪旨在使其名实相称罢了。虽然没有牵入牺牲的礼仪，但其他灌酒献酒的节次都如同祭祀，斟酌其相同与不同之处来施行，以使其名实相称，这也是为了竭尽诚意。

大射礼，君王出入时，命令演奏《王夏》；等到射箭时，命令演奏《驺虞》，并告诫诸侯以弓矢为舞。

大射，是诸侯向天子贡奉士人，天子将要祭祀，选拔士人在西郊的虞庠进行射礼。君王出入时，命令演奏《王夏》，这与上文祭祀时君王出入的意义相同。等到射箭时，命令演奏《驺虞》，先前的儒者认为驺虞是仁义的兽类，这是错误的。考察《月令》，田猎时七位驺官都驾车；大司马冬季狩猎时，虞人清理将要田猎的野外。可见“驺”就是《射义》所说的乐官完备。观察各类生物繁衍滋生，而按时搜猎，这就是驺虞的仁爱。仁爱如同驺虞，王道就能成就，这就是天子射礼的节拍。告诫诸侯以弓矢为舞，按照大射礼，以诸侯为六组对手，命令三组对手在帷帐中取弓矢，三组对手都依次执弓插矢，在西阶升降作为舞的节拍，这都是为了向国君表示敬意。那么舞，大概是射礼中最盛大的部分吧！

君王大宴饮时，三次劝酒都命令演奏钟鼓。

《玉藻》说：“天子日常食用少牢，初一十五食用大牢。”大牢是大宴饮，少牢是日常饮食吧？日常饮食用音乐劝酒，只见于膳夫的一次劝酒。大宴饮则三次劝酒都用音乐，都命令演奏钟鼓，这是音乐的节拍。

军队大胜献捷时，则命令演奏凯乐。

凡是军队出征，适宜在社庙祭祀，在祖庙告祭，各自载着神主出行。等到有功绩，就用凯乐来献祭。郑氏认为这是向祖庙献捷，大概是根据大司马向社庙献祭来推论的，却不知道大司马手持律管、拿着斧钺向社庙献祭，只是先于凯乐罢了，并不是主持凯乐的。大司乐是乐官，凡是社庙和祖庙的凯乐，都由大司乐命令演奏。

凡是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塌、大的怪异灾祸、诸侯去世，命令撤去音乐。大瘟疫、大饥荒、大灾祸、大臣去世，凡是国家的大忧患，命令卸下悬挂的乐器。

这些变故，都是君王为天下所忧虑的。忧虑的日子短，就撤去音乐；忧虑的日子长，就卸下悬挂的乐器。有人说：“怪异灾祸”，有人说：“大灾祸”。怪异就是非常态，大就是不小。撤去音乐或卸下乐器，也只是与事态的变化相称罢了。

凡是建立国家，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慢声。

奸邪的声音感动人，逆气就应和它；正声感动人，顺气就应和它。逆顺既已显现，治乱就判定了。这就是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慢声的原因。《礼记》中有记载：“郑国的音乐喜好泛滥，使意志淫乱；晋国的音乐安逸，使意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使意志烦乱；齐国的音乐傲慢偏邪，使意志骄纵。”这四种，不是正声，所以称为淫；不是中和之声，所以称为过；因为是乱世之音，所以称为慢；因为是亡国之音，所以称为凶。效仿这些必然导致败坏，无可怀疑。

大丧时，大司乐监管明器中的乐器，等到下葬时收藏乐器，也如此。

君王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所以在大丧时有明器中的乐器。廞，兴起；藏，埋藏。大司乐监管这些，是敬重其事。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四 宋 易袚 撰

乐师掌管国学的政令，用它们来教国子小舞。凡是舞蹈，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舞蹈有小有大，大舞见于《大司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防、大夏、大韶、大武就是。这乐师所教的只限于小舞。小舞，是小学。古代国子十三岁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没有不是教育的。勺，是周告成大武的诗；象，是武王告成象武的诗。编为乐章来教国子，就有这六种舞蹈。帗舞，是说析开众缯作为舞饰；羽舞，是说析开众羽作为舞饰；皇舞，是说杂用五彩羽毛来象征凤凰来仪；旄舞，是说执牦牛尾来象征百兽率舞；干舞，是兵舞；人舞，是手舞。这六种是小舞，而称为国学之政，是因为没有不是教国子的。然而地官舞师只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而不包括旄舞、人舞，是教其所当用的罢了，不是国子的小舞。如果舞师先教兵舞，则是以祭祀的大小为先后；乐师先教帗舞，则是以所教的顺序为先后；因为人舞不是舞的正统，所以列在几种的末尾。

教乐仪，行走时以《肆夏》为节拍，小步快走时以《采齐》为节拍，乘车也如此。环拜时以钟鼓为节拍。

行走和小步快走，是接待宾客的礼仪；环拜，是宾客拜谢的礼仪。乐师在这里教国子的乐仪，希望君臣上下不违背礼仪。

译《尔雅》说：“在堂上行走称为‘行’，在门外快走称为‘趋’。”因此，君王出迎宾客时，已经穿戴好礼服，到达堂上时演奏《肆夏》，走出路门时演奏《采齐》。齐侯说：“朝见、宗庙会盟、宴饮进食，都乘坐金路车，各自按照等级作为车驾送迎的节度。”这说明君王有乘车出迎宾客的礼仪，也是根据车驾行走或疾趋的状态来演奏《肆夏》和《采齐》。大概《肆夏》的音乐，其声音舒缓而缓慢；《采齐》的音乐，其声音急促而快速，这是君王接待宾客的音乐仪节。至于在外朝之位朝会诸侯，以及在国门外方明坛之位会合诸侯，则有环绕拜见的礼仪。这种礼仪虽然细节不详，但见于贾氏对方明坛之位的记载说：“公爵将玉奠放在上等位置，在中等位置行拜礼；侯爵、伯爵将玉奠放在中等位置，在下等位置行拜礼；子爵、男爵将玉奠放在下等位置，在地上行拜礼。”这是礼仪中重大的部分，有礼仪就必然有音乐，也必然有钟鼓起止的节度。

译凡举行射礼，天子以《驺虞》乐曲为节奏，诸侯以《貍首》乐曲为节奏，大夫以《采苹》乐曲为节奏，士以《采蘩》乐曲为节奏。凡有关音乐的事务，乐师掌管其陈列的次序，治理其音乐政令。凡国家小事中使用音乐的，命令演奏钟鼓。凡音乐演奏完毕，就报告准备就绪，召唤瞽者前来，进行臯舞。等到撤除祭品时，率领学士歌唱撤祭之曲，命令相者辅助。在飨礼和食礼中接待诸侯，安排其音乐事务，命令演奏钟鼓，命令相者辅助，礼仪如同祭祀一样。

音乐有政令也有事务，序事是指陈列的先后顺序、节奏的次第；乐政是指声音律吕、六代乐舞中关乎国家大政的内容。乐师以辅佐大司乐为职责，所以都能掌管其序事、治理其乐政。如果论及具体职掌，那么大司乐掌管大事的音乐，乐师掌管小事的音乐。先儒认为小事是指小祭祀，然而舞师说小祭祀不兴起舞乐，而这里下文提到臯舞，那就不是舞师所说的小祭祀了。所谓大事，是指大神、大示、大鬼之外的，都属于小事的音乐。命令演奏钟鼓，只是庄严其开始而已。凡音乐演奏完毕，所奏一曲为一成，不仅大神、大示、大鬼的音乐如此。根据大司乐所说，凡是天神都六成，凡是地示都八成，凡是人鬼都九成。每一成，乐师都为之报告其完备，都有舞蹈来节制音乐。召唤瞽者前来，是尊重他们技艺的精熟；名叫臯舞，是尊重其仪态的舒缓。等到祭祀将要撤除时，就率领学士歌唱撤祭之曲。学士是指国子，歌彻是指歌唱《雍》诗以撤祭。命令相者，就是命令视了辅助瞽者，指示他们应当停止的地方。其始终的音乐节奏，从容不迫就是这样。在飨礼和食礼中接待诸侯，那么奉待宾客犹如承奉神灵，其音乐的礼仪也可以类推。

燕射时，率领射夫拿着弓矢舞蹈。

燕射，就是天子与群臣宴饮时举行射礼。凡天子燕射，大夫以下的人分为三耦，所谓的“射夫”就是他们。弓矢舞的意义，见于《大司乐》。

音乐出入时，命令演奏钟鼓。

大司乐职掌说：“天子出入，命令演奏《王夏》；尸出入，命令演奏《肆夏》；牺牲出入，命令演奏《昭夏》。”这三夏，都是瞽者所歌的诗，有歌必有舞，有舞必有乐。像这类情况，都是音乐的出入，命令演奏钟鼓，是用来节制它们的。

凡军队大献时，教习恺歌，于是倡导它。

大司乐说：“王师举行大献，就命令演奏恺乐。”说音乐，那么歌唱就在其中。这里说教习恺歌，只是歌唱而已，因为凡军队大献，就小于王师大献的缘故。凡音乐有倡导就有应和，所以乐师倡导它，而瞽蒙应和它。

凡丧礼，陈列乐器，就率领乐官及序官，哭丧也如此。凡乐官，掌管其政令，听理其诉讼。

乐官是指大胥到司干。

大胥掌管学士的名册，以等待招致诸子。

公卿大夫列于朝廷的，他们的子弟称为国子，以众多而言，则称为诸子，以学习而言，则称为学士。乐师说率领学士而歌彻，是率领已经招致的国子；这里说学士的名册，是等待尚未招致的国子。名册是指所登记的名字数目及其年龄位次，未招致的以此招致，已招致的以此核对。

春天入学，舍采合舞；秋天颁学，合声。

先儒说：“春入学，是入学宫而学习；秋颁学，是颁布其才艺的高下。”一个“学”字而分出两种意义，道理或许不对。我曾根据《文王世子》篇考证当时的学校有三种：上庠，是有虞氏的学校；东序，是夏后氏的学校；瞽宗，是殷代的学校。瞽宗与上庠、东序并立，然而当时学舞蹈的在东序，学书写的在上庠，学礼、学乐的都在瞽宗。这里说合舞在入学之后，合声在颁学之后，可知这是瞽宗的学校。大概瞽宗见于《大司乐》，有所谓成均之法，又有所谓乐祖之祭，都是为了礼乐的教育。春入学舍采，就是进入瞽宗的学校而舍采于乐祖；秋颁学，就是以成均之法颁布于瞽宗的学校。入学舍采而后合舞，是因为春天属木，木主貌，所以合舞；颁学而后合声，是因为秋天属金，金主言，所以合声。郑氏说学礼乐于殷学，功成治定，与自己相同，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文王世子》篇又说：“春诵夏弦。”郑氏以诵为歌，弦为丝，阳用事则学之以声，是春天未曾不学声。又说：“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郑氏说干戈是武舞，用动作之时学之；羽籥是文舞，用安静之时学之，是秋天未曾不学舞。这里说合舞在春而合声在秋，为什么呢？合舞，是大合舞，与平日学舞不同；合声，是大合声，与平日合声不同。《文王世子》篇所说的，是主管教导国子；这里所说的，是主管聚合国子平日所教的。这就是区别所在。

以六乐的规范端正舞位，以次序安排舞者出入，考核乐官，陈列乐器。凡祭祀中使用音乐的，以鼓召集学士，安排宫中的事务。

上文说合舞、合声，是教导的次序；这里则是教导的完成。所以说六乐的规范。所谓规范，是指其列众，其变繁，必须先端正其左右、先后的位次。端正其

译舞位，那么舞蹈行列的排列就不能没有秩序，因此又为舞者规定出入的次序。什么叫规定出入的次序？黄帝、尧、舜、禹、汤的乐舞已经无法详细考证了，暂且以《大武》乐舞来说明。武舞的位次用来象征大司马所设的四表，大阅兵以四表作为士卒出入、跪坐起立、进退的节拍，舞位的安排也是如此。周朝都城在殷朝的西南，殷朝都城在周朝的东北。武舞开始时向北出发，就到达第二表了，这是通过三步来显现方位；第二次演奏完成象征灭商，就到达第三表了，这是再次开始以彰显往绩；第三次演奏完成向南行进，就到达第四表了；第四次演奏完成象征划定南国疆界，就又从北向南回到第三表了；第五次演奏完成象征周公居左、召公居右，就到达第二表了，这是通过反复扰乱来整顿归队；第六次演奏完成重新集结以尊崇君王，就回到第一表了，这是乐舞终结而德行尊崇。大概开始时向北出发，是从东北方的表出发，因为殷朝居于东北的缘故；第三次演奏向南行进，是从西南方的表出发，因为周朝居于西南的缘故。划定南国疆界之后才可以分治，分治之后才可以重新集结。分治关系到臣子，所以分散为二；重新集结统属于君王，所以合而为一。这就是《乐记》说重新集结以尊崇君王，接着说夹击振作而四次击打，又是追溯其开始的原因。周人武舞的位次出入就是这样，它兼用尧、舜、禹、汤的乐舞，也可以由此类推。考核乐官，就考核他们所教导的人，以考察其技艺的精粗；检查乐器，就查看所使用的乐器，以审察其声音是否完好。人和乐器都良好，那么乐舞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译小胥掌管学士的征召命令，并清点人数，对不恭敬者处以饮酒之罚，巡视舞队行列，鞭打懈怠轻慢的人。校正悬挂乐器的位置：天子用宫县，诸侯用轩县，卿大夫用判县，士用特县，辨别它们的声调。

凡是鼓、鏄钟、磬都有悬挂的架子。下文说“凡是悬挂钟磬”，是以钟磬为主，这就是《梓人》篇中有钟虡、磬虡制度的原因。所谓宫县，是指四面都悬挂，以象征宫室的四面；所谓轩县，是去掉一面而悬挂三面，即空缺南面；所谓判县，是又去掉一面而悬挂两面，即连北面也去掉了；所谓特县，则只有西面或东面的一面而已。查考《大射》篇说：“乐人预先在阼阶的东面悬挂乐器，笙磬面向西，其南面是笙钟，再南面是镈钟，都向南排列；在西阶的西面，颂磬面向东，其南面是钟，再南面是镈钟，都向南排列。”这说明阼阶和西阶的位置都在北，面向南的那一面没有悬挂乐器。然而又说：“在西阶的东南面树立一面鼓，面向南。”这是为什么呢？解说者认为：“诸侯与其臣举行大射礼，悬挂乐器为三面，所谓南面只树立一面鼓而已，钟磬则没有悬挂。”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卿大夫的判县、士的特县都没有南面的悬挂，这是为了尊崇天子。辨别声调，是因为钟、磬、鼓、镈的声音各不相同，必须辨别之后才能校正。

凡是悬挂钟磬，一半称为“堵”，全部称为“肆”。

“堵”如同宫墙的墙段，“肆”如同牲体的分割，这里说凡是悬挂钟磬，其文辞并非承接上文关于乐县的内容。郑氏认为：“悬挂钟磬，编悬十六枚在一根架子上，称为堵。一堵钟、一堵磬合称为肆。减半的，是诸侯的卿、大夫、士。诸侯的卿、大夫，是天子宫县的一半，西面悬挂钟，东面悬挂磬；士也是天子的一半，只悬挂磬。”他说诸侯的卿、大夫西面悬挂钟、东面悬挂磬，那么十六枚在一根架子上，为什么称为一半？士只有磬没有钟，那么又怎么能和谐声乐呢？他的数量既已差错，不完全符合古制，但所谓减半于天子的卿、大夫、士，是可以依据的。从前郑国贿赂晋侯歌钟两套，晋侯将乐器的半数赐给魏绛，于是魏绛才有了金石之乐，这是合乎礼的。所谓合乎礼，是指他减半于天子的卿、大夫，而符合古礼。这可以看出半为堵、全为肆的意义。大概天子宫县，每面钟磬各十六枚，那么四面各六十四枚；诸侯以下则有所减损。诸侯三面，则钟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两面，则钟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则钟磬各十六枚。虽然尊卑多寡不同，但每面都是各十六枚，所以称为肆。如果诸侯的卿、大夫判县，则每面钟磬各八枚，两面共钟磬各十六枚；士特县，则各八枚而已。正因为得到了每面的一半，所以称为堵。

大师掌管六律、六同，用来调和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六律、六同用来调和阴阳之声，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大概日月所经过在天为十二舍，在地为十二辰，而律吕由此产生。所以说到阴阳的调和：冬至节气，日月经过星纪，其位在丑，气合于子，所以为黄钟；大寒节气，日月经过玄枵，其位在子，气合于丑，所以为大吕；雨水节气，日月经过娵訾，其位在亥，气合于寅，所以为太簇；春分节气，日月经过降娄，其位在戌，气合于卯，所以为夹钟；谷雨节气，日月经过大梁，其位在酉，气合于辰，所以为姑洗；小满节气，日月经过实沈，其位在申，气合于巳，所以为仲吕；夏至节气，日月经过鹑首，其位在未，气合于午，所以为蕤宾；大暑节气，日月经过鹑火，其位在午，气合于未，所以为函钟；处暑节气，日月经过鹑尾，其位在巳，气合于申，所以为夷则；秋分节气，日月经过寿星，其位在辰，气合于酉，所以为南吕；霜降节气，日月经过大火，其位在卯，气合于戌，所以为无射；小雪节气，日月经过析木，其位在寅，气合于亥，所以为应钟。阳道常有余，所以其律顺行而左旋；阴道常不足，所以其律逆行而右转。无非是顺应日月所经过而成为天地的自然调和。调和阴阳之声，其本源就在这里吗？

都用五声来修饰：宫、商、角、徵、羽，都用八音来演奏：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上文说六律六同，以阴声与阳声相同，所以称为同，用来调和阴阳之声。总而言之，就是十二律。十二律各具五声，而五声实际上本源于黄钟。黄钟为宫，其管长九寸，九的倍数则是其数八十一。三分宫而减去其一，所以下生出徵，而其数为五十四；又三分徵而增加其一，所以上生出商，而其数为七十二；又三分商而减去其一，所以下生出羽，而其数为四十八；又三分羽而增加其一，所以上生出

译角音，其数量为六十四。数量多且浑浊的音宏大，数量少且清越的音细微，因此宏大的音不超过宫音，细微的音不超过羽音。徵音比角音清越，角音比商音清越。只有五种声音相互比较配合才能形成文采，所以说：“都用五种声音来加以修饰。”然而五种声音蕴含在八种乐器之中，而八种乐器实际上对应着八卦。金，指钟，属于兑卦；石，指磬，属于乾卦；土，指埙，属于坤卦；革，指鼓，属于坎卦；丝，指琴瑟，属于离卦；木，指柷敔，属于巽卦；匏，指笙簧，属于艮卦；竹，指箫管，属于震卦。金、石、土属于阴，阴逆推其起源，所以先列金、石而后列土；匏、竹、木属于阳，阳顺承其生成，所以先列匏、竹而后列木；革、丝居于阴阳的正位，所以先列革而后列丝。所以说：“都用八种乐器来加以演奏。”五种声音与八种乐器交错演奏、交替呈现，音乐便形成了。究其根本，声音都出自十二律。

译教导六诗：叫做风，叫做赋，叫做比，叫做兴，叫做雅，叫做颂。以六德作为根本，以六律作为音律。

《诗经》的大序说：“诗有六义。”用六义来探求诗，就不必专门把《关雎》以下的篇章称为风，不必专门把《鹿鸣》以下的篇章称为小雅，不必专门把《文王》以下的篇章称为大雅，也不必专门把《清庙》以下的篇章称为三颂。大概风，就是讽喻的意思。“其风肆好”见于《崧高》篇；“穆如清风”见于《烝民》篇，那么雅和颂也是风。雅，是正的意思；颂，是美的意思。《缁衣》所喜爱的，《巷伯》所厌恶的，未曾不陈述其正理；“于嗟麟兮”，“于嗟驺虞”，未曾不赞美其盛德，风也是雅和颂。赋，是咏述其事，像《甘棠》篇说召伯所止之类；比，是因物取类，像《狼跋》篇说公孙硕肤之类；兴，是因物寓意，像《淇奥》篇说绿竹猗猗之类。因此赋、比、兴固然以义理来选取，而风、雅、颂也互相体现其义理，不能用固定的体例来寻求。我在《籥章义》中见过六诗的教化，郑氏认为是教给瞽蒙，这是不对的。瞽蒙是低贱的乐工，只知道六律的音律罢了，怎么会知道六德的根本？一定要等到六德成就，然后让他们明白六诗的义理，这不是教国子不可。怎么知道的呢？从《大司乐》所说的话可以知道。《大司乐》的职掌说：“用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这是六德的根本出自《大司乐》所教，然后大师将其播于六律之音，就知道大师教六诗，是为国子而不是为瞽蒙，很明显了。

大祭祀时，率领瞽者登堂歌唱，命令演奏击拊；堂下吹管乐，演奏乐器，命令演奏鼓朄。大飨礼也这样。

先王制作音乐，有堂上、堂下的区别。堂上的音乐必定说“率领瞽者登堂歌唱”，是说登堂歌唱《清庙》，重视人声，大师必定命令演奏击拊来引导它。堂下的音乐必定说“堂下吹管乐演奏乐器”，是说众乐都演奏，而以堂下管乐为倡导，重视气息，大师必定命令演奏鼓朄来引导它。郑氏说拊形状像鼓，用皮革制成，里面装着糠。然而书中说“击石拊石”，是说有应当大力击打的，有应当轻轻抚摸的。这里说命令演奏击拊，正是所说的击石拊石。郑氏又说鼓朄犹言击朄，然而诗中说“应朄县鼓”，那么鼓为大，朄为小。这里说命令演奏鼓朄，就是命令演奏大鼓与小朄。演奏击拊来引导歌唱，然后瞽者歌唱；演奏鼓朄来引导管乐，然后乐器演奏。音乐与歌唱，必定有所引导然后跟随，必定有所命令然后演奏，这是节奏的次序。

大射礼时，率领瞽者歌唱射节。

射节，是指《驺虞》、《狸首》、《采苹》、《采蘩》的节拍。

大师执持同律来听军声，从而告知吉凶。

六律是阳声；六同是阴声。即通过阴阳来调和其气，那么葭灰一动而八风从律，用十二律应十二风，然后可以察知天地之和。大师用这个来听军声，适宜其吉凶应验。春秋襄公十八年，晋人听说有楚军，师旷说：“没有妨害。我屡次唱北风，又唱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军必定无功。”古人之所以望敌而知吉凶，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况且占卜军旅胜负的，没有超过天时的。太史抱着天时与大师同车，也是因为同律所听的可信不诬的缘故。

大丧时，率领瞽者陈列制作棺椁、谥号。凡是国家的瞽蒙都以此为准。

匶，就是柩。考察列举先王的德行而用言语诔述，叫做谥。

小师掌管教习鼓鼗、柷、敔、埙、箫、管、朄歌。

有堂上的音乐，有堂下的音乐，有上下兼用而不可缺少的。朄歌，用于堂上的；鼓、鼗、埙、箫，用于堂下的；柷、敔，则堂上、堂下都用，作为起止的节拍。《尚书》说：“戛击鸣球，抟拊琴瑟。”戛击柷敔，是用来节制堂上音乐的。又说：“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是用来节制堂下音乐的。堂上说的是声音，堂下说的是器具罢了。至于小师所说的登歌下管，那么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这是不可改变的定制。而小师把朄歌列在埙箫之下，是小师所说的是教乐的次序，而大师所说的是用乐的次序。

大祭祀时，登堂歌唱击拊，堂下吹管乐击应鼓，撤乐。大飨礼也这样。大丧时与陈列棺椁时。凡小祭祀、小乐事，击鼓朄。

这都是为了辅助大师。大师说：“大祭祀，率领瞽者登堂歌唱，击拊。”这里再次提到，是说登堂歌唱的是瞽蒙，击拊的是小师，大师只是命令他们演奏罢了。大师说：“堂下吹管乐，命令演奏鼓朄。”而这里说堂下吹管乐，击应鼓；撤乐时，击应鼓来引导，又唱《雍》来撤乐。小师列举其详细，而大师总括其要点。

掌管六乐声音的节拍与和谐。

六乐声音，是指用六代之乐，而用五声来修饰，用八音来演奏的。五声像大不逾宫、细不逾羽之类；八音像升歌在上、匏

译竹节处于下方的那一类，这就叫做“节”。然而，无论是上还是下、是大还是小，都要求它们回旋往复、相互呼应，所以称之为“和”。

译瞽蒙负责摇动鼗鼓，敲击柷、敔，吹奏埙、箫、管，以及歌唱、讽诵诗歌，传承世系谱牒，弹奏琴瑟；他掌管九德、六诗的歌曲，以辅助大师。

眡了掌管一切乐事，摇动鼗鼓，敲击颂磬和笙磬，掌管大师悬挂的乐器。凡乐事，他辅助盲人乐师。

眡，就是视，视力正常的人称为“了”。因为蒙瞽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设置三百人来扶持乐工，称之为眡了，因而让他们掌管乐事，所以说掌管一切乐事。摇动鼗鼓，是辅助盲人乐师击鼓。敲击颂磬、笙磬，有人说：东方的磬叫笙，取象于万物生长；西方的磬叫颂，取象于万物成熟，这是不对的。颂，就是镛。《大射礼》说：“乐人预先在阼阶东侧悬挂乐器，笙磬朝西。”这是与笙相配的磬。又说：“在西阶西侧，颂磬朝东。”这是与镛相配的磬。《尚书》说：“笙镛相间。”就是这样。凡乐事辅助盲人乐师，正是周人设置眡了来扶持乐工的本意。

遇到大丧，陈列乐器。大旅祭也如此。宾射时，都演奏钟鼓。鼜、恺、献，也如此。

大丧时陈列乐器，是为了表达哀戚；大旅祭也如此，是因为国家有大变故，也像大丧那样表达哀戚。宾射时都演奏钟鼓，是为了节制音乐；鼜、恺、献也如此，是因为即使在喜乐、警戒恐惧的时候，也不曾没有音乐的节制。

典同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用来制作乐器。凡声音：高声防止，正声舒缓，下声放纵，陂声散乱，险声收敛，达声盈满，微声暗淡，回声延展，侈声粗疏，弇声郁结，薄声轻浮，厚声坚石。凡制作乐器，以十二律作为数量尺度，以十二声作为齐整度量。凡调和音乐也如此。

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就是大师所说的：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中吕、夹钟。用来制作乐器，就是自然的中声。接着说凡声音，就是声音的弊病。那十二种凡声，恰好符合天地、阴阳、四方的数目，或许就凭这数目来推求天地四方阴阳之气。然而高与下相对，正与陂相对，侈与弇相对，薄与厚相对，它们的文辞都错杂不一，哪一个是天地？哪一个是四方？总之，说凡声音，就决不是所谓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比如凫氏制作钟，也说：“薄厚所导致的震动，清浊所由产生，侈弇所由兴起。”它所说的侈弇厚薄与此相同，而高下、正陂、险达、防回这八种声音，虽然好像缺失而没有记载，但说清浊所由产生，那么高、正、防、回就是声音中清的部分，下、陂、险、达就是声音中浊的部分，这八种声音也可以类推。最后说：“钟太厚就像石头，太薄就散乱，太侈就粗疏，太弇就郁结。”这都是说钟的弊病，而寻求它作为声音的中正。典同所说的制作乐器以至调和音乐也是如此。因此以十二律作为数量尺度，以十二声作为齐整度量。数就是多寡的数量，度就是长短的尺度，得到它的数量尺度，那么十二律无非是阴阳的中气；齐就是大小的齐整，量就是广狭的度量，得到它的齐整度量，那么十二声无非是阴阳的和气。用气来验证声音，用声音来审察形体，那么音乐就没有不善的了。

磬师掌管教习击磬、击编钟，教习缦乐、燕乐的钟磬。凡祭祀，演奏缦乐。

击磬不说编，是因为磬没有不编的，所以不说编。钟说编，是因为有不编的。编钟同于编磬，所以磬师敲击它；那不编的，由钟师敲击。缦如同缦锦的缦。《学记》说：“不学操缦，不能安琴。”因为它错杂成文，就知道它是杂声的和乐。燕乐就是房中之乐，因为房中是燕闲之所，如《二南》借后妃来讽喻君子，就知道它是房中之乐。这两种乐都有钟磬，所以教眡了演奏它们。凡祭祀演奏缦乐，也是取其和谐罢了。

钟师掌管金奏

这一节钟师自己敲击不编的钟，凡作乐先击钟，所以叫金奏。于是击钟作为奏乐的节拍，接着钟鼓演奏九夏，就知道奏乐不曾没有鼓。《鼓人》也说：“以鼗鼓配合金奏。”它的音乐虽然用鼓，只是以金为主，所以官名叫做钟师。

凡乐事，用钟鼓演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

钟师不击鼓而说鼓，是为了表明鼓、钟都用来演奏九夏，所以兼提它们。九夏，是诗歌，在堂上歌唱它，堂下用钟应和它。郑国贿赂晋侯歌钟二肆，是说歌与钟相应和罢了。九夏，是乐的大歌有九种：君王出入演奏《王夏》，尸出入演奏《肆夏》，牺牲出入演奏《昭夏》。这三夏，见于《大司乐》。大概《王夏》、《昭夏》只有君王出入、牺牲出入才能使用，至于《肆夏》则天子有时用于行走趋步，有时用于乘车，有时用于享元侯，两个元侯有时得以互相享用。如果《左传》所说的“晋侯享穆叔，金奏《肆夏》”，《郊

译《特牲》篇中所说“大夫演奏《肆夏》，是从赵文子开始的”，都是僭越礼制的行为。《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虽然在经典中没有记载，但杜子春说：“四方宾客到来演奏《纳夏》，臣子有功演奏《章夏》，夫人祭祀演奏《齐夏》，族人侍奉演奏《族夏》。”后郑也采纳了他的说法，或许是因为汉代距离古代较近，典籍尚可供考证。又说：“宾客喝醉后退出时演奏《陔夏》”，乡饮酒礼、乡射礼、燕射礼、大射礼都演奏它。“陔”意为告诫，希望他们不失礼。又说：“公出入时演奏《骜夏》”，这是《大射》篇中的文字。“公入奏《骜夏》”，是指诸侯在西郊射礼，从外面进入时演奏它。出入礼仪相同，所以兼说出入。这九夏，都是《诗经》的篇名，通过《肆夏》可以知道。所谓“晋侯用钟奏《肆夏》三篇，乐工歌唱《文王》三篇，歌唱《鹿鸣》三篇”，从类别来说，《文王》、《鹿鸣》是诗，那么《肆夏》三篇也是诗；《肆夏》是诗，那么九夏的演奏也是诗。《国语》说：“用钟奏《肆夏》、《樊》、《遏》、《渠》。”杜预引用它，就说：“乐曲名。其中第二首《肆夏》又名《樊》，第三首《昭夏》又名《遏》，第四首《纳夏》又名《渠》。”敲击钟来演奏这三夏乐曲，大概《诗经》中载于乐章的是曲，其实它们是一回事。

译凡祭祀、飨食，都演奏燕乐。

燕乐之所以称为“奏”，是因为也用钟鼓来演奏它。况且燕礼用来显示慈惠，而祭礼以敬为主，飨礼以肃为主，那么祭祀、飨食为什么要演奏燕乐呢？天子与诸侯举行飨食之礼，如果是飨待元侯，则升堂歌唱《肆夏》、《颂》，合奏《大雅》；如果是飨待五等诸侯，则升堂歌唱《大雅》，合奏《小雅》。飨礼与燕礼相同，所以称为燕乐；其礼仪在宗庙举行，所以与祭祀使用相同的音乐。这足以体现先王对鬼神和宾客的仁爱。

凡举行射礼，天子演奏《驺虞》，诸侯演奏《貍首》，卿大夫演奏《采苹》，士演奏《采蘩》。凡射礼，包括大射、宾射、燕射。乐师都说用《驺虞》、《貍首》、《采苹》、《采蘩》作为节奏，大师则率领盲人乐工歌唱射礼的节奏，钟师则掌管这四首诗的演奏。大概歌唱是人声，演奏是钟鼓声。钟师只说演奏而不说节奏，因为掌管节奏的是乐师。

掌管鼙鼓和缦乐。

缦乐，就是杂声相和的音乐。鼙鼓，又用来和应缦乐。钟师，是掌管金奏（钟鼓之乐）的人。为什么要取这两种和乐呢？因为磬师演奏缦乐，钟师敲击鼙鼓来和应它罢了。

笙师掌管教授吹奏竽、笙、埙、籥、箫、箎、篴、管、舂牍、应、雅，用来教授祴乐。这也是为了教导盲人乐工。各种乐器一起演奏，而以笙来命名官职，因为笙在东方，有开始事务的意思。竽有三十六个簧片，宫管在中间，长四尺二寸，其管口用竹制成，参差不齐像鸟的翅膀。笙长四尺，有十三根管，宫管在左边，用匏瓜制成，也像鸟翅膀的形状。埙和管参见小师的记载。籥像笛子，有三个孔，主管中声并调节上下律吕。箫用编竹制成，长一尺四寸，大的有二十四管，小的有十六管，其形状像凤翼，其声音像凤鸣。箎长一尺四寸，围三寸，一个孔向上伸出三分。〇即笛，长三尺四寸，有六个孔。舂牍用长七尺的大竹制成，短的有一二尺，其端部有两个孔，涂漆彩绘，用两手敲击地面。应长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像漆桶但口部收敛，直径两围，长五尺六寸，用羊皮挽住两个纽，涂漆彩绘。教授祴乐，是指宾客醉后退出时，为他们演奏《陔夏》，用这三种器具敲击地面，表明不失礼节。

凡祭祀、飨射，都提供钟笙之乐，燕乐也是如此。

钟笙之乐，郑氏说“是钟声相应和的笙”。《大射礼》说：“乐工在阼阶东侧悬挂乐器，其南侧是笙和钟。”可见钟和笙，是堂下的乐器。大概升堂歌唱在上面，钟既歌唱，笙应和钟，称为钟笙。

大丧时收藏其乐器，等到下葬时，捧着它们埋藏起来。大旅祭时则陈列它们。

镈师掌管金奏的鼓。凡祭祀，敲击金奏之乐的鼓，飨食、宾射也是如此。军队大胜献捷，则敲击凯旋之乐。凡军队夜间三次击鼜，都敲击鼓，守鼜也是如此。大丧时，收藏其乐器，捧着它们埋藏起来。

镈，是小钟，与钟师所击的不编列的钟，都有金奏。掌管金奏的鼓，就是鼓人所说的用〇鼓敲击金奏的人。镈师与鼓人联职，所以说金奏之鼓，又说祭祀、飨食、宾射，都敲击金奏之乐。所谓军队大胜献捷则敲击凯旋之乐，凯旋乐也用晋鼓敲击金奏，镈师则演奏凯旋乐的金声罢了。鼜，是鼖鼓敲击军事信号的意思，鼜是其声音。《司马法》说：“黄昏击鼓四通为大鼜，半夜击三通为辰戒，天明击五通为〇煦。”这里所说的三鼜及守鼜，都敲击鼓的，都是敲击金声。

韎师掌管教授韎乐，祭祀时率领其属员舞蹈，大飨也是如此。东夷的音乐叫韎，那么韎师就是掌管东夷音乐的人。下文鞮鞻氏固然掌管四夷之乐，而韎师为何独独先于东夷之乐？周朝自文王时代，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玁狁的灾难，只有东南方先服从王化，以此奠定王业。祭祀大飨时率领属员舞蹈韎乐，是用来彰显先王的德行。

旄人掌管教授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以舞蹈任职的人都隶属于他。凡祭祀、宾客，舞蹈燕乐。

旄人，是拿着牛尾作为舞蹈道具的人。他所掌管的是旄舞，而所教授的是散乐、夷乐。大概散乐，是野人的舞蹈；夷乐，是四夷的舞蹈。其用途很广，所以舞者多寡无数。祭祀、宾客舞蹈燕乐，那么散乐、夷乐都在其中，用燕乐表示安乐闲适之意，想要音乐无所不备的缘故。

籥师掌管教授国子舞羽、吹籥。祭祀时，则敲击羽籥之舞的鼓。宾客飨食，也是如此。大丧时，收藏其乐器，捧着它们埋藏起来。

籥像〇有三个孔，主管中声并调节上下律吕。吹籥、持羽，就是羽籥之舞，即文舞。现在考察成周乐舞的制度，有文舞，有武舞。文舞用羽籥，由籥师掌管；武舞用干戈，由司干掌管，这固然是周人设官的定制。然而《文王世子》篇说：“小学正学习干，大胥辅助；籥师学习戈，籥师丞辅助。”这是籥师也教干戈吗？曾经考察过，文舞未曾没有干，所以舜格有苗时兼取干羽；武舞未曾没有羽，所以《诗》中言万舞而及于左手执籥、

译右手拿着翟羽。由此可知，文舞中使用盾牌，是因为盾牌不足以胜过翟羽；武舞中使用翟羽，是因为翟羽不足以胜过盾牌。这两者虽然兼用，但各自以所崇尚的为主。这就是乐师教导国子时，之所以专门说舞翟羽、吹籥的原因。在祭祀、接待宾客和宴饮的时候，用鼓来发动舞乐，所以说“鼓”。

译籥章掌管土鼓和豳地之籥。仲春时节，白天击打土鼓，吹奏豳诗，以迎接暑气；仲秋时节，夜晚迎接寒气，也这样做。凡是国家向田祖祈求丰收，就吹奏豳雅，击打土鼓，用来使农官快乐；国家举行蜡祭，就吹奏豳颂，击打土鼓，用来使万物安息。

籥章所掌管的，是豳籥，说的是王业起始的地方。大概周朝从后稷因播种而受封于邰，到公刘居住在豳，太王继承他们，没有不是以农事开创国家的。到了成王时期，周公遭遇变故，作《七月》这首诗，称为《豳风》。凡是依据天时来记录民事的，都是为了彰显先公的风化，以及一代艰难的事业。这就是豳籥的掌管，之所以专门设立籥章这个职位，而为什么要取用土鼓呢？《礼记》说：“土鼓、草槌、苇籥，是伊耆氏的音乐。”有人说伊耆就是神农氏，开始教导百姓耕种的人。用土鼓配合豳籥，表示不忘根本罢了。然而民事的始终，确实关系到天时的消长，所以必须先以迎接寒暑开始。逆，如同迎接新娘的意义，从外面进入里面，以我为主，是说阳气常居于盛夏而主宰一年的功绩，所以如此；迎，如同迎接宾客的意义，从里面走到外面，以对方为客，是说阴气常居于隆冬，适时出来辅助阳气，所以如此。迎接暑气一定在仲春的白天，迎接寒气一定在仲秋的夜里，仲春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候，白天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样迎接暑气，与《尧典》所说的“日中星鸟，恭敬地迎接日出”意思相同；仲秋是一年中阴气最盛的时候，夜晚是一天中阴气最盛的时候，这样迎接寒气，与《尧典》所说的“宵中星虚，恭敬地送别日落”意思相同。寒暑有不同的气候，春秋有不同的季节，却都取用击打土鼓、吹奏豳诗，都是因为人心的和谐而招致天时的和谐，所以民事的始终都系于此。在这里祈求丰收，就是《诗经》所说的“春秋之祈”；在这里举行蜡祭，就是《诗经》所说的“秋冬之报”。然而《噫嘻》在春夏则向天帝祈求，这里只是向田祖祈求；《丰年》在秋冬则向天帝报答，这里只是向八蜡报答。祈求丰收虽然主要面向田祖，但所谓吹奏豳雅、击打土鼓，在于使农官快乐，农官高兴了，百姓才得以耕种和送饭，顺应民事的开始。蜡祭虽然主要面向索求万物的享用，但所谓吹奏豳颂、击打土鼓，在于使万物安息，万物安息了，百姓才得以安居，顺应民事的结束。土鼓的用途是一致的，而豳籥则有三种诗的差别。郑玄都认为这是《豳风·七月》的诗，说这首诗有八章，大概从“殆及公子同归”以上的三章为豳诗，从“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以上的四章为豳雅，“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章为豳颂。诗用来疏导气息，雅用来激发情感，颂用来宣告成功。这三者虽然不同，都是为了发扬天地和谐的声音，因此声音和谐而气息和谐，气息和谐而天地和谐相应，谁说土鼓、豳籥是声乐的末节呢？

鞮鞻氏掌管四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及其声歌，祭祀时就吹奏并歌唱，宴饮时也这样做。

鞮鞻，是乐工所穿的鞋，用鞮鞻命名官职，让他掌管四方少数民族的音乐，说的是凡是天所覆盖、四海之内，只要有脚能走到的地方，没有不到的。大概周朝从文王时期，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玁狁的灾难，而东南唯独先归顺，所以专门设立韎师的职位，来掌管东夷的音乐。到了武王攻克殷商，于是打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而西旅进贡獒犬，肃慎氏进贡楛矢，四方少数民族左衽的，没有不臣服的，于是才开始完备四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其音乐名称见于《孝经纬钩命决》的，东夷的音乐叫韎，持矛辅助时令的生发；南夷的音乐叫任，持弓辅助时令的养育；西夷的音乐叫株离，持钺辅助时令的肃杀；北夷的音乐叫禁，持盾辅助时令的收藏：这些都是为了昭示先王征服远方的功绩，进献到宗庙之中，也是为了彰显圣德无所不覆。所谓“与其声歌祭祀，就吹奏并歌唱，宴饮也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舞蹈罢了。然而鞮鞻氏对于四方少数民族的音乐，起初并没有舞蹈。旄人掌管舞蹈少数民族的音乐，而在祭祀和接待宾客时舞蹈他们的宴乐，这是旄人掌管舞蹈，而鞮鞻氏的职责，只是用声音来节制罢了。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五 宋 易袚 撰

典庸器掌管收藏乐器和庸器，以及祭祀时，率领他的属员设置笋簴，陈列庸器；宴飨饮食、宾客射礼也这样做。大丧时，陈列笋簴。

庸是功绩的意思，庸器就是征伐国家所获得的宝物，《明堂位》所说的崇鼎、贯鼎，以及《左氏传》所说的“制作林钟而铭刻鲁国的功绩”之类就是。况且周朝从文王征伐四国、武王攻克殷商之后，所获得的玉器和镇国之宝收藏在天府，都足以昭示先王的功绩。然而天府收藏它们，而典庸器又收藏它们，是收藏那些可以用来装饰声乐的器物。乐器就是梓人所做的笋虡，用来悬挂钟磬之类，横着的叫笋，竖着的叫簴，上面设置板叫做业，也是用来彰显王者的功业，没有没有功业而可以作乐的。典庸器所掌管的就是这样，祭祀、宾客出来时陈列它们，以显示先王的道足以战胜淫邪，然后都被俘获而拥有，后世的子孙德行足以继承先人，然后能够传承并守护，他们为后代留下的谋略深远啊。

司干掌管舞具。祭祀

译祭祀时，舞者已经列队就位，就授予他们舞具；舞毕，就收回舞具。宾客宴享时也像这样。国君去世，陈列乐器；等到下葬时，捧着乐器将其收藏起来。

译司干掌管舞具，但不明确具体是什么器具，这是因为他所掌管的是干戈之舞，同时也兼管羽籥之舞。羽籥属于文舞，干戈属于武舞。贾公彦也说：“这两种舞具都由司干掌管。”之所以称司干，是因为周朝崇尚武事，所以以干作为职官之首。至于籥师则是负责教导而不负责掌管，所以他的职责说：“掌管教导国子舞羽和吹籥。”然而《文王世子》篇中说：“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都在东序进行。”这是舞勺、舞象所使用的器具。又说：“小乐正学习干，大胥辅助他；籥师学习戈，籥师丞辅助他。”如果是这样，那么籥师教导羽籥，并非不教导干戈；司干掌管干戈，也并非不掌管羽籥。只是籥师以教导国子为主，所以官名以籥命名；司干以周朝所崇尚的为主，所以官名以干命名，其实质是一样的。然而干与戈相配，不提戈的原因，是因为在祭祀时授予舞者器具，只有干和羽籥。司兵、司戈盾也说：“祭祀时授予舞者兵器。”难道不是干和戈都在这里授予，而文献中互相参看的意思吗？

大卜掌管三种兆象的法度：一是玉兆，二是瓦兆，三是原兆。它们常例的兆象形体有一百二十种，它们的繇辞有一千二百条。

用龟甲观察象数叫做卜，用火灼烧龟甲，其象数可以占测叫做兆。三种兆象的法度，专门由大卜掌管，因为要占测龟甲的缘故，同时也兼管三易、三梦，因为易和梦也是占测。他的属官有簭人、占梦，而大卜是他们的长官，所以兼掌他们的法度，以三兆为主。玉兆、瓦兆、原兆，郑玄认为是璺罅，现在考察其含义，不过是阴阳奇偶，以及象的上下左右罢了。《诗经》以“乃生男子”为玩弄璋玉，那么凡是名为玉的都是阳，所以占卜得到阳数的奇数，而其象在上在左的，叫做玉兆。《诗经》以“乃生女子”为玩弄瓦器，那么凡是名为瓦的都是阴，所以占卜得到阴数的偶数，而其象在下在右的，叫做瓦兆。《易经》比卦说“比吉原筮”，原的意思是再次，或者阴阳奇偶交错排列，上下左右尚未确定，再次根据其变化推演，叫做原兆。经，是常例，它们常例的兆象形体有一百二十种，那就是烧灼龟甲的形体。颂，是繇辞，它们的繇辞有一千二百条，那就是占测兆象的书。从一百二十到一千二百，是根据十日、十二辰的数目，以及四时五行休王相乘的法度推演出来的，三易、三梦的占测仿照此法。

掌管三种易的法度：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

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历代相传作为易。夏朝得到人统，它的易以艮卦为首，叫做《连山》，是说艮为山，如山峦相连而不断绝。殷朝得到地统，它的易以坤卦为首，叫做《归藏》，是说地势坤，万物归藏于其中。周朝得到天统，它的易以乾卦为首，叫做《周易》，是说乾为天，天道变易而不可穷尽。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然而传记所载，文王重易为六十四卦，现在这三易的别卦都是六十四，那么六十四卦并非文王所重。《易大传》十三卦说包牺氏的网罟取法于离卦，黄帝、尧、舜氏垂衣裳取法于乾坤，这固然是经卦的名称；说益、噬嗑、随、豫、涣、小过、暌、大壮、大过、夬，这就是重卦的名称。由此可知上古已有六十四卦的区别了。只是夏、殷的易以七八不变者为占，周易以九六之变者为占。襄九年《左氏传》所载东宫之筮，遇到艮之八，八即艮的六二变为随。杜预认为杂用《连山》、《归藏》二易，都以七八为占，这是《连山》、《归藏》已有随卦之义，这是夏、殷六十四别的证据。有人说：“伏羲氏画八卦，因而重之。”

掌管三种梦的法度：一是致梦，二是觭梦，三是咸陟。它们的经运有十种，它们的别梦有九十种。

梦，是人的精神所感应的。至人无梦，是说他的心游于淡泊，不被事物所役使。如果出而涉世，就不能没有梦。高宗梦得傅说，文王梦臧丈人，武王梦帝与九龄，都是根据其所感应的来占测。这就是大占之所以有三种梦的法度，叫做致、叫做觭、叫做咸陟。郑玄说未详其义，有人认为致者，有所使而然，思虑所形成的，不是出于自至，所以叫致梦。角一俯一仰为觭，白天的俯仰与事相接，夜晚形诸于梦，虽然不是出于思虑，但都有所自来而得，所以叫觭梦。无心感物为咸，所谓陟者，是升，升则无所拘束，自然而然，起初无所自来，所以叫咸陟。这虽然是意解，意义或许可以依据。经就是占梦所说的岁时、日月、星辰，运就是岁时、日月、星辰的运行。圣人根据经运十来占测其常，根据其别九十来占测其变，那么吉凶就相应了。

根据邦事制定龟甲的八种命：一是征，二是象，三是与，四是谋，五是果，六至，七是雨，八是瘳。用这八种命来辅助三兆、三易、三梦的占测，以观察

译国家的吉凶征兆，用来告诫并补救政事的缺失。

译“八命”是发布占卜命令的言辞。贾逵说：“凡是发布占卜命令，大夫以上有三类，士有两类，何况是国家大事，所以说用国家大事来制定占卜的八种命令。第一叫‘征’，是说王师出征而占卜其行军速度的快慢；第二叫‘象’，是说天象变动而占卜其吉凶征兆；第三叫‘与’，是说事情与人共同进行而占卜其成败；第四叫‘谋’，是说谋略决定于人而占卜其得失；第五叫‘果’，是占卜行动是否果断；第六叫‘至’，是占卜所等待的人或事是否到来；第七叫‘雨’，是占卜求雨祈祷是否下雨；第八叫‘瘳’，是占卜疾病是否痊愈。”这就是所说的制定占卜的八种命令，用龟兆来占断是可以的，同时兼说三易、三梦，它们的占断原理是一样的。簭人说：“凡是国家大事，先筮而后卜。”那么筮与卜是相互呼应的。《泰誓》说：“我的梦与我的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那么梦与卜是相互参验的。以此来辅助三兆、三易、三梦的占断，从而观察国家的吉凶，这是王者恐惧修省诚意的体现，用来告诫挽救政事，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

凡是国家重大贞问，占卜立君，占卜重大分封，就观察龟骨的高下以制定龟兆。重大祭祀，就观察龟骨的高下以发布占卜命令。凡是小事，就临视占卜。国家重大迁徙、重大军事行动，就贞问龟兆。凡是出行，就陈列龟兆。凡是丧事，就发布占卜命令。

占断龟兆的事务共有六类，都有轻重之分。国家重大贞问，占卜立君，占卜重大分封，这些事最为重大，所以观察龟骨的高下给临视占卜的人看，然后用火灼烧，亲自制作龟兆。重大祭祀也是重事，仅次于重大贞问，虽然不亲自制作龟兆，也观察龟骨的高下给临视占卜的人看，然后亲自发布占卜命令说明所卜之事。国家重大迁徙、重大军事行动也是重事，仅次于重大祭祀，虽然不发布占卜命令，也亲自安放龟甲面朝西，在临视占卜的人面前端正位置。这就是大卜承担繁重事务的原因。凡是出行，如果不是重大出行，为他陈列龟兆，就比贞问龟兆轻；凡是丧事，如果不是重大丧事，为他发布占卜命令，就比观察龟骨高下并发布占卜命令轻。这就是大卜承担关键事务的原因。如果凡是小事用卜，就属于卜师以下的人负责，大卜只是临视罢了。这就是轻重的区别。

