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四
山有扶苏篇
臣闻孟轲有言：「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春秋》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夫仁贤君子，国之所恃以安强者也。有之则为朝廷之光，无之则为社稷之辱。《南山》有台，乐得贤之诗也。曰台，曰莱，曰桑，曰杨，曰杞，曰李，曰栲，曰杻，曰枸，曰榆，以喻贤人之众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物，蔚然茂盛，斯称其为山矣。朝廷之尊，必有众多之贤，森然会集，斯称其为朝廷矣。今此诗之大旨亦然，扶苏丛生之木也，乔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华芙蕖也，游龙红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贤人之盛，独非朝廷之所宜有乎？子都者，美秀之称；子充者，笃实之谓。狂言其放肆，狡言其险诈，如此而是，如彼而非，如此而正，如彼而邪，岂不粲然黒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见而不见，而狂与狡童不宜见而见，则是非邪正顚倒错乱，而纪纲法度颓靡废阙，安在其为朝廷之尊乎？《立政》之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书之憸人，即诗之狂狡也。其意气似勇决，其言论似开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为眞可信任者，此国家之蟊贼也，可不芟夷之、屏弃之乎？公论之所谓美者，郑忽以为恶；公论之所谓恶者，郑忽以为美。狂狡肆其毒螫，而贤者无以自存，尚何以保其邦乎？「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故虽尧舜之圣，而于此不敢忽，何为其不敢忽也？似是而非，足以乱眞，取舍不当，而祸乱之所从生故也。惟圣明致察焉。
风雨篇
臣闻所贵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与人以此心至精至明，虽更歴万变，而秉彝之懿未始少亏，斯可谓之君子矣。故书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者，不变之谓也。穷如是，达亦如是；始如是，终亦如是，是之谓有常。中庸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塞，穷也。谓不变穷之所守也。死者，人所甚畏，当死则死，不以为惮，可不谓之强乎？强立而不反，则可谓有常矣。风雨之作，凄凄潇潇，至于有如晦冥，未尝易其节，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终邪，始勤而终怠，始明而终昏，皆不常其徳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则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常度，规矩准绳，不可须臾离也，终身守之，不以时之污隆而贰其心，此人君之所当用也。今郑国之君，弃其有常者而用其无常者，此诗人之所以思见君子焉。未见之时，如在险阻中；既见则平矣，故曰“夷”。未见之时，如疾痛之在躬；既见则愈矣，故曰“瘳”。未见之时，此心戚戚然而忧；既见则释然矣，此所以喜也。呜呼！君子之未见与夫既见，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国之轻重系于此故也。然则为人君者，岂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子衿篇
