缁衣集传卷一

译杰专擅私权，充当贪官污吏的藏污纳垢之所，奸邪之事得以隐藏，便习以为常且日益蔓延，这就是刑罚之所以繁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通晓法律的人，能够减少刑罚的根本；如今通晓法律的人，只是不遗漏罪行的细枝末节罢了。”又说：“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寻求让犯人活下来的理由；如今审理案件的人，寻求让犯人死去的理由。”上下互相驱使，以苛刻为精明，严酷的人获得功名，公正的人却招致后患。谚语说：“卖棺材的人盼望瘟疫流行，并非本性憎恨别人，而是因为利益在于别人的死亡。”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想要陷害无辜的人，也就与此相同了。所以想要减少刑罚却只在刑罚本身上下功夫，终究不符合治国的根本道理。

译汉高祖刚进入咸阳时，看到秦朝的法律繁琐苛刻，知道天下动乱的根源，于是召集各位父老，对他们说：“父老们受秦朝苛法的苦害已经很久了，批评朝政的人被灭族，私下议论的人被处死示众。现在我应当在关中称王，与父老们约定三条法律而已：杀人者处死，伤人及盗窃者抵罪，其余全部废除秦朝的苛法。”因此秦地的百姓非常高兴，所以像汉朝初期的法律，可以说是让在上位者容易行事，让在下位者容易知晓了。天下已经平定，又下诏说：“案件有疑难的，官吏有的不敢判决，有罪的人长久得不到审理，无罪的人长久被拘禁不决。从今以后，县道官审理案件，各自向所属的二千石长官汇报，二千石长官根据罪名应当上报。所不能判决的，都移交廷尉，廷尉也应当上报。廷尉所不能判决的，谨慎地详细上奏，附上应当比照的律令让皇帝知晓。”所以像汉高祖，也可以说是让在上位者容易行事的人了。当陈豨反叛时，常山的太守和郡尉丢失了二十多座城池，等到皇帝亲自征讨到达代地，赵相周昌请求诛杀太守和郡尉，皇帝说：“太守和郡尉反叛了吗？”回答说：“没有。”皇帝说：“这是力量不足罢了，没有罪过，全部赦免他们。”大概太守和郡尉丢失城池，按罪应当诛杀，然而天下刚刚平定，不适宜用严酷的法律动摇民心，这也是皇帝的大度，知道治国的根本所在，所以他让在上位者容易行事就是这样。

汉朝兴起已经一百年，逐渐任用执法官吏，律令繁琐众多，张汤、赵禹所制定的共有三百五十九章，死刑四百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刑判决比照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事，文书堆积如山，掌管的人不能全部看清，奸诈的官吏借此进行买卖，主管的人不能澄清，议论的人为此感到痛心。宣帝知道这样，即位后，有感于路温舒的奏章，于是下诏说：“近来官吏用法玩弄文字，逐渐严酷，这是我的不德。判决案件不当，使有罪的人兴起邪念，无辜的人遭受杀戮，父子悲愤怨恨，我非常痛心。现在派遣廷尉史与郡县决断案件，但责任轻、俸禄薄，不相称。设置廷平，秩六百石，员额四人，务必公平刑罚，符合我的心意。”涿郡太守郑昌说：“圣明的君主设置谏诤的臣子，不是为了推崇德行防止安逸享乐的产生。制定法律明确刑罚，不是为了治理挽救衰败动乱的兴起。现在英明的君主亲自垂听，即使不设置廷平，案件自然公正。如果为后代考虑，不如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昧的百姓知道避开，奸诈的官吏没有可操纵的了。现在不纠正根本而设置廷平，我担心政事衰败听政懈怠，那么廷平将招揽权柄成为动乱的祸首。”于是诏令郡国：“律令中可以废除安定百姓的，分条上奏让皇帝知晓。”郑昌的意思，是让在上位者难以处理、在下位者难以知晓的，都在于律令。律令不繁琐，那么刑狱可以清明，这还算是没有深入探究。

孝元帝时下诏说：律令是用来抑制暴行扶持弱者的，使百姓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开。现在法令繁琐众多而不简约，连掌管文书的人都不能分辨清楚，却想要罗织无辜百姓的过失，这难道是刑罚得当的意思吗？议论律令中可以废除减轻的，分条上奏。于是上奏减轻的共有七十多件事。成帝河平年间又下诏说：《甫刑》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死刑的惩罚其条目有二百。”现在死刑的刑罚有一千多条，律令繁琐众多，有一百多万字，请参照其他比照日益增多。连熟悉的人都不知道由来，想要晓谕大众，不也太难了吗？用来罗织无辜百姓，断送无罪者的性命，难道不悲哀吗？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熟悉律令的人商议，减少死刑及可以废除简省的，使明显容易知晓，分条上奏。书上不是说吗：“只有刑罚要体恤啊。”审核务必符合古法，我将尽心阅览。这时政事掌握在权臣手中，又转移到外戚，名臣哲士大多不得善终，而对律令小心翼翼，对百姓小心翼翼，常怕伤害他们。所以国家断绝而又延续，说是文景的遗训使然，但用来说明让在上位者容易行事、在下位者容易知晓的道理，就相差远了。

光武帝刚平定邯郸时，收缴王郎的文书，得到官吏百姓与王郎交往诽谤的几千章，放置不管。恰逢各位将领烧毁它们，说：“让不安分的人自己安心。”等到降服铜马军时，各位将领认为：“群盗只是势穷假降，不可信任。”各位投降的人也惊恐不安。光武帝独自命令他们回营，整顿军队，而亲自率领轻骑兵巡视慰劳他们。投降的人互相说：“萧王推心置腹，怎么能不效死力呢？”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废除王莽的苛政，以前武帝时所设置的诏狱二十六所，都合并废除。下诏说：“近来案件多冤屈，用刑严酷，我很怜悯。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商议，减少刑罚。”三年下诏说：“官吏不满六百石到墨绶长，丞相有罪先请示。男子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女连坐的，除非是不道罪诏书指名追捕，都不得拘禁。应当查验询问的，就当场查验。女犯每月出钱可以雇人代役回家。”后来又下诏废除边郡盗窃谷物五十斛抵死罪的法令。十八年制诏三公：“正值春天耕作，敬始谨防，行动顺从。罪非死罪，暂不审理，都等到麦秋。”像光武帝，也可以说是让在上位者容易行事而在下位者容易知晓的人了。

章帝即位，采纳陈宠的建议，荡涤繁琐苛刻，确定鞭打的规定，制作荆条长短有数。又下诏说：“书上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恭敬，哥哥不友爱，弟弟不谦恭，不互相连坐。’过去妖言大狱所牵连的广泛深远

译一人犯罪，却株连禁绝三族，朕非常怜悯他们，这不符合所谓给人改过自新的原则。所有以前因妖言恶行被禁锢的人，都免除其罪禁，明确展示抛弃过错的途径，只是不得担任宫廷宿卫罢了。”又下诏说：“《春秋》在春季月份，每每记载王者之事，是重视三种正朔，谨慎实行三种防范的缘故。律法规定十二月立春时，不判决囚犯。《月令》记载冬至之后，有顺应阳气、辅助生长的条文，而没有审讯案件、防范刑罚的政策。朕咨询访问儒雅之士，查考典籍，认为王者施行生杀应当顺应时节气候，制定法律不应在十一月、十二月判决囚犯。恰逢元和二年发生旱灾，议论的人认为防止狱讼没有贯穿整个冬季，所以阴气发泄，导致灾旱。陈宠再次引用《春秋》、《月令》来纠正这种看法，从而确定了旧有的关于鞭打、杖责和决断囚犯的法令，一直施行到现在。像章帝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上面容易侍奉而下面容易知晓的人了】

译永平年间，有一对兄弟共同杀了人，官吏已判决弟弟死刑。皇帝认为兄长没有管教好弟弟，于是上报加重对兄长的刑罚，并减轻弟弟的死刑。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只说了加重对兄长的刑罚，结果导致两人都被加重刑罚。尚书上奏孙章假传圣旨，应当腰斩。皇帝询问奉车都尉郭躬，郭躬判处孙章罚金。他说：“法令中有故意和过失的区别，孙章传达命令时弄错了事情，并非故意假传圣旨。所谓假传圣旨，是指假借圣旨来谋取私利。”皇帝说：“孙章与囚犯同县，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呢？”郭躬说：“周朝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像箭一样笔直。君子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圣明的君王效法天道使用刑罚，不能在法律之外生出私意。”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免除了孙章的死罪。史书评论说：“当时罪刑尚未确定，皇上想判兄长重罪而减轻弟弟的死罪。中常侍误报两人都加重刑罚，那么中常侍并非误报。他口含天宪，损害君主的德行而扰乱律令，这难道与冲撞皇帝车驾的人受同样的惩罚吗？”郭躬的意图虽然有些阿谀，但他的言论非常正直，符合长者的道理。所以君主容易行事，臣下容易知晓，只有章帝具备这种品质。

光武帝时，有被判死刑的囚犯，暂且等待麦秋时节再执行。到了和帝永元末年，有诏书依据《月令》，在麦秋时节允许审理轻罪，于是盛夏时节也审理案件。司徒鲁恭上疏说：“臣看到诏书，敬顺天时，忧念万民。罪行不是死刑，就不审理，这是为了辅助仁德，招致和气，从而利于百姓。旧制是到立秋才执行轻刑，自从永元年间以来改为孟夏。刺史太守不深入思考忧民息事的根本，举荐良才退斥残暴之人，反而在盛夏征召农民，拘禁对质考验，牵连滞留没有止境。司隶校尉掌管京师，是四方效法的榜样，却在春月巡视，借口慰劳百姓，没有怜悯之心，烦扰郡县，上违背时节气候，下伤害农业。请求从今以后决狱考案，都以立秋为界限。”像鲁恭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君主容易行事，臣下容易知晓了。

北魏孝文帝慎重对待刑罚，重大刑罚大多命令复审。奏请判决后仍囚禁的犯人，积压多年，群臣颇有议论。皇帝说：“积压的案件确实不是好的治理，但不如仓促行事而滥杀无辜好。”人情在幽暗忧愁中就会思虑痛苦，所以智者把监狱当作福堂。我让他们受苦，是想让他们改悔，从而可以施加怜悯宽恕。当时刚开始颁布百官俸禄，而守宰中贪婪狡猾的人，往往受到严厉谴责。其他官吏百姓犯法，大多从宽处理，疑罪多减为死刑改为戍边。天下判处死刑的人，一年不过五六人。像魏孝文帝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君主容易行事，臣下容易知晓了。

唐太宗曾经阅览《明堂针灸图》，看到人的五脏都依附在背部，针灸失误会导致死亡，感慨叹息说：“鞭笞是五刑中最轻的，而死亡是人最看重的。现在法律有鞭背的刑罚，怎么能因为犯了最轻的刑罚而让人抵死呢？”于是命令废除鞭背刑。曾经带囚犯到岐州刺史郑善果面前，皇帝说：“郑善果官居五品，不算低微，即使有罪，怎么能与一般囚犯为伍？”敕令从今以后五品以上官员犯罪，允许在朝堂等待裁决。像唐太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君主容易行事，臣下容易知晓了。太宗曾经对群臣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婪放纵，饥寒迫近身体，不顾廉耻而这样做的。消除盗贼的根本，只在于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安抚百姓，使他们衣食有余，自然不做盗贼，哪里需要用重法呢？”又认为为官在于得人，不在于人员众多，合并内外官员制定为六百七十员，说：“我用这些职位等待天下的贤才，足够了。”起初皇帝即位，对治理教化抱有美好的意愿，曾说：“大乱之后，百姓不容易治理。”魏徵回答说：“不是这样，长久安定的百姓骄纵安逸，骄纵安逸就难以教化；经历动乱的百姓愁苦，愁苦就容易教化。就像饥渴的人容易接受饮食一样，希望陛下留意。”封德彝反对说：“三代以来，人心逐渐浇薄，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大概是想要教化而不能，难道是能够教化而不愿意吗？”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更换百姓而教化他们，黄帝征讨蚩尤，颛顼诛杀九黎，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难道不是承接大乱之后吗？都亲身带头教化以达到太平治理。如果说古人淳朴逐渐变得浇薄，那么到现在应当都变成鬼魅了，君主怎么能治理他们呢？”皇帝深深赞同他的话。像魏徵所说的，也可以说是君主容易行事，臣下容易知晓了。

贞观年间有敕令，资历造假的人大多虚假申报，允许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虚假资历的事被发现，大理卿戴胄认为应当流放。皇帝愤怒地说：“我的敕令说不自首的处死，而戴胄判流放，这是显示我不守信。”戴胄知道敕令是这样，为什么还这样判决呢？戴胄说：“法律是这样就足够了，臣作为法官不敢亏损法律。况且敕令或许是一时喜怒所发，法律是明主向天下昭示的大信用。陛下因为一时的愤怒而敕令杀他，既然知道不可以，用法律裁断而流放，这就是所谓忍受小愤怒而保存大信用。”皇帝迟疑了很久，说：“法律有失误，依靠你而纠正，最终听从戴胄的意见。”戴胄所坚持的难于汉文帝时的张释之，唐太宗所听从的又难于汉文帝了。当初张释之议论，冲撞皇帝车驾时还说：“陛下当时诛杀他就罢了，那就是说最初没有敕令。”现在既有敕令，而想要用天下的法律平抑一时的愤怒，所以知道戴胄的事，唐太宗也可以说是君主容易行事，臣下容易知晓了。开元年间，武疆县令裴景仙犯有索取赃物的罪，累计达到五千匹，逃亡被捕。皇上愤怒，命令弃市。大理卿李朝隐说：“按照律法，枉法赃物达到十五匹罪死，索取赃物

译即使赃物多达数千匹，罪责也仅止于流放。况且景仙的曾祖父是已故司空李寂，在皇帝刚即位时确实参与了开国元勋之列，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中，家族陷入罗织的罪名，被酷吏诛杀几乎殆尽，只有景仙幸存，而且他是世袭嫡子。假使应当判死刑，尚且希望得到宽大的赦免，何况并没有判处死刑的理由呢？”皇上仍然不答应。朝隐坚持说：“如果请求适用‘乞取’律判处斩刑，那么后来对于枉法赃物又该如何定罪？况且近来判杖刑的允许减等，判流刑的给予路费以彰显皇恩浩荡，为什么唯独对景仙超越常规法律呢？”于是得以减死罪改为流放。当时朝政尚且清明，宰相和辅臣得人，所以法官还能够遵守法律。自从开元年间以后，大概多有难以处理、难以知晓的事情。现在没有“乞取”律，称为超过十贯以上，接近于死刑的比照，因公侵盗的罪行比这更重，所以知道古人的宽厚。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和绛在皇上面前讨论治国。吉甫说：“陛下近来下诏免除租税赈济饥荒，恩德深厚，但刑罚没有施行，朝廷内外懈怠，应该严肃刑罚以明确威严。”绛说：“如今天下虽然没有大治，也不至于很乱，处于古代国家使用中等刑罚的时候，难道一定要严肃刑罚吗？况且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国家的君主，一定先施行道德教化，到了暴乱的时代才专门使用刑罚。”吉甫的话不对。皇上认为绛的话不对已经很久了。司空于頔也劝皇帝加重刑罚。皇上退朝后对宰相说：“于頔是大奸邪之人，他的意图是想让我失去天下人心。”吉甫羞愧得流汗好几天，这是宪宗也没有做难办的事。宋朝初年律令沿袭唐朝旧制，另外下诏给州县的，分类编成一百零六条，与新定的《刑统》一起颁布。淳化年间加倍，咸平年间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后来滋长繁多，仁宗想要删定，有人从中阻挠说先朝的诏令不可轻易改变。皇帝拿这个问题问宰相王曾，王曾回答说：“这是奸邪之人迷惑君主的话，让法官得以倚仗法律玩弄法律，上下其手罢了。”咸平年间编敕繁密，删减它以便统一视听，为什么不可以？于是又删定了一百多条。接着又下诏说：“先王用法简约，使人们知道禁令而容易遵从；后代设立茶、酒、盐、税的禁令，剥夺百姓利益而刑罚更加彰明。现在编敕多出于律法之外，又多次更改，即使官吏尚且不能全部知晓，何况百姓？一旦陷入诉讼，没有办法自我赎罪。宣扬礼乐教化的风尚尚且郁结，而专门依赖刑罚的弊端难道不是这样吗？”神宗也曾对侍臣说：“法出于道，人能够体悟道，那么用法就不是用法了。道啊，所以防患于未然叫做敕，禁止于已然叫做令，设在此等待彼叫做格，行在此使人效仿叫做式。难道仅仅是法吗？”大概宋朝认为律法不足以周全事情，凡是律法没有记载的，一律防患于未然用敕，那些约束禁止的都称为令，有等级高下的都称为格，有体制模样的都称为式。共有四十七门。到了王安石等人使用这些制度后，狱讼又繁多兴起，刑法两败。所以知道容易处理、容易知晓，都在于人而不在于法。

