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四
女曰鸡鸣篇
臣闻人之一心，警戒则其徳日新，宴安则其过日积。故传有之曰：「宴安酖毒，不可懐也。」中无所主，恶劳喜逸，气体頽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于宴安也。况于夫妇之间，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道不足以制欲，志不足以帅气，惑于淫姣而不溺焉者鲜矣。观《女曰鸡鸣》之诗，何其相警戒之切也！女以为鸡鸣，而士以为昧旦。鸡鸣之时，天犹未明也；昧旦则在晦明之间矣。女又曰：「明星有烂，则又未旦也。」子其弋凫鴈以供饮食乎？加者射而中，男子之事也；宜者烹饪不失其节，妇人之职也。衽席之上，人情之所易安，而古之为夫妇者，皆不以是为乐。未旦而兴，勤于生理而不敢懈，此心清明，不为人欲所蔽，可不谓贤乎？虽然，家人嗃嗃，与夫妇子嘻嘻者固有间矣。然不若交相爱之尤为可贵也。此诗以警戒为主，而味其「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之语，则情意浃洽，欢然无间。琴瑟友之，以寓其所乐，则不偏于严矣。严以警其怠，和以通其情，岂非尤可贵者欤？抑又有大于此者焉？「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固妇人之贤行也。而古人之为贤妇者，又不止是。今日子所招来而相与为友者，吾将杂佩以赠之，则其志甚大。乃《周南》之后妃，辅佐君子，求贤审官之用心也，岂非妇人女子之难能乎？夫妇交相警戒，其徳日进，遂至于此，非溺于宴安者之所能识也。孔子存此以为万世夫夫妇妇之法，诚用力于造端之地者，可不三复是诗哉？
山有扶苏篇
臣闻孟轲有言：「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春秋》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夫仁贤君子，国之所恃以安彊者也。有之则为朝廷之光，无之则为社稷之辱。《南山》有台，乐得贤之诗也。曰台，曰莱，曰桑，曰杨，曰▯，曰李，曰栲，曰杻，曰枸，曰榆，以喻贤人之众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物，蔚然茂盛，斯称其为山矣。朝廷之尊，必有众多之贤，森然防集，斯称其为朝廷矣。今此诗之大旨亦然。扶苏丛生之木也，乔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华芙蕖也，游龙红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贤人之盛，独非朝廷之所宜有乎？子都者，美秀之称；子充者，笃实之谓。狂言其放肆，狡言其险诈，如此而是，如彼而非，如此而正，如彼而邪，岂不粲然黒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见而不见，而狂与狡童不宜见而见，则是非邪正顚倒错乱，而纪纲法度頽靡废阙，安在其为朝廷之尊乎？《立政》之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书之憸人，即诗之狂狡也。其意气似勇决，其言论似开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为眞可信任者，此国家之蟊贼也，可不芟夷之、屏弃之乎？公论之所谓美者，郑忽以为恶；公论之所谓恶者，郑忽以为美。狂狡肆其毒螫，而贤者无以自存，尚何以保其▯乎？「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故虽尧舜之圣，而于此不敢忽。何为其不敢忽也？似是而非，足以乱眞，取舍不当，而祸乱之所从生故也。惟圣明致察焉。
风雨篇
臣闻所贵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与人以此心至精至明，虽更歴万变，而秉彝之懿未始少亏，斯可谓之君子矣。故书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者，不变之谓也。穷如是，达亦如是；始如是，终亦如是，是之谓有常。中庸曰：「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塞，穷也。谓不变穷之所守也。死者，人所甚畏，当死则死，不以为惮，可不谓之强乎？强立而不反，则可谓有常矣。风雨之作，凄凄潇潇，至于有如晦冥，未尝易其节，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终邪，始勤而终怠，始明而终昏，皆不常其徳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则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常度，规矩准绳，不可须臾离也，终身守之，不以时之汚隆而贰其心，此人君之所当用也。今郑国之君，弃其有常者而用其无常者，此诗人之所以思见君子焉。未见之时
