缁衣集传卷三

译我担心这首诗逐渐传到陛下耳中。臣愧任陛下耳目之职，不愿小人以虚妄诽谤迷惑圣听。况且自从战乱兴起多年，接着又遭遇灾荒旱灾，百姓财力困竭，国家府库空虚。三司的职责，责任并不轻。近来自姚仲孙因罪离职之后，朝廷将积年弊病丛生的三司，托付给王尧臣，指望他办理事务。臣亲眼看见前任任职的人，大多顾惜禄位，宁可败坏国家大事，也不肯承担怨恨于自身。像王尧臣这样的人，任职以来不到一个月，从副使以下不称职的人，全部请求更换，足以见他不怕嫌疑怨恨，竭力挽救时局，以身承担事务。现在如果下面容许谗言离间，上面不主持公道，那么不仅才智之臣没有途径施展效力，也恐怕忠义之士从此瓦解。臣想作诗的人虽然不知姓名，私下担心在朝之臣中有名位与王尧臣相似的人，嫉妒他被任用，所以想要中伤他，只知争一时之进，不思治国之大计。希望陛下罢免吕夷简、夏竦之后，进用韩琦、范仲淹，使天下欣然都祝贺圣德。君子既然蒙受进用，小人自然担心正道消亡，所以共同喧哗务求传播谗言，想要阻挠好人，如果不仔细考察，恐怕最终败坏大事。况且现在三司弊病已深，四方匮乏已极，王尧臣必须大有改革，才能成事。还未允许施展效力，已被谗言所害。如果不制止，那么陛下今后无法使用忠臣，臣没有途径侍奉君主。一旦开启这种风气，那么众小人煽动迷惑，给朝廷留下祸患，什么事做不出来。希望特别赐下诏书，告诫臣下，敢有制造言语诬告阴私的，一律禁止。以及有转相传诵的，必定追究来源，严厉施行朝廷法典。旨在禁止巧言谄媚，保全善人。欧阳修这道奏疏，与古人听取民间歌谣的做法，截然不同。自从世风轻浮浅薄，谗言大量兴起，不亲近贤能而信任卑贱之人，就必然要对此加以审察了。

译至和二年，欧阳修再次上疏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成为治理有方的君主，却常常导致混乱；没有不想成为英明的君主，却常常陷入昏庸。这是什么原因呢？弊病在于喜好猜疑而刚愎自用。猜疑之心在心中萌动，那么视听就会在外受到迷惑；视听受到迷惑，那么忠臣与奸佞就无法分辨，是非就会颠倒错乱；是非颠倒错乱，那么全国的大臣都变得可疑。完全怀疑自己的臣下，就一定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看到的。带着疑惑错乱的心思而刚愎自用，就会多有失误；有了失误，那么国家的忠臣一定会据理力争。如果争辩得不激烈，那么君主的心意难以回转；如果争辩得激烈，就会激起君主的愤怒，从而坚定他刚愎自用的心意。君臣之间争胜，然后奸邪谄媚的臣子得以趁机而入，迎合防备、顺从君意，把对的当作错的，把错的当作对的，只要是君主想要的，就跟着附和助长。身为君主，正与臣下争胜，得到了顺从己意的臣子，又乐于他们帮助自己，却看不清他们的奸邪，于是与他们合力来抗拒忠臣。身为君主，抗拒忠臣而信任奸邪，天下没有不乱的，君主没有不昏庸的。这是他的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奸邪，并不是厌恶治理而喜好混乱，并不是厌恶英明而想要昏庸，而是因为喜好猜疑、刚愎自用而与下属争胜。假使身为君主的人，豁然去掉猜疑之心，回转刚愎自用的意念，那么奸邪就会远离而忠言就会进献，聪明不被迷惑，万事都能处理得当，让天下尊奉为英明的君主，万世仰慕为治理有方的君主，难道不是君臣都荣耀快乐吗？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赞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不吝惜”，又告诫商汤说：“刚愎自用就会成就微小。”商汤是古代的圣人，不能没有过错，但能改正过错。凭着商汤的聪明，他的所作所为必定不至于荒谬。然而仲虺仍然告诫他不要刚愎自用，那么古代的圣人也只有改正过错、不刚愎自用，才能成为治理有方、英明的君主。臣私下看到宰相陈执中以来，不符合众人的期望，屡次有过错罪恶，招致人们的议论，而陈执中拖延时间仍然玷污宰相之位。陛下没有醒悟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反而怀疑议论政事的人喜欢驱逐宰相，猜疑之心一生，视听已经迷惑，于是形成了刚愎自用的意念，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自己罢免，不能因为议论的人而罢免他。所以宰相虽然有大过错、显眼的罪恶，却委屈心意来容忍他，他虽然惶恐请求离去，却委屈心意挽留他，使得陛下上不顾虑天灾，下不体恤人言，把天下的事务委托给一个不学无术、谄媚邪恶、狼心狗肺的陈执中，并且甘心如此。议论政事的人本来是想对陛下有益，反而损害圣德的地方很多。然而议论政事的人用心，本来不打算达到这种地步。这是由于陛下喜好猜疑、刚愎自用，才造成损害。现在陛下任用陈执中的心意更加坚定，议论政事的人攻击他更加激烈。陛下正想着有什么办法能在议论政事的人面前取胜，而奸邪的臣子得以乘虚而入迎合陛下的心意，将会说：“陈执中是宰相，不能因为小事驱逐他，不能让小官动摇他。”严重的甚至诬陷议论政事的人想要驱逐陈执中而引荐他人。陛下正担忧议论政事的人冒犯圣听，乐于这种顺从的话，不加考察就相信，所以拒绝议论的人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凭着万乘之尊，与几个议论政事的小臣较量，必胜的力量。万一圣意必定不可回转，那么议论政事的人也应当知难而止了。然而天下的人和后世的议论者，会说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昧的宰相，认为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呢？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全部明察，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只是由于议论政事太激烈，激起了陛下的猜疑。陛下难道忍心因为陈执中而连累圣德，使得忠臣直士在清明时代闭口不言吗？所以说：“所尊重所轻视的，不在于地位，而在于德行。”这就是欧阳修这篇奏疏所说的。不然的话，就认为是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卑贱的人离间尊贵的人罢了。

又论述贾昌朝的奏疏说：臣私下看到最近颁布的制书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十天以来，朝廷内外的人情没有不疑惧的，士大夫的公议逐渐沸腾。大概是因为贾昌朝禀性奸邪，执意倾险，颇通经术，能文饰奸邪，善于阴谋来陷害良士，小人结党依附的人很多，都乐于被他利用。以前在宰相位上，屡次陷害好人，所以听说他再次上任，望风畏恐。自古以来毁谤和赞誉的话，没有不一起进献到面前的，而在听取考察的时候，是英明君主所谨慎的。臣认为能知道听取考察的关键，就不会失当了。听取言论的关键在于先考察毁誉的人，如果所赞誉的是君子，所毁谤的是小人，那么不妨碍他可以被任用；如果君子非议他，小人赞誉他，那么这个人必定不可以任用。现在有毅然立于朝廷、直言正论、不阿附君主、不依附权臣，其正直节操和忠诚心意被朝廷内外称信的人，是君子。像这样的人都以贾昌朝为非，宦官宫妾左右使唤的人，往往是小人，像这样的人都以贾昌朝为是。陛下考察这一点，那么贾昌朝是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知道了。现在陛下任用贾昌朝，是与执政大臣谋划而任用他呢？是与立于朝廷的正直之士谋划而任用他呢？是与左右亲近习近的人谋划而任用他呢？还是不谋划于臣下，防止出于圣心而任用他呢？昨天听说贾昌朝暗中结交宦官，制造事端，谋划动摇大臣以图进用。如果陛下与执政大臣谋划，那么大臣处在嫌疑之中，必定难以开口；如果与立于朝廷的正直之士谋划，那么没有不认为不对的。那些称誉贾昌朝认为可以任用的，不过是宦官左右的人罢了。陛下任用贾昌朝是为了天下而任用他，必定不是为了左右的人而任用他。然而左右的人被称为近习，早晚出入，进见没有定时，他们的谄媚能使人主不知不觉地逐渐受影响。贾昌朝善于结交宦官，人人喜欢为他称誉，早上进一言，晚上说一语，无不称颂贾昌朝的好处的。称荐逐渐熟悉于圣聪，虽然决断……

译在圣明的内心，不预先谋划臣下而加以任用，这也是左右近臣逐渐称誉的结果。陛下常担忧近年来大臣地位轻贱，接连被言官弹劾攻击，大概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当，不符合舆论所致。现在吕昌朝身为大臣，遇事不能公正议论，反而结交宦官，凭借内降诏令引发诉讼案件，以此来谋求晋升。我私下听说台谏官员正打算论奏此事，却忽然下达这样的任命，因此朝廷内外疑惧不安，舆论喧腾。我官居学士，职掌议论思考，见圣心求治，非常辛劳，而用人偶有失误，外廷舆论如此，不敢不尽我愚诚。然而像李修的两道奏疏，还未能达到亲近贤人的地步。

永和中，李固上疏说：“我听说气之清者成为神，人之清者成为贤人。王孙圉在西门设坛，陈列名臣，秦国的使者于是停止战争。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对段干木的车轼致敬，所以众多俊才竞相到来，名声超过齐桓公，秦人不敢窥伺西河。这大概是积累贤人的征兆。”陛下拨乱反正，如龙腾飞，初登大位，聘请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下诏书感叹，以大夫之位相待，因此隐居山林的幽人、有智谋术数的士人，弹冠整衣，乐于被任用，四海欣然归服。圣德深厚，杨厚、贺纯等在职，虽无奇特卓越的才能，但日夜警惕勤勉，志在忧国。我之前在荆州，听说杨厚、贺纯等因病辞归，实在怅然惋惜。有一天朝会，见各位侍中都是年轻人，没有一个资深老成的大臣备顾问，实在可叹。应当征召杨厚等人回来，以符合众人的期望。又黄琼长期担任议郎，已将近十年，众人奇怪起初隆重推崇，现在却更加滞碍。光禄大夫周举，才略高正，应当在常伯之位，咨询言论政议。侍中杜乔，学问深厚品行正直，是当世良臣，长期托病，可下诏命他起用。当时大将军梁商执政，也颇采用他的言论，然而就论及亲近贤人而言，大概都没有涉及。

译【曹魏嘉平元年杜恕上疏说】我见尚书郎亷昭上奏，左丞曹璠因处罚不当、不依律令，被定罪问罪，又说其他应受牵连的人另行上奏。尚书令陈矫甚至引罪自责，臣私下感到悲悯，为朝廷惋惜。圣人不选择世道而兴起，不改变百姓而治理，然而生来必有贤智的辅佐，大概是进用他们以正道，率领他们以礼义的缘故。古代帝王之所以能辅佐世道、长久治理百姓，没有不远远赢得百姓的欢心，近处竭尽群臣的智力的。陛下忧虑辛劳于万般政务，有时亲自处理到灯火通明，然而众事不康宁，刑罚禁令日益松弛，这难道不是股肱之臣不称职的明显效验吗？推究其缘由，不只是臣子不尽忠，也是君主不能善加驱使。百里奚在虞国愚笨而在秦国智慧，豫让疏远中行氏而亲近智伯，这就是古人的明证。如今臣说一朝之臣都不忠，是诬蔑一朝之臣，然而事情可以类推。骑都尉王才，宠幸乐大孟思所行的不法之事，震动京都，而他的罪状连小吏都知晓，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人进言。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举起纲纪来督察奸邪，使内外肃然的人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世上没有良才，大臣难以委任，难道可以追望稷、契那样的远迹，坐等后世俊才吗？现在所谓贤者，都拥有大官厚禄，然而奉上的节操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这是因为委任的责任不专一而世俗多忌讳的缘故。臣认为忠臣不一定亲近，亲近的臣子不一定忠，陛下应当思考如何开广朝臣的心胸，敦励有道的节操，使他们自同于古人，期望垂名竹帛罢了。让亷昭这样的人扰乱其间，臣担心大臣将容身保位，坐观得失，成为后世的戒鉴。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尧列举舜的功劳，称其去除了四凶，并不是说大小有罪的人都应当去除。现在朝臣不认为自己不能，而认为陛下不任用；不认为自己不智，而认为陛下不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所用的方法，大舜所去的原则？让侍中、尚书坐则侍奉帷幄，行则跟随华辇，亲自应对召问，所陈述的一定能通达，那么群臣能否都可以周知，谁敢不尽忠？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议论政事，让群臣人人得以自进，人人自以为亲近，人人思考如何报答，贤愚能否在于陛下所用，以此治理事务，何事不办？以此建立功业，何功不成？每当有军事，诏书常说：“谁当忧虑此事？我自忧虑罢了。”近来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的人，一定不是这样；只要先公后私，自然就能分辨。”伏读明诏，才知道圣思穷尽下情；但也奇怪陛下不知其根本，而忧虑其末节。明主用人，让能者不敢遗余力，而不能者不得处在非其任的位置。陛下既然知道他们不尽力，却代替他们忧虑其职；知道他们不能，却教导他们治理其事，这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子安逸吗？即使圣贤并世，也不能以此治理。陛下又担忧台阁禁令不严密，人事请托不绝，听从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更厌恶官吏把守寺门，实在没有得到禁令的根本。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尚且被举奏，章劾纷纷；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沉默，望风希防。以今况古，陛下自己不督责必行的刑罚，以断绝阿党的根源罢了。再制定迎客制度，与厌恶官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器具。陛下不再考察其终始，一定以违众迕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哪有通人大材不能这样做的人？实在是顾念道理而不为罢了。如果天下都背道而趋利，那么人主所担忧的，又为何乐于亷昭等人而不早绝其萌芽呢？所以如杜恕的论述，就可以使亲近不失，而教化不烦了】

【熙宁年间，王安石当权，认为天下士大夫都是流俗，神宗相信他，对于故老遗贤多有摈斥。于是孙觉上疏说：“臣风闻人们议论陛下睿圣聪明的资质，不世出的才能，以临群臣，群臣没有能仰望清光、辅佐下风的，所以陛下有轻视群臣之心，虽然未必如此，臣私下感到疑惑。我认为帝王的兴起，也是各自用其一时之人罢了，终究不借才于异世。方今人才虽然匮乏，陛下想要兴起太平，应当且随才试用，将有真贤大儒可与成功者到来。如果一定要皋陶、稷、契然后为相，太公、方叔、召公然后为将，那么臣担心难以等待。从前燕昭王市骨，终得乐毅；齐威王不拒绝九合，以成霸功。譬如建造大厦，栋梁椽桷之材，无所丢弃；制造大车，轮辕衡軏之用，无所遗漏。因为它们各有所施，各适其用。从前魏武侯谋事得当，群臣莫能赶上，退朝而有喜色；吴起担忧。楚庄王谋事得当，群臣莫及，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与之。魏武之骄其臣，楚庄王之自以为忧，其度量，相去远矣。《书》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王之与亡，为道悬殊，然而所以至此者，在自满与求益之间。求益不已，则天下之善归之人主，而兼天