译大凡刑法制度，始于魏国李悝撰写《法经》六篇，以《盗贼》《囚捕》两篇为关键，又将轻狡、越城、戏、假借、不廉、淫荡、逾制等四件事归入《杂律》一篇。商鞅学习并施行于秦国，萧何制定律法，废除参夷株连之罪，增加《部主见知》《益事律》《擅兴》《厩户》三篇，连同李悝的篇章共为九篇。叔孙通增补律法未涵盖的内容，形成《傍章》十八篇。张汤、赵禹增至六十篇，附带诏令三百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马融、郑玄等儒者的章句解说，又有十余家，共计七百多万字。汉魏之间打算设立律博士，相互传授，陈群等人删定新旧内外律法为二百四十三篇。这与《春秋》相比，仍符合董仲舒的本意。此后又多次修订，晋朝时定为二十篇六百三十条。张斐为律法作注，颇为简练且合乎情理。杜预又作注进献，说：“法律是裁断是非的准则，并非穷尽事理人性的书籍。所以文字简约而条例直接，审理省事而禁令简少。条例直接容易看清，禁令简少难以触犯。刑法的根本在于简练直接，所以必须审慎名分。审慎名分，就必须忍受细微的道理。古代刑法刻在钟鼎上，铸在金石上，就是为了远远堵塞异端邪说，使人没有淫巧之心。”现在所著述的都是纲领性的法意，以名分来规范，使用者得以执守名分来审慎取舍，就能伸张法律的公正，符合折柴顺理的道理。所以像杜预这样的人，仍具有《春秋》的精神。明朝初年制定律令一百四十五条，颁布天下。皇帝说：“律令是治理天下的法则。令在事前教化，律在事后整齐。古代法律极其简略，后来变得繁杂，甚至有人不能通晓其含义，怎么能让百姓知晓律意而不触犯呢？这是开启官吏奸诈而陷百姓于罪。我对此深感怜悯，现在所定的律令删减得简练质朴，使天下人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以免牵涉律条，或许能实现我期望最终不用刑罚的本意。”又告诫中书省说：“凡是立法贵在简略，应当使人容易明白。如果条款繁多，或者一事有两端，可轻可重，奸贪的官吏得以借机作恶，那么原本用来禁止残暴的，反而用来伤害善良。你们应当尽心参究，凡是刑名条目逐日上报给我，亲自斟酌议定。”这时稍微修改唐律，将六百零六条定为三十卷，已定的六部分为六类，分析篇目十九条，约四百六十条，律法才确定。十九年时仿照《周书》的意思，作《大诰》以昭示中外，敕令刑部所有案件判决后，囚犯若有《大诰》情节则减等。又作《续大诰》三编，训诫切要三十条。三十年颁布《大明律》附载《大诰》令，其中上部序言说：“我拥有天下，效法古代治理，明礼以引导百姓，定律以约束顽劣，制定律令很久了，而触犯者相继出现，于是拿出五刑酷法来治理，想让百姓畏惧而不触犯。作《大诰》，昭示使百姓知道趋向和避忌。又过了一年，然而法律在官府手中，百姓不能周知，特别敕令六部都察院，将《大诰》内的条目撮要附载于律，其他禁令条例全部革除刊布中外，使臣民知道遵守。它如此容易施行容易知晓，应用于治理，尤为详细谨慎。到了万历年间，每年囚犯不过数十百人，成为古今的隆盛典范。”

咸服章第二

孔子说：喜好贤人如同《缁衣》篇所颂扬的那样，厌恶恶人如同《巷伯》篇所谴责的那样，那么爵位就不会被亵渎而百姓会向善，刑罚不必使用而百姓都会顺服。《大雅》说：效法文王，万国信服。汉文帝避“邦”字讳改作“国”，易事易知是教化的本源，好贤恶恶是治理的手段。英明的君主平正自己的好恶来考察贤与不贤，见到贤人就举用，见到恶人就疏远，洞察明白，昭示天下，君子清楚地知道其容易侍奉，小人清楚地知道其容易知晓，这样刑罚就可以省去了。圣人还担心心意不诚、心术不正，谄媚阿谀的人乘虚而入，使其疑惑内生、吝惜过错外显，导致举措不当而刑赏都混乱了。所以好贤必须像《缁衣》那样，恶恶必须像《巷伯》那样。《缁衣》称颂贤人，三次破旧就三次赐新，三次就任就三次光鲜，其亲近贤人有始有终就是这样。《巷伯》厌恶恶人，一次交付给豺虎，再次交付给北方，三次交付给上天，其痛恨逼迫就是这样。大凡贤人的道理难进而易退，一次礼节不备就脱鞋离去；谗佞之人的道理善于柔顺而多浸染，屏绝不严则根蔓难防。所以尊重贤人而容纳众人是儒者的事，任用贤人而去除奸邪是王者的事。王者以包容宏大为根本，以果断为体，持守不偏则应对愈烦，好恶一旦迁移而情伪千出。文王好贤说：我有疏附，我有先后，我有奔奏，我有御侮；他厌恶不贤说：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所以没有四友之寄而滥授高爵以迷惑民心，是文王必定要肆伐的。

郑桓公、武公相继担任周朝司徒，善于其职，周人喜爱他们，为他们作了《缁衣》这首诗，其词句说：“黑色衣服真合身啊，破了又给你改做新的啊。到你馆舍去啊，回来给你送上好米啊。黑色衣服真美好啊，破了又给你改造新的啊。到你馆舍去啊，回来给你送上好米啊。黑色衣服真舒适啊，破了又给你改做新的啊。到你馆舍去啊，回来给你送上好米啊。”这是《周诗》，却归入《郑风》，大概是原本桓公、武公的德行，周人喜爱他们，古今言好善，没有超过这个的了。

周朝士人有被谗言陷害而受宫刑的，作了《巷伯》这首诗。巷伯就是寺人。

译那诗说：“萋萋菲菲，织成这贝锦般的花纹。那些进谗言的人，也太过分了。哆哆侈侈，织成这南箕般的形状。那些进谗言的人，究竟和谁谋划？鬼鬼祟祟，轻浮浅薄，谋划着要进谗害人，请谨慎你的言辞吧。说你不可信，反复无常，谋划着要进谗言，难道不会让你承受吗？最终让你被流放。骄横的人得意洋洋，劳苦的人忧心忡忡。苍天啊苍天，看看那骄横的人，怜悯这劳苦的人。那些进谗言的人，究竟和谁谋划？抓住那进谗言的人，把他扔给豺虎，豺虎不吃他。把他扔到北方，北方也不收留他。只好把他交给上天。杨园的道路，蜿蜒通向亩丘。”寺人孟子作了这首诗。各位君子，请恭敬地倾听。古今谴责恶人的言论，也没有超过这首诗的了。

译武王问太公说：“举荐贤能却导致国家危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太公说：“举荐贤能却不任用，这是有了举荐贤能的名声，却得到了危亡的实质。”武王说：“举荐了却不任用，为什么呢？”太公说：“君主喜欢听信小的善行，因而求不到真正的贤才。”武王说：“喜欢听信小善的君主，是怎样的呢？”太公说：“君主喜欢听信赞誉而不厌恶谗言，把不贤当作贤，把不善当作善，把不忠当作忠，把不信当作信。君主把赞誉当作功劳，把诋毁当作罪过，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多给赞誉的人被进用，少给赞誉的人被退斥，因此群臣结党营私而遮蔽贤才，百官拉帮结派而多行奸诈。忠臣因被诽谤而无罪受死，邪臣因受赞誉而无功受赏，国家便显露出危亡的迹象。”武王说：“我现在才知道毁誉的真情了。”

又说：“得到贤才并敬重士人，有时却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什么原因呢？”太公说：“君主不能独自决断，而依靠别人的议论来决断，就会招致祸殃。”武王说：“为什么呢？”太公说：“不能确定该罢免谁，而依靠别人的议论来罢免；不能确定该任用谁，而依靠别人的议论来任用；不能确定该做什么，而依靠别人的议论来做。所以依靠别人的议论来赏赐，就没有什么可赏的；依靠别人的议论来惩罚，就没有什么可罚的。贤才不一定被任用，不贤的人不一定被罢退，虽然敬重士人，士人却不归附了。”武王说：“这种情形的实质是怎样的呢？”太公说：“这种人，讨厌别人看清自己的真情，却喜欢看清别人的真情；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却喜欢听到别人的过错。所以他所赏赐的，都是赞誉自己的人；所惩罚的，都是诋毁自己的人。所以说：治理国家而国家不能治理。这是太公望说的话。然而这接近于人情，好恶接近于人情，也就足以使民众信服了。”

又说：“治理国家却屡次更改法令，这是什么原因呢？”太公说：“治理国家却屡次更改法令的人，是不以法度为法度。把他认为好的当作法度，把他认为好的当作法度，也就把他认为不好的当作法度了。所以法令一出就混乱，混乱了又更改法令，这也不是太公望说的话。然而这接近于法度好恶，接近于法度，也可以试一试了。”

孔子拜见梁君，梁君问孔子说：“我想要长久保有国家，我想要使都城得以保全，我想要使百姓安定而不迷惑，我想要使士人竭尽他们的力量，我想要使日月按时运行，我想要使圣人自然前来，我想要使官府治理有序，该怎么做呢？”孔子回答说：“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问我的很多，没有像您这样问我的方法的。然而这些都可以得到。我听说，两位君主互相亲近，就能长久保有国家；君主恩惠臣子忠诚，就能保全都城；不杀害无辜，不放纵罪人，百姓就不迷惑；增加士人的俸禄赏赐，士人就竭尽力量；尊崇上天敬奉鬼神，日月就按时运行；善于运用刑罚，圣人就自然前来；崇尚贤能任用有才能的人，官府就治理有序。”梁君说：“难道有不是这样的吗？这不是孔子的话，然而接近于道理。好恶接近于道理，也就进而符合道了。”

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询问政事。蹇老说：“政事有三条要领，叫作忠，叫作信，叫作敢。”董安于说：“什么是忠？”蹇老说：“忠于君主。”董安于说：“什么是信？”蹇老说：“守信于法令。”董安于说：“什么是敢？”蹇老说：“敢于惩治不善之人。”董安于说：“这三条足够了。”所以董安于的赏罚，就是蹇老的主张。魏文侯问李克说：“我的赏罚都恰当，但百姓不赞同，为什么呢？”李克说：“国家大概有放纵作恶的人吧？他们的父亲有功而受俸禄，他们的儿子无功却吃着这份俸禄。父亲的功劳已经传了几代，后来的罪过却不诛杀；出门炫耀他们的皮裘骏马，进门败坏他们的女儿儿媳，以此扰乱乡里。像这样的人不剥夺他们的俸禄，不足以招来贤士。”所以剥夺放纵作恶之人的俸禄来奖赏贞洁之士。魏文侯使众人信服，就是李克的主张。所以董安于、李克对于好恶的态度，也还有《缁衣》《巷伯》那样的意思。

郭君灭亡，是因为喜好贤能厌恶邪恶而灭亡；中山君灭亡，也是因为喜好贤能厌恶邪恶而灭亡；范氏中行氏灭亡，也是因为喜好贤能厌恶邪恶而灭亡。百姓不愿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杕杜》中喜好贤能，说：“那位君子啊，难道肯来我这里吗？心里喜爱他，怎么不饮食他呢？”《何人斯》中厌恶邪恶，说：“如果是鬼怪蜮虫，那就抓不到；有脸面的人，看人没有准则。圣人还认为不够。”接着用权舆来承接，把魑魅交给他，所以反而改变风俗，兴起良善而制裁奸邪。这两者，不是贤士大夫所能禁止的。君主不果断，臣下就不愿意；臣下不愿意，赏赐就不足以劝勉，刑罚就不足以惩戒，贤与不贤混淆，窃取我好恶的人就日益增多了。《诗经》说：“君子如果喜悦，祸乱大概很快停止；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大概很快阻止。”君子的喜怒，都用来扰乱自己。君子的喜怒，不扰乱自己，就一定会与小人为交易。飞廉、恶来、奄、崇、宻之类，都是这样的。

楚文王有病，告诉大夫说：“筦饶用道义触犯我，用礼仪违背我，和他在一起不安，不见他时不思念，但我有所得，一定要在我在世时封他为爵位。”申侯伯是我想要的，就劝我去做；我喜欢的，就抢先为我做。和他在一起就安适，不见他时就思念，但我有所失，一定要在我在世时驱逐他。大夫答应，于是封筦饶为大夫，赠送申侯伯并驱逐他。申侯伯将要去郑国，楚王说：“一定要告诫他。”但他为人不仁，却想得到别人的政事，不要让他去鲁、卫、宋、郑。到了郑国后，掌握了政权，五个月后郑国人杀了他。所以如果

译楚灵王这个人，可以说是懂得什么是喜好、什么是厌恶的了。懂得什么是喜好、什么是厌恶，也就懂得该惩罚谁、该奖赏谁了。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让酒在酒杯里变酸，肉在砧板上腐烂，柔美的歌舞在面前不停歇，钟鼓的乐声在身旁不中断，这难道不会妨害成就霸业吗？”管仲回答说：“这些虽然不是好的行为，但对成就霸业没有妨害。”齐桓公说：“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妨害霸业呢？”管仲说：“不能识别人才，会妨害霸业；识别了人才却不能任用，会妨害霸业；任用了人才却不能委以重任，会妨害霸业；委以重任却不能信任，会妨害霸业；信任了却又让小人去监视防范，会妨害霸业。”所以像管仲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如何动员百姓的人了。懂得如何动员百姓，也就懂得如何取得信任来治理国家了。可惜他只是成就了霸业罢了。

译赵简子与栾激出游，打算把他沉入黄河，说：“我曾经喜好音乐女色，栾激就为我搜罗；我曾经喜好狗马，栾激就为我寻求；我曾经喜好宫室台榭，栾激就为我承担营造。如今我喜好贤士六年了，栾激却从未推荐过一个人，这是助长我的过错而废弃我的善行啊。”又有两位臣子叫尹绰、郝厥。简子对尹绰说：“郝厥爱我，劝谏我不在众人面前；尹绰不爱我，劝谏我一定在众人面前。”尹绰说：“郝厥爱惜君主的名声，而不爱惜纠正君主的过错；臣子爱惜纠正君主的过错，而不爱惜君主的名声。”简子向他道歉。赵简子所建立的国力，还不及齐、楚的一半；而他喜好贤人、厌恶恶人的程度，又不及齐桓公、晋文公的一半，那么他的事业卑微，是理所当然的啊。

莒国太子仆杀害了他的国君，带着宝玉逃奔到鲁国。鲁公命令给他封邑，说：“今天一定要授予。”季孙行父派司寇把他驱逐出境，说：“今天一定要送达（边境）。”鲁公询问其中的缘故，行父派史克回答说：“先大夫臧文仲教导我行事侍奉君主的礼节，我奉行这些礼节周旋应对，不敢丢失。他说：‘见到对君主有礼貌的人，侍奉他就像孝子赡养父母一样；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先君周公制定礼制说：‘用准则来观察德行，用德行来处理事务，用事务来衡量功绩，用功绩来供养百姓。’制定誓命说：‘破坏准则的是贼，包庇贼的是藏，窃取贿赂的是盗，盗窃礼器的是奸。’我观察莒仆，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准则。孝敬忠信是吉德，盗贼藏奸是凶德。莒仆，论他的孝敬，他却杀害了君父；论他的忠信，他却窃取了宝玉。这个人就是盗贼，那宝玉就是奸邪的征兆。保护他并使他获利，那就是包庇藏奸；以此作为训导，百姓就没有准则了。不衡量善行，而都在于凶德，因此要驱逐他。”鲁公无法反驳。在此之前，华督杀害国君，也献纳了贿赂。于是把宋国的郜鼎纳入了太庙，臧哀伯说：“作为君主的人，将要彰显德行、堵塞违逆，以此来统辖百官，还担心有所缺失，所以彰显美好的德行来昭示子孙。因此清庙用茅草盖顶，大路用蒲草做席，太羹不加调料，祭品不精凿，这是彰显节俭。衮衣、冕冠、黻纹、玉笏，腰带、下裳、幅缘、舄鞋，衡冠、耳塞、纮带、綖饰，这是彰显法度。藻纹、玉饰、鞞鞛，鞶囊、厉带、游缨，这是彰显数量。火形、龙形、黼纹、黻纹，这是彰显文采。五色配合形象，这是彰显物类。〇銮铃和铃，这是彰显声音。三辰旗帜，这是彰显光明。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数量，文物用来记载，声教用来发扬，以此来统辖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而不敢改变纪律。现在毁灭德行树立违逆，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来明示百官，百官效仿它，又怎么惩罚他们呢？”所以臧哀伯、季文子还有《缁衣》篇那样的心意，他们厌恶恶行显著，那么他们喜好贤人也就显著了。他们考察事物、论述法度，还接近于仪刑（典范）吧？子产铸造刑书，叔向告诫他说：“从前先王根据事情来制定刑罚，不预先制定刑律，是担心百姓产生争讼之心，尚且不可禁止，所以用义来防范，用政来纠集，用礼来推行，用信来坚守，用仁来奉行。制定禄位，来鼓励他们的严正；防备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淫乱，还担心不够。所以用忠来教诲，用行为来耸动，用事务来教导，用和谐来役使，用恭敬来临视，用刚强来治理，用刚正来防范，还寻求圣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百姓因此可以任使，而不产生祸乱。百姓知道有刑律，就不畏惧上级，并产生争讼之心，依据文书来征验，而侥幸钻空子，那就不可为政了。夏朝有乱政而制定禹刑，商朝有乱政而制定汤刑，周朝有乱政而制定九刑。三种刑律的兴起，都是衰世。现在您辅佐郑国，划定田界，设立谤政，制定参辟，铸造刑书，想要安定百姓，不是很难吗？《诗》说：‘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说：‘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像这样，还有什么刑律呢？叔向论述仪刑，太深刻了，似乎与臧哀伯和季文子一样。凭借季文子的奖赏，可以不亵渎而百姓服从，然而子产还是做了，子产对于文王，也不过是说救急罢了。”

孙心章第三

孔子说：“对于百姓，用德行来教化，用礼制来整齐，那么百姓就有归附之心；用政令来教化，用刑罚来整齐，那么百姓就有逃避之心。所以统治百姓的君主，用爱心对待他们，百姓就亲近他；用信用结交他们，百姓就不背叛；用恭敬治理他们，百姓就有顺从之心。《甫刑》说：‘苗民不听从命令，用刑罚来制约，只制定了五种残酷的刑罚叫做法，因此百姓有了恶德而终于断绝了他们的世系。’”

【刑罚和奖赏都是礼。礼和乐互为根本。到了刑罚，先王就停止音乐。所以刑罚，不是使百姓顺从的工具。父爱、信用、恭敬，是人心中的礼乐所由产生的起点。乐始于和，归于严；礼始于严，而归于和。《诗》说：‘鲂鱼尾巴发红，王室如同焚烧。虽然如同焚烧，父母却很亲近。’这是说父爱。‘南方有高大的树木，不可休息。汉水太宽了，不可游泳。江水太长了，不可横渡。’这是说信用和恭敬。所以君子爱及百姓，百姓就有对父母的亲近；信用和恭敬显现在臣民身上，臣民看他就像江汉一样不可逾越。所以礼乐，是容易施行而容易知晓的工具。风泽相遇，叫做中孚。中孚就是格，格是君子