译女曰鸡鸣篇
臣听说，人的一颗心，如果保持警戒，德行就会日日更新；如果沉溺于安逸享乐，过错就会日日积累。所以《左传》中有话说：“安逸享乐如同毒酒，不可怀恋。”内心没有主见，厌恶劳苦喜好安逸，身体精神颓废懈怠而不能自我约束，这就是沉溺于安逸享乐的原因。何况在夫妻之间，这更是人情容易沉溺的地方呢？道德不足以制约欲望，志向不足以统帅气力，被淫邪美好所迷惑而不沉溺的人很少了。看《女曰鸡鸣》这首诗，他们相互警戒是多么恳切啊！妻子说鸡叫了，丈夫却说是天将亮未亮的时候。鸡叫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天将亮未亮，则处在昏暗与光明的交替之间。妻子又说：“启明星明亮闪烁，说明天还没亮。”你打算去射野鸭和大雁来供给饮食吗？射中猎物，是男子的事情；烹饪得当不失节度，是妇人的职责。床席之上，是人情容易安逸的地方，而古代的夫妻，都不把这当作快乐。天未亮就起身，勤于生计而不敢懈怠，这颗心清明，不被人的私欲所遮蔽，这难道不贤德吗？虽然如此，家人严厉呵斥，与夫妻子女嬉笑欢乐，本来就有区别。然而，不如相互关爱更为可贵。这首诗以警戒为主，但品味其中“适宜饮酒，与你白头偕老，琴瑟在侧，无不宁静美好”的话语，则情意融洽，欢欣无间。用琴瑟来友爱对方，寄托所乐，就不偏于严厉了。用严厉来警戒懈怠，用和谐来沟通情感，这难道不是更为可贵的吗？还有比这更大的意义呢。“没有非议，没有仪态，只议论酒食”，这固然是妇人的贤德行为。而古时的贤妇，又不止于此。今天你所招来并结为朋友的人，我将赠送杂佩给他，这表明她的志向很大。这是《周南》中后妃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的用心，难道不是妇人女子难以做到的吗？夫妻相互警戒，德行日日增进，竟然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不是沉溺于安逸享乐的人所能认识的。孔子保存这首诗作为万世夫妻的法则，确实是在起始之处用力的人，能不反复诵读这首诗吗？
山有扶苏篇
臣听说孟子有话说：“不相信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会空虚。”《春秋》传中说：“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仁德贤能的君子，是国家赖以安定强盛的根本。有他们就是朝廷的光荣，没有他们就是社稷的耻辱。《南山有台》是庆幸得到贤人的诗。说台，说莱，说桑，说杨，说枸，说李，说栲，说杻，说枸，说榆，用来比喻贤人的众多。南山北山的高大，必定有生长的植物，茂盛繁荣，这才配称为山。朝廷的尊贵，必定有众多的贤人，森然聚集，这才配称为朝廷。现在这首诗的大旨也是如此。扶苏是丛生的树木，乔松是耸立笔直的树木，这是山上应该有的。荷花芙蕖，游龙红草，这是湿地应该有的。贤人的兴盛，难道不是朝廷应该有的吗？子都，是美秀的称呼；子充，是笃实的含义。狂，说其放肆；狡，说其险诈。像这样就是对的，像那样就是错的；像这样就是正的，像那样就是邪的，难道不是黑白分明吗？现在子都、子充应该被看见却没有被看见，而狂童和狡童不应该被看见却被看见了，这就是是非邪正颠倒错乱，纲纪法度颓废缺失，哪里还体现朝廷的尊贵呢？《立政》篇说：“不要任用奸佞小人，只任用吉士。”书中的奸佞小人，就是诗中的狂童和狡童。他们意气好像勇猛果决，言论好像开朗敏捷，所以世俗的君主往往被迷惑，认为他们真的可以信任，这是国家的害虫，能不铲除抛弃他们吗？公论认为美的，郑忽认为丑；公论认为丑的，郑忽认为美。狂童和狡童肆意施展毒害，而贤人无法自存，还怎么保全国家呢？“能知人就是明智，即使是帝王也难以做到。”所以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在这方面也不敢忽视。为什么不敢忽视呢？因为似是而非，足以扰乱真知，取舍不当，祸乱就由此产生。只有圣明的人才能仔细考察。
风雨篇
臣听说，君子可贵之处，在于不丧失本心罢了。上天赋予人这颗心至精至明，虽然经历千变万化，但秉常的美德未曾稍有亏损，这才可以称为君子。所以《尚书》说：“彰显其恒常之道，吉祥啊。”又说：“只有能够运用恒常之道。”人的恒常，就是不变的意思。困顿时如此，显达时也如此；开始时如此，结束时也如此，这就叫有恒常。《中庸》说：“国家有道，不改变困顿时的操守，多么刚强啊；国家无道，至死不变，多么刚强啊。”塞，就是困顿。说的是不改变困顿时的操守。死亡，是人最畏惧的，该死就死，不以为畏难，难道不叫刚强吗？刚强自立而不违背，就可以说有恒常了。风雨兴起，凄凄潇潇，以至于像昏暗不明，未曾改变其节律，万物本来自有恒常，难道人还不如万物吗？开始正直最终邪恶，开始勤勉最终懈怠，开始清明最终昏昧，都是不能保持德行的恒常，都是改变了法度。君子则不然，我有这颗良心，就有这恒常的法度，规矩准绳，片刻也不能离开，终身坚守，不因时世的污浊或清明而改变心意，这是君主应当任用的。现在郑国的君主，抛弃有恒常的人而任用无常的人，这就是诗人思念见到君子的原因。未见之时