臣闻人生天地间，所以异于羣物者，以知有义理而已。义理，人心之所同，皆可以为善。然无以讲明之，则终日昏昏，沦于恶习，与蠢然无识者殆无以异。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古人病其然，设为庠序学校，渐摩陶冶，使人心晓然，皆知义理之可贵，不为物欲所迁，则教之功也。呜呼，是岂可一日废乎？青青子衿，谓交领也，学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谓佩玉也，礼士佩瓀珉而青组绶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学校，而逸游于外，无亲师取友之益，安在其为士乎？纵我不住敎，而子亦不来学，虽音问亦不我通，乃自肆于城阙之上，以骋望为乐，此所谓挑兮达兮也。挑达之乐在外，义理之乐在内。在外之乐，俄顷间尔；在内之乐，生生不穷。而人心不明，昧于取舍，君子安得而不伤之？一日而废饮食，不免于饥渇；一日而不务学，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将不可以为人，此其为害，殆有甚于饥渇者。此所以一日不见，如三月之久也。虽然，士亦何罪？国君不以是为急，学校废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则为民上者，岂可不以敎养为先哉？
鸡鸣篇
臣闻人无常
译山有扶苏篇
我听说孟子说过：“如果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会空虚。”《春秋》的传文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仁德贤能的君子，是国家赖以安定强盛所依靠的人。拥有他们，就是朝廷的光荣；没有他们，就是社稷的耻辱。《南山》中的“台”，是表达乐于得到贤人的诗歌。说台，说莱，说桑，说杨，说杞，说李，说栲，说杻，说枸，说榆，是用来比喻贤人众多的。南山北山那样崇高，必定有生长的植物，茂盛的样子，这才称得上是山。朝廷那样尊贵，必定有众多的贤人，整齐地聚集，这才称得上是朝廷。现在这首诗的大意也是如此，扶苏是丛生的树木，乔松是耸立笔直的树木，这是山上适宜有的。荷花芙蕖，游龙红草，这是低湿之地适宜有的。贤人的兴盛，难道不是朝廷适宜有的吗？子都，是美秀的称呼；子充，是笃实的含义。狂，是说其放肆；狡，是说其险诈，像这样就是对的，像那样就是错的，像这样就是正的，像那样就是邪的，难道不是黑白分明吗？现在子都、子充应当被看见却没有被看见，而狂和狡童不应当被看见却被看见了，那么是非邪正颠倒错乱，而纲纪法度颓废缺失，哪里还称得上是朝廷的尊贵呢？《立政》这本书说：“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只任用善良之士。”书中的奸邪小人，就是诗中的狂狡。他们的意气好像勇猛果决，他们的言论好像开朗敏捷，所以世俗的君主往往被迷惑，认为他们真的可以信任，这些人是国家的害虫，能不铲除、抛弃他们吗？公论认为美的，郑忽认为恶；公论认为恶的，郑忽认为美。狂狡肆意施加毒害，而贤人无法自存，还怎么保全他的国家呢？“了解人就是智慧，连帝王都以此为难。”所以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对此也不敢忽视，为什么不敢忽视呢？似是而非，足以扰乱真实，取舍不当，祸乱就由此产生。只有圣明的人才能仔细考察。
风雨篇
我听说君子可贵之处，不过是不失去他的本心罢了。上天赋予人这颗心，极其精纯明亮，即使经历千变万化，而秉性中的美德从未稍有亏损，这才可以称为君子。所以《尚书》说：“彰显他恒常的德行，吉祥啊。”又说：“只有能够运用恒常。”人的恒常，就是不变的意思。困顿时是这样，显达时也是这样；开始时是这样，结束时也是这样，这就叫有恒常。《中庸》说：“国家有道，不改变困顿时的操守，真刚强啊；国家无道，至死不变，真刚强啊。”塞，就是困顿。说不改变困顿时所坚守的。死亡，是人们非常畏惧的，该死就死，不以为畏惧，能不称为刚强吗？刚强自立而不违背，就可以说有恒常了。风雨兴起，凄凄潇潇，甚至昏暗不明，从未改变它的节律，万物本来就有恒常，难道人还不如万物吗？开始正直而最终邪恶，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开始明智而最终昏庸，都是不能恒守其德行，都是改变了法度。君子就不是这样，我有这颗良心，就有这恒常的法度，规矩准绳，片刻也不能离开，终身坚守，不因时世的污浊或兴盛而改变心意，这是国君应当任用的。现在郑国的国君，抛弃有恒常的人而任用无常的人，这就是诗人思念见到君子的原因。没见到时，好像在险阻之中；见到后就平坦了，所以说“夷”。没见到时，好像疾病痛苦在身；见到后就痊愈了，所以说“瘳”。没见到时，这颗心忧愁不安；见到后就释然了，这就是喜悦的原因。唉！君子没见到和已经见到，人心的休戚不同到这种地步，国家的轻重系于此，所以如此。那么作为国君的人，难道能不急切地寻求天下有恒常的士人并信任他们吗？
