缁衣集传卷四

译我听说《尚书》上说：“臣下不可作威作福，享用美食。臣下若作威作福，享用美食，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陷入凶险。”《传》中说：“大夫不得与境外的人交往，连束修这样的微薄礼物也不送出境外。”这是为了杜绝渐萌的祸患，防止细微的过失，明确尊卑的唯一性。近来光烈皇后虽然友爱之情达到极致，但最终还是派遣阴侯回到封国；梁、窦两家行为非法，明帝便诛杀了他们。曾经告诫外戚说：“辛苦自身来对待士人，不如为国家像头顶盆子仰望天空一样谨慎，这两件事难以同时做到。”我曾将这话刻在五脏上，系在衣带上，时刻铭记。

我私下听说卫尉马廖用三千匹布，城门校尉马防用三百万钱，私下资助三辅地区的士大夫，无论认识与否，全都给予供给。又听说腊日那天，也赠送给在颍川的人每人五千钱。越骑校尉马光在腊日慰问派遣的人，竟然用到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我认为这不符合经义，惶恐地将此情况上报给陛下。陛下若想厚待他们，应当有安抚他们的办法。我本想对上尽忠陛下，对下保全皇后家族，恳请陛下裁断省察。

等到马防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征讨西羌，第五伦又劝谏说：“外戚不可委以重任。外戚因职务被任用，用法律约束他们就会伤害恩情，因亲情而徇私就会违背法度。如今马防将要西征，太后恩慈仁爱，陛下至孝，恐怕最终会有细微的过失，难以维持慈爱之情。”后来马氏家族被废黜退位，而窦宪等兄弟突然崛起，第五伦又劝谏说：“窦宪凭借椒房之亲的身份，掌管禁军，出入宫禁，正值年富力强、志向美好，谦卑喜爱善行，难道有明显的过错吗？然而那些出入他家门的人，大多有瑕疵罪过，被禁锢的人很少，安让的节操，互相买卖，像云一样聚集在他家，这是骄奢淫逸产生的根源。三辅地区议论的人甚至说：贵戚被废黜禁锢，应当再用贵戚来洗刷，就像用酒来解酒醉一样，这也太沉溺了。我愚昧地希望严厉告诫窦宪等人，谨慎地闭门自守，不要随意交往。”后来窦宪果然因为专横放纵而败亡。

起初，第五伦在会稽任职时，身为二千石的高官，亲自割草喂马，妻子亲自做饭，每次领取俸禄只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其余全部低价卖给贫困的人。等到他担任蜀郡太守时，那些乘坐华丽车辆、骑着骏马，资财丰裕的官吏，都被罢免遣散，于是选拔孤贫而有志行的人来治理政务，所以他任用的官吏大多官至九卿。像第五伦这样的人，就是所谓不轻易断绝与贫贱者的交往，不看重断绝与富贵者的交往。

大凡古今关于朋党的说法，都产生于荐举。荐举分门别类，各自按照数量，没有君子看重富贵，而小人不轻视贫贱的。所以说：“看一个人所举荐的人，他的志向操守就可以看出来了。”汉成帝时，谷永举荐薛宣的奏疏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更重要的。知人则百官各司其职，天工不荒废。所以皋陶说：‘知人则明智，能任用官员。’御史大夫对内秉承朝廷的风化，对外辅佐丞相统理天下，责任重大，不是平庸之才所能胜任的。我私下看到少府薛宣才学茂盛，品行高洁，通晓从政之道，以前担任御史中丞，在京城执行法度，不吐不茹，举措适时得当，出任临淮、陈留两郡太守，被称为治理有方，担任左冯翊，推崇教化培养善行，威德并行，奸邪之人止息，诉讼案件多年不发生。丞相府赦免之后，剩余的盗贼占三辅地区的十分之一，功效卓著，自从左内史初设以来未曾有过。孔子说：‘如果要称赞某人，应当有试验的依据。’薛宣考核政绩，记录在两府，我不敢过分称赞以推崇虚誉。然而听说贤才没有比治理百姓更大的，薛宣治理百姓已有成效，他的法律才能足以胜任廷尉，他的经术文雅足以谋划王事决断国政，身兼数种才能，有退食自公的节操，没有私党游说的帮助。我担心陛下忽视《羔羊》这首诗，舍弃公正务实的臣子，任用华而不实的赞誉，因此越职陈述薛宣的品行才能，希望陛下留心考察。”

译顺帝阳嘉二年，郎顗被公车征召，于是上疏推荐黄琼、李固说：“我听说挖空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是为了渡越江海；聘请贤才、选拔辅佐，是为了安定天下。从前唐尧在位，任用鲧、禹治水；周文王、武王创立德政，周公、召公作为辅佐，因此能够建立天地般的功业，增添日月般的光辉。《诗经》说：‘显赫的王命，仲山甫去执行；国家是否安定，仲山甫去明察。’周宣王依靠他，才达到太平盛世。陛下即位以来，勤心处理各种政务，但三公九卿的位置却没有看到合适的人选，因此灾害屡次降临，四方诸侯尚未安宁。我考察国家典章，验证听闻所见，没有不以得到贤才为成功、失去贤士为失败的。况且贤人的出仕与隐居，像鸟一样飞翔而后聚集，爵位凭德行晋升，那么他们的情意就不会苟且，这样君子才能舍弃贫贱而追求富贵。如果有德行不被报答，有言论不被酬谢，前来没有快乐，进取没有方向，那么他们都会怀着归隐山林沼泽的心，修持他们原本的志向罢了。寻求贤才，上面是为了天下，为了百姓，不任用他们就是违背天理，违背人心。违背天理就会降下灾祸，违背人心教化就无法推行。灾祸降下百姓就会叹息哀号，教化不推行君主的正道就会亏损。四始的缺失，五际的困厄，其罪过如此，可以稍微忽视吗？我私下看到光禄大夫江夏人黄琼，沉溺于道术，清高亮节出于自然，穿着粗布衣服却怀藏珍宝，深味经籍，又在从政方面果断，明达世事变化。朝廷先前给予他优厚的宠遇，将他尊为上宾。黄琼入朝时间尚浅，谋略尚未成就。老子说：‘最大的声音听不见，最大的器物最后完成。’善人治理国家三年才能确立，天下没有不称赞的。朝廷有这样的良才，却奇怪他不及时任职。陛下应该加以尊崇，征召他返回京师，以安慰天下。又有一位隐士汉中李固，年四十，精通子游、子夏的学问，践行颜回、闵子骞的仁德，洁白的情操，如同皎洁的日光，正直的喜好，通达于神明。他是元精所生，君王的辅佐之臣，卓越超过古人，当世无人能及。上天生出李固，必定是为了圣汉，应该给予特殊征召，以昭示四方。拥有超出常人的才能，不应该用官阶次序来限制。从前颜回十八岁，天下归心于他的仁德；子奇年纪轻，治理阿县有声望。如果召回黄琼、征召李固，让他们掌管时政，伊尹、傅说都不足以与他们相比，这样就可以垂示光辉，招致吉祥了。我郎顗愚昧不识人，只是听从众人的言论，百姓所归附的，好坏共同钦佩。希望广泛询问百官，考核他们的名声品行，如果有一点不符合，那么我就是欺骗国家。只希望圣明的君主，不要因为人而废弃言论。谷永、郎顗都精通阴阳，通晓道术，而他们所推荐的贤士尚且如此注重品行道义。虽然有人说他们崇尚利益，我不相信。

汉明帝时，东平王刘苍上疏推荐吴良说：“我听说治理国家所看重的，必定在于得到人才；报答恩情的道义，没有比推荐贤士更大的了。我私下看到臣府西曹掾齐国人吴良，资质敦厚坚固，公正方正廉洁谨慎，恭敬节俭安于贫困，到老保持一种节操。又研习《尚书》，学问通晓师承法度，经任博士，行为符合表率仪范，应该担任宿卫，以辅佐圣明的政治。”我刘苍荣耀宠幸已经到极点，忧虑责任深重巨大，私下仰慕公叔同升的友谊，害怕遭受臧文仲窃位的讥讽，敢于秉持愚昧，冒犯严禁。像东平王，可以说喜好贤才了。

等到安帝时，陈忠上疏推荐刘恺说：“我听说三公，上比台阶，下象山岳，是君主的股肱，像鼎的三足一样居职，调和阴阳，调节五类事物，考核功绩衡量才能，以排列众官，遭遇烈风不迷失，遇到迅雷不迷惑，职位没有比这更重的了。而现在上司缺职，没有拟任人选。我私下比较各位卿大夫，考察综合众人的议论，都称赞太常朱伥、少府苟迁。我父亲陈宠先前忝任司空，朱伥、苟迁都担任掾属，我完全知道他们的能力。朱伥能解说他的经书，但用心狭隘；苟迁严厉刚毅公正直率，但对文艺浅薄。我私下看到前司徒刘恺，深沉厚重渊深美好，道德广博完备，能够谦让爵位土地，将爵位传给弱弟，亲身具有浮云般的志向，兼具浩然之气，屡次历任二司，举动符合礼制，因病辞官，侧身于里巷，身处贫困思念纯真，进退有度，百官景仰效法，海内归心。从前孔光、师丹，近世邓彪、张酺，都辞去宰相，又位列上司。确实应该选拔卓异的人才，以满足众人的期望。所以像陈忠，可以说公正了。舍弃朱伥、苟迁不偏私于僚属，举荐刘恺不迎合声望。虽然有人说他崇尚利益，我也不相信。

会稽人孟尝起初担任合浦郡太守，该郡原本出产珍珠，因为以前的太守多取珍珠，于是珍珠迁徙到交趾。等到孟尝到任，珍珠才又回来。等到他被征召应当离开郡时，官吏百姓拉着车挽留他，于是他乘坐民船连夜逃走，隐居在穷困的沼泽，亲自耕作佣工。同郡杨乔上书推荐他说：“我前后七次上表言说前合浦太守孟尝，但身份轻言论微，最终不被察觉，区区之心，徒然罢了。孟尝安于仁义宏大，沉溺于道德，清高的品行超出世俗，才能出众绝群。先前更换一位宰官，移风易俗改变政治，珍珠离去又回来，饥民得到活命。况且南海多珍财货，容易积聚在掌握之中，价值超过兼金。而孟尝单身谢病，亲自耕作在田垄旁边，隐藏身影收藏光彩，不显露光华，实在是羽毛之美，用途不只是腹部的绒毛。而沉沦于草莽，美好的爵位没有到达，廊庙的宝物丢弃在沟渠。况且年岁有尽，桑榆将尽，而贞忠的节操永远告别圣时，我实在伤心，私下流泪。物品以远至为珍贵，贤士以少见为贵重。盘木朽株，被万乘君主所用，是因为左右为之容饰罢了。王者取士，应该提拔众人所贵重的。我以斗筲之姿，趋走于日月之下

译在君主身边，想着树立微小的节操，不敢私下偏袒同乡。私下感佩禽息不惜牺牲生命来推荐贤才，希望陛下垂察此事。」所以像杨乔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喜爱贤才非常坚定的人了。

译建康年间，李固因敦厚朴实、直言敢谏被举荐，对防范说：“我听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山川为珍宝。王道得行，则阴阳和谐；政教衰败，则山崩地震成为灾祸。这些都关乎天心，并在成事中显现出来。从前孝安皇帝变乱旧有典章，封爵于乳母，因而招致妖孽，致使圣上亲身遭受狼狈之苦。如今陛下从危难中崛起，天下百姓期盼，几乎要中兴，确实应当充沛地思考善道。然而当今的事态又与前朝相同，我私下为此伤痛。自汉朝兴起以来，三百多年，圣贤相继，已有十八位君主。难道没有乳母的恩德吗？难道忘记爵位赏赐的宠幸吗？然而他们上畏天威，下查经典，知道道义上不可行，所以不封爵。宋氏乳母先前有功劳，只加赏赐，足以酬答她的辛劳。如果裂土封国，实在违背旧典。历世外戚之所以很少能保全平安，难道是天性注定要遭祸吗？只是因为爵位尊显，专掌朝政，天道厌恶满盈，他们不知自我减损，所以直到倾覆才停止。先帝宠遇阎氏，位号提升太快，所以其祸患几乎在转脚之间就发生了。如今梁氏外戚身为皇后之家，子弟宗族，荣耀显达同时到来，永平初年，大概也不像这样。应当让步兵校尉梁冀以及谒者、侍中都回到黄门原有的职位，使权力离开外戚，政令归于国家。又诏书之所以禁止侍中、尚书等内臣子弟不得担任官吏或察举孝廉，是因为他们掌握威权，容许请托，容易欺诈。而中常侍在皇帝身边，声势震动天下，子弟的禄位竟然没有极限。虽然表面上装作谨慎，不干预州郡事务，但谄媚虚伪之徒望风进举，把他们等同于内臣。从前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明帝不许，赐钱千万，之所以轻视厚赐而重视薄位，是因为官员失才，会害及百姓。我私下听说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逋等人没有其他功德，刚被任命就正式任职，这虽然是小的过失，但逐渐败坏旧日先圣的法度，是应当坚守的。政教一旦失误，百年也难以恢复。《诗经》说：‘上帝反常，下民病苦。’这是讽刺周幽王改变祖宗法度，所以下民受苦。陛下拥有尚书，就像天拥有北斗。北斗是天的喉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北斗调节元气，运行四时；尚书出纳王命，施政四海。确实应当审慎选择人选，以辅佐圣政。如今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外有公卿、尚书，内有常侍、黄门，好比一家之内，一家之事。平安时共享福庆，危亡时同遭祸败。刺史、二千石在外统管职事，在内接受法则。表曲影必斜，源清流必洁。《周颂》说：‘轻轻震动，无不震动。’这是说内部的动作而外部响应。由此看来，朝廷的号令，岂可失误！间隙一旦打开，邪人就会动心；利端逐渐开启，仁义之道就会阻塞，刑罚不能再禁止，教化治理因此逐渐败坏。这是天下的纲纪，当今的急务。人君拥有政教，就像水拥有堤防。堤防完整，即使遭遇大雨洪水，也不能造成变故；政教确立，暂时遭遇荒年，不足为忧。比喻人身，朝廷是心腹；州郡是四肢。心腹痛，四肢就无力行动。如今确实应加固堤防，致力于政教，先安定心腹，那么寇贼水旱，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如今堤防逐渐出现孔穴了，心腹的疾病，不再是四肢的问题了。这难道可以安然不动心吗？我认为应当打开石室，陈列图书，招集群儒，询问得失，探讨象数变化，以求天意。有合乎道理的，立即施行，那么圣德每天有所听闻，忠臣每天尽其所知。削减宦官的权力，只设置常侍二人，方正正直有德者，在皇帝身边省事；小黄门五人，才智安静雅致者，在殿中供职。那么外议就会平息，太平盛世就可以实现了。皇上看了对策，认为第一，任命为议郎。像李固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厌恶恶行非常显著的人了。”

元成宗时，郑介夫上疏说：“庆赏刑罚，是国家的大权柄。刑罚不施加，人就没有所畏惧；庆赏不明确，人就没有所向往。这两者不可偏废。古代设立刑罚，必先施加于贪赃的官吏。大概贪赃的官吏为患，比酷吏更严重。酷吏虽然少德，人还能躲避；贪赃的官吏徇私灭公，国家法令不能施行，百姓冤屈不能伸张，上情不能下达，善政不能惠及百姓，都是因为贪赃的官吏从中蛀蚀。先去除贪赃的官吏，就像除草必须先去除根一样。贪赃既不能行，刑罚自然公平了。从前国家制定了枉法、不枉法的条例，现在枉法的除名不再录用，不枉法的并降等三年。制定法律虽然明确，但犯法的人没有停止，终究不能禁止其万一。贾谊说：礼禁止在事情发生之前，法禁止在事情发生之后。既然不能革除其心，使其自然不犯，又不能使其畏惧法律而不敢犯，两方面都失去了。况且现在司县官员困于低级职位，没有受宣召的希望；吏员老于路县，没有受敕命的期限。凡人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是因为清议可畏，前途尚远。既然无所畏惧，又无所向往，那么做官只是为了贫穷罢了。想要责成他们不贪婪，是不可能的。如果家业已成，积蓄已富，即使长期降等除名，也不足介意。从前有刺配、籍没的法律，刺面则终身不被齿列，籍没财产则全家饥寒。如历朝宰执近臣多有被罪籍没的。”

