缁衣集传卷二

译地位尊贵到成为储君，自认为有万世安稳的保障，哪里知道奸邪之人从中离间，导致慈父与儿子之间的嫌隙无法弥合呢？假使太子举止行为合乎常规，进退有度，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摒弃浮华，恪守恭顺节俭，那么即使善于离间的人，又从哪里插手呢？如今陛下遵循周代典制，王世子的服饰器物不配齐备，以表明恩惠非常盛大。然而恩惠的防备还未满六十天，所用物品已超过七万，骄奢到了极点，最终必然导致祸乱。只有居安思危，不要重蹈覆辙。”太子发怒，命令家奴狙击，几乎丧命才幸免。所以像张〇素这样的人，就知道擅长治理百姓的人了。

译马周出身于徒卒，凭借中郎将常何所陈述的二十多条时务建议，皇上阅览奏章后大喜，立即召见他，派使者四批催促他前来，他所说的话正合皇上心意，当即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于是退朝后上密封奏章，说天子的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了，孝是教化的根本，是政治的源头。我见大安宫在宫城西面，墙宇门阙，比起紫极宫显得卑小。东宫是皇太子居住的地方，而内大安宫，是太上皇居住的地方，却在外侧。虽然太上皇志在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背，但中原四方以及藩夷见到这种情况，将作何感想呢？又听说明诏说二月要幸临九成宫，道路上的传言说是为了避暑。我私下认为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该早晚问安视膳。现在所去的宫殿距离京城三百多里，不是早上出发晚上能到的。万一太上皇想念陛下想见陛下的脸色，怎么赶去呢？况且陛下以避暑为由出行，而太上皇留在炎热之处，这不是用来教导孝道的方法。”又说：“宗庙的祭祀，必须亲自参与；宗室的封爵，必须世代相传，这些都是大事，关乎根本大计。”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我见王长通、白明达，本是乐工和仆役；韦槃提、斛斯政，只懂得调马，所谓盲人乐师的能力，马夫仆役的技巧，只厚赐金帛就足够了。现在越级授予高官，在朝廷外廷鸣玉曳履，与士大夫争先后，我私下感到羞耻。确实知道朝廷命令既已发出，不可追回，但还是应该不列入朝班，以免混淆士人的品级。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又说：“京城及益州各处营造供奉器物，以及诸王妃主的服饰，都过于靡丽。我听说清晨勤勉显赫，其后还会懈怠；制定法度宽缓，其后还会贪婪。陛下年少时身处民间，知道百姓疾苦，前代祸败，又是亲眼所见，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诸王生长在深宫，不经历外事呢？过去贞观初年，天下节俭，一匹绢才换一斗米，而天下安定，是因为百姓知道陛下忧怜他们，所以人人安心没有动摇。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多斛粟，而百姓都怨恨，认为陛下不忧怜他们，是因为多营建不急之务的缘故。百姓怨恨，土崩瓦解的征兆，就从这里开始了。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请拿近事来验证：隋朝在洛口仓贮粮，李密因此得利；在东都积聚布帛，王世充因此得利。现在平时耗尽民力财力，一旦有水旱风尘之警，狂狡之人窃发，岂止是晚食晚寝的忧虑而已呢？”又说：自汉晋以来，扰乱天下的，都是诸王，不是帝王的子孙。王不善，都是因为树置失宜，不预先节制，才这样的。现在诸王本身享有大国，何愁不富，而每年额外优赐，曾没有限度。过去魏武帝过分宠爱陈思王，适足招致陈思王的祸患。确实应该斟酌长久之法，使本支百世，天下幸甚。这是针对魏王泰及汉王元昌而言的。自唐初谈论大政，筹划没有超过马周的，然而他的意思都归于制节有常，使民心不二。一天，城阳公主将要下嫁，占卜婚期，卦辞说：“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画定婚期吉利，马周劝谏说：“朝谒在早晨，意在互相警戒；讲习在白天，意在互相成就；宴饮在日偏西时，意在互相欢乐；婚合在夜晚，意在互相亲近。所以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静有时，吉凶有仪。现在先乱了开始，不可行啊。”所以像马周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出言有章法的人了。

郝处俊起初被任命为东台御史，随从皇上幸临东都。皇上在路上召他谈话，问说：“我曾怀疑秦法宽纵，荆轲不过一个匹夫，挟匕首突然发难，群臣手持兵器侍立在殿陛，没有人敢触犯他，难道是习惯了怠慢吗？”回答说：“是因为法律太严苛的缘故。秦法规定持寸刃上殿者灭族，群臣互相看着不敢动，所以说太严苛了。过去魏武帝曹操颁布法令，京城有变，九卿守府寺不得动，动的处死。后来严才作乱，徒党才几十人，攻打左掖门，曹操登上铜雀台望见没有救援的人，叹息说已经有领官属来前格斗的人了，曹操说：‘一定是王太常。’王修识破变故，能冒犯法律赴难，盗贼因此被擒灭，后来询问果然也是王修。所以法律不可太急，也不可太慢。《尚书》说：‘高明者用柔克，沈潜者用刚克，这是中庸之道。’”皇上又一天与郝处俊谈论许敬宗所记史书都失实，朕曾随从幸临未央宫，仪仗经过时有横刀伏在草中的人，先帝为此收敛马缰退避，没有发觉，对朕说：“事发时会有几十人当死。”现在史书记载特别失实。郝处俊说：“先帝宽仁不止一端，臣弟郝处杰参与供奉，见三个卫士有误拂御衣的惊恐请死，帝说：‘不要怕，左右没有御史，朕不怪罪你。’”皇帝感动说：“这些都应该史书所记载。”上元元年，赐吏民聚饮，皇帝御翔鸾阁观看，分音乐为东西两朋，让雍王贤、周王显各自主持，听他们角胜为乐。郝处俊进言说：“臣听说礼示童子，无诳恐诈欺之心生，以闲邪也。现在二王富于春秋，志趣未有定，当推梨让枣，奈何令以音乐角胜乎？”皇上于是急忙制止。所以像郝处俊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从容有常法的人了。

徐有功名宏敏，以字行。当时罗织

译案件兴起，官吏争相严刑拷打，朝廷内外人人恐惧，无法保全自己。只有徐有功以宽厚平和的态度断案，多次冒犯龙颜争辩冤屈与公正。太后严厉声色责问，刑罚致死的人狼藉遍地，侍卫都缩颈战栗，而徐有功神情坚定，言论明确切中要害。太后也对他敬畏。他开释宽恕的人不下数十百家。酷吏周兴等人仇视他，弹劾徐有功依附下属欺瞒皇上，故意放纵谋反的人，又欺骗皇上，应当斩首，因此获罪免官。太后内心终究看重他。不久起用为侍御史。徐有功入朝觐见，伏地流泪，坚决推辞说：“我听说鹿跑进山林，性命就掌握在厨师手中，是形势使然。陛下任命我为法官，我不敢违背陛下的法律，必定会死在这个官职上。请求免除我的官职，饶恕我的死罪。”太后安慰劝解后让他离去。朝廷内外听说徐有功回来，都欢喜互相庆贺。当时有诏令：“因公事获罪流放，因私事获罪徒刑以上的，赦免。超过一百天再次犯罪的，允许逮捕论处。”徐有功争辩说：“陛下宽恕死罪，已经发生的罪行予以原谅，是为了开通改过自新的念头，开启自我更新的道路。所以法律规定告发赦免前的罪行，按该罪行定罪。如果没有人告发所犯的罪，最终也不会自己揭发。如果允许告发，这就与法律相违背了。那么恩诏虽然下达，天下却没有一个人能获得宽贷了。”于是废除了这条法令。润州刺史窦孝谌的妻子是皇嗣李旦德妃庞氏的母亲，因为家中闹鬼进行祈祷驱邪，于是告发庞氏用厌胜诅咒应当处死，意图动摇皇嗣的地位。徐有功查明她无罪。给事中薛季昶弹劾徐有功包庇逆贼应当绞刑。徐有功正在处理公务，令史哭着告诉他。徐有功笑着说：“难道只有我死，其他人都永远不死吗？”慢慢走回家，吃完饭，关上门熟睡。太后考虑到宽恕他，召他入朝觐见，温和地对他说：“你近来审理案件大多从轻发落，为什么呢？”徐有功回答说：“从轻发落是臣子的小过错，爱惜生命是君主的大德行。”太后沉默不语。庞氏得以减刑免死，而徐有功被免职为民。不久又起用为司刑少卿，再次被皇甫文备诋毁欺骗而免职。不久，皇甫文备下狱，徐有功依据公正的法律使他免罪。有人说：“他曾经陷害你至死，而你让他活下来，为什么呢？”回答说：“皇甫文备没有死罪罢了，他所说的是私怨，我所坚守的是公法。”凡是徐有功因为守法而获罪判处死刑的有三次，安然没有忧愁的神色；被赦免的有三次，也安然没有喜悦的神色。所以像徐有功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恒定操守的人了。

译在开元年间，有一位卢怀慎，他清廉节俭，通晓治国的大体，担任御史中丞。他议论时政说：“从前唐尧、虞舜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子产辅佐郑国，更改法令颁布政令，第一年人们怨恨想杀他，第三年人们感激而歌颂他。假如子产不到一年就死了，谁会说惠民利国的旧政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功呢？近来州牧的副职，以及两京地区的县令，有的任职一两年，有的三五月就调任，甚至来不及考核政绩，使得未调任的人侧耳倾听，踮脚盼望，冒进求官而忘记廉耻，只以苟且获取官位为务，又哪有空闲为陛下宣扬教化、体恤百姓呢？百姓知道官吏任职不久，就不听从他们的教化；官吏知道调任不久，就不尽力做事，苟且占据爵位以积累资历声望。虽然圣明的君主有勤劳天下的志向，但侥幸的途径开启，上下互相蒙蔽，这是国家的大弊病。臣请求都督、刺史、副职、京畿县令任职未满三次考核不得调任，如果政绩特别优异，可以加赐车马俸禄，降下玺书慰勉，等到公卿职位空缺时再提拔他们，以此激励能人，这可以作为唐朝长久任职制度的准则。然而用人之法，在于论才而不在于论任职时间。郡县在太平盛世，勤勉奉公，不需要采取子产那种严苛的治理，如果过于苛刻超过时限，人们就会想着拿着竹竿去追赶他。然而卢怀慎自有常度，他的居住饮食，从开始做官到显贵，始终简朴终身如此。”

壹德章第九

孔子说：在上位者让人望而知之，在下位者让人述而记之。那么君主就不会怀疑他的臣子，臣子也不会迷惑于君主。尹吉甫说：只有尹吉甫和商汤，都具有一德。《诗经》说：善良的人，君子，他的仪态没有差错。

《易经》说：事情让人望而知之。《易经》说：可以述而记之。望而知之，就不怀疑；述而记之，就不迷惑。所以使用权术互相驾驭，是乱世之道。坎卦的纳约，睽卦的遇巷，大概也是不得已。周文王问粥子说：“君子将进入职位，对于百姓会怎样？”粥子说：“君子将进入职位，对于百姓，就像太阳初升一样温暖明亮。”文王说：“我接受教命了。”已经进入职位，对于百姓会怎样？”回答说：“君子已经进入职位，对于百姓，就像太阳正午一样炽热明亮。”文王说：“我接受教命了。”已经离开职位，对于百姓会怎样？”回答说：“君子已经离开职位，对于百姓，就像太阳已经落下一样昏暗。”所以将入而温暖明亮，是道义先被听闻；既入而炽热明亮，是保全福泽；既去而昏暗，是思念教化。文王说：“我接受教命了。”所以在上位容易知晓，在下位容易记取，就像日月一样。上位者不用日月显示给下位者，那么下位者就会用云雷怀疑上位者。《诗经》说：“阴云密布，雷声轰鸣。”说的是君臣自相疑惑。

这一章怀疑与上一章是一章，因为再次引用《诗经》，所以又分开传述。

唐太宗曾经从容地和辅政大臣讨论治国，谈到隋文帝作为君主的情况。房玄龄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临朝直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的官员，每次引见坐下讨论政事。卫士只能匆忙吃饭。虽然本性不仁厚，也可以说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了。”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明察却喜欢细察，不明察则照见有不通之处，喜欢细察则对事物多疑。又事情都自己决断，不委任群臣。群臣既然知道上意，只取决接受成命，即使有失误遗忘，也不敢违背覆奏。这就是为什么二世而亡的原因。”我选择天下贤才，安置在各部门，让他们各自管理天下事务，而宰相在上面评议，审熟便安，然后有功则赏，有罪则刑，大概就能治理好了吧？先前太宗对魏征说：“我看隋炀帝的文集，文辞深奥广博，也知道尧舜是圣君而桀纣是暴君，但行事为什么相反呢？”魏征回答说：“人君虽然圣哲，还应当虚己接受他人，所以智者献谋，勇者尽力。炀帝倚仗自己的俊才，骄矜自用，所以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竟然不自知以至于那样。”太宗说：“前事不远，是我们学习的老师。”所以像贞观君臣所说的可望可述那样了。

太宗曾经对史臣说：“我每次临朝想发一言，没有不三思的，怕成为百姓的祸害，所以不能多言。”杜正伦回答说：“我的职责是记录言语，陛下的言语有失，我一定记录，岂只是顾虑对现在有祸害，也恐怕留给后世讥笑。”太宗高兴，赐绢二百段。又对褚遂良说：“你还知道起居注所记录的，可以观看吗？”回答说：“史书记录人君的言动，完备记录善恶，大概使人君不敢为非，没听说自己取来观看的。”太宗说：“我有不善，你也记录吗？”回答说：“我的职责应当载笔，不敢不记录。”刘洎说：“假使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都记录了。”太宗说：“确实如此。”然后又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录的，都不让人主看，为什么呢？”回答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如果人主看了，一定发怒，不敢献上了。”太宗说：“我的心，不同于前世，也想自省旧过的过失，作为后来的警戒，你可以撰写呈报。”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身，举动没有过失，史官所叙述的，义理归于善美，然而自从陛下亲自阅览起居注后，人们可以以此为法，私下担心曾元之后

译有的人本质不同于上等的智者，掩饰过错以防备短处，史官不免遭受刑罚诛杀，像这样就没有人不希望顺着风向、防备祸患，用委婉的言辞远离灾祸，漫长的千年之中，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皇上不听从，〇龄于是与许敬宗等人编纂高祖和当今皇上的实录进献。皇上看到书中关于六月四日的事情，话语多有隐晦含蓄，对〇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全鲁国，前日的事情，史官为什么要忌讳呢？」于是命令删去隐晦的言辞，直接记载那件事，所以贞观时期的各位史臣，也可以说是知道应当如何记述的人了。贞观中期，各位宰相陪侍宴会，皇上对王珪说：「你识人鉴别的本领精通，又善于谈论，〇龄以下的人，你应当全部加以品评，并且说说你自己与这几个人相比如何？」王珪回答说：「勤勉侍奉国家，知道该做的没有不做的，我不如〇龄；才能兼具文武，出外为将入朝为相，我不如李靖；陈述奏对详细明了，传达命令准确允当，我不如温彦〇；处理繁杂事务，各种政务都能办好，我不如戴胄；以君主比不上尧舜为耻，把进谏争辩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我在这些人中也有微小的长处。」皇上非常认为他说得对，众人也信服他确切的议论。等到后来十多年，皇上又对侍臣说：「臣子顺从迎合的多，冒犯威严的少，现在我想自己听到自己的过失，各位公卿认为怎么样？」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说：「近来有上书不符合旨意的，陛下都当面穷究诘问，没有不惭愧恐惧而退下的，恐怕这不是用来广开言路的方法。」马周说：「近来陛下赏罚，略微以喜怒作为高低标准，此外没有看到他的过失。」皇上深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这年秋天，皇上又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人苦于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你们可以为我明确地指出。」回答说：「陛下的武功文德，臣下们顺承尚且来不及，又有什么过错可言？」皇上说：「我问你们我的过错，你们都曲意阿谀，我试着列举你们的得失互相警戒，怎么样？」大家都拜谢。皇上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应对事物明察迅速，决断事理，古人也不过如此，但攻战不是他的长处。髙士亷，涉猎古今，心术明达，面临危难不改变节操，担任官职没有朋党，然而他所缺乏的是刚直规劝的谏言。唐俭，言辞便利，善于调和人事，侍奉我三十年，竟然没有赶上进献忠言、纠正过失。杨师行，性情品行纯和，自然没有过错违逆，但情实怯懦，紧急关头不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美丰富，而持论长远，自然应当不辜负万物。马周，见识事物敏捷迅速，性情非常贞正，衡量人物，直道而言，我近来任用他，大多能称心如意。刘洎，最坚贞有利益，然而他的心意崇尚信守诺言，偏私于朋友。禇遂良，学问稍长，心意也坚正，每次表达忠诚，亲近依附于我，譬如飞鸟依人，人自然怜惜他。大概是当时元成已经死了，思念没有刚直憨厚可以托付后事的人，像元成那样的，刘洎稍显憨直，又因为信守诺言的规劝，死于亢厉，可惜啊！」所以像贞观时期的君臣，是不疑不惑的了】