译这是道的体现。山隐伏于天之下，称为遯卦。遯卦用来远离邪恶，是小人的处世之道。风相随而行称为防卦，防卦用来申布政令，是君子的处世之道。不遵循这些正道，却以恶劣的德行作为训诫，这叫做苗民。苗民，是高辛氏的乱臣。舜因为苗民顽固不服教化，想要修明侯伯鞭挞的威严，他的大臣甚至以傲慢暴虐互相告诫，然后才最终归于礼乐。他的用意深远啊。地节四年秋天，皇帝下诏说：“法令规定，判处死刑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不能停止刑罚。这是先帝所重视的，而官吏们却没有称职。如今被囚禁的人，有的因为遭受拷打、饥饿寒冷而并死于狱中，这是什么用心违背人道呢？我非常痛心。命令各郡国每年上报因拷打、鞭笞或因病死于狱中的囚犯所犯的罪名、姓名、籍贯和爵位，由丞相和御史考核政绩的优劣并上报。”这虽然还没有达到德治礼教的境界，但凭借这种考核优劣的方法，世间那些大肆施行恶劣德行的人，也可以逐渐衰微止息了。

译元康二年夏天，皇帝下诏说：“监狱是万民性命攸关的地方，是用来禁止暴行、制止邪恶、养育众生的。能使活着的人不怨恨，死去的人不遗憾，就可以称为有文采的官吏了。现在却不是这样，执法的人有的怀着巧诈之心，剖析法律时持两端态度，量刑深浅不公，增加言辞掩饰错误，以此构成罪行，奏报不实，皇上也没有办法知道。这是朕不明察，官吏不称职，四方百姓将依靠谁呢？各郡太守要考察属官，不要任用这种人。官吏务必公平执法，有的擅自征发徭役，装饰馆舍传舍，迎合过往的使客，超越职权、违反法律，以此博取名誉，这就像踩在薄冰上等待太阳出来，难道不危险吗？如今天下遭受疾病瘟疫的灾害，朕非常怜悯，命令受灾严重的郡国，免除今年的租税。”

元康三年夏天，命令三辅地区不得在春夏季节掏鸟巢、取鸟蛋、弹射飞鸟，这是遵循《月令》的规定。元康四年春天，皇帝下诏说：“朕想到年老的人，头发牙齿脱落，血气衰微，没有残虐的心，现在却有的触犯法律，被拘禁在监狱中，不能终享天年，朕非常怜悯。从今以后，凡是八十岁以上的人，除了诬告、杀伤人的罪行外，其他都不治罪。”五凤二年秋天，皇帝下诏说：“婚姻的礼仪，是人伦中最重要的。酒食的聚会，是用来施行礼乐的。现在各郡国有的擅自设立苛刻禁令，使百姓嫁娶不能准备酒食互相邀请，这是废弃乡里的礼仪，让百姓没有快乐，这不是引导百姓的办法。《诗经》不也说吗：‘百姓失去德行，是因为干粮不足而犯错。’不要实行苛政。”当时，丙吉、黄霸相继担任政务，以敦厚、大爱、诚信、恭敬来恩惠百姓。到了甘露年间，两人相继去世，但汉宣帝的德政没有衰退。黄龙元年春天，皇帝下诏说：“听说上古的治理，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因此上下和谐，海内安宁，这是无法企及的。朕既然不明察，多次申令公卿大夫，务必实行宽大，顺应百姓的疾苦，想要配得上三王的隆盛，彰显先帝的德政。现在官吏有的把不禁止奸邪当作宽大，把纵容释放有罪的人当作不苛刻，有的把酷烈当作贤能，都失去了中道，奉行诏书宣化，这样难道不荒谬吗？如今天下事务不多，徭役减少，战争没有发动，但百姓多贫困，盗贼不止，过错在哪里？上报的计簿只是文书齐全罢了，务求欺骗以逃避考核。三公不在意，朕将托付给谁？所有诏令中省减卒徒自给的政策，都停止。御史审查计簿中怀疑不实的，要查究，使真假不混淆。”这时，于定国担任丞相，而诏书中引用的内容与以往不同，这是汉宣帝衰微的表现吗？然而宣帝最初的意图，在于通过综核名实来安定百姓，仍然存有诚信恭敬之心。

汉宣帝的治理，是当时极盛的，海内富足，匈奴臣服，各种政务完备，几乎达到古代的水平，但仍有百姓贫困、盗贼兴起的感叹。到了汉元帝，每年稍有灾害，也自己引咎，悲悯之言值得称道。永光元年春天，皇帝下诏说：“五帝三王，任用贤能，以达到太平，而现在治理不好，难道是百姓不同吗？过错在于朕不明察，无法识别贤才。因此奸佞之人在位，贤良之士被遮蔽，加上周秦的弊端，百姓逐渐沾染薄俗，背离礼义，触犯刑法，难道不可悲吗！”由此看来，百姓有什么罪过？赦免天下，让他们振奋精神改过自新，务农，没有田地的由官府借给，借贷种子粮食，如同贫困百姓三年。夏天责备丞相御史，下诏说：“有从东方来的郎官，说百姓父子互相抛弃，丞相御史查案的官吏，隐瞒不说吗？还是从东方来的人夸大其词呢？为什么错谬到这种地步？想知道实情，今年收成还不可预知，如果发生水旱灾害，忧患不小。公卿有能预防未然、补救已然的，各自以诚回答，不得有忌讳。”永光四年夏天六月，又下诏说：“听说圣明的君王在上，忠贤遍布，那么众生和谐快乐，远方蒙受恩泽。现在朕对王道昏暗，日夜忧虑辛劳，不通晓道理，没有看的不迷惑，没有听的不困惑，因此政令多变，民心未得。公卿大夫好恶不同，有的依仗奸邪，侵削百姓，百姓依靠谁呢！”于是六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诗经》不也说吗：“现在这些百姓也非常悲哀。”公卿大夫要努力思考天戒，修身谨慎，永远辅佐朕的不足，直言尽意，不要有忌讳。这时于定国、韦元成相继担任丞相，宏恭、石显实际掌管枢机，而灾异求言，都推过给公卿，与文宣之朝相比，引咎责躬、子爱信恭之意，相距遥远了。

在汉文帝时，体恤百姓的诏书没有一年不下。十三年五月，下诏说：“听说有虞氏的时候，在衣服上画图案，改变服饰作为惩罚，而百姓不犯法，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现在法律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不止，过错在哪里？难道不是朕德行浅薄而教化不明吗？我非常惭愧。所以训导不纯，愚民陷入其中。《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有过错，教化未施而刑罚已加，有的想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达到，朕非常怜悯。刑罚到伤害肢体，刻伤肌肤，终身不能恢复，刑罚多么痛苦而不道德啊？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意思吗？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替代。”并命令罪人根据轻重，不逃亡满一定年限可免刑，制定法令。于是将应受髡刑的改为完刑并服城旦舂劳役，应受黥刑的改为髡钳并服城旦舂劳役，应受劓刑的改为笞刑

译受一百下笞刑的，原本应当斩去左脚脚趾；受三百、五百下笞刑的，大多会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汉景帝时期，总共两次减轻了刑罚，将二百以下的笞刑数量确定下来，并且制定了关于刑具的规定。大概从这时起，肉刑就永远废除了，后来即使有人议论，也无法再恢复。所以像汉文帝、汉景帝这样的君主，也可以说是用慈爱来养育百姓，用诚信来团结百姓，用恭敬来治理百姓了。

译世祖即位后，废除了王莽的苛政，逐渐恢复了元帝、成帝时期的法令。大中大夫梁统说：“我观察元帝减轻了三十四项死刑，哀帝减轻了八十一项，其中四十二项是亲手杀人的罪行减等一等，后来成为常规标准，所以人们轻视犯法，官吏容易杀人。我听说刑罚不应当苟且，务必从轻，务必公平。仁义之道，不过是除害去乱罢了。文帝宽厚恩德，恰逢时世康平，废除肉刑，取消连坐之法，对于汉室的旧章，其他没有更改。哀帝、平帝继承皇位，丞相王嘉轻易地穿凿附会，所废弃的成律有一百多项，应当详细选择其中合适的，下达给公卿讨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议论说：“古代圣明的君王深思远虑，行动持重，不追求繁多的刑律。周朝的五刑，不超过三千条。大汉初兴，详细考察得失，废除苛政，天下归向仁德。后来逐渐变得繁杂，吹毛求疵，瓜果蔬菜，聚集起来就构成赃罪，小事不妨害却处以重刑，所以国家没有廉洁之士，家庭很少保全德行。到了法律不能执行，上下互相逃避，弊端更加深重，确实无法挽回。”梁统又上奏说：“我所上奏的，并不是为了严刑峻法。经书上说：‘于是用刑罚的适中来制约百姓。’适中，就是说不轻不重的意思。从高祖到孝宣帝，刑罚适中，天下称颂治理得好。初元、建平年间更改减轻刑罚，而盗贼却越来越多，由此说来，减轻刑罚的做法，反而助长了奸恶，惠及了坏人，却伤害了善良的人。”古今谈论刑罚弊病轻重的人，大抵都像梁统、杜林所论述的那样。此前有张敞、萧望之争论赎罪的议题。张敞因为西羌反叛，军费匮乏，请求让那些有罪但不是盗窃、受贿、杀人以及犯法不可赦免的人，按等级次序进入谷、陇、西、安定等八郡，允许赎罪，增加粮食储备以备百姓急用。萧望之认为：“百姓禀受阴阳之气，有仁义和逐利之心。尧、禹在位，不能去掉他们逐利之心，能让他们逐利之心不胜于好义之心。桀、纣在位，不能去掉他们好义之心，能让他们好义之心不胜于逐利之心。所以尧、桀的区别，在于义和利罢了。引导百姓不可不慎重。现在想让百姓衡量粮食来赎罪，这样富人得以活命，穷人独自死去，这是贫富刑罚不同而法律不统一。人情是父兄被囚禁，听说出钱就能活命，作为子弟的将不顾死亡祸患，败坏乱行的举动，去追求财利，一个人得以活命，十个人因此丧命。这样，伯夷的品行败坏，公绰的名声毁灭，政教一旦倾覆，虽然有周公、召公这样的辅佐，恐怕也不能恢复。”我私下为此痛心。张敞回答说：“冯翊（萧望之字）的话是常人所坚守的。从前先帝征伐四夷，历时三十多年，百姓还不增加赋税，而军费充足。现在羌虏小夷在山谷间跳梁，汉朝只是让罪人出钱减罪来诛杀他们，这名义上比烦扰良民，横征暴敛，相差万倍。而且那些盗窃以及杀人犯法不道，是百姓所疾苦的，都不能赎罪，首恶和知情不报、纵容不当行为之类。议论的人有的说这些法律可以废除。现在趁着兴起命令赎罪，便有什么教化被扰乱？《甫刑》中轻罪有金钱赎罪的等级，由来已久了。有什么盗贼因此产生？我担任皂衣（御史）二十多年，听说罪人赎罪，没听说盗贼因此兴起。”萧望之又争论说：“先帝圣德，贤良在位，制定宪章垂范，作为无穷的规范。只因为边境不宁，让天下共同供给费用，本来是为了应对军旅突然发生的事。听说天汉四年曾经让死罪人出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请求借贷，甚至成为盗贼来赎罪。后来奸邪横暴，群盗并起，甚至攻占城邑，杀害郡守，充满山谷，官吏不能禁止。明诏派遣绣衣使者兴兵击讨，诛杀过半，然后才衰止。我认为这是死罪赎罪的败坏，所以说不可行。”然而张敞起初并没有说赎死罪。张敞与梁统持论，都主张补救。萧望之与杜林都主张坚守，补救不如坚守长久。然而背离圣人慈爱、信实、恭敬的道义，那就更加细微了。

晋国赵鞅、荀寅率领军队在汝水边筑城，于是向晋国征收一鼓铁，用来铸造刑鼎，上面刻着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孔子说：“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失去了法度！晋国将坚守唐叔所接受的法度，以此来治理百姓，卿大夫按次序遵守它，百姓因此能尊重他们的尊贵，尊贵的人因此能守住他们的基业，贵贱不越轨，这就是所谓的法度。文公因此设立执秩的官职，制定被庐之法，以此成为盟主。现在抛弃这个法度，而铸造刑鼎，百姓都在鼎上了，怎么尊重尊贵？怎么守住基业？贵贱没有次序，怎么治理国家？而且范宣子的刑书，是夷之搜的混乱制度，是晋国的乱法。怎么能把它作为法律？”蔡国史官史墨说：“范氏、中行氏大概要灭亡了吧？中行寅作为下卿，却干预上令，擅自制作刑器，作为国家法律，这是以法为奸，又加上范氏。《易经》说灭亡，大概会波及赵氏，赵孟参与其中。然而不得已，如果德行可以免除灾祸。德行不可停止，刑罚又怎么不可停止？说刑罚不可停止，而用德行来补救，这是上下互相逃避，想要他们顺从，没有途径了。”

叶适说：我听说刑法是用来对待天下有罪的人，即使是至亲隆贵，也不能随意徇私；而即使是至亲隆贵，也不能没有罪，那么刑法就不能不用。然而我认为君主能使他的臣子不触犯君主的法律，不应当用刑法来驾驭他的臣子。君主

译之所以能够共同守护国家，是因为从宰相以下直到最低级的官员，都必须选用天下的贤才来任用，那些不能保证不犯法的人，是不允许担任官职的。在舜的时候，既然已经放逐了共工、鲧这类人，他所任用的臣工、岳牧，都是忠诚严肃、温和仁惠、明察公允、笃实诚信的人，所以他的治理教化得以成功，以至于普通百姓都没有人犯法，何况那些官员师长呢？周代的文王、武王，能够选拔天下的贤才，用诚信厚道对待他们，并用礼乐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所以《诗经》说：“济济一堂的君王，左右侍奉着玉璋，捧着玉璋的人庄重威严，英俊的贤士都适宜在此。”把贤才聚集在朝廷，并分配给他们百官的事务，穿着服饰有章法，乘坐车马有节制，捧着牺牲币帛，拿着豆笾等祭器，向宗庙进献报告，向天神祭祀，盛况如此，那些被囚禁流放、受黥刑劓刑杀戮的人，怎么能夹杂在其中呢？扬雄曾说：“周代的士人尊贵，士人尊贵然后官员尊贵，官员尊贵然后国家尊贵，国家尊贵然后君主尊贵。”那么周文王、武王之所以尊重士人、礼遇臣下，是因为能使他们不犯法，而从未用刑法来驾驭他们。如果选取那些不能保证不犯法的人并授予他们职位，那就免不了要用刑法来驾驭他们。有了用刑法驾驭臣下的心思，那么当臣下在殿上唯唯诺诺，受到委任尊宠，好像将要托付以心腹股肱之任时，转眼间就可能被囚禁流放、受黥刑劓刑杀戮，毫无宽贷，臣下也就不能自我保全，所以轻易作奸犯科而多犯法。唉，这不是国家的利益啊！汉高祖曾经分割数千里土地，封赏各位功臣，让他们南面称王，后来却将宗族剁成肉酱，没有遗留一个。后世的子孙习惯于看到前人的事例，不难以高官厚禄来宠幸不贤之人，也轻易地将斧钺刀锯加在他们身上。唐太宗曾经喜欢张蕴古所上的《大宝箴》，认为他爱护自己，一旦因为审理案件疑似有错，就立刻下令斩了他；认为卢祖尚文武双全、忠义兼备，派他督理交趾，卢祖尚再三推辞不去，也在朝堂上被诛杀，并不觉得奇怪。他的臣子如王珪、魏徵，号称当面折辩、在朝廷争辩，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么当时用刑法驾驭下属，而在杀戮中发泄喜怒，即使是汉高祖、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君主，也不能避免。唉！用刑法驾驭下属，本意是为了防止奸邪，难道有意轻易杀人吗？从现在考察来看，那些奸臣未必能得以保全性命，前后相望被杀的，都是善良正直的君子。如果不能用礼来教化奸臣的心，却用刑罚滥加于忠臣，国家将依靠谁来做事呢？这恰恰是借给奸臣作为他们的资本罢了。大概舜、文王的用意，到周代衰微时就消失了，历经秦、汉、隋、唐而没有复兴。直到宋太祖、宋太宗，才完全去除前代帝王猜忌刻薄的心思，一律用宽大诚信、礼节来对待臣下。接受禅让之初，沿袭原来的宰相，委任如同旧日，六年之后才罢免。太宗召见任命近臣，命令选择良辰吉日，说：“我想让他们保全终身的吉祥。”卢多逊案发，当时认为他犯的是大逆罪，法律已经具备，因为他曾经掌管国家大事，只命令流放。大概汉代的三公没有能善终离任的，不自杀就受诛杀，情况轻重的还要用丑恶的言辞来防备他们。而从真宗、仁宗以来，执政大臣将要离任，一定让他们多次上表，自己请求好像不得已才听从，又为他们升官加赐，托付以重要职位。前代的臣子因为谏诤触怒君主而死的，都是这样。祖宗不仅不生气，还多次提拔，直到公卿之位。神宗曾经怀疑那些罢惰不称职的臣子应当淘汰，但不忍心，开始增加宫观的员额，供给粮食而不责成他们做事，于是沿袭成为制度。后来章惇想兴起刘挚的案件，来杀害党人，而哲宗不听从。蔡京当权，又想杀害天下的士人，徽宗不听从。绍兴初年，误听宰相诛杀两位谏臣，不久又自己后悔，下诏责备自己以向天下谢罪。所以即使权臣用事，二十年间予夺随意，也没有杀害士大夫的祸患。天下的臣子甚至有怯懦过分、举手就怕犯法的，没有强横固执不谦逊、傲慢欺罔自便的。至于那些叛逆作乱、反复无常的人，起于父兄子弟之间，大概是没有的了。不用刑法驾驭臣下，而与臣下共同遵守法度，这难道不是祖宗治国的本意，而舜、文王的恩泽还留存着吗？