译难道这种刑罚在朝廷可行，而在地方官任上不可行吗？又有强盗刺颊、窃盗刺臂的刑罚。贪赃官吏的危害，比强盗窃贼更严重，难道这种刑罚只可施于强盗窃贼，而不可施于贪赃官吏吗？那些贪赃官吏接受贿赂而不顾忌的，是为了使自身富裕、有利于家庭，供养他们的妻子儿女罢了。如果让他们身陷刑罚，田宅被没收，妻子儿女无法保全，即使不除名、不降职三年，他们也不会轻易触犯禁令。法律是为小人设立的，不是为君子设立的。君子之人，必定不会与贪赃官吏同流合污；而惩治贪赃官吏的法律，必定不会波及君子。立法并非过于严苛，惩治小人的法律应当如此罢了。然而当今的政治，不担心法律不够严厉，而弊端在于赏罚不公；不担心贪婪者难以制服，而弊病在于廉洁与贪婪没有区别。贪赃官吏既然已经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而对于廉洁官吏却未见有赏赐。人的本性相差不大，利欲是人容易受动的，坚守节操是人难以做到的。难道认为功绩和廉洁不是美好的吗？认为暴虐没有伤害，认为行善不值得做。如果行善而没有奖劝，那么人们都会习惯于不做善事了。舜流放四凶，举用十六位贤相，天下因而大治。并不是因为刑罚少而赏赐多，而是让善人一起进用，恶人自然感化。英明的君王施政，就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先用雨露滋养，然后用霜雪肃杀。有霜雪而没有雨露，不是用来化育万物；有刑罚而没有恩赏，也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让做官任职的人，清楚地看到贪赃官吏遭受祸患，祸及自身，祸及父母妻儿，全都不能免于羞辱；又看到廉洁官吏蒙受福泽，福及自身，福及父母妻妾，都能享受荣华。谁不愿意追求荣华而避免羞辱，舍弃贪婪而趋向廉洁呢？郑介夫愤慨于贪赃官吏没有惩处，甚至想要对下级官吏施行黥刺之法，对上级官吏施行籍没之法。然而古今明察公允的官员，确实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如果听取意见稍有偏颇，贪婪与廉洁容易混淆，那么黥刺之法就会给士大夫带来祸患，秦朝灭亡的法律又必定从元朝开始实行了。君子治理国家，在于严格区分好恶。好恶严格，那么贤良与奸佞就能分辨；贤良与奸佞分辨清楚，那么各种事务就能成功。《诗经》说：“朋友相互辅助，用威仪来辅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德惠章第二十

孔子说：“私人的恩惠不归附于道德，君子不会自我保留。”《诗经》说：“人们喜爱我，向我展示大道。”

【恩惠只惠及自身，道德则惠及天下。为了保留自身而遗弃天下，君子是不做的。君子将言语铭记于心，将行为落实于身，恭敬地奉献给君主，从而在天下建立诚信。他接受的，是君主的恩泽；他成就的，是天下的福祉。小人把爵位俸禄当作私产，把爱憎当作己见。他们谋划的不过是安逸便利之计，所说的不出眼前的利益。对于名位取舍，他们就像赶路的人看待壶中的饭食一样（只图眼前温饱）。作为君主，如果把爵位俸禄当作私产，把爱憎当作己见，那么防范谄媚的人就会日益亲近，大道的展示就无法实现了】

【古代不保留私人恩惠的人，大概只有晋文公了吧？文公做公子时，出逃到达齐国，齐桓公把女儿嫁给他，公子安于齐国。桓公去世，齐国发生动乱，诸侯背叛齐国。子犯和随从在桑树下谋划，养蚕的婢女在上面，听到了，告诉了姜氏。姜氏杀了婢女，对公子说：“随从打算带你离开，听到消息的人我已经杀了，你一定要跟他们走。”自从你离开，晋国没有安宁的年份，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上天没有抛弃晋国，拥有晋国的不是你还有谁？公子说：“我不打算离开了。”姜氏说：“不行。”《尚书》说：“贪恋安逸，实在会败坏名声。”从前管敬仲说过：“敬畏威严如同畏惧疾病，是百姓中的上等；顺从安逸如同水流，是百姓中的下等；见到安逸想到威严，是百姓中的中等。”齐国的政治败坏了，晋国失道很久了。随从的谋划是忠诚的，败局不可久处，时机不可错失，忠诚不可抛弃，安逸不可顺从，你一定要迅速离开。如果不听，姜氏就和子犯谋划，灌醉公子后打发他离开。到达楚国，楚子宴请他，说：“公子如果返回晋国，用什么报答我？”回答说：“美女宝玉丝绸，您已经有了；兽毛鸟羽象牙皮革，您的土地也出产。那些波及晋国的，都是您的余惠。拿什么报答您？如果凭借您的神灵得以返回晋国，晋楚两国交战，在中原相遇，我将避开您九十里。”等到文公回国，实行三次赏赐而没有轮到陶叔狐。陶叔狐说：“我跟随逃亡十一年，脸色黝黑，手脚长满老茧，现在回国，三次赏赐都没有轮到我，难道忘记了吗？”咎犯告诉文公，文公说：“唉，我怎么会忘记这个人呢？”高明至贤，使我的志向行为完全成就，用道义浸润我，用仁爱开导我，变化昭明，使我成为完人的人，我把他作为上等赏赐；用礼仪恭敬我，用道义防范我，作为藩篱援助我不让我做坏事的人，我把他作为次等；勇猛强武，在前面就在前面，在后面就在后面，使我脱离危难的人，我把他作为再次等；劳苦之士，又排在后面。所以像晋文公，就可以和他谈论大道了。楚文王派遣申侯伯，赵简子沉杀栾激，晏子抛弃高缭，这三位君主明白道德恩惠的报答。作为君主而用私人恩惠留住臣子，那么臣子一定会用私利出卖君主；作为臣子而用私人恩惠留住自身，那么君主也一定无法从臣子那里得到什么。晏子曾经乘坐破车，驾驭劣马，景公看见，说：“唉，先生的俸禄很少吗？为什么如此吝啬？”晏子回答说：“依靠君主的恩赐，得以使三代亲属和国家的交游朋友，都能生存。我得到暖衣饱食，破车劣马，来供养自身，对我来说足够了。”晏子出去，景公派梁丘据送给他华丽的车马，三次推辞不接受，景公不高兴，催促召见晏子。晏子到了，景公说：“先生不接受，我也不乘坐。”晏子回答说：“君主派我统领百官，加厚他们的衣服饮食供养，来为齐国人做表率，然而还担心他们奢侈浪费而不顾品行。现在华丽的车马，君主乘坐，上臣也乘坐，下民没有道义，奢侈衣食而不顾品行，我没有办法禁止，于是推辞不接受。”晏子去世十七年，景公宴请大夫饮酒，景公射箭射出质子，堂上称赞好的人像出一张嘴一样。景公变了脸色叹息，放下弓箭，〇章进来，景公说：“〇章，自从我失去晏子到现在十七年，没听到我的过错。现在射箭射出质子而称赞的人像出一张嘴一样。”〇章回答说：“这是各位臣子的不贤，智慧不足以了解君主，勇气不足以冒犯君主，然而有一点。我听说君主喜欢的，臣子就穿着；君主嗜好的，臣子就吃着。尺蠖吃黄色的东西身体就变黄，吃青色的东西身体就变青。君主大概喜欢谄媚的话吧？”景公说：“好，今天的话，〇章是君主，我是臣子。”这时海人进献鱼，景公用五十辆车赐给〇章。〇章把鱼带回家，车堵塞了道路，抚摸驾车人的手说：“刚才称赞的人，都想要像这样的鱼。从前晏子推辞赏赐以匡正君主，所以过失不被掩盖；现在各位臣子谄媚以求利，所以射出质子而共同赞美。现在对君主的辅佐没被众人看见，却接受这样的鱼，这是违背晏子的道义而顺从谄媚的欲望。”坚决推辞鱼不接受。像〇章可以说知道把恩惠归于道德了】

【景公饮酒，陈桓子侍奉。看见晏子，对景公说：“请罚晏子酒。”景公说：“为什么？”回答说：“晏子穿着粗布衣服，麋鹿皮袍，坐着简陋的车，驾驭劣马上朝，这是隐瞒君主的恩赐。”景公说：“好。”斟满酒举起酒杯前进说：“君主命令罚你酒。”晏子说：“什么原因？”陈桓子说：“君主赐给你卿的位置，来尊贵你的身份；宠爱你百万财富，来富裕你的家。群臣的爵位，没有比

译对于儿子来说，俸禄没有比这更丰厚的了。而您这样做，是掩盖国君的恩赐啊。所以罚您喝酒。”晏子离开席位说：“是请让我先喝酒再推辞呢？还是先推辞再喝酒呢？”齐景公说：“先推辞再喝酒。”晏子说：“国君赐给卿的职位，用来显耀他的身份，我不敢为了显耀而接受，是为了执行国君的命令。赐给百万的财富，用来使他的家庭富裕，我不敢为了富裕而接受，是为了传达国君的恩赐。我听说古代的贤臣，接受了丰厚的赏赐却不顾念自己的国家宗族，那就是过错；面临事务坚守职责，却胜任不了自己的责任，那也是过错。国君身边的家臣，我的父兄，如果有流散在郊野边鄙的，这是我的罪过。国君外部的家臣，我所管辖的，如果有流亡到四方各地的，这是我的罪过。兵器铠甲不齐全，战车不修缮，这是我的罪过。至于乘坐破旧的车子、骑着劣马去朝见君主，这不是我的罪过。况且凭借国君的恩赐，我父亲那边的亲族没有不乘坐车马的，母亲那边的亲族没有不衣食充足的，妻子那边的亲族没有受冻挨饿的，国家中贫寒的士人依靠我而得以生火做饭的有几百家。像这样是掩盖国君的恩赐呢？还是彰显国君的恩赐呢？”齐景公说：“好。”于是为我罚桓子喝酒。晏子去世后，桓子接替晏子处理政事，在国内施恩惠，借此掌握了齐国的政权。所以像桓子这样的人，才被称为用私恩来固守权位的人。

译陈成子对鸱夷子皮说：“你为何与常人不同？”鸱夷子皮回答说：“国君死我不死，国君逃亡我不逃亡。”陈成子说：“那么，你为何与常人不同呢？”鸱夷子皮回答说：“在国君未死之前，我就远离死亡；在国君未逃亡之前，我就远离逃亡。这样哪里还有死亡和逃亡呢。顺从命令而对国君有利叫做顺，顺从命令而对国君有害叫做谀；违抗命令而对国君有利叫做忠，违抗命令而对国君有害叫做乱。国君有过错而不劝谏争辩，将会使国家危亡、社稷覆灭。能够向国君竭尽直言，被采纳就留下，不被采纳就离去，叫做谏；被采纳就能生存，不被采纳就赴死，叫做诤。能够协调同心、合力，率领群臣共同纠正强横的国君，国君虽然心中不安，却不得不听从，从而解除国家的大患，消除国家的大害，成就尊君安国的功业，叫做辅。能够抗拒国君的命令，反对国君的事，窃取国君的权柄，来安定国家的危局，洗雪君主的耻辱，攻伐足以成就国家的大利，叫做弼。所以，谏、诤、辅、弼这四类人，是社稷之臣。英明的君主尊崇礼遇他们，昏庸的君主却视他们为自己的贼害。因此，英明君主所奖赏的，正是昏庸君主所杀戮的。英明君主喜欢询问，昏庸君主喜欢独断；英明君主尊尚贤人、任用能人而享受他们的功劳，昏庸君主畏惧贤人、嫉妒能人而毁灭他们的事业，惩罚忠臣而奖赏贼害，这就叫做极度的昏庸，也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像鸱夷子皮所说的，就是不因私恩而留身的人了。

赵宣子在晋灵公面前推荐韩献子，让他担任司马。河曲之战时，赵孟派人乘坐他的车驾违规行驶，韩献子抓住并杀了那人。大家都说：“韩厥一定活不成了。”他的主公早上提拔他，晚上他就杀了主公的车夫。赵宣子召见韩献子并礼遇他，告诉各位大夫说：“可以祝贺我了！我举荐韩厥，他表现出忠诚，我现在才知道免于罪过了。”楚国的令尹虞丘子对楚庄王说：“我听说奉行公法可以获得荣耀，才能浅薄、德行微薄，不应期望高位。我担任令尹十年，国家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治理。私下听说孙叔敖多能而无贪欲，君主提拔他并授予政事，那么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庄王听从了他的建议，赐给虞丘子田地三百顷，封号为国老，任命孙叔敖为令尹。不久虞丘子的家人触犯法律，孙叔敖抓住并杀了他们。虞丘子高兴地进见庄王，称赞孙叔敖的才能，说他奉行国家法律而不结党，施行刑罚而不混乱，可以说是公正了。庄王说：“先生赐给我的恩惠在后头啊。”汉朝的张陵，起初是由梁冀的弟弟举荐的。正月初一，百官朝贺，梁冀倚仗豪强势，佩剑进入官署，张陵主持台中事务，威严地呵斥梁冀让他出去，命令羽林虎贲夺下他的剑。梁冀的弟弟对张陵说：“过去举荐你，正好是自讨苦吃。”张陵回答说：“明府不因为我没有德行而误加提拔，我不敢阿谀梁冀来报答私恩。”梁冀的弟弟面露愧色。周举，起初是由左雄推荐的，到了尚书任上，等到担任司隶校尉时，左雄举荐原冀州刺史冯直为帅，冯直因贪污受贿获罪，周举因此弹劾左雄。左雄高兴地说：“我曾经侍奉冯直的父亲，又与冯直交好，现在宣光（周举）因此弹劾我，这是韩厥举荐那样的行为啊。”所以像韩厥、孙叔敖、张陵、周举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舍弃私恩而归于公德的人了。

墨家的钜子腹䵍在秦国做官，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年纪大了，没有其他儿子，我已经下令不杀他。”钜子腹䵍说：“墨家的法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用来禁止杀伤天下的道义。大王虽然施恩，命令官吏不杀他，但我不能不执行墨家的法律。”于是杀了他的儿子。楚国的令尹子文的族人触犯法律，廷理拘禁了他们，听说他们是令尹的族人，就放走了他们。子文召见廷理责问他说：“设立廷理，是用来监视触犯王令、考察清除国法的人。对于犯法之事非常明确，却让廷理因为我的私情而释放他们，这是把我的不公之心昭示于全国。执掌一国的权柄，却因私情闻名，我活着不如死了。”于是将他的族人交给廷理说：“如果不惩罚他们，我将死去，于是惩罚了他的族人。”荀彧在台阁任职，不因私欲扰乱心意。荀彧有同宗族人，才能德行微薄，有人对荀彧说：“以您当权，不可以让贤能的族人担任议郎吗？”荀彧笑着说：“官职是用来表彰才能的，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大家会怎么看我？”晋朝的刘琨在襄阳时，皇上命令他选拔优秀的太守和县令，刘琨举荐武陵人伍朝为零陵太守，鲁国人皮初为襄阳内史。诏书认为襄阳是显赫的郡县，皮初的名望资历不相称，任命刘琨的女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琨说：“统领天下的人，应当与天下人同心；治理一国的人，应当与一国的人推诚相待。我统领荆州十郡，难道要娶十个女婿然后才能治理好吗？”于是上表说明夏侯陟是婚亲，按旧制不得相互统属。所以像钜子腹䵍、斗菟、荀彧、刘琨这样的人，也可以说不因私恩而留身的人了。

汉武帝因为赎钱三百万而不向隆虑侯借贷，汉明帝因为郎官对应星宿而不向馆陶公主索取爵位。至于明德皇后约束自身、克制己欲，裁抑外戚，曾经因为请求封爵，发出亲手写的诏书说：“从前王氏五侯同日受封，黄雾四塞，没有听到及时雨的应验。田蚡、窦婴尊贵受宠、横行恣肆，倾覆的祸患为世人所哀叹。所以先帝谨慎防备舅父家族，不让他们处于枢机之位。各位皇子的封爵，才相当于楚国、淮阳国的一半。先帝曾经对我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与先帝的儿子等同呢？’现在有关部门为何想要把马氏比作阴氏呢？我日夜忧虑，常恐亏损先后之法，有毫发之罪。我身穿粗布衣服，饮食不求甘甜，左右侍从只穿布帛，没有香料熏饰，是想以身作则率领下属啊。”