，如在险阻中；既见则平矣，故曰「夷」。未见之时，如疾痛之在躬；既见则愈矣，故曰「瘳」。未见之时，此心戚戚然而忧；既见则释然矣，此所以喜也。呜呼！君子之未见与夫既见，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国之轻重系于此故也。然则为人君者，岂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译就像身处险阻之中；一旦见到（君子），便平安了，所以说“夷”。未见之时，如同病痛在身；一旦见到，便痊愈了，所以说“瘳”。未见之时，内心忧虑不安；一旦见到，便释然了，这就是喜悦的原因。唉！君子未见与既见，人心的忧喜竟如此不同，国家的安危就系于此啊。那么作为君主，难道能不急切地寻求天下有操守的士人并信任他们吗？
子衿篇
臣闻人生天地间，所以异于羣物者，以知有义理而已。义理，人心之所同，皆可以为善。然无以讲明之，则终日昏昏，沦于恶习，与蠢然无识者殆无以异。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古人病其然，设为庠序学校，渐摩陶冶，使人心晓然，皆知义理之可贵，不为物欲所迁，则教之功也。呜呼，是岂可一日废乎？青青子衿，谓交领也，学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谓佩玉也，礼士佩瓀珉而青组绶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学校，而逸游于外，无亲师取友之益，安在其为士乎？纵我不住敎，而子亦不来学，虽音问亦不我通，乃自肆于城阙之上，以骋望为乐，此所谓挑兮达兮也。挑达之乐在外，义理之乐在内。在外之乐，俄顷间尔；在内之乐，生生不穷。而人心不明，昧于取舍，君子安得而不伤之？一日而废饮食，不免于饥渇；一日而不务学，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将不可以为人，此其为害，殆有甚于饥渇者。此所以一日不见，如三月之久也。虽然，士亦何罪？国君不以是为急，学校废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则为民上者，岂可不以敎养为先哉？
鸡鸣篇
臣闻人无常心，由天理而行，则是心常明；为人欲所蔽，则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于其所爱，而忘其为可戒，则本然之心日以昏蚀矣。古之人以为家不齐，不可以治国，故必择贤妃正女，资禀不羣而教饬有素者，端本于宫壸之间，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规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闻苍蝇之声而以为鸡鸣，见月出之光而以为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既至而吾君之视朝稍晚，无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为细故而忽之也。虫飞薨薨，东方且明矣，而我犹与子甘寝而同梦，防于朝者皆欲归其私家，久俟于此，宁不见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视朝不失其节，则我与子皆不见憎矣。呜呼！为上者何可不念其臣乎？中庸曰：「体羣臣，则士之报礼重，劳逸休戚同然无间，所谓体也。」《卷耳》之诗，知臣下之勤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冈，我马▯黄。」居宫闱之内，而能体其臣于道涂之艰难，此所谓贤后妃也。今此诗亦念夫趋朝之臣，可不谓贤乎？哀公荒淫怠慢无道甚矣，此诗不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贤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之为善，则知此之为恶，幡然自省，能改其过，是亦贤君也。呜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欤？
还篇