译如果君主不善于治理，想要成就王业是不可能的。如果自满而不加节制，那么天下的过错都会归咎于君主，而君主承担了天下的过错，想要不灭亡是不可能的。所以古代天子处理政事时，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和史官献书，师氏进箴言，瞍者赋诗，蒙者诵诗，百工进谏，平民传话，近臣进规劝，亲戚补察过失，乐官和史官进行教诲，年高德劭者加以修明，然后天子斟酌决定。那些蒙者、瞽者、平民，并没有比天子更贤能的地方，尚且不被废弃，何况朝廷中的士人呢？《诗经》说：“向砍柴割草的人询问。”《尚书》说：“天下的愚夫愚妇，有的能胜过我。”像砍柴割草的人那样低贱，夫妇那样愚笨，天子都有所采纳，那么广泛阅览、多方听取以明察防范和隐微之事，这是历来实行的道理。现在公卿侍从官员，都是天子早晚与之谋划商议，在皇宫中衡量事务、制定策略的人，等到他们进见时，近的不过片刻，远的没有召问赐对的期限。有的人请求到天子身边，竟然要等待命令数日然后才能上前。让疏远难见的人，在紧迫仓促之间进言，那么他们的言论不能表达实情，他们的议论不能穷尽事理，是必然的。陛下又或许轻视他们，那么就会看到他们的才能显得低下，议论显得卑劣。陛下幸好改用这种方法，多次召见以让他们尽忠，深切询问以观察他们的意图，使天下的士人，无论大小都能各得其所，那么太平盛世不久就会到来。如果认为人才都不足以有为而一概忽视，那么我担心贤能的人会沉默苟且以求离去，不肖的人会苟且迎合、谄媚阿谀以投合陛下的空隙。如果这样，那么所失去的虽然看似近便，但造成的祸患却非常深远。做人主的太难了！采纳砍柴割草者的言论，那么疏远低贱的人就会蜂拥而至；重视亲近贵族的说法，那么专权擅断的人就会横行无忌。兼收并蓄，就会泛滥而没有功效；采择参验，就会疑虑而弊端多多。从欧阳修的议论，可以知道德行比地位更珍贵；从孙觉的议论，可以知道贤能存在于公正之中。至于《诗经》《尚书》所称道的，追求则遵循圣道，根本在于内心喜好仁德，是不容易说清的。如果一定要像富弼所说的那样，用义利邪正来辨别开端，用顺从情理、逆耳忠言来考察后果，那么亲近的人不会失位，政事也不会烦乱。】慎溺章第十五

译孔子说：“小人容易溺水，君子容易因言语招祸，大人容易因民众生变，这都是因为他们轻慢了那些事物。水与人亲近，却会淹死人；德行（或指女色）容易让人亲近而难以真正亲附，也容易导致人受害。言语耗费精力且繁琐，容易脱口而出却难以挽回，也容易导致人受害。民众与人隔绝，存有鄙陋之心，可以尊敬却不可轻慢，也容易导致人受害。所以君子不可以不谨慎。”《太甲》说：“不要超越你的天命而自取灭亡。”就像拉满的弓弩，去审视箭杆是否符合法度，然后才松开。《命》说：“只有口舌会招致羞辱，只有甲胄会引发战争，只有衣裳放在箱子里，只有干戈要反省自身。”《太甲》说：“上天降下的灾祸，可以躲避；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避。”尹吉说：“只有尹躬最先在西邑夏看到，从周朝有始终，辅相也有始终。”

【那三种溺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天下的溺亡，人都在于轻慢那些事物。君子以恭敬来立身，以谨慎来定虑，那么看待天下就没有一件容易的事。水的德行，是天下最轻易的，但人多溺死其中。火严厉而人很少触犯它，言语容易说出却难以追回。民众容易驱使却难以信服。忠诚守信则谨慎，谨慎则周全，周全则严密，严密则省察，省察则机度不覆，而祸孽可息。孔子说：“君主就像船，民众就像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所以有轻慢水的船，就一定有轻慢船的水了。”《易》说：“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严密，就会失去自身；谋划事情不严密，就会造成祸害。”水在细微严密之处乘人之危，所以智者观察水的德行，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我曾经阅览史传，感叹唐宪宗、武宗的贤明。他们委任有才干的宰相，削平叛乱，不到几年天下就廓然清明，政令归于朝廷。然而他们被方士迷惑，最终溃败，这难道就是所谓被人为因素遮蔽，不能顺应天意的人吗？凡是君主都是上天所任命，用来主持元气变化，安定百姓。他们的寿命长短、灾祸安乐，与上天的德行相合。稍微加以周全谨慎，远离女色，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多活几年，是有的。但是沉溺于安逸欲望，超越自己的天命，希望长久保持崇高地位，最终却颠覆。像唐宪宗、武宗这样的人，令人叹息。他们都有鄙陋之心，不通晓天德，所以追求延长寿命反而缩短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自作孽。宪宗刚即位，励精图治，慷慨地有修明政治、匡复天下的志向，问宰相杜黄裳关于君主的道理。杜黄裳回答说：“帝王致力于选择贤才并委任他们，探求百姓的疾苦，舍弃自己的私欲而听从他们，不可以有空闲安逸的时候。然而事情有纲领，应当致力于长远的大事，不致力于眼前的小事。如文书诉讼、百官事务，不是君主应该亲自处理的。如果真诚委任并责成结果，赏赐守信、惩罚必行，那么谁不尽力，什么求取不能得到呢？所以君主担心不推诚，臣子担心不竭力，上疑下诈，想要治理实在困难。”皇上说：“好。”又问天下的计策，杜黄裳说：“德宗自从在藩镇经历忧患，姑息太过，不生前除去节度使，等到他们死了，才派中使到军中察访众人的意向，授予或废黜，从此纲纪混乱了。陛下一定要振兴纲纪，应该稍微用法律裁制，然后天下才能顺从治理。”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话。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在淀水战败，回来不朝见，回到驻地。皇上因为韩全义没有功劳，只依附宦官得以任用，勒令他退休，命令李演代替他统军，而留后杨惠琳抗拒命令，首级被斩。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副使刘辟自任留后，请求担任节度使。命令袁滋代替他统军，而征召刘辟任给事中。刘辟抗拒命令，凭借兵力。皇上想趁机授予他，谏大夫韦丹上疏说：“现在听从刘辟，那么朝廷所治理的只有两京，此外谁不想擅自专权呢？”皇上认为他的话好，就派韦丹镇守东川，而刘辟因为请求统领三川不得，于是反叛。杜黄裳说：“刘辟是个书生，只是因为朝廷力量不能讨伐，才悖逆狂妄，可以俘虏他。”神策使高崇文有勇略，担任将领可以任用，希望陛下罢免中使监军，专门委托给他，刘辟一定会被诛杀。于是韦丹也把东川让给高崇文，众将都归属，于是抓获刘辟送到京师，诛杀了他。恰逢群臣入朝祝贺，皇上对杜黄裳说：“这是你的功劳。”镇海节度使李锜请求入朝，允许了。但他没有到，宰相元稹说：“陛下刚即位，天下都注视着，李锜请求入朝得到允许，请求停止得到允许，停止后怎么号令四海呢？”下诏征召李锜，而李锜反叛。李锜本来苛刻，失去士人之心。兵马使张子良等人把他抓来，群臣入朝祝贺。皇上脸色严肃地说：“我无德，导致天下违犯纲纪，我很惭愧，为什么要祝贺呢？”于是没收李锜的家产，免除浙西百姓今年的租税。皇上常在宴饮时叹息太宗、玄宗的盛世，说：“我不才，想要稍微接近两位祖先的风范，应当怎么做才能达到呢？”学士绛回答说：“陛下能端正自身、勉励自己，亲近道德远离邪佞，进用忠直之人。与大臣说话，恭敬而信任，不让小人参与。与贤者交往，亲近而有礼，不让不贤的人参与。精简对治理没有益处的官员，那么才能就显现。削减很少被宠幸的宫女，那么怨恨就消除。将帅选择得当则士兵勇敢，任用公正则官吏清廉，法令守信则下属顺从，教化深厚则风俗改变。这样就能与祖先德行相合，号称中兴，还有什么遥远的呢？”皇上说：“这话真美，我应当把它写在衣带上。”于是对绛等人说：“如果事情有不妥当的，就多次论列，不要害怕，不要因为一两次疏漏就……”

译这是苟且应付差事罢了。”于是命令编撰古代君臣成败的案例五十种，陈列在张殿的座位上。又命令干练的官员跟随三品以上的大臣入宫参与议政，参酌得失，在宴饮和游赏时一同前往，其他官员在延英殿被召见时得以依次进言应对。百官又在正衙奏事，学士和谏官有时几天没有陈述议论，皇上就说：“难道没有可以议论的事吗？还是我不能接受尽忠直言吗？为什么沉默不语呢？”有时连续几天不召见应对，李绛就说：“我们吃饱了饭安稳地坐着，没有进献忠言、纠正过失，为自己打算倒是可以了，但国家大事怎么办呢？”曾经在盛夏，皇上在延英殿处理政务，天色已晚，暑气极盛，汗水浸透了御衣。宰相李绛体察到皇上疲倦，请求稍作休息。皇上说：“慢慢来。”我退入禁中，所面对的只有宦官，这些人特别令人厌恶，能长久地与你们谈论治国之道，我是不厌倦的。于是延英殿议论政事，通常要到白天漏刻下五六刻才退朝，成为惯例。皇上因为山南东道以及江淮、荆湖地区发生饥荒，派遣使者赈济安抚。召见使者当面命令说：“我在宫中用一匹帛都要登记在册，不敢胡乱使用，只有赈济百姓，我是不敢吝惜费用的。”年成干旱，想要下诏赈济安抚，拿这件事询问各位学士。李绛、白居易说：“想要实惠惠及百姓，没有比减免租赋更好的了。想要各道停止厚敛，没有比杜绝进贡更好的了。宫女人数过多，应当精简放出。南方掠夺良民为奴婢，应当禁止。”于是下诏释放囚犯，免除租税，放出宫女，杜绝进奉，禁止掠夺买卖，削减飞龙厩的马匹。诏令下达后，天下大雨。皇上曾经对宰相说：“近日淮浙各道屡次诉说年成灾害，最近有御史从淮地回来，说虽然有灾害但不造成危害，难道诉说灾害的人是为了虚买恩惠吗？为什么前后矛盾呢！”李绛回答说：“臣阅读淮浙各道所上的奏状，说水旱灾害导致人流离失所，未曾不自我危惧，恐怕朝廷因为政治无状而谴责他们，哪里会顾及用没有灾害来称说灾害呢？只有御史想要阿谀奉承罢了。”希望找到这个人依法处置。皇上说：“你说得对。治理国家以防备人为本，听说有灾旱应当迅速拯救，可以再怀疑吗？”命令迅速免除租税，山南西道节度使和浙西观察使违背赦令进奉。中丞卢坦弹劾上奏这件事。皇上召见卢坦褒奖慰劳说：“你说得好，只是我已经赦免了他们，想要保全信用。”卢坦说：“不可以。赦令是陛下的大信用，已经宣布于海内，违背诏令进奉却赦免他们，什么叫信用？怎么能保存小信用，抛弃大信用呢？”于是下诏将进奉的财物归还给有关部门。当时田季安专横魏博，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专横成德，李纳的儿子李师道专横平卢，而刘济占据幽州。王士真死后，儿子王承宗请求继任。皇上想要革除河北世袭的弊端，商议任命新的主帅，如果不听从就派兵征讨。宰相裴垍劝谏说：“王武俊、李纳本来都是狂妄狡诈、跋扈不恭的人，而王武俊曾经对国家有功，陛下以前允许李师道继任，现在剥夺王承宗，给予和剥夺违背道义，他们一定不满足，不如暂且允许他。”皇上说：“现在刘济、田季安都病重且将死，如果都像成德那样请求继任，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呢？”李绛回答说：“群臣看到夺取蜀地、夺取吴地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样，所以争相献计开拓河北。陛下也因为以前成功的容易而相信他们。我私下认为河北的形势不同于这两方，西川、浙西都不是向来反复无常的地方，它们的四邻都是国家的臂膀和手指般的臣子，辟锜独自狂妄谋划，所以一举就攻克了。河北的形势就不是这样，那里的官吏士兵百姓各自怀有累代恩泽的恩情，而邻道各自想着独占土地留给子孙，万一相互连兵，祸患横起，忧患可以说得尽吗！太平不能迅速达到，贞元初年的事情可以借鉴。而且说吴少诚病重必死，淮西任命主帅，现在正是时候，不然可以商议征伐。倘若恒冀连兵，而蔡州有变，那么恩威都废弛了！”皇上最终心中不快。而宦官吐突承璀从东宫得到宠幸，宠幸想要夺取宰相学士的议政权，请求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于是任命承璀为神策、河中等道征讨处置使。人的意志容易沉溺啊！凭着宪宗的英明，却沉溺于承璀请求亲自率领军队的建议。当时宗正少卿李栻上书说承璀是可信的臣子可以任用。皇上把奏状给各位学士看说：“这是奸人可怕，你们要认清，千万不要让他日后得逞！”然而最终不能克制自己而任用了他。学士白居易劝谏说：“征伐应当责成将帅，近来宦官监军已经不是好的典制，又怎么征调天下军队交给宦官专门统领呢？”神策军不设行营节度使，那么承璀就是制将；又充任诸军招讨使，那么就是都统。这是古今所未有的。我担心四方听到这件事，一定轻视朝廷；四夷听到这件事，一定嘲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代传说“宦官担任制将都统，从今开始吗”？我私下担心各道心怀不满而功业不能建立。当时朝臣交相议论说不可，皇上不得已削去四道兵马使的职务，改处置使为宣慰使而派遣他。不久承璀果然失败，诸将逗留不进。承璀又为昭义列校卢从史请求起复，愿意以泽潞之地自我效命。等到从史叛乱，承璀让乌重𫗮杀了从史。承璀又为乌重𫗮请求昭义军，学士李绛说：“不可以。昭义五州，占据山东要害，魏博、幽、恒各镇，只依靠这个来制约他们，确实是国家的宝地。昨天被卢从史占据，朝廷废寝忘食，已经不得已采取了诱捕之计。现在又因为承璀的牒文命令乌重𫗮为留后，那么纲纪大乱。比较其利害，还不如让从史任职来得好。从史虽然蓄积奸谋，然而已经授予制书，乌重𫗮只是一个列校罢了，只凭承璀的牒文代替他，河南北各藩镇一定耻于与他为伍。又说承璀诱使乌重𫗮驱逐主帅而代替他的职位，万一罪状明显

译郑注、吐突承璀接连上表请求任命，这该如何对待他们？不听则众怒难犯，听则朝廷的威令就丧失了。」皇上于是任命郑注镇守河阳，而调任河阳节度使孟元阳去统率昭义军。于是裴垍、李绛接连上章弹劾吐突承璀，皇上不得已罢免吐突承璀，改任军器监使。等到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其子田怀谏请求继任，皇上只与宰相商议此事。李绛认为魏博不必用兵，应当自行归顺朝廷。皇上问为什么？李绛说：「臣观察两河地区那些跋扈的藩镇，都是将兵力分属给各位将领，不专权于一人，确实是担心将领权力过重而图谋自己。各位将领势力相当，谁也不能压倒谁，广泛结盟则众心不一，单独起事则兵少力弱，而藩镇又以重赏严刑来威慑他们，所以能够控制各位将领的生死。现在田怀谏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不能自己决断，权力必定有所归属，众人心中不服，怨恨愤怒将会兴起。田氏如果不被屠杀，也将成为俘虏，何必烦劳大军呢？必定会有从低级校尉中崛起而代替节度使的人，邻道厌恶他，依靠朝廷的命令来自保。希望陛下严令各道按兵不动，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那么魏博自行归顺就可以期待了。」皇上说：「好。」不久，田怀谏年幼，事情由家奴决定。各位将士果然拥立兵马使田兴，环绕跪拜请求他继任。田兴申报户籍，封存府库，等待朝廷命令。事情上报后，皇上急忙召见李绛说：「你推测魏博的情况如同符契相合，现在该怎么办？」李吉甫请求派遣中使去宣慰，以观察变化。李绛说：「不可以。田兴不贪图土地的利益，不顾虑四邻的祸患，将六州自行归顺陛下。应当推心置腹安抚结纳，使两河地区观望听闻，用来坚定他们向顺之心。如果等待敕使拿着将士的表章而来，那么废立就在将士手中，不在朝廷。如果授予他，就不算是恩赐了。」皇上说：「好。」退朝后，内枢密使梁守谦又主张李吉甫宣慰的意见。李绛听说后，大惊，独自请求面见皇上，说：「现在朝廷恩威的得失，在此一举。拖延就会成为后患，乞求明天降下白麻诏书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还来得及。」皇上说：「任命为留后怎么样？」李绛说：「田兴如此恭顺，如果不是破格施恩，无法安慰他的心。魏博五十多年没有沐浴皇恩，一旦将六州来归，挖掉了河朔的腹心，没有重赏无法安慰。希望立即授予田兴节度使，并发出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犒赏他的军队，那么四邻都会劝勉，而两河震恐，部下效法争相恭顺不反叛了。」有人怀疑内库钱过多。李绛说：「钱用完了可以再取，大事一旦失败，怎么可以追回呢？假使国家出动十五万军队攻取六州，一年攻克，费用岂止一百五十万缗而已吗？」皇上高兴地说：「朕之所以穿坏衣吃粗食，积聚货财，是为了平定四方打算。不然，贮存在府库做什么？」于是任命田兴为节度使，派遣裴度去宣慰。田兴感恩流涕，士卒欢呼鼓舞。成德、兖、郓派遣的几批使者见到这种情况，互相看着变了脸色，感叹说：「倔强的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当初如果听从李吉甫的话，再次被梁守谦迷惑，那么魏博的祸乱更加不可平息了。」不久，李绛因脚病被罢免。吐突承璀又被召还，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反叛，朝廷讨伐他不顺利。各藩镇请求赦免吴元济，不许，而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击伤中丞裴度。天子为此发愤，任命裴度讨伐蔡州。过了几年，军队长期困顿疲敝，宰相李逢吉恳请罢兵。裴度于是自己请求督师，不到几个月就擒获吴元济，平定淮西。各跋扈的方镇都上表请求纳质献地，而李师道也被刘悟所杀。天子渐渐兴起土木工程，聚敛任用朋党，驱逐排斥贤士，最终服下柳泌的药，躁怒改变性情，因此遭受不祥，这是吐突承璀的罪孽。