译叶适又说：臣认为历代用刑各有轻重，不能全部列举，但大抵君主贤明，所任用的人是仁人，则用刑常常较轻；君主不贤明，所任用的人不是仁人，则用刑常常较重。不仅用刑如此，历代议论刑罚的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大概那人是君子，议论刑罚就常常较轻；那人是小人，议论刑罚就常常较重。所以观察他所任用的人，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情况；观察他所议论的刑罚，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性。然而这还不够，也有贤明的君主用刑不免过重，也有君子议论刑罚不认为轻刑可取，而主张重刑。刑罚是用来达到治理的，并非只有重刑天下才能治理，这是值得叹息的。天下苦于秦朝刑罚过重，想要减轻刑罚已经很久了，然而随着时势的轻重变化，终究不能减轻。一个朝代的制度，汉唐之时虽然号称治世，仍然多制造大案，牵连株连，有的波及数千里，时间长的积累数年不解除，公卿以下的人提心吊胆等待命令，他们判决囚犯上报重刑，一郡之内一天有杀到数百人的。所有这些，是当今天下所不曾有的。五代暴乱，沿袭使用重刑，偷盗一钱以上就判死刑，而茶叶、盐、酒专卖中升合铢两的违犯甚至没有活命的人，监狱中所用的尤其残酷，没有一种法律不像夏桀商纣那样，这也是当今天下所不曾见闻的。从前世用刑之重，而百姓也没有畏惧刑罚的心思，只是助长了他们的悍虐，看待性命生死如同早晚或白昼，持刀杀人于市，报仇抢劫，而天下大姓奸豪都掌握着生杀人的权力，少年无赖在狱官寺之外劫持人，商贾一概不敢出行。像这些，都是当今百姓所没有的。天下的风俗，燕赵人强横果敢，齐楚人轻率好斗，蜀人多怨恨，至于激发他们的羞耻心，触动他们的愤慨，都有不畏死的心思，只有至仁可以柔化他们，即使是那些自甘堕落为盗贼的人，也不是重法所能治理的。这就是当今用刑之所以独自轻于前世，而百姓自爱畏惧法律也远远超过前世的原因。虽然如此，当今的制度刑罚比汉唐为轻，比三代则为重，其减少刑罚的方面比汉唐为重，比三代则仍然为轻。以三代的肉刑来说，使用它虽然减少，但一成不变，肢体残坏也已经很严重了。然而山泽的利益未曾不推让给百姓，均田薄敛，百姓没有谋生的痛苦，直到狼戾不逊，以身犯法才得到刑罚诛杀。当今的百姓真正获罪的其实很少，而因盐茶酒专卖及其他巧法、田役、赋税的不均，而陷入罪名的，十居六七。所以说：当今的用刑，仍然重于三代。刑罚与三代相比，仍然未能减轻，那就只有体恤罢了。祖宗体恤刑罚，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以体恤刑罚的心，施行减少刑罚的政治，所以其用法曾经轻于汉唐，而其用意曾经接近于三代。因此没有智力的治理，没有兵甲的强大，没有险塞的坚固，恩泽未大施于天下，而百姓不离心，家庭相互保全，未曾有匹夫横行的变乱，下人谋害上级的奸邪，这是隆礼以驾驭臣下，体恤刑罚以爱护百姓的功效。所以这两者，是国家的根本，必不可改变的风俗。臣不才，认为假使当今贤明的君主不免有重刑的心思，而天下君子未免有重议刑罚的意思，其祸患甚大，其忧虑甚深，不可不极力考虑而深入论述。唉，由来已久了。追求一切的治理，而不知天下的实情；愤怒一个人的罪过，而有并嫉天下的意思；使用一朝的刑罚遗留下无穷的祸患，而不察知，岂不太过分了吗？二百余年的国家根本，都在于此。天下安定很久了，培养它使它更加坚固，养育它使它不受伤害，即使有变故，谁能动摇它？不察知而突然更改，安危的开端，必定从此开始。即使贾谊、陆贽复生，为今日谋划，也没有可以改变此道的。叶适这两篇奏议，大概是为当时的宰相又想加重刑罚而发的，虽然未能洞悉时弊，但对于三代政刑得失的规律，从容详尽地论述了。

民表章第四

孔子说：“下位者侍奉上位者，不听从他的命令，而跟随他的行为。上位者喜好某种事物，下位者必定有更加喜好的人。所以上位者的好恶，不可不慎重，这是百姓的表率。”孔子说：“禹即位三年，百姓因仁德而顺从，难道一定要全部仁德吗？《诗经》说：‘显赫的师尹，百姓都瞻仰你。’《甫刑》说：‘一人有喜庆，亿万百姓依赖他。’《大雅》说：‘成王的诚信，是下土的楷模。’”

【天下谈论治理的人，必定归结于此。归结于君主的好，而天下没有不好；归结于君主的恶，而天下没有不恶。所以君主就像太阳。太阳向南，万物就都向南；太阳向北，万物就都向北。圭表有日影，是太阳所教导的。君子观察圭表以校正阴阳，测量日影以知道南北，从而裁成辅相，使百姓行动有所方向，休息有所归宿。所以君子，是日晷的衡准。君子调和阴阳，校正南北，与日影的屈伸，与圭表的进退，没有别的，只是仁罢了。仁，是万物赖以生死的根本。夏后、殷、周的君子，没有不致力于此的】

【荀卿说：有乱君没有乱国，有治人没有治法。法是治理的开端；君子是法的本源。合符节，别契卷，是用来建立信用的。上位者喜好权谋，那么臣下百吏中欺诈的人就乘着这个机会而后欺骗。探筹投钩，是用来实现公平的。

译君主喜欢徇私舞弊，臣下官吏就会借此而偏向私利。秤锤和砝码悬挂，是用来保持公平的。君主喜欢颠倒是非，臣下官吏就会借此而行为险恶。斗、斛、概、量，是用来确定标准的。君主喜欢贪图利益，臣下官吏就会借此而变得卑鄙。多取少给，没有节制地向百姓索取，所以依靠法度规章来治理，只是治理的支流，而不是治理的根本。君子，才是治理的根本。官吏遵守法度规章，君子培育治理的根本。源头清澈则水流清澈，源头浑浊则水流浑浊。所以君主崇尚礼义，尊重贤人并任用能人，没有贪图利益的心思，那么臣下也会谦让、忠诚、守信，并且谨慎地履行臣子的职责。即使是普通百姓，没有符节和契约也能守信，没有抽签和投钩也能公平，没有秤锤和砝码也能公正，没有斗、斛、概、量也能合乎标准。所以不靠奖赏也能使人勤勉，不靠刑罚也能使人顺服，官吏不劳累而事务得以处理，政令不繁杂而风俗美好。百姓顺从君主的法度，效法君主的行为而感到安乐。所以征收赋税忘记了耗费，从事劳役忘记了辛劳，面对仇敌忘记了死亡，城墙不需要修饰而坚固，兵器不需要磨砺而锋利，敌国不需要征服而屈服。天下的人不需要命令而统一，这就叫做最理想的太平。所以像荀卿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百姓的表率了。

译董仲舒说：“我听说‘命’是天道的命令；‘性’是生命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人性经过陶冶而成，不能纯粹完美，因治乱环境不同而产生差异，所以不齐一。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所以尧舜施行仁德，百姓就仁爱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短命。上级教化下级，下级顺从上级，就像泥土在陶轮上，完全由陶工塑造；金属在熔炉中，完全由冶工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归顺，引导他们他们就和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谨按《春秋》“一元”的含义，“一”是万物所由开始的起点；“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大”。显示伟大的开端以端正根本。《春秋》探究根本而反从尊贵者开始，所以做君主的，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远近没有人敢不归于正道，没有邪气奸佞掺杂其间，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万物和谐而百姓繁衍，五谷成熟而草木茂盛，天地之间蒙受润泽而极其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德而来归顺称臣，各种福泽之物无不全部到来，王道就成就了。所以像董仲舒这样，可以说懂得遵循所行的正道了。

匡衡说：“我听说五帝音乐不同，三王教化各异，民俗从事的事务不同，是因为所遇到的时势不同。陛下亲身具备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百姓触犯法令禁令，连年大赦，让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非常幸运。我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之人并不因此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犯法，接连不断地进入监狱，这大概是因为引导他们没有抓住关键。”

大概保护百姓的人，给他们陈述道德仁义，向他们显示好恶标准，观察他们的过失而利于他们的适宜行为，所以引导他们就和谐，安抚他们就安定。现在天下风俗贪婪钱财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浪费，廉洁羞耻的节操淡薄，淫邪放纵的意念肆意，纲纪失去秩序，防备的人反而逾越内部，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婚姻结党的势力兴盛，苟且迎合以求侥幸，为自己谋取利益，如果不改变其根源，即使每年赦免刑罚，也难以施行而不用。我愚昧地认为应当彻底地、极大地改变这种风俗。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吗？有什么困难呢！’朝廷是天下的支柱。公卿大夫相互遵循礼制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争斗；喜好仁爱乐于施舍，下级就不暴虐；崇尚道义推崇高节，百姓就兴起善行；宽厚柔和慈惠，众人就相互友爱。这四点，是圣明君主不靠严刑峻法就能成就教化的原因。为什么呢？朝廷上有变脸争吵的话，下级就有争斗的祸患；上级有专断的人，下级就有不谦让的人；上级有争强好胜的辅佐，下级就有伤害他人的心思；上级有贪图利益的臣子，下级就有盗窃的百姓，这是根本原因。现在俗吏治理政事，都不以礼让为本，而崇尚克伐暴虐，有的嫉妒害人性情，喜欢陷害人入罪，贪婪钱财而羡慕权势，所以犯法的人众多，奸邪不止，即使严刑峻法，也不因此改变，这并不是他们的天性本来如此。我私下考察《国风》中的诗歌，《周南》《召南》受圣贤教化深厚，所以行为笃实而好色不淫。郑伯喜好勇武，国人就徒手搏虎；秦穆公重视信用，士人多愿为他效死；陈夫人喜好巫术，百姓就淫祀；晋侯喜好节俭，百姓就积蓄财物。太王亲身践行仁爱，邠国就崇尚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人只要审慎地推崇什么就可以了。现在浮薄嫉妒害人性情，不谦让到了极点。我听说教化的流传，不是挨家挨户去说服每个人，而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尚礼制，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施行，由内及外，从亲近的人开始，然后百姓才知道效法什么，向善日益进步而自己不觉察。所以像匡衡这样，可以说懂得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了。”

魏徵说：“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积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水流得远，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道德不深厚却希望国家治理得好，即使是下等愚笨的人也知道不可能，何况明智的人呢？君主掌握着国家的重权，居于天地间的重要地位，将要推崇至高无上的境界，保持无穷无尽的福泽，如果道德不深厚，情感不能克制欲望，这也是砍断树根却要求树木茂盛，堵塞源泉却希望水流长远啊。处在深重忧患中，必定竭尽诚心对待下属；已经得志，就放纵情感傲视他人。竭尽诚心，胡越也能结为一体；傲视他人，骨肉也会变成路人。即使施加严刑，振示威武，终究只是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感恩，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是可畏的。君主如果真的看到想要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自我警戒；将要有所作为，就想到适可而止以安抚百姓；想到地位高危，就想到谦虚冲和以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居于百川之下；喜欢游乐，就想到以三驱为限度；担忧懈怠，就想到慎始敬终；顾虑被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畏惧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恶人；施加恩惠，就想到不因喜悦而错误奖赏；施加刑罚，就想到不因愤怒而滥用刑法。总括这十思，弘扬这九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他，选择好的意见听从它，那么智者就竭尽谋略，勇者就竭尽力量，仁者就回报恩惠，信者就效忠，文武官员争相效力，君臣无事，可以尽享游乐之乐，可以修养如乔松般的长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下级管理职事，役使聪明的耳目，亏损无为之大道呢？”所以像魏徵这样，可以说明白树立表率的人了。彭汝砺说：“我听说天下的事情，其产生无穷无尽，而相互传承于没有始终的地方”

译看似似乎非常辛劳，而古代的君主却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不过是掌握了根本罢了。因为认为四方遥远，所以所端正的只有京师；因为认为一国广大，所以所端正的只有自家；因为认为万民众多，所以所端正的只有百官；又因为国家和百官的富足，不可能全部治理，所以所端正的只有自身罢了。所坚守的要约，而所施行的广博，这是古代的关键之道。陛下有仁孝的行为，恭俭的品德，至诚悲悯的心肠，做到这些并不难，可是我从京师观察，淫靡华丽的文风胜过淳厚的质朴，衰败虚妄的风气滋长，正直的习俗微弱，这不是用来向远方展示的样子；从宫邸观察，公侯放纵骄横，妻妾不严整，这不是用来向国人展示的样子；从官府观察，互相推崇以博取声誉，互相援引以趋附权势，互相倾轧以谋求利益，以上位者为尊，残害下属；作为下属的，抓住上司的把柄，这不是用来为万民树立法度的样子。陛下想要成为汉、唐那样的君主，那么本来就已经超越汉、唐了；想要达到三代的境界，却在这里没有端正。我认为还没有达到。大概古代的人修身来端正天下，而他们的习俗既已形成之后，即使是抱着被褥的卑贱妾室，也知道用义理来克制自己，不仅仅是在《关雎》篇中提到的后妃；即使是衰世公子，都笃守信义，不仅仅是在《麟趾》篇中提到的盛世；即使是江汉地区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不想触犯礼法，不仅仅是在京邑附近；即使是管理牛羊的低级官吏，都知道有所不忍伤害，不仅仅是公卿大夫贤德。用古代标准衡量当今，多么稀少啊！其中的弊端一定有原因。陛下试着反过来思考：是自己躬行实践不够笃实吗？是过去奢侈的弊端，因循旧习而没有革除吗？也是教化没有到位而制度不够严厉吗？对士人所要求的，只在于言语，而不在于品德吗？对臣下所追求的，急于利益吗？不然，为什么风俗难以挽回呢？我观察四方的学子，他们的言语态度，长短巧拙，必定询问京师如何不同，就认为鄙陋；凡是京师的东西，衣服器具，深浅宽窄，必定询问宫中如何不同，就认为粗野。由此知道展示质朴厚重，必定没有不跟随而变得质朴厚重的。以前皇族不曾懂得经术，等到陛下用经术造就他们，而没有不想学习经术的；以前士人不曾懂得法律，等到陛下用法令提拔他们，而没有不谈论法令的。由此知道能用道德礼义展示给他们，那么没有不跟随而成为道德礼义的。上天生育众民，有事物就有法则，这质朴厚重、道德礼义都是他们本来具有的，顺着本性中本来具有的而引导，大概没有困难，在于陛下加以注意罢了。所以像汝砺所说的，可以说是知道所应谨慎的了。

译贾谊说：大禹治理天下时，诸侯有万人之多，而大禹能统一他们，这是因为大禹都了解他们的情况。大禹难道能看一眼就了解他们吗？难道能听一次就认识他们吗？诸侯在防地朝见时，大禹亲自接见他们，因此大禹对每个诸侯国的情况都了解。士人在每月初一上朝时，大禹亲自接见他们，因此大禹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了解。然而大禹仍然非常担忧，诸侯在防地朝见时，大禹就问诸侯说：“诸侯认为我骄傲吗？”初一士人上朝时，大禹就问士人说：“各位大夫认为我傲慢吗？”如果听说我骄傲傲慢却不告诉我的人，这是残害教导我的道理，毁灭天下的教化。所以我怨恨人的地方，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些话虽然不是大禹亲口说的，但包含了大禹的心意。遵循他的道理，确立三年，天下就仁爱了。所谓“具瞻庆頼孚式”这样的话，大概也是指这个意思。

好仁章第五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仁德，那么在下位的人践行仁德就会争先恐后。所以治理百姓的人，彰显志向、端正教化，尊崇仁德，像父亲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百姓就会尽力修养自身来取悦他们的上级。《诗经》说：有觉悟的德行，四方国家都顺从它【梏，《诗经》中作觉】

【尽力修养自身来取悦上级，是仁人的行为；修饰行为来激励下属，就不是仁人的行为了。君主都希望百姓取悦上级，并且乐于亲身激励下属。如果他的道理可行，那么天下都是仁人，而不仁的只有一个人。所以治理百姓的人，是走在别人前面的人。《易经》说：“元，是善的开端。”君子体现仁德，足以领导他人。上级率先施行仁德，那么下级跟随就不会落后于人。彰显志向、端正教化、尊崇仁德，这就是走在别人前面并施行仁德的人。走在别人前面并施行仁德，就是所谓有觉悟的人。贾谊叙述帝尧时说：“我将心志存于古代，将心意加于穷苦百姓，痛心万民遭受罪祸，忧虑众生不能顺遂。所以一个百姓挨饿，就说这是我让他挨饿的；一个百姓受冻，就说这是我让他受冻的；一个百姓有罪，就说这是我使他陷入罪过的。”仁德施行而义理确立，德行广博而教化丰富，所以不奖赏而百姓勤勉，不惩罚而百姓安定。先有恕道而后行动，因此德政的声音传得很远。他叙述帝喾说：“依据有道之人的言辞来学习成为自己，依据巧者的事业来学习成为功业，依据行仁者的操守来学习成为仁德。”所以用节制仁德的器用来修养自身，而自身就专有其美。所以士人依据黄帝的道来阐明它，学习颛顼的道来践行它，而天下也就安定了。黄帝说：“道就像川谷中的水，它的流出没有止息，它的流动没有停止。所以使人服从而不成为仇敌，分配利益而不使人怨恨的，大概只有道了。所以传播到天下而不忘的，大概只有道了。”因此道高可比于天，明亮可比于日，安稳可比于山。谈论它的人被认为有智慧，学习它的人被认为贤能，坚守它的人被认为诚信，喜好它的人被认为仁爱，践行它的人被称为圣人。所以道不能被窃取，也不能凭空作为。所以黄帝职掌道义，经纬天地，纲纪人伦，序列万物，以诚信和仁德为天下表率，然后渡过东海，进入长江流域，取得绿图而浮于积石，跋涉流沙，从昆仑出发，于是返回中原，以平定天下。所以有觉悟的德行，四方国家都顺从它，说的就是黄帝。】

【董仲舒说：古代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是同一个天下。古代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好兴盛，不命令就能实行，不禁止就能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凤凰来聚集，麒麟来游历。用古代作为今天的标准，为什么差距这么远呢？大概是在古代的道理上有所缺失吧？违背了天的常理吧？天也有分配给予：给予牙齿的就去掉角，赋予翅膀的就只有两只脚。说明接受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已经接受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尚且不够，何况人呢？自身受宠而身居高位，家庭温暖而享受厚禄，凭借富贵的资本，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忍受呢？因此众多他们的奴婢，增多他们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宅，扩充他们的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没有止境，以此来压迫百姓。百姓日益削减，渐渐变得极其贫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困愁苦。上级知道却不救助，那么百姓就不乐于生存。百姓不乐于生存，那么尚且不回避死亡，怎么能回避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无法尽除的原因。所以接受俸禄的家庭，只享受俸禄罢了，不与百姓争夺产业，然后利益可以均匀分布，而百姓可以家家富足。这是上天的常理，太古的道理，天子应该效法并制定制度的。所以公仪休做鲁国相，看见织帛就生气，他的妻子吃自家种的葵菜，他生气地拔掉葵菜说：“我已经享受俸禄，又夺取种菜的农夫和织布的女子的利益吗？”古代的贤人君子，在位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下级敬重他们的行为并听从他们的教化，百姓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等到周王室衰微，那些卿大夫对道义懈怠而对利益急切，没有推让的风气，有争夺田地的诉讼。所以诗人痛恨并讽刺他们说：“那南山高峻，石头险峻。显赫的师尹，百姓都看着你。你喜好道义那么百姓趋向仁德而风俗善良，你喜好利益那么百姓跟随邪道而风俗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所观察效仿的，是远方四面内望的对象。近处的人看着并仿效他们，远处的人望着并效法他们，怎么能居于贤人的位置却做普通人的行为呢？所以像董仲舒的论述，可以说是懂得如何领导百姓的人了。领导百姓而树立表率、彰显志向、端正教化，都是由此而来的。】