臣闻一国之风俗，国君为之也。上倡其下者，谓之风；下从其上者，谓之俗。故曰：君子之徳风，小人之徳草。草上之风，必偃。倡之者善，而从之者无不善，则风俗日以淳；倡之者不善，而从之者亦不善，则风俗日以薄。齐人之俗，其初未必皆好田猎驰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然，如影响之应，形声有不能自已者。还，便捷貌也；茂与昌皆盛也。兽生三歳曰肩。儇，利也；臧，善也。我谓彼为还，彼以我为儇；我谓彼为茂，彼以我为好；我谓彼为昌，彼以我为臧。一国之人好田猎者众，故猝然相遇，更相称誉，不能自禁于齿颊之间。其始曰还、曰儇，不过言其捷与利尔，犹未以为美也。至于曰茂、曰好、曰昌、曰臧，则皆以为美矣。视田猎驰逐如蹈仁履义之深可贵矣。顚倒是非，转移黒白，贵其所可，贱乐其所可忧，人心之昏▯，一至此极哉！孟轲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之人君所以一嚬一笑不敢不谨者，盖惧夫少有过差，而国人又将甚于我也。此诗无一言讥哀公之失道，而独以其习俗之不美者言之。观枝叶之瘁，而本根之蹶，不言可知也。眞善警其君者欤？孔子存此诗，所以欲万世为人君者谨其好恶，而端其表仪也。即其田猎驰逐触▯而长之，凡关于风俗者，皆当致谨。惟圣明深念之。
甫田篇
臣读孟轲书，观齐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抚四夷，亦可谓大有为之志矣。而孟轲则曰：“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三复斯言，而后
译子衿篇
我听说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之所以区别于众生物，是因为懂得义理罢了。义理，是人心所共同具备的，都可以用来行善。然而如果没有办法讲习阐明它，就会整天昏沉糊涂，沉沦于恶习，与蠢笨无知的人几乎没有区别。这就是所说的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那就接近于禽兽了。古人担忧这种情况，于是设立庠序学校，逐渐磨砺陶冶，使人心明白清楚，都知道义理的可贵，不被物欲所改变，这就是教化的功效。唉，这难道可以一天废弃吗？“青青子衿”，指的是交领，是学子所穿的服饰。“青青子佩”，指的是佩玉，礼士佩戴瓀珉玉而系青色丝带就是这样。士人穿着士人的服饰，应该在学校里，却在外游荡，没有亲近师长、结交朋友的益处，哪里还算是士人呢？纵然我不主持教化，而你也不来求学，甚至连音信问候也不与我相通，反而在城阙之上放纵自己，以登高远望为乐，这就是所说的“挑兮达兮”。“挑达”的乐趣在外，义理的乐趣在内。外在的乐趣，只是片刻之间；内在的乐趣，生生不息。而人心不明，在取舍上糊涂，君子怎能不为此悲伤呢？一天不吃饭喝水，不免于饥渴；一天不致力于学习，必然放纵自己的良心。良心陷溺，将不能算作人，这种危害，大概比饥渴更严重。这就是为什么“一日不见，如三月之久”的原因。虽然如此，士人又有什么罪过呢？国君不把这件事当作急务，学校废弃而不修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可以不把教化养育放在首位吗？
鸡鸣篇
我听说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心，遵循天理而行，这颗心就常常清明；被人欲所遮蔽，这颗心就必然昏昧。男女的情欲，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沉溺于所爱的人，而忘记这是应当警戒的，那么本然的心就一天天昏昧侵蚀了。古人认为家庭不整齐，就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一定要选择贤德的妃子、端正的女子，资质出众且平时受过良好教化的，在宫廷中端正根本，所说所做都遵循正道，早晚规劝警戒，这样心的清明就不会被遮蔽了。听到苍蝇的声音却以为是鸡鸣，看到月亮升起的光芒却以为是太阳出来，兢兢业业只怕朝臣已经到了而君主上朝稍晚，无法安慰士大夫的心，不敢因为小事而忽视它。虫子飞动嗡嗡作响，东方快要亮了，而我却还和你甘甜地睡觉并同梦，防备早朝的人都想回到自己的私宅，在这里长久等待，难道不会被憎恨吗？下属憎恨上级，没有比这更不美好的了。警戒督促昏庸懈怠，天未亮就穿衣，上朝不失礼节，那么我和你都不会被憎恨了。唉！在上位的人怎么能不思念他的臣子呢？《中庸》说：“体恤群臣，那么士人报答的礼节就厚重，劳逸休戚相同而没有隔阂，这就是所谓的体恤。”《卷耳》这首诗，知道臣下的勤劳，“登上那高峻的山，我的马疲病；登上那高高的山冈，我的马黄瘦。”身在宫闱之内，却能体恤臣子在道路上的艰难，这就是所谓的贤后妃。现在这首诗也思念那些奔赴朝堂的臣子，难道不可以说是贤德吗？哀公荒淫怠慢无道到了极点，这首诗不直接指出他的过失，而只是用古代贤妃警戒君主的话来说，知道那是一种善行，就知道这是一种恶行，幡然醒悟反省，能够改正过错，这也是贤君。唉！善于纠正君主心中错误的人啊！
还篇