译唐武宗在潜邸时，对唐文宗的温良恭顺感到郁郁不乐。又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以来，世代都有宦官之祸，武宗想倚仗宰相大臣来制约宦官，因而深深鄙视李嗣复、李珏等人的倾邪巧诈。他听说李德裕有才干，心里很看重他。于是召李德裕入朝。李德裕担任宰相后，首先进言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辨别群臣的邪正。邪正双方势不两立，正直的人既然指责邪佞的人是邪，邪佞的人也会指责正直的人是邪，要辨别他们确实很难。然而臣私下认为并不难。正直的人像松柏，挺立特出，自我独立，没有依附。邪佞的人像藤萝，不依附其他物体就不能自己站起来。所以正直的人一心侍奉君主，而邪佞的人竞相结为朋党。国家有了朋党，是国家的大患。先帝深知朋党的祸害，但最终任用的却都是结党的人，实在是因为内心意志不坚定，所以奸邪之徒乘机而入。太宗、宪宗、德宗，都是圣明兴盛的时代，起初委任贤相，所以君子能够竭尽忠心。时间久了，小人一并进用，引导党羽蒙蔽视听，治理国家也就逐渐不如从前。到了德宗末年，所听信任用的只有裴延龄等人，宰相只是签署诏令充数，这是永远的鉴戒。如果辅佐的宰相有欺瞒不忠的，应当立即罢免。忠诚而有才能的，就委任他，让政事常在中书省处理，天下有什么可担忧治理不好的呢？皇上深深认为他说得对。

皇上曾从容地问：有人说孔子的门徒三千人也是朋党，可信吗？李德裕说：这是小人迷惑人心的话，不可听信。臣曾经说共工、鲧、驩兜与舜、禹混杂在尧的朝廷，共工、鲧、驩兜结为朋党，舜、禹却不结为朋党，为什么呢？共工、鲧、驩兜用邪心互相勾结成为朋党，贤人君子忠于国家就同心，勇于道义就合力，退朝后各自践行自己的志向，交往不夹杂私情，怎么能说是朋党呢？周朝衰微时，四豪各有门客三千人，背叛公义为私党而死，以诡诈势利互相夸耀。孔子的门徒用仁义互相切磋，聚众而不结党。议论的人想把他们相比，是荒谬的。皇上也深深认为他说得对。

皇上又说：文宗时命令谏官言事不要署名，像匿名信一样，不符合体制。李德裕说：臣在中书省时还不这样，后来李训、郑注教先帝用权术驾驭下属，实际上是从他们开始这种风气的。君主只应当推诚任人，有欺瞒的人绝不赦免，何必挟持诈术呢？当时天子殷切地等待李德裕，李德裕也以筹划治理天下自许，又才智足以胜任，所言无不听从。皇上多次外出打猎，直到暮夜才回来。李德裕进言说：君主的行动效法太阳，所以日出时上朝，日入时休息。传言说君主就寝有固定的节度，应当深入考察古义。又听说五星运行失常，上天显示警戒，希望节制打猎游乐以顺应天意。皇上听从了他。

起初，知枢密使刘宏逸、薛季棱受文宗宠信，仇士良心里怨恨他们。等到皇上即位，并非宰相及这两人的意愿，仇士良就诬陷这两人致死。又派中使追到贬所诛杀前宰相李嗣复、李珏。户部尚书杜悰听说后，惊愕地说：“天子刚即位，这种事怎么能做得如此轻率！”跑去告诉李德裕。李德裕与同僚上奏说：“德宗怀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了他，朝廷内外冤叹，两河不服从朝廷的人得以以此为借口。后来德宗后悔，录用他的子孙。文宗怀疑宋申锡勾结藩邸，贬谪流放至死，后来后悔得流泪。李嗣复等人如果有罪，先前就审讯，等罪状明白后，然后杀他也不晚。现在急忙派中使立即诛杀，人心震骇，希望开启延英殿，赐对召见，流泪进谏。”皇上让坐着的人三次，伏地不起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两人的死罪，不要让他们死后众人认为冤枉。”皇上于是说：“朕特别为你们宽释。”李德裕就快步下阶舞蹈谢恩。于是追回两名使者，而李嗣复等人再次被贬。仇士良因此心里怨恨李德裕。

等到皇上接受尊号大赦天下，仇士良就在众人中扬言说：“宰相与度支商量减少禁军的草料粮食衣粮了，你们何不前往申诉？”这是想激怒禁军陷害李德裕、杜悰。李德裕听说后，立即到宫阙向皇上申诉。皇上发怒，立即宣谕两军没有这个提议。仇士良惭愧谢罪说：“老奴妄听，该死。”于是仇士良被罢免，而李德裕任相更加专权。

当时卢龙、泽潞、河东接连作乱，回纥入塞窥伺边境，天下忙于战事。李德裕认为近年出兵接连失败，弊端有三：诏令下到军中一天三四次，而宰相不预先听闻，失去政令根本，这是一；各监军各自凭心意指挥军士，将领不能专断，军帅没有统属，这是二；各军都有宦官做监军，他们的牙队都是选中的士兵，而在阵前作战的士兵却不堪战斗，每次作战监军拿着信旗站在高处，环绕牙队自卫，稍微胆怯就引旗先逃，阵势随之崩溃，这是三。于是与枢密使约定，监军不得干预军政，每队士兵允许取一人自卫，有功按例颁赏。那些诏令如果不是中书省进呈，不得从中书省发出，号令严明，所以所向有功。

起初卢龙军变乱，杀节度使李元忠，推举牙将陈行泰主持留守事务。皇上拿这事问李德裕，回答说：“河朔的事势，臣很熟悉。刚换帅时，众心怎么能没有观望？朝廷派使者太快，所以军心于是固结。如果放置几个月不过问，必定会变化。请求放置不管不派使者，以观察其变化。”不久军中果然杀了陈行泰，立张绛，又立节度使，也放置不管。雄武军使张仲武派士兵上书，请求攻击张绛，自我效命。使者说：“陈行泰、张绛本是外来客居之人，人心不依附。张仲武原是幽州将领，性格忠义，通晓文书熟悉事务，为士兵内心所归向。估计军中现在已驱逐张绛了。”

译（有人问）武卒防守哪里？”回答说：“军士集结有一千多人。”李德裕说：“遗憾太少了，凭什么建立功勋？”回答说：“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人数众多。幽州的粮饷都在妫州和七镇，如果独自进入占据居庸关，切断他们的粮道，自然就会平定了。”李德裕很高兴，于是上疏请求让张仲武掌管幽州留守事务。等到张仲武攻克幽州后，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其侄刘稹不举行丧礼，请求朝廷商议后事。因为回鹘尚未平定，讨伐泽潞，国力难以支撑。李德裕坚决地说：“泽潞的情况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地区习惯于叛乱已久，人心难以教化，所以历代朝廷都将其置之度外。泽潞地处朝廷腹心，这支部队一向以忠义著称，攻破朱滔，擒获卢从史，都是他们的功劳。以往无论任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建立这支军队，唐德宗尚且不允许世袭。后来唐敬宗不关心国事，宰相没有长远谋略，刘悟死后，因循守旧地授予刘从谏，导致他跋扈难制。如今他临死，又把军队交给幼童，朝廷如果顺势授予他，那么四方都会效仿，天子的威令就不再推行了。”皇上说：“好，你有什么办法制服他？”回答说：“刘稹所依仗的是河朔三镇，幽州刚刚平定，一定不会与他勾结。只要能让镇州、魏州不在旁边干扰，那么刘稹就成俘虏了。如果派遣重臣晓谕镇州、魏州，说河朔地区自从艰难以来，允许他们世袭，这与泽潞不同。现在朝廷对泽潞用兵，不想再出动禁军，只委托给这两镇，如果能显赫地建立功效，恩泽垂及后代，不要听信游说之人的话，为子孙谋划，保存唇齿相依的关系，是自招祸患。并且普遍晓谕将士，贼平定后给予赏赐的状纸。”群臣纷纷劝谏，皇上说：“我与李德裕共同承担，保证没有别的变故。”于是命令各镇防备讨伐。成德节度使王元达，魏博节度使何宏敬，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在路上迎接制使，控马非常恭敬，自从用兵以来没有这样的事。先前河北各镇有自行请求后事的，朝廷先派遣使者祭奠吊唁，接着册封赠官，接着宣慰安抚，拖延岁月，叛将得以修缮完备自我防备。到这时就立即下诏讨伐，威势大大振作。又河朔用兵，利益仰仗度支，出境迁延，有时暗中与贼人勾结，解围一个县，拔除一个栅寨，就作为功劳。李德裕请求宣示诏令，命令王元达攻取邢州，何宏敬攻取洺州，刘茂元攻取泽州，李彦佐攻取潞州，期限在于平定，不要以攻取县、栅作为借口。于是刘稹日益困窘，愿意举族归顺。恰逢河东戍卒索要赏赐不足，于是称乱，与刘稹勾结，议论纷纷，请求罢兵。李德裕说：“太原一向号称忠顺，只是因为赏赐微薄，被贼人交相煽动才这样。况且反叛的只有一千五百人，何必害怕呢？”诏令宰相李石赴太原，召集军队已经混乱，派遣中使马元贽前往宣谕，并且窥探情况。马元贽接受了反叛者杨弁的贿赂，回来在众人中大言说：“相公必须早点给杨弁节度使印信，不然乱事就会昌盛。”李德裕问马元贽说：“从牙门到柳子十五里，拖着明光甲，怎么取得它？”李德裕说：“李相公正因为太原没有军队，所以杨弁横行，水卒跑到榆社库中，甲胄在行营，杨弁从哪里得到它？”马元贽说：“太原勇猛强悍的人可以当兵，杨弁招募得到他们。”李德裕说：“招募必须有财物，李相公正因为欠库士兵绢一匹而招致叛乱，杨弁从哪里得到财物？”马元贽理屈词穷。李德裕说：“纵然他有十五里明光甲，也一定消灭这贼人，急速进讨而河东就平定了。”唉！凡是世间窥探贼情的人大多像这样。窥探贼情那么权力就存在于贼人手中，庙堂上的谋划确定之后那么胜利就可以把握了。不久，邢、洺、磁三州因为力量耗尽向王元达、何宏敬投降。李德裕说：“昭义的根本在山东，三州投降上党，不久就要变卦了。”皇上说：“郭谊难道不会枭首刘稹来自赎吗？”李德裕说：“确实如圣上所言。”皇上说：“如果是这样，应该先处理什么事？”李德裕说：“以往各道讨逆所得州县就自己给予，现在邢州投降王元达，磁州、洺州投降何宏敬，如果请求就难以可否了。请先把给事中卢宏正任命为三州留后。”成命下达那么两镇就没有借口。于是任命卢钧为昭义节度使，乘驿车赴任，而卢宏正统领三州。不久，刘稹的将领郭谊果然杀死刘稹及其宗族，函封首级投降。皇上说：“现在怎么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是个愚蠢的幼童，违抗命令、抗拒命令都是郭谊谋划，力量耗尽，又出卖刘稹求取赏赐，这如果不诛杀，凭什么惩戒恶人？”于是诛杀郭谊，诏令免除昭义五州一年的赋税，登记士兵回归农业，全部罢免各种横征暴敛的税赋，而泽潞平定。于是国威大大振作。李德裕从容地对皇上说：“昔日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停止不追击，说所获得的已经很多，求多会损伤威势。养由基射杨树叶，百步之外百发百中，观看的人教导说：‘不如休息吧。’弓稍微拨动一下，前面的功劳就废弃了。现在陛下征伐没有不成功的，这也是养威稍息的时候。”天子认为他的话好，当时内外诸臣没有能离间李德裕的，所以会昌之政六七年间，君臣相互始终如一。等到皇上被神仙方士迷惑，赵归真得宠，李德裕劝谏说：“赵归真用诡术出入禁中，是敬宗朝的罪人。”不可亲近。皇上说：“我那时也认识这个人，众人都称赵炼师，难道值得深责吗？我在宫中屏除声伎，断绝饮宴，时常聆听道论，涤荡烦耳。至于政务，一定由你们平定商议，即使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能迷惑我。”李德裕说：“小人见到利益就趋附，十天之间赵归真的门前，车辙满了。赵归真也因为舆论

译请求退位，推荐罗浮山道士邓元起、衡山道士刘元靖，炼制金丹服用后去世，因未见灵验。有人说德裕也服用了各种方士的金丹，那么君臣二人同样沉溺其中，即使正色厉声，也无益处。这两位都是贤明的君主，去除了唐室的污秽，在柔弱防备中保持独立。其他如肃宗、代宗二帝，沉溺于武惠妃、张良娣，以至于父子相继受害，沦丧覆灭不止，哪里值得称道呢？凡是唐室因迷惑沉溺、兴起羞耻作孽，可以作为鉴戒的，各代宗室极多，但没有比德宗时期更详细的了。在贞元年间，张延赏担任宰相，得罪了皇太子，又与李叔明结怨，担心太子与李叔明中伤他。恰逢郜国长公主与李叔明的儿子李升有私情，事情败露，而太子妃萧氏是郜国公主的女儿。张延赏借此上报，企图同时倾覆他们，又派人告发太子为李升向郜国公主祈祷。皇上愤怒至极，责备太子，召见李泌说：“舒王近来已经长大，孝顺友爱且温和仁爱。”李泌说：“陛下为何舍弃儿子而想念侄子？”皇上勃然变色说：“谁告诉你舒王是侄子的？”李泌说：“大历初年，陛下谈及昭靖太子诸子，皇上让我以子视之的缘故，臣才得知。如今陛下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尚且怀疑，何况是侄子呢？”皇上说：“你不爱惜自己的家族吗？”回答说：“臣正因为爱惜家族，所以不敢不直言。如果不直言而曲意顺从，日后陛下后悔，必定会杀我，冤及我的子孙。即使以侄子为继承人，臣又怎能享受他的祭祀呢？”于是呜咽流泪，皇上也哭泣说：“事情已经这样，暂且怎么办？”李泌说：“这是大事，希望慎重思考。况且陛下难道不记得建宁王的事吗？”皇上说：“建宁王确实冤枉，肃宗性格急躁，进谗言的人太深罢了。”李泌说：“臣过去因为建宁王的缘故，因此辞官，发誓不接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目睹此事。先帝自从建宁王死后，常怀忧惧，臣为肃宗诵读《黄台瓜辞》，防备构陷的开端，先帝才安心。”皇上神色稍显温和，于是说：“贞观、开元都有先例。”李泌说：“贞观时事情显著，尚且因此一并废黜魏王李泰，到了开元末年，天下冤愤，这是百代应当警戒的，又可以效法吗？”太子常居住在少阳院，在寝殿旁边，未曾接触外事，怎么会有异谋？那些进谗言的人，巧诈百端，即使有手书衷甲之事，尚且不足信，何况以妻母为累呢？陛下幸好告诉我。假如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听到此事，已经为舒王定策了。皇上说：“为你拖延到明天，思考一下。”李泌立即抽出笏板叩头流泪回答说：“这样，臣知道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了。只是陛下回宫后，应当审慎严密，不要在左右面前流露意图。流露了，那么双方都想建立功劳，事情就危险了。”皇上点头说：“已经明白了。”过了一天，皇上在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流泪说：“不是你的切言，朕后悔莫及。”太子仁孝，没有别的。李泌于是拜贺，因此请求退休。所以像李泌，可以说是知道在口头上谨慎的人了。可惜建宁王的祸患，李泌过于谨慎，未能有所表白。