卜师掌管开启龟兆的四种兆象：第一叫方兆，第二叫功兆，第三叫义兆，第四叫弓兆。

郑玄说：“开启龟兆，是打开占卜的书册。”《易经》有百二十种体例，这里说四种兆象，是分为四部，如同《易经》的上、下两篇。《金縢》中“打开钥匙看见书册”，郑玄也认为是疑辞。方、功、义、弓，则说没有听说过。曾经考察三兆的方法，有开启龟兆的四种兆象，以四种兆象作为开启龟兆的法则，只是龟兆罢了。刘氏《中义》说：“开启龟兆的下部，去掉外面的甲壳，其下甲中有直纹的，用来区分左右阴阳。横有五纹，用来区分十二位的，象征五行与辰坎。去掉上下不可以作为兆象，可以开凿而烧灼作为兆象的，上下各四，所以说四种兆象。叫方、叫功、叫义、叫弓，则是从上到下。”这距离古代已经很远，难以指名其含义，但下经说“辨别龟兆的上下左右阴阳以授予发布占卜命令的人”，就知道它是开启龟兆的兆象，而不是占卜的书册，这是明显的。

凡是占卜事务，观察龟骨的高下，扬起火来制作龟兆，使其墨迹显现。凡是占卜，辨别龟兆的上下、左右、阴阳，以授予发布占卜命令的人，并告诫辅助他。

大卜在重大贞问、重大祭祀时，就观察龟骨的高下给临视占卜的人看，在重大事务中承担繁重的工作。卜师则在所有占卜事务中都承担繁重的工作。扬起火来烧灼制作龟兆，使其墨迹显现，墨迹大而明亮的，可以言吉。辨别龟兆的上下左右阴阳，就是辨别开启龟兆的四种兆象以授予发布占卜命令的人并告诫辅助他，就是告诫辅助大卜关于所发布命令的事务，因为大卜在丧祭中都发布占卜命令的缘故。

龟人掌管六种龟兆的类别，各有名称和物象。天龟兆叫灵属，地龟兆叫绎属，东龟兆叫果属，西龟兆叫靁属，南龟兆叫猎属，北龟兆叫若属。各自根据其方位的颜色和形体来辨别。

六种龟兆说类别各有名称和物象，因为它们不单一。天龟兆俯首，地龟兆仰首，西龟兆左视，北龟兆右视，都是其头部的样子；东龟兆前部收束，南龟兆后部收束，都是其甲壳的样子。《尔雅》说：“俯首叫灵，仰首叫绎，前部收束叫果，后部收束叫猎，左视不类，右视不若。”根据经文推断，俯首的其形如天，俯向地面，有神降为灵的含义，所以天龟兆叫灵属；仰首的其形如地，仰向天空，有开始而延续终了的含义，所以地龟兆叫绎属；前部收束的前部长而收束，象征东方发生，有果断必为的含义，所以东龟兆叫果属；后部收束的后部长而收束，象征南方假大，有猎取而相较的含义，所以南龟兆叫猎属；左视的左边有余而向阳，在西方则于靁为不类，也是极言其为类，所以西龟兆叫靁属；右视的右边有余而向阴，在北方为顺而言不若，也是极言其为若，所以北龟兆叫若属。辨别其颜色，是指龟黄、青白、赤黑；辨别其形体，是指俯仰、前后、左右。

凡是取龟用秋季，攻治龟用春季，各自将其物送入龟室。上春衅龟，祭祀前先卜。如果有祭祀，就捧着龟前往，出行也这样，丧事也这样。

凡是物体因阴而凝结，因阳而舒展。取龟用秋季，希望它凝结而坚硬；攻治龟用春季，希望它舒展而解开。六

译〇各有自己的室，颜色按照〇的材质而分别进入〇室。上春时节宰杀牲畜以涂血祭器，这就是为了使〇的用途神圣化。先卜是指前期进行占卜，捧着〇前往，等待占卜的结果。

译菙氏掌管烧灼龟甲的木块和凿子，以等待占卜之事。凡是占卜，用明亮的火点燃木块，于是吹燃凿子的尖端，把它交给卜师，卜师便使用它。

木块，就是《庄子》所说的“爝火”的“爝”，是灼烧用的木头。凿子，就是《诗经》所说的“爰契我龟”的“契”，是开凿龟甲的凿子。这两者都是用来等待占卜之事的器具。凡是点燃木块一定要用明亮的火，因为钻木取火的光亮不足以称为明亮。太阳是纯阳的精气，用阳燧取来的火，是最明亮的。焌，是凿子的锐利尖端。用这凿子的尖端抵住木块上的火，吹它使火势旺盛，把它交给卜师，于是投掷下去，因为卜师扬起火来烧灼龟甲，使墨迹显现的缘故。

占人掌管观察龟兆，用八种蓍草占法来占断八种颂辞，用八卦来占断蓍草的八种原因，以此来观察吉凶。凡是占卜和占筮，君主占断整体，大夫占断色泽，史官占断墨迹，卜人占断裂纹。占筮用蓍草，占卜用龟甲。占断整体、占断色泽、占断墨迹、占断裂纹，都是龟兆，而说凡是占卜和占筮，大概是因为凡是国家的大事，先占筮而后占卜，以占卜为主所以这样说。色泽指的是兆象的气色，墨迹指的是兆象的宽窄，裂纹指的是兆象的缝隙，整体指的是色泽、墨迹、裂纹的总和。君主尊贵，所以占断整体。周公为武王占卜说：“整体看，大王没有灾祸。”这就是君主占断整体的原因。凡是国家的占卜之事，没有君主亲自临视的记载，而执事的人都参与。其次有大夫的占断，春官的大史、大卜都是下大夫，而此经文自有卜史之占，所以不是这里所说的大夫。这里所说的大夫次于君主，是上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马等临视占卜的人吗？其次小宗伯、肆师也以大夫身份临视占卜，这就是大夫占断色泽的原因。其次又有史官和卜人的占断。大史的职掌说：“大祭祀，与执事占卜日期。”先儒说执事是大卜的属官，与之者应当观察墨迹，这就是史官占断墨迹、卜人占断裂纹的原因。《玉藻》说：“卜人定下裂纹，史官定下墨迹，君主定下整体。”这是先后的次序；此经文说君主占断整体而后及于色泽、墨迹、裂纹，这是尊卑的次序。

凡是占卜和占筮，事情结束后就系上币帛来比配它的命辞。年终就计算它所占断的是否应验。币帛指的是礼神的币帛，命辞指的是命龟的言辞。事情结束后就把它的言辞写在币帛上，系在龟甲上，以等待年终，就计算它所预测的是否应验，从而进退占人。

筮人掌管三种易书，以辨别九种占筮的名称：一叫《连山》，二叫《归藏》，三叫《周易》。九种占筮的名称：一叫巫更，二叫巫咸，三叫巫式，四叫巫目，五叫巫易，六叫巫比，七叫巫祠，八叫巫参，九叫巫环，以此来辨别吉凶。

三种易书的含义已经见过，太卜占筮也有九种名称。郑氏以义理推演，更说：筮迁都邑，咸说筮众心是否欢悦，式说筮制作法式，目说筮众事的要点，易说筮民众所改易的事，比说筮与民和睦亲附，祠说筮牺牲和日期，参说筮御者和右者，环说筮是否可以招致军队，这些或许可以依据。如果把“巫”改为“筮”，则不对。古代占筮称为巫筮，《世本》说：“巫咸作筮。”殷朝有巫咸，后世有神巫季咸，都祖述他的名字，为什么要改呢？

凡是国家的大事，先占筮而后占卜。上春相占筮，凡是国家事务都供给占筮。郑氏说：“应当用占卜的，先占筮，即事情有渐进的过程。在占筮不吉时，就停止不占卜。”大概是因为《曲礼》所说的“卜筮不相袭”，如果占筮不吉而又占卜，这就叫占卜袭占筮，他的说法正确且重大。如果大卜用龟甲的八种命辞，赞颂三种易书，是说占筮吉而后占卜，不是相袭。然而《洪范》说“龟从，筮从”，又说“龟筮共同违背于人”，有时先占卜而后占筮，有时占筮不吉而又占卜，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箕子所陈述的殷朝法度，不是周朝的体制。不然，左氏所载晋献公占卜不吉，占筮吉，公听从占筮。卜人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由此推演，不只是占筮不吉就停止不占卜，占筮虽吉而占卜不吉，也不可听从。圣人的心意，难道像后世那些侥幸求福的人吗？”

占梦掌管每年的时节，观察天地的界限辨别阴阳之气，用日月星辰来占断六种梦的吉凶。

岁是十二年，时是每年的四季。天地的界限指建厌之所界限的阴阳之气，指五行生死休王之气。又参合日月所次，及合辰所在，这就是占梦的方法。用此占断六种梦，《左氏传》所载：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这夜，晋赵简子梦见瘦弱的童子唱歌，早晨向史墨占问，说：“六年到这个月，吴国要进入郢都吗？最终也不能攻克。进入郢都一定在庚辰日。”有人说知道进入郢都的日期，是因为日月食于辰尾而推演的；知道一定进入郢都，是因为庚午日，日始有灾异，其灾在楚，即日月之变气占断的；又知道在六年，是因为辛亥为水，水数生于一而成于六，所以如此；又知道不能攻克，是因为午火庚金，火胜金，所以如此；其进入郢都而梦见于晋，是因为晋楚同盟，赵简子为执政之卿，所以如此。这些说法似乎近乎附会，然而都以日月星辰，参合天地的界限阴阳之气，一定是成周占梦的遗法。其法现在已失传了，

译还可以借此考察其大致情况

译第一类是正梦，第二类是噩梦，第三类是思梦，第四类是寤梦，第五类是喜梦，第六类是惧梦。

梦所呈现的形态，关乎天地阴阳的变化，这就是占梦之所以有六梦法则的原因。正梦，是指平安无事时自然产生的梦，就像高宗恭敬静默地思考治国之道而梦见上帝赐予良臣一样；噩梦，是指因惊悸而产生的梦，就像文王卧病、武王梦见上帝赐予九位贤臣一样；思梦，是指清醒时思念某人某事而做的梦，就像孔子梦见周公一样；寤梦，是指清醒时谈论某事而做的梦，就像狐突梦见太子申生一样；喜梦，是指因喜悦而产生的梦，就像汉文帝梦见黄头郎推他上天一样；惧梦，是指因恐惧而产生的梦，就像光武帝梦见乘龙上天而心悸一样。这六类中，只有正梦是正常的，称为噩、思、寤、喜、惧的五类，都称为变异。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来占卜，就可以推知吉凶。

季冬时节，聘请王梦，将吉梦献给君王，君王拜谢接受，于是向四方舍弃萌菜，以赠送恶梦，接着命令方相氏开始驱除疫鬼。

“聘”如同聘娶女子中的聘，是迎接它使它到来；“赠”如同赠送言语中的赠，是送别它使它离去。这两者都是祈祷禳除的方法。况且一年之中没有哪一天不做梦，为什么要等到季冬才去聘请、赠送呢？季冬之时，君王施行除旧布新的政令，所以占梦官举出以前的吉梦，聘请并迎接它，以增益福祥；又献给君王，君王拜谢接受，以敬重神灵的赐予；又举出以前的恶梦，赠送并送别它，以消除灾祸。况且向四方舍弃菜蔬称为舍萌，这是为了消除灾祸的萌芽；接着命令方相氏开始驱除疫鬼，开始驱除是为了迎接祥和之气，驱除疫鬼也是为了送走乖戾之气。

眡祲官掌管十种光气的法则，用来观察妖异和祥瑞，辨别吉凶：第一类是祲，第二类是象，第三类是鑴，第四类是监，第五类是闇，第六类是瞢，第七类是弥，第八类是叙，第九类是隮，第十类是想。掌管安定住宅和有序降神。岁首则举行仪式，年终则结束事务。

煇，是太阳的光气。太阳以光为主，称为太阳。阴邪之气侵犯它，就成为祲。这就是眡祲占象之所以有十煇法则的原因。祲，是指阴气逼近太阳而逐渐侵染；象，是指阴气附着太阳而凝结成像；鑴，是指阴气刺向太阳，如同童子佩戴的玉饰；监，是指阴气环绕太阳，如同冠冕上的玉饰；闇，是指阴气遮蔽太阳，白天变得昏暗；瞢，是指阴气蒙蔽日光，显得昏暗不明；弥，是指阴气贯穿太阳，弥漫天空而不尽；叙，是指阴气不常，依次而至；隮，是指阴气从下上升到上；想，是指阴气没有踪迹，形状可以想象。用《洪范》五行来推演，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阳代表中原，阴代表夷狄。妖异祥瑞祸福，可以类推求得。安定住宅就使它安居，有序降神就按次序使它降临。岁首举行仪式，年终结束事务，那么转祸为福，化妖为祥，难道不就在于此吗！

大祝掌管六种祝辞，用来侍奉鬼神和示，祈求福祥，求得长久贞正：第一类是顺祝，第二类是年祝，第三类是吉祝，第四类是化祝，第五类是瑞祝，第六类是防祝。福祥是一回事，永是长久，贞是正，意思是降下的寿命长久而得到正命。祈如同祈求上天永命，求如同自求多福，都是君王蕴含诚明之德，通达三才的奥秘，然后大祝得以向鬼神推荐诚信，而有这六种祝辞。第一类顺祝，是指天人和同，纳入大顺；第二类年祝，是指五气按时调和，常年丰收；第三类吉祝，是指汇聚五福，吉祥无不利；第四类化祝，是指教化遍及六极，形成和气；第五类瑞祝，是指天不吝惜道，地不吝惜宝，而显现为上瑞；第六类防祝，是指筮卦不违背人意，称为大同。这六者都是大事，所以称为大祝。先郑用小祝的侯禳等事来解释六祝的含义，是不对的。大祝所祝的是六件大事，所以说用来侍奉鬼神示，岂止是小祝的侯禳等事而已！

掌管六种祈祷以与鬼神示相通：第一类是类，第二类是造，第三类是禬，第四类是禜，第五类是攻，第六类是説。

六祝，因为是大事，所以因祭、享、祀而祝告，这里特设六种祈祷来祈求。类是合并同类而祭，如同类祭上帝；造是到所在之处而祭，如同造祭祖先；禬是用来消除灾变，禬除国家的凶荒、人民的札丧；禜是用来祈祷水旱，《春秋》中的祭禜就是；攻是治理去除其害，翦氏用攻禜来攻击；説是用言辞责备，庶民用攻譮来责备。这六者，大概与鬼神合其吉凶，所以说“同鬼神示”。

制作六种文辞以沟通上下、亲疏、远近：第一类是祠，第二类是命，第三类是诰，第四类是防，第五类是祷，第六类是诔。

先郑认为祠是辞令，沟通上下亲疏远近，都是以用于人的方面来说的。祠是指言辞的辞，像《尧言》之类；命是指命令的辞，像《説命》之类；诰是指诰戒的辞，像《洛诰》之类；防是指防同的辞，像《王防》之类；祷是指庆贺言福祥的辞，张老的善颂善祷就是；诔是指积累生时德行的辞，孔子去世，哀公诔之就是。上下以地位言，亲疏以情感言，远近以

译形势的言论，用言辞来通达它，只有一个目的罢了。

译辨别六种尊号：一是神号，二是鬼号，三是示号，四是牲号，五是齍号，六是币号。

所谓辨别六号，是说改变它们的常名以作为美称。尊崇天而称昊天上帝，这叫神号；尊崇祖先而称皇祖伯某，这叫鬼号；尊崇地而称皇地后祗，这叫示号；牛称为一元大武，猪称为刚鬛，羊称为柔毛，鸡称为翰音，狗称为羮献，这叫牲号；黍称为芗合，梁称为芗萁，稻称为嘉蔬，稷称为明粢，这叫齍号；玉称为嘉玉，帛称为量币，这叫币号。这六者，尊卑大小各不相同，却都称为“号”，是因为它们将美善赋予牺牲、谷物和币帛，从而用来向鬼、神、示表达敬意。

辨别九种祭礼：一是命祭，二是衍祭，三是炮祭，四是周祭，五是振祭，六是擩祭，七是絶祭，八是缭祭，九是共祭。

前郑玄认为，周祭以上都是祭祀鬼、神、示的事，振祭以下是活人祭祀饮食的礼仪。然而活人的祭祀饮食不应与鬼神同列，天神、人鬼、地示已在《大宗伯》中提及，不是大祝所辨别的。刘氏在《中义》中都将它们解释为皇尸祭祀饮食的方法，这种解释或许正确。大概是因为天子的祭礼已失传，所以用诸侯大夫少牢馈食之礼来阐明。第一种叫妥尸，尸坐下，祝官开始命令尸取韭葅，遍沾于三豆之中，在豆间祭祀，所以叫命祭。第二种叫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予尸，尸接受并一同在豆间祭祀，宾客尸所说的兼祭，因为衍多，所以叫衍祭。第三种叫次宾进献羊燔，尸沾盐祭祀，所以叫炮祭。第四种叫依照肴肉的顺序遍祭，所以叫周祭。第五种叫凡是牢肉、翰鱼、腊骼、肩肉都沾盐并振动，拟祭但不奠下，所以叫振祭。第六种叫凡是取菹沾醢而祭祀的，叫擩祭。第七种叫切肺切断其本根而祭祀，叫絶祭。第八种叫割断肺的大本并绞扭它作为缭祭，大夫以下只絶不缭，以上既缭又絶，叫缭祭。第九种叫凡是尸的饮食祭祀都由上佐食、工祝共同完成，这是为了尊崇尸，叫共祭。以上九种都是从馈食的角度来看，那么天子的礼制就可以推知了。

辨别九种拜礼：一是稽首，二是顿首，三是空首，四是振动，五是吉拜，六是凶拜，七是竒拜，八是褒拜，九是肃拜，用来享献和助祭。

拜，是上下互相尊敬的礼仪，不只是下级对上级施行，也有上级对下级施行的。其项目共有九种，且都有轻重的含义。荀卿说：“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稽的含义是一致的。知道丧礼中不是极度悲哀就不稽颡，就知道礼仪中不是至尊就不稽首。《尚书》说“稽首必拜手”，拜手就是手触地；稽首就是头低至手，触地并停留。《礼记》说：“大夫之臣不稽首，避君也。”孟武伯说：“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知武子说：“天子在，君稽首，寡君惧矣。”可见稽首是诸侯对天子、大夫士对其君主的礼仪。然而考察古代，君主也有对臣子稽首的，《尚书》中太甲对伊尹、成王对周公就是例子。大夫士也有对非其君主稽首的，《仪礼》中“君劳宾，宾再拜稽首；劳介，介再拜稽首”就是例子。大概君子行礼，对于他所尊敬的人无不竭尽敬意。君主对臣子稽首，是尊崇师道；大夫士对非其君主稽首，是尊崇主人。其次是顿首。许慎说：“顿，下首也。”头顿于手而已。春秋时晋穆嬴对赵宣子顿首，鲁季平子对叔孙顿首，那么敌对双方都使用，不是对尊者的礼仪。空首，郑氏说头至于手，恐怕不是其义，正是不至于手，空其首而已。振动，郑氏引王动色变为义，恐怕不是振动的拜礼，正是指以头叩地，用于事变不常的情况。吉拜，指期以下之丧，拜而后稽颡；凶拜，指三年之丧，稽颡而后拜。大概拜是向人致敬，稽颡是向自己致哀。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因为先致敬；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因为先致哀。《少仪》说：“三年之丧，以其丧拜；非三年之丧，以吉拜。”这是吉拜、凶拜的区别。竒拜，是一拜。《仪礼》乡饮、射、聘礼、士相见礼，凡是礼仪简略的都一拜，就是如此。褒拜，是再拜。郑氏说褒读为报，拜神与尸的享献，则有再拜之礼，就是如此。肃拜，是俯首而肃敬。《少仪》说：“妇人吉事，虽君赐肃拜。为丧主则不手拜。”不手拜，是指妇人在丈夫与长子的丧礼中，应当稽颡，其余丧礼则手触地。肃拜，手不触地，只是俯首而已。这九种，始于朝、聘、燕、飨，达于昏、冠、丧、祭，都是人情交际的礼仪，而必说用来享献和助祭，为什么呢？享指朝践献尸之类，右指侑食劝尸之类，祭祀指祀天神、祭地示之类。古人的礼仪，只有无愧于神祗、祖考，

译此后，他的礼制便通达于天下。九种拜礼以侍奉神灵、辅助祭祀为主要目的，那么它推行于上下尊卑之间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

译凡举行大禋祀、肆享、祭示等祭祀时，大祝就手持明水与明火，并宣告祝辞。在隋衅、迎牲、迎尸时，命令敲击钟鼓。右边的助手也这样做。召来盲人乐师，命令皋人舞蹈。辅助尸的礼仪。祭祀结束后，命令撤除祭品。大祝的六祝、六号，用于大禋祀、肆享、祭示，这是礼制的规定。然而必须手持明水与明火，是取其清明至极，可以用来进献诚意罢了。因为进献诚意，又让他奉行隋衅之事。隋指尸祭后的剩余祭品，衅指进献血液之事，这两者以诚意为根本，所以也取用明水与明火的作用。先儒认为隋衅在迎牲、迎尸之前，既然还没有迎尸，哪里会有尸祭的剩余？既然还没有迎牲，哪里会有进献血液之事？于是认为凡是血祭都叫衅，比如《大宗伯》中用血祭来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的情况。况且小祝在大祭祀中，迎齍盛，送迎尸，为尸洗手，辅助隋，辅助撤除、奠祭，无非都是辅助大祝的。难道有小祝施行于大祭祀，而大祝却施行于血祭等礼仪吗？由此可知，隋衅是接着号祝的文辞，而在迎牲、迎尸之后，才谈论祭祀的礼仪。迎牲，是奏《昭夏》所迎的；迎尸，是奏《肆夏》所迎的；右，是尸进食时劝食的，都命令敲击钟鼓作为声歌的节拍。召来盲人乐师、命令皋人舞蹈，则由乐师教导，大祝召来并命令。辅助尸的礼仪，就辅助其出入坐作的仪节。祭祀完毕，就为他命令撤除。这几项见于祝号之后，也是用来进献诚意的。

大丧开始时，用肆、鬯、渳尸，辅助含饭，辅助收敛，撤除奠祭，告知甸人，宣读祷辞，祔祭、练祭、祥祭，掌管国家大事。

肆，陈列；渳，沐浴；相饭，指含饭；辅助收敛、撤除奠祭，是刚死时的收敛与奠祭；既殡之后，为祷辞并告知甸人，所以说甸人宣读祷辞；付，指卒哭后祔祭祖庙；练，指小祥练祭；祥，指大祥除去丧服和丧杖；这些都是国家大事，所以由大祝掌管。

国家有大变故，天灾，弥祀社稷，祈祷祭祀。大军出征，宜于社，造于祖，设立军社，类祭上帝。国家将要在四望祭祀，以及军队归来，献祭于社，则由大祝在前祝告。大防同，造于庙，宜于社，经过大的山川，就进行祭祀。返回行程，舍奠。说宜、说造、说类，是祭祀的名称；说有事、说用事，是祭祀的事务。宜于社、造于祖，是在国内的礼仪；设立军社、类祭上帝，是在国外的礼仪；国家将要在四望祭祀，是军队行进所过山川的礼仪；以及军队归来，献祭于社，是王师有功凯旋献祭的礼仪。大祝都作为前祝，即在众祝之前祝告。大防同，造于庙，宜于社，经过大的山川，就进行祭祀，是因为王在境外防备诸侯的缘故。返回行程，舍奠，只是报告到达罢了。大军出征，先祭社而后祭祖；大防同，先祭庙而后祭社。军礼、宾礼，各自有主要对象。

建立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禁止督促违背祭祀命令的人。向邦国都鄙颁布祭祀名称。

这些都是为了辅助大宗伯。大宗伯只说告后土，大祝辨别牲币的名称，就为他使用牲币；大宗伯只说颁布祭祀，大祝辨别鬼神示的名称，就为他禁止督促违背祭祀命令的人。大概邦国都鄙的祭祀，都由天子命令。命令而不祭祀，以及非所命而祭祀的，都称为违背。所以应当祭祀的在所督促，不应当祭祀的在所禁止。所谓颁布祭祀名称就是这样。

小祝掌管小祭祀，将举行侯、禳、祷、祠的祝号，以祈求福祥、顺遂丰年、迎接及时雨、平息风旱、消除灾兵、远离罪疾。

大祝所掌管的是大祭祀的祝号；小祝所掌管的是小祭祀、侯、禳、祷、祠的祝号。侯用来迎接喜祥，禳用来驱除殃气，祷是事前祈求，祠是事后报答，都是为了祈求福祥，所以以福祥为先。其次是顺遂丰年，指顺民心以祈求来年丰收；其次是迎接及时雨，希望没有无常雨的祸患；再其次是平息风旱，希望没有无常风、常旱的祸患；再其次是消除灾兵，以显示无心用兵；再其次是远离罪疾，以显示有心体恤百姓。这六项，小祝掌管其祝号而已。

大祭祀，迎齍盛，送迎尸，为尸洗手，辅助隋，辅助撤除，辅助奠祭，凡事辅助大祝。

小祝所以辅助大祝，大祝迎牲，而小祝迎齍盛，是因为齍盛比牲轻。大祝迎尸，而小祝也迎尸，又加上送，是因为送迎比迎更详细。大祝辅助尸的礼仪，而小祝为尸洗手，洗手比辅助礼仪更次要。以至于辅助隋、辅助撤除、辅助奠祭，都是为了辅助大祝。

大丧，辅助渳，设置熬，放置铭旌。及至安葬，设置道齍的奠祭，分别祈祷五祀。辅助渳，是大祝用肆鬯渳尸，而小祝辅助他。设置熬、放置铭旌、道奠、分祷，则由小祝专门负责。

大师掌管衅祈号祝，有寇戎之事，就保卫郊祀于社。

《春秋传》说：“君主率军出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这是小祝掌管号祝，又掌管衅祈之事。寇戎之事，就保卫郊祀。保卫其在郊的神壝。祀于社，则社在国的右边，无需保卫，祭祀而已。

凡外内小祭祀、小丧纪、小防同、小军

译旅，负责掌管事务。

大祝掌管重大的祭祀事务，小祝掌管次要的祭祀事务，这些都是祝官名号所对应的事务。

译丧祝掌管大丧中劝防的事务，以及辟除道路，命令开启棺柩，以及早晨，驾驭灵柩安放祭品，以及祖祭，装饰棺木然后装载，于是驾驭灵柩。等到下葬，驾驭灵柩出宫，于是由他人接替。等到墓穴，卸下装载，除去装饰。小丧也如同这样。掌管丧祭的祝号。

说：“劝，是指拿着纛旗站在灵柩前面，来劝勉率领六引。防，是指拿着披旗站在旁边，来防止灵柩倾斜。又有役人辟除道路，就命令开启棺柩。又在天亮时装载灵柩到庙里，就站在前面来驾驭灵柩。又等到祖庙，设置祖祭的礼仪，加上帷荒来装饰棺木，于是把所装载的灵柩车移到庭院中，于是为他驾驭六引。又祖庙大奠之后，就驾驭灵柩出宫，到了外面，就由乡遂师接替。又到了墓穴，卸下装载除去装饰，以便于下葬。小丧，是指王后及世子以下的丧事，也按照这样的殡葬次序。丧祭，是指虞祭。已经下葬，就用虞祭代替奠祭，都有祝号。”

君王吊唁，就与巫祝走在前面。掌管战胜国家城邑的社稷的祝号，用来祭祀祷祠。凡是卿大夫的丧事，掌管事务并收敛装饰棺木。

君王吊唁，就是君王亲临臣下的丧事，带着巫、祝、桃枝、茢草、拿着戈戟，厌恶它，这是为了与活人区别。战胜国家城邑的社稷，是指周战胜商，取其社而祭祀，亳社就是。卿大夫的丧事，那么礼仪有降等，劝防的事务都掌管，并且兼管收敛的事务。

甸祝掌管四时田猎，表貉的祝号。在祖庙舍奠，祢庙也如同这样。师甸，把禽兽送到虞官那里，于是统计禽兽。等到郊外，喂兽，在祖祢庙舍奠，于是收敛禽兽。禂牲、禂马，都掌管它们的祝号。

四时田猎，由大司马执行。在所表之地设置祃祭。田猎表貉，甸祝就掌管它们的祝号。甸用来教习军事，也都以迁祖为先，所以舍奠以祖为先，祢庙也如同这样。师甸，就是用军队来田猎。把禽兽送到虞官那里，于是统计禽兽，就是山泽的虞官。等到郊外喂兽，就是大司马。在祖祢庙舍奠，就是报告到达。收敛禽兽，就是小宗伯的颁禽。禂牲、禂马，就是祈祷牲畜与马的祭祀。它们的祝号，都由甸祝掌管。

诅祝掌管盟、诅、类、造、攻、説、禬、禜的祝号，制作盟诅的载辞，来叙述国家的信用，来作为邦国契约的凭证。

防止血来诏告明神，叫做盟；违背盟约，就诏告明神来警戒他，叫做诅。类、造、攻、説、禬、禜，是大祝的六祈，而盟诅也使用它们。君王以信用待人，所以天下不期待信用而自然有信用，哪里用得着这种防止血的盟约和违背盟约的诅誓呢？“君子屡次盟誓，混乱因此滋长”，“诸侯诅誓，没有尽头”，都是列国矫诬的事情，先王哪里会取用这些呢？先王首先施予百姓的，只是信用，然后用盟诅来辅助。所以用盟诅来记载言辞，就叫做载辞；使人使用而有先后次序，就叫做叙；国家的信用施行于邦国，又有用来证实契约的，所以叫做质邦国之剂信。信用从内心发出，盟诅有什么可厌恶的呢？

司巫掌管群巫的政令。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祝舞雩；国家有大灾，就率领巫祝造巫恒。祭祀，就供给匰主以及道布以及蒩馆。凡是祭事，守护瘗坎。凡是丧事，掌管巫降的礼仪。

司巫是群巫的首领，所以掌管群巫的政令。如果大旱，就率领巫祝舞雩，这是为了旱祭。大灾，就率领女巫造巫恒，建立常道来消除灾患。祭祀供给匰主以及道布以及蒩馆，匰用来藏木主，道布是神巾，蒩用茅草做蒩而借代，馆是承茅的器具。凡是祭祀守护瘗坎，是说祭地示就守护瘗坎等待埋牲玉。凡是丧事，掌管巫降的礼仪，因为人的精神上升到天，巫祝就为他降下神灵。

男巫掌管望祀、望衍、授号，旁边招魂用茅草。冬堂赠，没有方位没有次数。春招弭，用来消除疾病。君王吊唁，就与祝祝走在前面。

巫祝用来辅助祝官，祝官有祀礼，有衍祭的礼仪。男巫掌管望祀、望衍，就又为望其方而降神，是说在诞谩慌惚中求其神，而也都有号。诅祝又授予他神号。冬堂赠，是说年终就在堂上设祭，用来赠送鬼神中不祥的。无方，就是只有巫祝所到的地方；无算，就是只有巫祝所使用的次数。这序官所以说男巫无数，大概巫祝虽然不可必得，但先王也不废弃。在冬天送，在春天招，因为春天阳气到来，吉祥可以招来，邪祟可以消除，疾病就除去了。君王吊唁，就与祝祝走在前面，意义见《丧祝》。

女巫掌管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就舞雩。如果王后吊唁，就与祝祝走在前面。凡是邦国的大灾，就歌哭而请求。

祓，是祓除邪气。衅浴，就是沐浴去除污秽。旱暵舞雩，阳气亢盛而阴气不足，女巫用来助阴气。王后吊唁，就与祝祝走在前面，与天官女祝前后如同王君的礼仪。大灾，歌哭而请求，就是祈哀。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官总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六 宋 易祓 撰

大史掌管建立邦国的六典，用来迎接邦国的治理；掌管法，用来迎接官府的治理；掌管则，用来迎接都鄙的治理。凡是辨别法的都考查，

译对于不遵从法令的人，就予以刑罚。

成周设有五史，都是用来掌管记载、策书等事务的。根据他们的官职等级来考察，内史是中大夫，大史是下大夫，外史是上士，小史和御史都是中士，这样看来，内史的地位高于大史，外史的地位高于小史和御史。然而在这五史之中，只有大史这一官职所掌管的事务与大宰大致相同。大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用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又用八法来治理官府，用八则来治理都鄙，这些都是所谓的“建立”制度。最后说：用典来应对邦国的治理，用则来应对都鄙的治理，用法来应对官府的治理，意思是先建立制度，然后再依此应对治理。虽然小宰、司防是中大夫，因为他们各自有专门的职司，只是掌管典、法、则的副本，以应对治理的需要。如今以下大夫身份的大史，却与小宰、司防共同应对邦国、都鄙、官府的治理，然而六典、八法、八则却与大宰同样被称为“建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大史属于日官。《左传》说：“日官位居卿位，以确立历法。”所以大史虽然是下大夫，但实际担任的是卿的职责，因此他在史官中的权力非常重大，所以与大宰共同建立六典、八法、八则的制度。不仅仅是建立制度而已，凡是邦国、都鄙、官府中辨别法令的事务，都可以在此考察。考察清楚是非曲直，然后参照大宰的意见，以备废黜、赏赐之用。如果有不遵从而扰乱我法令的人，就依据司约的法令予以刑罚。那么，大史这一官职，难道仅仅是记载、策书而已吗！

译凡是邦国、都邑以及万民中有契约凭证的，都收藏在这里，作为六官的副本。六官所登记的事项，如果契约凭证混乱，就开启所藏的异法来纠正它。不守信的人，处以刑罚。

邦国、都邑以及万民中有契约凭证的都收藏在这里，收藏的是司约所登记的内容。司约的职掌说：“凡是重大的契约凭证书写在宗彝上，轻微的契约凭证书写在丹图上。发生大乱时，六官就开启所藏的异法来纠正。”这是司约将契约凭证登记在六官，又将副本登记在大史，作为六官的副本。六官所登记的事项，也依据这个副本进行参校。如果有扰乱我们契约凭证的行为，那么奸诈虚伪必定会滋生兴起。辟，是开启的意思，开启所藏的异法来纠正它。不守信的人处以刑罚，与上文相同。

校正岁和年的次序以安排事务，颁布给官府以及都邑。向邦国颁布并告知每月初一。遇到闰月，告诫君王居住在大门内直至该月结束。

考察大史这一职位，起初并非占卜推演历法之事，从下文“抱天时”来看，就知道所谓校正岁年、颁布告知每月初一、告诫闰月，也是授时的方法之一。岁指岁星所在的位次，经过一个周期来计数；年指庄稼成熟一次的时间，不必等待一个周期的完成。年如《尧典》所说的“观测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人们时节”；岁如《尧典》所说的“周期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确定四季而成岁”。校正岁的次序，就像冢宰在岁末制定国家用度，以及廪人根据岁的上下数来统计邦国的用度，凡此种种，无非是校正岁以安排事务；校正年的次序，就像冢宰观察年的丰歉，以及司稼根据年的上下来制定征收和发放的法令，凡此种种，无非是校正年以安排事务。将这些颁布给官府以及都邑，那么王畿之内，凡是安排的事务，无非是奉行大史所校正的岁年来执行的。至于六服邦国，凡是依据岁年安排事务的，也无不采用天子的历法，而天子向诸侯颁布历法，以告知每月初一为重要。作为诸侯，从天子那里接受历法，收藏在祖庙，每月的吉日，就穿着朝服上朝接受并执行。《玉藻》说：“诸侯穿着皮弁听取每月初一的政令。”其重视程度如此。如果像《春秋》那样，对于不视察每月初一的情况就记载下来作为警戒，孔子对于告朔的活羊也不去掉以保存礼制，这向邦国颁布告知每月初一，是王政应当急于办理的。至于王者在上，正朔所从出的地方，而每月视察每月初一，也在堂上听政。大概王宫之中，有五室、十二堂、四门，春天居住在青阳，夏天居住在总章，秋天居住在明堂，冬天居住在玄堂，以至左个、右个之类，每月各有固定的处所。闰月没有固定的居所，就居住在每月所居的门。《玉藻》所说的“闰月关闭左门，居住在中间”，以此告诫君王并且终了该月，那么君王的思虑以诚为主，其根本无时或懈怠，这闰月告诫君王居住在大门内直至该月结束，也是君道应当优先的。上至天子，下至邦国、都邑、官府，无不以奉行时节、承接天命为职责。所以在说校正岁年时提到安排事务，就知道官府都邑以敬重百姓为主；在说颁布每月初一时提到告知每月初一，就知道邦国以敬重君王为主；在说告诫君王居住在大门内时提到终了该月，就知道君王以敬重上天为主。那么大史所掌管的，难道是占卜推演历法吗！

举行大祭祀时，与执行事务的人占卜日期。在警戒和宿祭的日子，与众多执行事务的人诵读礼书以协调事务。祭祀当天，拿着礼书依次确定常位，辨别事务的人依据它来考核，不守信的人诛杀他们。大祭祀的礼仪，有所谓众多执行事务的人。这里说与执行事务的人占卜日期，那么只是占卜日期的执行事务的人。大宰、大宗伯，则是主持占卜的执行事务的人，所谓大夫观察龟甲的颜色就是如此。大卜、卜师、占人等，则是占卜的执行事务的人，所谓卜人观察裂纹就是如此。大史以下的大夫作为春官的属官，不敢说率领而说参与，是因为大史参与观察墨色所以如此。至于六官以下都参与祭祀，就称为众多执行事务的人。警戒和宿祭的日子，那么众多执行事务的人的事务也繁杂了，而都见于礼书的记载。大史诵读礼书以验证事务，所以说协调礼事。祭祀当天，众多执行事务的人的位次也不一致了，而也都见于礼书的记载。大史拿着礼书以辨别位次，所以说确定常位。辨别事务的人就依据这本书来考核，不守信的人用官刑诛杀他们，那么众多执行事务的人对于礼就肃敬了。

举行大防同朝觐时，依据礼书协调礼事。等到献币的日子，拿着礼书告诫君王。太史掌管礼书，在大祭祀的时候，那么众多执行事务的人都参与，所以对于礼书称为诵读。大防同朝觐，不说诵读，只是依据礼书协调礼事罢了。大概司仪的职掌，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有天子接待五等诸侯的礼仪，有接待五等诸侯臣属的礼仪。依据礼书协调礼事，就是希望没有一项不符合礼仪。至于庙中献币的日子，那么大行人有诸侯三次献享的礼仪，又有王者祼献、昨飨、飨食的礼仪，其大小隆杀也不同。依据礼书告诫君王而执行，君臣之间各自谨守礼仪罢了。

举行大军事行动时，抱着天时书与大师同车。

天时，指时日干支、孤虚、王相等一类，趋吉避凶的书。当时出师的时候，簭人有巫环的占卜，环人用来作为挑战的举动，孟子所说的“包围攻打它，必定有得天时的人”就是如此。大师抱着天时书与大师同车，大概大师执掌同律以听军声而告诫吉凶，这又与时天的吉凶相参验，这就是军队之所以无不胜的原因。意义见于《大师》、《环人》的职掌。

迁都时，抱着法律

译从前，大防执法以治理。劝防派遣他，每日诵读诔文，凡是防务之事都加以考核，小防则赐予谥号。

译大迁国，抱法以前者，司空营国之法也。大防，执法以涖劝防者，六引六绋之法也。遣之日读诔者，诔以累其行也。小防，君为之制，谥则赐之。

凡射事饰中舎〇执其礼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灋，以戒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防，大宾客，大防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防，赐諡，读诔。

小史掌邦国之志，志邦国之系世者也。如鲁、卫岀于周公、康叔之类，王朝皆有系世之书，小史奠之，定其本系之所出，与夫世数之逺近。虽其世数绵逺迁庙当毁，而其次序亦不可乱，故又以王朝之书而辨其昭穆。若朝有事，如宾祭之类，则小史必诏王之忌讳。忌谓先王终日，讳谓先王之名，诏王于行礼之时，使之知所避焉。是数者，小史得以专之，而亦有不可专者。大祭祀，则大史总其要，故所读者礼之书；小史举其详，故所读者礼之法。小史虽以法而严祭祀之戒令，史官之属亦以书而叙昭穆之爼簋。以至大防大宾客、大防同、大军旅，凡国事之用礼法者，小史皆以其事之大者佐大史，而以其事之小者专于己。若小防赐諡亦大史之职也，故为之读诔，兹又小大相承之义。

冯相氏掌十有二嵗、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防天位。

曰：「相，谓嵗、月、日、星、辰之有相，可覩者也。冯之以占歩，则谓之冯相。冯相与保章均谓之氏者，保章志日月星辰之变，冯相防天位之常。天象难知，必世守其法，故名官曰氏。冯相氏之所掌，参之《尧典》正羲和四子之职，羲和之命本于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冯相氏则辨其叙事以防嵗、月、日、星、辰之位，其实一而已。嵗谓太嵗，左行于地，凡厯十二舍而为一纪，则有十二嵗之位；月谓斗柄所指之月，凡厯十二朔而为一嵗，则有十二月之位；自子丑至戍亥为十二辰之位；自甲乙至壬癸为十日之位；自角亢至翼轸为二十八星之位。盖天象有定位，则人事有定叙，辨其叙事而防之者，仲春之月，平秩东作，厥民析，则知其月之建夘，日月防于降娄而为奎娄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讹，厥民因，则知其月之建午，日月防于鹑首而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则知其月之建酉，日月防于寿星而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则知其月之建子，日月防于星纪而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嵗、十有二月所防天位，皆仿乎此。《国语》载伶州鸠之言曰：「武王伐殷，嵗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元，所谓五位也。」按伐殷以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为十月，是时嵗星在张，故曰鹑火；月行至房，故曰天驷；日行在箕，故曰析木；戊子后三日为周正月朔，日月防于斗，故曰斗柄；是月辰星始见于〇〇，一名天元，故曰天元。嵗、月、日、星、辰之位，此其是欤？」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时之叙。

考上经言天位，此则因天位之防而后可以致日月。盖冬至日在牵牛，景长丈有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长尺有五寸，此长短之极，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娄，月上〇于东井，下〇于牵牛；秋分日在角，月上〇于牵牛，下〇于东井，此长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于冬夏，致月必于春秋者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时易一方，以牵牛东井运于四方者推之，日月所经，正在分至，为天度之中尔。余见《大司徒土圭义》。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地之迁，辨其吉凶。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而吉凶验焉，因而保之，所以名官曰保章氏。志，记也。志日月星辰之变动，而独言掌天星者，步占之法以星为主，谓之星歴。星谓五星也，辰谓二十八宿为十二辰也。十有二辰经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见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纬天右转，而日有薄蚀晕珥之变，月有亏盈脁侧匿之变，五星有赢缩圜角之变，故总言星辰日月之

译变动。变动就是所谓的〇，从天象来说称为变动，从人事来说称为〇，将两者相互参照，就能辨别吉凶了。

译根据星土来辨别九州的地域，所分封的疆域都有对应的分星，用来观察妖异和祥瑞。星土，就是十二土，原本属于十二州。成周沿袭夏、殷的制度，合并来说，只有九州。诸侯的国家不能都有分星，大致以州来概括，所以在诸侯那里称为分星，在九州那里称为星土。九州星土的书籍已经失传了，现在可以说的是十二国的分野。考证传记，灾异祥瑞所对应的情况，也有可以证实而不虚妄的。昭公十年，有星星出现在婺女宿，郑国的裨灶说：“今年岁星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际守护着那片土地。”解释者把颛顼之虚当作元枵，这元枵是齐国的分星，也是青州之星土。昭公三十二年，吴国攻打越国，鲁国史墨说：“越国得岁星而吴国攻打它，必定遭受凶险。”解释者认为岁星在星纪，这星纪是越国的分星，也是扬州之星土。昭公元年，郑国子产说：“成王灭唐而封大叔在那里，所以参宿是晋国的星，实沈是参宿的神。”这实沈是冀州的分星，也是并州之星土。襄公九年，晋国士弱说：“陶唐氏的火正阏伯住在商丘，相土沿袭了他，所以商国主管大火。”这大火是宋国的分星，也是豫州之星土。昭公十七年，彗星出现并到达银河，申须说：“这是汉水的祥瑞。卫国，是颛顼的故地所以称为帝丘，它的星是大水。”这娵訾是卫国的分星，也是冀州之星土。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没有冰，梓慎说：“岁星在星纪，而淫于元枵，蛇乘龙。龙，是宋、郑的星。”这寿星是郑国的分星，也是豫州之星土。《郑语》中，周史说：“楚国，是重黎的后代。黎是高辛氏的火正。”这鹑尾是楚国的分星，也是荆州之星土。《尔雅》说：“析木称为津。”解释者说天汉的津梁是燕国，这析木是燕国的分星，也是幽州之星土。至于周国的鹑火、秦国的鹑首、赵国的大梁、鲁国的降娄，没有不是以其州之星土作为其国之分星的，所占卜的灾异祥瑞，其应验没有差错。然而也有可疑的地方，武王伐殷，岁星在鹑火，伶州鸠说：“岁星所在的地方，是我周的分野。”大概是指鹑火为西周丰岐之地，现在却用来对应洛阳的东周，为什么呢？周平王把丰岐之地赐给秦襄仲，而它的分星却称为鹑首，又为什么呢？像燕国在北方而配以东方的析木，鲁国在东方而配以西方的降娄，秦国居西北而鹑首排在东南？吴越居东南，而星纪排在东北，都考察分野，有不合之处。贾氏认为古代受封的月份，岁星所在的辰位，恐怕不是这样。如果说受封的辰位，那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用它来占卜妖异祥瑞，为什么呢？后世占卜分野而妖异祥瑞也应验，难道都是古代受封的辰位吗？这《堪舆》之书虽然足以考证古事，但说到郡国所入的度数，就不是古代的方法了。

用十二年的岁星运行，来观察天下的妖异祥瑞。

先郑认为岁星是太岁，后郑说太岁所在，就是岁星所居。总之，两者并行，起初并不相悖。然而春秋所叙述的妖异祥瑞之事，都是岁星。襄公二十八年，岁星在星纪而淫于元枵，这叫蛇乘龙。梓慎认为宋郑必定饥荒，是说其所属；裨灶认为周楚所厌恶，是说其所衡，这是岁星违背次序所应验的吗？昭公三十二年，岁星在星纪而吴国攻打越国，史墨认为不到四十年，越国将占有吴国，因为岁星十二年而一周，存亡的周期不过三纪，这不是岁星顺次所应验的吗？这就是保章氏所以说十二年的岁星运行，相是说有可以观察的迹象。用这种方法来推求，那么岁星、太岁都可以参决妖异祥瑞之事。

用五种云气的物色来辨别吉凶、水旱降丰之祲象。

物色，就是颜色，观察太阳旁边云气的颜色，与《眡祲》十煇同义。《眡祲》以占卜太阳为主，所以说日的十煇；这里以占卜云气为主，所以说五云之物。左氏所谓“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就是如此。其占法则：青色为虫灾，赤色为兵灾，白色为丧事，黄色为丰收，黑色为水灾，这是大概。既然说辨别吉凶水旱，又说降丰之祲象，那么也是《眡祲》叙述降的意思。大概水旱之降为荒年，荒年之降为丰年，其叙述如此。

用十二风，来考察天地的和气、命乖别之妖祥。

三代不推算历法，而历法未曾不正，因为历法起于律，而每月足以调和其气。从前黄帝得到嶰谷的竹管，而神瞽为他制定十二律，以此调和十二月之气，无非是天地的中气；以此调和十二月之声，无非是天地的和声，这就是十二风的占卜。什么叫十二风？艮为条风，从大吕、太簇之律；震为明庶风，从圜钟之律；巽为清明风，从姑洗、中吕之律；离为景风，从蕤宾之律；坤为凉风，从函钟、夷则之律；兑为阊阖风，从南吕之律；乾为不周风，从无射、应钟之律；坎为广莫风，从黄钟之律。传所谓“八风从律”就是如此，以十二月来说，也称十二风。其法在缇室之中，

译于是依据每月的律管，来确定插入地下的深浅程度，当月令之气到来时，葭灰就会飞起，这就是用来观察天地和谐的方法。然而《左传》记载师旷歌唱北风，又歌唱南风，从而知道晋楚两国战争的胜负，吉凶征兆的应验，可以由此决断。辨别其中的差异，使人知道应当趋近或回避，这就是君王治理历法的道理。后世的历法不依据律吕来制定，因而节气和朔望没有标准可供考校订正，所以屡次出现误差而屡次修改。《汉书·律历志》虽然名为律历，却已不是古代的旧制了。

译凡是这五种事物，用来告谏补救政事，咨询处理事务。

《周礼·上经》中的五种事物，就是补救政事、处理事务的源头。政事，是国家的根本，向上告谏补救政事，那么君主就知道修养反省的道理；事务，是官吏的常规职责，向下咨询处理事务，那么臣子就知道警惕戒惧的心意。君臣共同修养他们的德行，政事得以推行，上天的祥瑞就会应验了。

内史掌管君王八种权柄的法度，用来告谏君王治理国家：一是爵位，二是俸禄，三是罢免，四是任用，五是杀戮，六是赦免，七是给予，八是剥夺。

大宰八柄的次序，详细记载福庆而简略记载刑罚威势，所以把福庆放在前面，刑罚威势放在后面。这里说八柄，则是威势与福庆交错使用，并且把诛杀作为杀戮，大概内史所掌管的只是法度罢了，所以称为八柄之法。大宰不说法度，所以不把杀戮作为崇尚，以论述大道为主，因此知道先后详略的区别，这是大道衡量与法度遵守的变化。

执掌国家法度和国家命令的副本，用来考核政事，用来审核防备计簿。

贰，就是副本。也是文书。内史与大宰共同告谏八柄，那么国家法度、国家命令的副本，也是用来辅佐大宰的。大概大宰的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贡、九赋，用天下的法度来遵守，称为国家法度；用天子的命令来执行，称为国家命令。贾公彦说：“国家的法令，大宰掌管其政令，内史掌管其副本。”这是对的。用来考核政事，就是典、法、则中的政事；用来审核防备计簿，就是职、贡、赋中的计簿。小司寇进献人口数目，君王拜受，内史与冢宰共同辅佐。以告谏君王为职责，那么冢宰、内史不嫌于共同辅佐；以考核政事，以审核防备计簿，那么内史专门掌管其副本罢了。

