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御制题絜斋毛诗经筵讲义
（宋）袁燮撰
讲义要当重，切磋絜斋不事颂辞，阿解经依注，无为异取。古诫今有足多，雅颂诸篇惜巳失风。南数首出重，罗黍离故国三致意，其奈孱王弗聴何。
乾隆乙未仲夏
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三，《絜斋毛诗经筵讲义》。
提要
臣等谨案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宋袁燮撰。燮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人。絜斋，其自号也。登进士第，调江阴尉，歴官寳文阁直学士，谥正献，事迹详具《宋史》本传。燮素尚名节，学有体用，嘉猷谠论，无不卓然可纪。所著文集巳经散佚，今从《永乐大典》中裒辑为二十四卷，别着録集部中。此书乃其为崇政殿说书时撰进之本，《宋史·艺文志》、马端临《通考》、朱彝尊《经义考》皆不列其目，惟《永乐大典》各韵经文之下颇载其文，盖其失传亦巳久矣。宋代诸臣所作讲章，如郑朴《敷文书说》、朱震、范冲《左氏讲义》、戴溪《春秋讲义》类，多编辑单行，燮此书亦同其例。其中议论切实和平通达，颇得风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后，国势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无肯志存逺略，而燮独以振兴恢复之事望其君，经幄敷陈，再三致意。如论《式微》篇，则极称太王勾践转弱为强，而贬黎侯无奋发之心；论《扬之水》篇，则谓平王柔弱为可怜；论《黍离》篇，则直以汴京宗庙宫阙为言，皆深有合于纳约自牖之义。昔人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复雠，割经义以从已说，而燮则因经旨所有而推阐之，其发挥尤为平正。虽当时寜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荩之意，亦良足尚也。谨以次编订厘为四卷，惟雅颂诸篇讲义，《永乐大典》原本失载，今无可考补，亦姑仍其缺焉。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一
（宋）袁燮撰
诗序一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臣观先王盛时，礼乐教化薫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发而为诗，莫非性情之正，流风遗俗久而不泯，虽更乎衰世，而气脉犹存。此变风之作，所以皆止于礼义，而归诸先王之泽也。《诗》三百篇不为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无邪。”盖取其直已而发，粹然一出于正。风雅虽变，而思之无邪，则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动之谓性，有感而发之谓情。性无不善，则情亦无不善。厥名虽殊，其本则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礼运》一篇，孔子之遗言也，谓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七情者，弗学而能，人之良能也，岂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发挥诗人之藴奥，既曰“吟咏情性”，又曰“发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发无差，岂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异观耶？大序所谓礼义，即孔子所谓无邪也。诗人作之以风其上，太师采之以献诸朝，以警君心，以观民风，以察世变，一言一句，皆有补于治道。人君笃信力行，则可以立天下风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讲，则可以感人君心术之微。诗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奥义于是遂絶。虽然诗则亡矣，此情此性古今无间，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礼义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则吾之泽即先王之泽也。孔子删诗，系《豳》于变风之末，王通赞之曰：“言变之可正也。”夫变可复正，则絶可复续矣。孰谓微言奥义终于泯灭哉？
诗序二
臣观大序之作，既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义，又以国风雅颂为四始。义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观《史记·孔子世家》，则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与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国风雅颂为三百五篇之纲领，而《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国风雅颂之纲领欤
