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总义卷七　　　　　宋　易袚　撰（2/2）

译凡是诸侯的卿、大夫、士作为国家的宾客到来，就按照副使的礼仪来接待他们。古代让宾客坐在西北方，让副使位于西南方，这是为了尊崇宾客、贬抑副使。宾客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与主人地位对等；副使之所以卑下，是因为他是宾客的辅佐。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凡是副使都有牢礼，都有饭食和馈赠，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来确定牢礼陈列的数量”，这是适宜的。至于诸侯的卿、大夫、士因聘问而自行作为国家宾客到来，那么他们就不是副使，而是具备宾客的身份。具备宾客的身份，那就与宾客相混淆了，为什么还要用接待副使的礼仪来对待他们呢？尊者的道理，是作为正位、作为主要；卑者的道理，是作为副位、作为次要。诸侯的卿、大夫、士，是臣子。把他们当作副使，是名分上理所当然的；把他们当作国家宾客，也是名分上理所当然的。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来确定牢礼陈列的数量，就知道先王接待宾客的礼仪，本来就有固定的制度。

凡是接待宾客：国家新建时减省礼仪，遭遇凶荒时减省礼仪，发生瘟疫丧事时减省礼仪，遭受祸患灾害时减省礼仪，宾客在野外或境外时减省礼仪。

礼仪，是合乎天时，适宜地物，得当人心的。如果探求天时而不能顺应时节，探求地物而财物不足，探求人心而不能得当，那么减省礼仪是可以的。国家新建，是指刚刚建立的国家；凶荒，是指年成歉收；祸患灾害，是指兵乱寇盗；在野外或境外，是指不在方岳及国门之内的地方。以天子的礼仪来说，遇到大荒、大疫、天地有灾害，天子都不举行祭祀，这是为了内省自责的道理达到了极致。在这几种情况下减省礼仪，难道是因为以对待自己的方式来接待宾客吗？

凡是宾客去世，赠送礼物以供给丧事费用。宾客有丧事，只接受草料和粮食。遭遇主国的丧事，不接受宴享饮食，只接受牲礼。

宾客，是礼仪的常态；死亡丧事，是礼仪的变通。凡是宾客去世，就赠送礼物以供给丧事费用；有君主及父母的丧事，就只接受草料和粮食；遭遇主国的丧事，就只接受牲礼，宴享饮食都废除。这是礼仪的变通，也是用常礼来裁度罢了。

掌讶掌管各国的等级名册，用来接待宾客。如果有国家宾客到来，就告诫官吏修治储备物资，与讶士在边境迎接宾客，作为前导进入国境。到达住宿的地方，就命令聚集草料；到达存放物资的地方，就送达储备物资。到达国都，宾客进入馆舍，掌讶在馆舍门外等候，等待宾客有事相求。等到宾客将要献赠礼物时，作为前导，到达朝廷，告知他的位次，进入后回报。等到退下，也这样做。凡是宾客的政令事务，掌讶处理。凡是随从人员外出，就派人引导他们。等到宾客回国，送行也这样做。

上文有讶士，以接待四方的狱讼为主，所以称为士；这里以掌管四方的宾客为主，所以称为掌讶。掌讶掌管各国的等级名册，不是小行人所说的掌管各国宾客礼仪的名册，而是九仪差数的名册。用来迎接宾客的，一定要根据这个名册的差数来制定节度。如果有国家宾客到来，就告诫官吏修治储备物资，比如牛人供给储备的牛，羊人供给储备的羊，仓人供给道路上的谷物储备，委人供给储备的草料和柴薪，那么掌讶就先根据名册告诫他们。告诫之后，然后与讶士在边境迎接宾客，作为前导进入国境。士是指讶士，因为讶士与行人送迎宾客进入国境，所以为他们前导并清除道路。到达住宿的地方，就命令聚集草料，是指命令野庐氏，因为野庐氏如果有宾客，就命令涂地的人聚集草料。到达存放物资的地方，就送达储备物资，是奉王命送到馆舍。到达国都，宾客进入馆舍，掌讶在馆舍门外等候，等待宾客有所求。等到宾客将要献赠礼物，作为前导，就引导他到达朝廷。到达朝廷，告知他的位次，进入后回报，等到退下也这样做，是指进入告知位次后回到原位，等到退下也告知位次。凡是宾客的政令事务，掌讶处理。处理是指料理事务，告知掌讶，掌讶就像在朝廷上料理一样。凡是随从人员外出，就派人引导他们，是派遣他的属员引导。等到宾客回国，送行也这样做，是指迎接到达边境，送行也到达边境。而且掌讶虽然与讶士在送迎方面相同，但是讶士与行人送迎不到边境，只到野外罢了；讶士不前导，只在野外和国都前导以清除道路罢了；讶士不引导随从人员的出入，只引导宾客的出入罢了。大概讶士接待狱讼，而掌讶接待宾客，这就是详细与简略不同的原因吧？

凡是宾客，诸侯有卿作为讶，卿有大作为讶，大夫有士作为讶，士都有讶。

掌讶由中士八人担任，而这里说诸侯有卿作为讶，卿有大作为讶，就不是掌讶所说的讶了。郑氏认为在朝觐聘问的日子，天子所派迎接宾客于馆舍的讶，大概按照《聘礼》所说：“卿讶卿，大夫讶大夫，士讶士。宾客进入馆舍，讶掌管公命。”这是以诸侯的臣子作为国家宾客来说的，如果以敌对天子的使节来说，那么命数就不相等了。以天子的卿六命，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所以公侯伯作为国家宾客，而卿都用羔羊相见，以卿作为讶是适宜的。至于子男则亲自会见卿，因为子男五命，比照天子的卿则降一等了。至于天子的大夫四命，而公侯伯的卿则三命，子男的卿则再命；天子的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公侯伯的大夫则再命，子男的大夫则一命。士都有讶，而子男的士则有未受命的了。先王对待诸侯的臣子，宁可过于厚待，不可过于薄待。贾氏认为讶将住宿在馆舍之外，应该亲近，这是亲近诸侯的大

译这是怎么回事呢？凡是担任讶官的人，当宾客到来时，前往告知并协助处理相关事务，并掌管治理的命令。

译上经因为惊待宾客而涉及卿大夫，即在馆舍中惊待宾客。这里再次讲述掌讶的职事，凡是说修治委积以下的，都是他所治理的法令。

掌交掌管用符节和币帛，巡视邦国的诸侯，以及万民聚集的地方，宣扬王的德意和志虑，使大家都了解王的喜好与厌恶，并避开这些去行事，从而调和诸侯的友好关系，通达万民的喜悦。

天地相交而万物通畅，上下相交而意志相同，“交”的意义是很大的。所以先王设立掌交这一官职，让他沟通上下。符节是用来作为信物的，出行道路必须持有符节，因此如此；币帛是用来作为礼物的，相见必须赠送币帛，因此如此。诸侯，是依据那些守护邦国的人而言；万民所聚集的地方，是依据都、家、县、邑之类而言。由此可知掌交所巡视的，必定包括民众，不只是邦国的诸侯而已。宣扬王的德意和志虑，使大家都了解王的喜好与厌恶，并避开这些去行事，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天下没有公共的喜好与厌恶已经很久了。益告诫舜说：“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私欲。”这是君臣警戒以防患未然时应当首先做到的。想要的东西给予他们，厌恶的东西不施加给他们，这是适宜的，这也是夏、商、周三代兴盛的原因。现在王的志虑出于王的德意，那么所谓的德，就是平和安康、正直的德，所以说：“没有私人的喜好，遵循王的正道；没有私人的厌恶，遵循王的正路。”只有遵循王的正道，那么所谓我所喜爱的德，以至于明智、谋略、严肃、治理，才是天下共同的喜好，而不是私人的喜好；只有遵循王的正路，那么所谓淫乱、朋党、比附，以至于狂妄、僭越、轻慢、急躁，才是天下共同的厌恶，而不是私人的厌恶。使天下人都了解王的喜好与厌恶并避开这些去行事，那么当时的人就只尊崇皇极了。那些如果不合于皇极，也不遭受罪祸的人，又有奉行皇极的君主从而接纳他们。掌交的官员从而调和诸侯的友好关系，使他们辅佐王室；通达万民的喜悦，使他们端正对王的面向。邦国上下交通没有隔阂，这就是皇极之世的原因。

掌管邦国的通事，并缔结他们的友好关系，用以晓谕九税的利益、九礼的亲近、九牧的维系、九禁的艰难、九戎的威严。

通事是指朝见、聘问的事情，缔结他们的友好关系，就是缔结他们交通往来的友好关系，有了缔结友好的方法，然后才可以晓谕王制。九税，是九职的赋税，当初划分土地而分封时，本来已经让他们得以征收其民，现在又晓谕他们赋税的利益，就是使他们不聚敛财利。九礼，是九仪的礼节，当初排列爵位以区分等级时，本来已经让他们各自坚守其爵位，现在又晓谕他们九礼的亲近，就是使他们不违背亲族关系。九牧，是九州的牧守，大宰在施行法典的时候，本来已经建立牧守并使他们大小相互维系，现在又晓谕他们九牧的维系，就是使他们知道听从命令。九禁，是九法的禁令；九戎，是九伐的军事。大司马掌管九法以平定邦国，九伐以匡正邦国，本来已经在平时展示给他们，现在又晓谕他们九禁的艰难、九伐的威严，更是使他们知道警戒畏惧。这五项都是王政的重大内容，如果不是掌交所能晓谕的，只有掌交时常申诫，而命令的严厉切实执行于其间，这难道仅仅是靠口说就能完成的吗！

掌察【缺】

掌货贿【缺】

朝大夫掌管都、家的国家治理。每天朝见以听取国家事务，并告知其君长。国家有政令，就命令其朝大夫。凡是都、家在国家中处理的事务，必须通过其朝大夫，然后才听取处理，只有大事不通过他。凡是都、家的治理有不到位的地方，就诛责其朝大夫。在军队中，就诛责其有司。

周官用八则治理都鄙，大概是让他们有所衡量，不只是颁布常规而已。所以凡是祭祀、宾客的礼仪，以及衣服、宫室、车旗的禁令，都由都、家的宗人主管；士庶子、众庶的守卫，以及车马、兵甲的戒令，都由都、家的司马主管，这些都是王官可以兼治的。在刑罚方面尤其详细，既有方士来听取狱讼的言辞，又为此设立朝大夫的职位。凡是那里有所治理，这里有所命令，朝大夫只是上下传达而已。掌管都、家的国家治理，就是《大宰》所说的“用八则等待都鄙的治理”。法令虽然出自大宰，但具体事务则由朝大夫掌管。每天朝见以听取国家事务，并告知其君长；国家有政令，就命令其朝大夫，通过他告知都、家的君长或官吏。凡是都、家在国家中处理的事务，必须通过其朝大夫，只有朝大夫传达后然后才听取处理。只有大事不通过他，则由冡宰听取处理。都、家的治理有不到位的地方，朝大夫就在被诛责之列。在军队中，朝大夫不参与，所以诛责其有司，这是都司马、家司马的责任。

都则【缺】

大宰用八则治理都鄙，所以设置官员以专司其职，称为都则。然而说都则而不说家则，考察大宗伯九仪的任命，只有五命才赐予法则，王的四命大夫，不在赐予法则的数目中，所以采邑称为家而不称为都。如果卿以六命为小都，公以八命为大都，这就是设置都则的原因。由此看来，八则通行于三等采地，而以都为主，其推行大概是有顺序的。

都士【缺】

家士【缺】

郑氏说：“都、家的士，主要治理都、家吏民的狱讼，并告知方士。”大概方士掌管都、家

译听取诉讼的言辞，辨别死刑的罪责，并加以汇总。三个月后将诉讼案件上报至国都。又说：“凡是都邑和家邑所上报的治理情况，则由他主管。”郑玄大概是依据此条而这样说。

译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六 宋·易袚撰 《冬官考工记》第六

冬官并非毁于秦火，它的亡佚已经很久了。大概自从周王室东迁之后，诸侯厌恶它对自己有害，便销毁了它的典籍，因此这部太平盛世的宏大典籍，既未听闻孔门学者传授习得，也未见于先秦传记的记载，遗言淹没，实在令人郁结悲愤。幸运的是，战火灰烬平息后，它在汉代重新出现；不幸的是，书卷散失，冬官一职空缺。河间献王用千金寻求它却未能得到，于是用《考工记》来补全它的缺漏。有人说：“《考工记》不是周代的书籍。书中提到周人崇尚车舆，却记载了梓匠的制度；提到周人的明堂，却记载了世室重屋的制度；提到沟洫浍川，却不是遂人的制度；提到旂旗旟旐，却不是大司马、司常、巾车的制度。对照周代的典章，确实大不相同。”却不知道三代制度有差异，只要以意逆志去理解就可以了。《尚书》说：“司空掌管邦国的土地，安置四种民众，适时利用地利。”而百工就是四种民众之一。况且其中的制度细微详尽，无不列举完备，而其文辞也宏大壮丽，足以彰显圣经的奥秘。学者舍弃表象而探求根本，那么对于冬官的理解，也就超过一半了。

国家有六种职事，百工占居其中一种。有的坐着谈论治国之道，有的起来施行这些道理，有的审视材料的曲直形势，来加工五种材料，以制造百姓使用的器具；有的流通四方的珍奇异物来供给物资；有的勤勉用力以增长土地财富；有的治理丝麻以制成布帛。

有尊贵者的职事，有卑贱者的职事，从王公直到农妇都是如此。百工则并列于其间，根本与枝末、精微与粗疏都具备。虽然贵贱不同，都以有利于天下为职事，所以说国家有六种职事。六种职事并非先王制定的制度，记录《考工记》的人专门为百工而设。于是说百工居其一，又依次列举六种职事的含义，观察先后的次序，可知工匠带来的利益是广博的。坐着谈论道理，没有比王公更尊贵的；起来施行道理，没有比士大夫更尊贵的，而百工却排在王公士大夫之后。流通四方珍奇异物来供给物资，没有比商旅更急迫的；增长土地财富和治理丝麻，没有比农妇更切近的，而百工却排在商旅农妇之前。为什么呢？荀子说：“精通道的人能驾驭万物，精通物的人能利用万物。”王公士大夫职掌道，所以把百工看作在先；商旅农妇职掌物，所以把百工看作在后。只有世代守持职业称为工的人，虽然不过分于物，但百工的事都是圣人所创制，实际上已经进于道了。大概形而上者称为道，形而下者称为器，而百工的职事兼有尊贵者和卑贱者的职事。记录《考工记》的人让百工居于六种职事之一，其用意深远啊！

坐着谈论道理，称为王公；起来施行道理，称为士大夫；审视材料的曲直形势，来加工五种材料，以制造百姓使用的器具，称为百工；流通四方的珍奇异物来供给物资，称为商旅；勤勉用力以增长土地财富，称为农夫；治理丝麻以制成布帛，称为妇功。

坐着谈论称为王公，是谈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起来施行称为士大夫，是施行王公所谈论的道理。上文说王公，下文说士大夫，而不说孤卿，举出上下以见其中间，那么孤卿就可以知道了。五材指金、木、水、火、土，传中所说“天生五材”就是如此。五材加上皮、玉、设色，就成为八材，经中所说“百工加工转化八材”就是如此。皮、玉、设色有非民用之物，所以说“加工五种材料，以制造百姓使用的器具，称为百工”。珍异则不是地官所说的珍异。质人说到市场的珍异，防人说到膳府的珍异，场人说到场圃的珍异，而郑玄都认为是四时的食物，这里不是食物。凡是民用所关涉的，那么贱物可以成为珍奇，常物可以成为奇异，先王一定有办法流通它们，所以说“流通四方的珍奇异物来供给物资，称为商旅”。勤勉用力以增长土地财富，平地和山泽的农夫都包括在内，所以说增长土地财富。丝可以织成帛，麻可以织成布，而都出自五亩宅地，由嫔妇教化治理罢了，所以说治理丝麻以制成布帛。长，是始于初始；成，是终于终结。

越地没有镈，燕地没有甲胄，秦地没有长矛，胡地没有弓车。越地没有镈，并非真的没有镈，而是人人都能制作镈；燕地没有甲胄，并非真的没有甲胄，而是人人都能制作甲胄；秦地没有长矛，并非真的没有长矛，而是人人都能制作长矛；胡地没有弓车，并非真的没有弓车，而是人人都能制作弓车。

圣人设立成器以利于天下，而器物不是普通人所能制作的，专门设立百工的职事，因此工匠精通其业，而器物便于使用。如果全国的人都能制作它们，那就不是百工的常态，而是他们的习性如此。越地居于东南极处，土多涂泥，出产金锡，农具尤其兴盛，这就是人人都能制作镈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说没有镈呢？燕地居于东北极处，迫近边境，人善于抵御敌人，铠甲尤其精良，这就是人人都能制作甲胄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说没有甲胄呢？秦地处西陲，汧水、陇山、泾水、渭水之间，地多细木，善于制作矛柄，这就是人人都能制作长矛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说没有长矛呢？胡是北夷，即獯鬻、玁狁、匈奴之类，起初没有屋宅，田猎畜牧，逐水草而居，这就是人人都能制作弓车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说没有弓车呢？

译这四种情况被称为“无”，并非真的没有，而是因为名称产生于事物不足的时候，而在事物有余时名称也就消失了。四个国家的人都能制作这种器物，那么“有”的名称就无法确立，所以如此。

译有智慧的人创造事物，灵巧的人叙述并传承它，世代守护它，世人称之为工匠。各种工匠的事务，都是圣人的创制。有形之上的称为道，有形之下的称为器物。器物虽然是各种工匠的事务，但圣人的道就体现在这里。只有天下的智者能够阐明圣人的道并创造器物，又得到天下的巧者运用其心智技艺来叙述智者所创造的东西，然后从事各种工匠的人才能专门学习它并世代守护巧者所叙述的内容。就这三者而言，以智者看待巧者，则智者为精妙；以巧者看待工匠，则工匠为粗浅。所谓智、所谓巧、所谓工，虽然精粗不同，但所创造的不出乎器物，所叙述和守护的也是这所创造的器物，都是各种工匠的事务罢了。记载《考工记》的人，推究本源于圣人的创制，就知道形而下的器物，都是形而上的道。《易经》说：“备办万物以供使用，确立成型的器物以利于天下，没有比圣人更大的了。”

熔化金属来制作刀刃，凝固泥土来制作器物，制造车子在陆地上行走，制造船只在江河中航行，这些都是圣人的创制。

这篇经文是用来证明上一篇经文的，所说的不过这四件事，哪里能穷尽圣人的创制呢？记载《考工记》的人，大概是依据道理来推演的。太极运动产生阴阳，分布形成五行，这五行是天地生成自然的道理。鲧堵塞洪水导致伦理败坏，禹疏导洪水使伦理有序，这就是五行位居九畴之首的原因。现在《考工记》所叙述的，刀刃以金属为实体，以火为功用，所以在金属方面说熔化；器物以泥土为实体，以水为功用，所以在泥土方面说凝固；水上行走乘坐船只以渡过不通之处，陆上行走乘坐车子以承载重物到达远方，那么木材的功用，无处不利。记载《考工记》的人，列举这四者来推演五行造化的道理，以阐明圣人器物的制度，使天下人通过事物来穷究道理，那么就不只是这四者而已。

天有季节，地有气候，材料有美好，工匠有技巧。具备这四者，然后才能制作出精良的产品。材料美好、工匠技巧，然而不精良，那就是不合时宜、不得地利气候的原因。

这四者，无一不备，然后才能成为器用的精良。如果缺少其中一项，那么其间又有轻重之分。世间确实有材料美好、工匠技巧，却有时导致不精良的情况，那就是不合时宜、不得地利气候的原因。时宜方面，比如冬天砍伐木材，春天制作角器，夏天处理筋腱，秋天结合三种材料，就是这样。地利气候方面，比如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削刀、吴越的剑，就是这样。就轻重而言，天时、地利气候为优先，材料美好、工匠技巧次之，总之不如具备四者才能精良。

橘子越过淮河向北生长就变成枳，鸜鹆不过济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亡，这是地利气候造成的。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削刀、吴越的剑，迁移到其他地方就不能精良，这是地利气候造成的。燕国的角、荆州的干木、妢胡的箭杆、吴越的金锡，这些都是材料美好的。天有生长的季节，有杀伐的季节；草木有生长的季节，有死亡的季节；石头有风化的季节；水有凝固的季节，有润泽的季节，这是天时。

各种工匠的事务，贵在技巧，但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那么工匠的技巧也不可以专门崇尚，一定要以天时、地利、材料美好为本。这就是记载《考工记》的人详细叙述这三者事务的原因。大概盐碱之地，不能使草木生长，所以橘子越过淮河向北就变成枳，鸜鹆不过济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亡；倡优之所不能使铁剑锋利，所以郑国的刀、宋国的斧、鲁国的削刀、吴越的金锡，迁移到其他地方就不能精良；栎杜的樗木，不能使其符合规矩，所以燕国的角、荆州的干木、妢胡的箭杆、吴越的金锡，唯独被称为材料美好；善于耕种的人，不能使冬天播种春天收获，所以天有生长杀伐草木的季节，有生死石头的季节，有风化水的季节，有凝固润泽的季节，无非是顺应天时罢了。大概天时有阴阳的差异，地利气候有燥湿的差异，而材料有疏密坚柔的差异，这三者具备然后工匠才能施展其技巧。这篇经文虽然不详细叙述工匠的技巧，但善于运用这三者，无非是工匠技巧的事务，所以说：“具备这四者，然后才能精良。”

凡是加工木材的工匠有七种，加工金属的工匠有六种，加工皮革的工匠有五种，设置色彩的工匠有五种，刮磨的工匠有五种，揉制泥土的工匠有两种。加工木材的工匠：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加工金属的工匠：筑氏、冶氏、凫氏、段氏、桃氏；加工皮革的工匠：函人、鲍人、韗人、韦人、裘人；设置色彩的工匠：画工、缋工、钟工、筐工、防工；刮磨的工匠：玉工、楖工、雕工、矢工、磬工；揉制泥土的工匠：陶工、旊工。

《考工记》中叙述的工匠，总数共有三十种。然而加工木材的工匠有七种，而另外又有辀人的职务，实际上则是八种；设置色彩的工匠有五种，而画工和缋工分为两种，实际上则是四种。分开来说，数目似乎有差别；合起来说，都是三十种而已。然而有用人名命名的，有用姓氏命名的，有用事务命名的。只有画工和缋工这一职务单独叙述所从事的事务，其他如轮人、舆人之类，就用人名命名，意思是工匠以技巧为能，不必要求世代守护；如筑氏、冶氏之类，就用姓氏命名，意思是官职有世代功绩，家族有世代职业，必须世代学习才为可贵。说人，就是上一篇经文所说的“工匠有技巧”；说氏，就是上一篇经文所说的“世代守护称为工匠”。然而加工木材没有称氏的，加工金属、揉制泥土