译认为外戚见到这些赏赐，应当会感动得自杀谢罪，只是笑着说太后向来喜好节俭罢了。从前经过濯龙门，看见外戚家中前来问候起居的人，车辆多得像流水一样，马匹多得像游龙一样，仆役穿着绿色单衣，衣袖领口洁白整齐，回头看看身边的侍从，远远比不上他们。所以没有加以谴责发怒，只是断绝了每年的用度供给，希望以此默默制止他们的喧哗炫耀，但他们仍然懈怠，没有忧国忘家的考虑。了解臣下没有比君主更清楚的，何况是亲属呢？我哪里忍心上对不起先帝的遗命，下亏欠先人的德行，再次招致西汉败亡的祸患呢？”皇帝看了诏书悲伤叹息，再次请求说：“汉朝建立以来，舅舅们被封为侯，就像皇子被封为王一样。太后如果真的保持谦虚，为什么让臣下不能给三个舅舅加恩呢？况且卫尉年事已高，两位校尉多病，如果有不测，臣下将抱恨无穷，希望不要长久拖延。”太后说：“我难道只是想要获得谦让的名声，让皇帝承受不厚待母家的嫌疑吗？从前窦太后想要封王皇后的哥哥丞相条侯，坚守高帝的约定没有听从。现在马家没有军功，怎么能单独与阴、郭等中兴时期的皇后家族同等对待呢？富贵之家，俸禄地位重叠，就像再次种植的树木，它的根基必定受损。况且人们之所以愿意封侯，是想对上供奉宗庙祭祀，对下求得温饱罢了。现在祭祀接受四方的珍宝，衣食享用御府多余的物资，还有什么不足，一定要封赐国土做什么呢？至于孝行的极致，以安抚亲人最为重要。现在多次遭遇灾异，谷价上涨数倍，却想先经营外家的封爵，违背慈母恳切的心愿吗？如果阴阳调和，边境安宁，我将含饴弄孙，不再过问政事，然后才实行你的意愿。”皇帝于是作罢。几年后，有关部门因为天下丰收，边疆无事，于是再次请求封爵，最终确定封三个舅舅马廖、马防、马光为列侯。太后叹息说：“我年轻力壮时只仰慕青史留名，志向不在于利己，现在年老还告诫自己不要贪得，所以日夜自励。”想要自我降低减损，没想到年老时志向不能顺从？到了死后，将永远遗憾。所以像明德太后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德行恩惠不独自保留的人啊。这也是显宗以身作则的缘故居多。声成章第二十一

译孔子说：如果有车，一定能看见它的车轼；如果有衣，一定能看见它的弊坏。人如果说了话，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如果做了事，一定能看见他的成效。《葛覃》说：“穿着它不会厌倦。”【这是说道的极致在于真实。真实存于内心，名声就会显现在外；坚持不懈地去做，天下就会效仿指向。说话必然有声音，行动必然有成果。这两者，是妻子和鬼神共同治理的。认为没人听见就说话，认为不会成功就行动；认为说了话不一定能听见，认为做了事不一定能成功。这就像裸体谈论礼仪，戴着礼帽乘坐木筏却自称乘坐高车一样。君子行道，追求的是能够长久，长久追求的是能够显著。说话不依据诗书，行动不追求仁义，只是苟且度日以求取荣华利禄。等到败坏名声毁灭而无法补救，恶名传播而无法掩盖，才后悔自己的见闻，谴责自己的欺诈谬误，那就太晚了。《诗》说：“在宫中敲击钟鼓，声音传到外面。”“思念你心中焦躁，看我步履匆匆。”这是说言语不真诚而追求外在表现，最终必然失败】

【天下能够不厌倦的，大概只有学习吧？汉永元年间，尚书樊准上疏说：“我听说贾谊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学习。所以即使是大舜这样的圣德，也孜孜不倦地行善；成王这样的贤主，也崇尚尊敬师傅；以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乱，旌旗扰乱原野，东西征讨作战，无暇休息。然而仍然投戈讲习技艺，停马论说道理。到了孝明皇帝，兼具天地的资质，运用日月的明察，各种政务万般机要，无不简练于心，而垂情于古典，游意于经艺。每次举行享射之礼，必定正坐亲自讲解，诸儒一同聆听，四方欣欣向荣。即使是阙里的教化，矍相的射礼，实在不足称道。又大量征召名儒，以充实礼官，如沛国赵孝、琅琊承宫等，有的乘坐安车结驷，告归乡里；有的穿着丰衣博带，跟随进入宗庙。其余以经术见优者，遍布朝廷。所以朝廷多有白发良臣，华首老儒。每次朝会则辩论疑难，和乐共求政教，详览群言，声音如振玉般清脆。上朝的人进而思考政事，退朝的人退而准备询问，大小官员随化而行，雍容可嘉。期门、羽林、披甲之士，都通晓《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招收徒众数百。教化从圣躬开始，流及蛮荒。匈奴派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因此议论者每次称颂盛世，都说永平年间。如今学者大概很少，远方尤其严重。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华，忘记蹇蹇之忠，习諓諓之词。文吏则抛弃法律而学习诋毁欺骗，锐利锥刀之方，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日孝文窦皇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于景武之间。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岩穴，宠进儒雅，有如孝宫者，征诣公车，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继承其业。再召郡国书佐讲读律令。这样，则延颈者日有所见，倾耳者月有所闻，可以推述先帝进业之道了。”所以说，听到声音，看见成效，言行必有所本，就像樊准的论述一样】

【天下最容易厌倦的，大概也只有学习吧。元祐年间，程颢担任崇政殿说书，见各种辅导的方法未备，于是上疏说：“我认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久长之计，只有辅养主德而已。纵观自古辅养幼主之道，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足以作为万世之法。我希望陛下扩大高世之见，以圣人之言为可必信，先王之道为可必行，不要阻滞于近规，不要迁惑于众口。古之所谓周公，难道欺骗我吗？周公作立政之书，举言常伯、常任，至于缀衣、虎贲，认为知防者鲜。一篇之中，丁宁重复，惟此一事而已。书又说：“仆臣正，厥后克正。”又说：“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说：“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防有不钦。”这是古人之意，人主不可跬步离正人。大概所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故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后世不知，以为人主就学，所以涉书史、览古今。不知涉书史、览古今乃一端耳。若止于如是，则能文宫人可备劝讲，知书内侍可充辅导，何用致官设职，精求贤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禀赋自殊。历考前史，帝王才质鲜不过人，而完德有道者至少。其故何哉？皆辅养不得其道，而势位使之然也。臣供职以来，六侍讲筵，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立案傍，解释数行而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与周公辅养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为主上方幼，且当如此，此不知本之论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豫教以大学之法，以其方幼知虑未有所主，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生于内，众口铄于外，欲其

译完美无缺，是难以达到的。又有人认为君主天资至美，自然没有违背道义之处，这尤其不是极致的论断。圣人没有比舜更圣明的，而禹、皋陶未曾忘记规劝。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施行傲慢暴虐。”况且舜不做怠慢游乐、傲慢暴虐之事，即使极愚蠢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会不知道吗？这也是警戒之道应当如此。况且人心哪里是恒常不变的？以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亲身历经艰难，努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大了。起初厌恶隋朝的奢侈华丽，毁坏其宫殿，不到六七七年，又想修建乾元殿。何况年幼的君主，隔绝奸邪、纠正违背，可以稍有松懈吗？自从四月末以来，因暑热停止讲学，直到中秋，大概超过三个月。古人希望早晚辅佐，出入起居都在侧，如今却三个月不见一次儒臣，为何与古人的心意如此不同！现在士大夫家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的孩子经月累月不见儒士。初秋渐渐凉爽，请求在内殿或后苑清凉之处召见，让当日的讲官陈述道义。又因为一人单独应对，与众人见面不同，自然情意容易沟通，不消三五次就应当熟练。从前周公辅佐成王，让伯禽与他相处；真宗皇帝让蔡伯希侍奉仁宗，也是效法古人。臣请求挑选臣僚家中的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庄谨慎、聪慧悟性高的三人，侍奉皇上读书。年纪到了十三岁，才让他们离去。又宰臣十天到经筵一次，只是默坐间日讲读，那么史官站立侍奉，史官的职责，言动必定记录。君主学问的初期，应当心境安泰、身体舒展，才能喜悦，如果使不能游心发言，也恐怕妨碍学问。又讲读官四五人，都兼任重要职务，没有一人专职辅导。执政者的意思，大概专在政务，认为虽然兼任其他职务，不妨碍讲读。臣认为臣子劝告君主，不积累诚意，不能感动而进入内心。所以圣人用蒲卢比喻教化，说是用诚心感化。臣前后两次进讲，未曾不斋戒预先告诫，潜心思考保持诚意，希望感动皇上之心。如果使忙于职业，扰乱思虑，等到到了皇上面前，然后修饰言辞，只凭口舌感人，不也太浅薄了吗？陛下高识远见，应当蒙受鉴察知晓。以朝廷的大、君主的重，设置两三个臣子专职辅导，极不过分。请求免除臣修撰国子监条例的职务，使臣早晚精心思考，竭诚辅导，不仅是事理当然，也使天下知道朝廷重视论道劝学作为根本要务。如果说的必定听到声音，如果做的必定看到成效，这就是所谓的正确啊。

译唐贞观十三年，因旱灾下诏征求意见。魏征于是呈上《十渐疏》说：“臣侍奉陛下十多年，陛下许诺臣以仁义之道，坚守而不丧失，节俭朴素，始终不变。美好的话语还在耳边，不敢忘记。近年以来，逐渐不能善始善终，谨此条陈，以补万一。陛下在贞观初年，清静寡欲，教化遍及四方。如今万里派遣使者，购买骏马，并访求珍奇怪异之物。昔日汉文帝退回千里马，晋武帝烧毁雉头裘。陛下平时议论，远远期望达到尧舜的境界，如今所作所为难道更想处于汉文帝、晋武帝之下吗？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一个渐变。陛下在贞观初年，防止百姓劳苦，像对待子女一样呵护他们，不轻易兴作。既然奢侈放纵想用人力，就说：‘百姓无事就容易骄纵，劳役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没有百姓安逸享乐而导致倾覆败亡的，哪有预先害怕他们骄纵而让他们劳役的呢？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二个渐变。陛下在贞观初年，役使自身以利于万物，近来放纵欲望以劳苦百姓。虽然担忧百姓的话不绝于口，但取悦自身的事实却深切于心。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三个渐变。在贞观初年，亲近君子，斥退小人。近来轻视防范小人，礼遇重视君子。重视君子，恭敬而疏远他们；轻视小人，亲近而狎昵他们。亲近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过错，疏远他们看不到他们的正确。看不到他们的正确，就不等离间就疏远了；看不到他们的过错，就不等亲近就亲密了。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四个渐变。在贞观初年，不看重奇异之物，不做无益之事。而如今难得的货物，杂乱地进献，玩好之物，无时不停止。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五个渐变。贞观初年，求士如渴，贤者所举荐的，就信任并任用他们，取他们的长处，常怕来不及。近来凭个人好恶，因众人举荐而任用，因一人诋毁而斥退。虽然多年信任任用，有时一朝怀疑就废弃。使奸佞得以施行，守道者被疏远。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六个渐变。在贞观初年，高居深拱，没有田猎干戈的爱好。几年之后，意志不能坚定，鹰犬的贡品，远及四方夷狄。早晨出去晚上回来，驰骋为乐。变故起于不测，来得及救援吗？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七个渐变。在贞观初年，对待下属有礼，群情上达。如今外官奏事，脸色不接，有时因他们的短处，责问他们的细微过错。虽然有忠诚恳切之心，但不得伸展。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八个渐变。贞观初年，孜孜追求治道，常感不足。近来倚仗功业之大，自负圣智之明，长傲纵欲，无事兴兵，问罪远方裔族。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九个渐变。贞观初年，连年霜旱，京城附近的户口，都迁往关外，携老扶幼来往，几年最终没有一户逃亡，这是因为陛下怜悯养育安抚宁静，所以死也不背离。近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苦疲惫尤其严重，倘若有一年谷物不收，百姓之心恐怕不如从前那样安定，这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第十个渐变。祸福没有门径，只由人招致，人没有裂痕，妖异不会妄作。如今旱灾远及郡国，奸恶之孽起于京城之下，这是上天示警，正是陛下忧勤恐惧之时。千载难逢的良机，时机难以再得，明君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疏奏上，皇上说：‘朕现在知道过错，愿改正以终善道。违背这些话，当以何脸面与公相见呢！’于是将所上疏列为屏风，希望朝夕看见，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道君臣之义，仍赐黄金十斤，御马十匹。所以如果有衣服，必定看到它的弊病，就是魏征的话所说的了。

唐玄宗先天二年，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知道皇上大度且锐于治国，于是先设定端点以坚定皇上心意。于是跪奏：‘臣愿以十事禀告，陛下认为不可行，臣敢辞职。’皇上说：‘试着为朕说说。’姚崇说：‘垂拱以来，以严法约束下属，臣愿政事先以仁恕，可以吗？朝廷在青海覆师，没有牵复之悔，臣愿不贪求边功，可以吗？近来奸佞冒犯宪纲，都得以凭宠幸自解，臣愿法行从近处开始，可以吗？后氏临朝，谏诤之任出于阉人之口，臣愿宦官不参与政事，可以吗？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逐渐也这样做，臣愿租赋一概断绝，可以吗？外戚贵主更相引用，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以吗？先朝狎昵大臣，亏损君臣之严，臣愿陛下以礼接待他们，可以吗？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从此谏臣沮折，臣愿群臣都能批逆鳞、犯忌讳，可以吗？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用巨大百万，臣请断绝道释营造，可以吗？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以吗？’皇上说：‘朕都能实行。’姚崇于是顿首谢恩。所以如果有车，必定看到它的轼，就是姚崇的话所说的了。宋仁宗至和元年，御史马遵上疏说：‘臣每读《唐书》，见宰相崔群对宪宗论开元、天宝间事，未尝不废卷而叹，以为知言。其略言安危存亡，系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张九龄则治，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

译李林甫执政，治乱的分野从此就确定了。这番话如此切中要害、明白透彻，难道不能称之为知言吗？大概来说，人才的任用与舍弃，关乎眼前的局势；国家的安定与危亡，则系于未来的命运。这就好比保养身体，常常要畏惧疾病，不能在感到疼痛的那一天，才认为是生病的开始。我私下听说辅政大臣屡次恳请退休，或许担心圣上慈爱而不忍违背他的请求，那就必须另外寻求人选来托付大权。如今，别都的山岳崩塌，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的初一，重大的灾异仍然显现，多事之秋令人担忧。恳请陛下深刻思虑三位先圣基业的宏大，天下百姓的众多，采纳朝廷内外的公正议论，斥退左右近臣的私心之言，借鉴开元、天宝年间治乱的教训，警戒李林甫、张九龄任用与舍弃的得失。安危的关键，就在这一次举动，其间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即使后悔又怎能追回？陛下从闲散职务中提拔我，赋予我进言的职责，我日夜思念，不知如何报答。如果是琐碎迂阔的言论，不敢上烦圣听。只有中书省作为政令的根本，任命宰相、选用人才，是最为紧急的事务。与其事后后悔，不如事前进言。这是在职分内应当做的，即使因此而死也毫无遗憾。所以像崔群所说的那样，可以说如果苟且之人进言，必定会听到他的声音了。

译皇祐年间，御史何郯上疏说：“臣私下认为，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成就了天下的治理，历时长久而不败坏，难道是那个时代容易治理吗？是因为君主在位时间长，经历的年数多罢了。然而，不仅是因为君主在位经历年数长久，也是因为任用臣子专一且长久。虞舜的贤臣以皋陶为冠首，夏朝的贤臣以伯益为首领，舜、禹任用他们并始终如一，所以能成就极致的治世。商汤得到天下，以伊尹为辅佐，不仅他自己任用伊尹，他的子孙也任用伊尹。太戊在位时，他的宰相只有伊陟；高宗中兴时，他的宰相只有傅说；都终其一生没有更换一个人，所以能享有盛名。周武王开创王业，只任用周公、召公，不仅他自己任用他们，后来的君王也任用他们，所以能成就功业。汉高祖夺取天下，依靠萧何；治理天下，也依靠萧何。萧何去世后，继任的是曹参，也不仅汉高祖任用他们，直到后代也任用他们，所以能扩大基业。刘备得到蜀中，晋元帝得到江东，看他们的基业也非常微弱，然而能抗衡中原，延续几代，是因为任用诸葛亮、王导专一且长久的缘故。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没有别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长孙无忌的缘故；唐玄宗开元之治，也没有别的，就是委任姚崇、宋璟的缘故。东汉李固、杜乔、陈蕃，当时的君主也知道他们贤能而任用他们，却没有始终如一，反而被奸邪小人陷害，所以迅速出现衰败危难的祸患。隋高祖任用高颎平定天下，接着任用杨素，所以没有宏大的长远基业。唐宪宗任用裴度、杜黄裳平定夏州，攻破淮西、蜀地，接着任用皇甫镈、程异，所以有叛乱涣散的忧患。凡是历代君臣相遇，任用不嫌长久，未曾不治理得好；任用不能保全始终，未曾不混乱。后汉治理郡县、管理仓库的官员职位虽然低微，尚且认为官吏任职长久直到子孙是好的，何况任用治理天下的重任，却想早上接受命令晚上就成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陛下励精图治，选择贤能作为辅佐，从即位到现在，两府的大臣已经几十人，频繁罢免，只有吕夷简在相位十数年，中间两次罢免又再次任用。李迪两次被提拔，开始任用他几个月，再次任用才过一年。杜衍被任命，刚满百日。虽然进退用舍，由圣明的思虑决定，必定都有原因，然而人情看到陛下开始任用他们，没听说他们完全贤能；既然罢免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过错，只说进出两府，官职重就升迁。所以近来做到两省官员的人，人人都有被重用的期望。他们的期望没有别的，不过是希望厚禄、凭借荣势为子孙谋家。”罢了，计算陛下任用他们，与天下对各位大臣的期望，就不止于此了。各位大臣进用既多，有的因过失出现灾异，固然应当罢免；有的为躲避祸患，就退下来保全自身。现在任职的人既不能稳固自身，后来的人又未必能安定。像这样，两府就没有确定的任用了。两府没有确定的任用，却想商议天下的治理，哪一天才能实现呢？凭借陛下聪明神圣的资质，与尧舜相距不远，在位已经三十年，而政治文采没有浸染到汉唐之间，是因为任用大臣不久，而人们做苟且的打算。国家的弊病，没有比臣子苟且更大的了，何况是大臣呢？希望陛下惩戒过去的过失，谋求未来的利益，对于两府大臣，必定知道他们贤能然后任用；既已任用，必定让他们长久在职位上；既已长久，必定对待他们不怀疑。审察这几方面，旷日持久，而要求他们成功，人即使是中等才能，也必定勉力为陛下效力。何况得到贤才而又长久任用，那么尧舜的治世就没有难以达到的了。何郯的话，难道不是定论吗？知人很难，任人不易。庸人能承受十年的福气，不能支撑一天的祸患；小人能结纳十年的宠爱，不能成就一天的功业。舍弃选择贤能而只说长久，只是混乱的阶梯罢了。必须如孟子所说：“询问国人，决断于朝堂议论，由君主内心折衷，不得已而任用，进退以礼，久速以道，差不多可以了。”然而像何郯的意思，所谓实行必定看到成效了。