译唐太宗在中年时见到天下安定，曾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刚痊愈仍应加以调养防范，倘若放纵自己，病复发，就无法挽救了。我有两喜一惧：近来丰收，斗粟仅值三钱，中原有幸安定，这是一喜；北方长久臣服，边境没有忧患，这是二喜。然而安定容易使人骄奢，骄奢则会导致危亡，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不能善终，希望多次听到你们的规劝争辩。”魏徵说：“内外安定，我不以此为喜，我所喜的是陛下居安思危，天下非常幸运。”太宗又对群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经营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后，纠正过失谬误，为我谋划安定天下，是魏徵的力量。”都赐给他们佩刀。晚年对侍臣说：“古代帝王平定中原，不能使戎狄服从，我的德行不及古人，而成就超过他们，为什么呢？”群臣都颂扬陈述。皇上说：“你们说过了，我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只有五件事：君主大多忌恨胜过自己的人，我见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有的一样，不害怕自我折服；人的品行和能力难以兼备，我舍弃短处取用长处，使各自凭借才能进用；君主进用贤人就把他们放在身边，斥退不肖之人就把他们推入深渊；我见到贤人就尊敬他，见到不肖之人就怜悯他；君主大多厌恶正直，害怕被揭发指摘，暗中诛杀或公开杀戮。我即位以来，正直之士在朝廷比肩而立，未曾有一人遭受过错贬谪。自古都重视中华，轻视夷狄，我对待他们一样，所以他们的部落亲近依附非常感恩。这五件事就是成就今日功业的原因。”唐太宗的文采远不及汉高祖的质朴啊。然而他们君臣互相信任，值得仰望和称述，大概有尹吉甫告诫周宣王专一德行的风范吧。

汉高祖的雄才大略胜过唐太宗，但猜忌功臣，缺乏学问，所以后世宰相保傅很少有能免祸的。汉元帝时，石显、石显用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因为师傅身份受到尊重，多次陈述时政，谈论治乱，与谏大夫刘更生、侍中金敞一起拾遗补阙同心协力，谋划想要恢复古制，罢免中书宦官。石显、石显非常恨他们，与车骑将军史高勾结，让待诏郑朋、华龙告发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互相称举，想要专擅权势。下诏让石显审问情况，于是石显请求谒者召他们到廷尉。当时皇帝刚即位，不明白送到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批准了他的奏章。后来皇帝召见周堪、刘更生对答说：“关在监狱里。”皇帝大惊说：“不是只是廷尉审问吗？”以此责备石显，他们都叩头谢罪，立即命令他们出来视事。石显于是推举将军史高说：“皇上刚即位，就先查验师傅，应该趁机决定罢免。”于是收缴萧望之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以及周堪、刘更生都被罢免。那年春天发生地震，客星出现在昴宿和卷舌星之间，皇上感悟，于是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征召周堪、刘更生为谏大夫。石显又都上奏让他们做郎中。刘更生害怕，让外戚上变言事。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为，拷问后他认罪，于是逮捕刘更生论罪诬罔不道，罢免为平民。那年冬天，萧望之的儿子萧伋也上书申诉前事。石显上奏萧望之所犯罪行明白，却教子上书称引无辜的诗篇，把过错归于皇上，失去大臣的体统。自认为依托师傅身份，怀着最终不会获罪的念头，稍微在牢狱中受屈，稍解其愤懑之心，那么朝廷就没有办法施恩。皇上说：“萧太傅一向刚直，怎么肯就范于官吏？”石显说：“人命至重，萧望之所犯罪行轻微，一定没有忧虑，于是批准了他的奏章。”石显等人于是派金吾围住萧望之的宅第，逼迫他。萧望之想要自杀，夫人阻止他，拿主意问门生朱云劝他。于是萧望之仰天叹息说：“我曾担任宰相，年过六十，年老入狱，苟且求生，不也太鄙陋了吗？”于是饮鸩自杀。天子听说后，惊愕拍手说：“当初就怀疑他不会就范，果然杀了我的贤傅。”当时大官方尚食因为悲伤不吃东西，流泪哀痛感动左右，但最终无法惩治石显。以上又说到郎京房生以《易》言灾异多次应验，多次被召见言事。京房问皇帝说：“幽王、厉王这样的君主为什么危险？他们所任用的是什么样的人？”皇上说：“君主不明而所任用的是巧言令色的人。”京房说：“知道他们巧言令色而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贤能呢？”皇上说：“认为是贤能罢了。”京房说：“那么现在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皇上说：“因为当时混乱君主危险，才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任用贤人，一定治理得好；任用不肖之人，一定混乱。幽王、厉王为什么不醒悟，最终到了这个地步？”皇上说：“面临混乱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如果都能醒悟，天下哪里会有危亡的君主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说幽王、厉王而嘲笑他们，然而任用竖刁、赵高，政治日益混乱，群盗满山，为什么不以幽王、厉王为鉴而醒悟呢？”皇上说：“只有有道的人才能根据过去知道未来罢了。”京房于是免冠叩头说：“《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以警示万世的君主。现在陛下即位以来，《春秋》所列举的灾异全都具备，陛下看现在是治理得好呢？还是混乱呢？”皇帝说：“也非常混乱罢了。”京房说：“现在所用的人是谁？”皇帝说：“是的，幸好认为比他们好，又认为不在此人身上。”京房叩头说：“前世的君主，也都是这样，我担心后人看现在，就像现在看前世一样。”皇上沉默了很久，于是问说：“现在造成混乱的人是谁？”京房说：“明主应该自己知道。”皇上说：“不知道，如果知道

译（前文缺）……为什么要任用他们？”张房回答说：“皇上最信任、在帷幄之中共同谋划、决定天下人才进退的人，就是他们。”元帝低头说：“我已经明白了，但也不能罢免石显和五鹿充宗。”后来任命张房为魏郡太守，试用考核官吏的法令，最终因与淮阳宪王的舅舅张〇泄露宫中的机密言论，被征召下狱，判处死刑弃市，妻子儿女被流放到边疆，而元帝始终没有醒悟。

在此之前，刘更生因为灾异现象，分条呈上密封的奏章说：“臣先前有幸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担任九卿，奉行法律不够严谨，却又再次蒙受皇恩。私下看到灾异同时发生，天地失去常态，这是上天对国家的警示，想要最终保持沉默不说。想到忠臣即使在田野之中，也不忘记君主，这是恳切忠贞的道义，何况又加上骨肉至亲的关系，再加上旧日的恩德尚未报答呢？臣听说舜任命九位官员，他们恭敬谦让，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众多贤人在朝廷上和谐，那么万物在野外也就和谐，这是《诗经》《尚书》所称赞的。至于《春秋》所说，和气带来吉祥，乖戾之气带来灾异，吉祥多则国家安定，灾异多则国家危险，这是天地不变的常理，古今通行的道理。

现在陛下开创三代的基业，招揽文学之士，优游宽容，让他们一起进用，使得贤与不肖混淆，黑白不分，邪正混杂，上书言事的人塞满了公车府，北军也人满为患，朝臣意见分歧，互相防备告发，前后错乱谬误，毁誉混乱，这些用来迷惑耳目、动摇心志的事情，不可胜数。往往结党营私、同心同德来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大臣进用是国家治理的征兆，正直大臣被陷害是国家动乱的契机。处于治乱的关键时刻，不知道谁能胜任，而灾异屡次出现，这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

那些凭借权势的人，子弟像鱼鳞一样聚集在朝廷，羽翼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在面前，他们的毁誉必定被采用，最终导致背离的祸患。因此日月没有光辉，霜雪在夏天降落，海水沸腾涌出，山陵与山谷互换位置，星辰运行失常，这些都是怨气所导致的。遵循衰败的周朝的轨迹，沿袭诗人所讽刺的做法，却想要成就太平盛世，得到歌颂，这就像倒退着行走却想追上前面的人一样。从初元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查考《春秋》，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的。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奸邪与贤良一起进用。奸邪之所以能一起进用，是因为皇上多疑。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进谗言，那么贤人就会退位，善政就会逆转。怀着狐疑之心的人，会引来奸贼的谗言；持有犹豫不决之意的人，会打开众枉之门。奸邪进用则众多贤人退位，众枉兴盛则正直之士消亡。所以《易经》有否卦和泰卦：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消亡。君子之道消亡则政治日益混乱，所以称为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消亡，小人之道消亡则政治日益清明，所以称为泰。泰就是通达而治理。《诗经》说：‘雨雪纷纷，见到太阳就很快消融。’这是《易经》的道理。

从前共工、驩兜与舜、禹同在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同在周朝任职。当时流言蜚语、诽谤中伤，难道可以说得完吗！帝尧、成王能够尊崇舜、禹、周公而消除共工、驩兜、管叔、蔡叔，所以得到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孙、孟孙都侍奉鲁国，李斯与叔孙通都在秦国做官。定公、秦始皇尊崇季孙、孟孙、李斯而疏远孔子、叔孙通，所以造成大乱，污辱至今。所以治乱荣辱的关键，在于所信任的人。信任贤人之后，关键在于坚固而不改变。《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转动。’说的是坚守善道非常笃定。《易经》说：‘涣散如汗的大号令。’说的是号令像汗水，汗水流出就不能收回。现在颁布善令，没能超过一天就收回，这是反汗；任用贤人没能三十天就罢免，这是转石。现在两府奏请石显、五鹿充宗不应当在职，历经多年却不罢免，所以颁布命令就像反汗，任用贤人就像转石，去除奸佞就像拔山。像这样却希望阴阳调和，不也很难吗！

因此众多小人窥探缝隙，修饰文字，流言丑诋，在民间喧哗。《诗经》说：‘忧心悄悄，怨恨于群小。’小人成群，确实足以令人怨恨。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誉，不结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引荐，不结为比周。为什么呢？因为忠于为国，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在上位，就引荐同类聚集在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在下位就想着与同类一起进用。《易经》说：‘拔茅草连根，以其同类，出征吉利。’在上位就引荐同类，在下位就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的人远离，而众多贤人到来，同类相互招致。现在奸佞与贤臣同在，在交结防范之中，结党共同谋划，违背善道依附恶行，纷纷扰扰，屡次设置危险之言，想要倾覆动摇君主。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是天地之所以预先警戒，灾异之所以屡次到来的原因。自古圣明的君主，没有不诛杀奸邪而能治理好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诛杀少正卯的举动，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施行。现在凭借陛下明智，确实深思天地的用心，远察诛杀少正卯的先例，阅览否泰的卦象，观看雨雪的诗篇，以周朝、唐朝所进用的人为法则，推究秦朝、鲁国所进用的人为警戒，考察吉祥应验的福分，省察灾异的祸患，来衡量当世的变故，放逐奸佞，解散险恶之徒，堵塞众枉之门，打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辨犹豫，使是非鲜明可知，那么百种灾异就会消减而众多吉祥就会具备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

皇上阅览后心意稍微醒悟，而石显、五鹿充宗看到他的奏章，怨恨更加深重。后来堪猛因为日食被左迁，不久堪猛因为防备而自杀，而刘更生于是被废黜。

译因此君臣上下互相猜疑，祸患便日益滋生，汉朝的衰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恭、显当权时，也不敢放纵自己，因为郑朋、龙华在起初挑拨离间，使萧望之陷入危境；杨兴、诸葛丰在中间挑拨离间，使张猛几乎丧命；贾捐之在最终阻挠，使得众贤臣最终无法再起。所以君主不可揣测而知，臣下不可陈述而明志，那么阴险邪恶之人就会四处活动，君臣之间互相迷惑。《诗经》说：“不要推那大车，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示厚章第十

孔子说：“拥有国家的君主，表彰善行，憎恶恶行，以此向百姓展示深厚的德行，那么百姓的民心就不会有二心。”《诗经》说：“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的人。”

【火在天上，这是大有卦的象，君子因此遏止恶行、弘扬善举，顺应上天美好的使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这是效法太阳的意思。问：虞帝不效法太阳，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隐藏恶行、弘扬善举，是天地的法则。然而虞帝举荐贤良、铲除凶恶，不超过一年就做到了，这就是以太阳为法则。所以提拔贤明、罢黜昏庸，鬼神因此听从命令；喜爱阳刚、厌恶阴柔，万物因此彰显本性。本性确定则情感真挚，情感真挚则风俗淳厚，风俗淳厚则天子容易教化百姓，官吏容易治理政事。如果不是正直的君子，能做到这样吗？《诗经》说：‘看待百姓不轻浮，君子以此为准则并加以效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东汉的各位大臣以名节互相砥砺，遵循儒家的行为准则，直到唐初，魏征所论述的赏罚应顺从公义而非仅顺从命令，都根本于《缁衣》篇，其显著之处与本篇互为表里。例如《德礼诚信疏》中说：‘臣听说治理国家以道德礼教为根基，以诚信来保持，诚信确立则下属没有二心，道德礼教推行则远方的人来归附。’《缁衣》说：‘同样的言语却有人相信，是因为诚信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却有人执行，是因为真诚在命令之外。’然而有言语却不执行，是因为言语不可信；有命令却不被信任，是因为命令缺乏真诚。自从王道休明以来，绵延十多年，威势加于海外，万国来朝，然而道德没有更加深厚，仁义没有更加笃实，为什么呢？是因为对待下属的情感没有完全做到诚信，虽然开始勤勉，却没有看到善始善终的美好。过去贞观初年，听到善言如同受惊，过了五六年，仍然喜悦地听从劝谏；从此以后，厌恶听到直言，虽然有时也能容纳，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了。刚直敢言的士人稍微避开君威，阿谀奉承之徒肆意施展巧辩，把同心同德的人说成是朋党，把揭发检举的人说成是至公，把刚强正直的人说成是专权，把忠诚正直的人说成是诽谤。说他们是朋党，即使忠信也可疑；说他们是至公，即使矫伪也可怪；刚强正直的人畏惧专权的议论，忠诚正直的人顾虑诽谤的指责。以至于像‘窃金生疑’、‘投杼致惑’那样，众人不敢说话，大臣不敢争辩，教化的损害和道德的败坏就在于此吧。君子和小人外表相同内心不同，君子喜好善行而厌恶恶行，面临危难不随便苟且，杀身成仁；小人喜好利益而厌恶道义，只追求利益所在，危害别人以自保。如果要想危害别人，什么事做不出来？现在想要达到大治，一定要委任君子；等到事情得失，又让小人议论。得到君子，就尊敬而疏远；遇到小人，一定轻视而亲近。亲近则言语怎能不尽，疏远则真情不能上达，这样毁誉常在小人手中，督责过失常在君子身上。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小聪明吗？然而才能不足以经邦治国，思虑不能及远，即使竭尽全力、竭尽诚意，还难免悖谬，何况内心怀有奸邪，顺从防备、迎合脸色，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不深吗？孔子有话说：‘君子而不仁德的有啊，但没有小人而仁德的。’那么君子不能没有小恶，恶行不严重，无害于正道；小人虽然有时有小善，善行不积累，无法改变邪恶。现在称他们为善人，又怀疑他们是恶人，这与树立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弯曲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想要让君子和小人的是非不混杂，一定要用道德来安抚他们，用诚信来对待他们，用正道来激励他们，用真诚来统一他们，然后小人断绝奸邪，君子实行正直，无为而治的教化或许还可以期待？从前中行穆伯攻打鼓国，不能攻克。魏简伦说：‘鼓国的啬夫，简伦了解他。请不必疲劳士大夫，鼓国就可以得到。’穆伯不答应，左右的人感到奇怪。穆伯说：‘简伦的为人，奸佞而不仁。如果让简伦攻下鼓国，我不能不赏赐他，这就是赏赐奸佞之人。得到国家却让人共同做奸佞之事，还要他做什么呢？’穆伯是列国的大夫，尚且谨慎对待对奸佞之人的赏赐，何况巍巍的圣上，却让盛德有所间断呢？如果喜好善行却不能进用，厌恶恶行却不能去除，惩罚不及于有罪之人，赏赐不施加于有功之人，那么危亡的时期还不可保证。所以像魏征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正直的人了。《缁衣》二十四章，用来表彰正道，展示深厚，去除二心，去除疑虑。它的大意不过如此。】

【景云年间，有位铠曹参军叫柳泽的上疏说：‘近来因为韦氏险恶邪僻，奸臣同流合污，于是导致赏罚紊乱松弛，善恶混淆，政事因贿赂而成，官职因宠幸而进，海内人心寒凉，无可救药。依赖神祇佑助德行，宗庙降下灵光，陛下勇智天赐，在已危之际安定宗社，在将溺之时拯救黎民百姓，万邦欢欣，家家户户互相庆贺。然而臣听说：危险的人安于其位，灭亡的人保持其存在，混乱的人拥有其治理。《尚书》说：‘只有德行没有小的，万邦都庆贺；只有不德没有大的，坠毁其宗庙，这很可畏，也很可惧。’骄奢起于亲贵，纲纪乱于宠幸。《诗经》说：‘给妻子做榜样，扩展到兄弟，以此治理家邦。’如果亲贵做了坏事而不禁止，宠幸扰乱政事而顺从，那么奸诈就会兴起，暴乱就会日增，即使严刑制戮，法律也不能行通了。石碏说：‘臣听说爱子，要教以义方，不让他陷入邪路，骄奢淫佚，是邪路的来源。’《尚书》说：‘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游乐于享乐。’穆王有命令说：‘实在依赖前后左右在位的士人，纠正过失谬误，匡正其非分之想。’现在储君刚刚建立，王府初开，至于僚属朋友，必须