译没有称颂木匠的人，大概是因为制作木器必须依靠技巧，而金属和陶土的制作确实贵在世代相传的经验，这难道不是记录者深刻领悟了先王制定礼制的用意吗？

译有虞氏崇尚陶器，夏后氏崇尚工匠，殷人崇尚梓匠，周人崇尚舆车。

“尚”就是崇尚的意思。从前圣人预先推知世道变化的趋势，从而暗中制定制度以顺应这种变化，所谓一个朝代的制度，起初并不是偏执地顺从某种喜好。世间的儒生拘泥于《考工记》的说法，就说：“四个朝代各自有所崇尚。”却不知道有虞氏的泰尊，固然崇尚陶器，而夏后氏的山罍，也并非不崇尚陶器；夏后氏的世室，固然崇尚工匠，而殷人房屋使用重檐，也并非不崇尚工匠；殷人的崇牙，固然崇尚梓匠，而夏后氏的龙簨簴、周人的璧翣，也并非不崇尚梓匠；周人的乘路，固然崇尚舆车，而有虞氏的鸾车、夏后氏的钩车、殷人的大路，也并非不崇尚舆车。由此说来，设立一个官职、制作一件器物，固然不足以穷尽四个朝代所崇尚的全部内容，但舍弃这些也无法推知世道变化所寄托的意义。总之，《考工记》的说法，只是列举一个朝代专门崇尚的事物来说罢了。

所以一件器物而工匠聚集最多的，是车。

“故”是承接上文而言，上文说周人崇尚舆车，而工匠聚集最多。攻金的工匠有六种，攻皮的工匠有五种，设色的工匠有五种，刮摩的工匠有五种，抟埴的工匠有两种，只有攻木的工匠独占七种。这七种之中，弓人、庐人、匠人、梓人各占一种，而轮人、舆人、车人则占三种。又在这三种之中，舆人占一种，轮人分为两种，车人分为三种，此外又有辀人制作车辕，这是车的三种工匠又分别成为七种。一件器物而工匠众多，只有车是最多的，这是因为周人所崇尚的缘故。

车有六等的数量：车轸高四尺，称为一等；戈柄长六尺六寸，竖立起来倾斜，比车轸高出四尺，称为二等；人高八尺，比戈柄高出四尺，称为三等；殳长一寻四尺，比人高出四尺，称为四等；车防长一常，比殳高出四尺，称为五等；酋矛长一常四尺，比车防高出四尺，称为六等。车称为六等的数量。

这是兵车。《诗经》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郑玄引用这段文字来笺注，可知车的六等是前驱所竖立的。所谓车轸高四尺，兵车卓立的轮子高六尺六寸，轵高三尺三寸，加上轸与轐的七寸，就是四尺。这样车轸离地四尺了。从车轸以上都相差四尺，其数量共六等，所以六等的数量是车轸第一、人第二。除此之外兵器有四种：叫戈柄、叫殳、叫车防、叫酋矛，都插在建在车上。戈柄长六尺六寸，竖立起来倾斜停止，戈是武的意思。殳长一寻四尺，卓立车防一常，酋矛长一常四尺，都放在车旁，是备而不用之意。出阵时先露刃，入阵时后露刃，说不把刃口朝向本国，这是有国者所应当远离的。观察兵车的制度，就可以推知先王不急于用兵了。

大凡考察车的方法，一定从承载于地面的部分开始。所以考察车从轮子开始。大凡考察车的方法，希望它朴实牢固而细微周到。不朴实牢固，就无法做到完整长久；不细微周到，就无法做到快速便捷。

古人观察转蓬而发明轮子，然后因物生智而制造车。车有轮子，是为了利于转动，所以考察它的方法：一是必须从承载于地面的部分开始，二是希望它朴实牢固，三是希望它细微周到。车的材料很多，然而承载于地面而众力所依靠的，只有轮子，所以考察车从轮子开始。其次则是轮子的作用，以完整长久为坚固；车轸的运行，以快速便捷为有利。朴实牢固，是说它附着于地面则坚实而不浮泛，所以能完整长久；细微周到，是说它践行于地面则细微而不滞涩，所以能快速便捷。这三者都是考察车的方法，所以说“考察车的方法”。说道，就超乎形数的表象，大概有不是目力所能应付的了。

轮子太高，人就无法登车；轮子太低，马就永远像在登坡。已，太、甚的意思。崇，高；庳，低。终古，犹言常。阤，坡。古人制造器物，内穷尽天下的道理，外穷尽天下的法度，所以大不超过寻丈，小不超过方寸。所谓轮子高六尺六寸，是天下的适中制度。轮子过于高，那么它的车轸也过于四尺了，所以车轸太高，人的力量有所不能登；轮子如果太低，那么它的车轸也不足四尺了，所以车轸太低，马的力量有所不能牵引。人不能登，那么他的力量就懈怠；马不能牵引，那么就常像登坡而加倍用力，这不是车的好处。

所以兵车的轮子高六尺六寸，田车的轮子高六尺三寸，乘车的轮子高六尺六寸。

这是以马的高低为节度。兵车，是革路；田车，是木路；乘车，是玉路、金路、象路。兵车、乘车驾国马，田车驾田马。然而兵车、乘车的轮子都是六尺六寸，而田车的轮子独独六尺三寸，也可以推知先王缓急轻重的意思了。

六尺六寸的轮子，轵高三尺三寸。加上轸与轐，四尺。人高八尺，登下以此为节度。

轮子的中间是毂，毂的末端是轵。车舆后面的横木叫轸，轴上的伏兔叫轐。伏兔尾部后面，就是用来衔住轴上承载车轸的。从轸以上，就是车舆

译如此。车轮高六尺六寸，那么车轴两端露出的部分就在中间，得到三尺三寸。加上车舆前后横木和车舆底部木板的七寸，那么车舆离地就是四尺了。人的身高八尺，那么车舆离地的高度正好是人身高的一半，其长短和上下升降都恰好相称。所以说：“上下车以作为节度。”

译制作车轮的人，砍伐三种木材必须顺应时节。三种木材齐备后，技艺高超的工匠将其组合。车毂的作用，是为了使车轮转动灵活；车辐的作用，是为了使车轮保持正直；车轮外缘（牙）的作用，是为了牢固地抱合车毂和车辐。车轮即使破旧，只要这三种材料不丧失其应有的功能，就称为完好。

考察车辆的方法，必定从车轮开始，而车轮的构成，不过就是这三样：车毂、车辐、车轮外缘。轮人如何考察它们呢？砍伐这三种木材，要顺应冬夏阴阳的时节，本来就能得到顺应天时、材质美好的木材。三种木材齐备后，又必须得到技艺高超的工匠将其组合。组合的道理也有三点：车毂位于车轮中心，以虚空容纳车轴头，以实心承受车辐，这就取其转动灵活；车辐上端汇聚于车毂，下端支撑在车轮的外围，这就取其保持正直；车轮外缘环绕车轮四周，以巩固车毂和车辐的便利，这就取其牢固抱合。具备这三点，那么轮人的制作就可以说是严谨不苟了。虽然经历时间长久，难免会有破损，即使破损了，而三种材料各安其位，仍然不丧失其功能，所以称为完好。

远看车轮，希望它圆整而向下倾斜；近看车轮，希望它微微接触地面。没有别的取法，是取法于圆。远看车辐，希望它削尖而纤细；近看车辐，希望它粗细匀称。没有别的取法，是取法于平易正直。远看车毂，希望它像眼睛一样突出；近看车毂，希望它包裹皮革的边缘棱角分明。没有别的取法，是取法于紧促。车轮虽然是一件器物，却具备车毂、车辐、车轮外缘这三种形态。经文说远看车毂、远看车辐，而没有说远看车轮外缘，大概是因为远看车轮时，车轮外缘已经包含在内了。车轮的制作取法于圆，所以希望它圆整而向下倾斜，又希望它微微接触地面。圆整而向下倾斜，是说像覆盖在中间的物体，向下垂直而不倾斜；微微接触地面，是说轻微地着地，周流运转而不滞涩，这就是圆的道理。车辐的制作取法于平易正直，所以希望它削尖而纤细，又希望它粗细匀称。削尖而纤细，是说像人手削成的形状，而其下端有逐渐变细的趋势；粗细匀称，是说又像人体健壮，而大小有相称的趋势，这就是平易正直的道理。车毂的制作取法于紧促，所以希望它像眼睛一样突出，又希望它包裹皮革的边缘棱角分明。像眼睛一样突出，是说像人的眼睛，圆鼓鼓地凸起；包裹皮革的边缘棱角分明，是说用皮革包裹它，希望它干燥而棱角自然显现，这就是紧促的道理。远看，是远远地观察；近看，是靠近观察。只有车轮特别重视远看和近看，是因为考察车辆从车轮开始，所以要更加详细。

观察车轮的辐条孔（绠），希望车辐插入车轮外缘的榫头（蚤）端正；考察车辐插入车毂的榫头（菑）和插入车轮外缘的榫头（蚤）没有磨损，那么车轮即使破旧也不会变形。菑是指车辐插入车毂的部分，蚤是指车辐插入车轮外缘的部分，绠是指车轮的辐条孔。下文说：“六尺六寸的车轮，绠的尺寸是三分寸之二。”大概是在凿车轮外缘开始时，以三分寸之二作为车辐末端外侧的辐条孔。有了车辐末端外侧的辐条孔，车子行驶就安稳而不摇晃，所以说“观察绠，希望蚤端正”，这是取车轮凿孔的端正。车辐插入车轮外缘的部分，已经观察并希望它端正，那么车辐插入车毂的部分，又考察并希望它与蚤不相磨损。贾公彦说：“齿牙参差叫做齵。”现在菑与蚤一一相当，没有参差龃龉的毛病。如果是这样，那么车轮因为时间久而难免会有破损，所以即使破旧，其作用也不变形。匡，是方的意思；不方，那么转动就不会胶滞了。

大凡砍伐车毂木材的方法，必须用矩尺来辨别其阴阳。阳面，纹理细密而坚硬；阴面，纹理疏松而柔软。因此用火烘烤其阴面，使其与阳面齐平，那么车毂即使破旧也不会爆裂。砍伐车毂的方法，就像考察车辆的方法一样，说明道无处不在。散在于万物之中，即使是考察车辆、砍伐车毂，都有道存在。必须用矩尺辨别其阴阳，是因为阳木纹理细密而坚硬，阴木纹理疏松而柔软，如果所砍伐的木材各自具备坚硬、柔软、疏松、细密的特性，那么取用阳面而去除阴面，起初何必等待用矩尺？只是一根木材的性质，有的中间坚硬细密而外部疏松柔软，有的坚硬、柔软、疏松、细密相间，不用矩尺辨别，那么器物制成后，必然有缓急偏胜的弊病。所以轮人砍伐车毂，于是有了用矩尺辨别的方法。所谓的矩，起初不是方形的矩尺，而是用方形矩尺的方法来考察。车毂的木材贵在坚硬，用火烘烤其阴面，那么纹理疏松而柔软的部分虽然不能一定变得细密，但其坚硬程度可以齐平于阳面。所以说：“车毂即使破旧也不会爆裂。”藃，是爆裂的意思，是说用矩尺得其法，车毂材料坚硬细密，没有突然爆裂的祸患。

车毂小而长就会狭窄，大而短就会危险，小大希望它们相称而已。

因此，将车轮的高度分为六份，用其中一份作为车轮外缘的宽度。

田车的车轮高一尺三寸，乘车、兵车的车轮高一尺六寸。现在以乘车、兵车的车轮来说，将车轮高度分为六份，用其中一份作为车轮外缘的宽度，那么车轮外缘的宽度是一尺一寸。应当分为两面，郑玄不分两面，只在单面一尺一寸上就说将车轮外缘宽度分为三份而漆两份，如果是这样，那么车轮外缘两面共二尺二寸了，实际上与经文意思不合。现在以两面车轮外缘共一尺一寸来说，那么每面各得五寸半，共为一尺一寸，这样才符合六分取一的数目。

将车轮外缘的宽度分为三份而漆两份。

车轮外缘每面五寸半，现在先将四寸半分为三份，每份得一寸半，是漆两份为三寸，一份不漆的为一寸半。外面剩余一寸，分为三份，是漆的部分得三分寸之二，加上上面的三寸，共为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的部分得三分寸之一，加上上面的一寸半

译以半寸作为十五分，将三分寸之一当作十分，这样不施漆的部分总共是一寸三十分寸之二十五。郑氏说“不施漆的是接触地面的部分”，就像象牙厚度为一寸三分寸之二那样的说法，这是凭主观推测得出的，并非经文的本义，都不予采纳。

译在车毂内部涂漆，并在中间弯曲木材来制作车毂，车毂的长度以其长度作为周长。先郑说：“‘漆内’是指车毂内部涂漆部分相距的尺寸。”旧注说：“车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剩余的二寸分配在内外两面，所以各为一寸，因此六尺六寸的轮子，其漆内长度为六尺四寸。”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如果说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就是漆内，那就错了。既然称为漆内，怎么可以直接用牙的厚度来计算呢？漆内的制度不明确，那么说车毂长三尺二寸，周长直径为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是不对的。现在根据经文的意思推论，除去不涂漆的接触地面的部分，只计算涂漆的三寸三分寸之二，那么两面就是七寸三分寸之一，加上轮辐高度六分之五的五尺五寸，这样漆内总共得到六尺二寸三分寸之一，在中间弯曲后得到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这就是车毂的长度，也用来作为周长。

用其周长的三分之一除去车毂中心容纳辐条孔洞的部分。

“捎”是除去的意思。“阞”是三分之一。“薮”是指车毂中心众多辐条汇聚的地方，用来容纳辐条末端的榫头。老子说：“三十根辐条共同连接一个车毂，正因为它中间是空的，车才能发挥作用。”注解说：“空虚，指车毂中间的空虚，轮子才能转动。”用一个车毂的周长得到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作为三十根辐条汇聚的地方，如果中心孔洞稍大，那么车毂的力量就会减弱，有承受不住重量的危险。所以将周长分为三份，除去一份作为中心孔洞。周长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此分为三份，三尺得一尺，还剩余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将一寸分为三十分，再乘以三得到九十分。将三十分寸之五换算为十五分，总共得到一百十五分。三分之一则是三十五分。这样中心孔洞的制度得到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中心孔洞内的大小孔洞都用金属加固内部，然后贯穿辐条。

将车毂的长度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大孔，去掉三份作为小孔。

上文说车毂中心空处，这里说车毂两端的孔洞大小。“贤”是大孔；“轵”是小孔。车毂长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周长三直径一，那么周长三尺的得到直径一尺，还剩余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将一寸分为三十分，再乘以三得到九十分，又将五分乘以三得到十五分，总共得到一百十五分。三分之一为三十五，这样车毂的直径也得到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与中心孔洞相称。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大孔，以一尺五分去掉一份得到八寸，将九十分寸之三十五乘以三得到二百七十分寸之一百五，分为五份去掉一份，则得到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这样大孔的直径为八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八十四。去掉三份作为小孔，则是大孔的一半，这样小孔的直径为四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四十二。然而大孔直径是小孔的两倍，那么大孔就太大了。郑氏怀疑这里有误，认为去掉一份应该是去掉两份，道理或许如此。那么如果大孔去掉车毂长度的五分之二，也能得到六寸二百七十分寸之六十三。

容纳车毂的木材必须笔直，缠绕的绳索必须端正，涂抹的胶水必须厚实，捆绑的筋条必须密集，包裹的皮革必须紧贴木质。打磨之后，皮革颜色青白，这叫做车毂制作精良。

“容”是形容的意思，就像制作铠甲，必须先制作内衬一样。容纳车毂的木材如果不直，就不利于转动的态势，所以必须让它笔直。“篆”是车毂的绳索，用彩色的绳子缠绕它叫做篆，就像《诗经》所说的“约軧”一样。车毂有绳索，是为了等待施加筋条、胶水和包裹皮革之用，如果不端正，那么皮革怎么能紧贴木质呢？所以必须让它端正。绳索端正之后，然后施加胶水来附着，那么必须让它厚实；施加筋条来固定，那么必须让它密集；然后包裹皮革来覆盖车毂，那么必须让皮革边缘外露并紧贴木质。因此车毂和皮革相互适应，而没有多余或不足的隐患。这五点固然必须做得好，但古人还认为不够。包裹车毂一定要涂漆，先用骨粉打磨它，等干了再用石头打磨，它的颜色青白，就是精良的标志，所以说：“车毂制作精良。”

将车毂的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外面，一份在里面，用来安置辐条。

上文都论述制作车毂，从这里开始详细论述辐条的制作。郑氏说车毂长三尺二寸，让辐条宽三寸半，那么辐条在里面九寸半，在外面一尺九寸。而且经文既然说将车毂长度分为三份，那么应当再除去辐条宽度三寸半，说车毂长三尺二寸，也不恰当。现在根据经文的意思考证，就知道车毂长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以三尺来说，两份在外面，就得到二尺了，还剩余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将一寸分为三十分，再乘以三得到九十分，又将五分乘以三得到十五分，总共为一百十五分。这样两份在外面的，得到二尺九十分寸之七十；一份在里面的，得到一尺九十分寸之三十五。在两份在外面、一份在里面的部分安置辐条。

凡是辐条，测量凿孔的深度来确定辐条的宽度，辐条宽而凿孔浅，那就是用大的榫头强行插入，即使有能工巧匠，也不能让它牢固；凿孔深而辐条小，那就是牢固有余而强度不足。所以根据辐条的宽度来确定它的柔韧性，那么即使有沉重的负载，车毂也不会折断。

凿孔深，是说车毂的孔洞足够深以容纳辐条的插入；辐条宽，是说辐条的宽度足以匹配车毂所容纳的部分。注解说：“辐条宽三寸半，测量凿孔的深度来确定辐条的宽度，那么凿孔深也是三寸半。两者相应，那么它们的牢固程度足以相互承受；反之，就不是辐条制作精良了。”“辐条宽而凿孔浅，凿孔不匹配于

译辐条太粗，就会用力过大，即使有技艺精湛的工匠，也无法使其牢固。“扤”，是说它动摇得很厉害。“凿孔太深而辐条太细，辐条与凿孔不相匹配，这就导致牢固有余而强度不足。”牢固有余，是说凿孔太深；强度不足，是说辐条太细。善于制作车轮的人，必定衡量辐条的粗细来制作相应的弱部，这样两者的力量才能相称，足以承受重物。竑，是说衡量它的宽窄。弱，就是菑，指辐条插入毂中的部分。根据辐条的粗细来制作菑，那么即使承受重物，车毂也不会折断。

译将车毂的长度分为三等分，减去其中一份，那么即使遇到很深的泥地，车轮也不会陷入其中。将辐条股部的周长分为三等分，减去一份作为辐条骹部的周长。

关于“将车毂的长度分为三等分而减去一份”，郑玄说：“假设辐条除去插入车毂的部分，外部长度为三尺，那么就减去一尺以朝向轮牙。这里的尺寸长短，只是借用来说明道理，不必拘泥于具体数字。然而凡是制作辐条，靠近车毂的地方要粗壮，靠近轮牙的地方要削细。轮牙是用来接触地面的，在靠近骹部的地方削细，将其分为三等分，这样向下行驶时既有利又不会粘附泥土。大概辐条靠近车毂的部分叫作‘股’，插入车毂的部分叫作‘菑’，靠近轮牙的部分叫作‘骹’，插入轮牙的部分叫作‘蚤’。在股部要粗壮，就像人的大腿；在骹部要削细，就像人小腿靠近脚部的地方。用辐条长度的三等分，减去一份以朝向轮牙；用股部周长的三等分，减去一份作为骹部的周长，这样大小就相称了。”

揉制辐条必须整齐，在水中浸泡必须均匀，笔直地指向轮牙，轮牙合适就没有空隙而牢固；不合适，就会有缝隙，足以显露出来。

水和火是没有心志的事物，古人只是善于利用它们罢了。用火揉制辐条，是为了整齐其曲直；用水浸泡辐条，是为了均匀其轻重。整齐曲直，是取其容易变直；均匀轻重，是取其木质匀称。然而辐条直了就会显得陡峭，轮牙曲了就会显得勾曲，辐条和轮牙虽然有陡峭和勾曲的区别，但在凿孔内部必须端正。端正就能笔直地指向轮牙，与轮牙相契合，所以不需要用楔子而自然牢固；如果不契合，即使使用楔子来固定，但车轮摇动时，楔子就会脱出而显露出来。

周长六尺六寸的车轮，轮辐的厚度占周长的三分之二，这叫做车轮的牢固。

“绠”是轮辐的厚度。在凿轮牙的时候，其孔向外侵入三分之二寸，使辐条的骹部向外倾斜，这样车行驶起来就不会摇晃，这叫做车轮的牢固。

凡是制作车轮，在沼泽地行驶的要削薄，在山地行驶的要厚实。削薄了在沼泽地行驶，就像用刀切割泥土一样，所以泥土不会粘附；厚实了在山地行驶，就像用团块碾压石头一样，所以车轮虽然破旧，也不会损坏凿孔。

制作车轮有固定的规格，这是用于平地的。如果在山地或沼泽地行驶还拘泥于固定规格，那么遇到险阻必然翻车，遇到坑洼必然跌倒。所以有时减少有时增加，要顺应其适宜的情况。在沼泽地行驶以薄为有利，所以想要削薄。“杼”，是说削薄接触地面的部分，这样就像用刀切割泥土，泥土就不会粘附在山地或石地上。在山地行驶以厚为有利，所以想要厚实。“侔”，是说上下厚度相等，这样就像用团块碾压石头，即使石头啃咬它也不能动摇其凿孔。这是古人备办器物以资利用，而深得变通适宜之道的体现。

凡是揉制轮牙，外部不陡峭而内部不挫折，旁边不肿胀，这叫做善于用火。火刚烈而善于变化，所以制作器物的人借助它来揉制物体。如果说揉制辐条必须整齐，那么弯曲的就会变直；如果说用火养护其阴而整齐其阳，那么柔软的就会变坚硬。揉制轮牙也是这样，顺其自然的本性罢了。如果违背其本性，那么外部就会陡峭而纹理断裂，内部就会受损而挫折，旁边就会肿胀而隆起。只有技艺高超的人没有这三种弊病，这叫做善于用火。

所以用圆规来观察它的圆度，用矩尺来观察它的方正，用悬垂的线来观察辐条的笔直，用水来观察其浸泡的均匀，用黍来测量其孔洞，以观察其相同，用秤来观察其轻重的相等。所以可以用圆规、矩尺、水、悬垂线、测量、秤来检验的，叫做国家的工匠。

“萭”有时写作“矩”，“匡”有时写作“方”。这又是总括《轮人》一篇的意思。大概用眼睛看，方圆不如交给圆规矩尺那样公正；用口议论，平直不如交给水准和墨线那样审慎；用手度量，多寡轻重不如交给权秤那样恰当。这六种器具设立，那么天下所有关于方圆、平直、多寡、轻重的事物，都不能超出它们的范围，这本来就不允许在其中增加毫末之差。所以可以用圆规、矩尺、水、悬垂线、测量、秤来检验的，叫做国家的工匠是理所当然的。不仅仅是百工的事情如此，凡是使天下事务顺利完成的，也是这个道理罢了。