魏明帝时，杜恕论述考课上疏说：“臣听说《尚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确实是帝王的盛制，使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有功绩的人接受俸禄，譬如乌获举起千钧重物，伯乐、九方皋选择良马的脚力。虽然经历六代，而考绩的方法不显著；经过七圣，而考核的文辞不流传。臣认为其方法可以粗略依据，其细节难以全部列举，所以如此。俗话说：‘世上有乱人，而没有乱法。’如果法律可以专门依赖，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商周朝就不重视伊尹、吕尚的辅佐了。现在上奏考功的人，陈述周汉的法律，缀合京房的主旨，可以说明确了考课的要点了。以此来推崇揖让的治世，兴起师济的风气。臣认为未尽善美。想要使州郡考核士人，必须经过四科，都有事功效验，然后察举试辟公府，担任亲民长吏，转而按功次补任郡守，或者就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按其职位考课。古代的三公，坐着议论大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没有善行不记录，没有过错不举发。况且天下极大，万事极多，确实不是一个人的明智所能普遍照见的。所以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表明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而成。所以古人称廊庙的木材，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

译由此说来，哪有臣子恪守职分、办理考核，就能达到天下太平盛世的呢？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有人为了坚守信义而赴汤蹈火，为了报答知己而剖露肝胆，何况那些穿戴整齐立于朝廷、身居卿相高位的人呢？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信义，所感念的也不仅仅是知己的恩惠。他们蒙受宠信厚禄，承担重大责任，也想要将圣明的君主推举到唐尧虞舜之上，将自己置于后稷、契那样的贤臣行列。因此，古人不是担忧治理天下的用心不够，而是担忧自我担当的意愿不足，这确实是君主造成的。唐尧虞舜时代的君主，委任后稷、契，防范共工并责求成功；等到他们犯罪时，就诛杀鲧并流放四凶。如今的大臣亲自奉行明诏，在君主眼前办事，那些早晚为公、恭敬勤勉、特立独行，任职不偏不倚、公正不阿，以正直的言论和行为身处朝廷的人，自然会被圣明的君主察觉。那些把尸位素餐当作高尚，把拱手沉默当作智慧，志在苟且免罪，不忘保全自身，以廉洁的行为和谦逊的言语身处朝廷的人，也会被圣明的君主察觉。如果让保全自身、保住职位的人没有放逐退职的罪责，而让尽忠职守、为公忘我的人却抱着被怀疑的处境，公正的议论不被修明，而私下的议论却成为风气，即使是孔子出谋划策，尚且不能充分发挥一种才能，更何况世俗之人呢？现在的学者，师从商鞅、韩非而崇尚法术，竞相认为儒家迂阔不切实际。世道用这种风气是最为风俗的流弊，也是开创基业的人所应当谨慎对待的。杜恕的意思，在于考核三公，在于阐明道术，确立言行，天下期望治理在臣下，君主责求成功在上级，只是可惜他的言论不够清晰。君主不精于知人，却乐于责求成功，用共工、鲧以下的人才，去责求后稷、契以上的功业，即使经过百年甚至几代，也不可能实现了。虽然如此，但至少还有责求成功的意思。

译叶适论考核臣下说：考核群臣应当以实际成效为准，如果实际成效难以考核，就应当以名望为准。名望能够招致实际成效，实际成效能够成就名望，二者只要有一项不缺失，这就是尊崇君主的常道。尧舜时代，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水患更大的，百姓的事务没有比农业更重的，国家的政事没有比礼乐典章刑罚更严峻的，而十二州各自设有州牧。尧舜既然选拔了天下的贤人圣人，各自凭借他们的专长，专门负责一项职务，而不随意干预其中的决策。然而必定制定法规说：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决定降黜或升迁，以此来考核官员，而各部门长官也各自考核其下属。法规简明而命令必定执行，所以可见的功效，不仅施行于一时，而且遗留的利益和恩泽，还能惠及后世，这就叫做“实”。我的祖宗治理天下时，事情无论大小，一律听从法令，即使是杰出非凡的人才，也不能自行其是，只是借重他们的地位来推行我们的法令罢了。然而必定在儒学馆中培养他们，在财政部门任用他们，让他们担任谏诤之职，审理刑狱案件，熟悉边疆事务，一个人身上，内外官职无不遍任，比较资历，选取声望，然后地位高的担任政事大臣，地位低的担任侍从官员。这些人既然已经周旋于众多职位，熟悉世事，虽然不一定真正能完全知晓，但都大概听说过，名义上被认为宽厚典雅、深沉厚重老成，以气度见识自许，而皇上也加以涵养爱惜，不让他们有丝毫损害名声。这些人崇尚德行而很少过错，那么他们所任职务也就不至于荒废不理，因此可以进入通选之列而无疑虑，而天下的事务也因此得到治理，这就叫做“名”。尧舜的“实”，不追求名望；祖宗的“名”，不苛求实际。然而名望能够招致实际，实际能够成就名望，二者虽然不同，但都足以治理国家。君主尊贵安宁，而天下太平无事。唉！假使天下的圣贤不废弃我们的法令，即使是天下的中等人才，也能依附于善人君子的名望，这难道不是考核名实的本意吗？后世称汉宣帝为能实行责求实际的政令，但依臣下看来，只是徒然劳碌地计算文书的优劣考核罢了。高才贤士想要有所建树，终究无法实现。至于法令细密，器械精巧，这仅仅是百工俗吏所能做到的。用百工俗吏所能做到的事来要求群臣，而又亲自掌握权柄来推行杂霸之道，君臣都劳累，而善政更加衰败，哪里能看到所谓的“实”呢？这就叫做“失实”。东汉末年，名望在下层，凭借名望高而在上层获取必得，不能忍受因而加害他们。两晋末年，名望在上层，推崇清谈而不做事。名位达到三公却没有职务可举，江左相承，专门崇尚名品，而下层都有傲慢虚妄矜持奢侈之意，对治理没有益处，这就叫做“失名”。当时他们各自推崇所崇尚的，各自作为能器，让群臣执行诛赏，而哪里想到他们同时失去了名实呢？臣不才，私下谈论当今的弊病，认为考核以实际为准吗？那么当今的大官重职，都没有长久任职，使得见到功效有利于天下，而皇上却认为他们不称职，罢免他们。臣子之所以这样做，也说：“我并非真正能长久，于是对这件事也苟且偷安，用虚文应付罢了。”这是没有得到所谓的“实”。认为考核以名望为准吗？那么当今官署的要职，除了宰相之外，有枢密近臣，有侍从讲读，有谏官御史，然而没有看到其中有卓然有名的人，说“某官某人，某名某事”，那么也是他们的职位没有可取之处罢了。这是没有得到所谓的“名”。天下盼望治理，如同醉酒者希望清醒，疼痛者希望痊愈，十四五年了，而群臣百官还不知道名实在哪里，独自怎么办呢？虽然如此，臣认为当今天下的治理，也有意于追求实际，但不知道什么是实际。选择天下的贤才与他们共同执政，却想要用俗吏百工所能做到的事来要求他们，他们肯俯首听命吗？俯首听命的，是百工罢了，是俗吏罢了。皇上所授任、所宠幸、所迅速提拔而后罢免的，以前罢免而现在晋升的，都可以考核。皇上愤怒他们不追求实际，又不喜欢他们追求名望，于是提拔他们，又于是罢免他们，因此廉洁退让的人不被任用，刚直的人不被任用，宽厚典雅、深沉厚重老成，以气度见识自许的人，全都不被任用。所以谏官御史没有人，翰墨制科没有人，大的甚至到丞相之位，有时也没有人，就说：“群臣百官不足以任用。”不足以任用，那么皇上就不免于自己任用。那么当今的时代，举荐群臣百官认为不足以任用，而皇上自己任用，这不是用来声威天下的，不是用来成就天下的，不是用来消除奸雄而防范未然的。所贵在君主身上的，是让天下都为自己所用罢了，不一定自己任用。自己任用，那么君主尊贵而国威丧失，国威丧失那么名实都轻视。作为君主，怎么能任用一个人而使天下的名实都丧失呢？

考核名实的人太浅陋了！实际存在于内，那么名望就显扬于外，有什么可责求考核的呢？子路治理莒地，孔子没有进入国境就赞叹他的三种善政。延陵季子游历晋国，进入国境，说：“唉！残暴啊，这个国家！”进入都城，说：“嘻！国力枯竭啊，这个国家！”进入朝廷，说：“嘻！混乱啊，这个国家！”随从的人说：“夫子进入晋国国境不久，为什么对名声的判断如此确定？”延陵季子说：“是的，我进入他们的国境，田地荒芜秽杂而不休整，杂草丛生高大，我因此知道这个国家的残暴。我进入他们的都城

译新宫室令人厌恶而旧宫室美好，新墙低矮而旧墙高大，我因此知道民力已经枯竭。我进入朝廷，君主能看见却不下问，臣子善于夸耀却不上谏，我因此知道国家将要动乱。”像延陵季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还没有听到他的言论就能预见他的名声，还没有看到他的行动就能预见他的成效啊。

译成信章第二十二

孔子说：言语顺从行动，那么言语就不可以修饰；行动顺从言语，那么行动就不可以修饰。所以君子少说话而多行动，以此来成就他的诚信，这样百姓就不能夸大他的美德而缩小他的恶行。《诗经》说：“白圭上的斑点，还可以磨掉；言语上的斑点，就无法挽回了。”《小雅》说：“诚信的君子，真正取得了大成就。”《君奭》说：“在过去，上帝在周地观察文王的德行，将大的天命聚集在他身上。”

【周地观察文王，今本《尚书》作“割申劝”。宁王（文王）的诏令太多，那么上面就没有威严；劝谕太繁杂，那么下面就容易有过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修饰容易而取信困难。上位者所说的话如果都是修饰过的，下位者所听到的就都以为是真实的。用一种修饰来对应众人的信任，那么美与恶就会在一时之间显露出来，而怀疑与背叛就会在天下形成了。中孚卦象征诚信，中孚卦的小畜卦，得到敌对者，有时击鼓有时疲惫，有时哭泣有时歌唱，说的是诚信而蓄积了怀疑。诚信而蓄积怀疑，那么天下人都对他产生怀疑。婚配者与仇敌，忽起忽伏，击鼓、疲惫、歌唱、哭泣，有不能自主的情况了。中孚卦的履卦，月亮接近圆满，马匹丢失，没有灾祸，说的是怀疑而达到诚信。怀疑而达到诚信，那么天下人都信任他。月亮圆满而马匹丢失，不出百里，当晚必定回来。交往断绝多次但行动不迷惑。上位者有迷惑的行动，那么下位者就有怀疑的心志。怀疑的心志在下位者中形成，那么迷惑的行动就归咎于上位者。百姓用恶行来粉饰为美，不是他们的本性，而是上位者的教导所致。所以说：言语顺从行动，行动顺从言语，不是为了教导顺从，而是为了教导诚信。教导诚信就不二心，不二心就不怀疑，而简易的道理就可以实现了。】

【在西汉时期，儒者深研经术，他们关于治道得失的言论，没有比王吉更显著的。王吉在宣帝时，上疏说：“陛下具有圣明的资质，统领万方，帝王的典籍每天陈列在面前，思考世务，将要兴起太平盛世。诏书每次下达，百姓欣喜如同重生。我私下思考，这可以说是至高的恩德，但不能说是根本的政务。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每代都有，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言论被听从，劝谏被采纳，然而没有建立万世的长远防备，没有将明主举荐到三代的盛世。他们的政务在于期限簿书，听断诉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基础。我听说圣王宣扬德行流布教化，一定从近处开始，朝廷不完备，难以谈论治理，左右近臣不端正，难以教化远方。百姓，柔弱而不可战胜，愚昧而不可欺骗。圣主独自在深宫中行动，做得对天下就称颂他，做得错天下就议论他。行动发于近处，必定显见于远方，所以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审慎选择所派遣的人。左右近臣是用来端正身心的，所派遣的人是用来引导德行的。《诗经》说：‘众多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这是根本。《春秋》之所以强调大一统，是因为六合同一风俗，九州共同贯通。现在的俗吏用来管理百姓的，不是有礼义规范可以世代通行的，只是设立刑罚来维持。那些想要治理的人，不知道从何入手，凭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之计，权谋诡诈自在行事，所以一次变革之后，无法再修治。因此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户政令不同，每人服饰不同，欺诈虚伪萌生，刑罚没有极限，质朴日渐消减，恩爱逐渐淡薄。孔子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这不是空话。我希望陛下顺应天心，发起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一起，阐述旧礼，明确王制，驱策一世的百姓，使他们登上仁寿的境界，那么风俗为什么不像成王康王那样，寿命为什么不像高宗那样？我私下看到当时政务不合于道的，恭敬地条列上奏，希望陛下斟酌选择。”王吉所条列上奏的，大致说人伦纲纪，各种嫁娶还违背典礼，风俗奢侈僭越，应当敦厚节俭，任子外戚不宜居位，想要使百姓抑制末业而回归本业。皇上认为他的话迂阔，不是很宠信他。世俗认为王吉的话都本于董仲舒，间或有之。他说“左右不正，难以谈论教化”，“言语发于近处而显见于远方”，本于《易》《春秋》，间或有出于晏子的。齐侯问晏子说：“为政有什么忧患？”晏子回答说：“忧患善恶不分。”齐侯说：“怎么考察？”晏子回答说：“审慎选择左右近臣。左右近臣善良，那么百官各得其所，而善恶分明。”孔子听说后说：“这话，确实啊。”善言进用，那么不善的言论就没有途径进入；不善的言论进用，那么善言就没有途径进入。】

【董仲舒说：天心仁爱，人君想要制止混乱。如果不是大无道的时代，天都想要扶持并保全它，事情在于努力罢了。努力学问，那么见闻广博而知识更加明达；努力行道，那么德行日增而大有功效。又说：春秋大一统，显示大始而想要正本。春秋深入探究根本，而反过来从尊贵者开始。所以做人君的，端正心志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统一于正，没有邪气奸佞夹杂其间，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群生和谐而万民繁殖，五谷成熟而草木茂盛，各种福物可致之祥瑞，无不全部到来。又说：陛下拥有天下，海内没有谁不率服，然而功绩没有加于百姓，大概是因为王心没有加意。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就高明了；实行所知道的，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加意罢了。陛下因用所听到的，在内心设立诚意而致行】

译这样看来，那么三王有什么差别呢？又说：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就无法堵塞；行为从自己身上发出，就无法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国家的大事，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凭借。所以，把小事做到极致就是伟大，对细微之处谨慎就是显著。《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所以尧戒慎恐惧地每天践行他的道，舜战战兢兢地每天推行他的教化，善行积累而名声显赫，德行彰显而自身尊贵，这就是他们逐渐光明、逐渐昌盛的道理。善行积累在身上，就像太阳每天增加热量而人们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火融化油脂而人们看不见。如果不明了人的本性情感、洞察世俗风气的人，谁能知道呢？所以如果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就明白了成就诚信的道理，使得百姓不能夸大自己的美德而缩小自己的恶行了。