【程珦说：君主的志向确立了，天下就治理好了。所谓确立志向，就是至诚专一，以道自任，以圣人的训诫为必定可信，以先王的治理为必定可

译行动时，不固守拘泥于眼前的常规，不因为众人的议论而改变迷惑，必定期望达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凭着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如果立志不坚定，就不能修养自身，何况治理天下这样的大事，如果不具备刚健中正的品德，怎么能治理得好呢？自古以来的君主，谁不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然而有的人想要作为却不知从何下手，有的人开始时锐气十足却不能坚持到底，有的人安于积习而不能改变，有的人被众多言论所迷惑而不知道什么适用，这些都是因为立志不坚定的缘故。臣观察朝廷每当有善政，很少能够坚守，有的推行了而天下人不遵从，请列举近年的几件事来说明。朝廷认为当今任用官员未曾加以选择，一律采用荐举的固定格式，多次下诏来整顿，并非不反复叮咛，但被任用的人却像没听见一样。又因为地方长官频繁更换有害于治理，下诏让监察官员举荐那些政绩好的官员让他们连任，到现在没听说有应诏的人，难道当今所举荐的都是合适的人选？还是天下没有一个人有善政呢？况且认为善政可以推行，为什么不让天下人奉行以显现其成效？如果说不是不想推行，只是无奈天下人不遵从怎么办？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政令不能施行了，那将把天下置于何地呢？这也取决于陛下罢了。如果陛下的志向先确立，振奋英明的决断来推行，即使是强大的诸侯和跋扈的藩镇，也将震慑不敢违抗，何况郡县的官吏呢？如臣前面所陈述的，效法先王的治理，考察经典的训诫，深信不疑并努力实行，挽救天下深沉顽固的弊端，为百姓做长远治安的打算，不要因为改变旧俗而觉得困难，不要因为众人的议论而迷惑，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在期待于今日了。

译程颢说：臣认为，顺应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这是尧舜的大道。出于私心，偏执于仁义，这是霸者的作为。王道平坦如磨刀石，本于人情，出于礼义，如同走在宽阔的大路上，没有曲折迂回。霸者则在崎岖的小径中反复徘徊，最终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所以，以诚心行王道，就能成就王道；借假道行霸道，就成就霸道。这两者的道路不同，关键在于审慎地辨别其开端。《易经》所说的“起初相差毫厘，结果谬误千里”，其开端不可不审慎。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确立志向。端正的志向先确立，邪说就不能动摇，异端就不能迷惑，所以努力向道前进而没有人能阻挡。如果用霸者的心去追求王道的成功，这是孔门所不说的，曾西所深深耻于做的，何况低于霸者的人呢？陛下处在尧舜的位置，具备尧舜的资质，以尧舜的心自任。汉、唐的君主有值得称道的，都不足以效法。然而想要施行仁政却不预先讲求其具体方法，使大道大明而后施行，就会或者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都不可以达到治理的目的。而且志向不可懈怠，时机不可错失，希望陛下考察先圣的言论，体察人事的道理，知道尧舜的大道完备于自己，反省自身而真诚地践行，推广它以达到四海，选择同心同德的臣子与他们共同完成天下的事务，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像程氏父子，可以说是明白彰显志向的人了。当时，王安石的过错尚未显露，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正新。程氏心中重视王安石，独尊一德的学说，谈志向而不涉及教化，谈教化而不涉及仁爱，谈仁爱而不涉及爱护百姓、治理民众的方法，只是想要讲求其具体方法，设立诚意而努力施行。唉！这就是王道日益荒芜，功利之学纷纷兴起，君主和宰相的心日益固执而不可破除的原因。

吕公着说：臣听说君主以极致的真诚为道，以极致的仁爱为德，坚守这两句话终身不变，这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什么是极致真诚？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方夷狄，都推赤诚之心对待他们，不可以有丝毫的虚伪。这样四海之内，亲近他如同父子，信任他如同心腹，没有父子互相图谋，心腹互相欺骗，像这样而天下不能治理的，是没有的。丝毫的虚伪一旦在心中萌生，就像人生病先表现在脉象上，就像人饮酒先表现在脸色上。声色在细微之间变动，而猜忌阻隔在千里之外施行，强者成为敌人，弱者成为仇怨，四海之内如同盗贼憎恨主人，鸟兽畏惧射猎，那么君主就孤立而危亡降临了。什么是极致仁爱？亲近臣子如同手足，看待百姓如同婴儿，收敛兵戈，减少刑罚，适时役使，减轻赋税，实行这六件事罢了。祸患没有比喜好用兵更大的，怨恨没有比喜好兴狱更大的，灾难没有比大兴土木更深的，毒害没有比剥夺百姓利益更严重的。这四者是陷溺百姓的坑井，是砍伐国家的斧钺。去除这四者，实行那六者，而仁爱就不可胜用了。《易》说：极致真诚如同神明。又说：极致仁爱无敌。确实能实行它，就能保全四海。从人事来说，那么君主安逸而国家安定；从天道来说，那么寿命长久而国祚绵长，这是必然的道理，古人已经验证过的效果。距离圣人越来越远，邪说日益炽盛，厌倦常道而追求异术，用奸诈的言论来助长暴行。学习申不害、商鞅学说的人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权术。君主是天下百姓的父亲，作为父亲而对儿子使用权术，可以吗？学习庄子、老子学说的人说：圣人不仁爱，把万物当作刍狗。想要穷兵黩武，就说：我用来威慑四方夷狄而安定中国。想要烦苛刑罚多杀人，就说：我用来禁止奸邪而养育善人。想要虐待役使厚敛赋税，就说：我用来加强军备而诛除祸乱。虽然看似不仁爱，但最终归于仁爱，这些都是亡国的言论。秦二世、王莽曾经使用过，都用经术来附会他们的学说。《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赐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这是说威福不可以移交给臣下。想要威福不移交给臣下，那么不如舍弃己见而听从众人。众人所认为对的，我就赞同；众人所认为错的，我就摒弃。众人没有不公正的，而君主，是公共舆论的主宰。这样威福将归于哪里呢？现在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不可以不制造威福。于是违背众人而使用自己的耳朵。耳目终究不能遍察天下，一定要依靠他人，爱憎喜怒，各自行其私欲。而谗言和肤浅的言论就施行了，然后从而赏罚。虽然名义上是君主的威福，实际上是左右近臣的私意。奸人窃取我的威福而向外售卖，那么权力就与君主相等了。《尚书》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无功。”威严，是指畏惧威严；仁爱，是指怀有私情。管仲说：“畏惧威严如同畏惧疾病，是上等百姓；顺从私情如同顺从水流，是下等百姓。”畏惧威严的心胜过怀有私情，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现在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应当使威刑胜过恩惠仁爱。”这样给予不如夺取，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周幽王、周厉王那样的威灵君主长久拥有天下，这是不可不辨明的。所以像吕公着，可以说是彰显志向、端正教化、尊崇仁爱的人了。

司马光说：君主的大德有三，叫做仁，叫做明，叫做武。仁，不是小小的姑息养奸的意思。兴办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是君主的仁。明，不是烦苛伺察的意思

译明白道义，识别安危，区分贤愚，辨别是非，这是人君的明察。所谓武断，并非指刚强傲慢、暴虐无道。只要道义所在，就果断决断而不犹豫，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是人君的武断。因此，仁爱而不明察，就像拥有良田却不能耕种一样。明察而不武断，就像看到田里的杂草却不能除草一样。武断而不仁爱，就像知道收获却不能播种一样。三者兼备，国家就会治理得好且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国家就会衰败。缺少其中两项，国家就会动乱。三者全缺，国家就会灭亡。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这个道理从未改变过。臣下微不足道，不顾生死，冒死进言，私下看到陛下天性仁慈宽厚，谨慎地对待下属，像养育子女一样爱护百姓，广泛地关爱众生，即使是古代圣王的仁爱，恐怕也难以超过。然而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将近四十年，日夜勤勉地追求治国之道，但朝廷的法纪仍有缺失，民间的贫苦百姓仍有怨恨叹息。难道是群臣无能，不能宣扬圣上的教化，还是陛下在仁、明、武这三种德行上，哪怕只有万分之一也没有完全做到呢？臣听说《春秋传》说：“奖赏与刑罚的威严，称为君臣之道。”有幸得以记录日常起居，每日侍奉在陛下的身旁，看到陛下推心置腹地驾驭万物，端正安坐，深沉静默。群臣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有所陈述奏报，陛下不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一都认可这样，确实很好。但如果出于意外，有一个奸邪之人潜伏其中，那难道能不让人寒心吗？善恶是非相互混淆，如果对待它们一样，不加区分。或者知道是善却不能奖赏，知道是恶却不能惩罚，那么行善的人就会日渐懈怠，作恶的人就会日渐被鼓励。行善的人懈怠，作恶的人被鼓励，即使有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君主，有稷、契、伊尹、吕尚、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以此来寻求治国之道，也就像凿冰取火、去楚国却向北驾车一样徒劳。恳请陛下稍微施予圣恩，以天赋的至仁，展现如日月般的光辉，发扬天纲的威严防范，善行无论多微小都不遗漏记录，恶行无论多隐蔽都不放过诛杀，那么唐虞三代那样的盛世，还有什么遥远的呢？至于司马光，可以说是彰显志向、坚守正道的人。当时正值嘉祐末年，天子厌倦政事，众生得到宽恕。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被进用，王安石担任知制诰，而司马光担任直舍人院，所以起初他们的议论有相近的地方。然而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彰善瘅恶，不宣扬无根据言论的人。

译王言章第六

孔子说：“君王的言语起初细微如丝，传出去时却宏大如丝带；君王的言语起初宏大如丝带，传出去时却更宏大如粗绳。因此，地位尊贵的人不提倡无根据的言论。可以说但不可行的，君子不说；可行但不可说的，君子不做。这样，百姓的言语就不会危害他们的行为，行为也不会危害他们的言语了。”《诗经》说：“谨慎你的举止，不要违背礼仪。”

【谨慎言语的困难，到了君王的言语就达到了极点。君王言语的发出，天下人传颂它，万世垂范它。那些细微的涉及喜怒，刑罚形成后便不可更改；那些重大的涉及祸败，动机一动便不可后悔。所以说君王言语的困难，不仅仅是用来教导百姓言语的。《易经》说：“君子住在室内，发出的言语善良，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他，何况近处的人呢？住在室内，发出的言语不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背他，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施加于百姓；行为从近处发起，显见于远方。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枢纽；关键枢纽的发动，是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能不谨慎吗？】

【唐太宗每次与群臣谈论古今政务，必定反复诘问辩难，有时甚至达到三四次。刘洎担心这会阻碍进言者，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帝王与凡俗之人，圣哲与庸愚之人，上下相差悬殊，类别比拟截然不同。如果用最愚笨的人面对最圣明的人，用极卑微的人面对极尊贵的人，只是想着自强，也不可能做到。陛下施降恩惠，假借慈和的面容，垂旒倾听他们的言语，虚心接纳他们的见解，还担心群臣不肯应对，何况发动神妙的机智，放纵天然的辩才，修饰言辞来折服他们的道理，援引古事来排斥他们的议论，想让凡俗之人如何阶梯般地应答呢？臣听说皇天以无言为尊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行。因此齐侯读书，轮扁暗中嘲笑；汉皇仰慕古事，长孺陈述辞意。况且多记就会损害心神，多言就会损害元气，心神元气在内受损，形体精神在外劳累，起初虽然不觉，后来必定成为累赘。必须为了社稷爱惜自己，怎么能因为喜好而自伤呢？臣私下认为今日的太平，都是陛下努力践行所致。想要长久维持，不依靠辩才广博，只应当忘掉那些爱憎，谨慎这些取舍，每件事敦厚朴实，没有不是至公的，如果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至于秦政强辩，因自矜而失去人心；魏文宏才，因虚说而亏损众望。这辩才的累赘，显然可知。伏愿陛下略去雄辩，浩然养气，简略那些书籍，淡然怡悦双目，稳固万寿于南岳，使百姓齐同于东户，那么皇恩就完备了，天下就幸运了。”皇上用飞白书回答他说：“没有思虑就无法统御下属，没有言语就无法陈述思虑。近来有谈论，于是导致烦多，轻视事物骄傲待人，恐怕由此道而来。形体精神心神元气，不是因为这件事劳累。现在听到正直的言论，虚心接受改正，唐室的文治真是兴盛啊。以君臣论难，造膝商略，如果有助于稽古通于弼谟，有什么无言值得尊贵的呢？刘洎过于褊狭，接近于谐谑，直到嘲笑齐侯，方辩难秦政，如果不是明哲的后代，谁能增添那如纶的言语呢？建中四年，陆贽陈述切要时务疏说：“朝隐昨日奉宣圣旨，逆贼虽然退去，还没有收复城池，命令臣审思当今所务，哪一项最切要，具条录奏来。臣认为初经大变，海内震惊，无论顺逆贤愚，必定都企足耸听观望。陛下言语一旦失误，四方就解体；一事得当，万姓就归属。动关安危，不可不谨慎。臣认为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如果群情所非常想要的，陛下先施行；群情所非常厌恶的，陛下先去除。欲恶与天下相同，而天下不归附的，古今未曾有过。治理混乱的根本，系于人心。何况当危疑向背之时，怎么能不审察群情，同其好恶呢？况且用言语感动人，其感化不深；用行为勤勉人，其响应必定迅速。大概因为言语因事而易发，行为违欲而难成。易发所以有所未信服，难成所以无思不服从。现在陛下将想要平定祸乱，拯救危局，抚恤百姓，安定反侧之人，既然没有息民的实际，又缺乏施惠的资财。只应当违逆欲望以施行自己所难的，布诚以消除人所病的，才可以彰显追咎之意，符合维新之言。如果还是不然，未见其可。近来私下听说舆论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官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揉于其间。聚怨嚣嚣，想要无疑阻，其可得乎？臣认为应当因文武群臣入参之日，陛下特加延接，亲自与之叙言，备询祸乱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极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陈。军务之余，到即引对，不拘时限，用表忧勤。周公吐餐握发而天下归心，就是这个道理。又应当假之优礼，悦以温颜，言切而理惬者必赏，导以尽其情；识寡而词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谏诤无隐者，愿陛下叶成汤改过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谋猷可用者，愿陛下体大禹拜言之诚，奖其能而亟行其策。至于匹夫片善，采录不遗；庶士传言，听纳无倦。这是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那么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近归心，孰与为乱？化疑梗为融洽，易怨谤为讴歌。浃辰之间，可使丕变。陛下倘若行之不倦，用之得中，从义如转圜，进善如不及。推广此道，足致和平。其于昭德塞违，恐怕不止当今所急也。所以如陆贽所论，可谓不倡游言者矣。建中】

译天子看到陆贽的奏章后，又派宦官去告诉陆贽说：“我多次看到你的奏表，劝我多接见群臣，并且允许他们议论政事。言辞道理恳切，充分表现了你的忠心。我本性喜欢推心置腹，也能采纳谏言，只是因为上书言事以及当面奏对的人很少，那些有忠良之心的人大多议论别人的长短，或者揣测我的意图。我虽然防备谗言而不接受，但一旦传出宫外，就会凭空生出是非，以此作为威势和福泽。我过去认为君臣一体，都不加提防，因为推诚相待、毫不怀疑，反而多被奸人利用。如今造成的祸患，我思考也没有其他原因，确实是失在推诚。又加上谏官议论政事很少能谨慎周密，往往自我夸耀，把过错归咎于我以求取名声。我从即位以来，看到奏对议论政事的很多，大抵都是雷同的街谈巷议，稍微加以质问，就立刻理屈词穷。如果有奇才异能的人，我怎么会吝惜提拔他们。我看到从前以来的事情只如此，所以近来不多随意接见人，也不是厌倦纳谏。你应该深切明白这个意思。唉，德宗的话太严重了，他就像那个郭君一样。从前有个郭君，出逃在外，对他的驾车人说：‘我渴了想喝水。’驾车人献上清酒。郭君说：‘我饿了想吃东西。’驾车人献上干肉和炒米。郭君说：‘为什么准备得这么齐全？’驾车人说：‘我储备的。’郭君说：‘为什么储备这些？’驾车人说：‘为了您出逃时路上饥渴。’郭君说：‘你知道我将要出逃吗？’驾车人说：‘知道。’郭君说：‘为什么不劝谏我？’驾车人说：‘您喜欢听奉承话而厌恶直言，我想进谏，恐怕先于郭君灭亡，所以不劝谏。’郭君变了脸色愤怒地说：‘我之所以灭亡，究竟是因为什么？’驾车人转变话题说：‘您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太贤德了。’郭君说：‘贤德的人之所以生存，而我却灭亡，这是为什么？’驾车人说：‘天下没有贤德的人，只有您独自贤德，所以灭亡。’郭君跺脚叹息说：‘唉，命运啊，贤德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吗！’于是身体疲倦力气耗尽，枕着驾车人的膝盖躺下。驾车人慢慢用干粮换下他，快步离去。郭君最终死在荒野，被虎狼吃掉。德宗幸好没有到这种地步。作为天子却猜忌自用，不慎重选择宰相，被卢杞出卖，认为没有人违背自己，最终导致奔逃流窜、经历许多磨难，还说这是推诚的过错，真是可悲啊！

译陆防于是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天子的治国之道应与天道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木就废弃生养万物，天子也不应因为世间有小人就废弃听取采纳意见。帝王的盛世，没有比尧更盛的了。虽然‘四凶’在朝，但尧仍不停止听取众人的议论。所以说：‘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效法它。’由此可知，人中有邪正、贤愚，关键在于让他们各得其所罢了。决不能因为忠良之人少，就废缺咨询谋划、进献采纳的道理。因为害怕噎住就废弃吃饭，因为害怕溺水就自己沉入水中，这种防患措施，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希望陛下以此为鉴，不要因为小的疑虑而妨碍大的道理。”