译体全章第十六

孔子说：“百姓把君主当作心脏，君主把百姓当作身体。心脏庄重，身体就舒展；心脏肃穆，面容就恭敬。心脏喜欢什么，身体必然安适；君主喜好什么，百姓必然向往。心脏因身体而保全，也因身体而受伤；君主因百姓而生存，也因百姓而灭亡。”《诗经》说：“从前我们有先代贤臣，他们的言论光明而清正，国家因此安宁，城邑因此建成，百姓因此得以生存。谁能掌握国家的法度？如果不以正道自守，最终会使百姓劳苦。”《尚书·君牙》说：“夏天暑热多雨，小民只说怨恨叹息；冬天祈求寒冷，小民也只说怨恨叹息。”

《易经》说：“山附丽于地，剥卦上九以厚待下位，安居宅所，这是什么意思呢？”山与地，其本体是一致的。地厚实则山高耸，地崇高则山峻峭。剥蚀地来形成山，那山就不会尊贵，所以说：“厚实是高耸的基础，低下是居上的宅所。”将山寄托于地，将身体寄托于床。下面越厚实，上面就越安稳。所以第二爻称“床”，第四爻称“床肤”，是说它们逐渐亲近于身体。虽然如此，不如心与身体的亲近。心与身体，合一而不能有二。它们的功用相同，那么它们的动静就相同；动静相同，那么它们的恭敬与放肆就相同；恭敬与放肆相同，那么它们的苦乐休戚就相同。然而心是它们的主宰。头发、皮肤，都是身体，也就是心的延伸。伤害了心，头发、皮肤都会憔悴；所以伤害了头发、皮肤，心也会感到疼痛。因此古人用来比喻君民关系的，没有比这更亲切的了。五官、股肱比作大臣，脏腑、肠胃比作内宠。内宠失序，那么五官就会坠落。剥卦六五说：“像贯串的鱼一样让宫人受宠，没有不利。”宫与府的亲近，其道理是一致的。圣人治理天下，都如同对待宫人，那么爱护头发，也都如同爱护脏腑一样。那么剥卦六三，剥而无咎，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可以剥除的。”处在上下之际而不居中，就像疲敝的百姓一样。天下有疲敝的百姓，没有疲敝的身体。这也只是取其无咎罢了。无咎则庄重，庄重则肃穆，肃穆则安适，安适则生存，生存则不灭亡。

百姓所伤心的是财物。汉武帝夸耀边功，开始急于聚敛财物。然而当时的君相都稽考古事，深通经义。如元狩元年夏天的诏书说：“我听说君主是心脏，百姓如同肢体。肢体受伤则心脏悲痛。日前淮南、衡山修习文学，流通贿赂。两国接壤，被邪说所惊惧，从而造反弑君。这是我的不德。”《诗经》说：“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赦免天下，涤除旧恶与之更始。我嘉奖孝悌力田、年老昏聩、孤寡鳏独的人，他们有的缺乏衣食，我很怜悯。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说：“皇帝派使者赐给县三老中孝顺的人每人五匹帛，乡三老中悌顺力田的人每人三匹帛，九十岁以上及鳏寡孤独的人每人二匹帛，絮三斤，八十岁以上的人每人三石米。”有冤屈失职的，使者上报。县乡立即赐给，不要拖延聚集。这心意确实出于此。自从讨伐胡人，开通西南夷，开凿河道等各种工程同时兴起，而大司农、水衡的财物不够。设立武功爵，用钱币辅助，仍然不够。于是东郭咸阳说煮盐，孔仅说铁冶，杨可主管告缗，卜式主管均输。于是峻法严刑就使用了。孔仅、东郭咸阳说：“山海是天地的宝藏，都应该归属少府。陛下不私自将其归属大农以辅助赋税。希望招募百姓自给费用，利用官方的器具煮盐，官方提供牢盆。敢私自铸铁器、煮盐的人，左趾戴钳，没收其器物。郡不出铁的设立小铁官。”又废除原来盐铁家富者为吏的规定。各位公卿于是说：“郡国屡次遭受灾害，百姓不都从事农业，商贾增多。从前对轺车、商贾的缗钱都有差别征税，请求照旧征税。各位商贾没有作借贷，在邑中囤积货物以及商贾趋利的，虽然没有市籍，各自以其货物自报，每二千缗钱征税一算。各位作有租税及铸造的，每四千缗钱征税一算。不是官吏比肩的，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一算，商贾人的轺车二算，五丈以上的船一算。隐匿不自报，自报不详尽的，戍边一年，没收缗钱。有能告发的，以其一半赏赐给他。”商贾有市籍的及其家属都不能拥有名田，以便农业。敢犯令的，没收田产货物。当时河南人卜式上书，愿意输出一半家产以助边，没有答复。等到回来，就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守供给迁徙的百姓，于是召拜为左庶长，赐田十顷，以教化百姓。天子既然下达了缗钱令，又尊崇卜式，百姓终究不肯分财佐助县官。于是全部禁止郡国铸钱，只有上林三官专门铸钱，而命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通行。各郡国以前所铸的钱，都废销，将铜输送给三官。而百姓盗铸的，计算费用不相等，铸钱越来越少。于是杨可告缗钱，遍布天下。既然以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于恶劣价贵，有时强迫百姓买卖。又船有税，而商少物愈贵，因而颇以此进言。皇上因此不悦，第二年贬卜式为太子太傅，而桑

译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统领大司农，全面掌管天下的盐铁铸造。于是他说，各官府各自在市场上采购，互相争夺物资，所以物价飞涨，而天下的赋税运输，有时连运输费用都无法弥补。请求设置数十名大司农丞，分派到各地主管郡国的市场。郡国往往在各县设置均输官，命令远方各地用当地特产转卖贩运来抵缴赋税，并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接收天下的物资运输，全面控制天下的货物，价格高时就卖出，价格低时就买入。这样，富商大贾就无法谋取暴利，回归根本，万物就不会物价飞涨，抑制物价使其平稳，名叫平准。

桑弘羊又请求允许百姓缴纳粮食来补任官职以及罪犯赎罪，命令百姓能向甘泉宫缴纳粮食，按等级免除终身徭役，并且不再追究算缗税。其他郡国各自将粮食运送到紧急需要的地方，而各郡的粮食都运送到山东，漕运每年增加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宫的粮仓都装满了。均输的丝帛甚至剩余五百万匹，号称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天下用度充裕。于是赐给桑弘羊左庶长的爵位，黄金二百斤。

这一年发生小旱灾，皇上命令官府求雨，卜式说：“官府应当只依靠征收租税维持开支，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坐在市场上贩卖货物谋求利益，烹杀桑弘羊，上天就会下雨。”

到了汉昭帝时期，海内更加空虚损耗，法令苛刻严酷，告缗和均输的征敛更加急迫，泰山、琅琊等地的群盗同时兴起，攻占城邑，夺取库藏兵器，赦免死罪甚至杀害二千石高官，掠夺乡里，道路断绝。皇上派御史中丞督责，不能禁止，于是派光禄大夫范昆等人穿着绣衣，手持符节和虎符，调兵征讨，所到之处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郡中诛杀多至万余人，几年后才稍微擒获他们的首领，但终究凭借山川险阻，往往再次聚集，无可奈何。于是制定沈命法说：“盗贼兴起没有察觉，察觉后捕拿不达标者，二千石以下直到主管的小吏都处死。”此后小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官府也让他们不报告，所以盗贼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用文书言辞来规避法律。所以赋税与刑法，刑罚与盗贼，这三者互为因果、循环往复。所以说汉武帝时的政治，距离秦朝灭亡的地步只差一点了，依靠汉朝德政醇厚深厚，又多用文辞加以粉饰，所以百姓疲惫却没有作乱。

译唐玄宗时期，因为国家费用奢侈浪费，谈论利税的人就有宇文融、杨慎矜、韦坚、王鉷、杨钊这一类人。开元九年，宇文融担任监察御史，开始主张说天下户口逃亡迁移、弄虚作假的情况非常多，于是规定州县逃亡的户口允许在百日内自首，或者在所在地附籍，或者发公文回到故乡，各自跟随自己的意愿。超过期限不自首的，就加以搜检括取，流放到边远州郡。公家或私家敢包庇的治罪，就任命宇文融为简括使。宇文融又奏请设置劝农判官十人，都兼任御史分巡天下。那些新附籍的客户免除六年赋税。然而使者竞相刻薄急迫，州县承顺风势，百姓深受其苦。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陈述这种情况，被贬为盈州尉。不久又任命宇文融为御史中丞，乘坐驿车巡视天下，各州事务无论大小都先上报劝农使，后申报中书省。当时皇上想要抵御四方夷狄，急于使用度，所赏赐给蕃将和士兵马匹的费用不计其数。州县畏惧宇文融，多虚报数字，总共得到客户八十万，田地也相应增加，年底增加缗钱数百万，全部输入内宫，因此受到宠信。议论的人多认为烦扰不便，皇上让百官在尚书省集会商议，公卿以下都畏惧宇文融，不敢持不同意见。只有户部侍郎杨玚议论认为括取客户免税，对定居的人不利，征收籍外税，使百姓困顿疲敝，所得抵偿不了所失。宇文融发怒，于是将杨玚外放为华州刺史。不久又与崔隐甫勾结排挤张说，于是得以进入中书省。后来因赃罪被贬死。杨慎矜，是杨崇礼的儿子。杨崇礼以理财著称名卿，杨慎矜习惯于谈论利税。各州输送的布帛有污损破旧的，退还本州征收拆补，是从杨慎矜开始的。起初，宇文融失败后，谈论利税的人稍微平息。等到杨慎矜得宠，韦坚、王鉷之类的人竞相以利进身。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担任江淮租庸等使，每年增加货物巨万，皇上认为他有才能。于是引浐水抵达苑东望春楼作为潭，用来聚集江淮运船，开通漕渠从江淮到京师，役夫无数，民间愁怨。天宝二年才建成。皇上驾临望春楼新潭，韦坚用新船数百艘遍挂郡名，陈列郡中的珍宝货物，陕县尉崔成甫穿着锦半臂，缺胯绿衫而扬起，红头巾在前，船唱得宝歌，让美妇百人盛装而和唱，连樯数里。韦坚跪进各郡轻货，又进上百牙盘食，皇上设宴整天才罢，观看的人如山堆积。于是加韦坚左散骑常侍，褒奖各僚属吏卒，命名这个潭叫广运。而王鉷担任户口色役使，当时边将耻于战败，士卒死的都不除籍。王鉷认为有籍无人，都认为是避课，六年之外，全部征收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的，百姓无处申诉。皇上在位久，宠幸的人多，后宫赏赐无节制，不想多次从左右藏取。王鉷知道皇上旨意，每年进贡额外钱帛百亿万，都贮存在内库，以供宴赏，说：“这不出于租庸调，不烦经费。”皇上认为王鉷能富国，更加厚待他。杨钊，是贵妃的从祖兄，不学无术，被宗族鄙视，在蜀地从军，往来于元琰家，元琰是贵妃的父亲。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奥援，以善于赌博得供奉，专管赌博账簿，钩较精密，皇上常赏叹，认为他是好度支郎，一年中领十五余使。这时州县殷富，杨钊奏请所在地方粜变为轻货，以及征收丁租地税，变布帛输京师，屡次说国库充盈，古今罕有，所以皇上引百官观看左藏，赐杨钊紫衣金鱼，并赐群臣帛有差别。皇上认为国用丰衍，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贵妃三姐及二兄杨铦、杨锜五家，凡有请托，府县迎承峻于制敕，四方贿赂辐凑其门，朝夕如市。十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都先以钱千缗贿赂韩虢，使请无不如意。皇上所赐与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辄逾千万，建成后见到胜过自己的，就毁坏重新建造。二姐虢国尤其豪荡，一天率领工匠突入韦嗣立宅，撤去旧屋，自为新第，只授韦氏隙地十亩而已。中堂建成后，召工匠粉刷，约钱二百万，又求赏，虢国以绛罗五百段赏之，还被嗤笑。等到安禄山攻破潼关，杨国忠倡导幸蜀之策，皇上御勤政楼，制书说“亲征”，听者都不信，于是托言剑南节度使颍王璬将赴镇，令本道设储偫。这天，皇上移仗北内，傍晚，命龙武大将军陈元礼赏六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黎明，皇上只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元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诸妃主皇孙在外者都委之而去，中外扰攘，不知所之，郡县丞令都逃去，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日向中，皇上犹未食。杨国忠，从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麦豆相杂，皇孙辈争以手掬之，须臾而尽，皇上为之掩泣。有父老郭从谨进言说：“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也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臣犹记宋璟为相，叹进

译直言进谏，是天下赖以安宁太平的基础。自前一段时间以来，朝廷中的大臣把直言视为忌讳，只知阿谀奉承以求取宠幸，因此宫门之外的情形，陛下全都无法知晓。民间的臣子早就知道必定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事情若不发展到这个地步，臣子我又怎么能够见到陛下的面呢？」皇上说：「这是朕不明察事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安慰开导他们，然后让他们离去。」第二天到达马嵬坡，就发生了陈元礼发动兵变的祸乱。不久京城沦陷，宗庙被污秽玷辱，过了好几年才得以恢复，这就是聚敛财富所引发的祸端。聚敛财富就会奢侈，奢侈就会淫乱，淫乱就会放荡，放荡就会随之导致流离失所、颠沛流离。《诗经·节南山》的讽刺之意，以及《诗经·师尹》的道理，也是如此。

译宋神宗既然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各位大臣和名士往往被罢免驱逐，而政事琐碎细碎，日益不见成效。熙宁六年，华山崩塌；从秋季七月不下雨，直到熙宁七年四月。皇上忧虑的神色显露在脸上，叹息恳切悲痛，想要全部废除那些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说：“水灾旱灾是常有的事，尧、汤也不能避免。陛下即位以来，连年丰收，如今旱灾已久，只应当修治人事来应对它。”皇上说：“我之所以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没有修治好。如今收取免行钱太重，人心咨怨，从近臣到后族，没有不诉说其危害的。”冯京说：“我也听到了。”王安石说：“士大夫中不得志的人，以冯京为归依，所以只有冯京听到这些话，我没有听到。”皇上因此不高兴而退朝。

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与王安石有旧交，任期届满进入京城，王安石问他听到了什么，郑侠说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以及边境用兵各项都不适宜，王安石不回答。到了这时，郑侠监管安上门，年成饥荒，征收赋税苛刻急迫，东北地区的流民扶老携幼堵塞道路，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有的吃木实草根，身上戴着枷锁背负瓦片揭取木材出卖来偿还官府，接连不断。于是郑侠画成图，并陈述时政的过失，到阁门呈递不被接受，于是声称机密紧急，用驿马传送上去，大略说：“陛下南征北伐，都有捷报胜图呈上来，没有一个人把天下困苦迁徙流离、父母妻子不能保全的状况画成图献上的。臣仔细考察安上门每天所见的情况，画成一幅图，百分不及其一。只要经过圣上阅览，也可以让人流泪。陛下观看臣的图，实行臣的话，十天不下雨，请求在宣德门外斩臣，以惩治欺君之罪。”皇上反复观看图，长叹数次，把它藏在袖中带入内宫。这天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就命令开封府减免免行钱，三司考察市易法，司农寺整顿常平仓，三卫具报熙河所用兵力，各路上报民物流散的原因，青苗法、免役法暂时停止追缴，方田法、保甲法一并废除，共十八件事。民间欢呼相庆。这天果然下大雨，远近都得到滋润。第二天辅臣入朝祝贺，皇上拿出郑侠的图和奏疏给辅臣看，问王安石说：“认识郑侠吗？”王安石说：“曾经跟随我学习。”于是王安石上章请求离职，外面的人才知道事情的原由。群奸切齿痛恨，于是把郑侠交付御史台监狱，治他擅自使用驿马的罪。