译精心选拔，但骄奢放纵的余风或许尚存。《尚书》说：“谨慎地选择你的僚属，不要任用那些巧言令色的人，只任用贤良之士。”侍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侍臣阿谀，君主就会自以为是。恳请陛下采纳温良博闻的士人，恭俭忠直之人，让他们早晚讲论，出入侍奉，传授训诫，以互相弥补不足。《尚书》说：“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田猎。”又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继承前代贵戚，很少能遵循礼法，有的打球击鼓，结党营私，卖弄技艺，有的放鹰逐犬，在沼泽中盘桓游乐，这非常不合道义，不是增进德行、实现治国的根本。我又听说：富贵不与骄傲相约，但骄傲自然到来；骄傲不与罪恶相约，但罪恶自然到来；罪恶不与死亡相约，但死亡自然到来。这话真是正确啊！近来韦庶人、乐安公主、武延秀等人，权势等同君主，威震天下，然而依仗奢侈毁灭德行，神怒人弃，难道不是因为宠爱他们、使他们富贵，却不用法度防范、不用礼制节制，最终转吉为凶、变福为祸吗？谚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不正是这样吗？《礼记》说：“喜爱他要知道他的恶，憎恶他要知道他的善。”宠爱的心理，人难免会有，去除它而用礼制加以约束，节制适度就可以了。现在各位亲王、公主、驸马，也是陛下所亲爱的人。矫正枉曲的方法，在于初始阶段，借鉴警戒的轨迹，其法则并不遥远。《易经》说：“在上位而不骄傲，地位高而不危险，这是长久保持尊贵的原因；节制欲望、谨守法度，充实而不溢出，这是长久保持富贵的原因。富贵不离其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尚书》说：“制定官刑，警戒在位者。敢在宫中常舞，在室内酣歌，这叫巫风；敢沉溺于财货女色，常于游猎，这叫淫风；敢轻侮圣言，违背忠直，疏远贤德，亲近顽童，这叫乱风。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灭亡；邦君身上有一种，国必灭亡。非常可畏，非常可惧。”恳请陛下务必明察，务必相信并劝勉。有奢侈僭越、骄傲懈怠者，削减其俸禄封地；朴素修业者，赏赐车马，以激励其心，使其奉行命令。不要使时间久了而忽视，距离远了而坠落。《尚书》说：“保持德行，保住地位；德行不常，九州因此灭亡。”恳请陛下谨慎啊！倘若陛下忽视精诚专一的德行，开启恩幸之门，爵赏有偏差，刑罚不当，那么忠臣正士也难以再进言了。这篇奏疏在劝诫之道上，称引非常完备，所以像柳泽这样的人，就知道如何彰善瘅恶了。

译陆贽在论奏裴延龄奸邪害政的奏疏中说：臣听说君子与小人的任用和舍弃不能并存，国家的治乱兴衰，往往由此决定。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衰微，于是上下沟通而万物通畅，这就是“泰”卦所象征的亨通。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衰微，于是上下隔绝，万物不通，这就是“否”卦所象征的闭塞。小人遮蔽圣明、损害事理，就像嘉美的谷物中有蛀虫，优良的树木中有蠹虫一样。因此，古代圣贤立言垂训，必定殷勤恳切，将小人作为警戒，难道是有意与小人敌对吗？实在是因为小人遮蔽圣明、损害事理，是造成祸患的根源，伤害善人的祸根极深，所以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不得不将其铲除。户部侍郎裴延龄，性情邪恶行为险诈，口齿伶俐志向凶狠，矫饰虚妄毫不迟疑，败坏纲纪不知羞耻，把搜刮聚敛当作长远之策，把诡诈妄为当作美好谋略，把苛刻聚敛招致怨恨当作不谋私利，把违逆正道、顺从奸邪当作尽忠守节，无论智愚都知晓，士人百姓同愤。凭借陛下英明鉴察，事物没有能隐藏情状的，本来就不是裴延龄所能遮蔽亏损、让人无法辨别的。或许圣虑认为他特别招致嫉恨，便称他是孤忠可以托付心腹；因为他喜好进谏防备阿谀，便称他尽忠可以寄托耳目。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以天下人的心为心，而不偏私自己的心；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而不偏私自己的耳目，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志向，穷尽天下人的情状。以天下人的心为心，那么我的好恶就是天下人的好恶；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那么天下人的聪明就是我的聪明。布置心腹寄托耳目，舜和纣都使用过。舜的意图在于力求发现自身的过错，以便与天下人意愿相同，因此天下人没有不归心的，所以《尚书》说“臣子作为我的股肱耳目”。纣的意图在于力求发现别人的过错，以便与天下人意愿相违，因此天下人没有不离心的，所以《诗经》说“流言应对，寇乱在内”。所以与天下人意愿相同称为圣帝，与天下人意愿相违称为独夫。他们布置心腹任用耳目的意图没有不同，然而美恶成败相差如此遥远，难道不是因为用人之道不同，求过之情有差异吗？唐太宗曾经问侍臣什么叫做明君，什么叫做暗君，魏徵回答说：“君主之所以明，在于兼听；之所以暗，在于偏信。”又说：“秦朝的胡亥，偏信赵高，放纵其奸诈欺骗，指鹿为马。”臣认为鹿与马，物类尚且相同，哪里像裴延龄那样掩有作无，指无作有？陛下如果不及时省察，难道不使后代叹息讥讽甚于赵高吗？大概当时裴延龄以欺瞒手段谈论利税，搜求市场商铺，豪夺收入进献，就称为查获，隐瞒欺骗得到钱数十万贯，请求存入别库，作为羡余之财。又列举大府现有的存数，声称在粪土中挖得白银十三万两，那些布匹杂货百万有余，都是账目脱漏遗漏，一并当作已废弃之物。又平凉各镇报告称断绝粮草，那些馈运骡车工役的数目，裴延龄都指为羡余。等到皇上派遣宦官检查核实，只是草拟状纸自我陈述说：“储蓄特别多，年内以来，必定没有缺乏罢了。”陆贽等贤臣虽然直言弹劾，但皇上沉溺于羡余之财的供奉，尊崇庇护而不醒悟。

司马光在担任许州知州后，于是上疏论劾王安石说：“臣没有才能，最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仲文，勇猛决断不如范镇。吕诲在王安石开始执政之日，已经说王安石是奸邪，认为他必定败坏扰乱天下。臣认为王安石只是不通晓事理与狠戾固执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现在看王安石援引亲党，盘踞要津，排斥异己，常常以己意暗中赞襄陛下，内部出手诏来决定外朝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自己手中，而谤议全都归于陛下。臣这才自知先见之明远不如吕诲。范纯仁与程颢都与王安石素来交厚，王安石从众僚中提拔，超升清要职位。范纯仁与程颢看到王安石所为，不敢顾念私恩，废弃公议，极力言说其短处。臣与王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与王安石素来疏远，王安石待臣素来淡薄，只因为屡次同僚，不忍轻易断绝，因循以至于今天。这是臣不负王安石，而辜负陛下，这远不如范纯仁与程颢。臣承乏两制，侍奉三朝，对国家而言义则是君臣，恩情犹如骨肉。看到王安石逞其狂愚，使天下苍生遭受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辨明，而苏轼与孔仲文都是疏远小臣，却敢不避雷霆之威，触犯虎狼之怒，丢官获谴，无所顾虑。这远不如苏轼与孔仲文。人情谁不畏首尾保全禄位？范镇看到王安石迷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不胜愤懑，上疏极言，自请退休，甘愿受丑恶诋毁，闭门家居。臣顾惜爵禄，为妻子打算，包羞忍耻，窃据大州。这远不如范镇。臣听说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如果不这样就是盗窃。臣虽然不肖，曾经奉教于君子，不忍以身行盗窃之行。现在陛下只听信王安石的话，王安石认为贤则贤，认为愚则愚，认为是则是，认为非则非。谄附王安石者认为忠良，攻难王安石者认为奸慝。臣之才识固然是王安石所认为的愚，臣之议

译论辩固守王安石所非议之处。今日所说的话，恐怕是陛下所谓的防范奸邪。恳请圣恩裁定我的罪责，如果我的罪过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先例退休；如果罪过比范镇重，无论是流放还是处死，我都绝不逃避。所以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彰扬善行、痛斥恶行的典范了。

译苏轼在论述吕惠卿的奏疏中说：我听说汉武帝时期，御史大夫张汤凭借巧诈手段迎合皇帝心意，变乱货币制度，推崇严酷的刑狱，致使天下百姓吓得不敢迈步，几乎导致天下大乱。汉武帝醒悟后，诛杀了张汤，天下才得以安定。唐德宗时期，宰相卢杞嫉妒贤能，残害善良之人，横征暴敛，致使天下百姓相继背叛朝廷，甚至流离失所。德宗醒悟后，驱逐了卢杞，国家社稷才得以保全。

臣私下观察到前任参知政事吕惠卿，怀有张汤的辩才与欺诈，兼具卢杞的奸诈与凶恶，诡计多端，敢于做出不合法度的行为，见利忘义，贪财无厌。王安石刚担任执政官时，将他视为心腹，指点教导他，以助长他的恶行。韩琦起初陈述青苗法的危害，先帝感悟，知道韩琦质朴忠诚，打算罢免王安石而采纳韩琦的建议，王安石惊慌失措，天下人欣喜地有了卸下重担的希望。吕惠卿自己害怕失去权势，上奏章应对，极力进献邪说，迷惑圣明的听闻，亲自兼任内侍的职务，亲自前往传达旨意，以重新起用王安石，于是为王安石出谋划策，胁迫上下，大体上多使用刑狱来排挤打击忠良，推举奸邪之党，致使谏争的大臣沉默不语，有识之士丧失志气，天下从此风气败坏。

后来他又建立手实簿法，对每一寸土地、每一根房梁都清查无遗，鞭打责罚接连不断，纸张笔墨价格飞涨，告发揭发的痛苦超过了青苗役。又借保甲正长之名，发放青苗钱，将民户与官员捆绑在一起，没有遗漏一户，上下骚动，百姓生活不安定，导致河北百姓流亡到襄邓地区。随即又兴起大案，以恐吓胁迫士人，如郑侠、王安国等人，仅仅保住性命而离去。他的意图是想株连牵引，污蔑公卿大臣，幸亏先帝仁德圣明，每件事都加以裁制抑制，所以吕惠卿不能穷尽其恶，否则安分守道之士就没有活口了。

不久吕惠卿自己因贪污罪被罢黜，于是极力陈述边疆事务，以迎合皇帝心意。他在延安时，开始改变军制，只有党羽徐禧帮助他，于是施行他的主张，违背常情，至今成为祸患。永乐城战败，震动朝廷，导致皇帝身体不适，实际上始于此事。即使将他处死在闹市，也不算过分。至于他私下的行为阴险刻薄，不是人所为，连市井卑贱之人都不屑为之。

当初王安石刚罢相时，以执政官的身份推荐吕惠卿，吕惠卿已经得势，担心王安石再次被任用，于是兴起王安国、李士宁的案件，以阻止王安石回归。王安石察觉后，被召见后立即起用，两人互相攻击，誓要置对方于死地。王安石的党羽揭发吕惠卿的贪污私事，朝廷派遣官员推究审讯此事，案件即将定案时王安石罢去，案卷在御史台可以复查。吕惠卿于是说王安石与他共同作奸犯科，揭发他的私人书信，其中一封说：“不要让齐年知道。”齐年是指冯京。冯京、王安石都生于辛酉年，所以称为齐年。先帝还认为他的罪过较轻，又揭发另一封说：“不要让皇上知道。”王安石因此获罪。

吕惠卿与王安石曾推心置腹，托付妻儿，平时结交，惟恐不够深厚。即使是欺君的文书，也不再怀疑隔阂。吕惠卿在无事时，已经一一收集记录。一旦争夺利益，就互相揭发，不遗余力。这难道是市井卑贱之人还会做的吗？

君主用人，希望他对自己忠诚守信，一定要选取对父兄仁爱、对师友诚信的人，然后托付他事务。所以放麑虽然违抗命令，但推究他的仁爱，可以托付国家；食子虽然顺从君主，但推究他的残忍，以至于弑君。栾布因为不废弃彭越的遗命，所以高祖知道他的贤能；李勣因为不贪图李密的土地，所以太宗赞许他的义气。至于吕布侍奉丁原就杀丁原，侍奉董卓就杀董卓；刘牢之侍奉王恭就反叛王恭，侍奉司马元显就反叛司马元显。违背人伦常理，世人共同怀疑。所以吕布被曹操诛杀，刘牢之被桓氏杀害，都是因为生平反复无常，势不可存。曹操、桓氏，是古代的奸雄，驾驭英豪，有什么做不到的？但推究利害，最终畏惧这种人。

现在朝廷选用忠臣，惟恐来不及，却把吕惠卿放在其中，就像香草与臭草混杂，枭鸟与鸾鸟同栖。不仅势不两立，而且邪恶者必定获胜。恳请陛下决断于圣意，略正典刑。即使不让他受斧钺之刑，也应当放逐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鬼怪。所以像苏轼这样的人，也是明白彰明罪恶以示厚待的防范之道的。

当高宗时，李纲上疏说：“臣昨日奏事，论及君主的职责在于知人，即使是尧舜也认为很难。如果能辨别邪正，使君子和小人不致混淆，然后天下才可治理。承蒙圣上宣示论断，知人也不是难事，只要考察其平素品行就知道。仰思圣训，确实是关键之论。然而臣私下观察国家艰难之际，人才的平素品行不能迅速知晓，而帷幄心腹决非君子不可。君子爱君而不谋私利，忧国而不谋私家，以公忘私，以义忘利；而小人则相反。自古以来君主信任小人而任用他们，他们的国家没有不走向危亡的。小人难道不喜欢生存而厌恶危亡吗？然而让他们谋划别人的国家，必然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他们没有远见而手段阴险。他们正以谋家保身、营私逐利为对国家有利的计策，而安然不知忧虑。不是不知忧虑，而是认为必然不会导致危亡而安然不知忧虑。唐天宝末年，杨国忠既激怒安禄山叛乱，以验证自己的话，又催促哥舒翰出兵潼关，怕他图谋自己，动辄为自身谋划，不顾大局。等到遭遇陈元礼之变，刀刃加于颈项，然后才知道，大概也太晚了。范祖禹有言：‘避害就利者，小人……’”

译这是常理。如果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不利，就去做；如果危害国家而不危害家庭，就去做。然而危害国家也就危害家庭，不利于他人也就不利于自己。因此自古以来小人的失败，必定导致国家和家庭都灭亡才停止。这就是圣人告诫不要任用小人的原因。作为君主，都想任用君子而斥退小人，最终君子常常不能被任用，小人常常不能被斥退，这是因为君子践行道义正直，自信坚定，去留看得很轻，好恶端正的缘故。践行道义正直就不能阿谀奉承来求得容身，自信坚定就不能过度防备来远离祸害，去留看得轻就不被爵位俸禄所拖累，好恶端正就不被奸邪之人所喜欢。如果不是英明的君主，明智足以洞察，诚信足以任用，那么君子即使想在世上有所作为，也是不可能的。齐桓公任用管仲，信任而不怀疑，所以成就了霸业。所以说：“有人而不能了解，是危害霸业的；了解而不能任用，是危害霸业的；任用而不能信任，是危害霸业的；信任而让小人参与其间，是危害霸业的。”称霸尚且如此，何况想要谋划天下的事业，以成就中兴的功业呢？所以像李纲这样的人，是知道喜好正直是彰善瘅恶的根本的。

译不劳章第十一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多疑，百姓就会迷惑；在下位的人难以了解，君主就会辛劳。所以统治百姓的人，要彰显善行来给百姓做示范，谨慎地遏制恶行以防范百姓的放纵，这样百姓就不会迷惑了。臣子遵循法度行事，不推诿自己能力不及的事，不烦扰君主让他处理他所不知晓的事，这样君主就不会辛劳了。《诗经》说：“上帝反复无常，下民最终遭殃。”《小雅》说：“不是他们不恭敬，而是使君王辛劳。”

【天下治理的道理，在于真诚罢了。真诚就能明察，明察就能通达，通达则上下一体，事情简单而治理得更好。不真诚就会昏昧，昏昧就会阻塞，阻塞则上下意志不一，事情繁杂而更加混乱。所以用真诚来驾驭远方，天下没有达不到的人；用真诚来驾驭隐微，天下没有不知道的情状。行为失当而意志衰微，情势困穷而言辞改变，诉讼案件纷纷兴起，盗贼日益增多，即使是圣人治理，也有治理不好的时候。所以用权术来驾驭天下，尧舜也有不够用的权术；用真诚来驾驭天下，猪和鱼也有可以感化的真诚。上下互相猜疑，治理之道就会更加荒废。所以那些用督责的话来告诫君主的人，都是怀有隐情，隐藏于威势和恩惠之中，利于君主疲劳，趁着君主疲倦而谋取私利。《诗经》说：‘不是他们不恭敬，而是使君王辛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荀子说：君主的原则是治理近处而不治理远处，治理显明而不治理幽暗，治理根本而不治理枝节。君主能治理近处，远处就治理好了；君主能治理显明，幽暗就治理好了；君主能抓住根本，百事就端正了。所以兼听天下，时间有余而治理不足，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既能治理近处，又致力于治理远处；既能察明显明，又致力于看见幽暗；既能抓住根本，又致力于端正百事，这是过度的。不能治理近处而致力于治理远处，不能察明显明而致力于看见幽暗，不能抓住根本而致力于端正百事，这是悖谬的。过度就是悖谬。所以英明的君主喜欢抓住要领，昏庸的君主喜欢事无巨细。君主喜欢抓住要领，百事就详尽；君主喜欢事无巨细，百事就荒废。君主，是评定一个宰相，确立一种法度，明确一个宗旨，以此来全面覆盖并观察其成效。宰相，是排列百官之长，听取百事的关键，以整顿朝廷臣下百官的职责，衡量他们的功劳，评定他们的赏赐，年终拿着成果向君主汇报。得当就认可，不当就废弃。所以君主在选拔时辛劳，在使用时安逸，这就是评定宰相罢了。评定宰相，所以不怀疑；不怀疑，所以容易侍奉；容易侍奉，所以容易了解；容易了解，所以居于近处来驾驭远处，居于显明来驾驭幽暗，居于根本来驾驭百事。所以好恶可以共同治理，刑罚可以不施行。这就是荀子深谙此义的地方。】