掌管处理事务的法度，接受下级的咨询和上级的答复，用来告谏君王听取政事。

君王向下咨询叫做访，臣子向上答复叫做纳，用处理事务的法度来听取，就是小宰所说的“按次序听取实情”的意思。如果宰夫按次序整理群吏的政务，以等待群臣的答复、万民的申诉，答复和申诉也是纳和访的一种，必须先整理吏治，正与此意相同。用来告谏君王听取政事，那么人情就完全通达于上。

凡是任命诸侯以及孤卿大夫，就用符节任命他们。凡是四方事务的文书，内史诵读它们。君王制定俸禄，就辅助办理，用方版发出。赏赐也这样。内史掌管书写君王的命令，于是辅助办理。

《王氏新传》说：“符节用竹子制作，方版用木头制作，任命用符节，所以用符节任命他们。俸禄和赏赐用方版，所以用方版发出，命名为方版，就有意义了，确实足以阐明经文。”又说：“诵读四方事务的文书，排在符节任命之后，那么事情没有任命就不能确立。说书写君王命令，排在方版发出之后，那么命令没有俸禄和赏赐就不能施行。”这种说法牵强，正是学者的弊病。大概爵位任命诸侯以及孤卿大夫，以及诵读四方事务的文书，直到制定俸禄赏赐，这三者都用文书来考核，所以都属于内史。如果所谓内史掌管书写君王命令，于是辅助办理，是用来总结上文。由此知道内外二史都书写命令，外史以命令下达为主，所以首先说书写外令；内史以命令出自上面为主，所以最后说书写君王命令，意思各有归属罢了。

外史掌管书写外令，掌管四方志书，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如果用文书出使四方，就书写命令。

内史掌管书写君王命令，是王政的源头。外史书写外令，就颁布给邦国诸侯罢了。《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籍称为《三坟》，讲述大道；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书籍称为《五典》，讲述常道。”又说：“九州的志书称为《九丘》，丘，就是聚集，讲述九州所有、土地所产、风气所宜，都聚集在这本书中。”四方志书，大概是《九丘》这一类吧？三皇五帝的书籍，大概是《三坟》、《五典》这一类吧？向四方传达书名，先儒认为名是书的文字，一个“书”字而有两种意义，恐怕不是经文的本意。传达书名，就是说四方没有这种书的，没有这种书就先传达它的名称，本来是为了推广先王的道；如果用文书出使四方，就书写命令，也是为了阐明王政的源头。

御史掌管邦国、都鄙以及万民的治理命令，用来辅助冢宰。凡是治理的人接受法度命令。掌管辅助书写、凡是数目、从政的人。

大宰用典来对待邦国的治理，用则来对待都鄙的治理，用官成来对待万民的治理。治理出于命令，而用文书辅助的，是御史。御史是中士，为什么辅助冢宰？用治理命令的文书辅助罢了。凡是治理的人接受法令，也是用所书写的治理命令授予他们。辅助书写，郑玄说“君王有命令，就辅助起草文辞，如同现在尚书起草诏文”，如果说内史起草诏文可以，外史尚不敢参与书写君王命令，说在御史，就不是他的职责了。大概内史掌管书写君王命令，外史掌管书写外令，而御史作为他们的属官，那么也辅助二官所书写的，因为百官的班籍系于其中，所以也用文书考核。在书写君王命令中说辅助，是大事；在从政的人中说数目，是常数。根据数目来统计从政的人，就考察他们的职责，使他们各自修养自己的职责，也是辅助书写的一个方面。

巾车掌管公车的政令，辨别它们的用途和旗帜器物，

译对各类车辆进行等级划分和次序排列，以管理它们的出入。从国王的五路到服车的五乘，都由公车氏掌管并颁布政令，所以称为公车。区分它们的用途，有祭祀、接待宾客等类别；区分它们的旗帜标识，有旗、常等类别；等级，指上下的等级；次序，指先后的次序。管理它们的出入，即下文所说的出入防范之类，都属于政令的范畴。

译天子所用的五种车驾：第一种叫玉路，车铃、车蔽、车缨装饰有十二层，树立大常旗，旗尾有十二条飘带，用于祭祀；第二种叫金路，车钩、车蔽、车缨装饰有九层，树立大旗，用于接待宾客，分封同姓诸侯；第三种叫象路，车饰、车蔽、车缨装饰有七层，树立大赤旗，用于朝会，分封异姓诸侯；第四种叫革路，龙勒、条、车缨装饰有五层，树立大白旗，用于出征，分封四方守卫之国的诸侯；第五种叫木路，前蔽、鹄缨，树立大麾旗，用于田猎，分封边远国家的诸侯。

周人崇尚车驾，这五种车驾实际上完备于夏、商、周、汉四代，大概从陶唐氏开始就用红车配白马，虞舜则沿袭红车而制成鸾车，夏朝则沿袭鸾车而制成钩车，殷商则沿袭钩车而制成大路，周朝则沿袭大路而制成乘路，所以五种车驾的制度只有周朝最为兴盛。《尚书》说：“大路在宾阶前面，缀路在阼阶前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孔氏认为大路是玉路，缀路是金路，先路是象路，次路是木路，周朝的五种车驾大概在此有所体现，而详细记载于《巾车》的职掌中。玉路用玉装饰，效法天的数，所以车铃、车蔽、车缨装饰有十二层，树立大常旗有十二条飘带，必定是天子的专用，所以说用于祭祀。至于金路用金装饰，车钩、车蔽、车缨只装饰九层，大旗的颜色主青色，以象征东方的仁德，所以说用于接待宾客，分封同姓诸侯。象路用象牙装饰，车饰、车蔽、车缨只装饰七层，大赤旗的颜色主红色，以象征南方的礼制，所以说用于朝会，分封异姓诸侯。革路则用皮革包裹，龙勒、条、车缨只装饰五层，大白旗的颜色主白色，以象征西方的义理，所以说用于出征，分封四方守卫之国的诸侯。木路则只是漆饰而已，前蔽、鹄缨不提层数，大麾旗的颜色主黑色，以象征北方的智慧，所以说用于田猎，分封边远国家的诸侯。从用于祭祀到用于田猎，则是上位者可以兼用下位者的车驾；从分封同姓诸侯到分封四方守卫之国的诸侯，则是下位者不能拟用上位者的车驾。然而同姓诸侯如鲁、卫，未达到九命之尊，为何取用金路的九层之数？异姓诸侯如宋、杞，不止于七命之尊，为何取用象路的七层之数？四方守卫之国的诸侯也有五等侯国，为何又拘泥于革路的五层之数？边远国家的夷狄虽然大者称子，为何木路唯独不提层数？回答说：诸侯受封于天子，天子亲自防备，诸侯亲自接受，这大概是王朝出封的礼仪，并非《典命》所言国家车旗的定数。至于王者兼用五种车驾，似乎必定是玉路才树立大常，必定是金路才树立大旗，必定是象路才树立大赤，必定是革路才树立大白，必定是木路才树立大麾。然而根据《大司马》考证，仲秋教治兵，王载大常，这就是用革路载大常。《司常》也说：“凡祭祀，各建其旗；会同宾客，也如此。”先儒也认为兵车之会，则用戎路建大常；宾客会同，则用金路建大常。由此可知五种车驾中树立大常的，是天子的制度，而这四面旗帜不提飘带数量的，是兼有诸侯的制度，就像天子的五种礼服兼用衮、鷩、希、毳，而有大的章纹，有小章纹，戴冕都有十二条旒，玉练都有十二层，镇圭必定一尺二寸，无非是效法天的数，尊崇天子罢了。

王后的五种车驾：重翟，车铃饰面，朱色总绳；厌翟，勒饰面，缋色总绳；安车，雕饰面，鹥色总绳：都有容盖。翟车，贝饰面，组色总绳，有握；辇车，组挽，有翣，羽盖。

车服制度是一致的。司服说王后的六种礼服，巾车兼管王后的五种车驾。郑氏解释这些，都约略以天子的制度来对应。天子用衮冕享祭先王，用鷩冕享祭先公，用元冕祭祀群小祀，郑氏就用祎衣、揄狄、阙狄来对应。天子用玉路祭祀，金路接待宾客，象路朝会，郑氏就用重翟、厌翟、安车来对应。鞠衣、翟车以下也是如此。由此推论，重翟的饰面朱总，也就是玉路的车铃、车蔽、车缨；厌翟的勒面缋总，也就是金路的钩、车蔽、车缨；安车的雕面鹥总，也就是象路的朱、车蔽、车缨；翟车的贝面组总，也就是革路的龙勒、条、车缨；辇车则只是用人拉而已，大概是拟于木路而其制度简略。从安车以上都有容盖，从翟车以上都有握，从辇车以上都有翣羽，大概五种车驾的等级就是这样。

天子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防，尾櫜，疏饰，小服皆疏；素车，棼蔽，犬防，素饰，小服皆素；薻车，薻蔽，鹿浅防，革饰；駹车，雚蔽，然防，髹饰；漆车，藩蔽，豻防，雀饰。

丧车的远近轻重，都有降杀，这是圣人的中制。大概木车是始遭丧时乘坐的车，素车是卒哭时乘坐的车，藻车是既练时乘坐的车，駹车是大祥时乘坐的车，漆车是禫月时乘坐的车。由此推论，三年之丧都乘坐恶车，是指木车而言；齐衰之丧都乘坐素车，大功之丧都乘坐藻车，小功之丧都乘坐駹车，服缌者乘坐漆车，那么卿大夫士都是这样，大概也是以中制示天下。

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

服车，是服事者之车。孤、卿

译公、大夫、士乃至平民，都有乘坐车辆的制度规定，只是根据纹饰的华美与质朴来区分等级高低罢了。篆，是车轮毂上的束带，用五种颜色在毂带上绘制花纹，所以诸侯乘坐夏篆车。缦，如同没有花纹的缦帛，用五种颜色绘画但没有纹饰，所以卿乘坐夏缦车。墨，是指用皮革包裹车毂并涂上漆的，所以大夫乘坐墨车。栈，是指不用皮革包裹车毂也不涂漆的，所以士乘坐栈车。至于役车，是用来装载器物以供劳役的，所以平民乘坐役车。平民身份低贱，虽然也有乘坐车辆的制度，但仅限于役车而已。从尊贵者的车辆来比较，栈车不如墨车，墨车不如缦车，缦车不如篆车，纹饰的华美与质朴，是等级界限的体现，这就是公、卿、大夫、士得以区分等级的原因吧！

译凡是精制和粗制的车辆，如果不属于规定的等级，它们的用途就没有固定标准。凡是车辆的出入，年终时要进行清点。凡是受赐的车辆，如果损坏折断，要将其价值折算后交给职币官。

精制称为良，粗制称为散。这两种车不属于服车五乘的等级。有的用于奉上对尊长的恩赐，有的用于公家的役使，所以它们的用途没有定规。知道不在等级内的车用途不定，就知道服车的用途是有定规的。因此在出入之间，年终时要清点。凡是受赐的车，就空缺不列入清点，这是尊重王命。如果有损坏折断的，就折算价值交给职币官，这是谨慎职守。

重大丧事，装饰遣车，于是陈设它们。出殡时，到达郊外，有人举着伞盖，跟随车辆，手持旌旗。到达墓地，呼喊开启墓门，陈列车辆。小规模的丧事，提供柩车及其装饰。按季节更换补充，提供破旧的车辆。这是大小丧事用车的规定。这是正定巾车官的职责。更，指更新；续，指接续破旧的车辆；提供破旧车辆，就是收纳那些破旧的车辆。

重大祭祀时，鸣响车铃以响应鸡人。鸡人在重大祭祀的夜晚呼喊天亮，唤醒百官，使他们知道早起行事。巾车又鸣响车上的和铃，与鸡人相应，这也是用来警示百官的。

典路掌管王和后的五种车，辨别它们的名称、形制以及使用的说法。如果有重大祭祀，就取出车，赞佐驾车和卸驾。重大丧事、重大宾客接待也如此。凡是会盟、军旅行动、吊唁四方，都用车跟随。

巾车以车名官，兼管车和路。这里专门掌管王和后的五种路车，所以叫典路。王的五种路车，从玉路到木路；后的五种路车，从翟车到辇车。这些是它们的名称，也是它们的形制。使用如祭祀、宾客之类，有用处就有相应的说法。说，通“税”，指停车卸驾。重大祭祀、重大宾客、重大丧事，就取出车。《顾命》记载：“大路在宾阶前面，缀路在阼阶前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由此推知，祭祀、宾客的情况可以知晓。赞佐驾车卸驾，就是赞佐趣马官，使各自有其节度而已。会盟、宾客用车跟随，是指玉路之外，王乘坐一路，其余的车跟随。如果吊唁四方，为什么用车？正是指因会盟宾客而行吊唁之事。

车仆掌管戎路的副车、广车的副车、阙车的副车、苹车的副车、轻车的副车。凡是出兵，提供革车，各自按照其副车的数量。会盟也如此。

王的乘车必定用仆作为御者。戎仆已经列在夏官的职掌中，这里又设置车仆，专门掌管戎路的副车，为什么呢？萃，是副车的意思。诸侯的副车，不过只有副车而已。只有军事是国家大事，所以副车特别多。既有戎路的副车，其余的车也各有副车。大概王乘坐戎路，必定用广车横向陈列。楚子将乘车分为左右二广，所以十五乘为一乘。又有阙车来补充空缺。楚子让潘党率领四十乘阙车跟随唐侯作为左拒，所以四十乘为补阙。苹车用于对敌遮蔽，轻车用于驰敌挑战。孙子八阵，有革车的阵势，有轻车先出其侧的阵势，都是这些遗留的制度。这五种车的副车很多，所以专门设置车仆的职掌。凡是出兵，提供革车各自按照其副车的数量。会盟乘坐金路，也提供革车及副车，不失去防备。有文事必定有武备。

重大丧事陈设革车，遣车九乘就是如此。用皮革包裹，所以属于掌管戎萃的职掌。如果重大射礼提供三个乏，也继在戎萃之后，是说射的三个侯都有乏，让持特旌告捷的人借它来自蔽。戎萃的自蔽，也像射侯的乏，所以命令车仆提供。

司常掌管九种旗帜的名称，各有归属，以等待国事。画有日月的叫常，画有交龙的叫旂，纯色的叫旜，杂色的叫物，画有熊虎的叫旗，画有鸟隼的叫旟，画有龟蛇的叫旐，全羽的叫旞，析羽的叫旌。等到国家大阅兵，赞佐司马颁赐旗帜：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道车载旞，斿车载旌。

九旗所掌，而官名曰“司常”，是因为王建大常为主，然后九旗依次列举。所以九旗之物各有其名，九旗之名各有所属，以等待国事，那么祭祀、宾客、师田等事，自王以下各有所建，以等待其所用。日月为常，是因为日月有长久不息之象；大常有十二斿，具备日月十二次之数。只有王者祀天，就在玉路上建它；这次大阅兵，就在戎路上建它；如果常田，就建斿车的旌；邦田而无所遮蔽，就建木路的大麾。这次大阅兵、治兵之所以独建日月之常。交龙为旂，如果与金路的大旂相同，但是大旂画以升龙，而这个画升龙、降龙，以示屈伸之象。诸侯在大阅兵时建它，所以其旂斿各符合其命之数，而为九斿、七斿、五斿之别。通帛为旜，如果与象路的大赤相同，但是大赤以纯赤为之，旜虽赤而尚乎绛。孤卿在大阅兵时建它，以夏篆、夏缦而建之。杂帛为物，如果与革路的大白相同，但是大白以纯白为之，物虽白而尚乎杂。大夫、士在大阅兵时建它，则以墨车、栈车而建之。熊虎为旗，

译如果与《考工记》中六斿象征伐星的旗帜相同，那么虽然绘有熊虎的图案相同，但用途却不同。师都，是由孤卿担任军帅的，在大阅兵时树立旗帜，就各自按照其命数来制作旗帜的斿。鸟隼为旟，如果与《考工记》中七斿象征鹑火星的旟相同，那么虽然鸟隼的图案相同，但用途却不同。州里，是由中大夫担任州长而统领州里的，在大阅兵时树立旟，就各自按照其命数来制作旟的斿。龟蛇为旐，如果与《考工记》中四斿象征营室星的旐相同，那么虽然龟蛇的图案相同，但用途却不同。县鄙，是由下大夫担任县正而统领县鄙的，在大阅兵时树立旐，也就各自按照其命数来制作旐的斿。至于全羽为旞，而载于道车，是说王巡视朝政无非是遵循正道，正道贵在浑全，所以用五彩全羽来装饰；析羽为旌，而载于斿车，是说王出游田猎无非是处理事务，事务贵在辨析，所以用五彩析羽来装饰。称为旞、称为旌，同列于九旗的名目之中，但在大阅兵时颁赐旗物，却没有旞、旌的树立，这是因为王者的大阅兵，是树立日月的常旗的缘故。《司常》说：“等到国家大阅兵，辅助司马颁赐旗物。”物指的是大司马中冬的大阅兵。司马教导大阅兵，起初并没有提到旗物，这可以互相参照来看。只有中秋教导治兵，辨别旗物的用途，才有可考证的。所谓王载大常，诸侯载旗，这两者的旗帜与《司常》相同。其他说军吏载旗，而这里则由师都树立；师都载旜，而这里则由孤卿树立；乡遂载物，而这里则由大夫士树立；郊野载旐，而这里则由县鄙树立；百官载旟，而这里则由州里树立；载旞载旌，见于《司常》，而《大司马》则缺载。大概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司马的大阅兵。大阅兵，是大礼；大司马所说的，只是中秋教导治兵罢了。治兵，是常礼。大凡驾驭军队的道理，有所统领的有所绘制，日日、月、交龙的绘制是；无所统领的无所绘制，通帛、杂帛的绘制是。大阅兵的时候，孤卿、大夫、士以及六乡、六遂、三等采地的孤卿、大夫都在场。师都，由孤卿担任，因为他统领都鄙的军队，所以称为师都，因此树立熊虎的旗；州里，就是中大夫的州长，因为他统领五党为州的军队，所以树立鸟隼的旟；县，就是下大夫的县正；鄙，就是上士的鄙师，因为他统领五鄙五鄼的军队，所以树立龟蛇的旐。那些称为孤卿、大夫、士的，则无所统领而跟随王者，这就是树立旜、树立物的原因。至于中秋治兵的教导，则孤卿、大夫、士不必全部出动，所以跟随王者的，是百官，是命卿担任的军吏。三等采地及六乡、六遂的军队也不全部到来，那么都隶属于命卿了。所以即使师都也不过载通帛的旜，乡遂也不过载杂帛的物。至于郊野，虽然载龟蛇的旐，但邑外叫郊，郊外叫野，因为四等公邑的大夫统领四等公邑的军队，他的军队不隶属于命卿的缘故。两个官职虽然联事，但旗物的用途各有所主。

译都把它们画成图像，官府各自画其职事，州里各自画其名称，家族各自画其徽号。

大司马在仲秋举行军事演习时，辨别旗帜的用途，说：“各自书写其职事和徽号。”而这里却说：“都画成图像，画也就是写。”画是大写，书是小写，小写利于近处观看，而大写则可以在远处看见，所以大阅兵的旗帜用画，而治兵的旗帜用写。至于仲夏举行茇舍演习时，辨别其徽号和名称，则主帅以门名，县鄙各自以其名，家族以徽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家各自画其职事，只是用来读书契、辨别夜间事务罢了。然而大司马所说的有六项，这里所说的有三项，总之三项就是六项。这里所说的官府各自画其职事，就是茇舍时主帅以门名、百官各自画其职事；州里各自画其名称，就是茇舍时乡以州名、野以邑名、县鄙各自以其名；家族各自画其徽号，就是茇舍时家族以徽号名。司常是总说，大司马是分说罢了。

凡是祭祀，各自树立其旗帜。会同宾客，也如此。设置旌门。

凡是国家的祭祀，则天子乘坐玉路，树立大常；诸侯树立旂，孤卿树立旜，大夫树立物。所以说各自树立其旗帜。会同宾客也如此，是说祭祀的旗帜，而车驾则有区别。所以在朝觐宗遇之时，天子乘坐金路而树立大常；巡守、兵车之会，则天子乘坐革路而树立大常。至于诸侯、孤卿、大夫所树立的，也与祭祀时所树立的一样。然而祭祀在郊庙，则不需要设置旌门；会同宾客在国外及方岳之下，则设置旌门，是为了王者营卫的礼仪。《掌舍》说：“为帷宫，设旌门。”在帷宫之门设置旌旗，那么会同宾客在外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大会有铭，树立廞车的旌旗，以及丧葬也如此。凡是军事，树立旌旗，以及召集民众，树立旗帜，结束时收起旗帜，甸亦如此。凡是射箭，供给〇旌。岁时更换旌旗。大会有铭，以及〇，各自以其物，天子则用大常。树立廞车的旌旗，则由巾车装饰其车，而司常树立其旌旗。归田之事，则由司常树立旌旗以作为指挥。开始时树立旗帜以召集民众，结束时收起旗帜以诛杀后至者。凡是射箭供给〇旌，则服不氏以旌居乏而等待〇是已。岁时更换旌旗，与巾车岁时更续的意义相同。

都宗人掌管都邑祭祀的礼仪。凡是都邑祭祀，将福报送达国家。端正都邑的礼仪及其服饰。如果有寇戎之事，则保卫群神的围墙。国家有大变故，则命令祷祠。祭祀完毕，向国家复命。

家宗人掌管家族祭祀的礼仪，凡是祭祀将福报送达。国家有大变故，则命令祷祀，复命，祭祀也如此。掌管家族礼仪及其衣服、宫室、车旗的禁令。凡是掌管典礼的，称为宗。在有虞氏称为秩宗，在周人称为大小宗伯，都是用来掌管天神、人鬼、地祇的三礼。天子有宗伯，诸侯有宗人。春秋时跻僖公，而夏父弗忌为宗人，这是诸侯的宗人。而都家称为内诸侯，也有宗人，都宗人、家宗人就是如此。凡是祭祀将福报送达国家，大概是因为祭祀天子不参与，则赐予禽兽，都家也如此。上级赐予禽兽给下级，下级将福报送达上级，寄托报答上级的意思。然而礼，是用来辨别亲疏而区别贵贱的，分守所寄托，服饰器物为先。不防备其防备，僭越混乱就会滋生。所以都宗人端正都邑礼仪及其服饰，家宗人掌管家族礼仪及其衣服、宫室、车旗的禁令，文字有详略，互相补充。都宗人说如果有寇戎之事，则保卫群神的围墙，是因为他掌管都邑祭祀的礼仪，所以让他与小祝保卫在外面的神壝。家宗人不说，可以从都宗人推断。都家宗人都是王官，必须命令祭祀而后祭祀。国家有大变故，都命令祷祠，复命。家宗人对于天子再次命令，祭祀也如此。都宗人不说，也可以从家宗人推断。〇雄氏说：“节莫大于僭，僭莫大于祭。”大概自从后世三家以雍彻，季氏旅泰山，而后知道先王设置都家宗人的官职，杜绝僭越混乱的根源，区别嫌疑的渐变，其制定礼仪的深意寄托于此。

凡是以神职事的人掌管三辰的法度，以推究鬼神地祇的居所，辨别其名称和物品。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致地祇物魅，以消除国家的凶荒、民众的札瘥。

序官说：“凡是以神职事的人没有定数，以其技艺作为贵贱的等级。”按《国语》所载，大抵古代的巫觋，以民众的精爽不携贰，又以齐肃衷正者为之，使之制定神的处位次主，由此知道经中的“凡以神职事的人”，是指巫觋。制定神的处位次主，也就是三辰推究其居的意思。《汉志》说：“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这是三统合于三辰的意思。三辰，是日月斗。日合于天统，所以天神可以推究其居所；月合于地统，所以地祇可以推究其居所；斗合于人统，所以人鬼可以推究其居所。犹即图也。天神位乎上，其居为阳，即日合天统的法度而图之；地祇位乎下，其居为阴，即月合地统的法度而图之；人

译鬼处于阴阳之间，即依据斗柄合于人统的方法来图示它。《大司乐》说：“以圜钟为宫调，天神便降临；以函钟为宫调，地祇便出现；以黄钟为宫调，人鬼便可接受祭祀。”这就是三辰合于三统的道理。不仅如此，那些相应的法则，如祭坛的围墙、服饰器物、牺牲祭品、币帛礼物，以及五声、八音、十二律的节制，都依据三辰的方法来推求。从前春秋时期神灵降临在莘地，内史过说：“用那神灵所对应的物品来献祭。”到了祭祀那天，所用的也是那相应的物品。这正是用三辰的方法来推求其相应之理。至于招致人鬼而排在天神之后，招致物鬼而排在地祇之后，这是从阴阳之气来推演的，也就是鬼神地祇这一道理的一个方面罢了。

译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七 宋·易袚撰 夏官司马第四

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方位，规划都城治理郊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以此作为百姓的准则。于是设立夏官司马，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政务，以辅佐君王平定邦国。政官的属官有：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

鲁国在上鄍抵御晋军，舆师接受一命等级的服饰。晋国在蒲圃宴请六卿，舆尉接受一命等级的服饰。所谓“舆”，就是车。晋国设立三行军队来抵御狄人，后来晋国中行穆子与无终国在大原作战，毁坏战车改为步兵。所谓“行”，就是步兵。成周时期军队田猎的法度，险阻的野外以步兵为主，平坦的野外以战车为主。于是设立两位司马的属官，专门掌管车兵与步兵的职责，不同于其他五官。

凡是制定军队编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都是受命的卿。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是中大夫。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是下大夫。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是上士。二十五人为一两，两司马都是中士。五人为一伍，伍都有伍长。一军则有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司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马质：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八人。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贾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险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徒一百二十人。环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

在秋官中的环人，掌管迎送邦国往来的宾客，命令守卫道路的人为他们聚集物资，称之为四面环绕，这样说是可以的。在夏官中的环人，只有徒十二人，怎么能四面环绕呢？现在考察筮人九种筮法的名称，第九种叫巫环。郑氏说筮法可以招致军队，不这样则认为是招致军队的筮法。孟子说：“四面围攻它，一定有得到天时的人。”既然称为天时，就不是四面环绕的意思。环得到天时的吉利，那么它作为筮法的名称确实是可信的。

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二人。

挈壶的体制，不可考证。根据唐代的制度推测，水海浮箭，四个匮注水，开始从夜天池流入日天池，从日天池流入平壶，依次相注入水海，浮箭上升，以浮箭来计算时刻。区分昼夜，计算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有四十八支，两支箭对应一个节气，一年总计二百一十九万一千五百分，全部刻在箭上。铜乌引水向下，浮箭停止，达到昼夜的时刻，分至的界限，冬夏长短，昏晓隐现，与周官的日影没有差别。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鸟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罗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这里说虎士八百人，与《牧誓》中说虎贲三百人，数量不同。大概这里以保卫至尊为主，只有人多才能完备仪仗护卫。

旅贲氏中士二人，下士十六人，史二人，徒八人。节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仆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二人，祭仆中士六人，御仆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道仆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弁师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五种兵器的使用，远战则用弓矢

译射击敌人时，距离近的话，持矛的士兵用矛钩住敌人，然后持殳的士兵用殳击打敌人，持戈和盾的士兵用戈刺击敌人。这就是《司兵》掌管五种兵器，《司戈盾》掌管戈和盾，《司弓矢》掌管六种弓、四种弩、八种箭，它们之间相互配合、有先有后的关系。

译缮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稾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车，就是革路。君王在军事行动中乘坐革路，就任用勇力之士作为车右，并由中大夫担任。因为君主有固定的尊位，而兵器甲胄是重大的事务。

齐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驭：中大夫二人。

戎仆：中大夫二人。

齐仆：下大夫二人。

道仆：上士十二人。

田仆：上士十二人。

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马：下士一人，皂一人，徒四人。

巫马：下士二人，医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贾二人，徒二十人。

牧师：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师：每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马，每匹一人；驽马，每两匹一人。

职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六人，府四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怀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训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就像人的形体，有相互隶属的意义。

山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师：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师：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马：每个都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马：各自派遣其臣属，向公司马汇报以正定职事。

大司马的职掌，是建立国家的九种法度，以辅佐君王平定国家：制定疆界、分封诸侯，以端正国家；设立仪制、辨别位次，以区分国家等级；举荐贤才、表彰功绩，以振兴国家；建立州牧、设立监官，以维系国家；制定军法、查究禁令，以纠察国家；施行贡赋、分配职事，以任用国家；简阅考核乡民，以使用国家；均衡守卫、公平法则，以安定国家；亲近小国、尊重大国，以和睦国家。

这是说辅佐君王统御诸侯的权力，实际上出自天子。

用九伐之法来端正国家：倚仗强势欺凌弱小，就予以惩罚；残害贤人、祸害百姓，就予以征伐；对内暴虐、对外侵犯，就予以声讨；田野荒芜、百姓流散，就削减其封地；凭借险固不服从命令，就予以侵伐；杀害亲属，就予以讨正；放逐或弑杀君主，就予以残害；违犯政令、凌驾政事，就予以阻断；内外混乱、行为如鸟兽般野蛮，就予以消灭。

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政令于国家和都邑，于是将象征政令的法度悬挂在象魏之上，让万民观看政令的象征，到日落时收起。

政令指的是九法、九伐之类，颁布于国家和都邑是可以的，万民有什么关系呢？圣人只有能够契合百姓的情意，使内外、远近通行无阻，然后才可以谈论政令。

于是依据九畿的名册，施行国家的政令职事。方圆千里称为国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蛮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夷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镇畿，再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蕃畿。

这里说外方五百里，是按边长来说的，不是按面积来说的。按边长来说，就是每面二百五十里，两面的边长合为五百里。从侯畿到蕃畿，总共二千五百五十里，两面相距，总共四千五百里，加上王畿千里，总共五千五百里。比大禹时代增加的，只是五百里的蕃服罢了。然而周朝的蕃服，虽然不在《禹贡》九州之外列出，但《禹贡》九州之外，都建立了五长，东渐西被，就是成周蕃服的疆域。所以周朝的蕃服，其名虽比大禹时代增加，但地域并未增加。

凡是命令征发赋役，根据土地和人口来制定：上等土地，能养活的人口占三分之二，其中可供役使的人口每家三人；中等土地，能养活的人口占一半，其中可供役使的人口每两户五人；下等土地，能养活的人口占三分之一，其中可供役使的人口每家二人。仲春时节，教导振旅之礼，司马用旗帜召集百姓，排列成阵，如同作战时的阵势。

集合众人以组成队列，排列队列以形成阵势。

辨别鼓、铎、镯、铙的用法：君王手持路鼓，诸侯手持鼖鼓，军将手持晋鼓，师帅手持提鼓，旅帅手持鼙鼓，卒长手持铙，两司马手持铎，公司马手持镯，以此教导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各种节奏。于是进行搜田，有司树立表木、举行貉祭、誓告百姓，击鼓

译于是包围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焚烧野草，献上猎物来祭祀社神。仲夏时节教导百姓在野外宿营，如同振旅时的阵势。众官吏整顿车马和步兵，宣读文书，辨别各种名号的用途。军队主帅以门名命名，县鄙各以其地名命名，家族以号名命名，乡以州名命名，野外以邑名命名，百官各自模仿其职事，以辨别军队夜间的事务。其他事项都如同振旅一样。于是进行夏季狩猎，如同搜时的法度。驱赶车马，献上猎物来享祭礿祭。

译军队以门来命名，可见平日统御的方法；家庭以号来命名，可见平日训导治理的素质。

仲秋时节，教习治兵，如同振旅时的阵势。辨别旗帜的用途：天子乘坐的车载大常，诸侯的车载旂，军吏的车载旗，师都的车载旜，乡遂的车载物，郊野的车载旐，百官的车载旟，各自书写其职务与称号。其他事项都如同振旅一样。于是进行狝田，如同搜田的法度。布置罗网以捕捉禽兽，用来祭祀祊神。中冬时节，教习大阅。事先，群吏告诫民众修习战阵之法。虞人在将要狩猎的原野上清除杂草，设立标志，每百步设一个标志，共设三个标志，又五十步设一个标志。

标志用来度量步数，一步长六尺，每百步设一个标志，共设三个标志，这三个标志相距二百步。又五十步设一个标志，那么四个标志共相距二百五十步。大阅必须使用四个标志，以此来寓示王者节制之师，而《大武》乐舞中的四表正是象征这一点。因为周都位于西南，一个标志在南面，这就是所谓“武舞开始向北出发”的意思。振动而四伐，就有振铎作旗的含义；历经二表、三表到达四表，就是再次开始以彰显往绩。商都位于东北，四个标志在北面，这就是所谓“四成而划定南国之疆”，复乱以修饰归途，就有击鼓退兵、鸣铙且退的含义；历经三表、二表回到一表，就是乐舞终了而德行尊崇。大阅也是如此。贾氏却说后表在北面，士卒从后表到南表，再转身向北回到后表，这与《乐记》的说法不合。《乐记》讲述《大武》，是周代寓兵于乐的良好法度，应当以《乐记》为准。有人说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怎么容得下大阅的众多军队？如果按开方计算，地势确实狭窄；但如果依据虞人清除杂草的原野，那么旷野左右，哪有界限？郑氏说左右的宽度应当容纳三军，这是指一边而言；如果左右两边，应当容纳六军。又说步数未曾听闻，那么六军分列左右展开，取其能容纳六军之众，不被步数所拘束。这样看来，地方面积广袤，岂止容纳六军而已！

狩猎那天，司马在后表中间树立旗帜。群吏拿着旗帜、鼓、铎、镯、铙，各自率领民众到达。天刚亮时仆倒旗帜，诛杀迟到的人。于是陈列车兵和步兵如同战阵，都坐下。

到了狩猎那天，司马在后表中间树立熊虎六斿的旗帜。根据《乐记》舞的说法，后表应当是南面的一个标志。于是群吏如乡师以下，拿着旗帜以及鼓、铎、镯、铙等，各自率领民众到达大司马处。天刚亮时仆倒旗帜，还有迟到的人，这是怠慢命令，所以诛杀他们。

群吏在阵前听受誓辞，宰杀牲畜在左右巡行示众，说：“不服从命令的斩首。”民众已经集合，命令他们都坐在南面的一个标志处。群吏听受誓辞，那么从军帅以下，都面向南在阵前对着标志宣誓。

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人都击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行进，鸣镯，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击三鼓，收铎，群吏放下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

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那么旅帅手持鼙鼓，因为旅帅居于卒伍军师之中，所以叫中军。鼓人都击三鼓，那么军将手持晋鼓。司马振铎，那么两司马手持铎。击鼓行进鸣镯，那么公司马手持镯。当时，旅帅用鼙鼓命令击鼓，所以军将击三鼓而发动，两司马振铎以传达，可以发动了，所以群吏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已经起身，军将又击鼓以行进，公司马又用镯来节制，可以行进了，所以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已经停止，军将击三鼓以警示，两司马收铎以停止，可以停止了，所以群吏放下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这说的是从南表到向北的二表，用来象征武舞开始向北出发，在盟津观兵的时候。

又击三鼓，振铎，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身。击鼓前进，鸣镯，车兵疾驰步兵快走，到达标志就停止。坐下和起身如同初始。

说疾驰快走，那么士卒赴敌之心固然比车兵行进步兵行走时更勇猛。然而不能没有节制，因此到达标志就停止，军将击三鼓以警示，两司马又收铎以停止，可以停止了，所以说“坐下和起身如同初始”，这说的是从二表到向北的三表，用来象征《再成》而灭商，在牧野战胜的时候。

于是击鼓车兵奔驰步兵奔跑，到达标志就停止。

于是军将又击鼓以发动，那么车兵奔驰，步兵奔跑。说奔驰与奔跑，那么士卒赴敌之心，尤其比车兵疾驰步兵快走时更勇猛。然而也不能没有节制，因此到达标志就停止，那么教习已经完备，不需要坐下和起身的节制，只是停止而已。这说的是从三表到向北的四表，用来象征三成而南克殷有余力，功成而返回的时候。

击鼓警戒三遍，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

到这里鼓已经警戒三遍，车兵已经三次发射，步兵已经三次刺杀，在这里都警戒。必须击三鼓，到了三，就是节制的正道。所以大阅的教习，标志设三个，鼓击三遍，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坐下和起身以三次为节制，都是三作为节制。

于是击鼓退兵，鸣铙且退，到达标志就停止，坐下和起身如同初始。

说的是到达北面的四表，军将就命令击鼓以退兵，公司马又鸣铙以退却，于是军吏士卒转身向南而立。

译再次行进到第四表，都停下来，坐下和起立像最初一样。这又是指从北面的第四表到第三表、第二表，再回到南面的第一表，都像上文那样坐下和起立。不同的是，只废弃镯声而鸣响铙声罢了。这是用来象征第四成时南国疆域确立，第五成时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成时恢复行列以尊崇周王。

译于是进行狩猎，用旌旗作为左右和门的标志，众官吏各自率领他们的车兵和步兵，按照次序从和门出发，在左右两侧陈列车兵和步兵，由有司加以平整，旗帜插在士兵之间以划分区域，前后相距百步设有屯驻，有司巡视前后，险阻之地由步兵为主，平坦之地由车兵为主，队伍陈列完毕后便设置驱赶和拦截的车辆，有司在阵前举行表貉之礼。

驱，是指驱赶禽兽使其奔向包围圈；逆，是指拦截禽兽使其不逃出包围圈。

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众司马摇动铎铃，车兵和步兵都行动起来，于是击鼓行进，步兵衔枚前进。捕获大兽归公，小禽归私，射中者取左耳。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如同演习作战时一样，那么田猎之法与用兵之法是一致的。

等到射中时，鼓声齐鸣，车兵和步兵都喧哗呐喊。

駴，如同马受惊的样子；噪，如同鸟群喧闹的样子，以此显示战胜敌人。

步兵于是致送禽兽，在郊外烹煮野兽，进入宗庙献禽以举行冬祭。

春社、夏礿、秋祊不提及“入”，而冬熵独独提及“入”，是因为在外进行致禽、在郊外烹煮的礼仪之后，然后献禽于宗庙，所以称为“入”。

等到军队大规模集结，军队执行禁令，以救助无辜，讨伐有罪之人。

“及”，是承接前事的词，此时还没有正式出征，是指借田猎来演习作战，作为用兵的预备罢了。

如果是大规模战争，就掌管警戒命令，主持大卜，率领办事人员主持衅祭主将及军器。如果有强横不服从的人，倚仗险固不臣服的人，以及侵犯王土而自取天诛的人，天子于是亲自率领六军，方伯和连帅跟随，这称为大师。大司马掌管警戒命令，那么方伯、连帅以至于军将、师帅，没有不接受警戒命令的。

等到集结时，树立大常旗，检阅军队，诛杀迟到的人。

检阅伍、两、卒、旅、军、师的完整或缺失情况。

等到作战时，巡视阵势，观察事务而进行赏罚。

等到布成阵势作战时，巡视阵势中队伍的疏密，以及车兵、步兵、旗帜、鼓声的进退，没有不观察的。

如果军队有功，就左手拿着律管，右手拿着斧钺，走在前面，奏着凯乐向社神献祭。

大司马左手拿着律管，右手拿着斧钺，走在前面。

如果军队无功，就压抑情绪并奉送主将的车。

不说败而说无功，是因为王者的军队无敌于天下，所以只是无功罢了。

天子慰问慰劳士和庶子，就辅助其事。重大劳役，参与谋划事务，隶属其筑城板榦的制度，接受其役人数目和功程的概要，等待考核而进行赏罚。

植，是指筑城的板榦，高宽制度系于其上，就隶属给司空；要，是指役人数目和功程多寡系于其上，就接受自司徒。等待考核而进行赏罚，必须以植和要为根本。

重大会同，就率领士和庶子而掌管其政令。如果举行大射礼，就组合诸侯的六对耦射；重大祭祀、飨食，进献牲肉和鱼，授予其祭品。

重大祭祀，是指宗庙享祭的礼仪。飨食，是指在宗庙中礼待公侯等人。

重大丧事，评定士大夫的丧祭，奉诏备马和牲。

平，是指端正丧礼的职事及其位次。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八 宋 易袚 撰

小司马的职掌

下文有缺文

凡小祭祀、会同、飨射、田猎、丧纪，掌管其事，如同大司马的法度。军司马。

舆司马。

行司马。

以上官职空缺，而列在司马之后的，是根据《序官》知道的，意义见《序官》。

司勋掌管六乡赏赐田地的法度，以评定其功劳。

封国从百里到五百里，不是六乡所能供给的，所以六乡赏赐田地不过与官田、牛田、收田并列而已。用《左传》考证，从前郑伯赏赐入陈的功劳，子展获得三命之服，先赐八邑，注解说八邑三十二井；又讨伐卫国疆戚田，夺取卫国西鄙懿氏与孙氏，注解说取田六十井，这是赏田的明证，即下文所说的“参之一食”。

王功称为勲，国功称为功，民功称为庸，事功称为劳，治功称为力，战功称为多。凡有功的人，铭刻书写在王的大常旗上，在大烝祭时祭祀，司勋宣告其事。大功，司勋收藏其副本。掌管赏赐田地的政令。凡赏赐没有固定标准，轻重看功劳。凡颁赐赏田，三分之一作为食邑，只有加田没有国家的赋税。

赏赐的轻重，看其功劳，这就是赏赐田地的政令。

马质掌管买卖马匹，马匹分为三类：一是戎马，二是田马，三是驽马，都有各自的等级和价格。

这是说市马的政令。物，是指国马的辀深四尺七寸，田马的辀深四尺，驽马的辀深三尺三寸。它们的用途各有等级，它们的材质各有适宜，所以都用这三类来衡量。有等级就有价格，所以称为质。

网罗劣马。

这是说养马的政令。

凡从有司那里接受马匹的人，记录其牙齿、毛色及其价格。马死了，在十天内更换，十天之外缴纳马耳，用同类的马更换，超出期限则不更换。马匹行走时，就用负载来整齐其步伐。如果有马匹的诉讼，就审理。禁止养原蚕的人。

审理马匹诉讼，那么养马、市马的政令都能得到公平。

量人掌管建国的法度，以划分国家为九州。营造国都的城墙，营造后宫，测量市场、朝堂、道路、街巷、门、沟渠。建造都邑也如此。营造军队的营垒房屋，测量其市场、朝堂、道路、军社的处所。邦国的土地和天下的道路数量，都记录并收藏。凡祭祀、飨宾，制定从献脯燔的数量。掌管丧祭祭奠和墓穴的俎实。凡宰杀祭祀，与郁人一起接受斚历而都饮下。

小子掌管祭祀，进献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管在社稷的珥祭，在五祀的祈祷。于是沈辜侯禳，装饰其

译牺牲。

装饰牺牲，给它披上绣有花纹的丝织品，这是指羊作为牺牲。

用牲血涂抹邦国重器以及军器。凡是军队出征或田猎，斩杀牺牲，让左右两方的人拿着牺牲在阵前巡行示众。祭祀时，协助进献祭品、接受撤下的祭品。

译军器甲胄戈矛之类，

羊人掌管羊类牺牲。凡是祭祀，装饰羔羊。祭祀时，宰杀羊牲，陈列其头。凡是祈祷、割耳取血，供给羊牲。接待宾客，供给合乎礼法的羊。凡是沉祭、辜祭、侯禳、衅祭、积祭，供给羊牲。如果牧人没有牺牲，就从司马那里接受布帛，派遣商人购买牺牲来供给。羊人供给羊牲，如同牛人供给牛牲、鸡人供给鸡牲、犬人供给犬牲，是同类道理。在尚未成为牺牲之前，各官选择毛色纯一的羊从牧人那里取来，然后命令牧人占卜哪些羊可以作为牺牲，供给充人。到了充人那里，才称为牺牲。这里说供给羊牲，是因为供给它才成为牺牲。

司爟掌管行火的政令，四季变换国家的火种，以救治时行的疾病。季春出火，百姓都跟随；季秋内火，百姓也这样。届时施行火令。凡是祭祀，就祭祀火神。凡是国家失火、野外焚烧草木，就有刑罚。

施行火令，是指施行四季变换国家火种的命令。

掌固，掌管修筑城郭、沟池、树木渠道等防御工事，颁布士庶子及其众庶的守卫任务，设置装饰器具，分配财用，均分口粮，任用万民，使用材器。

周人守御，大抵以民众为坚固，以人心为根本。设置装饰器具，是用来耸动观听的器具；而又分配财用，就根据各地守卫所应当得到的；均分口粮，就计算其功力所应当给予的。凡此都是平时素来激发人心的。至于城郭之所以坚固，也不过是任用万民而使用其材器，让当地的人自己守卫罢了。材指可以做桢榦的木材，器指可以备任载的器械。

凡是守卫的人接受法令，以通达守卫政令。有调动甲士及其役使、财、用，只有这样才能通达。与国家有司率领他们，以资助其不足者。

与国家有司率领他们，就不是掌固所敢专断的。率领掌甲、掌役、掌财用的有司，也是以资助其甲役财用的不足者。

白天巡视三次，夜晚也这样。

这是掌固所设的法令，不是他亲自巡视。白天巡视三次，就察其部伍失次者；夜晚事情尤其谨慎，所以也这样。

夜晚三次击鼜以号令警戒，如果建造都邑，就治理其防御工事与其守卫法令。凡国都的边境，有沟渠树木的防御，郊外也这样。民众都有职事，如果有山川，就凭借它们。

每次巡视必击鼜，鼜就是鼓军事的鼖鼓。鼜是其声音。号令则呼其所守者之名，警戒则警其所守者之事。

司险掌管九州地图，以周知山林川泽的险阻，而通达其道路。设置国家的五沟五涂，而种植林木作为险阻坚固，都有守卫禁令，而通达其道路。国家有变故，就藩塞阻路而阻止行人，以其属守之，只有持符节者通达。

守卫以道路为急，阻以道路而后险为可恃。使内外无禁，往来不察，而奸伪者、邪慝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罪奇邪者，或得乘间而入，虽险犹无险也。所以司险在国家有变故，就藩塞阻路而阻止行人。

掌管疆界

千里王畿，畿的境界称为疆，《载师》所言“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而邦国都鄙也有畿疆之制，《大司徒》所言“制其畿疆而沟封之”是已。此官虽逸，而以《司险》推之，则掌王国之疆以及邦国都鄙之疆也审矣。

〇人各掌其方之道治与其禁令，以设〇人。若有方治，则帅而致于朝，及归，送之于竟。

环人掌管致师，察军慝，环四方之故，廵邦国，抟谍贼，讼敌国，扬军旅，降围邑。

察军慝，则察其在我者；环四方之故，则环其在人者。此六者，非其徒十二人之所能及，必环人簭之而后举，此所以继于致师之后。

挈壶氏掌管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舍，挈畚以令粮。饮食居处，人之大欲存焉，所以因其令军井而兼以令之。是三者皆挈于竿首而表之，虽军众不齐，莫不目击而心防。郑氏所谓“省烦趋疾”是已。

凡军事，县壶以序聚〇。凡丧，县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则以火防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守之以水，则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则知其漏箭之迁易。

射人掌管国家的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东面，卿、大夫西面。其挚，三公执璧，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鴈。孤执皮帛，以其有衣被文采之义；卿执羔，则羣而不失其类；大夫鴈，则夙夜奉上而不懈其义。

诸侯在朝，则皆北面，诏相其灋。若有国事，则掌其戒令，诏相其事，掌其治。达以射灋治射仪。王以六耦射三侯，三〇、三容，乐以《驺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〇、二容，乐以《貍首》七节、三正。〇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〇、一容，乐以《采苹》五节、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〇、一容，乐以《采蘩》五节、二

译正。

举行大射礼时，大司马便组合诸侯的六组射手。如果是宾射礼，那么诸侯与天子对射，并组合卿大夫作为六组射手。至于诸侯的四组射手，以及卿大夫、士的三组射手，也都各自按照等级递减来区分。即前文所说的旗帜，由服不氏拿着以等待。容，即遮蔽身体的掩体，服不氏等待并居于掩体之中。

译如果大王举行大射礼，射人就铺设狸皮，张设三种靶侯。大王射箭时，射人命令人们离开靶侯，站在后面，用箭矢行进的方式报告情况。射礼结束，命令取回箭矢。祭祀靶侯时，射人安排站位。

梓人祭祀靶侯的礼仪，其祝辞是希望诸侯像宁侯那样安定。

与太史一起计算射中次数，协助司马治理射礼的正事。

在太史那里有所陈述，在司马那里有所陈述，协助尊卑的次序。

祭祀时，协助射牲，辅助孤卿大夫的法度仪节。

祭祀的礼仪，以牺牲为重。视察牺牲、分割牺牲、饲养牺牲、巡视牺牲，都出现在祭祀之前；将要祭祀的时候，则有夕牲、展牲、牵牲、射牲、割牲，没有不符合礼制的。射人所掌管的，只是射牲的礼仪罢了。《国语》说：“禘郊祭祀，天子必定亲自射杀牺牲。”这虽然是天子亲自做的，当迎接牺牲进入城门时，国君手持引绳，卿大夫跟随，士手持草料。等到国君亲自射杀牺牲时，孤卿大夫都参与其中，这是射人辅助孤卿大夫的法度仪节，因为他掌管射法、治理射仪的缘故。

在诸侯会同、朝见天子时，让大夫担任副使。凡是有爵位的人，

射人就按照法度仪节来安排他们。

大军出征，让有爵位的人乘坐王车的副车。

大军出征，王乘坐戎路车，其广车、阙车、苹车、轻车的副车不能空着位置，所以让有爵位的命士以上的人乘坐这些副车。

有重大宾客，就安排卿大夫跟随并警戒，太史以及大夫担任副使。有大丧，与仆人一起迁移尸体，安排卿大夫掌管事务，安排他们的庐舍，对不恭敬的人严厉惩罚。

卿大夫掌管朝位的事务，就由射人来安排。

服不氏掌管饲养猛兽并训练驯服它们。凡是祭祀，供给猛兽；宾客之事，就举起兽皮；射礼，就协助张设靶侯。用旗帜居住在乏中等待。

射鸟氏掌管射鸟。祭祀时，用弓矢射杀乌鸦和鸢。凡是宾客、诸侯会同、军旅，也这样做。射礼时取回箭矢。箭矢在靶侯高处，就用并夹的方式取回。

罗氏掌管罗网捕捉飞鸟，年终大祭时制作罗襦。仲春时节罗网捕捉春鸟，进献斑鸠来奉养国老，颁行羽毛物品。

仲春时节搜猎，不是罗网捕捉的时节，所以用火驱赶而搜猎，捕捉那些不孵卵育雏的鸟。这里说罗网捕捉春鸟，为什么呢？因为以奉养至尊为主，其次进献斑鸠来奉养国老，再其次颁给群臣称为颁行羽毛物品。除此之外，一毫也不能轻易获取。