吕惠卿、邓绾对皇上说：“陛下数年废寝忘食，成就了这些美好的政事，天下正蒙受其恩赐，一旦听从狂夫的话，全部罢废，岂不可惜？”他们一起在皇帝面前哭泣，于是新法一切照旧，只有方田法暂时废除，唉！天子难以醒悟啊。九重宫门万里之遥，恨不能看见百姓的情状。幸好有一天开霁，如同亲眼见到，而一两个奸人煽惑，就再次动摇，不能自主。这其中的缘由，是不能知人，不能爱人，而一心一意推行法令的缘故。

王安石执政六年，更改法度，开拓边疆，老成正直的士人被罢黜殆尽，天下怨恨他，而皇帝倚任更加专一。太皇太后曾经趁空闲对皇上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轻易更改，我听说民间很苦于青苗助役，应当废除它。”皇上说：“这是为了利民，不是使他们痛苦。”后来又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学，但怨恨他的人很多，想要保全他，不如暂时让他出外任职。”皇上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担当大事。”当时皇上的弟弟岐王颢在旁边，于是进言说：“太后的话不可不思考。”皇上愤怒地说：“是我败坏天下吗？你自己去做吧。”颢哭着说：“何至于此呢？”都不高兴而退朝。过了很久，太后流着泪对皇上说：“王安石扰乱天下，怎么办？”皇上才开始不安。王安石也因为郑侠的奏疏极力请求离职。

先前吕嘉问提举市易，屡次因为盈余的税课受到赏赐，皇上听说他扰民，告诉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吕嘉问奉公守法，因此招致怨恨。”皇上说：“免行钱所收的细碎，市易卖到果实冰炭，大大损害国家体统。”王安石极力辩解，甚至讥讽皇帝琐碎，不知帝王的大略。皇上说：“既然如此，士大夫为什么认为不适宜？”王安石请求说出进言者的姓名，让吕嘉问逐条辩驳。等到曾布议论吕嘉问多收利息谋求赏赐，挟持官府做兼并的事，皇上心里认为他正确，于是下诏中书说：“朝廷设立市易，本是为了平准以便民，像周官泉府那样，如今却使中等人家失业到这种地步，我的百姓怎么能安泰呢？应当厘定它的制度。”曾布见皇上说：“臣每次听到德音，想要以王道治理天下，如今市易的暴虐，渐渐像间架除陌之事了。这样的政事，写在简牍上，不仅唐虞三代所没有，纵观秦汉以来衰乱的时代，恐怕也没有过。”吕嘉问又声称贩卖盐帛，岂不贻笑四方？皇上点头同意。等到王安石离职，吕嘉问拉着他哭泣。王安石说：“不要担心我们，有韩绛、吕惠卿了。”

等到吕惠卿掌权，于是和他的弟弟吕和卿创立手实法，让法官为定立物价，使百姓各自按照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格自报，凡是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擅自隐瞒的，允许告发查实，以三分之一作为赏赐。预先准备好格式示民，令依格式写状，县里接收并登记，以价格列定高低，分为五等。既已见到一县的物产钱数，于是参酌

译一县的役钱原本有定额，并确定了应当缴纳的数额，皇帝下诏依从。于是百姓家中的一根椽子、一寸土地，都被清查搜括得毫无遗漏，甚至连鸡猪也普遍被抄没，百姓生活困苦，无法生存。然而刚开始施行新法时，还特别规定受灾五分以上的可以免除。不久，荆湖访察使蒲宗孟上奏说：“这是天下的好法，让百姓自行申报，起初并没有扰民，何必等到丰收之年？”希望下诏有关部门不要根据年成丰歉来调整政策，皇帝依从了他的建议，于是百姓更加困苦。起初，王安石议论变法，担心士大夫们争辩反对，就提议增加天下官吏的岁禄，皇帝没有允许，而三司所呈报的增加吏禄数额高达一百一十一万缗多。大家都认为官吏俸禄丰厚就不会贪污，然而好的官吏实际上难以被贿赂，贪污的情况依旧如故。于是命令清查天下财政收支的数目上报，并让宰相主管此事。于是韩绛担任提举，将天下的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的数量、租额、年课以及各路的钱谷收支数目，一一进行比较核算，而朝廷中的公卿大臣没有不以财政事务为要务的。正当王安石掌权时，王安国正担任西京国子教授，等到任期届满入京，皇帝因为王安石的关系，特意召见并问他说：“汉文帝是怎样的君主？”王安国回答说：“三代以来没有比得上他的。”皇帝说：“只是遗憾他的才能不足以变法立制罢了。”王安国回答说：“汉文帝从代地进入未央宫，在顷刻之间平定变故，恐怕没有才能的人做不到。至于他采纳贾谊的建议，对待群臣有节制，专门致力于以德教化百姓，天下兴起礼义，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这就比有才能的人高出一等了。”皇帝说：“王猛辅佐苻坚，凭借小小的国家而法令必定执行，如今我拥有天下之大，却不能让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王安国回答说：“王猛教导苻坚用严酷的法律杀人，导致秦国国运不长久。如今刻薄的小人，必定有用这种观点误导陛下的，希望陛下专门以尧舜和三代的法则为准绳，百姓难道有不顺从的吗？”皇帝又问：“你兄长执政，外面的舆论怎么说？”王安国回答说：“遗憾在于识人不明，聚敛太急切罢了。”皇帝不高兴，因此只授予他崇文院校书的职位，不久改任秘阁校理。不久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怨恨，吕惠卿想要倾覆王安石，而韩绛想要利用王安石来制约吕惠卿，于是王安石再次被召用，而吕惠卿出任陈州知州。秋季七月，彗星出现在轸宿，皇帝因为灾异屡次出现，避开正殿、减少膳食，下诏征求直言，赦免天下囚犯，询问政事中不适宜于民的地方。程颢应诏论述朝政极为切直，于是被派往扶沟县任知县。王安石率领同僚上疏说：“晋武帝五年彗星出现在轸宿，十年又有孛星出现，而他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预测的不符。大概天道遥远，先王虽然有官职负责占卜，但所相信的只是人事罢了。裨灶预言火灾而应验，想要举行禳灾仪式，不被听从；郑国也没有发生火灾。如果有像裨灶那样的人，未免荒诞不经，何况现在的星象工匠呢！”私下听说西宫为此担忧，希望陛下以臣等所说的话努力施行。开慰皇帝说：“听说民间非常苦于新法。”王安石回答说：“严寒酷暑、大雨连绵，百姓还会抱怨，这无需忧虑。”皇帝说：“难道不如连对严寒酷暑的抱怨也没有吗？”王安石不高兴，退朝后称病卧床。皇帝慰勉他起来，于是废除了手实法。后来皇帝也逐渐厌恶王安石的做法，再次罢免他不出两年就彻底罢相。然而边境战事开启而民力财力枯竭，又割让河东土地给契丹，终究无法恢复。一群小人沿袭他的做法，最终导致宋朝灭亡。这都是不体恤百姓的缘故啊。

译崇宁年间以后，蔡京掌权，诱导皇帝沉溺于安逸享乐，借此窃取权力，放纵自己。他的父子兄弟之间，为了谋取私利而互相倾轧。花石纲的劳役，始于朱勔。朱勔的父亲朱冲为蔡京营建僧寺，逐渐得以进入宫内，用奇花异石迷惑皇帝，于是就在苏州设立了应奉局，由朱勔总管此事。他们从内库取钱如同探囊取物，动辄以数十百万计算。于是搜刮山林沼泽，凡是士人百姓家中有一石一木稍可玩赏的，都指为御用之物，派人看守，稍有疏忽就获大罪。等到起运时，必定拆屋破墙才能搬出。那些开山运石的人，督责残酷刻薄，即使在江湖深不可测的水底，也必定想尽办法取来。各地倚仗权势横行暴虐，花样百出，奸邪之人奔走于朱勔门下。从直秘阁到殿学士的官职，都能轻易得到。蔡京又用宫室来讨好皇帝，在拱宸门外建造延福宫，派遣内侍童贯、杨戬、贾详、何防、蓝従熈分别负责。他们竭尽目力所及，争相以奢侈华丽、高大宽广互相夸耀，各自制定规制，不务沿袭旧制。皇帝亲自写文章记述此事。又有各地应奉的物品送到京城，通过内侍进献，大抵是灵壁、太湖、慈谿、武康等地的石头，两浙的奇竹异花交错混杂，福建的荔枝、橄榄、龙眼，南海的椰子，登莱的文石，湖湘的文竹，四川的佳果，都跨越海洋江河，毁坏桥梁、凿开城墙而运来。蔡京又说：“陛下没有声色犬马的供奉，所崇尚的是山林闲适之物，这些本是人们所抛弃的，只是有关部门执行过度，因而导致扰民。”于是请求设立提举淮浙人船的官职，命令内侍邓文诰统领，稍微规定各种贡品不许妄自进献，然而扰民害民的情况依旧如故。宣和三年，童贯到吴地，看到百姓被花石纲所困扰，童贯于是命令他的僚属董耘起草手诏，罪己并罢免各种应奉、造作局以及御前花石纲的运输和木石彩色等场务。大概皇帝起初将东南的供奉事务托付给童贯，又恰逢方腊之乱，皇帝说：“如有急事就用手诏执行。”所以童贯就自作诏书，这也是异事。皇帝也因此罢黜了朱勔父子弟侄中在职的人。等到方腊平定后，王黼又对皇帝说：“士大夫心怀奸诈而不悔改，压制应奉事务，妄加讥讽诽谤，应当特别设置一个应奉司，由我专门统领，以杜绝奸谋。”于是又恢复了各种纲运和漕运的士卒，运输不绝，仍命令梁师成在内廷总领。从此各地的珍奇异宝都归于这两人之家，进入尚方库的才占十分之三四。

宣和四年冬天，修筑万岁山，改名为艮岳。山周围十余里，池亭轩馆，都穷尽巧丽。起初，朱勔从太湖取石，石头宽广高大数丈，用大船装载，用千人拉纤。凿开城墙、拆毁桥梁，几个月才运到。因为得到了燕地，所以号称昭功敷庆神运石，立在山巅。又建造绛霄楼，形势极高峻，矗立在石头之下。后来内侍兴修不止，于是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台楼观不可胜数。又因为金芝产于万寿峰，改名为寿岳。大宦官争相出新意，捕捉珍禽充斥其中。有个市井老人薛翁，驯养它们，日益亲近。一天，皇帝驾临此山，清道鸣警，而群鸟飞翔数万只，皇帝回头看很高兴。不到三年，皇帝前往青城，宫室荒芜倒塌，上下成为废墟，于是成了异域。唉，可叹啊！

壹类章第十七

孔子说：下位者侍奉上位者，自身不正，言语不诚信，那么道义就不专一，行为就没有准则。言语有实质，行为有法度，因此活着时志向不可被剥夺，死后名声不可被剥夺。所以君子多闻多见，以质朴坚守它；多记多知，以质朴亲近它；精知大体，略去细节而实行它。《君陈》说：出入跟随你的老师，众人的言论相同。《诗经》说：善人君子，他的仪态专一【各版本“言有物”上有“子曰”二字】

《易经》说：“风从火出，家人卦，君子因此言语有实质而行为有恒常。”象辞说：“家道正而天下安定。”天下就像家，家就像自身。自身不正，言语不诚信，那么家人妻儿就不能信任他。所以君子的学问施于天下，而他的道义行为被妻子儿女所信任。学问从广博，所以通达；道义行为从专一，所以精纯。广博就可以为人师表，精纯就可以为人君主。家中有严正的君主，心中有严正的师长，这两者是天下最专一的。它们之所以专一，是因为正。正而后质朴，质朴而后简略，简略而后其体要就可以得到了。这就是以上驭下的道理。而说“可以侍奉上位者的”，君子侍奉父母，大人侍奉上天，都遵循这个道理。

范镇字景仁，在宋仁宗时，皇帝年高而储君未定，范镇首先请求提拔近支宗室中的贤者，以维系人心。执政的人对他说：“现在流言进来了，做起来很难，稍安勿躁。”范镇说：“事情应当论是非，不应当论难易。您说今天比昨天难，怎么知道以后不比今天难呢？”凡是见皇帝，流泪当面陈述的奏章有三篇，上了十九次，等待命令一百多天，鬓发全白。等到神宗时，任通进银台司知事，多次封还诏制，议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五次上疏请求离职。最后说：“陛下有纳谏的资质，而大臣进献拒谏的计谋；陛下有爱民的本性，而大臣使用残民的术数。”王安石拿着他的奏章，手颤抖。等到离职，苏轼慰贺说：“您身体虽然退隐，名声更加显彰了。”范镇脸色凝重地说：

译君子说话别人听从，计谋别人采纳，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将其消除，使天下暗中蒙受恩赐，没有智谋的名声，没有勇武的功劳，这是上策；天下遭受祸害，而我独自享有名声，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

赵抃恭顺节俭，谨慎沉默，口中不说别人的过错，等到面临重大节操、决断重大议论时，神色温和而话语刚强，即使面对万乘之尊的君主也不屈服。他的学术根本源于六经，口中不谈论申不害、韩非子以及佛老学说。闲居时没有宾客，整天端坐，眼睛不曾向后看。他特别笃行道义，兄长赵镃客死在陇城，听说有遗腹子，他徒步前往东西川，寻找了两年才找到。旧日交游中落魄的人，他都供养他们的妻子儿女直到终老。他与司马光相处得非常欢愉，自认为是不违背心意的知己，说：“我与你活着时志向相同，死后同列传记，天下的人也没有敢评判我们优劣的。”

刘挚，字莘老，宋神宗时担任御史，入朝觐见，皇上迎上前慰劳问道：“你曾经跟随王安石学习吗？王安石多次称赞你的器量见识。”刘挚说：“我是东北人，年少时孤独求学，实在不认识王安石。”恰逢新法推行，东明百姓击登闻鼓，诉说助役法的弊端，提刑官以知县贾蕃没有拦截为由，逮捕了他。刘挚说：“这是想要钳制天下的口舌啊。”并且陈述率钱助役有五种困难、十种危害，王安石发怒，弹劾他欺瞒荒诞、心怀向背。刘挚奋然说道：“作为臣子，怎么能被权力压制，致使天子不知道利害的真实情况呢？”于是论述向背的道理，说臣子所趋向的是道义，所背离的是私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背离的是权臣。王安石内心忌惮他。刘挚曾经在皇上面前议论人才，认为性情忠实而才识兼备的人是上等；才能不足但忠实有操守的人是次等；有才能但难以保证用来成就大事的人，又是次一等；心怀邪念、观望风向、随时改变立场的人，这是小人终究不可任用，是最下等的。刘挚通达明锐，不被威势恐吓，不被利益诱惑，自从出仕到担任宰相，始终孤高独立，不接受请托，最终因反对新法被罢免，困顿在瘴疠之地。刘挚教导别人都先实行道义而后讲究文艺，曾说：“士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被称为文人，就没什么可观的了。”他的自我立身就是如此。

苏颂，字子容，在神宗时，掌管审刑院，进言说：“巡检、县尉只能捕捉盗贼，不能使人不做盗贼。能使人不做盗贼的，是县令。请根据盗贼的多少来评定县令的优劣。”当时天子愤恨国家长期积弱，锐意追求富强，苏颂说：“君主不可以有一项喜好，一旦有一项喜好，下属都会迎合它。所以喜好征战，那么孙武、吴起之类的人就会被任用；喜好刑名法术，那么张汤、杜周之类的人就会被提拔；喜好聚敛财富，那么桑弘羊、孔仅之类的人就会出来。只有保持盈满警惕倾覆，以无为之道来体现它，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出使契丹回来，皇上询问那里的情况，苏颂回答说：“他们讲和的日子久了，窃取我们的典章礼乐，用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希望不要以此作为图谋他们的依据。”又说：“从前汉武帝四次征伐王庭，而匈奴不服；到了宣帝、元帝时代，才叩首称藩。唐宪宗想要收复河湟，最终未能得逞；到了宣宗时期，三关七州才自行归附。由此说来，外国对中国的叛服，与中国的盛衰没有关系。”当时吕惠卿掌权，对人说：“苏颂是乡里的前辈，一旦来拜访我这位执政官，官职就可以得到。”苏颂笑着不回应。元祐年间苏颂得以拜相，当时皇帝年幼，大臣奏事只取决于宣仁太后，只有苏颂奏事必定再次禀报，有诏谕必定严肃应答，所以元祐各位大臣既遭受祸患被皇上责难，唯独因为苏颂尽到了礼节而原谅他。苏颂曾经治理亳州、颍州，有囚犯称病不能审讯，有人请求验证实情，苏颂说：“万事都交给公议，我哪里容得下私心？”如果显示出个人的意图，那么很多人就会借此索取了。他偶尔阅读韩非子的书，说：“像土木做的偶像，耳朵鼻子想要大，口眼想要小。耳朵鼻子大可以改小，口眼小可以改大。如果耳朵鼻子小而口眼大，人非议它，难道还能再改吗？”他曾经叹息，认为这是名言。