【魏徵说：我听说《尚书》说：‘彰明德行，慎重刑罚，只有刑罚才值得怜悯。’《礼记》说：‘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刑罚就不烦多了。’在上位的人多疑，百姓就迷惑；在下位的人难以了解，君主就辛劳。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君主不辛劳，百姓不迷惑，所以君主有统一的德行，臣子没有二心，上面播撒忠厚的真诚，下面竭尽辅佐的力量，然后太平的基础不坠落，康乐的歌咏就兴盛。当今大道覆盖华夏和夷狄，功业高于宇宙，没有不服从的，没有达不到的，然而言论崇尚简约，大志在于明察，刑罚和赏赐的运用有所未尽。刑罚和赏赐的根本，在于弘扬善行而惩治恶行，帝王与天下画一，不以亲疏贵贱为轻重。现在有时屈伸在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遇到喜悦就在法律中宽纵其情，逢到愤怒就在事情外寻求其罪，所喜欢的就钻皮树毛，所厌恶的就洗垢求瘢。瘢可以求，刑罚就泛滥了；羽毛可以树，赏赐就谬误了。刑罚泛滥则小人之道长，赏赐僭越则君子之道消。小人的恶不惩治，君子的善不劝勉，而希望治安刑罚不用，没听说过。况且闲暇清谈，都崇尚孔子和老子；威怒所至，就取法申不害和韩非。所以道德的防线未立，刻薄的风气尚盛。上面的风气既盛，下面就生出百端，人们竞相趋时，宪章不一，考察王者的法度，实在有所亏损。从前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就偏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的刑罚就混乱。以人臣的偏颇，尚且不能申其欺罔，何况人君的高低，将如何措其手足呢？】

【又疏说】我听说礼说：‘人以君主为心，君主以人为体。心庄重则体舒展，心严肃则容敬。’《尚书》说：‘元首明啊，股肱良啊，万事康啊；元首丛脞啊，股肱惰啊，万事隳啊。’那么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没听说过。我私下观察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或地邻齐晋，或业预经纶，并立事立功，极时之选，处之钧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信之不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罪，而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

译处理政事时，对大臣不应苛责其细微的过失，既然任命他们担任高官，又去追究他们的细小过错，那么那些专事文法苛察的官吏，就会顺从这种防范的风气而盛行起来。如果大臣自我辩白，君主就认为他们内心不服罪；如果不说话，君主就认为他们所犯的罪行都是事实。进退两难，无法自我辩明，于是大臣们只求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欺诈奸伪的念头就会产生；欺诈奸伪产生，虚伪矫饰就会成为习俗；虚伪矫饰成为习俗，那么治理好天下又从何谈起呢？君主不信任臣下，必定认为臣下没有值得信任的地方；如果臣下确实没有值得信任的地方，那么君主也有很多可疑之处了。《礼记》说：“在上位的人多疑，百姓就会迷惑；在下位的人难以了解，君主就会辛劳。”上下互相猜疑，就无法谈论治理了。即使是普通的平民，以自身许配朋友，至死也不改变志向，何况君臣意气相投，情谊如同鱼水呢？如果君主是尧舜，那么臣子就是稷和契，哪里会有遇到一件事就改变志向，见到小利就改变心意的人呢？这虽然是臣下树立忠诚未能明显彰显，也是君主怀抱诚意有所未尽的缘故。所以像魏征这样的人，在上下猜疑与信任之间，辨析得非常审慎。凡是魏征的论奏，都本源于《缁衣》篇，称引前后错杂出现的各篇内容，他推明赏罚的根本在于好恶，前后是一致的。熙宁二年四月诏书说：“传书说：近臣尽力规劝，是因为他们的荣辱祸福与君主相同。现在身处这个职位的人，看待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沉默不说，反而私下议论叹息。如果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这难道是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吗？其中也有怀才不露，等待君主倡导后才发言的人吗？如今各项制度废弛，风俗苟且懒惰，轻薄邪恶灾异，谴告不一。这确实是忠臣贤士帮助我忧虑警惕，创立制度改变法令，救弊除害的时候。应当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遇到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各自上奏章，极力直言不要隐瞒。唉！进言好却不被采纳，是我的过错；引导你们却不进言，你们就是不恭敬。我将用这个来考察在位官员侍奉君主的实情，明确升降黜陟。当时富弼担任首辅，王安石刚担任执政，他求取言论恳切到了这种地步。上下的好恶，大概还没有改变。然而对于章瘅（直言极谏）的意义，大概已经逐渐混淆了。”

译【司马光上疏说】臣听说古代的圣帝明王，听到别人的言论就能辨别其是非，所以叫做“聪”；观察别人的行为就能洞察其邪正，所以叫做“明”。是非既然辨明，邪正既然分清，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所以叫做“刚”。采纳正确的而舍弃错误的，诛杀邪恶的而任用正直的，坚定明确没有疑虑，所以叫做“断”。诛杀一个不善之人，天下的不善之人都感到恐惧，所以叫做“威”；奖赏一个有功之人，天下的有功之人都感到高兴，所以叫做“福”。如今陛下聪明刚断，确实体现了这些品质；想要掌握威福的权柄，确实有这样的志向。然而对于实现这些的方法，尚且有所未尽，所以臣认为太平的功业还不可以期待。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应当致力于长远和重大的事情，而忽略眼前和细小的事情。国家的大事，应当与公卿商议，而不让近臣参与；四方地方的事务，应当委托地方长官考察，而不应当让左右近臣窥探。倘若公卿和地方长官尚且不能选择贤能的人而任用，近臣和左右侍从难道就能得到贤能的人而使用吗？如果这些人不贤能，那么险诈邪曲、私下请托，没有不做的了。如今陛下喜欢在宫中亲手发出诏书指挥外部事务，不是公卿所荐举的，不是地方长官所纠劾的，有的破格升官，有的无故罢免，外人疑惑惊骇，不知道听从谁。这难道不是朝廷士人、左右近臣所说的聪明刚断、威福掌握在自己手中吗？陛下听到他们的言论而相信，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公卿所荐举的，地方长官所纠劾的，如果被称为贤能却并不贤能，被称为有罪却并无罪，都有迹象可以看见，责任有所归属，所以他们不敢大大地欺骗蒙蔽。如果奸臣秘密禀告陛下，让陛下以圣意去施行，那么威福就集中于私门，怨恨诽谤就归于陛下，怎么能说威福掌握在自己手中呢？由此看来，当面称赞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可以立刻实现的，不是愚昧就是阿谀，不能不仔细考察。陛下一定想要威福在己，何不谨慎选择公卿大臣，明正忠信的留下，愚昧徇私的罢免。在位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做一件事就与他们公开在朝廷上商议，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任命一个官职也与他们公开在朝廷上商议，让他们各自推举所知的人才。陛下清心平气，选择正确的去施行，错误的不能再被推翻；选择贤能的去任用，不贤的不能再争抢。这样那么谋划和推举虽然在公卿大臣，但施行和任用都在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在自己手中呢？人的心思不同，就像面貌一样。国家凡是做一件事，用一个人，朝廷的人，必定有的认为是正确的，有的认为是错误的，有的认为是贤能的，必定有的认为是不贤的。这本来就是人情的常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值得奇怪。关键在于君主审查是非而取舍。采纳正确的而舍弃错误的，就安定荣耀；舍弃贤能的而任用不贤的，就危险耻辱。这就是安危荣辱分别的原因。汉代国家有大典礼、大政令、大刑狱、大征伐，必定下达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商议。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天子就亲自裁断。说：“丞相的意见正确”，或者说：“廷尉的意见正确”，而群臣都心服没有不服的。如今陛下听取群臣各自尽情议论，确实很好。然而最终不肯以己意裁决，致使群臣中强辩的人用巧言互相攻击，以至于再三反复，没有止境。臣愚昧地深深担心损害朝廷的政体，损伤陛下的明德，流传到四方，被外夷轻视，不是好事。天下的事情有难以决断的，用先王之道来衡量，就像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骗。因此君主致力于明晓先王之道，而不熟习律令，知道根本已经树立，那么枝叶必定茂盛，就是这个原因。最近登州妇人谋杀她的丈夫，重伤垂死，情理无可怜悯，已经由司法部门论断，而州官错误地巧饰，朝廷命令两制定夺两次，命令两府定夺两次，诏书发出又收回一次，争论纵横，至今没有定论。执守法条依据例案，是有司的职责；推究情理制定义理，是明君的事情。争讼辩理，没有礼义就不能决断。礼义所摒弃的，就是刑罚所采取的。阿云的案件，试着用礼义来观察，难道是难以决断的案件吗？她的谋杀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是有所因，还是不有所因，一个廉察吏就能辨别，难道是明君贤相所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而后成法终于抛弃了百代的常典，违背了三纲的大义，使良善之人无处申诉，奸凶之人得逞，难道不是顺从枝叶，忘记根本的说法吗？凡是这类事情，想要以此显示聪明刚断，威福在己，臣愚昧地私下认为没有抓住要害。

【光既然论述寄资诸内臣应当恢复祖制，又因为王中正的差遣，再次上疏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喜欢命令内臣采访外部事务，以及询问群臣的能力。臣愚昧地私下认为不适宜。陛下内部有两府、两制、台谏，外部有提点刑狱、转运使、牧守，都是腹心耳目股肱之臣。陛下如果真的能精心选择这些人，让他们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荐举贤能，纠察奸恶，议论政事的得失，陈述民间的利害，都让他们列在奏章中，明白地陈述。其中有尸位素餐、苟且偷安以及挟私欺罔的人，小的就定罪罢黜，大的就诛杀流放，谁敢不竭尽公心诚意来承受陛下的恩德？这样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像在同一个厅堂之上，陛下何必担心不知道呢！如今如果深居九重之内，询问近习，采听道路上的言论，接纳曲躬附耳的奏报，不

译考察官员的虚实，随即施行赏罚，臣担心奸邪之人得以逞其爱憎，陛下因此遭受讥讽诽谤。近来听说王中正被派往陕西，泾州知州刘涣等人对他曲意谄媚奉承，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背了他的心意，不久刘涣等人得到提拔，吴舜臣却被降职罢免，众人都说是王中正所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王中正弄权已有端倪，陛下又将他放在身边近处，当作心腹委任，臣担心天下人将接踵而至，用车载着金银玉器来奉承他了。外面的议论又说，皇陵祭祀礼成之后，韩某必定请求引退，两府（中书门下）应当有人升迁。臣深切忧虑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以上官员，万一有无廉耻之人，暗中勾结这些人以求进用。尧帝那样聪明，咨询四岳，众人意见一致，然后才用人，尚且错用了鲧，何况可以决断于亲近宠幸之人的口说呢？凡是公忠正直之士，必定不肯借左右近臣的赞誉来求取自身进用。齐威王之所以奖赏即墨大夫而烹杀阿大夫，正是这个道理。过去汉唐衰败时，宦官之所以败坏纲纪、倾覆国家，都是因为君主与他们在内帷谋划议论，决定群臣的升降，这是治乱安危的根本，不可不审察。所以像司马光那样知道如何消除疑虑、去除惑乱的人啊。」熙宁元年，孙觉上疏说：「臣听传闻，群臣私下议论陛下圣明的资质非常美好，日益加强，但圣明的治理未能改变往日的状况，这是因为圣心对待群臣未能开阔而没有疑虑，群臣侍奉陛下也往往因未被信任而自我怀疑。臣曾认为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君臣互相猜疑而以虚伪相待更大的了。用诚心对待他人，能感化的人有多少？用猜疑对待他人，那么谁敢竭尽忠诚？陛下想要让每个人都竭尽忠诚，不如事情到来时用道义来制约，言论到来时用事理来穷究。臣下想要结党营私、诬陷诽谤，以蒙蔽迷惑君主的明察，大的想独揽君主的权力，小的想谋求君主的利益。陛下知道权力所在，用事理来持守；知道利益来源，用道义来守护，那么这两种祸患就平息了。事情到来不用道义制约，言论到来不用事理穷究，一切都只听信大臣，那么权力就在大臣；如果不信任大臣而改听其他臣子，那么权力又在其他臣子那里了。陛下想要群臣不结党营私、不诬陷诽谤，不如用明察来考察，并谨慎把握道义所在。想要群臣不独揽权力利益，不如进用贤人远离奸佞，赏赐符合功劳而惩罚符合罪过。臣观察陛下即位以来，提拔群臣，起初不曾不推崇奖赏优异，后来有时厌弃疏远，几乎不能列入名籍罢了。《礼记》说：‘进用人才好像要把他放在膝盖上，罢退人才好像要把他推入深渊。’这尤其是人主应当警戒的。臣认为人臣这样，开始信任最终猜疑，即使他的才能不足以结得主上知遇、胜任差使，也类似被人离间。裂痕一旦打开，形势就不能复合。陛下坚持这种态度不变，几年之后，称道人才的人必定少了。恳请陛下用睿智明哲来考察，用道义事理来考核，进退黜陟，只以道义为准，那么谁敢背公徇私、结党欺上，从而自取诛戮呢？所以章惇喜好谨慎厌恶猜疑的言论，孙觉也有啊。」

译夏商周三代以后，君臣之间互相猜忌，最终酿成祸端，导致混乱无法挽回的，大概是唐代的德宗和宋代的哲宗吧？

德宗英明果敢，在历经多难后登基，任用崔祐甫为宰相，初期的政事令人称道。后来因为卢杞掌权，逐渐陷入权谋机巧之中，喜欢阿谀奉承，厌恶正直敢言，喜好与亲信之人图谋权柄。臣子多次揭发弊端，却被他阻挠。

曾经，唐安公主去世，德宗悲痛至极，想为她建造高大的佛塔，宰相和辅臣极力劝阻。皇帝勃然大怒，对学士陆贽说：“造塔花费不多，不是宰相应该议论的事。”宰相和辅臣只是借指责我的过错来博取名声。陆贽说：“小事是大事的开端，细微之处是显著问题的萌芽。唐尧虞舜时期的君臣考虑事情细微之处，每天达到上万条。陛下设立辅佐大臣，安置在身边，早晚防范细微的过失，这是他们的职责。陛下见到善行就采纳，听到劝谏不抵触，那么获得的益处就多了。”

皇帝说：“我想罢免宰相和辅臣已经很久了，他们心里清楚，借此作为借口，怎么能容忍呢？”陆贽说：“君主之道关键在于虚心，驾驭臣子必须先有诚意。陛下怀着想罢免宰相和辅臣的心思而抵触他们，这是心里没有虚心。揣测宰相和辅臣知道罢免之意而怀疑他们，这是心里没有诚意。君臣之间进献意见，互相帮助治理国家，何必揣测心意来拒绝劝谏呢？”

皇帝怒气未消，宰相和辅臣最终被罢免。担任宰相的萧复也喜欢直言，起初与卢杞一起奏事，卢杞阿谀奉承，当面斥责萧复。萧复又对皇帝说：“陛下刚即位时，圣德光辉美好，后来任用杨炎、卢杞，导致政令混乱。”并对左右侍从说：“萧复轻视我。”萧复自己请求出京宣抚江淮地区，朝廷士大夫大多上书挽留他，皇帝怀疑萧复后悔出行，暗中派人对陆贽说：“萧复出身显贵，又是皇亲国戚，极力修养自己以表现清廉贞正，他矫饰性情以超过常人或许有之，至于反复无常、违背道德，挟诈怀奸，一定不是这样。陛下只要当面质问进言的人，真相就明白了。”皇帝最终不再追问。

等到萧复从江淮回来，皇帝询问出使的情况，萧复回答说：“陈少游兼任将相，败坏了臣子的节操。韦皋幕府中的下级官员，建立了忠义，请求用韦皋代替陈少游镇守，让善恶分明。”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退朝进入中书省，皇帝派中使李从一跟随宰相，附耳低语后离开。各位宰相出来，李从一找到萧复说：“刚才中使传达旨意，让李从一与您商议，您所说的事立即上奏施行，一定不要让李勉、卢杞知道。”萧复叹息说：“唐尧虞舜时期升降诸侯，大家一致同意。在朝廷上封爵赏人，一定要与众人共同决定。如果李勉、卢杞不当宰相，那就应当罢免。如今他们在位，朝廷的重大政事，怎么能让他们不知道呢？我确实不吝惜与您上奏施行，恐怕从此就造成阻隔了。”李从一将这话上报，皇帝认为萧复结党营私，更加不喜欢他，萧复于是被罢免。

卢杞虽然因为舆论被废黜，皇帝终究喜欢他的阿谀奉承之心，怀念他。后来遇到赦免，调任吉州。卢杞对人说：“我马上又要被任用了。”不久果然被任用，出任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补阙陈京等人上奏说：“卢杞专权，穷凶极恶，绝对不能再次任用。”袁高又在正衙论奏，皇帝说：“卢杞已经经过两次赦免了。”袁高说：“赦免只是原谅他的罪行，怎么能让治理百姓的地方官由他担任呢？”皇帝大怒，劝谏的人稍微退后。陈京回头说：“这是大事，关系到治乱，应当以死力争，为什么急忙退下？”皇帝心意稍有动摇，召见宰相，对宰相李勉说：“既然已经任命，为什么还讨论小州的事？让天下人失望怎么办？”于是任命他为澧州别驾。

当时李泌以散骑常侍的身份被召到京城，入朝拜见，朝中议论纷纷。李泌趁机询问，皇帝说：“我已经批准了袁高等人的奏章了。”李泌说：“连日来外人议论纷纷，甚至私下将陛下比作汉桓帝、汉灵帝。现在听到德音，才知道尧舜都比不上。”皇帝很高兴，卢杞于是被废黜而死。