译齐景公喜欢妇女穿男子的服饰，国人都跟着穿起来。景公派官吏禁止这种风气，说：“女子穿男子服饰的，撕裂她的衣服，剪断她的衣带。”撕裂衣服、剪断衣带的人在路上随处可见，但风气仍不能制止。晏子拜见景公说：“我派官吏禁止女子穿男子服饰，撕裂她们的衣服，剪断她们的衣带，路上随处可见却仍不能制止，这是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君主让宫内的人穿，却在宫外禁止，这就如同在门口悬挂牛头，却想卖马肉一样。”景公何不先让宫内的人不穿，那么宫外的人就不敢穿了？景公说：“好。”于是让宫内的人不再穿，不到一个月，全国就没有人再穿这种服饰了。

齐国人非常喜好车辆相撞，以互相冲撞为乐，禁止他们也不停止。晏子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准备了新车和良马，出去与人相撞，说：“车辆相撞是不吉利的，大概是我祭祀不虔诚，居家不恭敬吧？”说完下车，丢弃车马离去。从此国人不再做这种事。所以说：“用制度来禁止，而自身不率先行动，百姓就不会停止。所以教化百姓不靠言语，禁止百姓不靠制度。”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君子不赌博，有这回事吗？”孔子回答说：“有这回事。”哀公说：“为什么不赌博呢？”孔子回答说：“因为赌博中有两种坏棋。”哀公说：“有坏棋那为什么不赌博呢？”孔子回答说：“因为要走坏路。”哀公感到害怕。过了一会儿说：“君子厌恶坏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孔子回答说：“厌恶坏路不能非常强烈，那么喜好善路也不能非常强烈；喜好善路不能非常强烈，那么百姓亲近他也不能非常强烈。所以君子言语美好而行为恶劣，那么天下就没有美好；行为违背言语而粉饰言语，那么天下也就没有美好的言语了。”孔子回答说：“英明的君主有三种恐惧，这三种恐惧是什么？一是身居高位而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二是得志而担心骄傲，三是听到天下的至理名言而担心不能实行。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越王勾践与吴国人作战，大败吴国，兼并了九夷。在这个时候，勾践面南而立，近臣三人，远臣五人，命令群臣说：‘听到我的过错而不告诉我的，他的罪刑就在这里。’这是身居高位而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错。从前晋文公与楚国人作战，大胜楚国，烧毁楚军营寨的火三天不灭。文公退朝后面带忧色，侍从说：‘君主大胜楚国，现在却有忧色，为什么呢？’文公说：‘我听说能凭借战胜而安定的，大概只有圣人吧？至于靠诈术取胜的人，没有不危险的。我因此担忧。’这是得志而担心骄傲。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隰朋，辨析他们的言论，喜爱他们的道义，正月朝见时，命令备齐太牢，进献给先祖。桓公面向西坐着，管仲、隰朋面向东站着。桓公称赞说：‘自从我听取这两位的言论，我的眼睛更加明亮，耳朵更加灵敏，不敢独自专享，愿意推荐给先祖。’这是听到天下的至理名言而担心不能实行。至于寡言而行动，又怎么说呢？周文王问姜太公说：‘使天下富裕该怎么办？’太公回答说：‘王道的国家使百姓富裕，霸道的国家使士人富裕，勉强生存的国家使大夫富裕，灭亡的国家使仓库府库富裕。’文王说：‘好。’宿善不祥。当天，就打开仓库府库来救济鳏寡孤独。像文王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言语顺从行动，言语不粉饰行动了。子贡担任信阳令，辞别孔子而去。孔子说：‘尽力顺从，因循时势，不掠夺不征伐，不暴虐不偷盗。’子贡说：‘赐年轻时侍奉君子，君子本来就有偷盗吗？’孔子说：‘用不贤去攻伐贤能，这叫掠夺；用贤能去攻伐不贤，这叫征伐；政令宽松而刑罚急迫，这叫暴虐；夺取别人的善行据为己有，这叫偷盗。临任官职没有比公平更好的，面对财物没有比廉洁更好的，廉洁公平。’坚守不可攻伐。隐藏别人的善行，这是遮蔽贤才；宣扬别人的恶行，这是小人。不在内部互相教导而在外部互相诽谤，这叫不值得亲近。说别人的善行，有所收获而没有伤害；说别人的恶行，有所伤害而没有收获。所以君子要谨慎言语。不要先考虑自己而后考虑别人，选择好话出口，让嘴巴像耳朵一样。所以仲尼，就是所谓行动顺从言语，行动不粉饰言语的人。这话的愿望太深切了！从政当官，说别人的善行而不说别人的恶行，那么齐国都知道田常的善行，卫国不知道弥子瑕的恶行。厌恶恶行而去除它，喜好善行而举荐它，大概是宰相的事。百官则达不到这个境界。如果让百官都达不到这个境界，那么百姓夸大其美而缩小其恶，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人对赵简子说：“您为什么不改正呢？”简子说：“好。”左右的人说：“君主没有过错，有什么可改正的？”简子说：“说我改正，怎么知道我没有过错呢？况且我已经答应了，怎么敢不改正呢？我没有这个答应，那么以后就没有人让我改正。以后没有人让我改正，那么怎么知道我现在没有这个过错呢？像简子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没有言语而先行动了。魏文侯派西门豹去治理邺地，告诫他说：‘一定要成就功业名声，布施道义。’西门豹说：‘该怎么办呢？’文侯说：‘你去了。没有哪个城邑没有贤豪辩博的人，没有哪个城邑没有喜欢宣扬别人恶行、遮蔽别人善行的人。去了务必询问贤豪的人并亲近他们，辩博的人并以他们为师，喜欢宣扬别人恶行、遮蔽别人善行的人并考察他们，不可以只听信传闻就办事。耳朵听到的不如眼睛看到的，眼睛看到的不如脚踩到的，脚踩到的不如亲手办理的。人刚开始做官，就像进入昏暗的房间。

译（道理）经过长久的时间会更加明晰。明晰了就能治理好，治理好了就能推行。像魏文侯那样，可以说是还没有实行就先说出来了。成就大功、树立名声、宣扬道义，这三件事不是做臣子的所能做到的。少说话、勤做事、建立信用，这三件事则是做臣子的所能做到的。孔子不敢用表彰善行、憎恨恶行的标准来要求子贡，而魏文侯却敢用遏制恶行、宣扬善行的标准来命令邺县县令，由此可知做臣子的确实很难啊。至于告诫的话，白圭的话还算是符合做臣子的道理呢。

译孔子到周地，在太庙参观，在右侧台阶前，有一个金人。它有三重封口的嘴，并在背上刻着铭文说：“这是古代谨慎说话的人。要警惕啊！要警惕啊！不要多说话，话多容易招致失败；不要多做事，事多容易招致祸患。处于安乐之中必须警惕，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不要说‘这有什么伤害’，灾祸将会长久；不要说‘这有什么危害’，灾祸将会巨大；不要说‘这有什么残害’，灾祸将会发生。不要说‘没人听见’，上天难道没有眼睛吗？星星之火如果不熄灭，大火蔓延起来怎么办？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堵塞，将会汇成江河；连绵不断的丝线如果不剪断，将会结成网罗；嫩绿的树木如果不砍伐，将来就要寻找斧头来砍。如果真的不能谨慎，那就是祸根的所在。说‘这有什么伤害’，那就是祸门的开启。强横的人不得好死，好胜的人必定遇到对手。盗贼怨恨主人，百姓危害权贵。君子知道天下不可凌驾于其上，所以谦退处下，坚守雌柔谦下的态度，没有人能与他争胜。别人都趋向那边，我独自坚守这边；众人迷惑不清，我独自不盲从。内心藏起我的智慧，不与人争辩技艺。我虽然尊贵崇高，别人也不会害我。江河之所以能长于百谷，是因为它地势低下。天道没有偏私，常与善良的人同在。要警惕啊！要警惕啊！”孔子回头对弟子说：“记住，这话虽然粗俗，却切中事理。《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身如此，怎么会因为口舌而招致祸患呢？那金人的铭文，其实并不粗俗，而老师却说它粗俗，为什么呢？说是因为它接近于那种只会顺从的愚善之人。在宗庙旁边，朝廷之前，成熟的法度可以遵守的就遵守，那些不可遵守的，坦率直言，没有人能夺去我的主张。所说的，不过是谨慎和诚信罢了。”晋国派范昭来观察齐国的政事，齐景公赐宴，晏子在前面。范昭快步走上前说：“希望用君主的副杯来祝寿。”景公回头看左右说：“斟我的酒献给客人。”晏子回答说：“撤去那个酒杯。”范昭很不高兴，起舞，回头对太师说：“你为我演奏成周的乐舞，我想跳舞。”太师回答说：“以前没有学习过。”范昭起身出门。景公对晏子说：“晋国是大国，派范昭来观察齐国的政事，而你却激怒他，怎么办？”晏子说：“范昭这个人，不是被激怒就不知道礼节的。他是想试探我们的君主，所以不这样做。”景公问太师说：“你为什么不演奏成周的乐舞？”太师的回答与晏子一样。于是范昭回去向晋平公报告说：“齐国不可以兼并，我试探他们的君主，晏子知道了；我冒犯他们的乐舞，太师知道了。”孔子听说后说：“好啊！礼仪成就了诚信。在酒杯和食器之间成就诚信，而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进攻。所以善于行动的人不修饰言语，善于言语的人不修饰行动，最终归结于成就诚信罢了。”

周武王听到丹书上的话后，对“恭敬胜过义气”的界限感到警惕，退朝后制定戒律，展示给子孙看，在席子的四端刻上铭文，在几案上刻上铭文，在镜子旁刻上铭文，在洗手盘上刻上铭文，在柱子上刻上铭文，在手杖上刻上铭文，在衣带上刻上铭文，在鞋子上刻上铭文，在酒杯和豆器上刻上铭文，在门上刻上铭文，在窗户上刻上铭文，在剑上刻上铭文，在弓上刻上铭文，在矛上刻上铭文。席子前左端的铭文说：安乐之中必须恭敬。前右端的铭文说：不要做可后悔的事。后左端的铭文说：哪怕是一反一侧，也不可以忘记。后右端的铭文说：所借鉴的不远，要看近处。所替代的几案的铭文说：惶惶然保持恭敬，口舌生出污垢，口舌伤害口舌。镜子的铭文说：审视你以前的思虑，然后洗手。洗手盘的铭文说：与其沉溺于人，宁可沉溺于深渊。沉溺于深渊还可以游出来，沉溺于人则无法挽救。柱子的铭文说：不要说“这有什么残害”，灾祸将会发生。不要说“这有什么危害”，灾祸将会巨大。不要说“这有什么伤害”，灾祸将会长久。手杖的铭文说：什么比愤怒更危险，什么比嗜欲更容易失道，什么比富贵更容易让人相忘。衣带的铭文说：火灭了要修整仪容，谨慎戒惧必须恭敬，恭敬就能长寿。鞋子的铭文说：谨慎地劳作，劳作就能富有。酒杯和豆器的铭文说：食物来自手杖，食物来自手杖，要警惕防备，防备就能逃避祸患。门的铭文说：名声难得而易失，不勤奋不立志却说我知道吗，不勤奋不达到却说我能持守吗。用耰锄来填土，如果风将要到来，必定先摇动，即使有圣人也不能谋划。窗户的铭文说：顺应天时地利的财富，恭敬地祭祀皇天，恭敬地先行其事。剑的铭文说：佩戴它作为服饰，行动必定施行德行，施行德行必定兴盛，违背德行就会崩溃。弓的铭文说：屈伸的道义，废兴的行为，不要忘记自己的过错。矛的铭文说：制造矛啊制造矛，稍微的间隙不能忍耐，将是终身的耻辱。所以能信守言行的人，只有圣人罢了。三代以后，能以诚信驾驭下属的，只有唐太宗和魏征。有一天魏征对太宗说：“陛下曾说，我以诚信治理天下，希望臣民都没有欺诈，这很好。现在即位不久，失信的事情却有好几次了。”皇帝惊讶地说：“什么叫失信？”魏征回答说：“陛下起初下诏免除所有拖欠官府财物的人的债务，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库的财物不是官府的财物，征收督促如故。陛下以秦王身份成为天子，国库的财物不是官府的财物吗？又下诏免除关中两年租调，关外给予一年复除，接着又有敕令说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的人从明年开始，散还之后又再次征收。百姓已经不能没有怪罪，现在既征收输纳又防止成为士兵？为什么说从明年开始呢？又陛下所与天下共有的，在于守宰，平时简阅，一概委任他们，至于防备士兵，却又怀疑他们欺诈，从中间派遣使者，哪里体现了诚信驾驭下属呢？”皇上很高兴。

译太宗说：“我先前本就怀疑你，认为你固执己见，远离事理，如今你论述国家的大体原则，曲折详尽地阐发了精微要害，怎么如此通达呢！”如果号令没有信用，百姓就不知道听从什么，我的过错太深重了。于是下诏赏赐给魏征金瓮。太宗起初因为交州是重要的藩镇，距离京城非常遥远，需要贤能的人去镇守安抚，前后任命的都督都不称职，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朝廷大臣推荐瀛州刺史卢祖尚，说他文武双全且廉洁公正，可以派他去。太宗征召卢祖尚到京城，亲自安慰勉励他。卢祖尚谢恩之后，心中又后悔了，便以生病为由推辞。太宗派遣大臣去晓谕告诫，他又推辞。太宗又派遣他妻子的兄长，以违背信义为由责备他，他还是推辞。太宗大怒，骂道：“作为臣子却都畏难避责，既然答应了又背弃诺言，这样怎么能使唤人？下令在朝堂上斩了他。”这是厌恶他违背信义。后来有一天，太宗与侍臣讨论北齐文宣帝是个什么样的人，魏征进言说：“文宣帝虽然狂暴，但是与人争论时，如果事理上自己理亏，就会听从对方。青州刺史魏恺出使梁朝回来，被任命为光州刺史，不肯赴任。文宣帝发怒，责备他。魏恺说：‘我先前担任大州的刺史，有功绩没有过错，现在反而得到一个小州的职位，因此不肯去。’文宣帝宽恕了他，这也算是他有所长处。”太宗领悟了魏征的用意，立刻自我引咎说：“先前卢祖尚虽然失去了臣子的礼节，但我杀他太过暴虐，由此说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于是下令恢复卢祖尚的官职。唐太宗拥有魏征，就像门户拥有箴铭一样（用以警戒自己）。魏征去世后，太宗自认为失去了一面镜子。魏征有五世孙名叫魏謩，唐文宗时担任右拾遗，后升任起居舍人。太宗曾经想亲自阅览起居注，魏謩认为不可以，说：“古代设置左史和右史，善恶都一并记录。陛下的行为如果是善的，臣子会迅速记录，不会不记录；如果是不善的，又怎么敢不记录？观看起居注，臣不敢奉诏。”太宗说：“我过去曾经看过，有什么妨害呢？”魏謩回答说：“这是因为过去史官失职才这样，如果君主亲自观看史书，那么史官必定会有所避讳，怎么能让后人相信呢？”太宗说：“好。”所以，君主的言行不掩饰、不欺骗，是史官的责任。如果记录史事的臣子善于粉饰他们的君主，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夸大君主的美德而缩小他的恶行。百姓夸大君主的美德而缩小他的恶行，那么君主的好恶就会更加混乱，国家就无法治理了。

译说话并付诸行动，这就像织布一样吗？不说话却付诸行动，这就像耕种一样吗？言语顺从并付诸行动，皋陶就是这样的人。少言寡语却付诸行动，禹、益、稷就是这样的人。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朝称道张安世、金日磾，唐朝称道杨绾、贾耽这类人，寻求那些能够担当事务、沉默而自然彰显德行的人，晋朝称道刘宏、魏舒，宋朝称道李沆、王曾。至于在境外挫败敌人，考虑周全而后取胜，那么裴行俭、刘仁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仪凤年间，阿史那都支逼近安西都护府，朝廷商议想要讨伐他。裴行俭说：“先前吐蕃叛乱，敬元丧失军队，怎么可以再挑起事端？波斯国王去世，长子作为人质留在京城，应该派遣使者持符节送他回国，途中借机行事来控制局面，应当不费力气就能平定。”于是裴行俭充任使者向西出发，途经莫贺延，召集各部落首领说：“过去我统领防御此州时，纵情打猎非常快乐，至今思念未曾忘记。各位能跟我一起打猎吗？”各部落首领很高兴，愿意跟随的有一万人。阿史那都支认为他们送波斯世子防备松懈，打猎几天后，裴行俭突然加倍路程向西进军，距离都支的营帐十里处，请求防御打猎，于是擒获了他，并擒获了他的盟友遮匐王一同归来。随后又击败了熟匐可汗，这就是所谓的用粮车埋伏壮士，用精锐部队紧随其后的战术。