掌畜，掌管饲养鸟兽并使其繁殖、训练驯服。祭祀时，供给卵鸟；岁时，进贡鸟兽物品；供给膳食进献的鸟。

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以此治理政令。每年登记增减的数字，辨别他们的年龄和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的数量，卿、大夫、士、庶子的数量，以此告诉王治理国家。根据德行告诉爵位，根据功劳告诉俸禄，根据才能告诉事务，根据资历确定饮食。

爵位有高下，都根据德行来告知；俸禄有厚薄，都根据功劳来告知，这是为公卿大夫士受命成为王臣的人设立的。然而当时的士也有不受命的。郑氏说府史是官长自己征辟的，又说胥徒是百姓中服徭役的，凡此都服役于公上，也已经根据才能告知事务了。只是他们不受命，所以用资历确定饮食而不说告知。确定他们的饮食，就不是俸禄了。《校人》说：“评定驭夫的俸禄，宫中的稍食。”宫中，就是师圉府史以及胥徒，所以说饮食；驭夫，就是仆夫、趣马等作为大夫士的人，所以说俸禄。大概当时一命以上称为俸禄，庶人在官的只是稍食而已。比如宫正则月末检查他们的稍食，医师则年终考核他们的医事而制定他们的饮食，槀人则根据事务试验他们的弓弩而升降他们的饮食，凡此都是在任职很久之后确定他们的饮食。贾氏不说“根据才能先试用事务，事成才确定稍食，其能堪用，然后才告知授予正爵禄”，其顺序就是这样。

只有赏赐没有常例。

紧接在司士之后，在告知王治理之后，也有可以常行的。

端正朝仪的位置，辨别贵贱的等级。王面向南，三公面向北以东为上，孤面向东以北为上，卿大夫面向西以北为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的右边，面向南以东为上；大仆、大右、大仆的随从在路门的左边，面向南以西为上。

位置的排列，虽然有贵贱，但布置朝向，尊王的意思已经显现在左右前后的行列中，朝仪的不苟且就是这样。王族故士、大仆等，因为他们居于王的后面，所以不嫌面向南。

司士担任摈相，孤卿单独作揖，大夫按其等级集体作揖，士在旁边三次作揖。王转身，向门左作揖，向门右作揖。太仆上前。王进入内朝，大家都退下。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的右边，大仆、大右、大仆的随从在路门的左边，他们的位置都面向南，而在王的后面，所以转身向他们作揖。

掌管国都中士的治理，凡是他们的警戒命令。

国都中的士，治理指在国都中的士。《诗》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不是公卿大夫以下的总称吗？

掌管摈相士的人，供给他们的挚礼。

诸臣的六挚，如同诸侯的五瑞。五瑞用来享祭，所以三璧就接受并归还，《书》所谓“如五器，卒乃复”就是这样。六挚不用于享祭，所以三帛、二生、一死就接受而不归还，各自适合其宜罢了。三帛就供给王的服饰，二生、一死就供给王的膳食，以示采纳他们的德行。

凡是祭祀，掌管士的警戒命令，告知辅助他们的法度事务，以及赐爵，呼叫昭穆而进献。

祭祀

译在这个时候，群臣、群有司都参与其中，有的协助礼仪，有的执行事务。这里所说的士，就是同姓的士。掌管士的戒令，就是占卜日期之后的戒令；告知并辅佐其法事，就是所有灌献的法事。

译率领他的属官宰杀牺牲，陈列祭品于俎豆之上。

这是承接宗庙祭祀而言的，应当在赐爵之前，如今却讲在后面，是因为重视这件事，所以特别提及。司士说宰杀牺牲，是指分割牺牲的肢体；诸子端正六牲的肢体，是指端正牺牲的完整躯体。礼制的轻重不同，职事的先后或许也有差异，这就是所谓的联事。

凡是会同，都称作“作士”，随从宾客也如同这样。作士前往四方，作为副使。重大丧事，作士掌管事务。作六军之士执披。

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而总称为士，因此掌管这三项事务。作士的事务，会同与宾客，作士随从，是指可以派遣跟随天子的卿大夫。作士前往四方，作为副使，是指天子派遣卿前往四方，则由大夫作为副使；派遣大夫前往四方，则由元士作为副使。重大丧事作士掌管事务，如奠礼、遣礼之类。

凡是有职守的士，命令他们哭泣但不离开职守。

不因丧事而废弃他们的职责。

国家有变故，则召集士人并分配他们的职守。

也不因变故而放松他们的防备。

凡邦国每三年，就考核士人的任职情况，从而升降他们的爵位和俸禄。

上文经文中说“士”，是总括公、卿、大夫、士而言的。这里说邦国，那么诸侯的卿、大夫、士，也总称为“士”。

诸子掌管国君的副车，掌管他们的戒令以及教育治理，辨别他们的等级，端正他们的位置。古本“倅”字写作“卒”。郑玄因为下文有“游倅”，所以改为“倅”。职文末尾说修德学道，固然属于游倅的事务；这里主要讲下文的兵甲事务，那么“卒”这个字，就有什伍的意思。

国家有大事，就率领国君之子前往太子处，任凭太子使用。如果有兵甲之事，就授予他们车甲，编组他们的卒伍，设置他们的官吏，用军法治理他们，司马不再纠正。凡是国家政令所不及的。

用军法治理他们，与司马用来役使民众的方法相同，不因尊贵而废弛法度，这是使法度公正。不纠正于司马的赋税，也不参与司徒的力役，不用官吏的法度来约束尊贵者，这是重视这件事。

重大祭祀，端正六牲的肢体。凡是乐舞之事，端正舞位，授予舞具。重大丧事，端正众国君之子的服饰和位置。会同，宾客到来，众国君之子随从。

乐舞之事，舞蹈有出入的位置，也有文武的舞具；重大丧事，有亲疏贵贱的服饰，也有亲疏贵贱的居处。授予、端正，都是诸子的责任。

凡国家的政事，国君之子保留游倅，让他们修德学道，春天在学宫集合，秋天在射宫集合，以此来考核他们的技艺从而升降他们。

让他们修德，就是师氏所说的用三德教育国君之子；让他们学道，就是保氏所说的用道来养育国君之子并教育他们六艺。德源于本性，所以称为修道；公之于人，所以称为学。晋升者任用他们处理国事，而退下者也有办法勉励他们达到未至之处。

司右掌管众右的政令，凡是军旅、会同，编组战车的卒伍，并排比他们的乘员，隶属他们的右。凡国家勇力之士能使用五种兵器的人都隶属他，掌管他们的政令。

虎贲氏掌管前后跟随君王并以卒伍形式趋行，军旅、会同也如同这样。驻扎时就守卫王宫闲门，君王在国内时就守卫王宫。

进入国都则在五寝依次驻扎以为宫卫。

国家有大变故，就守卫王门，重大丧事也如同这样。等到下葬，跟随遣车而哭。出使四方，就随从士大夫。如果道路不通，有征讨之事，就捧着书信出使四方。

五门出入必须设几。

旅贲氏掌管执持戈盾，夹在君王车旁趋行，左边八人，右边八人。车停止时就扶持车轮。凡是祭祀、会同、宾客，就穿着礼服趋行。丧事就穿着衰葛，执持戈盾。军旅就穿着甲胄趋行。

祭祀会同、宾客丧事、军旅各自穿着吉凶不同的服饰保卫君王，军国仪容值得观赏了。

节服氏掌管祭祀朝觐，六人穿着衮冕维系君王的大常，诸侯则四人，他们的服饰也如同这样。郊祀时穿着裘冕，二人执戈送迎尸，跟随车驾。君王在郊祀时穿着裘冕，而节服氏的二人也穿着裘冕；君王在祭祀朝觐时穿着衮冕，而节服氏的六人也穿着衮冕。像这样，凭什么作为节制呢？回答说：“这正是作为节制的原因。春秋的法度，贵贱不忌讳名称相同，因为有节制存在。”君王视察治朝，他的位置也面朝南，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右边，大仆、大右、大仆随从者在路门左边，他们的位置也面朝南，那么尊卑怎么辨别呢？位置都面朝南，是跟随君王在后面；服饰都同于衮冕、裘冕，是跟随君王在左右。既然有了前后左右的节制，那么位序服饰乃是保卫至尊而尊崇威严，又有什么可忌讳相同的呢？

方相氏掌管蒙熊皮、黄金四目、蒙衣朱裳，执持戈盾，率领一百个蒙熊皮的人按时行傩，以搜索居室驱除疫鬼。重大丧事走在棺木前面，到了墓穴进入圹中，用戈击打四角，驱除方良。

占梦，季冬聘赠君王梦境，于是命令开始行傩驱疫，只是命令这个罢了。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十九 宋 易祓 撰

大仆掌管端正君王的服务位置，出入君王的大命，掌管诸侯的复命和迎送。君王视察朝堂，就前行端正位置然后退下，进入时也如同这样。

这段经文正与《司士》一职互文见义。司士端正朝仪的位置，君王面朝南，那就是君王的位置。虽然说王位，但不是端正王位的职责，所端正的是群臣的位置。它说：“三公北面东上，孤东面北上，卿大夫西

译面向北方，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门的右侧，面向南方，以东为尊；大仆、大右、大仆的随从在路门的左侧，面向南方，以西为尊。群臣已经端正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大仆从路门的左侧站立在王的前面，所以说：“大仆在前，是用来端正王的位置。”又说王进入内朝时群臣都退下，郑玄引用《玉藻》的话说：“穿着朝服在白天于内朝视朝，天刚亮就进入，君主日出时视朝，退下后前往路寝听政。”这是指诸侯而言，既然说诸侯如此，那么天子也是这样，意思是王进入路门在路寝听政，群臣各自退回到处理事务的地方。如果根据《司士》所说的群臣都退下，似乎大仆也随着群臣退下。现在考察这段经文的意思，大仆实际上并没有退下。所说的“王视朝，则前正位而退”，乃是退回到路门原本的位置，等待朝会结束。等到王进入路门在路寝听政，群臣虽然退下，但大仆又进入端正路寝的位置。《司士》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所端正的是群臣的位置，朝会结束就退下罢了。大仆掌管端正王的位置，那么无论王到哪里都跟随，所以王进入路寝时大仆也像这样跟随。详略不同，也是各自根据其职责而言。

译在大寝门外设置路鼓，并掌管其政令，以接待困穷之人以及传达紧急命令。听到鼓声，就迅速迎请御仆和御庶子。在祭祀、接待宾客、丧葬礼仪时，端正王的服饰与位次，宣告法度与仪节，协助王处理牺牲之事。

王者祭祀时的服饰有六种，即司服所说的六种服饰；接待宾客时的服饰有两种，即司服所说的“飨射时穿鷩冕，视朝时穿皮弁服”；丧葬时的服饰有一种，即司服所说的“凶事时穿弁服”。王的位次则根据事务而定，没有不是大仆所端正的。

王出入时，大仆从左边驾车并作为前导。

不敢从右边驾车，因为周人崇尚右边，以示尊崇君主。

凡是军事行动、田猎征役，大仆协助王击鼓。发生日食月食时，也是如此。

大司马举行田猎之礼时，王手持路鼓，必须等待大司马辨别时机，然后大仆才协助击鼓。鼓人在发生日食月食时，则告知王击鼓，必须等待鼓人告知，然后大仆才协助击鼓。王都亲自击鼓，其意义见于《大司马》及《鼓人》篇。

大王刚去世时，击鼓警戒并传达到四方，下葬时也是如此。

大王刚去世及下葬时，击鼓以警戒众人，并且传达到四方，使四方知道大王去世，这是礼制。

在宫门悬挂丧服的法度，掌管三公、孤、卿的吊唁与慰劳。王宴饮时，协助其法度；王射箭时，协助弓矢；王视燕朝时，端正位次，掌管傧相。王不视朝时，向三公及孤、卿辞谢。

小宗伯已经在路门外悬挂衰冠的式样，这里又在宫门悬挂首服的法度，是因为首服是妇女的服饰，衰冠是男子的服饰。

小臣掌管王的次要命令，宣告并协助王的次要法度与仪节。掌管三公及孤、卿的复命与迎送。端正王燕居时的服饰与位次。王燕居出入时，作为前导。大祭祀、朝觐时，为王浇水洗手。小祭祀、接待宾客、宴飨进食、宾射时，掌管事务如同大仆的法度。掌管士大夫的吊唁与慰劳。凡是大事，辅助大仆。

小臣是辅助大仆的。大仆传达王的重要命令，这里则是言辞告语的细微之处，所以掌管王的次要命令；大仆宣告王的法度与仪节，这里则是趋行拱揖的仪容，所以宣告并协助王的次要法度与仪节；大仆在视朝及重大礼仪时，端正王的服饰与位次，这里则端正王燕居时的服饰与位次；大仆在王的大礼中，路车出入时从左边驾车并作为前导，这里在王燕居出入时作为前导；以至于大仆掌管诸侯的复命与迎送，而这里则掌管三公及孤、卿的复命与迎送；大仆掌管三公、孤、卿的吊唁与慰劳，而这里则掌管士大夫的吊唁与慰劳。凡此种种，无非是大仆掌管大事，而小臣掌管小事。小臣能够专掌的，只有在大祭祀时为王浇水洗手罢了。然而先王设立小臣的职位，也如同后世有内小臣，而内小臣所掌管的反而与大仆相同，为什么呢？大仆端正王的服饰与位次，而内小臣也端正王后的服饰与位次；大仆传达王的重要命令，而内小臣也掌管王后的命令；大仆在王的出入时从左边驾车并作为前导，内小臣在王后的出入时也作为前导；大仆在祭祀、接待宾客、丧葬时宣告法度与仪节，在视燕朝时掌管傧相，内小臣也傧相并宣告王后的礼仪事务。大概内小臣与大仆的区别，在于内外之分；小臣与大仆的区别，在于大小之分。

祭仆掌管接受王的命令以视察祭祀，并警戒祭祀的有司，纠察百官的警戒与备具。祭祀结束后，率领众有司返回，用王的命令慰劳他们，诛杀那些不恭敬的人。大王去世，在小庙复命。凡是祭祀，王不参与时，就赐给他禽兽。都邑的宗人、大夫家的宗人也是如此。凡是祭祀时致送福肉的，检视并接收。

凡是祭祀时接受胙肉，称为受福，是说神赐福而君主接受。都宗人、家宗人在国家的祭祀中，有司都将福肉致送给王，祭仆则检视并接收，膳人则接收并烹煮，这样祭祀的诚意就达到了极致。

御仆掌管众吏的迎送，以及庶民的复命，以及他们的吊唁与慰劳。

御仆所掌管的复命与迎送，与大仆、小臣相比，有尊卑大小的不同；与宰夫相比，则有更大的不同。这里所说的庶民，不是万民之众；所说的众吏，则是府史胥徒等在官府任职的人，也不是诸臣。诸臣则包括诸侯的群臣，不是御仆所能一并提及的。然而宰夫对诸臣说复命，这里对庶民说复命；宰夫对万民说迎送，这里对众吏说迎送。所谓的复命与迎送，大概是通上下而言的。以大仆掌管三公、孤、卿的吊唁与慰劳，小臣掌管大夫、士的吊唁与慰劳来推论，这里也是众吏的吊唁与慰劳。

大祭祀时，协助洗手并登阶；大丧时，手持翣；掌管王的燕居命令，按次序守护路鼓。

这是丧葬祭祀中的冗杂事务，所以御仆掌管命令。

仆掌管五寝的扫除、洒扫之事。祭祀时，修缮寝宫。玉辇出行时，清洗乘石。掌管宫中清道之事。大王去世，在小寝、大寝复命。

在宫中清道，以示肃敬。

弁师掌管王的五冕，都是玄冕，朱色内衬，延纽，五彩丝绳十二就，都有五彩玉十二个，玉笄，朱色纮。诸侯的丝绳九就，瑉玉三色，其余如同王的事，丝绳都按就数，玉瑱、玉笄。

郑氏说：“侯应当作公。上公九命，所以九就，三色，朱、白、苍。”“丝绳都按就数”，又总说侯、伯、子、男的冕。侯伯七命，则七就；子男五命，则五就。

王的皮弁，丧礼用五彩玉璂、象邸、玉笄。

王的吉服，其弁有三种：皮弁用于视朝，韦弁用于

译在军事事务中，冠弁用于田猎。兵弁和田猎所用的弁，是特定时候才使用的。皮弁用于日常视朝，那么每日视朝的礼仪，其使用次数就很多了。这就是弁师特别详述皮弁制度的原因。用五采玉璂装饰的，《诗经》说“防弁如星”，是说在缝线处用玉装饰，闪烁发光的样子，状似星星。又说“其弁伊綦”，是说它的纹饰。《诗经》中也写作“骐”，骐马是青黑色相间的纹理。象邸，是用象牙装饰弁内项上的邸，以表明托宿的含义，并用玉笄贯穿固定。这就是所谓的皮弁制度。至于韦弁，就是爵弁，所谓“爵弁绖防衣”说的就是它。冠弁，就是元端，所谓“元衣素裳”说的就是它。韦弁、冠弁与皮弁素积相似，只是略有增减，提到皮弁，那么韦弁、冠弁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译国王的弁绖，是在弁上加环绖。诸侯以及孤、卿、大夫的冕、韦弁、皮弁、弁绖，各自按照他们的等级来制作，并掌管相关的禁令。

上文提到了上公玉缫的数量，并兼及诸侯的缫斿都已完备，但未提及冕玉的制度；这段经文讲到诸侯的冕弁，并兼及卿大夫冕弁的制度。大概侯伯的冕七就，用玉九十八颗，而缫都是三采；子男的冕五就，用玉五十颗，而缫都是二采；至于孤四就，用玉三十二颗；三命之卿三就，用玉十八颗；再命之大夫二就，用玉八颗，只有朱绿二色而已。他们的韦弁、皮弁，侯伯璂饰七，而玉都是三采；子男璂饰五，而玉都是二采；孤则璂饰四，三命之卿璂饰三，再命之大夫璂饰二，也只有朱绿二色而已。弁绖虽然没有装饰，也有等级差别。这里不提及士，是因为《司服》所说“士的服饰从皮弁以下”，那么皮弁也是士的服饰。

司甲【缺】

司兵掌管五兵、五盾，分别辨别它们的种类和等级，以等待军事行动。等到授予兵器时，跟随司马的法度来颁发。等到收回兵器入库时，也这样做。等到使用兵器时，也这样做。祭祀时，授予舞者兵器。大防时，陈列五兵。军事行动时，树立战车上的五兵。防同（诸侯联合守边）时，也这样做。

就像《考工记》中的六等，以及庐人的六建，无不树立起来以备军旅和防同之用。

司戈盾掌管戈盾等物品并颁发它们

颁发它们以供给祭祀、军旅、防同之用

祭祀时，授予旅贲殳，授予故士戈盾。授予舞者兵器，也这样做。军旅、防同，授予贰车戈盾，树立乘车上的戈盾，授予旅贲及虎士戈盾。等到宿营时，设置藩盾，行进时就收敛起来。

这都是为了护卫至尊，崇尚庄严。

司弓矢掌管六弓、四弩、八矢的法度，辨别它们的名称和种类，并掌管它们的保管收藏与出入。仲春时节进献弓弩，中秋时节进献矢箙。等到颁发它们时，王弓、弧弓授予射甲革、椹质的人；夹弓、庾弓授予射豻侯、鸟兽的人；唐弓、大弓授予学射的人、使者、劳者。它们的矢箙都跟随它们的弓。有人问：“王弓、弧弓往体少，来体多，应该是弱弓，为什么称为强弓？夹弓、庾弓往体多，来体少，应该是强弓，为什么称为弱弓？”贾氏说：“往体少来体多的，松弛时五寸，张开时一尺五寸；往体多来体少的，张开时五寸，松弛时一尺五寸；往来相等的，松弛时一尺，张开时也是一尺。”这个道理可信。所以王弓、弧弓授予射甲革、椹质的人，都是射坚硬目标的，不是强弓又是什么？夹弓、庾弓授予射豻侯、鸟兽的人，都是射近目标的，不是弱弓又是什么？唐弓、大弓往来均衡，则强弱适中，授予学射的人、使者、劳者，大概使用强弱适中的弓，那么远近都可以了。

凡是弩：夹弩、庾弩利于攻守，唐弩、大弩利于车战、野战。凡是矢：枉矢、絜矢利于火射，用于守城、车战；杀矢、鍭矢用于近射、田猎；矰矢、茀矢用于弋射；恒矢、庳矢用于散射。天子的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方，大夫合五而成方，士合三而成方。弯曲的称为弊弓。凡是祭祀，供给射牲的弓矢；泽祭，供给射椹质的弓矢；大射、燕射，供给弓矢如数并夹。大丧，供给明弓矢。凡是师役、防同，颁发弓弩各自按照它们的种类，跟随授予兵甲的礼仪。田猎弋射装满笼箙矢，供给矰矢。凡是丢失矢的人，如果不使用就更换。

弓的强弱，根据人的形体、志虑、血气，不能以尊卑来说。经文必须以尊卑来说的，是设立这个来明确等级而已。六弓的体制虽然系于等级，而六弓的使用实在关乎力量。

缮人掌管王所用的弓弩、矢箙、矰弋、决拾，掌管教导王射箭，辅助王弓矢的事。凡是乘车，装满它的笼箙，装载它的弓弩，射完后就收敛起来，没有防备的计策。

箙可以盛放矢，《诗经》所说的鱼服就是它。矰则是带有缴的矢，用于弋射，《诗经》所说的弋凫与雁就是它。

槀人掌管从职金那里接受财物，用来资助工匠。弓六物分为三等，弩四物也这样。

弓共有六物，都根据它们的长短分为三等之制；弩四物，也分为三等，又根据弓的长短来制作。

矢八物都分为三等，箙也这样

矢人制作矢，说：“将长度分为五份，其中一份用于羽毛。”注解说羽毛是六寸，就知道矢长三尺，这是恒、庳、矰、茀、枉、絜、杀、鍭的矢共八物，都根据弓弩的态势，以三尺增减它们的长短而分为三等之制。箙用来盛放矢，也分为三等，又根据矢的长短来制作。

春献素秋献成

这段经文在弓弩矢箙之下，即弓弩矢箙都是春献素、秋献成。郑氏解释说：“矢箙春作秋成，而未提及弓弩的，大概因为弓人制作弓的制度，从冬天析干、春天液角，直到寒奠体、冰析灂、春天被胶，那么一年的事情，符合司弓矢仲春献弓弩的说法，所以未提及弓弩而专言矢箙。”考察此文意，则矢箙取乎秋之献其成，而弓弩也未尝不同其献。然而司弓矢的说法与槀人

译这种说法为何如此不同呢？大概是因为槀人从职金那里领取财物来支付工匠的费用，所以工匠按时进献他们的器物：春天是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进献半成品；秋天是完工的时候，就进献成品。于是将工时记录上报给司弓矢，然后司弓矢选取槀人已经制作好的器物，作为中春和中秋的进献之物，因此只说“进献”罢了。这与槀人所说的“进献半成品”“进献成品”各有先后次序，互不混淆，怎么可以牵强附会地使其与《弓人》篇中关于制作弓的说法相符合呢？总之，《弓人》篇中制作弓的制度未必都符合槀人的方法，郑玄的说法大概有些牵强附会。

译记录工人们的等级来供给饮食，考察他们的工作，测试他们的弓弩，根据优劣调整他们的俸禄并施行赏罚，然后才将成品交给司弓矢和缮人。凡是携带财物及其出入情况，都记录在槀人那里，以备查验和考核，如有遗失则予以补录。

供给饮食固然足以显示恩惠，但不足以显示劝善惩恶的方法。必须趁着他们做工的时候来考察。乘，与宰夫计算财用出入的意思相同，是说计算他们所做的事，并测试他们所制作的技艺。测试得仔细，那么巧拙优劣都掩盖不住。做得好的就提高他们的俸禄，不只是提高俸禄，特别优秀的必定有赏；做得不好的就降低他们的俸禄，不只是降低俸禄，特别差的必定有罚。

戎右掌管戎车的兵器甲胄，命令并协助君王击鼓，在阵中传达君王的命令。在防同（诸侯会盟）时，充实革车。盟誓时，用玉敦斟酒以辟除不祥，随后服役，协助割牛耳、扫除污秽。

将命令传达给大司马，从而下达给军中。

齐右掌管祭祀、防同、宾客之事。走在齐车前面，君王乘车时他牵马，行进时陪乘，这是为了严肃护卫。

凡是涉及牺牲的事，就牵马走在前面。

牺牲之事、牵马前行，这是齐右在齐车上的事务，没有不竭尽敬意的，这样祭祀、防同、宾客的礼仪就得以实行了。

道右掌管前导车，君王出入时他牵马陪乘，礼仪如同齐车一样，从车上向随从车辆传达命令，告知君王的车仪。君王俯身时他下车牵前马，君王下车时他拿着车盖跟随。

道右在车上时是车右，下车时是随从，左右前后无处不在，即使下车的时候，也没有不依礼制辅佐君王的。然而道右提到下车持盖跟随，而齐车不提，这是因为齐车以敬神为主，道车以尊君为主，各自有所寄托罢了。

大驭掌管驾驭玉路，用于祭祀，以及犯軷（祭路神），君王亲自从左方驾驭，大驭下车祝祷，上车接过缰绳，进行犯軷仪式，然后驱车前行。到了祭祀时，大驭酌酒给仆夫，仆夫左手执缰绳，右手祭祀两轵（车轴头），祭祀軓（车前横木），然后饮酒。凡是驾驭玉路，行走时奏《肆夏》，快走时奏《采荠》。凡是驾驭玉路的礼仪，以鸾铃和和铃的声音为节拍。軷是道路之神，因为南郊的祭祀在国门八里之外，所以有犯軷的事。君王本不是用来驾车却亲自驾车，是用敬己之道来敬神；大驭本不是用来祝祷却让他祝祷，是用事人之道来事神。君王举行郊祀之礼，其动静出入适宜与天合一，然而出户时巫觋有事，出门时宗祝有事，出郊时仆驭有事，并非一定针对神灵，只是对礼仪极其谨慎罢了。

戎仆：掌管驾驭戎车，掌管君王副车的政令，纠正其服饰。

君王在军事场合穿韦弁服，而有爵位的人乘坐君王的副车，也穿韦弁服，这是为了护卫至尊，并加重军旅的威严，然而其中有等级差别，所以戎仆跟随纠正，这就是副车的政令。

犯軷的礼仪如同玉路一样，凡是巡守以及兵车出行也如此，掌管所有戎车的礼仪。

上文说驾驭戎车，是指君王的革路；这里说所有戎车，是指众人的兵车。武王的戎车三百辆，其进退的节拍，不超过六步、七步，不超过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然后停止整齐，那么戎车的礼仪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大司马在搜田的时候，也有所谓坐起进退疾徐疏密的节拍，戎仆所以掌管其礼仪，就是这个原因。

齐仆掌管驾驭金路，用于宾客朝觐、宗遇、飨食，都乘坐金路。其法度礼仪各自按照等级作为车送迎的节拍。

大行人说：“宾客与主人的车，介者步行，数目都称为朝位。”可知不仅仅是在庙中的礼仪。况且经文说飨、食，列在朝、觐、宗、遇之后，那么这几项都有送迎的法度是明显的。其余参见《大行人》及《乐师》。

道仆掌管驾驭象路，用于早晚燕居出入，其法度礼仪如同齐车。掌管副车的政令。

副车尚且掌管其政令，那么道车的使用就严肃了。

田仆掌管驾驭田路，用于田猎和鄙野，掌管佐车的政令，设置驱逆之车，命令射中者树立旌旗，以及献比禽兽。凡是田猎，君王提马快走，诸侯小跑，大夫奔驰。驭夫掌管驾驭副车、从车、使车，分配公马并驾治它们。

校人掌管君王马匹的政令，辨别六类马：种马一类，戎马一类，齐马一类，道马一类，田马一类，驽马一类。凡是分发良马并饲养乘马，每乘马配一师、四圉；三乘为一皁，一皁配一趣马；三皁为一系，一系配一驭夫；六系为一廐，一廐配一仆夫；六廐成一校，校有左右。驽马的数量是良马的三倍，每丽马配一圉，八丽配一师，八师配一趣马，八趣马配一仆夫。

郑玄认为仆夫是上士，这是错误的。玉路的仆夫叫大驭，金路的仆夫叫齐仆，象路的仆夫叫道仆，木路的仆夫叫田仆，革路的仆夫叫戎仆，总称他们为仆夫。五仆中只有道仆、田仆是上士，大驭、戎仆是中大夫，齐仆是下大夫，难道都是上士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良马五种既然已经驾五路，所谓的仆夫，不是五路的仆夫又是什么？六廐成一校，那么是一千二百九十六匹马。校有左右，那么两校为十二廐，马的总数应当计算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郑氏说“校变言为成者，说明六马各一廐，而王马少备”。由此看来，那么良马五种分为十廐，驽马一种分为二廐，一廐的马共二百一十六匹，那么二廐的马就是四百三十二匹了。

译用一种良马，在两厩中各有四百三十二匹，那么五种良马在十厩中合计就是二千一百六十匹；另外两厩饲养一种驽马，应当也是四百三十二匹，正好符合十二厩共计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的总数。

译天子有十二个马厩，饲养六种马；诸侯国有六个马厩，饲养四种马；卿大夫家有四个马厩，饲养两种马。所有的马中，公马占四分之一。春季祭祀马祖，举行执驹礼；夏季祭祀先牧，分发马匹，进行攻特；秋季祭祀马社，选拔仆夫；冬季祭祀马步，进献马匹，考核驭夫。凡是大祭祀、朝觐、会同，都要根据毛色分类马匹并分发。装饰币马，手持扑杖跟随。凡是接待宾客，接受他们的币马。举行大丧礼，装饰遣车的马匹。等到下葬时，将马匹埋掉。田猎时，就率领驱逆之车。凡是在四海山川举行祭祀，就装饰黄驹。凡是国家的使者，供给他们的币马。凡是军事行动，根据马的类别分发马匹。评定驭夫的俸禄、宫中的口粮。

天子有十二个马厩，是说六个马房各有围栏，而每个围栏又有左右之分，所以是十二个。诸侯国有六个马厩，卿大夫家有四个马厩，只是说一个厢房不分左右罢了。诸侯国有六个马厩饲养四种马，是说良马占三个马厩，分别为齐马、道马、田马，而驽马占三个马厩。良马的数量也是三个马厩，这三个马厩的良马为六百四十八匹，三个马厩的驽马也是六百四十八匹，总共六个马厩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卿大夫家有四个马厩饲养两种马，是说良马占一个马厩，而驽马占三个马厩。良马的数量也是三个马厩，这一个马厩的良马为二百一十六匹，三个马厩的驽马为六百四十八匹，总共四个马厩为八百六十四匹。

趣马掌管辅助校正良马，并整齐它们的饮食，检查它们的六个关节，掌管驾车和卸车的分配，辨别四季的居住和治理，以听命于驭夫。

巫马掌管饲养病马并骑乘治疗，协助兽医用药治疗马病，从校人那里接受财物。马死了，就让商人卖掉，将所得的布匹交给校人。

牧师掌管放牧之地，都有严厉的禁令并予以颁布。孟春之月焚烧牧场，仲春之月允许交配，掌管相关的政令。凡是田猎之事，辅助焚烧杂草。

廋人掌管十二个马厩的政教，以繁育马匹、放养公马、训练幼马、攻治马驹，以及祭祀马祖、祭祀马厩的先牧，还有执驹、散马耳、圉马等事。校正校人员的选拔。凡是马高八尺以上称为龙，七尺以上称为騋，六尺以上称为马。以象征天驷的苍龙之星，是其中品质特别优异的，只有天子可以备乘路驾。《月令》说“驾苍龙”就是这个意思。以騋中的母马黑色、公马黄色，是其中颜色特别优异的，天子和诸侯可以兼用。《诗经》在卫文公篇中说“騋牝三千”就是这个意思。

圉师掌管教导圉人养马，春季清除草垫、衅祭马厩、开始放牧，夏季给马搭棚，冬季进献马匹。射箭时充当椹质，盖墙时剪取阖草。

充泽宫是习武的居所，剪取阖草用来盖墙，这两件事都是圉人所习得的，所以圉师因而让他们去做。

圉人掌管养马、割草、放牧等事务，以服侍圉师。凡是宾客、会同、祭祀，牵着马进入陈列。廞马也是如此。

宾客之时，在马馆陈列马匹；会同、祭祀而葬，在宗庙陈列马匹；遣车、明器之时，则在墓穴陈列。因为圉人养马，所以让他们牵着马进行陈列。

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以掌管天下的土地，辨别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以及他们的财用、九谷、六畜的数量纲要，全面知晓其利害。于是辨别九州的国家，使它们贯通利益。

说到邦国，就是王畿之外五等诸侯的国家；说到都鄙，就是王畿之内三等食采的地方。这两者，是举中国而言的。辨别人民以知晓其刚柔缓急的不同风俗，辨别财用以知晓其衣食器械的不同齐备，以至于九谷、六畜的数量，职方氏都以地图来考察其数量，再用数量来总括其纲要，又用数量纲要来全面知晓其利害。利如土宜、土化之类，凡是利于民的；害如地慝之类，凡是害于民的。职方氏既然已经全面知晓并历数，然后大司马以九畿的籍册来施行邦国的政职，使九州的国家各尽其职以承担其政，没有不通贯的利益。这就是这个官职列于大司马之属，而称为职方氏的原因。

东南称为扬州。

《禹贡》扬州的疆域，东边到达海，北边依据淮河，所以说“淮海惟扬州”。殷人将淮河划入徐州，所以扬州只称为江南。周人又将淮河划入扬州而遵循禹的旧制，不说淮海而说东南，是改变《禹贡》的文字。然而《禹贡》因为帝都所在，所以首先说冀州。周都镐京，在雍州的疆域，却以扬州为先。周人建国于东南，是首先服从王化的开始，所以以东南为首称，正南次之，也就像禹治水，既载壶口，就以冀州为首，记录其功绩所自始，不仅仅是因为帝都而已。

它的山岳称为会稽。

稽，是计的意思。《吴越春秋》说：“禹巡守天下，会计修国之道，以会稽为名山。”《汉书·地理志》属于会稽郡山阴县，唐代为越州会稽县，山在州东南二十里，现在的州为绍兴府。

它的沼泽称为具区。

孔安国说会稽郡具区泽在西边，古文认为就是震泽，是吴南太湖的名字。唐代属于苏州，现在为平江府。

它的河流是三江。

《尚书》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就是太湖。尧时洪水泛滥，有此水势，与周代的《职方》不同。

译而孔安国却说：“长江流到彭蠡，分为三条，流入震泽。”这是为了迎合《禹贡》的说法，似乎有些道理。然而《禹贡》将长江、汉水汇合的地方称为彭蠡泽，在今天江州湖口县的境内。长江流到湖口，是三条汇合成一条，没听说过分成三条的。再说太湖在苏州、湖州、常州三州之间，本来不与长江相通，彭蠡汇合的长江，从哪里流入太湖呢？班固知道长江与震泽不相通，又牵强附会地提出说法，说：“南江从震泽向东南流入大海，中江从芜湖向东到阳羡流入大海，北江从毗陵向北向东流入大海。”毗陵，就是今天的常州。现在把长江在毗陵北东的部分当作北江，正好与《禹贡》相符。说南江从震泽向东南流入大海，那就不是《禹贡》所说的南江了。又说芜湖有水向东到阳羡作为中江，这错误就特别严重了。阳羡，就是今天常州的宜兴，与建康的溧阳接壤，两地中间地势高，水都向东西分流。其中向东流下阳羡的水，固然可以通海；而芜湖的水却都向西北流，向北流入长江，根本不是流向阳羡的。它的错误就是这样。至于桑钦所说的北江与班固相同，他叙述南江、中江，则错误更加严重。《史记正义》又说：“太湖旁边有三条水。”于是把它作为三江的证据，都不是大禹所说的三江。那么《禹贡》中的三江，该遵从哪种说法呢？以经文印证经文，自有明确的记载。汉水发源于嶓冢的是北江，江水发源于岷山的是中江。既然有北江，又有中江，那么一定有南江。近代儒者说南江从豫章流入彭蠡，这个说法确实可信。这样三江已经在荆州、〇州之间汇合，到了〇州末流又提到三江，难道真的又分成了三条吗？〇州濒临大海，是支流的下游，必定要说三江，是用来记载水流的归宿。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三江、震泽的说法。

译其浸五湖

具区是泽，五湖是浸，泽、浸岂可混而为一？考察经书的本意，既然称为五湖，那么就不止一个湖。如今像丹阳、彭蠡这样以湖命名的很多，都在古扬州境内，恐怕另有五湖的名称，但经书中没有明文记载，不可凭空臆测。

其利金锡竹箭

《考工记》说：“吴越出产金锡。”《尔雅》说：“会稽出产竹箭。”《禹贡》在扬州也说：“出产三种金属。”又说：“出产瑶琨、篠簜。”确实这是扬州的地利。

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

这类牲畜多产于南方，也时常见到有。

其谷宜稻

稻生长在水泽之地，经书说稼穑宜于下地，就是这样。扬州居于东南的极处，以及支流下游的归宿，那里的土壤是涂泥、是沮洳，所以那里的谷物适宜种稻。

正南曰荆州

《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殷代的荆州，南面不提衡阳，是遵循大禹的旧制。其北境则称汉南。用地志来考察，荆山在南郡临沮县，即今天荆门军当阳县的地方，汉水又在其北，正属于襄阳。说汉南，那么殷代的荆州实际上跨越了荆山的北面。到了周代，又将荆门以北归属豫州，恢复大禹的封域，以荆及衡阳为荆州。荆山即南条，衡山即南岳，都在正南的地方，所以说正南。

其山镇曰衡山

《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湘南县，衡山在东南。唐代属衡州衡阳县，本是酃县的地界。总之，衡山连绵数个县邑，凡是酃县的东北直到湘南县的东南，都是衡山。

其泽薮曰云瞢

《汉书·地理志》：华容县有云瞢泽在南。然而司马相如说：“云梦泽方圆八九百里。”那么云梦不止一个泽，随着所在的地方而命名。《左传》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济江，至于云中。”由此可知在江北的是云；又昭公三年：“楚子郑伯田江南之梦。”由此可知在江南的是梦。《禹贡》说：“云土梦作乂。”大概南北高低不等，所以江北的云才见土，而江南的梦已作乂，形势如此。

其川江汉

《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如今考察《唐元和志》，则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远出西徼，在松州境内。查松州交川县江源镇，江水的踪迹始见于此。南流至翼州翼水县，又南流至茂州汶山县。汶山即岷山，是大禹导江开始的地方。又南流至成都府成都县，有沱江镇，《禹贡》“东别为沱”说的就是这里。又西南流至眉州通义县，又南流至戎州僰道县，今为叙州宜宾县。又东流至泸州泸川县，又东流至渝州巴县，又东流至涪州涪陵县，又东流至忠州临江县，又东流至万州南浦县，又东流至夔州奉节县，又东流至归州秭归县，又东流至峡州夷陵县，又东流至江陵府江陵县。又东流入澧州界，即《禹贡》“东至于澧”的地方。至岳州巴陵县，有洞庭湖，即《禹贡》九江。《水经》说：“九江在长沙下隽县”，正是那个地方。又东陵即巴陵，江水至此自东而迤北至鄂州江夏县。又东流至江州浔阳县，今为德化县，有彭蠡泽，即《禹贡》江汉汇泽的地方。又东北流至池州秋浦县，今为贵池县。又东北流至润州丹徒县，州今为镇江府，北对扬州江都，乃《汉书·地理志》所谓“东至江都入海”的地方。《汉书·地理志》不知道汉水的源头，误认嶓冢山之西嘉陵江为西汉水，与《禹贡》漾汉大不相同。考察《唐元和志》，兴元府金华县，今为镇，即三泉县。嶓冢山在县西三十里，漾水所出。东流至洋州兴道县，又东流至金州西城县，又东流至均州武当县，有沧浪州，即《禹贡》“沧浪之水”。又东流至襄阳府襄阳县，又东流至鄂州长寿县，又东南流至复州竟陵县，今为景陵县，有渗参水，即《禹贡》三澨。又东南流至沔州汉阳，今县为汉阳军，有大别山，即《禹贡》“至于大别，以入于江”的地方。《禹贡》所记江汉都发源于梁州，《周礼》不记载梁州山川，所以到荆州后才说其川江汉。江自今归州之秭归县以至鄂州之武昌县，共一千四百余里。汉江自今均州之武当县以至汉阳军之汉阳县，共一千四百余里，都是荆州之地，江汉分流于其间，至此合流。《诗经》说：“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就是这样。

其浸颍湛

《左氏传》昭元年：“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杜氏说：“颍水出阳城县。”查《汉书·地理志》，县属颍川郡，即今河南府颍阳县。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杜氏说

译“襄城昆阳县北有湛水，向东流入汝水。”查考《地志》，襄城即今汝州的襄城县，昆阳故城现在位于汝州的叶县。以上两地，都属于古豫州的辖区，而经文中却将其视为荆州的浸水，必定存在脱漏或错误之处。

译那里的特产是丹砂、银、象牙、皮革，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是一男二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鸟兽，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稻米。《禹贡》中荆州提到砺石、砥石、砮石、丹砂，以及金、银、铜三种金属，还有羽毛、象牙、皮革，那里的地利古今都是如此。然而荆州也提到金、簵竹、楛木，说明那里并非没有金、锡、竹箭；〇州也提到象牙、皮革以及金、银、铜三种金属，说明那里并非没有丹砂、银、象牙、皮革，只是列举其产量最多的特产罢了。

河南地区称为豫州。《禹贡》说“荆山、黄河之间是豫州”，其疆域在大河以南，南抵荆山以北，所以称为荆河。殷代的豫州，南境到达汉水，北境连接黄河，所以称为河南。周人在豫州也称河南，而南境仍然沿用《禹贡》的旧称，不称荆河，这是互文见义。

那里的镇山是华山。《汉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华阴县，华山在其南面。后汉时期华阴属于〇农郡。唐代及现在为华阳县。

那里的沼泽是圃田。《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中牟县，圃田泽在西面。唐代该县属郑州，现在属开封府。圃田泽又名原圃。

那里的河流是荥水和洛水。《禹贡》记载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后来济水不再溢出黄河，荥泽于是干枯。《汉书·地理志》河南郡虽然有荥阳县，却不提及荥泽。唐代《元和郡县志》在郑州荥阳县下说：“县西北四里有旧河道。”恐怕未必如此。大概水北为阳，县应当在泽北，不应该泽在县北。《汉书·地理志》〇农郡上洛县，洛水发源于冢岭山，向东北流到巩县注入黄河。又说卢氏县熊耳山在东面，禹疏导洛水始于此处，而洛水实际上发源于上洛的冢岭山。如今考证唐代商州洛南县，冢岭山在县南七十里，是洛水的源头。又向东流到本州的上洛县，再向东流到虢州卢氏县界，熊耳山在县南五十里。再向东流到河南府的巩县，防止伊、瀍、涧的水流入黄河。

那里的浸水为波水、溠水，那里的特产是林木、漆、丝、麻，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是二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六畜，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五种。

郑康成说：“波读作嶓。”孔安国说《禹贡》中有播水，没有波水，音与播相同，古字从山从番，读作嶓冢的嶓，康成确实有所见而如此说。《尔雅》说：“水从洛水流出称为波。”推测其地点，在卢氏、巩县之间，即如今商州、虢州、河南府一带。《左传》庄公四年，楚国令尹斗祁、莫敖屈重修路架桥于溠水，驻军逼近随国。杜预认为溠水在义阳厥县西面，向东南流入郧水。义阳即如今信阳军的西面，距离随国很近。唐代《地理志》随州随县，溠水发源于县西四十里，这正是古豫州的土地。郑康成却说溠水应当属于荆州，在这里说豫州是不对的。大概汉代人误将南阳郡当作荆州，不知道古荆州在荆山之南，康成沿袭汉代地志的说法，错了。

正东方向称为青州。《禹贡》有青州、有兖州、有徐州。殷代将青州并入徐州，而徐州兼有〇州的淮水，所以江南称为〇州。周代又将淮水归还〇州而将徐州并入青州，正在京畿以东，所以称为正东。

那里的镇山是沂山。唐代沂州沂水县，本是汉代东筦县，属琅琊郡。沂山在县北一百二十四里。

那里的沼泽是望诸。唐宋州虞城县，汉代属沛郡，现在属南京应天府。孟诸泽西北十里，俗号盟诸，古书称为孟诸，《周礼》称为望诸，《汉书·地理志》称为盟诸，《史记》称为盟都，其实是一样的。

那里的河流是淮河、泗水。《禹贡》“疏导淮河自桐柏山”，《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平氏县，桐柏、大复山在东南面。唐代将该地设为桐柏县，属唐州，是淮水的源头。向东流到蔡州的真阳，又到申州的义阳县，现在为信阳军信阳县。再向东流到光州定城县，又向东北流到濠州招信县，现在属泗州，本是汉代临淮郡淮陵县地，乃古徐州的区域，即《汉书·地理志》所谓“淮河到淮陵入海”的地方。又向东北经过楚州的旴眙县，现在为盱眙军，与泗州隔淮河相对，又至楚州山阳县入海。《汉书·地理志》济隂郡乘氏县，“泗水向东南到睢陵入淮河”，这是孔安国引用以证明《禹贡》的。汉代乘氏属济隂郡，唐代以郡为曹州，现在为兴仁府，县属焉。睢陵即如今泗州招信县的北境。然而《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有两条泗水，其一即从此乘氏到毘陵入淮河的；另一条泗水发源于鲁国辨县，向西南到方与入沛。唐代《元和郡县志》：辨与方与都在兖州，现在袭庆府泗水县东陪尾山，泗水发源于此。其源头有四，向西南流到本州曲阜县北，分为二流，北为洙水，南为泗水，其间即孔子设教之地。又向西南三十五里，到本州瑕丘县西二十五里，洙水又与泗水汇合。又向南流到本州鱼台县界，县本是汉代方与地，属山阳郡，即所谓“自方与入沛”的地方。又向东南流经徐州沛县，汉代属沛郡，即所谓“自沛入淮”的地方。又向东南经过徐州彭城县，又至泗州以入淮河。徐、兖、泗都是古徐州的疆域，周代并入青州。

译其浸沂沭

《汉书·地理志》记载：泰山郡盖县，沂水向南流至下邳注入泗水。盖县在唐代及现在都属于兖州的辖区。下邳，唐代隶属于泗州，现在称为淮阳军。沂水流经下邳时分为两条水流：一条在城北向西南流入泗水，另一条流经城东，也注入泗水，被称为小沂水。《汉书·地理志》记载：琅琊郡东筦县，沭水向南流至下邳注入泗水。《唐书·地理志》记载：沂州沂水县，本是汉代东筦县的辖地，沭水发源于此，向东南流至泗州下邳县，又向东北流至泗州涟水县，现在称为涟水军，在此与泗水汇合后流入淮河。

译那里的特产是蒲草和鱼，那里的居民男女各半，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鸡和狗，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稻和麦。《禹贡》在徐州部分提到“淮夷出产蠙珠和鱼”，周代将徐州并入青州，其余部分都是兼着这两个州来说的。

河东地区称为兖州。

夏、殷两代都说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指的是黄河以东、济水以北的地区。周人将青州兼辖徐州，而兖州又得以越过济水延伸到东南方向，所以徐州的岱山，《职方氏》把它当作兖州的镇山；徐州的大野泽，《职方氏》把它当作兖州的泽薮，就是这样，所以说兖州在河东。

它的镇山叫岱山。

《汉书·地理志》记载：泰山郡博县，泰山在西北。博县在唐代叫干封，属于兖州，现在叫袭庆府奉符县。泰山又叫岱山。《禹贡》说“海岱之间是青州”，“海岱及淮河之间是徐州”，这说明青州在岱山东北，徐州在岱山东南。周代将徐州并入青州，却不把岱山划归青州，兖州在西北，实际上兼有了这块土地。

它的泽薮叫大野。

《汉书·地理志》记载：泰山郡钜野县。大野泽在县城北面。唐代把这个县划归郓州。现在属于济州。考察《禹贡》徐州部分提到“大野泽已经蓄水”，周代没有徐州，所以把它划归兖州。