译刘安世字器之，居家时从未有过懈怠的仪容，端正地坐久了身体也从未倾斜倚靠，写字不用草书，行事都效法司马光。他曾经诵读司马光的话说：“行为竭尽真诚，这是天道；思考如何达到真诚，这是人道。天与人是一致的。”于是举起左右手自我审视，感叹道：“只是因为有了这副形体，所以必须通过思考来通达它，等到取得成功时，两者是一样的。”每当在朝廷上争辩，遇到皇上盛怒时，他就拿着奏简退后站立，等待怒气消解后再上前，直言进谏，声音洪亮如钟，旁观的人吓得缩头缩脑、惶恐流汗，而刘安世却神态自若。有人议论说，范仲淹想要用中庸之道来消除朋党，如果他的主张在熙宁、丰年间被采用，那么后来就不会出现政令频繁变更；如果在元祐年间被采用，就不会有绍圣年间的报复了。刘安世说：“不对，如果没有韩琦、富弼，人们就不会知道君子和小人不能像冰炭一样共存，反而延纳李定、邓绾来开启侥幸之门。后来这两人排斥正直的人如同翻掌一样容易，这就是调和妥协的效果，怎么能说是有益的呢？”司马光任宰相时，知道日后必定会有反复的祸患，想要救济百姓如同救火救溺一样急切，不应该因为顾虑未来而放弃当前的行动。当刘安世被贬谪到岭南时，想起司马光的话说：“北方人在瘴疠之地，只要断绝欲望就不会生病。”于是断绝欲望，所以在宣和末年，众位贤臣凋零殆尽，而刘安世却巍然独存。梁师成内心佩服他的贤德，想求取小吏或侍奉他的人，先写信给他。刘安世笑着推辞说：“我被废黜斥退三十年，从未有一封信给当时的权贵，只想做一个元祐时期的完人，在地下见司马光，还有什么别的追求呢？”所以像范镇、刘挚、苏颂、刘安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见闻广博而坚守质朴，志向远大而亲近质朴，精通知识而略于行动的人。在唐高宗时，有王义方，侍奉母亲孝顺谨慎，深入研究经术，考中明经科进入京城。有客人在路上疲惫困顿，父亲病重想前去探望，却无法前行，长叹哭泣。王义方立即解下所骑的马送给他，询问姓名，客人不告而别。贞观年间补任晋王府参军，魏征想把夫人兄长的女儿嫁给他，他推辞不娶。魏征死后才娶了她。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之前推辞魏公，是不想借助魏公的势力；现在感激知己，所以娶她。”显庆元年任侍御史，李义府依仗恩宠掌权，洛州妇人淳于氏被大理丞毕正义释放，李义府纳为妾室，事情败露，李义府逼迫毕正义自缢以灭口，没有人敢揭发他的奸恶。王义方入宫跪拜告诉母亲说：“我担任御史，看见奸臣不纠察，是不忠；纠察则自身危险，忧虑连累亲人，是不孝，怎么办？”母亲说：“从前王陵的母亲尚且能杀身成全儿子的名声，你尽忠侍奉君主，我还有什么遗憾？”王义方立即上奏说：“李义府破坏法律接纳罪人，擅自杀害六品寺丞，即使是自杀也很严重。”在李义府杀人时，王义方戴着法冠对着李义府，呵斥李义府顾左右而言他，不肯退下，王义方三次呵斥，他才快步退出。王义方于是跪着宣读弹劾奏章。当时皇上正对李义府发怒，王义方以孤臣身份侮辱宰相，被贬为莱州司户参军。在此之前，在晋王府时，因张亮获罪被贬为吉安丞，将要渡江，风起，王义方酌水仰天说：“如果我有过错，辜负了前贤，必定会有长鲸击水，天吴覆舟。如果我知道忠获罪，孝见尤当，四维廓清，千里安流。”于是鼓动船桨渡江，他的志向和行为就是这样。

柳浑字惟深，泾原兵变时，逃亡隐匿在终南山中。朱泚听说后，把相印授予他。柳浑抛弃家室，亲自前往行在。已经得到相位后，致力于传达下情，以开阔皇上的心胸。皇上曾经亲自挑选郎吏担任京畿县令，而治理同官县的毕前来祝贺，柳浑独自不祝贺。皇上问他，回答说：“这只是京兆尹的职责罢了，陛下应当挑选臣等辅佐圣德，臣等应当选择京兆尹承接大化。京兆尹应当寻求县令亲近民事，代替京兆尹选择县令，即使得到人才，难道符合王道的体统吗？臣愚钝，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祝贺的。”在此之前，开元年间，姚崇在皇上面前列举郎吏，皇上左右顾盼始终不看。姚崇失意，怀疑有人离间，快步退出。高力士进言说：“陛下新即位，应当与大臣商议可否。现在宰相列举官吏而陛下不应答，难道符合听纳的体统吗？”皇上说：“我任用姚崇为宰相，国家有大政，应当与他共同决定。至于郎吏的小事，姚崇自己不能决定，烦扰我吗？”大概唐朝盛世时，君主和宰相还这样懂得体统。当时有玉工制作带钩，私下在市场修补而被发觉，皇上想要诛杀他。柳浑引用误伤皇帝器物的例子，认为只应杖责而已。白伯强请求进献宅第充作国家费用，柳浑坚持上奏说：“尚书左丞白季羔是先朝名臣，他的祖父都以孝悌闻名，是隋朝旧家。白伯强是他的族子，国家讨伐贼寇自有大计，难道一定要毁坏义门来损害风化教化吗？”等到韩滉从浙西入朝任宰相，稍微急躁严厉，曾在省中鞭打官吏。柳浑虽然被韩滉引荐，正色责备他说：“先相公以直道进退，名扬天下，然而伤害于狭隘急躁，不满一年就被罢免。您又更甚，能不警惕吗？况且省台不是刑讯人的地方，而鞭打官吏作威，难道是人臣所应该的吗？”韩滉为孙子向他道歉。等到张延赏任宰相，依仗权势嫉妒柳浑坚守正道，派遣亲信暗示他谨慎言语。柳浑说：“替我告诉张公，我的头可以砍，舌头不可禁。”世人仅仅称赞柳浑料定吐蕃劫盟被天子赞叹。李藩字叔翰，年轻时在建封幕府。建封生病，任濮州令。史杜兼疾驰而至，希望得到军队。李藩正色责备他说：“仆射病危如此，你守土应当在州防遏，来这里做什么？不赶快离开，就要奏劾了。”杜兼错愕而去，深深恨他。建封去世，徐州混乱。杜兼因此

译诬告李藩动摇军心。德宗大怒，下诏命令濠泗节度使秘密处死他。节度使杜佑向来器重李藩，接到诏书后立即秘密上疏，以全家百口的性命担保李藩无罪。过了十天没有动静，杜佑召见李藩，对他说：“人们说生死由报应决定，有这回事吗？”李藩说：“大概有吧。”杜佑说：“如果确实如此，您就不必害怕了。”于是拿出诏书给他看，李藩脸色不变，请求赴死。杜佑说：“等我办完这件事，我已经用百口性命为您担保了。”德宗收到奏疏，疑虑仍未消除，于是逮捕李藩到京城。李藩到达后，德宗望见他的仪容举止，感叹道：“这难道是作乱的人吗？”任命他为秘书郎。掌权的大臣邀请他相见，他不肯去。宪宗时，他任给事中，凡是制敕有不妥当之处，就在制敕末尾批注驳回。官吏惊讶地说：“批注应当另用白纸，签署在制敕末尾，怎么直接在制敕末尾签署呢？”李藩说：“如果用别的纸，那也是公文状牒，怎么能叫批敕呢？”宰相李吉甫推荐他有宰相的器量，于是升任同平章事，他知无不言。皇上也看重他无所隐瞒。河东节度使王锷贿赂权贵，谋求兼任官职。一天，手诏下达，王锷可以兼任平章事。李藩立刻拿起笔涂掉“兼平章”三个字，在末尾签署说：“不可”，然后退回奏章。同僚权德舆严肃地说：“如果认为不可，应该另外上奏，怎么弄脏诏书纸张呢？”李藩说：“形势紧迫。如果今天不阻止，以后就不可得了，况且天色已晚，哪有时间另外上奏呢？”事情得以搁置。皇上曾经询问如何使国家富足，他以节俭回答：“如果奢侈浪费，哪个国家不贫穷？”询问祈祷之事，他以修德回答：“如果修德，什么福气不会到来？”询问神仙长生之事，他就极力陈述没有这种道理。等到李吉甫再次拜相，李藩就被罢免为詹事。人们称李藩的才能不及裴垍、韦贯之，但清廉整肃几乎超过他们。郑覃，是宰相郑珣瑜的儿子，凭借父荫补任官职，经术广博深厚，皇上很器重他。刘训、注隐被诛杀后，郑覃才得以拜相，又与李固言不和。李固言是李宗闵、杨嗣复的党羽。李固言上奏任用周敬复、崔球补任起居郎，郑覃认为不可。皇上说：“这是公事，不要搞特殊。”郑覃说：“如果宰相人人都意见相同，大臣一定会有欺骗陛下的。崔球游历于李宗闵门下，不是正直之士，难道在朝廷之上应当任用结党营私的人执掌笔砚，作为千古的法则吗？”他历经宪宗、穆宗、文宗三朝，在党派倾轧中沉浮，在文宗朝未能大显，唯独以经学被皇上知晓。皇上曾经与宰相讨论文章，李石说：“古人以事为文，今人因文废事。”讨论诗歌，郑覃回答说：“诗是孔子删定的，三百篇为止，都是国人所作，用来讽刺赞美时政，王者采集它来观察风俗，没听说王者自己作诗。陈后主、隋炀帝都擅长写诗，不懂治国之术，最终归于混乱。后世五七言诗辞藻不雅正，希望陛下不要采纳。”又曾经对皇上说：“陛下喜欢读书，但重要的义理不过一两句就足够了，应当寝食不忘地思考它，何必追求多呢？”又曾经讨论史书，皇上认为司马迁与任安的书信言辞多有怨恨，所以《武帝纪》多有失实。郑覃回答说：“武帝中年大规模用兵，边境百姓疲敝损耗，府库空虚枯竭，司马迁的叙述并非过分。”宰相李石说：“郑覃所陈述的是希望陛下因为武帝而探究最终的盛德。”皇上非常赞同。郑覃家中没有侍妾，所住房屋仅能遮风挡雨。但他嫉恶如仇太过分，被众小人诋毁讥讽，却不损害他的清高声望。所以像王义方、柳浑、李藩、郑覃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言论有实质，行为有品格，质朴坚守且质朴亲近的人了。

译好正章第十八

孔子说：“只有君子能够喜好正道，小人则厌恶正道。所以君子的朋友有特定的方向，他的憎恶也有固定的准则，因此亲近的人不会迷惑，疏远的人也不会怀疑。”《诗经》说：“君子喜好贤良的伴侣。”

【好恶是难以把握的。君子如果没有好恶，就无法辨别邪正、整肃纲纪、端正风俗。一旦有了好恶，朋党的议论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说君子没有朋党，这是人道上必然不存在的事情；说君子没有憎恶，这是圣人难以做到的道理。这也只是观察他们的趋向，辨别他们的类别罢了。君子遵循理义，小人遵循欲望；君子喜好进谏而接受直言，小人喜好谄媚而取悦奸佞。如果不辨别他们的类别方向，考察他们的性情，那么亲近的臣子就会来迷惑君主，疏远的臣子就会产生怀疑。君子所坚持的正道，是小人所厌恶的，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冲突就不会停止。《洪范》说：“凡是百姓没有淫邪的朋党，没有人结党营私，没有私人的喜好，没有私人的憎恶。淫邪结党产生，那么他们的交往就没有方向；疑惑增多，那么他们的毒害就没有准则。”君子谨慎地保持有准则的憎恶，而避免没有准则的毒害。《诗经》说：“不惩戒他们的心，反而怨恨他们的正道，改变你的心，来安抚万邦。”这是说通过考察类别方向来消除疑惑的方法。】

【汉桓帝延熹年间，李膺等几位正直的大臣对常侍们发表危言激论，众多小人像仇敌一样嫉恨他们，最终因钩党之罪被下狱。太尉陈蕃上疏极力劝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将心托付给辅佐的大臣；亡国的君主，忌讳听到直率的言辞。所以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因伊尹、吕尚而兴盛；夏桀、商纣被迷惑，灭亡在于失去了人才。由此说来，君主是头，臣子是四肢，同为一体互相需要，共同成就美善或恶败。我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人，修身没有瑕疵，一心为国，因忠诚触犯权贵，横遭拷问审查，有的被禁锢隔绝，有的死或流放异地。堵塞天下人的口，使当世之人耳聋眼盲，这与秦朝焚书坑儒有什么不同？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表彰贤者，封立贤者之墓；如今陛下执政，首先诛杀忠良，对待善人多么刻薄，对待恶人多么优厚？吉凶的征兆，在于识别善人；成败的关键，在于察言观色。人君执掌天地之政，主持四海之纲，错误的言论出口，祸乱就会波及八方，何况在狱中剃去无罪者的头发，在街市上刑罚无辜者呢？从前大禹巡视苍梧，看见死刑犯下车哭泣说：‘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所以他的兴起非常迅速。如今青州、徐州灾旱，五谷受损，百姓流离迁徙，连豆粒都吃不饱，而宫女堆积在后宫，国家财用耗尽于丝绸，外戚私门横行收受财赂。这就是所说的俸禄离开公室，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从前春秋末年，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没有再出现灾异，这是上天所抛弃的。上天对于汉朝，关怀没有止息，所以殷勤地显示灾变，来使陛下醒悟。除去妖邪孽障，实在在于修德。我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位素餐爱惜生命，坐视成败。如果蒙受采纳录用，即使身首异处，从不同的门出去，也不遗憾。”皇上怒气未消，于是以举荐非人为由，免去了陈蕃的官职。大概在汉朝时，学术尚且清明，好恶有方向，邪正分明，士大夫中没有明显走向悖逆的人。所以小人毒害正道，都是反过来利用它，甚至说天下士大夫都阴谋不轨。他们的虚伪容易明白，然而君主最终没有醒悟，是因为天下士大夫也认为那些宦官子弟没有一个值得留存，冰炭般的对立态势激化了这种局面。然而到了后世，天下士大夫自己互相诋毁攻讦，阴阳相倾，不再有黑白之分，与汉朝时黑白分明的情况相比，不止千里之遥了。】