我听说一个国家的风俗，是由国君造成的。在上位者倡导，在下位者跟随，这叫作风；在下位者跟随在上位者，这叫作俗。所以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然倒下。倡导者善良，跟随者没有不善良的，那么风俗就一天天淳朴；倡导者不善良，跟随者也不善良，那么风俗就一天天淡薄。齐人的风俗，起初未必都喜欢田猎追逐，只是因为哀公喜欢，所以下面的人也这样，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响应，形体和声音有不能自己控制的。还，是便捷的样子；茂和昌都是茂盛的意思。兽生长三年叫作肩。儇，是利的意思；臧，是善的意思。我说他便捷，他说我利；我说他茂盛，他说我好；我说他昌盛，他说我善。全国喜欢田猎的人很多，所以突然相遇，互相称赞，不能控制自己的口舌。起初说还、说儇，不过是说他的便捷和利罢了，还没有认为美。至于说茂、说好、说昌、说臧，那就都认为美了。看待田猎追逐就像践行仁义一样深可贵。颠倒是非，转移黑白，贵其所可，贱乐其所可忧，人心的昏昧，竟然到了这个极点！孟子有话说：“上面有喜好的人，下面一定有超过他的人。”古代的君主所以一皱眉一笑都不敢不谨慎，大概是害怕稍有差错，而国人又将超过我。这首诗没有一句话讥讽哀公失道，而只是用习俗不美好的话来陈述。观察枝叶的枯萎，就知道根本的败坏，不用说就知道了。真是善于警戒他的君主啊！孔子保留这首诗，是想让万世为君的人谨慎他们的喜好厌恶，而端正他们的表率。即使是田猎追逐触及而滋长，凡是关系到风俗的，都应当谨慎。只有圣明的人要深深考虑这件事。
甫田篇
我读孟子的书，看到齐宣王想要开拓土地，使秦楚来朝见，统治中原，安抚四方夷族，也可以说是大有作为的志向。而孟子却说：“用你的做法，去追求你的欲望，尽心竭力去做之后，必定会有灾祸。”反复诵读这句话，然后
知轲之知本也。夫人孰无所欲，而必顾我之所为，果足以得此，则可以遂其欲矣。所为者卑汚浅陋，而欲求光明俊伟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国君之尊，而躬为鸟兽之行，渎乱天伦，罪固不容诛矣。民事之不修，田猎之是好，观其所为，无一合于义理者，此岂足以立非常之功乎？妄意于图大，而无可以图大之实；妄意于服远，而无可以服远之具。此诗之所以刺也。田甚广而力不及，则禾稼不茂，而稂莠实繁矣。人在逺而彊思之，则用心徒劳，而事功不集矣。▯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诗人正本之论也。虽然，妄意于大者逺者固非矣，而无志于大者逺者，亦岂君子之所贵哉？今观卒章之意，犹有望于襄公焉。“婉兮娈兮，总角丱兮”，言童稚之时也。然长之养之，未至于甚久，而突然冠弁，列于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则大者远者，虽不可以躁求，而亦可以驯致，岂若田甫田之力不及，思远人者之心徒劳哉？观前二章，则知人君不可以妄图；观后一章，则知人君不可以无志。惟圣明深察之。
译知道孟轲懂得根本的道理。人谁没有欲望，但必须考虑我所做的，果真足以得到这个，就可以实现他的欲望了。所做的事卑劣污浊浅薄鄙陋，却想求得光明俊伟的功业，这怎么可能呢？襄公凭借国君的尊贵，却亲身做出禽兽般的行径，亵渎扰乱天伦，罪过本来就不容赦免。不修治民事，却喜好田猎，看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一样符合义理的，这哪里足以建立非凡的功业呢？妄图谋划大事，却没有可以谋划大事的实质；妄图使远方归服，却没有可以使远方归服的条件。这就是这首诗讽刺的原因。田地很广阔而力量达不到，那么禾苗就不茂盛，而杂草反而繁多了。人在远方而强行思念他，那么用心只是徒劳，而事业不能成就了。〇不反过来自我探求，退下来自我反省吗？这是诗人端正根本的议论。虽然如此，妄图大事和远方固然不对，但没有志向于大事和远方，又难道是君子所看重的吗？现在看最后一章的意思，仍然对襄公抱有期望。“婉兮娈兮，总角丱兮”说的是孩童的时候。然而抚养他长大，时间还没有很久，就突然戴上冠冕，列入成人行列，这是事理必然的。那么大事和远方，虽然不可以急躁地追求，却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达到，哪里像耕种大田那样力量达不到，思念远方的人那样用心徒劳呢？看前两章，就知道君主不可以妄图；看后一章，就知道君主不可以没有志向。只有圣明的人才能深入察知这一点。
猗嗟篇