陛下所说的因失于诚信而导致祸害的观点，臣私下认为是不对的。孔子说：“可以和他说话却不和他说话，是错失人才；不可以和他说话却和他说话，是错说了话。智者既不错失人才，也不错说话。”由此推论，陛下可以审慎地考察所说的话，但不能不谨慎；可以信任所交往的人，但不能不真诚。所谓民众，极其愚昧却又神妙，用智术驾驭他们，人们就会欺诈；用猜疑对待他们，人们就会怠慢；不以礼相待，人们轻蔑道义之心就会减弱；不以恩惠抚慰，人们效忠的情感就会淡薄。如果对自己不能尽心却期望别人尽心，对前人不能真诚却声称对后人真诚，民众一定会怀疑而不信任。现在四方诸侯有不忠于国家的，必定兴兵讨伐；臣民有对上失信的，必定发令诛杀。官吏顺从命令诛杀讨伐而不敢放纵宽恕，是因为陛下用自己所拥有的标准去责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假如陛下对万物不真诚，对人不信任，人们就会有借口，怎么能够去讨伐呢？由此可知，诚信的道理，片刻也不能离开，希望陛下坚守并实行它，这并不是用来表示后悔的。

仲虺叙述成汤的德行说：“用人只靠自己，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吉甫赞美宣王的功绩说：“天子的职责有缺失，只有仲山甫来弥补。”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臣。用圣明的辅臣侍奉圣明的君主，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正过错；周宣王是贤明的君主，吉甫是贤能的臣子。用贤臣歌颂贤主，不赞美他没有缺失，而赞美他弥补缺失。这就是圣贤的意思，非常明显清楚，只以改正过错为能事，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

陛下所说的谏官议论事情很少能谨慎周密，惯例是自我夸耀并将过错归咎于我，臣认为不谨慎、自我夸耀，确实不是忠厚，但对于圣德本来也没有损害。陛下如果采纳谏言而不违背，那么流传开来正好增加美德；陛下如果违背谏言而不采纳，怎么能禁止他们不流传呢？恐怕不能为了归咎过错而断绝直言的路径。

臣听说圣贤治理天下，务必咨询众人的心意，不敢忽视细微之事，不敢欺侮鳏寡之人，夸大的言论没有验证不必采用。言语符合道理，不必违背；谦让于志向的，不一定正确；违背心意的，不一定错误；不同的不一定对，相同的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迟缓，不一定愚笨；言语甘甜而利益重大，不一定智慧；只有善所在的地方，就可以穷尽天下的道理，符合天下人的心意。关键在于广泛采纳而运用中道，不在于羡慕高深而喜好奇异。

陛下所说的近来看到奏对议论事情，都是雷同、道听途说的，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情，一定有可行的，也有可畏惧的，恐怕不应该一概轻视侮辱而不省察采纳。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问，他们就立即词穷，臣私下担心陛下虽然使他们词穷，却没有穷尽他们的道理，能让他们口服，却没有让他们心服。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臣每次读史书，看到乱世多而治世少，因此心怀感叹，私下思考做臣下的没有不愿意尽忠的，做君上的没有不寻求治理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治理不当，君上常常苦于臣下不尽忠。像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双方情感不通的缘故。臣下的情感，没有不愿意通达给君上的；君上的情感，没有不寻求了解臣下的。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上难以通达，君上常常苦于臣下难以了解。像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九种弊端没有去除的缘故。

所谓九种弊端，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辩才敏捷，炫耀聪明；严厉威严，放纵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居上位者的弊端。谄媚阿谀、观望犹豫、畏惧懦弱，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上喜欢胜过别人，必定乐于听信谄媚的言辞；君上以听到过错为耻，必定忌讳直谏。像这样，那么臣下中谄媚阿谀的人就顺从迎合，而忠实的言语就听不到了。君上逞辩才敏捷，必定强词夺理而用言语折服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必定主观臆断而用诈术对待别人。像这样，那么臣下中观望犹豫的人就自求方便，而切磋磨砺的言辞就不尽说了。君上严厉威严，必定不能降低身份以接洽事物；君上放纵刚愎，必定不能引咎自责以接受规劝。像这样，那么臣下中畏惧懦弱的人就逃避罪责，而情理的辩说不被申述。

凭借地域的广阔，百姓的众多，宫阙重重深邃，高低界限隔绝，从士人到百姓，能看见至尊光辉景象的，超过亿兆人中没有一个人。就在能看见的人中，能接触言论议论的，又千万人中没有一个人。有幸能接触，还有九种弊端存在于中间，那么上下情感所通达的就很少了。君上的情感不通达于臣下，那么人们就迷惑；臣下的情感不通达于君上，那么君主就怀疑。怀疑就不采纳他们的忠诚，迷惑就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忠诚不被采纳，那么就用悖逆来应对；命令不被听从，那么就施加刑罚。臣下悖逆君上，刑罚不能制止败坏，还需要等待什么？因此乱世多而治世少，从古以来就是这样。考察他们的初心，不一定淫乱暴虐，也在于双方情感相互阻隔，逐渐导致失败，以至于艰难。

从前关龙逄被杀而夏朝灭亡，比干被剖心而商朝灭亡，宫之奇离去而虞国败亡，屈原被放逐而楚国衰败。夏、殷、虞、楚的君主，如果知道这四个人尽忠，必定不会诛杀抛弃；如果知道这四个人用心良苦，必定不会拒绝违背。之所以到了忍心杀害而断绝关系的程度，也是认为他们的言论不值得施行，他们的心意不值得

译这是保全旧有的缘故。四位门客既然离去，四位君主也就陷入危险。然而，进言本来就难以被听取，也确实不容易。赵武说话迟钝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质朴刚直却成为汉代的宰相。公孙弘上书议论政事，十次进言却只有一次被采纳，等到他担任宰相，最终留下了能干的名声。周昌进谏时口吃，不能应对，于是说：“我虽然口不能言，但心里知道这样做不行。”由此可见，能言善辩的人做事或许不诚信，言辞窘迫的人道理或许并未穷尽。人心难以测知，连尧、舜都为此感到忧虑，怎么可以因为一次诘问就认为穷尽了人的才能呢？所以像陆贽所说的话，幸好比郭君驾驭马匹高明。

译【奉天围解】陆贽对德宗说：“从前成汤因罪己而勃然兴起，楚庄王因善于纳谏而复兴国家。陛下如果真能不吝惜改正过错以向天下谢罪，诏书的言辞允许洗刷污点，宣泄郁结，让人无所忌讳，那么心怀异志的人就会改变心意了。”皇上说：“好。”命令中书省起草赦文，拿着给陆贽看。陆贽哭着说：“臣听说用言语打动别人，所感化的已经浅薄，言语如果不恳切，谁肯怀有感激之情？”于是重新起草诏书。皇上又说：“知道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难；说好话并不难，做好事才难。即使赦文极其精妙，至于知道过错说好话，还是希望圣明的思虑再想想那难做的事。”诏书说：“朕听说达到治理、振兴教化，一定要推诚，忘记自己、救济他人，不吝惜改正过错。小子生长在深宫之中，对治理国家的事务昏暗无知，积习容易沉溺，居安忘危，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体察征战戍守的劳苦。恩泽不能下达，民情不能上通，事情既被阻隔，人们心存疑虑和抵触，还不懂得反省自己，于是发动战争。征调军队于四方，转运粮饷于千里，征用车马，远近骚动，出行携带、居家送别，百姓劳累，生死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地多荒芜，暴虐的命令严于诛求，疲惫的百姓空了织机。上天谴责于上而朕不醒悟，人们怨恨于下而朕不知道，逐渐导致动乱的阶梯，变故兴起于都城。贼臣趁机，肆意叛逆滔天，竟然没有愧畏，敢行凌逼。万物失序，九庙震惊，上辱祖宗，下愧百姓，痛心愧色，罪实在我。永远言说愧悼，如同坠入深谷。从今以后，中外所上奏章，不得再称圣神文武之号。大赦天下，改元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有的因忠劳担任将相，有的因勋旧继承藩镇。朕驾驭不当，信诚不显，致使他们疑惧不能自保。战争兴起多年，海内骚扰，都是由于上面失道，下面受灾。朕实在不像君主，人们有什么罪？所管辖的将士官吏，都给予洗涤，各复爵位。朱滔虽然与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朕正推以至诚，务求宽贷，如果能效顺，也给予维新。只有朱泚大逆不道，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一应胁从将士官吏百姓诸色人等，有遭其扇诱，有迫其凶威，如果能自新，理可矜宥。官军未到前投降者，都从赦例。其赴难奉天及收京将士，都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皇上看了，命令立即颁布。骄将悍卒至感激挥涕。王武俊悦纳，都去掉王号，上表谢罪。昭义帅李抱真入朝，对皇上说：“山东宣布赦书，士人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道贼不足平了。”所以看兴元赦书，就知道王言之义了。兴元改元时，皇上被术士的话迷惑，说时运须有更异，应当量加尊号。陆贽执意不可。皇上终究迷惑，认为应当。陆贽又谏说：“王者父天母地，以养人理物，各得其宜。所以说皇、说帝、说王，都是至尊的殊号，极美的大名。如果要变更，有什么超过这个的？所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自生人以来，君德之最神圣的。天下尊之美之，也已经到了极点。而他们用以为号，只用一字，尚且不兼。禹、汤继兴，都是大圣，尚且自菲薄，降号为王。嬴秦德衰于殷周，而名窃于羲皥，兼皇与帝始总称之。流及后代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由此可知人主轻重，不在自称。崇其号，无补于徽猷；损其名，不伤于德美。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务名纳谄之议。况且时运屯否，事属艰难，尤宜惧思以自贬抑。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增美称，而失人心，宁黜旧号以祗天戒。陛下诚引咎降名，深示刻责，惟谦与顺，一举而二美从之。人既好谦，天亦好顺。外可以收物情，内可以应元运。上可齐德于远古，下可垂法于无穷。”《元之经》说：“王侯自谓孤、寡、不谷，以贱为本也。”周襄王遭乱，告于诸侯说：“不谷不德，鄙在郑泛。”《春秋》礼之，以其能降名也。汉光武诏令上书不得言“圣”，史称之，以其能损己也。与加冗号以受实患者，其相去亦远矣。所以大人不倡游言，只有陆贽有焉。

【德宗既以多难举绌，稍事聚敛于行宫庑间，开库贮诸道贡献，榜之曰琼林、大盈。陆贽上疏说：“臣听说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示人以义，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所以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夫岂能尽忘其欲贿之心哉？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伤风教而乱邦家耳。是

译致力于聚敛财富、增加国库积蓄的，那是平民百姓的富有；致力于散发财物、收拢百姓人心的，那是天子的富有。天子的所作所为与天道相合，使万物生长，不依赖自己的作为；使万物成熟，不独占其所有。获取财物不算是贪婪，散发财物不算是浪费。从本体上说，它博大；从方法上说，它精微。何必降低至尊的地位去代替官吏的职责，辱没万乘之尊去从事平民的储藏呢？琼林、大盈这两个库，古代没有这种制度，据老人们传说，是开创于开元年间。权贵大臣贪图权势，装扮巧言以讨好皇帝，玄宗很高兴。于是新建了这两个库，放纵心意、产生欲望，祸根由此萌芽，等到国家灭亡，最终因此招致寇乱。陛下即位之初，致力于遵循治理之道，切实推行节俭，远远斥退贪婪之人。虽然内库大藏尚未归还太府寺，但各方的额外进献不进入宫禁，清风肃然，天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来正值忧患危难的时运，应当增加警惕戒惧的诚意。臣昨天出使军营，从行宫出来，忽然看见右廊之下，挂着两个库的名称，惊恐不已，不知是何缘故。为什么呢？因为道路尚且阻塞，军队正处在紧急状态，百姓伤痛呻吟的声音，抚慰尚未平息；忠臣勤勉战守的功劳，赏赐尚未实行，而各道进贡的珍宝却迅速私藏到别的库中。万众瞩目，谁能忍受这种心怀？当初六军刚投降时，百物没有储备，对外抵御凶徒，对内防备危城，昼夜不停，将近五十天，寒冷饥饿交相侵袭，死伤相继，大家同生共死，终于平定了大难。这正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私欲其欲，断绝甘美以与士兵同甘共苦，停止进食以表彰功劳。没有严厉的制度而人心不背离，是因为有所感化；没有丰厚的赏赐而人心不怨恨，是因为陛下与百姓同甘共苦。现在攻围已经解除，衣食稍微丰富，而谣言诽谤正兴起，军心内部抵触，难道不是因为勇武的人往往贪利矜功？患难时与他们同忧，而安定时不与他们同利。众怒难以承担，积怨终将发泄，恐怕会有勾结奸人、鼓动叛乱、触犯法纪而强行夺取的人。国家做事，以公物为心的，人们一定乐意跟随；以奉养私欲为心的，人们一定违逆背叛。燕昭王筑金台，天下称颂他的贤明；殷纣王作玉杯，百代指责他的恶行。为他人和为自己，是不同的。周文王的猎场，方圆百里，当时人们嫌它小；齐宣王的猎场，方圆四十里，百姓嫌它大。与众人同利和独占利益，是不同的。作为君主，明辨这个道理，洗涤内心，奉行三无私，以统一众人。不宣扬公利，却禁止私欲，人心离散怨恨，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陛下近来回想重围中的深切忧虑，追思戒除平时的独占欲望。器物用品取用足够，不在于过分丰盛；衣食所安，一定要分给下属。凡是两个库中的财物，全部命令拿出来赏赐给有功之人，坦荡地表明胸怀，与众人同欲。天子的尊贵，难道应当担忧贫穷吗？这是散小储以成大储，捐小宝而固大宝。等到皇上幸临梁州，途中口渴得很，有人献上水果，皇上很高兴，想授予他试散官。陆贽认为不可以。皇上说：“散官是虚名，授予他有什么妨害？”陆贽说：“当今所忧虑的，正在于爵位轻贱。设法重视它，还恐怕不够重；如果又自己轻视它，怎么劝勉别人？现在员外试官，虽然授予没有实际俸禄，但那些冒着锋刃、挑起患难、竭尽筋力、展现勤劳的人，都用这个来酬谢他们。如果献水果的人得到这个，一定会互相说：‘我冒着生命危险获得官职，他进献水果获得官职，这是把我的生命等同于水果了。’谁还愿意被任用呢？”所以像陆贽这样知道重视朝廷诏令的人啊。当时有个低微官员从山北来，皇上厌恶他的言语，认为贼势嚣张，他像是贼人派来窥探国情的，想逮捕审讯他。陆贽又劝谏说：“臣听说尊贵的人掌握纲要，卑下的人主管细节。尊贵的人崇尚恢弘，卑下的人务求细密。所以审核小事，觉察细微的奸邪，这是官吏的职责。总揽纲纪而举起，众目清明，近处通达远处，这才是大臣的责任。愚笨和智慧的都接纳，宏大和细微的都不遗漏。像天一样覆盖，像地一样包容。垂下旒冕和纩耳，隐藏瑕疵和疾病，不显示威严而人们畏惧他，像雷霆；不使用明察而人们仰慕他，像日月。这是天子的德行。圣明的君主知道宇宙广大，不可以耳目周遍，所以清净无为的心，以观察事物的自然发展；知道亿万民众，不可以智力战胜，所以专一极诚的心意，以等待事物的自然感化。如果凭一人的听看，想要穷尽宇宙的变迁，役使智力越精，失去正道越远。从前项羽接纳秦朝降卒二十万，担心他们再次叛乱，一举全部坑杀，他在防备上可以说是到了极点。汉高祖豁达大度，天下之士来者接纳任用，不再怀疑猜忌，他在防备上似乎宽疏。然而项羽因此灭亡，刘邦因此兴盛，蓄疑与推诚的效果确实不同。陛下智慧超出众人，有轻视待臣下的心思，周旋万机有独自驾驭区划的意图，谋略吞并众计，有过于谨慎的防备；明察群情，有事先洞察的明察；严厉约束百官，有任刑致理的规划；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的志向。因此有才能的人怨恨不被任用，忠诚的人忧虑被怀疑，建立勋业的人恐惧不被容纳，心怀反侧的人迫于被讨伐，逐渐导致叛离，构成祸灾。现在叛贼朱泚未平，李怀光接着叛乱，都城城阙，野兽交替居住，持杖跟随君主的，能有几个？推心接纳，还恐怕来不及，稍微不礼貌，肯定不来了。如果又增加猜忌阻挠，使反叛的人有借口，来投奔的人心怀恐惧，那么天下的士人，怎么敢再谈论忠义呢！于是此事得以搁置，已经收复京师，诏令浑瑊在奉天，寻访散失的内人

译以所得为限，资助送往行在。贽上疏说：“近来陛下反思过错、畏惧灾祸，忧虑百姓、归罪自身，多次颁布大号，誓要革新政治。天下之人，流泪相互庆贺，克制愤怒、释放怨恨，共同平定大难。如今首恶刚刚平定，法驾将要还都，远近之人侧耳倾听，希望听到德政之声。陛下应当感激上天悔祸的眷顾，依靠列祖遗留的福泽，体念将士浴血奋战之苦，怜悯百姓水深火热之酷，以平定寇乱为警戒，以身处高位为危惧，不断减损欲望，时刻保持艰难意识。至于内宫中的末流女官，以天子的尊贵，难道会担心缺乏这些人，而首先访求她们吗？这不符合回应庆贺信赖之心、不负维新期望的做法。事情有先后顺序，道义有轻重之分，重要的应当先做，次要的应当后做。史书记载武王攻克商朝，有未及下车就推行的事，有下车后才推行的事，大概是赞美他的政令不失先后适宜。当今所应致力之事，应当迅速派遣大臣乘驿车，先去奉迎神主，修整郊坛，举行祭祀礼仪，表达告谢之意，然后慰问死节之士，慰劳有功之人，安抚百姓，优待询问老人，安定反复不定之人，宽恕被迫跟随者，疏通郁结之气，表彰忠义之士，任用失职的士人，恢复废业之人。如果散失的宫人，已经数月，既在战乱之后，必定被将卒私占，一听说搜索，必定内心恐惧。前人之所以舍弃断缨、饭食盗马，难道一定要忘记情谊吗？这是知晓君主大体，当然如此。于是竟然不降诏书，仍然派遣中使寻找她们。所以观察这五六件事，大人的言行，大概也可以知道了。”