裴行俭曾经率领大军驻扎在单于府北面并安营，挖掘四周的战壕，天色已晚。裴行俭突然传令迁移营地，各位将领说：“士兵疲倦想休息，不能移动。”裴行俭不听，催促他们迁移。当夜风雨突然来到，查看先前驻扎的地方，水深达一丈多，各位将领惊讶佩服，询问原因，裴行俭笑着说：“从今以后只管听从我的命令，不必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武德初年，刘仁轨担任陈仓县尉，部下有折冲都尉的人，豪强掠夺无人敢过问。刘仁轨告诫劝谏他不听从，用杖刑将他打死。皇上召见他斥责说：“是什么县尉杀了我的折冲都尉？”在朝廷上审问他不屈服，皇上认为他奇特，提拔他为栎阳县丞。贞观年间，劝谏阻止同州打猎，这就是所谓的“屋顶漏雨在上面，知道在下面”的道理。显庆年间，百济反叛，守将刘仁愿被围困，皇帝下诏让刘仁轨发动新罗军队救援他。刘仁轨请求携带大唐历法和庙讳前往，说：“我将要把大唐的正朔颁布到海外。”治军严整，所向披靡。等到天子征讨高丽没有功效，下诏让刘仁轨向西返回。刘仁轨说：“春秋大义，大夫出使境外，有可以便利国家的事情可以专断，何况是在瀚海之外呢！现在凭借一座城池处在贼寇中间，行动稍有失误，就成为亡国的俘虏，只适宜坚守，慢慢等待有利的时机罢了。”

攻破贞岘城后，打通了粮道，孙仁师率领军队到达，于是平定了百济，在海外颁布大唐历法，留下屯田部队以及刘仁愿代替镇守。下诏让刘仁轨率领戍卒一起返回。刘仁轨说：“天子正在登山封禅筹划经略高丽，正值农时官吏士兵频繁替换，新来的不熟悉情况，恐怕被敌人乘虚而入，刘仁轨应当留下，不可轻举妄动。”刘仁愿说：“你只应当按照诏令行事，怎么能擅自做主呢？”刘仁轨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哪里顾得上我的私利？”于是陈述有利的主张，愿意留下屯田，皇帝下诏允许。《诗经》说：“这位君子出征，有听闻却无声息。”说的就是刘仁轨、裴行俭这样的人吧。

夏商周三代以后，守成的君主，能够独自保持不修饰言行的，称道唐宣宗。宣宗起初有隐晦的德行，等到即位，诛杀赵归真，罢免李德裕，朝廷内外大为震动。只是自从德裕罢免后，难以任命宰相，所任命的宰相左右没有了解他的人。曾经想要任命萧邺为相，诏书即将颁布，内枢密使覆奏，萧邺以前判度支，现在应该罢免吗？皇上怀疑太监庇护他，就拿出崔慎由的名字，交给学士院起草诏书，而萧邺被罢免。中尉马元贽因为定策有功受到宠信，宰相李德裕依附他，交往亲近，皇上赐给马元贽宝带，马元贽把它送给李德裕，李德裕穿着它上朝。皇上认出了，收捕亲信吏员审问，全部查明了他们交通的情况，贬谪刺配常州。学士蒋伸曾经从容地说：“近来官职很容易得到，人们都想着侥幸。”皇上惊讶地说：“如果这样就已经乱了。”回答说：“乱还没有乱，只是侥幸的人多，导致混乱就不难了。”皇上称赞好，过了很久说：“以后不再单独召见你了。”蒋伸猜不透这是什么意思，不久被任命为宰相。

曾经下诏刺史治理百姓的官员，不得随意从外地赴任治理，必须到京城当面考察，然后派遣。宰相李绹曾经调任他的故人为邻州县令，顺路去上任，皇上责问他，李绹回答说：“道路近，节省迎送的费用罢了。”皇上说：“我因为刺史大多不是合适的人，成为百姓的祸患痛苦，想要一一询问，知道他们的优劣，实行升降。”命令刚开始实行，就废弃搁置不使用。宰相可以说是有权势的时候，正值寒冷，李绹为他战栗。每次临朝，宰相奏事，没有一个人旁立的，威严不可仰视。奏事完毕，忽然和颜悦色地问民间琐事，偶尔提到宫中游玩宴乐，过了一会儿又整理仪容严肃严厉如初，说：“你们好好做。”于是退朝。得到大臣的章疏，一定焚香洗手之后，才阅读。谏官员额空缺，中书省奏请补充，皇上说：“谏官关键在于履行职责，难道一定要人多吗？只让像张道符、牛丛、赵璘这样的人几个，每天听到未曾听闻的事，足够了。”下诏待诏官与刑法官、谏官得以依次应对。皇上想要知道天下郡国的疆土风俗以及四方险要关塞的布置利害，命令翰林学士李澳编纂成书，叫《处分录》。想要知道百官的名额以及铨选法令，命令狐绹为吏部注拟，政府制授详细登记，叫《具员御览》，放在案上阅览。把太宗所撰写的《金镜录》交给翰林学士李澳，让他阅读，直到乱政未曾不任用不肖之人，治世未曾不任用忠贤之人。叹息说：“凡是追求达到太平的人

译应当把这话当作准则了。」又书写《贞观政要》在屏风上，每次正色拱手诵读它。自从宝历年间以来，宦官权宠，皇上虽然被他们拥立，但刚毅明察而不迷惑，一律用法律来裁断。有敕使经过陕右，鞭打驿吏见到血迹，观察使高元裕上报朝廷，（敕使）被贬谪发配到防陵。内园使遇到宰相不回避，马相向皇上奏报，皇上诘问责备，他回答说：「供奉官惯例不回避。」皇上说：「你衔着敕命，即使横冲直撞也可以，怎么能私自出来不回避宰相呢？」把他发配到南衙，并定为法令。大概明察整饬就是这样。尤其重视爱惜名位和器物，虽然对翰林学士最亲近，但升迁官职必定慎重考察资历，说：「我不敢用官爵来私赐亲近的大臣。」有关部门准备好几套绯色和紫色的衣服等待皇上赏赐，往往整年都不使用。建州刺史于延陵辞别赴任，皇上问说：「建州距离京城多远？」回答说：「八千里。」皇上说：「你不要因为建州遥远，政事无论大小哪里会听不到？这台阶前就是万里之遥。」曾经在苑北打猎，遇到樵夫，问他是哪县人，说：「泾县人。」县令是谁？说：「李行言。」问政事怎么样，回答说：「性格固执，有几个强盗藏在军户家里，索要人不给，全部杀掉了。等到回来，把名字贴在寝殿柱子间，提拔为海州刺史。」入朝谢恩，赐给金鱼袋和紫衣，取出帖子给他看。又在渭水边打猎，有十几位父老聚集在佛祠，问他们，原来是醴泉百姓，为县令李君奭祈祷挽留。恰逢怀州刺史空缺，皇上亲手写诏书任命，他重视民生治理，通达下情就是这样。曾经对李敏中说：「我过去跟随宪宗灵柩出行，遇到风雨，百官散去，只有山陵使长而胡须攀着灵驾不离开的是谁呢？」回答说：「令狐楚。」说：「有儿子吗？」说：「考功郎中令狐绹，才器可以任用。」立即提拔为知制诰，已经得到宰相与皇上讨论元和年间循吏谁更贤能，周墀回答说：「我曾经镇守江西，听说观察使韦丹的贤德，功绩覆盖八州，去世四十年，老幼歌咏思念如同一天，很贤德。」立即让他的儿子韦宙担任御史。党项侵犯边境，想要选择统帅，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讨论边事，毕諴援引古代依据当今，陈述方略清晰明白，皇上高兴地说：「没想到颇高和廉颇近在禁中，你替我去吧。」毕諴欣然接受命令，招抚晓谕党项，使他们投降。各种破格用人就是这样。皇上知道党项反叛是因为边帅贪图他们的羊马多次欺骗掠夺诛杀他们而反叛，下诏在银夏境内给予闲田让他们耕种谋生，敕令边将中贪婪卑鄙的人犯罪不赦免。从此选拔儒臣代替边帅安抚他们，而党项于是安定。大概自从汉宣帝以后，励精图治，说话守信，行动顺从，使百姓不能夸大他的美德而缩小他的恶行的，适宜没有比得上宣宗的了】

译恒德章第二十三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可以为他进行占卜。’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话吧？连占卜都难以知晓他的吉凶，何况是人呢？《诗经》说：‘我已经厌倦了，不再告诉我占卜的结果。’《说命》说：‘爵位不要授予恶德之人，百姓才能站立端正，政事纯正而祭祀，这才是恭敬。’政事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易经》说：‘不能恒守其德，或许会承受羞辱。’恒守其德，贞正，妇人吉祥，君子则有妨害。《说命》说：‘官职不授予私昵之人，只授予有才能的人；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只授予贤能的人。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只在于时机恰当。又说：‘只在于其所居之处，政事纯正。亵渎祭祀，这时称为不敬。礼仪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前后互异，大概古人引书多如此，不必认为是真伪不同的文字。’

《易经》说：‘雷风恒，君子以此确立不变的方向。’苏轼说：‘雷风不是天地常用的。天地变化之所以无常，是因为有风雷。君子效法它，以能变为常，那么他的道就运行了。这是没有理解恒的意义。恒的意义，是以阴顺从阳，以刚驾驭柔，以不变来制约多变。风起没有固定方向，雷立有固定方向。所以雷作则风随，雷起则风止。夫妇之道，是春秋之义。君子观察雷风，以确立其本性，不以阴改变阳，不以柔改变刚，取其无方归于有方，取其无常归于有常，而后万物之情可以调和。恒卦六五：恒守其德贞正，妇人吉祥，君子则有妨害。这是说恒的大过。妇人贞一，君子制义。恒而大过，就接近于妇人。恒卦九二：悔恨消失。这是说恒的小过。小过于恒久而能中，有什么悔恨呢？所以确立不变的方向，是君子的治理。通变尽神，是圣人的教化。圣人的教化，不久不能成，何况君子呢？何况善人呢？’

孔子论述圣人、君子、善人而归之于有恒，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贤人。《易经》说：‘可久则是贤人的德。’任用贤人治理，早上更改晚上就败坏，变诈诪张，不到一半身体就覆亡随之，司哀也。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任命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门下三品。李林甫柔佞多狡诈，深结左右，凡是皇帝动静没有不知道的。因此对奏常称旨，又多得内戚的帮助。皇帝既然想让他为相，问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回答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社稷之忧。’皇帝不听。当时皇帝在位久，渐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阿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于是附武惠妃，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欲废之。九龄力争不肯奉诏，林甫初无所言，但谓内侍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皇帝犹豫未决，惠妃密使宫奴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之，以其语白上，皇帝为动色，故讫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林甫日短九龄于上，皇帝浸疏之。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炅素不学，尝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伏猎’。挺之言于九龄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由此出炅为岐州刺史。林甫以是怨挺之。挺之先有出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琰坐罪下法司，挺之为营解。林甫以是并中九龄及裴耀卿皆罢去。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林甫明召诸谏臣谓曰：‘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璡尝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自是谏诤路绝矣。遂劝上立寿王瑁，大兴诸宫之难，与牛仙客比而总文武选事。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上所礼貌将迫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蜜腹剑。皇帝尝陈乐于勤政楼下，垂帘观之，兵部侍郎卢绚谓上已起。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绚风标清粹，皇帝目送之，深叹其蕴藉。林甫伺诇知之，乃召绚子弟，谓曰：‘尊公素望清崇，今交广借才，上欲以尊公为之。若惮远行，则当左迁；不然，以宾詹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绚惧，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乃除华州刺史。未几，以疾诬罢去。皇帝又尝问林甫以严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时为绛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损之，谕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疾求还京师，面上恩乎？挺之从之。林甫遂以其疏白，挺之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便医药。于是授詹事，及齐澣亦为少詹事，于东京养疾。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林甫亦忌之。及裴宽论裴敦复海

译皇上滥加评定功劳，李林甫事先将此事告知裴敦复，裴敦复反而以接受请托为由弹劾，裴宽因此获罪被贬为睢阳太守。等到皇上从东都返回，李林甫知道皇上厌恶巡行驻跸，于是与牛仙客谋划增加邻近地区的粟米赋税以及和籴，来充实关中。皇上更加以丰足安乐自慰，与李适之、张垍产生嫌隙，于是引荐吉温、罗希奭来兴起大狱，当时称之为“罗钳吉网”。并且构陷东宫，株连士大夫，韦坚、李适之、皇甫惟明、杨慎矜、王鉷等向来有权势的人，都落入他的陷阱。正值李邕、裴敦复死的时候，罗希奭挟持威势，从青州前往岭南，所经过的地方杀害被贬谪的人，郡县官吏惊恐。到了宜春，李适之服毒自尽；到了江华，王琚自缢身亡。又绕道经过安陆，想要趁机杀害裴宽，裴宽叩头求饶才得以幸免。所以凡是李林甫所厌恶的人没有不死的，只因为想拥兵拥护太子，而杀了王忠嗣。皇上因为太子仁孝而没有动摇，仍然认为王忠嗣阻挠军功，罪当处死，依靠哥舒翰入朝极力救他，才得以免死。当时有咸宁太守赵奉璋告发李林甫二十多条罪行，李林甫事先探知此事，暗示御史逮捕他，杖杀了他。于是没有人敢说话。当时李林甫的儿子李岫担任将作监，很以盈满为惧，曾经跟随李林甫游览后园，指着役夫对李林甫说：“大人长期处于中枢要职，怨仇遍布天下，一旦祸患到来，想要做这些役夫还来得及吗？”李林甫说：“形势已经如此，将怎么办呢？”起初宰相都以德度自处，不树立威势，随从不过几个人，士人百姓有时也不回避。李林甫自认为多结怨仇，常担心被刺杀。出门时，就有一百多名步骑作为左右护卫，金吾卫清街，前导在几百步之外，公卿奔走回避；在家时，重重关锁，墙壁厚实，用石头铺地，墙中放置木板，如同防备大敌，一夜多次移动床铺，即使是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住处。唉！像李林甫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没有恒心的人了。