皇帝曾经从容地谈论卢杞，认为他忠诚清廉、刚正不阿，对李泌说：“人们说卢杞奸邪，我完全没有察觉。”李泌说：“这正是卢杞奸邪的表现。如果陛下察觉了，怎么会有建中之乱呢？”卢杞因为私怨杀害杨炎，将颜真卿逼入死地，激怒李怀光使其叛变，幸亏陛下圣明，将他们流放驱逐，人心顿时回转，上天因此悔悟灾祸，不然混乱怎么平息呢？皇帝说：“杨炎用对待童子的眼光看待我，觉得我不够格，我心中不能忍受，这不是卢杞的错。建中之乱，术士预言奉天，也是天命罢了，不是卢杞造成的。”李泌说：“天命，别人都可以说，只有君主和宰相不能说。君主和宰相是用来创造命运的。如果说天命，那么礼乐政刑都没有用处了。商纣王说：‘我生下来就有天命在天上’，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

皇帝又说：“卢杞小心谨慎，我所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李泌回答说：“‘没有人违背我’，这是孔子所说的导致国家灭亡的话。古今所有的奸邪之人，都是以顺从君主来制造混乱。”德宗当时还不知道大奸之人往往表现为小心谨慎，可以说是昏庸了。然而德宗从容听取意见，善于诱导陆贽，甚至被比作周幽王、周厉王，李泌甚至被比作汉桓帝、汉灵帝，而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受，从不违背，他能够再造国家、恢复失地，是有原因的。

宋哲宗在各位皇帝中稍微有些愚钝，因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间太久，逐渐产生不悦。熙宁、元丰年间的那些小人趁机想要振作，与宦官制造流言蜚语相互构陷。在位的大臣观望，不敢说话。范祖禹于是上疏说：“陛下刚开始处理政务，接见群臣，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百姓休戚的源头，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时机，也是天命人心去留离合的时候。太皇太后保佑圣体，斥退奸邪，抑制侥幸，九年之间始终如一，虽然恩泽加于天下，但群小怨恨想要逞志的人不少。小人进言，一定会说：‘太皇太后不应该改变先帝的政令，驱逐先帝的臣子

译（有人）设置疑难之事来离间圣上的听闻，不可不仔细考察啊。』当陛下刚即位时，上书言说法度不便的人数以万计，太皇太后顺应天下人心想要改革的意愿，与天下人共同改革，并非出于一己私欲而改革。既然改革了法度，就驱逐了那些人，之所以改革法度、驱逐人员，是因为他们上辜负先帝，下辜负百姓，也是顺应天下人想要驱逐他们而驱逐的。起初哪里有什么憎恶在其中呢？然而怨恨愤怒却越来越多，谗言诽谤必定非常严重。希望陛下清心明理，辨别是非，坚决拒绝邪说，对于那些进献奸邪言论的人，严厉惩罚一人以警示众恶，那么局势就会安定。如果稍微听信他们的言论，那么喜欢进谗言的人就会接连进言，万一追念报答的礼节稍有不到，太皇太后的圣德虽无损，但陛下孝道所受的损害就多了。」当时苏轼正起草奏疏，看到吕祖禹的奏疏，于是停止起草，附名一同上奏，没有回复。不久，有诏令内侍刘瑗等十人重新入内侍奉，吕祖禹又劝谏说：「陛下亲政以来，没听说访求一位贤臣，却先召见内侍，恐怕天下人会借此窥探陛下的意图。」皇帝不听。于是群小排斥太后的事情更加用力。范纯仁上奏说：「太后保佑圣上身体，功绩和诚心，天地鬼神共同鉴察。议论的人不体恤国家大事，纷纷议论，多么刻薄啊！」于是将仁宗禁止言论、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时的诏书呈上，说：「希望陛下考察仿效而行。」韩忠彦也为此进言，都不被听从。起初，吕大防想引荐杨畏为谏大夫，范纯仁认为杨畏品行不端不可任用，吕大防、苏辙都认为不是这样。等到吕大防以山陵使身份出城，杨畏立即首先背叛他，上疏说：「神宗改革法度建立制度，想要流传万世，如今不到一代就废除殆尽，应当讲求以完成继承述作之道。」皇帝非常赞赏，立即召见应对，询问先朝可以任用的旧臣，杨畏于是列举章惇、吕惠卿、李清臣等人的名字上报，并且详细陈述先帝建立法度的意图，以及王安石学术的美善，皇帝深以为然。邓润甫因服丧期满补任翰林学士，又对皇帝说：「武王能扩大文王的声望，成王能继承武王的道统，劝谏皇帝继承先帝事业，随即任命他为尚书左丞。」苏辙劝谏说：「先帝的措施有百代不可改变的，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曾失守的就是这些。至于事情有时失当，哪个朝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相互补充，这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枯竭，实行盐铁专卖、均输等政策，百姓不堪忍受，几乎导致大乱。昭帝委任霍光，废除烦苛政令，汉朝才得以安定。光武帝、明帝以察为明，以谶纬决断事务，上下互相欺瞒，人心不安。章帝深刻鉴察其过失，用宽厚代替，后世称颂。本朝真宗天书事件，章献太后临朝，采纳大臣建议，将其藏于梓宫。英宗濮议事件，朝廷动荡数年，先帝搁置，于是得以安静。凭借汉昭帝、章帝的贤明，与仁宗、神宗的圣德，难道他们轻视孝敬，轻易改变事务吗？事情应当从其恰当之处，不可轻易改变。」陛下如果轻易改变九年已行的善政，提拔任用多年不道之人，挟带私愤以先帝为借口，大事就完了。皇帝看奏章大怒，说：「怎么能用汉武帝比附先帝？」苏辙下殿待罪，群臣不敢说话。宰相范纯仁从容进言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斥之辞，苏辙用来比附先帝，不是诽谤。陛下刚亲政，应当以礼进退大臣，不应当呵斥如同责骂奴仆。」皇帝说：「人们常说秦始皇、汉武帝，为什么说不是诽谤？」范纯仁说：「苏辙所论的是事与时，不是人。」皇帝稍微缓和，苏辙最终被罢职任汝州知州。不久杨畏复试策论，黜落主张元祐的人，以风向天下，于是国是大变。于是采纳曾布的建议，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召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完全推翻元祐之政，召蔡京为户部尚书，完全主持改革法度。林希为中书舍人，掌管变更贬黜的辞令。蔡卞为国史修撰，重修实录，混淆是非。以黄履为御史中丞，张商英、来之邵等为正言，主持弹劾。于是台谏交章上奏说：「神宗盛德大业，而故相吕公著、吕大防等朋党比周诋毁讥讽。」章惇、蔡卞甚至请求开掘吕公著的坟墓，砍棺暴尸。皇帝询问许将，许将极力争辩，于是停止。从此元祐诸贤贬谪流放殆尽。章惇又提议派遣御史巡视岭南，尽杀流人，皇帝也询问许将，许将说：「这种事只有汉、唐有，祖宗以来没有。本朝治国之道远远超过汉、唐，是因为不曾随意杀戮大臣。」皇帝深以为然。章惇心中不快，另谋诡计以疑忌宫掖，于是同文馆狱之祸兴起。起初，神宗患病时，岐王赵颢、嘉王赵頵每日入宫问安。等到病危，太后命二王不要随意入宫。当时蔡确掌权，起居舍人邢恕为他谋划，认为二王是太后之子而皇帝之弟，想拥立他们以立功，密语太后侄高公绘、高公纪说：「皇上病重不可讳言，延安郡王年幼，岐王、嘉王都是贤王，应当早定。」高公绘害怕说：「你想祸害我家吗！」邢恕计谋不行，于是宣扬太皇太后属意岐王，与王珪、吴充内外勾结，幸亏蔡确拥护才安定。等到蔡确失势，阴谋泄露，流放新州，邢恕也获罪贬官。至此愤恨，求逞，抄小路拜见蔡确于邓州，与他定计，想要

译得到司马光的左证后，（章惇等人）便欺骗公子康，让他亲手写信称颂确功。不久，邢恕出任中山府帅，设酒宴招来高遵裕的儿子高士京，劝他控告王珪企图拥立岐王的事。高士京愚昧轻信，这话逐渐传播开来。而孟皇后本是宣仁太后所立，章惇、安卞想诬陷宣仁太后废立皇后，担心中间有人不配合。防备皇上宠幸刘婕妤，孟皇后逐渐被疏远，加上皇后的女儿福庆公主生病，皇后的姐姐拿着符水进入禁中，内侍郝随依附刘婕妤，构陷皇后使用巫蛊之术，又加上皇后的养母听信尼姑的话为皇后祈祷祭祀的事，奸人趁机群起构陷，想要杀掉皇后，并诬陷宣仁太后以灭口。等到皇后被废，迁居瑶华宫，章惇、安卞大喜，引荐邢恕担任御史中丞以助自己。邢恕便让磪的儿子磪渭上书控告刘摰、吕大防、梁焘、王岩叟等人陷害其父，图谋不轨，在同文馆设立监狱，命令蔡京、安惇等人共同审理，罗织罪名，手段万端。案件审结后，上奏说刘摰等人犯有大逆不道之罪，应当灭族。皇上于是叹息说：“元祐年间的人不可信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于是将刘摰、梁焘贬谪致死，下诏禁锢他们的子孙在岭南。这时章惇又上言说司马光、刘摰、吕大防等人勾结崇庆阁内侍陈衍、张士良，图谋废立皇位已有端倪，当时陈衍已被贬到朱崖，张士良已被贬到柳州。逮捕他们后，由蔡京、安惇共同审理，把刀锯鼎镬陈列在前面，对他们说：“招供就赦免，隐瞒不招就处死。”张士良仰天大哭说：“太皇太后怎能诬陷，天地神祗怎能欺骗，请求就死。”蔡京等人严刑拷打却一无所获，于是上奏说陈衍隔绝两宫，剪除君主的腹心羽翼，罪当处死，最终杀了陈衍。而章惇、安卞自己起草诏书，请求追废宣仁圣烈皇后为平民。皇上拿着诏书没有下达，皇太后正在休息，听到消息，立刻起身叩击宫门，对皇帝说：“我每天侍奉崇庆太后，天日在上，这话从何而来？况且皇帝如果真这样做，就是对我有杀心。”皇上感悟，拿着章惇、安卞的奏章，立刻点燃蜡烛将其烧毁。郝随等人将此事告知章惇、安卞。第二天他们再次具奏请求。皇上愤怒地说：“你们是不想让朕进入英宗的宗庙吗！”把他们的奏章扔在地上，事情才得以停止。而元祐年间的宰相执政再次被贬谪流放，程颐也因不敬获罪，被安置在涪州。当初绍述新政刚开始议论时，李清臣、张商英实际上是发起者，而蔡京暗中勾结宦官裴彦臣作为助力。后来章惇、安卞与刘瑗、郝堕等人关系更加密切，散布毒害更加酷烈。御史常安民首先弹劾蔡京，在内勾结宦官，在外勾结朝臣，巧诈足以蒙蔽君主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又说张商英在元祐年间，给吕公着写诗，谄媚无耻。近来却请求毁掉司马光、吕公着的神道碑，周秩任博士，亲自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近来却请求开棺鞭尸。陛下考察这些人的用心，真的是出于公论吗？但皇上始终没有醒悟。大概因为宣仁太后摄政时间太久，哲宗有所不能忍受，吕大防与各位贤臣时常有不同意见，苏颂每次奏事必定亲自面圣，所以哲宗最终怀念他们。然而因为一念之间的怀疑，使得祖孙、夫妻都不能善终。群小率领那些不及事理、不知事理的人用谎言欺骗君主，而邪正混淆，仁德贤良之人空虚，国家随之衰败。《诗经》说：“匪其止共，维王之卭。”意思是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而防范小人是非常可怕的。

译臣观察绍述时期所持的论调，选拔策士以元祐、熙丰作为标准，顺从熙丰者被录用，顺从元祐者被罢黜，这表面上是彰显好善而厌恶恶行。但其本意不在于彰显善行，只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迷惑君主、欺骗百姓罢了。所以臣认为，言辞严重而不合礼仪，援引那些他们力所不及的，烦扰那些他们不知道的，那么像王安石、吕惠卿、蔡卞、张商英、李清臣这一类人就是如此。建中之时的疑虑在于君主，即使有崔祐甫、李泌、陆贽，也不能保证善终。绍述之时的难以知晓在于臣下，即使有范纯仁、吕大防、苏辙，也不能谨慎地开始。《诗经》说：“上帝反常，下民终病。”这是说言语不可不当，否则谋划不可不深远。

成教章第十二

孔子说：政令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成功，是因为爵位俸禄不足以劝勉人，刑罚不足以使人感到羞耻。所以君主不可以依赖刑罚而轻视爵位。《康诰》说：“恭敬明察你的刑罚。”《甫刑》说：“推行刑罚以弥补教化所不及之处。”

恭敬，是政事的根本；明察，是恭敬的运用。君主不凭借恭敬明察来治理自身，却想凭借政教来治理天下，其结果必定是滥施赏赐而加重刑罚。滥施赏赐而加重刑罚，必定导致依赖刑罚而轻视爵位。依赖刑罚、轻视爵位，那么小人混杂进用，君子引退避让。政令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成功，必定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政教，并不是指刑罚和赏赐。政教失效而去寻求刑罚赏赐，就像风雨失调而去寻求求雨祭祀一样。求雨祭祀越是频繁，风雨越是失调。风雨失调而求雨祭祀频繁，那么农业商业就会衰败，而巫师就会坐享尊贵。然而必定要寻求刑罚赏赐，为什么呢？回答说：刑罚赏赐，是用来修明政教的工具。

汉哀帝时，侍中董贤受赏赐没有穷尽。丞相王嘉上奏说：“臣听说咎繇告诫帝舜说：‘不要沉溺于逸乐欲望，治理国家，哪怕只有一日两日，也有万般机要。’箕子告诫武王说：‘臣子没有作威作福、享用美食的权利。臣子如果有作威作福、享用美食的行为，就会危害您的家，凶险于您的国。’用人如果偏颇不正，百姓就会僭越邪恶。武王亲身践行此道，隆盛直到成王、康王。从此以后，放纵心意恣意欲望，法度衰败，以至于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失去礼制就会祸患滋生，何况异姓的臣子呢？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恭敬做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孝文皇帝完备地践行此道，四海之内蒙受恩泽，被尊称为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实明察，施予有节制，记住别人的功劳，忽略小的过错，从而达到大治太平。孝元皇帝继承大业，温和恭谨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曾经驾幸上林苑，猛兽惊出，冯贵人挡在前面，元帝嘉奖赞美她的义举，仅仅赐钱五万。大约那时，外戚资产达到千万的很少，所以水衡、少府现存的铜钱很多。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女宠酒色损害德行、伤害年运，最终也不怨恨发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家产都不满千万。张放被斥逐回封国，淳于长被拷打死于狱中，不因为私爱而损害公义，所以虽然多有内部讥讽，朝廷却安宁平稳。至于陛下，陛下在藩国时，喜好诗书，崇尚节俭，所到之处称颂德行，天下人心归附。刚即位时，更换帷帐，去掉锦绣，车驾席子边缘只用粗丝织品而已。共皇的寝庙接连应当建造，因为用度不足，割舍恩情停止建造。现在刚开始治理，而驸马都尉董贤也建造官署住宅，大门朝向宫阙，引来王渠灌溉园池，赏赐防备的作法比治理宗庙还要过分。董贤母亲生病，长安厨官供给祭祀器具，路过的人都能饮食。为董贤制作器物进献御用，竟然自行贡献给宗庙三宫，还比不上这个。等到董贤家宾客婚嫁，赏赐遍及苍头奴婢，每人十万钱。又罢免上林苑以赐给董贤田地二千多顷，均田的制度从此毁坏，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传，拿着筹码互相惊恐，披发赤脚，骑马的人奔驰，大惑不解不止。有人认为筹码是防备失德的警戒。陛下向来仁智谨慎，而现在却有此事。孔子说：‘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么还要那辅佐的人做什么呢？’臣王嘉有幸得以充任职位，私下悲伤不能通达愚忠的诚意，只希望陛下谨慎对待自己独自倾向的人，察明众人共同怀疑的事，深入阅览前世韩嫣的过失，来节制董贤。”使董贤安于宠位，保全他的性命。

汉安帝时，乳母王圣凭借恩宠放纵恣肆，司徒杨震上疏说：“臣听说政事以得到贤才为根本，治理以去除污秽为要务，因此唐尧虞舜让俊才贤人在官，四凶被流放，天下都信服，从而达到雍容和乐。如今九德之人未被任用，宠幸之人充满朝廷，阿母王圣出身微贱，得以遭遇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有推燥居湿的辛劳，但前后的赏赐恩惠不知极限，对外交往嘱托，扰乱天下，遮蔽日月，损害侮辱朝廷。从前郑庄公顺从母亲的心愿，放纵骄横弟弟的情欲，几乎导致国家危亡，然后才加以讨伐，《春秋》贬斥他，认为他失于教化。女子和小人，实在难以教养，《易经》说‘无所成就，主持家中饮食’，是说妇人不得参与政事。应当迅速让阿母出宫，让她居住在外舍，断绝伯荣的往来，告诫谨慎授予爵位，减少进献御用的物品，让野外没有鹤鸣的叹息，朝廷没有小人的悔恨，《大东》之诗不兴起于今日，《劳止》之怨不产生于下民，效法往古，比肩圣明之王，难道不是美好吗。”等到后来，圣女伯荣与故朝阳侯刘防的堂兄刘瓌交往，刘瓌娶了她，于是得以袭取刘防的爵位，杨震又上疏说：“