它的河流是黄河和济水。

《禹贡》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考察《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积石山在西边，从唐代到现在叫积石军。然而大禹疏导黄河始于积石山，其实黄河源头远在西部边塞之外，汉代的张骞、班固以及《水经》、《山海经》等书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唐代穆宗长庆元年，刘元鼎出使吐蕃回来，渡过湟水。湟水发源于〇谷，抵达龙泉与黄河汇合。逆流而上黄河的上游，经由洪济渠向西南行走两千里，水流越来越窄。其南面三百里的三座山中，高耸而四周低下的，叫紫山，就是古代所说的昆仑山。那个地方大概在剑南道的西边，敌人叫它穆穆哩山，黄河源头在那里，水色发红，流得越远，其他水流汇入就变得浑浊。从这里向东北径直流向穆克依额音沙漠的尾部，进入吐谷浑直到积石山。向东北流到鄯州龙天县界，又向东流到河州枹罕县界，又向东流到兰州五泉县，又向东北流到宥州宥宁县，又向东北流到灵州回乐县，又向东北流到三受降城，又向东偏南流到朔州的鄯阳县，又向南流到岚州合阿县，又向南流到石州临泉县，又向南流到隰州永和县，又向南流到慈州吉昌县，又向南流到绛州龙门县，现在把这个县划归河中府，这就是龙门，即《禹贡》所说的“到达龙门”的地方。又向南流到陕州，陕州对岸是华州华阴县，太华山在县城西边八里，黄河流经太华山北面，所以叫华阴，即《禹贡》所说的“向南到达华阴”的地方。到这里才从南面向东偏东流到陕州陕右县，现在叫陕县，黄河中有砥柱山，《禹贡》所说的“向东到达砥柱”就是这里。又向东流到河南府的王屋县，又向东流经本府的河阳县，现在叫孟州府，有孟津，《禹贡》所说的“向东到达孟津”就是这里。又向东流经本府的巩县，有洛水汇入黄河，《禹贡》所说的“向东经过洛水入河口”就是这里。又向东流到卫州汲县，它的黎阳县有黎山，即《禹贡》所说的“到达大伾”的地方。又向东北流到桐州临河县，又向东北流到澶州顿丘县，又向北流到魏州贵乡县，现在并入大名府的元城县。又向东北流到贝州经城县，现在并入大名府的宗城县。又向东北流到冀州南宫县，《禹贡》中的降水也汇入黄河，因为大禹时黄河东移，所以降水直接入海而不汇入黄河。降水的故道在县城东南六里，《禹贡》所说的“向北经过降水”就是这里。又冀州西北连接邢、赵、深三州，这三州都有大陆泽，《禹贡》所说的“到达大陆”就是这里。又向东北流到沧州饶安县，即《禹贡》“向北分流入九条河道，合为逆河流入大海”的地方。大概黄河行程万余里，难道只是兖州的河流吗？《禹贡》“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考察那里的地方，从魏州到沧州共一千三百多里，黄河以东的边界都是兖州的疆域。济水在经典和《汉书·地理志》中都用这个字，从水旁从〇旁。按照《说文解字》，从水旁从〇旁，注释说它是流出兖州的河流。只有《禹贡》从水旁从齐旁。又考察《汉书·地理志》从水旁从齐旁，那条水发源于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那是另一条水名，那么这两个字读音相同实际不同。后世虽然惯例把从水旁从齐旁的当作兖州的河流，其实那是字的错误，应当以古文为准。按照《禹贡》“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考察则在河东郡的垣曲县。王屋山在县城北面，是沇水的发源地，地下潜流到河内郡的轵县，唐代叫济源县，因为济水从平地涌出有两个源头，所以叫济源。向南流入黄河，《禹贡》“流入黄河，又截断黄河向南，溢出成为荥泽”，在郑州荥泽县，本是汉代荥阳县北面，确实接受了溢出的黄河济水。济水自春秋以后不再截断黄河流入荥泽了，现在虽然有荥泽，但故道湮塞无法考察。又向东到汴州，又向东北到曹州叫陶丘，又向东北到菏泽，在广济军的东北。从黄河到这里共七百多里，都是古代济水流经的地方，现在不再有济水，只保留它的名字而

译罢了。再说菏泽虽然不接纳济水，但也自有源头，依旧向东流淌，世俗沿袭其旧名，也将它称为济水。然而它向东南流至兖州的金乡、鱼台，进入徐州的沛县，与泗水汇合后流入淮河。另外，《禹贡》记载“济水流到菏泽，随即向东北在汶水处设防”。汶水发源于兖州干符县，即现在的袭庆府奉符县，向北流至郓州须昌县，又向东北流至齐州临邑县，再向东北流至淄州高苑县，又向东流至青州博昌县后入海。从汶水源头到这里，都是古代济水的地域，确实是古兖州的区域。

译其浸水为庐维。郑康成说：“庐维应当是雷雍。”大概濮州雷泽县的雷夏泽在北方，又灉、沮两条水源都出自雷夏泽，正是兖州的疆域。颜师古说：“卢水在济北卢县，康成读作雷，是不对的。”唐代将卢县划归郓州，如今已废除并入阳谷。

其物产利于蒲草和鱼类，其人口比例为二男三女，其牲畜适宜饲养六扰，其谷物适宜种植四种。物产与青州相同，人口与牲畜与豫州相同。

正西方称为雍州。《禹贡》中有雍州、有梁州，所以梁州为正西，而雍州为西北。殷、周两代都省去梁州并入雍州，所以雍州成为正西。

其镇山为岳山。《汉书·地理志》有扶风汧县，吴山在西方，古文认为汧山是雍州的镇山。然而考察唐代陇州汧源县，岍山北面与陇山相接，《禹贡》中“导岍”说的就是它。这正是岍山，并非所说的吴山。吴山同在陇州，却自有吴山县，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吴山又在县西南五十里。周朝建都在五岳之外，因为这座山特别靠近，所以称为岳山。秦朝建都咸阳，也将其作为西岳。唐代将其作为国家的西镇山，称之为西吴。

其泽薮为〇蒲。《汉书·地理志》有扶风汧县，北面有蒲谷乡，有〇中谷，是雍州的泽薮，如今属于陇州汧源县。

其河流为泾、汭。《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泾阳县，开头山在西方，是泾水的源头。唐代将泾阳源划归平凉，属于原州，如今属于渭州。又向东南流至泾州临泾、保定二县；又向东南流至邠州的宜禄、新平、永寿三县；又向东北流至京兆府的醴泉、高陵、云阳三县，流入渭水。汭水，不是《禹贡》所说的汭。《禹贡》所说的汭，都是水北的汭；这里所说的汭，是雍州的河流名。《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汧县，汭水从西北流出，向东流入泾水。这正是公刘居住豳地的地方，《诗经》所说的“芮鞠之即”。徐广说：“新平漆县东北有豳亭。”其国都在邠州东北二十九里三水县界，古豳城就是它，正与公刘的《诗经》相合。又《唐书·地理志》：泾州临泾县有汭水，从西面陇州华亭县流入，一名宜禄川。然而泾、陇二州在邠州的西方，就不是邠州的汭，但都是雍州的河流。

其浸水为渭、洛。《汉书·地理志》陇西郡首阳县：鸟防同穴山在西南，是渭水的源头。唐代省去首阳县并入渭源县，后来又省去。如今设置渭源堡，属于熙州。鸟防山在县城西方。渭水有三个源头，正东源头向南流至本州的襄武县，又向东流五十里至巩州的陇西县，又向东流至秦州上邽县，又向东流至陇州南田县（如今省去并入吴山县），又向东流至凤翔府岐山县，又向东流至京兆府万年县，又向东流至华州华阴县东北流入黄河，称为渭口，《禹贡》所说的汭就是它。洛水另外是雍州的一条浸水，不是《禹贡》导洛自熊耳的洛水。郑康成说：“洛水出自怀德。”解释者引用《诗经》中的“瞻彼洛矣”作为证据。考察《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怀德县的疆梁源，就是洛水。怀德，就是京兆府的富平县，如今县城属于耀州，就是汉代左冯翊的地方。北条荆山在县城西方，正是《汉书·地理志》洛水的源头。孔安国注释《禹贡》“东防漆沮”之下说：“漆、沮是两条水名，也叫洛水，出自冯翊北。”孔颖达引用《水经注》说：“出自冯翊怀德县，向东流入渭水。”正与《汉书·地理志》相合。又有一条洛水出自庆州洛源县，在唐代京兆西北五百多里。考察地理志，并非一个源头。考察《唐书·地理志》：庆州洛源县本是汉代归德县地，属于北地郡，有于向山在县城北方三十里，洛水出自这里，因此以此命名县名。向东流至鄜州洛交县，又向东南流至京兆府云阳县的东境，又经过同州澄城县的西境。这里距离富平的怀德也非常近，不应该说有两条洛水。因为它们源头不同而下流都汇入渭水，所以都命名为洛水。就像冀州的清漳、浊漳，青州的大沂、小沂，徐州也有两条泗水，因为它们同汇入大河，不妨碍名称相同。

其物产利于玉石，其人口比例为三男二女，其牲畜适宜饲养牛马，其谷物适宜种植黍稷。《禹贡》在雍州说：“其贡品有球、琳、琅玕。”孔氏说：“球、琳都是玉名，琅玕是石头而像玉。”

东北方称为幽州。舜的十二州本来就有幽州，水土既已平定，以冀州为帝都，省去幽州并入冀州。殷人南都河南的亳，恢复舜幽州的名称。周人又将幽州兼有殷的营州，实际上是《禹贡》青州隔海东北的疆域，所以称为东北。

其镇山为医无闾。《后汉书·郡国志》：辽东郡无虑县有医无闾山。唐代地理志：营平是汉代辽西郡，那么这座山又在营平的东北。

其泽薮为貕养。《汉书·地理志》：琅琊郡长广县，貕养泽在西方。唐代莱州昌阳县，本是汉代县，属于东莱郡，如今为莱阳县。貕养泽在县城东北四十里，大概这个泽介于东莱、琅琊两郡之间。

其河流为河、泲。《经》在兖州说其河流为河、泲，大概兖州北面距离黄河而南面占据泲水。

译《禹贡》说“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那么只有兖州的河流才适宜这样称呼。幽州远在东北，与黄河、济水有什么关系呢？大概幽州虽然以辽水为界跨越东北，但实际上西南越过海域，兼有青州东北部的疆域。所以琅琊郡的貕养泽、泰山郡的淄水、千乘郡的时水，都在幽州的范围内。光武帝十三年将辽东划归青州，二十四年又划回幽州，由此可知幽州确实可以拥有青州的地域。王璜、张楫说：“九条河道沉陷入海。”这是说在九河尚未沉陷之前，凡是登州、莱州海岸以及滨州、沧州两州的东部边境，都在幽州的领地内，与兖州东南部分界，所以那里的河流与黄河、济水相同。

译那浸水为菑水。《汉书·地理志》记载：泰山郡莱芜县有原山，淄水发源于此，向东流至博昌县汇入泲水。查考《舆地记》，袭庆府莱芜县的淄水发源处，其地即为汉代的泰山郡，淄水向东北流入淄川县。汉代莱芜故城在东北方向，淄水经过临淄县东面，又向东北经过利津县，再向东北流入大海，这与《汉书·地理志》所载汇入泲水不同。大概汇入泲水是禹时河道的旧貌，自从济水上游干涸后，淄水便直接入海。《汉书·地理志》记载：千乘郡博昌县，时水向东北流至钜鹿县汇入马车渎，这属于今天青州的地界。青州临淄县有时水，原本就是汉代千乘郡的辖地。

那里的物产有利於鱼和盐，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为一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马、牛、羊、豕四种家畜，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稻、黍、稷三种作物。幽州濒临大海，拥有鱼和盐的利源。

黄河以东称为冀州。舜时设立十二州，其中有幽州、并州和冀州。水土治理平定之后，以冀州为都城，将十二州中的幽州并入冀州。参照其余各州的情况，可知《禹贡》中冀州的东、西、南三面都紧邻黄河，而北境则越过常山，今天的燕、云、营、平各州，都是冀州的辖地。殷人又将冀州北境恢复为舜时的幽州，而东、西、南三面仍是禹时疆域的旧貌，大概是指东河以西、西河以东、南河以北的地区，所以称为“两河之间”。周人又从冀州中分出土地恢复舜时的并州，所以冀州仅称为“河内”罢了。

那里的镇山是霍山。《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彘县，霍太山在东面。唐代及现在的晋州霍邑，原本是汉代的彘县。霍山又名太岳，在县东三十里处。

那里的沼泽是杨纡。郑康成说：“杨纡所在的地方未曾听闻。”颜师古引用《尔雅》说：“秦地有杨纡。”李巡又认为在扶风，而这里却认为在冀州，其含义及所在地点不详。

那里的河流是漳水。《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郡长子县鹿合山，浊漳水发源于此，向东流至邺县汇入清漳；又沾县大黾谷，清漳水发源于此，向东北流至邑成汇入大河。这两条漳水都发源于上党。《唐书·地理志》记载：浊漳水发源于潞州长子县，本是汉代县治，有发鸠山，浊漳水发源于此，向东北流至本州治所上党县，又向东北流至本州潞城县，漳水又名潞水。又向东北流经本州垣县、黎城县，又向东流至相州邺县，又向东北流至磁州澄阳县，又向东北流经潞州洛水县，有衡漳故道，俗名阿难渠，由此可知与清漳汇合后称为衡漳。清漳发源于太原府乐平县，本是汉代沾县，少山在县西南，清漳水发源于此，向东南流至仪州和顺县，又向东南流至潞州黎城县东北，又向东北流至洛州洛水县，又向东北与浊漳汇合，流至贝州寰城县，又向东北流至德州长河县，这是漳水的南岸，其北岸即瀛州平舒县，从此向东流入大海。

那里的浸水为汾水和潞水。《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郡汾阳县，北山汾水发源于此，向西南流至汾阴汇入黄河。查考唐代岚州静乐县，今属泽州，即汉代汾阳县的地界。汾水向东南流入太原府的交城、阳曲、太原、清源、文水五县；又向东南流至汾州温城、介休、灵石、汾西四县；又向东南流入晋州霍邑、赵城、洪洞、临汾四县；又向东南流至绛州正平、稷山、龙门三县；又向南流至河中府宝鼎县北汇入黄河。唐代潞州潞城县，本是汉代潞县，属上党郡。漳水又名潞水，在县北。阚骃说：“潞水在县北，为冀州的浸水，就是漳水。”大概周代以浊漳为潞水，清漳为漳水。

那里的物产有利於松柏，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为五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牛和羊，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黍和稷。冀州多山，山气盛故男子多，所以五男三女。《禹贡》记载冀州“厥木惟条”，条意为长，那里的物产有利於松柏是适宜的。

正北方称为并州。舜时设有并州，《禹贡》将并州并入冀州。殷代沿袭此制。周代又从冀州中分出土地恢复舜时的并州。从天下形势来说，冀州在西河以东，雍州在西河以西，并州介于雍州和冀州之间，所以称为正北。

那里的镇山是恒山。《汉书·地理志》记载恒山郡上曲阳县：“常山，谷在西北。”按唐代定州恒阳县有北岳，今改为中山府，县名为曲阳，即汉代的旧地。

那里的沼泽是昭余祁，那里的河流是虖池和呕夷。《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齿城县，虖池水向东流至参合，又向东流至文安入海。这里提到参合，则属于高柳县。汉代高柳县属代郡，唐代贞观以后被默啜攻破，州县俱废。开元十年，改定襄为云中，有高柳故城，那么齿城又应在高柳以北。虖池水的源头不详。其河水自雁门县西南流入崞县与唐林县，又向西南流至忻州秀容县，又向西南流入定襄县，又向南流至太原府孟县，又向东流至恒州灵寿、真定、九门、藁城、谷城五县，又向东流至定州无极县，又向东流入深州饶阳、鹿城、安平三县，又向东南流入瀛州高阳、河间二县，又向东流入莫州唐兴及莫县，以至任丘、文安县，即《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流至文安入

译这是海。康成说：“呕夷，就是祁夷，发源于平舒。”《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平舒县有祁夷水。唐代蔚州兴唐县本是代郡的辖地。呕夷水又名滱水，发源于县西北的高氏山，向东北流经兴唐县，又向东流至瀛州的博野，向东流入黄河。

译那浸染着涞水与易水的地方。

《汉书·地理志》记载：代郡广昌县，涞水向东南流至容城注入黄河。按：唐代蔚州飞狐县，即汉代广昌县所在地，有飞狐口，是涞水的发源地，向东南流至易州易县，又向东北流至涞水县，再向南流入容城县，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向东流至容城注入黄河。《汉书·地理志》又记载：涿郡故安县阎乡，是易水的发源地，向东流至范阳注入濡水；并州的寝水，也流至范阳注入涞水。这里说易水发源于故安，那就靠近幽州的边境了。按：唐代蔚州飞狐县，周代属于并州，从县北进入嬀州的懐戎，就是古代的飞狐口，是易水的发源地，向东南流至易州易县，到达北方是汉代涿郡故安县的地界，又向东流至涿州的归义县，再向东北流至涿州范阳的南界，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流至范阳注入涞水。

那里的特产是布帛，那里的百姓男女比例是二男三女，那里的牲畜适宜饲养马、牛、羊、豕、犬五种家畜，那里的谷物适宜种植稻、黍、稷、麦、菽五种粮食。关于九州的学说，由来已久了。孔安国认为《禹贡》中的九州是帝尧时的制度，于是说大禹治水之后，舜将冀州分为幽州、并州，将青州分为营州，其余都是尧时的旧制，这是不对的。考察《舜典》，其中的说法非常明确。起初说“开始设立十二州”，接着说“咨询十二州的州牧”，然后才命令大禹治理水土。这说明治理水土的命令，与十二州的建立，其先后次序自有可考证而不会虚假的地方。大禹区分九州，《尚书》以《禹贡》为名，是在治水之后。《禹贡》在每一州之下，虽然各自列举了随山浚川的说法，但都是追溯其治水的踪迹，然后辨别山川的险易，衡量道路的远近，以确定赋税贡品的等级高低，不能认为舜的十二州是后来的事。班固的话说得好：“尧遭遇洪水，山被淹没，丘陵被冲毁，天下隔绝分为十二州，让大禹去治理。水患平息后，再区分九州，划定五服。”其先后次序，正是为了阐明当时设置州郡的本意。

于是辨别九服的邦国：方圆千里称为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蛮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夷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镇服，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藩服。凡是邦国方圆千里，分封公爵以方圆五百里，则有四位公爵；方圆四百里，则有六位侯爵；方圆三百里，则有七位伯爵；方圆二百里，则有二十五位子爵；方圆百里，则有一百位男爵。以此来周知天下。凡是邦国大小相互维系，天子设置州牧，规定他们的职责，各自根据其能力；规定他们的贡品，各自根据其所有。天子将要巡狩，就告诫四方，说：“各自修治平定你们的职守，考核你们的职事，不敢不恭敬警戒，国有重刑。”等到天子所到之处，先整治道路，率领其属官巡视并告诫法令。天子殷勤治理国家也是如此。

其要点专在于建立州牧这一件事，周制九牧，实际上是舜咨询十二州牧的遗制，都是为了统辖天下的邦国，使他们考核礼制、端正刑罚，以尊崇天子。

土方氏掌管土圭的法度，用来测定日影，以土地相度宅基，并建立邦国都邑和边鄙，以辨别土壤适宜种植什么、土壤如何改良的法度，从而授予负责土地的人。天子巡狩，就树立天子的行宫。

树，就是种植，也就是建立。天子巡狩，就有四方的行宫。土方氏既已为其相度土地、选择宅基而知道利害所在，然后掌舍为其设置双重栅栏，设立车宫、辕门，设立坛壝宫、棘门，而由土方氏将其树立起来。

懐方氏掌管招来远方的百姓，致送方国的贡品，致送远方的物产，并送迎他们，凭符节通达他们，治理他们的物资储备、馆舍、饮食。

合方氏掌管通达天下的道路，流通其财利，统一其度量衡器具，统一其度量标准，消除其怨恨厌恶，统一其喜好善行。

道路通达、财利流通，这是合方氏的事务，还未涉及政教。统一度量衡器具而九仪的命令都有确定的遵循，统一度量标准而五则的制度也有确定的应用，这是合方氏的政教，还未涉及教化。至于消除怨恨厌恶，统一喜好善行，那么讲求信用、修好和睦，没有异心，合方氏的教化作用就大了。

训方氏掌管宣导四方的政事，以及上下百姓的志向，诵读四方流传的训诫。正月则颁布并训导四方，并观察新出的物产。

合方氏统一喜好善行，是顺应人心的善端，再加以引导罢了。至于这一职官，专门以训导四方为事，也不是在人心好善之外，另外有所谓的训导。宣导四方的政事，那么政事本来就有良善而公平的；与其上下百姓的志向，那么志向本来就有纯正而端正的；诵读四方流传的训诫、古今之事，也有格言大训可以作为法则的。这些都是人心本有的善端，训方氏从而加以训导。

形方氏掌管制定邦国的地域，并端正其封疆，没有混杂分离的土地。使小国侍奉大国，大国亲近小国。

山师掌管山林的名称，辨别其物产及其利害，并颁布给邦国，使他们进献珍奇异宝。

川师掌管川泽的名称，辨别其物产及其利害，并颁布给邦国，使他们进献珍奇异宝。

邍师掌管四方地名的记录，辨别丘陵、坟衍、高下不平之地、低湿之地的名称物产，以及可以封为邑地的地方。

匡人掌管通达法度，匡正邦国并观察其邪恶，使他们不敢反叛侧逆，以听从王命。

人的不善，隐藏细微而未显露的，称为慝。如土训

译“道地”之职考察地下的灾异，“诵训”之职考察各地的风俗，这都是指那些隐微难察的事物。如果使这些邪恶不正的现象没有革除，即使有八法、八则，又能依据什么来匡正呢？这就是为什么要先观察其邪慝的原因。

译撢人负责诵读君王的意志，宣导国家的政事，巡视天下的诸侯国并告知他们，使万民和悦顺从，从而匡正君王的形象。

都司马掌管都城中的士人和庶子，以及广大民众、车马、兵器铠甲的警戒命令。依据国家法度掌管其行政与教育，以听命于国司马。家司马的职责也是如此。

政，是指都城和家族中车马兵器铠甲的警戒命令；学，是指学习这些警戒命令并在都城和家族中演习的学问。政用来任用已经受命的国子，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士”；学用来等待尚未受命的国子，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庶子”。然而国子是用来守卫抵御的，而警戒命令却与普通民众相同，那么立法就是公正的；用都城和家族的行政与教育来教导，并用国家法度来掌管，那么军事与政令就是统一的。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一，宋代易祓撰。秋官司寇第五。

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以此作为百姓的准则。于是设立秋官司寇，让他率领他的属官掌管国家的禁令，以辅佐君王惩罚诸侯国。小宰说秋官的属官有六十人，掌管国家刑罚，而这里经文却说秋官司寇掌管国家禁令，这是为什么呢？先王制定法律，只在于禁止过错罢了，这就是司寇所以先掌管国家禁令而后才说惩罚诸侯国的原因。然而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而防禁则是防止教化败坏的人。放纵欲望败坏同类，是被教化所抛弃、而被刑罚所收摄的对象，所以掌管刑罚的称为“寇”，后世也称为“司败”，这是刑罚用来惩戒那些败坏同类的人。为什么要用禁令呢？不是这样的。《易经》蒙卦初六爻辞说：“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在上九爻辞则说：“利用御寇，上下顺也。”大概使用刑罚的本意，原本是为了禁止暴乱，在尚未确立法度之初就加以惩戒，还是可以的；等到寇乱发生再去抵御，虽然顺应情理，这也算是末节了。如果不能彰显威严树立道义，使百姓不迷惑，在祸患萌芽时加以遏制，逆折其开端，等到祸患形成罪行，又进而加以刑罚，这难道是作为百姓准则的本意吗？由此可知，在过错发生之前加以禁止，是圣人的本心；用刑罚来补救禁令所不及之处，是圣人不得已的做法。司寇所掌管的，不先说刑罚而先说禁令，这大概是夏商周三代本末的次序吧？

刑官的属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旅下士三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遂士中士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县士中士三十二人，府八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六人，府八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

讶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约，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职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厉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六人。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六人，徒一百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二人，府六人，史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二人。

司隶：中士二人，下士十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隶一百二十人

蛮隶一百二十人

闽隶一百二十人

夷隶一百二十人

貉隶一百二十人

布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杀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二人。

禁弑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庐氏：下士六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六人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修闾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二人。

防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士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三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剪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壶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译人

衔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仪，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行夫，下士三十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译环人设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接待一个狄人部族，设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掌客设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讶设中士八人，府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设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二人。

掌察四方设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六人。

掌货贿设下士十六人，史四人，徒三十二人。

朝大夫，每接待一个诸侯国，设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在都邑则设：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设：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的编制也与此相同。

秋官是掌管刑罚的官署。司寇掌管刑罚，而士师则掌管禁令。从乡士到司隶，说的是执行刑罚的官员；从布宪到衔枚氏，说的是执行禁令的官员。序言中说到用刑，而掌戮一定排在后面；序言中说到用禁，而禁止杀戮一定排在前面，这是因为施政尤其厌恶使用杀戮。这里只是讲述刑罚与禁令的职掌罢了。至于大行人、掌客这类官职，似乎属于春官中掌管礼仪的范畴；朝士、掌交这类官职，似乎属于夏官中掌管政事的范畴。它们不列于春、夏二官，而必定列于司寇刑官的属官中，大概是因为刑罚并非为了刑罚本身，而是在礼仪文教的初始阶段就遏制刑罚，在政治措施之后才制定刑罚，设置官职的本意如此，这难道是圣人“折民惟刑”（约束百姓只依靠刑罚）的道理吗？

大司寇的职责，是建立国家的三种法典，以辅助君王刑罚邦国、责问四方。第一种是刑罚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典，第二种是刑罚太平的国家使用中典，第三种是刑罚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典。

大司寇的三种法典，就是太宰的刑典。典，就是常法。举起皇极的大道而适时地施行于天下，所以这三种都称为典。用刑罚治理邦国，那么近处的就修明刑罚来匡正他们；用责问治理四方，那么远处的就修饰言辞来责问他们。远近虽然不同，但都统一于这三种法典而已。第一种是刑罚新建立的国家，新建立的国家，服从教化不久，所以它的法典主张从轻，这是周成王命令康叔安抚殷商遗民的意思。第二种是刑罚太平的国家，已经治理好的国家，教化向来信服，所以它的法典主张适中，这是周成王命令君陈治理东郊的意思。第三种是刑罚动乱的国家，悖乱的国家，不奉行王室的方略，所以它的法典主张从重，这是周成王命令周公征伐四国叛乱的意思。这三种法典，新建立的国家与动乱的国家或者从轻或者从重，只有太平的国家独得轻重之间的适中。以圣人用刑的本意推究，那么从轻是为了促进他们的善行，从重是为了惩戒他们的恶行，都是为了达到适中。《尚书》说：“都能适中就有吉庆。”

用五种刑罚来纠察万民：第一种是野刑，崇尚功效，纠察不力；第二种是军刑，崇尚服从命令，纠察不守职责；第三种是乡刑，崇尚道德，纠察不孝；第四种是官刑，崇尚才能，纠察不称职；第五种是国刑，崇尚恭谨，纠察不恭敬。

五种刑罚专门主管刑典，但实际上则参杂了六典的职掌。因为六卿分掌职事，各自率领其属官以倡导九州牧伯，本来就是为了建立为民准则。然而建立它使其必定施行于天下，施行它使其必定规范后世，实际上是大司寇正其刑典的缘故。于是建立事典，以富强邦国，以任用百官，以养育万民，就使用野刑。野刑虽然是六遂的刑罚，但田莱沟涂的事务、城郭井邑的事务，无不关系到事官的职掌。凡是役使百姓以完成事务的，以成功为最高标准，以不尽力为纠察对象，所以说崇尚功效，纠察不力。于是建立政典，以安定邦国，以端正百官，以均衡万民，就使用军刑。军刑虽然是军旅的刑罚，但师田行役的政令、追胥守御的政令，无不关系到政官的职掌。凡是役使百姓以确立政令的，以服从命令为最高标准，以不死守职责为纠察对象，所以说崇尚服从命令，纠察不守职责。于是建立教典，以安定邦国，以教化官府，以安抚万民，就使用乡刑。乡刑虽然是六乡的刑罚，但六德六行的教化、五礼六乐的教化，无不关系到教官的职掌。凡是役使百姓以推行教化的，以成就道德为最高标准，以不致孝为纠察对象，所以说崇尚道德，纠察不孝。于是建立治典，以经营邦国，以治理官府，以纪纲万民，就使用官刑。官刑虽然是官府的刑罚，但考核贰殷辅的治理、府史胥徒的治理，无不关系到治官的职掌。凡是役使百姓以确立治理的，以任用能为最高标准，以不称职为纠察对象，所以说崇尚才能，纠察不称职。于是建立礼典，以和谐邦国，以统率百官，以协调万民，就使用国刑。国刑虽然是王国的刑罚，但君臣父子的礼仪、祭祀宾客的礼仪，无不关系到礼官的职任。凡是役使百姓以践行礼仪的，以恭谨为最高标准，以不致恭为纠察对象，所以说崇尚恭谨，纠察不恭敬。上，是各自有所崇尚；纠，是纠察其涣散不恭的人。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百姓涣散很久了。如果得知实情，就应哀怜矜恤而不要高兴。”大概涣散不是用刑的时候，而刑罚所纠察的期望在于没有涣散而已。这六典并建于天下，而将天下纳入皇极的领域，这是圣人制定刑罚的根本意图。

用圜土聚集并教化罢软之民，凡是害人的人，把他们关进圜土并让他们从事职事，用明确的刑罚使他们感到羞耻。那些能够改过自新的，就让他们回到中原地区，不再列入三

译年；那些不能悔改而被释放出监狱的人，处死。

译圜土，就是监狱。懒惰的百姓因困顿而不愿学习，这类人便成了下等人。如果他们的过错触犯了法律，又对他人造成伤害，就聚集起来对他们进行教化，把他们安置在圜土中，这里有仁爱并使其生存的道理，所以称之为教化。让他们从事劳役，就根据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辛苦劳作；用刑罚来使他们感到羞耻，明确书写他们的罪行让他们感到惭愧和羞辱。像这样如果还能悔改，那么大概就可以期望他们向善了，所以让他们返回中原地区。返回中原地区，就是返回乡里。之所以说返回中原地区，是因为周代用圜土代替了流放五方的刑罚，这与中原地区有隔绝的意义，于是让他们返回中原地区。三年内不把他们列入正常民籍，这是因为虽然可以期望他们向善，但不能保证他们一定向善。在这个时候，州长召集百姓宣读法律已经多次了，而懒惰的百姓不在听众之列；党正召集百姓饮酒聚会也已经多次了，而懒惰的百姓不在序列之中。时光流逝，日子已经很久了，过去那些不善的人本来就会自我感化，然后才把他们列入民籍，不再把他们当作罪民。如果日月更替而内心还没有感化，放他们出圜土就杀掉他们。杀掉他们并非不仁，而是为了使百姓处于必定向善的状态。聚集他们进行教化，是仁爱；放出后杀掉他们，是正义。圣人的意图，是仁爱的极致、正义的穷尽。

用两造来禁止百姓诉讼，把一束箭投入朝廷，然后才审理；用两剂来禁止百姓狱讼，投入钧金，三天后才送到朝廷，然后才审理。

狱讼，不是圣人愿意看到的，所以先用禁令来防止。禁令就能在刑罚发生之前制止它，哪里还需要两造、两剂呢？两造，是指双方各有争辩而都来到公堂；两剂，是指各自拿着文书来互相参验。圣人特意设立这些法规，正是为了禁止诉讼。如果有争执而不停止，必然导致诉讼；诉讼而不停止，必然导致狱讼。诉讼不仅仅需要两造，还必须投入一束箭，表示其理直而不弯曲；不投入，就是自己承认理亏，所以投入束箭后才为他们审理诉讼。狱讼也不仅仅需要两剂，还必须投入钧金，表示其坚定而不可改变；不投入，就是其案情还可以改变，所以投入钧金后才为他们审理狱讼。圣人对狱讼的谨慎就是这样。然而诉讼投入束箭就立即审理，本来是想平息百姓的诉讼；狱讼投入钧金，一定要等到三天后才审理，还是不忍心把百姓置于狱中。这都是圣人不得已的意图。

用嘉石来平定懒惰的百姓，凡是万民中有罪过而没有触犯法律，却危害州里的人，戴上枷锁坐在嘉石上，在司空那里服劳役。重罪坐十三天，服役一年；次一等坐九天，服役九个月；次一等坐七天，服役七个月；次一等坐五天，服役五个月；最轻的罪坐三天，服役三个月。让州里的人担保他们，就宽恕并释放他们。

《周礼·秋官·大司寇》说：“懒惰的百姓害人而触犯法律的。”这里说的是没有触犯法律而不能用法度加以惩罚的人。虽然没有大罪，可以安置在圜土，如果放任不管，就会危害州里的良好风俗。于是用嘉石来平定他们，意思是石头虽然美好，却把它放在外朝左边，用来使他们感到羞耻。而且戴上枷锁坐着，外在束缚他们的身体，在司空那里服劳役；内在苦闷他们的心，按天数计算坐牢。已经受不了这种羞耻，何况服役按月计算，疲惫困顿，不知道从哪里感到羞耻和惩戒，达到了极点！让州里的人担保他们，宽恕并释放他们，不仅仅是教化懒惰的百姓，也是为了鼓励州里的人。

用肺石来传达穷困百姓的冤情，凡是远近孤苦、年老、年幼想要向上申诉，而他们的长官不传达的人，站在肺石上三天，士听取他们的申诉，报告给君王，并惩罚他们的长官。

肺是气藏的器官，凡是人得志就喜悦，失志就悲伤，不得其平就鸣叫，都是气在起作用，而实际上寄托在肺里。所以传达穷困百姓冤情的叫做肺石，朝士把它放在外朝九棘的右边。凡是穷困百姓想要向上申诉，而他们的长官不传达的人，站在肺石上三天，士听取他们的申诉报告给上面并惩罚他们的长官。然而大仆在大寝门外设立路鼓，想要穷困百姓迅速传达，而且比急令还要快，而这里却要三天后才审理，为什么呢？这是为惩罚他们的长官而设置的。惩罚他们的长官如果不延迟等待申诉确定，那么下面就会轻慢上面，而上面就无法取信于下面了。如果不是这类人，迅速接纳并传达，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正月吉日，开始调和，在邦国、都鄙颁布刑法，于是把刑法的图像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刑法图像，经过几天后收起。

治教与政令，都是颁布之后才收起的，而刑法的图像尤其重要。颁布它而使百姓有远离罪恶的心，收起它而使百姓没有亵渎刑罚的心，那么圣人重视刑罚，比治教与政令更加严重。

凡是邦国的大盟约，主持盟书并把它登载到天府。大史、内史、司防以及六官都接受副本并收藏。

盟约是两件事，约只是作为信用的文书，盟则要杀牲祭祀。大司寇兼管这两件事，那么应该兼管这两件事。现在以盟书为重而不涉及约，是因为有司约、大史来掌管。大史在邦国、都鄙以及万民中有约剂的人，收藏副本以辅助六官；司约在宗彝上书写大约剂，在丹图上书写小约剂。如果发生大乱，六官开辟仓库收藏，并不是不收藏副本在六官，只是简略而已。只有盟书因为事情重大而体统庄重，司寇职务严肃而命令肃穆。如果不信，人们就无法保全，向神明盟誓难道可以停止吗？如果不敬，神明就不会赐福，主持盟书的人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登载到天府收藏，与玉镇大宝器一同珍藏万世，这是书的正道。史掌管官书以辅助治理，司防则以考治为职责，六官则治理、教化、政令

译刑罚、礼制、事务的主管，又用来考核验证信用。都接收它们的副本并收藏起来，以等待那些不守信的人来对质，因此是公正而顺应天理的做法。哪里是契约文书可以相提并论的呢！

译凡是诸侯之间的诉讼，依据国家的典章制度来裁定；凡是卿大夫之间的诉讼，依据国家的法律来防范；凡是平民之间的诉讼，依据国家的成例来判决。

太宰凭借典章制度来维持诸侯国的治理，凭借法律来维持官府的治理，凭借成例来维持万民的治理。太宰是百官之长，所以用这些来维持治理；大司寇是刑官之长，所以又用这些来审理诉讼。

在大型祭祀时，捧着大牲畜。如果是燔柴祭祀五帝，就在祭祀前一天，监督百官宣誓，告诫王族成员。

王氏在《详说》中引用《郊特牲》说：“占卜选定祭祀日期那天，天子站在沼泽边，亲自听取宣誓的命令，这是接受教诲和规劝的意义。在库门之内宣告命令，是告诫百官；在太庙宣告命令，是告诫百姓。所谓百官，是指百位执事人员；所谓百姓，是指天子的同族。同族参与祭祀，比百位执事人员更为重要。所以在库门之内告诫百官，而在太庙之内告诫百姓，这正是为了辨别亲疏和防范。然而祭祀前十天，既有宣誓又有告诫，称为‘誓’，说明其比‘戒’更重。太宰祭祀五帝时，掌管百官的宣誓告诫以及器具的修缮；小宰依据法律掌管祭祀的告诫和器具。小宰只提到‘戒’而没有提到‘誓’，这就明显说明‘誓’比‘戒’更重。祭祀没有比斋戒更重要的，斋戒没有比宣誓告诫更重要的。向百官宣誓的是太宰；监督宣誓的是大司寇。难道是因为大司寇监督太宰吗？‘监’的意思是，百官在太宰那里听取宣誓罢了。贾氏认为大司寇不能监督太宰，于是说宣誓的是其他小官，这就错了。这是贾氏只看到了太宰，而没有看到大祭祀的重要性。百官说的是‘誓’，而百族说的是‘戒’，由此可知百族不参与执事，只参与随祭，这就是他们只听取告诫而不听取宣誓的原因。有人说是互文见义，这也错了。”

等到进献熟肉时，在大王祭祀那天也这样做。捧着明水与明火。凡是朝见、会同，在大王面前，大型会同也这样做。

大司寇作为刑官在大王面前行事，这是礼制，是为了尊崇天子的威仪，统一臣下的意志和思虑罢了。进献熟肉和祭祀，崇尚严肃；朝见、会同，崇尚肃敬；大型会同，崇尚哀戚。这些在大王面前的礼制，关系非常重大。然而是否捧着明水与明火，对于朝见、会同、防纪，是从人道角度说的；对于祭祀之礼，是从神道角度说的，各自符合礼制罢了。

在大型军事行动时，在社坛监督杀戮。凡是国家的大事，让他的下属清道禁止通行。

军事行动，听从命令的在祖庙赏赐，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坛杀戮。社坛是阴祀；刑罚属于阴类。由刑官之长监督杀戮，是重视它。凡是国家的大事，清道禁止通行，是其余的事务，不必亲自处理，让他的下属去做罢了。

小司寇的职责，掌管外朝的政事，召集万民来咨询：一是咨询国家危亡，二是咨询国家迁都，三是咨询确立国君。他的位置，天子面向南，三公以及州长、百姓面向北，群臣面向西，群吏面向东。小司寇作为傧相，按次序引导进来询问，用众人的意见来辅助天子的意志而共同谋划。

天子的朝廷有三个：燕朝在路门之内，治朝在路门之外，外朝在库门之外。召集万民来咨询，是外朝的政事。咨询，就是向人征求意见。《洪范》说：“你如果有重大疑惑，要谋划自己的心意，谋划卿士，谋划庶民，谋划卜筮。如果卜筮同意，卿士同意，庶民同意，这就叫作大同。”所谓召集万民来咨询，是指卿士、庶民都在场，以召集万民为主。国家危亡就谋划安定，国家迁都就谋划居住，国家确立就谋划继承人，这三者是国家的大事。利害在于君主而不在于百姓，可行与否在于百姓而不在于君主，于是向他们咨询。天子面向南来面对他们，三公以及州长、百姓面向北，群臣面向西，群吏面向东。群臣、群吏只是左右协助罢了。上面提到三公，中间提到州长，下面提到百姓，那么六乡的官员都参与了。三公，是回答天子的人；州长，是率领百姓的人；百姓，则是谋划意见的来源。三年一次宾兴，众宾在乡老之后；外朝的政事，百姓在三公、州长之后。《孟子》说：“百姓最尊贵，社稷次之，君主最轻。得到天子信任成为诸侯，得到百姓拥护成为天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小司寇作为傧相，按次序引导进来询问，用众人的意见来辅助天子的意志而共同谋划，那么又以天子的意志为主而用众人来辅助，用众人的谋划作为考察而向天子汇报，难道不是要穷尽天下人的心意吗！

用五种刑罚来审理万民的诉讼，使罪行依附于刑罚，根据情理来审问，等到十天才判决，宣读文书就使用法律。

五种刑罚，是墨刑、劓刑、宫刑、刖刑、死刑。用这些来审理诉讼，就要寻找罪行所依附的条款。找到了所依附的罪行，不立即使用法律，只是使罪行依附于刑罚罢了。然而人情在天下，本来就有阴私隐恶超出法制之外的，也有法理严密但内心实在不是这样的，这就贵在根据情理来审问。等到十天才判决，又是拖延很久，一定要弄清实情才停止，与《尚书》所说“审问囚犯，反复思考五六天，直到十天”相同。意思大概是宣读文书就使用法律，判决其罪行就宣读其服罪的文书，宣读其服罪的文书就使用法律罢了。为什么呢？因为法律符合情理。

凡是受命的男子、女子不亲自坐堂诉讼，凡是天子的同族有罪不在闹市处决，这是尊重尊贵、亲近亲族的义理。义理见《掌囚》、《掌戮》。

用五种声音来审理诉讼，探求民情：一是辞听，二是色听，

译第三是气听，第四是耳听，第五是目听。

译心中存留的是志，受到触动便成为情，表达出来就成为声音。因此，通过五声来审理狱讼并探求民情，是适宜的。将言辞视为声音，是可以的。但神色、气息、耳朵、眼睛，怎么能称为声音呢？大体来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凡是人的不善之处，虽然想要在外表上掩盖防范，但实质上不会超出内心显露于外的表现。所以，内心不正直的人，他的言辞就会支离破碎；内心不诚实的人，他的神色就会羞愧；内心不真诚的人，他的气息就会紊乱；内心不端正的人，他的听觉就会多受迷惑；内心不明晰的人，他的视觉就会多受耗损。观察这四个方面，都是通过他的言辞来察知的，并不是言辞寄托在神色、气息、耳朵、眼睛之中，而是内心无法在言语中隐藏，从而显露在神色、气息、耳朵、眼睛之中。后世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少了，狱讼日益繁多，怎么能探得实情呢？

将八辟附属于国家法律，作为刑罚的补充：一是议亲的八辟，二是议故的八辟，三是议贤的八辟，四是议能的八辟，五是议功的八辟，六是议贵的八辟，七是议勤的八辟，八是议宾的八辟。

君主称之为“辟”，是制定法律的人。制定法律而不被法律所制约，因为威严和福泽都出自于他。行使威严就施加刑罚诛杀，行使福泽就施行赦免宽恕。刑罚诛杀和赦免宽恕尚未确定，所以八种法律中那些可以议论的称为“辟”。所说的八辟，就是《大宰》中的八统。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者都是教化产生的根源。如果不幸触犯了罪过，法律有所不能施加的地方，先王如何处理呢？在国家法律上称为“丽”，在刑罚上称为“附”。所说的附丽，并不是一定要拘泥于法律，只是用八辟来议论罢了。因此，八辟中有重大议论而不徇私情的，是君主依据道义来裁制的；庶民有常规法律而不加议论的，是臣子依据职事来坚守的。这样就可以说“只有君主能施福，只有君主能施威”了。

用三刺来决断庶民的狱讼：一是讯问群臣，二是讯问群吏，三是讯问万民，听取民众所主张的诛杀或宽恕，以此来施行上服或下服的刑罚。

刺，就是杀。不说杀而说刺，是因为刺有探取的意思。大概狱讼虽然已经判决，但圣人的内心仍然觉得不安，一定要探取民情，以求得最恰当的道理。于是有三刺来决断庶民的狱讼：一是讯问群臣，二是讯问群吏，三是讯问万民，而听取民众所主张的诛杀或宽恕，是以讯问万民为主的。以讯问万民为主，却要先讯问群臣、群吏，是因为臣吏能够通达天下的民情。因此，如果群臣都说可以杀，群吏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从；万民都说可以杀，确实看到可以杀的情况，然后才杀。如果群臣都说可以宽恕，不要听从；群吏都说可以宽恕，不要听从；万民都说可以宽恕，确实看到可以宽恕的情况，然后才宽恕。这就是上服、下服刑罚施行的由来。上服，是服受重刑；下服，是服受轻刑。应当杀而服受重刑，所以称为刺；应当杀而服受轻刑，这就称为宥。这难道不是以民情之中作为狱讼之中吗？

到了大比之年，登记民数，从长牙以上的人，都登记在天府。内史和司会辅助冡宰，以此来制定国家的用度。

小司徒颁布比法并登记民数，是从民众的角度来说的；小司寇在大比之年登记民数，是从刑罚的角度来说的。大概到了三年大比的时候，民众的增减损益已经很多了，这就是小司寇要登记万民数量的原因。所说的登记民数，从长牙以上：男子八个月长牙，八岁换牙；女子七个月长牙，七岁换牙。民众的繁衍生育从这里开始，所以登记民数一定要取长牙以上的人。现在考察下文司民的职掌，说：“掌管登记万民的数量，从长牙以上都写在版籍上。”又说：“到了三年大比，将万民的数量告知司寇。”这是司寇从司民官那里接受民数，而在孟冬祭祀司民星的时候，才将民数献给王，然后王拜受，登记在天府。刑官对民数看得如此重要。不只是刑官重视，冡宰在刑官登记民数之后，又辅助记录民数并制定国家用度。大概古代三年耕种必有一年的粮食储备，九年耕种必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冡宰以三十年为周期来统筹国家用度，而大比之年制定国家用度，实际上是为了三十年盈亏敛散的储备。内史在这里辅助，是因为他所掌管的是会计的文书；司会在这里辅助，是因为他所掌管的是会计的事务。这两个官职地位较低而列在前面，冡宰地位尊贵而继在后面，这不是统领百官的职责，而是统领其成果吗？由此看来，民众的盛衰关系到刑罚，所以司寇在地官大比之时登记民数；财物的丰耗出自于民众，所以冡宰在刑官登记民数之后制定国家用度。多个官职联合作事而共同治理，都是为了重视民众。

小祭祀时，供奉犬牲。凡是禋祀五帝，装满镬中的水。纳亨时也这样。有大宾客时，在王的前面开路。后世子的防，也这样。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监临杀戮。凡是国家的大事，让他的属官清道戒严。

这些都是为了辅助大司寇。大司寇在大祭祀时供奉犬牲，这里则在小祭祀时供奉；大司寇在禋祀五帝时，监临誓戒及纳亨前王，这里则为他装满镬中的水；大司寇在朝觐、会同前王时，这里则在大宾客前王，并加上开路；大司寇在大军旅时监临杀戮，这里则在小师监临杀戮，地位低的人承担劳苦，而不敢居其大功。如果大司寇清道戒严邦事，

译那么就能通达于邦国城邑；这是清道肃静以处理国家大事，就仅限于国都之内的事务。其统帅与属官则统一为一。

译孟冬时节祭祀司民之神，向周王呈报人口数目，周王拜受，以此规划国家用度，并据此调整政令。

这段经文说的是在孟冬祭祀司民之日向周王呈报人口数目，而下文司民的职掌也说：“三年一次大比，将万民的数目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之日，将数目呈报给周王。”其说法颇为相同，怀疑所谓孟冬祭祀司民，就是下文三年大比中的孟冬祭祀司民。然而下文司民的职掌说大比登记人口数目，与上文经文的说法相合，而这段经文却另出于上文大比登记人口数目之后，由此可知这里所说的孟冬祭祀司民，只是每年的孟冬而已。大概轩辕星的角宿有大民、小民之星，每年孟冬祭祀它们。在这个时候，司民虽然记录了出生和死亡的人口，但尚未呈报；小司寇虽然呈报了人口数目，但尚未登记入天府，只是作为每年规划国家用度的依据。所谓规划国家用度而调整政令，《王制》说：“冡宰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在年终，五谷都收获后，然后制定国家用度，根据土地的大小，观察年成的丰歉。”这也是规划国家用度的意思。然而《王制》将其归于冡宰，而这段经文将其归于小司寇，是因为小司寇根据人口数目来调整政令，就称为规划国家用度，其关联事务共同治理是一致的。又等到三年大比，小司寇再次在孟冬祭祀司民之日，取司民所呈报的人口数目呈报给周王，周王拜受，登记入天府，冡宰又与内史、司会复核以制定国家用度，其先后次序就是这样。

年终，就命令众士统计狱讼，将考核结果登记入天府。

众士，是指乡士以下，都是掌管狱讼的官员。然而有未决的狱讼，有已决的狱讼。年终所命令统计的，是指已决的。计，是考核；断，是判决。考核一年的狱讼有多少，判断诉讼的得当与否有多少？那些已决且合乎法律的狱讼，称为中。众士将其录入小司寇，小司寇将其登记入天府，与天府接受治理考核结果的意义相同，以示重视。

正月率领其属员观看刑象，用木铎号令，说：“不守法令的人，国家有常刑。”命令众士于是向四方宣布宪令、刑罚、禁令，于是命令其属员入府考核，于是汇报事务。

这段经文与小宰率领属员观看治象、小司徒率领属员观看教象意思相同，然而特别在王宫与六乡四郊宣布禁令。至于司寇的职掌，本来就是用刑罚禁令责问四方，所以向四方宣布并确立禁令。于是命令其属员入府考核汇报事务，王氏说：“官员在年终入府呈报文书，唯独司寇在正月入府，是为了谨慎其开始。”这是不对的。于是，是承接事务的词语。命令众士于是向四方宣布，以终结一年的期限，到大宰接受考核的时候，于是命令其属员入府考核，于是汇报事务，这是为了记录小司寇一职的终结。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二 宋 易祓 撰

士师的职掌，掌管国家五种禁令的法令，以辅助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都用木铎在朝廷巡行宣告，书写并悬挂在里巷的门上。用五种告诫来先后引导刑罚，不让百姓触犯罪责：一曰誓，用于军旅；二曰诰，用于会同；三曰禁，用于田役；四曰纠，用于国中；五曰宪，用于都鄙。

郑氏说：“宫，是王宫；官，是官府；国，是城中。先后，就是左右的意思。古代有五种刑罚，没有五种罚金，五种罚金从周穆王开始，而古代所说的罚金，则是刑罚中较轻的。舜用象刑来规范常刑，常刑是重的，所以用五种流放的法令来宽宥；还认为太重，又设立三等轻刑，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赎刑，就是后世所说的罚金，而其轻又居三等轻刑之下。到了周人设立刑官的职掌，起初没有五种罚金之法，而司圜所说的罚人不亏损财物，就知道舜的赎刑，就是这里所说的亏损财物，轻极了。考察士师，那么成王、周公的心意，不只是希望没有刑罚，也希望没有罚金，多么仁厚啊！所以辅助刑罚，就有五种禁令；先后引导刑罚，就有五种告诫，大抵就是这样。圣人立法的意思，认为禁令是让人知道停止，所以在禁令上说左右，是想左右辅助，使之不至于受刑罚；告诫是让人知道遵守，所以在告诫上说先后，是想先后引导，使之不至于受刑罚。大概禁令是用来防范的，用木铎巡行而将文书悬挂在里巷门上，那么其防范非常严密；告诫是用来警戒的，不让百姓触犯罪责，那么其警戒非常深切。像这样而百姓还陷入刑罚的，是没有的。后世人情日益淡薄，而抵冒法纪的人增多，穆王于是制定五种罚金之法，以减损五种刑罚的旧制。司刑所掌管的五种刑罚的条目二千五百，而穆王的三千，按数目计算，虽然比前代增加，然而墨刑、劓刑所增加的各五百，都是轻刑；宫刑所减损的二百，大辟所减损的三百，都是重刑。只是因为禁令告诫不立，而左右先后引导没有方法，看其条目，那么哀矜的意思固然可见；看其大凡，那么文胜俗弊也可以推知了。”