译唐代宗广德初年，元载于是专断朝政，又重修李林甫的权术，用财物结交内侍董秀，让主书卓英倩暗中与他往来。皇上心意所倾向的，元载必定预先知道，迎合圣意探察细微，所说的话没有不契合的。皇上因此更加喜爱他。有华原县令顾繇上言，元载的儿子元伯和等人招揽权柄、收受贿赂，因此被流放锦州。元载害怕奏事的人攻击揭发他的私事，于是请求百官凡是议论政事都先禀报长官，长官禀报宰相，然后才奏报皇上。又假传皇上的旨意告知百官说：“近来各衙门奏事烦杂繁多，所说的话多含毁谤，所以委托长官和宰相先决定其可行与否。”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说：“郎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现在让议论政事的人先禀报宰相，这是自己蒙蔽耳目。陛下担忧群臣进行毁谤，为什么不考察他们言论的虚实？如果所说的话果然虚假，应当诛杀他们；如果确实属实，应当奖赏他们。不致力于这样做，却让天下人说陛下厌烦听览的烦杂，以此为借口，来堵塞进谏争辩的道路。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制定《司门式》说：“那些没有门籍的人有紧急奏章的，都让门司和仗家引见奏报，不得阻拦。”天宝以后，李林甫担任宰相，深深痛恨进言的人，路上的人只能用眼神示意，最终酿成幸蜀之祸。君主大大敞开不忌讳的道路，群臣尚且不敢尽情进言，何况让宰相裁断并压制，那么皇上所听见的不过三两个人罢了，天下的士人从此闭口不言。陛下过去任用李林甫，虽然专权，尚且不敢明确命令百官奏事先禀报宰相。陛下如果不早点醒悟，逐渐形成孤立，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元载听说后恨他，以颜真卿诽谤的罪名，将他贬为峡州别驾。恰逢皇上厌恶鱼朝恩专权擅断，心里不能忍受。元载揣测到皇上的旨意，趁机上奏鱼朝恩专横恣肆、行为不轨，请求除掉他。皇上也知道天下公愤，让元载制定方略，于是借寒食节设酒宴之机将鱼朝恩缢杀。元载诛杀鱼朝恩后，皇上更加宠信任用他。元载自认为文武才略，古今无人能比，心里忌恨李泌，于是说李泌常常在北军与亲友宴饮，与鱼朝恩关系亲密，应当知道他的阴谋。皇上说：“北军是李泌的旧部，朕让他往来，诛杀鱼朝恩也是李泌预先谋划的，你不要怀疑。”元载攻击不停，皇上于是将李泌藏在魏少游处，任江西判官，嘱咐李泌说：“等朕决意除掉元载，会有信报，你可以收拾行装前来。”第二年，有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揭发元载的奸赃阴私之事。皇上将李少良安置在客省，李少良将皇上的话告诉友人韦颂、侍御史陆珽，又告诉了元载。元载上奏此事，皇上发怒。一并杖杀李少良，韦颂、陆珽。皇上更加厌恶元载的所作所为。顾瞻懦弱，不能决断，想得到不阿附元载的士大夫作为心腹，逐渐收回元载的权力。于是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稍微弹劾贬谪元载的党羽，而元载开始被贬退。元载仍然与王缙勾结，贪婪无度。皇上想诛杀他们，担心左右泄露，只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划。吴凑是皇上的舅舅。大历十二年三月，元载、王缙家中共同夜间祭祀，有人告发他们图谋不轨。皇上驾临延英殿，命令吴凑在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又逮捕元仲武及卓英倩等人关进监狱，命令吏部尚书刘晏、御史大夫李涵等人一同审讯。审讯的关键都出自宫中，又派遣中使质问他们的阴私之事，元载、王缙都认罪。当天先在宫中杖杀知内省事董秀，然后在万年县赐他们自尽。卓英倩等人都被杖死。卓英倩的弟弟卓英璘于是造反，皇上调发禁兵讨伐平定。元载贪婪专横罢了，他的变化欺诈没有常态，比不上李林甫。然而凭着代宗那样英明，明明知道他的奸邪，酝酿毒害十六年，才仅仅能够除掉他，让李泌远远躲避，又过了七八年才得以恢复，实在不可理解。《易经》说：“坚守德行，妇人吉利，男人则凶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卢杞这个人，相貌丑陋，脸色青黑，能言善辩，阴险狠毒。唐德宗喜欢他。建中二年，提拔他为宰相。嫉妒特别严重，想树立权势和威严，稍微不依附自己的人，必定置之死地。知道皇帝多疑忌，于是设下离间群臣的计谋。劝皇上用严刑来控制他们，以此收买忠心。皇上非常信任倚重他。等到梁崇义造反，诏令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讨伐他。雨下很久，军队没有前进，皇上奇怪地询问卢杞。卢杞揣度皇上厌恶杨炎，上前跪着回答说：“李希烈过去与杨炎有嫌隙，现在拖延不进兵，是因为杨炎在位。不如暂时免除杨炎的职务，让李希烈全力建功，必定使用杨炎，等到事情平定后再召他回来也不晚。”皇上说：“好。”罢免了杨炎。杨炎在东都有宅第，卖掉作为官署。卢杞暗示台官弹劾他，命令杨炎所厌恶的御史大夫严郢前往复查，声称受贿超过规定，交给大理寺议罪。留正认为应当剥夺官职，卢杞发怒，贬谪留正的官职，交给其他官吏。其他官吏认为监守自盗应当绞刑。起初，萧嵩有家庙临近曲江，玄宗认为游乐之地不是神灵所栖居的，命令迁移。杨炎家立庙正对着那块地，卢杞密奏说萧嵩庙地有王气，所以玄宗迁移。杨炎有异心，夺取建庙，皇上发怒，贬为崖州司马，按照官吏的议罪绞杀。于是皇上更加怀疑大臣不足以依靠，轻易使用严刑了。在此之前，卢杞的父亲卢奕死在东都之难，安禄山派贼党带着卢奕的首级在河北示众，到达平原，平原太守颜真卿抓住使者腰斩，取下卢奕的首级及各位死难者的首级，用蒲草连缀身体，棺材收殓，举行祭祀哭泣接受吊唁。到了这时，被卢杞嫉妒憎恶，颜真卿质问他说：“先中丞首级传到平原，真卿不敢用衣服擦拭血迹，用舌头舔舐

译“您难道忍心互相摧残压制吗？”卢杞惊惧地跪拜谢罪，内心却怨恨钻心刺骨。李希烈反叛，皇帝询问卢杞，卢杞回答说：“李希烈并非真心反叛，只是被人逼迫而误入歧途，如果能让一位儒雅厚重的老臣去陈述祸福利害，可以不劳师动众就平定叛乱。”皇帝问谁合适，卢杞回答说：“颜真卿，是历经三朝的老臣，忠义正直，被天下人信任，正是合适的人选。”皇帝认为说得对，派遣颜真卿去宣慰。诏书下达，满朝大臣都大惊失色。李勉上表说：“失去一位元老，是国家的耻辱。”皇帝不听，颜真卿最终死于难中。仆射卢揆，是已故皇帝所称赞的人，门第、人品、文章都是当代第一。卢杞想陷害他，吐蕃请求会盟，便任命卢揆担任防盟使。卢揆推辞说：“远行我不敢推辞，只是我年纪已经老了，倘若死在路上，就无法传达诏命。”皇帝为此感到悲伤。卢杞说：“和谈之事，非老成练达之人不能胜任，况且卢揆去了，那么从今往后，比卢揆年轻的人就不敢再推辞艰难的任务了。”最终派遣卢揆，卢揆死在路上。宰相李鉴忠诚正直，也被皇帝所器重，卢杞忌惮他，恰逢凤翔节度使空缺，卢杞便谎称凤翔的将校都是高级官员，非宰相无法镇抚，请求前往。皇帝低头不语，卢杞便抬头说：“陛下一定是因为臣相貌丑陋，不被三军信服，请陛下裁决。”皇帝于是对李鉴说：“没有人能超过你。”李鉴知道是被卢杞排挤而离去。卢杞阴险狡诈，像李林甫一样兴起大狱，杀害士大夫，构害后宫，但罪过比李林甫轻，所以德宗始终不知道他的奸恶。当初，李林甫因为陈希烈精通老庄学说，性格柔顺谄媚容易控制，于是引荐他担任宰相，凡是政事都由李林甫决断，陈希烈只是应付答应，署名而已。等到杨国忠掌权，陈希烈便与李林甫为敌，晚节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卢杞也因为关播谨慎沉默容易控制，推荐他并亲信任用他。关播进见回答时，想说话，卢杞用眼神制止他，出来后责备他说：“因为您端正诚实少言寡语，所以引荐您到这个位置，刚才为什么想要开口议论政事，辜负了我呢？”关播从此不再敢说话，大权全部归于卢杞。大概陈希烈因为超脱世俗的学问得到皇帝宠幸，关播因为平庸浅陋依附于宰相，起初和最终的处境截然不同，所以离合的结果也不同。

译建中靖国年间，蔡京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与供奉官童贯交好，常搜访江浙一带奇巧的书画，附上文字呈递到宫中，因此得以被召见。他首先议论两件事：一是请求详细列举绍圣年间的事，以查察元祐年间对皇上的诋毁诽谤；二是请求驳正元祐年间设立诉理所的错误。皇上更加倾向并任用他。邓洵武议论韩忠彦是韩琦的儿子，尚能继承父亲的志向，陛下作为神宗的儿子，应当明确继承神宗遗志的事。又进献《爱莫助图》，分别元丰、元祐两朝的百官，他所倚重的只有温益、蔡京以及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等人而已。蔡京因此得以拜相。崇宁元年九月己亥日，在端礼门树立党人碑，登记宰相执政从司马光以下以及侍制以下官员一百二十人，称之为奸党。下诏说邪说偏行，凡不是先圣先贤之书以及元祐学术政事的，一律不要施用。不久因为程颐学术偏颇，邪说偏行，被削去官籍。当时蔡京又亲自书写“奸党”二字刻在大碑上，颁行到各郡县，命令监司长官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工安民应当镌刻文字，推辞说：“我愚笨，固然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人称颂他的正直，现在称他为奸邪，我不忍心刻。”府官发怒，想要治他的罪。安民哭着说：“我被役使不敢推辞，只请求免除镌刻‘安民’二字，恐怕获罪。”后世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到惭愧。当时四方太平，府库充盈，蔡京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视官爵如粪土。那些讲议条例的人，终年升官也不尽数。又铸造当十大钱，设立交子钱引，私自铸造的罪行由管泉府负责。崇宁三年重新审定元祐、元符党人以及上书被列入邪籍的人，合并为一籍，共三百九人，在朝堂刻石，其余的都从籍中除去，从此不再弹劾。户部尚书刘拯说：“汉唐政治失误，都从朋党开始。今天指前日的人为党，怎么知道后日不以今天的人为党呢？人的过错罪恶，自有公论，何必都拘束在籍中而禁锢他们呢？”蔡京非常不高兴，暗示台臣弹劾他，让他出任蕲州知州。崇宁五年春正月戊戌日，彗星出现在西方，其长度横贯天空。刘逵请求打碎元祐党人碑，放宽上书邪籍的禁令。皇上听从了他。半夜派遣宦官到朝堂毁坏石刻。第二天蔡京看到后，厉声说：“石头可以毁坏，名声不可磨灭。”二月，蔡京被罢免为太乙宫使，留在京师。进言的人不停止，中丞吴执中对皇上说：“进退大臣，应当保全体面。”皇上为此下诏告诫进言的人，这才停止。不久刘逵被罢免，蔡京又让他的党羽对皇上进言说：“蔡京改变法度，都是禀承皇上旨意，不是私自做的。现在一切都罢免，恐怕不符合继承神宗遗志的意思。”皇上被他的说法迷惑，又有任用蔡京的意思，然而群臣没有察觉的。郑居中知道这件事，就入宫进见说：“陛下所建立的，都是学校、礼乐、居养、安济等法，这是厚待下属、富裕百姓，哪里违背天意而招致威严的谴责，要更改呢？”皇上很高兴。郑居中退下后告诉礼部侍郎刘正夫，刘正夫因此请求面见皇上，话语与郑居中相合。皇上这才罢免刘逵而重新任用蔡京。于是梁子美因为进献北珠，得到右丞；郑居中因为依附外戚，得到枢密院职务。有个太庙斋郎叫方轸的，上书说：“蔡京窥伺社稷，内心怀有不道之心，专门以继承熙丰年间的说法作为自我推荐的计谋。在内执政、侍从，在外帅臣、监司，没有不是他的门人亲戚的。蔡京每次有奏请，都做成御笔发出，对人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第二天不施行，又对人说：‘是蔡京制止的。’好事就归功于自己，过错就推给君主，一定要让陛下招致天下的怨恨才罢休。自从元符末年陛下即位，忠义之士投匦上书的人没有一天间断，蔡京将他们分为邪等，刺字流放编置，不让他们进入仕籍，那么谁肯为陛下说话呢？蔡京又让儿子蔡攸每天进献花石、禽鸟，想要愚弄陛下，使陛下不知道天下的治乱。我认为蔡京一定会反叛。”蔡京请求将方轸下狱，最终流放到岭南。大观四年五月，因为彗星出现，下诏侍从官直言指陈缺失。石公弼等人开始极力议论蔡京的罪过。张克公议论蔡京辅政八年，权势震动海内，轻率赏赐以蛀蚀国家用度，借爵禄来买卖私交，役使将作监来修缮私宅，使用漕船来运输花石，名义上祝圣而修塔以壮大临平山，借口灌溉农田而决水以符合兴化堤防，法名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扰乱乂安百姓，圜土聚集郡中恶徒以及不轨不忠之徒，共数十件事。开始贬蔡京到杭州。政和二年，蔡京又从杭州被召还，下诏蔡京每三天到都堂议事一次。蔡京担忧进言的人议论自己，每次作圣谕密进，乞求皇上亲书下达，称之为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定罪。事情无论大小，一定借御笔来施行，甚至让宦官杨球代写，群臣也不敢辩驳。于是又改变官制，建立明堂，于是正式确立公相的地位。宣和元年，皇上驾临道德院观看金芝，于是驾临蔡京宅第，蔡京炫耀以震慑四方，传说他的谢表中有“轻车小辇七次赐临幸”的话。曹辅极力议论，于是被编管。蔡京专权很久，公论不赞同，又与儿子蔡攸权势相争，父子各自立门户，于是成为仇敌。又被王黼倾轧，于是以太师鲁国公的身份退休。政和六年，王黼被罢免，蔡京再次统领三省事务，至此四次执政，眼睛昏花看不

译蔡京处理政务，全都决断于儿子蔡鞗。凡是蔡京所判决的事，都是蔡鞗决定的。蔡京又与兄长蔡攸交恶，蔡攸屡次向皇帝进言，请求杀掉蔡鞗。于是勒令蔡京退休。唉！人没有恒心，以至于父子兄弟像胡人和越人那样疏远，这就是权力和利益的祸害啊。《尚书》说：“官职不授予私亲近臣，只授予有才能的人；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只授予贤能的人。”这大概说的就是蔡氏父子兄弟的情况吧。

译宋朝自建炎年间以后，国内的人才再也没有足以称为最杰出的了，没有恒心的人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这一类人。秦桧起初跟随两位皇帝到达燕京，金国君主把秦桧赐给达兰，让他任用。等到金军南侵，任命他为参谋军事，又任命他为随军转运使。达兰攻打楚州时，秦桧和妻子王氏从军中奔向涟水军，自称杀死了监视自己的金人，夺取船只前来，想要奔赴皇帝所在的地方，于是航海到达越州。皇上命令他先拜见宰相和执政大臣，秦桧首先说：“如果想要天下没有战事，必须是南方归南方，北方归北方。”朝中官员怀疑他和何防、孙传等人一同被拘禁，而只有秦桧独自返回。况且从燕京到楚州有两千八百里的路程，跨越黄河和大海没有人盘查，怎么能杀死监视自己的人并和妻子一起南归呢？只有范宗尹和李回两个人向来与秦桧交好，极力推荐他的忠诚。秦桧入宫对答，立即奏呈所起草的与达兰求和的书信。皇上对辅政大臣说：“秦桧质朴忠诚超过常人，我得到他，高兴得睡不着觉。”不久得知两位皇帝和母后的消息，又得到一位优秀的人才。在此之前，朝廷虽然多次派遣使者到金国，只是暂且防守暂且求和，而一心与敌人消除仇恨、停止战争，是从秦桧开始的。当时范宗尹罢免宰相，秦桧想要得到职位，于是扬言说：“我有两条计策可以震惊天下。”皇上听说后，立刻任命他为宰相。等到得到职位，厌恶左相吕颐浩想要谋划恢复失地，于是暗示台谏官员说：“周宣王凭借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外敌成就了中兴，越王勾践凭借文种、范蠡分职成就了霸业，现在两位宰相适宜分职内外，用来成就恢复的功业。”于是吕颐浩出京担任镇江开府，而秦桧独自留在朝中掌权，引荐众多名贤担任清要职位，以此作为名声。吕颐浩既然知道被秦桧出卖，心里怨恨他。何防、胡安国扰乱朱胜非，于是以结党罪名弹劾秦桧，一并罢免了胡安国等人。当时秦桧的罪状还没有显露，又因为结党被罢免，得以依附于仁德贤良的人，朝廷内外没有人能辨明真相。后来皇上哀伤太上皇和宣和皇后年事已高，身处外国，深深思念想要求和，想起秦桧的话，稍微恢复了他的官职，秦桧也因此迎合皇上的心意，胁迫士大夫以及何籕从金国回来，听说太上皇宁德太后去世，才决意任用秦桧，把那些主张恢复的战将置之不理了。秦桧有一天拜见皇上，留下单独对答，说：“臣僚本来不了解敌情，夸夸其谈，持两端观望，这哪里值得商议大计？如果陛下决意求和，专门与我商议，我保证一定能成功。”皇上说：“我独自委托你。”秦桧说：“这是大事，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又有一天请求单独对答，问“是否像以前那样仔细考虑”，像这样三次，皇上的心意已经确定，于是公开上章请求求和，仍然担心公论，勾龙如渊迎合心意说：“相公为了天下大计主张求和。”只要选择人担任台谏，攻击持异议的人就定下来了。于是张焘、晏敦复、魏矼、尹焞、梁汝嘉、苏符、薛徽言、李弥逊、冯时中、许忻、赵雍以及胡珵、朱松、张扩、凌景夏、常明、方廷实等人，都竭力争辩。而编修胡铨的奏疏被刻印传播，特别闻名。直学士曾开、枢密使王庶、史馆修撰赵如圭，都当面指责秦桧。秦桧羞愧却不动声色。韩世忠说：“金国用对待刘豫的方式对待我们，道义上应当决战。兵势最重的地方，我请求独自承担。”皇上也不理会。不久，金国达兰与富勒珲谋反被杀。乌珠再次违背盟约，要求进奉岁币，要求奉行正朔，更改誓命，分道入侵，陷落之前所归还的河陕州郡。秦桧因为他的话不灵验，于是非常害怕。心里认为必定会召回前任宰相张浚任用他。派遣他的党羽冯檝试探皇上的心意，知道皇上没有动静，于是派遣王次翁劝说皇上说：“过去国家没有主心骨，事情稍有变化就更换宰相，屡次变化屡次更换，后来的人未必贤能，而且排挤罢黜异己，历经岁月不能安定。希望深深以此为戒。”皇上非常赞同。于是对秦桧的宠信倚重不衰。当时各位将领仍然听命，吴璘在扶风击败金军萨里罕，使其逃往凤翔。刘锜在顺昌击败金军乌珠，使其逃往汴京。岳飞在京西击败金军，收复河南各州郡，又在郾城击败乌珠。乌珠也忌惮中原，后悔自己挑起战端。因为莫将长期留在金国，释放他回国，写信给秦桧，让他主持求和。秦桧揣度皇上心意怯懦，只愿求和，幸好求和成功，伸张之前的谋划。于是甘心做乌珠的奸细。于是暗中设置奸细，对皇上说：“金国不值得担忧，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都掌握重兵，分镇各地，这是国家的大患。”皇上认为正确，于是采用王次翁的计策，因为各位将领连续获胜，召他们一同赴行在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先到，岳飞晚七天到，于是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全部罢免他们所统领的军队隶属御前营。后来又罢免杨沂中、王德、刘锜的军队。于是中原的武备全部撤除。起初，岳飞以恢复失地为己任，秦桧驱逐宰相赵鼎，岳飞对客人叹息，指着秦桧的奏章愤怒地说：“君臣的大伦理，根植于天性，怎么能因为大臣而当面欺骗呢？”秦桧听说后深深怀恨。乌珠又给秦桧写信说：“一定要杀岳飞，和议才能成功。”秦桧也认为岳飞不死，终究会阻碍和议，最终甘心杀害岳飞，和议才坚定。后来，金国归还三位皇帝的梓宫和太后，封秦桧为太师魏国公。于是秦桧依靠金国来巩固自己，权力重于天子，天子不能制约，而士大夫遭受的毒害更加惨烈了。起初，张浚与赵鼎并任宰相，议论人才时极力称赞，秦桧引荐他们共同执政，赵鼎说：“这个人得志，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张浚不以为然，后来罢免宰相。皇上询问替代的人，举荐赵鼎。皇上说：“秦桧怎么样？”回答说：“比