译安帝多次派遣宦官往来于甘陵，封爵赏赐没有节制。尚书翟酺劝谏说：“陛下顺应天命，践履祥瑞，应当建立太平的功业，然而外戚和受宠的妃嫔却随着时势日益显赫。臣请求用近事来证明：过去窦氏、邓氏受宠，威势震动四方，兼任多职，绶带重重，黄金盈屋，珍宝堆积，甚至到了盗弄国家权柄的地步，几乎倾覆了社稷。等到他们败亡时，头颅落地，即使想变成狐狸猪狗，难道还能得到吗？达到尊贵没有循序渐进，失势必定突然；接受爵位没有正道，灾祸必定迅速。如今外戚和受宠幸的人，自汉元帝以来，没有能与之相比的。俸禄离开了公室，政令转移到了私门，重蹈覆辙，遭受挫折是必然的。而朝臣没有人肯提出正直的意见，大家附和议论，互相援引依附。臣担心威权外借，想要收回实在困难。一旦虎翼奋起，最终将无法控制。”孔子说：“把珍珠吐在沼泽里，谁能不吞下呢？”老子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借给别人。”这是关于安危的极端警戒，是社稷的深谋远虑。过去汉文帝在露台上节省百金，用旧书囊装饰帷帐，有人讥讽他吝啬，文帝说：“我是为天下守护钱财罢了。”如今新政不久，而赏赐无数，搜刮天下的钱财，填补无功之家的腰包，国库耗尽，民生凋敝，最终若有不测，又将加重赋税，百姓怨恨叛离，这是危乱产生的根源。过去周成王初政时，周公在前，召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位大臣辅佐维系，所以一旦恢复政令，天下就豁然开朗。如今陛下有周成王的尊贵，却没有那四位大臣的辅佐，即使想要推崇雍熙之治，达到太平，难道能做到吗？自从延光、永建年间以后，常侍有一半被封为列侯，汉质帝、汉桓帝时期，李膺、杜密横遭诛杀，建宁初年，窦武、陈蕃同时遇害，而爵赏刑罚，没有一样值得称道，先王的政教于是都衰微了。

宋朝时刑罚最为简易，然而在咸平、景德年间，仍有非法的刑罚。钱易上疏论述说：“臣听说圣人治理政事，最高境界是用仁爱，其次是智慧。上下之间没有信任，刑罚杀戮才开始施行。在尧的时候，四种罪行虽然凶恶，尚且厌恶谈论杀戮。所以国家重视的事情，没有比刑罚更先的；刑罚的伤害，不至于达到杀戮。秦国任用商鞅，不施行仁爱与智慧，而偏重于法律。到了汉高祖，才开始全部废除。秦与汉的是非，清楚地记载在史册中。我私下看到近代的刑罚，不知建于何时，那些白日抢劫杀人、背弃军队逃跑以及制造恶逆非常之罪的人，不按照法律判决，都进行肢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有的身上露出白骨而口眼还在动，四肢分落而呻吟未停。臣在淳化年间寄居寿春，看见州将活活钉死一个贼人，而在聚集众人时，那人还在偷盗财物。如果严刑可以警戒，那么秦国的百姓就没有一个做盗贼的了。臣愚昧地认为，一个人爱护百姓，百姓也会爱护一个人。陛下教化治理天下，德行感动内外，如果不及时废除近代非法的刑罚，那么后代相承必定成为常法。请求从今以后明发诏书，断绝天下非法的刑罚，只保留绞刑和斩刑，那么仁政王道就全在这里了。”奏书上呈后没有被采纳，然而从此凌迟之外，仅有斩、绞两种刑罚。大概节省刑罚的道理，只在于不滥用，而不在于逐渐减轻。逐渐减轻就容易触犯，容易触犯就死的人多，所以仁爱的人有所不为。

天圣七年，下诏讨论时政。庞籍当时担任群牧判官，上疏请求推诚以待群下，其中关于谨守法度的言论说：“臣听说遵守成文的体制必须遵循制度，驾驭下属的方法在于谨守宪法。制度确定，则尊贵的人不敢骄傲自满，卑贱的人不敢逾越本分；宪法公正，则宽厚不赦免有罪的人，严厉不波及无辜的人。放弃这两者，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唐文宗曾经说治理国家的方法，达到治世很难。宰相李石回答说：‘朝廷法令得以执行就容易。’这是精要的话、妙道的体现。所以法令执行则君主尊贵，法令废弛则朝廷轻贱。轻重的关键，是安危的道理。国家的典章，从中书、枢密院下到各官府政教所执行的，都有成法。况且祥符年间敕文规定，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都送到所属的中书、枢密院等处。凭借先帝睿智英明，太平盛世正在运行，大小政事没有不透彻了解的，尚且不想立即批准，而一定让有关部门复核奏报，是担心破坏旧制，开启侥幸之门啊。臣私下看到近来内降的诏令，每年都在增加。那些请求恩赐的人，如果事情符合旧典就不担心不能实行，如果开创新例则必定多违法。内降不止，岁月渐深，臣担心制度保留下来的没有多少，所以日夜为朝廷惋惜。那些身边的臣子，贵戚近臣，出入宫禁，备受宠遇，平常的见识，所希望的只有恩宠。希望恩宠不止，骄横恣意逐渐积累。诸葛亮所说的‘用地位宠幸他，地位到了极点就会轻贱；用恩惠顺从他，恩惠到了极点就会怠慢’。有了轻贱地位的心思，接着产生怠慢恩惠的意念，没有不猖狂越轨、放纵无惧的。过错罪恶已经满盈，然后才置于法律条文之下，本想造福他，反而足以祸害他。不如用道义来断绝他的恩宠，用法律来遏制他的苗头。诸葛亮所说的‘用法律威慑他，法律执行就知道恩惠；用爵位限制他，爵位加封就知道荣耀’就是这个意思。使他们操守自律，常有惧怕灾祸的心思；恩宠所及，必定怀有保全恩惠的意念。这难道不是王者对待近戚的至仁吗？臣以前担任开封府兵曹参军，看见王世融凭借贵戚身份殴打一名军将，按仇保法应当赎铜，已经下敕勒令任职，这实在是国家用法的至当，保全戚里的美意。最近听说作坊料监官”

译接连后宫亲属侵吞盗取官家财物，事发后逃跑，在查办追捕的过程中，降低防备而不令彻底追查。陛下为何不让人推究此事，将其交付法律制裁，等到他们知晓过错之后，趁着赦免的文书稍加录用，或者用衣食供养他们，不让他们担任官职？如果因此改过自新，这是陛下重新造就了他们。从前汉武帝时，隆虑公主生病，于是用千万钱为儿子昭平君预先赎免死罪，皇上答应了。隆虑公主去世后，昭平君骄横，醉酒杀人，廷尉请求定罪。汉武帝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为弟弟的缘故，歪曲先帝的法律，我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帝宗庙呢？又辜负天下百姓。”于是悲痛地批准了廷尉的奏章。隆虑公主是皇帝的妹妹；昭平君是皇帝的女婿。即使已经答应让他赎罪，最终却不宽贷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食言的羞愧小，而废弛法度的过失大。所以臣希望陛下谨慎法度以整顿朝廷内外。况且汉唐外戚的祸患，到宋朝时也已经极少，那些恩赐刑罚稍微超过节制时，众臣尚且能够坚持原则，这样也有治理行政、成就教化的风范。

译仁宗嘉祐年间，麦允言凭借军功想要获得一品仪仗。司马光上奏说：“我听说仲叔于奚对卫国建有功劳，卫国让他使用繁缨这种礼器上朝。孔子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一些封邑。’只有名分和礼器，不可以借给别人。爵位的高低叫做名，车马服饰的等级叫做器。这两样是君主用来保有和畜养臣下、治理国家的工具，不可以轻率对待。现在麦允言是亲近宠幸的臣子，并没有超越常人的巨大功勋和劳绩，却赠予他三公的官职，给予他一品的仪仗，这比起繁缨来不是更加过分了吗？陛下虽然想要宠幸这个人，却正好增加他的罪过和负担。因为三公是鼎足般支撑君主，上应三台星宿，仪仗是用来嘉奖巨大功勋的，不是亲近宠幸之臣应当得到的。希望陛下回顾仲叔于奚的典故，留意孔子的话，收回之前的命令，不要让天下人私下议论指责，认为朝廷举措失当，那就非常幸运了。”英宗治平元年，皇上刚即位，内外群臣都请求恩赐任命，司马光又上疏说：“近年官员冗杂，赏赐泛滥，两府大臣遇到陛下刚执政之初，正打算惩戒革除这种弊病。现在又把中外太平安宁作为两府大臣的功劳，在一年之内接连升官，那么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有所期望。如果一一满足他们的意愿，那么国家的爵位俸禄就比泥土还廉价，怎么役使群臣呢？承蒙圣上谕示，说两府大臣都有大功，其他人没有功劳，怎么敢擅自期望。我认为法令的执行，必须从尊贵亲近的人开始。如果取消两府大臣的恩赐任命，其他人自然不敢侥幸谋求；如果看到两府大臣升官，那么谁敢保证没有功劳的人不追求荣升呢。现在两府大臣刚接受恩赐任命，内侍省都知任守忠等人已经一律升官，其余臣僚互相攀比，接连请求升迁，最终哪里有个尽头呢？因为官爵是君主的利器，用来驱使群臣，控制四海。先前对尊贵大臣滥施恩惠，已经无法收回。如果在亲近大臣这里停止，还补救得了一大半。所有任守忠等人的恩赐任命，应当立即追回，以堵塞侥幸之路。”熙宁初年，又议论王广渊的事上疏说：“我多次说王广渊奸邪，请求全部剥夺他的职名并派往远方监临。现在听说王广渊带着职名担任齐州知州，仍然赐予章服，这样就是奖赏他，不是贬斥他。假如王广渊自从改任京官以来，谨慎自身守本分，不做奸邪谄媚的事，直到今天，也不过担任第一任通判，现在得到的却是这样，怎么能说奸邪谄媚没有益处呢？孔子说只有礼器和名分不可以借给别人，这两样都是无用的东西，然而天下人珍视它们，是因为非贤能之人不能得到。唐宣宗珍惜章服，不轻易赐给别人。有关部门制作绯紫衣服以备赐与，经过一年不使用，只有两三件。所以当时穿绯紫衣服的人，人们认为尊贵。名分礼器好比珠玉，如果让它们容易得到，如同瓦砾，还怎么值得珍视呢？最近两次大赦恩赐，穿绯紫衣服的人已经泛滥。现在又像陈铸、王广渊这类人，都赐予章服，这是让以后接受赐服的人，都以此为耻而不是为荣。应当剥夺王广渊的职名和所赐章服，使奖赏善行惩罚恶行，鲜明清楚。所以像司马光所说，可以说是不防备刑罚而轻视爵位了。”

仁宗庆历四年，选人张子奭暂代汝州知州。张子奭起初从选人改任京官，两三年间改任升迁七八次，都说是奖赏功劳。宋朝时知州差遣出自权知州事，听任转运使自行差遣。现在朝廷任命张子奭，也是作为对张子奭的酬劳。欧阳修上疏说：“朝廷每次任用一个人，必须让天下人信服。现在每次差遣，就议论沸腾，几个月不停息。从前五代桑维翰担任晋朝宰相，一夜之间任命节度使多达十五人，而人们都信服他的精明。现在中书省差遣一个部州，却免不了众人议论，大概事情无论大小，只在于应当与不应当罢了。张子奭出使西州，不是没有功劳，只是恩典已经优于奖赏，已经足够了。现在最大的罪过不过是一刑就停止，哪有有功劳的人都终身行赏不停止的呢？请求今后有功劳的人，衡量功劳大小，只奖赏一次。如果他另有才能，那么提拔自然可以不按常规，只要不涉及侥幸，人们自然也没有话可说。”嘉祐二年，内官梁举直希求恩宠，欧阳修又封还内降命令上疏说：“我核查本府，看见内官梁举直的公事，两次曾经执奏，三次依据内降特予放罪。我近来看见权幸之臣，多公然犯法，不畏宪法，谋求内降，扰乱纲纪。所以前后明诏允许承受官司执奏不得施行，定为信令。现在梁举直屡次烦扰圣听，请求不休。我认为偏袒小臣，屈挠国法，从前帝王如果有这样做的，史册记载以彰显君主的过错。现在即使不能在法外重行以警戒小人，他原本犯下的本罪，怎么可以曲意宽恕呢？梁举直是小人，本来没有见识。像我蒙受恩宠，位列侍从，职责在于进献纳谏，怎么可以阿意顺从，为陛下曲法庇护纵容，以彰显圣君的过失呢？”当时韩琦、范纯仁、吕诲、赵抃、赵瞻、陈襄、刘挚、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公著、范纯仁、吕

译如果这样，法律就不能惩治有罪之人，爵位俸禄也无法用来鼓励建立功业的人。唐朝的斜封官，如今的内降诏令，使得御史台的纲纪逐渐败坏，造成的祸害极为深重。陛下必定认为，事情交付给外朝之后，自有相关官员上奏阻止，至于反复多次，不可能一一加以纠正。因此请求敕令：今后除了各宫宅、皇族已有既定职责的事务，才允许在宫内奏陈；其余外戚及文武臣僚的奏请事项，都应在阁门及所属部门递交状纸。如果有人敢趁机在内宫请托，请求特别批示指挥的，就公布其姓名，送交有关部门审查弹劾，防范措施务必严格执行。这样，圣明的政令就能没有私弊，朝廷的规矩就能井然有序了。所以像韩〇、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都通晓劝勉廉耻的道理，以及刑罚与爵位的法则】

译忠敬章第十三

孔子说：“如果君主不亲近大臣，百姓就不能安宁，这是因为忠敬之心不足，而富贵的享受已经过度了。大臣不能治理好国家，是因为近臣结党营私。所以，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们是百姓的表率。近臣不可不谨慎，因为他们是引导百姓的渠道。君主不要用小事去谋划大事，不要用远方的言论来议论近处的事，不要用内部的人去图谋外部的事，这样大臣就不会怨恨，近臣就不会嫉妒，而远方的臣子也不会被蒙蔽了。”《尚书·顾命》中祭公的话说：“不要用小事去败坏大业，不要因宠爱的侍妾而憎恶庄重的皇后，不要因宠爱的侍臣而憎恶庄重的士大夫和卿士。”

【道能够感动神明，取信于仆妾，在门庭之内践行而能周遍于天地的，大概只有敬慎吧？敬慎的言语传达给身边的人，然后身边的人就没有虚伪的言语；敬慎的行为传达给身边的人，然后身边的人就没有矫饰的行为。言行在身边的人中取得信任，然后德行和道义就能在朋友中取得信服，然后上下的意志就能统一了。敬慎的缺失产生于安逸和欲望，安逸和欲望产生于醉酒和饱食，醉酒和饱食产生于富贵。所以，享有天下而没有醉酒饱食之心，就足以托付天下了。用小计谋去谋划大事，用远方的言论来议论近处的事，用内部的人去图谋外部的事，这本来就是导致混乱的教导。《尚书》说：“近臣保持和谐，大臣安定四方。”又说：“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要成为成就德行的贤人，来治理我所承受的百姓。”这就是用忠敬来驾驭富贵的道理。】

【古往今来被称为难以治理的，没有比近臣更难的了。近臣能看到天子的动静，得知他的好恶，因此产生私心。其中柔顺的，用来获取宠幸，倾轧陷害正直善良的人；其中强横的，用来攫取威势和福泽，图谋危害国家。并不是他们的心意不利于国家，而是形势使他们这样。士大夫对上得不到天子的信任，对下无法向百姓解释，中间又受到士大夫的深重怨恨。于是诽谤和指责交织而来，祸乱一天天兴起。所以，大臣不亲近，百姓不安宁，都是因为近臣在其中嫉妒和蒙蔽。近臣之所以在其中嫉妒和蒙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天子是天下人的天子，而只认为是近臣自己的天子。天子也自认为是近臣自己的天子，从而在中间疏远了大臣，在下层疏远了百姓，有时又兴起隔阂，那么孤立危险的形势就形成了，而天子只是空拥着争夺的器物罢了。汉朝和唐朝的末年，都是因为这一点。唐文宗在做诸王时，深刻鉴戒穆宗、敬宗两朝的荒淫宴乐。等到即位，励精图治，提拔学士韦处厚同平章事，放出没有职事的宫女三千多人，放逐五坊的鹰犬，裁减教坊乐工一千二百多人，罢遣淮南进献的女乐，诛杀妖僧方士中挟持邪说迷惑众人的，命令钱谷分别收藏归有司管理，禁止内外车服第宅超过制度。凡是宣索纂组雕镂之物，一并停止。刚在敬宗时，每月才一两次上朝，侍制官未曾被召对。皇上开始恢复旧制，召见宰相群臣咨询政事，听朝闲暇时就读史书，不曾涉及声乐游猎。一天在延英殿对宰相说：“吏部选拔官吏不选拔人才，只遵循旧例，说配官怎么能没有滥竽充数的？”宰相回答说：“资历和声望的官也应该遵循旧令录用，应该另外选拔罢了。”于是召见三铨，对他们说：“最近选拔令录怎么样？”回答说：“按资历。”皇上说：“按资历应该得到但才能低劣怎么办？”回答说：“派往边远地区。”皇上说：“唉，用低劣的才能治理边民，边陲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于是边将不再靠贿赂得到，中尉稍微安定，天下欣然认为太平可以期望。然而皇上在知人方面昏暗，又柔弱不能决断，与宰相议事，随即又中途改变。韦处厚在延英殿单独奏对，请求说：“陛下不认为臣等不贤，让臣等担任职务，所奏请的事可以忽然又中途改变，难道是出自陛下的心意吗？还是被横议所夺去呢？如果出自陛下的心意，那就是向臣等显示不信任，如果被横议所夺去，臣等又凭什么执政呢？况且裴度是元勋旧德，辅佐了四朝。裴度平易直率宽厚，忠实经事先帝陛下，应该亲近他重视他。臣是陛下所亲提拔的，如果不胜任，应该先罢免无为，使大政旁落趋没阶顿首请求罢免，皇上惊惧地慰劳他。韦处厚所说的与本章相同，大概担心皇上亲近近臣，而大臣不亲近。然而大臣在道不在位，天子在知人不在任人。等到韦处厚去世，裴度罢去，李宗闵援引中尉得相，与牛僧孺勾结而驱逐李德裕，边事更加败坏。卢龙军叛乱，驱逐节使，设立留后，宰相不能责难。天子忧愁地对宰相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迹象，现在四夷不来交相侵犯，百姓不来流散，虽然不是最好的治理，也可以说是小康。陛下一定要另求太平，不是臣愚昧所能达到的，请辞位。”于是牛僧孺出镇淮南，而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在此之前，皇上忧虑中尉的威势，与宰相宋申锡谋划去除他，事情颇露端倪。中尉王守澄用郑注的计谋，诬陷宋申锡谋立漳王凑，趁皇上沐浴时叩户入奏，言语急促严厉。皇上愤怒，立即派遣神策军屠杀宋申锡家，诸将士多叩头争辩说不可，即使牛僧孺也认为不可。后来皇上颇闻郑注是守澄的谋主，窃取权势，问守澄说：“外间议论纷纷说有个郑注在中尉那里招权纳贿，难道有这回事吗？”守澄回答说：“有。那个人是才士，皇上试着召见，自然知道。”既见，皇上释然，立即任命为侍御史，朝野大骇。不久皇上得风疾不能说话，饮郑注的药而病愈，大加宠信。当时大旱，祈祷下雨，司门郎李中敏上疏说：“连年