轮人制作伞盖，伞柄的周长为三寸，伞柄下端的周长加倍，为六寸。依据伞柄下端六寸的周长作为伞盖顶部伞斗的宽度，伞斗宽六寸，伞斗长二尺。伞柄长度加倍，为四尺。十分寸之一叫做“枚”。伞斗顶部高出一枚，弓形伞骨的凿孔宽四枚，凿孔上方二枚，凿孔下方四枚，凿孔深二寸半，下方直的部分二枚，凿孔末端一枚。

伞盖取法于圆轮，也取法于圆盖，用二十八根弓形伞骨汇聚于伞斗，车轮用三十根辐条汇聚于车毂，类别相似。所以由轮人制作伞盖。伞盖的制度，上部为伞斗，中部为伞柄，下部为伞柄下端。没有伞斗就无法在侧面容纳弓形伞骨，没有伞柄下端就无法在中间容纳伞柄。伞柄小于伞柄下端，而伞柄下端小于伞斗，所谓“伞柄周长三寸，伞柄下端周长加倍为六寸”，不言而喻。依据伞柄下端六寸的周长，作为伞斗六寸的宽度，不言而喻。伞斗长二尺，伞柄长度加倍为四尺，两个四尺为八尺，也不言而喻。如果十分寸之一叫做“枚”，那么一枚就是一分。伞斗顶部高出一枚，那么伞盖顶部穹隆而高出一分。弓形伞骨的凿孔宽四枚，那么凿孔的宽度以容纳伞骨为四分。凿孔上方二枚，因为在上部不受力，所以二分。凿孔下方四枚，因为在下部受力较多，所以四分。凿孔深二寸半，上面说伞斗宽六寸，伞柄周长三寸，那么伞柄插入伞斗的直径为一寸，这样伞柄两侧还有五寸，那么凿孔深二寸半，正好符合两侧五寸的数目，而弓形伞骨的凿孔不侵入伞柄。下方直的部分二枚，是说凿孔下方四分，伞骨插入凿孔而弯曲二分，那么下方直的部分就是二分。凿孔末端一枚

译那么，凿口的宽度就减少一分。一枚弓凿占一分，弓部宽六寸，周长是三倍即一尺八寸，其数值超过一百八十分便停止了。弓凿占四分，而二十八张弓已占了一百一十二分，外部只剩下六十八分，那么弓部中间实心部分少而空心部分多。又用弓凿一百一十二分，每处深度各二寸半，而共同凑成直径一寸的孔道，其数值似乎不相吻合。然而古人深入考察事物的原理，上下相互制约，自然坚固细密，这不是一般工匠所能推测认识的。

译弓长六尺，叫做庇轵；五尺，叫做庇轮；四尺，叫做庇轸。轵，是车毂的末端。车轮的高度与车身的宽度相同。车厢宽六尺六寸，加上两侧车轵的宽度六尺二寸又三分之一寸，总共是一丈二尺八寸又三分之一寸。又以天子车轨宽七寸为标准，所以轨道内侧各七寸，减去十四寸进入车厢下方，剩余部分是一丈一尺四寸又三分之一寸。因此，六尺长的弓，加倍后加上弓部宽度六寸，总共一丈二尺六寸，再减去弓檐弯曲部分的长度，就刚好可以覆盖车轵。如果车轮的宽度，又比车轵小；车轸的宽度，又比车轮小，而弓的覆盖范围也以一尺为差，所以五尺长的弓叫做庇轮，四尺长的弓叫做庇轸。

将弓长分为三份，弯曲其中一份，将弓股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弓梢的周长。弓靠近弓部的部分叫做尊，靠近外侧且较长的部分叫做宇曲。将弓长分为三份并弯曲其中一份，那么六尺长的弓弯曲成宇曲的部分就是二尺。将弓长分为三份以一份作为尊，那么六尺长的弓平直且靠近弓部的部分也是二尺。靠近弓部的部分叫做股，就像车辐靠近车毂的部分叫股一样；宇曲的末端叫做蚤，就像车辐插入车轮牙的部分叫蚤一样。弓股要求粗大，弓梢要求细小。将弓股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弓梢的周长，用弓凿宽四分来方形测量周长，那么弓股的周长是一寸六分。去掉一份作为弓梢的周长，那么弓梢的周长是一寸又十五分寸之一。弓梢的周长在末端，弓股的周长靠近弓部，叫做尊，就与弓部的尊相同。

将弓长分为三份，用其中一份作为尊，上部要求高而弓檐要求低。上部高而弓檐低，那么排水就快而屋檐远。车盖太高，就难以设置车门；车盖太低，就会遮挡视线。因此车盖高十尺。好的车盖不用布覆盖，不用丝绳系结，在平地上奔驰，发出殷殷震地的声音，好像要坠落却不会坠落，这叫做国工。

上部要求高，指的是靠近弓部的二尺；弓檐要求低，指的是下面做成宇曲的四尺。车盖的桯和达常总共一丈，所以宇曲的四尺，下垂二尺。弓部上方高则其势隆起，弓檐下方低则其势俯下，这就是排水快而屋檐远的原因。至于车盖高十尺，这是其中的正数。意思是把宇曲的二尺加上人的身高八尺，对于十尺来说是相称的。超过十尺，车盖就太高而难以设置车门；不足十尺，车盖就太低反而遮挡人的视线。因此车盖的高度必须是十尺。古代所谓好的车盖，不用布覆盖，所以说“弗冒”；不用丝绳系结，所以说“弗纮”。像这样在平地上奔驰，有殷殷震地的声音，适宜好像要坠落却不会坠落，这是因为弓嵌入弓部的部分坚固不可摇动，所以叫做国工，与轮人制作车轮的国工相同。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官总义》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七 宋 易袚 撰

舆人制作车轮的高度、车身的宽度、车衡的长度，三者相等，叫做参称。

贾氏说：“舆人专门制造车厢，而经文说造车，车是总称。”我认为：轮、舆、轸、盖，都是车的组成部分。说造车而称为舆人，是以车厢为正名。至于夹在车旁接触地面的，是轮；横在车前用来扼住马的，是衡。轮高是为了容纳两个车轵，衡长是为了容纳两匹服马。轮高、车宽、衡长，都是六尺六寸，所以说三者相等。叫做参称，称，就是等同的意思，说三者相等。

将车宽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隧，将隧分为三份，一份在前，两份在后，用来弯曲车轼。用车宽的一半作为车轼的高度，用隧的一半作为车较的高度。将车宽分为六份，用一份作为车轸的周长。将车轸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车轼的周长，将车轼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车较的周长，将车较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车轵的周长，将车轵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车轛的周长。

车厢的深度叫做隧，隧，就是防止的意思，说的是车厢的深度。人依靠的地方叫做式，式，就是恭敬的意思，说依靠它就能致敬而有礼。车厢两旁高出车轼的部分叫做较，说的是车厢两旁竖立的部分。车厢后面的横木叫做轸，就是旗帜流苏所装饰的地方。轵就是车厢旁竖立的直木，因为旁边停止在这里，所以叫轵。轛就是车轼前竖立的直木，对着人来说，所以叫轛。其分寸的方法，贾氏解释得很详细，此后不再详细解释。

圆的符合圆规，方的符合矩尺，立着的符合悬垂线，水平的符合水平仪，直的像自然生长的一样，连接的像自然附着的一样。

秤砣与物体重量相等而产生平衡，平衡运转产生圆规，圆规画圆产生矩尺，矩尺画方产生水平仪，水平仪测直产生准绳，这是方、圆、平、直所由产生的原因。所以舆人造车，用圆规来观察它的圆，最圆的自然符合圆规；用矩尺来观察它的方，最方的自然符合矩尺；用悬垂线来观察它的直并立起来，最直的自然符合悬垂线；用水来观察它的平并衡量，最平的自然符合水平仪。说“中”的，是遵循天下自然的道理，而不允许在这里增加毫末。至于直的像自然生长，连接的像自然附着，这又是道理极其自然的地方。天下的直，必定本于绳墨，像树木条达而自然生长的，不待绳墨而自然直；天下的连接，必定本于胶漆，像树木旁出而自然附着的，不待胶漆而自然连接。车的材料直而像自然生长，不是说舍弃绳墨而自然直；连接而像自然附着，不是说舍弃胶漆而自然连接。本于绳墨、胶漆，而好像不是出于绳墨、胶漆，这工匠的巧妙达到了极点！

凡是放置木材，大的和小的不并列，大的〇小的则

译摧折，牵引它就会断绝。

“居”这个词，是说处于合适的位置。并，如同兼并的含义。大凡物体的结构，小的进入大的里面，大的容纳并摄入小的，这就叫做大与小不相兼并。如果大的势力足以兼并小的，那么小的就不能独立存在，不行动也就罢了，一旦器物制成而开始运动，大的倚仗小的，小的必定被摧折，如果再顺势牵引它，那么小的就会断绝而不再相连。善于安置材料的人，一定有他的方法。

译栈车想要收敛，饰车想要宽大。

栈车，就是《巾车》篇中所说的“士人乘坐的栈车”。饰车，就是《巾车》篇中所说的“国君乘坐的夏篆车，卿乘坐的夏缦车，大夫乘坐的墨车”。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车，都用皮革蒙覆车厢和毂轴，其中有用金、玉、象牙装饰的，就称为金车、玉车、象车；国君、卿、大夫的车毂上有篆、缦、墨的装饰，所以也就称为篆车、缦车、墨车。士人的栈车没有皮革来蒙覆，没有皮革就没有坚固的依托，所以要求收敛，意思是向内收拢；有皮革蒙覆的有坚固的依托，所以要求宽大，意思是向外舒展。然而车以收敛或宽大为好，而钟却以收敛或宽大为弊病，大概是因为钟贵在广狭适中，而车贵在小大适宜，各自适合其恰当的程度罢了。

《辀人》制作车辕，车辕有三种尺度，车轴有三种道理。国马的车辕，深度为四尺七寸；田马的车辕，深度为四尺；驽马的车辕，深度为三尺三寸。车轴有三种道理：一是为了圆滑，二是为了耐久，三是为了便利。加工木材的工匠有七种，却不把辀人列入其中，是因为车辕不是造车开始的部分，但实际上与车的使用关系密切，所以特别设立辀人的职位。车辕有三种尺度，是根据马匹的高矮来确定的。国马的车辕深四尺七寸，加上轵的高度三尺三寸，以及轸和轐的七寸，那么衡的高度就是八尺七寸，所以使用八尺以上的马。田马的车辕深四尺，加上轵的高度三尺一寸半，以及轸和轐的五寸半，那么衡的高度就是七尺七寸，所以使用七尺以上的马。驽马的车辕深三尺三寸，加上轵的高度三尺，以及轸和轐的四寸，那么衡的高度就是六尺七寸，所以使用六尺以上的马。这三种尺度，本来是辀人的制度。车轴用来贯穿车毂，只是车轮的一个部件而已，与辀人有什么关系呢？而文中说车轴有三种道理，是紧接在三度之后说的，这是因为车轴等待车辕才能运转，车辕等待车轴才能前行，它们的形势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根据经文的意思来考察，弯曲而不折断，经过而不断裂，车辕如此圆滑，确实是车轴之所以美好的原因；整天驰骋，左边不劳累，整年驾驭，衣服襟袖不破损，车辕如此耐久，确实是车轴之所以耐久的原因；鼓励发挥马力，马力已经耗尽，车辕还能再取一点力，车辕如此便利，确实是车轴之所以便利的原因。由此可知，辀人的职责实际上兼管车辕和车轴的制作，所以下文又说：“将轸之间的距离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车轴的周长。”那么车轴的制作附属于辀人就很明白了。

軓前长十尺，马鞭长为其一半。

軓指的是车轼前面的部分，意思是自车轼以前为车辕弯曲处，其长度共十尺。马鞭用来驱策马匹，长度是軓的一半，共五尺。驾车的人从车上拿着它，不长不短，取其刚好能够触及马匹即可。

凡是承重木材，作为正承重的，将车辕的长度分为十分，取其中一份作为它的周长；作为衡承重的，将它的长度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它的周长。小于规定的尺度，称为无法承重。

承重木材，是根据木材的大小，来称量它所承受重量的轻重。作为正承重的，指的是车厢下的木材，车所取正的地方，是两侧车帮所竖立之处，而横木和车轼又依附在两侧车帮上，所以称为正承重。将车辕的长度分为十分，取其中一份作为它的周长，那么軓前十尺与隧长四尺四寸，共一丈四尺四寸，以十分之一作为正承重的周长，那么周长就是一尺四寸五分又二寸分之一了。作为衡承重的，指的是限制马颈不得超出两轭之间的地方，也就是车辕颈部用力的地方，所以称为衡承重。将它的长度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它的周长，那么衡长六尺六寸，其周长就是一尺三寸五分又一寸之一了。这都是承重木材的尺度，如果小于规定的尺度，那么力量不足以胜任其承载，所以称为无法承重。

将轸之间的距离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车轴的周长。将车辕的长度分为十分，取其中一份作为当兔的周长。将当兔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颈部的周长。将颈部的周长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踵部的周长。

车轴指的是贯穿车毂的车轴。车厢宽六尺六寸，就是轸之间的距离，分为五份取一份作为车轴的周长，那么周长就是一尺三寸五分又一寸之一，与衡承重的周长相应。当兔指的是车厢下贯穿车轴的部件。车辕长一丈四尺四寸，分为十分取一份作为当兔的周长，那么周长就是一尺四寸五分又二寸之一，与正承重的周长相应。颈部指的是颈部前面支撑衡的部件。将当兔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颈部的周长，那么周长就是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踵部指的是车厢后面承接轸的部件。将颈部的周长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踵部的周长，那么周长就是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凡是烘烤车辕，要使其顺理而没有过深的弧度，现在看大车的车辕挺直，它上坡又困难，既然克服了上坡的困难，它翻车也一定容易。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车辕挺直而且没有弯曲。所以大车在平地上已经节制了轩摰的承载，等到它上坡时，如果不伏下它的车辕，一定会勒死牛。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车辕挺直而且没有弯曲。所以上坡时加倍承载，还能上坡。等到它下坡时，如果不拉住它的邸，一定会勒死牛的后腿。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车辕挺直而且没有弯曲。

车辕用火烘烤，所以达到弯曲，也不可太弯曲，弧度太深就是太弯曲了。下文说“车辕想要弯曲而不折断”，车辕不厌恶弯曲，只是太深就会折断，所以要顺理而没有过深的弧度。顺理意思是顺应纹理。车辕顺应纹理，虽然没有弧度太深的祸患，也不可有挺直而且没有弯曲的趋势。于是记录《考工记》的人用大车的车辕来证明。大车乃

译驾牛的车，起初并不具备驾马的车辕那样的特性，只是依据其弯曲的车辕来验证大车的法则。如今大车的车辕向下弯曲，是说它的态势笔直且向下延伸。向下延伸就难以登上陡坡，即使能够登上陡坡，但在险峻的山坡上容易倾覆，这是因为车辕笔直而没有弯曲的缘故。大车在平地上虽然能够调节车辕上翘或下压的作用，使之高低相称，但如果要登上陡坡，牛就会因后退而伏在车辕上，车辕必然沉重而勒住牛，这也是因为车辕笔直而没有弯曲的缘故。登上陡坡，是从下往上，用力较多，所以称为加倍的负担。然而力气大的牛尚且能登上陡坡，等到下坡时，如果不摩擦车底的部件，车子有时会向前冲而绊住牛的后腿，这也是因为车辕笔直而没有弯曲的缘故。这三种情况，都是用来证明车辕需要弯曲的说法。

译因此，车辕应当修长且合乎法度。

颀，如同《诗经·硕人》中“颀颀”的颀，意思是长。典，是常道，也是法度。车辕贵在曲直顺应纹理，所以要求修长且合乎法度。修长且合乎法度，那么车辕虽然长，却符合法度的常理了。

车辕弯曲过度就会折断，弯曲不足就会使马负重。车辕顺直则利于平稳，利于平稳则耐久，和谐则安稳。车辕应当弯曲而不折断，笔直而不断裂。前进时与马匹相协调，后退时与人相协调。整日驰骋，左边的人不会疲倦；行驶数千里，马匹不会因倚靠车辕而受伤；整年驾车，衣服也不会破损。这都是因为车辕的和谐。它能激励马匹发挥力量，马匹的力量即使耗尽，车辕仍能凭借惯性前行一段。

车辕弯曲过度就会折断，是说揉制得太深，就会损伤其力量，所以马匹倚靠它就容易折断；弯曲不足就会使马负重，是说揉制得太浅，马匹背负它反而损伤马的力量。这是车辕的弊病。不深不浅，如同水流灌注，没有凝滞，所以行驶时顺利而顺畅，载重时平稳而端正。顺利平稳则越久越坚固，马匹牵引它感到和谐，人乘坐它感到安稳，这是车辕的优点。它的优点和弊病就是这样，所以反复详细记载揉制车辕的方法。所谓“车辕应当弯曲而不折断，笔直而不断裂”，就是揉制车辕的方法。弧，是弯曲，太弯曲就容易折断，所以要求弯曲而不折断，上文说的“无弧深”就是这个意思；经，是笔直，太笔直就容易断裂，所以要求笔直而不断裂，上文说的“孙”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柔顺而没有过深的弯曲，那么就没有不能适应进退的适宜情况。前进并非能主动与马匹谋划，而是像与马匹相谋；后退并非能主动与人谋划，而是像与人相谋。因此，没有情感的车辕，与有情感的人和马，不期而然地自然契合，如果不是达到极致的和谐是做不到的。车辕既然达到了和谐，那么它的使用就没有不顺利的，它的行驶就没有不便利的。因此整日驰骋而左边的人不疲倦，是说尊者在车左而没有疲乏的样子；行驶数千里而马匹不倚靠车辕，是说马匹与车辕相习而没有倚靠的弊病；整年驾车衣服不破损，是说马匹没有动摇而不劳累驾车者的力气。这三者都是优点，这才可以说车辕的和谐。然而不仅仅是和谐而已，车辕的态势和谐而顺遂，那么它前进必定容易。马匹的力量尚未发挥，车辕已有促使它前进的作用，并不是真的能劝勉，而是它的态势仿佛使之如此；马匹停止行走，那么无处使用力气，车辕仍能凭借惯性再前进一段，并不是有意再取道，而是它的态势自然不容停止。那么即使是记载《考工记》的人善于形容，工匠的巧妙也不过如此罢了！

优良的车辕环绕着漆饰，从伏兔到軓的距离不到七寸，軓中有漆饰，这叫做国辀。上文说良辀，下文说国辀，这是记载《考工记》的人善于形容。说国辀，就是极力说明它是优良的。就像经文说良马，是总说驾驭五种车马的；又说国马，则是乘车、兵车所专用的。这是国辀与良辀的区别。良辀环灂，是说它的楘上有五个环，用漆装饰，所以叫环灂。自伏兔不到軓七寸，軓中有灂，是说车辕长一丈四尺四寸，漆所不到的地方，从伏兔到軓只有七寸而已，軓中间也有一半有漆饰。这只是车辕的一个方面，为什么就称之为良辀，而且以国辀来称许它呢？大概是从上文说车辕的和谐，到这里才用良辀、国辀来命名，这是记载者的叙述方法。

车轸的方形，是用来象征大地的；车盖的圆形，是用来象征天空的；车轮的辐条有三十根，是用来象征日月运行的；车盖的弓有二十八根，是用来象征星辰的。

车的形制，不过在于形状和数目，而圣人观察天象制造器物，实际上蕴含着不言自明的道理。车轸和车厢都是方形的，不说车厢而说车轸，是因为车轸在车厢之下，以方形承载上方，所以特别说它象征大地。车盖和车轮都是圆形的，不说车轮而说车盖，是因为车盖在车轮之上，以圆形覆盖下方，所以特别说它象征天空。车轮有辐条，是为了直指中心，辐条以三十根汇聚于毂，这个数目象征日月运行，以三十天为一个周期。车盖有弓，是为了遮蔽，弓以二十八根汇聚于部，这个数目象征二十八星宿，环绕排列在天空的四方。一辆车的形制，取象如此，而圣人又乘坐它与之同行，那么天、地、人三才实际上寓于其中，这大概是超越了形状和数目的表象了。

龙旗有九条飘带，是用来象征大火星的；鸟旗有七条飘带，是用来象征鹑火星的；熊旗有六条飘带，是用来象征伐星的；〇蛇旗有四条飘带，是用来象征营室星的。

上文说周代上舆车官的形制，没有比这更详细的了。车上必定要树立旗帜，所以这篇经文以旗帜和飘带的意义作为结尾。然而考察其形制，都与周官不符。巾车所说的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主要是五种车所树立的，并且兼有四种伐的形制。司常所说天子树立大常、诸侯树立旂、孤卿树立旜、大夫士树立物、师都树立旗、州里树立旟、县鄙树立旐，主要是国家大阅兵时，树立它们来率领众人。大司马所说天子乘坐大常、诸侯乘坐旂、军吏乘坐旗、师都乘坐旜、乡遂乘坐物、郊野乘坐旐、百官乘坐旟，主要是中秋治兵时，乘坐它们来率领众人。大行人所说树立九条飘带的常、树立七条飘带的常、树立五条飘带的常，主要是五等诸侯的命数，以及统一邦国的礼仪。司马、司常说旗帜而不说飘带，大行人虽然说了飘带，但特别明确诸侯的形制。巾车在大常上说飘带，而在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上不说飘带，这是天子五种车的形制。只有司常