掌管乡合州、党、族、闾、比的联结，以及其百姓的什伍编制，使他们互相安定、互相接纳，以办理追捕逃犯的事务，以施行刑罚、庆赏。

六乡之内

译百姓居住，则有州、党、族、闾、比等组织的联结；百姓自身，则有什伍编制的联结，都通过这些联结来应对征敛和调发的事务，这是乡官的职责。而士师又掌管这些，是为了让百姓彼此和睦相处、互相接纳的缘故。大概人们有了罪过，虽然尚未触犯法律，却危害了州里，如果将其驱逐，那么不善之人就会远离，之后善良之人得以和睦相处；对于犯上罪服一年劳役直到犯下罪服三个月劳役，由州里承担劳役的人，如果宽恕他们，那么不善之人就会回头向善，之后善良之人得以互相接纳。彼此和睦相处、互相接纳，这就是与大众欲望相同；与大众欲望相同，那么与大众厌恶的事物也就相同。凭借这一点来处理追捕逃犯的事务，就能做到出入时彼此友好，守望时互相帮助，这里有利存在；凭借这一点来施行刑罚和庆赏，那么奖赏一人，大家共同受到鼓励，惩罚一人，大家共同受到警戒，这里有义存在。这就是士师掌管乡里并辅佐六乡教化的原因。

译掌管官署中的政令，审察狱讼的言辞，以此告知司寇判决案件、断明诉讼，并传达国家的法令。

所谓官署中的政令，就是刑罚所施行的政令。审察狱讼的言辞，是指刑官的属官，如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自上报他们未能决断的狱讼案件，并将案情陈述给士师。士师根据这些陈述进行审察，以此告知司寇判决案件、断明诉讼。狱讼既已审明，符合国家法令，士师便将国家法令传达给乡士、遂士、县士、方士。上下级联合作事、精细审察到了这种程度，这就是狱讼能够处理得当的原因。

掌管士师判决案件的八种成例：一是邦汋，二是邦贼，三是邦谍，四是犯邦令，五是挢邦令，六是为邦盗，七是为邦朋，八是为邦诬。“成”意为定例。这八种成例专指士师，所以只是士师所掌管的八种成例。汋，意为探听，指刺探国家机密并泄露给外人的人；贼，意为毁坏法度，指毁弃王者的谋略而暗中图谋变乱的人；邦谍，指为敌国做反间以扰乱我国的人；犯邦令，指故意做出凶狠傲慢的行为以触犯国家法令的人；挢邦令，指擅自欺诈冒犯以僭越国家法令的人；为邦盗，指窃取国家权柄以作威作福的人；为邦朋，指结党营私、与非正之人勾结作恶的人；为邦诬，指妄造妖祥以迷惑民众、扰乱风俗的人。这八种罪行不予宽贷，圣人对此制定了确定的法律，所以称为八成。

如果国家遭遇凶荒，就按照荒政的法度来治理，命令迁移百姓、流通财物、纠察守卫、延缓刑罚。凡是说到“邦国”，指的是诸侯；单独说“邦”或单独说“国”，指的是天子。这条经文说“若邦凶荒”，并不是为天子畿内而设的。为什么呢？大司徒用荒政十二项来聚集万民，起初并没有提到移民、通财，而移民、通财却出现在大荒、大札时命令诸侯之后，那么移民、通财就是诸侯的事。荒政中没有纠守，而这里却有纠守，这是要求诸侯负责守卫。荒政中提到缓刑，而后来命令诸侯时也提到缓刑，这说明缓刑是为了体恤灾荒，关乎凶荒之年百姓的生命，是天子和诸侯共同关注的。既然如此，那么这条经文中所说的“邦”，也可以理解为诸侯的邦国。《小行人》说：“如果国家遭遇凶荒，就命令赈济委积。”其救荒的道理相同，而且都单独称“国”，如果不是诸侯又是什么呢？

凡是因财物而打官司的，用傅别、约剂来公正裁决。以财物打官司，指的是因财物纠纷而诉讼的案件，也就是《小宰》八成中所说的听取称贷与买卖纠纷，所以用傅别、约剂的法度来公正裁决。傅，指土地契约作为担保；别，指判书作为凭证；约，指写明期限约定的文书；剂，指作为契约的文书。这四种文书都可以作为稽查的依据来做出裁决。用这些来公正裁决狱讼，那么凭片言只语就可以折服争议，而争讼之心也就平息了。

祭祀战胜国的社稷时，就担任尸。

宗庙、社稷、七祀都有尸，起初并不任命刑官担任尸，而这里由刑官担任尸，特别体现在战胜国的社上。有人说：“因为亡国之社不灵验而妖邪依附，所以用刑官来威慑。”这是不对的。《郊特牲》说：“社祭是祭祀土地，主要体现阴气。”又说：“天子的大社必须承受霜露风雨，以通达天地之气；亡国之社则加屋覆盖，不承受天阳。亳社开北窗，使阴气明朗。”提到亳社，就是指战胜国的社。亳社以阴气为主，而刑罚也属于阴类，媒氏因为男女之间的阴讼而在战胜国的社上审理，是同类。这里祭祀战胜国的社而由刑官担任尸，也是同类。

君王非正式出入时，就作为前导并清除道路。

从治朝退居到内朝，称为燕朝；从燕朝退居到寝宫，称为燕寝。这里的出入所以称为燕出入。士师作为前导并清除道路，那么君王在闲居之时，没有一个环节不谨慎。车称为道车，其用意也可以由此推知。

祭祀五帝时，就为尸和君王洗手，并添注镬中的水。凡是割牲取耳，就奉上犬牲。祭祀五帝，是指祭祀五人帝，而士师说要为尸洗手，为什么呢？是为了表达洁净罢了。当尸进入门时，用盘匜盛水洗手。等到君王有向尸献酒的礼仪，也奉上水洗手，所以都说是“沃”。镬中的水原本由小司寇注入，士师则添注增加。凡此种种，都是取用其清明洁净以用于刑罚，所以让他沃水、让他添水。

诸侯作为宾客时，就率领他的属吏在王宫清道戒严，大丧时也是如此。大军出征时，率领他的属吏禁止违抗军令的人和触犯军禁的人，并加以杀戮。

诸侯作为宾客，就有宴享的礼仪；大丧，就有庐舍的居丧。率领属吏在王宫清道戒严，是为了肃清朝廷的仪容。军队不服从命令，称为违抗军令；临阵而不用命，称为触犯军禁。率领属吏执行杀戮，是为了端正军队的法纪。凡此种种，都是由刑官中的士师担任其职，重视其事。

年终，就命令校正要籍和防籍。正岁，率领他的属吏在国都及郊野公布禁令。小司防在正岁，命令他的属吏进入防籍，这是上报年终所校正的要籍和防籍。至于小司寇在四方公布禁令，而这里则在国都及郊野公布禁令，这也是副职与考绩的区别罢了。

乡士掌管国都之中，各自掌管其乡的人口数目并纠察告诫。审理其狱讼，审察其言辞，辨别其狱讼，区分死刑的罪行并加以要结，每十天在朝廷上汇报审理情况。司寇审理案件，在朝廷上判决狱讼。群士、司刑都在场，各自依据法律来议论狱讼。狱讼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结果，协调日期执行刑杀，示众三天。如果想要赦免，就由君王决定期限。

译在祭祀、重大丧礼、大规模军事行动、接待重要宾客时，就各自掌管其乡里的禁令，率领其下属在道路两旁肃清道路。如果三公有国家事务，就作为前导为他们清除障碍，遇到丧事也是这样。凡国家有重大事务，就处死那些违抗命令的人。

译遂士掌管四郊，各自掌管其遂的民户数目，并督察其戒令，审理其狱讼，审察其供辞，辨别其狱讼，区分死刑的罪名并提取其要点。每二十天在朝堂上汇报职事，由司寇审理，在朝堂上判决狱讼。群士、司刑都在场，各自依据法律来议决狱讼。狱讼判决后，士师接受定案文书，选定日期到郊外执行刑杀，各自在其罪行的地点示众三天。如果君王想要赦免，则君王命令三公阻止行刑的日期。如果国家有大事聚集民众，则各自掌管其遂的禁令，率领其属吏清道戒严。六卿如果有国家事务，则作为前导并清道，丧事也是如此。凡是郊外有大事，就诛杀违抗命令的人。

县士掌管野地，各自掌管其县的民户数目，督察其戒令并审理其狱讼，审察其供辞，辨别其狱讼，区分死刑的罪名并提取其要点。每三十天在朝堂上汇报职事，由司寇审理，在朝堂上判决狱讼。群士、司刑都在场，各自依据法律来议决狱讼。狱讼判决后，士师接受定案文书，选定日期执行刑杀，各自在其县的地点示众三天。如果君王想要赦免，则君王命令六卿阻止行刑的日期。如果国家有大役聚集民众，则各自掌管其县的禁令。如果大夫有国家事务，则作为前导并清道。丧事也是如此。凡是野地有大事，就诛杀违抗命令的人。

古代的典刑官称为士，所以周人专门设立士师的职位来统领群士，群士则各自分担职责以掌管所治理的刑狱。如果乡士掌管乡的民户数目，就说掌管国中；遂士掌管遂的民户数目，就说掌管四郊；县士掌管县的民户数目，就说掌管野地。郑玄说：“六乡的狱讼在国中，六遂的狱讼在四郊，县的狱讼在野地。”大概圣人对于刑狱很谨慎，因为所掌管的地方远，就希望审察得近，并不是让他们掌管那片土地。有人说国中也是乡地，四郊也是遂地，县也是野地，这恐怕不是周人设置群士的本意。考察载师任土之法，有所谓国中之地、近郊之地、远郊之地，是指王城以至于六乡的内外而言；有所谓甸地、稍地、县地、疆地，是指六乡内外以达于王畿而言。大概王城称为国中，距王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称为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称为县，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称为都。都、县、野之地，作为公邑的也称为县。这样乡的狱讼靠近王城，遂的狱讼靠近乡，公邑的狱讼靠近遂，所居住的地方以近为主，而所掌管的民户数目则各自遵循其职责可知了。所谓民户数目，实际上是地官司徒的职责，而乡士、遂士、县士也掌管的，并不是专门掌管民户数目，而是掌管其夫家众寡，并用刑狱之法来督察、告诫、命令他们罢了。大概圣人对于刑狱，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分职降典，然后折服民众只靠刑罚；相我受民，然后能调和其庶狱。自从上位者失去正道，然后曾子有民众散失的感叹；放僻邪侈陷入罪过，然后孟子有陷害民众的讥讽。那么告诫、督察、命令他们，不要让罪行牵连到民众，这是圣人的本心。然而乡士说督察、告诫，而遂士、县士说督察其戒令，是因为乡治详细，所以不仅督察而且告诫；遂、县治简略，所以遂士、县士无所告诫，或者违背遂、县吏的戒令，就督察他们罢了。审理其狱讼，审察其供辞，是因为狱讼以供辞为主。《尚书》说：“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又说：“察辞惟差，非从惟从。”那么审察狱讼的供辞，也是力求穷尽实情罢了。辨别其狱讼，是说讼有曲直而狱有轻重，所以辨别它。区分死刑的罪名，是说一死四刑，其罪名也不同，所以区分它。轻重既已审明，就提取其要点供辞并记录实情，然后由断刑的职官在外朝审理判决。《王制》说：“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正就是群士，棘木就是外朝。大概外朝的位置，群臣、群士西面，诸侯、群吏东面，而三公北面，州长、众庶在其后。职事在此审理，就是要穷尽人的实情。然而乡士用一旬，遂士用二旬，县士用三旬，根据远近来决定久速，对刑狱致谨。司寇审理，判决狱讼于朝堂，大概在外朝之时，群士、司刑都在，所以司寇在此断狱讼，这是又要穷尽群士、司刑的实情。于是群士、司刑各自依据法律来议决狱讼，那么如果司刑掌管五刑之法，而司刺又有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各自依据法律来议决狱讼。狱讼判决后，具书称为中的，如《尚书》所谓“咸中有庆”，小司寇所谓“登中于天府”，大概狱讼达到中，就没有不当的了。士师在此接受中，那么其刑罚符合罪行，一定不易，然后选定日期而行刑杀，示众三天，用来惩戒众人。如果想要赦免，那么上位者不是以私意赦免的。群臣符合八议，万民符合三赦、三宥，那么又不是断狱讼者的职责，而是用来显示君王的恩德。所以对于乡的狱讼，则君王亲自阻止行刑的日期；对于遂的狱讼，则君王命令三公阻止行刑的日期；对于县的狱

译审理案件，则君王命令六卿防止其拖延期限，这是又根据案件的远近来制定差别的。乡士在祭祀、丧礼、军旅、接待宾客等重大事务中，遂士在国家大事中，县士在国家重大劳役中，都掌管禁令并负责清道警戒，是让人不敢违犯。三公、卿、大夫有国家事务时，就为他们开路并清除障碍，避开行人而让他们知道应当回避，这是为国家事务而设立的。在国都、郊外、县邑，有重大事务就处死那些违犯命令的人，这又是为军事和田猎而设立的。大司马在大规模阅兵时斩杀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在大规模出兵时集结军队则诛杀迟到的人，这些都是违犯命令的人。于是大司寇就主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处决，小司寇就主持小规模军事行动的处决，士师还有对违犯军队禁令者的处决。那么处死那些违犯命令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军事和田猎，又是为了什么呢？

译方士掌管都城和采邑的事务，听取那里的诉讼言辞，辨别死刑的罪行并加以核实。每三个月将诉讼案件上报到国都。司寇在朝廷听取审理结果，众士、司刑都在场，各自依据法律来议论诉讼案件。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士师接受公正的判决，记录刑杀的定案以及审理诉讼的人员。凡是都城和采邑的重大事务、聚集民众，方士就各自掌管其方位的禁令。按时修订县法，到了年终就审查并施行惩罚和奖赏。凡是都城和采邑的士官上报的治理事务，由方士主管。

掌管都城和采邑诉讼的人，称为都士、家士。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就报告给方士。方士掌管都城和采邑，也是因为都城和采邑位于王畿的四方。都，指王子弟及公卿所食的采地；家，指大夫所食的采地。听取诉讼言辞，就是听取都士、家士所报告的言辞；辨别死刑的罪行并加以核实，就是又辨别一死四刑轻重的文书。每三个月将诉讼案件上报到国都，是因为都城和采邑距离乡、遂及县较远。说上报到国都而不说在朝廷听取，是因为乡士、遂士、县士各自以其职责列于九棘之下，所以说“在朝廷听取职责”。方士掌管都城和采邑，不必在朝廷听取职责，只需将诉讼案件上报到国都即可。等到司寇接受审理结果，然后在朝廷听取。于是众士、司刑也各自依据法律来议论诉讼案件。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士师接受公正的判决。前面所说的“成”，是指都城和采邑审理诉讼的定案；后面所说的“成”，是指司寇、众士、司刑听取议论的定案。记录刑杀的定案，就知道所犯的罪行；记录审理诉讼的人员，就知道审理的人。先王希望诉讼定案而令人信服，大概就是这样。然而不说协调日期刑杀与赦免并防止误期，也是根据乡士、遂士、县士的互文推论罢了。凡是都城和采邑的重大事务聚集民众，方士就各自掌管其方位的禁令，方士由十六名中士担任，所以四人分主一方。按时修订县法，是指王畿的县。县师掌管它，由方士来修订县法，就是指县的法令。县师掌管邦国、稍、甸、郊里的地域，以及人民、田地、夫家的数量、六畜、车辇的稽查，以等待国家征发民众，所谓县法，就是这个。为他修订县法，那么民众的增减多寡、器物的良劣备乏、官吏的勤惰功过，就可以计算了。所以在年终，就亲自审查并巡视，以施行惩罚和奖赏。那么方士所说的惩罚和奖赏，就是县师所说的废置。方士所掌管的仅限于都城和采邑，所以用惩罚和奖赏来说；县师所掌管的及于邦国、稍、甸、郊里，所以用废置来说，并且必须告知上级。凡是都城和采邑上报的治理事务，就是指都士、家士上报所治理的诉讼，方士主管并上报到国都。

讶士掌管四方的诉讼，向邦国宣告罪行和刑罚。凡是四方有诉讼到士官那里的，都到讶士这里来。四方有混乱的诉讼，就前往并审理完毕。

以言语迎接人，称为讶。讶士以迎接宾客为职责，而说掌管四方的诉讼，是指四方诸侯的诉讼，也以言语来迎接他们，所以说向邦国宣告罪行和刑罚。上面说四方而下面说邦国，是因为邦国在四方。称为宣告罪行和刑罚，是因为用议刑的方法，明确所坐的罪行。四方有诉讼到士官那里的，是指疑难诉讼未决，先到讶士这里，讶士就传达给士师来断决。混乱的诉讼有触犯名分和等级的刑罚，讶士就前往并审理完毕，是指前往并完结其诉讼。

国家有宾客，就与行人一起送迎他们。进入国都，就作为前导并开路，野外也这样。住在馆舍，就率领其属员为他们清道，诛杀和防范侵犯宾客的人。宾客出入，就引导他们，有诉讼就协助处理。

国家有宾客，与行人一起送迎他们。这是行人从礼仪方面说，讶士从刑罚方面说，刑罚用来严肃礼仪罢了。送迎是指他们的来与往，出入是指朝觐的时候。《掌讶》说：“如果有国家宾客到来，就与士在边境迎接宾客，作为前导而入。凡是宾客的治令，由讶、讶士处理。凡是随从的人出去，就派人引导他们。”掌讶与讶士在边境迎接宾客，而讶士与行人送迎不及边境，只到野外罢了。掌讶与讶士在边境迎接宾客，作为前导而入。讶士与行人进入国都、野外，就作为前导并开路。宾客出入，讶士引导他们；随从的人出去，掌讶派人引导他们。讶士、掌讶都是八名中士，而掌讶正以送迎宾客命名官职，讶士是刑官而与行人严肃送迎的礼仪，其详略轻重就是这样。

凡国家有重大事务，聚集民众，就读其誓禁。

重大事务，指王国征伐的事情，为他们宣读誓命与五禁的法令。

朝士掌管建立邦国外朝的法令：左边九棘，孤卿大夫位在那里，众士在他们后面；右边九棘，公侯伯子男位在那里，众吏在他们后面；前面三槐，三公位在那里，州长众庶在他们后面。

朝士掌管建立邦国外朝的法令，而小司寇掌管外朝的政事，政事用来正定法令。然而朝位不同，是因为小司寇主要咨询天下的政事，所以其位只到公卿大夫庶民罢了；如果朝士专门掌管外朝的法令，那么诸侯以至众士众吏都在，想要严肃其礼仪，所以必须建立其法令。现在看外朝的法令，其位必有取于九棘三槐的，为什么呢？库门之外称为外朝，在前面种植三槐，在左右种植九棘，起初并非有取

译关于寄托物象的意义，有人用三槐象征三公的德行，九棘象征群臣诸侯的德行，这是只看到了三公、群臣和诸侯，而没有看到天子外朝的制度。大概孤卿大夫是用臣道来对待，所以排列他们的位次在九棘的左边；公侯伯子男是用宾客之道来对待，所以排列他们的位次在九棘的右边；三公面朝北则是以回答君王为义，所以排列他们的位次在三槐的前面；至于群士、群吏、州长以及众庶之类，都是在断决庶民狱讼的地方，所以也都按照位次顺序排列在后面。所谓外朝的制度，其严整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刑官在这里审理狱讼，一定要等到诸侯群臣都聚集之后才去审理，那么外朝的礼仪就不能经常举行，岂不是近乎拖延吗？并非如此。诸侯群臣并列在位，是外朝的制度；在九棘之下断决狱讼，是外朝的位次，起初并不需要诸侯群臣都聚集之后才去审理。如果不这样，小司寇说询问臣民时君王的位置是面朝南，这里不列出君王面朝南的位次，就知道它不等待外朝的时候是明显的了。

译左边的嘉石用来安置疲困的百姓，右边的肺石用来传达穷困百姓的冤情。

库门外是朝会的地方，臣民都聚集在这里，所以左边设置嘉石来安置疲困的百姓，使他们产生羞愧悔改之心；君主尊贵且近在咫尺，所以右边设置肺石来传达穷困百姓的冤情，使他们没有冤情被阻塞的祸患。其义理见于《大司寇》篇。

率领他的属官用鞭子呼喊，催促人们快走并避开禁令。针对那些怠慢朝会、杂乱站立、聚众谈论的人。

王室的朝会有三种，都是为了听取政事，而这篇经文讲述外朝的政事，却特别详细地论述治朝和燕朝，为什么呢？燕朝在路门之内，治朝在路门之外，再往外是应门，再往外是雉门，那么就有中门的禁令了。因为至尊君主居住的地方，仪仗警卫严肃，接近他出入的地方，不可逾越。只有库门在雉门之外，而外朝又在库门之外，不仅诸侯、群臣都在那里，即使是州长、众庶以及穷困百姓、疲困百姓之类的人，都可以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左右前后的行列中，这能忽视吗？当外朝听政的时候，本来就有杂乱拥挤在道路上而不知道躲避的人，也有行列错乱而不知道方向的人。朝士用鞭子呼喊催促，是呼喊朝会的人走向自己的位置；并且为他们开辟道路，是让人避开而端正自己的位置。位置确定后，然后为他们设立禁令：那些怠慢朝会的、杂乱站立的、聚众谈论的，是为了尊重君主。这是外朝所建立的法规，因此非常严格。至于孟子所说的“不经过位次就发言，不跨越台阶就互相作揖”，那么三种朝会的礼仪是一样的。

凡是获得遗失的财物、人口、六畜的，要放在朝堂上，报告给士，满十天就上报处理。数量大的归公家，数量小的归庶民私有。

古代建立国家，前面是朝堂后面是市场，大概是因为市场接近利益，而朝堂接近道义，只有道义可以端正天下的利益。何况库门外朝堂的地方，州长、众庶、穷困百姓、疲困百姓之类的人，都可以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左右前后的行列中，那么关于获得遗失物的法令，尤其不可废除。大概人口有固定的职业，但有时可能会逃亡；财物、六畜有固定的主人，但有时可能会遗失。于是就有了朝士的法令，凡是获得遗失的财物、人口、六畜，就放在审理狱讼的朝堂上，报告给议论狱讼的士，而不敢私自占有，以等待失主来认领并归还，不让人见利忘义。到了十天，那也已经很久了，物品无法归还，也不能丢弃，于是上报处理，大的归入公家，小的归于庶民私有，这又是根据上下轻重来制定道义。如果《司市》说“获得遗失的财物、六畜的，三天就上报处理”，与这篇经文不同，是因为市民聚集的地方，丢失的东西容易找到，寻求也容易迅速，所以三天就上报。如果外朝所存放的，那么寻求的人可能很远，丢失的东西不容易找到，等待应当缓慢，所以一定要等到十天之后才上报，各自符合道义罢了。

凡是士审理的案件都有期限：国都内十天，郊外二十天，野外三十天，都邑三个月，诸侯国一年。期限内的案件受理，期限外的不受理。

凡是士审理的案件，是指士各自在朝堂上以狱讼的职责听取案件，司寇听取后，为他们判决狱案、裁决讼争。远近不一，而所审理的案件都有期限，是为了防止拖延而已。国都内十天，是指乡士；郊外二十天，是指遂士；野外三十天，是指县士；都邑三个月，是指方士；诸侯国一年，是指讶士。期限内受理，固然为了防止拖延的过失；期限外不受理，是为了革除烦扰的弊端。这也是圣人平息狱讼的一个方面。

凡是有债务纠纷的，有契约文书来治理，就受理。凡是百姓共同经营财物的，命令按照国家法令执行，违反法令的处以刑罚。凡是委托他人追讨债务的，凭借土地契约来听取他们的陈述。小宰八成之法中，听取债务纠纷凭借傅别，傅别是判开的文书，每人各执一半，书写所给予的数量，凡是偿还债务时就合在一起作为凭证，所以为他们听取治理。凡是百姓共同经营财物的，是指两人共同运输财物以分取利润，命令按照国家法令执行，就按照门关司市的法令执行。违反法令的处以刑罚，就一并没收他们的货物而只惩罚违反法令的那一个人。傅是指那个人有固定的土地并书写下来以附随事情。凡是把自己的财物委托给别人而让他追讨债务的，有土地契约就追证为不虚假，所以为他们听取陈述。这是小宰八成之法以及门关司市的法令，而一定要书写在朝士篇中的，是因为他们的诉讼到了外朝，而没有依附于狱案，没有触犯法律，不是群士司刑所议论的，所以朝士听取。

凡是盗贼结集成军，以及乡邑和家人，杀死他们无罪。凡是报仇的人，向士登记，杀死他们无罪。

擅自杀人，本来就是圣人所禁止的。凡是盗贼结集徒党，已经形成军队，而危害到乡邑和家人的，如果禁止他们杀人，那么他们的势力将猖獗而不可抵挡，杀死他们无罪，是为了去除天下的祸害。仇敌的报复，虽然说是私仇，但已经向士登记，那么罪状明白，国家法律所不宽恕，如果禁止他们杀人，那么也有罪犯逃匿而侥幸免死的，杀死他们无罪，是为了去除天下的恶人。除此之外，杀人者死，是万世至公的法令。

如果国家遭遇凶荒、瘟疫丧事、寇乱戎狄的缘故，就命令诸侯国、都邑、县鄙考虑减轻刑罚。凶荒、瘟疫丧事、寇乱戎狄的缘故，不是小的变故。朝士为他们考虑减轻刑罚，事先思考祸患叫做虑。考虑刑罚，就考虑刑罚中应当释放的，而可以救济一时适宜的措施；考虑贬损，就考虑财物中应当减损的，而可以缓解一时紧急的措施。都是为了预先控制变故，所以说这样。

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数量，从长出牙齿

译以上这些，都登记在版籍上。辨别国都、郊外与边远地区，以及近郊和荒野，区分其中的男女。每年统计上报死亡和出生的人数。到了三年一次的大规模统计时，将百姓的总数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神的日子，将统计的数字献给周王。周王拜受这些数字，将其登记在天府。内史、司防、冢宰作为副手，以此辅助周王治理国家。

译周人设立司民这一官职，是为了象征司民之星，与天府所记载的祭祀天神时由司民呈报人口数量的含义相同。它所登记的人口出生与死亡的数量，就是大司徒所统计的人民总数、小司徒所统计的成年男子与家庭数量，以及乡师、乡大夫所统计的成年男子与家庭多寡的数量，这些都是一致的。它的职掌不列在地官系统而列在秋官系统，为什么呢？因为秋官以刑罚为主，每年根据死亡和生存的人数来增减统计，这是为了让人敬畏我们的刑罚，从而敬畏我们的百姓。等到三年一次的大规模统计时，将万民的数量告知司寇，这就是小司寇所说的“等到大规模统计时登记人口数量”的意思。小司寇又说：“孟冬时节祭祀司民之神，向君王呈报人口数量。”而这里说在大统计时告知司寇，司寇在孟冬祭祀司民之日将其数量呈报给君王，这是因为小司寇在每年的祭祀司民时呈报每年的常规数量，而这里是在大统计之年将人口数量告知司寇，然后小司寇又在三年一次的祭祀司民时呈报三年来的总数量。君王拜受这些记录，将其存入天府，内史、司防、冡宰作为副本保存，由此可见人口数量是不可忽视的。这里说保存副本是为了辅助君王治理，而小司寇说保存副本是为了制定国家用度，这是因为财富的丰歉取决于百姓，百姓的繁简取决于刑罚。小司寇既然敬畏刑罚以作为治民的根本，所以冡宰凭借它来制定国家用度；如果司民专门掌管万民的数量，所以泛泛地说辅助君王治理罢了。

司刑掌管五种刑罚的法律，用来判定万民的罪行：墨刑五百条，劓刑五百条，宫刑五百条，刖刑五百条，死刑五百条。如果司寇审理案件、裁决诉讼，就依据五种刑罚的法律去告知刑罚，并以此辨别罪行的轻重。

五种刑罚，并非圣人愿意这样做。论其法律，墨刑轻于劓刑，劓刑轻于宫刑，宫刑轻于刖刑，刖刑轻于死刑。至于死刑，则是教化无法挽救的情况，借用它来制止杀戮罢了。然而周官的五种刑罚各有五百条，其条目共二千五百条；穆王的五种刑罚，其条目有三千条。又用五个等级来划分条目的轻重：轻的条目多，如墨刑、劓刑的条目各有一千条；重的条目少，如宫刑的条目有三百条，死刑的条目只有二百条。周公的轻刑归入重刑，穆王的重刑归入轻刑，所谓“世道重则刑罚重，世道轻则刑罚轻，只有整齐划一而非杂乱无章，有条理有纲要”的意思，与此相同。然而“只有法律和明察，才能审慎地处理”，这是用五种刑罚告知刑罚的意思；“上下比照罪行，上刑适合轻判，就服轻刑；下刑适合重判，就服重刑”，这是辨别罪行轻重的意思。因此刑罚虽然根据世道决定轻重，但用来判定罪行与刑罚对应的方法是一致的。

司刺掌管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以辅助司寇审理案件和诉讼。第一次刺问叫做讯问群臣，第二次刺问叫做讯问群吏，第三次刺问叫做讯问万民。第一次宽恕叫做不识，第二次宽恕叫做过失，第三次宽恕叫做遗忘。第一次赦免叫做防弱，第二次赦免叫做老耄，第三次赦免叫做惷愚。用这三种法律来探求民情，判定民心的公正，然后施加服上刑或服下刑的处罚，最后才执行刑罚和杀戮。

刺和杀，不说杀而说刺，是因为刺取人情是否恰当然后再施加刑罚和杀戮，所以有三刺之法。有些罪行比五种刑罚为重，有些比五种刑罚为轻，于是为此设立宽恕来宽容他们，所以又有三宥之法。至于那些情有可原，而在五种刑罚中疑似无罪的，就随之赦免，所以又有三赦之法。同时掌管这三者，却只用“刺”来命名官职，是为了显示先王对刑罚和杀戮的重视。这就是司刺的职掌所以掌管这三者的条目，以辅助司寇审理案件和诉讼。所谓三刺，一是讯问群臣，二是讯问群吏，三是讯问万民，小司寇所说的“判定庶民案件诉讼的公正”就是如此。小司寇说刺而兼及于宥，这里说三刺、三宥，又及于三赦，那么先王谨慎用刑的意思更加详细了。什么叫三宥？一是“不识”，比如把甲当成乙而杀了他；二是“过失”，比如砍伐其他东西而误伤了人；三是“遗忘”，比如忘记了法律禁令所在而偶然触犯。什么叫三赦？一是“防弱”，即年幼且柔弱，所谓七岁称为悼就是如此；二是“老耄”，即年老且昏耄，所谓八九十岁称为耄就是如此；三是“惷愚”，即愚笨且愚蠢，所谓下愚不可改变就是如此。用这三种法律辅助司寇审理案件和诉讼，就是辅助那些尚未确定的赦免、宽恕、刑罚和杀戮。大概正式将案件判决结果报告给大司寇，大司寇在棘木下听取汇报，然后小司寇用三刺来判定，并施加服上刑或服下刑的处罚。司刺用三刺、三宥、三赦来辅助，并施加服上刑或服下刑的处罚，依据法律来议定罪行，依据罪行来施加刑罚，上下相承，所谓公正就是如此。到这里才说然后执行刑罚和杀戮，体现了先王不得已的意思。

司约掌管邦国以及万民的契约凭证。治理神事的契约为上，治理民事的契约次之，治理地事的契约次之，治理工程的契约次之，治理器物的契约次之，治理信物的契约次之。

司约的契约凭证，从邦国到万民都使用。然而万民的称为小约剂，邦国的称为大约剂。这里说治理神事到治理信物共六种，则是大约剂，而这六种之中又有轻重存在。大概宗庙有位置，山川有区域，有社稷的围墙，有五祀的次序，所以侍奉神灵的不需要契约；至于不是其所应祭祀而命令祭祀的，就书写命令的原因作为契约，比如鲁国使用郊祭和禘祭之类就是如此。划分乡里以寓藏军队，制定城邑以授予农民，用旌节来辨别迁徙，聚集逃亡者作为公开杀戮，所以容纳百姓的不需要契约；

译至于那些本不该拥有却分授给他们的，就记录分授的理由作为契约，像把卫国分给殷商遗民七族就是如此。从百里到五百里作为诸侯的等级，从供养人口占一半到占四分之一作为分封土地的法度，那么划分土地就不需要契约了；至于那些本不属于他而让他去夺取的，就记录夺取的理由作为契约，像从相土东都夺取土地以防备王搜之类就是如此。从王功到事劳，治理力役都依据功劳的轻重来赏赐，铭刻在大旗上，在大烝祭时祭祀，那么彰显功劳就不需要契约了；至于功劳巨大而赏赐特殊的，就记录特殊的原因作为契约，像虢仲、虢叔功勋在王室，档案藏在盟府就是如此。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密须的鼓、阙巩的甲，那么接受常制器物就不需要契约了；至于那些本不该使用却颁赐给他们的，就记录颁赐的理由作为契约，像鲁国得以使用四代礼器就是如此。玉帛禽鸟之类的物品，榛栗枣脩之类的物品，乃至工商庶人也都有名目，那么作为见面礼就不需要契约了；至于礼仪中可以验证却与众不同的，就记录与众不同的原因作为契约，像公孙黑派强人送聘礼之类就是如此。这六项都是国家的大信，王业由此建立，后世子孙遵守这些契约而不能改变，那么治理的适宜性就不可迟缓。由大推及小，那么万民的契约也就可知了。

译凡是重大的契约文书，都记录在宗庙的六彝（祭祀礼器）上；较小的契约文书，则记录在绘有丹色图案的器物上。如果有发生诉讼的人，就举行弭兵之祭，并打开藏所取出契约；那些不守信的人，要处以墨刑。如果发生大的动乱，六官就打开藏所取出契约，那些不守信的人，要处以死刑。

所谓大契约，是邦国之间的契约，记录在宗庙的六彝上，这是为了将契约隐秘地托付给神明。所谓小契约，是万民之间的契约，记录在绘有丹色图案的器物上，这是为了向人们明确昭示。如果有发生诉讼的人，就打开门户取出所藏的契约，打开藏所并举行弭兵之祭。“珥”读作“弭”，即小祝官举行的弭兵灾之祭，因为契约发生诉讼，是兵灾的开端，所以要重视它。不守信的人处以墨刑，是说他们愚昧不明。大乱是指僭越契约的邦国。六官打开藏所，是表明罪行重大。不守信而至于被杀，那么契约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了。

司盟掌管盟誓记载的法度，凡是邦国有疑难或防备同盟，就掌管盟誓记载及其礼仪，面向北方向神明宣告。盟誓结束后，就制作副本。对违抗命令的万民进行盟誓，对不守信的人进行诅咒，也都像这样。凡是万民之间有契约的，其副本保存在司盟。有狱讼的人，就让他们盟誓诅咒。凡是盟誓诅咒，各自以其地域的民众共同提供牺牲并送达。盟誓结束后，就为司盟提供祭祀用的酒和干肉。

用血来向神明宣告，就是盟；记载，就是盟誓的言辞。盟誓，是将言辞写在简册上，杀牲取血，挖坑埋下牺牲，将简册放在上面然后掩埋，这叫做载书。依法执行，叫做盟载之法。盟誓加上契约，又叫做盟约之载。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吕刑》说：“百姓相互侵扰，混乱不堪，没有诚信，从而违背诅咒盟誓。”那么盟约之事，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左传》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的先君作为周室的股肱之臣，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并赐给他盟誓。”这是盟约之书，在成周时期再次出现。谷梁子认为“盟誓诅咒不涉及三王”，这是不对的。于是司盟的职责，有所谓邦国的盟约，有所谓万民的盟约。凡是邦国有疑难或防备同盟，就掌管盟约记载及其礼仪，面向北方向神明宣告，盟誓结束后制作副本，这是邦国的盟约。对违抗命令的万民进行盟誓，对不守信的人进行诅咒，也都像这样。凡是万民之间有契约的，其副本保存在司盟，这是万民的盟约。凡此二者，如果有狱讼，都让他们盟誓诅咒。所谓盟，是依托神明来结其诚信，使他们知道敬畏；所谓诅，是依托神明来祸害不守信的人，使他们知道畏惧，这都是为了善化人心罢了。凡是盟誓诅咒，各自以其地域的民众共同提供牺牲并送达。盟誓结束后，就为司盟提供祭祀用的酒和干肉。这虽然是礼仪的末节，但都是至诚所寄托的地方。后世在上位者轻慢神明，在下位者欺骗他人，区区牺牲血酒干肉，不足以胜过背信弃义的习俗，所以君子屡次盟誓，诗人认为这是长乱之举，小国争夺盟誓，左氏知道它必然灭亡。所以《春秋》一书，有记载求盟，有记载同盟，有记载临盟。然而诚信不发自内心，盟誓也没有益处，这与先王的盟约不同了。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三 宋 易袚 撰

职金掌管所有金、玉、锡、石、丹青的禁令，接收征收上来的物品，辨别物品的优劣及其数量，悬挂标签并加盖玺印。将金、锡送入制造兵器的府库，将玉、石、丹青送入守藏的府库，将重要文书送入大府。掌管接收士人的金罚、货罚，送入司兵。

地官的丱人已经守卫金玉锡石的严厉禁令，这里又由职金掌管，是因为古代名山大泽，远的不用来分封，近的不用来赏赐，于是在金玉锡石之地设立严厉禁令，由丱人掌管；在金玉锡石丹青之物上设立禁令，由职金掌管。所谓金锡，就是《禹贡》中“惟金三品”之类；所谓玉石，就是《禹贡》中“璆琳琅玕”之类；所谓丹青，就是《禹贡》中“砮丹丹银”之类。然而百姓所图利的广泛，而上级所征收的微薄，那么就必须设立禁令。于是职金掌管禁令，并接收征收上来的物品，即接收丱人所征收的物品。辨别物品的优劣，那么有的贵重有的低贱就不相等；辨别物品的数量，那么有的多有的少就可以查考，然后书写标签并加盖玺印封存。将金锡送入制造兵器的府库，是为了准备攻金之工筑、冶、凫、防、段、桃的使用；将玉石丹青送入守藏的府库，是为了准备玉府金玉及良货贿的储藏；将重要文书送入大府，则是以其数量记录重要簿册并送入大府。掌管接收士人的金罚、货罚，送入司兵，就是《槁人》所说的“从职金接收财物以资助工匠”的意思。职金虽然列在秋官，但大府、玉府属于天官，攻金之工属于冬官，以至于司兵属于夏官，丱人属于地官，五官的职责没有不是联事而通治的。由此可知金玉锡石丹青的用途不一，而其禁令详细了。

祭祀上帝，就提供金版；飨宴诸侯也像这样。凡国家有大故而使用金石，就掌管其命令。

金版就是掌次的皇邸，先儒认为是后版屏风，用金装饰，是职金所供给的。国家有大故而使用金石，就掌管其命令，命令制作器械而已。

司厉掌管盗贼的作案工具、财物，辨别其物品，都有数量，估定价格并悬挂标签，送入司兵。其奴仆，

译男子被判罪，女子被判处舂米和砍柴。凡是拥有爵位的人、年满七十岁的人以及牙齿尚未长齐的儿童，都不被用作奴隶。

译不是自己所有的东西却去拿取，叫做盗；借着盗取的机会而肆意伤害他人，叫做贼。先王铲除盗贼，是为了消除对百姓的危害。所以掌囚专门看守盗贼，等待执行刑罚杀戮。罪行达到死刑，就是抛弃人的刑罚。认为杀戮还不够，司厉又掌管盗贼的作案工具和赃物，将其收入司兵，以备公家使用；又奴役他们的父母妻儿，男子编入罪隶，女子编入舂人、槀人，以此来充任公家的劳役。这就是所说的没有剩余刑罚，但也有未能穷尽刑罚的地方：有爵位的人连坐，不是因为尊贵；七十岁的人连坐，不是因为敬老；未换乳齿的人连坐，不是因为慈爱保护。由此可见，先王对于天下，本来就有杀戮不足以惩戒恶行，也有不施刑罚可以劝勉善行的情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犬人掌管犬类牺牲。凡是祭祀，提供犬类牺牲，使用纯色完整的犬。伏祭、瘗祭也是如此。凡是几祭、珥祭、沈祭、辜祭，使用杂色的犬也可以。凡是相犬、牵犬的人隶属于他，掌管他们的政令教化。司寇奉命提供犬类牺牲，而他的属官犬人则掌管犬类牺牲。凡是祭祀提供犬类牺牲，就从充人那里领取，然后交给司寇。纯色是指毛色纯一的犬，杂色是指毛色混杂的犬。伏祭是出行前的祭祀，瘗祭是祭祀地祇的仪式，这两种祭祀使用纯色犬，是因为礼仪隆重。几祭是祈祷，珥祭是消除灾祸，沈祭是祭祀河川，辜祭是肢解牺牲祭祀门神。这四种祭祀使用纯色犬是正礼，如果没有，就用杂色犬代替，也是可以的。凡是相犬、牵犬的人隶属于他，掌管他们的政令教化，那么田猎用的犬、食用犬之类，不仅仅局限于祭祀用的牺牲而已。

司圜掌管收容教化罢民，凡是危害他人的人，不让他们戴冠装饰，并施加明显的刑罚，让他们从事劳役来收容教化他们。能够悔改的，重罪三年后释放，中罪两年后释放，轻罪一年后释放。那些不能悔改而逃出圜土的，处死。即使释放出来，三年内也不列入士伍。

大司寇所说的罢民有两种，一种是百姓中有罪过但未触犯法律而危害乡里的，戴上桎梏坐在嘉石上，在司空那里服劳役；另一种是百姓中危害他人的人，虽然触犯法律但还不足以施加肉刑，所以把他们关进圜土并让他们从事职事，用明显的刑罚让他们感到羞耻。让他们从事职事，就是司圜所说的让他们从事劳役来收容教化他们；用明显的刑罚让他们感到羞耻，就是司圜所说的不让他们戴冠装饰并施加明显刑罚。然而大司寇没有说任用和释放，而司圜则有了一年、两年、三年的区别，又有处死或不列入士伍的区别，这都是为了推行大司寇的法律。

凡是圜土惩罚人，不损伤身体；它处罚人，不损失财物。

五刑，是天下的正刑。轻一点的则有罚金，更轻一点的则关进圜土。圜土说是聚集教化，就不是为了刑罚。司刑所说的墨、劓、宫、刖、杀，凡是说刑罚的，都是损伤身体的。这里只是用明显的刑罚让他们感到羞耻罢了。职金掌管接受士人的罚金、货罚，那么凡是说处罚的，都是损失财物的。这里只是用职事来处罚他们罢了。这两者虽然叫做刑罚，但不是刑罚的正统，而是用来匡正刑罚正统的。

掌囚：掌管看守盗贼等所有囚犯。重罪戴上梏、拲和桎，中罪戴上桎和梏，轻罪只戴梏；王的同族戴拲，有爵位的人戴桎，等待定罪。等到执行刑罚杀戮时，向王报告刑罚，捧着囚犯前往朝廷，士人加上明显的梏，前往市场执行刑罚杀戮。凡是有爵位的人和王的同族，捧着囚犯前往甸师氏那里等待执行刑罚杀戮。

凡是囚犯都囚禁并看守，而掌囚首先提到看守盗贼，是因为盗贼为重故。木头束缚手叫拲，木头束缚脖子叫梏，木头束缚脚叫桎。三种刑具都戴上的，是重囚；次一等的是戴桎和梏；轻的只戴桎。王的同族戴拲，是因为亲近；有爵位的人戴桎，是因为尊贵。以至于重罪而示众，直到轻罪才停止。等到执行刑罚，就向王报告。郑玄所说的“死罪就说某人的罪在大辟，刑罪就说某人的罪在小辟”就是这样。捧着囚犯前往朝廷，是因为王可能有赦免宽恕。赦免宽恕，是王的仁德。如果不偏私法律而达到刑罚杀戮的地步，那么庶姓及无爵位的人，士人加上明显的梏前往市场；同姓及有爵位的人，则捧着囚犯前往甸师氏，在隐蔽的地方执行刑罚，这也是亲近与尊贵的区别罢了。

掌戮：掌管斩杀贼人和间谍并搏斗他们。凡是杀害自己亲人的人，焚烧他；杀害王亲人的人，肢解他。凡是杀人的人，倒在市场上，示众三天。在市场上惩罚盗贼。凡是罪行触犯法律的，也是如此。只有王的同族和有爵位的人，在甸师氏那里处死。凡是军队作战、田猎服役，斩杀刑戮也是如此。

危害他人的贼人、反间的间谍，已经抓获的就说斩、杀，未抓获的就说搏。搏他们，是商议他们的罪行后再执行刑罚杀戮。虽然都叫做贼、谍，但罪行有轻重，所以斩是分割他们的身体，杀只是让他们死罢了。杀害自己亲人的人，没有比这更贼害仁德的了，焚烧他则他的身体不存；杀害王亲人的人，没有比这更贼害义理的了，肢解他则他的身体不全。加重他们的罪行，是为了惩戒天下的大恶。凡是杀人的人，以及在市场上惩罚盗贼，还有罪行触犯法律的人，倒在市场上，示众三天，这就是刑人于市，与众人一起抛弃的意思。王的同族及有爵位的人，在甸师氏那里处死的，就是掌囚所捧着的人在那里执行刑罚杀戮的缘故。军队作战、田猎服役的斩杀刑戮，虽然各有所属，但也由掌戮掌管。只有天吏得以杀戮，只有王官得以掌管，先王谨慎使用刑罚的缘故。

受墨刑的人让他守门，受劓刑的人让他守关，受宫刑的人让他守内宫，受刖刑的人让他守园囿，受髡刑的人让他守仓库。

五

译刑罚之中，死刑最为严重，其余四种刑罚则留有生路。受过刑罚的人，如果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即使没有处死他们，也等于是在杀害他们。因此，让他们从事劳役，隶属于官府，虽然抛弃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却不抛弃他们的才能；虽然他们的身体不再完整，却从未不给予他们生活的供养。受墨刑的人，脸上刺字，不妨碍守卫防御，所以让他们守卫王都的城门；受劓刑的人，割去鼻子，也不妨碍守卫防御，所以让他们守卫王畿的关隘；受宫刑的人，断绝了人伦之道，像寺人这类人，所以让他们守卫内宫；受刖刑的人，砍去脚，只能用来放牧禽兽，所以让他们守卫园囿。只有王族成员不施以宫刑，不剪除他们的宗族血脉，只剃去头发，在极隐秘的地方施以惩罚，所以让他们守卫仓库。说到“守卫”，是因为他们的心志专一且精纯；说到“使用”，是因为使用他们是有法度的。记载礼制的人说“公家不蓄养受过刑罚的人”，这是不对的，只是不能让他们靠近罢了。

译司隶掌管五隶的法度，辨别他们的类别并掌管相关的政令，率领他们追捕盗贼，让他们承担国都中卑贱劳苦的事务，为百官储备所需的器物，凡是囚禁、拘捕人的事务都由他们负责。国家举行祭祀、接待宾客、防范警戒等事务时，就让他们承担其中繁杂卑贱的工作。

五隶的法度，所谓罪隶，就是中原地区的罪人，被罚在隶役中服役；蛮、夷、闽、貉的隶役，就是那些归顺王国的蛮夷之人，被征发来充当隶役。各类隶役都以一百二十人为编制，如果人数不足，就不能按此制度执行。辨别他们的类别，是指衣服、兵器等所属；掌管他们的政令，是指追捕盗贼、从事卑贱劳役等事务。这些都是所谓的法度。

掌管率领四翟的隶役，让他们各自穿着本国的服饰，拿着本国的兵器，守卫王宫和野外营舍中严厉的禁令。

王宫，就是王朝的宫殿；野舍，就是诸侯在国门外会盟时的营舍。至尊者所居之处，都有严厉的禁令，如同后世守门人的制度。用四翟的隶役来守卫，是适宜的。曾见守门人掌管守卫王宫中门的禁令，潜藏的服饰、带武器的贼人不得入宫，奇异的服饰、怪异的人不得入宫。中门的禁令尚且如此，那么王宫、野舍的严厉禁令就更不能松懈了。然而任何人都可以守卫，为什么特意选用四翟的隶役？四方的夷狄不足以依赖，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穿着本国的服饰、拿着本国的兵器？郑玄认为他们的服饰是布和毡，这不是奇异的服饰吗？认为他们的兵器是剑和弓，这不是带武器的贼人吗？至于那些狼子野心、非我族类的人，不是怪异的人吗？其实不然。经文说四翟的民众，即南方的蛮、东南的闽、东方的夷、东北的貉，他们的服饰向来有定规，不同于西戎、北狄。大概周朝自文王时代，西方有昆夷的祸患，北方有玁狁的灾难，而东南方先归顺王化，从而奠定了王业的基础。到周公摄政，制礼作乐，追溯王业的起源，所以南方称为象，就有象胥来接待藩国的使者；东夷的音乐称为韎，就有韎师来献祭宗庙的音乐；而这四翟的隶役，被列入宿卫的行列，都是出于这个用意。他们在王宫的宿卫，由宫正掌管；在野舍的宿卫，由师氏掌管，起初有什么嫌疑呢！

罪隶掌管服役于百官府以及所有有职守的地方，掌管传达命令的小事。凡是分封的诸侯国或卿大夫的家，牛助作为牵引的辅助。他们守卫王宫和严厉禁令的情况，如同蛮隶的事务。蛮隶掌管服役于校人养马。他们在王宫时，拿着本国的兵器守卫王宫；在野外，则守卫严厉禁令。