译大旱，有人直言：“宋申锡被诬陷受刑，郑注因奸佞得宠，如今若只斩郑注为宋申锡洗冤，上天必定降雨。”皇帝不听从。防州有个叫李仲言的人，因为他的叔父李逢吉贿赂郑注，郑注见李仲言本是儒生，又是天下名门望族，心里想利用他，于是通过王守澄引荐。王守澄很高兴，向皇帝推荐他，说李仲言擅长《易经》。李仲言被召见后，持诡辩之辞，激昂慷慨，令人喜悦，连皇帝身边的人也肃然动容，皇帝更加认为他有才能，像郑注一样。当时李德裕已经担任宰相，非常担忧，于是对皇帝说：“李仲言过去为李逢吉谋划驱逐李绅，危及裴度，陛下全都清楚，现在怎么把他安排在禁中近侍之位？”皇帝说：“人谁没有过错，李仲言有才能，难道不容许他改过自新吗？”李德裕回答说：“臣听说只有颜回能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圣贤的过错只是思虑不周或失之偏颇罢了。如果像李仲言那样，恶根植于心，怎么能自我回头呢？”皇帝忌讳王守澄的推荐，于是假装说：“李逢吉推荐他，朕听从了，现在不想食言。”李德裕说：“李逢吉是前任宰相，却推荐奸邪之人蒙蔽圣听，这是罪人。”皇帝说：“那么另外授予他一个官职如何？”李德裕坚决认为不可，皇帝问宰相李涯，怎么样？李涯看皇帝心意，随意答应说：“可以。”李德裕摇头制止。皇帝恰好看见，于是大大怀疑李德裕在搞倾轧，很不高兴，罢朝。于是李仲言与郑注勾结，诬陷李德裕，并且拉拢李宗闵作为外援。于是李宗闵再次担任宰相，李德裕被外放镇海，不久贬为袁州刺史，而李仲言担任翰林侍读。改名李训，后来李训谋求两省官职不得，怨恨李宗闵，而李宗闵也被罢免。当时皇帝想要任命中尉，环顾在位的众臣没有值得谋划的人。李德裕担任宰相不久就被罢免，唯独与李训、郑注关系更加亲密。李训出身流人，一年中连续驱逐两位宰相，于是得以拜相。而郑注官居翰林，身穿鹿皮裘，以李泌自比，痛斥朋党，共同将李德裕、李宗闵所树立的人视为两党，迁谪贬斥没有一天停止。当时各位中尉因为李训、郑注本是依靠王守澄进身，对他们不加怀疑，趁机对皇帝说：“先尽诛中尉。”接着收复河湟，再清理河北，规划如同指掌。皇帝深信不疑，想到王守澄所畏惧的只有仇士良，于是提拔仇士良分掌王守澄的权力。仇士良进用后，多诡诈智谋，而王守澄大大受困，于是以阴私罪名毒杀王守澄，又杖杀陈宏志，元和年间的逆党几乎杀尽。李训诛杀两位中尉后，想尽诛所有宦官，又心里忌惮郑注。既然内外协同，就外放郑注镇守凤翔，与京兆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期许先发制人，使郑注不能蒙受功劳，表面上出城巡视。其余的人，王璠镇守河东，厉兵秣马等待。当时宰相只有舒元舆参与谋划，王涯、贾餗不知道。九年冬十一月乙丑，皇帝驾临紫宸殿，朝见百官，班列安定。韩约上前奏报左金吾卫防事后，称石榴树上降下甘露，皇帝于是舞蹈再拜，宰相也率领百官拜贺。皇帝命令宰相前往查看，回来奏报露水疑似不真，应该再次验视。皇帝回头让仇士良等率领宦官前往查看，宦官们非常高兴，各自奔往金吾卫，走出殿门。而李训拿出怀中的诏书，令王璠、韩约率领部下前往诛杀宦官。王璠双腿发抖不敢前进，只有韩约率领部曲站在丹凤门外。仇士良等人到达金吾卫，四处张望。韩约忽然脸色改变，仇士良已经觉得奇怪。不久风吹起幕布，看见伏兵很多，就大惊失色，跑到皇帝面前报告变故。李训大声呼喊甲士，急忙上殿护卫皇帝，许诺每人赏钱百缗。还没等上殿，而中尉已经举起软轿迎接皇帝，冲破殿后的罘罳，快速跑入东上阁门。罗立言、李孝本各自率领士卒上殿攻击宦官，但士卒不习武艺，杀伤的才十余人。李训知道事情不成，脱下随从吏员的绿衣穿上，骑马逃往凤翔。王涯、贾餗、舒元舆回到中书省，仇士良等人知道皇帝参与谋划，怨恨愤怒，言语不逊，皇帝羞愧恐惧无法应答。仇士良等人命令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露刃出击，作乱者杀死金吾卫吏卒一千六百余人，各衙门吏卒平民商贩者又一千余人。捉拿舒元舆、王涯、贾餗、王璠、李孝本、罗立言等人，关押在两军审讯。王涯七十多岁，受不了拷打，自己诬服与韩约等人谋大逆。第二天，皇帝驾临紫宸殿，朝见百官，问宰相在哪里，现在不来是为什么？仇士良高声说：“王涯等人谋反，关在监狱里了。”于是把王涯的手状呈上，皇帝心里知道王涯、贾餗不在事中，悲愤不能自持。召左右仆射令狐楚、郑覃给他们看说：“这是王涯的手书吗？”回答说：“是的。”于是任命郑覃、李石同平章事。当时李训出走，路上被盩厔镇将所杀，割下头颅献上，把他的首级装在盒子里，各位将相被关押跟随献于宗庙社稷，示众于两市，命令百官临观，在独柳下腰斩，于是并族诛杀。几天之间生杀拜除，都由中尉决定，皇帝不知道。郑注带兵到扶风，知道李训失败，返回凤翔，监军埋伏甲士斩杀他，屠杀他的全家。右军也抓获韩约斩杀。仇士良等人各自以讨逆论功行赏有差别。唉！在太和年间，引荐奸人辅助宦官，在殿阁喋血，以小谋大，远言近内，图谋外部的警戒，昭昭明显了。从此在延英殿论事，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引用李训、郑注，胁迫天子，折辱宰相，无人敢言。李训、郑注之所以进用，起初李训、郑注命令各道杀其监军，未能成功，等到入朝，各监军乘传言必杀诸大臣，京城讹传寇贼将至，百姓惊走，百官奔散，只有宰相

译在中书省。郑覃对李石说：“耳闻目睹的情况颇为异常，何不稍微外出避一避？”李石说：“我与您位居宰相，是众人所仰望的，不可轻易动摇。谣言何必相信，如果祸乱真的发生再躲避，将逃往何处？坐着处理公文，平静如常，等到肉干制成才安定。”这天，坊市中的恶少看到皇城关闭，就大肆抢劫掠夺，如同甘露之变时一样了。当时，朝廷内外都愤恨宦官的叛逆，却没有人敢对抗，只有藩镇各自占据土地，拥有军队，难以动摇。于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书说：“李涯等人蒙受国家宠信荣耀，仇士良等人志在清除内乱，而中尉却诬陷他们谋反，朝廷内外都感到悲痛哀伤。况且李涯等人即使真有异心，也应当交给司法官员，严明法典刑罚，哪有内臣擅自发动军队，肆意屠杀，殃及士人和百姓，无辜遭受杀伤的道理呢？我想亲自到朝廷，当面陈述是非，恐怕连同妻儿一起被杀，对国家毫无补益，所以我谨守边疆，训练士兵。如果奸臣难以制服，我誓死清除君主身边的奸佞，报答国家恩情。”仇士良等人害怕，进献刘从谏的司徒官职来软化他的心，刘从谏又上表推辞说：“我先前所陈述的，关乎国家大体。如果我的话值得采纳，那么李涯等人应当得到昭雪；如果不值得采纳，那么赏赐也不应妄加。哪有死者的冤屈不申，而生者却冒领荣耀俸禄的道理呢？”于是揭露仇士良等人的罪行。仇士良等人稍微收敛，因此朝廷稍微能够自强。第二年春天，宰相李石进言：“李涯身死族灭，遗骸被抛弃，请求收殓安葬。”皇帝悲伤了很久，命令京兆尹收殓。仇士良暗中挖出尸骨，丢弃在渭水中。李石也说：“宋申锡忠诚正直，遭受严重诬陷尚未昭雪。”皇帝流着泪说：“我知道。当时，被奸人逼迫，兄弟几乎不能相容。我的不明智，哪里来得及后悔呢！假如遇到汉昭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命令恢复宋申锡的官职。于是李石常常对皇帝说：“治理国家不能急于求成。现在内外小人多疑且阻挠，希望陛下以宽厚驾驭他们。内官中有公正清廉、奉公守法如刘宏逸、薛季棱这样的人，应当褒奖以鼓励善行，用来慰藉和调和他们。”皇帝曾经对李石说：“达到大治很难，现在我即位十年，动荡不安都是自己招致的，该怎么办？以后能达到理想状态吗？”李石想坚定皇帝的意志，于是回答说：“陛下亲自克制，非常幸运。人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经历磨练才能安定。近年来的动荡，上天难道是在坚定陛下的意志吗？古人孜孜不倦地修养德行，也是十年，正好成就孔子所说的四十不惑。陛下正值壮年，生长在深宫，民间的真情假意怎能完全知道？以我推测，陛下试着说自己现在熟悉世事，哪里比得上刚即位时？”皇帝心意稍解说：“似乎有些不同。”李石于是说：“非常幸运。陛下从今以后亲近经史，观察治乱的原因，再过十年，盛大的德行，必定日益上升达到太平，并不晚。”于是改元开成，下诏赐予京畿百姓一年的租税，停止藩镇四季进奉以代替百姓的税钱。天下除了药物、茶果之外，其他全部停止进献，并且停止各种宣索和营造。皇帝说：“我务实惠及百姓，不做空话。”李石因为过去诏令天子多自行更改，所以百官无所信任，请求在宫中放置一份赦令，时常省览不更改，以取信于天下。李石又对皇帝说：“治理国家在于得到人才。德宗多猜忌，仕进之路堵塞，有请求就罢免，东省甚至关门数月，南台只有一位御史代理官职，导致两河诸藩竞相招揽士人，士人中豪俊喜利者争相投奔，因此被用作谋主，所以藩镇日益横行，朝廷导致晚食。元和年间进用日益广泛，那些疆域军队如故，而低垂顺从的，士人不为之。”是因为用人得当的缘故。皇帝说：“好。天下形势如同持秤，头重则尾轻。应当广泛选拔士人。”李石曾经任用韩益判度支，不久韩益因贪赃败露。李石谢罪，请求处死。皇帝说：“宰相只要知人就用，有过错就弃用。所以人是可以任用的。你所任用的人，不掩盖他的过错，何必谢罪呢？”仇士良见皇帝倚重李石，不得空隙，于是埋伏盗贼在亲仁门侧，暗中射他。马受伤，惊驰而归。又有盗贼在坊门拦截攻击，没有中断马尾。天子惊愕，京城大震。李石于是坚决辞官，以宰相身份镇守荆南。于是郑覃与陈夷行共同担任宰相，后来又任用杨嗣复、李珏参与。杨嗣复内心倾侧，外表以安裕来应对。起初想援引李宗闵，恐怕郑覃、陈夷行不同意，于是托宦官暗示皇帝自己提出。皇帝在紫宸殿对宰相说：“我念及李宗闵长期被排斥，想再授予一个官职，怎么样？”陈夷行说：“李宗闵在宝历年间列入八关十六子，陛下为何念及他？”郑覃说：“陛下任用李宗闵，那么臣请求避位。”杨嗣复看着进言说：“事情应当适宜，不可以爱憎夺取陛下的话。”是对的。皇帝高兴，任命李宗闵为杭州刺史。既然有所论荐，各位执政以朋党互相讥讽，皇帝非常不悦。一天，郑覃对皇帝说：“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非常美好，三年、四年渐渐不如从前。”杨嗣复进言说：“元年、二年，郑覃、陈夷行用事所以美好；三年、四年，臣与李珏共同执政，所以不如从前。臣应当获罪，恐怕也连累圣德。”皇帝于是袒护杨嗣复，而郑覃、陈夷行都被罢免。皇帝感慨朝廷内外多事，常常闷闷不乐。宫中宴饮，减少了六七成。时常徘徊眺望，有时独自叹息，对宰相说：“我每次读书，耻于做平庸的君主。然而与你们谈论天下事，则每天肠子九转。每次退朝独自喝醇酒，只求醉罢了。”

译文宗在思政殿闲坐，召来学士周墀，上前问道：“你看我能比得上前代的哪位君主？”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尧舜那样的圣主。”文宗说：“我怎么敢比得上尧舜？我问你的意思是，我究竟像谁？”周墀回答：“像汉献帝。”周墀惊讶地说：“汉献帝是亡国之君，哪里值得相比，而陛下却如此在意。”文宗说：“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如今我受制于家奴，这样说来，我还不如他。”于是泪水流下沾湿了衣襟，周墀也悲伤得不能自持。文宗本来是一位有志于实现贞观、开元盛世治理的君主，唯独在识人方面昏昧不明。自从韦处厚去世后，任用申锡、李德裕未能善终，后来任用李石、郑覃、陈夷行，又受到杨嗣复、李珏的离间，最终导致政局溃败混乱而无力振兴。他在对待大臣不怨恨、亲近之臣不憎恶、疏远之臣不蒙蔽的道理上，大概也没有讲求明白。