译司马规定天子、诸侯、群臣的旗帜制度，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旗帜上垂旒的数量，但其垂旒数量也各自遵循其爵命等级的数目。诸侯采用奇数，所以以九、七、五为等级；群臣采用偶数，所以以八、六、四为等级。如今辀人所说的龙旗九旒、鸟旟七旒，确实采用了阳奇之数；所说的熊旗六旒、龟蛇四旒，则特意采用了阴偶之数。然而都把它们当作天子的旗帜制度，这大概令人难以理解。如果以此来契合巾车的制度，认为龙旗是大旂、鸟旟是大赤、熊旗是大白、龟蛇是大麾，似乎说得通。但是大赤是周代的制度，大白是殷代的制度，大麾是夏代的制度。难道周代专门使用鸟旟、殷代专门使用熊旗、夏代专门使用龟蛇吗？如果再以此来契合司常、司马的制度，认为龙旗是诸侯所建、鸟旟是州里百官所建、熊旗是师都军吏所建、龟蛇是县鄙郊野所建，似乎说得通。然而诸侯建立交龙的旗帜，以至于州里、百官、师都、军吏、县鄙、郊野所建的旗帜，其旗帜各自依照其爵命等级，难道专门局限于龙旗的九旒、鸟旟的七旒、熊旗的六旒、龟蛇的四旒吗？如果说天子乘坐玉路建立大常，那么象路载鸟旟在前，木路载龟蛇在后，金路载龙旗在左，革路载熊旗在右，也没有依据。况且周代制度玉路用于祭祀，而四路跟随，本来就已经有巾车的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了。辀人的四面旗帜将安置在哪里呢？何况成周的车旗，依托事物取象，都有不言自明的道理。辀人四面旗帜的含义，这难道是成王、周公依托事物取象的本意吗？现在考证得知，大火，是东方苍龙宿的星宿，心宿就是它；其所属有尾宿，尾宿有九颗星，所以龙旗九旒来象征它。鹑火，是南方朱雀宿的星宿，柳宿就是它；其所属有星宿，星宿有七颗星，所以鸟旟七旒来象征它。伐，是西方白虎宿的星宿，与参宿连体而有六颗星，所以熊旗六旒来象征它。营室，是北方玄武宿的星宿，与东壁宿连体而有四颗星，所以龟蛇四旒来象征它。然而有可疑之处，同为青龙，为何只限于大火？同为鸟隼，为何只限于鹑火？同为熊虎，为何只限于伐？同为龟蛇，为何只限于营室？这是在四方七宿中，各自列举其偏旁的星宿。大火是心宿，为何与尾宿的九颗星有关？鹑火是柳宿，为何与星宿的七颗星有关？六旒象征伐宿，伐宿只有三颗星，如果不说与参宿连体，那么六这个数字就不够；四旒象征营室，营室只有两颗星，如果不说与东壁宿连体，那么四这个数字就不够。况且东南方的星宿取其一，西北方的星宿取其二；东南方取日月所舍的星次，西北方取星宿的名称；东南方取七宿的中间，西北方取七宿的末尾。这种说法参差不齐，不符合古制，这难道是成王、周公的制度吗？大抵辀人的四面旗帜，不是周代的制度，也不是前代及秦代的制度。《巾车》篇说大旂、大赤、大白、大麾，是前代的制度，这不是前代的制度；《大司马》、《司常》篇说旂、旗、旟、旐，是成周代的制度，这不是成周代的制度；《月令》篇说四季载青、赤、白、黑之旗，是秦代的制度，这也不是秦代的制度。那么依据是什么呢？《曲礼》说：“前行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正好符合辀人四面旗帜的说法，而《曲礼》也是先秦的古书。上文有车骑的说法，而夏商周三代没有车骑，骑马的制度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才开始，赵国改穿胡服，与匈奴对抗，于是有了骑兵作战。或许这是赵国的制度呢？如果不是，那就是战国的制度呢？《国语》说：“左军都使用赤色的鸟旟。”而许慎却说熊旗六旒用来象征伐星，士卒以此作为旗帜，那么这就是战国的军制，而用于车战之中。由此推断，辀人的四面旗帜是战国的制度，这是显而易见的。

译弧形的旌旗和弯曲的箭矢，是取象于弧星。弧弓和枉矢，见于《夏官·司弓矢》的职掌，可见弧矢取象于星宿的传统由来已久。大概《晋志》所记载的，弧星有九颗，位于狼星东南，是天弓，主管防备盗贼，常常指向狼星。如果弧矢动摇，不像平常那样，就会多盗贼。这就是成周时期设立弧矢制度的原因。然而《周官》中都不言说旗帜上绘制的图案，只有《觐礼》说：“侯氏载龙旂弧韣。”解释者认为旌旗之类都有弧形的装饰。弧用来张展旗帜的幅面，又设置箭矢象征弧星有矢，恐怕未必所有旌旗都有这种装饰，或许是诸侯的规制吧？现在辀人将这四旗并列，是沿袭侯氏的规制作为军制的装饰，由此更加确信四旗是战国时期的制度。

攻金之工：筑氏执掌下齐，冶氏执掌上齐，鳬氏负责调声，防氏负责定量，段氏制作镈器，桃氏制作刀刃。金属有六种合金比例：将金属分为六份而锡占一份，称为钟鼎的合金比例；将金属分为五份而锡占一份，称为斧斤的合金比例；将金属分为四份而锡占一份，称为戈防的合金比例；将金属分为三份而锡占一份，称为大刃的合金比例；将金属分为五份而锡占两份，称为削杀矢的合金比例；金属和锡各占一半，称为鉴燧的合金比例。

筑、冶、鳬、防、段、桃，这是攻金之工的六种。而金属也有六种合金比例：钟鼎，第一；斧斤，第二；戈防，第三；大刃，第四；削杀矢，第五；鉴燧，第六。况且天下最刚硬的，没有比金属更刚硬的，为什么要用锡呢？大概是用锡的柔韧来补救金的刚硬，然后其器物才可用。这六种工匠，为之调适其性质，而节制其合金比例，所以称为“六齐”。合金比例以锡多为下，锡少为上，于是又有上齐、下齐的区别。筑氏制作削刀，将金属分为五份而锡占两份，则锡多为下，所以说执掌下齐；冶氏制作戈防，将金属分为四份而锡占一份，则锡少为上，所以说执掌上齐。锡少为上，则钟鼎、斧斤、戈防都是上齐；锡多为下，则大刃、削杀矢、鉴燧都是下齐。由此推论，则鳬氏负责调声，防氏负责定量，段氏制作镈器，应当归入上齐；桃氏制作刀刃，应当归入下齐。然而下文鳬氏制作钟，而这里说负责调声；桃氏制作剑，而这里说制作刀刃。大概声音以金属为正，而刀刃以剑为利，其区别在于此。至于这里提到鼎与斧斤、鉴燧，而经文不命名其官职的，是因为鼎与斧斤属于上齐，由冶氏制作；鉴燧属于下齐，由筑氏制作。

筑氏制作削刀，长一尺宽一寸，六个削刀合起来成为一个圆规，希望它崭新而无穷尽，即使磨损殆尽也没有缺陷。削，就是刀。古人使用竹简，用竹子制作，用火烤干，然后用削刀刻写文字，其用途关乎天下者甚大。上文提到鲁国的削刀，认为是因为地气优良，不只是地气的原因，秦国因为善于作战的人多，所以多庐舍，楚国因为善于耕作的人多，所以多镈器，鲁国的削刀，大概也是同样的缘故。筑氏的职掌，虽然说执掌下齐，但实际用途非常紧急。长一尺宽一寸，这是削刀的规制；六个合为圆规，则其中含有深意。大概竹简上的文字，有纵横、曲直、反缺、倒仄的体势，只有削刀的趋势顺遂，然后才能得其便利，这就是取法于六个合为圆规的原因。又须筑氏以巧思制作，常希望它像新磨的刀锋，使用无穷，虽然使用久了不能没有磨损，但锋刃锐利，即使磨损殆尽也没有残缺的祸患，所以说无恶。这又是非常工匠所不能达到的。自从秦国的蒙氏制作毛笔，人们才开始习惯于简便，汉代保存古法，仍然取用书刀兼而用之，称为刀笔。然而机巧之事竞相兴起，巧诈百出，终究不如古人使用削刀那样安稳。

冶氏制作杀矢，刃长一寸，围一寸，铤长是刃的十倍，重三垸。

冶氏执掌上齐，此经所言戈、防即是。现在首先说“制作杀矢”，这是“杀矢以至重三垸”这十三字乃衍文重出。郑氏也认为似补脱误在此。大概杀矢的规制，将金属分为五份而锡占两份，这是下齐，不应由执掌上齐的冶氏制作。况且此经只有玉人的规制与典瑞相同，然而前后差异很大，且有散逸不全者，大抵是收拾秦火之后的残编，像这样的不一而足。何况矢人制作箭矢自有这十三字，想当时传写误置于冶氏之下，这其为衍文无疑。

戈的刃宽二寸，内是刃的两倍，胡是刃的三倍，援是刃的四倍。如果太直则刺不进去，如果太曲则刺不透彻。内太长则前面折断，内太短则刺不快。所以胡的曲直和刃的宽度，重三锊。戈，是刺击的兵器。郑氏认为是钩兵，有人怀疑，于是说已倨、已句是钩兵的制度，这就错了。大抵句为太曲，倨为太直，这就是戈所言倨句的原因。戈有两个刃。内，是指胡以下连接柲的部分；胡，是指矛旁出的部分；援，是指直而向上的部分。戈宽二寸，总括内、援与胡来说，直径都是二寸。内是两倍，则其长四寸；胡是三倍，则其长六寸；援是四倍，则其长八寸。已倨、已句，则专指胡来说。胡的曲直，锋本必须横而取围于磬折。已倨则胡过于直，过于直则刺人而不入；已句则过于曲，过于曲则刺人而不决。长

译“内”，是说弓弣内侧过长；“短内”，是说弓弣内侧过短。弓弣内侧过长，则弓臂短，弓臂短则弯曲程度超过磬折，弯曲超过磬折则弓弣与弓臂末端平齐，所以容易折断前端；弓弣内侧过短，则弓臂长，弓臂长则弯曲程度小于磬折，弯曲小于磬折则拉弓时不能迅速到位，所以射速不快。弯曲小于磬折的外侧，就是弓弣的内侧；弯曲大于磬折的外侧，就是弓弣的外侧。如果弯曲程度大于或小于磬折的外侧都宽厚，那么上下都宽厚，就没有这四种弊病了。弓重三锊，先儒认为锊就是锾，与《尚书》所说的“其罚百锾”相同，其重量为六两大半两，三倍则为一斤四两，这种说法确实如此。造箭的人说重三垸，乃读作“丸”，难道不是因音相近而传抄有误吗？

译防的宽度是一寸半，内（刃部）的长度是宽度的三倍，胡（横刃）的长度是宽度的四倍，援（直刃）的长度是宽度的五倍，胡与援形成的夹角符合直角标准，加上刺（柄前端的金属套）的重量，总重三锊。

防与戈相同，戈有两个刃，防有三个刃，都是刺击类的兵器。怎么知道它是三个刃呢？《考工记》上篇说戈的宽度是二寸，援和连接木柄的部分长一尺二寸，胡长六寸，重三锊。这防的宽度是一寸半，胡的长度是宽度的四倍，那么与戈一样长六寸；内的长度是宽度的三倍，援的长度是宽度的五倍，虽然上下相差半寸，实际上与胡的总长是一尺二寸。但是它的刃比戈窄半寸，按理应该轻一些，却也同样重三锊，如果不是三个刃，就会比戈轻，重量就不一样了。因为是三个刃，所以胡的夹角符合直角，意思是方正。在援的外面，又有叫做刺的部分，刺是装在木柄前端像鐏一样的东西，是从援和胡的横向中间伸出来的。有了刺和三个刃，才显示出三个锋刃的数量。

桃氏制作剑，剑刃的宽度是一寸半，两边的斜面各占一半。用剑刃的宽度作为剑茎（柄）的周长，剑茎的长度是周长的两倍。在剑茎的中间，向后逐渐加粗。将剑刃的宽度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剑首（柄头）的宽度并围成圆形。

剑用来制止暴恶，桃木用来辟除不祥，二者性质相似，所以用桃氏来制作剑。剑的锋利之处在于刃，刃叫做腊。腊的宽度是一寸半，那么腊的两面各有刃。两从，是指剑脊中间高，两边削薄趋向剑刃的部分，各宽一寸四分寸之一。用腊的宽度作为剑茎的周长，长度是周长的两倍，剑茎是指剑夹中间人握持的部分，它的周长是一寸半，那么它的长度就是五寸。在剑茎中间向后逐渐加粗，是为了便于操持控制。将腊的宽度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剑首的宽度并围成圆形，剑首的宽度是指剑柄连接剑刃处的直径。将一寸半分为三份去掉一份，那么剑首的宽度是一寸三分寸之二，围成圆形，正是指圆，与庐（箭杆）以围为圆相同。

剑身长度是剑茎长度的五倍，重九锊，称为上制，上等士人使用；剑身长度是剑茎长度的四倍，重七锊，称为中制，中等士人使用；剑身长度是剑茎长度的三倍，重五锊，称为下制，下等士人使用。

上、中、下三等士人，不是指命士。《乐记》所说的“虎贲之士”，就是《说剑》中提到的。剑的上制，长三尺，重三斤十二两；中制，长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两三分两之二；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三分两之一。各自根据人的材力强弱，列为三等使用，那么人与兵器相习惯，就没有不安适的祸患了。

凫氏制作钟，钟口两角的边缘叫做铣，铣之间的部分叫做于，于的上面叫做鼓，鼓的上面叫做钲，钲的上面叫做舞，舞的上面叫做甬，甬的上面叫做衡。悬挂钟的环叫做旋，旋上的虫形装饰叫做榦。钟上的带状纹饰叫做篆，篆之间的部分叫做枚，枚叫做景。于上的凸起叫做攠，攠叫做隧。

天下的物品，重的不超过金属，轻的不超过羽毛。凫，是羽类动物，没有比它更轻的了。想要钟声清扬而远闻，所以制作钟，用凫氏取其声音的轻灵。凡是钟不圆而有两个角，栾，就是角。角叫做铣，是因为角上不再施加装饰，取其明洁，说它极光滑像洗过一样。铣之间叫做于，是因为钟形上部弯曲而不直，声音由此产生，舒缓而不急促，就像气息的出入一样。于的上面叫做鼓，是因为敲击的地方声音由此发出，所以叫鼓。鼓的上面叫做钲，是因为左右上下在这里取正，所以叫钲。钲的上面叫做舞，是因为声音宏大在这里发扬，所以叫舞。舞的上面叫做甬，是因为钟柄连接的地方有不尽的用途，所以叫甬。甬的上面叫做衡，衡，是平的意思，说甬上的态势端正而用来取平。悬挂钟的环叫做旋，是环绕而系挂的意思，说系挂它像循环一样。旋上的虫形装饰叫做榦，榦，是坚固的意思，在上面设置装饰以使其坚固。钟上的带状纹饰叫做篆，是介于鼓、钲、舞之间，而它的形状细长像带子，所以叫带；它的带子像篆籀的文字，所以又叫篆。篆之间的部分叫做枚，枚叫做景，是因为篆之间有钟乳夹在鼓与舞之间，像许多物品的枚，所以叫枚；它的枚像日影一样明亮，所以又叫景。于上的凸起叫做攠，是因为敲击的地方像磨光的光泽，所以叫攠；攠的凹陷像燧石，所以又叫燧。从两角的铣到鼓上的舞，是用来确定钟的形体的；舞上的甬、甬上的衡，是用来端正钟的悬挂的；钟悬挂的旋到攠叫做隧，是用来装饰钟的。钟的形制在这里完备了。

将铣的宽度分为十份，去掉两份作为钲的宽度。用钲的宽度作为铣间的宽度。去掉两份作为鼓间的宽度。用鼓间的宽度作为舞的长度。去掉两份作为舞的宽度。用钲的长度作为甬的长度。用甬的长度作为甬的周长。将甬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衡的周长。将甬的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上面一份在下面，用来设置旋。

这里说钟的尺度而不说多少，是随着律吕的大小长短来制作而已。《周语》说：“景王将要铸造无射钟，向伶州鸠询问律吕。”伶州鸠回答说用律吕来度量均平钟，均，是平的意思。假如黄钟的律长九寸，用律吕计算钟身加倍加半，大概是取九寸的加倍而又取九寸的一半，那么总共是二尺二寸半。其他律吕也是这样，各自用它们的律吕作为宽、长、围、径，这就是度律均钟。律吕有长短，所以钟有小大；钟有小大，而长短也想要相称。凡是钟的

译钟的形制，都是下部宽大、上部收敛，所以钲的直径占铣直径的十分之八，而铣之间的距离则与钲的直径相同。鼓的直径与钲相同，而鼓之间的距离减少二分，那么鼓之间的距离就占铣直径的十分之六。用这个鼓之间的距离作为舞部的长度，那么舞部之间的距离就与鼓之间的距离相等了。再减去二分作为舞部的宽度，那么舞部的宽度就占铣直径的十分之四了。由此类推，那么铣之间的距离与钲相应，鼓之间的距离与舞部的长度相应。然而舞部的上下既已紧凑，应当以横向为长，纵向为宽，这样上部就不会过于收敛，下部也不会过于宽大了。用钲的长度作为甬的长度，那就太长了，不符合常理，先儒认为应该加上衡的长度，这是正确的。用甬的长度作为它的周长，将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衡的周长，因为衡在甬的上面，比甬小，所以如此。将甬的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上面，一份在下面，用来设置旋，上面既已用钲的长度作为甬和衡的长度，所以让衡占一份，旋又占一份，从而位于甬的中央，这才是正确的。按照这样的方法制作钟，那么钟的大小长短都可以用音律来推算了。

译钟体厚薄所产生的震动，清浊之声的由来，口部宽窄所引发的现象，都有解释：“钟太厚声音就滞涩，太薄声音就散漫，口部太宽声音就急促，口部太窄声音就压抑，甬部太长声音就震荡。”

钟以声音为主，而声音的产生根本在于形体，形体既然不同，声音也随之不同，这就是钟的大小贵在合乎中道的缘故。大钟以鼓间十分之一的厚度为厚，小钟以钲间十分之一的厚度为厚，这样就达到了厚薄的中道。现在凫氏谈论厚薄却难免产生震动，那必定是有不合中道的地方。厚薄不合中道，起初不过只是震动罢了，至于声音的清浊由此产生，口部的宽窄由此兴起，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记载者在这里说是有解释的，大概是有解释来推究这些弊病产生的根源。说大钟不能不厚，但太厚了声音就滞涩而发不出来；小钟不能不薄，但太薄了声音就散漫而多扩散；形体口部太宽的，声音紧迫狭窄而发出急促；形体口部太窄的，声音压抑而发不出来；甬部太长的，声音震荡而不稳定。声音的弊病，都是形体失去中道的缘故。所谓有解释的就是这样。

因此大钟将鼓间分为十分，取其中一分作为厚度；小钟将钲间分为十分，取其中一分作为厚度。钟大而短，那么声音急促而听得不远；钟小而长，那么声音舒缓而听得远。制作遂（钟口边缘），将厚度分为六分，取其中一分作为深度并使之圆润。

大钟以鼓间十分之一作为厚度，小钟以钲间十分之一作为厚度，这是鼓间、钲间都占据铣间十分之六，它们的数值是一样的。郑氏认为鼓间和钲间同样都是六方，而现今应当不同，又说：“如果说鼓外、钲外，那就接近了。”殊不知鼓间、钲间虽然相同，但钟的大小不同，根据钟的大小形状，各自取用大小的数值，那么它们的厚度实际上是不同的，何必一定要鼓外、钲外的说法呢？至于钟大而短，声音急促而听得不远；钟小而长，声音舒缓而听得远，这也是在两者的厚度中取中道。至于遂，特别在上面的攠处，它的方、圆、深、浅对于钟来说似乎没有很大的弊病，但也取厚度的十分之一，既使之深，又使之圆，制作钟不随意就是这样。

防氏制作量器，重新冶炼金和锡，那么就不会损耗。不损耗然后称量它，称量它然后校准它，校准它然后测量它。

防是坚固的意思，量器与钟、鼎同为上等齐备，都是六分金中锡占一分。又希望它重新冶炼不损耗，取的是它的坚固罢了。不损耗，然后称量它，以观察其轻重的平衡；称量它，然后校准它，以观察其高下的均匀；校准它，然后测量它，以观察其多寡的相当。由此把它放入模具铸造，这就是量器之所以最为坚固而使用无穷的缘故。

用量器来制作鬴，深一尺，内部方形一尺而外部圆润，它的容量是一鬴。它的臋（底部）一寸，容量是一豆；它的耳（把手）三寸，容量是一升。

周代使用四营的倍数，四龠为一合，四合为一升，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鬴。鬴深一尺，内部方形而外部圆润，那就是四区；它的臋一寸，容量是一豆，那就是四升；它的耳三寸，容量是一升，那就是四合。郑氏认为鬴是六防四升，确实得到了正确的理解。至于焦蹈则认为跃于龠，合于合，登于胜，聚于防，角于斛，所谓的鬴，就是斛，深一尺方一尺而外部圆润，确实能容纳；所谓的豆，就是防，它的臋一寸，确实能容纳。虽然如此，这是西汉所谓的量器。班固论量器说：“上面是斛，就是十防；下面是防，就是十胜；左耳是胜，就是十合；右耳是合，就是十龠。”龠以一千二百黍为容量，从龠到斛都以十计算，大概比周量的倍数多出一倍半。焦蹈以此作为周代的量器，难道是这样吗？有人说焦蹈大概是引用《管子》说：“百胜而成鬴。”这鬴是斛的证据。《梓人》说：“爵一胜，觚三胜，献用爵而酬用觚，一献而三酬就是一豆了。”这豆是防的证据。这不是正确的。孔子曾经对冉有说：“给他一釜。”马融解释它说：“六防四升。”《管子》因时制宜，釜与鬴相同，但实际数值却不同于周代，大概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制作豆有的用木有的用瓦，木豆容量四胜，醢人说四豆的容量就是这样；瓦豆容量十胜，旊人说豆容量三而成觳就是这样。梓人所说的豆，也是瓦豆罢了，臋所容纳的，应当与木豆数量相同。有人说鬴豆固然不是齐国的法度，但焦蹈说豆、区、釜、钟各自四倍而上升的，是齐国混乱的法度，为什么要取用呢？回答说：晏子以齐国旧有的四量，四胜为豆，各自四倍上升到釜，十釜为钟。陈氏三量都上升一倍，钟就大了。用家量借贷，用公量收取。这是晏子在春秋时期，距离成周还不远，他论四量必定有根据。有人说周代的量器深一尺方一尺，汉代制度也是这样，算方一尺就容纳一斛，如果容纳四豆，岂不是太大太少了？回答说：周代用指尺八寸，汉代用黍尺十寸，量器方一尺深一尺虽然相同，但尺有长短之差所以如此。

重一钧

量法的根本起源于黄钟之龠，至于鬴深一尺，内部方形一尺而外部圆润，它的重量是一钧。如果汉律历的斛，也深一尺，内部方形一尺而外部圆润，它的重量竟然达到二钧，为什么

译吗？考察《律历志》，可知汉代使用以黍为标准的尺，长度为十寸；若是周代，则使用以手指为标准的尺，长度为八寸。《说文解字》说：“咫是八寸，即周代的尺。”《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寸作为一步，现在用周六尺四寸作为一步。”这就是八寸尺的佐证。周代的量器方形而窄，所以它的容量是一鬴，重量是一钧；汉代的量器方形而宽，所以它的容量是一鬴，重量却是二钧。本朝范镇曾经说：“周代的鬴重一钧，汉代的鬴重二钧，它们的音高都符合黄钟律。由此可知，尺是权衡的标准，相传至今没有改变，只有量器有所不同。现在的官府量器，容量只有古代的一半。人们却不知道，周代的一钧，就是现在的半钧。因为现在的尺已经比古代加倍了，所以现在的半钧就等于古代的整钧，现在的黄钟重半钧，就是古代重一钧的情况。”