闽隶掌管服役于畜养鸟兽并使其繁殖，教导驯服它们。掌管王子时，就从他们中选取人。夷隶掌管服役于牧人养牛马和鸟兽，说他们守卫王宫和严厉禁令的情况，如同蛮隶的事务。

貉隶掌管服役于服不氏，饲养野兽并教导驯服它们，掌管与野兽沟通。他们守卫王宫和严厉禁令的情况，如同蛮隶的事务。

五隶都是隶役，蛮、夷、闽、貉的隶役是归顺的民众；罪隶是没入为奴的民众。他们的民众不同，用途也不同。罪隶承担传达命令、牵引辅助等杂务；四翟的隶役只是饲养而已。虽然说是蛮隶掌管服役于校人养马之类，闽隶掌管服役于畜养鸟兽之类，夷隶掌管服役于牧人养牛马之类，貉隶掌管服役于服不氏养兽之类，都是根据他们习俗所熟悉的来让他们饲养。然而司隶率领四翟的隶役守卫王宫和野舍的严厉禁令，这是仅限于四翟的隶役。现在罪隶也提到守卫王宫和严厉禁令，而闽隶反而不提到守卫王宫和严厉禁令，这是互文见义，那么他们有守卫的职责是可以知道的。

布宪掌管颁布国家的刑禁，正月吉日，拿着旌节向四方宣布，并颁布国家的刑禁，以责问四方邦国及其都鄙，通达于四海。先王的治理，有刑罚必有禁令。知道禁令而自我约束，就不会犯罪；知道犯罪而自我反省，就不会受刑罚。这种宣布并责问，是有不容停止的必要。于是在正月吉日，大司寇颁布刑罚的时候，布宪就颁布刑禁，拿着旌节是为了使道路畅通无阻，向四方宣布是为了让天下四方都知晓。所谓“以责问四方邦国及其都鄙，通达于四海”，大概当时六服承蒙恩德，四夷都来朝贡，刑禁所施行的地方，没有此疆彼界的差异。凡是声教所及之处，就在颁布的范围之内，那么这种播告不隐瞒，远近相同而上下明察。所说的责问，这难道仅仅是颁布命令陈述言辞而已吗！

凡是国家的大事，聚集民众，就用刑禁来号令。

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这里从聚集民众来说，主要是军事事务。凡是军旅、田猎，天子亲自临视其事，都是聚集民众的大事件。民众聚集，刑禁为先，只有用天子的号令来执行，人们才知道刑禁是不可侵犯的。太宰在重大事务上警戒百官，就用王命来执行警戒；布宪在重大事务上聚集民众，就用号令来执行刑禁。虽然大小用途不同，但用来震慑人心的目的，是一样的。

禁杀戮掌管监督斩杀戮的人，凡是伤人见血而不报告的人、包庇狱讼的人、阻止诉讼的人，报告后诛杀他们。

斩杀戮，是上级用来惩恶的手段，不是下级可以擅自决定的。上级用来惩恶，所以由掌戮的人监督；下级不得擅自决定，所以由禁杀戮的人监督。掌管、监督斩杀戮，是指不应斩杀戮而擅自为之的人，应该报告伤害却隐瞒不报的人，应该审理狱讼却包庇不治的人，应该听讼却阻止不听的人。考察这四种情况报告给司寇并诛杀他们，那么

译奸恶凶暴之人便不能侵犯善良之人，有权势的人便不能压制穷苦弱小的人了。

译禁防氏掌管禁止庶民中的扰乱行为，防范恃强凌弱、以邪为正的人，纠正歪曲事实、诬蔑欺骗、触犯禁令的人，以及制造谣言、言语不诚实的人，将这些情况上报并予以诛杀。

用刑罚来教化民众，使百姓不暴乱，这是教官的职责；而刑官则只负责禁止这些行为。所谓“乱”，是指违背常理、危害治道的人；所谓“暴”，是指依仗强力、虐待万物的人；所谓“力正”，是指胁迫众人顺从自己，把邪恶当作正当的人；至于那些歪曲事实、诬罔欺骗以蒙蔽大众，以及编造无根据的谣言以迷惑大众的人，这些都是禁暴氏所纠察的，上报给司寇后予以诛杀。《王制》说：“玩弄辞藻、破坏法律，混淆名分、擅自更改制度，执持邪道扰乱政事的人，处死；行为虚伪却固执，言辞虚伪却巧辩，学习错误的知识却广博，顺从错误的行为却加以润饰，以此迷惑大众的人，处死。”如果有这五种罪行，且严重危害风化教化的，禁止并诛杀他们是适宜的。

凡是国家聚集民众时，就处死那些触犯禁令的人并示众。凡是女奴和男奴聚集出入时，就由司牧官管理他们，处死那些触犯禁令的人。

前面提到的五种禁令，是为庶民设立的。而在聚集民众时，人情复杂交错，暴乱行为尤其严重，所以必须处死那些违抗命令的人并示众。奚是指作为女奴的人？〇是指作为男奴的人？既然他们因罪受役，那么其暴戾本性向来如此，所以必须由司牧官管理他们的出入。牧养，即照料管理，使他们出入时都能得到妥善安置，如果有触犯禁令的，就随之处死，这就不是不教导就诛杀了。这两者，也是为了禁止他们的暴乱行为。

野庐氏掌管通达国家的道路，直到四方边境。统计国郊及野外道路上的住宿休息处和井〇。如果有宾客到来，就命令看守道路的人聚集〇，有徘徊观望的人就诛杀。凡是道路上舟车拥挤交错的地方，就按顺序通行。凡是有符节的人以及有爵位的人到来，就为他们清道。禁止在野外横穿道路的人、不经过桥梁而直接跨越的人。凡是国家有重大事务，就统计那些修缮清除道路懈怠的人。掌管所有道路禁令。国家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就命令清扫道路，并且警戒禁止那些行动不合时宜、行为不合规范的人。

《诗经》说：“在那时搭建庐舍。”又说：“在那豳地设立馆舍。”可见馆舍大而庐舍小。公刘奠定王业的基础就在于此。所以遗人的职责是，十里设庐，三十里设宿，宿处有路室，五十里设市，市中有〇馆。大概古代吉利的行程是五十里，所以宾客住在五十里的〇馆；军队行程是三十里，所以军旅住在三十里的路室。所谓十里设庐，就是野外道路上的小室，用来接待行旅之人。野庐氏以庐命名官职，那么小的可以推知大的了。掌管通达国家道路直到四方边境，就是遂人所说的“沟上有道，河上有路，通向边境”的意思。这里说四方边境的道路，接着又说统计国郊及野外道路，从庐舍到路室、〇馆，都有住宿休息和井〇的地方，野庐氏就巡视并统计它们。如果有宾客到来，就命令看守道路的人聚集〇，有徘徊观望的人就诛杀。大概先王时代，天下所有的道路都有人看守。宾客到来就命令聚集并击柝警戒，用来防备暴客；徘徊观望的人就诛杀，用来抵御奸盗。从前子产称赞晋文公作为盟主时，司空按时平整道路，圩人按时粉刷馆宫，诸侯宾客到来，〇人牧圉各自供给所需，百官属吏各自展示物品，这就是晋国称霸诸侯的原因。如果单襄公向陈国借道，而道路荒废无法通行，〇不在边境，司空不视察道路，道路没有排列的〇，国家没有〇寓，野外没有施舍，这就是知道陈国即将灭亡的原因。诸侯事务的得失如此，那么王政就可以推知了。大概宾客到来，上为承接王命，下为修习职贡，如果道路不戒备，民众有觊觎之心，那么国家政令不行，危害确实很大。这是掌讶命令野庐氏，而野庐氏命令看守道路的人，用来安抚宾客的做法非常周到。凡是道路上舟车拥挤交错，指狭窄紧迫而相互碰撞、相差交错的地方，就按先后、贵贱、老少的顺序通行。凡是有符节的人以及有爵位的人到来，就为他们清道，指停止行人通行，使他们恭敬地对待王命。如果三公有国家事务，就由乡士为他们清道；六卿有国家事务，就由遂士为他们清道；大夫有国家事务，就由县士为他们清道。这里只限于有符节的人以及凡是有爵位的人，因为他们在国野的道路上。禁止在野外不沿道路横穿的人，以及不经过桥梁而直接跨越的人。国家有重大事务，就统计那些修缮清除道路懈怠的人。掌管所有道路禁令，就像修闾氏所说的，带着兵器急速行走的人，以及在国中驰骋的人。然而修闾氏所禁止的，是在国都道路上的行为；野庐氏所禁止的，是在野外道路上的行为。如果国家举行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事情非常重大，不仅命令清扫道路而已。凡是不合时宜行动、不合规范行为的人，必定有奸人、内贼以及反间来刺探国家事务，所以不仅防备他们，还禁止他们。

蜡氏掌管清除尸骨。凡是国家举行重大祭祀，命令州里清除不洁净的东西，禁止受刑者、任人以及穿丧服的人，直到郊野。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大宾客到来，也是如此。如果有死在道路上的人，就命令埋葬并放置标记，写上日期，悬挂他们的衣服、任器在有关官员那里，等待他们的家属。掌管国家所有关于尸骨的禁令。

骨头枯干叫骼，肉腐烂叫骴，人和动物都一样。清除并埋葬它们，不让它们暴露在道路上，这是仁政首先要做的事。所以说“掌管清除骴”。凡是国家举行重大祭祀，就斋戒以尽礼仪；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大宾客到来，就严肃以敬重其事。命令州里、郊野清除不洁净的东西，禁止受刑者以及任人和穿丧服的人，这不仅限于骴

译罢了。如果有人死在道路上，就命令埋葬他并树立标记，记下日期，把他的衣物、随身器具悬挂在掌管土地事务的官府，等待他的亲属到来，等待他们辨认后取回。掌管全国关于尸骨的禁令，那么仁爱百姓、爱惜事物的心意就彰显出来了。

译雍氏掌管沟渠、排水道和池塘的禁令，凡是对国家庄稼有害的，春天命令设置陷阱和捕兽器；对百姓有利的沟渠，秋天命令填塞陷阱、封闭捕兽器。禁止在山上开辟苑囿、在沼泽中沉药毒鱼。掌管沟渠、排水道和池塘的禁令，而官职名称定为雍氏，只是禁止那些凡是危害国家庄稼的行为罢了。大概沟渠、排水道和池塘的利益，该流通的不可以擅自堵塞，该停滞的不可以擅自流通，不该流通而流通，不该停滞而停滞，都足以危害国家庄稼，这就是设立雍氏禁令的原因。然而沟渠的利益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废弃，而田间的堤防和野兽的危害有时可以平息，所以春天命令设置陷阱和捕兽器，去除那些危害国家庄稼的东西，然后疏通沟渠的利益；秋天不说堵塞沟渠，而专门说填塞陷阱、封闭捕兽器，这都是为了顺应万物的本性罢了。至于在野兽居住的地方开辟苑囿来猎取它们，在鱼聚集的地方沉药来毒死它们，虽然足以得到鱼和野兽，但这样做太不仁义了，所以随之禁止。

萍氏掌管国家的水禁，稽查酒类，谨慎管理酒类，禁止在河防处游泳。

萍浮在水面上而不沉没于水中，这就是萍氏掌管禁令的原因。大概水虽然有利于渡涉，但也危害于堤防，亲近戏玩它、踩踏它而死的人很多。酒也是这样，古人养猪来酿酒，并不是为了制造祸患，酒流行了祸患就产生了。稽查酒类，就是防范那些饮酒不节制的人；谨慎管理酒类，就是谨慎制约那些饮酒无度的人；又禁止在河防处游泳，就知道溺水和酗酒的危害是一样的了。

司寤氏掌管夜间的时间，用星辰来划分夜晚，以此告知夜间守卫的士兵实行夜禁，抵御清晨出行的人，禁止夜间出行的人和夜间游荡的人。

这是指施行于国都之中的规定，太阳出来就劳作，各种活动都兴起；太阳落山就休息，各种活动都停止。掌管夜间时间用星辰来划分夜晚，也是人事作息的节律，而在国都之中，尤其应当紧急重视。大概国都之中有开闭城门的规定，国家事务有早晚的礼仪。用星辰来划分夜晚，那么星辰在夜间出现，在白天隐没，早晚的开闭就在此确定了。用这个来告知夜间守卫的士兵，严行夜禁的法度，那么就有清晨侵入夜间而出行的人，傍晚侵入夜间而出行的人，或者夜间游荡不停止的，都是奸邪虚伪之人聚集的地方，所以都禁止他们。

司烜氏掌管用阳燧从太阳取明火，用铜鉴从月亮取明水，以此供给祭祀用的明齍、明烛，供给明水。

掌管明水明火，而其官职称为司烜，取《易经》所谓“日以烜之”的意义，大概万物形成于地，精华成就于天，月亮追溯太阳的光芒，其根本都出于太阳的缘故。用阳燧从太阳取明火，用铜鉴从月亮取明水，是因为太阳是阳的精华，月亮是阴的精华。离卦代表太阳、火、电，是火的气；坎卦代表月亮、水、云，是水的气。水火以气而升降，日月之精华与之相薄，那么阳燧可以召来阳气而为火，铜鉴可以召来阴气而为水，所以称为明水火，是说取之于日月而非人力所能达到，是光明之极致。明齍，是用明水来洗涤祭品；明烛，是用明火来照亮祭器；明水，则是用来配合配酒。阴阳之气降而在万物之中，无所不备，而达到洁净之极致的，只有明水明火，所以由司烜来供给。

凡国家的大事，供给坟烛、庭燎。仲春时节，用木铎在国都中修明火禁。军队出征，修明火禁。

司烜的职责，以火为义，所以因命他掌管火事。凡国家的大事，供给坟烛、庭燎。坟烛，是大烛，设置在门外；庭燎，则设置在门内的庭院中。天子用一百支，诸侯依次递减。仲春时节，用木铎在国都中修明火禁，这是国都之中的事。宫正，则在春秋两季用木铎修明火禁，那是宫中之事。宫中之事详于国都，这就是内外之辨。军队出征修明火禁，那么大众聚集，在所警戒，即使不是时节也禁止用火。

国家如果实行屋诛，就设置明竁。

屋诛，王氏说举家受诛，残忍啊！战国时参夷之诛，只及亲属而不及臣妾，谁说先王会实行这种不仁的政策？大概是指王族及有爵位的人，不加明刑，而全部由甸师氏处理，说是甸师在屋内诛杀，不是在市集上受刑。然而先王贵贵亲亲的道义，虽然不明示其刑罚，但未曾不在明竁中明示。竁指埋葬的坑穴，在坑穴上标明其罪行，而归属于司烜氏，因为司烜以明为义的缘故。

条狼氏掌管执鞭以驱赶辟除。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子男，则二人。

狼这种动物，贪婪凶狠而不顺从。凡世间不顺从教化的人，就像狼一样贪婪凶狠。先王设官来治理他们，使他们整齐而有秩序，所以叫“条狼氏”。大概王与诸侯的出入，在道路上应当致其肃敬。鞭子用来指挥，左右执鞭以趋行，就使人知道畏惧；趋行而后辟除，就辟除停止行人，使人知道躲避。与朝士所说的率领其属员用鞭呼喝趋行且辟除的，意义相同。然而朝士所主管的是外朝之事；这里所主管的是王与诸侯出入道路之事。所主管的不同罢了。王出入则八人夹道，自公以下都依次递减两人，所以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这固然是尊卑之辨，然而诸侯得以与王同用条狼氏来辟除行人，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平其政，行辟人者也”。条狼氏的意义就是这样。

凡誓师，执鞭以趋行在前，并且发布命令。誓仆右说：“杀。”誓驭说：“车轘。”

译（君主）向大夫宣誓说：“谁敢不报告，就鞭打五百下。”向军队宣誓说：“（不报告者）鞭打三百下。”向国家的大史官宣誓说：“（不报告者）处死。”向小史官宣誓说：“（不报告者）脸上刺字。”

译士师有五条戒律，第一条是誓，用于军旅。这就是为什么有军旅之誓的原因。条狼氏手持鞭子快步走在前面，这与上文经文中手持鞭子快步走开以避讳的情况不同。上文手持鞭子快步走开，是为了尊重主君的威严；这里手持鞭子快步走在前面并传达命令，是为了重视军事。因为军队中的众官吏，面临危难奔赴敌阵，正是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们在阵前听取誓辞时，不得不严格告诫以防备。车兵中没有比仆人和车右更先被誓戒的，因为那些在战车上担任车右的人，都是勇力之士，如果不服从命令，那么勇力就无处施展。这就好比晋国会合诸侯时，杨干在曲梁扰乱军行，魏绛为此杀了他的仆人，正是这个道理。所以誓戒仆人和车右说：违者处死。然而车尤其听从驾驭者的命令，驾驭者驱驰不及时，那么车的进退就无法发挥力量。这就好比晋国派张骼、赵跞救援郑国，靠近禁军时，他们的驾驭者不报告就驱车奔驰，几乎不能免罪，这是驾驭者能带来危险的表现。所以誓戒驾驭者说：违者车裂。以至于大夫、大师、大史、小史都有誓辞。况且史官掌管礼仪，师官掌管音乐，起初与军旅有什么关系？记载说刑罚不上大夫，那么大夫与军旅的法度有什么关系呢？王氏《新传》对于这几项，都认为是在誓戒他们的下属，然而经文中没有誓戒下属的明文。郑氏认为在出军和祭祀的时候，出军的誓辞，是誓戒左右及驾驭者、师官、乐师，大史、小史是主持礼仪事务的人，却不知道这些都是誓戒于军旅的。现在考察大师的职责说：“大师手持同律来听取军声并告知吉凶。”这是军旅有取于大师的职责。大史的职责说：“大史怀抱天时与大师同车。”这是军旅有取于大史的职责。小史的职责说：“大军旅时辅助大史。”这是军旅有取于小史的职责。然而师、史、右、驭这几个职位，也由大夫担任。查考戎仆是中大夫，戎右也是中大夫，大师是下大夫，大史也是下大夫，六誓之中只有小史是中士，其他五个都是职名，而大夫却以官名来称呼，就知道不是右、驭、师、史这些担任大夫职位的人，一定是大夫衔命以官职而非以职位来誓戒的。怎么知道的呢？从经文中“敢不关”知道。因为大夫受命出使境外，事情可以专断行事，不必向君主报告。如果在军中奉命，就不是出使境外可比，报告后才前往，就没有专断败事的情况。所以誓戒大夫说：敢不报告，鞭打五百；誓戒师官说：鞭打三百；誓戒邦国的大史说：处死；誓戒小史说：墨刑。按照用法的次序来看，墨刑轻于鞭打三百，鞭打三百轻于鞭打五百，鞭打也轻于处死。所谓处死，就是置于死地罢了。如果是车裂，就是用车撕裂，不止于死。之所以轻重不同，为什么呢？车的进退，主要靠驾驭者，驾驭者不尽职，就会败坏国事，这是他的罪责最重的原因。仆人掌管侍卫之事，车右掌管击刺之事，大史掌管占卜验证之事，一旦不尽职，都足以耽误军事，这是他们的罪责重的原因。至于大夫奉命而失职，罪责次之；大师听取军声而失职，罪责又次之；小史官职低微且听命不专，失职的罪责再次之。轻重不同，各自有所恰当。让听取誓辞的众官吏，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共同完成王命，这就是军旅之所以无不胜的原因。

修闾氏掌管检核国中值宿和设置行马的人，以及国中的巡夜者，并检核追捕盗贼的人而给予赏罚。禁止抄近道翻越城墙的人，以及带着兵器快速行走的人，和在国中驰骋的人。国家有变故，就命令他们守卫各自的闾门和行马，只有持符节的人不检查。

里门叫做闾，因为二十五家的闾同门而入，用来抵御和控制内外。先王设置官职来修治这件事，所以命名为修闾氏。他的职责就是检核国中的事务罢了。检核是指检查夜间值守的士兵，行马是指用来防止夜间行走的障碍物，巡夜是指击打木梆守卫闾门的人，国粥是指在国中市场进行巡夜的人。修闾氏对这些进行检核，如果有盗贼的追捕，就又根据他们巡夜人数的多少来给予赏罚。至于不通过桥梁而抄近道翻越的人，带着兵器在道路上快速行走的人，以及在国中驰骋的人，都不是国中应该有的。像这样的人或许会容留奸邪，所以都禁止他们。如果国家有变故，就用来防备非常之事，命令百姓各自守卫他们的闾门并设置行马。只有持符节的人不检查，这就更深刻地辨别往来缓急的所在。国中的禁令，严厉到了这种程度。

防氏掌管设置陷阱、张开网罗，用来攻击猛兽，用灵鼓驱赶它们。如果捕获了野兽，就进献它们的皮革、牙齿、胡须、角。

庶氏掌管清除毒蛊，用攻说草来祈祷消除，用嘉草来攻击它。凡是驱除蛊毒，就命令并检核相关人员。

穴氏掌管攻击蛰伏的野兽，各自用它们的食物用火引诱，按时进献它们的珍贵奇异皮革。翨氏掌管攻击猛禽，各自用它们的同类作为诱饵来捕捉，按时进献它们的羽毛。这四类事物都足以害人，然而有形迹可求，所以先王以力量战胜它们。所以设置陷阱张开灵鼓来等待它们，而猛兽无法施展它们的威风；用攻说嘉草来治疗它们，而毒蛊无法肆意其毒。以至于攻击蛰伏的野兽，就用火焚烧它们的食物来引诱它们出来；攻击猛禽，就各自用它们的同类作为诱饵来引诱它们下来。这就是去除那些害人之物的方法。或者进献它们的珍贵奇异皮革羽毛之类，那么又有国家的利益存在。

柞氏掌管砍伐草木及山林。夏至时，命令砍伐阳木并焚烧；冬至时，命令剥去阴木的皮并用水浇。如果想要它们转化，就在春秋两季改变水火的使用。

译凡是从事伐木工作的人，由攻木之官掌管其政令。

译砍伐树木称为“柞”，所以设置这个官职叫做柞氏。然而树木生长在山中，却说涉及山林山脚，是因为“林”是树木积聚的地方，“麓”是山的脚部。夏至时，命令使向阳的树木锋利并焚烧它们；冬至时，命令剥去背阴的树木并用水浸泡它们，这是什么原因呢？轮人的职责说：“凡是砍伐车毂的方法，必须区分其阴阳。向阳的一面，纹理细密而坚硬；背阴的一面，纹理疏松而柔软。纹理细密而坚硬的，就像柘木之类；纹理疏松而柔软的，就像榆树柳树之类。”夏至时砍伐向阳的树木，又接着焚烧它们，那么树木中纹理细密而坚硬的部分就承受不住阳气，而且死后不会散开。冬至时剥去背阴的树木，又接着用水浸泡它们，那么树木中纹理疏松而柔软的部分就承受不住阴气，而且死后不会散开。如果想要它们腐烂，是说按时种植谷物。改变水火的使用，是说在夏至时用火烧向阳的树木，到了秋天又用水浸泡它们；在冬至时用水浸泡背阴的树木，到了春天又用火焚烧它们。使它们在阴阳相互侵扰之气中腐烂，那么树木就可以化为土壤，而土地肥沃和美，这就可以成为耕种的利益。然而山虞说仲冬砍伐向阳的树木，仲夏砍伐背阴的树木，这与上述不同，大概是因为山虞是为制作器物选取材料而设置的，柞氏是为杀死树木以整治田地而设置的。

薙氏掌管杀死杂草，春天刚发芽时让它萌发，夏至时铲平它，秋分后割除它，冬至时用耜深耕它。如果想要杂草腐烂，就用火和水来改变它。掌管所有杀死杂草的政令。

剪除杂草称为“薙”，所以设置这个官职叫做薙氏。《传》中所说的“农夫的事务是去除杂草，割除铲平并堆积起来”，就是这样。这是杀死杂草的方法。春天刚发芽时让它萌发，是说春天阳气旺盛而生气开始通达，那么就不能让它不生长，所以让它萌发而不治理它。夏至时铲平它，是说阳气极盛而阴气开始产生，生气郁结，于是可以铲平。秋分后割除它，“防”是孕育的意思，那么铲平后又孕育，于是可以割除。冬至时用耜深耕它，是说用金属耒深入消灭它。如果想要杂草腐烂，就用火和水来改变它，是说用火烧掉所割除的杂草的根和叶，又接着加上水，那么它们在阴阳相互侵扰之气中受制约，而杂草就化为土壤了。这是贾氏所说的薙氏所掌管的治理土地，从春到冬也是一年的事情，第二年才能种植，不仅仅是治理田地而已，所有杀死杂草的政令都是这样。

硩蔟氏掌管覆盖夭折之鸟的巢穴，用方书上的十日名称、十二辰名称、十二月名称、十二岁名称、二十八星名称，悬挂在巢穴上，那么鸟就会离开。

翦氏掌管清除蛀虫，用攻禜的方法攻击它们，用莽草熏它们，掌管所有庶民蛊毒的事情。赤叐氏掌管清除墙屋的害虫，用蜃炭攻击它们，用灰洒毒它们，所有有缝隙的房屋，清除其中的貍虫。

蝈氏掌管去除青蛙，焚烧牡蘜，用灰洒它们就会死，用它们的烟覆盖它们，那么所有水虫都会无声。

壶涿氏掌管清除水虫，用炮土做的鼓驱赶它们，用烧红的石头投掷它们。如果想要杀死水虫之神，就用牡橭木贯穿象齿沉入水中，那么水虫之神就会死，深渊变成山陵。庭氏掌管射杀国都中的夭折之鸟。如果看不见那些鸟兽，就用救日的弓和救月的箭在夜里射它们。如果是神灵，就用大阴的弓和枉矢射它们。

上经中的四个官职，说的是四种有害事物的危害，它们有形可以寻求，所以用力量战胜它们。这六个官职，说的是六种有害事物的危害，它们无形可以寻求，所以用智慧战胜它们。这六种事物极其细微，各自设置一个官职来去除它们的危害，大概类似于不嫌麻烦的人。大概万乘之君所到的地方，或在宫室之内，或在苑囿之中，或在郊庙之内斋戒住宿，或临御于朝廷之上，有一种有害事物不除去，那么保卫至尊就有缺失，这就是专门设置六个职官来清除妖怪隐伏之物的原因。现在看翦氏用莽草熏器物用的蛀虫，赤叐氏用蜃灰洒墙屋的毒虫，蝈氏用牡蘜的灰和烟去除青蛙的吵闹，本来是可以相信的。至于壶涿氏用炮土烧石来清除水虫，又用牡橭木贯穿象齿来杀死水虫之神；硩蔟氏书写岁月日辰的名称来覆盖夭折之鸟的巢穴；庭氏又用大阴救日的弓和救月的枉矢来射神灵，究竟取什么意义呢？圣人精细考察万物的道理，一定能通晓变化的道理。后世的巫师还有禳解厌胜之术，医家还有攻治之法，难道可以因此怀疑《周官》吗？

衔枚氏掌管司职喧嚣。国家举行大祭祀时，命令禁止喧嚣；军队出征和田野劳役时，命令士兵衔枚。禁止在国都中大声呼叫、呼喊、叹息、呜咽的人，禁止在国都道路上唱歌、哭泣的人。对于声音嘈杂而众多的人，祭祀时禁止喧嚣就可以了。如果是军队出征和田野劳役，那么人情杂乱，不是法律所能禁止的，就直接让他们衔枚。枚是用竹子做的，含在口中，用来停止言语，崇尚严肃。至于声音大而急的叫做“嘂”，声音高而缓的叫做“呼”，声音怨恨而嗟叹的叫做“叹”，声音悲伤而伤感的叫做“鸣”，声音过于欢乐的叫做“歌”，声音过于悲哀的叫做“哭”。像这些，都不是国都中应该有的，所以都禁止它们。

伊耆氏掌管国家的大祭祀，供给杖和盛杖的容器。军队出征时，授予有爵位的人杖。供给国王的齿杖。

杖是用来鞭策的，咸是用来盛放杖的，必须由伊耆氏掌管。大概古时候伊耆氏开始举行蜡祭，以休息老物，而杖则是老者用来休息的，这是先王设置官职的意思。大祭祀崇尚恭敬，即使是老者也不使用杖，所以为他们供给杖和盛杖的容器。军队出征的事情崇尚威严，驾驭众人必须用杖，所以为他们授予有爵位的人杖。至于供给国王的齿杖，那么八十岁的人在朝廷上可以拄杖，只有君王赐予后才能使用，伊耆氏供给它。

译（这是）端正他们的职责。

译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四 宋 易祓 撰

大行人掌管大宾的礼仪，以及大客的仪节，以此来亲近诸侯。

从前在成周时期，对待六服之内的诸侯，称为大宾；对待诸侯的孤卿，称为大客。协调这些宾客的礼仪，并往来于诸侯各国的，就是行人。这就是《大行人》的职司，之所以掌管大宾的礼仪，以及大客的仪节。鲁昭公访问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礼仪没有违背的，而叔齐却说：“这只是仪节，不能称为礼。”晋国的赵简子有关于周旋揖让的说法，而大叔也说：“这是仪节，不是礼。”这是礼与仪的区别。然而也有不能以差异来观看的。《大宗伯》所说的九仪之命，那么四命受器以下，固然都是诸臣的仪节；五命赐则以上，那么诸侯也未尝不称之为仪节。《小行人》所说的九仪宾客之礼，那么朝、觐、宗、遇、防、同，固然都是君主的礼；存、覜、省、聘、问，那么诸臣也未尝不称之为礼。然而《大行人》的职司，必定在大宾称为礼，大客称为仪，只是以尊卑来说。至于礼仪施行在交际之间，而诚意信服于礼文之外，那么先王用来亲近诸侯的，只是一个宗旨罢了。

春天朝见诸侯以谋划天下的事务，秋天觐见以考核各国的功绩，夏天宗见以陈述天下的谋略，冬天遇见以协调诸侯的思虑，适时防见以发布四方的禁令，殷同以施行天下的政令。

这六项，就是《大宗伯》所说的宾礼。《大宗伯》用宾礼亲近邦国，春天相见称为朝，夏天相见称为宗，秋天相见称为觐，冬天相见称为遇，适时相见称为防，殷同相见称为同，固然用来详细列举宾礼的名称；而《大行人》所说的图谋事务、考核功绩、陈述谋略、协调思虑、发布禁令、施行政令，又用来详细阐述命令诸侯的实质。所谓春天朝见诸侯以谋划天下的事务，就像《王制》说诸侯朝见而说“考察礼仪、端正刑罚”一样，事情在先前开始，功绩必定在后头完成，又在秋天觐见时考核它，用来察验其礼仪刑罚的成效。这两项见于春秋之时，所以趁着春朝、秋觐而施行。所谓夏天宗见以陈述天下的谋略，就像《舜典》说群后朝见而说“敷陈奏报言论”一样，谋略显露在外，思虑必定确定在内，又在冬天遇见时协调它，用来核实其敷陈奏报的实情。这两项见于冬夏之时，所以趁着夏宗、冬遇之礼而施行。所谓适时防见，是诸侯不奉行王命，而王将有征讨之事，于是将诸侯阻挡在国门之外，而用《大司马》九伐之法命令他们，从因过失而征伐直到因顽固而灭国，这称为发布四方的禁令，因为这种时候不常有，所以命名为时防之礼。所谓殷同，是天子在十二年或未巡守之时，于是诸侯众多地朝见天子，天子也将他们阻挡在国门之外，而用《大司马》九法之事命令他们，从纠正等级直到安定和谐，这称为施行天下的政令，因为国家非常多，所以命名为殷同之礼。然而宗、遇、防、同之礼，有时也总称为朝觐，《曲礼》说：“天子靠着屏风站立，诸侯北面朝见天子，称为觐；天子在宁门站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称为朝。”郑氏认为夏宗依附于春，这图谋事务、陈述谋略都是为了责问其开始；又说冬遇依附于秋，这考核功绩、协调思虑都是为了考察其终结。所以《曲礼》特别提到朝觐，而经文也多以朝觐为主。至于防同的发布禁令、施行政令，又与朝觐之时一同施行其礼，所以经文也称其为大的朝觐。这朝、觐、宗、遇、防、同的名称虽然不同，而先王行礼的意图是一致的。

适时聘问以结好诸侯，殷同覜视以消除邦国的邪恶。

有人说大行人所说的頫聘，就是下文徧存、徧省、徧頫之事，乃是天子派遣使者以安抚邦国诸侯。然而大宗伯将这两者作为宾礼，而这里也有大客的仪节，就知道这不是天子派遣使者的条文。其义理郑氏的解释是对的。然而郑氏又说：“时聘派遣大夫，殷頫派遣卿。”頫而派遣卿，是合乎礼的；聘而派遣大夫，合适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伯将要去周朝聘问，而郑国上卿有事，子展派遣印段前往。伯有说：“年少不可以。”昭公三十年，郑国游吉去晋国，晋国魏献子派遣士景伯责问他，责问他没有二心。游吉认为先王的制度，只有嘉好、聘享、三军之事，在这时才派遣卿。并且援引印段之事，说印段确实前往，是少卿，王室官吏不追究，是体恤其所无。命令少卿前往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大夫衔命？霸主尚且责问诸侯以大夫行礼，何况是在天子之庭行礼？春秋之时，天子尚且派遣宰或公去聘问诸侯，而诸侯却派遣大夫去聘问天子，大大失去了尊君之义。总之，诸侯的孤或卿为大客，是大国则以孤行聘頫之礼，次国、小国则以卿行之。

闲问以晓谕诸侯的心志，归脤以交流诸侯的福泽，庆贺以赞美诸侯的喜悦，致禬以弥补诸侯的灾祸。

大宗伯所说的宾礼，不过朝、觐、宗、遇、

译防、同、聘、頫这八种而已。比如禬礼中哀悼围困战败之事，反而出现在凶礼中；脤膰之礼亲近兄弟，贺庆之礼亲近异姓，反而出现在嘉礼中。这是因为大行人以亲近诸侯为主，凡是嘉礼、凶礼，都体现亲近诸侯的意思，不被宾礼所拘束。至于闲岁一问的礼节，又是大宗伯五礼中没有记载的，只在此经抚恤邦国诸侯的后面出现，其含义就是郑氏所解释的那样。至于归脤、贺庆，虽然本源于大宗伯的宾礼，但大宗伯将脤膰、贺同姓、异姓分开，而大行人则一概视为针对诸侯的，这是因为大宗伯说的是定制，而大行人说的是通制。至于致禬以弥补诸侯的灾祸，则又通指凶礼的五种。大宗伯的凶礼，虽然有丧、荒、禬、吊、恤的区别，但五种都以哀悼为文辞，那么事情虽然不同，意思却是相同的。郑氏只看到禬礼哀悼围困战败、吊礼哀悼祸灾，于是总括而言，将致禬归为凶礼中的吊礼、禬礼，其实五种礼节都是用来弥补诸侯灾祸的。大宗伯所说的礼，也可以类推了。

译用九种仪节来辨别诸侯的爵命，区分众臣的爵位，以此统一邦国的礼仪，来接待他们的宾客。

九种仪节统一了邦国的礼仪，而诸侯称为“命”，众臣称为“爵”，这是为什么呢？《大宗伯》说“王命令诸侯时设摈相”，《小宗伯》说“赐予卿大夫士爵位时设摈相”，所谓“命”是用策书来任命，“爵”则是直接赐予罢了，这就是诸侯与众臣的区别。然而《典命》掌管诸侯的五种仪节、众臣五等的爵命，这与经文似乎不合。况且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总共三等，却说是五种仪节，这是因为将公、侯、伯、子、男分别开来，所以只称为“仪”，这里也是用仪节来辨别诸侯的爵命。众臣的爵位，有孤、卿、大夫、士，总共四等，却说是五等爵命，这是因为士之中有未受命的士，这里所侧重的是爵位，所以只到四等。爵命不同如此，却说统一邦国的礼仪，并不是说把倍数相差很大的都等同起来。爵命等同于上公的，都以九为节度；爵命等同于侯伯的，都以七为节度；爵命等同于子男的，都以五为节度；直到爵位等同于孤的，都以四为节度；爵位等同于卿、大夫，而有大国、次国、小国的不同爵命，也都各自根据其爵命的数目来制定节度。用这些来接待他们的宾客，那么大行人所掌管的就有确定的名籍，他们的爵命高低隆杀都符合礼仪，全都不敢超越本分，他们的统一达到了极致。

上公的礼仪，手持九寸的桓圭，包裹玉的丝织品九寸，冕服绣有九章，旗杆上悬挂九条旒，马饰的樊缨用九层丝织品装饰，副车九辆，傧相九人，用九牢之礼。朝见的位置，宾客与主人之间相距九十步，站立在车毂的末端，傧相五人。在宗庙中接受玉帛三次献享，王用两次灌酒之礼并回敬，飨礼献酒九次，食礼举食九次，出入时提供五次物资储备，三次问候三次慰劳。诸侯的礼仪，手持七寸的信圭，包裹玉的丝织品七寸，冕服绣有七章，旗杆上悬挂七条旒，马饰的樊缨用七层丝织品装饰，副车七辆，傧相七人，用七牢之礼。朝见的位置宾客与主人之间相距七十步，站立在车前的疾处，傧相四人。在宗庙中接受玉帛三次献享，王用一次灌酒之礼并回敬，飨礼献酒七次，食礼举食七次，出入时提供四次物资储备，两次问候两次慰劳。诸伯手持躬圭，其他都如同诸侯的礼仪。诸子手持五寸的谷璧，包裹玉的丝织品五寸，冕服绣有五章，旗杆上悬挂五条旒，马饰的樊缨用五层丝织品装饰，副车五辆，傧相五人，用五牢之礼。朝见的位置宾客与主人之间相距五十步，站立在车衡处，傧相三人。在宗庙中接受玉帛三次献享，王用一次灌酒之礼不回敬，飨礼献酒五次，食礼举食五次，出入时提供三次物资储备，一次问候一次慰劳。诸男手持蒲璧，其他都如同诸子的礼仪。

这段经文接着九仪来说，就是所谓“辨别诸侯的爵命”。周制三公一命穿衮服，意思是三公八命，加一命而穿龙衮，就成为上公。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就是这样，其余则是二王之后称为公，建立微子为上公就是例子。根据《典命》的职责，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九为节度。这就是《大行人》辨别上公九命礼仪的原因。桓圭，是手持作为信物的；缫借，是用来包裹玉的；冕服，是穿戴用来彰显身份的。常，在天子那里是日月的大常，这里只称为常，就是所树立的交龙旗而通称为常。樊与缨，都是装饰马匹的物品，用毛织品装饰的。贰车，是后乘的车。介，是辅助行礼的人。礼，是指饔饦的大礼。所有这些节度都以九为准。朝见的位置，分为宾客与主人，中间相距九十步，而站立在车毂的末端，称为轵。于是王走四十五步迎接宾客，宾客走四十五步朝见王。王于是让大宗伯作为上摈，直到承摈、末摈，总共五人作为摈相见之。朝见完毕，就有宗庙献享的礼仪。王接受他们的献享，献享必定有玉帛，都是束帛加上璧，庭实只有国家所有的，公再拜送之。献享必定以三次为限，三次献享的礼仪完成后，就用求神的灌酒之礼来礼待他们。王酌郁鬯酒来灌酒宾客，后其次，这叫再祼。再祼的礼仪，宾客有回敬之礼，以象征尸回敬王与后的意义。直到飨礼九献，则以饮酒为主；食礼九举，则以进食为主。出入有禾米、刍薪的费用，所以五次储备；问候以问其无恙，慰劳以慰其劳苦，所以三次问候、三次慰劳。以上都是上公的礼仪。诸侯比公降等，则以七为节度。其不同于诸公的地方，是手持七寸的信圭，站立在车前的疾处，傧相四人，王用一次灌酒之礼并回敬罢了。其他则与诸伯手持躬圭的，都比上公的礼仪降等。诸子比侯伯降等，则以五为节度。其不同于侯伯的地方，是手持五寸的谷璧，站立在车衡处，傧相三人，王用一次灌酒之礼不回敬罢了。其他则与诸男手持蒲璧的，都比侯伯的礼仪降等。这也是《典命》所谓“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的节度。有人援引先儒的说法说：“从上公的礼仪到其他都如同诸子的礼仪，不是朝礼。朝礼穿皮弁服，而这里说冕服；朝礼偏驾不入王门，如同同姓金路以下。”都住在馆舍，乘坐墨车、龙旗来朝见，而这里说樊缨，是朝礼吗？天子不下堂见诸侯，而这里说“宾客与主人之间有站立位置的差别”，果真是朝礼吗？不是这样的。

译皮弁只是每日视朝时所穿罢了。《玉藻》说：“禆冕用于朝见。”注解说公穿衮冕、侯伯穿鷩冕、子男穿毳冕，这是冕服的制度。由此可知，这命圭的五等，以及缫藉、冕服的三等，都是朝礼。偏驾不进入王门，只在王门之外。《庭燎》这首诗说：“君子来到此，鸾铃声锵锵。”注解说君子指诸侯，将将是鸾镳的声音，这是樊缨的制度。由此可知，建常、樊缨，以及二车之类，共三等，都是朝礼。不下堂而接见诸侯，只是汉代儒生的说法罢了。《周礼》中的《齐仆》篇说：“朝觐、宗遇、飨食，都乘坐金路车，其法度仪节各自按照等级作为车送迎的节次。”注解说迎送宾客，相距远近的数目。由此可知，朝位上宾主之间步立的仪节，都是朝礼。上公的礼节，其位置相距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后郑虽然没有得到其说法，只说：“宾客下车以及王车出迎所站立的地方。”如果贾氏则直接认为在朝堂上才有这种迎送宾客的法度，经文既然明确说朝位，那就是外朝的位置有这种迎送宾客的法度。朝礼结束后，然后在祖庙举行受享的礼节。所以将币三享，以及王礼的祼礼、诸侯的酢礼，又至于饔礼、食礼，都是庙中的礼节。这庙礼与朝礼，区别就是这样，怎么可以强行为之解说呢？

译凡是诸侯大国之孤，手持皮帛，地位仅次于小国之君。出入时享用三积（三种待客之礼），但不问劳一次。朝见时的位次在车前，不通过传语官交接。在宗庙中不用相礼之人，仅以酒礼相待。其他方面都视同小国之君。

经文中说“执皮帛”，《大宗伯》中说“孤执皮帛”，那是天子的孤。《典命》中说“凡是诸侯的嫡长子尚未加冠，就用皮帛继于子男之后”；又说“公之孤用皮帛继于小国之君之后”。这里说“大国之孤”，那就是上公之孤。大国之孤执皮帛，而在等级上等同于天子之孤，是因为天子六命之孤执皮帛，是束帛加上虎皮；上公四命之孤执皮帛，是束帛加上豹皮。至于诸侯的嫡长子尚未加冠者，用皮帛继于子男之后，并不纯粹等同于子男；公之孤执皮帛继于小国之君之后，也不纯粹等同于小国之君。所谓“继小国之君”，是指孤奉君命来聘问，那么他的位次在子男之后，子男的朝见礼仪结束后，就继其后而进。出入时的待客之礼、问劳之礼，比照子男而降低规格。他的朝见位次在车前，那么他进见时靠近君主，更加急促地传辞，就不让副使与天子的传语官交接。在宗庙行聘享之礼时，也不用相礼之人。天子以酒礼相待，这就是他比子男降低规格的原因。如果其他如贰车直到飨食之礼，都与子男相同，所以说：“昭公二十二年，叔孙婼说：‘列国之卿，相当于小国之君。’这本来就是周代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小国之君。〇所说的轻重不同，但都仿照其礼，那么不纯粹等同于小国之君是明显的。

凡是诸侯的卿，其礼仪各自比其君主低二等以下，至于大夫、士，也都如此。

《王制》说：次国的上卿，位次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位次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其中的中士、下士，数量各占上士的三分之一。这与《左传》所载臧宣叔的话大致相似，都是以次国的诸臣比大国降一等，小国的诸臣比大国降二等。这里说诸侯的卿、大夫、士，其礼仪各自比其君主低二等，是以本国的君、卿、大夫、士为基础而依次降低二等。大概有上公之卿，有侯伯之卿，有子男之卿，其命数为不同。天子以礼相待，如副使与朝位、宾主之步，各降二等，那么公之卿以七介，侯伯之卿以五介，子男之卿以三介，正与《聘义》所谓“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的说法相同。然而大国的孤视同小国之君，那么子男以五为节，凡行礼皆用五。现在上公之孤〇子男五介，而其卿乃七介，这就是大国的孤降于其国之卿了。这大概有深意存焉。孤执皮帛，继小国之君，那么同小国之君皆以五介，而受贽于朝；卿不得受贽于朝，只以执羔七介受享于庙而已。以下及其大夫、士，也如此，也如卿之礼而减少其数。其他如大夫执雁、士执雉，那么其命数固自不同。如定公八年，鲁公在瓦地抵御晋师，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虽春秋之世不废命数，其礼可知矣。

王畿方圆千里，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每年朝见一次，进贡祭祀之物；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进贡嫔妇之物；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进贡器物；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进贡服物；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进贡材物；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进贡货物。

《邦畿》言畿，而六服言服，这是内外大小的区别。《职方氏》言九服之邦国，而《行人》只言六服者，大概从侯服到要服，即《职方氏》蛮服以上，虽有远近，都是十二岁天子巡守所至，故待之以中国之礼。只有夷、镇二服不见于《大行人》之职，其言“九州之外谓之蕃国”，那么此夷、镇二服实在九州之内。大概先王以其荒远，非巡守所至，故不列于六服。郑氏只看到此二服不列于六服，遂一概以为九州之外，曰：“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也。”经文只言蕃服，而郑氏乃加之以夷、镇二服，这是错误的。又见要服以上每服各五百里，六服凡三千里，相距六千里，兼王畿千里，遂谓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尤其不知禹迹之实数也。大概《禹贡》九州之内列为五服，方五千里；至州则于九州之内为王畿，为夷、镇以上之八服，亦方五千里，而蕃国一服在九州之外。然而成周言九服，与《禹贡》言五服，何以皆言方五百里？曰：“禹之五服，则各计其一面之数；周之九服，则通计其两面之数。”何谓各计其一面之数？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一面之数

译那么，什么是“通计两靣之数”呢？周朝的王畿不说五百里而说千里，这是计算两面的总数。因为《禹贡》中的五服制度，王室的甸服千里包含在内，从甸服到荒服各为五百里，总共二千五百里，计算两面则为五千里。至于《职方氏》所载，王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从方五百里的侯服到方五百里的镇服，每服五百里，计算其一面各为二百五十里，九服加上王畿一面则为二千五百里，两面也为五千里，这就是九州。由此看来，周朝的邦畿，就是《禹贡》中的甸服；周朝的侯服、甸服，就是《禹贡》中的侯服；周朝的男服、采服，就是《禹贡》中的绥服；周朝的卫服、蛮服，就是《禹贡》中的要服；周朝的夷服、镇服，就是《禹贡》中的荒服。这样，《禹贡》与周制，其九州之地都是五千里，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职方氏》所载九州的山川湖泽，其名称不出《禹贡》九州的疆域，虽然时有增减，但都不改变《禹贡》九州的旧制，谁说它的疆域比《禹贡》九州更广呢？然而夷服、镇服不列入六服，是因为它们属于《禹贡》中的荒服，不是天子巡守的地方。那么在九州之内，对待它们的礼仪，实际上与要服相同。只有这六服朝见完毕后，十二年，天子才去巡守，这是因为天子巡守的礼仪只涉及六服。至于侯服每年朝见一次，就是每年朝见；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就是在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见；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就是在三年、六年、九年朝见；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就是在四年、八年朝见；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就是在五年、十年朝见；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就是在六年朝见，而夷服、镇服也是如此。如果是十二年，则都跟随天子巡守。郑玄说：“朝见的年份，四方根据四季而来，有的春季朝见，有的夏季宗见，有的秋季觐见，有的冬季遇见。”这种说法是可信的。至于进贡祭祀物品直到进贡货物，其名称与大宰的九贡相同，但实际内容却不同。大宰用九贡来供给邦国的需用，这是每年进贡的常规，小行人春季入贡就是如此。大行人所说的六贡，则是因朝见而进贡的。行人有小大之分，其贡品有同有异，只是各自分担职责罢了。

译九州之外称为蕃国，每隔一代才朝见一次，各自用他们所珍视的宝物作为礼物。经文中说：“九州之外称为蕃国。”而郑玄却把夷服、镇服并列在九州之外，这并非经文的明文规定。况且辅佐成就五服制度，直到五千里的范围，那是舜时的十二州。大禹治水成功后，才划分出九州。涂山会盟时，手持玉帛来朝见的有万国，那么五服也在九州之内。在周朝，夷服、镇服以上就已经在九州之内了。至于那些靠近四海边缘的地方，都设立了五长，这就是周朝所说的蕃服。当时虽然没有提到进贡远方的物品，但既然提到了五长，那么有职责就一定有进贡，这是理所当然的。到了周朝，才开始详细制定这些制度，天子巡守只到六服，而夷、镇二服在九州之内，那么它们的朝贡就继要服之后。九州之外的蕃国，虽然列在九服的末尾，但每隔一代才朝见一次，就不要求他们遵循中原的礼仪；各自用他们所珍视的宝物作为礼物，就不强迫他们进献中原的物品。比如武王攻克殷商后，西旅进贡獒犬，肃慎氏进贡楛木箭，这就是用他们所珍视的宝物作为礼物。所以《明堂位》记载在明堂朝见诸侯，四夷都在四门之外，因为成王继位，每隔一代才朝见一次，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把夷、镇二服并列，难道是用来对待九州之内的诸侯的吗？

天子用来安抚邦国诸侯的方式是：每年普遍慰问，每三年普遍视察，每五年普遍省视，每七年召集象胥，通晓语言，协调辞令；每九年召集瞽史，通晓文字，辨别声音；第十一年通达瑞节，统一度量衡，完成牢礼，统一数器，修明法度；第十二年，天子巡守殷国。