子衿篇
我听说人生在天地间，之所以不同于众物，是因为知道有义理罢了。义理，是人心所共同的，都可以行善。然而如果没有办法讲明它，就会终日昏沉，沉沦于恶习，与无知无识的蠢物几乎没有区别。所谓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就接近于禽兽。古人担忧这种情况，设立庠序学校，逐渐磨砺陶冶，使人心明白，都知道义理的可贵，不被物欲所改变，这就是教化的功效。唉，这难道可以一天废弃吗？青青子衿，说的是交领，是学子所穿的。青青子佩，说的是佩玉，礼士佩戴瓀珉而青色组绶就是这样。士人穿着他的服饰，适宜在学校，却在外面游荡，没有亲近老师结交朋友的益处，哪里还称得上是士人呢？即使我不主持教化，你也不来学习，虽然音信也不与我相通，却自己在城阙之上放纵，以远望为乐，这就是所说的挑兮达兮。挑达的快乐在外，义理的快乐在内。在外的快乐，只是片刻之间；在内的快乐，生生不息。而人心不明，对取舍糊涂，君子怎么能不为此悲伤呢？一天不饮食，不免于饥渴；一天不致力于学习，必定放纵他的良心。良心陷溺，将不能做人，这种危害，恐怕比饥渴更严重。这就是为什么一天不见，好像三个月那么久。虽然如此，士人又有什么罪过？国君不把这当作急务，学校废弃而不修，所以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作为百姓之上的人，难道能不把教养放在首位吗？
鸡鸣篇
我听说人没有恒
心，由天理而行，则是心常明；为人欲所蔽，则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于其所爱，而忘其为可戒，则本然之心日以昏蚀矣。古之人以为，家不齐不可以治国，故必择贤妃正女，资禀不羣而教饬有素者，端本于宫壸之间，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规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闻苍蝇之声而以为鸡鸣，见月出之光而以为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既至而吾君之视朝稍晚，无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为细故而忽之也。虫飞薨薨，东方且明矣，而我犹与子甘寝而同梦，会于朝者皆欲归其私家，久俟于此，宁不见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视朝不失其节，则我与子皆不见憎矣。呜呼！为上者何可不念其臣乎？中庸曰：「体羣臣，则士之报礼重，劳逸休戚同然无间，所谓体也。」《卷耳》之诗，知臣下之勤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居宫闱之内，而能体其臣于道涂之艰难，此所谓贤后妃也。今此诗亦念夫趋朝之臣，可不谓贤乎？哀公荒淫怠慢无道甚矣，此诗不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贤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之为善，则知此之为恶，幡然自省，能改其过，是亦贤君也。呜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欤？
译心，如果依循天理而行，那么心就常常清明；如果被人的私欲所遮蔽，那么心就必然昏昧。男女的情欲，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沉溺于所爱的人，而忘记这是应当警戒的，那么原本清明的本心就一天天地昏昧侵蚀了。古人认为，家庭不整治好就不可以治理国家，所以一定要选择贤良端正的女子，那些资质出众且平时受过良好教化的，在宫廷之中端正根本，所说的所做的都遵循正道，早晚规劝警戒，这样心的清明就不会被遮蔽了。听到苍蝇的声音就以为是鸡鸣，看到月亮升起的光芒就以为是太阳出来，战战兢兢地只怕朝臣已经到了而君主上朝稍晚，无法安慰士大夫的心，不敢因为小事而忽视它。虫子飞动嗡嗡作响，东方已经明亮了，而我却还和你安睡同梦，上朝的人会都想要回到自己的家，在这里长久等待，难道不会被人憎恨吗？