译它的声音符合黄钟的宫音。

古代神明的乐官考察中正之声来制定度量衡，由此可知度量衡的方法本源于黄钟的龠，因为黄钟就是中正之声。周代的制度已经久远，参照汉代的制度，黄钟的律管，起初是用一千二百粒秬黍堆积而成的。黍的堆积有多有少，所以律管的长度有长有短。黄钟律管的长度是九寸，它所容纳的黍是一千二百粒，其他的律管由此产生。所以用一黍的宽度作为一分，累积分成为寸，累积寸成为尺，累积尺成为丈，累积丈成为引，由此可知五种长度单位的方法都起源于它的长度；用一千二百黍的重量作为十二铢，累积铢成为两，累积两成为斤，累积斤成为钧，累积钧成为石，由此可知五种重量单位的方法都起源于它的重量；用一千二百黍的数量作为一龠，累积龠成为合，累积合成为升，累积升成为豆，累积豆成为区，累积区成为鬴，由此可知五种容量单位的方法都起源于它的数量，这样各种制度就完备了。因此五种长度单位都起源于黄钟的长度，五种重量单位都起源于黄钟的重量。量器的深度一尺、宽度一尺以至于重量达到一钧的，既然符合黄钟的权度，而又起源于黄钟的龠，其中符合黄钟的宫音是适宜的。

刮平而不征税

刮平是用来使物品公平的，不征税是用来使天下公正的。贾氏引用赵商的问话：“刮平而不征税，廛人为什么有税收？”郑玄说：“官方的量器没有税，那些防人有税，是在集市上经常使用的。”这种说法很浅陋。现在考察防人征收市场的总布，后郑认为这是守升斛者的税，不是说升斛本身有税，而是用升斛来收取税罢了。不然的话，角人用齿骨来度量收取，掌染草的人用权量来收取草物，难道都叫作税吗？因为这种量器刮平的公平，既通用于百姓，也通用于官府，这就是不征税的原因。

它的铭文说：“当时文王深思探究，确实达到了极致。嘉量已经制成，用来观察四方各国。永远开启后代，这件器物作为准则。”

铭文的含义，有作为警戒的，有作为赞美的。警戒如商汤的盘铭那样，赞美如卫国孔悝的鼎铭那样。这量器上的铭文，只是赞美罢了。大概圣人制定量器，本源于黄钟的龠，五权、五度、六律、六吕都从这里开始，而礼乐实际上蕴含其中。如果不是当时文王那样的君主，哪里足以探究制作的道理？《祭统》说：“有地位而没有德行，不敢制作礼乐；有德行而没有地位，不敢制作礼乐。”德行和地位兼备的，不是文王又是谁呢？只有文王这样的君主，内心思考，向外探究事物，确实达到了这道理的极致，所以他的量器足以概括天下的美，称为嘉量。“以观四国”，说的是大观在上之观，巍然在上，确立这嘉量的法度，而以中正之道观察天下。“允启厥后，兹器维则”，说的是五则的准则，不仅仅是后代的五量从这里取法，像五权的轻重、五度的长短、六律六吕的高低，也都从这里取法。舜首先统一度量衡，武王首先谨慎权量，也是这个意思。铭文中所说的“时文思索”，难道欺骗我吗！

大凡铸造金属的状态，金和锡，黑浊之气耗尽，黄白之气接着出现；黄白之气耗尽，青白之气接着出现；青白之气耗尽，青色之气接着出现，然后才可以铸造。金，是坚硬的；锡，是柔软的。锡占金的六分之一，所以专门说铸造金的状态。上文说改煎金锡就不损耗，而这里说它的证据，以青色为贵。《弓人》说：“青色，是坚硬的征兆。”只有金也是这样。金的青色，那么它的颜色纯粹，它的力量坚硬；其次是青白，那么颜色稍微杂乱；其次是黄白，那么杂乱而软弱；至于黑浊，那么污秽滞涩而不可用了。所以铸造金的状态，开始由黑浊变为黄白，又由黄白变为青白，又由青白变为纯青，那么也就恢复它的本性而得到最坚硬的性质了。在防氏制作量器之后说，这就是所谓上等齐备的吗？

段氏

段氏制作铸造器具，从工序上可以知道。大凡农具，耕地用耒，除草用镈，收割用铚，镈的作用很大了。《臣工》的诗说：“准备好你的耒和镈。”庤，是准备的意思。《良耜》的诗说：“用镈刺入。”赵，是刺的意思。周朝以农事开国，而在兴盛的时代，用这个来歌颂成功，适宜段氏以镈器专门负责其职，而记载《考工记》的人又以“粤无镈”作为首要称呼，由此意推之，那么段氏虽然消亡而不消亡了。

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二十八 宋 易祓 撰

函人制作甲胄：犀牛皮甲七属，兕牛皮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牛皮甲寿命百年，兕牛皮甲寿命二百年，合甲寿命三百年。大凡制作甲胄，必须先制作内衬，然后制作皮革。称量上旅和下旅的重量，而重量相等。用它的长度作为围度。大凡甲胄，锻造不紧密就不坚硬，已经破旧就会弯曲。

函，是包裹，是容纳，有保卫物品的含义，所以制作甲胄来保卫人，也叫作函。孟子说：“函人只怕伤害人。”大概制作甲胄，只取它的坚硬罢了。犀牛皮甲、兕牛皮甲，是指它的材质；合甲，说的是它的工艺，削制皮革而缝合它，它的甲胄比犀、兕更坚硬。属，说的是上旅、下旅甲片连接的数量，因为它的连接有次序，所以叫作属。所谓旅，是甲片。甲薄的甲片短，想要它坚硬；甲厚的甲片长，坚硬而不需要短。所以犀牛皮甲七属而寿命百年，兕牛皮甲六属而寿命二

译百年，合甲五属而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容者，人身有长短、大小之不齐，必先因服者之身以为之容，使其身安于甲，然后制革。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重若一者，上旅谓腰以上，下旅谓腰以下，权以知其轻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则无偏重之患。以其长为之围者，欲长短、广狭之相称。所谓先为容而后制革者如此。然革以鍜治为善。挚之为言至也，鍜不至于熟，则不坚而易坏；太熟而过，则已敝而易曲。此又言制之不可茍也。

穿铠甲百年，将五层甲片合在一起，寿命可达三百年。凡是制作铠甲，必须先制作内衬，因为人的身材有高矮、大小的不同，必须先根据穿着者的身形来制作内衬，使身体在铠甲中感到安稳，然后才制作皮革甲片。称量上半身和下半身的重量使之相等，上半身指腰部以上，下半身指腰部以下，通过称量来了解轻重，使上下重量均衡一致，就没有偏重失衡的隐患。用身体的长度作为铠甲的围度，是为了让长短、宽窄相互协调。所谓先制作内衬而后制作皮革甲片，就是这样的道理。然而皮革经过捶打处理才是好的。“挚”的意思是达到极致，捶打如果达不到熟透的程度，皮革就不坚硬且容易损坏；捶打得太熟过头了，皮革就会变得破旧且容易弯曲。这又是说明制作铠甲不可马虎草率。

译凡是考察皮革的方法，看它钻孔的地方，希望孔小而圆；看它的内层，希望它柔软；看它的接缝，希望它平直；把它卷起来放入皮套，希望它紧凑；举起来看它，希望它饱满；穿在身上，希望它不磨人。看它钻孔小而圆，说明皮革坚硬；看它内层柔软，说明材料经久耐用；看它接缝平直，说明制作精良；卷起来放入皮套紧凑，说明严密无缝；举起来看它饱满，说明色泽光亮；穿在身上不磨人，说明灵活多变。

铠甲的坚硬与柔软取决于皮革，而皮革这种材料，有好有坏，这就是需要考察皮革方法的原因。钻孔用来穿线，希望孔小而圆，因此皮革坚硬而难以损坏，所以说：“看它钻孔小而圆，说明皮革坚硬。”皮革的内层朝向身体，希望它和顺而不紧迫，因此材料经久耐用而不损坏，所以说：“看它内层柔软，说明材料经久耐用。”接缝上下平直而不弯曲，说明制作精良而不破旧，所以说：“看它接缝平直，说明制作精良。”紧凑，是说它紧凑而不松散，卷起来放入皮套中，以紧凑为好，那么严密无缝，所以说：“严密。”饱满，是说它宽大，举起来看它，以宽大为好，那么色泽可观，所以说：“光亮。”磨人，是说它摩擦，穿甲在身上，以不摩擦为利，那么回旋自如而适用，所以说：“灵活多变。”这就是考察皮革的方法。

鲍人（制革工匠）的工作，远看它，希望它像茶色一样白；近前握住它，希望它柔软而滑利；卷起来束紧它，希望它不歪斜；看它铺展的样子，希望它浅薄而不堆积；检查它的缝线，希望它隐藏不露。皮革希望它像茶色一样白并且迅速洗涤，那么它就坚硬；希望它柔软滑利并且涂上油脂，那么它就柔韧。拉直它，希望它平直。拉直了而平直，说明选取的材料端正；拉直了而弯曲，说明一边松一边紧。如果一边松一边紧，那么等到使用它的时候，必定从紧的那边先裂开。如果从紧的那边先裂开，那么这就是把宽大的皮革变得浅薄了。卷起来束紧它而不歪斜，说明厚薄有序；看它铺展的样子浅薄，说明皮革平整；检查它的缝线隐藏，说明即使破旧也不露出内里。

先儒引用古书认为鲍就是鞄。《说文解字》说：“鞄，是制作柔软皮革的工匠。”这就是鲍人所掌管的都是制作柔软皮革的工作。凡是皮革的制作，远看它，它的颜色大多昏暗，现在却希望它像茶色一样白；近前握住它，它的性质大多涩滞，现在却希望它柔顺而滑利。束紧，是说束缚防止它散开，卷起来束紧它，希望它舒展而不歪斜。铺展，是说铺开放置，看它铺展的样子，希望它浅薄而不堆积。检查它的缝线，希望它隐藏，是说皮革缝合的线头希望隐藏而不外露。皮革希望像茶色一样白，固然美观，但是洗涤如果不迅速，就会被水浸泡而容易损坏，所以迅速洗涤它就坚硬。皮革希望柔软滑利，性质固然柔顺，但是油脂如果不厚，那么材料就不润泽而容易破旧，所以涂上油脂它就柔韧。拉直它，希望它平直而不弯曲。平直而不弯曲，是选取材料时先端正。拉直了而弯曲，那么松紧不均，紧的那边必定先裂开，这是皮革虽然宽大却变得浅薄。从厚薄有序直到即使破旧也不露出内里，制作柔软皮革的方法达到这个程度，可以说很好了。

韗人（制鼓工匠）制作皋陶（鼓木），长六尺六寸，左右两端宽六寸，中间宽一尺，厚三寸，穹隆部分占三分之一，上下两端和中间都端正。鼖鼓长八尺，鼓面直径四尺，中间周长增加三分之一，叫做鼖鼓。制作皋鼓，长八尺四寸，鼓面直径四尺，形状像磬折。《地官·鼓人》有六种鼓的名称，韗人所说的鼖鼓、皋鼓，就是六种鼓中的两种。大概韗人以军事为义，而鼖鼓、皋鼓用于军事行动，正是韗人的职责。只有皋陶长六尺六寸直到上下两端和中间都端正的部分，韗人虽然说了它的形制但没有指出它的名称。先儒引用贾侍中的话说：“晋鼓大而短，接近晋鼓。”只是说接近而已，他的说法也没有经典依据，不是学者应该跟随的。皋陶，是鼓木，说它像陶穴一样中间空虚。长六尺六寸，左右两端宽六寸，中间宽一尺，厚三寸，是说鼓木的木板。这个鼓有二十块木板，每块木板两头各宽六寸，那么它的周长是一丈二尺，而鼓面直径是四尺。中间宽一尺，是说鼓板中间的一尺，它的周长是二丈，那么它的鼓中间直径是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这个鼓的中间直径就是所谓的穹隆部分，又说穹隆部分占三分之一，如果鼓面直径四尺，那么木板穹隆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两面加倍，就是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上鼓面直径四尺，那么穹隆直径也是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正好与上文中间宽一尺的直径相合。厚三寸，是说木板的宽窄虽然不同，但厚度都是三寸。上下两端和中间都端正，叫做三正。以上都是皋陶的形制。鼖鼓长八尺，鼓面直径四尺，中间周长增加三分之一，叫做鼖鼓，鼓面直径四尺，那么它的周长是一丈二尺，中间周长增加三分之一，那么它的周长是一丈六尺。制作皋鼓，长八尺四寸，鼓面直径四尺，形状像磬折，鼓面也是四尺，但是其中穹隆的部分有的平直有的弯曲，一律取法于磬折。这段经文先说鼖鼓的形制，因为军事优先；接着说皋鼓的形制，因为役事次于军事。只有皋陶不叫做晋鼓，那么应该遵循什么呢？总之，经文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主观臆断。

凡是蒙鼓皮，一定要在启蛰这一天。优良的鼓，瑕疵像堆积的环一样。鼓大而短，那么它的声音急促而听得不远；鼓小而长，那么它的声音舒缓而听得远。

启蛰

译中春之月，雷声从地下奋起，惊蛰的虫子全都活动起来，打开洞穴开始出来，这是上天以至阳之气鼓动万物的表现。在这天击鼓，是顺应其至阳之气，发出至阳之声罢了。好的鼓，鼓面边缘像堆积的玉环，那么周环就像玉环堆积在内部，这是鼓的优点。鼓的形状有大小、长短，声音有舒缓急促、远近不同，这是鼓的缺点。指出它的缺点，就可以推知器物的优点了。

译韦氏【缺】

韦氏的篇章已经亡佚，它所掌管的事务无法考证。而在《周礼》上篇中提到的鲍人的事务，则是处理皮革使之柔韧的工作。大凡皮去掉毛就称为革，经过熟制就称为韦。革如同革车之类，不一定需要熟制；韦如同韦弁服之类，必须经过熟制之后才能使用。或许韦氏所掌管的，就是用于弁服这类物品吧。

裘氏【缺】

画缋的工作，混杂使用五种颜色。东方称为青，南方称为赤，西方称为白，北方称为黑，天称为玄，地称为黄。

画的作用在于分布五色，缋则是将色彩聚集在一起罢了。大凡一气运行化为阴阳，阴阳分开化为五行，五行彰显化为五色。将五行播布于四时的，是阴阳的秩序；将四时混杂于五色的，是阴阳的道理。青色，是木的正色，凭借苍天之气而位于东方，所以东方称为青；赤色，是火的正色，凭借丹天之气而位于南方，所以南方称为赤；白色，是金的正色，凭借素天之气而位于西方，所以西方称为白；黑色，是水的正色，凭借玄天之气而位于北方，所以北方称为黑。阳的颜色以赤为根本，而以玄为正色，它的颜色回归于幽天的正色，所以天称为玄；阴的颜色以黑为根本，而以黄为正色，它的颜色符合中地的正色，所以地称为黄。将天地之色与四方之色并列于四时之间，也就像乾坤二卦与六子之卦并行于十二月之气一样。然而经文所说的混杂五色，则是青色与白、黑、黄，再加上所谓的玄色。玄与黑有什么区别呢？黑色，只是北方的正色罢了；玄色由黑与赤混合而成，则既有黑又有赤。赤是阳的正色，黑是阴的正色，只有天体兼备阴阳的正色而运行这五行，这就是它们区别的原因。

青与白相连接，赤与黑相连接，玄与黄相连接。青与赤称为文，赤与白称为章，白与黑称为黼，黑与青称为黻。画缋的工作，混杂五色，而玄色也被称为颜色，这是以天的正色来运行这五色的缘故，所以只说混杂五色。这里所说的相连接，不是次序的意思，也是混杂并列以作为设色的美感罢了。知道为什么要相连接，却不知道五行的道理，也不足以穷尽设色的工巧。巽卦位于东南，万物趋向于文明之地，所以青与赤称为文；坤卦位于西南，万物成就于役使之时，所以赤与白称为章；乾卦位于西北，其道主刚而能断，所以白与黑称为黼；艮卦位于东北，阴阳各自止于其所辨，所以黑与青称为黻。说青而接着说赤，以至说黑而接着说青，这是五行相生的意义；说青而接着说白，说赤而接着说黑，这是五行相克的意義；说玄而接着说黄，又是天地相合的意义。相合所以相比，相生所以相继，相克所以相治。古人合这几种情况，称为混杂五色，这也是本于天地五行自然的道理罢了。

五采备谓之绣

绣不同于画缋，但继画缋之后，相同的是都使用五色罢了。然而画缋属阳，施用的色彩即使不齐全，也没有妨害；绣属阴，阴道常显不足，常嫌于不齐全，所以五种色彩齐全称为绣。郑玄解释上经中文章黼黻的意义，都说是绣在裳上，这种说法固然不可拘泥，但其中也有道理存在。《尚书》提到六章之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提到藻而接着提到火，是青与赤的文；提到火而接着提到粉米，是赤与白的章；提到粉米而接着提到黼，是白与黑的黼；提到黼而接着提到黻，是黑与青的黻。只有黄色没有显现，而宗彝绣以虎蜼，也是以黄色为色。这确实是五采齐全的证明，而不说五色，大概是因为画缋主于设色，而绣则以五采为用，想要色彩齐全的缘故吧。

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

画缋的工作，不仅仅是崇尚形象，道德性命的道理，天地人物的变化，都蕴含其中。土以黄色，它的形象是方的；天时变化者，先儒认为古人的形象中没有天地，而这位记录者看到当时有，殊不知天地虽然不可以形容，土以黄色而位于中央，就是地的正色，可以确定形体来寻求，所以说它的形象是方的。青赤白黑，是四时的颜色，天以四时的颜色而生成万物，不可以确定形体来寻求，所以说天时变化。火的形状尖锐而性质圆，因物赋形，就有变通不穷的作用，所以说火以圆。山上正的部分为章，而草木也是地的章，都取其成象的意义，所以说山以章。水，是龙所居住的地方，而泽国的龙节也以同类来寻求，所以说水以龙。鸟，就是鸟隼为旟之类，用来显示挚速；兽，就是熊虎为旗之类，用来显示猛毅；蛇，就是龟蛇为旐之类，用来显示完果。有人说火与山水则画在衣服上，鸟与兽蛇则画在旗帜上，这种说法或许正确。然而画山于尊曰山尊，画龙于旗曰龙旗，难道只是衣服而已吗？画鸟于彝曰鸟彝，画兽于侯曰兽侯，难道只是旗帜而已吗？总之，古人杂

译当时处于五种颜色位置而被称为精巧的，确实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探求。

译凡是绘画之事，后施素色之功。

甘受和白，受采。绘画之事，具备五种色彩，以白色为先，所以说后施素色。功，是说先用粉质打底，然后施加五种色彩。子夏问《诗经》中“素以为绚兮”一句，孔子说：“绘画之事后施素色。”子夏随即有了“礼后乎”的回答，大概是因为礼必须以忠信为本质，就像绘画必须以粉质素底为本质一样。以粉质为底而称之为功，是说彰显施加五种色彩必须等待这个基础而后才能成功。

钟氏染鸟羽，用朱砂浸渍赤粟，三个月后加热，使其纯净后浸渍。浸染三次成为纁色，五次成为緅色，七次成为缁色。

万物中没有比钟更重的，没有比羽毛更轻的。羽毛的颜色想要显得厚重，所以用钟氏来染制；钟的声音想要显得清越，所以用鳬氏来铸造。鳬用来比喻声音的清越，钟用来比喻颜色的厚重。湛，是浸渍；秫，是赤粟。用朱砂浸渍赤粟，三个月后加热，是先提炼处理其颜色，等到三个月后才用火加热。又取羽毛使其淳熟并浸渍，使羽毛与颜色浸透并相互融合，这是染制羽毛的良法。然而染一次称为縓，染两次称为赪，染三次称为纁，纁色是从黄色进入红色。再染两次变黑就成为緅色，再染两次变黑就成为缁色。经文说三次浸染成为纁色，五次成为緅色，七次成为缁色，而不说四次、六次，查考《士冠礼》中有朱色绂带，郑玄说：“朱色是四次浸染。”这是纁色进入红色而四次浸染成为朱色。郑玄又说：“〇色在缁色和緅色之间，大概是六次浸染吧？”这是又以緅色进入黑色而六次浸染成为〇色。染制羽毛如此不苟且。然而钟氏染制羽毛，而春官中又有染人，大概染人掌管染制丝帛，而钟氏所染制的只是鸟羽。羽毛进入颜色比丝帛困难，这就是专门设置钟氏职位的原因。

筐人【缺】

防人用水沤丝，将丝放在水中沤七天，离地一尺处设置防具。白天在阳光下曝晒，夜晚在井中浸泡，七天七夜，这叫做水湅。湅帛用栏木烧灰，用灰汁浸渍帛，放入泽器中，用蜃灰浸渍，清除灰汁后覆盖，然后挥动，然后浇淋，然后覆盖，然后涂抹，然后过夜。第二天浇淋后覆盖。白天在阳光下曝晒，夜晚在井中浸泡，七天七夜，这叫做水练。

处理丝帛使其熟化叫做防，是治理生丝帛的意思。处理其生者，使其熟化罢了。丝比帛柔弱，帛比丝壮实。湅丝不过用水沤之，湅帛则用栏木烧灰煮而熟化，以至于浸渍、覆盖，又至于涂抹、过夜，其方法特别详细。这是湅帛、湅丝，其方法不同，而相同于白天在阳光下曝晒、夜晚在井中浸泡的，大概是在阳光下曝晒则用阳气温暖，在井中浸泡则用阴气冷却。精微地理解阴阳之理，而后才知道湅丝帛之所以巧妙。

玉人的工作，镇圭长一尺二寸，天子守护它；命圭长九寸，叫做桓圭，公爵守护它；命圭长七寸，叫做信圭，侯爵守护它；命圭长七寸，叫做躬圭，伯爵守护它。天子执持长四寸的冒，以朝见诸侯。天子用全玉，上公用龙纹，侯用瓒，伯用将，子男执皮帛。天子的圭中间必有组约。天子的圭中间必有，必应读为縪，縪也是必的意思。先儒说用组带约束其中央，以防失落，必致其谨慎罢了。大概古代天子、诸侯的玉，使用时执持，平时守护。然而诸侯只说缫借而不说组约，以示有所尊崇；天子有缫借又有组约，所以优待至尊。天子虽居至尊之位，而常有必致其谨慎之意，所以用组带约束圭的中央者，不称为縪而称为必，岂是随便而已！

四圭长一尺二寸以祭祀天

四圭，是具备天的德行；一尺二寸，是具备天的数。即《典瑞》中“四圭有邸”就是。典瑞掌管其使用，所以说有邸；玉人掌管其制作，所以说一尺二寸，意义见《典瑞》。

大圭长三尺，上部削薄，末端呈椎形，天子服之。

《玉藻》说：“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大圭就是。大圭而称为珽者，是说珽然无所屈曲。大圭上部削薄，扩大其首而无屈曲，所以说大圭。大之为言，道也，圭以大名，象道的本体；三尺为数，象道的完成；上部削薄末端呈椎形，象道的运用。终葵者，椎也。杼，是削薄。在削薄处做成椎形，明示无所屈曲罢了。先儒说珽玉六寸，大概是在三尺圭的上部六寸之下两畔削薄，而做成椎形的六寸。说天子服之者，乃是所以搢之。《典瑞》说：“王搢大圭。”谓搢于衣带之间，像衣服之服，所以说服。