译御制题《絜斋毛诗经筵讲义》
（宋）袁燮撰
讲义应当庄重，切磋学问时，絜斋先生不事颂扬之辞，解释经文依据注疏，不无故另取异说。古代告诫，当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雅》《颂》各篇可惜已失其古风。南方几首诗出自重章，《黍离》故国三致意，无奈孱弱的君王不听劝谏。
乾隆乙未年仲夏
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三，《絜斋经筵讲义》。
提要
臣等谨案：《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宋代袁燮撰写。袁燮字和叔，庆元府鄞县人。“絜斋”是他的自号。考中进士后，调任江阴县尉，历任官职至宝文阁直学士，谥号正献，事迹详细记载于《宋史》本传。袁燮一向崇尚名节，学问有体有用，美好的谋略和正直的言论，无不卓然可记。他所著的文集已经散佚，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辑录为二十四卷，另著录于集部中。这本书是他担任崇政殿说书时撰进的本子，《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朱彝尊的《经义考》都没有列出它的条目，只有《永乐大典》各韵经文之下颇载有其文，大概它失传也已经很久了。宋代各位大臣所作的讲章，如郑樵的《敷文书说》、朱震和范冲的《左氏讲义》、戴溪的《春秋讲义》之类，大多编辑单行，袁燮这本书也同其例。其中议论切实、平和、通达，颇得《诗经》作者的本旨。况且宋代自南渡以后，国势孱弱，君主和臣子都懦弱胆怯，苟且偷安，没有肯志存远略的，而袁燮唯独以振兴恢复之事期望他的君主，在经筵敷陈，再三致意。如论述《式微》篇，则极力称赞太王、勾践转弱为强，而贬低黎侯没有奋发之心；论述《扬之水》篇，则说平王柔弱可怜；论述《黍离》篇，则直接以汴京宗庙宫阙为言，都深有合乎“纳约自牖”（引导君主向善）的道理。前人讥讽胡安国的《春秋传》意主复仇，割裂经义以顺从自己的说法，而袁燮则因经旨所有而推阐之，他的发挥尤为平正。虽然当时宁宗昏庸懦弱，不能因此感悟，但他拳拳忠荩之意，也确实值得推崇。谨以此编订厘为四卷，只有《雅》《颂》各篇的讲义，《永乐大典》原本失载，现在无可考补，也就姑且保留其缺漏。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总纂官大臣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大臣陆费墀。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一
（宋）袁燮撰
诗序一
国史明了得失的轨迹，哀伤人伦的废弛，哀叹刑政的苛酷，吟咏性情以讽谏上级，通达事变而怀念旧俗。所以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感，是百姓的本性；止乎礼义，是先王的恩泽。臣观察先王盛世，礼乐教化熏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的行为，抒发为诗，没有不是性情纯正的，流风遗俗久而不泯灭，虽然更替到衰世，而气脉犹存。这就是变风之作，所以都止于礼义，而归诸先王的恩泽。《诗经》三百篇不算不多了，而孔子用一句话概括它说：“思无邪。”大概是取其直抒己见而发出，纯粹一出于正。风雅虽然变化，但思想无邪，则一而已。夫寂然不动称为性，有感而发称为情。性无不善，那么情也无不善。名称虽然不同，其根本则一。所以孟子道性善，而又说：“至于其情，则可以为善了。”《礼运》一篇，是孔子的遗言，说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种情感，不学而能，是人的良能，难道有不善的吗？大序的创作，所以发挥诗人的蕴奥，既说“吟咏情性”，又说“发乎情，民之性也”，将二者合而为一，毫发无差，难道不是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不同看待吗？大序所说的礼义，就是孔子所说的无邪。诗人作诗以讽谏上级，太师采集以献于朝廷，以警戒君心，以观察民风，以察知世变，一言一句，都对治道有补益。人君笃信力行，就可以树立天下风化的根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讲，就可以感动人君心术的细微之处。诗的功用如此。自从王者的踪迹熄灭，而微言奥义于是遂绝。虽然诗亡了，但这情这性古今无间，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 挈斯世于礼义之域而不失其性情之正，那么我的恩泽就是先王的恩泽。孔子删诗，将《豳风》系于变风之末，王通赞它说：“言变之可正也。”夫变可以复正，那么绝可以复续了。谁说微言奥义终于泯灭呢？
诗序二
臣观察大序的创作，既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义，又以为国风雅颂为四始。义者，至理之所在；始者，群言之首也。及观《史记·孔子世家》，则以为《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与大序所说的似乎不相合。意者，国风雅颂为三百零五篇之纲领，而《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国风雅颂之纲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