臣闻人君有大徳，有末节。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徳之大者也。威仪之可观，技艺之可喜，节之未者也。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于此有余则于彼不足。古之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虑，惟躬行是急，惟家齐是务，而薄物细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鲁桓毙于齐，襄夫人姜氏实为之，既而往来于齐鲁二国，曽无顾忌。庄公之为人子，既不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闲其母，慙徳多矣，而惟修其威仪，精于技艺，为足以悦世俗之耳目，毋乃舍本而逐末乎？故齐人虽誉之，而实讥之。抑▯趋跄，言威仪也；美目清▯，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既中而复中也。射至于终日，而无一不中，其艺固精矣。而舞则又与乐节相应，故谓之选也。人见之，谁不称赞？而君子观之，以为隐忧。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两用也。役其精神于威仪技艺之末，岂能不妨其大者乎？虽然，射所以观徳，内志不正，外体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诗三章，极称其善射，于此观徳，孰曰不可？而反以为刺，不已诬乎？曰：射固可贵也，不追念其父，不防闲其母，人之大伦乖戾如此，而独精于射，岂能掩其恶乎？孔子存此一诗，所以欲万世之下为人君者，明于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余何观？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贵，况其他技艺？所谓诗可以观者，盖如此。
陟岵篇
臣闻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惮也。舍室家之乐，躬道涂之劳；险阻艰于跋履，寒暑切于体肤。父母兄弟，邈焉间隔；朝夕懐归，不能自释。此怨讟之所由兴。今观《陟岵》一诗，不惟不怨，而尊君戴上之心，无异于平居之时。此所谓变风止乎礼义者欤？方其离家之日，父则告之曰：「夙夜无止」，是欲其不敢自息也；母则告之曰：「夙夜无寐」，是欲其不遑寝处也；兄则告之曰：「夙夜必偕」，是欲其与侪▯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尚愼旃哉！」丁宁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谓贤父母兄乎？陟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见，则思其别时告戒之语，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可不谓贤子弟乎？一门之内，长幼尊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家，可谓达于大义，不蔽其良心矣。为下者能忠其上，而为上者可不卹其下乎？《采薇》《东山》之诗，序其情而悯其劳，入人之深，沦于骨髓。此所以犯难而忘死也。上卹其下，下忠其上，此所以交通而无间也。今日边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年四月至今年三月，恰一歳矣。盛夏酷热之时，不容解甲，至于生蛆；隆冬盛寒之际，坐卧被甲，其冷彻骨。粝饭虀羮，终年食淡，而又驱之战鬬，岂其所乐哉？念之卹之，圣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赋《劳还》之诗，各归其故垒，而以其供亿之费，募沿边壮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捍御之实，无出戍之苦。父母兄弟无复相离，保护乡井，各致其力，计无便于此者。惟圣主亟图之。
伐檀篇
臣闻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共者天位，所治者天职，所食者天禄，无非天也。岂可以己意参之哉？故书曰：“无旷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公其心可也。贤者亲之任之，不贤者疎之斥之，如权衡焉，非有意于轻重；如绳墨焉，非有意于曲直。斯可谓至公矣。宜亲任者而疎斥之，宜疎斥者而亲任之，安在其为公道乎？檀可以为车，为轮，为辐，伐之而寘诸河滨，此贱者所为也。今而贤者身亲其劳，则失其职矣。不稼穑而得禾，不狩猎而得禽，此所谓无功而受禄也。今而在位在职，则非其任矣。是非顚倒，一至于是，天工之代，岂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则不素餐矣。人臣之患，莫大于素餐。非有忠言嘉谟也，非能竭诚尽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禄，职业之瘝旷，政敎之废阙，生民之憔悴，皆此曹实为之。是
译猗嗟篇