土圭长一尺五寸以测定日影以确定地中

土地和测定日影本非两件事，测定日影就是所以确定地中。确定地中必须用一尺五寸的土圭者，《大司徒》说：“冬至日的日影，一尺五寸，称为地中。”则正合土圭的数目，意义见《大司徒》之职。

祼圭长一尺二寸有瓒以祭祀宗庙

祭祀只有宗庙用祼，天地、社稷、山川等祭祀则设秬鬯，如《鬯人》“共秬鬯”就是。至于《郁人》“共郁鬯”，用于宗庙，所以说祼。祼圭有瓒，旧图以瓒下有盘，口径一尺。然而瓒盘的制度出于汉，

译这种说法见于郑氏，六经起初并没有这种制度。陆氏说：“瓒的形状像盘子，横向直径四寸，把手上方一寸处做成龙形，圭和璋作为柄。”这是正确的。然而《典瑞》说“用祼圭来陈列先王，用来祼礼宾客”，而这里不提及宾客，是因为祼礼以祭祀宗庙为主。

译琬圭长九寸且饰以缫纹，用以象征德行；琰圭长九寸且半圆半方，用以消除邪恶，用以改变行为。这两种圭的含义，已在《典瑞》篇中提及。然而此处经文只说“琬圭长九寸且饰以缫纹，琰圭长九寸且半圆半方”，则比《典瑞》篇中关于圭的记载更为详尽。琬圭取其圆润，圆润其尖端，以和顺为义，所以用来表彰诸侯的善行；琰圭取其尖锐，尖锐其末端，以刚断为义，所以用来惩戒诸侯的恶行。《典瑞》篇所说“琬圭用来治理德行，用来缔结友好关系；琰圭用来改变行为，用来消除邪恶”正是此意。然而治理德行、缔结友好，是先王的仁爱，取藻饰的文采，以显示圣人以文德怀柔安抚之意，所以说“缫”；改变行为、消除邪恶，是先王的正义，尖锐与雕刻各占一半，以显示圣人威严不可侵犯之意，所以说“判规”。然而这两种圭的长度都是九寸，是因为九是阳数的极致，表示只有身为天子之尊，才可以用它来驾驭诸侯。

璧羡的长度为一尺，孔径为三寸，以此作为度量标准。璧羡的含义，已在《典瑞》篇中提及，然而《典瑞》篇只说璧羡用来确立度量而已。此处说孔径三寸以此作为度量，其形制记载更为详尽。《尔雅》说：“边缘宽度是孔径两倍的叫作璧。”好，即孔。现在以孔径三寸推算，边缘宽度是孔径的两倍为六寸，即两侧各三寸，那么璧的直径总共九寸。延伸旁边的一寸以覆盖上下，则横向直径八寸，纵向长度十寸。这就是璧羡的纵向长度十寸、横向宽度八寸，这两者都称为“度”。以十寸的尺来确立度量，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的尺来确立度量，则八尺为寻，两倍于寻为常。所以工匠在室内用几来度量，在堂上用筵来度量，在宫室中用寻来度量，在野外用步来度量，在路上用轨来度量，则又是根据这些数字来推演罢了。

圭和璧长五寸，用来祭祀日月星辰。含义已在《典瑞》篇中提及，而此处经文只说圭璧长五寸，大概是因为圭尖锐以象征天的作用，璧圆润以象征天的形体，而其形制为五寸，是减损了祭祀天的璧的尺寸，又用来象征天的中数。

璧和琮长九寸，诸侯用来进献天子。小行人合并六种币帛：璧用帛，琮用锦。大概苍璧是用来礼敬天的，所以诸侯进献天子用璧；黄琮是用来礼敬地的，所以诸侯进献王后用琮。《聘礼》说：“进献国君用璧，进献夫人用琮。”诸侯和夫人尚且各自进献，何况天子和王后，怎么能璧和琮没有区别呢？现在此处经文特别提到诸侯进献天子，是缺漏的文字。有人说：“诸侯来进献，以天子为主，提到天子则王后也包含在内。”现在两种说法都保留。然而璧和琮说九寸，是根据上公而言的。先儒解释小行人的含义，有说：“五等诸侯进献天子用璧，进献王后用琮，其大小各自如同他们的瑞玉。”即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其含义也可以作为依据。

谷圭长七寸，天子用来聘问女子。含义已在《典瑞》篇中提及。谷，善也。聘问女子，是嘉礼中最善的。先儒认为聘问女子是纳徵，大概因为婚礼有六项，而五礼都用雁，只有纳徵用束帛。郑氏解释《媒氏》说：“大夫用纁色束帛，天子加上谷圭，诸侯加上大璋。”所以知道它是纳徵。徵，成也。谷圭兼言和难，也是取其成的意思。

大璋、中璋长九寸，边璋长七寸，射长四寸，厚一寸。黄金做的勺，外面饰以青金，中间饰以朱色，鼻长一寸，衡长四寸，有缫纹。天子用来巡视守土，宗祝拿着它走在马的前面。圭、璋都是祼礼用的玉。圭用来象征阳气的生物，璋用来象征阴气的成事。成周时期的制度，先王礼敬宾客用祼圭，后世的亚祼与王的巡视守土用祼璋。祼圭长一尺二寸，则象征阳以偶数成；大璋、中璋长九寸，则象征阴以奇数立，这是宗庙、宾客、山川隆杀的区别。后郑认为三璋的勺，形状像圭瓒。天子巡视守土，有事于山川则用祼礼。对于大山川则用大璋，增加文饰；对于中山川则用中璋，减少文饰；对于小山川则用边璋，一半文饰。其祈祷沉祭用马，宗祝也拿着勺走在前面，就是这样。大概圭、璋是它的柄，瓒是它的勺，用来承接流出的酒。柄则纯用玉制作，勺则玉多石少。郑、许都认为瓒是四玉一石，即圭瓒、璋瓒都用玉制作，唯独三璋的勺则饰以金，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勺、青金外。金位于西方而为义，如山川的险阻坚固，则是义的象征。黄色是阴的中，青色是阴的始，朱色是阳的正，说山川虽然以义辅佐阳，而实际上以阳为主，九寸、七寸都是阳数。射长四寸，是尖锐突出的部分，射用来贯穿勺，象征山川的通气。鼻长四寸，是用来流出鬯酒的。衡长四寸，是勺的直径。必定有缫纹，是文采的装饰。陆氏认为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缫，说勺是龙口，又引用杜的说法以勺为尊中的勺，为什么呢？大概勺的字只有一个而其形制有两种。《明堂位》说：“夏后氏龙勺，殷之疏勺，周之蒲勺”，这是尊中的勺。此处所谓的黄金勺，则是圭瓒的首部、鼻勺的勺。郑氏的说法是正确的。

大璋也如此，诸侯用来聘问女子。此处大璋也如此，如果前面大璋长九寸，那么诸侯聘问女子反而超过了

译天子聘娶女子的礼制。郑玄对此表示怀疑，说道：“如果边璋长七寸，宽四寸。”怎么会在三璋之后，却单独提到像边璋呢？况且边璋和黄金勺是用来斟酒的，而聘娶女子时加在束帛之上，并非用于斟酒之事。有人解释说：“这是错位的文句，应当接在上文‘谷圭长七寸，天子用来聘娶女子’之后。‘亦如之’的意思，也是像谷圭那样长七寸。大概天子聘娶女子用圭，诸侯聘娶女子用璋，这是尊卑隆杀的区别。”这种说法确实合理。然而“两大璋”这个名字是一样的，查考经文中没有一件器物尺寸不同的情况，也没有同名器物天子与诸侯使用不同的情况。这个“大”字恐怕是讹误，不可随意臆测。

译刻有纹饰的圭和璋，以及直径八寸的璧和琮，用于诸侯间的访问与聘问。

其义理已在《典瑞》篇中提及，然而《典瑞》说缫（玉饰）都是二采一就，而此经文中说都是八寸，其中的尊卑等级差异不可不加以辨析。况且诸侯朝见天子时，公、侯、伯使用圭，他们的臣子进行访问聘问也使用圭；子、男使用璧，他们的臣子进行访问聘问也使用璧。在圭之外又加上璋，在璧之外又加上琮，八寸的规格虽然低于公，但实际上超过了侯、伯、子、男，臣子可以超越君主吗？这是等级不同的缘故。有人说：“根据前代儒者的解释，那么刻纹的圭用于聘问天子，而用璧来享献；刻纹的璋用于聘问王后，而用琮来享献，八寸的规格只是特指上公的臣子罢了。因为上公是九命，桓圭九寸，他的臣子以上公的命而来，就比君主的礼节降低一等，由此可知侯、伯的臣子使用六寸，子、男的臣子使用四寸。”为什么说法如此纷乱呢！殊不知经文说刻纹的圭、璋、璧、琮，那么与普通的圭、璋、璧、琮本来就不相同。五等诸侯用桓、信、躬、蒲、谷来装饰他们的圭和璧，而他们的臣子只是刻上纹饰罢了。既然规格已有降低，那么公、侯、伯的臣子使用圭、璋有什么可忌讳的？子、男的臣子使用璧、琮有什么可忌讳的？又何必忌讳它们的规格都是八寸，而一定要强行解释为六寸、四寸的说法呢？何况诸侯的玉饰是三采三就、二采再就，而各位臣子的玉饰只是二采一就，其尊卑等级的降低本来就不待辨析就明白了。

牙璋和中璋长七寸，射（宽）二寸，厚一寸，用来征发军队，用来治理军事防守。《典瑞》说牙璋用来征发军队，用来治理军事防守，而没有提到中璋，那么中璋只是牙璋的次等品。贾公彦说：“军队多用牙璋，军队少用中璋，作战与防守不同，璋也随之不同。”又说：“中璋也有锯齿状的边缘，只是牙璋的纹饰更多，所以得名牙璋。其长七寸，是火的成数；其射二寸，是火的生数。火属于阳类，而璋代表南方，也属阳。《白虎通》说：‘璋代表南方，阳极而生阴，兵事属阴，所以用来征发军队，治理军事防守。’”

驵琮五寸，宗后用它作为权（秤锤）的形制标准。

驵琮作为权的形制标准，与璧羡作为度（尺度）的形制标准意思相同。大概璧的形体圆而象征天，琮的形体方而象征地。天地是万物的本源，而万物的数量无不取法于天地，这就是权取法于琮，而度取法于璧的原因。知道璧羡用来确立度，而度并不直接用璧；那么就知道驵琮用来确立权，而权并不直接用琮。因此驵琮可以作为权的起始标准，而不能作为权的使用工具。大概权这种器物，是法度的来源，而政事系于其上。先王担心其形制失传，所以将形制记录在驵琮上。这里说驵琮五寸，宗后用它作为权的形制标准；而下文又说驵琮七寸，天子用它作为权的形制标准，这是因为琮是礼敬大地的器物。用丝带系着的称为驵，琮这个词，大概就像地道值得尊崇的意思。不是居于崇高地位而被人尊崇的人，谁能制作它呢？所以天子设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来听理天下的外部政务，而权的形制必定用七寸，因为七是成数。用成数作为权的形制，那么成就而不可改变。王后设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来听理天下的内部政务，而她的权的形制用五寸，因为五是中数。用中数作为权的形制，那么居中而不可更易。然而天子的权说鼻（顶部）有一寸半，而宗后没有说，这是举彼明此，互相参见的意思。

大琮十二寸，射四寸，厚一寸，这叫做内镇，由宗后守护。大琮称为内镇，就像天子的圭称为镇圭一样。天子继承天命作为人子，所以镇圭十二寸，是为了具备天数；后妃配王而位居内廷，所以内镇十二寸，是为了与王相同。不仅如此，镇圭尺有二寸而说天子守护它，内镇十二寸也说宗后守护它。守这个词，是说各有分内职守的意思。大概天子听理外部政务，必须能坚守这个职责然后才能镇守外部；宗后听理内部政务，必须能坚守这个职责然后才能镇守内部。如果违背了职守，那么内外就失去了政令，还凭什么谈镇守呢！

驵琮七寸，鼻（顶部）有一寸半，天子用它作为权的形制标准。

义理见上文宗后以为权。

两圭五寸有邸（底座），用来祭祀地，用来旅祭四方山川。

两圭祭祀地，是相对于四圭祭祀天而言的。天以刚健为体，其德行无所不周，所以其用为四圭，其数为尺有二寸；地以柔顺为体，其德行有所止息，所以减半而为两圭，减少其数为五寸。知道四圭尺有二寸而依托邸于璧，那么就知道两圭五寸而依托邸于琮了。其祭祀地、旅祭四望的义理，见《典瑞》篇。

刻有纹饰的琮八寸，诸侯用它来享献夫人。

上文说璧琮九寸，诸侯用它来享献天子。大概天下视王为天，而视后为地，所以诸侯享献王用璧，享献后用琮。王后也参与其中，而经文不说诸侯来朝，是因为以天子为主。以天子为主，那么为什么不提享献后而提享献夫人？后与夫人都有向宾客致送饮品的礼节，所以诸侯享献天子用璧，享献后用琮，享献夫人用刻纹的琮。璧琮说九寸而不说享献后，是因为与王相同；刻纹的琮减为八寸而说享献夫人，是因为与后有别。

译罢了。先儒拘泥于“享夫人”这一说法，从而认为诸侯之间互相朝见，如果根据经文的意旨来考察，难道真是这样吗！

译案子的长度是十二寸，枣子和栗子的数量也是十二个。陈列诸侯的席位时，纯色的席子有九层；陈列大夫的席位时，纯色的席子有五层。夫人用来慰劳诸侯。

这是王后的职事，但经文里没有提到王后，这是文字有缺失。先郑不知道这是文字缺失，却说“夫人，是天子的夫人”，然而慰劳诸侯是以王后为主，难道有不提王后却先提三位夫人的道理吗？后郑驳斥他的说法说：“夫人，就是王后。记载的时候诸侯僭越称王，而‘夫人’这个称号没有区别，所以把王后和夫人等同起来了。”这个说法又有大错特错的地方。况且天子的配偶叫后，诸侯的配偶叫夫人，而天子也有三位夫人。后和夫人都参与接待宾客的事务，比如君王在接待宾客时敬酒，后敬酒，夫人也敬酒，就是这样。所以《聘礼》说：“夫人派遣下大夫用两个竹簋慰劳。”解说的人认为诸侯接待聘问者的礼节，有用竹簋盛放枣子和栗子的，但没有案子，如果是慰劳两位先王的后裔，就有案子了。郑氏既然知道王后慰劳朝见的诸侯都是九层席子，慰劳聘问的夫人都是五层席子，而十二层席子是接待两位先王的后裔，却不知道这是文字缺失，反而说诸侯僭越称王，夫人的称号没有区别，难道没有考虑到《考工记》这本书只有这里和《周官》相合，如果夫人和王后的称号没有区别，那么这部经文又怎么会有“宗后为权，宗后守之”的文字呢？推测这里一定有文字缺失。

璋邸射素功，用来祭祀山川，用来致送稍饩。

意义已经在《典瑞》中说过。然而《典瑞》只说“璋邸射”，而这部经文说“璋邸射素功”，“射”是说剡出而贯穿在邸上，“素功”则是质朴而没有雕琢的纹饰，用来象征山川有险阻坚固的功效，宾客有屏障护卫的功效。然而这部经文说用来致送稍饩，而《典瑞》说用来造赠宾客，大概是在馆舍中致送饩礼，出郊外时赠送贿礼，这两者互相补充完备。

楖人【缺失】

雕人【缺失】

楖是比，雕是刻。

磬氏制作磬，倨句的长度是一矩半。它的宽度为一，股长为二，鼓长为三。将股的宽度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鼓的宽度。将鼓的宽度分为三份，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如果声音太高，就磨它的旁边；如果声音太低，就磨它的末端。

《诗》说：“依我磬声。”磬，是石头。石头有一定的声音，而众声都依从它。所以在八音之中，石音是最难调谐的。先调谐石声，与七音不相冲突，然后才叫作不相扰乱次序。这就是舜命令夔在八音无所不备，而击石拊石，特别单独提及的原因，是说众声依从它，而不可以苟且。大概古代制作器物，它的形状垂下，用来象征天形弯曲而向下覆盖的意思。所以磬氏制作磬，句就是股，倨就是鼓。股在上，宽而短；鼓在下，窄而长。用长掩盖短，那么鼓比股长半矩，这就是倨句一矩半。宽窄长短务必适中。郑氏说假借矩来定倨句，不是用它来度量，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磬的制作有大有小，都遵循它的律吕。比如黄钟的特磬，所谓宽度为一的，是股的宽度。黄钟的律长九寸，那么宽度的一就是九寸。股长为二，那么长二律为一尺八寸；鼓长为三，那么长三律为二尺七寸。将股的宽度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鼓的宽度，那么鼓的宽度就是六寸了。将鼓的宽度分为三份，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那么鼓的厚度就是二寸了。如果声音太高，太高就磨它的旁边让它变薄，薄而宽就变浊了；如果声音太低，太低就磨它的末端让它变短，短而厚就变清了。阮逸、胡瑗的书说：“将宽度分为三份，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不可依从，依从它声音就高，不协音律。范镇的磬，黄钟厚一寸，增减它的制度，至于厚五分有余。然而石头的性质有的坚硬有的润泽，那么虽然厚也清；有的疏松有的干燥，那么虽然薄也浊。怎么能因为一时偶然得到的石头，就怀疑磬氏的制度呢？

矢人制作箭：鍭矢分为三份，茀矢分为三份，一份在前，两份在后；兵矢、田矢分为五份，两份在前，三份在后；杀矢分为七份，三份在前，四份在后。郑氏引用《司弓矢》的意义说：“茀应当是杀，杀应当是茀。”大概鍭矢自然与杀矢相对，茀矢自然与矰矢相对，它们轻重的用途不可混乱。曾经考察古人制作箭，箭杆长三尺。箭杆的前面设置刃，所以有铁而重；箭杆的后面设置羽，所以无铁而轻。轻重的制度不同，而强弱之力也各异。所以矢人的职责，必须用物体称量箭杆而订平它，以辨别前后多寡的不同。鍭矢、杀矢分为三份，一份在前，两份在后的，将箭杆的三尺分为三份，那么一尺在前而两尺在后。用后面两尺的重量与前面一尺相等，那么箭杆前面的铁就极重了，所以它的飞行迟缓而用于近射。兵矢、田矢分为五份，两份在前，三份在后的，将箭杆的三尺分为五份，那么一尺二寸在前，一尺八寸在后。用后面一尺八寸的重量与前面一尺二寸相等，那么箭杆前面的铁比杀矢稍短而小了，所以它的飞行远而用于火射。茀矢分为七份，三份在前，四份在后的，将箭杆的三尺分为七份，那么在前面的一尺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后面的是一尺七寸七分寸之一。用后面七分之四与前面七分之三相等，那么箭杆前面的铁比兵矢又短而小了，所以它的飞行高而用于弋射。至于

译恒矢、庳矢，前后都是四分之三，这里之所以不特别说明，是因为它们没有轻重之分。

译将箭杆长度分为三份，削去其中一份；将箭杆长度分为五份，在其中一份处安装羽毛。根据箭杆的厚度来确定羽毛插入的深度。用水来辨别箭杆的阴阳（即上下方向），在阴阳两侧之间设置箭括，在箭括两侧之间安装羽毛。将羽毛长度分为三份，在其中一份处设置箭镞，这样即使有狂风，也不能使箭动摇。

郑玄说：“箭杆长三尺，查考经典，原本没有确切的正文记载。大约羽毛长六寸，由此反推，羽毛的六寸，又大约箭镞长二寸，由此反推，大概羽毛占箭杆的五分之一，那么箭杆长就是三尺了。所谓将长度分为三份而削去一份，就是削去前端的一尺以便安装箭镞。将长度分为五份而在其中一份处安装羽毛，那么羽毛占箭杆的六寸。根据箭杆的厚度来确定羽毛插入的深度，这是衡量箭杆所能承受的力量。用水来辨别阴阳，是因为阴沉而向下，阳浮而向上，以此来校正两侧的轻重。在阴阳两侧之间设置箭括，是因为箭括位于阴阳两侧的正中间，想要使轻重均匀。在箭括两侧安装羽毛，是说夹住箭括，使轻重均匀，然后才可以安装羽毛。将羽毛分为三份而设置箭镞，那么箭镞占羽毛的三分之一，长度为二寸。箭的长短轻重如此，那么疾风就不能动摇它，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箭镞长一寸，周长一寸，箭镞的铤（插入箭杆的部分）是箭镞长度的十倍，重量为三锾。

箭镞长一寸，是杀矢（一种箭）的制度。先儒认为上文“将长度分为五份而在其中一份处安装羽毛，将羽毛分为三份而设置箭镞”，如果箭镞长一寸，那么羽毛长三寸，而箭的总长为一尺五寸，这样箭太短了，所以改为箭镞长二寸，却不知道箭镞长二寸，是鍭矢、兵矢等类箭的共同情况，只有杀矢是独特的。因为杀矢前端极重，飞行速度很慢，如果箭镞过长，就会滞涩而无法发射。所以杀矢的箭镞必须是一寸，而其安装羽毛、箭镞不必拘泥于常规制度，所以单独列在《矢人》篇之后。不然，冶氏制作杀矢，虽然补脱误之误，但也说“箭镞一寸”，那么其制度就可以知道了。铤，是指箭镞插入箭杆的部分。铤是箭镞的十倍，那么插入箭杆的部分共有一尺。《矢人》所谓“杀矢七分，三分在前，四分在后”，这也是在箭杆中的铁铤七分中，削去一分以前的部分。重量三锾，先郑认为锾是量名，也没有依据。根据冶氏重量三锊来考证，古文以锊为锾，而《尚书》有罚百锾的记载，难道锊与锾音相近，而传抄者失去了真相吗？

前端柔弱则箭向下俯冲，后端柔弱则箭盘旋，中部柔弱则箭弯曲，中部强劲则箭上扬。羽毛丰满则箭迟缓，羽毛稀疏则箭急促。因此在夹住箭并摇动它，以观察羽毛丰满与稀疏的节度；弯曲箭杆，以观察箭杆粗细与轻重的比例。

箭的调适，不过在于箭杆和羽毛而已。箭杆前端柔弱，那么箭飞行时低垂；后端柔弱，那么箭飞行时旋转；中部柔弱，那么箭飞行时弯曲；中部强劲，那么箭飞行时上扬：这都是强弱不相称的缘故。羽毛丰满，则太多而箭重，所以箭飞行失于缓慢；羽毛稀疏，则太少而箭轻，所以箭飞行过于急促：这都是丰满与稀疏不相节的缘故。古人担心羽毛有丰满与稀疏的毛病，所以用手指夹住箭并摇动它，以斟酌其轻重，那么丰满与稀疏的节度就可以知道了；古人担心箭杆有强弱之病，所以用手指弯曲箭杆，以审察其强弱，那么粗细与轻重的比例就可以知道了。古人测试箭的方法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凡是选择箭杆，要选质地生硬且圆润的；同样圆润的，要选重的；同样重的，要选节疏的；同样节疏的，要选质地细密坚实的。笴，就是箭杆；相，就是选择。要选质地生硬且圆润的，那么选择其形体圆润的；同样圆润要选重的，那么在圆润之中又选择其材质坚实的；同样重节要疏，那么在坚实之中又选择其节不密的；同样节疏要选质地细密坚实的，那么在节疏之中又选择其材质细密而坚硬的。选择箭杆的人，固然希望其材质美好，而选择的方法，又在于工匠的巧妙。