下属憎恨上级，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美好了。警戒督促昏庸懈怠，天没亮就穿衣起床，上朝不失去节度，那么我和你都不会被人憎恨了。唉！在上位的人怎么能不思念他的臣子呢？《中庸》说：“体恤群臣，那么士人回报的礼节就厚重，劳逸休戚相同而没有隔阂，这就是所谓的体恤。”《卷耳》这首诗，知道臣下的勤劳，“登上那高峻的山，我的马疲惫不堪；登上那高高的山冈，我的马病得毛色发黄。”居住在宫闱之内，却能体恤臣子在路途中的艰难，这就是所谓的贤后妃。现在这首诗也思念那些上朝的臣子，难道不可以称为贤吗？哀公荒淫怠慢无道到了极点，这首诗不直接指出他的过失，而只用古代贤妃用来警戒君主的话来说，知道那些是善行，就知道这些是恶行，幡然醒悟自我反省，能改正他的过错，这也是贤君啊。唉！那些善于纠正君主心中错误的人啊！
还篇
臣闻一国之风俗，国君为之也。上倡其下者，谓之风；下从其上者，谓之俗。故曰：君子之徳风，小人之徳草。草上之风，必偃。倡之者善，而从之者无不善，则风俗日以淳；倡之者不善，而从之者亦不善，则风俗日以薄。齐人之俗，其初未必皆好田猎驰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然，如影响之应，形声有不能自已者。还，便捷貌也；茂与昌皆盛也。兽生三歳曰肩。儇，利也；臧，善也。我谓彼为还，彼以我为儇；我谓彼为茂，彼以我为好；我谓彼为昌，彼以我为臧。一国之人好田猎者众，故猝然相遇，更相称誉，不能自禁于齿颊之间。其始曰还、曰儇，不过言其捷与利尔，犹未以为美也。至于曰茂、曰好、曰昌、曰臧，则皆以为美矣。视田猎驰逐如蹈仁履义之深可贵矣。顚倒是非，转移黒白，贵其所可，贱乐其所可忧，人心之昏蒙，一至此极哉！孟轲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之人君所以一嚬一笑不敢不谨者，盖惧夫少有过差，而国人又将甚于我也。此诗无一言讥哀公之失道，而独以其习俗之不美者言之。观枝叶之瘁，而本根之蹶，不言可知也。眞善警其君者欤？孔子存此诗，所以欲万世为人君者谨其好恶，而端其表仪也。即其田猎驰逐，触类而长之，凡关于风俗者，皆当致谨。惟圣明深念之。
甫田篇
臣读孟轲书，观齐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抚四夷，亦可谓大有为之志矣。而孟轲则曰：“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三复斯言，而后知轲之知本也。夫人孰无所欲，而必顾我之所为，果足以得此，则可以遂其欲矣。所为者卑污浅陋，而欲求光明俊伟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国君之尊，而躬为鸟兽之行，渎乱天伦，罪固不容诛矣。民事之不修，田猎之是好，观其所为，无一合于义理者，此岂足以立非常之功乎？妄意于图大，而无可以图大之实；妄意于服远，而无可以服远之具。此诗之所以刺也。田甚广而力不及，则禾稼不茂，而稂莠实繁矣。人在逺而强思之，则用心徒劳，而事功不集矣。曷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诗人正本之论也。虽然，妄意于大者逺者固非矣，而无志于大者逺者，亦岂君子之所贵哉？今观卒章之意，犹有望于襄公焉。“婉兮娈兮，总角丱兮”，言童稚之时也。然长之养之，未至于甚久，而突然冠弁，列于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则大者远者，虽不可以躁求，而亦可以驯致，岂若田甫田之力不及，思远人者之心徒劳哉？观前二章，则知人君不可以妄图；观后一章，则知人君不可以无志。惟圣明深察之。
猗嗟篇
臣闻人君有大徳，有末节。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徳之大者也。威仪之可观，技艺之可喜，节之未者也。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于此有余，则于彼不足。古之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虑，惟躬行是急，惟家齐是务，而薄物细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鲁桓毙于齐，襄夫人姜氏实为之，既而往来于齐鲁二国，曽无顾忌。