译唐宪宗曾经在浴堂北廊，从容地对侍臣说：“我闲暇时阅览前代史书，见到那些使国家兴盛、治理得当的君主，以及奉行公事、竭尽忠诚的大臣，没有不为之感叹，向往他们的风采。至于我们贞观、开元年间的教化，都详载于史册，流传不朽。我不自量力，想要大致继承祖宗的道统，追随古代的风尚，寻求超脱世俗的人才，招致济世安邦的贤才，将那些衰败困苦的百姓，纳入仁政长寿的境界。边疆没有烽火警报，郡县没有愁怨之声，礼义兴盛推行，盗贼屏息潜踪，不辱没谥号，不成为宗庙的羞耻。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李绛回答说：“陛下兴起圣心，发出德音，追慕帝王的高尚风范，继承祖宗的伟大功业，思慕延揽像傅说那样的贤士，思致唐尧虞舜那样的教化，这不是我这样平庸浅近的人所应该承受圣言并回答清问的。我听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礼记》说：‘天降及时雨，山川出云气。’嗜欲将要到来，必有先兆。说的是圣灵相通，有感应于诚心，在梦想中怀着辛劳，言语出于口，行为加于人，神灵必将显灵。才俊之士固然会接踵而至，难道只是殷高宗在傅说那里求得人才，周文王在渭水边得到姜尚吗？况且我又听说，天与人的界限，看实质而不看文饰，信行为而不信言语。如果想要天下符合陛下的诚心，顺从陛下的教化，如果不是圣上亲身实行来引导下属，就没有办法达到。没有表率端正而影子不直的，声音发出而回响不应的。现在陛下用对待普通士人的礼节来对待超俗的贤人，用九品官的俸禄来期望超时代的器量，这就像用蚯蚓做诱饵去钓吞舟的大鱼，用弓箭去网罗垂天之翼的大鸟，本来就不能得到和招致。从前文王养老，伯夷、太公就出来；昭王礼遇士人，邹衍、乐毅就到来。陛下如果真能端正自身，磨砺自己，尊重道义，崇尚道德，亲近信任正直的士人，疏远抛弃奸邪谄媚的人，尽忠进言正直的人奖赏他，迎合顺从阿谀的人斥退他。与大臣交谈，恭敬并信任他们，不让小人参与其事；与贤士游览观赏并礼遇他们，不让不肖之人制造嫌隙。只按道义来亲近，不论亲疏；只按仁爱来定夺，不论贵贱。裁撤对时局无益的冗官，那么俸禄就能惠及有才能的人了。放出很少得宠幸的宫女，那么时世就没有怨恨旷夫了。简化繁多的礼仪，那么礼就能合乎节度了。废除靡费的奏乐，那么乐就能合乎和谐了。将帅廉洁，那么士卒就勇敢了；官吏公正，那么治理教化就融洽了；法令守信，那么下属就不违抗了；教化深厚，那么风俗必然改变了。这样，圣明的询问就能周遍通达，道德的声名就能远播，可以使金石信服变化，鸟兽率舞，何况是人呢？贤哲仰慕道义，英才响应召唤，伊尹必定背着鼎而来，吕望必定放下钓竿而起，宁越必定跟随而服劳，繇余必定出来而委身。三杰在汉高祖手下成就功业，四士在光武帝手下施展才能。龙吟云起，虎啸风生，这是自然的感应。然后陛下坐在明堂，朝见群后，兴办教化，制作礼乐，端正风俗，厚植人伦。远与尧舜比肩崇高，近与祖宗合其道德，时世达到极致的治理，时代称为中兴。这有什么遥远的呢？只有陛下勤勉实行罢了。所以像李绛这样的人，也就是所谓不倡导游移不定言论的人。”

宋哲宗刚即位，司马光因为旧政尚未平息，想要疏通言路，请求下达求言的诏书，上疏说：“我听说《周易》中天地交泰就是泰卦，不交泰就是否卦。君主父亲是天，臣民百姓是地。所以君主降低心气来访问，臣子竭尽诚心来献替，那么各种政务就能修治，国家就能安定。君主厌恶逆耳的言论，臣子谋求便于自身的计策，那么下情就被堵塞不通，众人的心就离散背叛。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不遵循这条道路的。道就像岔路，近处差半步，远处就失千里。现在皇帝陛下新登大宝，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共同决断万机，圣明的谋略光大。刚发出号令，不能不谨慎，这是治乱的岔途，安危的分界。应当以紧要切要的为优先，以琐碎细小的为后。我看到近年以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当作智慧，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所以下情被堵塞不能上通，上恩被遮蔽不能下达。民间愁苦，痛心疾首，而上面不知道；明主忧虑勤劳，夙兴夜寐，而下面无处申诉。公私两方面都困顿，盗贼已经繁多，还依赖上天垂示休祥，年成没有大饥荒。祖宗留下的谋略，人们没有异心，不然的话，天下的形势，能不让人寒心吗？我愚以为今天所应该优先做的，没有比明确下达诏书，广泛打开言路更合适的了，不论有官无官的人，应该知道朝政缺失，民间疾苦的，都允许进呈密封的奏状，尽情极言。仍然颁布到各路州军，不得索取副本，强行压制退却。陛下在听政的闲暇，略加省视阅览，取其所长的，舍其所短的，提拔精当的，罢黜狂愚的。这样，美好的言论就会每天进献，众人的情实就没有隐瞒。陛下虽然深居九重，四海的事就像指掌一样清楚，这是治安的根本，太平的基础。”

当时，蔡确、章惇还是执政大臣，既然用求言的榜文晓谕朝堂，又附加了六句话：“如果暗中怀有私意，如果冒犯非其本分，或者煽动摇动机密大事，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法令，对上就观望朝廷的意思以侥幸希求进身，对下就炫耀迷惑流俗的情意以谋求虚誉。”有这六种情况，必定治罪不赦。太后拿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是拒绝谏言而不是求言。臣下有不说话的，说话必定落入这六种情况中了。”于是上疏说：“我听说明主推心置腹来对待下属，而没有猜疑忌恨；忠臣

译竭诚侍奉君主，而不畏惧回避。因此情感没有不通达的，言论没有不尽的。如今诏书征求谏言，却预先用六条事项加以防范，我认为人臣只有不上言，一旦上言，都可以用这六条事项来定罪了。如果所言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说成是暗中怀有私心；如果涉及本职之外的事，就可以说成是越权；如果陈述国家安危的大计，就可以说成是动摇机密要务；如果与朝廷的决策暗中契合，就可以说成是迎合已施行的政令；如果言说新法不便应当更改，就可以说成是观望朝廷的意图；如果言说民间的愁苦值得怜悯，就可以说成是炫耀迷惑流俗的情态。那么天下的事就没有可以再说的了。这是诏书开始于求谏，而最终于拒谏。我担心天下的士人闭口结舌，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况且在朝堂张贴告示，如果不是上朝的人就看不到，怎么能够布告天下？于是开始删去六条事项，称施行于各路州军。一天所收到的封事常常有数千纸，大概也只是暂时用来补救，不让小民的言论陷入危险的境地。

译禁止行为篇第七

孔子说：“君子用言语来引导人，用行为来约束人。所以说话一定要考虑它的最终结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它的弊端，这样百姓就会在言语上谨慎，在行动上慎重。”《诗经》说：“谨慎你的言辞，恭敬你的威仪。”《大雅》说：“端庄严肃的文王，在光明中正中恭敬地止息。”

【恭敬，是道的坚固凝聚。坚固凝聚之后才不会败坏，不败坏之后才能推行于天下，流传于百世。谨言慎行，是恭敬的具体表现。君子考察言语作为教化，教化用来引导人；考察行为作为法度，法度用来约束人。所以引导人的，不是命令；约束人的，不是刑宪。刑宪命令的施行，不长久就一定会败坏。所以君子把法度寄托在人身上，不把人身寄托在法度上。法度寄托在人身上就安定，人身寄托在法度上就危险。把法度寄托在人身上，就可以流传百世；把人身寄托在法度上，连一世都维持不了。效法文王的典章制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宋神宗熙宁元年郊祀时，两府大臣因为河朔地区发生灾害而推辞岁赐的金帛。学士司马光入朝应对，说：“救灾节用，必须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可以听从。”王安石当时也是学士，立刻说：“常衮做宰相，推辞朝廷的膳食，当时的议论认为常衮自知不能胜任应当推辞职位，不应当推辞俸禄，不可以听从。”而且司马光说：“只是担心国家用度不足罢了，如果善于理财，分发的用度，国家有固定的制度，为什么废除它呢？”司马光说：“治理国家的人，不应当把财利放在首位。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按人头征收、用箕敛聚，耗尽百姓的财力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说：“王安石说错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那里就在官府这里。譬如雨水，夏天涝灾那么秋天就会干旱。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录下来，是看到汉武帝的不明智罢了。到了汉武帝末年，盗贼蜂起，几乎导致动乱。如果汉武帝不悔改祸患，昭帝不改变制度，那么汉朝几乎灭亡。这怎么能称颂呢？”争论不停，王珪两边都附和。皇上心里认同司马光的说法，但看到理财的说法也不能不动心。等到王安石起草诏书，竟然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接受赏赐。大概从此以后，理财的说法最终成为北宋的弊病根源。说话一定要考虑它的最终结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它的弊端。如果熙宁初年的议论是这样就好了】

【王安石变法之后，设立条例司，推行均输、市易、青苗、方田等政策。事情暴烈急迫，许多年轻人阿谀奉承，追求速效，朝廷内外喧腾，都产生怨恨诽谤。于是设置巡逻士兵侦察诽谤时政的人，设立惩治诽谤的法律。富弼从判汝州任上入朝觐见，请求退休，允许他坐轿子到殿门。皇上在内东门小殿接见他，让他的儿子搀扶进入，赐坐，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上果决有为，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可以让人窥测，可以窥测那么奸人就能迎合，被左右人左右轻重，必然显现。”又说：“君主应当像天，天监察人，善恶都是人自己招致的。”问边境事务，回答说：“陛下临朝时间不长，应当布施德行恩惠，希望二十年口中不谈军事。”富弼谈论边境事务，在当时，是对的。谈论治国之道想要让君主不可测度，则是不对的。君主容易侍奉容易了解，喜好贤人厌恶恶人，崇尚仁德轻视刑罚，有什么不可测度的呢？虽然如此，富弼的意思，却可以没有弊病了】

【这时朝廷内外议论新政的奏章纷纷呈上，皇上担忧，一天召见讲官，坐在户内屏退左右，说：“朝廷更改一项法令而满朝喧腾，难道是外面的百姓真的不便利新法吗？”王珪推辞说不知道，皇上说：“知道就说。”司马光说：“青苗法收取利息，平民这样做尚且能蚕食下户，何况州县官员呢？”吕惠卿说：“法令愿意借就给，不愿意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知道借贷的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仅仅是官府不强迫，就是富民也不曾强迫。只是事情久了就产生弊端罢了。我听说制定法令在宽厚，其弊端尚且贪婪，制定法令在贪婪，弊端将怎么样？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和籴法，当时米一斗十几文钱，草一束八文钱，百姓乐意与之交易，后来物价昂贵而和籴法不解除，于是世代成为河东的祸患。我担心日后的青苗法就像河东的和籴法一样。”吕惠卿说：“司马光所说的只是官吏不得其人罢了，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有什么伤害？”司马光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有治人没有治法。”皇上说：“坐仓籴米怎么样？”坐着的人都站起来说：“不便利。”皇上罢免了它，幸好。皇上说：“没有罢免。”司马光说：“京城有七年的储备而钱常常缺乏，如果坐仓籴米那么钱更加缺乏，米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得到百万斛米，就节省东南百万的漕运，用那些钱供给京城，担心什么没有钱？”司马光说：“东南缺钱而粮食多，现在不漕运粮食而要求钱，抛弃他们所有的，索取他们没有的，农民商人都受害了。而且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劳明主，明主只应当选择人而任用他，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这是陛下的职责。当时皇帝被王安石、吕惠卿的话迷惑，认为现在天下喧腾，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这样的情况，众人所厌恶的。司马光从容地说：“我希望陛下详细考察是非的实情。现在条例司所做的，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陛下难道能独自和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吗？”后来读《史记》《汉书》，张释之论啬夫利口，怎么至于迅速颠覆国家呢？那个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君主如果认为对而相信他，颠覆国家不难了。后来又以萧何、曹参的事进读说：“曹参不变法，得到守成的道理，所以孝惠、高后时天下安宁，户口繁殖。”皇帝说：“汉朝常常守着什么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说：“难道只有汉朝吗？如果三代的”

译君主若能始终遵循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即使到今天依然可以维持统治。《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原有的典章制度。”汉武帝采纳张汤的建议，废除汉高祖的简约法令并加以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汉元帝改变汉宣帝的政令，于是德行功业开始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度是不可改变的。吕惠卿进言说：“先王的法度，有一种是一年一变的情况，即正月开始调和阴阳，在象魏公布法令，这就是例子。有一种是五年一变的情况，即天子巡行四方考察制度，这就是例子。有一种是三十年一变的情况，即刑罚根据世道的治乱而轻重不同，这就是例子。有一种是百年不变的情况，即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哥哥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例子。”司马光的说法是不对的，他的用意只是讽谏朝廷建立固定的法度，并且讥讽我们这些条例司的官员罢了。皇帝拿吕惠卿的话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的法令，怎么能叫作改变呢？如果这样，那么四季每季第一个月的初一召集百姓诵读法令，难道就成了按季节或按月改变吗？诸侯如果有改变礼乐的行为，天子巡行时就要诛杀他们，天子自己并不改变。治理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刑，治理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刑，治理太平的国家使用适中刑罚，这叫做刑罚随世道轻重而调整，并不是改变法度。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旧了就加以修缮，不是彻底毁坏就不重新建造。彻底毁坏后重新建造，如果没有优秀的工匠和美好的材料是办不到的。现在这两者都没有，我担心风雨来了也无法遮蔽自己。”公卿和侍从都在场，希望陛下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政用度，如果他不称职可以罢免他，但不能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现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应当以正道辅佐君主，哪里需要依据成例办事？如果依据成例办事，一个文书小吏就足够了。现在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吕惠卿无言以对，但皇帝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言论，认为祖宗时代多是沿袭旧习、苟且简略的治理，并不完善，好比琴瑟音调不和谐，必须改弦更张，不听司马光的劝谏。所以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言语思虑周全、行为考察弊端的了。

译正值推行青苗法时，使相魏国公韩琦当时担任陕西安抚使，上疏说：“臣遵行散放青苗钱的诏书，宗旨在于惠顾小民，不让兼并之家趁急索取加倍的高利贷，而国家也不从中获利，这是非常美好的意图。如今所下达的条令，从乡户第一等以下，都规定借钱的数额，按等级依次增加。乡户上等，以及坊郭有产业的人，不是别的，就是向来兼并豪强之家。现在多借给他们钱，一千钱收二百钱的利息，这就是官府自己放贷取息，与最初的诏书完全违背。又规定乡村每保必须让有财力的人做甲头，虽然说不强迫，但上等户一定不愿意充当，下等户一定无法充当。官吏担心下等户不能偿还，就征派甲头来准备代为赔偿，势必要这样做，怎么能说不是强迫呢？陛下励精图治，确实亲身节俭以率先天下，那么国家用度自然充裕，何必让兴利之臣纷纷四处奔走，导致远近之人产生疑虑呢？”皇帝将奏疏藏在袖中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在外任也不忘记王室。我起初认为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害民到如此地步。况且坊郭哪里会有青苗，而使者也强行借给他们。”王安石勃然大怒说：“如果顺从百姓的愿望，即使是坊郭又有什么害处？国家取息，本来就是周公留下的法度。”皇帝最终还是对韩琦的说法存有疑虑，王安石于是称病不出。皇帝想要废除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都奉诏执行，只有赵抃认为必须等王安石出来讨论，让他自己废除。因此连日不能决断，而王安石请求离职更加坚决。学士吕公著起草诏书答复他，其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的话。王安石愤怒，上奏章自我辩白。皇帝用谦辞引咎，又让吕惠卿去劝说，王安石才入朝觐见，说：“陛下想要用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的流俗。陛下权重，那么天下的人就归附陛下；流俗权重，那么天下的人就归附流俗。所谓的权，是与事物相互比较轻重的。即使是千钧重的物体，所增减不过一两就会移动。现在朝廷内外的大臣、从官、台谏都共同结党，想要败坏先王之道，以阻碍陛下的大作为。而陛下为此增加一两之力，那么天下的权重就全部归于流俗了。”皇帝很高兴，王安石出朝后，举国听从。王安石于是亲手驳斥韩琦奏疏中的话，命令条例司刻石颁布天下，坚持新法更加坚定。所以韩琦这个人，可以说是言语考虑到了最终的结果，行为考察到了弊端所在的人。

司马光又上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每天早晨上朝，接着讲习经书，将近中午才回到宫禁，阅览天下的章奏，深夜点燃灯火，研究经史及群书，即使是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宁，文王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然而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到现在好几年了，功业没有显著，大概是寻求治理没有得其要领的缘故。祖宗创业垂范，为万世立下法则，在内设置中书、枢密、御史台、三司、审官、审刑等各个院司，在外设置转运使、知州、知县等官员，相互统御，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这就是纲纪。中书主管文事，枢密主管武事，百官之长，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刑罚赏赐的重大事务，失去适宜，这是两府的责任。钱粮不足，条例不审慎，这是三司的事务。陛下如果精选通晓钱粮、忧国忘私的人，担任三司副使、判官以及各路转运使，各自在任上时间长久，有功就晋升，无功就退职，处理得当，使用有节制，又何必担心财用不足呢！现在却让两府大臣全部接管三司的条例，另外设置一个局，聚集几个文士，制定谋划议论，而三司不参与，臣担心所更改的未必胜过旧的，只是徒然扰乱祖宗成法，无所作为罢了。天下的事务，在县的应当委托给县令，在州郡的应当委托给州郡长官，在一路的应当委托给转运使，然后事情才能实行，实行才能长久。现在朝廷每推行一件事，不委托给监司、守宰，让他们制定方略，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而是另外派遣使者带着命令在路上奔波，这就是所谓的错乱。事务的利害，官吏的才能与否，都不是使者向来所知道的，临时询问采纳，必定取自于人，使者遇到公正明达忠信的人，还希望得到一二分真实情况，遇到自私昏暗奸险的人，那么是非颠倒，本来就不如任用监司、守宰来得得当。为什么呢？多年的讲求，与一朝的议论，长时间的采择，与眼前的毁誉，形势本来就不一样。况且庸人的情态，如果不是自己出的主意，就嫉妒别人的成就，即使使者规划曲尽恰当，当职的人本来就已经心中不快，拱手旁观看着成败，说：‘朝廷自己派遣专使治理，我有什么关系！’陛下想要将天下纳入大治，却让百官上级不委托下级，下级不禀承上级，臣私下认为没有得其要领。然而这仅仅是使者骚扰郡县，成为今天的祸患罢了，而百姓所担忧的却在十年之后。百姓的贫富由于勤勉懒惰不同，懒惰的人常常缺乏，所以向人借贷；勤勉的人稍为充足，以没有事情借贷为常。现在官府出钱借贷给百姓，收取利息，而使者以多散放为功劳，必定一概强行摊派，恐怕不免拖欠。必定贫富相互担保，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必定流散四方；富裕的人不能离开，必定代为偿还所欠。春天计算秋天结算，辗转日益增多，贫穷的人已经穷尽，富裕的人也变穷。十年之后，百姓再也没有富裕充实的人了。又全部散尽常平钱谷，专门实行青苗法，将来如果想恢复，将凭借什么？”