陶人制作甗，容量为二鬴，厚度半寸，口沿厚一寸。盆容量为二鬴，厚度半寸，口沿厚一寸。甑容量为二鬴，厚度半寸，口沿厚一寸，有七个孔。鬲容量为五觳，厚度半寸，口沿厚一寸。庾容量为二觳，厚度半寸，口沿厚一寸。

陶是用泥土凝结而成器物的，古代所崇尚的是瓦器，所谓有虞氏崇尚陶器就是这样。后世的文风靡乱了，然而陶复陶穴，见于兴王之初；泰尊山罍，不忘反始之意，这就是设置陶人的原因。甗没有底而用来蒸食物，盆用来分物而用来盛放，甑有底而也用来蒸食物。鬲用来烹煮，所以通水火之气；庾用来量物，所以供给蒸烹之用。鬲献出热气，甗能接受，所以没有底而使用；鬲通水火之气，而甑能通火气，所以有底而有七个孔。其深浅厚薄，陶人都有定制。鬴，传以四区为鬴，那么鬴的容量为六斗四升。甗、甑与盆都实二鬴，那么倍于六斗四升了。觳，经以豆实三而成觳，那么觳的容量为三斗。鬲实五觳，那么为十五斗；庾实二觳，那么为六斗了。只有庾的容量，经传多异。根据经庾实二觳为六斗，若孔子言“与之庾”，而马注以十六斗；申丰言“粟五千庾”，而杜注也以十六斗，即《尔雅》所谓“二釜有半谓之庾”者也。总之

译庾氏有两种做法，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

译旄人制作簋，容量为一觳，高一尺，厚半寸，口沿宽一寸。豆的容量三个才凑成一觳，高一尺。

簋用来盛放黍稷，簠用来盛放稻粱。稻粱是加餐的食物，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使用；黍稷是日常的食物，上下各级都通用。掌客接待诸侯时，使用簠的数量有等级差别，而簋都是十二个，区别就是这样。所以旄人这里只说制作簋，因为它是日常通用的器具。簋的容量是一觳，接着说豆的容量三个才成一觳，这里的豆指的是瓦豆，不是金木制成的豆。周代金木制成的豆容量都是四升，就是齐国晏子所说的与醢人所说的四豆的容量那样。只有梓人制作的瓦豆容量是十升，所以旄人所说的就是梓人那种十升的瓦豆。豆的容量三个才成一觳，那么簋的容量一觳就相当于能容纳三防了。

大凡陶器和旊器的工作，髺、垦、薜、防这些缺陷的器物不能进入市场。器物要符合防的标准，豆要符合县的标准，防的高度是四尺，宽度是四寸。

揉捏黏土的技术，太软就会成为坯，太硬就会成为甈，贵在刚柔适中罢了。髺像头发的髺，是说它聚集而杂乱；垦像土地的垦，是说它松散而分离；薜是说它破裂而不完整；防是说它隆起而不坚实，这些都是刚柔没有适中的表现。因此器物想要符合防的标准，豆想要符合县的标准。防，是在转轮旁边树立木桩，当拍打泥土并转动转轮时，就依据木桩来作为法度，想要器物与木桩相应，这就是器物端正的原因。至于制作豆，它的根本在于柄，在侧面悬挂绳子，想要它的柄笔直与绳子相应，这就是豆制作精良的原因。然而符合县的标准容易看见，而符合防的标准难以知晓，不能过高，也不能过宽，所以说：“防的高度是四尺，宽度是四寸。”

梓人制作笋和虡。天下的大兽有五种：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宗庙祭祀的事，脂者和膏者用来作为牺牲，臝者、羽者、鳞者用来制作笋和虡。外骨骼、内骨骼、倒退行走、侧身行走、连续行走、曲折行走，用喉咙发声的、用注发声的、用旁发声的、用翅膀发声的、用大腿发声的、用胸部发声的，称为小虫之类，用来进行雕琢。厚嘴唇、窄嘴巴、突出的眼睛、短耳朵、大胸膛、闪耀的后背、庞大的身体、短脖子，像这样的称为臝类，通常有力但不能奔跑，它们的叫声大而宏亮。有力但不能奔跑，就适合承担重物；叫声大而宏亮，就适合钟。像这样的用来制作钟的虡，所以敲击悬挂的钟，声音通过虡传播。尖嘴、利吻、多眼睛、长脖子、小身体、凹腹，像这样的称为羽类，通常无力而轻盈，它们的叫声清越而传得远。无力而轻盈，就适合承担轻物；叫声清越而传得远，就适合磬。像这样的用来制作磬的虡，所以敲击悬挂的磬，声音通过虡传播。小头而长身，圆身而宏大，像这样的称为鳞类，用来制作笋。

《礼书》说：“竖立的是虡，横放的是笋。笋的上面有崇牙，用来悬挂乐器。虡的上面设置业，用来象征事业成就于上而音乐演奏于下。业的上面树立羽毛，因为羽毛属于南方，是礼乐文明的象征。《诗经》所说的‘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就是这样。大概音乐在天下，笙管之类，它们的声调崇尚鸟；鼓镛之类，它们的声调崇尚兽。不仅仅是声音，它们的形状也是这样。因此天下的大兽有五种：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鳞者。脂凝固而膏融化，就是牛羊和猪之类，它们的味道可以用来祭祀，所以取来作为牺牲而在宗庙中使用。梓人必须先说脂和膏，用来区别臝和鳞、羽作为笋虡。臝者，先儒认为是虎豹貔之类，或者认为是毛物而不是臝物。然而根据下面的经文考察，正是指虎豹貔之类，以至于羽者是禽鸟之类，鳞者是龙鱼之类，这三者都施加在笋虡上以增添装饰。不仅如此，凡天下称为小虫的：外骨骼，龟之类；内骨骼，鳖之类；倒退行走，蚯蚓之类；侧身行走，螃蟹之类；连续行走，蚂蚁之类；曲折行走，蛇之类；喉咙发声，青蛙之类；注发声，精蛚之类；旁发声，蝉蜺之类；翅膀发声，皇之类；大腿发声，蚣蝑之类；胸部发声，荣原之类，都极其工巧而见于雕琢之用，也足以表明音乐达到和谐时，没有不备齐的。这篇经文既然咏叹笋虡的装饰，所以又详细说明了制作笋虡的制度。钟，是乐器中沉重的，如果不是声音大而宏亮、通常有力而能承担重物的，应该不足以配得上它，所以用臝物制作钟的虡。磬，是乐器中轻的，如果不是声音清越而传得远、通常无力而能承担轻物的，应该不足以配得上它，所以取羽物制作磬的虡。横贯在虡中间的笋，想要它纤细而圆，如果不是小头而长身、圆身而宏大的，不足以配得上它，所以取鳞物制作笋。笋虡的制度，既然模拟鸟兽的形状，等到敲击悬挂的乐器，也像鸟兽的声音与之相应。从前后夔谈论音乐说：‘鸟兽跄跄’，等到音乐完成，又说：‘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虽然和谐所感化如此，也是音乐制度良好，以同类感化同类，应该这样吧！”

大凡攫、閷、援、簭之类的器物，一定要加深它们的爪子，突出它们的眼睛，竖起它们的鳞片和胡须。加深爪子，突出眼睛，竖起鳞片和胡须，那么在观看时必定显得威猛而愤怒。如果显得威猛而愤怒，那么就适合承担重物，而且它们的颜色必定像要鸣叫的样子。爪子不深，眼睛不突出，鳞片和胡须

译如果不做事，就一定会颓废得像堆积的土堆一样。如果已经颓废得像堆积的土堆一样，却还要加重他的责任，那他一定会像要被废弃搁置一样，他的脸色一定显得沉默不语。

译梓人制作悬挂钟磬的笋虡，必定用鸟兽的形状来装饰，这是取其形状，也是取其声音。因为鸟兽的声音，出自天然的本性，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现在敲击悬挂的钟磬，声音通过虡传出来，那么虡的鸣响就与音乐相协调。像攫、閷、援、簭这类鸟兽，古人必定仔细审察它们的形状，在制作上不敢马虎。攫，是说它敏捷而能抓取物体；閷，是说它纤细锋利而能切割物体；援，是说它有力而能攀取；簭，是说它嘴能啃咬而进食。加深它的爪子，那么爪子必定长而弯曲；突出它的眼睛，那么眼睛必定外露而圆睁；做出它鳞片和颊部的样子，那么两颊之间，气势就挺拔而直立。像这样，勇敢、执着、迅捷的样子，以及踊跃、奋发的态势，就已经默然蕴含在制作之中了。等到使用它的时候，不仅它的力量足以承受重物，而且它那种非比寻常的神色，显现在文采上，那么敲击悬挂的钟磬，就必定像鸟兽的鸣叫。并不是真的鸣叫，而是因为制作符合自然造化的规律，那么没有声音的东西，也会让人怀疑是有声音的了。

梓人制作饮器，勺容量一升，爵容量一升，觚容量三升。用爵进献而用觚酬答，一次进献三次酬答，就是一豆的容量。吃一豆肉，喝一豆酒，是中等人的食量。凡是检验梓人制作的饮器，如果口部水平放置而容量不满，梓师就要治他的罪。

饮器是用来行礼的，勺说的是它所能容纳的量，所以说勺一升；爵说的是它借助于尊（酒器）来盛酒，所以说爵一升。至于觚的说法，先前的儒者认为是觯，大概是引用《韩诗》的说法说：“一升叫爵，二升叫觚，三升叫觯。”如果认为是觚，那么一次进献三次酬答不足以达到一斗的数量，所以把觚改为觯，这种说法确实恰当。况且天下的礼仪，主人进献给宾客，宾客回敬主人，主人再酬答宾客。现在只说一次进献三次酬答是一斗的容量，而没有提到回敬，是专门以对待宾客为义，并且是为中等人的食量设定的。因为中等人的食量，以一次进献三次酬答为一斗，不应当说豆，所以先儒把豆改为斗，这却不必改。古代做豆有三种：有用金属做的，有用木头做的，有用陶瓦做的。用金属做豆，它的容量是四升，齐国晏子所说的就是这样；用木头做豆，它的容量也是四升，醢人四豆的容量就是这样；只有《考工记》所说的用陶瓦做豆的，与金、木不同，它的容量甚至达到十升，旊人说豆的容量是三觳就是这样。梓人的豆容量十升，就是瓦豆了。先儒不知道瓦豆的制度不同于金、木的豆，而有的人又拘泥于旊人十升的说法，并且说金、木的豆都是十升，尤其不是通论。由此可知，十升的瓦豆，确实是天下的适中制度，所以作为中等人的食量，不可超过，也不可不足。凡是检验梓人制作的饮器，如果口部水平放置而容量不满，梓师就要治他的罪。梓师，是梓人的长官。衡，是平的意思。口部既已放平，而里面的容量尚不满，那么它的制度必定不符合标准，梓师治他的罪，只是要求器物制作精良罢了。

梓人制作箭靶的宽度和高度，将宽度分为三份，鹄占其中一份。上两个与它的身体（躬）相比是三倍，下两个是上两个的一半。上纲和下纲伸出舌部八尺，縜长一寸。梓人所说的箭靶，是三射的箭靶。古代天子的礼仪，有燕射、宾射、大射，而梓人所说的是主要关于大射的箭靶。怎么知道的呢？从他说鹄就知道。郑康成说：“大射的箭靶用鹄，宾射的箭靶用正，燕射的箭靶用质。”不说宾射的正、燕射的质，而只说大射的鹄，是举一例以概括三者。宽度和高度相等，是说箭靶的中心部分。以大射九十弓来说，六尺为一弓，合计九十弓，那么天子的虎靶总共五丈四尺。取弓的二寸作为箭靶的中心，那么总共一丈八尺，高度与宽度相等，所以将宽度分为三份而鹄占一份。鹄，是栖息在箭靶中心作为靶心的，用皮革制成。占箭靶中心的三分之一，那么鹄总共六尺。上两个与它的身体相比是三倍，下两个是上两个的一半，身体就是躬，个就是干。《乡射礼》说：“加倍于中心作为躬，加倍于弓作为左右舌，下舌是上舌的一半。”这就是用来制作两个的原因。身体在中间占一份，两个在左右占两份，所以说与它的身体相比是三倍。加倍于中心作为躬，那么躬的宽度总共三丈六尺；加倍于弓作为左右舌，那么上两个的宽度总共七丈二尺。箭靶的制度，上面宽下面窄，上两个各伸出八尺，下两个各伸出四尺。除去两边的八尺，正好符合五丈四尺的制度，那么躬夹着中心，个夹着躬，在上下各有一幅，先儒说用布三十六丈是对的。这是以天子的虎靶来说的。至于糁靶七十弓，那么它的中心为一丈四尺，它的躬为二丈八尺，它的两个为五丈六尺，它的鹄为四尺三分寸之二；豻靶五十弓，那么它的中心为一丈，它的躬为二丈，它的两个为四丈，它的鹄为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不仅大射的三种箭靶是这样，即使宾射、燕射的箭靶用正、用质的不同，它们的宽窄长短都可以类推。至于上纲和下纲伸出舌部八尺、縜长一寸，这又是三射之后以及三侯、二侯、一侯所相同的。纲是用来支撑箭靶而系在木柱上的，縜是用来支撑纲而系在箭靶上的。上纲和下纲伸出舌部都是八尺，是取象于人张开双臂的意义；縜长一寸，是取象于人伸出手指的意义。因为臂长为寻而指长为寸。

译这些都是就近从人体中选取的。至于诸侯礼服的形制，上宽下窄，后郑也认为这是取象于人，张开双臂八尺，张开双脚六尺，这是正确的。

译张设画有皮纹的箭靶并栖上鹄鸟，是为了在春季通过射礼来考核功绩；张设五彩的箭靶，是为了使远方的国家归附；张设画有兽形的箭靶，是为了让君王在宴饮时得以休息。

这是专门论述三种射礼所用箭靶的。大射礼所用的皮侯，就是《司裘》篇所说的熊、虎、豹等图案；宾射礼所用的五彩侯，就是《射人》篇所说的五种正色图案；燕射礼所用的兽侯，就是《乡射记》所说的天子用白底熊侯、诸侯用红底麋侯等图案。在皮侯上栖放鹄鸟，就可以知道五彩侯中间是朱红色；兽侯中间则是熊、麋、虎、豹、鹿、豕等兽形的图案。当春季在射宫选拔士人时，通过观察诸侯进献士人的实际情况，来考核他们的功绩，这就是“春以功”的含义；当举行宾射礼以接待诸侯朝见时，以此显示我文德教化遍及四方国家的意图，这就是“远国属”的含义；至于燕射礼使用兽侯，是为了表明去除天下的祸害而享受天下的安乐，这就是“王以息燕”的含义。我在《司裘》、《大射义》中见过相关记载。

祭祀箭靶的礼仪，使用酒、醴、肉酱。祝辞说：“希望你成为安宁的侯，不要成为不安宁的侯，如果不归属于王所，所以举起箭来射你。你要强饮强食，赐给你的曾孙和诸侯百福。”

侯之所以称为侯，不仅仅是作为射箭的目标。内部能承受箭矢，外部能遮蔽人的，是射箭的侯；屏蔽王室，所抵御的也是天子的侯。如果诸侯能安于作为侯的身份，那就差不多了。如果有的诸侯不能安于作为侯的身份，不能奉承王命，那么司马九伐之法就必然要施加于他们。所以寄托祝辞于祭侯说：“举起箭来射你，你们诸侯难道不知道警戒吗？”如果真能安于作为侯的身份，谨守臣子的节操，那么富贵就可以长久保持，所以说：“强饮强食，赐给你曾孙和诸侯百福。”然而天子能给人福气，但不能给人不应当得的福气；诸侯能蒙受天子的福气，但不能违背名分去求取福气。这赐给你百福，虽然说是从上而下赐予，但所谓“希望你成为安宁的侯”，实际上是诸侯自己求取多福。

庐人制作庐器：戈的柄长六尺六寸，殳长八尺四寸，车戟长一丈六尺，酋矛长二丈，夷矛长二丈四尺。

兵器有五种，而弓矢不在其中，即戈、殳、戟、酋矛、夷矛，共五种。先王的军制，五人为一伍，即在一伍之中，五种兵器都具备。至于弓矢，则是人人都有。《字说》说：“凡是伍中用兵，远则用弓矢射之，近则用矛勾之，勾住之后，再用殳击之，用戈戟刺之。”由此可知弓矢是五种兵器的辅助。负责弓矢的官员，在夏官中有司弓矢掌管，在考工中有弓人、矢人制作。至于兵车，则由舆人、轮人、辀人等制作。至于五种兵器，则由攻金之工冶氏等制作。现在庐人虽然提到五种兵器和六种建制，但庐器并非兵车，也不是专门论述五种兵器，只是为五种兵器制作柄而已。庐器指的是柄，柄就是杆。序言提到秦没有庐，而郑氏认为秦多细木，善于制作矜柲。贾氏也说柄的长短，都是连同刃部作为尺数而言的。八尺称为寻，两倍寻称为常，大约车有六等之数，以四尺为差可知。凡利器，没有比戈更短的，没有比夷矛更长的。所以戈柄六尺六寸，车戟长一丈六尺。矛用来勾住，所以应该比戟长，因此酋矛长二丈。夷矛长二丈四尺。殳用来击打，所以长短应该适中，因此长八尺四寸。酋意为就，因为夷矛三寻是长度的极限，酋矛的长度，就接近它了，所以叫酋矛。夷意为伤，因为夷矛极长，勾住则容易伤及物体，所以叫夷矛。这里有夷矛而不说车轸，所以舆人同称为六建。序言说车轸而不说夷矛，所以舆人同为六等之数。这是序言说其用途，而庐人说其制度。只有庐人说其制度，所以五种兵器无一不备；只有序言说其用途，所以逐渐缩短戈柄以寓止戈之意，去掉夷矛以示无伤人之心。由此推之，先王难道乐于使用五种兵器吗！

凡兵器不超过身长的三倍，超过身长的三倍，就不能使用，而且还会伤害人。所以攻国的兵器要短，守国的兵器要长。攻国的人多，行路远，饮食饥渴，而且要穿越山林的险阻，所以兵器要短。守国的人少，饮食饱足，行路不远，而且不穿越山林的险阻，所以兵器要长。

五种兵器的制度，必定是其器物便于人使用，而安于其用途。所以人长八尺，从戈柄建立后逐渐增加，以上都以四尺为差，到夷矛三寻而后达到身长的三倍，所以说不超过身长的三倍，这是定制。不及于此，则人不便于器物；超过于此，则器物反而成为人的害处，其长短不可更改。现在这里说攻国、守国又有长短的制度，不是在定制之中再有所增减。兵器没有比戈和殳更短的，所以攻国者使用它们；兵器没有比戟和矛更长的，所以守国者使用它们，各自想要其器物便于人而已。

凡兵器，勾兵要没有弹性，刺兵要没有弯曲。所以勾兵要扁平，刺兵要圆，殳兵要同样坚固，举围要细，细则校。刺兵要同样坚固，举围要重，重欲贴近人，贴近人则密，所以侵入。

勾兵指矛而言，刺兵指戈、戟而言，殳兵指殳而言。

译郑氏把戈、防归为钩兵，把矛归为刺兵，又把殳归为击兵，说殳是改变钩兵的说法，这种说法的错误太大了。《字说》说：“矛是用来钩的，殳是用来击的，戈、防是用来刺的。”这大概是列举了经文中所说的钩兵、击兵、刺兵来进行论述。钩兵要求没有弹动，弹动就是摇摆，摇摆就不能牵引敌人过来，所以要求没有弹动；刺兵要求没有弯曲，弯曲就是挠曲，挠曲就不能击中目标使其深入，所以要求没有弯曲。正因为要求没有弹动，所以钩兵的柄要方而微圆；正因为要求没有弯曲，所以刺兵的柄要圆而不滞涩。至于殳，则又被称为击兵，因为它长一丈二尺，上面没有刃，只能用来击打敌人，所以叫击兵。击兵要求同样坚劲，是说上下及中间都同样坚劲。所谓举围，又是从人手持使用的角度来说的。手持细柄来击打，就便利而能抵挡敌人，校就是能抵挡的意思；手持重柄来刺杀，就贴实而没有失误，傅是说它贴实，密是说它没有失误。因此去侵犯敌人，侵犯敌人就是战胜敌人。兵器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它的形制精密、它的用途便利了。

译凡是制作殳，将其长度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手握部分的长度并确定其周长。将手握部分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殳身中段的周长。将殳身中段的周长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殳首的周长。凡是制作酋矛，将其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前，一份在后，并确定后份的周长。将后份的周长分为五份去掉一份，作为矛身中段的周长。将矛身中段的周长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矛刃的周长。

这段经文只说了殳和酋矛，而没有说戈、防、夷矛，这是可以通过类推来理解的。郑玄认为“庐器”指的是“矜柲”，“柲”说的是矛柄，而“矜”说的是手握的地方。凡是制作殳，将其长度分为五份，取其中一份作为手握部分并确定其周长，这正是手握的地方，因为手所握持，所以称为“被”，其实也就是“矜”。既然殳的手握部分作为手握的地方，那么酋矛将其长度分为三份，两份在前，一份在后，并确定后份的周长，这也就是手握的地方。确定周长，就是使其呈圆形。在这里使其呈圆形，那么非手握的地方就不呈圆形，这是显而易见的。非手握的地方不呈圆形，就是郑玄所说的“凡矜八觚”的意思。举出殳和酋矛的手握部分呈圆形，那么戈、防、夷矛的手握部分呈圆形也可以知道，就是郑玄所说的“戈、防的矜所围如殳，夷矛如酋矛”的意思。殳的手握部分周长二尺四寸了，三分去掉一份作为殳身中段的周长，就是一尺六寸了。矛与戈、防虽然长短不同，都可以由此类推。所谓“晋围”，是指其下部而言；所谓“首围”，是指其上部而言；所谓“刺围”，是指其上部尖锐处而言。在殳上说“首”，因为其上没有刃，直接指其头部而已；在矛上说“刺”，因为上部有刺入的功能，所以以锐利命名。郑玄将矛视为刺兵，其错误根源正在于此。“晋”的意思是进，其作用在下部，所以以此命名。《礼记》说：“进戈时前端是鐏，进矛防时前端是镦。”不以刃对着人。锐利的底部叫鐏，平底的底部叫镦，其实都是“晋”。知道了这个，那么五种兵器就都可以知道了。