庄公之为人子，既不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闲其母，惭徳多矣，而惟修其威仪，精于技艺，为足以悦世俗之耳目，毋乃舍本而逐末乎？故齐人虽誉之，而实讥之。抑扬趋跄，言威仪也；美目清扬，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既中而复中也；射至于终日，而无一不中，其艺固精矣。而舞则又与乐节相应，故谓之选也。人见之，谁不称赞？而君子观之，以为隐忧。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两用也。役其精神于威仪、技艺之末，岂能不妨其大者乎？虽然，射所以观徳，内志不正，外体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诗三章，极称其善射，于此观徳，孰曰不可？而反以为刺，不已诬乎？曰：射固可贵也，不追念其父，不防闲其母，人之大伦乖戾如此，而独精于射，岂能掩其恶乎？孔子存此一诗，所以欲万世之下为人君
译还篇
我听说一个国家的风俗，是由国君造成的。上级倡导下级，叫做“风”；下级顺从上级，叫做“俗”。所以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下。倡导者善良，而顺从者没有不善良的，那么风俗就一天天变得淳厚；倡导者不善良，而顺从者也不善良，那么风俗就一天天变得浇薄。齐国人的风俗，起初未必都喜欢田猎奔驰追逐，只是因为哀公喜欢，所以下面的人也这样，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应和，形体和声音都有不能自己控制的情况。“还”，是敏捷的样子；“茂”和“昌”都是兴盛的意思。野兽长到三岁叫做“肩”。“儇”，是灵巧的意思；“臧”，是好的意思。我说他敏捷，他说我灵巧；我说他茂盛，他说我好；我说他昌盛，他说我善。一国之中喜欢田猎的人很多，所以突然相遇时，互相称赞，在口齿之间不能自禁。起初说“还”、说“儇”，不过是说他们敏捷和灵巧罢了，还没有认为这是美。至于说“茂”、说“好”、说“昌”、说“臧”，那就都认为这是美了。看待田猎奔驰追逐，就像践行仁义那样深可珍贵。颠倒是非，转移黑白，推崇那应该推崇的，轻视那应该忧虑的，人心的昏昧蒙蔽，竟然到了这种极点！孟子有话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古代的君主之所以连皱眉和微笑都不敢不谨慎，大概是害怕稍微有过失，而国人又会比我更加过分。这首诗没有一句话讥讽哀公失道，只是用风俗不美来说明。观察枝叶的枯萎，就知道根本的败坏，不用说也可以知道了。这真是善于警诫君主啊！孔子保留这首诗，是想让万世以后做君主的人谨慎他们的喜好和厌恶，端正他们的表率仪容。即使是田猎奔驰追逐，触类旁通地推而广之，凡是关系到风俗的，都应当谨慎。希望圣明的君主深切思考。
甫田篇
我读孟子的书，看到齐宣王想要开拓土地，使秦楚来朝拜，统治中原，安抚四方少数民族，也可以说是大有作为的志向。而孟子却说：“用您的做法，去追求您的欲望，即使尽心竭力去做之后，必定会有灾祸。”反复诵读这句话，然后才知道孟子懂得根本。人谁没有欲望，但一定要考虑我的做法，果真足以得到这个，就可以实现他的欲望了。做法卑劣浅陋，却想追求光明俊伟的功业，怎么可能得到呢？襄公以国君的尊贵，却亲身做鸟兽般的行为，亵渎扰乱天伦，罪过本来不容诛杀。民事不修，喜好田猎，观察他的做法，没有一样符合义理的，这哪里足以建立非凡的功业呢？妄图图谋大事，却没有可以图谋大事的实质；妄图图谋使远方归服，却没有可以使远方归服的器具。这就是这首诗讽刺的原因。田地非常广阔而力量达不到，那么庄稼就不茂盛，而杂草反而繁多了。人在远方而强行思念，那么用心徒劳，而事功不能成就。为什么不反过来自我求索，退下来自我反省呢？这是诗人正本清源的道理。虽然如此，妄图图谋大事和远方固然不对，但没有志向于大事和远方，难道也是君子所推崇的吗？现在看最后一章的意思，还对襄公抱有期望。“婉兮娈兮，总角丱兮”，说的是童稚的时候。然而养育他，还没有很久，就突然戴上冠冕，列入成人行列，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大事和远方，虽然不可以急躁追求，但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达到，哪里像耕种大田那样力量达不到，思念远方的人那样用心徒劳呢？看前两个章节，就知道君主不可以妄图；看后一个章节，就知道君主不可以没有志向。希望圣明的君主深切考察。