译取具乎？富户已经耗尽，常平仓的储备又已枯竭，再加上军队征战，继之而来的是饥荒，百姓中瘦弱的人必定会死在沟壑之中，强壮的人必定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又写信给王安石，极其苦口婆心地为他陈述利害，但王安石并不悔改。所以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考虑言论的最终后果，不考察行为的弊端了。当时皇上还倾向于司马光，虽然司马光犯颜直谏也不被怪罪，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极力推辞不接受，说：“陛下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察觉我狂放正直，对国家有一点补益罢了。如果仅仅用爵位来荣耀我，却不采纳我的言论，这是把天子的官位私授给不适当的人。我如果只凭俸禄地位来荣耀自己，却不能解救百姓的祸患，这是窃取名位来私利自己。”上奏章多达七八次，又详细陈述新法的危害。皇上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掌管军事，官员各有职责，不应当援引其他事情作为推辞的理由。”司马光回答说：“我还没有接受职务，那么我还是侍从之臣，对于政事没有不可以议论的。”防止王安石起用任职，阻碍他说：“司马光外表假托刚直犯上的名声，内心怀着迎合下级的实情，所说的都是危害政事的事情，所交往的都是危害政事的人。司马光难道不贤能吗？只是如果让他处在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就能倚仗他作为靠山。从前韩信派遣士兵拔掉赵军的旗帜，树立汉军的红旗，赵军因此士气丧失。现在任用司马光，就是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红旗啊。”于是任命司马光为端明殿学士，外放担任永兴军知府，“立帜”的论调太过分了。他的谬误，却还因此获胜。所以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禁止别人行动，却禁止别人言论了】

译苏轼上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的人，不论行事的是非，先要看人心的向背。从古到今，没有温和平易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如果不是乐祸好乱，轻视防备，怎敢放纵胸臆而轻易触犯人心呢？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不过三司使或副判等官员，就足够了。现在无故又创设一个制置使，六七位年轻人在朝廷内日夜讲求，四十多位使者在外分行营干，开端宏大，创法新奇。贤者求其说法不得，未免担忧；小人以意度朝廷，遂以为诽谤。说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说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议腾涌，这也可以察见人心之所存了。况且派遣使者纵横，已非令典。竟陵王子良有言，这类人早上辞别宫门，情态就变了；晚上宿在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驿，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况且现在所遣使事少员多，人轻权重。人轻权重，则人多不服，或启侮以兴争；事少员多，则无以为功，必生事以塞责。陛下虽然严行约束，不许邀功，然而人之常情，惟从所好。现在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从此无宁岁矣。况且天下既平，民物孳息，四方遗利也略尽矣。现在想要凿空访寻水利，凡所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如果官司格阻，重行黜降，不以赦原。然而终不言诸人妄有开陈，官司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言，官司虽知其疏，岂得妄行抑退？必且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如果不是灼然难行，也须且为兴役。为什么呢？格阻之权重，误兴之过轻也。况且古陂废堰，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如果要想兴复，必尽追收。况且又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某处故为官堰，以规坏所怨田产者乎？现在朝廷本无一事，也何苦而行此？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也。现在想要官卖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薄，自是必渐衰散，况且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法，率处死。然而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如果有逃者，何以罪之？势既轻于逃军，逃必甚于他日，为之官长，不亦难乎？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一应赋敛之数，定两税之额，是租庸与调两兼之矣。现在两税如故，奈何复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常税之外，横出科名哉？异时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况且古者以官养民，今以民养官。古给之田不耕，劝之农不力，于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现在田既属民，民无恒产，去为商贾，事势当然，亦何名而困之？至于女户、单丁，天民之困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陛下富有四海，奈何忍不加恤，而尽役之乎？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立为成法，每岁常行。虽然说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谁能保之？即使此令决行，终不抑配，计其情愿，人户必孤贫不济之人家。如果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鞭挞已急，则继之以逃亡；逃亡之余，必均之于邻保，固理势所必至也。况且常平为法，所守者约，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上千斛之储，千斛在市，则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谁救其饥？况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如果尽数收贷，则借贷无从；如果流充借贷，则所籴无几。乃知常平、青苗，势不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始收其息。现在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己厚非良，不受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与之。此钱一出，不可复还。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

译这定额的损失已经很多了。现在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不告诉主人，却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现在破坏常平仓法，却宣扬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却收取均输法的利益，这与上述行为有什么不同呢？陛下洞察事理如同神明，这件事难道会不知道吗？一定是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想中途改变，已经任用的人一定要让他们善终，因此拖延岁月，希望万一成功。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的英明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权势，想要恢复六国，高祖催促刻制印信，认为他做得好。等到听到留侯张良的话，就骂他并催促销毁印信。称赞他不久，接着就骂他。刻印销印，如同儿戏，何曾损害高祖知人的名声？正好表明圣人没有私心。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达到至圣至明，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现在让天下有心的人怨恨，有口的人诽谤。古代的君臣共同忧虑勤勉，经营一世的基业，又怎么乐于这样呢？所以像苏轼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考虑最终弊端的人了。苏轼又说，现在进言的人不少了，然而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曾经有人告诉陛下吗？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历数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贵。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且弱小，也不妨碍长久且生存。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淡薄，即使强大且富有，也无法挽救短命且灭亡。假使今天富裕如隋朝，强大如秦朝，向西收复灵武，向北夺取燕蓟，称之为有功是可以的，但国家的长短并不在此。譬如人有瘦弱而长寿的，也有强壮而突然死亡的。大概元气尚存，那么瘦弱也无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那么强壮反而更加危险。我仁宗皇帝治理天下时，执法极其宽缓，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过失，不曾轻易改变旧章。考察他的成功，也说不算达到极致。因为用兵则十次出征九次失败，因为府库则仅够使用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恩德在人，风俗知道道义，所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同丧父丧母，社稷长远，最终必然依赖它。那么仁宗可以说是知道根本的人了。现在议论的人不考察，只看到末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情不振作，于是想要用苛细严察来矫正，用智巧能力来统一，招来新进勇猛的人，以图取一时的速成效果。轮对的人希望因迎合而迅速升迁，上奏考核的人追求优等而快速变化，以力量相胜，以言辞相高，使天下常调的官吏都产生妄念，想要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得到呢？古代建国，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相互权衡，像周朝像唐朝，那么外重而内轻；像秦朝像魏国，那么外轻而内重。内重的过失，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流弊，必然有大臣问鼎之心的忧虑。圣人在强盛时考虑衰败，预先立法以救弊病，国家租赋借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衡量今，在内为重。祖宗深谋远虑，不是小臣所能知道的。然而观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点，也足以窥见圣人预防弊端的至计。纵观秦汉以及五代，因谏诤而死的人，大概有几百人了。而自从建隆以来，不曾因言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随即就超擢升迁。言论涉及皇帝，那么天子改容；事情关乎朝廷，那么宰相待罪。台谏未必都贤能，所说的话何必都对？然而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将要折损奸臣的萌芽，补救内重的弊病。治理国家的人，平时必须常有忘身犯颜的士人，或许临难时有殉义守死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一言，那么临难怎么看重他们的守节？人臣如果都这样，天下也就危险了！现在舆论沸腾，怨恨诽谤交起，公议所在，也已经可知。而相继流放，中外失望。在弹劾积威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奋起；风采消沉之余，即使豪杰也不能振作。臣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都成为执政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纪纲一旦废弛，什么事不会发生？臣天赋极愚，笃于自信，先前议论学校贡举，首先违背大臣本意，而陛下曲意赐召对答，允许指陈。臣回答说：“陛下天纵文武，不担心不明，不担心不勤，不担心不断，只担心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耳。”陛下点头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臣的狂愚，陛下宽容很久了，凭借这个而言，所以不惧。所惧的是，讥刺既多，仇怨实多，必将深文罗织罪名中伤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想赦免臣，不可得耳。皇上深以为然，而王安石大恨，派御史谢景温弹劾他丁忧回蜀做商贩，穷治之不得，最终因李定、舒亶辈弹劾他诽谤，系狱，赖皇太后申救，才得以免罪。所以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禁止人以德行、禁止人以刑罚的人了。熙宁初年，建昌司理王韶上平戎策，说想要平定西夏，应当恢复河湟西熙河古兰鄯地，那是汉陇西等郡，而吐蕃唃厮啰一族盘据其间，分裂没有适当的主人，应当可以兼并。请求任命安抚使招抚他们，以断绝西夏人的右臂。王安石认为他奇特，设置洮河安抚司，命令王韶主持。而洮河的军队兴起，邕州刺史萧注喜欢谈论军事，又说交趾在唐朝本是内属，

译现在被占城打败，军队不满数万，可以攻取。皇上就任命章惇知桂州并负责经略。不久章惇入朝说这样做不便，而度支判官沈起慷慨陈词说可以攻取，于是用沈起代替章惇，一心一意进攻骚扰，交趾才开始产生二心。章惇又招降梅山峒蛮，熊本又击降南江蛮，而皇上夸耀用兵。起初，王韶筹划熙河事务时，自夸只使用回易息钱，不敢耗费官府的本金。文彦博说：“凡是工匠建造房屋，起初必定少算费用，希望人们容易动工，等到已经动工，知道不可停止，才增加费用。希望不要动工。”王韶为皇帝推辞说：“房屋坏了难道能不修吗？”王安石说：“主管者善于计算有成果，房屋胸中有什么工匠能欺骗呢？”元丰年间，西夏人囚禁了他们的主君秉常，商议讨伐。侍制孙固说：“出兵容易，解除祸难难；招募士兵容易，谋划统帅难。陛下如果出兵，谁能为陛下担任将领？”皇帝说：“已经托付给李宪。”孙固说：“讨伐国家的大事，却让宦官主持，那么士大夫谁肯效力？现在五路进兵，却没有大帅，凭什么成功？”皇上沉默不语。公着进言说：“问罪的军队，先选择统帅，既然没有合适的人，何不停止？”皇上不听，最终命令李宪以熙河总制的身份节制陕西五路军队讨伐西夏，而高遵裕的军队大败，李宪没有见到敌人就回来了。在此之前，鄜延副总管种谔实际上是首先谋划讨伐西夏，夺得银、宥州，但不能守住。知延州沈括请求全部在横山筑城，俯瞰灵、夏，使敌人不能穿越沙漠为寇。种谔将他的策略上奏朝廷，皇上下诏给事中徐禧前往绥、延巡视。徐禧想自己立功，于是说银州虽然占据明堂川，无定河的防线，但旧城东南已被河水吞没，西北又受阻于天堑，不如永乐。永乐地势险要，适宜筑城。沈括争辩认为永乐依山但没有水源，一旦有变故不可防守，而皇帝支持徐禧的意见，下诏派遣各位将领前往筑城。筑了四十天城建成，建成九天后，西夏人来进攻，徐禧回去救援。西夏倾全国大军到来，占据了水寨，粮草断绝，徐禧及各位将领都战死，城池陷落。起初，皇帝派遣内侍李舜举及徐禧前往鄜延，向执政大臣辞行。王珪迎上前对他说：“朝廷把边事托付给押班及李留后，没有西顾之忧了。”李舜举脸色凝重地说：“四郊多垒，是卿大夫的耻辱。相公当政，却把边事托付给两个内臣，可以吗？内臣只应当供禁廷洒扫，难道应当担任将领吗！”听到的人为王珪感到羞愧。自从熙宁年间用兵，得到西夏的葭芦、吴保、义合、米脂、浮图、塞门，仅仅六个堡垒。而灵州、永乐之战，官军、熟羌、义保死者达六十万人。皇上半夜得到报告，起身彷徨，绕着床榻行走直到天亮，不能入睡。第二天临朝痛哭，对孙固说：“如果先前听从您的话，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整天不吃东西。所以像王珪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说话不考虑后果，行动不考察弊端的人了。

译当王安石被信用时，在皇帝面前说灾异是天命，不是人事得失造成的。富弼入朝觐见返回，途中听到这话，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天，什么事不可以做？这是奸臣想要进献邪说，所以先引导皇上无所畏惧，使辅佐劝谏的臣子无法施展他们的力量罢了。”随即上书数千字，杂引《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来阐明这绝对不可能。皇上亲手写信答复慰劳说：“应当放在枕席之间，铭记肺腑，终身作为警戒。”所以像富弼，可以说是知道所应敬慎的人了。

《缁衣集传》卷一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缁衣集传》>

钦定四库全书

《缁衣集传》卷二

明 黄道周 撰

德壹章第八

孔子说：“治理百姓的人，服饰不杂乱，举止有常规，以此来使百姓整齐划一，那么百姓的德行就统一了。《诗经》说：‘那都城的人士，狐皮袍子黄灿灿，他们的仪容不改变。说话有章法，行为归于周正，是万民所仰望的。’”

【服饰，是德行的象征。德行用来规范百姓，如果内心产生奇异淫邪，那么放纵邪僻就会表现在外面了。旗帜、车饰各有其等级，冠冕、鞋带各有其样式。纹章色彩规范事物，用来寄托赏罚。上面没有用来整齐的标准，下面就没有统一的标准。《诗经》说：‘善良的人君子，他的仪容统一啊。他的仪容统一啊，心像打结一样坚定啊。’】

【武德年间，唐高祖开始有奢侈之心。孙伏伽任万年县法曹，上疏说：‘我听说天子有直言极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隋朝失去天下，为什么不听闻他们的过错呢？陛下起兵晋阳，天下响应，计谋没有回旋的余地，大业就成就了。不要因为得到天下容易，而忘记隋朝失去天下并不难。天子行动则左史记录，说话则右史记录。凡是田猎应当顺应四季，不可以妄动。陛下即位第二天，有人献鹞鹰，不拒绝而接受了，这是前世的坏事，怎么能实行呢？’相国参军事卢子牟献琵琶，长安丞张安道献弓矢，都受到赏赐。凭借天下的富足，有什么索取不能得到？是缺少这些东西吗？那二百戏散乐，本来不是正声，隋末才开始被推崇使用，这叫淫风，不得不变。近来太常寺借百姓的裙袄五百件，说是给妓工穿，等待玄武门游戏。我认为这不是宴乐的计划。又说：‘我听说本性相近，习染相远。现在皇太子和诸王身边的办事人员，不可不选择。大体上不义无赖以及驰骋射猎、声色慢游的人，只可以悦耳目，备驱使，至于拾遗补阙，绝对不能做到。’所以像孙伏伽，可以说是知道如何整齐百姓的人了。】

【又武德年间，乐工安叱奴受宠幸被任命为散骑常侍，李纲说：‘古代均工乐胥，即使妙如师襄，才如子野，都世代不改变职业，不能与士人并列。所以魏武帝让祢衡击鼓，祢衡先改穿朝服说：‘不敢用先王的法服作为伶人的衣服。’现在国家新建立，功臣的赏赐还没有遍及，贤才伏在草野没有被任用，却先提拔舞胡为五品官，让他佩玉曳组，趋走丹墀，拿什么给子孙看？’所以像李纲，也是知道如何整齐百姓的人了。】

【贞观年间，太尉长孙无忌突然被召，快步进入东閤门，失手解下佩刀。监门校尉没有发觉。被尚书纠举，仆射封德彝认为无忌过失应当罚金，监门不觉察罪当死。戴胄驳斥说：‘礼制，臣子对至尊不称误，法律上御用汤剂饮食舟船误皆死。校尉对无忌的罪相同，陛下录无忌的功劳原谅他可以。如果罚无忌而杀校尉，不能说是刑罚公平。’再次商议，德彝坚持前面的说法。戴胄争辩说：‘无忌本来首过应当重，校尉因为无忌致罪应当轻。为什么舍重而论轻？如果论情，那么无忌因为失解误，监门因为失察也误。校尉不能独自死。’于是下诏都宽贷。所以像戴胄，可以说是有常规的人了。】

【贞观时，有诏修洛阳宫，准备巡幸。侍御史张玄素说：“洛阳没有巡幸的日期，却预先修宫室，不是急务。以前我私下看见隋朝营建宫室，当时运送大木，率二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木头做轮子，木头相磨擦而火出，就铸造铁为毂代替，日行一二里，毂破折则数百人携带铁毂跟随更换，计算一根柱子数十万，这是天下由此混乱的原因。陛下初平洛阳，隋氏宫室宏大的，都命令毁坏，曾经不到十年，又加营缮，为什么前日厌恶它，而今日愿意效仿它呢？陛下认为今日财力如何隋世？然而且役使疮痍之人，袭用亡隋的踪迹，祸必更严重了。”皇帝看了，召他说：“如你所说，我胜过隋末，如何桀纣？”回答说：“如果此役不息，也同归于乱罢了。”皇帝叹息说：“思考不成熟，以至于这样，于是命令罢役。所以像张玄素，也可以说是从容有常的人了。”张玄素任庶子时，诏太子用库物，不防备承干，发取无度。玄素上书说：“以前周武帝卑宫陋食，以靖海内，而太子赟有秽德，至践阼狂暴，宗祀以亡。隋所代是矣。隋文虽借女资有天下，然布德行惠，上下粗安，而太子勇以骄奢败。今宫中山池，其所凿渠，殿下所亲见者也。夫亲则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