【唐朝自大历年间以后，士人沉溺于辞藻才华，以名位互相倾轧，好恶不同，像水火一样趋向各异。到了牛李党争分门别类，彼此报复，远近的人都产生疑惑，主持朝政的人更加难以明辨了。裴度平定蔡州之后，立志清理河朔地区，而元稹与魏宏简又深深勾结，从中阻挠。裴公不胜愤慨，被诬为朋党之论，而李德裕（奇章）被贬卫州，最终成为天下的笑柄。对于元稹、魏宏简的罪过，还没有开始追究。他的奏疏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直率，如今既然遇到圣明的君主，我就做直率的臣子，对上报答殊私，对下满足众人的期望，发誓清除国家蛀虫，不为自己打算。如果进谏可行，何必顾惜性命？伏惟陛下继承大业，开创宏图，正要灭绝顽劣之风，以建立太平之事。然而逆贼构乱，震惊山东；奸臣结党，扰乱国政。陛下想要扫荡幽州、镇州，首先应当肃清朝廷。为什么呢？因为祸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扰乱山东；禁中的奸臣，必然扰乱天下。这就是河朔的祸患小，禁中的祸患大。小的祸患，臣等与各道武将，必定能剪灭；大的祸患，如果不是陛下防范制止并觉悟，没有计策驱除。如今文武百官，内外万品，有心的人无不愤恨，有口的人无不叹息。臣与奸佞，也没有仇怨，只是昨天臣请求乘驿车到京城，当面陈述军事，奸臣的党羽最畏惧，知道臣如果到御前，必定悉数列举他们的罪状，因此百计阻止臣。臣又请求领兵集结众人，趁机讨伐贼寇，奸臣的党羽尤其阻碍，有的让两道招抚，逗留十天；有的派遣蔚州行营，拖延时日。想要使臣没有成就，那么天下的治乱，山东的胜负，全都不顾了。为臣侍奉君主，一至于此。以臣愚见，如果朝中奸臣尽数除去，那么河北逆贼不讨伐也会自行平定；如果朝中奸臣不除去，那么河朔逆

译叛贼虽然被平定，但气焰反而更加嚣张。臣下伏案阅读国史，观察唐代宗在位时期，外族侵扰掠夺，一直逼近京城近郊，代宗却毫不知情，大概是因为程元振蒙蔽圣听，几乎危及国家社稷。当时柳伉不过是一名太常寺博士罢了，尚且敢于上表归咎罪责，为国家铲除祸害。如今臣下所担任的职务，同时统领将相之权，怎么可以坐视奸邪，遮蔽日月呢？臣下感激皇恩、憎恶奸邪的心情达到极点，谨随同中使呈上奏表以禀报陛下。」等到再次上疏，才明确提到元魏。然而元魏不过是一两个宵小之徒，谋求进身以获取宠信罢了，而晋公已经深深担忧，将他们视为朋党，几乎想要调转旗帜指向君主身边。未曾满十年，郑注、李训掌权，王涯、贾悚、舒元舆等人犯下奸恶，刘从谏最终采用了晋公的主意，使朝廷得以自立，所以正直之人的言论，是朝廷的占卜决疑之具啊。

译大抵在唐代，贤良与奸佞、忠臣与谄媚者虽然稍有混杂，但他们的流派类别各自分明。例如裴度指斥元稹，李石、郑覃指斥李宗闵、杨嗣复，都如同泾渭分明，源流清晰可见。到了宋代则衰落了，虽然也谈论朋党，却混淆了朋党的概念，士大夫中志同道合、方向相同的人，都被称为朋党，不像汉代那样有阴阳之分，也不像唐代那样有水火之激。只要一言一行，意见稍有不同，怨恨毒恨便随即兴起。这种风气施于南宋，同朝的公卿大臣，如同胡越般疏远，江河日趋下流，越往下越令人叹息。

宋仁宗庆历四年，下诏告诫朋党，大概是因为当时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同时被任用，考察官吏，审核任子，而诽谤谩骂横生，天子尚未来得及明察。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说：“我私下听说已颁布诏书申诫朋党，这大概是陛下振兴善治、劝勉薄俗的深意。我冒昧地有一点管窥之见，稍加思考以辅助圣明。我私下认为，从古至今，人臣在朝廷，有忠贤，有奸邪，有喜好公义的人，有挟持私利的人，既然本性不同，各自以同类相互依附。大凡忠贤与喜好公义的人，建立一事，补任一官，必定公正地评判是非，大概是对的言论，错的言论，不仅在于公心，所以政教可以兴盛，国家赖以依靠。这是善人以同类而进用，不能称为朋党。如果奸邪与挟私的人，建立一事，补任一官，必定偏私地评判是非，大概对的言论说错，错的言论说对，只在于私利，致使黑白不分，而上蔽君主听闻的，这才是真正的朋党。在于圣明的君主审慎考察，决断施行。如果有这类朋党，必定希望陛下重重贬责，不可一味宽纵，使忠贤与喜好公义的人以同类而进用，奸邪与挟私的人以党派而退避，那么朝廷清明，朋党自然平息。如果只是实行诏令告诫，没有给予辨别，我担心天下士大夫从此以后，想要建立一件善事，称赞一个善人，必定再三思考，说：‘难道会涉及朋党的迹象吗？’就会中途停止。即使有忠义之士，不顾及形迹，建立一件善事，称赞一个善人，如果厌恶他们的人向上进谗言说：‘这是朋党所为。’那么善事与善人都将被废弃而不被任用。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并必定施行，那么天下就幸运了。”

韩琦的意思，想要以用人行事来辨别邪正，然而小人窥伺君子，借事中伤，正是在这里。第二年，苏舜钦因为使用通奏院的纸钱，王益柔在宴会上作傲歌，中丞王拱辰暗示御史弹劾他们，大概这两人都是范仲淹所推荐的，而苏舜钦又是杜衍的女婿。言官钱明逸、陈执中等，于是以此议论杜衍、范仲淹、富弼推荐朋党，各自被罢免外放。韩琦再次上疏挽留他们，没有成功，也请求外放，任扬州知州。

欧阳修当时转任河东转运使，于是上疏说：“我私下观察自古小人，见识不远，想要广泛陷害善良的人，不过是指为朋党；想要动摇大臣，则必定诬陷以专权。为什么呢？除去一个善人，而其他善人还在，那么还不是小人的利益；想要全部除去他们，那么善人少有过错，难以为一二人寻找瑕疵，只有指为朋党，那么一时可以全部除去。至于大臣已经被知遇，那么不可以其他事情动摇，只有专权为人主所最厌恶，所以必定以此倾覆他们。我观察杜衍等四人，各自没有大过，而一时全部被驱逐；富弼与范仲淹委任尤深，而忽然遭到离间，这必定是有以朋党专权的说法迷惑圣聪的人。我请求分别说明。往年范仲淹以忠直闻名于内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而那时他经历尚浅，表现尚不显著，奸邪诬陷以朋党，还难以辨明。现在这几个人提拔在两府，考察他们处理事情可以辨明了。杜衍为人清廉谨慎而遵循法度，范仲淹则恢弘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朴直率，富弼则明敏而果决锐利。四人归于尽忠，而本性不同，所见各异，所以议事多不相顺从。如杜衍想要深罪滕宗谅，范仲淹极力请求宽恕他；范仲淹认为契丹必定攻打河东，请求紧急修边，而富弼以九件事极力说不会这样。至于尹洙，也号称范仲淹的党羽，等到争论城水洛的事，韩琦则赞同尹洙而反对刘沪，范仲淹则赞同刘沪而反对尹洙，这是陛下所知道的。闲居时互相称美，到了为国家议事则公开在朝廷争辩而没有私心，真正得到汉史所说的忠臣不私的节操，而小人防范为朋党，可以说是诬陷了。我观察自古专权的大臣，必定贪恋名位。自从陛下从陕西召韩琦及范仲淹，韩琦等推让到五六次，陛下也五六次召他们。富弼三次任命为学士，两次任命为枢密副使，每次任命未曾不恳切推让。等到陛下坚决不许辞让，才接受任命，然而还不敢别有所为。陛下打开天章阁召他们，赐坐授予纸笔，还谦让来不及，又烦劳圣慈出手诏指明姓名，责成他们条列人事而施行。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辄行，没有推避的也有。我正奇怪富弼等蒙受陛下坚意委任，督责叮咛如此，而舒缓自疑，做事不果断，却是小人巧言防范，还说专权，岂不诬陷吗？夫两路宣抚，国朝屡次派遣大臣以申国之威。近年不振，所以元昊叛逆，天下劳困，北虏乘衅违盟，书信言辞悖慢，甚至有指责祖宗的话。陛下以边防”

译没有防备，就不能与之争锋；委屈意志去求和，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富弼等人感激皇帝破格的恩遇，请求亲自前往边境，想着洗雪国家的耻辱，沿着山势靠近海边，不畏惧辛劳，想要使武备再次修治，国威重新振兴。然而一旦将他们罢免，致使群小在朝廷内部相互庆贺，四方夷狄在境外相互庆幸，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奏疏呈上后，（富弼）也被罢免，改任滁州知州。防备山东盗贼兴起，皇上派遣宦官前往巡视，回来上奏说盗贼不值得担忧，只有杜衍在兖州、富弼在郓州，被山东人尊敬爱戴，这才是值得担忧的。皇上打算调离这两人，另派他人镇守。参知政事吴育说：“盗贼确实不值得担忧，小人趁机挑拨离间，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倾轧大臣，这才是值得担忧的。大臣为国家安抚百姓，赢得了民心，那么国家就尊贵安定，这是朝廷内外的大喜事，难道反而要改变他们的职位吗？”于是作罢。由此看来，小人迷惑君主的心意，什么事做不出来。可惜仁宗也是英明的君主，在位二十多年，而方向尚且不能确定到如此地步，这是因为（他）只与身边近臣议论大臣的过错，而不与大臣议论身边近臣的过错啊。

译庆历五年，各位贤臣已经请求外放，欧阳修、蔡襄等人因为石介的风讽讥刺，也各自辞去谏官职务离去。尹洙于是上疏说：“我听说，知道贤人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却不能始终如一，这在背离正道方面是一样的。去年朝廷提拔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继担任谏官，我知道这几位贤才已经很久了，一旦高兴他们得到任用，所担忧的就是任用了却不能始终如一罢了。凭借陛下识人的英明，欧阳修等人蒙受的知遇之恩深厚，哪里会有任用了却不能始终如一的情况呢？大概听说唐代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后来有人进言说他结党营私，于是毁掉了他的碑文。近代君臣相互投合，没有像唐太宗与魏征那样的，谗言一旦传入，那么生前死后的恩义就不能保全，我未曾不愤慨叹息。由此来看，那么知道并任用贤人是容易的，始终如一地任用他们确实很难。陛下宽容谏臣，远远超过唐太宗。欧阳修等人的才能虽然不逊色于古人，然而他们的作为还不及魏征，那么毁谤之言不必等到他们去世之后才产生。我喜爱欧阳修等人的才能，可以勉励他们达到魏征的境界，希望陛下任用欧阳修等人，可以勉励他们始终如一。如果陛下对待欧阳修等人的态度没有改变初衷，那么我思考的是真正知贤善任的道理；如果陛下对待他们的态度已经改变，那么我就负有结党营私的责任了。况且当今所谓朋党，并不是很难分辨的。陛下试着把自己想要任用的人的姓名，询问身边的人，说：‘某个人被某个人称誉’，众人一定会一起回答说：‘这是公正的言论。’过些日子，那个人因为事情被疏远，皇上想要罢免他，又询问身边的人，说：‘某个人被某个人营救’，众人一定会一起回答说：‘这是朋党的言论。’过去被任用的是这同一个臣子，现在被疏远的也是这同一个臣子，他们所称誉和营救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有时被称为公论，有时被称为朋党，那么公论与朋党常常取决于皇上的心意，而不取决于忠诚与奸邪，这是驾驭臣下的大弊端。我已经为陛下出谋划策，难道还会顾及朋党的指责吗？只是害怕被冠以朋党的罪名，那么所陈述的言论就不会被采纳，这又是我的深切忧虑。希望圣明的陛下裁断明察。”自从庆历年间出现朋党的祸患，就与宋朝始终相伴。大概庆历年间被称为党人的，都是贤者，小人既然乐于以结党来排挤贤者，贤者也甘愿承受而不推辞。君主中了小人的谗言而安心让君子离去，所以国家日益空虚，远近的人都感到疑惑。哲宗初年，稍微采用调停的说法，范纯仁、吕大防也认为邓润甫是可以任用的，苏辙起初上疏争辩，又再次上疏说：“我先前在延和殿进呈札子，论述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共处。”朝廷因此又口头陈述以冒犯天听，私下观察圣意，似乎不认为我的言论是错误的，然而因为时间紧迫仓促，有所未尽。我想，如果让邪正之人同时进用，都能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治乱的关键，也是朝廷安危所在。我考察古今，参验圣贤的格言，都说亲近君子，疏远小人，那么君主尊贵国家荣耀；疏远君子，任用小人，那么君主忧愁国家受辱。这是必然的道理，不是一个人的私见。所以孔子论述治国时说：‘摒弃郑国的淫乐，疏远巧言令色的人。’子夏论述舜的德行说：‘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会远离。’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则说：‘亲近贤人，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凡是典籍所载，数不胜数。至于《周易》所论述的，尤为详细严密，都认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天地的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是阴阳的逆乱。所以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气虽然还不旺盛，但居中得地，圣人知道它有可以进取的道路。一阴在下，其卦为姤；二阴在下，其卦为遯。阴气虽然还不壮大，但圣人知道它有值得畏惧的渐长趋势。至于居于天地之中，得到阴阳调和的，只有泰卦而已。泰卦的卦象，是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已经得到职位，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居在外，安定而没有怨恨。所以圣人命名为泰。泰的意思是安定，是说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安定。在泰卦的时候，如果君子能端正自己的位置，使外边的小人安定，让他们不失其所，天下的安定将没有止境。只怕君子得位到了极点，小人使他们在外不安，那么局势必将反复。所以泰卦的九三爻辞说：‘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刻至极了，唯独没有听说因为小人在外，担心他们不高兴，而把他们引入内廷，从而给自己留下祸患的。所以我先前所上的札子，也说小人虽然绝对不能任为心腹，至于治理四方，奔走处理各种事务，各自随其所长，没有偏废。如果竟然把他们引入内廷安置，这就好比害怕盗贼抢夺财物，却引导他们进入卧室；知道虎豹会咬人吃肉，却打开牧场让他们进入。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同冰炭，相处必定争斗。争斗之后，小人必定胜利，君子必定失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婪利益、忍受耻辱，打击他们难以去除；君子洁身自好、重视道义，知道道义不能实行，必定首先引退。俗话说：‘一薰一莸，十年犹有臭。’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先皇帝厌恶颓靡的风俗，想要整顿纲纪四方，追踪夏商周三代的足迹。他的本意本来不是汉唐所能比拟的，而当时的臣子不能顺承圣意，制定的各种法令都是百姓所不能承受的。等到两位圣上临朝执政，顺应百姓的愿望而更改，上下都感到欣喜安慰。在这个时候，先朝掌权的各位大臣，自知上违背天意，下失去民心

译内心而言，朝廷虽然没有斥责驱逐，但形势已使他不能再留。尚且依赖两位圣上仁慈，不加谴责，宽恕他于外，这已经非常厚待了。如今政令已经取信于民，局势大体安定，但议论的人被浮夸的言论迷惑，竟然想要招他来朝廷，接纳他，与他共同处理政务，以调和安抚他的党羽。臣认为这个人，岂止是进用而已？必定会残害正直的人，逐渐恢复旧日的弊政，以发泄私人的愤恨。大臣被害，固然不值一提，那又怎么对得起祖宗的朝廷呢？自熙宁年间以来，小人亲近权柄长达二十年，建立党羽，遍布朝廷内外。一旦失去权势，觊觎权力的人很多，因此编造言语，动摇权贵近臣，无所不至。臣虽然没有听到那些言论，但大概可以知道了。听到的人又不加考察，急忙认为是对的，难道不是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剥夺伯氏三百个并邑，使他吃粗食，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罢免廖立、李平，将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很久不召还。等到诸葛亮死后，这两人都流泪思念诸葛亮。那伯氏、廖立、李平三人，都是齐国、蜀国的显贵大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惩处他们，而显贵之人没有怨恨，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赏罚一定公正，举措一定得当，国人都知道所惩罚的不是出于私心，所剥夺的不值得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没有不归心的。私下观察朝廷用人施政，并没有完全使人心服。他们既然心中不悦，竟然想要招他来朝廷，接纳他，以平息嫌隙。臣没有看到这样做可行。《诗经》说：“没有比得人更重要的，四方都会效法他。”陛下如果真正以意见分歧反复无常为忧虑，只应当长久任用才德忠良、见识思虑明审的人士，只要得到四五个人常在重要职位，虽然比不上皋陶、伊尹，但不仁之人自然知道远离了。所以臣希望陛下从圣心中防范，不被流言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进用，后来就有咬肚脐的悔恨，那么天下就幸运了。