猗嗟篇
我听说君主有大德，有末节。修身而齐家，齐家而治国，这是大德。威仪值得观赏，技艺令人喜爱，这是末节。眼睛不两看而明，耳朵不听而聪，在这里有余，在那里就不足。古代的君主，深知这颗心不可分割，朝夕念虑，只以亲身实践为急务，只以齐家庭为任务，而细微的事物都不暇顾及。大的既已确立，小的略去，这才是保全大的方法。鲁桓公死在齐国，襄夫人姜氏实际上是主谋，后来在齐鲁两国之间往来，毫无顾忌。庄公作为儿子，既不能追痛他的父亲，又不能防范他的母亲，惭愧的德行很多，却只修习威仪，精通技艺，足以取悦世俗的耳目，岂不是舍本逐末吗？所以齐人虽然称赞他，但实际上是讥讽他。抑扬趋跄，说的是威仪；美目清扬，说的是容貌；射不偏离正靶，说的是命中；四箭返回，既中又复中；射到整天，而没有一箭不中，他的技艺确实精妙。而舞蹈又与音乐节奏相应，所以叫做“选”。人们看到他，谁不称赞？而君子观察他，认为是隐忧。为什么呢？人只有一颗心，不可以两用。役使精神于威仪、技艺的末节，难道能不妨害大的方面吗？虽然如此，射箭是用来观察德行的，内心志向不正，外表体态不直，不可以说命中。他的容貌不符合礼，他的节奏不符合乐，也不是射箭的善者。现在这首诗三章，极力称赞他善于射箭，在这里观察德行，谁说不可？反而认为是讽刺，不是太诬蔑了吗？回答说：射箭固然可贵，不追念他的父亲，不防范他的母亲，人的大伦常如此乖戾，却唯独精通射箭，难道能掩盖他的恶行吗？孔子保留这一首诗，是想让万世以后做君主的人
者，明于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余何观？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贵，况其它技艺？所谓诗可以观者，盖如此。
译这，在于明白大小之间的区别。大的方面不能确立，其余的还有什么可看的呢？射箭有类似君子的地方，尚且不值得珍视，何况其他的技艺呢？所谓诗歌可以用来观察社会风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陟岵篇
臣闻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惮也。舍室家之乐，躬道涂之劳；险阻艰于跋履，寒暑切于体肤。父母兄弟，邈焉间隔；朝夕懐归，不能自释。此怨讟之所由兴。今观《陟岵》一诗，不惟不怨，而尊君戴上之心，无异于平居之时。此所谓变风止乎礼义者欤？方其离家之日，父则告之曰：「夙夜无止」，是欲其不敢自息也；母则告之曰：「夙夜无寐」，是欲其不遑寝处也；兄则告之曰：「夙夜必偕」，是欲其与侪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尚愼旃哉！」丁宁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谓贤父母兄乎？陟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见，则思其别时告戒之语，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可不谓贤子弟乎？一门之内，长幼尊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家，可谓达于大义，不蔽其良心矣。为下者能忠其上，而为上者可不恤其下乎？《采薇》《东山》之诗，序其情而悯其劳，入人之深，沦于骨髓。此所以犯难而忘死也。上恤其下，下忠其上，此所以交通而无间也。今日边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年四月至今年三月，恰一歳矣。盛夏酷热之时，不容解甲，至于生蛆；隆冬盛寒之际，坐卧被甲，其冷彻骨。粝饭虀羮，终年食淡，而又驱之战鬬，岂其所乐哉？念之恤之，圣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赋《劳还》之诗，各归其故垒，而以其供亿之费，募沿边壮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捍御之实，无出戍之苦。父母兄弟无复相离，保护乡井，各致其力，计无便于此者。惟圣主亟图之。
伐檀篇