译与他共事，才知道他昏庸无知。」秦桧对此极为怨恨。等到张浚获罪，赵鼎极力营救，而秦桧却一言不发。当秦桧在枢密院任职时，对赵鼎的所作所为一概听从，表面上诋毁张浚，实际上是为了防备赵鼎，反而信任他，最终被赵鼎排挤而罢官。秦桧性情深沉阴险如同悬崖深井，却喜欢说些轻浮的话来取悦他人。同僚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他从不极力辩驳，只用一两句话来倾轧排挤对方，致使皇帝自己发怒。他占据宰相之位十九年，更换执政官员二十八人。一句话投合就加以收用，一句话抵触立即罢免。凡是台谏官员弹劾的奏章，都由秦桧亲自执笔，秘密授意，将诬陷贤良之士作为自己的功劳。又设立长期任职的说法，用来禁锢士人，使士人沉滞不得升迁调任。他开门受贿，财富可与国家匹敌。皇帝孤立无援，内心也愤懑难忍。而张扶请求秦桧乘坐金根车，吕愿中献《秦城王气诗》，渐渐到了没有将相之礼的地步。起初，秦桧所陈述的两条计策，是想把河北人归还给金国，中原人归还给刘豫。皇帝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归于何处？」秦桧于是无言以对。等到洪皓、朱弁等人归来，才渐渐知道达兰之所以任用秦桧，秦桧之所以勾结敌国的原因，而秦桧此时气焰嚣张已不可遏制了。人的没有恒心，竟至于出卖国家侍奉他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译韩侂胄是魏公的第五代孙，身为皇后的叔父，在确定拥立策谋时，担任閤门使，实际上在慈福宫传递言语。事情既定，他自以为有功。庆元初年，赵汝愚担任宰相，推举殿前指挥使郭果为节度使，而韩侂胄仅得汝州防御使，大失所望。赵汝愚对他说：“我是宗室大臣，你是世代外戚，有什么可言功劳的？只有爪牙之臣应当施加恩宠罢了。”徐谊对赵汝愚说：“韩侂胄奸邪，日后必定成为祸患，应当满足他的欲望，疏远他。”叶适也说：“韩侂胄的期望不过在于节度使，应当给他。”赵汝愚不听，而韩侂胄因为传达旨意，所以渐渐受到亲近宠幸。多次因事到都省请托拜谒，宰相徐正使省吏告知他说：“这里不是知阁日常往来的地方。”韩侂胄大怒说：“在事情危急时，相君独自跳身逃跑罢了，事情既定，竟然轻视我吗？”徐正与赵汝愚商议攒宫不合，韩侂胄从中离间，于是内批罢免徐正知建康府，而赵汝愚得以任相。韩侂胄还因为与赵汝愚同功，敬惮他，而赵汝愚愤怒韩侂胄驱逐徐正不告知，来拜谒被拒绝不见，嫌隙于是产生。知阁门刘弢又挑拨他，说：“丞相想要专断定策，将要驱逐你以灭口。”韩侂胄恐惧，问计，刘弢说：“只有内批任命台谏攻击他罢了。”韩侂胄大喜，内批任命谢深甫为御史丞，刘德秀为监察御史，各位佥人一并进升侍讲。朱熹说：“陛下即位不到十天，就进退宰相，更换台谏，大臣不参与谋划，给事中、中书舍人来不及商议，即使确实出于独断，况且不是治理国家的体制，何况中外传闻，都说左右窃取权柄，所行未尽公允吗？”皇上不听。韩侂胄揣度朱熹可以离间，于是让优人峨冠博带，模仿朱熹进趋的样子，在面前戏谑取笑离间他，说朱熹迂阔不可用。皇上也因为朱熹争辩修葺旧宫，争辩寿皇山陵，争辩僖祀，认为是阻挠权臣责难，心中不能忍受。内批任命朱熹为宫观官，封付朱熹，朱熹附奏谢恩，赵汝愚争辩不得。陈傅良、刘光祖交章挽留，都获罪罢免。项安世率领各位馆职上书，希望挽留朱熹以辅助学问，没有回复。吏部侍郎彭龟年论说韩侂胄窃取威福不可纵容，请求放逐，皇上因为韩侂胄对我有大功劳，讲官党附他的同类与我争胜，想要两人都罢免。知枢密院陈骙认为不可，韩侂胄笑着说：“彭侍郎不贪好官，难道元枢也想要做好人吗？”内批彭龟年与陈骙一并罢免。于是以谋危社稷的罪名罢免赵汝愚，学士郑湜、祭酒李祥以及杨简、吕祖俭、章颖等，都因为颂扬赵汝愚获罪。太学生杨宏中等伏阙上书，编管五百里外。不久因为胡纮及各位御史言说，放逐赵汝愚到永州至衡州，于是暴卒，而皇上起初不知道。御史何澹、刘德秀等知道被公论所非议，于是劝韩侂胄申禁伪学，而胡纮、沈继祖攻击朱熹尤其有力。选人余嘉上书，请求斩杀朱熹以杜绝伪学，汪义端主使。参政谢深甫后悔太过分，把信扔到地上说：“朱元晦、蔡元定不过自相讲明罢了，果有什么罪？”太皇太后听说后非议，于是停止。等到吕祖泰击登闻鼓，讼说道学，请求诛杀韩侂胄、苏师旦、周筠，驱逐陈自强辈，杖责配流钦州，而奸徒更加猖獗。甚至有请求榜示伪学姓名示天下的。后来蔡琏告发赵汝愚旧事，诏捕彭龟年、曾三聘、沈有开、叶适、项安世等，证明其事。中书舍人范重艺质问韩侂胄说：“章惇、蔡确的权位不算盛大，然而至今得罪清议的，是因为同文馆狱。公为什么要蹈袭它？”韩侂胄发惭说：“我起初没有这个意思，各位公卿逼迫我罢了。”事情得以寝息，然后知道韩侂胄所为狂悖。当时京镗、刘德秀、胡纮、汪义端各位奸臣也稍复官，而韩侂胄官至太师，封平原郡王，权宠震动天下，贿赂大行。后来金被蒙古所逼迫，苏师旦劝韩侂胄立奇功。当时南北习和四十年，武备玩弛，贤士尽被屏弃，贪鄙在位，败帅临行都谢罪罢免。陈自强治理赋税，只是聚敛州县，骚扰将出辄败，而金军四出，渡淮陷诸州。吴曦又在蜀叛乱，程松逃归，韩侂胄开始恐惧，放逐苏师旦到韶州。起初北伐议起，宣慰使丘崈说：“中原沦陷将近百年，固然不可忘于心，然而非常之举，必非贪诞之人所能胜任。倘若不防备，那么首事之祸，谁承担责任？”韩侂胄不听。等到金攻淮南紧急，诏以丘崈督江淮军。有人劝丘崈放弃庐和守江，丘崈说：“我应当与淮南同存亡，增加兵力守淮。”不久金也苦于其帅，稍示和端，丘崈上报。韩侂胄正后悔前谋，听说后喜，派遣使者报金，许和。等到听说金想要罪诛首谋者，又大怒，锐意用兵，中外忧惧。史弥远乘之，与中宫并力而诛首祸，终于函首以谢金人，则是禁伪学惑君心的祸烈。以蔡京之覆辙，又重试焉，亡国陷主而不知悔，迷复之祸等于无恒，可鉴也夫。自是而后，柄国宵人，如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辈，愈细碎无复足齿者矣。

熙宁八年，吕公着上神宗疏说：“臣观陛下自即

译自即位以来，早朝晚退，励精图治，处理各种政务，其规模可谓宏大深远了。所以想要达到三代的治世，以光大太祖的基业，难道仅仅是个谨守成法的君主吗？然而临朝愿治，日子已经很久了，在朝的文士，却更加乖戾而不和睦。正直敢言的人，遭受防范而被放逐；阿谀奉承、依附权势的人，招引同类而升迁。在外则郡县烦扰，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田间愁苦叹息，上违背和气，流离失所的人遍布道路，粮仓缺乏，又无法广泛赈济。以至于骨肉相食，辗转死于沟壑的人很多了。上下互相蒙蔽，没有人敢直言，致使陛下有治世之心，却没有治世之实，为什么呢？大概是任事的臣子辜负了陛下。按理来说，邪正贤劣，天下早有定论。现在却不是这样，前几天举荐他们认为是天下的忠贤，后几天驱逐他们认为是天下的极恶。难道天下的人才本来反复无常，还是陛下没有明察呢？况且像这一两个人，在他们未被进用之前，天下本来就知道他们是奸邪小人，只是因为他们暂时依附逢迎，所以极力推举，这正是最终拖累陛下圣明判断的原因。古代执政而起初不顺应民意的，也有过，郑国的子产就是。子产执政一年，百姓歌唱说：“谁杀了子产，我愿与他同去。”三年后又歌唱说：“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现在的执政者，陛下垂衣拱手、仰赖成法已经七年了，百姓的歌唱也没有不同于七年之前的。臣听说安危在于发布政令，治乱在于任用人才，所以皋陶告诫舜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希望陛下以知人安民为先，清除污秽，布行新政，以回应上天的警戒，那么转灾为福，很快就会应验了。最近朝议认为祖宗制度不可稍有改变，朝廷用人必须遵循资历，臣本来就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振兴治道，补救弊端，是君主的首要任务，任用贤能，也不应该专门计较年限，只要出于至公至当就可以。臣也不是说今天的政令都不可行。陛下如果真的能够开阔视听，接纳正直，公正听取各方意见，天下议事中好的固然应当保留，那些不好的应当斟酌减损。如果确实不便，不要因为是自己推行的就害怕改变；如果言论可取，不要因为意见不同就废弃。这样就不必劳烦陛下的神明，不惊动众人的耳目，而各种事务条理清晰，百姓安定，然后才可以充实军备粮食，救济水旱灾害，抵御外侮了。臣自从离开京城六年，没有一句话上达圣听，至于私下居住接待客人，不曾轻易议论时政。今天之所以冒昧进献愚诚，实在是担心陛下不在此时感悟，那么日后即使有奇谋高策，也不容易实现了。大概自熙宁以后，政令频繁更改，没有终年的计划，而吕公着独自归结于知人。孔子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为他占卜。”这说的就是吕公着、章惇、蔡卞这些人吧。

译先前，熙宁五年，开始设立逻卒、监谤、行市易、保马、助役等法令，所有进言劝谏的人都被罢免离去。富弼当时任汝州知州，居家闲居，于是上疏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导致天下治理与动乱的，大体不出任用谄媚奸佞或正直敢言之人这两端而已。谄媚奸佞之人得进用，那么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只以恶为是，所以导致动乱。正直敢言之人得进用，那么君主每天都有开导增益，只以善为从，所以导致治理。这是君主导致治理与动乱的大致关键。我自离开朝廷，退居乡野，时常也能仰知朝廷所做的事，大体上谄媚奸佞之人竞相进用，正直敢言之人多处于外朝，即使有在朝中的，也恐怕触犯奸佞，闭口不敢陈述。近日有时事情牵动圣上心怀，而忠义之士只是仰头叹息，最终不敢让圣上知晓。陛下不能得知，反而更改政令，这实在不是朝廷的福气。只希望陛下打开众正之路，堵塞群枉之门，讲求善政，变祸为福，使天下受赐，坐致太平。这是老臣对陛下的期望。不然，恐怕浸渍渐深，祸乱将至，届时更加烦扰圣上宵衣旰食之忧，也无济于事了。老臣区区犬马之志，略陈其端，伏望圣明不要忽视。我观察古今治理与忽乱，确实没有超过谄媚与正直这两件事的。正直之人有恒心，谄媚之人无恒心。有恒心叫做忠，无恒心叫做枉。古今没有不喜欢谄媚的君主，朝廷极多厌恶正直的大臣。喜欢谄媚厌恶正直，抛弃忠良选取邪枉，那么天下的动乱日益不可治理。所以治病贵在医生，犹如治国崇尚谏言。舍弃医生而用巫师，舍弃谏言而用谄媚，那么其病乱就不再可治了。重病已改，恒常之病已失，而后医生也变成了巫师。医生混杂治病，最终不能痊愈。卜筮之道，也是如此。”当富弼奏疏呈上时，皇上对辅臣说：“富弼有疏来。”章惇说：“富弼说什么事？”皇上说：“说朝中多小人。”章惇说：“何不让他分别谁是小人？”皇上说：“富弼是三朝老臣，岂可让他分析？”王安礼说：“富弼的话是对的。”退朝后，章惇责备王安礼说：“右丞对皇上的话失当了。”王安礼说：“我们不闻正直之言，今日说诚如圣谕，明日说圣谕非臣所能企及，怎能不称为小人？”章惇无言以对。古今区别君子小人，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诗经》说：“我既厌恶，不告诉我谋略。”《易经》说：“不能恒守其德，或许会承受羞辱。”说的是谄媚与正直不可屡次混淆，忠良与邪枉不宜互相替换。

我观察《缁衣》一书，二十三章，都本于仲尼之言，杂引《诗经》《尚书》来阐明它。共十五次引用《尚书》，二十三次引用《诗经》，称引《易经》的只有一次。归结于恒德，说喜好贤人、厌恶恶人贵在拥有恒德。喜好贤人不坚定，厌恶恶人不显著，那么在上位者难以行事，在下位者难以知晓。上位者没有定心，下位者没有固志，那么爵位赏赐刑罚威严都不可使用了。仲尼思见圣人，而归结于有恒。《诗经》说“民众秉持常道，本于其有恒之性”，大概人性本善，理义悦心，见到贤者就喜好他，见到不肖就厌恶他，即使是奸宄盗贼，其性也是一样的。只是在堂陛之间，人人修饰面貌，那么衡量鉴别的标准难以明了；进入纷华之域，事事荡涤人心，那么爱憎容易改变。用易变的爱憎，投入难明的衡量鉴别，所以上听不清，下言愈乱，而《缁衣》《巷伯》之诗颠倒互诵。此传略采经史，关于好恶、刑赏、治道的大者，共二百余条，系于篇中。其对于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然未尽详细，但对于君心好恶纲领之源，以至于三代以下治乱盛衰的缘故，也略备无遗了。因为它依经起义，区别于训诂，所以称为传；因为它分衍仲尼之意，不再解释经文，所以对于所引《诗经》《尚书》略而不详；因为它统明好恶用舍之源，所以对于中边异效、宫府殊曹条目分布之间，有未能详述的地方。

缁衣集传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