我听说人君有大德，也有小节。自身修养完善而家庭和睦，家庭和睦而国家治理有序，这是大德。威仪可观，技艺可喜，这是小节。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而保持明亮，耳朵不能同时听两样声音而保持聪慧，在这方面有余，在那方面就不足。古代的君主，深知这心思不可分散，早晚思虑，只以亲身实践为急务，只以家庭和睦为要务，而对细微琐碎的事情都没有时间去顾及。大的方面既已确立，小的方面就略去，这正是为了保全大的方面。鲁桓公死在齐国，襄夫人姜氏实际上是罪魁祸首，后来她往来于齐、鲁两国之间，竟然毫无顾忌。庄公作为儿子，既不能追念父亲的悲痛，又不能防范约束母亲，失德之处很多，却只修习威仪，精通技艺，足以取悦世俗的耳目，这难道不是舍本逐末吗？所以齐国人虽然称赞他，但实际上是在讥讽他。那“抑〇趋跄”，说的是威仪；“美目清〇”，说的是容貌；“射不出正”，说的是射中靶心；“四矢之反”，是说射中后又再次射中。射箭直到整天，而没有一次不中的，他的技艺固然精妙了。而舞蹈又与音乐的节拍相协调，所以说他是精选出来的。人们看到他，谁不称赞？而君子观察他，却认为是隐忧。为什么呢？人只有一颗心，不可以同时用于两件事。将精神耗费在威仪技艺这些末节上，难道不会妨害大的方面吗？虽然如此，射箭是用来观察德行的，内心志向不端正，外在体态不正直，不可以说射中。他的容貌不符合礼仪，他的节拍不符合音乐，也不是射箭的善者。现在这首诗三章，极力称赞他善于射箭，从这里观察德行，谁说不可以？反而认为是讽刺，不是太诬蔑了吗？回答说：射箭固然可贵，但不追念父亲，不防范约束母亲，人伦大义如此乖戾，却唯独精通射箭，难道能掩盖他的恶行吗？孔子保留这首诗，是为了让后世为人君者，明白大小之别的道理。大的方面不确立，其余还有什么可看的？射箭有类似君子的地方，尚且不值得珍视，何况其他技艺？所谓诗可以观察民风，大概就是这样。
陟岵篇
我听说安逸舒适，是人情所非常渴望的；远行服役，是人情所非常畏惧的。舍弃家庭的快乐，亲身承受道路的辛劳；跋山涉水的艰难险阻，寒暑的侵袭切肤。父母兄弟，遥远地相隔；早晚怀念归家，不能自我排遣。这就是怨恨产生的原因。现在看《陟岵》这首诗，不仅没有怨恨，而且尊君爱上的心意，与平时居家时没有不同。这就是所说的变风止于礼义吗？当他离家的时候，父亲告诫他说：“早晚不要停息”，这是希望他不敢自我懈怠；母亲告诫他说：“早晚不要安睡”，这是希望他无暇安寝休息；兄长告诫他说：“早晚必须同行”，这是希望他与同伴一起行动。而这三人的话，又都说：“务必谨慎啊！”叮咛告诫，如此恳切，能不说是贤明的父母兄长吗？登上高山，望见父母兄长却看不见，于是思念他们分别时告诫的话语，奉行并周旋应对，不敢有丝毫失误，能不说是贤明的子弟吗？一家之内，长幼尊卑，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自身，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家庭，可以说通达大义，不蒙蔽良心了。在下位的人能忠于上位的人，而在上位的人能不体恤下位的人吗？《采薇》《东山》的诗，叙述他们的感情而怜悯他们的辛劳，深入人心，渗入骨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冒着危难而忘记死亡。上位者体恤下位者，下位者忠于上位者，这就是上下交通而没有隔阂的原因。如今边境战事未息，征夫暴露在外，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三月，刚好一年了。盛夏酷热之时，不允许脱下铠甲，以至于生出蛆虫；隆冬严寒之际，坐卧都穿着铠甲，寒冷彻骨。粗饭咸菜，终年吃淡食，却又驱使他们作战，这难道是他们的快乐吗？念及此，体恤此，是圣心所不能忘记的。何不赋《劳还》之诗，让他们各自回到原来的营垒，而用供给的费用，招募沿边的壮勇之士，人人可用，都是精兵，有实际的防御能力，没有出戍的苦楚。父母兄弟不再分离，保护家乡，各尽自己的力量，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希望圣主尽快谋划。
伐檀篇
我听说人主任命官员，不可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所共享的是天位，所治理的是天职，所享用的是天禄，无非都是天的安排。怎么可以用自己的私意掺杂其中呢？所以《尚书》说：“不要空设官职，天的工作，人应当代替它。”天是最公正的，代替天行事，也必须公正无私才行。贤能的人亲近任用，不贤能的人疏远斥退，就像权衡一样，不是有意于轻重；就像绳墨一样，不是有意于曲直。这才可以说是至公了。应该亲近任用的却疏远斥退，应该疏远斥退的却亲近任用，哪里还算是公道呢？檀木可以做车，做轮，做辐，砍伐后放在河边，这是卑贱者所做的事。现在如果贤者亲身从事这种劳作，就失掉了他的职责了。不耕种而得到粮食，不狩猎而得到禽兽，这就是所说的无功受禄。现在如果在位在职，就不是他的本分了。是非颠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代替天工作，难道是这样吗？“彼君子兮”，是指伐檀者而言的。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就不会白吃饭了。人臣的祸患，没有比白吃饭更大的了。没有忠言良策，不能竭诚尽瘁，却乘坐君子的车马，享用君子的俸禄，职业的荒废，政教的缺失，百姓的憔悴，都是这些人造成的。