臣闻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共者，天位；所治者，天职；所食者，天禄。无非天也，岂可以己意参之哉？故书曰：“无旷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公其心可也。贤者亲之，任之；不贤者疎之，斥之。如权衡焉，非有意于轻重；如绳墨焉，非有意于曲直。斯可谓至公矣。宜亲任者而疎斥之，宜疎斥者而亲任之，安在其为公道乎？檀可以为车，为轮，为辐，伐之而寘诸河滨，此贱者所为也。今而贤者身亲其劳，则失其职矣。不稼穑而得禾，不狩猎而得禽，此所谓无功而受禄也。今而在位在职，则非其任矣。是非顚倒，一至于是，天工之代，岂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则不素餐矣。人臣之患，莫大于素餐。非有忠言嘉谟也，非能竭诚尽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禄，职业之瘝旷，政敎之废阙，生民之憔悴，皆此曹实为之。是岂能有补于国耶？今明主忧勤于上，而贤否混淆于下，尸位素餐者尚多有之，怠惰废弛，偷合茍容，国之蠧，民之残也。摈斥一二以励其余，而择其不素餐者亲之，于是贤士争奋，奸回屏息，而纲纪大振矣。此当今之先务也，惟圣明亟图之。
硕鼠篇
臣闻善为国者，富藏于民；不善为国者，富藏于府库。君民一体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敛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独丰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荀卿言财货本未源流，亦以为本原在下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于聚敛，而民心日离，是乃自蹶其本尔。贯事也，事其君者三歳矣，莫我肯顾，言未尝眷顾于我也；莫我肯徳，不以我为徳也；莫我肯劳，不知我之劳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远适他邦，岂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无以自给，其势不得不尔。郑国狡童之刺，虽曰不美，犹可言也；今而比之硕鼠，殆又甚焉。君临一国，国人爱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硕鼠讥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极矣。圣人存此诗，所以为重敛之深戒欤？始曰乐土之得所，中曰乐国之得直，固将去矣；而卒章则曰：“谁之永号？吾其何之乎？惟有永号而已。”言终不去也。君虽无道，而终不忍去，此谓变风止乎礼义者欤？此夫子所以录之也。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二
（宋）袁燮撰
行露篇
臣闻
译《陟岵》篇
臣听说，安逸舒适，是人们内心非常渴望的；服劳役，是人们内心非常畏惧的。舍弃家庭的欢乐，亲身承受旅途的辛劳；跋山涉水艰难险阻，寒暑交替切肤刺骨。父母兄弟，遥远地隔绝；早晚怀念归家，无法自我排遣。这就是怨恨产生的原因。现在看《陟岵》这首诗，不仅没有怨恨，而且尊奉君主、仰戴君上的心意，与平时居家时没有两样。这就是所说的“变风”止于礼义吧？当他离家的那天，父亲告诫他说：“早晚不要停歇”，这是希望他不敢自我懈怠；母亲告诫他说：“早晚不要安睡”，这是希望他无暇休息；兄长告诫他说：“早晚必须同行”，这是希望他与同伴一起行动。而这三人的话语，又都说：“务必谨慎啊！”反复叮咛告诫，如此恳切，能不说是贤良的父母兄长吗？登上高山，望见父母兄长却看不见，于是想起离别时告诫的话语，奉行并周旋其中，不敢有丝毫失误，能不说是贤良的子弟吗？一家之中，长幼尊卑，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自身，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家庭，可以说通达大义，不蒙蔽自己的良心了。在下位者能够忠于上位者，而在上位者能不体恤在下位者吗？《采薇》《东山》这些诗，叙述他们的情怀而怜悯他们的辛劳，深入人心，渗入骨髓。这就是他们冒着危难而忘记死亡的原因。上位者体恤下位者，下位者忠于上位者，这就是上下沟通而没有隔阂的原因。如今边关烽火未息，征夫暴露在外，从往年四月到今年三月，刚好一年。