译到了靖康元年，天下大势已危，北方敌人屡次惊扰，而汪伯彦、黄潜善之流却仍每天以朋党的罪名诋毁排斥贤良之人。于是杨时担任谏议大夫，上疏说：“臣曾经考察汉唐灭亡的原因，起初都源于朋党之争。欧阳修的话说得好：‘最初提出朋党论的是谁呢？这比制造俑像的人还要可恶。’自从蔡京掌权，开始推行朋党之说，用来排斥驱逐异己之人，使人们不敢说话，然后得以肆意妄为，逐渐导致了前日的祸患。太上皇晚年醒悟其错误，因士大夫贤能之人陷入党籍，在诏书中表达出来，追悔莫及。这是陛下应当深刻鉴戒的。近来听说士大夫又拿朋党之说欺骗圣听，有的指为蔡党，有的指为王党，有的指为李党。在这二十多年间，这几个人实际上把持国政，天下的士人不做官就算了，那些在朝廷做官的都是他们推荐引荐的。不是蔡京就是王黼，不是王黼就是李邦彦。如果全都指为朋党而驱逐他们，将使国家空无一人了。然而导致朋党论兴起的原因，必定有其缘由。臣认为蔡京的罪过比王黼更重，而李邦彦动不动就为自己谋划，首先策划逃跑之计，割地赔款，抵押亲王来主持和议，罢免李纲而接受誓书，他误国的程度也与蔡京、王黼没有区别。现在王黼已被处死，而蔡京父子只被流放到湖外，李邦彦还未被罢黜责罚，公众舆论尚未满足，所以议论的人怀疑他们有党羽。臣恳请陛下圣明决断，将蔡京父子与李邦彦严正执行刑法，流放到岭南海边，以平息公众舆论。其中被蔡氏、李邦彦任用的人，应当一一仔细考察，贤能的就任用，不贤能的就罢免，区分邪正，消除党羽，那么天下就幸运了。如果没有事实依据，一概以依附党羽为由，那么奸人多借此伤害贤良之人，不可不仔细考察。”大概杨时起初也被蔡京推荐，但他的途径与那群小人不同，所以请求罢黜王安石、诛杀蔡京以正其首恶，解除余毒，也可以说是交友有方向而憎恶有原则的人了。

大凡人才有邪正之分而没有异同之别，有气质同类而没有朋党之分。在前宋时期，议论极其混乱，只有李纲说得稍微精辟。他上疏告知高宗说：“臣昨天奏事，论及君主的职责在于知人，即使是尧舜也认为很难。如果能辨别清楚邪正，使君子和小人不致混淆，然后天下就可以治理。”承蒙陛下宣谕：‘知人也不是难事，只要考察他们平素的品行就知道了。’私下仰慕圣上的训示，确实掌握了知人的要领。然而臣私下认为，在国家艰难之际，图谋事业，虽然才智兼备的人都要使用，但作为帷幄中的心腹，非君子不可。为什么呢？君子爱戴君主而不谋取私利，忧虑国家而不谋取私利，以公心忘记私利，以道义防范利益；而小人则与此相反。自古以来君主信任小人并任用他们，他们的国家没有不走向危亡的。小人难道不想安定生存而厌恶危亡吗？然而让他们谋划别人的国家，必定会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他们没有远见而手段险恶。他们正以谋取私利、保全自身为对国家有利的计策，安然不知防备。不是不知防备，而是认为必定不会导致危亡所以不防备。唐天宝末年，杨国忠既激怒安禄山造反，以验证自己的预言，又催促哥舒翰出兵潼关，担心这对自己不利，动不动就为自己谋划，不顾社稷的大计。等到遭遇陈元礼的变故，刀架在脖子上，然后才知道，大概也太晚了。这就是他之所以求全，反而导致自己灭族的原因。范祖禹有话说：‘避害就利，是小人的常态。对自己有利而对别人不利，就去做；对国家有害而对自家无害，就去做，自以为得计了。’然而对国家有害也就对自家有害，对别人不利也就对自己不利，因此自古小人的败坏，必定导致国家一起灭亡才停止。这就是圣人告诫不要任用小人的原因。世上的君主何尝不用君子而退避小人？然而所任用的君子，都不能安定，而小人没有不得志的。这是因为君子行事正直，自信坚定，去留看得轻，好恶端正。行事正直就不能阿谀奉承以取悦于人，自信坚定就不能过分防备以远离祸害，去留看得轻就不被爵禄所累，好恶端正就不被奸邪所喜欢。如果不是明主，明智足以洞察，真诚足以任用，那么君子即使想在当世有所作为，也不可能做到。齐桓公任用管仲，信任而不怀疑，所以成就了霸业。所以说：‘有人而不能了解，有害于霸业；了解而不能任用，有害于霸业；任用而不能信任，有害于霸业；信任而让小人参与，有害于霸业。’称霸尚且如此，何况想要图谋天下的事业，以兴起中兴之功呢？关于邪正利害的言论，只有李纲这道疏文最为明白。然而如果不是靖康初年，李纲也不能如此明白地直言。

李纲又上疏论朋党说：臣观察自古以来论说朋党的，没有比欧阳修更为详尽的。他说：想要掏空别人的国家而赶走其中的君子，必定会进献朋党之说；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而遮蔽他的耳目，必定会进献朋党之说；想要夺取国家而送给别人，必定会进献朋党之说。身为君子的人，本来过错就少；小人想加罪于他，不能遍及。至于想要举出天下的善人，寻找他们的同类而全部赶走，只有指斥他们为朋党罢了。所以他们的亲戚故旧，称之为朋党是可以的；交往密切的朋友，称之为朋党是可以的；做官求学相同，称之为朋党是可以的；门生故吏，称之为朋党是可以的。这几类都是他们的同类，都是善人。所以说：想要掏空别人的国家

译而把君子驱逐出朝廷的，只是用结党营私的罪名来定罪，那么就没有人能幸免了。善良的人互相喜爱，是因为他们同类相同，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听到善行的人必定互相称颂，就被称为结党；得到善人的人必定互相推荐，就被称为结党。如果让人听到善行不敢称颂，那么君主的耳朵就听不到下面的善行了；见到善人不敢推荐，那么君主的眼睛就看不到善人了。善人一天天疏远，小人一天天进用，那么君主就会茫然失措，和谁一起谋划治理国家的措施呢？所以说：想要孤立君主的权势而蒙蔽他的耳目的人，必定使用结党的说法。只要有一个君子存在，众多的小人虽然人多，也必定有所顾忌；只有国内没有君子，然后小人才能肆意妄为，无所不为，汉朝、魏朝、梁朝、唐朝之际就是这样。所以说：可以把国家夺走送给别人的人，是因为国内没有君子，是因为用结党的罪名把君子驱逐了。唉！结党的说法，君主能不审察吗？欧阳修的话这样说，确实非常恰当。我认为君主最厌恶的，是结党；小人用来陷害善良人的，是结党；给国家造成祸患说不尽的，是结党。君主端坐在深宫之中，掌握天下的权柄，只担心人们结党营私，以此欺骗蒙蔽，所以说最厌恶的，是结党。君子提拔善良的人，因为他们同类聚集，而小人指责这是结党，可以让他们全部离去，不成为自己的祸害，所以说用来陷害善良人的，是结党。党锢之祸兴起，汉朝因此倾覆；牛李党争兴起，唐朝因此衰微。所以说祸患说不尽的，是结党。嘉祐年间，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人在朝廷任职，他们推荐的大多是君子，小人不高兴，指责他们结党，想要全部排斥他们，幸亏仁宗皇帝能够明察，所以小人的言论没有被采纳，韩琦、富弼、范仲淹的德行功业得以在当时显扬，这是国家无边的福气。刘向曾说：“怀着狐疑之心的人，会引来防备贼人的口舌；持有不防备之意的人，会打开众多奸邪之人的大门。”汉元帝优柔寡断，所以萧望之、周堪、刘向等人不能在朝廷容身。唐文宗优柔寡断，所以说：“清除河北的贼寇容易，清除朝中的结党难。”君主的德行，刚健如天，光明如日，辨别是非，审察邪正，那么小人的道路就会消退，君子的道路就会增长，智愚贤不肖各得其所，还担心什么结党呢？我私下看到近年士人中还有趁着间隙，制造险恶偏颇的言论，用结党来迷惑陛下听闻的人，幸亏陛下能够明察，不采纳他们的说法，善良的人得以有所依靠。然而小人的情状，就像穿墙挖洞的盗贼，稍微失去堤防，就必定再次出来作恶。希望圣上考察欧阳修的话，并审察仁宗的用心，消除小人而进用君子，早日建立中兴的基业，以达到太平，天下就太幸运了。宋朝自从光宗、宁宗之后，天下像一根头发一样被韩侂胄、史弥远摧残，而在用人取舍方面再也没有值得观看的了。当理宗宝祐初年，牟子才上疏说：“君子对于小人，就像阴对于阳，不能互相没有，而消长有常理，不是人所能增减的。”泰卦，内部刚健而外部顺从，内部阳刚而外部阴柔，内部君子而外部小人，所以深刻地表达内外的区别，使界限明确，不相混淆。君子得到职位，可以进取有所作为；小人得到欲望，即使退让也没有怨恨。所以圣人命名为泰。泰的意思是安。小人和君子各得其所而不互相伤害，这才是安。自古以来只有尧舜的时代足以当得起这个评价，三代以下治乱无常，然而不过由此两条道路：用君子就去除小人，用小人就去除君子，没听说过君子小人参半使用的。用君子就治理，用小人就混乱，也没听说过君子小人参半使用可以长久安定没有混乱的。我看本朝元祐年间的作为，元祐年间，是用君子而退小人的。元祐之所以变成绍圣，是因为君子小人并用的缘故。在元祐四五年间，当时的谏官凛然以不能辨别邪正为忧虑。朱光庭则认为用人之际，应当在善与利之间加以审察，使正直的人日益进用而邪恶的人永远退却。范祖禹则认为奸邪的人在上位必定危害政事，在下位必定危害风俗，不应当让他们在位成为日后的祸患。苏辙则认为君子小人势如冰炭，共处必定争斗，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王岩叟则认为：“小人无能，这不足畏惧；小人有才能，然后才可畏惧。”应当明辨，极力遏制，不要让小人得以混杂其中。他们的话都深切明显，反复详尽，而对于“泰卦的意义”都援引依据明白，如果当时全部采纳他们的话，断绝祸患的萌芽，培养治理的根本，即使百年元祐也可以。奈何“调停的说法”虽然贤明，如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也都被迷惑了。杨畏、邓温伯、李清臣，都是小人的首领，而被引为心腹，使他们得以趁着间隙钻营，暗中倡导邪说，“绍述的议论”兴起，而君子不能有一天安于其位。等到“党锢之祸”形成，即使吕大防、范纯仁、刘挚，也都不能免于报复的祸患，那么“调停的议论”大概也是疏漏的了】

译《缁衣集传》卷三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缁衣集传》）

钦定四库全书

《缁衣集传》卷四

明 黄道周 撰

坚着章第十九

孔子说：“轻易断绝与贫贱者的交往，却看重断绝与富贵者的交往，那么喜好贤德就不坚定，厌恶邪恶就不显著。人们虽然说不利于这样做，我不相信。”《诗经》说：“朋友所摄取的，是威仪。”【利禄看得重，礼乐就会衰败；礼乐衰败，朋友就会断绝交往。所以小人的地位如果超过百家，那么百家的朋友就不会到来；如果超过千家，那么千家的交往就会成为准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们都厌恶贫贱而崇尚富贵，富贵者自认为贤德，贫贱者自认为邪恶。众人因而认为他们贤德或邪恶，不称之为富有。富有却贫困，贫困却尊贵，尊贵却卑贱，那么大家就都认为是邪恶。厌恶邪恶而崇尚贤德，就是喜好好的而厌恶坏的。《遁卦》说：“君子远离小人，不厌恶但保持威严。”这不是远离小人，而是远离利益。小人亲近利益，所以多富贵；君子远离利益，所以多贫贱。观察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天下的礼义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

【大凡天下的荣耀和利益，不能同时归于两者。富贵在于小人，那么贫贱必然在于君子。小人十分之九得到富贵，那么君子十分之九得到贫贱。君子贫贱，那么百姓就会流离失所。在汉成帝、哀帝年间，天下富庶，外无寇乱，百姓不知道战争。仅仅因为一个董贤富贵到了极点，而国库空虚，四海成为虚境。谏议大夫鲍宣，坚守高尚的节操，乐于贫贱，喜好贤德而厌恶邪恶的人。在元寿年间，他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人们牵制私党，用来充塞朝廷，扰乱天下。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是陛下亲眼所见，曾经愤慨不满并加以非议。现在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严重呢？我看到朝廷侍从中没有大儒，没有刚直不阿、白发苍苍、年高德劭、魁梧磊落的臣子，没有议论通达古今、忧国如饥似渴的人，只是推崇外戚，亲近顽劣孩童，宠幸臣子董贤等人，想要与他们共同承担天地重任，安定海内，这很难。现在百姓有七种灭亡：阴阳不和，水旱成灾，这是一亡；官府重税，更赋租税，这是二亡；贪官污吏勾结，受贿不止，这是三亡；豪强大姓，蚕食百姓不知满足，这是四亡；苛刻的官吏和徭役，耽误农桑时节，这是五亡；部落鼓声响起，男女遮拦，这是六亡；盗贼劫掠，夺取百姓财物，这是七亡。七亡还可以，又有七种死亡：酷吏殴打致死，这是一死；审理案件苛刻，这是二死；冤陷无辜，这是三死；盗贼横行，这是四死；仇怨互相残杀，这是五死；年成不好饥饿，这是六死；时气疾疫，这是七死。百姓有七亡而没有一得，想要国家安定，实在很难。百姓有七死而没有一生，想要刑罚搁置不用，实在很难。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爱护养育百姓，应当视他们如一，符合《鸤鸠》的诗篇。现在贫民吃菜都吃不饱，衣服又破烂，父子夫妇不能互相保全，令人酸鼻。陛下不救助，为什么私养外戚和幸臣董贤，赏赐数以十万计，让奴仆随从宾客，浆酒藿肉，苍头庐儿，都因此致富，这违背天意吗？”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迷惑众人，强横可以独立，是奸人的首领，迷惑世道尤其严重，应当及时罢免退下，而紧急征召前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都曾经担任博士职位，都历任三公，智谋威信，可以建立教化，谋划安危。又龚胜担任司直，郡国都谨慎选举，三辅委输官不敢作奸犯科，陛下先前退下何武等人，天下失望。以陛下的圣德包容，能容纳没有功德的人很多，难道不能容纳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用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不能自己专断快意而已。我确实迫于大义，以谏诤为职责，不敢不竭尽我的愚诚。又上疏说：陛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万民为子。即位以来，父亏损光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现在又在三始之日发生日食，实在令人畏惧。小民在正朔日尚不敢毁坏器物，何况日食呢？陛下深自责备，避开正殿，举荐直言，寻求过错。退下外戚，征拜孔光，觉察孙宠、息夫躬的过错罪恶。众庶翕然无不喜悦，天人同心。人心喜悦，那么天意应当化解。然而白虹贯日，连续阴天不下雨，这是天有忧结未解，而百姓有怨望未塞。董贤以令色谀言自进，赏赐无度，竭尽府库。海内贡献应当奉养一君，现在反而全部进入董贤家，这难道是天的意旨和人心吗？如此厚待他，恰恰是害他。如果真的想要哀怜董贤，应当向天地谢罪，解除海内的仇恨，免职遣送他回封国，收回乘舆器物归还官府。这样可以父子终其性命，否则宇内所仇视，没有能长久安定的。高门距离省户几十步，请求觐见出入两年未被省察，想要让海边的偏僻陋室自我通达远方。希望赐予片刻空闲，竭尽我的忠诚思考，退入九泉，死而无憾。所以像鲍宣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轻易断绝与贫贱者的交往、看重断绝与富贵者的交往的人了。在汉肃宗时，皇上因为明德太后的缘故，尊重马氏，而马廖等人也倾身下士，以为名高，第五伦当时担任司空，上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