译唐文宗以前，垂示警戒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汉灵帝时期。灵帝在做解渎亭侯的时候，窦武作为他的外祖父，询问河间国的各位王子中谁更贤能，大多人都称赞解渎亭侯贤能，窦武便决定拥立他。窦武与陈蕃一同辅佐朝政，征召任用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许多名士贤臣参与政事，天下人都伸长脖子盼望太平盛世。然而，灵帝的乳母赵娆早晚在太后身边迷惑她，中常侍曹节、王甫勾结赵娆，太后相信了他们，多次颁布诏书进行封官拜爵。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扰乱天下，现在不诛杀他们，以后就难以图谋了。”窦武答应了他，陈蕃非常高兴，与尚书令尹勋共同制定计策，逮捕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等人。恰逢日食，陈蕃又对窦武说：“从前萧望之被一个石显所困，何况现在像石显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呢？”陈蕃以八十岁的高龄想要为国除害，打算趁着今日日食诛杀废除那些宦官，于是上奏说：“人臣如果言语不正直，行为不端正，就是欺骗上天而辜负世人；如果直言极谏，就会使群凶侧目，灾祸随即而至。然而我宁愿遭受灾祸，也不敢欺骗上天。如今京城议论纷纷，说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卫飒等人与赵夫人以及各位女尚书一起扰乱天下，依附他们的人升官进爵，违逆他们的人遭受中伤陷害。现在满朝大臣，就像河中的木头，随波逐流，只求禄位而畏惧祸害。陛下刚刚即位，顺应天意诛杀了苏康、管霸，当时天地清明，人鬼同欢。为什么几个月后又放纵左右近臣，让他们的嚣张气焰刚刚兴起呢？大奸大恶之人如果不紧急诛杀，必定会酿成祸乱。希望把我的奏章宣示给左右近臣，让天下人都与我一样憎恨他们。”太后说：“黄门宦官，是汉朝旧例就有的，只应当诛杀其中有罪的人，怎么能全部废除呢？”心意没有采纳。秋天八月，太白星出现在西方，侵犯房宿的左骖星，逆行进入太微垣，占卜说宫门应当关闭，将对将相不利。刘瑜写信给陈蕃和窦武，劝他们迅速决断。窦武于是上奏免去了黄门令魏彪的职务，用亲信小黄门山冰代替他，逮捕郑飒送往北寺狱，命令山冰与尹勋共同审讯供词，牵连到王甫、曹节。尹勋、山冰请求逮捕曹节等人，奏章呈上后被封存。窦武出宫住宿回到府邸，五官史瑀偷看奏章发现了内容，大骂道：“放纵的宦官自然可以诛杀，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罪过而要全部被灭族？”于是跑到灵帝那里，大声呼喊说：“陈蕃、窦武上奏太后废黜皇帝，这是大逆不道。”当夜召集长乐宫的从官十七人，歃血盟誓诛杀窦武等人。曹节趁机请灵帝驾临前殿，关闭所有宫门，制作诏书木板，拜王甫为黄门令，让他持节前往北寺狱逮捕尹勋、山冰并杀害他们，放出郑飒回宫，共同胁迫太后夺取玺印符节，命令大谒者逮捕窦武等人，天子对此全然不知。窦武听说宫内闹得凶险，骑马冲进步兵营，召集北军五校士数千人，驻扎在都亭，下令共同诛杀宦官。宦官也声称窦武谋反，率领一千多人讨伐窦武。陈蕃听说变故，率领官属和诸生八十多人，拔刀进入承明门，捋起袖子呼喊说：“大将军忠心想要保卫国家，黄门反叛作乱，现在为什么说窦氏无道呢！”王甫责备陈蕃说：“您身为国家的栋梁，却弯曲妥协、结党营私，还到哪里去寻找贼人！”于是逮捕陈蕃并杀害了他。当时将军张奂从北方州郡被征召回来，曹节、王甫认为张奂刚到，不知道原本的阴谋，假传诏命让他率领五营士兵讨伐窦武。窦武的士兵溃散，他自杀身亡，逮捕他的宗族宾客，全部杀害。将太后迁居到云台。二年夏天，青蛇出现在御座旁，天降大雷雨和冰雹并伴有狂风。张奂后悔被曹节所欺骗，导致了陈蕃、窦武的被杀，非常痛恨愤慨，上疏陈述此事。天子被他的话感动，但受制于宦官，不能听从。郎中谢弼也上疏为太后辩白，被免官回家，被曹节的侄子曹绍杀害。在陈蕃、窦武执政时，被禁锢的党人贤臣都被征召任用，到了这时，侯览让同乡朱并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互相结为朋党，图谋危害国家，请求下交州郡考察治罪。皇帝当时十四岁，问曹节等人：“党人为什么要作恶，而要全部诛杀他们呢？”回答说：“他们互相谋划不轨之事。”皇帝说：“不轨想要做什么？”回答说：“想要图谋国家。”皇帝大惊，批准了他们的奏请。于是李膺、范滂等人都被逮捕，因罪被杀的有一百多人。天下的豪杰以及儒学中品行高洁的人，宦官都指认为党人，因怨恨嫌隙互相倾轧，一点小的愤怒，也都列入党人之中，未曾交往却遭受祸害毒害的人，被处死、流放、禁锢、废黜的，又有六七百人。四年春天正月，皇帝行冠礼大赦天下，只有党人不赦免。熹平元年，皇太后窦氏去世，宦官用载衣物的车将她运到城南的房舍，想要用贵人的礼仪殡葬，皇帝不同意，于是才发丧。曹节等人又想另外安排陵墓，不让她附葬太尉李咸当时生病，扶着车舆起身，带着捣碎的椒粉，对妻子儿女说：“如果皇太后不能配享桓帝，我就不活着回来了。”当时中常侍赵忠监议，朝廷大臣瞻前顾后不敢说话。廷尉陈琳奋笔直言：“皇太后有聪明和母仪的德行，遭遇时运不济，拥立了圣明的君主，因为遭遇大狱，迁居空宫，家族虽然获罪，但事情并非太后所为。现在另外安排陵墓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况且冯贵人对国家没有功劳，怎么能配享至尊？”赵忠怒目而视。陈琳说：“陈蕃、窦武既然冤屈，皇太后被幽禁在远处，我虽然死也不遗憾。”太尉李咸也极力为此进言，于是公卿都听从了议论。曹节、王甫仍然争辩。序又上疏说：“从前章德皇后虐待恭怀皇后，安思皇后犯下恶逆之罪，而和帝没有另立陵墓的议论，顺帝朝也没有贬降的文书。现在长乐太后尊号在身，曾经亲自称制，以坤仪教化天下，拥立圣明的君主，没有废黜母亲的道理，臣子没有贬低君主的道理，应当合葬宣陵，符合制度。”

译议论于是确定，这是光和元年，也就是皇帝即位的第十一年。春季二月朔日，发生日食。夏季四月，发生地震。侍中寺的母鸡变成了公鸡。六月，有黑气坠落在皇帝所居住的温德殿庭院中。秋季，有青虹出现在御座旁。皇帝下诏，召公卿及有道术的人士进入金商门，询问消除灾异、恢复祥瑞的方法。光禄大夫杨赐仰天叹息说：“我每次读《张禹传》，没有不愤恨叹息的，因为张禹不能竭尽忠诚议论政事，却只关注自己的小儿子，请求让女婿回家，辜负恩德太深了。我凭借浅薄的学问，充任先师的末席，偶然面临重大的询问，只有以死来报答罢了。”于是上书说：“臣听说，经书上说：‘国家有的因得到神助而昌盛，有的因得到神助而灭亡。’国家清明，就观察其德行；邪僻昏乱，就观察其灾祸。现在殿前的气，应当是虹霓，都是妖邪所生，是不正的象征。就是诗人所说的‘蝃蝀’。《中孚》经说：‘虹霓相比附，没有德行而以颜色亲近。’如今宫内多宠幸之人，宫外任用小人，上下都怨恨，道路上喧哗吵闹，因此灾异屡次出现，前后反复告诫。现在又投下虹霓，可以说是熟透了。查《春秋谶》说：‘天投下虹霓，天下怨恨，海内混乱，加上四百年的期限，也快要到了。’从前虹霓贯穿牛山，管仲劝谏齐桓公不要亲近妃嫔宫人。《易经》说：‘上天垂示天象，显示吉凶，圣人效法它。’如今妾侍、宠臣、太监之类的人，共同专断国政，欺骗蒙蔽日月。鸿都门下招揽群小，创作辞赋，因此篆书、虫书等小技艺，竟然受到宠信援引。乐松担任常伯，任芝担任纳言，其余的人都凭借谄媚宠幸之心，接受高官厚禄，而让那些口诵尧舜之道、行为超脱世俗的士人，被抛弃在沟壑之中，不被录用。冠冕颠倒，陵谷变迁，不念《板》《荡》之诗的警示，虺蜴之诫的告诫，当今危险啊。《周书》说：‘天子见到怪异就修德行，诸侯见到怪异就修政事，卿大夫见到怪异就修职守，士庶人见到怪异就修自身。’希望陛下谨慎对待经典的告诫，谋划变革恢复的方法，斥退疏远巧言谄媚之人，迅速征召鹤鸣之士，宫内亲近张仲，宫外任用山甫，断绝尺一诏书，抑制盘游享乐，留心各种政务，希望上天收回威严，众灾异可以消除。”不久，钜鹿张角用妖术煽动叛乱，中平元年，各方同时起事，都戴黄巾作为标志，到处焚烧劫掠官府寺庙，一两个月之间，天下响应。皇上召集群臣会议商议，北地太守皇甫嵩认为应当解除党锢禁令，增加拿出内库钱财、西园马厩的马匹来资助军队。常侍吕强说：“党锢积怨已久，人心怨恨愤怒，如果不赦免宽恕，就会与张角等人合谋作乱，更加严重。”皇帝害怕，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赦免党人，派遣中郎将卢植讨伐张角，郎将皇甫嵩、朱儁讨伐颍川黄巾。等到有了功劳，天子颇有些后悔，责问各位宦官说：“你们常说党人行为不轨，都加以禁锢，如今党人反而为国家所用，你们反而与张角勾结，该不该斩首？”都叩头请求退职。已经共同怨恨，常侍吕强被诬陷杀害。吕强在各位常侍中以忠诚清廉奉公著称，不随便先封都乡侯，坚决推辞不接受。上疏说：“臣听说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所以高祖约定没有军功不封侯，确实是重视这件事。曹节、王甫、张让等人地位卑贱，谄媚邪恶，散布毒害，嫉恨忠良，有赵高的祸患，却没有遭受车裂的惩罚，而陛下被琐碎之才迷惑，妄自授予封地，开国承家，任用小人，阴阳失调，庄稼荒芜，人民不安，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臣知道封赏的事已经实行，说了也来不及，所以冒死陈述愚见，希望陛下改正以前的错误，从此停止。又听说后宫宫女数千余人，衣食的费用，每天数百金。从前楚女悲愁则西宫致灾，何况终年积聚，难道没有幽怨？又接到诏书要在故国修建解渎之馆。陛下龙飞即位，处于九五高位，哪里还需要再变？况且河间疏远，解渎遥远，而劳民伤财，未见其适宜。如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以及中官封侯者修建馆舍，多达千万，丧事逾越制度，奢华超过礼仪。禽兽吃人民的甘美食物，土木穿人民的丝绸。《谷梁传》说：‘财物用尽就怨恨，力气用尽就愤怒。’师旷说：‘梁柱穿着绣衣，百姓没有粗布衣；池中有废弃的酒，士人多渴死。’说的就是现在。陛下先前召议郎蔡邕在金商门对策，中常侍用诏书晓谕旨意，敦促勉励尽言。蔡邕不敢怀道迷邦，直言极对。陛下不保密他的话，以至于泄露，被群邪咀嚼，制造谣言。陛下反而接受诽谤，致使蔡邕受刑，家属流放，老幼流离，岂不辜负忠臣？故太尉段颎，武勇冠世，少年从军，功成皓首，却被司隶诬陷胁迫，自身既死，妻子儿女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应当征召蔡邕任用，归还段颎家属，那么忠贞之路就打开了，众怨就消除了。”皇帝知道他的忠诚但不能任用。而且不能保全，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之所以作乱，万民乐于归附，其根源都因为……”十常侍、宗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扰百姓，百姓冤屈压抑，无处申诉。应当斩下十常侍的头，悬挂在南郊向百姓谢罪。可以不劳师动众而定。皇帝把张钧的奏章给各位常侍看，说：“真是狂人。”十常侍中应当有一个好人，怎么说都诛杀呢？逮捕拷打死于狱中，已

译又杀害了谏大夫刘陶、前司徒陈躭，并向天下每亩田地征收十钱，修缮三公的宫室。三公往往通过常侍、阿母向西园进献钱财，才能获任，于是天下大乱。考察其祸乱的根源，仅仅是一个阿母，这与亲近之臣的做法相比也差不多。所以用受宠的侍妾来忌恨庄重的皇后，用受宠的侍臣来忌恨庄重的士大夫和卿士，说的就是汉灵帝吧。起初，汉桓帝曾从容地问侍中刘延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刘延回答说：“陛下是中等之主的水平。”桓帝说：“你怎么知道的？”刘延回答说：“尚书令陈蕃执政则天下大治，中常侍、黄门宦官掌权则天下大乱，因此我知道。”桓帝说：“从前朱云在朝廷上直言争辩，折断了栏杆；如今侍中当面指出我的过失，恭敬地听取意见，这确实是我的缺失。”汉灵帝也曾问侍中许奇说：“我与桓帝相比如何？”许奇回答说：“陛下与先帝相比德行，就像虞舜与唐尧相比德行一样。”灵帝不高兴，过了很久说：“你脖子硬，真是杨震的后代，死后必定又会引来大鸟了。”等到黄巾之乱爆发，灵帝因为校尉皇甫嵩从西边来，召见他询问天下百姓因何困苦而造反，皇甫嵩说：“幸臣的子弟扰乱他们，所以百姓才造反。”当时蹇硕统领禁军，侍奉在灵帝身边，灵帝看着蹇硕，蹇硕害怕，不知道如何回答。灵帝又对皇甫嵩说：“我在平乐观陈列军队，多拿出内库的钱财作为赏赐，希望擒获消灭叛军，怎么样？”皇甫嵩回答说：“臣听说先王炫耀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如今敌寇在远方，却在近处陈列军队，不足以昭示果敢坚毅，只是滥用武力罢了。”灵帝说：“好，遗憾见到你太晚，群臣不曾有过这样的话。”皇甫嵩退下后对人说：“皇上确实聪明，只是被身边的人蒙蔽罢了。”唉，君主何尝不聪明，被亲近之臣蒙蔽，于是变得像孩童般昏庸，所以大臣怨恨，亲近之臣忌恨，远方之臣被蒙蔽，祸乱于是形成。起始于一个念头的不敬慎，以至于达到这种地步，那么唐文宗、汉灵帝前后相继的覆辙也就由此产生了。

译缁衣集传卷二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缁衣集传》>

钦定四库全书

缁衣集传卷三

明 黄道周 撰

亲贤章第十四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不亲近他所敬重的人，却信任他所轻视的人，百姓因此失去了亲近的对象，政事因此变得烦乱。”《诗经》说：“他追求我时，好像怕得不到我；一旦得到我，却对我充满敌意，也不肯任用我。”《君陈》说：“没见到圣人时，好像自己不能见到；既已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教诲。”【尊亲的情感，上下是一致的。秉持诚信，交相感通，上达于天德，上位者尊重贤人，下位者就会因贤人而尊重君主；上位者亲近贤人，下位者就会因贤人而亲近君主。亲近贤人在天地之间，就像日月与风雨的关系一样。上天不信任它的日月，大地就不喜爱它的风雨。所以疏远贤人而看重爵位，天下人因此都疏远了。】《易经》说：“被困在石头旁，依靠在蒺藜上，进入家中，见不到妻子，凶险。”孔子说：“不该被困而困，名声必然受辱；不该依靠而依靠，身体必然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期将至，妻子哪里还能见到呢？”宋神宗时期，很喜欢采纳外面的议论来决断人物的取舍。富弼上疏说：“臣听说陛下刚即位时，喜欢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力求扩大视听，四方百姓欢欣鼓舞，认为天下的真假得失，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太平盛世可以立刻实现。然而采纳意见最难的是找到合适的人，如果找到了合适的人，告知正道，固然有益；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人，他们就专门从事窥探，迎合私情，阿谀奉承，颠倒黑白，挟带爱憎，以至于陷害忠良，引荐邪僻，张扬威福，动摇视听，大的企图获取官职，小的企图获取贿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人君采纳意见的美德，反而成了巨大的弊端。为什么呢？自古君子常常稀少，小人常常众多，人君采纳意见的时候，得到合适的人常常少，得不到合适的人常常多。得到合适的人少，所以好事常常不足；得不到合适的人多，所以坏事常常有余。况且君子努力践行仁义，只听从道义，被任用就进用，不被任用就退隐；小人则不然，只趋向利益。如果被正道压制，自身不能进用，就忧愁不止，千条溪路，万种途径，钻营经营，一定要进用才停止。既然以进身为目的，那么还有什么道义可守，什么善事可做呢？”《尚书》说：“能了解人就是明智，只有帝尧也认为这很难。”尧是大圣人，孔子把他比作天，尚且没能完全掌握了解人的方法，何况尧以下的人呢？三代以后，诸侯失去国家，天子失去天下，子孙散沦为奴仆，宗庙社稷废弃为废墟，都是因为任用小人导致的。由此看来，小人难道应当亲近信任吗？臣认为帝王没有具体的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才是帝王的职责。大体上人君生杀大权掌握在手中，不担心人不谄媚奉承，担心的是有失误没人进谏。谄媚奉承就顺从情欲而让人高兴，那么富贵就可以得到；进谏就逆耳而让人愤怒，那么灾祸就可以招致，顺从情欲而获取富贵的，是小人；逆耳而遭受灾祸的，是君子。获取富贵的，一百个就有一百个，一千个就有一千个；那些不避灾祸，想要使君主达到无过错境地的人，千百人中没有一个两个。这只有陛下仔细考察，谨慎选择。既然找到了合适的人，就专门信任他，努力推行，不容许奸佞之人在其中破坏，那么朝廷自然治理，各方无事。陛下可以高枕无忧了。孙觉也上疏劝谏说：“臣听说近来召见臣僚，即使疏远卑贱的人，陛下也收敛天威，赐予清明的询问。这固然是圣明君主喜欢问政于下，推诚不疑，非常盛大的德行。但听说进对询问时，陛下常常问及人物，上自两府大臣，下至台阁新进，让他们区分处理、题评。这虽然是陛下扩大视听，想要周知群下的曲折，但臣私下认为了解人，尧舜都感到困难。孔子说：‘不如乡里中善良的人喜欢他，不善良的人厌恶他。’得到对答的人未必都是贤人，喜欢厌恶的人未必都是公正。即使才识可以采纳，未必都有了解人的明智。问答之际，陛下既然显露圣明的胸怀，流俗之情多事容悦，揣度可喜的人就粉饰他的贤能，观察所厌恶的人就诋毁他的丑恶。或者陛下稍微加以酬答，必然泄露所说的话。大臣听到，必然心怀顾虑；小臣听到，必然结党营私。臣认为人主不可不忠信笃实，而好恶不偏私，材质明敏，而裁断鉴察不失误，特别赐予考察参验那些人，或者不至于失去贤士。”富弼、孙觉两位大臣，都明白亲近所敬重的人，不信任所轻视的人。大概古代下察到割草打柴的人，都是以平庸愚笨来补益神圣所不及的地方。像侧陋隐伏幽遐怨咨，想要知道他们的疾苦，解除他们的病痛，不是说询问事情考察言论与众人共同决定。至于臣下的才品表现在职业上，他们的学术心事表现在居处进退上，使朝廷没有壅蔽，君主清明，那么贤不肖邪正，鲜明如黑白。何必让君子在小人面前衡量才能，让涓旷在蒙瞽面前接受题评。

【庆历年间，又有很多缉访小人，借以毁谤驱逐近臣。欧阳修上疏说：“臣私下看到前年宋庠等人外放的时候，京城先有一首无名氏的诗，传遍内外。不久宋庠罢免政事。近来又风闻外面有小人要中伤三司使王尧臣，又作了一首无名氏的诗，略闻一二。臣自从听到这首诗，日夜疑惧，深思这个道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视听聪明，外面的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