盛夏酷热之时，不允许脱下铠甲，以至于生出蛆虫；隆冬严寒之际，坐卧都穿着铠甲，寒冷透骨。粗饭咸菜，终年吃清淡的食物，而又驱使他们作战，这难道是他们的快乐吗？思念他们、体恤他们，是圣明之心所不能忘记的。不如作《劳还》的诗，让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营垒，而用供给军需的费用，招募沿边的壮勇之士，人人可用，都是精兵，有实际的防御能力，没有出戍的痛苦。父母兄弟不再分离，保护家乡，各自尽力，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希望圣明的君主尽快谋划。
《伐檀》篇
臣听说，君主任命官员，不能有丝毫私心。所共享的是天位，所治理的是天职，所享用的是天禄。无非都是天命，怎么可以用个人意志掺杂其中呢？所以《尚书》说：“不要虚设官职，天工由人来代替。”天是最公正的，代替天行事，也必须公正无私才行。贤能的人亲近他、任用他；不贤能的人疏远他、斥退他。就像权衡一样，不是有意去轻重；就像绳墨一样，不是有意去曲直。这才可以说是至公。应该亲近任用的人却疏远斥退，应该疏远斥退的人却亲近任用，哪里还算是公道呢？檀木可以做车，做轮，做辐，砍伐后放在河边，这是卑贱者做的事。如今贤能的人亲身从事这种劳役，就失去了他的职责了。不耕种却得到粮食，不狩猎却得到禽兽，这就是所说的无功受禄。如今在位在职，就不是他的本分了。是非颠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代替天工，难道是这样吗？“彼君子兮”，是指伐檀的人说的。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就不会白吃饭了。臣子的祸患，没有比白吃饭更大的了。没有忠言良策，不能竭诚尽瘁，却乘坐君子的车马，享用君子的俸禄，职业荒废，政教缺失，百姓憔悴，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这怎么能对国家有益呢？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忧勤，而贤与不贤在下混淆，尸位素餐的人还很多，怠惰废弛，苟且迎合，这是国家的蛀虫，百姓的祸害。摒弃斥退一两个人来激励其余的人，而选择不白吃饭的人亲近他，于是贤士争相奋起，奸邪之人屏息，纲纪大为振作。这是当今的首要任务，希望圣明的君主尽快谋划。
《硕鼠》篇
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财富藏在百姓手中；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财富藏在府库中。君主与百姓是一体的，百姓已经富裕了，君主怎么能不富裕呢？不藏在百姓手中而厚加征敛，百姓已经竭尽了，君主又怎么能独自丰裕呢？所以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荀子谈论财货的本末源流，也认为本源在下而不在上。那个魏国的君主，哪里懂得这个道理？急切地聚敛财富，而民心日益背离，这是自己断绝自己的根本啊。“贯事也”，侍奉他的君主已经三年了，“莫我肯顾”，说没有眷顾我；“莫我肯徳”，不认为我有恩德；“莫我肯劳”，不知道我的辛劳。君主不体恤百姓，百姓不拥戴君主，相率离去，远走他国，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如此吗？衣食不足，无法自给，形势不得不这样。郑国《狡童》的讽刺，虽然说不美，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比作大老鼠，大概更加严重了。君主统治一国，国人爱戴他像爱父母，仰视他像仰视日月，畏惧他像畏惧雷霆是可以的，却用大老鼠来讥讽他，不把他当作君主，到了这种地步就极端了。圣人保留这首诗，是用来作为对重敛的深切警戒吧？开始说得到乐土，中间说得到乐国，本来就要离去了；而最后一章却说：“谁之永号？吾其何之乎？惟有长叹而已。”说终究不离去。君主虽然无道，而终究不忍心离去，这就是所说的“变风”止于礼义吧？这就是孔子收录它的原因。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二
（宋）袁燮撰
《行露》篇
臣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