岂能有补于国耶？今明主忧勤于上，而贤否混淆于下，尸位素餐者尚多有之，怠惰废弛，偷合茍容，国之蠧，民之残也。摈斥一二以励其余，而择其不素餐者亲之，于是贤士争奋，奸囘屏息，而纲纪大振矣。此当今之先务也，惟圣明亟图之。
译怎么能对国家有所补益呢？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忧劳勤政，而贤良与奸佞在下混淆不清，占据职位却白吃饭的人仍然很多，他们怠惰废弛政事，苟且迎合以求容身，这是国家的蛀虫，百姓的祸害。罢黜排斥其中一两个人来激励其余的人，并选拔那些不白吃饭的人亲近任用，于是贤能之士争相奋发，奸邪之人屏住气息不敢妄动，国家的法度纪律就能大大振作了。这是当今最紧迫的事务，希望圣明的君主尽快谋划此事。
硕鼠篇
臣闻善为国者，富藏于民；不善为国者，富藏于府库。君民一体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敛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独丰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荀卿言财货本未源流，亦以为本原在下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于聚敛，而民心日离，是乃自蹶其本尔。贯事也，事其君者三歳矣，莫我肯顾，言未尝眷顾于我也；莫我肯徳，不以我为徳也；莫我肯劳，不知我之劳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远适他▯，岂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无以自给，其势不得不尔。郑国狡童之刺，虽曰不美，犹可言也；今而比之硕鼠，殆又甚焉。君临一国，国人爱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硕防讥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极矣。圣人存此诗，所以为重敛之深戒欤？始曰“乐土之得所”，中曰“乐国之得直”，固将去矣；而卒章则曰：“谁之永号？吾其何之乎？”惟有永号而已，言终不去也。君虽无道，而终不忍去，此谓变风止乎礼义者欤？此夫子所以录之也。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四
译《硕鼠》篇
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财富储存在百姓手中；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财富囤积在府库之中。君主与百姓本为一体，百姓既然富裕了，君主怎么能不富裕呢？不把财富留给百姓，反而加重赋税征收，百姓既然已经穷尽了，君主又怎么能独自丰裕呢？所以有若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荀子论述财货的根本与源流，也认为根本在于下层百姓而不在于上层君主。那位魏国的君主，哪里懂得这个道理？急切地聚敛财富，导致民心日益背离，这其实是自毁根本罢了。
“贯事”是指从事劳役。侍奉君主已经三年了，“莫我肯顾”，是说君主不曾眷顾我；“莫我肯徳”，是不认为我有恩德；“莫我肯劳”，是不体恤我的辛劳。君主不体恤百姓，百姓不拥戴君主，于是相继离开，远远地投奔他国，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是因为衣食不足，无法维持生计，情势所迫不得不如此。
《郑风·狡童》的讽刺，虽然算不上美好，但还可以说得过去；如今用大老鼠来比喻君主，恐怕更加严重了。君主统治一国，国人爱戴他如同父母，仰视他如同日月，敬畏他如同雷霆，这是可以的；却用大老鼠来讥讽他，不把君主当作君主看待，到了这种地步就极端了。圣人保留这首诗，大概是为了对重税征收给予深刻的警戒吧？
开头说“乐土之得所”，中间说“乐国之得直”，本来是要离开的；但最后一章却说：“谁之永号？吾其何之乎？”只有长叹而已，表示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君主虽然无道，但终究不忍心离去，这大概就是所谓“变风止乎礼义”吧？这也是孔子收录这首诗的原因。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卷四