凡是测试矛柄的事，竖立起来摇动它来观察其弯曲程度，拄在两墙之间来观察其弯曲是否均匀，横着摇动它来观察其坚劲程度。六种兵器都已经准备好，车子没有翻覆的危险，这就叫做国工。

《考工记》说车子有六等的数量，然后说观察车子的方法；《庐人》说六种兵器都已经准备好，说测试矛柄的事，其实是一样的。置，就是竖立的意思，竖立在地上用手摇动它，用来审察其整体的弯曲程度。灸，就是拄的意思，拄在两墙之间，用来审察其整体的均匀程度。横着握住其头部摇动它，用来审察其整体是否坚劲。五种兵器与人已经安装在车上，而没有翻覆的危险，这不是一般工匠所能做到的，所以叫做国工，与《轮人》所说的国工相同。

匠人建立都城，用水准和悬垂来测定平地，竖立表杆并用悬垂校正，观察日影，画圆标记日出时的日影和日入时的日影，画三条线参照日中的日影，夜晚考察极星，以此来校正东西方向。匠人建立都城，主要是针对王都而言的。大司徒建立都城，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深浅，以校正日影。冬至日的日影长一尺五寸，这叫做地中。这里只是辅助大司徒求取地中而已。用水准和悬垂，竖立表杆并用悬垂校正，这两个“县”字有先后的顺序。先在建造的地方求取平地，在四周立四根柱子来防止悬垂偏移。其防止偏移的柱子不偏斜，测量四周刚好均匀，那么地面就平了。在中间竖立八尺高的表杆，表杆就是槷。再用绳子悬垂校正，绳子附着在柱子上不偏斜，然后观察表杆的日影。又在四周的地面画圆形的标记，画下来以识别它。太阳从东方升起，其日影在西方，就标记其日出日影的端点；太阳从西方落下，其日影在东方，就标记其日入日影的端点。日影的两端确定后，将所量的绳子中间弯曲，使两端相合，那么地中就可以验证。又担心所画的圆不准确，再将日出、日入的日影与日中的日影三者相互参照，所以叫“参”。又担心所参照的有偏差，再将日中的日影与极星的度数两者相互考察。而且极星的度数与日中的日影有什么关系呢？这都是为了验证日影是否居中而已。大概夏至日在南陆，运行在东井，距离极星六十六度有余，而其日影长一尺五寸；冬至日在北陆，运行在牵牛，距离极星一百一十六度有余，而其日影长一丈三尺；春分日在西陆，运行在娄；秋分日在东陆，运行在角，距离极星九十一度有余，而其日影相等。观察太阳运行距离极星的远近，来验证四季；考察四季日影的长短，来求取地中，那么东西方向就可以校正，所以叫“以正朝夕”。朝夕，就是东西。经文所谓“行人的礼仪，不偏东不偏西”，《礼记》所谓“确定东西必须依据日月”，就是这样。东西方向既已校正，然后测量日影两次相交之间的距离，弯曲绳子的一半指向表杆，而求符合圆形的标记，那么南北方向也校正了。

匠人营建都城，边长九里。

匠人建立都城，是在开始建城；匠人营建都城，是在后来营建宫室：这都是相辅相成的。边长九里，则是总说王国的制度，都是开方九里。然而成周天子的制度，没有不是十二的倍数。天子用十二，那么上公九命，其数量用九。《典命》说：“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以九为节。”那么营建都城边长九里，乃是上公的制度，不是天子的制度。为什么说不是天子的制度？《诗经》说文王“筑城伊淢”，郑笺说边长十里叫成，淢是它的沟。文王作为西伯，筑城丰邑，其

译方十里与淢相同，其制度大于诸侯，小于天子。说它小于天子，便可知天子是十二里；说它大于诸侯，便可知上公是九里。郑玄也说公的城大概是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都是依据文王《有声》诗的笺注推衍出来的，天子应当是十二里。这里说是九里，是因为下文提到了夏、殷，所以这九里是通用于不同朝代的。然而殷朝末年，文王的城是十里，说它小于天子的制度，那么殷朝天子的制度也是十二里。或许是大禹宫室低矮而用九里，那是夏后氏的制度吧？总之，《考工记》出自秦朝焚书之后，并非周朝完整的典籍，或许采用了不同朝代的法度，似乎不可轻信。

译旁边设三门，都城之中有九条纵向道路和九条横向道路，纵向道路的宽度为九辆车的轨距。

每面城墙设三门，四面共计十二门。每面的门各有道路，男子走左边，女子走右边，车辆走中间。每扇门又有三条道路，每门三条路，那么每面三门共计九条路。南北向的道路称为经，其道路即为九经；东西向的道路称为纬，其道路即为九纬。九经九纬，是说四面城墙的道路纵横都是九条。所谓经涂九轨，轨就是车辙的宽度。大概六尺六寸的轮子，其高度与车厢宽度相同。车厢外侧两边各伸出七寸，这是取自车底横木和车轴头七寸的尺度。两边共一尺四寸，那么轨宽总共八尺。九轨则累计七丈二尺。说经涂九轨，那么纬涂也是九轨可以推知。道路用轨来度量，是因为车辆走中间，也是根据车辆的行驶来确定其制度。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各占一夫之地。

左、右、前、后，是依据王宫来说的。古代建立国家，王宫居于中央，左边是人道所亲近的，所以在王宫左边设立祖庙；右边是地道所尊重的，所以在王宫右边设立国社。朝廷是道义所在，必须面向它，所以在王宫南边设立朝廷；市场是利益所在，必须背向它，所以在王宫北边设立市场。左、右、前、后的位置，都是建国的固定法度。至于市朝各占一夫之地，那就是每边各一百步。用开方来说，四方各一百步为一百亩，这本来是一夫之地，作为市朝的制度。然而朝廷是官吏办公的地方，市场是商人聚集的地方，只给一夫之地，就太狭窄了。有人说：“这段经文既然说的是夏后氏的制度，那么禹降低宫室而尽力于沟渠，一夫之地在沟渠中非常有利，在市朝中也不算不足。”这固然如此，但岂不太过简陋了吗？我曾认为王朝有三个市场，也有三个朝廷。燕朝在路门之内，治朝在路门之外，外朝在库门之外，这是三个朝廷的区别。大市在中间，太阳偏西时交易；朝市在东边，早晨交易；夕市在西边，傍晚交易，这是三个市场的区别。以三个朝廷和三个市场各占一夫之地，大概就可以了。

夏后氏的世室，堂长十四步，宽是长的四倍加一倍，五间室，南北方向每间室四步、东西方向每间室四步三尺，九级台阶，四面各有两个夹窗，用白灰粉刷墙壁，门侧的堂是正堂的三分之二，室是正室的三分之一。殷人的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四面坡屋顶的重屋。周人的明堂，用九尺的筵席来度量，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间室，每间室两筵。明堂之中，有世室，有重屋。夏代叫世室，殷代叫重屋，周代叫明堂，各自举出一个名称来说。以前的儒生只看到《记》中说：“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把鲁国的世室当作夏代的世室，于是认为世室是宗庙；又说重屋是王居住的正堂路寝，明堂是颁布政教的堂。解说的人也说世室以侍奉神灵为崇尚，重屋以安顿身体为崇尚，明堂以接待人为崇尚。却不思考三代制度是一致的，难道在侍奉神灵、安顿身体、接待人上有不同的崇尚吗？所以我用世室、重屋来考察，两者都有所谓的堂，就知道它们是明堂。夏代说堂的长宽而不说高，殷代说堂的长高而不说宽，夏、周不说四面坡屋顶，殷、周不说台阶、夹窗、白灰粉刷，只是互相说明其制度罢了。然而屋不止于室，堂不止于屋，夏的世室、殷的重屋、周的明堂，其地方越来越大所以如此。况且夏代用步来度量，那么步总共六尺。所谓堂长二七，是十四步，这是堂的南北其长为八丈四尺。所谓宽四修一，是用十四步分成四份增加一份，是十七步半，这是堂的东西其宽为十丈五尺。所谓五室三四步，是说五室南北的长，中间为四步，旁边各三步。所谓四三尺，是说五室东西的宽，中间四步则增加四尺，旁边各三步则各增加三尺。大概五室用来象征五行，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央。只有土室居于中央，称为大室，其制度最大。四旁的室，都在土室外连接四角而建。其中四步而旁边各三步，是十步，这是南北的三室，其长为六丈。如果五室东西的宽，中间四步增加四尺，旁边各三步各增加三尺，共增加十尺，这是东西的三室，其宽为七丈。所谓九阶，不是九级台阶，大概世室以南面为正，如《明堂位》所说的中阶之前、阼阶之东、西阶之西，这是南面三阶，而其余三面各二阶。所谓四旁两夹窗，窗户辅助门户以明亮，每室四户，每户夹着两个窗户，那么总共八个窗户。所谓白盛，是用蜃灰粉刷墙壁来装饰。所谓门堂三之二，是说门侧的堂取数于正堂的制度，正堂的南北其长为十四步，三分取二，那么门侧的堂其长为九步二尺；正堂的东西其宽为十七步半，三分取二，那么门侧的堂其宽为十一步四尺，这是门堂的制度。所谓室三之一，是说门堂的室取数于正室的制度。

译正室南北的长度为十步，取其中的三分之一，那么门堂之室的长度就是三步二尺；正室东西的宽度为十一步四尺，取其中的三分之一，那么门堂之室的宽度就是三步五尺三寸又三分之一寸，这就是门室的规制。夏后氏的规制是这样，而殷人则模仿它来建造。殷人用“寻”作为度量单位，一寻等于八尺。世室的规制，大致是南北窄、东西长，知道堂南北的长度为七寻即五丈六尺，那么就知道堂东西的宽度为九寻即七丈二尺。所谓堂高三尺，是说它的高度等级。所谓四阿重屋，是说重屋的四根柱子都是双重结构。殷人的规制是这样，而周人又模仿它来建造。周人用“筵”作为度量单位，一筵等于九尺。东西九筵，那么堂的宽度就是八丈一尺；南北七筵，那么堂的长度就是六丈三尺；堂高一筵，那么它的高度就是九尺；五室每室深广都是两筵，那么每室的深度和宽度都是方丈八尺，这与夏、殷不同。夏的世室、殷的重屋、周的明堂，虽然深浅广狭有所不同，但其大体上堂、室、阶、窗的规制是一致的。然而其丈尺广狭的规制，却有可疑之处。况且一个农夫受五亩的住宅用地，用二亩半建房屋，用二亩半建围墙，这二亩半的地等于二百五十步，共一百五十丈，一个农夫居住的规制就是这样。为什么世室、重屋、明堂的规模竟然不及这个数目呢？现在说夏的世室，中间宽二丈四尺，旁边宽一丈八尺，东西所增加的也不过一尺；到了周人的明堂，每室的长宽都是一丈八尺。宗庙是用来举行祼献之礼的，一丈八尺的地方，必然不能容纳。郑玄只依据禹卑宫室的说法，认为明堂高九尺，重屋高三尺，世室高一尺，这在经典中没有依据，这岂不是说宫室过于低矮了吗？查《书传》说：“周人的路寝，南北七雉，东西九雉，室占二雉。”以一雉长三丈来计算，那么南北的长度为二十一丈，东西的宽度为二十七丈，这是路寝的规制。古人寝宫不超过宗庙，那么世室、重屋、明堂的规制，理应大于路寝的规制。现在路寝的规制尚且达到六丈，谁说世室、重屋、明堂的室只有一丈八尺呢？这就是郑玄等儒生不能没有疑问的原因。至于陆德明想要扩大三代的规制，说周人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说的是一个面的情况，即在堂的内部，左右各取两筵作为室，中间空出五筵。他的说法不是经典的明文记载。总之，《考工记》这一篇不是周代的完整典籍，在其他经典中没有验证，不可凭空臆测。

译室内用几的长度来度量，堂上用筵席的长度来度量，宫室内部用寻的长度来度量，野外用步的长度来度量，道路上用车轨的宽度来度量。宗庙的门宽能容纳七个大的扃（鼎耳横木），后宫的门宽能容纳三个小的扃，路门的宽度不能容纳五辆并行的乘车，应门的宽度能容纳两辆并行的乘车共三个间距。

这一节内容是依据周代的制度而言的，所以其记载在周代详尽，而在夏、殷两代简略。因为夏、殷崇尚质朴，夏代用步来度量，殷代用寻来度量，没有其他规制。到了周代崇尚礼文，就根据各种事物的适宜性来确定度量的标准。靠着几案而坐适宜于室内，所以室内用几来度量；铺设筵席举行礼仪适宜于堂上，所以堂上用筵来度量；人张开双臂的长度为八尺，这八尺的寻适宜于宫室内部，所以宫室内部用寻来度量；人迈开脚步的长度为六尺，这六尺的步适宜于野外，所以野外用步来度量。道路分为三条车道，车辆从中间通行，而车轨的宽度为八尺，所以道路用车轨来度量。大的扃，是牛鼎的扃，前儒大约依据汉代的制度，其长度为三尺。宗庙的门适宜用大的扃来度量，所以能容纳七个大的扃，那么它的宽度总共是二丈一尺。小的扃，是膷鼎的扃，前儒大约依据汉代的制度，其长度为二尺。后宫的门适宜用小的扃来度量，所以能容纳三个小的扃，那么它的宽度总共是六尺。路门，是大寝的门，乘车可以通行。乘车的宽度为六尺六寸，五辆并排则为三丈三尺，说路门不能容纳五辆并行的乘车，那么路门的宽度就不及三丈三尺。应门，是正朝的门，乘车可以通行。两辆并行的乘车之间，其宽度总共是八尺，说能容纳两个间距共三个，那么应门的宽度就是二丈四尺。然而我曾对此有疑问，明堂的室内宽度仅为丈八尺，而宗庙的门宽却达到二丈一尺，应门甚至达到二丈四尺，路门几乎达到三丈三尺，那么它们的规制就显得过于宽大了。郑玄怀疑这种说法，认为路门不能容纳五辆并行的乘车，是指两扇门总共能容纳三丈三尺，这样路门的宽度就是一丈六尺五寸，其规制反而小于应门，而且这不是经文的明文记载，必定有差错。学者忽略这些长短的具体数值，而取用根据事物来比拟度量的原则，就可以了。

内部有九间居室，九嫔居住其中；外部有九间居室，九卿在此朝见。

内外的九间居室，是指王宫与后宫相对而言的。在后宫，九嫔对上辅助三夫人以佐助王后，对下则率领世妇以及女御，所以九嫔居住在内部的九间居室；在王宫，九卿对上辅助三公以佐助国王，对下则率领大夫以及士，所以九卿居住在外部的九间居室。提到九嫔而没有提到三夫人，提到九卿而没有提到三公，是因为三公、三夫人在《周官》中都不列入具体的职事，所以这里只单独提到九卿、九嫔。九间居室的含义，在经文中没有详细记载。

将国家分为九份，由九卿分别治理。

周代的制度，天子的三公是八命，卿是六命，而没有提到三孤，这是三孤与六卿同称为九卿，所以同为六命。然而六卿分管六种职事，三孤没有固定的职事，只是辅佐三公弘扬教化罢了，怎么能分作九卿，而且说将国家分为九份呢？根据经文的意思考察，恐怕有衍文。总之，《考工记》不是成周时期的完整典籍，取其营建都城的大致概况就可以了。

王宫门阿的规制是五雉，宫角楼的规制是七雉，城墙角楼的规制是九雉。主干道宽九轨，环绕道路的宽度七轨，野外道路的宽度五轨。门阿的规制作为都城的规制，宫角楼的规制作为诸侯城的规制，环绕道路的宽度作为诸侯的主干道宽度，野外道路的宽度作为都城的主干道宽度。

这是总说营建都城的制度，大概诸侯的制度低于天子，都鄙的制度低于诸侯，而它们的递减都是以二为等差的。曾经用天子的制度来考察，一雉高一丈，王宫门阿的规制是五雉，那么它的高度总共是五丈；以至于宫角楼的七雉为七丈，城墙角楼的九雉为九丈，这是高低的规定。一轨宽八尺，主干道宽九轨，那么它的宽度总共是七丈二尺；以至于环绕道路的七轨为五丈六尺，野外道路的五轨为四丈，这是宽窄的规定。这是天子的制度，说五、说七、说九，各自适宜罢了。至于诸侯的国家，低于天子，所以取用数字七，以宫角楼的七雉作为诸侯城的规制，那么就知道诸侯的宫角楼为五雉；以环绕道路的七轨作为诸侯的主干道宽度，那么就知道诸侯的环绕道路为五轨，这是诸侯的制度兼用五而止于七。至于公卿大夫的都鄙，又低于诸侯，所以取用数字五，以门阿的五雉作为都城的规制，以野外道路的五轨作为都城的主干道宽度，这是都鄙的制度所以止于五的原因。然而也有可疑之处，周代制度天子的数字都用十二，而这里为什么说九雉九轨的规制？《典命》说：“上公九命，侯伯七命。”而这里为什么举例说七雉七轨的规制？又说：“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而这里为什么举例说五雉五轨的规制？如果这样，那么天子的九雉九轨，反而等同于上公的命数吗？五命的子男使用七雉七轨，那么他们的数字反而超过八命的三公、六命的孤卿吗？八命的三公使用五雉五轨，那么他们的数字反而低于七命的侯伯、五命的子男吗？前儒对此有疑问，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天子既然用九作为数字，就认为七是上公的制度，而不是侯伯子男的制度；五是大都的制度，而不是小都的制度。而且说到诸侯，那么侯伯子男都包括在内，何止于上公？说到都城，那么小都也包括在内，何止于大都？这种说法也不是经文中可见的，不足以作为依据。

译大概曾经有人说，古代的制度，靠近君主的人权势受到抑制，远离君主的人权势得以伸展。都鄙位于王畿之内，是靠近君主的，虽然存在八命、六命、四命的不同等级，但其制度规范以五为基准；诸侯位于王畿之外，是远离君主的，虽然存在九命、七命、五命的不同等级，但其制度规范以七为基准。虽然如此，这也只是不同朝代的制度罢了。至于成周时期的制度，则是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宫室各自参照其命数的多少来定规制。三公八命，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他们的宫室也参照其命数的多少来定规制。这种制度与《匠人》篇的记载不相符合，更加证实了它并非成周时期的完整典籍。至于天子城墙九雉、道路九轨的规定，则见于上文，关于经营国都方圆九里的义理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译钦定四库全书

周官总义卷三十 宋 易祓 撰

匠人修筑沟渠

匠人所修筑的沟渠，有的与遂人所述一致，有的则与遂人所述不一致。遂人说“每夫之间设有遂”，这是以一户农夫为单位而言的；而匠人说“田首设有遂”，则是以百亩为单位而言的。遂人说“十夫之间设有沟”，这是以旁侧增加而言的；而匠人说“九夫之间设有沟”，则是以实际数目而言的。这是匠人的制度与遂人相合的地方。至于匠人说“方圆十里为成，成之间设有洫”，即九百夫的土地，这就与遂人百夫设洫不同；匠人说“方圆百里为同，同之间设有浍”，即九万夫的土地，这就与遂人千夫设浍不同；匠人说“两山之间必定有河流”，即地势自然形成的河流，这就与遂人万夫设川不同。为什么远近之间差别如此巨大呢？先儒对此产生疑惑，于是认为这是因为乡、遂、采地的制度不同。这不仅是因为经文没有明文规定，而且井田之法通行天下，为什么乡、遂、采地要各自采用不同的制度呢？总之，遂人所述是成周时期的制度，而匠人所述则是贯通不同朝代的制度，这不能用主观臆测去强行求同。

耜宽五寸，两把耜称为耦。一耦所开垦的土地，宽一尺、深一尺，称为畎；田首加倍，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

遂人讲述五沟制度而从遂开始，匠人讲述五沟制度而从畎开始。畎不是沟，而是播种的土地。古代每年不需休耕的为上田，农夫受田百亩；每年休耕一次的为中田，农夫受田二百亩；每年休耕两次的为下田，农夫受田三百亩。休耕一次、两次，并不是荒废不耕，只是用来爱惜地力罢了。所以上等地百亩，则一亩相当于三亩；中等地二百亩，则一亩相当于二亩；下等地三百亩，则一亩相当于一亩。亩长百步，宽一步。畎宽一尺，垄高一尺。一尺宽的畎，则由两人各执一把耜共同开垦。耜宽五寸，两人合作称为耦，而耦则两把耜正好合开一耦之地。《诗经》所说的“十千维耦”就是如此。畎的制度，深宽都是一尺，而其首部就是遂。遂应当比畎加倍，所以宽二尺，深二尺。

九夫为井，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方圆十里为成，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方圆百里为同，同之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

方一里为一井，井九百亩，为九夫，旁侧加设一条沟，为十夫，这是匠人的说法，与遂人相合。然而遂人井田的法度，乃是成周时期开方计算的方法，如果匠人说井之间的沟为一里，十倍之则为十里之洫，再十倍之则为百里之浍，这只是说其一面之长而已。大概匠人方圆十里之洫，是每一面各十井，以开方来论，则方圆十里的是方圆一里的百倍，所以洫是百井，即九百夫的土地，这哪里与遂人百夫之洫相符呢？匠人说方圆百里之浍，是每一面为百井，以开方来论，则方圆百里的是方圆十里的百倍，所以浍是万井，即九万夫的土地，这哪里与遂人千夫之浍相符呢？郑玄对此疑惑而不得其解，所以说：“这是畿内采地的制度。”又说：“采地制定井田，不同于乡遂及公邑。”他的意思是遂人治理郊野，是乡遂公邑的制度，匠人沟洫，是采地的制度，他的说法没有依据。殊不知成周时期的井、邑、丘、甸、县、都，实际上通行于天下，起初哪有采地及乡遂公邑的区别呢？这是郑玄的失误，不必辩驳。近代刘敞在《中义》中，一定要用匠人的沟洫来求合于遂人治理郊野的制度，说遂人所言是积数，匠人所言是方数，即所谓依据一面而言的。如果一定要用一面来牵强附会其数目，那么十夫之沟为一里之井，十倍之为十里之成，再十倍之为百里之同，以此类推，从百里之同到两山之间的川，难道不是差距太大吗？我曾经说匠人并非成周的完整典籍，所以不言川，而特别附见于两山之间。至于遂人说万夫有川，则止于三十二里多一点，即《诗经》所说的“十千维耦，终三十里”，是举整数而言的。不仅如此，匠人虽然说了成之间的洫，而实际上是百井之地，匠人虽然说了同之间的浍，而不言千夫有浍，大概遂人千夫乃是百井之地，这里说同之间的浍实际上是万井之地，由此可知匠人的沟洫不可拘泥于成周的法度，或许出于夏商之制，也未可知。怎么证明呢？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文王《司马法》是商末的制度，则合乎十里百里的说法；《益稷》之书说“濬畎浍距川”，是自然之川，则合乎两山之间的说法。知道这些，那么匠人是前代的制度，遂人是成周的制度，就明白了。

直达于河流，各自承载其名。大凡天下的地势，两山之间必定有河流，大河流之上必定有道路。

这是说同之间有浍，浍水流入川，川在两山之间，与遂人万夫之川，其说法大不相同。大概遂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