说安抚诸侯而称邦国诸侯，不仅仅是厚待他们的君主。凡是先王建立君公、后辟，对上是为了护卫王室，对下是为了安抚百姓罢了。如果他们对百姓不能推行恩德心意，对王室不能遵守政令刑罚，虽然说是安抚他们，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安抚。《王制》说：“天子巡守，命令典礼官考察时令确定日期，统一律令礼乐制度衣服，加以纠正。山川神祇有不祭祀的，是不敬；不敬的，君主削减其封地。宗庙有不顺的，是不孝；不孝的，君主降低其爵位。改变礼乐制度的，是不服从；不服从的，君主流放。变革制度衣服的，是背叛；背叛的，君主讨伐。对百姓有功德的，增加封地提升律位。”然而不仅仅列举这些礼仪而已，开始是慰问、视察、省视，最终是瑞节度量不差其制度，数器法度不失其坚守，使他们一心尊崇天子，那么这安抚诸侯的作用就很大了。存、頫、省，郑玄认为这是天子派遣臣子到诸侯那里的礼仪，所谓“闲问”就是如此。每年慰问，就是询问并慰问他们，每三年普遍进行；頫，就是询问并视察他们，每五年普遍进行；省，就是巡视并考察他们，每七年召集象胥，通晓语言，就是通晓五方的语言；协调辞令，就是协调九等的辞令，这都是象胥的职责。每九年召集瞽史，通晓文字，就是通达六书的文字；辨别声音，就是考察五言的和谐，这都是瞽史的职责。到了第十一年，然后才考察诸侯的政令刑罚。瑞节用于小行人之官，从而通达；牢礼由掌客之官主持，从而完成；法度由匡人之官校正，从而修明；度量数器由合方氏之官统一，从而相同。凡此都是为了等待天子的巡守。到了第十二年，天子于是举行巡守之礼，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天子称为巡守，就是巡视所守护的地方；诸侯称为述职，就是陈述所担任的职责。虽然有省耕省敛的政事，但也没有流连荒亡的警戒，以至于加地进律以及削地降爵之类，都依次进行，这就是所谓的无非事者。如果天子不巡守，就举行殷国之礼，在国都之外防范诸侯，也像巡守之事一样，这都是用来安抚邦国诸侯的。

凡是诸侯处理王事，辨别他们的位次，端正他们的等级，协调他们的礼仪，以宾客之礼接见他们。王事，是指诸侯朝见天子的事。辨别位次，是指九十七十五十步的位次。端正等级，是指尊卑的等级，如冕服、旗斿、贰车之类。协调礼仪，是指牢礼、飨燕、积膳的礼仪。宾，是指以宾客之礼接见他们。

如果有大的丧事，就诏告并辅助诸侯的礼仪。

诸侯为天子服斩衰，他们的丧礼都有法度，所以如此。

如果有四方的大事，就接受他们的币帛，听取他们的辞令。

四方的大事，郑玄说是国家有兵寇，诸侯来告急的情况，礼仪行动不空虚，都有礼物币帛以表崇敬，接受它并将事情报告给天子。这种说法确实恰当。文公二年，秦伯派乞术聘问鲁国，并且说将要讨伐晋国，襄仲推辞玉帛。客人说：“不丰厚的币器，不足以推辞，献给执事者，作为瑞节。”这是用币帛来报告用兵的证据。诸侯相互告知尚且如此，何况报告给天子的呢？然而小行人之官却用这种方式对待小客，大概小客不经过摈相，接受他们的币帛而听取他们的辞令，是适宜的。这里说大事，就不是小客不经过摈相的情况。郑玄却引用《聘礼》说：“如果有言，就用束帛如同享礼。”所谓有言，大概是因为聘问而有所请求于天子，言则天子听取，束帛则天子接受，这不是大行人所能给予的。如果援引这个来证明，必定像享礼那样，就缓不济急，违背先王的意思。兵寇而有请求，如同解倒悬一样，怎么可以用常礼拘束？大行人接受他们的币帛而听取他们的辞令，是为了诸侯的告急者。

译这是礼制的规定。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每两年互相派遣使者聘问，新君即位时互相朝见。

译《聘义》说：“天子规定诸侯，每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因此，以诸侯互相聘问为内容，这就是经文所说的“诸侯之间的邦交”。其中说“每年一次小聘”，就符合经文中“每年互相问候”的规定；说“三年一次大聘”，则不同于经文中“殷相聘”的说法。所谓“殷聘”，是指长久没有事务时举行盛大的礼仪，本来没有固定的年限限制。例如昭公九年孟僖子到齐国进行殷聘，就是合乎礼制的。服氏认为：“殷，就是中（中间、适中）的意思。”大概从襄公二年叔老聘问齐国开始，到这时大约过了二十一年，所以举行盛大的礼仪。由此可知，殷聘作为大聘，并不是指所谓的三年一次，应当以这种解释为正确。至于世代互相朝见，大概是诸侯即位时，为了修好结信、谋划事务、弥补缺失，就有互相朝见的礼仪，只有继承君位的人实行。成公八年鲁君前往晋国，是朝见新君。襄公三年鲁君前往晋国，是初次朝见。这虽然是小的国家朝见大的国家，也足以体现诸侯世代互相朝见的意义。如果像《王制》所说的“五年一朝”，虽然是以诸侯朝见天子为内容，郑氏解释它说：“这是晋文公称霸时所制定的制度。”大概是依据《春秋》昭公三年传中郑国子太叔的说法。由此可知，晋文公五年一朝的制度，已经不知道有天子的礼仪了。像叔向所说的“在闲暇时朝见以讲习礼仪”，是指在相隔一年左右的近期内互相朝见，那么后世继承霸权的人，又想超过晋文公初称霸时的制度，当时的诸侯也甘心用天子的礼仪来侍奉他们。郑国子太叔既然认为五年一朝，左氏传《春秋》也认为诸侯再次互相朝见以修明王命，是古代的制度。把这种当作古代制度，难怪他们习惯于看到霸者僭越礼制，却不知道《大行人》所掌管的邦交礼仪，诸侯也厌恶它危害自己而都废弃了它的典籍，成周的典礼到这时就不再存在了。

小行人掌管邦国宾客的礼仪典籍，以接待四方来的使者。

成周用九种仪节来辨别诸侯的命数，区分臣子的爵位，名位有上下的等级，仪节有隆重的程度，小行人都将这些记录在典籍中，这就是他掌管邦国宾客礼仪典籍的原因。大概这些典籍有的保存在王官，有的保存在诸侯那里。周人称籍谈说：“从前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作为重要的政务，所以称为籍氏。”诸侯自己建立典籍就像这样，那么保存在王官的就可以推知了。小行人出使四方，协调九种仪节的宾客礼仪，大概是把王官所掌管的典籍，与诸侯所记录的典籍相合，所以称为“协”。大行人用这些来接待大宾大客，小行人用这些来接待四方使者，职掌的继承关系就是这样。

命令诸侯春天入贡，秋天献功，天子亲自接受，各自按照他们国家的典籍礼仪来对待。小行人掌管礼仪典籍，以接待四方使者，大概是用来区别于大行人亲自接待诸侯的。然而从“春入贡”以下，都是接待诸侯的事务。命令，是用天子的命令来指令。命令诸侯春入贡，是每年的常规贡赋，就是《大宰》中的九贡。一定要让他们在春天入贡，是因为邦国的贡赋出自百姓的税收，经过冬天到春天才能进贡给天子，所以一定要趁着大行人所说的春朝图事的时候入贡。春天图谋事务，秋天一定要献功，大行人又在秋天觐见时考核邦国的功绩，所谓的命令就是这样。在这个时候，诸侯述职，亲自拿着土地和祭品，天子重视这件事，就亲自接受他们的礼仪。各自按照他们国家的典籍礼仪来对待，这是又用邦国所记录的典籍，与王官所记录的典籍相协调来接待他们。

凡是诸侯进入王都，就在京城边境迎接慰劳，以及到郊外慰劳、视察馆舍、引导币帛，作为承摈。凡是诸侯进入王都，是指入朝见天子。在京城边境迎接慰劳，派小行人前往，这是小行人明文规定的。只有郊劳没有明文记载，贾氏说天子派人在郊外慰劳宾客的是大行人，虽然经文没有明文，可以类推。《觐礼》说：“宾客到达郊外，天子派人穿着皮弁拿着璧玉慰劳。”郑氏认为是近郊，重视礼仪。派人，就是王人。根据贾氏所说近郊派大行人，那么远郊也派大行人吗？大概大行人在郊外慰劳，小行人在京城边境慰劳。小行人在郊劳的时候，又先为他视察馆舍，大概是宾客所在的天子馆舍之前的朝堂。前朝，是库门外的朝堂，右边是九棘的位置。等到在庙中引导币帛三次献享，就作为承摈。摈和相是一样的，出迎宾客叫摈，入内传达礼仪叫相，出入用词不同。小行人已经作为承摈了，而肆师又说：“大朝觐时辅助傧相。”这是为大朝觐设置的，如果是平常的朝觐，就只是小行人作为承摈而已，这就是不同的原因。

凡是四方来的使者，大客就作为摈相，小客就接受他的币帛并听取他的言辞。大客是指诸侯的使者。凡是时聘、殷聘，都在庙中举行享礼，作为摈相见他们，与诸侯相同，只是旅摈不交摈罢了。交摈，是将言辞传给末摈，表示不敢与天子对抗，这是诸侯的礼仪。如果是旅摈，天子派人跟他说话。他们的享礼都有圭璋，接受币帛听取言辞，是天子的职责，不是行人的职责。如果是小客，那么藩属国的使者不能直接到达天子面前，所以小行人替他接受币帛，听取他的言辞。

出使四方，协调九种仪节的宾客礼仪。朝、觐、宗、遇、防、同，是君主的礼仪；存、頫、省、聘、问，是臣子的礼仪。

宾指受命的五种情况，客指爵位的四种情况，邦国不统一，那么九种仪节就不能不协调。小行人出使四方，先协调统一它们，使人们知道朝、觐、宗、遇

译“防”是君臣之间共同的礼节，“存、頫、省、聘、问”是臣子对君主的礼节。平时就习惯于这些礼节，日常也常行不辍，一旦以宾客的身份入朝觐见天子，那么名分地位就庄严，仪制器物就相称，典礼也就完备了。

译通达天下的六种符节：山国使用虎节，土国使用人节，泽国使用龙节，这三种都用金属制作；道路使用旌节，门关使用符节，都鄙使用管节，这三种都用竹子制作。

掌节负责守护邦国的符节，并与行人一起通达天下的符节，这是为了联合事务、沟通治理。然而小行人掌管管节，却没有玉节、角节、玺节，为什么呢？因为小行人掌管的是出使四方的事务，并非正式掌管天下的符节，只是借此来通达那六种符节罢了。邦国和都鄙的符节，由掌节授予；市场和国家的货物流通，由掌节联合，这些都不是行人所通达的。这就是为什么不提玉节、角节、玺节的原因吧。只有龙、虎、人这三种符节，用于内外使臣；旌、符、管这三种符节，用于王畿及诸侯国。小行人所通达的，仅此而已。然而行人在都鄙使用管节，而掌节说守护都鄙使用角节，这是因为所守护的与所使用的不同，所以如此。

成就六种瑞玉：王使用瑱圭，公使用桓圭，侯使用信圭，伯使用躬圭，子使用谷璧，男使用蒲璧。

大宗伯在六种瑞玉中说到“执”，执持它们作为镇守之用。这六种瑞玉之所以用来掌管邦国，小行人不参与评定邦国的事务，因为他出使四方，就成就他的六种瑞玉罢了，所以不说“执”而说“用”。所谓“用”六种瑞玉，是说它们为上下所通用。如果王朝使用而邦国不同，就无法验证下属；邦国使用而王朝不同，就无法契合上级。只有小行人在内外掌管并成就这些，因此尊卑有固定的用途，名分端正而礼法严谨，所以称为“成”。“成”与大行人所说的“成牢礼”意义相同。

配合六种礼物：圭配马，璋配皮，璧配帛，琮配锦，琥配绣，璜配黼。这六种物品，是用来和睦诸侯友好的缘故。

“合”，就是配合，取两两相配的意义。六种礼物必须配合六种玉器，是因为玉用来象征德行，礼物用来施行礼仪，两两相配，都含有意义。怎么说呢？圭用于东方，有开始事务的意义，而马是天驷，是星宿次序的开始，也是东方的象征，所以圭配马；璋用于南方，有致饰的意义，而皮用虎豹，有自然的装饰，也是南方的象征，所以璋配皮；璧用于天，而天事崇尚质朴，帛是纯素之物，也以质朴为尚，所以璧配帛；琮用于地，而地事崇尚文采，锦是华丽的制品，也以文采为贵，所以琮配锦；琥用于西方，象征事物的完成，五彩具备称为绣，就有事物完成的象征，所以琥配绣；璜用于北方，象征事物的决断，白与黑称为黼，有致断的意义，所以璜配黼。马、皮、帛、锦、绣、黼，是施行礼仪的礼物；圭、璋、璧、琮、琥、璜，是比拟德行的玉。所以有这种君主的德行，就享用这样的玉，必定配合这样的礼物，使得往来交际都有一定的礼仪，所以说“用来和睦诸侯友好”。大宰的币贡，解释者说：“玉、币、皮、马。”那么礼物的用途就广泛了。这小行人配合六种礼物，郑氏却说：“二王后裔尊贵，享用圭璋而单独使用，他们对于诸侯也用璧琮罢了，子男对于诸侯则享用琥璜。”未必如此。他看到《玉人之事》说：“璧琮九寸，诸侯用来享献天子。”说九寸，就是上公的礼仪，上公使用璧琮，那么圭璋就是二王后裔。单独使用的，只有皮马，没有束帛可以添加，所以说“特”。诸侯也用璧琮，又看到《玉人之事》说：“瑑琮八寸，诸侯享献夫人。”明白享献君主用璧，也是八寸，比享献天子少一寸。这样，明白二王后裔相见不能与天子相同使用圭璋，那么使用璧琮就可以知道了。说这是两公互相朝见，二王后裔称为公，对于诸侯还等同于二王后裔就可以知道了。说“子男对于诸侯享用琥璜”，《觐礼》中子男已列入侯氏，使用璧琮，那么子男互相享献退而使用琥璜就可以知道了。这是郑氏凭意思推测，难道完全符合成周的制度吗？现在考察小行人的职责，不过说“配合六种礼物”罢了。璧琮琥璜，就施加于帛、锦、绣、黼上；圭配马，璋配皮，那么皮马不上堂，所以圭璋说“特”。《礼记》说：“圭璋特达，是德行。”又说：“束帛加璧，是前往的德行。”至于琮配锦，琥配绣，璜配黼，也都如此。如果一定说二王后裔使用圭璋，诸侯互相朝见使用璧琮，那么《典瑞》说瑑圭、璋、璧、琮，缫都是二采再就，用来向下聘问，那么诸侯本来就可以通用了。如果又说子男对于诸侯享用琥璜，那么聘享的礼仪，没有专门说琥璜的。只有《礼器》说：“琥璜爵”，那么又不是子男所能专用来享献的。总之，配合六种礼物的说法，就是庭实的事务，诸侯用它来享献天子，也用它来互相享献。聘问以爵位命数来定隆杀，则不可知，因为《典瑞》及《玉人》没有明文，不可臆测。

如果国家发生疫病丧事，就命令赙赠补助；如果国家遭遇凶年荒灾，就命令赒济委输；如果国家有军事劳役，就命令干粮慰问；如果国家有喜庆之事，就命令庆贺；如果国家有祸患灾害，就命令哀悼慰问。所有这些

译这五种事物，是用来处理相关事务的。

译这部经典紧接着“合六币”之后，正是为了阐述这五种事物而说的。当国家平安无事时，小行人奉命出使，前往四方邦国，以和睦诸侯的情谊；所以当诸侯遭遇祸福之事时，就命令他们讲求信用、修好和睦，共同分担忧乐之情。如果诸侯国遭遇瘟疫或丧事，就命令他们资助财物，即提供钱财帮助，这就是凶礼中丧礼所哀悼的死亡之事。如果诸侯国遭遇饥荒，就命令他们救济粮食，即提供粟米帮助，这就是凶礼中荒礼所哀悼的凶疫之事。如果诸侯国遭遇战争或劳役，就命令他们慰劳犒赏，即增加宴饮慰劳，这就是凶礼中恤礼所哀悼的寇乱之事。如果诸侯国有喜庆之事，就命令他们庆贺，即表达赞美之意，这就是嘉礼中贺礼所亲近的异姓之谊。如果诸侯国有祸灾之事，就命令他们哀吊，即表达怜悯慰问，这就是凶礼中吊礼所哀悼的祸灾之事。这五种事物，虽然祸福忧乐各不相同，但都称为“事故”，这些通过邦令来施行，并由王官来治理。

等到将万民的利害编为一册，将礼俗、政事、教化、刑禁的逆顺编为一册，将悖逆、防乱、作恶、违犯法令者编为一册，将瘟疫丧事、凶荒、贫困编为一册，将康乐、和睦、安平编为一册。凡这五种事物，每个国家都要辨别差异，向天子复命，以便天子周知天下的情况。

上文用这五种事物来治理事务，所以说这些事务都有其原因。顺着这些原因来治理，那么这五类事务就没有不举行的。这里特别提到周知天下的情况，那么就不像上文那五种事物那样有具体事务需要治理，而是从根本上去治理罢了。大概这部经典所说的五种事物，是以万民为根本，所以先说万民。将万民的利害编为一册，那么害处可以革除，利益可以兴办，这是想要治理天下的大利。将礼俗、政事、教化、刑禁的逆顺编为一册，那么逆者可以禁止，顺者可以引导，这是想要成就天下的大顺。只因为想要成就天下的大顺，所以悖逆、防乱、作恶、违犯法令者是可以革除的。将这些编为一册，就是禁止逆者而引导顺者。只因为想要达成天下的大利，所以瘟疫丧事、凶荒、贫困是可以救济的。将这些编为一册，就是除去害处而兴办利益。像这样，那么康乐、和睦、安平的效果就可以坐而得到，所以最后以康乐、和睦、安平编为一册。这五种事物作为情况虽然不同，但其根本都在于民。然而千里之内有不同的风气，百里之内有不同的习俗，何况邦国之间有疆界的限制，那么这些记录怎么可以混杂而不加辨别呢？小行人于是对每个国家辨别差异，向天子复命，以便天子周知天下的情况，那么天子在上端正根本，顺利就可以周遍天下了。

司仪掌管九种仪节中宾客的摈相之礼，以告知仪容、辞令、揖让的节度。

九仪，就是《大行人》所掌管的九仪。辨别诸侯五等的命数，就是大宾；区分诸臣四等的爵位，就是大客。这九仪的礼节，并不是司仪所掌管的。司仪所掌管的，只是九仪中宾客摈相的礼节罢了。郑玄说：“出迎宾客叫摈，入内赞礼叫相。”大概周代重视宾客的礼节，大宗伯以卿为上相，小行人以下大夫为承摈，司仪以中士、下士为末摈。如果是大朝觐，那么肆师也以下大夫为佐摈。而且摈为什么也叫相呢？下文说：“每门止一相，及庙唯上相入。”由此可知相就是摈。司仪为他们告知仪容、辞令、揖让的节度，大概用来辅助引导宾客的人，特别详细于末摈，所以司仪都用礼节来告知他们。

将要会合诸侯时，就命令修筑三层台阶的坛，坛旁每面设一门。告知天子仪节，南面会见诸侯，对庶姓行土揖，对异姓行时揖，对同姓行天揖。等到他们进行摈相时，各自按照其礼节：公在上等，侯伯在中等，子男在下等。他们进献币帛也如此，他们的礼节也如此。天子宴饮时，诸侯按长幼次序排列。

将要会合诸侯，是指按时设防以发布四方禁令，举行殷同之礼以施行天下政令，就在国门之外修筑坛，命令诸侯执行其事，这就是坛的由来。它的制度是三层台阶，高四尺，从地面起一尺，总共四尺，就是《觐礼》所说的“坛深四尺”。在壝上修筑坛，坛上修筑宫，每面设一门，就是四门，就是《觐礼》所说的“宫方三百步，四门”。所谓“命令修筑坛”，并不是会合诸侯时才命令修筑的。天子率领诸侯在东郊拜日，就在国东修筑坛；在南郊祭日，就在国南修筑坛；在西郊祭山川丘陵，就在国西修筑坛；在北郊祭月及四渎，就在国北修筑坛。退下来在坛上加上方明而祭祀，也叫方明坛。方明，是木头做的，方形四尺，其中黄、青、赤、白、黑六种颜色，用来象征上下四方的位置，用来教导尊卑有序。告知天子仪节南面会见诸侯，是指天子行祭方明之礼，诸侯的上介都捧着君主的旗帜放在宫中，于是告知天子升坛南面而立，诸侯都到他们的旗帜下站立。诸公在东阶之前，北面以东为上；诸侯在东阶之东，西面以北为上；诸伯在西阶之西，东面以北为上；诸子在门东，北面以东为上；诸男在门西，北面以东为上。天子行揖礼，是确定他们的位置。行揖礼，则以同姓、异姓、庶姓为主，显示他们的情谊。庶姓，是没有亲属关系的，土揖就推手稍向下；异姓

译如果是异姓，那就是通婚的诸侯国，行时揖礼时，就平推着手朝向对方；如果是同姓，那就是兄弟般的诸侯国，行天揖礼时，就推手略微举起。情感所寄托的地方，其等级差别就是这样。等到由傧相引导他们时，说的是三次揖礼完毕后，诸侯手持玉圭上前朝见天子。傧相引导他们各自依照礼制，就有上等、中等、下等的区别。《觐礼》中所说的“祭坛宽十二寻”，每寻按八尺计算，那么宽度就是九十六尺。堂上方二丈四尺，作为天子站立和祭祀方明神的地方；每等两侧各一丈二尺，作为诸侯放置玉圭的地方，总共九十六尺。诸侯各自按照自己的等级放置玉圭，下阶拜礼后升阶完成拜礼，以彰显臣子的礼节。彰显臣子的礼节，而公、侯、伯、子、男按照爵位来说，是为了显示他们的职分。公爵在上等位置放置玉圭，在中等位置下阶拜礼；侯爵和伯爵在中等位置放置玉圭，在下等位置下阶拜礼；子爵和男爵在下等位置放置玉圭，在地上拜礼。等到升阶完成拜礼，都在放置玉圭的地方。职分所在的地方，其等级差别就是这样。然而朝觐虽然有祭坛，但诸侯带着帛和玉圭用酒礼敬奉天子的地方在宗庙，只有大防同这件事，才都在祭坛的三等位置。他们带着帛进行三次献享，以及天子用两次裸礼而诸侯回敬、天子用一次裸礼而诸侯回敬、天子用一次裸礼而诸侯不回敬，都说“也如同那样”，意思是公爵在上等位置，侯爵和伯爵在中等位置，子爵和男爵在下等位置，也如同傧相引导时的礼制。这是说因为大防同而就在祭坛上举行飨礼。《左传》说：“飨礼结束后才举行燕礼。”那么接着在寝宫举行燕礼就可以知道了。燕礼用来显示慈爱恩惠，那么以头发花白的诸侯为主人。头发花白称为老，所以叫燕毛。说到头发花白，那么以姓氏来区分亲疏就不必讨论了；以爵位来区分尊卑也不必讨论了，只是以年长为尊罢了。《中庸》说：“宗庙的礼仪，是用来排列昭穆次序的；排列爵位，是用来辨别贵贱的；燕毛，是用来排列年龄长幼的。”排列昭穆次序，是亲爱亲人；辨别贵贱，是尊重尊贵；燕毛排列年龄长幼，是敬养老人。一举而三种美德都具备了，这就是合诸侯的意义了。十二岁时天子巡守，在方岳之下会合诸侯，也是仿效这种做法。

译凡是公爵之间互为宾主，主国提供五次物资储备、三次问候，宾客都要三次推辞，然后拜谢接受，都由众摈相依次传话。再次慰劳时，宾客三次推辞，三次作揖，登堂，拜谢接受，拜送使者。主君在郊外慰劳，双方交替传话三次推辞，宾客乘车迎接并拜谢主君屈尊，三次作揖，三次推辞，拜谢接受，主君乘车送别，宾客三次回礼推辞，然后拜谢。安排馆舍也如同慰劳的礼仪。提供膳食如同提供物资储备的礼仪。等到赠送玉帛时，双方交替传话三次推辞，宾客乘车迎接并拜谢主君屈尊，宾客乘车前进答拜，三次作揖，三次谦让。每道门只有一名摈相，到了宗庙只有上摈相进入。宾客三次作揖，三次谦让，登堂，拜谢两次授予玉帛，宾客拜谢送还玉帛。每件事都如同初次，宾客的礼仪也如此。等到退出时，主君乘车送别，三次请求，三次前进，拜谢两次，宾客三次回礼，三次推辞并告知回避。提供熟食、归还圭璧、宴饮、赠送礼物、郊外送别，都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宾客的拜礼，拜谢熟食，拜谢宴饮。宾客继承主君之位，都如同主国的礼仪。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间互为宾客，各自按照自己的礼仪相待，如同公爵的仪式。公爵的大臣之间互为宾客，则提供三次物资储备，都三次推辞，拜谢接受。等到大夫在郊外慰劳，众摈相传话三次推辞，拜谢屈尊，三次谦让，登堂听命，下堂拜谢接受。宾客的使者，如同初次的仪式。等到退下，拜谢送别。安排馆舍，如同初次的仪式。等到赠送玉帛，众摈相传话三次推辞，拜谢迎接，宾客回避，三次作揖。每道门只有一名摈相，到了宗庙只有君主的摈相进入。三次谦让，宾客登堂拜谢，宾客三次回避授予玉帛，下堂退出。每件事都如同初次的仪式。等到行礼、私下见面、私下进献，都拜谢两次叩头，君主答拜。走出中门之外，询问君主，宾客拜谢两次回答。君主拜谢，宾客回避并回答。君主询问大夫，宾客回答。君主慰劳宾客，宾客拜谢两次叩头，君主答拜，宾客快步回避。提供熟食，如同慰劳的礼仪。宴饮、归还圭璧，如同赠送玉帛的仪式。君主安排宾客馆舍，宾客回避，副使接受命令，于是送别。宾客在朝廷拜谢屈尊。第二天，宾客拜谢赏赐，于是出发，如同入境时的物资储备。凡是侯、伯、子、男的大臣，按照各自国家的爵位互为宾客并相互行礼，其仪式也如此。凡是四方的宾客，礼仪、辞令、牲牢、赏赐进献，按照二等爵位的高低来升降。凡是宾客的送迎礼仪相同。凡是诸侯之间的交往，各自根据其邦国制定玉帛，用其玉帛制定礼仪。公爵之间互为宾客，是指世代互相朝见。宾客进入国境，主君命令卿去慰劳他，称为“主国”。主国五次物资储备、三次问候，大概是指宾客停留的地方就有物资储备，用来准备宾客的使用；间隔一段时间就有问候，用来向宾客表达敬意。物资储备和问候都三次推辞，是因为这些礼仪来自外部，表示不敢承受。拜谢接受都由众摈相传话，是因为摈相只传话不直接传达，依次陈列，表示不敢轻慢。再次慰劳，也是主君命令卿在远郊慰劳，其三次推辞、拜谢接受，与物资储备和问候相同，都是为了尊重和敬重宾客。然而物资储备和问候是在庭院接受，所以不说登堂；再次慰劳必定有玉帛，在堂下拜谢然后登堂接受，所以说三次作揖登堂，拜谢接受。所谓拜送，是指宾客送别使者时也拜谢，重视主君的命令。然而因为派遣卿再次慰劳还觉得不够，主君又亲自实行郊外慰劳的礼仪，那么他的勤勉就达到了极点。交替传话，是指宾客和主君在路上都不作为主人，不陈列五摈相，各自陈列九介来传话。大概近郊有馆舍，宾客在馆内，主君到达馆舍大门外，主君面向北陈列这九介，距离门九十步，面向东；宾客在大门内，在门外的东边也陈列九介，面向西。三次推辞，是因为主君郊外慰劳的礼仪。乘车迎接拜谢屈尊，是指传话完毕，宾客乘车出大门迎接主君，以拜谢主君的屈尊。三次作揖，是指入门时、在曲处、在碑处作揖共三次。三次推辞，是指谦让升堂，然后拜谢接受。乘车送别，是指主君离开时，宾客又出车送别，主君三次回礼推辞，然后宾客拜谢两次送别。安排馆舍也如同这样，是指主君郊外慰劳之后，宾客才到达国都，主国派大夫安排馆舍，然后君主亲自送到宾客那里，其交替传话、三次推辞、乘车迎接拜谢屈尊，直到乘车送别、三次回礼、拜谢两次，也如同郊外慰劳的礼仪。提供膳食如同提供物资储备的礼仪，是指刚入境就有物资储备，刚入馆舍就有膳食，膳食是小礼，所以如同提供物资储备的礼仪，三次推辞、拜谢接受、众摈相传话而已。赠送玉帛，是指宾客到达馆舍之后，第二天才开始行朝见之礼。交替传话、三次推辞、乘车迎接拜谢屈尊、宾客乘车前进答拜，这些都在大门之外。宾客距离门九十步陈列九介，主君在大门之东陈列五摈相。上摈相进入接受命令，出来请示事务，传话给承摈相，承摈相传给末摈相，末摈相传给末介，末介传给承介，承介传给上介，上介传给宾客，宾客又传给上介，上介传给承介，承介传给末介，末介传给末摈相，末摈相传给承摈相，承摈相传给上摈相，上摈相进入报告君主。像这样三次，称为交替传话三次推辞。乘车迎接拜谢屈尊，是指传话完毕，主君乘车出大门迎接宾客，以拜谢宾客的屈尊，也如同宾客拜谢郊外慰劳的礼仪。宾客乘车前进答拜，是指前进回答主君的拜谢。三次作揖，是指主君远远作揖让宾客前进，面向北，三次谦让进入大门。说每道门只有一名摈相，是指进入大门后直到祖庙，诸侯有五个宗庙，则有五道门、五名摈相，到了宗庙只有上摈相进入，即上摈相、上介需要告知礼仪的缘故。三次作揖，也是指入门作揖、在曲处作揖、在碑处作揖。三次谦让登堂，是指到达台阶时，主君谦让宾客，宾客谦让主君。像这样三次，则主君先登堂。拜谢两次授予玉帛，是指主君登堂后，用玉帛享赠

译主君两次拜谢接受。不说“受”而说“授”，是因为主君从宾客那里接受玉帛时，是两次拜谢接受的。宾客拜谢赠送玉帛，是退到西阶上，面朝北拜谢赠送玉帛，然后才走下台阶。每件事都像初次那样，是指享用宴飨以及有言语交流的时候。宾客也像主君那样，是指用郁鬯酒礼待宾客。其仪容、辞令、作揖谦让的礼节，都像赠送玉帛的礼仪。等到宾客出门，主君乘车相送，三次请求、三次上前，是请求宾客上车。主君每请求一次、上前一次，宾客也就退让一次、推辞一次，所以说“三次退让、三次推辞”，于是宾客就避开离去，所以最后以告知避开作为结束。熟的食物叫作饔，生的食物叫作饩。归还圭璧，就是主君将圭璧归还给宾客。飨礼以饮酒为主，食礼以进食为主。致赠，是指宾客离去时赠送财物。郊送，是指主君送宾客又回到近郊。这七种礼节中，只有飨食是催促宾客，而其余都是主君亲自前往，所以它们的礼仪都像赠送玉帛的礼仪。宾客拜谢的礼节，是指饔、饩、飨、食都是重要的礼节，所以要拜谢，在朝廷上拜谢。宾客跟随主君都按照主国的礼节，郑氏认为是偿还主人的礼节费用，却不知道主国的礼节是什么礼节。哪有往来交际，却偿还礼节费用，像市场交易那样的呢？大概主君派遣卿在边境慰劳宾客，必定会赠送玉帛，所以有拜谢接受的礼节。那赠送玉帛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根据《觐礼》考察，宾客到达郊外，天子派人穿着皮弁拿着璧玉慰劳，这是天子慰劳宾客的礼节，那么就知道诸侯慰劳宾客也用玉帛，这就是所谓的主国的礼节。大概先王制定礼节，有施予就必有报答，而施予和报答有轻重的区别。正因为有施予有报答，所以宾客才有跟随主君的礼节；正因为施予和报答想要相称，所以宾客的报答不如主君的礼节，只是按照主国的礼节罢了。至于侯、伯、子、男爵位命数不同，但礼仪是一样的，所以说各自按照自己的礼节相待，就像诸公的礼仪一样。

译凡是使者的礼仪，不面向东方，不面向西方，不正面朝向主人，也不背对客人。

这是指使者与传达辞命、赞导礼仪的人而言。所以说：凡是使者的礼仪，日出时称为朝，朝向东方；日入时称为夕，朝向西方。《记》中所说的“早晚的朝向必须依据日月的方位”就是这个意思。大概主人从内室出来而位于北方，客人从外面来到而位于南方，而东西方向位于主客之间。现在使者的礼仪，不朝向东方，不朝向西方，不正面朝向主人而面向南方，也不背对客人而面向北方，大概是处于主客之间，得以两面兼顾，随时进行摈相接待，形势使然如此。

行夫掌管邦国之间传递紧急文书的小事，以及美好或恶劣但不合礼仪的事情。凡是他们出使，必定携带旌节，即使道路艰难而不能按时到达，也一定要送达。居住在他们所到的国家，就掌管使者的劳苦受辱之事，出使时就作为副使。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五 宋 易袚 撰

环人掌管送迎邦国往来的宾客，用路节通达四方。住宿时就安排馆舍，命令聚集物资。如果有携带的器物，就命令环绕守护。凡是门闾关卡没有守卫，送迎宾客直到边境。

这里的环人与夏官中的环人意义不同。夏官的环人掌管挑战敌军，是挑战的职官，这里则是送迎宾客，四面环绕守护的人。所谓送迎邦国往来的宾客，是因为邦国宾客取道往来，环人就用路节通达四方。路节就是用于道路的旌节，其实是一样的。住宿时安排馆舍，不是像行人那样致送馆舍，而是说他们取道往来，就用国都郊野的馆舍安排他们，就是遗人所说的“五十里有市场，市场有馆舍”的意思。又命令野庐氏用看守道路土地的人来聚集物资，这是为了显示出入有所守卫。有携带的器物就命令环绕守护，是守护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也是为了防备非常之事。凡是门闾关卡没有守卫，送迎宾客直到边境，这是虽然宾客取道往来于王畿，环人也为他们通达道路，并且使人各得其所，这是王者的政令。

象胥掌管蛮夷、闽、貉、戎、狄等国的使者，掌管传达王的话并晓谕解说，以此来和睦亲近他们。如果按时入朝为宾客，就协调他们的礼仪和言辞并传达。凡是他们出入送迎的礼节、币帛、辞令，都作为宾客的相礼。凡是国家有大丧事，就诏告并相礼国客的礼仪并端正他们的位置。凡是军旅、会同，接受国客的币帛并以宾客之礼相待。

象胥，是掌管四方夷狄语言的人。东方称为译，南方称为象，西方称为狄鞮，北方称为译。周朝兴起王业，只有南方先归服，所以特意用“象”来命名官职，而“胥”是取其才智。先王设置象胥这个官职，既然让他们翻译四方夷狄的语言，那么藩属国使者到来，就传达王的话并晓谕解说，以此来和睦亲近他们。如果藩属国的君主按时入朝为宾客，实行世见之礼，那么他们所习用的虽然不同于中国，象胥就用中国的礼仪来协调他们的礼仪，连同他们的言辞传达，虽然不能改变他们的声音，也可以通晓事情的意思，然后翻译他们的言辞向上传达。凡是他们出入送迎的礼节、币帛辞令，都作为宾客的相礼，这都是象胥用来摈相藩属国事务的。如果遇到国家有大丧事，就诏告并相礼国客的礼仪并端正他们的位置；如果遇到军旅会同，就接受他们的币帛并以宾客之礼相待。大概先王不轻视夷狄之人，既然设置象胥来接待他们，也就用中国的礼仪来展示给他们罢了。

凡是做事：王的大事，诸侯次一等的事，卿次一等的事，大夫次一等的事，上士下等的事，庶子。

先王之所以对四夷有事，只有征伐是大事，其次则有威让的命令、文诰的言辞，而次事、下事分别开来。凡是邦国的诸侯，对内作为屏障，对外则对抗王的愤怒，所以大事就是诸侯所做的事。至于卿大夫、士、庶子，就各自按照尊卑分别承担事务。只说庶子而不说中士、下士，是因为他们所承担的事务相同。

掌客掌管四方宾客的牢礼、饩献、饮食的等级数目，以及它们的政治。掌管四方宾客，而官名叫做“掌客”，是因为宾客也可以称为客。牢礼，就是凡是用牢的礼仪；饩，是指饩九牢之类；献，是指禽献之类；饮食，是指飨燕、膳食之类。凡是它们的等级数目以及政治，都是为了序引下文。郑氏用邦国新丧杀礼来解释，没有完全说清楚。

王会合诸侯而举行飨礼，就备办十二牢，庶具百物齐备，诸侯之长献酒十二次。

传曰：“制定礼仪，上等物品不超过十二，这是天的最大数目。所以王者以十二为节制，不可以再增加。”现在王飨宴诸侯，众多则十二牢，诸侯之长则十二献，郑氏于是认为这是使用王礼的数目，因为公侯伯子男都在其中，兼飨他们，没有敌对使用。说兼飨没有敌对使用，可以；说使用王礼的数目，不可以。牢具十二而没有特定的主人，献酒到十二次而与众人稍有不同，那么他们的礼仪大概有品级节制了。

王巡视殷国，那么国君用牲犊膳食，命令百官百牲都齐备。随从的人：三公比照上公的礼仪，卿比照侯伯的礼仪，大夫比照子男的礼仪，士比照诸侯的卿的礼仪，庶子一律比照大夫的礼仪。

上文说王会合诸侯而举行飨礼，这里接着说王巡视殷国，国君用牲犊膳食，命令百官百牲都齐备，好像是为了阐明施报的意义一样。君臣之间不可以用施报来说，只是尽礼仪的实质罢了

译罢了。然而礼制之中，有以少为尊贵的，也有以多为尊贵的。国君用牛犊祭祀先王，这是以少为尊贵的情况。天下所有的物品都不足以报答我们的君主，只有用茧栗（幼小的牲畜）祭祀，才是侍奉天神的礼仪，因此是用侍奉天神的礼仪来侍奉君主。百官百牲全都具备，这是以多为尊贵的情况。不仅百牲全都具备，而且公、卿、大夫、士、庶子等官员的待遇都比王朝的常规高出一等，这是丰厚其礼遇来对待臣下，这正是用来尊崇我们君主的方法。《礼记》说：“礼制中以多为尊贵的，是因为它向外表达心意；礼制中以少为尊贵的，是因为它向内表达心意。”对内竭尽心意来侍奉君主，对外竭尽物资来对待臣下，各自尽到应有的本分罢了。

译大凡诸侯的礼仪：上公享有五次积礼，都参照餐礼和牵礼的规格；三次问候，都赠送脯修。群介、行人、宰史，都有牢礼。餐礼用五牢，熟食四十种，簠十个，豆四十个，铏四十二个，壶四十个，鼎和簋各十二个，牲口三十六头，都陈列出来。饔饩用九牢，其中死牢的陈列如同餐礼，牵礼用四牢。米一百二十筥，醋和肉酱一百二十罋，车都陈列出来。车上的米参照生牢的数量，每牢十车，每车五秉；车上的禾参照死牢的数量，每牢十车，每车三秅；草料和柴火是禾的两倍，都陈列出来。乘禽每天九十双。殷勤的膳食用大牢，直到归国。三次飨礼、三次食礼、三次燕礼。如果不亲自酌酒，就用币帛致送。大凡群介、行人、宰史，都有餐礼、饔饩，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来规定牢礼的陈列数量。只有上介有禽献。夫人致送礼物：八壶、八豆、八笾，膳食用大牢，致飨用大牢，食礼用大牢。卿都带着羔羊拜见，膳食用大牢。侯伯享有四次积礼，都参照餐礼和牵礼的规格；两次问候，都赠送脯修。餐礼用四牢，熟食三十二种，簠八个，豆三十二个，铏二十八个，壶三十二个，鼎和簋各十二个，腥二十七种，都陈列出来。饔饩用七牢，其中死牢的陈列如同餐礼，牵礼用三牢。米一百筥，醋和肉酱一百罋，都陈列出来。米三十车，禾四十车，草料和柴火是禾的两倍，都陈列出来。乘禽每天七十双。殷勤的膳食用大牢。三次飨礼、两次食礼、两次燕礼。大凡群介、行人、宰史，都有餐礼、饔饩，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来规定礼仪。只有上介有禽献。夫人致送礼物：八壶、八豆、八笾，膳食用大牢，致飨用大牢。卿都带着羔羊拜见，膳食用特牛。子男享有三次积礼，都参照餐礼和牵礼的规格；一次问候，赠送脯修。餐礼用三牢，熟食二十四种，簠六个，豆二十四个，铏十八个，壶二十四个，鼎和簋各十二个，牲口十八头，都陈列出来。饔饩用五牢，其中死牢的陈列如同餐礼，牵礼用二牢。米八十筥，醋和肉酱八十罋，都陈列出来。米二十车，禾三十车，草料和柴火是禾的两倍，都陈列出来。乘禽每天五十双。一次飨礼、一次食礼、一次燕礼。大凡群介、行人、宰史，都有餐礼、饔饩，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来规定礼仪。只有上介有禽献。夫人致送礼物：六壶、六豆、六笾，膳食参照致飨的规格。亲自拜见卿，膳食都用特牛。

大凡诸侯的礼仪，就是所掌管的牢礼、饩献、饮食的等级数量。上公五次积礼，侯伯四次积礼，子男三次积礼，都参照餐礼和牵礼，这是因为上公餐礼用五牢，侯伯餐礼用四牢，子男餐礼用三牢，说的是到达馆舍有餐礼，进入国境有积礼，其积礼都参照餐礼和牵礼，那么就是活着送达而不宰杀，表明致送积礼也有牢礼，参照只是参照其数量而已。上公三次问候都赠送脯修，侯伯两次问候都赠送脯修，子男一次问候赠送脯修，在他们刚到达时问候，间隔久了就赠送脯修，脯修就是加了姜桂的干肉。然而宾客的问候都赠送脯修，而群介、行人的问候却有牢礼，君主用脯修，臣子用牢礼，郑氏认为这不合礼。然而礼有减损而增益的，有增益而减损的，有丰厚大礼而简省小礼的，有丰厚小礼而简省大礼的，起初不能以此作为轻重标准。至于侯伯、子男，就不说臣子用牢礼，是因为上公的礼仪特别优厚。至于馆舍则有餐礼，上公用五牢，侯伯用四牢，子男用三牢，司仪所说的“致送餐礼如同致送积礼的礼仪”就是这样。食礼指的是庶羞的熟食，陈列在楹柱外的东西两侧，共四列，上公的列数以十为单位，侯伯的列数以八为单位，子男的列数以六为单位。簠是用来盛放稻粱的，公堂上六个，东西两侧夹室各两个，所以簠共有十个；侯伯堂上四个，东西两侧夹室各两个，所以簠共有八个；子男堂上两个，东西两侧夹室各两个，所以簠共有六个。豆，是盛放醢的器具，公堂上十六个，东西两侧夹室各十二个，所以豆共有四十个；侯伯堂上十二个，东西两侧夹室各十个，所以豆共有三十二个；子男堂上十二个，东西两侧夹室各六个，所以豆共有二十四个。《礼器》说“天子的豆二十六，诸公十六，诸侯十二”，只是说堂上的数量而已。壶是用来盛酒的，设置在堂上及夹室的，也像豆的数量一样。铏，是盛羹的器具，有铏鼎，有铏羹，所谓膷、臐、膮，也就是所谓藿、苦、薇。羹在鼎中煮熟后装入铏中。大凡烹饪一牢，那么正鼎九个，陪鼎三个，陪鼎就是铏羹的鼎，正鼎就是牛、羊、豕、鱼、腊、肠胃、伦、肤以及鲜鱼、鲜腊的鼎，其数量共十二个。既然说了有鼎十二个，又说上公铏四十二个，侯伯铏二十八个，子男铏十八个，那么铏就是铏羹的器具而已，不是鼎。鼎，是盛牲的器具。簋，是盛黍稷的器具。公、侯、伯、子、男都是十二个，而没有降等减省的原因，是因为牲和黍稷都是饮食的主食，然而鼎和俎是奇数，笾和豆是偶数，所以正鼎九个，陪鼎三个，都设置在西阶之前。簋堂上八个，东西两侧夹室各两个。既然簋盛黍稷，都是十二个，而簠盛稻粱，却以两者降等减省，这是因为稻粱是尊贵者所食，而黍稷是上下通用的食物，这就是鼎和簋都同为十二个的原因。腥就是牲口的生肉。腥指的是鲜鱼、鲜腊的鼎，牲指的是牛、羊、豕、鱼、腊、肠胃、伦、肤的鼎。有时说牲，有时说腥，是互见的意思。这与上文所说的正鼎九个有什么关系

译别？这是因为上文所说的正鼎，每只鼎烹煮一牢。飱礼用五牢，则烹煮一牢而四牢为腥；飱礼用四牢，则烹煮一牢而三牢为腥；飱礼用三牢，则烹煮一牢而二牢为腥。其数量又以九为递减的等级。上公牲口用四牢，则总共三十六；侯伯牲口用三牢，则总共二十七；子男牲口用二牢，则总共十八。这些正鼎和陪鼎都是十二只，而腥牲的鼎则按九的等级递减，大概是因为牵牲没有铏鼎，腥牲也没有铏鼎，所以烹煮和腥牲的鼎数量不同。从此以上都是飱礼，说到饔饩以下的，就都是饔饩之礼了。饔饩，上公用九牢，其中五牢为死牢；侯伯用七牢，其中四牢为死牢；子男用五牢，其中三牢为死牢。所以说“其死牢如飱之陈”，陈列的都是陈列在门西，像堆积一样。无论是死牢还是牵牢，都称为饔饩，大概是因为“饩”的含义有二。根据《聘礼》说：“主国派卿归还饔饩五牢，烹煮一牢，腥二牢，生二牢。”这里的饩就是生的，所以郑氏说生的叫饩。僖公三十三年，郑国皇武子说：“只有这些饩牵用尽了。”这里的饩就是腥的，所以服氏说腥的叫饩。由此可知致积、致飱、致膳等都使用牢，而饩也能作为牢礼，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这就是死牢和牵牢不同的原因。米有装在筥里的，半斛叫筥。上公用一百二十筥，相当于米六十斛；侯伯用一百筥，相当于米五十斛；子男用八十筥，相当于米四十斛。它们设置在庭院中。醯和谷属阳；醢和肉属阴。其数量也以二十为递减等级，所以上公用一百二十罋，侯伯用一百罋，子男用八十罋。车都陈列，是用乘车、罋来陈列的。醯陈列在碑东，醢陈列在碑西。陈列完毕后，就不再用车了，所以侯伯、子男都说陈列而不说车。上公说车，米比照生牢，每牢十车，每车一秉有五防；车禾比照死牢，每牢十车，每车三秅。刍薪加倍于禾，都陈列，是说车米就是载米于车。牵四牢，四牢分为四列，那么每牢十车，米总共四十车。十六斗叫防，十防叫秉，每车一秉有五防，即十五防，也就是二十四斛。车禾，就是载禾于车。禾藁实并刈。车禾比照死牢，死牢如飱的数量，上公飱五牢，每牢十车，那么车禾总共五十车。四秉叫筥，十筥叫稯，十稯叫秅，每车三秅，即三十稯。刍薪加倍于禾都陈列，就是一百车。都陈列，是说都陈列在门外。米在门东，禾在门西，刍薪虽然取数于禾，但薪跟随米，刍跟随禾。侯伯米三十车，禾四十车，刍薪加倍于禾都陈列。子男米二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加倍于禾都陈列，这又是递减的顺序。从此以上都是饔礼。至于所陈列的，又有可说的，食、簠、豆、铏、壶，都陈列在堂上及两夹。簋也陈列在堂上，与鼎并列的，是并列其数量，不是并列陈列。鼎、腥，陈列在阼阶之前。死牢、牵牢，陈列在门西。车米、车禾、刍薪，陈列在门外。醯、醢，陈列在碑的东西两侧。掌客说饔饩都陈列的有两处：筥米与醯醢并列，是因为它们都在门内；米禾的车与死牢生牢兼有，是因为它们都在门外。说飱都陈列的一处，鼎、腥，与簠、簋、豆、铏同列，虽然同列，但簠、簋、豆、铏是堂上的器物，鼎与腥是堂下的器物。乘禽，指成群行走的禽鸟，如雉、雁之类。上公每天九十双，侯伯每天七十双，子男每天五十双，这是中膳之礼。殷，即中，指在中又以大牢膳宾，不忘宾客。上公、侯伯都说膳大牢，而子男不说，都只限于乘禽。大概宾客之道，以十日为正，行礼一旬之后，有故未去，则有致稍归禽之礼，浆人所谓“共宾客之稍礼”就是。但上公说以及归，而侯伯、子男不说，是偶尔省略而已。上公三飨、三食、三燕，侯伯三飨、再食、再燕，子男一飨、一食、一燕，这是隆杀之节。如果不酌，则以币致之，是说君或有故，不亲飨、食、燕之礼，则飨有酬币，食有侑币，不飨则以酬币致之，不食则以侑币致之，所以见将意而致敬者不可废。上公群介行人宰史独有牢，公及侯伯子男之群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饩，而上介亦有禽献，这是礼宾之介从。根据《聘礼》上介与宾同，所以大夫饩宾说：“上宾、上介皆大牢，米八筐；众介皆少牢，米六筐。”但上宾有刍禾，而上介无刍禾。此五等之上介皆有禽献。但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饩，以其爵等为之牢礼者，五等诸侯其爵有五，而其命有三，故待诸侯从其命；诸侯之臣其命有五，而其爵有三，故待诸臣从其爵，此凡介行人宰史

译这是礼仪有所不同的原因。上公、侯伯用八壶、八豆、八笾，子男用六壶、六豆、六笾，笾和豆陈列在门东，壶陈列在东序，这是夫人协助君主供养贤人的礼仪，就像《内宰》中所说的“致后之宾客之礼”一样。既然上公与侯伯相同，大概是因为夫人对于上公有膳、有飨、有食，而侯伯则没有食礼；子男则是膳等同于致飨，这就不再亲自飨宴了。上公的卿都拿着羔羊来拜见，膳食用大牢；侯伯的卿都拿着羔羊来拜见，膳食用特牛；子男亲自拜见卿，膳食用特牛。卿都来拜见，是因为拜见宾客；拿着羔羊，是因为用他们作为见面礼的物品来拜见。子男只说亲自拜见卿，是因为王的卿是六命，而子男是五命，所以用亲自拜见卿来表述。说亲自拜见，那么有时就不亲自拜见，如果卿有缘故，就不去馆舍拜见宾客，只有亲自拿着羔羊拜见才致送膳食。这就是它稍微不同于上公、侯伯礼仪的原因，然而这都是卿用来协助供养宾客的。有的用大牢，有的用特牛，也是礼仪递减的缘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